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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风云录

linjiadayuan (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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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火的祭礼——太平天国风云录(修改版)
  引子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洪秀全《述志诗》
 
  广西桂平的紫荆山区。
  
  紫荆山区,方圆五百里,群山连绵,峰峦叠翠。山区的南面是大瑶山、思盘江、浔江,可以直通紫荆山腹地三江圩,并直下大湟江,北面是紫荆山,距离桂平县五十里,南接平隘山、双髻山,可通武宣、象州;东可下平南、梧州。道路四通八达,而又山路崎岖难行。从战略意义上说,是一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
  
  在广大的山区里,林深树密,道路弯曲,几条小河流穿梭山间,山凹里星罗棋布的分布着百十个村庄,聚居着汉、壮、苗等族几万人民。他们大多以种地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甚至山脊里凹、坡底沟壑开荒耕作,种植着赖以生存的稻谷、地瓜、山芋等粮食作物。也有靠山吃山的,一部分山民利用紫荆山区丰富的林木资源,砍柴烧炭,然后挑到山外去卖,用卖得的钱购取食盐、棉布以及必须的生活用品,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当地人称之为“烧炭佬”。
  
  自公元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起,这片沉寂了千万年的土地忽然骚动起来,山区表面的沉寂被暗暗的喧嚣与热闹打破,一个叫“上帝”的神灵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大家的热门话题。据说“上帝”是天上人间的独一真神,主宰人间一切祸福,如果信仰了他,生时平安,死后得救,可享永生之福。随同“上帝”一同传播的,还有一个叫洪秀全的名字,洪秀全为“上帝”次子,受命到人间斩妖除魔、统治万民、拯救苍生。这个信息对于一直生活在苦难中的农民真是一个“福音”,人民纷纷携家带口,加入信仰“上帝”的行列,这个被称为“拜上帝教”的宗教在当地农民与“烧炭佬”中悄然传播,不断壮大。
  
  到1845年(道光二十七年),各地已成立秘密分会二十余个,拜上帝教会员已经发展到三千余人。
  
  把“上帝”带到紫荆山区的是一个广东花县名叫冯云山的读书人,教主洪秀全的表弟。
 
  这年十月,北方已是大雪纷飞,而紫荆山却仿佛还是盛春季节,到处都是一片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林间紫蝶飞舞、蜜蜂嗡嗡,溪涧里流水叮咚、鱼儿欢跃,冬天的到来更使漫山遍野的竹林与树木更加葱茏茂盛,农民们刚刚种下的秋庄稼也已开始萌芽,吐出了新绿,一切都显得如此的生机盎然。
  
  这日早晨,太阳刚刚爬上山坡,晨雾还没有散去,在紫荆山区通往象州的崎岖山路上,急急行走着一群汉子,为首的大约三十多岁,腰垮宝剑,身材高大,仪表不凡,走在他旁边的年岁略小,一身儒生打扮。这两人正是拜上帝教的教主洪秀全与他的表弟冯云山,他们的身后跟着十几个人,大多面目黝黑,手脚粗壮,一看就是长年开荒烧炭的烧炭客,当地俗称为“烧炭佬”的。
  
  原来,自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区后,打听到在平隘山一带生活着一群以烧炭为生的“炭党”,他们生活困苦,但却剽悍勇武,不畏豪强,在紫荆山的地方团练、会党、土匪等三大势力外自成一党。冯云山当即亲自拜访其头领杨秀清、萧朝贵。杨秀清、萧朝贵为其教义所感召,率领“炭党”集体加入了拜上帝教,成为教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今天,这群拜上帝教教徒是到象州捣毁甘王庙的。
  
  拜上帝教以天父上帝为人间唯一真神,视上帝之外的一切神灵为妖魔鬼怪,都在除灭之列。
  
  不久前,洪秀全从广州亲赴广西,看到拜上帝教发展的势头喜人,心中非常高兴,对冯云山的工作表示了肯定,也盛赞了杨秀清、萧朝贵同拜上帝真神的义举,但对紫荆山地区邪神横行、妖魔肆虐的情形非常不满。
  
  拜邪神阻碍了拜上帝教的发展之路,洪秀全急需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便选在香火最为旺盛的“甘王庙”。
  
  说起“甘王”,还有一些来历。传说甘王本来是一个普通百姓,生前就住在象州,迷于风水,有个风水先生为他找了一块好坟地,告诉他说,如果用“血葬”,后代必然会大富大贵,“血葬”就是把活人杀死埋葬,他听信了风水先生的话,就回家把母亲活活打死,把尸体葬在那块坟地里。其人死后为神,被玉皇大帝派到人间来管理惩恶扬善。这样的神在民间被称为邪神,有恩必报,有怨必复。对于亲生母亲都活活杀死的神仙,百姓们自然不敢冒犯,据传说,如果得罪了他,轻者生病遭灾,重者家破人亡。就连象州新任的官员,也要到甘王庙大礼参拜,方能得到平安。因而甘王威名远播,远近闻名,香火旺盛。在桂南与象州一带城镇与乡村,到处都有甘王庙,而象州是其总庙。
  
  洪秀全听了大喜,话里故带神秘,“以前我接天父之令,在天上与此妖已大战三天三夜,此妖失败逃匿,我遍寻不见,原来躲避在这里,且待明天我与云山弟一起去诛灭也。”
  
  教主有令,谁敢不从。
  
  今天一早,十余人各带家伙,不走官道,抄近路,直奔象州。
  
  众人翻山越岭,夜宿日行,走了二天,方才到了象州甘王总庙。
  甘王总庙果然气势不凡,只见甘王庙占地十余亩,殿堂盖的高大巍峨,三进大殿,正殿门前正中挂一大匾,上书“甘王神庙”四个大字。殿外,手提供品、香烛的信徒来来往往,殿内,匍匐着虔诚的男男女女,人们争相给甘王上供,嘴里念念有词,正在企求甘王大发慈悲,去祸消灾,福禄临门。
  
  洪秀全当先直入,直赴甘王像前。甘王像身高二丈有余,塑的非常凶恶,横眉立目,居高临下,俯视着跪拜在下面的善男信女,令人看了胆颤心惊。洪秀全却不害怕,他大声说道:“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上帝次子洪秀全也,今受上帝之命来诛灭此妖,上帝才是人间唯一真神,甘王实是邪神,且看我大战此妖。”说罢,洪秀全跃上神台,手持宝剑,指着甘王像骂道,“你这该死妖魔,被我追杀,不想逃到此处,为非作歹,祸害百姓,今当除灭你也。”一面宣布其罪状,一面舞剑,临空虚劈十数下,然后跃下神台。
  
  如是三次,方才宣布道,“此妖已灭矣。”杨秀清、萧朝贵等人早已忍耐不住,众人一起动手,用长竹竿、锄头、柴刀猛击神像,没等庙祝与善男信女们反应过来,神像早已经被打的稀巴烂。
  
  随即,洪秀全在墙壁上题诗一首,诗曰:
  
  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男妇雷当劈,害累世人火定烧。
  
  作迷潜藏归地狱,腥身岂能挂龙袍。
  
  写罢,把笔一扔,从容的向大殿门口走去,众人紧紧相随。
  
  直到此时,目瞪口呆的善男信女们才醒悟过来,见甘王真身被毁,连忙大声喊叫,山门外的善男信女们害怕甘王怪罪,纷纷拦阻,不少人手里还拿着棍棒,一下子把洪秀全等围了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到处是一片喊拿声音。
  
  正在难解难分。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就在这时,戏剧的一幕发生了。
  
  人丛里的一个牧童忽然显灵,声称“甘王”附体,大声告诫:此等人敬拜上帝,皆是善良之人,不要伤害他们,否则,本王将寄身无地矣。”
  
  听说是甘王下凡,众人又惊又惧,又见甘王为此等人开脱,只得无奈的退开。
  
  事后,象州甘王庙的庙祝为甘王重修金身了事。至于那牧童显灵,是否是洪秀全等的事先布置,就不得而知了。
  
  只是,洪教主战妖之事一日在象州一带传开,洪秀全威震四方,大家都知道,从广东来了个神通广大的洪教主,斩妖除魔,无所不能。
  
  自然,加入拜上帝教的人数大大增加。
  1、落第老童生
    
  洪秀全何许人也,竟然有如此“神通”。
    
  原来,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 大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公元1814年1月11日)出生在福源水村,后移居官禄布,父名洪镜扬,其上有两个兄长,分别是洪仁发、洪仁达,洪秀全排行第三,原名洪仁坤,小名洪火秀。
    
  洪家在当地虽然不是大户,却也是殷实人家,据说洪镜扬担任着屯长,即现在的村长或者小乡的乡长,有一定的固定的收入,加上家里有几十亩良田,洪仁发、洪仁达又早早从农,家境自然不错。
    
  衣食有余的洪家于是便让洪秀全进了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据当时人说,洪秀全比较聪明,读书见解经常让老师感到吃惊,而且学有余力。因而,洪秀全除了熟读四书五经之外,还对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也多涉猎。
    
  但在科举考试中,洪秀全却是另一个唐末的“造反大王”黄巢,屡试不第。
    
    十六岁时,洪秀全第一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结果是落第而归。不知是清朝的科场确实腐败,还是洪秀全的水平有限,所谓的聪明只是自己及后人的渲染,或者洪秀全不擅长于写八股文。反正,他从十六岁开始考起,一直到三十来岁,一共考了四次,都没有考上。
    
    也就是说,洪秀全的一生与秀才这个大清朝的功名无缘。按清朝科举制度,进入县学读书称为童生,府试录取后方才称为秀才。童生是学生的一种称呼,没有功名,仍然是白身。而考中秀才后就有了功名,也有了考举人的资格与进身之路。
    
  所以,考秀才是封建王朝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洪秀全七岁时开始进入县学,就读了九年,方才参加府试,实在是满负希望而去,又满载失望而归。但科举考试是一座独木桥,参加考试的人数众多,录取的名额却有限,有些人终其一生也没有通过,鲁迅笔下的孔已己就是如此。
    
  不过反过来想,如果洪秀全考中了秀才,再考上举人甚至进士,充其量不过大清王朝多了一个碌碌无为的知识分子,一个范进式的人物,或者官场多了一个媚上欺下、贪墨舞弊的庸官,大清朝从来不缺少这样的官员,以洪秀全的本质以及后来的腐化堕落速度来看,还不是一般的贪官。当然,中国近代史上也就缺少了一部浓墨重彩、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史了。
    
  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但历史却惊人的相似,它总是由许多看似偶然的因素构成的。比如,在秦末那场农民起义中,陈胜、吴广的戍边队伍没有碰上大雨而误期,以后的历史就可能要重写。明朝的李自成起义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明政府的裁减邮驿,或者没有那场陕西大旱,大明王朝也可能不会这么快地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灭亡。但历史的发展规律却是必然的,在一种极端专制的体制下,任何王朝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总是会腐败丛生、弊端百出,从而逐渐衰落以至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命运对于洪秀全还是照顾的,腐败的清政府为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舞台。
    
  道光十七年(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考试,这次落第对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对命运的怨恨,对世道的不公,对自身的哀叹使他一下子病倒了。
    
  病势来的凶猛,洪秀全昏迷了过去,二日后方才复苏。
    
  按说以那时候的医学条件,洪秀全活命的机会比较小,但他却活了下来,可谓大难不死。
    
  据太平天国的文献《太平天日》记载,在这二日里,洪秀全的灵魂悠悠荡荡,到了天国,看见了一个紫脸长髯、身穿黑袍的老人正在训斥孔子,说孔子没有把人生的道理讲清楚,因此误了人类。孔子非常惭愧,连忙俯首认罪,并自愿到后园种菜来赎罪。
    
  这老人就是上帝耶和华。
    
  上帝还说洪秀全是他的第二个儿子,赐他斩妖剑、金印,吩咐他到人间斩妖除魔、统治万民、拯救苍生,还称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
    
  后人都去论证这梦境是真是假,是不是合理。应该说,这梦是完全真实的。人在梦境里见到妖魔鬼怪、神仙道佛什么的,这并不奇怪。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说,洪秀全经过三次科场的打击,在潜意识中充满对孔子等儒家学说的抵触,这种抵触,在平时是表现不出来的,只有在恍恍惚惚的病态中,潜意识才能激发出来,因此才会有一个身穿黑袍的老人训斥孔子的这样场面。其实,当时洪秀全并没有认真读过那本《劝世良言》小册子,根本不知道“上帝”这一西方宗教中至高无上的“神”。
    
  他的梦境里可能出现的是一个身穿黄袍的老人。古代只有帝王才穿黄袍,是身份尊贵的表现。只有这样比孔子的地位更为崇高的“神”,也才有资格去训斥孔子。
    
  直到以后洪秀全认真研究了那本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才把书籍中的上帝与潜意识或者梦境中的那老人形象联系起来。为示与中国帝王的区别,洪秀全给那个梦里的老人“穿”上了黑袍。上帝的形象与“上天受命”的情景也在以后的幻想与构思中逐渐清晰起来。
  
  这场大病持续了四十多天。
    
  在病中,洪秀全时而昏迷,时而癫狂,时而大喊大叫,时而乱说乱唱,有时还说些“斩妖”的怪话。
    
  一日,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去看望他,病情稍好的洪秀全并不接见,而是用红笔书写了几个大字“天王大道君王全”,把字条从门缝里递出来。并在房间里大喊大叫:“我是太平天子,天下钱粮归我管,天下百姓归我管”。
    
  另外,洪秀全还写了一首诗,诗曰:“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这诗杀气冲天,口气很大,大有天降大任于斯的气概。
    
  这诗也写的有点奇怪,似乎不是一个病中的老童生可以写就。最大的可能是病中的洪秀全进人了臆态,确实把自己当作上帝的第二个儿子,主动承担起斩妖除魔、拯救苍生的大任,以真命天子自居了。要么是洪秀全熟读史诗,知道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事迹。黄巢在落第后为了泄愤,也写了一首诗。其题目叫《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颇具冲天杀气,洪秀全也来一个依样画葫芦。到底怎样,已不可考。
    
    
  这两件事在《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等几本书里都有记载。后来,洪秀全在这场大病中乱说乱唱的斩妖除魔之类的疯话,都演变成拜上帝教与深刻内涵的警句与格言,广泛传播,这个虚幻的梦境也成为拜上帝教的立教基础。
    
  在亲戚朋友邻居的惊诧的目光与猜测中,洪秀全就这样闹腾着,请医吃药也没有作用。其父洪镜扬认为洪秀全中了邪,十分着急,特地为他请了巫婆神汉驱逐邪魔,还为他准备了后事,打造了棺木等来为他“冲喜”。直到四十多天后这场病才痊愈。
    
  不过,经过这场大病,洪秀全的性格与相貌发生了变化。在病前,洪秀全的性情活泼,喜欢用诙谐的话来调笑人家。自经这次大病后,变的性如烈火,态度端庄严肃,寡言鲜笑。在相貌方面有了”帝王相”,坐时体直容庄,双手置膝上,两脚稍为分列平放,而从不交股,辄正襟危坐,不俯不仰,亦不斜顾左右,如是历数小时而不疲倦。行时步履庄严,目不斜视,亦不反顾。
    
  四十余天后,洪秀全病愈,但他暂时还没有按照自己的梦中的启示去做,而是继续读书,准备再次应考。
    
  这实际上是洪秀全的人格严重分裂。一方面在潜意识中对孔孟之道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屈服于传统教育与科举制度。但内心的潜意识是深层并潜伏的,平时不轻易表露出来,所以只能在梦境或病态中出现。但潜意识的力量是无限巨大的。一旦激发,便有无比巨大的力量,这就是后来洪秀全对孔子采取烧牌位,焚诗书等激烈举动行为的重要心理依据。
  2、中国的“上帝”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经过六年的精心准备,洪秀全又踏上了到广州的赴考之路,这是他的第四次考试。结果当然是不能如愿以尝。
  
  一回到家,他愤愤的把书笔等扔掉,说,从此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让自己来开科取试吧。
  
  口气大的很,造反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应该说,这时候的洪秀全才开始真正的觉醒,反抗意识的真正觉醒。洪秀全意识到自己从科举正途发展,从而达到飞黄腾达的目标是不会实现了。既然无法博取功名,那就不如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推翻满清王朝,自己来做帝王,自己来开科取士。
  
  这个目标的确立,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开始时,洪秀全的想法是与大多数封建知识分子一样,是按照传统的科举之路来循序渐进的,考秀才,中举人、中进士,继而封妻荫子,荣耀家门。但连续的落第对他打击极大,第二次落第后,他就经常与族弟洪仁玕议论时势,认为国中无人,叹国运不幸,民生艰难,产生了最初的反抗思想。第三次落第,使其潜意识中的反抗思想进一步得到了激发,对腐朽的封建制度、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对抗意识。但此时,只能表现为病态的变异特征,从梦中或者病中的半模糊意识中体现出来。直到这一次落第,这种反抗意思才逐渐强大并外化。
  
  不过,这时,还缺乏一种爆发的条件。
  
  有意思的是,六年前,那本小册子《劝世良言》发挥了重大作用,使洪秀全一下子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落第后,生活还得过。洪秀全经人介绍,到了一个叫莲花塘的村里当塾师。
  
  有一次,洪秀全的表兄梁敬芳来他任教的私塾探望,偶尔在他的书架上抽出了那本《劝世良言》,询问洪秀全这本书中写了什么,是一本怎么样的书。自从第二次赴广州考试后带回这本书,洪秀全还一直没有认真的去看他,只是粗略的翻阅,大概第三次落第后大病中的梦境与读了这本书有关,但毕竟研究不深,所以回答不出来。梁敬芳就带走了这本书,阅读了后告诉洪秀全,这是一本很好的奇异的书。
  
  确实,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是华籍传教士梁发根据基督教教义写的劝诫世人的话,内容浅显简明。书的奇异就在于它与中国的经典完全不同,它向世人介绍,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神,那就是上帝耶和华。信奉上帝,死后可以升入天堂,当然其中还有要求人们吃苦耐劳、和睦相处的思想主张与一些戒律。
  
  洪秀全仔细阅读了这本书,心中茅塞顿开,以前的一些迷惑烟消云散。
  
  这时,他想起了第三次落第后的做的那个怪梦,那个金发黑袍的老人的形象清晰起来。
  
  《劝世良言》中说到:宇宙间有一位独一真神上帝,他是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全世界众人之大父,掌握万权,人们必要敬畏神天上帝,方能避祸患而获天福。其余所有什么神佛菩萨之像,悉不应该敬拜的,若违逆神天上帝之命,奉拜各样神佛菩萨者,即是获罪于天。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就是上帝所造,本来是住在极乐园中的,后来因为受蛇魔引诱,不遵守上帝命令,吃了园中知恶树的果,同被逐出园外,遂引灾难艰苦入世界。
  
  他确信,自己上了天,见到的就是这位上帝。
  
  上天的梦境也在阅读与联想中不断丰富。
  
  《太平天日》描述的非常详细:洪秀全上天之后,看到上帝正在审问孔子,说他传播谬误,把洪秀全也教坏了。在上帝的责备声中,众天使也要追究孔子的罪责。开始的时候,孔子还打算为自己辩白,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便似逃凡间,准备同各路魔头一起逃走。上帝大怒,派洪秀全带着天使追捕孔子,把他抓捕回来,狠狠的用皮鞭抽打。孔子受疼不过,跪下再三求饶,并自愿到后院种菜,将功补过。
  
  “上天受命”的情景也更具合理性。
  
  上帝告诉他:有一位救世主耶稣,是上帝之子,一千八百余年前,因世人信邪魔,行邪事,背逆罪大,上帝欲尽然赦恕全世之恶逆,怎奈又阻碍于公义至严之律,是以公义恩怜不能并施,因而无可如何之中,特意差遣神天上帝之爱子,离了至尊至贵之荣,自天降地,以神之性,投在贞女之胎,结合人之性,出世为人,名曰耶稣,即是救世主之意,使其自负担当世人犯罪之任,赎罪期到,被钉死十字架上,完成上帝派遣。方今一千八百余年过去,世人又开始信邪魔,行邪事,背逆罪大,只得派遣二子下凡,担负天命。洪秀全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
  
  这样一想,眼前豁然开朗。
  
  回家后,洪秀全对他的父亲说,“天上至尊的老人上帝,已经命令全世界的人归向我了,世间的万宝也归向我”。
  
  直到这时,洪秀全潜伏于内心深处领袖欲与反抗意识被彻底激发出来,斩妖除魔、拯救世人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那段时间,洪秀全在认真的构思自己的宗教体系。《劝世良言》中表示,世间只有一个正神,那就是上帝,其它的神都是歪魔邪道。那么孔子当然也在这之列,应当扫除,其他邪神更不是话下。其实,洪秀全没有想到,在他的梦境里,上帝也只是训斥孔子,并没有消灭孔子,所以他后来毁孔子牌位,杀读书人的行为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也是极不明智之举。如果洪秀全对这梦境好好理解,不要做意气之举,好好的团结利用读书人,后来中国的历史可能要改写。当然,这是后话。当时,这种思想在洪秀全的心中已经形成,也是后来拜上帝教的宗教理论基础。既然孔子是邪神,那么崇拜这邪神的读书人自然也不是好人(却不想想自己),大清政府及官员腐败无能,更是妖魔鬼怪,(这就是清妖这名称的由来),这些都在诛杀之列。
  
  一个宗教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精神领袖。上帝曾经派他的长子到人间拯救世人,受尽了磨难,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一次就应该轮到他的二儿子。作为上帝的次子,洪秀全当然是当之无愧的人间之王。这时候洪秀全还叫洪仁坤或者洪火秀,为了与上帝的名字“华”避讳,(还是搞那一套封建帝王的把戏)又联系上帝对自己的称呼“天王大道君王全”,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洪秀全。“全”拆开就是人王,人间之王也。
  于是,一个新的宗教——拜上帝教产生了。
  
  不过,洪秀全凭借是只是一本《劝世良言》,对基督教教义一知半解。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并无长子、次子之说,洪秀全的理论体系与基督教的教义大相庭径,甚至互相抵触。所以,他所创建的是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心目中的上帝当然也是中国的“上帝”了。
  3、“本地的和尚”难念经
  拜上帝教最早的教徒只有三人。
  
  洪秀全是教主,洪仁玕、冯云山是教徒。
  
  洪秀全生了建教之心后,先找冯云山、洪仁玕商量。
  
  冯云山、洪仁玕平时就对洪秀全言听计从,现在听说共商大事,自无异议。三人一拍即合。
  
  冯云山是洪秀全的表弟兼同学,生于清道光二年(1822),花县禾乐地人,与洪秀全所居的官禄布只有五里。两人年龄虽然相差较大,但自小意气相投,又加住的较近,来往颇多。
  
  冯云山自幼也饱读诗书,不过,他与洪秀全不同的是,他只有参加一次科举考试,可能是受洪秀全多次落榜的影响,他落第后没有再考,做了一个私塾教师。两人既是玩伴,又是同行,自然有许多共同语言,洪秀全饱经科举打击后经常找冯云山聊天,两人谈天说地,议论时政,感叹中国无人,时局败坏,说到感慨处,经常涕泪交流。
  
  对政府的腐败与科举的痛恨,使两人认识一致,这为两人合作提供了基础。
  
  还有,冯云山跟随洪秀全还源于对他的认识。一是洪秀全的学问渊博,平时在议论时局时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确实有令人佩服的地方。二是据说冯云山“精通星相”,从相学角度看,洪秀全仪表不凡,有王者之风,帝王之相。
  
  当然,这是最重要的。
  
  既然无意于科举,也明知科举无望,自然愿意跟随一个“真命天子”建功立业,打下江山,做开国功臣,从而流芳千古。
  
  确实,洪秀全自从第三次科举的大病痊愈后,无论是性格还是仪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是他的亲戚朋友们甚至他自己都认为在梦中上了天堂见了上帝——从而脱胎换骨的原因。
  
  至于洪仁玕,是洪秀全同高祖的族弟,比洪秀全小九岁,按照这样的年龄差别,估计从小就是洪秀全的跟屁虫,养成了崇拜、言听计从的习惯心理。
  
  这样,这两人成了洪秀全的左膀右臂,也成为拜上帝教的最早教徒。
  
  道光二十三(1843)年的一天,三人在官禄布附近的一个水塘进行了洗礼,表示从此洗去罪恶,去旧从新。
  
  经过三人的密谋,首先是确定洪秀全“受命于天”的神圣使命。根据洪秀全的梦境,他们精心编织了那个“上天受命”的故事,说上帝接洪秀全上天,给了他一本书,叫他在人间诛杀妖魔鬼怪,拯救世人。在到处宣扬这个神话的同时,洪秀全还请铁匠打造了一把宝剑,取名为“斩妖剑”,宣称为上帝所赐,时刻佩带于身上。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把创建拜上帝教归于天命,是上天的旨意。古人相信天意,天意不可违,顺天行事才是明智的。这一着确实是比较高明。在中国的改朝换代中,“受命于天”这套把戏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陈胜吴广起义时用鬼哭狐叫、鱼腹帛书,刘邦编了一套“斩蛇起义”的神话故事,以后的各场农民起义中更是广泛应用,并且屡试不爽。如元末韩山童、刘福通起义时,就事先把一只眼的石人埋于河滩,以应验流传于民间的谣谚:“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只有这样,才显得名正言顺,顺应民心,也才有号召力。
  
  
  其次是宣传拜上帝教的教义,教义比较简单,主要是劝人信仰上帝,上帝是人间唯一真神,不准信邪神,不准干坏事,拜上帝有福等等。
  
  发展教徒的工作先从身边的亲人做起。
  
  对于洪秀全来说,事情比较顺利。在洪秀全的宣传下,早已目睹儿子“神异”的洪境扬老人率领全家都加入了拜上帝教。而洪仁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回家与父兄一说,当即遭到一顿痛骂,差点被赶出了家门。
  
  冯云山是天才的宣传家与鼓动家,但效果也不明显。
  
  那段时间,在花县的山路上到处奔波着三人的身影。
  
  可惜的是上帝这位“洋”神仙在当时的中国市场不大,也不大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神,大者如玉皇大帝,总管三界之事,小者如龙王、土地分掌一方职司,外来的宗教诸神如来、观世音等深入人心,还有不少土神,也享受一方烟火。一下子改为信仰上帝,大多数人的思想自然转不过弯来。
  
  当时基督教虽然传入中国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广东各地都建立了教堂,信仰基督教也已经得到了清庭的批准,但信教的百姓不多,参加教会的大多是无业游民,或者在社会上饱受欺凌的人,他们参加教会,大多是有目的的,要么是依托教会的势力,更好的欺凌别人;要么是寻找靠山,避免被欺凌的命运。由于加入的信徒良萎不齐,严重的损害了基督教的名声,也深为普通百姓深恶痛绝。特别是广东作为鸦片战争的起源地,老百姓深受鸦片与鸦片战争之害,对洋人与洋教充满本能的反感与对抗,自然也对洪秀全他们口中的上帝也没有好感。另外,广东作为鸦片战争前的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商业风气旺盛,教育发达,民智开化领全国之先,士大夫知识分子也比较多,对洪秀全这段充满荒诞意味的“上天受命”故事不感兴趣,也不以为然。所以,大多数人对洪秀全等的宣扬反应冷淡,敷衍了事;也有人公开辩驳,认为谬论。如洪秀全的同行温秀才,在听了洪秀全的传教后,要与他辩论《劝世良言》中的缺点,气得洪秀全拂袖而去。甚至有人认为洪秀全是疯病发作,不置一辞。如有一次,洪秀全到五马岭传教,在这里他有许多教书时期关系不错的朋友。但是这些朋友听了洪秀全的话,大惊失色,认为洪秀全疯病又犯了,连忙把他送回去。
  
  总之,三人辛辛苦苦忙碌了好几个月,应从者廖廖,只发展了有限的几个人,有文字记载的有洪仁球、洪仁正等,估计是洪秀全的本族兄弟。
  
  不仅发展教徒困难,外部的压力也非常强大。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五,当地举行“抬会”,这是广东一带乡村的风俗习惯,在正月十五这一天抬着神仙佛像走村过乡,仪式隆重而庞大。事先,族长命令洪秀全撰写诗文歌颂神佛。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族长是具有无上权力的,他是不是官府的官府,有时还可以决定一个家族成员的声誉甚至生命。洪秀全知道族长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但也不能写这个文章,就扬言,如果谁再叫他写文章,就吊死在谁家的门口,族长知悉后,也不愿意事情闹大,就不了了之。
  
  但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洪秀全有些气馁。冯云山却不这样想,他年轻气盛,决计做一个惊天的举动。
  
  过了正月,村塾开始上课了。洪秀全、冯云山来到了学堂里,两人把学生集中到一起,洪秀全用他那惯有的大嗓门大声宣布,世界上只有一个神,那就是上帝,其它的神都是歪门邪道,都是木头做的、泥巴捏的,是妖魔鬼怪,我们要除灭它。说的兴起,一把把孔子的牌位从供奉的桌子上拔了下来,一下子扔在地上,一脚踩在上面,说:这就是妖魔。
  
  这是洪秀全、冯云山第一次向孔子的牌位挑战,他这种激烈的态度,表示了与孔子以及儒学的彻底决裂,或者说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裂,迈出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的。
  
  在古代,孔子的地位崇高。特别是清代,为了统治的稳固,统治者把孔子尊崇为“文圣人”,“至圣先师”。是天下读书人共同供奉的神灵。
  
  砸了孔子的牌位,塾师自然也做不下去了,两人不仅失去了赖以衣食的职业,在本村也难以立足。
  
  在广东传道受挫,不如另辟蹊径。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广西。
  4、贵县来了个“活”神仙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1844),洪秀全、冯云山离开广东花县老家,一路游历天下,一面传教布道,于一个到月后,到达了广西贵县赐谷村。
  
  赐谷村是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布道的第一个据点。这是一个边远山区,人民生活比较艰苦,又与外界隔绝,外面的大事传不进来,里面的人也很少接收外面的信息,形成山高皇帝远,独处群山中的自然格局。
  
  洪秀全到这里自然有他的目的,这里有他的一个亲戚,即表兄王盛均。一是穷途末路,有投奔之意,二是寻找一个适于传道的地方。
  
  见到他们,遥远的亲戚自然喜出望外,热情招待。
  
  这二人也来的真巧。当时王家正面临重大困难,王盛均的儿子王维正遭人诬告,正被关在贵县的大狱里。由于事情缺乏证据,官府一直无法定罪,而王家也无钱打点,案情就呈胶着状态。
  
  见广州来了个知书识礼的表弟,王盛均当即问计。
  
  洪秀全也不含糊,说,这是上帝对不信仰上帝的人的惩罚,只有信仰上帝,这灾祸才可以免除。随后,洪秀全给贵县知县写了一封信,可能是这封信有理有据,再说洪秀全的书法也不错,贵县的知县不了解这个写信人的背景,为了息事宁人,再说王维正本身也没有什么罪,就把他放了。
  
  王维正的无罪释放,使王家上下再无疑虑,洪秀全在王家心目中成了活神仙。之后,王盛均全家加入了拜上帝教,成为宣传教义的积极分子,特别是王维正,年富力强,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宣传上帝的威力与洪教主的神通广大,自然事半功倍。
  
  这件事对拜上帝教在当地的发展影响极大,洪秀全、冯云山几乎没花什么力气就在王家与赐谷村立住了脚,并以此为据点发展拜上帝教。
  
  但王家非常贫穷,二人在此天天吃“白食”也非长久之计。不久,在王盛均的大力推荐下,两人都担任了附近学校的私塾老师。
  
  在接下来的日子,两人白天上课,晚上串门,向穷人们宣传拜上帝教的教义与讲叙洪秀全得道于天的故事。
  
  广西山区屋前大多有一片晒谷场,农忙时间用来晒谷之用,夜晚却是农民们聚集之所。
  
  每当夜幕降临,洪秀全、冯云山分头出动,他们出没于各个晒谷场之间,向穷人宣讲道理,讲信仰上帝将得救,不信者被虎伤、被蛇咬。
  
  山区贫穷,没有什么娱乐生活,现在有人免费来讲传奇故事,一时听者如云。两人又都是好口才,极有感染力,讲到关键之处,动人心弦、摄人魂魄,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这些纯朴的农民,一生都没有见过大世面,见洪、冯又气宇轩昂、仪表不凡,知书识礼,不同常人,早已深信二人乃“上天特派到此传真理与彼等者”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一段时间下来,当地百姓皈依受洗礼者已逾百人。
  
  成果不可谓不大,但依照如此速度,是心急的洪秀全万万不耐烦的。何况故事虽然好听,但响应的人还不是很多,毕竟老百姓早有信仰,对如此关系全家命运大事的改信问题,许多人持慎重态度,处于观望等待之中。
  
  要老百姓改信上帝,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打破他们原来的信仰。
  
  洪秀全和冯云山经过商量后,把目标定为这一带较有影响的六乌神。两人带上一些拜上帝会的一些教徒,为了扩大声势,他们擂着大鼓,喊着口号,直奔六乌庙。
  
  在神像前,洪秀全站定脚步,吩咐教徒递来毛笔,磨好墨,然后用毛笔蘸满浓墨,在神像旁边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内容自然是斥责六乌神的,写完最后字,用笔杆往神像是一戳,大喊一声“斩妖”。奇怪了,神像应声倒地。后人猜测,可能是这六乌神像早已被虫蚁蛀空,只要加上一点外力,自然粉身碎骨。也有人说,这六乌神像早已被做了手脚。这些我们姑且信之。
  
  洪秀全一笔点倒六乌神的事迹在当地迅速传播开来,人们也没有看到预期的神灵降罪,反而看到洪教主神采奕奕的奔波在传教的路上。这一来,大家都知道从广东来了一个洪教主,神通广大,可以斩妖除魔、拯救百姓。洪秀全在当地成了新的神,而且是活的神,于是,加入拜上帝教的人更多了,拜上帝教徒一下子发展了好几百人。
  
  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确为古今造反工作者的一剂良方,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已经开始熟练的运用。
  
  形势似乎不错。
  
  却不想枝节横生,这一段传教的没有支持多久,拜上帝教的二位首脑就产生了意见。冯云山一直胸有大志,欲把发展教徒和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来实现改造中国的愿望,而洪秀全却侧重宣传“真道”,没有太多的实际设想,因此二人出现了分歧。据《太平天日》记载:当洪秀全与冯云山“到田寮,语言有拂逆”,也就是说,两人在传教过程中冯云山有不同见解。性格暴烈的洪秀全那堪忍受有人拂逆己意,当即大怒,不顾辛苦经营了七个月的局面,要冯云山立即离开赐谷村,同后来的洪仁球、洪仁正等一起回广东。
  
  洪秀全还怕冯云山等人反对,不肯成行,洪秀全便连夜离开赐谷村到林桥,不久自回广东。
  
  冯云山对此很恼火,但不好多议论,还是洪仁正对洪秀全说:“尔连夜私走,人有猜疑焉。”
  
  教主强令之下,冯云山不得不遵,但他并不甘心就此终结,只得采取折衷主义,离开了赐谷村,进入紫荆山区,开始了两年多的一人传教生涯。
  5、走向没落的大清朝
  
  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大清的社会、政治情况,因为它是拜上帝教发展乃至以后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背景.
  
  早在十八世纪中后期,经过康乾盛世的大清王朝已经走向衰落。虽然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但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就象一个释放尽能量的垂暮老人,已经呈现出病入膏肓的垂死状态。
  
  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对外政策,使大清错过了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使大清的经济发展处于停顿状态;高度专制的集权制度,又使人民缺乏民主与自由。同时,随着吏治的败坏,贪官污吏盛行,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沉重。特别是贯彻康熙皇帝的“滋生的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实施,大清的人口大量繁殖,由清初的一亿多激增到道光时期的三亿多。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人多地少的问题逐渐突出,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恶化。失去土地的人民卖儿卖女流落他乡或沦落为乞丐,或啸聚山林,变为盗贼,更多的人则沦为雇农,过着非人的生活。整个社会犹如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态势。
  
  而当时的形势却不容乐观。一个外国传教士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十九世纪的清朝是一个骄傲的乞丐,一方面以老大帝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蛮夷。另一方面又贫穷落后,满目疮痍。
  
  与此相反的是西方列强。
  
  在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列强靠殖民掠夺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又迅速完成了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建立了适合于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体制,工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随后扩展到德国、法国以及美国,拉开了欧美社会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进程。
  
  强大起来的列强迫切需要扩大海外市场。早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就派遣马嘎尔尼为使臣率团来中国,名义是为乾隆祝寿,实际是要求通商贸易,为乾隆皇帝所拒绝。
  
  大清的这种闭关自守、自高自大的政策引起了列强的强烈不满。马嘎尔尼就曾经向英王报告,“如果大清禁止英国贸易或给我们造成重大损失,那么只需要几艘三桅战船就可以了”。把大清看的一文不值。但由于当时清朝还比较强大,虽然海防松弛,军队战斗力差,但还不至于一触即溃,乾隆也不是后来的道光皇帝。更重要的英国当时还不具备远征一个庞大帝国的实力。所以这个问题被搁置。
  
  不到四十年,英国人又卷土重来了,不过这次不是为道光祝寿了,他们带来了坚船利炮,远度重洋而来,是为了大清的市场,是为了大英的所谓贸易利益的,更是为了强行打开大清紧紧关闭的大门。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战败。根据国家惯例,双方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开发通商口岸,并赔款白银2100万两。
  
  随后,美、法、德、人、俄等国纷至沓来,他们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忙得不亦乐乎,建使馆、定租界、划分势力范围,纷纷争夺在大清的利益。大清帝国随时面临灭亡的危险。
  
  更为严重的是,鸦片战争反而导致鸦片成倍的输入,疯狂的吞噬着国人的身体肌肤与民族精神。同时,战争赔款与鸦片贸易造成大量的白银外流。殖民者这一手可谓绝矣,既赚了你的银子,又摧毁了你的身体与精神,即使想抵抗也无从拿起。
  
  外患尚且罢了,对于清朝的统治者来说,只要江山没有改名换姓就可以了。后来的慈禧太后讲过一句著名的话,就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割地赔款只不过是赠送友邦、和睦友邻罢了,反正大清的江山大得很,钱也出自老百姓身上。
  
  统治者最害怕的确实是内忧,因为大清后期的国内并不平静。
  
  白银的大量外流直接导致银贵钱贱的现象,老百姓交纳赋税必须是银子,即使手头有铜钱的也要换成银子。在清朝发展的近二百年中,一直采用的是银、钱并用政策,一两银子值钱一千文,但鸦片战争后,需要一千五百文甚至两千文才能换到一两银子。老百姓手头的收入有限,都是一文两文挣的,辛辛苦苦一场,积攒的钱又小了一半,寻常百姓家生活尚且困难,哪来的那么多银子。为了缴纳赋税,无数人家倾家荡产了。
  
  天灾总是与人祸相伴的,在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中,上天也不照顾,据统计,光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就发生水旱灾十余起,部分地方还发生蝗灾。这大概是上天也对大清统治者的无能表示不满吧,天降灾异吧。水旱灾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农田减产或颗粒无收,在农业社会里,这就是要了农民的命,百姓生活无着,只能挺而走险。造反的老祖宗陈胜、吴广说的好,反正是个死,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应该说,老百姓是善良的,他们几千年来一直奉行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信条,如果还可以活的下去,谁也不会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去造反。但腐败的政府既然不给他们活路了,心中对命运不屈服的反抗意识也就觉醒了。这时,只要有人举起大旗,登高一呼,自然从者如云。
  
  所以,自乾隆以来,以农民为主的会党起义层出不穷,如白莲教、天理教、天地会,北方的捻军、幅军等。他们活跃在大江南北,一次次的给予清政府沉重的打击。其中,两广作为鸦片最大的受害地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方,反抗自然最强烈。
  
  道光二十年(1840),韦玉林在象州起事,道光二十五年(1845),邓立奇在藤县自称平地王,钟敏和自称高山王,道光二十八年夏(1848),陈亚贵在武宣东乡起义,起义军攻城略地,转战浔江流域。道光二十八年秋,雷再浩在湘桂边境起事,占领了全州。与此同时,各地天地会纷纷响应,其中,李沅发把天地会斗争推向了高潮,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率会众攻克新宁,杀死清政府任命的官员,后来转战于大瑶山区。
  
  
  这些会党起义最终在清政府的打击下被扑灭了,这自然源于自身的局限性,如组织不严密、缺乏纲领,或者领导人目光短浅等,但却严重的侵蚀了大清王朝的肌体,也在民间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为拜上帝教的发展以及以后的太平天国起义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二章 冯云山紫荆传教
  
  1、艰难岁月
  
  走在赐谷村东往浔州的大道上,冯云山的心里真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
  
  来广西本为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姐妹,几月来饱尝了跋涉山川之辛苦、创业之艰难,可算去国离乡,抛妻弃子,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好不容易创建了现在的局面。却不想结果反惹来教主冲天一怒,强令他返回广东。回顾山村,不禁潸然泪下。
  
  前面已是大道,一通往浔州,一通往广东。
  
  他的眼前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遵洪秀全之令,返回广东。教主强令,不得不离开赐谷村,但此一回去,前功必然尽弃。二是继续留在广西,广西是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好地方。但要留在这里,可谓举目无亲,形单影只,举步维艰,要想传道,也非容易。
  
  大事未成,怎能回去?
  
  “历尽难辛,坚耐到底。”一个声音在心里呼喊。
  
  冯云山不再犹豫,他的脚步踏上了浔州的大路。
  
  幸好,冯云山运道不错,在浔州.他遇到一个叫张永绣的广东老乡。他乡遇老乡,自然极为客气,他暂时总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
  
  张永绣是客家人,在浔州谋生,生活极其艰难。冯云山自然不可能都靠他的接济过活,但他人地二生,本业又是教书,一时间难以寻到工作,在同住一个多月后只得离去。
  这期间,冯云山听说桂平县北有一座紫荆山,是一个山深地僻、人入不知处的山区。他听了,心里非常高兴,认为那里正是他秘密活动的好地方,决定前去。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中旬,冯云山横渡思盘江,进入紫荆山地区。
  
  紫荆山是广西桂平的一座大山,分属桂平、武宣二县管辖。
  
  到紫荆山去要经过新墟。新墟是桂平县北区一个大市集,从新墟向北行,有一个小村落叫古林社,再深入才是紫荆山口。冯云山先到了新墟,这时,他路费用尽,分文皆无,准备先在此打短工,站定脚跟再说。
  
  正是逢墟之日,新墟逢三、六、九日赶墟,四乡八村、山里山外的农民、炭工纷纷聚集,异常热闹。冯云山站在牛行待雇,牛行为短工集散之地,当地人如遇农忙,需要雇工,则来此地雇请。雇工价格也便宜,只需要提供食宿外,随便给几个大钱就可。
  
  可是,冯云山十指尖尖,十分斯文,一看就是个不是做大活的样子,那些需要体力活的雇主自然看不上他。等了半天,看看要散墟了,冯云山还是没有人雇请,他只得饿着肚子跟赶墟人到古林社,向一家姓张的路店投宿,这户人家也算不错,同意了冯云山的借宿,并提供了一顿食物。
  
  俗话说,虎进平地,龙困浅滩,这位前读书人后来的太平天国南王已经束手无策,在张家路店里彻夜无眠,不知道可用什么方法来谋生,直到天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的睡了一觉。
  
  第二天不是墟日,冯云山无处可去,店主人见他衣服破旧,又系外乡之人,问他何事到此?冯云山早已编好故事,说,我由广东入桂,原欲到柳州找我阿叔,不料途中遇盗,被劫一空,举目无亲,典借无路。
  
  店主人听了非常同情,却也爱莫能助,那时广西山区非常贫穷,自己生存已是不易,要想帮助别人更是困难,但店主人却给他出了个主意:可以上山拾牛粪,然后把它卖农民。
  
  广西一带多水田,不少人家养有耕牛,牛在山上放牧,拉下不少牛粪,这牛粪是农田里上好的肥料,深受农家的欢迎。
  
  这主意不错,至少要比嗟来之食来得强,还可在此地立足。
  
  冯云山当即接受了,他向主人家借了一个竹篮,开始拾牛粪的生活。接下来的日子,广西桂平一带的大山里,多了一个拾牛粪人的身影。冯云山走乡串村,穿山过岭,跟在牧童的屁股后面,收拾牛粪。一天到晚,再把收拾的牛粪卖给农民,换得一日三餐的粗饭淡茶。
  
  应该说,这段时间,是冯云山一生最艰难的岁月。冯云山家境不错,又是一个读书人,平生何尝做过如此低贱而辛苦的工作,现在做来,想是苦楚百般,如果不是心里有那宏伟的目标,万难支持。也正是他的这段艰苦岁月,使他深深体验到穷苦百姓的艰难生活,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之中。
  
  生活虽然艰苦,冯云山却极为乐观。他一边拾牛粪,一边却唱着“孤寒到此把身藏,举目无亲也着忙;拾粪生涯来度日,他年得志姓名扬”的自写歌谣。当地百姓听了,惊讶不已,不想这个靠拾牛粪度日的年轻人不仅满腹才华,还志向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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