石达开见涪州急切难下，长江中又有清军的炮船来往巡逻，暂时无法渡江，于是下令撤围，全军西进。
5、川道也艰难（2）
太平军沿江西上，经巴县，到达江津，在这里石达开拟定了一个新的军事计划，即以主力攻打綦江，而虚攻江津。江津比邻长江，如果攻下也是无船可渡，綦江却位于长江支流綦河的上游，是内陆小城，綦河里有不少船只，如果攻下綦江，就可以征用綦河中的船只，改装成炮船，顺流进军，进占重庆，或横渡长江，深入四川腹地。
计划虽妙，奈何清军早已有备，佯攻江津的队伍本为调动清军的支援力量，围城打援。清军早已接受教训，坚守不出，这路太平军只得退回，与主力会攻綦江。
綦江虽是小城，防守也非常严密，待石达开亲自麾军好不容易攻克外城时，等待他们的还有一到深沟高垒的内城。这样，太平军攻克的仅仅是外城，内城安然无恙，太平军根本无法在綦江立足。而同时，清军的援军已到，并知道了太平军的作战意图，扣留綦河中的船只，封锁了沿途水路。
石达开得到消息，知道即使打下綦江，也难以按预定计划行军。因此放弃继续攻打綦江，全军转道南下，直插贵州。
抢渡长江不成，石达开军开始改变战略，准备入贵州，再取道云南镇友入四川叙州府、驻军於横江、双龙、捧印等场，锐意渡金沙江，以图奇袭成都。
这样一个千里大迂回，实际上是抢敌机先，横渡长江，进军四川腹地。如果抢渡成功，石达开军处处受制的局面当有改观。
所以一路之上，太平军与清军的战斗可以说是一场抢渡和反抢渡的斗争，太平军随时准备寻觅适当的渡口，抢渡长江。清军则沿长江北岸向上游移动，时时进行堵截。双方隔着长江对阵，一在陆上行军，一在江里乘船，尽管太平军行军神速，还是落敌后阵，让清军有充足的时间在长江沿岸布防。
凭借长江天险，抓住太平军无船只可渡的弱点，阻止石达开渡江，这是清军的战略目标。有湘军水师的支援，清军防守起来游刃有余。
而相反，没有水军的石达开，进入了四川，犹如龙入浅滩，施展不得。这是石达开的悲哀，处处奔命，至死也未能渡过长江。
同治元年八月（1862年），石达开率军进入贵州，甩掉了集结在川南长江沿线的清军主力，分攻桐梓，遵义，仁怀等府，这一带清军甚少，没遇到什么阻挡。全军到达大定时，两年前离开广西的曾广依正在附近活动，听说翼王亲自到来，十分高兴，率领部下前来归队。石达开与赖裕新、李福猷早已商定了分兵作战的计划，这时有了熟悉贵州情况的曾广依作为向导，就决定立即执行。全军分为三路，以天台左宰辅赖裕新部为前锋，南趋水城，郎岱。人台左宰辅李福猷部为后队，经宣威向昭通趋金沙江。自己率领中军，绕道黔滇，向叙府以上的金沙江，也就是长江上游寻觅渡口。
赖裕新深入贵州后，一直打到郎岱，安南，永宁，九月下旬，进入云南，经沾益，平彝，直趋东川，与石达开另一支由云南镇雄向东川迂回的中旗部队会合后，从米粮坝渡过金沙江，按石达开事先的部署进入了四川凉山宁远府。之后与石达开本军失去联系。
李福猷进入云南，一路迂回，十月中旬抵达金沙江边。他们击败了扼守的清军，但由于找不到船只，无法渡江。不久接到石达开的命令，前往横江与本军会合。
本来横江是个比较理想的渡江地方，横江只是金沙江南岸的一条支流，但注入金沙江时，水流甚急。涨水期间，如果从横江驾船而下，可以利用流水的冲力一直冲到北岸，瞬息可达，敌人虽有炮船，也无法阻拦。不过石达开到达时，正值冬季，水浅流缓，行船难以充分利用水流的冲力。太平军虽征集几十条小船，但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均遭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决定在这里坚守到明春涨水，再进行抢渡。接下来，他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尽力征集改造各种船只，训练水战人员，制造弹药，以便来年一搏。
骆秉章得知石达开屯聚横江，大为恐慌。其时，湘军已经收复安庆，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在北京就义，天京外围被清军团团围困，苏南、浙北的太平天国忠王部也陷入困境，清庭可以腾出余力支援四川。骆秉章也深知道横江的重要，调集了四川境内一切可以调动的队伍来和太平军决战，一定要抢在春水涨发之前，拔除横江阵这个据点，以消灭心腹之患。
两军对垒强者胜，清军发挥炮火的优势，对太平军阵地狂轰滥炸。太平军占据有利地形，坚守营垒。尽管清军尽管炮火厉害，太平军阵地巍然不动。
双方激战二十多天，难分胜负。
正在这胜负难分的关键时刻，石达开部下冯百年忽然率兵三千余人哗变。原来，清军在太平军内部实施了反间计，用重金收买了冯百年等人，乘石达开正率领太平军在前线激战，乘机哗变，在双龙场纵火内应，鼓躁攻击。
双龙场是石达开部队的大营所在，是太平军的总指挥部。内乱一起，军心动摇，部队腹背受敌，无法继续坚守，大营不久即被清军攻陷，太平军全线崩溃。
石达开被迫从横江一带撤退，第二天，退入云南境内。
此横江之战，太平军伤亡惨重，军火器械损失较多，部队实力大减。
就在这时，石达开得到赖裕新部从米粮坝渡过金沙江的报告，心中振奋，决定跟踪前进，渡江入川，与赖裕新会合。却不知道这时候赖裕新已在渡过金沙江后遭被当地土司围攻致死，赖裕新部主力被歼灭。
同治二年二月（1863年），石达开率领余部沿着赖裕新所经的路线前进，直趋金沙江。
为了迷惑敌人，石达开采取了声东击西的部署，他命令李福猷率领三万余人的一支部队，大张旗鼓地向贵州进军，转而向四川进发，造成回攻川东和东趋湖南的声势。清军果然中计，一时都把李福猷部误认为是石达开的本军，各部清军纷纷追赶。等到敌人弄清楚时，石达开早已率主力四万多人在几乎未遇阻拦的情况下渡过金沙江。
但很可惜的是，李福猷从此再也没有与石达开部会合，在清军围剿下，李福猷部一路突围，进入广东，十月，兵败，李福猷在广东连州被俘牺牲。
石达开虽分兵三部，但势成孤军，最终都难免全军覆没的命运。
6、浴血大渡河
渡过金沙江后，石达开部沿会理侧上德昌。一路上只有地方团练略作抵抗，一击即溃。随后，攻克了宁远所属的河西重镇。从这里向成都进军，必先先渡过大渡河。去大渡河的道路有二，一是大路，经越西，海棠，直到大渡河边的大树堡，二是小路，经冕宁，大桥，拖乌，铁宰宰，直到大渡河边的紫打地。
石达开选择了走小路，大路略远，小路略近；大路较平，小路较险。上次赖裕新所率领的中旗队伍走的是大路，以他的想法，大路必然设防，小路虽险，但清军必少。却不想，石达开的选择把所部四万余人送上了绝路。
三月二十三日，太平军拔队西行，绕冕宁城，沿山麓至大桥，经小路铁宰宰、水扒岩、烂泥坪、铜厂向新场疾走。三月二十七日，进抵紫打地，前锋到达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畔。
大渡河古称峨江，又称银河，发源于青海，两岸雪山绵亘，到了化雪季节，千里激流，倾泻而下，汹涌澎湃。既因水势凶险，难以架桥，复以水寒彻骨，不能泅渡。两岸之间交通只靠少数渡口和与铁索桥维持，自古称为天堑。
石达开暂时驻军紫打地。这里北濒大渡河，西濒松林小河，东南两方都是崇山峻岭，是个只有几百人居住的小场，为土司王应元所管辖。得到太平军将来的消息后，王应元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强迫居民走避，粮食也都运走或烧掉，太平军到时，只剩下几个老弱居民。
石达开也知此地粮草筹集困难，事先已有准备，但到紫打地后，见大渡河对岸并无清军，不免掉以轻心。
实际上紫打地正是孙子兵法上说的山川险隘、进退艰难、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死地。
可惜，石达开没有把握这一战机，即乘清军还没有云集的时机渡过大渡河。大渡河虽险，但只有王应元的少数士兵防守，又正值风平浪静时，渡过对岸应该不是难事。
可能就是天亡石达开。非常凑巧，当夜，石达开第十四王娘刘氏生了一个儿子，这后来取名为石定基的小王子来的不是时候，直把全军葬送。石达开见生了儿子，心里大喜，不顾军情紧急，下令全军休军三日大肆庆祝。
三日庆贺方罢，却不料大渡河和松林小河的水，无雨陡涨数丈，军队无法得渡。其时正在三月下旬，大渡河还未到雨季，离上游化雪时间也尚远。不知道何故，今年上游的雨季比往年早了一个来月。
莫非真的天意。
待到三月三十日，清军已赶到大渡河北岸，布置了防务。第二天，王应元征调的彝、汉增援兵勇，也都聚集松林西岸，防守巩固。这样，石达开一误再误失掉渡河的时机。
既然时机已误，唯有强渡一法了。
四月初四日，石达开选精兵并善于水性者五千余人，许以重赏，强渡大渡河。
五千太平军分驾木船竹筏几十支从南岸出发，战士一律用挡牌护身，拼命强渡。石达开亲自观阵，营内众军排列岸上，呐喊助威，声震山谷。毕竟大渡河河流湍急，再加清军从北岸用枪炮轰击，筏上太平军无反抗之力，所携带的火药也中炮起火，各筏同时炸裂，将士纷纷落水，转眼间，被急流吞没。有几支竹筏漂到下游，也被清军沿流击沉。强渡的战士，全军覆没，没有一人生还。
石达开见强渡大渡河不成，又向松林河进攻。紫大地有桥过松林小河西岸，是一条索桥，长四十八丈，高五丈。过桥就是礳房沟。沟上是松林地，有松林地土千户署，王应元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在石达开军队抵紫大地那天夜里，王应元已暗将索桥拆毁，他沿河据险扼守，石达开军队无法从此渡河。
石达开移兵至河口以上十里的磨坊沟抢渡，这里河床较深，河面较窄，没有乱石险滩，可以泅渡。他挑选了善于泅水的将士数百人，口衔利刃，同时泅渡。对岸防守敌人不多，只要泅渡过去的人能够抢占一段河岸，抢渡就能成功。看着泅水的将士在河中迅速前进，大家都抱着极大希望。可是河水乃雪山水汇入，冰寒彻骨，游了一段时间，手脚麻木不灵，转眼间就被急流冲走。即使费尽力气，爬上对岸，也因手脚僵硬，行动不便，立遭清军毒手。泅渡又遭失败。
一计不成，另计又生，石达开命人赶造了几只大船，首尾用铁环扣住，作为浮桥。四月十七日夜二更，先锋贾维扬带壮士五百名，乘大船偷渡对岸。三更时，船将抵对岸，忽然中部环折，不到一刻，船尽被摧裂，人船俱覆，贾维与五百壮士全部牺牲。
抢渡的结果是，石达开部死难上万名精锐之士。
更加严重的是，不仅是前路不通，后路也被堵塞。当石达开全军通过铁宰宰北上后，土司岭丞恩就率兵用巨木大石堵塞山间小径，阻断太平军的退路。就在石达开欲偷渡大渡河的期间，岭承恩又倾巢出动，偷袭了紫打地东南五里的马鞍山大营，使太平军粮草辎重尽失。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四面重重围困，又面临缺粮危机。石达开心急如焚，却又一筹莫展。五六天后，存粮已经吃完，太平军只好煮食树皮草根，甚至忍痛宰杀战马，最后连鞍辔也煮食一空，全军陷入困境。
四月十九日，石达开接受部属建议，向土司接洽让路。他写了一封信，缚在箭上，隔河射给土千户王应元，说明他的军队目的在于路经此地，望罢兵让路，不犯秋毫，并许赠良马二匹，白金千两，以为让路的报酬。王应元不肯。第二天，达开再写信给王应元，不再请让路，只要求他准许与当地百姓通商赠粮，王应元又拒绝。石达开复以利许土司岭承恩，叫他不要攻打，而岭承恩贪图石部全部货物，不为小利所惑，攻打更急。
盛怒之下，石达开下令斩杀为大军带路的二百多彝族人，这下，彝人更加同仇敌忾，不断对太平军发动袭击。太平军景况更加艰难。
石达开见假道不成，通商不得，粮竭食尽，陷於绝地，他感慨悲歌，题绝句十首在壁上，中有“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涐江定不降”的诗句以来表明心志。籴，是买进粮食的意思，与“粜”相对，即示得粮无望，致死不投的决心。石达开的王娘马氏看了，凄惨悲痛，于是夜服毒自尽。
石达开又归咎于己，集合全体太平军，为自己的决策不当把全体兄弟带入绝境痛哭流涕，太平军见主帅自责，人人悲愤填膺，热泪长流，不少下级军官痛阵决心，“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全体太平军决与清军一死战。
遇险境而不乱，遇败仗而不溃，遇绝境而军心不散，也算石达开带兵有法了。这也与石本人爱兵如子有关，自金田起义起，石达开就深得带兵之法，严而不竣、恩威并用，士卒愿意为其卖命。这些不久前加入太平军的士兵也是如此，深感其恩，军心一致，全军俨然还是一个整体。现，石达开全军约余两万之众，但精锐尽失，弹药缺乏，特别是饥饿的缘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
太平军抱必死决心，士气可用。
四月二十三日午，全军取道岩偏东出，这也是绝处求生求生之计策，平时绝不可用，一是形势使然，由于紫打地西南北三面，都无法突围，惟可以经过道岩可以东走。二是这一条路径，道极险仄，仰视则峭壁参天，俯临则惊涛骇浪，如无必死之决心，断不敢冒险。但如果能出险，抢过凉桥，即可出海棠大道，迂回大渡河上游。
王应元见石达开拔营，也带领彝兵渡过松林小河来追，清朝越嶲营军队和土司岭承恩彝兵也从马鞍山压下，有的从山顶用木石滚击，有的从后追击。大渡河北岸清军复用大炮对道岩一径一路射击。
太平军在崎岖的崖道上拥挤，又遭多路袭击，大乱，坠崖落水死的一万多人，浮尸蔽流而下。
好不容易过得道崖，渡过鹿子河，太平军已经丧失过半，与路，石达开妻子多人见有妇人在军，拖累甚多，行军不便，在过鹿子河时投水自尽，人数多达七人。
这些翼王娘是石达开天京事变后新纳的王妃，人数不详细，估计在十四人以上，有子石定忠、石定基等数人。石定基即前日刘王娘在大渡河旁紫打地新生之王子。
太平军是夜在鹿子河东村庄住宿，又遭王应元带彝兵追袭。石达开率部突围而出，逃至老鸦漩河畔。王应元一路追击，太平军前后不顾，印信、旗帜、军械沿途抛弃，到达此地，已经狼狈不堪。石达开点视军马，只余几千。
老鸦漩河水势险恶不能渡。至此，太平军已完全进入绝境，唯有坐以待毙与投降两条路可走了。
这一夜，翼王娘胡氏、潘氏、吴氏投老鸦漩河自尽。惟刘王娘要给石达开留一点骨血，情愿负托孤之重，带着石达开的小儿子石定基，在两名侍卫的保护下，于深夜攀上石崖逃出险境，打算去寻找李福猷，以后再兴兵报仇雪恨。将士们患病受伤难以力战的，不愿被俘受辱，也相继投河自尽。
清军见石达开已经弹尽粮绝，欲立生擒大功，派兵劝降。
进退维谷之下，石达开决然采纳宰辅曾仕和的计策，进行诈降，以图后计，如事成功，则可东山再起，事不济也可以一己之身换取全军将士的性命。
二十六日，石达开给四川总督骆秉章送去一封降书，表示愿意投降，但前提是释放属下士兵。
信中慷慨赴死之豪情、舍生取义之决心，读来令人流涕。
清军见信大喜，派参将杨应刚，都司王松林前来谈判。不过，清军有得石达开请功之心，却也防范石达开并非真心投降。
四月二十七日，石达开亲赴洗马姑军营军营谈判，经协商，对石达开部下六千人先遣散四千，暂留精锐两千。总算清军手下留情，给这些入太平军不久的老弱病残一条生路，而其余的部队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五月初一日，就在石达开带领两千余誓死相从的部属向清军指点的大树堡进发时，遭清军袭击。石达开及他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等被清军唐友耕部抢走，押送过河。其余部将二百多员，精悍战士二千多人被围，全部被屠杀死难，其偶有逃出的，也被彝兵沿途截杀。其实，杀降不祥，古来有之，可能是清军认为留下这支精锐之军，终是后患，才乘机灭绝。
也是石达开轻信，绝路之军，哪里还有谈判的本钱。想来，石达开悔之晚矣。
五月初十日，石达开被解到成都。在公堂上，久为对手的骆秉章问石达开：尔欲降乎？石达开朗声回答道：“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
身为阶下囚，气概依然不凡。
不久，石达开及随身部将被押到闹市凌迟处死。按照清朝法律，石达开的五岁幼子应该到十五岁后方受凌迟之刑，但不久也被毒死。
据说，在清军行刑时，石达开神色怡然，坦然受死。
石达开临死前，哀叹：天亡吾也，哀哉！
确乎。一切似乎都有天意。
第二十章 天国中兴
1、 陈李绝配
却说提理太平天国政务的翼王石达开在咸丰七年四月借“说道理”之机逃离天京后，太平天国内部空虚，军事力量大大削弱，大片经过艰难征战方才得到的土地被清军借机收复，太平天国几乎只剩下天京一座孤城。
而清军却是步步紧逼。湘军在克武昌后顺流而下，势如破竹，直围九江。由于石达开弃九江而不顾，九江太平军困守孤城，次年四月被湘军攻破，真天侯林启蓉战死。江西临江与吉安也被曾国荃部收复，江西全省不复有太平军势力。陈玉成在于湘军激战在湖北黄梅一带，结果兵单势孤，大败而回，退缩到安徽南部。
同样，重新建立的清江南、江北大营卷土重来，天京外围屏障镇江被围，镇江守将吴如孝告急；坚守江北桥头堡瓜洲达四年多的太平军因粮尽援绝退至江南，后这两部虽在李秀成的接应下弃城返回天京，却导致天京东翼一线直接暴露在清军面前。咸丰七年底，接任向荣的清钦差大臣和春统江南大营进围天京。接着，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率兵万余，从扬州蒋王庙移营西进，进抵江浦。清水师总兵陈国泰也奉命督战船到达天京城外长江江面，封锁长江，断绝太平军南北通道。
形势危急，太平天国随时有覆没的危险，朝内上下一片惊慌。连当时是咸丰皇帝也乐观的认为“金陵指日成功”。
却不想，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这个有精神信仰的太平天国。
认识到局势艰难的洪秀全接受了合朝官员的建议，将安、福两王削去王爵，镌刻“义王”金牌一道，恳请石达开回朝继续办理政事。只是，石达开对洪秀全早已绝望，也有决裂的决心，拒绝回朝。
此举虽然不成，但也赢得一些军心与民心，至少表面的矛盾已经缓和。
特别是忠于天国的一些重要将领脱颖而出，
在此形势下，洪秀全不得不考虑重新建立领导班子。
太平天国前期的著名将领已经损失殆尽，除活着的翼王石达开外，战功最大且善于领兵打仗的将领当数陈玉成、李秀成。
陈玉成早在咸丰五年就已经代替战死的罗大纲，官封冬官正丞相，时人已认为与罗大纲齐名。随后在救援镇江时，孤身突破清军的重重封锁进入城内，与时在镇江的守将吴如孝回合，约期夹攻，结果内外相合，把清军打败，镇江围解。连当时的东王闻讯，也称赞：“陈玉成一身都是胆，当年赵子龙也比不上他”。不久后又在攻克扬州、大破江南大营中建立了很大功劳。最高军事领导已非其莫属。
而李秀成，早有咸丰六年春，已升地官副丞相，又因解镇江围之役、渡江破清江北大营之役、大败清苏巡抚吉尔杭阿军队之役、攻破清江南大营解天京围之役都建立了功勋。更在天京事变后迎接捻党、帮助建立根据地，接应镇江守军撤入天京方面更是奇功迭出。所以，时进位地官正丞相。
更重要的，是这两人，面对石达开的邀请，不为所动，依然为天国效劳。
洪秀全决定改组军事班子，自然少不了这两人。
可是，洪秀全早已经对外人失望了。
他决定不再封王，虽然石达开名义上还是天国的义王（原翼王），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想法。
首先，是改革官制，除东西南诸王由各王世子承袭外，废北王、燕王、豫王的名号，保留翼王的王号，但翼王由“义王”的名义代替，在王之下，设列爵，分六等，即天义、天安、天福、天燕、天豫、天侯六等爵制度，这六爵是在前期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贬革为顶天燕、护天豫和原置侯爵的基础上，再由义王石达开、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的王号演变而来。
咸丰八年初，即石达开出走七八个月回朝无望后，洪秀全正式改组军事班子，封自己大内总管蒙得恩为赞天燕，任正掌率，陈玉成为成天豫，任又正掌率，合天侯李秀成为副掌率，共同负责军事。军师由洪秀全自己亲任，即所谓的主也朕做，军师也是朕做。
当然，比照前期的诸王，这几人名位大大降低。以洪秀全的亲信蒙得恩仅仅封赞天燕，位列六爵第四等。蒙得恩虽为正掌率，但不懂军事，而且僻处深宫，实际最高军事领导、武装总司令是陈玉成，他也仅封六爵第五等，李秀成名最低，为六爵第六等。这与后期的大肆滥封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过。总算有了个新的领导班子，打破了这几个月群龙无首、士兵无所适从的局面。
不久，洪秀全又恢复了五军主将的制度。
蒙得恩为中军主将，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李秀成堂弟李世贤为左军主将。用李世贤等名不经传的将领主导一军，太平天国军事乏人可想而知。
五军主将制度是太平天国起义来创建的，但自冯云山、萧朝贵死后名存实亡，特别是天京事变后，东西南北诸王皆故，首义诸王只剩天王与翼王。所以在石达开主政后，天王封其为通军主将，以主领五军，但不授以军师实权，又以安、福两王予以牵制，导致石达开愤而出走。
现在恢复五军主将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军事战争的需要，名正才能言顺。
在这个军事集团里，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陈玉成和李秀成。这两人在初期的战争里简直成为了一对绝配。这一年，陈玉成二十一岁，李秀成三十五岁。
虽然相差十多岁，两人配合起来却天衣无缝。
两人合作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解天京的北面之围，打破江北大营。
在咸丰八年二月，江浦县城为清军攻占，太平天国在江苏北部的土地尽失，太平军仅在江上一个长满芦苇的小洲上九伏洲还设有营垒。但这已不能阻挡清军进攻的步伐，天京东北门被包围，南门之外清军也步步进逼。
陈玉成正领兵在外作战，李秀成受命主持天京的防守大计。
李秀成审时度势，认为一力防守非长久之计，应当出京调兵解救。
二月中旬，李秀成由东门出城，一日一夜到达芜湖，见到了驻扎在宣城县的堂弟李世贤，筹谋救天京的计策。两人计议后，认为江南大营势大，一时无力拔除，决定先攻打兵力较少且又防务分散的德兴阿江北大营，沟通天京与浦口之间的联系，以安定京内人心。
三月初，李秀成率领精锐五千，由李世贤部牵制江南大营，自己经含山，救和州，直至乌衣、来安。于四月初向江北大营发起攻击。因兵力不足，被德兴阿部所阻，只得退归全椒。
进攻江北大营的初战失利，使李秀成深感独力难支，他一面行文各镇守将，于六月中旬到安庆东重镇枞阳开军事全议，一面约陈玉成部联合行动。这时陈玉成从湖北麻城、罗田败归，闻讯欣然前来会议。
会议非常成功，形势也使各将领空前团结起来，大家誓同一心，共救天京。特别难能可贵的，陈玉成此时地位略高于李秀成，也为了配合李秀成的解围行动自动承当另一路的主攻任务。
会后，陈玉成亲率数万大军由潜山过舒城，在七月十五日攻取庐州重镇后，联合捻军龚德树部，连克界牌，直下滁州，与李秀成的军队在滁州会合，准备前后夹攻浦口清江北大营。
对于陈、李的联合行动，清军虽有察觉，奈何其时德兴阿的战线拉的过长，江北大营的一万多名兵勇，分布在二百余里的防区内，呼应不灵，机动不便，难以集合应战。
太平军一路猛攻，先败到乌衣阻击的帮办江北大营军务的总兵鞠殿华部，又在次日击溃到小店增援的清江南大营新任总兵冯子材部，全面突破小店防线。
八月二十日，陈李联军全面出击，陈部担任正面攻击，李部进行侧面进攻，原长江小洲九伏洲上防守的太平军也被动员起来，担负协同作战任务，牵制与阻击江南清援军。几路太平军同时合击，势如破竹，勇不可挡。至晚，清江北大营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全线崩溃。此战，江北大营的营垒全被焚毁，清军粮米、器械、军火尽失，清军被消灭万余人，副都统斐音保、乌尔恭额被击毙。德兴阿无奈之下带领残兵败将败逃六合，准备在此固守。
太平军乘胜追击，李秀成率军一路奋战，攻下天长，直下扬州，这是太平军三占扬州。而陈玉成军在克浦口后，先至江浦，然后往攻六合。
六合在金陵之北，以浦口为咽喉，形势险要，是沟通江北的战略要地，因而清军经营多年，防守严密，向被清军誉为“铁铸的六合”。但江北大营的大败，已使清军丧胆，怎抵挡得住陈玉成大军的胜利余威。九月十八日，六合城破，德兴阿的残部退至扬州之北的瓜州，人数只余三千余人。
陈李的第一次合作战斗，以全胜而告终。
对于太平军来说，消灭江北大营意义重大。不仅天京江浦交通恢复，粮草供应可解，京内人心安定。也标志着陈李军事班子逐渐成熟，太平天国开始度过了内讧以来的高度危机。而对于清军来说，不下于一个晴天霹雳。正在江西与石达开作战的曾国藩闻讯后哀叹：“南京之贼，接济既通，气势复旺。”连原已对认为“金陵指日成功”的咸丰皇帝接奏后也惊呼“金陵围剿，功败垂成。”花费了无数军、人力的围剿眼看成功，一旦功败垂成，咸丰的心境可想而知。正巧这时，安徽军务帮办大臣胜保、江南大营主帅和春等上书弹劾德兴阿是罪状。咸丰帝一气之下，下令将德兴阿革职问醉，并且撤消了建立近六年的江北大营番号，其残余的江北大营官兵统归和春节制。
打破江北大营后，陈玉成因功进封成天义，李秀成进封合天义，两人同列六爵第一等。
之后，两人又合作导演了了三河镇大捷，二破江南大营二次西征等著名战役。
在军事的合作上，陈李可说是一对绝好的军事搭档。
2、三河镇大捷
正当天京外围江北大战热闹正酣时，太平军在安徽的军情又告紧急。原先，陈玉成在攻取庐州重镇后，留下重将吴如孝守庐州，吴定规守三河，自己带兵救援天京，与李秀成部约攻江北大营。吴如孝原为镇江守将，以擅长守城闻名，自镇江撤退后被任命为庐州守将，实是陈玉成功对其寄予厚望。
清廷以庐州被攻克，命镶黄旗蒙古都统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安徽巡抚翁同书帮办军务，太仆寺卿袁甲三督办三省进攻捻军事宜。同时，命令命湖广总督官文率军进入安徽，进攻太湖一线。与太平军争夺安徽。
这样部署的目的，一是牵制江北战场的太平军，二为与太平军争夺安徽，收复安庆、庐州等失地。
清军在攻陷太湖县城后，便兵分两路，南路在江宁将军都兴阿、多隆阿、鲍超的率领下，由湘军杨载福水师的配合围攻安庆。北路则在湘军悍将的率领下进攻庐州。
李续宾部自咸丰八年五月收九江、杀太平军健将林启容后，气势嚣张，李续宾因功被授浙江布政使一衔，正是意气纷发之时。所以其所带的近万人在进入安徽不到一月的时间里，已连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进逼三河。
三河镇在庐州府合肥南九十里，处合肥、庐江、舒城交界，位于巢湖边，“为水陆冲途，实扼庐州之总要。”太平军在这里建立要塞，屯聚米粮军火，用以接济庐州、金陵。湘军欲得庐州，必先得三河。因此，三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地位极为重要，势所必争。
三河守将军吴定规见兵力不济，一日五文向陈玉成告急。
军情紧急，陈玉成日夜兼程，带大军飞速弛援，另请李秀成率军随后而来。李秀成自无二话。
这样的进军计划，也需呈报天王，天王当然也无不批准的道理。实际上，此时的洪秀全，除了把握中央的大权外，对于军事计划与行动，基本上是照着陈、李的思路在走，何况救援三河事关紧急。
时湘军李续宾部军锋迅厉，似有不可抵挡之势，太平军将士深为震惊。陈玉成不愧为战争的高手，他首先进行战前动员，告诉各将领说：“我安庆屹立如山，庐江仍在我军手中，三河在我内部，李妖孤军直进来，前后受敌，恰好似野兽自投陷阱。他既来送死，我们就要在三河把妖兵全部消灭掉。各弟杀妖立功，这正是大好时候，为什么反怕李妖呢”。
陈玉成的战前动员打消了部分太平军将士的畏惧心理，为继后的三河大捷奠定了心理基础。
在进军途中，陈玉成从军情里看到了李续宾孤军深入、兵力分单的态势，决心打个歼灭战。
他一路经巢县、庐江，直趋白石山金牛镇，包抄湘军李续宾后方，断敌人退路。
不过，要想消灭李续宾部也非易事。湘军经过严格的训练，与太平军的乌合之众不可同日而语，平时作战基本上也是以一当十，如无优势兵力，一切都是空谈。
陈玉成自带兵力五六万，拦截于李续宾的后方，又传檄庐州守将吴如孝、捻军张乐行自庐州率军由北而下，断绝李续宾与舒城清军的联系。
十一月上旬，李秀成后军及时赶到，兵驻白石山，挡住了李续宾的东去之路。
至此，太平军以三河为正面阵地，左、右、后的包围已经形成。太平军为此战投入的总兵力大约二十来万，陈玉成带兵五六万，李秀成后军五六万，吴如孝、张乐行所带兵力不少于三万，再加三河守将吴定规所部。而湘军李续宾部只有八千来人，不足一万。兵力多寡一看便知。
李续宾完全遭受包围，成了瓮中之鳖，如果不乘机打破包围圈，则插翅难飞。
但李续宾并无自知之明，他自恃悍勇，所带又系湘军精锐，一味冒进贪功，对陈玉成的截断后路不以为意。
之前，李续宾部下也曾经提议退守桐城，再作打算，却不为其所接受。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自己能坚守三河，待桐城与留守九江的清军及时增援，则可对陈玉成部形成前后夹击，一举歼灭太平军主力，如果战争失利，亦可凭湘军的战斗力从一面突围。此可算是最大的如意算盘。因此，李续宾一面留待三河，一面派人飞速催促其他清军火速前来接应。
可惜，陈玉成已经不给李续宾这个机会了。他命人掘断河堤，先绝李续宾的突围唯一去路。
直到这时，李续宾才大吃一惊，但为时已晚。
十一月十五日黎明，陈玉成率军先对湘军的三河大营进行试探性的袭击，激战竟日，遭湘军顽强抵抗，不利而退，这使李续宾信心大增。第二天，天色未亮，李续宾以陈玉成毫无防备，派出七营士兵，共约五千人，偷袭陈玉成的大营。陈玉成果然防备松懈，湘军轻易得手，太平军败退金牛镇。这下，李续宾轻视之心更生，认为太平军不堪一击，击败太平军、打破包围圈在此一举。
却不知，这正是陈玉成“反客为主”之计与“杀回马枪”战术。所谓“主”、“客”，就是争取作战主动权的问题。陈玉成经常采用的方法就是先示敌以弱，诱敌出战，使攻坚垒、攻山险，待敌疲乏后，然后回身，集中优势的精锐兵力攻击敌人，一鼓而歼。
李续宾骄狂的本性必然导致其全军覆没。他见陈玉成败退，遂派大部队兵分三路在后紧紧追击。及至金牛镇时，太平军忽然回身，向湘军杀来，两旁伏兵齐出，杀声震天。时正值大雾满天，视线模糊，湘军虽然精锐，但猝不及防，又不知太平军底细，在前后夹击之下，顿时混乱一片。
片刻，湘军左、中、右三路相继被击溃，李续宾闻讯后，连忙亲带士兵赶来救援，但太平军铁壁合围已成，湘军连续多次冲锋，始终未能突破重围。这时，李秀成后军也及时赶到，三河守将吴定规自城内杀出，三路会兵夹击之下，李续宾大败，只得逃回大营，坚壁不出。
太平军乘胜直趋湘军三河大营，重重围困，乘夜进攻。
一向意气纷发的李续宾想不到有此惨败，心中哀叹。不过，此时，他的心中还没有完全绝望。摆在湘军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是集中兵力，突围而出，其实突围谈何容易。二是固守待援，但面对几十倍的太平军，固守亦非易事。李续宾先是选择突围，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面对攻势凌厉的太平军，不赶快突围而出当是死路一条。当夜，李续宾发布命令，令各营做好准备，乘月色在三更时突围。但到了三更，他又后悔了，据《湘军志》记载，“续宾终耻于溃围，谋复固守”。可惜军心已动，李续宾虽想固守，部下却已无战志，在太平军的攻击下到处奔逃，李续宾亲出督战，也不能禁止，最后死于乱军之中（一说羞愧难当，自缢而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在此役里阵亡。
至此，李续宾全军覆没。湘军失一最骁勇的大将，又失精锐近万，实使湘军大伤元气。得知曾国华战死与李续宾全军覆没的消息，当时湘军的家乡湘乡是“家家悬幡，户户哀声”，曾国藩“悲恸填膺，减食数日”。
这是自湘军创建以来未有的惨败。
李续宾自参加湘军以来，七年之间，先后克复四十余城，大小六百余战，鲜有败绩，现在一旦覆没，对湘军的震慑力当然非常巨大。
陈玉成、李秀成乘胜锐进，连克舒城、桐城。进击安庆的清军一路已经势寒，为免腹背受敌，连忙撤兵退回宿松，安徽的形势又转危为安。
可以说，三河大捷是陈李合作上演的又一大片。
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但回味一下这过程还是颇有意味。
一是李续宾的求胜心切，意气用事。李续宾素以“以动制胜”的用兵方略见长，而且效果明显，即使在进兵三河之前的月余时间里，仍能连克太湖、桐城、舒城等要地，深入四五百里的接连胜利，不免使李续宾滋长了轻敌冒进的情绪，当进兵三河之前曾国华劝其慎重时，他执意不肯留军示怯，孤军直进三河。当其身临三河绝境时，部将建议退守舒城、桐城，但李续宾还是不听，并说：“贼能战，我亦能战。退，必为所蹑”。初战不利，又有人劝其先行突围，然后再图进取，李续宾固执己见。可以看出，在此时，李续宾的意气用事已经代替了理智处事，结果导致全军覆没的结局。
二是清军的内部矛盾。在三河大战前后，李续宾曾经多次派人飞速催促其他清军火速前来接应，如果真如所请 ，清军其他部队及时日夜兼程赶到救援，李续宾的战略意图即可实施。问题是湘军是汉人军队，满族官员与湘军将领之间矛盾重重。
比如官文，时任湖广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又系此次进军安徽的主将，但他素来瞧不起汉族地方军政大员，表面上虽与湖北巡抚胡林翼相安无事，实则处处为难或敷衍应付。当李续宾进兵桐城了解了太平军重兵设防的实情后，急忙致书官文速拨援兵时，官文居然坐视不救，并持书遍示下属官员，公然讽嘲道：李公一向用兵如神，现在军威大振，何攻不克？哪里就少我一个呢？幸灾乐祸之情溢之言表。在三河大战里，居丧在湖南的胡林翼闻讯急忙致书官文，陈说意见，力促官文火速赴援三河，但官文坚持初意，始终未发一兵一卒。
又如德兴阿，虽然败退瓜洲，但残部还有三千余人，完全可以在陈玉成带兵进军安徽时追摄其后，以为救援。在其接到李续宾的求援信后，居然也是坐视不救，任凭湘军精锐被太平军歼灭。
如此搭档，李续宾败亡三河也就势所必然了。
3、经营皖北
却说太平军三河镇大捷，使楚皖之间一时大震，咸丰皇帝欲要飞调它部清军救援，可惜清军各自为战，又深陷各战场，无法抽身。曾国藩也正在江西一带全力对付石达开部与杨辅清部，筹备进攻景德镇事宜，分身乏术。不过，对于大局，曾国藩看的非常清楚，他上奏咸丰，说“近日贼势，皖江南北两岸为最重。皖北贼势浩大，实倍甚于皖南。论大局之轻重，则宜并力江北，以图清中原。论目前之缓急，则宜先攻景德镇，保全湖口。”
也就是说，曾国藩认为安徽局势虽然危急，但当务之急还在江西，特别是湖口要地，应当首先保全。
湖口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码头，它外连长江，内接鄱阳湖，是“江西水上北大门”，素有 “江湖锁钥，三省通衢”之称，扼湖口则江西无虞。因此，曾国藩主张先剿灭景德镇之太平军与石达开部，设阻于湖口，防止陈玉成等进入江西。
咸丰八年底，曾国藩在建昌紧急发布命令， 调湘军精锐从江西、湖北各地移抚州驻扎，听候调用。并命九江知府屈蟠领平江营来防湖口，督修城垣。此前，原是刘腾鹤领湘军驻防湖口。皖南太平军攻陷建德，刘腾鹤进援阵亡。
这样的战略可谓高明，扼守湖口，先定江西，后图安徽。果然，不久之后，石达开北窜湖南，杨辅清也从景德镇败退，率部转入安徽。曾国藩得以腾出手来，分兵四路进犯安徽。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咸丰帝见湘军无法分身，朝内战将乏人，下诏起复在家“丁忧”的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督办援皖军务。
胡林翼接诏，急带清军救援进攻庐州的原署理安徽巡抚李孟群。
就在胡林翼动身的路上，却不想已经接到李孟群已经以身殉国的消息。李孟群，河南光州人，原为桂平知县，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就一直与之作战，在咸丰元年就因阻击太平军渡盘龙河有功，授知府；又平浔州艇匪，擢道员；曾国藩建湘军后，闻李孟群之名，奏调与杨载福、彭玉麟等人共率水师。咸丰七年，安徽北路捻军大起，太平军自桐城进陷六安、英山，庐州危急。李孟群率军二千五百人去救援，途中被升为安徽布政使。咸丰八年，安徽巡抚福济病死于军中，李孟群被任命为署理巡抚，就在李孟群被任命为署理巡抚不到十日，庐州就为太平军所陷，李孟群因守土失责，被革职，留军效力，驻庐州西官亭、长城一带。
李孟群所部虽号称四千余人，但战斗力极差。皖北赤地千里，筹粮困难，而安庆失陷，军饷难至，这些饥疲已甚的残兵败将，本都寄希望于李续宾，而李续宾战死于三河，其形势更显危急。
不过，有李孟群在庐州之西，与定远的胜保之军遥相呼应，对庐州总是一种威胁。
于是，陈玉成与李秀成兵分二路，先向宿松进攻，准备先吃掉多隆阿、鲍超的两支清军，然后西进，再解庐州之围，其时，都兴阿、多隆阿、鲍超已经退保宿松，都兴阿由于足疾，部队由多隆阿指挥。多、鲍两军回到宿松，立足未稳，陈玉成、李秀成便率太平军衔尾而至。
陈玉成、李秀成本以为多隆阿、鲍超的两支清军是瓮中之鳖，却不想遭到多隆阿、鲍超的解决抵抗。在太平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多隆阿属下许多部将丧失斗志，主张弃城他走。多隆阿怒目而斥，下令对畏战争退却者严惩不贷。当太平军大队来攻时。多隆阿利用大雾天气，以主力正面迎敌，另以骑兵从太平军大阵中穿驰而过，绕至太平军的侧后，将其粮草火药以及其他辎重焚毁。太平军返顾后路，多隆阿乘机下令主力发起猛攻，给太平军造成很大伤亡。接着又与鲍超军连败太平军于花凉亭。这是陈玉成带兵以来少有的大败之战。在湘军三河镇之战大败之后，多、鲍两军能够连胜太平军，起到了稳定清军人心的作用。
多隆阿也因此名声大噪，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先后上奏清廷，为他请功求赏。
见西进之路不通，陈玉成转向六安方向。咸丰九年二月初四日，陈玉成攻破六安州，随即向庐州西面长城清朝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军营进攻。
以四千饥疲之士难抵陈玉成的十万大军，李孟群死守十余日，军营被破，李孟群手刃数人，受伤被执，押至庐州。陈玉成还算仁义，优礼待之，劝其投降。李不从，最后绝食而死。清庭嘉其忠烈，诏复原官，赐恤，谥武愍。
击败李孟群后，陈玉成又在庐州护城集会合捻军大败清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胜保军，歼其马队，使胜保军从此一蹶不振。胜保，原为内阁学士，太平军起，受命带兵堵截，曾因追击、剿灭太平军北伐有功，被加封都统，授钦差大臣。现为督办安徽军务，负责镇压捻军。
胜保一败，其他清军一时无力与陈玉成对抗，安徽大部尽为太平军与捻军所有。多隆阿、鲍超见其势大，无法图谋，带部改攻太湖。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清军吃够了太平军人海战术的苦头，为克服人数不足的缺点，清军开始大量购置洋枪，用以代替土制火枪，咸丰九年初，多军合鲍超部军抵达太湖城外，开始用洋枪与太平军作战。洋枪威力巨大，可使太平军吃够了苦头。幸好，太湖县城四面环河，易守难攻，太平军依水设防，不轻易出战，使多隆阿等滞留了半年之久。直到这年秋天，安徽一直无大的战事。
而李秀成一部已经先期赶返天京。这年正月，江浦太平军守将薛之元被清军高官后禄所收买，带部下叛变，两浦复陷。李秀成正驻军黄山，闻变赶归，救之不及，于是入驻浦口，力扼天京门户。
从此，长达半年之久，两人一守天京门户，一着意经营安徽。陈玉成驻庐州，庐州即今合肥，位于安徽中部，实为安徽的中心，陈玉成据此经营皖江南北，收复失地，整训士卒。
对于太平军的缺陷，陈玉成也有清醒的认识。自经历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军老战士所剩无几，现在的士卒多为裹挟之众，战斗力不强。就以三河战例来看，太平军以二十万之众对付湘军八千孤军，太平军还需付出几倍的代价才拿下三河大营。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矣。
所以在安徽的这段时间里，陈玉成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治军”。
陈玉成“治军”颇有章法，形成一支组织严整，纪律良好，训练有素的队伍。据曾经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赵雨村，以亲身见闻记载了陈玉成军队组织的情况可以概见。“英王自带中队中，十万，中队左、中队右、中队前、中队后，各五万，皆系上将管带。前营八大队，后营八大队，左营八大队，右营八大队，中营八大队，无一不立功者。前营护将，后营护将，左营护将，右营护将，中营护将，中队，前队，后队，左队，右队，每队无日不操练，无一不精壮。最可惧者，英王自带中队中，长龙队一千，先五人一排，退十人一排，退十五人一排，退二十人一排，有进无退，必至一千而止。”
如此严整的军队组织和训练有素的将士，是其之后驰骋沙场的一大资本。
另外，陈玉成还训练了一支“敢死队”，这支敢死队全部由机警健壮的少年组成，即所谓的“童子军”。其实，“童子军”在太平军的每个作战单位都有，如李秀成属下就有庞大的“童子军”，其成员基本为被掳掠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经过宗教教育后不仅对太平天国忠心耿耿，而且勇不畏死，是太平军作战“杀手锏”。不过，太平军其它将领中很少能有如陈玉成般把“童子军”加以系统训练的。
这支小儿队一律头戴红巾，腰围绿绸，充当陈玉成的亲兵，时刻不离陈玉成左右。关键时刻又为“敢死队”，担负冲锋陷阵、突破坚垒的重任。由于旗分红、黄、白、黑、青五色，又称“小儿五旗营”。每逢两军对垒胜负难决之时，五旗营应命而上，先是青旗营，接着黑旗、白旗、黄旗、红旗，依次跟进。
五旗一出，鬼神共惊，何况清军乎？特别是“红旗营”，人称“红猿”，为陈玉成手里的一大王牌，最后一出，战场形势往往改观，起反败为胜、转危为安的作用。
经过整训的太平军队伍，战斗力大增，再加陈玉成高超的作战技术与疾速灵活的作战方法，常常使清军疲于应命。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感叹，甚至认为是“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
由于陈玉成经营有方，安徽重又成为太平天国的后方大基地。这段时间的太平天国粮饷，还有首都天京的供应，主要就来自于安徽。
咸丰九年四月，陈玉成因安定安徽有功进封“英王”， 嗣领文衡副总裁。后者是陈玉成被俘虏后自称的官衔。
陈玉成的天京事变后封的第一个异姓王。
从最初的发誓不再封王到现在的封赏有功之臣，洪秀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因为这一年的三月，天王族弟洪仁玕到天京了。
洪仁玕到了天京，仅仅十九日，就被天王一路加官，进封开朝精忠军帅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虽为拜上帝教元勋，又系天王族弟，但无功受封为王，此举深为朝内将帅不满。为了平息众怒，洪秀全只得封功劳最大的陈玉成为“英王”，这一年，陈玉成二十二岁。其后，又怕李秀成不服，封其为“忠王”。
被封为“英王”的陈玉成更加英气勃勃、意气纷发。
他运用其飘忽不定的战术，快捷绝伦的用兵方式驰骋于安徽至天京的大地上，攻敌之必救，陷城冲锋，无往而不利。这年秋天，天京北岸门户天浦、浦口战事紧急，陈玉成奉命从庐州星夜领军回救，几昼夜奔驰六百里，到达六合。时六合被李昭寿等叛军所围，他先救六合，一战即使清军败退。然后于十月二十二日与李秀成会师，一并进攻浦口清军，大战五日，攻破清营五、六十座，打死清朝湖北提督周天培，收复浦口。
战浦口后，陈玉成又迅速回师安徽，与曾国藩等湘军对峙于太湖、潜山一线。
其用兵如神，常使清军琢磨不定，而又攻势凌厉，清军见之损胆。一时，所到之处，接仗的清军无不惊呼：四眼狗真是厉害。
交代一下：因陈玉成眼下各有一块白斑，望之犹如四眼，所以清军辱称为“四眼狗”。
4、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先回头介绍一下天京外围的情况。
却说天京事变后，天京基本上都处于清军的包围中。咸丰八年八月，虽经李秀成、陈玉成协力，打破江北大营，沟通了天京与浦口的联系，但其时间甚短。咸丰九年一月，江浦太平军守将薛之元投降，两浦又失，与薛之元共同入捻的捻军李昭寿率所部四万降清，献天长、来安和滁州三城。滁州处安徽最东部，与天京隔江相望，也是通往安徽的重要通道。两浦既失，皖东又陷，顿时，天京更显危急。
正在黄山驻扎的李秀成闻讯大惊，连忙率部驰援，但已不及，只得屯军浦口，扼守天京门户。
薛之元、李昭寿虽系捻军，但都为李秀成亲信，自咸丰六年即投入李秀成的麾下。特别是李昭寿，投入太平军后，任七十二检点，又充当李秀成与捻军张乐行、龚德树等部的联系人，在促进太平军与捻军的联合方面功不可没，所以李秀成一直待之甚厚。
现在这两人叛变，这对李秀成打击甚大，重要的是洪秀全也表现出了对他的明显不信任。
此时，正值洪仁玕进入天京之际。
洪仁玕，洪秀全的同高祖弟弟，与冯云山同为拜上帝教创教的三个人之一，比洪秀全小九岁。洪秀全、冯云山到广西传教的时候，他由于家庭的阻挠而无法成行。金田起义爆发后，洪仁玕曾带领广东的教徒几十名赶赴金田，适逢太平军已经转移到浔州，洪仁玕又追到浔州，可是太平军已经移营而去。面对清军的搜捕与沿途的一路关卡林立，其它教徒打起了退堂鼓，洪仁玕只得让其他教徒返回广东，自己改名换姓名，继续寻找。但太平军移营速度太快，寻找终于无果。其时，广东官府正在大抓洪秀全的亲属，洪仁玕在当地无法存身，逃到了香港。后遇到瑞典巴色会的传教士韩山文。在这里，洪仁玕写下了《洪秀全来历》一文，并把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情况向韩山文介绍，韩山文据此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记》，系统的向欧洲介绍了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
身在香港，洪仁玕却一直关注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情况，苦于关山阻隔，清军沿途盘查，一直无发成行。直到咸丰九年三月（1859年4月），洪仁玕经过长途跋涉，又在洋教士的帮助下，从天京下关江面进入天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