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
梁文道评书精彩语录
1，关于励志书
我总告诫年轻人，在你事 业落败的时候绝不能读太多励志书籍，读励志书有时候会把一个人读傻的。因为此后你会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你走的路一定正确，即便偶尔遇到失败，也会视其为一时的困惑，你坚信最终还是会赢的，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
2，读王小波
有艺术家专门做了王小波的裸像，两条腿叉开坐在地上，露出个生殖器，软叭叭地搭拉下来。这个举动被很多人认为侮辱了王小波，但艺术家自己却说他觉得这么做才是对王小波最真实、最坦白的致敬，因为王小波写东西就很坦白、很真实。
3，读张爱玲
很多人都在引述“出名要趁早”，但大家没注意到，为什么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迟了就不痛快呢？事实上这段话后面还有一段话，那才是真正的重点：“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句话跟“出名要趁早”那种急功近利，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她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学者李欧梵教授提出来的一种“苍凉”感。
4，读村上春树《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领悟到这一点后，村上春树开始感觉到非常安静的幸福感，“吸入空气、吐出空气，呼吸声中听不出凌乱，空气非常安稳地进入我的体内。”看到这里，我突然感觉到原来跑步跑到这个地步就像我平常坐禅一样，修行的时候也要很安稳地观察着自己的呼吸。接下来他就说：“我是我，我也不是我，觉得那是非常安静的、静悄悄的感觉。所谓意识，人的意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或许有点像‘谛关’吧。”这个“谛”就是佛教常讲的真谛的谛。
5，读金庸
最妙的是韦小宝的身份问题，他觉得“民族身份”根本不是问题，甚至连他爸是谁都不是个问题，因为他妈是*，他到底是谁的儿子他也不知道。过去我们骂人常说谁是王八生的孩子，你妈是*之类的，可这些骂人的话运用在韦小宝身上就完全失效了，因为他当真就是*生的孩子，而且他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爽得不得了。在他的世界里，他凭着自己的诡计、古惑和一种香港人式的小聪明，什么事都能够做到完美。我们看到最后，韦小宝简直是个大赢家，身边很多漂亮的女人当老婆，心里面还挂念着俄罗斯地下城堡里面埋的宝藏，真是爽快得不得了。那么，这是否也正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金庸小说最终的政治态度呢？
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
----评《梁文道：我读》
一百多年前，有这么一个人，父亲是很成功的商人，母亲是位有名的作家，和歌德等大文豪是挚友。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善于读书的人，决不滥读，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少读坏书决不会嫌太少，多读好书决不会嫌太多。坏书是伤害精神的毒物。
他就是十九世纪德国的哲学家，叫亚瑟.叔本华。
一百多年后，有这么一个人，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台湾，典型的70年代贫困家庭。父母外出工作以求温饱，所以把他托付给外婆。后来他有了很多名衔：商业电台总监、主持、作家，还有绿色和平董事、牛棚书院院长、艺术发展局顾问及大学讲师。他新书《我读》中有这么一句话：对于如何读书，我们有选择的标准，有品位的判断。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世界有多复杂，书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 他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知名主持人、文艺评论家，叫梁文道。
第一次认识梁文道，我就想起了叔本华，第一次看梁文道关于读书的文字，我还是想起了叔本华。
两人的接近跨越了学术、穿越了世纪、完成了历史的一场衔接。两人的相似与相貌、国籍、学术都无任何关联。只是那种形而上的气质早已冥冥注定了似的。
梁文道首先有着一副欺骗世人的容貌，看上去温文儒雅。而谈论天地则是万分豪迈。不是英雄把酒言欢的豪迈，而是佩剑行走斜阳的豪迈。从最初的《常识》到如今的这本《我读》，他从随手拾来的日常事物到大众阅读的各类图书。进行你从未臆想过的解读方式，打开，剖析，还原。于是，你才发现，自己所看过的其实是白看了的，自己认为了解了的在他眼里其实是表层的。
《我读》是一本披着读书的外衣叙说人文的书。他在其中大谈百科，从金庸到王小波，从张爱玲到货币战争。从一个节目脱胎出的书，必然是有着电视的元素。而电视与书的差别在，要更多的顾及坐着观众而不是躺着的读者。枯燥的内容可以文字化，但是你无法把它影像化，就是这般，所以，你看梁文道谈《尤利西斯了》吗？他肯定没有。但他始终是离不开人文这个词语的，就算他百般解释，说着你看我也喜欢于丹啊。谁说大众的就不是人文了呢？
他是这样百变的一个人，你把他当学者看的时候，他给你的是评论家的形象。你把他当评论家看的时候，他又是大学讲师的形象。
我总算明白，看他的书，是不能死读的。
去年的时候，看过一则报道，说的是南京长江大桥成为中国的自杀圣地，有一个记者为了查明原因，多次前来采访，并因此挽救了几个轻生者。后来他离开的时候，在桥栏杆上，咬破手指写了几个大字：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
我想，当你拿起《我读》的时候，你准备的不是怎样或欣赏活审视梁文道的解读，而是应该先在心里默默念叨着：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
（ 苏善生 2009年12月21日晚 北京）
“嘘嘘”也有大学问
为什么需要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
很多读者都对我选书的范围很有兴趣。因为面对大众讲书，所以我选书往往有特别的考虑。诚然，好书那么多，值得谈的事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把所有市面上大家看到的、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书都一一介绍一遍呢？
之前一个很好玩的读者说，梁文道，你是一个文痞！他认为我介绍的书总是偏向人文性，没有介绍什么科普书籍。谈谈我个人对“文痞”这个称呼的理解，并不是一个人不读科学类书籍就会变文痞，文痞似乎是说一个人既是文人又是个痞子，当然，倘若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文痞，也是很正确的。
其实我非常想多介绍一点跟科学有关的书，比如做一些专题，介绍物理学最新的理论发展。理论往往是很艰深的东西，但又非常有趣。可惜我发现介绍这样的东西有时候对我自己、对观众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怎么可能用很短的时间讲得让大家都明白或者至少看完后能有点意见，的确很有难度，我会尽量改善。
关于选书的问题，一些读者会期望我走“更高雅的”路线，比如有一个读者说：“哎呀，天呐，我今天看到文道居然在讲于丹，你怎么会讲于丹呢？！”有这样的吃惊似乎是因为于丹火了、红了，非常畅销了，所以大家觉得我们不应该再谈她了，因为这是很“通俗”的东西。我曾经说过，有些畅销书，像《于丹心得》，无论是节目、光碟还是书，我都挺喜欢，尽管我并非完全同意她的做法或说法，但我依旧觉得她做的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本书现在卖了700万本不止，意味着她能让700万人里面至少有一万人愿意就此把《论语》拿出来好好看一看，这难道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吗？
喜欢读书的人常常容易有一种情绪，用我的朋友台湾出版家詹宏志先生的话来说，叫“人文沙文主义”。所谓“人文沙文主义”是有一种知识分子、文人、读书人、学者，他们认为只有符合他们心目中某种理念、某种理想、某种品位的好书才是真正的好书，比如有人说在书城或读书杂志上看到的那些书才是好书，而对一般大众看的那些书会很瞧不起，会不屑一顾，像蔡志忠漫画《庄子》或是随便一本育婴指南，以及任何一个书店都有一大堆的实用性通俗读物等等。甚至会觉得不止写这些书的人我看不起，连看这些书、买这些书的人通通看不起。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怨怪为什么一个人跑去看于丹的《论语》心得，而不去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呢？
我想提醒大家一点，一个人，他看不懂任何更深入的学术著作，他只看于丹的书，只看易中天的书，这既不是一种错误，更不是不道德，这很可能只是一种不幸。读书读得越多，越发现真正要读懂我们心目中所谓的经典名著，你可能要有一点运气。比如你要生长在一个不错的家庭，有挺好的家庭教育，小学、中学都受到不错的教育，而且前提是你有受教育的机会。你慢慢走过这样一条幸运的轨迹，透过教育的养成培养出一种阅读的能力，这种能力帮助你读到很多人没办法读进去的书。这时候你可以回过头，看看那些在看很浅、很通俗书的人，你会觉得他们鄙俗吗？不是，他们很可能只是不幸，他们不具备这种阅读能力，即便不具备，也要鼓励他们读下去，倘若他不能一上来就读《论语译注》，当然是读于丹。
每回走进书店，看到那些读者，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如今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娱乐有太多选择了，而一个人居然跑去看书，表明他不只是抱着娱乐的目的，更是想提升自己。任何一本书被一个读者拿起来的时候，他心底都有一种或许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欲望，就是我要改变自己，要提升自己，这是一个很伟大也很卑微的欲望。一个人从来没听过没看过《论语》，今天他拿起了《于丹心得》看的时候，你能够体会他那种又卑微又伟大的欲望吗？作为一个读书人，为什么不能欣赏他呢？
就算一个人看的不是《于丹心得》，而是育婴指南这类专门教人怎么养小孩的书，难道这就是不重要的阅读吗？当然不是。想想看，这世上的父母有多少人懂得如何做父母？一对大学教授结婚了，不表示他们就会把孩子教得好、教得懂。或许这对大学教授平常都看很艰深、很高雅的书，而眼下他们就需要一本写得很好的育婴指南，告诉他怎样照顾好自己的小孩，教好自己的小孩。如果所有的父母都能够看到一本非常好的育婴指南，并且依此把他们的孩子养好、教好，将来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有很多快乐健康又善良的小孩，那么，你会不会觉得这本育婴指南也是很了不起的书呢？
我并不是说一本育婴指南会比《史记》伟大，我们有标准，有品位的判断，但是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世界有多复杂，书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
《灰皮书、黄皮书》 禁书总是诱惑难挡
图片005 《灰皮书、黄皮书》
第一次接触*和毛泽东的作品是我还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这些在当时绝对是禁书，幸好我每年暑假都从台湾回香港，有机会找到这种书偷偷带到机场，小心翼翼上了飞机带回台湾，晚上在宿舍躲在被子里面瞧。当时看这些书觉得太新鲜了，那个年代这些在台湾都属于受批判的禁书，绝对看不到，但是正因为它被禁，我反而觉得它特别有吸引力，也因为它被批判，我反而觉得它讲得都特别有道理。
为什么江湖传闻最可信？这就是禁书的吊诡和悖论。你越是禁止某样东西，它的诱惑越大，你越是批判某样东西，而且由政府去批判，老百姓越觉得他讲得很可能是真理，要不然为什么要禁制它呢？就像今天有些网站被封掉，大家立马觉得这网站一定是说对了什么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资讯不流通、出版被禁的社会中，小道消息越流行，大家越觉得江湖传闻可信的原因，由此推导出来另一个阅读状态的问题。下面介绍一本与此相关的书，叫《灰皮书、黄皮书》，作者沈展云，以前曾经做过出版社编辑，在报纸开过专栏。
顾名思义，这本书谈的就是灰皮书、黄皮书。什么叫灰皮书、黄皮书呢？今天很多年轻人恐怕就不知道了，“皮书”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特殊的产物，从50年代到80年代，很多书既不能出版也不能翻译，到了*中段的时候甚至闹过书荒，但当时有一种很特别的出版物，叫“皮书”，是一种内部参考发行的书。
皮书通常是一些政府认为老百姓不能看也不该看的书，认为这些书是“毒草”，之所以还要出是为了给大家学习批判。比如跟苏联闹翻的时候，我们批判修正主义，要批判你得先组织大家学习一下修正主义是什么，于是内部就发行出版一些关于修正主义的书刊，包括一些外国翻译回来的书，让大家好好学习研究，学着怎么干掉他们。这种书就叫皮书，书皮有黄色、灰色等等，关于颜色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一般来讲，黄皮书是文学作品，灰皮书是政治书。
在那个年代这些书的诱惑有多大可想而知，很多人要凭证才能买这种书，于是大家想尽办法混一张这样的证。这种书一旦卖出去它的命运就不由当局掌控了，它就可能在民间市场四处流传，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了。就像我们开头讲的，越是被禁的书越有诱惑，越是被禁大家越相信，所以皮书的命运就变得很吊诡了。
沈展云发现有论者认为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恩来“四五”*是有思想渊源的，可以追溯到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中的地下读书活动。所谓的地下读书活动读的就是这些皮书。那一代人的阅读史惊人地相似，*初期“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著作和钦定的书籍之外，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技、文艺类书籍都被禁绝了。但是当红卫兵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精神空虚了，想看书了，于是就看那些为了反修防修斗争需要出版的内部读物，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他们读书的同时还搞了阅读小组，结果发现自己反而被这些书启蒙了。换句话说，后来反权威反的最厉害的竟然就是当初读这些书的人，这是一个多大的吊诡？
到底什么叫读书状态？我们平常应该在什么环境下念书呢？在图书馆好不好？周边有人的时候好不好？坐车的时候该不该看书？这些都是地理环境，而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情景，不止是物质性的空间，而是一种处境。读禁书就是一种独特的处境，在高压社会下，有某种书你不能碰，就像伊甸园中智慧树上的智慧果一样。这时候，环境反而逼迫着你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个果实真的能给你智慧，真的能开你的眼目，即使它不是那么出色，你也觉得它很了不起，这就是处境所造成的特殊阅读结果。
另一种特别的处境就是坐牢，尤其是坐政治狱。*在监狱里如果能够读书，他们会读什么书？很可能还是读政治书，也可能是历史书，甚至读励志的传记文学。我读过很多人的狱中笔记，发现他们都很喜欢读历史和人物传记。读史是想掌握某种历史规律，希望能够指导自己，将来万一有一天能够出狱，如何宏图再起。而读人物传记则是在艰难的情况下勉励自己的士气。
这些书在监狱这种独特的处境下都起到了特别的效果。一个人，在他失意或是坐牢的时候读历史，会从历史里面读出阴谋诡计，读出一种被我叫做“监狱视角”的东西：把历史看成是一种规律，认为我只要摸懂这个规律就能东山再起，这是一种为现实服务的阅读。一个人在失意落败甚至坐牢的时候如果读人物传记，想励志，他的视野和心胸就很容易变得狭迫，或许最后他会觉得自己志气远大，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读励志书只会越读越觉得自己原来是对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于是就死命一条，一门心思往一个角落钻过去，而绝不会客观反省自己的问题所在。
我总告诫年轻人，在你事业落败的时候绝不能读太多励志书籍，读励志书有时候会把一个人读傻的。因为此后你会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你走的路一定正确，即便偶尔遇到失败，也会视其为一时的困惑，你坚信最终还是会赢的，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
《读库》书跟人之间那点复杂的情感关系
【人物小传】
张立宪，著名出版人、作家，以“老六”自称，现任《读库》主编。跨工种作业，独立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各环节，涉及编辑、美术、财务、公关、销售诸领域。以一人之力，创出中国出版界持续出版一种读书品牌《读库》的奇迹。
有的刊物很难说它是书还是杂志，它的优点像是文库。过去曾经有一种题材的出版物，像《读者文摘》，把很多文章结集在一起变成一本杂志定期出版。不过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读库》又有点不一样，它是季刊，一年出四本，从这点上看它像个杂志，可是无论从装订还是内容，以及文章的长度来讲，它更像是一本文集。
《读库》在主编张立宪先生的手中风格非常强烈，首先装帧设计的封面就很讨喜，如今能够这么素雅做封面的书已经很少了。你说它是杂志吧里头还有书签，每一期还有藏书票。还特别在没有什么编辑前言，一般杂志或是书都要编辑，如果是文集的话，编辑得出来说几句话吧？不，张立宪很有性格，绝不会加太多文章之外的东西，而是直接用语言来表达意思。一个编辑想让读者看到、知道以及想表达的态度跟想法已经完全融贯在他选择和邀约的这些稿件里面了，比如说我手上有一本08年最后一期的《读库》，里面就有不少好文章。
《读库》的文章杂七杂八什么都有，但总能体现出一种共通的风格。它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几万字的文章，长达几十页，像一本小书一样刊登出来，这是它的特色之一。比如这期有一个重点的长篇就长达70页，文章叫做《八月的乡村》，讲的是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一些农村故事，而且这不是一般的农村故事，正是很多奥运会选手的家乡。一群记者专门去探访了很多奥运金牌得主的老家，像剑客仲满，柔道选手杨秀丽，去看看家乡的父母们，看看他们的家庭平常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说整个八月对这几十条村子而言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过去，父母可能每天得到猪圈里头倒潲水或者开个小出租车到处跑，生活挺辛苦，这十几个村子里起码有一半以上家庭是负债的，等到儿女终于拿到奥运金牌了，日子也就好过了。
这让我想到全国有多少拿到奖牌的运动选手？如果拿不到奥运奖牌的话，他们的家庭是不是就要这样子继续过下去？当运动员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当我们在奥运会上看到我国体育优秀的地方时，也从这些文章里看到了另一个让人担忧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开始不大愿意去体校当一个专业运动员了，因为一个专业运动员倘若拿不到奖牌，退役之后，他的生活非常凄苦，出路也非常有限。
这本《读库》里还有好几篇很值得一读，比如有一篇是著名编剧芦苇跟王天兵谈编剧的心得。我建议所有写文章、做创作，尤其是搞电影的人都应该看一看，里面提出很多关于电影和编剧方面的真知灼见。有一点讲得非常对，芦苇一开始就从好莱坞的类型片说起，按说我们国内电影学院的学生、教授最看不起的就是好莱坞类型片，结果如何呢？“搞出来的剧本基本上是不可看的，我们的电影在情节方面往往很弱，就是因为最基本的商业类型片这一关功夫没有把握好。”除了电影编剧，书中还讲到了日本的机器人漫画片和老电影，总之囊括各种类别。
这本《读库》到底有什么统一的风格呢？以我的看法，会用一个“代”的观念理解它，这是一本70后或60后看了会特别有感觉的书，它提到的那些东西，那种品位，就是我们70后或者60后这代人的口味。我们所喜欢的，所关心的，可以是很多领域、杂七杂八的，而这本书就在这些领域里把这些东西都结集了起来。
这一期里提到了一件事，作为一个香港人我看了之后特别感伤。事情发生在08年，我也曾写文章谈过，香港有一家老牌的二楼书店“青文书屋”，他的老板罗志华在生意不景气的时候终于有一天结束了这门买卖，关掉了这个非常有名的书店。然而农历新年前的几天，他在自己很破旧很拥挤的小货场整理那些藏书的时候不小心被几十箱忽然掉下来的书压住，当场压死，直到十天之后，尸臭味传出去大家进去找到他才发现这件事。很多大陆的网民或者读者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个故事太有象征意味了。在香港这样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是文化沙漠的城市里面卖小众出版品的人，坚持做人文、社科类的书籍，最后坚持不住，书店倒掉了，卖不出去的书积压在货仓里面，却又在货仓里面收拾东西的时候被这些卖不去的书压死了。在这期《读库》里我看到唐峥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顺便讲了香港二楼书屋的种种过去、现在甚至如果有未来的话，这篇文章是我看过关于这件事写得最好的一篇。我相信，就算不是香港的读者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能够从里面感受到很多莫可名状的东西，不只是关于香港的文化气候，更多的是关于书跟人之间种种复杂的感情和关系。
注释1： 《读库》为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摆事实不讲道理”是《读库》的编辑方针。《读库》强调非学术，非虚构，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结合，探究人与事、细节与谈资，不探讨学术问题，不发表文学作品。此书在编撰时奉行“三有三不”原则：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查令十字路84号》爱书人的书信情缘
图片006 《查令十字路84号》
图片007 查令十字路84号旧街景
要在世界上找一个最适合逛书店的城市，伦敦绝对排在名单的前三位。如果要去伦敦逛书店，你多半会去查令十字路，因为这条路上新、旧书店皆是邻比，各有特色，跟我们日常看到的书店不一样。我们平常去书店会发现每家卖的书都差不多，大家的规矩都一样，一本书上了架，半年、一年，或者几年卖不出去的话就得下架了。但是在查令十字路你会看到一些很坚持自己风格的书店，就是喜欢某本书，即便50年没人买，还是要把它放在架上。
查令十字路有一家酒吧在84号，酒吧上有块牌子，上面写着这里就是当年有名的查令十字路84号书店的原址。书店现在已经被这个酒吧所取代，但是每天仍然有很多来自全世界的书迷到这里拍照留念。
为什么原来那家书店那么有名？像莎士比亚书店一样了不起吗？它之所以有名全靠一本书《查令十字路84号》，作者是海莲·汉芙，她在美国只能算第二流的作家，一生大半时间都在编写历史教材、教科书或是帮美国电视及好莱坞写剧本等等。写的东西不算怎样，人也比较穷苦潦倒，就因为出版了这本书，她的名字被永远记下来，也因为这本书，这家原来不算特别的书店被永远记住了。
这本书其实是本书信集，里面是身在纽约的海莲·汉芙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跟查令十字路84号这家小书店之间的书信往来。之所以会有书信往来是因为她跟他们订书。本来纽约有很多书店，但是海莲·汉芙深深爱上了英国文学，觉得美国文化很低级，甚至觉得自己干的电视行当也很低级。海莲·汉芙一直很崇拜英国，认为只有在英国才能买到好书，她痛恨当时纽约那些书店，觉得它们非常庸俗无聊，所以她从这家书店买书，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书信往来。
现在这些书信集结成一本小书，还被拍成了电影，皆因里面的故事非常有趣。刚开始通信的时候，英国处在战后，物资紧张，采取分配制度，每家每年分到的鸡蛋、火腿、罐头都很有限，不是你没钱，就是有钱你也买不起。海莲·汉芙很同情这家书店店员的处境，常常给他们寄罐头，寄鸡蛋，有时甚至通过邮政服务从欧洲别的地方寄过去给他们。这家书店的人收到这些罐头、鸡蛋、火腿之类的都吓傻了，说：“好久没见过肉了，为什么一个顾客会对我们那么好呢？”海莲·汉芙说：“你们卖书给我，难道对我不是比我对你们还要慷慨，还要了不起嘛，对不对？”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边的爱书人互相通信。起初她通信的对象是这家书店的经理，叫弗兰克·德尔，后来变成了弗兰克·德尔的老婆、他的孩子、书店的老板，最后甚至书店的邻居也都加入到这个通信里，变成一段因书而起的奇妙缘分。最特别的是，作者一生从未踏进过这家书店，没能看看这个书店和跟她通信的人。这本通信集有喜悦，有微笑，充满文学跟书的爱以及一些漂亮的记载和思考，同时也带着淡淡的忧伤。
海莲·汉芙是典型的美国女子，写东西非常直接，她迷上这家书店缘于她朋友曾去伦敦看过，并描述给她：“哎呀，亲爱的，这是一间活脱脱从狄更斯书里面蹦出来的可爱铺子，如果让你见到了，不爱死才怪。极目所见，全是书架，高崇直抵到天花板的深色古老书架，橡木架面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虽已褪色，仍尽放光芒。”
在书里我们看到她是如何跟对方通信的，她骂这家书店的经理弗兰克·德尔，说你们竟然忍心用一本古书拆出来的纸来包书，这不是很不像话吗？后来德尔回信给她解释说那本书是早就散掉的，我们也没办法。后来海莲·汉芙又骂他们，因为这家书店的店员感激她，给她送了一本书当圣诞礼物，上面还写了一张卡片，她回信说：“你们另外写一张卡片，而不直接写在蝴蝶页上，我真希望你们不要这样过分拘谨，如果我猜得没错，这一定是你们书商本性作祟使然吧，你们担心一旦写了字在书上将会折损它的价值，差矣。如果你们能这么做，不仅对我而言，对未来的书主都将增添无可估算的价值，因为那种爱惜，那种与心有灵犀的前人冥冥共读，时而凄泣于胸，时而被耳提面命的感觉。”
海莲·汉芙虽然是二流的作者，但绝对是一流的爱书人。她说“我从来不买没有读过的书”，换言之，买的书一定是读过的，那还买来干吗？她形容说：“否则不就像买了一件没试穿过的衣服同样的下场吗？”
弗兰克·德尔则让我们看出了典型英国书店人的感觉，有点拘谨，有点幽默，但非常有意思。他在第一封给她的信里说：“这位亲爱的小姐，我们能够满足您三分之二的要求，解决您三分之二的困惑，那些您要的书，我们能够找到三分之二。”《查令十字路84号》被搬上大银幕时，弗兰克·德尔由老牌英国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真是惟妙惟肖，演出了书店人该有的博学、温文尔雅，有一点拘谨，又有点冷嘲热讽的幽默。
每当看到这样的书店，这样的店员，就觉得应该向所有明智的女士们提出一个谦卑而且大胆的建议：与其选择一个富翁，不如选择这样一个书店的店员，或许不是很有钱，但是你想象一下，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会点一根烟，有一个水壶的水正在烧着，准备煮咖啡，你会看到他正在优雅地跟客人谈论着最近进了哪一本狄更斯的绝版好书。
《卡萨诺瓦是个书痴》狱中创作：作家的另一种…
图片013 卡萨诺瓦是个书痴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平常要写那些书评，为什么总是在夸哪些书好却很少去批评什么书？为什么不专门批评一些写得不好的书呢？理由很简单，人生那么短，时间那么少，如果我看了一些很不好看的书，干嘛还要浪费时间重新把它说一遍，让大家去关心呢？不如集中精力介绍些好书。
假如你是一位非常专业的书评人，常在报章杂志上写书评的话，你就不能永远只夸书的好而忽略一些你觉得不怎么样的书，这会有损于“独立中立的”书评人形象。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些有趣的建议，就是这本《卡萨诺瓦是个书痴——关于写作、销售和阅读的真知与奇谈》，作者是一位美国作家，同时在大学传媒系教书，叫做约翰·*韦尔·汉密尔顿（John Maxwell Hamilton）。
这本书集结了大量趣闻和古灵精怪的小故事、小段子，好看是好看，有趣归有趣，问题是资料太多了你会觉得它们好像没有经过特别的取舍，所以即便是好看的东西，读多了还是会累。即便如此，书里有些段落很是有用。比如讲到：“要做一个职业书评人，有时候遇到一些书，你觉得它不怎么样，但是你好像还得夸它，那怎么办呢？”汉密尔顿列出了很多欧美书评中常见的评价方法，比如：“某部小说是有点瑕疵的，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反面主角，然而读者可以忽略这样的缺点，感谢书中的某某某”，又有人说 “每一位学者都可以批评说有一些主题不该被忽略或者没有被认真对待，但是几乎不会有人能够达到这本书这样的成就”，最妙的是有位书评人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并且重要的故事，不过我希望它能够讲得节奏再快一点，语言再简洁一点”，这句话听起来让人觉得这本书简直没什么好东西，恐怕不值得一读，谁知道这位书评人的结论是“不过总而言之，这本书的每一点都是值得称道的”。
汉密尔顿下了一个结论：“我们当代的书评人就像个自尊心训练营的顾问一样”，意思是说我们的书评家总是很关注作者的自尊心，觉得不能不照顾一下他们，作者的自尊心的确是要好好维护的。不过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作者，他出了一本书，而且假设我们应该已经看过或者买了他的书，你又确实知道他最近刚出了新书，你碰到他不知道该跟他谈什么好，难免要提到他的新著，问题是你没有看过或者你根本不打算去看，那该怎么办？书里又有一些建议：“有个比较好的说法，相当于文字上的飞吻，你可以说你还没有读这本书，但是它在你打算读的书里面排在第一位，或者你要故意把它留到夏天再读，以便好好地享受它。”
作家需要大家捧着，但是又不能太捧。很多知名作家都曾遇到一些疯狂的粉丝，那些粉丝总是觉得这些作家能够帮他解决一切人生问题。有时候粉丝自己也写一些书稿，拿给作家过目，如果你不回复他，他就写信来痛骂你，甚至开始纠缠你；有时候他觉得他的婚姻问题、孙子的问题都跟你有关系。“这个东西不只是现在才有，早在狄更斯的时代就出现了，狄更斯形容这样的一些读者为‘求助性作家’，写信来求助。狄更斯说：他们总是恐吓我，而且什么都要，没日没夜堵在我大门口，打我的仆人，还藏起来，我出去进来的时候伏击我。他病了，死了被埋葬，可是很快又有人起死回生地把这些事情重演一遍。”听起来真是相当可怕的局面。
这本书的亮点在于开头讲了很多跟经济活动有关的东西，探讨作家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谋生的行业？很多人觉得作家应该是很穷的，这本书也证实了这一点，一般而言，作家的确是很穷。历史上有名的作者绝大多数都不是靠写作为生，哪怕是莎士比亚。他们通常都有副业或兼职，只有少部分作家才能够达到“工业化”的程度。比如有一位写过400部小说的作家乔治·西默农，为了达到他的“工业”速度，他写作的时候会把办公室窗帘拉下来，把五六根烟斗同时塞满，以免要换烟丝的时候打乱他写作的节奏。他每写一本小说，前后都量一量体重，就像职业拳击手过磅一样。
如果你没办法写出畅销的通俗小说，但又很穷困，没办法完全靠写作为生该怎么办？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坐牢。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是在监狱中完成他们的作品的，比如法国*文学大师萨德侯爵，他那些充满*、诱奸、变态、*待情节的书都是在监狱里面完成的。或者像王尔德，后来坐牢的时候也在监狱里面写了很多好东西，最妙的是你坐牢之后就不用再担心生活费用的问题了，有国家养着你。换言之，某种程度上像是加入了作协，有政府给水给米，你在里头专心写作，不过前提是你坐牢的时候犯的问题不是太大，不是连写作的纸笔都不能给你的情况。如此说来，狱中创作的确是作家们可以考虑的出路之一。
注释1：萨德侯爵（1740-1814），全名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ois Sade, Marquis de Sade），是一位法国贵族和一系列*和哲学书籍的作者，以其所描写的*幻想和他所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以他名字命名的萨德主义是*待的另一个称呼。代表作有《一个牧师和一个临死的人的对话》、《索多玛的120天》、《闺房哲学》等。
《切·格瓦拉之死》“很可惜，他失败了！”
“一个人如果三十岁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良心，一个人如果过了三十岁还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大脑。”这句话在很多地方都非常流行，意思是说一个年轻人应该要有广博的同情心，要有改变世界的热血，要有远大的理想，社会主义完全能够代表这一切。但是如果他到了一定岁数，知道了人世的艰难，现实的困苦，人生中各种各样所不能够推卸的责任之后，他仍然相信这些东西，仍然相信这些价值，仍然相信社会主义，那他就是一个傻瓜了。
这句话在最近30年的西方世界变得特别流行，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是整整一代人的，特别是二十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反战运动，从中国的*到法国的五月革命，再到美国的反战运动，全世界经过这些事的那一代人到了后来都有一种幻灭感，这使得那句话变得特别有道理。
怎么样去把握和认识这样一种幻灭感，给大家介绍一本《切·格瓦拉之死》。我看的是台湾版，大陆版很早就出来了，作者叫做杰伊?坎特(Jay Cantor)，是一个美国的文学教授，现在在波士顿大学里面教书。杰伊?坎特本身除了是个教授之外还是个挺不错的作家，这本书是他的第一本小说，后来他还写过好几本小说，而且这本书的翻译者也非常值得介绍，叫周雅，我觉得这本书译得相当好，难度很大，篇幅也很厚，600多页的煌煌巨著，里面的文体也是缤纷灿烂，非常复杂。这样一本书在80年代出来的时候曾经得过好评，但后来好像有一点被人淡忘了，直到这几年因为切·格瓦拉热又回头，很多人才把它重新拿起来看。
关于切·格瓦拉，描写他的小说、传记、纪录片、电影、漫画卡通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因为他是个神话般的人物，他能够提供很多创作的灵感和题材，所以很多人以他为主人公写小说。但是这本小说在当年出来的时候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它简直有点象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文笔近乎于一种巴罗克式的精雕细琢，而且最特别的地方是他的观点。
整本书大概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叫做自我批判，第二部分叫做*战争日记。每一部分又切开两重时间点去写，一重叫过去，一重叫现在，他一方面以回顾过去的状态去看当年切·格瓦拉写的日记，以及他的战友记载当时一些人的口述记录；另一方面则是以现在的观点重新回顾过去发生的这一切，理解当中的成败和因果关系。而且每一个部分里那些所谓的切·格瓦拉日记其实有大半是作者自己虚构的，里面充斥着各种不一样的声音，各种不同的说法，有时候是日记，有时候是剧本，有时候是新闻报道，写得非常复杂。
这本书主要想表达的中心观点是切·格瓦拉是一个时代之中的悲剧人物，他的确有远大的理想，但是很可惜，他失败了，而且今天去看甚至有点可笑。比如他信心饱满地跑去*打游击，我们看看这本书里怎样描述他的失败，“他觉得自己很擅长演讲，在*丛林里面碰到一帮农民，把他们这个小镇的人叫出来，然后对他们演讲，跟他们说，美国人有多坏多坏，结果这帮人听着他说话，就问他们说什么呢？还问你们老说北美人很坏，北美人是外星人还是怪兽呢？”也就是说那些人愚昧到不知道什么叫北美人，更不知道什么叫美国人，然后切·格瓦拉就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生产出来的粮食全被他们霸占了。”那些农民就说：“不对呀，这些土地都是我们自个儿的，我们自个儿种，没人霸占。”切·格瓦拉只好再给他们分析：“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这些东西最后只能卖给他们，他们买家垄断了。”结果那些人听得是一愣一愣，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比之下反而显得切·格瓦拉特别傻，到了最后，切·格瓦拉有点被描写成一个偏执狂，一股热情完全专注于个人的梦想，很偏执的执着，他的伙伴说：“切不再和我们交流了，他失去了解释的兴趣，或者说他根本就不能够解释，我们的想法也不重要了，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忠诚并不是那么重要，他不需要我们，或者他并不是长期需要我们。他的计划中没有我们的位置。”
切·格瓦拉最终被描写成了一个有理想但是不顾现实，最终导致自己失败的偏执狂。事实上，这也是整整一代西方知识分子集体反省的结果。当年他们都曾经最相信革命，支持切·格瓦拉，崇拜他，但是当现实磨人，有一天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能做得到的时候，回过头来就只能够嘲讽过去的一切，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中年人不是吗？
他们曾经非常勇敢地想要改变世界，但是到了后来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为了不让自己良心不安，要么就断然否定自己的过去，觉得自己完全是愚蠢无知的，认为现在还相信我过去相信的那一套的人都是笨蛋；要么就像这本书一样，变成一种犬儒①式的嘲讽，觉得：“哎呀，理想是该有的，我怎么样表达我的理想呢？我买件T恤或者有时间捐点钱吧，你真要我干革命，那就免了，谢谢了，因为那是注定会失败的。”这本书表达的就是这种犬儒的情绪。
看到这里你不禁觉得切·格瓦拉早死是好的，是有道理的，让切·格瓦拉永远活不到这样的岁数，永远是那个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偶像，永远被封存在历史之中以他骄傲的眼神看着那些白发斑斑的老人到了今天怎么样离弃当年自己许下的诺言，而这些人再次面对曾经的偶像时只能惭愧，于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一并给否定掉！
注释①：犬儒主义（Cynici*）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犬儒主义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深刻的怀疑，它认为世界是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不妨游戏之。到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对于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没有变。犬儒主义者由于政治的黑暗而远离政治、放弃政治，拒绝参与政治，或遁入孤独和内闭，或转向任诞的审美主义，而其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他们对于世界保持了清醒的距离意识，但是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而以一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态度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妥协混合的矛盾立场。
王小波Ⅰ《沉默的大多数》被炒作出的神话符号…
【作者小传】
王小波，作家，被誉为中国的乔依斯兼卡夫卡。唯一一位两次获得“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1997年4月11日去世，一段时间出现了“王小波热”的文化现象。出版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黑铁时代》、（地久天长》；纪念、评论集有：《浪漫骑士》、《不再沉默》、《王小波画传》。
公众视野里有两个姓王的作家很红，一个王朔，一个王小波。王朔还活着，而且到处上节目，接受媒体采访，闹出过很多风波，大家关注他很自然。但是王小波死了十年，虽死犹生，依旧有很多人在怀念他。每当你看着那些怀念活动、纪念文章，难免困惑：谁是王小波？王小波是干什么的？他写了什么东西？留下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他成了一个神话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底下的王小波又是谁呢？
很多人说王小波是被炒作起来的，之前他的遗孀李银河教授发起了一个重走小波路的活动，找了一批王小波的粉丝，从头到尾走了一遍王小波曾经走过的路，这个活动被很多人认为是“朝圣”，也有人干脆说是“炒作”。王小波去世之后，每年都有很多人重新关注他、纪念他。他去世十周年的时候，《南方人物周刊》、《新世纪》等刊物都纷纷刊出封面专题，重整他的故事。此外，还有艺术家专门做了王小波的裸像，两条腿叉开坐在地上，露出个生殖器，软叭叭地搭拉下来。这个举动被很多人认为侮辱了王小波，但艺术家自己却说他觉得这么做才是对王小波最真实、最坦白的致敬，因为王小波写东西就很坦白、很真实。
过去网上有一个“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其中一个人物叫欢乐宋，他接受杂志访问时畅谈了为什么宁愿当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他一方面说自己不会崇拜王小波，不会把他当成神，另一方面又说自己爱好文学，觉得自己这一代无论如何都赶不上他。这不是把他当成神是什么呢？
坦白讲，我对王小波的感觉跟很多读者不一样，他们心目中的王小波特立独行、非常自由，是一代启蒙者，包括我认识的一些评论界同行都坦承受他影响非常大。但是无论我怎么看他的东西，就是产生不了大家说的那种“感动”跟“触碰”。后来才明白，因为我生活在香港，跟大陆朋友所处的语境有点不一样，感受自然不同。
王小波曾说，影响他最多的作家是福柯和罗素，我在80年代末就已经在看这些人的东西了，所以再看王小波时并不会感到特别震撼，震撼往往来自于看到、听到一些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这使得我往往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看王小波的作品跟“王小波热”。
大家常说王小波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个观点值得探讨。首先，他放弃了大学里相当稳定的职业机会而选择当自由撰稿人，大家觉得这很可贵，这是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早在1949年前就已经存在了，现在也依然存在，只是经过几十年之后，他这样的自由在当时看起来非常特别罢了。而这种自由正是另一种不自由，因为你必须在市场上贩卖你的文章跟作品来维持生计，全世界有哪个地方的作家不是处于这样所谓“自由”或“不自由”的状态中呢？
王小波Ⅰ《沉默的大多数》被炒作出的神话符号…
其次，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很多人说他有点像梵高：生前潦倒没人认识，死后大家越来越捧他，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神话。都说王小波特立独行，这个好，那个好，文笔好到能够拿诺贝尔奖等等。我认同王小波写的东西很好看，也非常佩服他，但是我很怀疑那些不断在赞颂他，甚至引用他名言的人里到底有多少真正看过他的作品？
他鼓励大家特立独行，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自己掌握思维的乐趣，独立思考，勇敢打破禁忌跟愚昧。而他已经死了十年了，我们受到他多少影响？现在又能看到多少人敢于自己去思考？敢于打破禁忌和愚昧？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多是装作“敢于”的样子，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态。要说谁真敢打破禁忌，那就是他的遗孀李银河教授了，但是，为什么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要她封嘴呢？这些人有没有尊重过自由思考？如果我们断定一个人炒作，是否就能否定她所说或所做的一切？是否就不再需要思考她说的东西、做的事情是否另有道理？
王小波已经死去十年了，如今我们重新看他的作品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你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关怀跟现在有什么差别，那时关心的问题到今天有哪些是我们依然要面对的。
《沉默的大多数》这本文集让我看到王小波也有盲点。书里有篇文章讲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批评的是十几年前，越来越多大陆的节目主持人开始学港台腔了。“当时港台文化正侵入内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电视连续剧。说起来香港和台湾的确是富裕，但没文化。咱们这里看上去没啥，但人家还是仰慕的。”文章认为大家应该坚持说好京片子，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语音歧视。比如我们说广东话的人，有时候在香港会歧视一些广东话说不好的人，总觉得他们说的不算正宗广东话，甚至连广州的广东话也看不起，觉得很土，像这种语音歧视背后包含的是一种文化歧视，比如“港台就是没文化，只是有钱”，这样的想法出现在王小波的作品里是个败笔，但即便如此，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文字在今天看来犹有新意。
最近十年，我们的思想界、文化圈喜欢搞论战，一论战就把人分类，王小波有时候被人拨到这边来，有时又给归到那边去。我们看那些论战，尤其是网上的论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非常情绪化，动不动就要把人批判到死为止。比如不满意某个人写的文章，大家完全可以去讨论如何不满意这篇文章，而不需要上升到人格攻击的程度。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论战与道德》。十多年前，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事件已经很少发生了，但是王小波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要争出谁好谁坏。他说当年上演了一个电视剧叫《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跟记者开了个研讨会，会议记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明皇》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等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了，因为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认为我很聪明。去看电影，尤其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赖，但有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种风险？”
某年春天，王小波在北方一个小城市遇到一批耍猴的人，“他们用了太平天国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我现在给大家耍猴戏。”在王小波看来，这就是他那代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气息。我觉得到今天似乎依旧如此，我们很喜欢在文化论战的时候把自己捧得很高很神圣，占据道德高地。这么一来，凡是反对你的人，必是道德上可疑的人。
书里提到要小心民族主义的情绪，文章名为《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与其说是要大家警惕民族主义，倒不如说是警惕蛊惑宣传。他认为有人把民族主义用一种蛊惑宣传的手法宣扬出来很有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出现很多矛盾的时候，要解决现实问题是很难的，最简单的办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说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孽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可以达到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体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整篇文章虽然看起来是在讲纳粹德国，但他在结尾处说道：“中国这个地方是个特别欢迎宣传、蛊惑宣传的地方，大家也特别容易中蛊惑宣传的毒，所以，大家要好好小心。”这是王小波十年前给大家的警告。
王小波Ⅱ《黄金时代》好的色情不遮掩
图片020 《黄金时代》
很多人喜欢读王小波的评论和随笔，固然是好看，也颇具影响力，但是王小波用心最深，最令自己满意的恐怕还是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部小说曾经拿过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奖：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王小波是第一个拿到这个文学奖的大陆作家。
《黄金时代》最惹人注目的地方是其大胆的性描写。王小波曾经跟李银河一起做过一些社会调查研究，出版了《东宫西宫》，是中国早期研究同性恋社群的研究报告，后来张元导演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想拍成电影，于是王小波又帮他写了一个剧本，名字不变，剧本最后在海外影展上得了奖。
谈到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很难不联想到性，他总是酣畅淋漓地描写性。大家当年看的时候觉得很爽，甚至有些人起初是想看黄书，结果发现原来不是本黄书。随便从书里摘几句话，什么“他的小和尚又拔出来”，“乳房摸起来像冷苹果”等等，此类大胆的描写似乎很容易让人看得兴奋。
倘若从严肃文学的角度看，显然他颠覆了大家对*的看法。王小波本身是返城知青，他这一代作家写“*”或者以“*”为背景是不可避免的。而过去大家谈到“*”都会觉得无比灰暗沉重，是场灾难。但偏偏有两个作家改变了大家这种印象，那就是王朔跟王小波。王朔使“*”变成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而王小波则指出，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年代下，大家都觉得要为运动而献身，其实充满了原始情欲的爆发。
很多人说他写出了政治跟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未果，人性最终会冲撞出来，会淋漓尽致地被表达出来，事实上是否真如此呢？《黄金时代》里所描述的性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戴锦华教授曾评论王小波写的性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性，绝不只是描写政权或社会怎样压抑了人的*自由和恋爱自由，他是把性关系写成一种权利关系。
反观他笔下所有关于性或爱情的故事，总有那么一些复杂的权利作用。《黄金时代》的男主角王二跟陈清扬下乡的时候曾逃到山上去住，快活了好一段日子。后来回来自首，天天被人抓去交待，还要写交待材料。这里有个细节很有趣，他们俩每次写交待材料的时候，把性生活经历写得越详细，上头越赞好。那个检查他们思想材料和检讨报告的上级基本上就是把他们的检讨报告当*阅读。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复杂而危险的权利关系，因为性关系本身是在权利中被解构和呈现的。
王小波写性并不是要用性冲击大政治，做什么大叙事，恰恰相反，他写性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即使在两个人亲密的肉体关系中权利也无处不在，它左右着每个人对性的想法与渴望，甚至包括*的姿态等等。
有人说王小波写性好在不猥琐，可以升华。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就像很多人说意大利闻名的大卫雕像是很健美的，因为他是艺术品，虽然*但不*，这种说法很荒谬，艺术跟*纯粹是我们主观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为了教育等原因我们硬生生把二者区分开来。像《*》，有人说它是伟大的文学著作，但是难道因此就说它不*吗？相反，它的*也正是它艺术成就的一部分。
王小波写性之所以写得好，正是在于他*得很直接，不是什么“非*化”或是用一些很艺术的手法去描写，没有，没有任何艺术加工，仅仅是不遮掩。他写性的时候没有有意让性变得更不猥琐或是有意将猥琐的性如实地表达出来，这才是他提出的挑战。
有人说王小波是颠覆的，他颠覆了很多政治语言。在《黄金时代》里有一个人叫做李先生，是香港回去参与运动的博士。后来他在大学里面老被人批斗，还闹了毛病。什么毛病呢？*血肿。有一次大伙儿就嬉笑他，给他取名叫*血肿。李先生觉得很不好，他还写大字报说：“*血肿很不好，*血肿很疼，*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血肿。”最后这两句，我们去掉*血肿，保留前面那个“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这种说法完全是当年“大字报”上常见的口号式语言，但是换上了“*血肿”整个味道就变得非常荒谬非常好笑了。
换个角度看，王小波所有的幽默，所有的颠覆，在今天的某种意义上已经不颠覆了。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然允许你去写这样的句子，允许你去说这样的话了。请看各大门户网站，你不一定能看到很颠覆性的东西，但是你能看到很多*的图像或者带有*暗示的故事不是吗？
王小波Ⅲ《理想国与哲人王》《个人尊严》自由…
图片021 《理想国与哲人王》
图片022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影响力最大的是他的杂文。有人认为他的杂文对当代中国年轻人而言几乎比得上鲁迅。他的杂文写得有多好？其间表达出什么样的观念和想法？我们需要好好去看一看他的杂文集。
王小波的文集，尤其是杂文作品的收集，有个尴尬的现象，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版本，但有的集子互相之间是有重复的，最奇怪的是很多版本里面的同一篇文章但题目却变了。据说新出的全集版不错，但我看后还是有点遗憾，里面每一篇文章原来的出处在哪里似乎没有清楚地列出，很难确认哪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不是正确，文字是不是原始的，是否经过校验等等，没法核实。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从王小波的杂文中得到很大的思维乐趣。
《理想国与哲人王》一书收集了很多王小波的名篇，比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很多人都觉得这篇文章很好看，它不是说出了什么很特别的道理，而是王小波通过它特别强调了自由主义精神，这恐怕也是后来为什么很多人把王小波归类在自由主义行列的原因。
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精神指的是：“与其做一个跟所有人想法一样的，千人一面的一个所谓的人，倒不如做一个生活不被人设置，不被人摆布，坚持自己一套的一只猪。”这种坚持自己一套，不跟别人一样的想法来自什么地方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他提到自己“*”时插队，非常苦闷，比如看戏，来来去去看八部经典样板戏，再经典也看得让人闷得发慌。他说当时管着他们这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军人代表其实各个都是好人，但对他们来讲，所谓“思维的乐趣”就是早晚背诵毛泽东思想，脑子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想，而对他而言这种生活实在太苦闷，太难受了。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人不能只求善良，还要思维上面自由。如果在当一个好人和当一个有自由思维的人之间选择，他宁愿选择后者。
很多人对“自由主义”有一种误解，常常在互联网论坛上看见有人说谁谁是自由主义者，这些说法是有问题的。原始的自由主义在道德上主张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多种不同理想的人生境界。可能你信仰一个宗教，根据这个宗教的指引上到你们宗教所说的天堂，这便是你最理想的人生境界。但对我而言，每天酒池肉林就是我人生的理想境界。自由主义的精髓在于你没有权利把你的那一套理想的人生境界强加到我身上，我也不能强迫你跟我过酒池肉林的生活，因为没有任何人掌握真理，没有任何人有把握确定世界上哪一套理想的人生境界才是完美的，是绝对真实的。因此我们应该开放，让人人都有自由的思考能力，让各种各样理想的人生境界共存且彼此宽容，这样我们便能够彼此参考。或许我看一下你信的宗教教义，发现还挺有说服力，我可能会放弃我原来的想法，也可能是你放弃你原来的想法投向我这边。这种共存与包容就是自由主义的精髓，它贯穿在王小波所有的杂文里。
这本文集里我最喜欢《沉默的大多数》，它讲的是很多人批评中国人，说中国人老是沉默不说话，但王小波以亲身体会得出“沉默不可怕，说话才可怕”的结论，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被逼听很多话，也被逼说很多话”。什么叫被逼听很多话？他小时候在大炼钢的时候：“看到炼出来的钢是一团团火红的黏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像牛屎的样子。有个手持钢杆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6岁，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词，我就想到牛屎。后来我又从一些话里面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30万斤粮，我们饿得要死……总而言之，我从小就对讲出来的话不大相信，偏偏这些话小时候是高音麦克风，天天在我耳边响来响去。至于有什么话是被逼说的呢？常常很多人要被迫说话，如果我说我多年来保持沉默，你可能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你不信我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那是在上一种说话的捐税。”
王小波Ⅲ《理想国与哲人王》《个人尊严》自由…
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太多被迫要听很多话的年代，也经历过被迫要说很多话的年代。但是那些被迫听的话，其真实性比不上自己真实饿着的肚子，那些被迫要说的话，其真实性也只不过是一种必须要交的税，谁爱交税？都不爱交税。但是你能不交吗？
但凡说到王小波文章里的自由主义思想，很多人就会说：对，没错，他就是个自由主义者，他是“右派”。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动辄就把人归类，谁是新左派，谁是自由主义者，谁左，谁右等等。这样硬生生的区分非常模糊和不准确，而且有些人实在很难将他完全归到哪一边去，王小波就是如此。虽然他有自由主义的思想特质，但很难说他就是个自由主义者，如果你以为自由主义就是“右派”的话，请看看他是怎么看待“左派”的。
《个人尊严》这本文集里有篇文章叫《在美国“左派”家做客》，王小波曾到美国纽约一个老“左派”的家里做客，去他家其实是为了找个地方睡，因为纽约住店太贵了，谁知去了他家后这位老先生就跟他猛讲“左派”的事儿，很想看他如何反应。他也当过革命小将，但偏偏就不想谈这些事。从中我们看出一个从中国大陆去的知识分子跟一直在美国想搞革命的老“左派”观点大不同，但是到了最后，王小波说：“在美国的各种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左派’，因为这些‘左派’很单纯，很可爱。”
王小波常说自己受到很多人的影响，比如法国的大哲学家福柯，还有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造反”运动及“左派”社会运动最大的思想导师之一。从这些人的著作中得到的养分，使得王小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经济影响下的问题有很深的批判意识。
他在《个人尊严》一书中提到商业片，文章叫《商业片与艺术片》，他痛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顺便说了说国产片：“好莱坞商业片看多了，就会联想到小说《镜花缘》里面的直肠国，肠子是直的，那个国家的人消化功能差，为了避免浪费，只好再吃一遍。再吃，吃下去之后，可能会回回锅，加点香油、味精，直到三遍、五遍，饭不像饭而像粪的时候，才换上新饭。这个比方多少有点恶心，但我想不到更好的比方了。好莱坞的片商就是直肠国的厨师，美国观众就是直肠国的食客。”
十年前追星族越来越多，虽然还没到杨丽娟追刘德华的疯狂程度，但也够癫狂了，王小波在《明星与癫狂》一文中说：“明星崇拜是一种癫狂症，病根不在明星身上，而是在追星族的身上。理由很简单，明星不过是100斤左右的血肉之躯，体内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害的物质，散发出来的时候可以让数万人发狂，所以是追星族自己要癫狂。”
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他对大众文化常常抱持一种批判态度，觉得大众文化是压损自由思想的工具。这种批判不是“左派”的吗？过去闹“*”的时候，大家没有个人的自由思想，现在投入市场经济大潮，天天被大众媒体洗脑，难道你就自由了吗？未必如此。
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个启蒙思想家，他启蒙了很多人，“启蒙”已经成为今天我们要谈王小波不能漏掉的关键词。然而我发现王小波虽然想启蒙大家，也热衷于各种启蒙活动，但是他自己却并不真的相信有一个美好的终点等在前面，他不认为世界是越来越好的。当他在批判繁杂的大众文化现象时，当他谈到自己写的严肃小说时，我常常感到他有一种悲观的情绪，他很明白自己写的小说读者不会多，当然，那是他当时的想法，现在自然是很多了。但在当时，他很明白一些他心目中真正美好的文化产品是会被大家漠视的，社会不一定会往更好的方向走，这种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
“知识分子不是为了要指出一条更正确的道路给大家，知识分子要做的就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有思维的乐趣，都能够继续活出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既不是平常我们大家以为的典型“右派”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今天大家常说的“左派”，我们不应该随便把王小波归到任何一个阵营里面，其实对待所有人都不应该如此归类，这种归类方法往往只是大家要打一场混战的时候用来做工具的权宜之计罢了。
张爱玲《小团圆》（一）乱世之中现苍凉
【作者小传】
艾米，非职业作家，美籍华人，2005年开始在*连载纪实性长篇故事，著有《致命的温柔》（与人合著）、《十年忽悠》、《不懂说将来》、《三人行》、《同林鸟》。
静秋，《山楂树之恋》的主人公原型，艾米的好友。小说根据静秋在1977年写成的回忆文字为基础写就，除叙事部分是艾米根据和静秋的谈话补充描写，对话部分多沿用静秋原有文字。因此，静秋被署名为本书原作者。
有人觉得张爱玲常常给人一种非常关注钱，非常势力的感觉，好像她笔下的人物从来都很自私。比如在她《传奇》与《流言》的再版自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很多人都在引述“出名要趁早”，但大家没注意到，为什么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迟了就不痛快呢？事实上这段话后面还有一段话，那才是真正的重点：“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句话跟前面那种急功近利，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她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学者李欧梵教授提出来的一种“苍凉”感。
这种苍凉感是怎么来的？要知道，张爱玲活在乱世之中，就像她的小说《小团圆》里面的女主角九莉一样，念书的时候，遇到日本侵华，生命中最重要的黄金阶段都是跟战争在一块的。在这样的乱世底下，她非常清楚所谓文明，是会衰退的；所谓世界，是会崩坏的；战争，是在我们身边的。她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及时行乐的背后是很荒凉的，因为她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那样自私，她对世事的认知非常清楚。在乱世的状态底下，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她把笔下那些乱世中的人物聚在一块，给他们一个苍苍茫茫的背景，然后看这些人在乱世中踯躅，看他们怎么样去浮沉。当你有这样一个历史感的时候，整个时间的感觉就变了，你会发现，张爱玲所谓的小资情调的背后是一种非常荒凉，甚至虚无的现代时间观念。
《小团圆》在出版前后有很多争论，其中一个是说这本书到底该不该出？她曾经写信给她的好朋友宋淇先生说这本书要销毁，但是后来宋淇先生的公子宋以朗在书前面的出版说明中列出当年两人的通信内容，她跟出版社的编辑在讨论书的修改进度，她说不能再对读者失言了，说好要出，就得出。出版本书的决定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很多人以“出版此书对不起张爱玲”为由拒看、罢看，倒也不至于。
张爱玲的研究近年成为显学，这本书到底是不是她的自传又引发了争议。我国文学界对任何一种文学的研究都会很快发展到索引派的方向。比如红学，基本上已经不是在研究文学，不是在谈《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而是在谈曹雪芹这个人了。同样，最近研究张学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本书是正合适的。大家都觉得书里的人物跟张爱玲过往现实生活中出现过的人物太吻合了：她的母亲、她的姑姑、弟弟、爸爸，她的老公胡兰成，甚至还有导演桑弧等等，全都能套进去。于是大家很自然地把这本书当成自传来看。
有些张迷看了这本书很不满，觉得她写得并不好。大家对张爱玲的印象停留在她30岁前后的那批作品里，那也的确是她最炫目的作品。她前期的作品之所以特别让人喜欢，因为文章里有很多出名的比喻，“生命像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她擅长把外在的景物描绘当成是内心的情感映衬。但是如果她一辈子都这么写，聪明反而变成让人厌倦的炫学，炫才是很空洞的。从这个角度看，晚期的张爱玲并不是退步了，而是写法不同了。
我觉得《小团圆》是她一生作品的集大成。很多评论家说这本书写得不好，主要集中批评头两章，第一章讲主人公九莉在港大念书的时期，第二章讲一些家庭关系。这两章出现的人物之纷杂叫人目不暇接。人物一个接一个出场，有些人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段与段之间很不衔接，人物的称谓也很乱。但是这些背景的描述都非常重要，张爱玲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九莉这个人物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里面怎么行事，怎么反应。这种行事反应的特色是一种疏离的，自私的，清楚算计的。人跟人之间的较量不只是一种现实名声、地位财富的较量，还是聪不聪明的较量。她让我们看到九莉是这样一个很可怕也很冷的人。
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有一段提到她的母亲来香港看九莉，这时学校放暑假，整个宿舍不能光为九莉一个人开着，所以她妈妈就把她寄托到修道院去。这么做看起来好像是给不起钱，为了省点钱，而没想到的是妈妈来香港住的居然是浅水湾饭店，当年香港最贵的饭店，这使得情况稍微有点尴尬。有个修女叫亨利嬷嬷，亨利送她们一路下山并让九莉送她妈妈回酒店。九莉怕跟亨利嬷嬷一块上去，“明知她绝对不会说什么，但是自己宁愿多送妈妈几步，似乎也是应当的，因此继续跟着走。但是再往下走就看得见马路了。”她知道一定有一个男人开着车送她妈妈来的，这个男人跟她妈妈有不寻常的关系。“现在看到马路就快看到车子了”，无论如何，她就站住了。
她送妈妈，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是一个要表演给修女看的行为，所以她会要多送几步，但又不想再让自己走前一步看到妈妈的情人，于是就止在了那里。这样的描写是很标准的张爱玲式，一个念大学的小女孩，会懂得这么多内心的计算，对人情非常历练的观察跟想法都很成人化，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她其实在更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懂事到可怕的孩子了。
张爱玲《小团圆》（二）“汉奸妻，人人可戏”
图片034 《小团圆》大陆版
张爱玲的文字是非常迷人的，她写出了当时中国文坛所没有的一种很特别的风格，难怪会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她对一些物质细节的描写，对物质生活的一种向往，对钱的在乎，对生活细节的享受，以及对娱乐的关怀。这些都很符合今天我们对小资产阶级那种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在乎生命中小情小趣的想法。这样的小资情调，对于今天的一些人来说，一定会觉得很讨厌。我们找出《小团圆》里面几句最刺激的话，大家就明白了，所谓的小资情调可以跟一个大叙事或一个大的爱国情怀对立到什么程度。
比如讲到女主角九莉在港大念书时正好遇到日军进攻香港。当时宿舍乱成一团，“大家七张八嘴，只有九莉不做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
日军打香港为什么她还要高兴呢？因为可能不用考试了。难道对一个小女孩来讲，不考试要比日本人打不打过来还重要吗？难道怕考试甚于怕日本人打过来吗？日本人打过来，你却高兴，这不是很奇怪吗？
后来她又希望这场战事快点结束，再拖下去，瓦罐不离井上破，迟早图书馆中弹，再不然上班、下班的路上中弹。她希望投降，希望驻港的英军投降，怕日本兵继续进攻，因为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着为殖民地送命吗？然后她又说了：“当然，这是遁世，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国家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的，这话人家听着总是*的话，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讲到这里，你会觉得，原来张爱玲也觉得能打、肯打，比中国几千年文化重要多了？不过，她话锋一转，“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换句话说，这个女主角，她的关注点始终是放在现世存活上，而不是国家兴亡的问题上。国家兴亡，匹夫未必有责。
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小说里一个有点像汉奸文人模样的人之雍说，哎呀，二次大战要完了。九莉笑着低声呻吟了一下，哎呦，希望它永远打下去。之雍沉下脸来道，死这么许多人，还要它永远打下去？九莉轻声笑道，我不过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对她来讲，战争促成了他俩在一起的这个环境。为了在一起，她愿意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有点像《倾城之恋》，一个城的陷落，成就了两人之间的恋情。
然后，她进一步解释，她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她整个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大战像是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构成了她的地平线，人都怕有巨变，她的愿望又有什么相干，那时候那样着急，怕他们打起来，不也还是打起来了。文章仿佛是说如果她还能有选择的话，她会选择让大家继续打下去。这样的态度，难怪有很多人批评她，说张爱玲，不只嫁了一个汉奸胡兰成，而且还是一个汉奸文人的帮凶。但事实是不是真这样，能不能这么简单来看呢？
张爱玲向来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她有点偏离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不只她的文学的风格，而且还有她关注的课题，她毫不掩饰地表示，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传统那种不是救亡就是启蒙的宏大叙事，有意识地远离，甚至是藐视。她曾经写过一篇《五四遗事》，把五四那些新青年远远地笑话了一通。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她更关心的是一些闺房中的事情，一些尘世生活。甚至可以把这些事情写出一种很深沉的感觉来。很多人会觉得，张爱玲太自私了，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底下，大家都在忧国忧民，她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于是用一个很常见的历史标签贴上去。
有人说这本《小团圆》有爆料成分，里面绝大部分的人物都能找出真人来对应。例如有一位曾经写文章称赞过张爱玲的文坛老前辈，也在这本书出现了。什么形象呢？原来这个叫“荀桦”的人曾经坐过牢，要靠小说的主角九莉跟她的汉奸老公营救出来。
结果救出来之后，有一回她在路上坐车的时候又碰到这个人，这个荀桦趁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九莉就说，她向来反对女人打人嘴巴子，因为引人注目，迹近招摇，尤其像这样的熟人，总要稍微隔一会才侧身坐着挪开。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这老虎凳是一种酷刑，而荀桦在狱中受过这个。然后她又写，九莉担忧的是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这个荀桦。她自己也不太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住址，幸而他只笑着点点头，没跟着下车。荀桦这么做是在提醒她：“汉奸妻，人人可戏。”
我想今天有人在组织张爱玲作品的研讨会时多少都有点这个意思，“汉奸妻，人人可戏”。你的作品再好，但是你是汉奸妻，我们就要搞搞你，死后也不放过你，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张爱玲《小团圆》（三）“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图片035 《小团圆》台湾版
时下很多人把《小团圆》当成张爱玲的自传，坚持这样的想法很容易走上索引派道路，会注意看她怎么谈一些最刺激的问题，比如怎么谈胡兰成。或者我们还原文学为文学，纯粹当成小说来看。在我看来还有第三条路，现代文学里面有所谓的自传体小说。
《小团圆》其实不是纯粹的自传，否则不需要用小说的形式把所有人物改名换姓写，既然你让人觉得这是自传，为什么要当成小说来写？是不是要影射？而影射是为了报复或做一些回应吗？一个很“主流”的讲法说这本书是要回应胡兰成的*。我觉得所谓影射或者把自己的生平变成小说故事，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人生回顾的艺术化加工，把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事情赋予一个意义，生命跟写作便独立于自己变成另一个状态了。
张爱玲明明不喜欢怀旧，但是她所写的东西又总是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她有一段话讲到她最怕的东西就是回忆过去，“向来不回想过去的事，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但是她怕那种滋味。她从来不自找伤感，生活里有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光就这么想了想，就像站在一个古建筑物门口往里望了望，在月光与黑影中断瓦颓垣千门万户，一瞥间已经知道都在那里了。”
她写《小团圆》的时候早已在美国住下来了，她在美国绝大部分时间是讲过去那段日子的。由此可见，回忆跟自传体的小说对她来讲是把过去的经历做一个艺术处理，然后试图为它找出一段意义，毕竟对她来讲是一段难割难舍的日子。她并不想把美国的生活纳进创作、处理、虚构的过程里，只是把握不堪回首，不敢往里望的过去，越是不想往里望越要去处理它，找出里面的来龙去脉。
假如把九莉当成张爱玲自己的话，这真是一个充满心计和算计的孩子。《小团圆》里她和母亲的关系很复杂，似乎是爱恨交缠，而且更多的是恨。她不喜欢她母亲，这点看过书的人都知道，台湾的小说家骆以军形容她母亲对她的教育是种无爱训练，像训兽师一样，从小到大就在教你不要去爱人，要无情。在《小团圆》里出现过好几次关于选择的场面，她的人生总是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有时候小的选择是很荒谬的，比如她父亲问她喜欢金子跟银子，她居然就选银子。因为她每次做选择的时候都是在考量‘对方想我怎么样，怎么做才能让对方高兴，我怎么适应这个场面’，没有一次是发自真心的，选择她喜欢的，都是为了要应对别人，应对当下的场景而做的选择。她的所有理念是在一次次这样的选择中衍生出来的。
她小时候生活的环境人物非常纷乱，一个大家庭，还有中国传统故事在她心目中造成的巨大影响，使得她只能够冷冷地疏离于世界，要不然她会很难活。比方说她家的佣人韩妈妈有个儿子叫进宝，进宝跟她家有往来，有一天韩妈乡下有人来了，说进宝把他外婆活埋了。然后九莉就闲闲地说：“他外婆*十岁了，进宝老是问外婆怎么还不死。有一天起来，居然就硬要把这个他嫌怎么还不死的外婆装在棺材里头。外婆的手掰着棺材边不肯放，进宝硬生生把她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掰开，往里头塞。”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听这些故事长大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张爱玲《小团圆》（三）“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她妈妈对她似乎很冷淡，从小见少离多，到处去跑。但是又曾经为了她医病去跟一个医生上床来解决她的医药费，甚至还要打胎等等，这使得她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我们看到她有一个选择，父亲的小姘头给了她很漂亮的衣服后突然问她“你喜欢你妈还是喜欢我呢”，九莉说“我喜欢你”。她觉得“当下是你问我喜欢你还是喜欢我妈妈，如果我不告诉你说我喜欢你的话岂不是太不礼貌了”。她面对选择的回应方式总是为了要礼貌给人看的。而同时她又想起《新约圣经》里面圣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的故事，觉得自己已经背叛了她的妈妈。她真实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她还能把握得住吗？
九莉整个生命以及对待生命的看法是渐渐在一次次的选择和周边环境里磨炼出来的，最终变成一个抽离的态度，但这似乎又是乱世之中最正确的生活态度。乱世之中她这样长成，一切都合乎情理。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让她觉得她所做的一切选择似乎都有问题了，那个人自然就是胡兰成。
最近台湾有一位年轻学者薛仁明，写了一本书叫做《胡兰成——天地之始》。把胡兰成仔细研究并歌颂了一番。亚洲周刊特别拿来做了一个专题，说有人为胡兰成翻案。坦白讲胡兰成真的很有才气，但从头到尾我都不是很欣赏他。他写禅，写中国文化，在我看来就像那种典型的学问不深、不扎实的文人要谈野狐禅，谈到最后，把东西说得玄玄虚虚，又显示出很阔达的态度，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种种低下甚至显得有些卑怯的行为动机。
他把当年在汪伪政权服务的那段经历写进*里的时候，为这个章节取了一个名字，居然是“渔樵闲话”。多么聪明危险的一个男人啊！把这么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说成是“渔樵闲话”，像是渔夫跟樵夫那样过日子。这样一描写就显出自己好像高人一等，对所有事情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用这样的态度来回应大家对他汉奸的指责。他把自己跟张爱玲的关系描写为一段神仙眷侣充满灵气的关系也是同样一种心态。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让我们看到她一生面对很多选择，每次选择对她来讲都是关于忠诚与背叛的重要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她在小说里要求胡兰成这个多情的种子去选择：“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我可以走开。”你想想看胡兰成怎么答？“他显然很感到意外，略顿了顿便微笑道，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这一下化解了他的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就是不好’呢？九莉听了半天听不懂，觉得不是诡辩，是疯人的逻辑。她一辈子的问题就是要选择，到了胡兰成这种超级有才的无赖，她过去的紧张一下子就软弱下来了。这也说明为什么张爱玲会爱胡兰成，她没办法治得了这个人。如果我们真把这本书当成是对胡兰成《今生今世》的回应，除了把胡兰成原来写得很灵气的东西突然拉到*外，这个回应更重要的是，张爱玲到了最后还是能够在另一个层面克服胡兰成。
在那一刹那，她觉得在胡兰成面前，她变得很低很低，但是后来她看到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包括后来她写这本书，不只是对两个人关系的回应，不只是对自己的回应，更是一种历史观上的较量。这个历史观前者是胡兰成，他那种玄而又玄很能够糊弄人的东西。像《天地之始》的作者薛仁明就被糊弄了，他动不动讲一些很玄虚的生命情调，仔细追究下去就会觉得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虚构，很修辞的一套东西。表现出一副宽容的态度，其实再挖下去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严肃的悲怨在里面。对应于这样一种回忆过去看历史的态度，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展示出的是另一种典型的张爱玲式的，现实的贴在地面上，很熟世的态度。
她走到这一步，已经摆脱了胡兰成那一套什么都说好的态度，那对张爱玲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一种态度。她宁愿自己做了一场梦，梦中的她跟胡兰成有了很多的孩子很快乐，但是她知道这始终只是一场梦，真实的她常做的梦总是恶梦，而恶梦就是等待战争发生前的那种可怕的临近状态。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的历史观固然像过去一样，她的作品里有种苍凉与华丽，特别是关于时代乱世之中的荒凉。当她住在美国，回忆过去，写这些经历的时候，对待自己的前半生，对待历史的态度无疑更加宽容，比她的早年更慈悲了，因为她更懂了。我们看到她写她的母亲，最后也有一个“小团圆”的意思，她的债还清了，似乎是复仇，但又好像多了一层理解。而对于胡兰成，她要做一个反驳，她似乎应该恨他，但又始终不出恶言。每一个人都很有问题，包括她自己也都很自私，但是又何奈？
《丈量世界》知识的态度是谦逊（1）
【作者小传】
村上春树，日本小说家、美国文学翻译家。29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听风的歌》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赏，1987年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畅销四百万册，引起广泛的“村上现象”。村上春树的写作风格深受欧美作家影响，基调轻盈，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沈重的文字气息，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誉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
追求知识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人就如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这个世界上任何范畴的知识你都应该想办法去追求，加起来就能够得到最终的道理了。另外一种则像王阳明那样“格物致知”，他跑去格竹子，搞了一大堆把自己弄病了，方才领悟到，原来道理不在外面的世界寻找，而在自己的心里面追寻。
同理，科学也有两种，一种是相信经验世界，从里面搜罗特别的材料，总结出一些东西来；另外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推论，只是去归纳一些现象。这两种态度到底哪一种能够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哪一种能够让我们真正掌握世间的一切知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丈量世界》里。
《丈量世界》的作者是一个德国的年轻作家，才三十一二岁，叫丹尼尔·凯曼（Daniel Kehlmann），现在已经是全球畅销书作家了，而他的畅销作品就是这本《丈量世界》，到现在为止已经出了三十多版译本。
严格来讲《丈量世界》并不是一本讲数学的书，这本书好玩的地方在于它虽然是一本小说但却写出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那是欧陆思想的黄金时代，德国出现了康德和席勒，法国拿破仑刚刚起兵推动革命，这本书描述的也正是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两位普鲁士天才生命的交错和他们之间的火花，这两个天才一个是号称数学王子的高斯，另一个是亚历山大·洪堡。
凡是学数学的朋友一定都知道高斯。话说高斯小时候很神，他父母很穷，都是文盲，不识字，但是他小时候就很疑惑，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拿着一些纸，上面印着一些古怪的符号跟图画。其实那就是文字，只是那时候他看不懂。传说他在某一个下午拿起一本书，上面全是他不认得的字，他慢慢看，慢慢推敲都是什么意思，居然学懂了拼音，他花很长时间去拼，都拼了出来。本来是文盲的状态，结果一天之内变成了一个读者，而且还读完了那本书，人真能够这么聪明？真的有这样的天才吗？
这本小说里有一个关于高斯的故事很有名，高斯上学的时候老师常常折磨他们，有一回老师又出了一道难题给全班同学，或许这个题目大家以前听过，老师让大家从1一直加到100，算出总和来给他看，于是大伙儿都回家算去了。以前大家都觉得这道题需要一个一个数字加起来，要算几小时，然而高斯却只用了三分钟便交出了答案，老师觉得难以置信，认为不可能，于是问他这个答案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会这么快。结果当时还在念小学的高斯就说，1加到100，100加1是101，99加2也是101，换句话说，从1到100里面任何一对头跟尾的数字相加起来都是101，既然如此，加50次，就乘50，再分一半，这么算出来不就是5050吗？于是，老师就赫然发现班上有这么一个天才，高斯。
《丈量世界》知识的态度是谦逊（2）
书里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亚历山大·洪堡，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亚历山大·洪堡号称“哥伦布第二”，当时在德国非常震动。他家兄弟两个，但搞的东西不一样，哥哥喜欢语言学，我们看的马来亚的语言学文法就是他哥写的，光是这本巨著里的导论就够厚了；而这个弟弟则是大探险家、大科学家，什么都喜欢测量。
他曾经在海上远征新大陆时遇到了难得一见的海啸，人人都怕得要死，他则叫人把他绑在船上面，非常兴奋地呆了一整天，好几次差点给大海吞没，就是为了测量海啸的高度。此外还碰到罕见的火山即将爆发，他叫人坐着吊篮把他吊到火山口里面，他要仔细观察火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像疯子一般。
高斯在这本小说里面永远都是流着鼻涕但是又喜欢找*，而洪堡一辈子没碰过女人，但是他也不是同性恋。这两个人是怎么相遇的呢？小说虚构了一段故事，你从中能看到两种人，而且都是很典型地继承了“笛卡尔之梦”的那种人，想要尝尽世间一切的知识。高斯觉得世间的知识不需真的去测量，我们坐在房里面推算就好了，他也的确很聪明，是个天才。
他小时候发现身边的人都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德国人有种习惯，一个人说话或者做一件事总是要停顿一下，起初他以为这是礼貌，后来长大了慢慢发现这不叫礼貌，这是迟钝。正常人说话，你问我一个问题，我顿一顿再答你，这是迟钝。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的正常表现都近乎愚笨，因为他太聪明了，他一生最伟大的数学巨著《算学研究》在20岁那年就已经完成出版了。之后他便觉得世间已经无事可干，于是开始做测量学、天文学，也做理论物理学，没事干了才改行干点别的事，也是一干就疯。
洪堡则恰恰相反，到了任何地方都要测量。他到西班牙找国王赞助他去美洲冒险，哪怕是从法国到西班牙的途中，他都不放过路上任何一座山，都要去测量它的高度。而且他还为自己发明了各种仪器，最早的氧气桶就是他发明的。可为什么每座山都要测量呢？他的道理是如果我们经过一座山却不知道它的高度，是对理性最大的侮辱。别人若接着问，那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事呢？他说因为我想知道，我就要知道！
事实上，直到老年他们才发现，知识的态度是谦逊。人总会老的，天才也终会衰退，当你在世界上收集了越来越多的材料后会发现永远有人比你干得更好，测量仪器也更准确。这时你就会知道，原来我们毕生追求的事业到最后都是会衰退、会消亡的。只有一样是真的，那就是追求知识的乐趣，值得我们为它献身，像洪堡，为了知识的追求一生单身，甚至到现在都还是处男。
【人物小传】
金庸，原名查良镛，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者、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大紫荆勋章” 获得者、华人作家首富。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誉为武侠小说史上的“泰山北斗”。其代表作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鹿鼎记》、《倚天屠龙记》等。
《退步集续编》那些“干净”的中文
图片039 陈丹青
图片040 《退步集续编》
如今大陆很多人写的中文都是被严重污染的中文，不要说写，就是平常嘴巴里讲的中文也是被污染的。随便举个例子，有时候看电视上一些大学者说话，他们说“这件事的可操作性就很低了”如果用纯正的中文，说“这件事不好操作”就行了，不需要讲个“可操作性”。有时候听不清楚，我以为他讲的是可操性。
现在的中文是“性”泛滥，什么都要加个“性”，“可行性”如何，“教育性”怎么样，到处都是性。就跟我们平日里在街上看到的那些性病广告一样，很腐烂。这还属于比较显眼的，还有些不显眼的。比如我们行文里面常常出现这么一个词：“人们”，这个词在1949年以前是不多见的，而中文是不需要“人们”这种表述方式的，我们用“人”一个字就可以了，“人”既有单数的意思也有复数的意思，不需要讲“人们”，什么“人们喜闻乐见”，后来慢慢还发展成比如说有人骂梁文道，说“梁文道们怎么样”，好像不只一个梁文道，还有很多人很像梁文道，梁文道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伙人，是一帮人。这都属于很怪的中文，所以当初我看到陈丹青的文章就觉得很惊讶，他年纪并不是很大，而且过去印象里他是一个画家，但是看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的中文有股纯正之气，不知道是怎么来的，相当难得。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陈丹青的《退步集续编》，他之前出过一本《退步集》非常火。因为里面收录了好几篇他的讲话，包括谈他有名的清华大学辞职事件①，讲的是我们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之前已为此吵得闹哄哄了，无需多谈。今天讲的是陈丹青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散文家，他的文章写得怎么样。
他本身是个画家，但他的文章写得相当有劲，那股气势不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师叔鲁迅的关系。这本《退步集续编》里面有一些是访问，有些是他自己写的文章，还有他演讲的讲稿，其中讲稿由于是他亲手写的，很能够看出他行文的特点。
陈丹青写悼念文章写得也挺不错，跟他所喜欢的鲁迅很接近，不是说水准接近，是说鲁迅写悼念文章也写得很好。书里有篇文章是陈丹青回忆老友陈逸飞。陈逸飞是功成利就的大画家，前几年去世了。当时陈丹青这些当年跟他一起的老朋友觉得二三十年没见的好画友重新聚聚，一起对着模特，一人一个画架来画画，那样便觉得很高兴。待到要做这件事想约陈逸飞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陈逸飞死了的消息，大家都很难过。陈丹青写到：“05年那一天，当他们一起在一个画室里面，一起画的时候，这帮老朋友真是很高兴，大家都在想逸飞在座会怎么样？然后他们说开心啊，真开心啊，又在一起了！”
文章到了最后他才说，其实他跟陈逸飞1983年在纽约的时候生了芥蒂，“此后不往来，至今已过去22年了，就连人堆里照面三四次，初略尴尬，旋即握手，沪语笑谈如往昔。他有点发胖了，西装笔挺，相貌堂堂，我两眼睛对着看，有话不好说。我想起小时候心里起伤感。他是老朋友，他是我的老师。”又说到陈逸飞的儿子，他的长子如今已过而立之年，“当年我见他时，孩子不过三五岁，同车里坐着不肯吃晚饭，逸飞便吓他，说我是警察，于是孩子满嘴含饭，捏我手背稳一稳，算是来告饶。这样的动作想必是父母教给他的，其时正当*，上海人仍正在学西洋，逸飞的幼子今也5岁了，我不曾见过，来日他长大成人，我跟他讲讲他父亲怎样一个人。”悼念一个亡友，他的儿子我没见过，但将来他儿子长大我要跟他讲讲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话让人看了着实很感动。
事实上，陈丹青这两年红火起来，除了清华大学辞职事件外，书里还讲到他的师尊木心先生，也谈到了鲁迅的问题，这便是辞职风波之后另一个有名的事件。我觉得他谈鲁迅角度很不一样，一般人谈鲁迅直接就谈作品或者谈为人，而陈丹青作为一个画家，很注意鲁迅那张脸，他说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是不做什么表情的，就像对着镜头一直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这种谈论角度很有意思，先注意了鲁迅的样子再来讲其他。
后面他借着谈鲁迅来谈今天。陈丹青最近几年很捧他在纽约认识的老师，另一位散文大家木心先生，一时间大家又觉得木心是个文坛新发现。于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就不干了，觉得木心没什么了不起，结果两个人就有点干起来的样子。这恰好让我想起陈丹青在书里讲文人怎么吵架的，他说：“鲁迅当年除了他深恶痛绝的几个论题，他与多数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你看这个胡适算是他的宿敌吧？但他早年给他的信虽敬而远之不做熟腻之态，也时常夹些轻微随意的文人式调笑。就连跟鲁迅常吵架的夏衍他们当时也是白天打笔仗为了好玩，晚上喝酒吃饭。”
你看，当年的文人这种互相的笔账终归不至于闹到像今天这样老死不相往来至双方成了仇敌，真是令人感佩。
注释①：2004年，画家陈丹青因不能容忍研究生招生在外语和政治科目上重重设卡，将专业优秀的学生挡在校门外，又不能适应“学术行政化”的体制，愤而请辞清华大学教授的职位，引起相当轰动。
《哥伦比亚的倒影》美貌不需要休息
【人物小传】
木心，本名孙璞，著名作家。1982年离开中国，旅居纽约至今。木心在台湾和纽约的华人圈中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物，有一批人会定期到他的居所听他习文授课。在国外，他把主要经历放在写作上，自1984至2000年，已出版了十多本小说 、散文和诗集，著作有：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即兴判断》、《素履之往》、《马拉格计划》、《鱼丽之宴》、《同情中断录》；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会吾中》；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等。
读书是很奇妙的事，偶尔会出现一些重新被发掘出来的作家让你非常惊讶：居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作家，文章写得这么好，怎么过去大家没注意到？木心就是一个例子，不过他已经被发掘过两次。第一次是在80年代的台湾，当年有人在台湾登了他的文章，大家都惊为天人，抢着要出版他的书；第二次则是最近几年在大陆被人发掘，其实早在80年代，陈丹青等人在美国混的时候就深受木心影响，常去看他，上他的课，那时木心自己在那边开了一个中国文学史班。
90年代末，也就是台湾发现木心与大陆发现木心的中间阶段，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道谁是木心，偶然在台湾一家书店闲逛的时候翻起一本叫《同情中断录》的书，作者正是木心。一打开，书的扉页上有一句题词：“本集十篇，皆为悼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一看到这句话我就被震住了，居然还有这样的说法，真是让人震撼。
看到这里你们大概就能够知道木心的文章是什么风格了。他的散文既不是无病呻吟，也不喜欢讲生活上的琐事，而是常常喜欢采用文字的功力去探讨生命中或者世界中一些不解的现象，很有一种哲学思想的味道。
木心也谈美貌，他有篇文章收录在《哥伦比亚的倒影》里面，叫《美貌》，他一开始说：“美貌是一种表情。别的表情等待反应，例如悲哀等待怜悯，威严等待慑服，滑稽等待嘻笑。唯美貌无为，无目的，使人没有特定的反应义务的挂念，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其实是被感动……其实美貌这个表情的意思，就是爱。这个意思既蕴藉又坦率地随时呈现出来。拥有美貌的人并没有这个意思，而美貌是这个意思。当美貌者摒拒别人的爱时，其美貌却仍是这个意思：爱——所以美貌者难于摒拒别人的爱。往往遭殃……美貌的人睡着了，后天的表情全停止，而美貌是不睡的，美貌不需要休息；倒是由于撤除附加的表情，纯然只剩美貌这一种表情，就尤其感动人，故曰：睡美人。人老去，美貌衰败，就是这种表情终于疲惫了。老人化妆、整容，是‘强迫’坚持不疲惫，有时反显得疲惫不堪。老人睡着，见得更老，因为别的附加的表情率尔褪净，只剩下衰败的美貌这一种惨相，光荣销歇，美貌的废墟不及石头的废墟，罗马夕照供人凭吊，美貌的残局不忍卒睹。”他这样去讲什么叫做美，不是一般散文的写法，也不是哲学理论性的探讨，但能够用它的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
木心的文字最有特点的地方是什么？陈丹青说“他似乎是在没有中断的传统底下出来的人”，我觉得很准确。有人看到他的东西就说他用字很“深”，我一个上海朋友就说过木心的文字太深奥，每一页都有字需要一般读者去查字典。可这又不表示他完全很古意，虽然他曾经用文言文翻译过一次诗经，功力很夸张，但问题是他不是纯粹古典，说他像五四吧，又不像五四，更不像我曾经说过的时下那种语言污染下的散文作品，不会动不动写出来一句什么“人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种莫名其妙让人看了就起鸡皮疙瘩的句子。
木心的文字像什么？假想一下，如果当年五四的传统没有断掉，如果当年中国古代的书写传统没有断掉，如果没有后来我们革命时期，解放之后，各种政治八股文的出现，照那一路写下来，中文会变成什么样？你就不由得猜想木心大概就是那个样，换句话说，木心继承了古典，继承了西化影响下的东西，继承了五四的东西，但唯独就是没有受到政治八股的影响，没有受到人民喜闻乐见的那些东西影响，这么写下来就是木心了。
木心写到中国，他对中国文学很有看法。他说中国人对自然特别亲近：“中国人既温敦又酷烈，有不可思议的耐性，人与任何祸福做无尽之周旋，在心上不在话下。十年如此，百年不过是十个十年，忽然已是千年了。苦闷逼使人有所象征，因而与自然做无止尽的亲密。熟昵而狡黠作狎了，至少可先立两则谐趣，金鱼*。”他讲的是中国人喜欢跟自然打交道，交道熟了，打久了，就开始玩弄它，金鱼*就是例子，本来甚至不应该有金鱼的，都是中国人挑弄自然弄出来的东西。
当年木心第一次在大陆被很多读者发现是因为一篇《上海赋》。他喜欢写上海，写的也很有意思，有很独到的观察。说到很多老辈的上海人，“好比撬破了芝麻门，珠光宝气就此冲出来，十里洋场城开不夜，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直使小辈的上海人憾叹无缘亲预其盛。尚有不少曾在上海度过童年的目前的中年者，怪只怪当时年纪小，明明衣食住行在上海，却扑朔迷离，记忆不到要害处，想沾沾自喜而沾沾不起来。这批副牌的上海人最乐于为正牌的上海人作旁证。”他讲的其实就是现在常常出来说老上海的这批人。他的作品真的还有无尽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谈，或许有一天，我得专门去谈一谈木心这个人。
【人物小传】
陈之藩，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斯敦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著有散文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散步》等。
《一个人的电影》追忆放电影的美好时光
图片045 《一个人的电影》
或许将来我们都在互联网上看直播的电影，没有人再去戏院了，不知道那时我们会不会怀念今天用影碟看电影的日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我非常怀念以前放大电影时的气氛，怀念那种时光。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一个人的电影》，这本书集合了很多人的文章，像格非、毛尖，他们写了自己跟电影的故事，同时也有很多对话，一些电影导演，像贾樟柯、田壮壮、王小帅，还有徐静蕾、孙甘露他们谈电影。这些文章其实全部出自十年来文学杂志《收获》里面一个很受好评的专栏，叫做“一个人的电影”，里面的部分文章结集出了这本书。
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开头第一篇格非的文章。他回忆几十年前，看电影是件多么稀缺又盛大的事。那时候他们在乡村里面看的都是露天电影，在一个操场上，挖个洞放根柱子，架起一个大屏幕，跟着就放电影。他说那个时候放电影可艰难了，一部戏往往需要那些放映员带着机器和电影拷贝，一个村一个村地放。有时候他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中间，说不定有些小村落的人就会出来拦路，有点像打劫，为的是要劫下放映队，让他先别去下一个村，先在这个村放，虽然只有几户人家，但也给他们放一放，据说当年这种场面经常出现。
有时两个或两个以上村子的放映队同时用一个电影拷贝，就需要有个人专门负责跑片，就像格非故事里那个绰号“武松”的人，他身体结实，跑步快，如果90分钟的电影有四个拷贝，他就在一个村子等那边的电影一放完，马上拿着拷贝跑回这个村子放，这就叫跑片。所以“武松”当年自然是这个村里最受欢迎的人了，大家聚在那儿等着看电影的两三小时里面，大队就在电影线上召开社员大会，内容照例是春耕秋收，照例是中央某号文件照本宣科，然后忽然人群嘈杂，远远一看，是“武松”跑过来了。这时候大队革委会主任就会非常识趣地长话短说，短话不说，最后蹦出一句：大会到此结束，下面请同志们看电影！大家就兴奋地等着电影开始。
跑片有时候跑得相当复杂，说不定是三到五个村庄同时用一个拷贝，这时候不得把这个人跑死吗？所以他也需要有助手，帮着他一路去跑片，这边放完一个拷贝，赶快运到下一个村，一个90分钟的电影分四节，把拷贝运来运去，至于中间的时间大家就在那儿等着。
毛尖也在她的文章里提到当年大家看电影的心情，热烈又天真。毛尖的岁数比格非小多了，她说到小时候看电影里面的人接吻：“很多老观众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觉得这是个特技镜头，一定是用了什么特别的效果，比如这个嘴巴凑过去的时候，那边又拍那个人怎么样凑个嘴巴过来，其实不是真的接吻……他们认为如果是真的接吻的话，那么男女演员的对象岂不是就要疯了，不干了？！”毛尖还说：“我们几个孩子在里屋里头听大人在外屋煞有介事，蒙着嘴，乐坏了，天啊，他们怎么那么蠢，一男一女亲亲脸有什么，我们在录像厅看的都光身子了！”
书里有一篇贾樟柯跟王真的对话，贾樟柯说他以前在山西汾阳的时候不是去戏院，那会儿流行在录像厅看片子，看的全是港产电影。这些港产片绝大部分都是打打杀杀：“当时看吴宇森的《英雄本色》，胡金铨、张彻，后来徐克电影也都看了，特别完整，而且只要看到非常激动的电影，一出录像厅就在马路上找同龄人，过去撞撞肩膀，一撞肩膀非要打架不可。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武术热，很多男孩子跟我一样，都拜师学艺，我学了一年武术，最大理想就是学一身武艺，总幻想能够飞檐走壁，可是武术需要从扎马步、踢腿开始练，练了快一年就烦了，怎么还没有武艺啊？就不练了。”
可见这个港产片真的是教坏小孩子，好在贾樟柯也不是只看港产片，再大一点的时候终于遭遇到了陈凯歌的《黄土地》，才看了几分钟，他就流泪了，“里面一望无际的黄土，还有那些人的面孔，一个女孩挑水。那个女孩在河里面用桶一荡打起水来，挑着从黄土边上走”，看到这里，他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因为那环境就是他老家的那一片黄土高原，人物景色太熟悉太真实了。后来他说：“我看了很多诗歌讴歌劳动，我就特别讨厌，我觉得劳动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要歌颂他们呢？这不是真实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电影强调真实的那种情绪开始慢慢出来了。
那个看电影的好时光也许真的就此慢慢逝去了。毛尖说到：“现在虽然很多人流行去电影院，但问题是现在电影院服务越来越好，就是不为人民服务，人民自己服务，自己买碟，自己放映。因为电影在今天的全部意思就是高消费，所以我的愿望是有一天还能走进一家普通的电影院，虽然北岛的诗歌马上就在耳边，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电影的好时光过去了，连格非说负责跑片的那个全村最受欢迎的人物“武松”也过去了。“武松”的弟弟告诉他，改革开放之后，“武松”仗着一身蛮力，给人出死力干重活，艰难度日，等到年纪大了，人家瞧不上他了，他每天早上照样各个村子跑，不用跑片了，他是为了自己卖广告，希望别人知道他还很有用。结果最后他病死的时候，大家解开一看，他骨头全黑了。
《我和电影的二三事》把自己交给电影，就像爱…
电影帮助我们探索未知的感观世界，比如一个从未听过的奇闻或是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说到电影，总觉得它跟怀旧有关，似乎那些影像所保留的一定都是一些旧日时光，而我们看电影也总是有特别美好的氛围，仿佛染上了一层辉煌的颜色。说到电影跟怀旧，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好书，叫做《我和电影的二三事》，是几年前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出版的一本书。
香港电影评论协会由一帮香港的影评人组成，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二十多岁，都是影评写得相对比较专业的一群人。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曾经是整个华人世界里资讯最发达、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这批香港影评人有更好的基础吸收各国的电影，很多大师的杰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看到了。
看大师的电影有时会出现很多意外，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blow up》，我们译作《放大》，而当年在香港被翻译为《春光乍现》，这完全没办法表达这个电影的意思，甚至不能被称为直译。对此，书里的影评人何思颖说，当年这么翻译其实是有理由的，因为《春光乍现》1967年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很多电影人或者电影院线的老板都觉得这部电影最轰动的地方在于里面有一秒一个女性正面*的镜头，所以就因为这一秒，把这部艺术电影改了一个带点*意味的片名，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果然就有无数中老年男性观众抢着去看，为的就是那一秒的*镜头，而一秒很可能打个哈欠就过去了，万一错过一定会觉得很受苦，因为这部电影对大部分人来说太沉闷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发条橘子》也有同感。当时已经是录影带阶段了，电影里有一个快速的片断是关于*的，我们一群人拿着录影机，拼命地按来按去，希望能够一步一步一格一格地重播这个片段，为的是看清楚那一点点可怜的*场面。
李卓陶是我很喜欢的影评人，他说到六七十年代在香港看电影的情况。当时电影院都有星期天早场，平常播的都是主流电影，但到了礼拜日早上会放一些比较冷门的偏艺术的电影，或是一些旧日的经典电影。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接触过那些电影，只在文字上看到或者听说过的人而言当然重要，于是礼拜天总是起个大早，像朝圣一样去看电影。李卓陶说：“当时就是饥渴的影痴才会在礼拜天一早爬起床看10点半，像朝圣又像补课。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杜鲁弗都是那时候在这些主流院线的星期日早场补看回来的。”当年大家有机会看到的电影比今天少得多，现如今我们都有碟，而且盗版碟到处都是，几乎你要看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今天可能会觉得这些大师名作并不稀奇，但对以前的人来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放的时候没看你会觉得以后恐怕再没机会看了。
另一位影评人季陶则说：“当年大家有一句广东话，意思就是如果不看就不用再想以后还能看了，在这样的心情底下，我们每次入戏院看电影时就有生离死别的感觉，从小就不把看电影当成娱乐。比如说看《教父》、《大闹天宫》、《地狱变》、《罗马》或是伯格曼的《第七封印》，都是这个感觉。”
那时对待电影格外认真，而且戏院环境也跟今天大不一样，以前电影院里是能抽烟的，记得那段日子我们在戏院里吞云吐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这当然很讨人厌，让整个戏院变成纳粹毒气室一般，可它又有一种独特的氛围。书里留学法国的影评人黄爱玲说她第一次看到法国有名的儿童电影《红气球》，是在巴黎大学里一个专门给学生看电影的电影厅，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法国学生里烟民甚多，个个都像火车头，几乎把课室变成了毒气间。然而即便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我们仍然是深深地爱着电影，甚至是爱上了电影。
香港有位电影学者、影评人尤静，同时也是电影导演，她在这本书里写了一篇文章，叫《电影病》，就把何谓“爱上”做了个解释：“我说爱上，不是爱，爱电影很容易，就像吃一碗拉面，吃过就算了。下次吃意大利面，再下一次吃干炒牛河都能爱。但是爱而且是上了，就比较难脱身，即使不是一辈子的事，也是很长的首尾。爱而且上了，便有点没法向下望，往下望叫人头晕、心跳，叫人突然意识到上来的那段路，叫人看到自己的病，看到跟没爱上的人之间的距离……我爱而且上了电影二十多年，我们爱而且上了电影，其实不止是这个电影片断本身，而是很珍重那种戏院的感觉，跟今天看电视完全不一样。当年看电影你觉得是有一种勇气的爆发，因为你能够看到那么多大师名作。看到那些很具颠覆性的电影时你会觉得这些人这么勇敢，连这样的东西都拍出来了，做观众又怎么能害怕呢？”
什么叫“作观众的怎么能害怕”？作观众难道还要怕吗？要的，试想一下身在戏院里的感觉，如果遇到一些场面你想哭，但旁边都坐着人，可你就这么哭了出来，把人性最脆弱的部分公开在别人面前，大家可能不会太留意你，但是你心里面仍然有旁人存在的压力。我们每一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都等于在交心，我们是被动的，没有办法用摇控器把它按停，这时候的我们完全放弃了主权，把自己交给了电影，这难道不是一件很需要勇气、很像爱情的事吗？
《于丹<论语>心得》粗浅的话语…
【人物小传】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系系主任。主攻广播电视媒介学，出版《形象 品牌 竞争力》等专著多部，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
这两年《论语》跟孔子突然成了潮流，很多人重新谈论起《论语》，《三联生活周刊》也拿孔子做了封面文章，将解读《论语》的历史分成“俗讲”跟“学术讲法”两部分。说到“俗讲”大家就会想起南怀瑾先生，认为他的解读是俗讲的代表，我个人觉得这个区分不完全准确，因为所谓的学术讲法跟民间讲法在古代是不完全存在的。中国古代根本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概念，不像今天，有一个专业的学术体制，有大学，有研究所，所以我们才有所区分。有一些人叫做民间学者，在民间用通俗浅白的语言去讲论语；也有人是从很专深的古文献的角度，从哲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孔子，这就属于学术界的讲法。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使《论语》成为畅销读物的功臣于丹教授。自从在央视的《百家讲坛》讲过《论语》之后，她跟《论语》便同时红火起来。于丹教授这本书的确把《论语》解释得非常通俗，甚至被人诟病，觉得她简直把《论语》讲成一本现代版《心灵鸡汤》了。比如“君子”在《论语》两万多字的篇幅里面总共出现了100多次，而在《于丹心得》里，“温度”恐怕少说也出现了100多次，所谓“温度”就是有厚度的，有情感的，很温存纯朴的一种状态，她认为孔子的《论语》是个讲温度的东西，
于丹教授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做传媒学研究的教授，但是她的本行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念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举一个书里的例子，看看什么叫做“俗讲”。我们都知道孔子讲“仁”是很重要的，仁民爱物的“仁”，且看于丹教授怎么去解释“仁”，她说“仁”就是两个字“爱人”。于是很多人看完就会觉得“哎呀，这不太象话了吧”，儒家哲学都说“仁”是最重要的概念，可以写好几百好几万本书出来，你现在用“爱人”两个字就带过了，行吗？
我觉得于丹教授很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她很懂得用一些现代摩登的小故事去解释《论语》里面的道理。比如孔子说“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于丹教授解释的时候用了一个小故事，她说有一个人去看心理医生，跟医生说：“哎呀，我常常觉得我上班很痛苦，我工作很累，我完全失去了自己，我每天就是为了要讨好我工作上的伙伴，为了满足工作的需要，我精神压力太大了。”然后心理医生就跟他说：“那你应该去看一场喜剧，让自己高兴一点。”谁知道这个病人回答说：“医生啊，我就是那个喜剧演员。”这个病人就是喜剧演员，他平常的工作就是要让大家高兴，讨好人家，没想到反而因此丧失自我，自己高兴不起来了。
于丹以此来解释什么叫“君子不器”，就是我们人应该要安抚一下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内心安稳舒适，掌握到自己的内在，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么解释你能够说她错吗？当然没错，但是她说得非常粗浅，这是很重要的。正如于丹讲的，《论语》是一本教大家怎么做人的书，这里面的道理都是很纯朴的，不要看不起这些纯朴的话，当你在一些特定场合的时候，往往是这些纯朴的东西能够显现出巨大的力量。
如果我来讲《论语》，恐怕也是“俗讲”，但是我最注重的字或者说最喜欢的关键词恐怕不是“温度”，而是“气魄”。《论语》是本教人怎么做君子的书，因为从中特别能看出一个君子该有的气魄何在。什么叫气魄？《论语》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话说出来很有气魄，但是你想想看，要落实到做人的情境里，在特殊的环境底下那个气魄是如何的张扬？
大家或许听说过梁漱溟先生，他堪称当代大儒，共和国建国以来只有一个人敢公开顶撞毛泽东，就是梁漱溟。因为梁漱溟认为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对农民并不好，他当时就提出尊重城市的工人，但是乡里面的农民怎么办？于是就把毛主席当面痛骂了一顿，他站在下面，一直要跟毛主席继续辩论，要求发言，就是这么一个倔强的老先生。
老先生是个儒门弟子，尊重孔子，所以到了*“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可就惨了，被逼着出来交代，于是他就做了一场演讲，结果讲了两天都没讲完，而且他大谈孔子如何了不起。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他居然敢这么说，说孔子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好好读孔子、了解孔子等等。*最后几个月实行大批判，有一回这些革命红小将们要重重批判他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话，就是那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他自己作何解释呢？他说这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我的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得掉，但是我的“志”你是拿不掉的。这是何等的气魄，这就是儒门弟子的气魄，梁漱溟先生真不愧是当代大儒，没有辱没万圣先师的教导。
? 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只讲大道理，《于丹心得》里有一句话听起来非常粗浅却是最朴素的做人道理，《论语》乡党：“乡人饮酒仗者出，斯出矣。”孔子说：“我跟乡里头的人一起喝酒的时候，我总是等着拿着拐杖的老人家先出去，我才出来。”你看这句话听起来也太粗浅了，跟刚刚我们讲的那种“不可夺志”的气魄是不是差得很远？可你千万别小看这种事，今天我们大家都喜欢说大道理，说怎么样才算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日常生活中最朴素的东西，像敬老。现如今，当各位都在讲大道理的时候，应该去搭公交车、地铁看一看，有哪些人是愿意让老人先出门，让老人先进车，让位子给老人坐的呢？
李零《丧家狗》Ⅰ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人物小传】
李零，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十三篇综合研究》、《兵以诈立》、《简帛古考与学术源流》、《入山与出塞》、《铄古铸今》、《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李零自选集》等。
经常有读者问我，每天介绍一本书，那些书你自己是不是都看过？我要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没错，我介绍的每一本书，或许不是读得非常细，但起码我是从头到尾看过一遍的。因为我很相信专业伦理，我写评论写了大概十*年，我常常相信做评论或者发表任何意见也要讲究一个专业伦理。什么叫“专业伦理”？我这里有个特别好的范例，就是北大中文系的李零教授写的《丧家狗》。
我们过去曾经介绍过两本李零教授的著作，而他写的这本《丧家狗》副题叫“我读《论语》”，顾名思义，讲的是他对《论语》的看法，而且是逐章解释下来的。按理说我不应该太着重推崇谁或是谁的书，我也不想帮谁卖广告，何况我根本不认识李零教授本人，但是我觉得最近围绕着这本书惹起的诸多争论很有意思，而这些争论正好可以用来证明何谓“专业伦理”。
事实上，关于《丧家狗》这本书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孔子到底是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近乎于一条狗，还是大成至圣的先师、万代敬仰的庶王呢？争论闹得非常大，不只网上各个论坛都特别开出一个标题去讨论，甚至我凤凰的同事胡一虎也在他的节目《一虎一席谈》里专门就此做过一次辩论。可是我发现，原来大部分围绕着这本书说事儿的人，从他们的意见里我大胆地推测，他们似乎是没看过这本书的。为什么没有看过一本书却能够只因为它的名字叫《丧家狗》而立刻上升到“李零教授这家伙不是人”这样的评判层次呢？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本书一开头李零教授就解释了他出这本书的目的，这会儿孔子热，大家都在捧孔子，而过去大家又曾贬过孔子。李零教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指出孔子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很糟糕的“臭老二”，而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且孔子曾经形容自己是丧家之犬这个说法是有典故的，也就是说“丧家狗”并不是李零教授的说法，至少有五条资料能够印证这个典故。
最有名的就是《史记》的《孔子世家》了，还有《孔子家语》里面也说，孔子当年到了郑国的时候跟弟子走散了，一个人在郑国外面的城门上头逛来逛去，有个当地人看到他的弟子子贡，就跟子贡说：“那儿有个老家伙，看起来上半身是模是样的，下半身颓颓唐唐，哎呀，看起来就像条丧家之犬。”子贡也不怕老师生气，就据实相告孔子，说：“老师啊，那边有个人说你像一条狗。”结果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就是说外形不重要，然后又说：“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意思就是他说我像丧家之狗，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为什么孔子说自己是丧家之狗？我们想想看，孔子一生颠沛流离游历70多国，跑了那么多地方，却始终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愿意诚心诚意接受他对政治和世道的看法，让他好好地安稳停留下来。这几十年来一路上他真的是过得非常苦，有的时候甚至被困在一些地方饭都没得吃了，但是孔子依然非常达观，依然乐于去教授他的学问，所以他形容自己到处奔波但是始终没办法完成自己的理想跟使命，这叫做似“丧家之狗”。
既然有典故，又有解释证明是孔子自己这么说的，为什么大家还要骂李零，说他诬蔑了圣人呢？其实以前曾经有人说过这个典故就是诬蔑圣人的，可问题是这五条材料难道全都不准确，全都不是真的吗？与其争论这个书名上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地读一读李零这本书里面到底是怎么去解释孔子，怎么去介绍《论语》的呢？
之前我看到一些网友在谈这本书，其中有位网友就从《丧家狗》里面一句话开始衍生，我觉得他的推理能力很强，他批评李零说“孔子认为凡是在一个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之犬”，他单拿出这句话，推论到“李零现在是一个为了名、为了利，不惜出卖人格，诬蔑圣贤的混蛋”。这句话或许有语病，不过这位读者也写得很仔细，他说现实世界当然找不到虚幻的精神家园了。
我们怎么能从一句话去推断一本书，由一句话去否定作者的人格呢？所谓评论的专业伦理是，你有多少材料，你获得的材料在多大的范围，你说话就说到多大的范围，不要过分。孔子老教我们要“慎言”，意思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不知道的事情就说不知道，知道的事情，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孔子在《论语》的“为政篇”里面有一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挺有思想，每个人都很用脑子，常常喜欢发表意见。大家都想发表意见这个动力是好的，可是“思而不学”很危险，如果我们连事情都没搞清楚，连一本书都没看过就大发议论，评论这本书乃至于这个作者的人格，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呢？或许大家都应该回去先从头好好读一读《论语》。
《伊利亚随笔集》一剂心灵创伤的“止血良药”…
046 查尔斯?兰姆
047 《伊利亚随笔集》
很多文学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到了后来都只剩一个名字，文学史会描述说他非常非常重要，但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会去看他的作品了。查尔斯?兰姆（Carles Lamb）就是这样一个名字。他在19世纪被认为是英国最有代表性的散文家，到了20世纪，很多中国学者，尤其是“五四”文人，喜欢并翻译它。兰姆的很多作品都曾被引荐到中国，但过去一直没有被完整翻译。很多散文名家和文学界的重要人物都曾大力推荐查尔斯?兰姆，并希望中国读者多向他学习。但到了今天，年轻一代读者对查尔斯?兰姆知道得并不多，甚至在西方英语世界里他也被认为是一个过气的老古董。
我们通常把文学分成小说、诗歌、剧本以及散文四大文类。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散文名篇，很多文学大家除了写诗，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散文。到了现代，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的散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然也受到很多西方散文家的影响，尤其是英国，而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散文家查尔斯?兰姆。
虽然作者已死，我们不能从一个作品推断作者的为人如何，更不能假设作者的为人跟作品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是散文不同于小说，历来有一种说法，小说家可以用小说撒谎，但一个散文家不能用散文撒谎。当散文家在文章里提到“我”的时候，必然在吐露真挚的情感。
如果你想学英文，看查尔斯?兰姆的文章一定不是最好的入门，里面太多生僻的古字和典故，他文风陡峭，惯常使用巴罗克式文体，但他的长处在于即便用这么古怪的方法依然能够写出真挚的情感。他常常令你觉得可爱温润，即便他笔下没什么太特别的事，但你依旧乐于反复阅读，并觉得非常感动。他的作品里最有名的要数《伊利亚随笔集》（Essays of Elia），有人说这是他唯一一本散文选，近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出了精装插图本，由刘炳善先生翻译，译得相当不错。
既然散文关乎性格，那么查尔斯·兰姆是个怎样的人呢？他一生的遭遇相当不幸，出身贫穷，父亲是一个律师的亲信佣人。他天资聪颖，用功读书，7岁时进入为贫寒子弟而开设的伦敦基督慈幼学校念书，认识了后来的大诗人柯勒律治，跟他成为终身的好友。他的拉丁文学得很好，是高材生，可惜口吃，不能升入大学。他14岁即辍学自谋生活，先在伦敦南海公司、后在东印度公司整整做了36年职员，直到50岁退休。所以，他曾经开玩笑说自己的真正著作“全集”就是每天在公司里登录的那些大帐本。
兰姆小时候常去外祖母家的庄园住，认识了一个叫做安妮?西蒙斯的漂亮女孩，俩人青梅竹马，到了20岁，他想跟这个姑娘求婚，但姑娘没看上他，最后跟一个当铺的老板结了婚。在失恋的打击下，查尔斯?兰姆一度精神失常，在疯人院住了六周才得以复元。次年，他家里发生一件大祸：大他十岁的姐姐玛利因日夜赶做针线活贴补家用，过度劳累，发了疯病，竟拿小刀刺死了自己的母亲。这件事决定了兰姆一辈子的生活道路。为了赡养老父亲、照顾疯姐姐，他把沉重的家庭负担完全挑在自己身上。
姐姐状况好的时候，俩人可以一起读书写字，兰姆还把莎士比亚的剧本改成散文版的故事，让大伙儿都能够看懂，这正是我们熟知的那本《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姐姐病情不好的时候，她自己常常有预感，知道快要发疯了。这时候她会一边拖着弟弟的手一边哭，一起走向疯人院，等到病情好转时再回来。
《伊利亚随笔集》一剂心灵创伤的“止血良药”…
兰姆曾爱恋过另一个邻居的姑娘，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女孩就去世了，他只能写个文章表示怀念。再后来，他又向一个熟识的女演员求婚，信刚刚发出去，他考虑到自己如此贫穷，又有个姐姐要照顾，于是又打消了念头，写了封信“你当我上一封信没说过吧”。为了不让姐姐流落到疯人院，他一生未婚，与姐姐相依为命，过着清寒寂寞的生活。
晚年姐弟俩移居乡下，收养了一个祖籍意大利的孤儿爱玛依索拉为养女，两人才算有了依靠。但养女大了自然要嫁人，姐弟俩又回到了孤苦的状态。到最后，俩人已经穷到不能负担自己的生活了，于是就到别人家寄住，可是姐姐玛利到哪都招人嫌。他曾经跟姐姐约定，希望姐姐先他而死，免得受苦。不幸的是，1847年，查尔斯自己跌倒重伤先走一步了。
即便如此坎坷，查尔斯仍然很乐天，他很喜欢在自己伦敦的寒舍里招待文学界的朋友，大家喝啤酒，谈天，说笑话，就是这样一种境遇，这样一个人，他笔下的散文反而透着英国式幽默。不是爆笑型的幽默，是对人生痛苦经过通达的关照后那一层醒悟，并将这种醒悟以一种可笑而自嘲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查尔斯?兰姆的散文风格。
这位遥远的英国作家笔下的散文其实是一种心灵鸡汤。他一生坎坷，但在他的文章里你完全看不出生活磨人的痕迹，反而总让你觉得他很幽默。“五四”时期的大散文家梁遇春先生曾说，兰姆的幽默不是那种自嘲到极点把肉麻当有趣的幽默，他的幽默是一种达观的幽默：既然你能用同情心去同情别人，当然也能同情一下自己，这不是自我怜悯，更不是在为自己人生的遭遇和种种不幸感到悲哀，而是能适度地看看这些不幸为自己带来了什么。兰姆不只是在坏处里面看好处，而是去承受这些坏处，你承受它的时候，便已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了。
兰姆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年幼失学。他成绩那么好，偏偏因为口疾上不了牛津大学。当年在伦敦当小职员的时候他常常跑到牛津去“度假”，“在校园里，我可以充一充上流人，当一当大学生，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早年被剥夺掉在高等学府里寓情怡性之精神养料的人，能在这一所或那一所大学里消磨一两周闲暇时光，是再愉快不过的事情了。”然后他开始想象自己是一个学生，看起来好像有点可悲，但他却得意洋洋：“我一本正经地给自己授予了硕士学位，说实在话，跟那种体面人物相比，我也差不多可以乱真。”
他的姐姐玛利可以说是“害苦”了他，但姐弟俩相亲相爱。他在文章里把姐姐化名为“玻丽吉特”，称“她为我做管家，年头可不算少了”。他从不忌讳提到姐姐脾气不好，他很温和地说“我不能刺激她，免得她发我脾气”。从字里行间看得出姐弟之间的温存，姐姐再怎么样，兰姆仍然很爱她，对她好得不得了。
事实上兰姆本身也是有病的人，当年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居然嫁给了一个小老板，穷苦的兰姆身为佣人之家的后代，难过之极，很受刺激，于是发了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即便后来他也常常出现一些精神忧郁的症状。那时候精神病院讲究卧病在床，看兰姆如何描述这段卧床的经验：“病人独卧床榻，雅赛王侯，看他躺在自己的床上，君临一切，不受约束，只由着性子为所欲为，多么像个国王啊！”即便养病，他也能从中找到乐趣似的。
关于过去种种不幸，他说：“过去的不顺心之事我不分青红皂白地重新经历一番；往日的挫折，我不再受它们伤害，像是穿上了盔甲；往日的仇敌我在自己的想象里要么加以宽恕，要么加以制服；在我一生中所发生过的各种各样的倒霉事，如今我一件也不想取消。”兰姆对自己的过往的遭遇总是很看得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别人也充满了同情心。他有很多好朋友是激进的社会改革分子，在当时保守的英国社会里常常被抓去坐牢，兰姆总是不顾自己的安危也要想办法为他们请命。他自己已经够穷了，有朋友比他还穷的时候，他也愿意拿自己的财产出来赈济朋友。
他并不是激进的社会改革派，他只是宽容地看待身边的所有人。在他眼中，没有人是不美好的。兰姆不是那种因为特别怜悯乞丐，所以要带他们去搞社会革命的人，但是他总是能够欣赏到他们美好的一面。
《伊利亚随笔集》中有一篇文章很有名。当时英国家家都用烟囱，难免积攒烟灰，所以要找一些身体瘦小，能够钻进烟囱里去的小孩清扫烟灰，通常都是穷苦人家的小孩干的苦力活，小孩也因此常常生病。有一天，兰姆在街上走，冬天的街道地面很滑，急急行走时不小心摔倒了，他说：“我这人啊，很是要脸，这时候赶快起来看看有没有人发现。”结果刚好有个扫烟囱的小孩看到了他，耻笑他，他发现这个小孩：“笑得眼泪都从红红的眼角流出来了，那眼睛是因为平时常哭，加上烟熏火燎才变得那样红，然而在万般凄苦之中，他那眼睛里还是闪耀出一点得之不易的快活光芒……为了让这个孩子能笑得多一点，我摔倒多几次都是无所谓的。”这就是查尔斯?兰姆式的心灵鸡汤，而且别忘了，他是个散文大家，这样的心灵鸡汤是不是比如今那些划算多了呢？
《道德情操论》丰富你的道德想象力
我过去每天一定要看点书，哪一天不看书就很不舒服，但在四川地震之后的一个多礼拜中，大概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看书，不是不能看而是碰不了书，完全看不下去。这种时候总会想，到底读书的作用在哪里？读书人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有一些写作的朋友，四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发电邮给我，说：“你看，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时候还读书或者还写作，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于是我想起一个西方思想史上跟地震有关的寓言故事，这个故事前后经过好几次变形。
启蒙时代，法国有一位大思想家，叫狄德罗，狄德罗就是那套著名的百科全书的发明人之一，他曾主持过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同时也写过很多文学作品、思想讨论文章、艺术评论等等。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里面出现了两个角色的对话。内容是说，你想象一下，有一个很可怕的杀手，在我们法国穷凶极恶，现在跑了，跑到一个遥远的中国海岸去了，那您会不会为了那边的中国人担心呢？然后另一个角色就说好像不大会担心吧，因为他如果是跑到巴黎的塞纳河旁边，我当然很担心，但他若跑到中国，那儿离我们很远的。接着第一个角色又问他，那你不担心他在中国也会像在我们法国时这样到处杀人放火吗？
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讲，当时的中国是个很遥远的国度，所以狄德罗特别用中国来比喻一个想象中很遥远的他方。试想一个欧洲的杀人凶手，倘若跑到中国去，我们好像就不再害怕和忧虑了，因为他不会害我们了，他害的是别人，害的是那些你感到陌生的、不熟悉的、遥远的中国人。
后来名作家夏多布里昂把这个故事变得更复杂了一点，他讨论到一种假设：如果一个欧洲人，不知道为什么拥有了一种很神奇很玄妙的超能力，使得他可以利用这种力量害死一个在中国的百万富翁。他在欧洲这边的户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多了一大笔钱，原来他把那个死在中国的百万富翁所有的财产都继承了过来，但是这中间完全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至于百万富翁是怎么死的，他那边的乡亲父老也不知道，这边的欧洲人当然更不会知道这笔天降之财原来是通过卑鄙的杀人手段获得的。接着夏多布里昂就问，倘若在这种情形下，你愿不愿意使用这种超能力呢？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道德问题：倘若有一些坏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使自己获利，在保证没有惩罚又没人发现的前提下，你做不做得出来？你又愿不愿意去做呢？上一个故事问的则是你对遥远地方的人有没有一份同情心？有没有一份感同身受的能力？
关于这些，另一位大思想家亚当?斯密对这个故事做了更丰富的变化。亚当?斯密是《国富论》的作者，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健将。大家都觉得他是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其最有名的观点就是“无形之手”。他曾经打过譬喻说一个面包师傅之所以要做面包，不是为了让我们吃到好面包，不是为了要填饱我们的肚子，而是因为他要挣钱。假如每个人都像这个面包师傅这么“自私自利”的话，奇妙的情形是整个社会都会获利。于是大家一直以为亚当?斯密是个很喜欢强调人性贪婪跟自私，同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的思想家，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亚当?斯密是个道德哲学家，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道德情操论》。
在《道德情操论》里，亚当?斯密把刚才的故事做了很大的变动，他说如果今天一个有人性、有良知的欧洲人，听说在遥远的中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死了很多人，那他会怎么办？首先，这个欧洲人当然也会为之神伤，尽管他不认识那些中国人，他也会难过伤心；接下来他还会花一点时间去沉思一下这场地震灾害的意义所在；再下来他可能开始想到贸易会不会受到损害，然后第二天他就完全恢复正常生活工作的步调了。
亚当?斯密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说，其实人应该有一个普遍的道德关怀。在理性范畴，我们都知道应该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世界上所有的同类，不只不能对我的乡亲父老干坏事，对一个陌生人也不能干坏事，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包容慈爱之心，但这是理性上的认知。而感性上我们其实没有这种道德想象力，两三百年前的时候，苏格兰跟中国隔得多遥远？一场地震传到那儿需要多久？所以亚当?斯密认为我们之所以要阅读，要学习，就是为了丰富我们道德上的想象力。
如今我们有电视、电影，有互联网，我们能够随时看到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和他们的苦难，所以四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有那么多跟我们不熟悉的人和我们一道哀痛，也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我们依旧阅读，因为阅读更能巩固和丰富我们的想象力，通过阅读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种不同的人，有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你要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投入进去，想象你就是他，感受他的欢喜和悲伤。
Purity and Danger 英国女…
056 玛丽·道格拉斯
【作者小传】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著名人类学家，一生笔耕，发表大量著作，对世界人类学有重大贡献，可谓现代人类学大师。其著述虽在华文人类学界享有高度名望，但论著多数尚待翻译。她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影响主要通过国内同人述评之作间接产生。
人们常常提到禁忌，什么叫禁忌？一个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禁忌？禁忌有什么独特功能？比如“脏”的禁忌，一双鞋子，其本身谈不上脏或不脏，尤其是当它放在地上的时候，你看到自家鞋柜或者门口地上摆的鞋子，不会说它们脏，但如果把这些鞋子放到一本白净的书上去，你会不会觉得很脏？至少有点儿不大对劲吧。同样，如果一本书放在桌上，你觉得是正常的，要是我把它甩到地上去，你就会觉得它被弄脏了。这说明所谓的“脏”不是一个有本质的东西，它是一种空间里关乎位置的概念。
我想介绍的这本Purity and Danger可惜的是没有中文翻译，书名译过来叫做《纯洁与危险》或者《洁净与危险》，作者叫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玛丽·道格拉斯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类学家，刚刚去世不久，死前还被英国封为女爵士。她活了86岁，完全改变了现代人类学，甚至是我们对人类思维方式的认识。
这本书首先提出的挑战就是研究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叫做“肮脏”的问题。我们过去常常觉得肮脏表示某个东西很不卫生，可是你仔细想过什么叫做不卫生吗？其实这不只是个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更是一个文化习惯。比如我们会觉得坐在地上很脏，但对日本人来讲，坐在地上就不脏了，我们会说用手吃东西很脏，但是印度人却觉得用手吃东西那才叫干净，所谓干净与不干净，脏与不脏，是有文化作用在里面的。一个东西干净或不干净决定于它的空间和位置，这就是玛丽·道格拉斯提出的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想法。她从这个想法开始接着研究别的社会禁忌问题。
她很仔细地研究了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圣经》的利未记（Leviticus），认为过去有很多解释非常奇怪。书里耶和华就是上帝，他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说，注意，猪是不能吃的，它是不洁的，骆驼是不能吃的，它是不洁的，兔子不能吃，它是不洁的。水里面的东西都能吃，可是水里没有鳍又没有鳞的也不能吃。天上的东西大部分可以吃，可是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吃。它规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而且规定得很奇怪。什么叫干净，什么叫不干净？什么叫洁，什么叫不洁？
大家都不晓得该怎么理解这些命令。这规定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它的根据是什么？兔子是不是真的很不干净？猪是不是真的很不干净？没有鳍又没有鳞的东西，比如中国人常吃的海参、海蜇不就是这种东西吗？难道吃了它们会有问题吗？很多学者都曾经研究过，而玛丽·道格拉斯则用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方法重新去看这些禁忌食品。她总结出一种规律：原来所有的禁忌都能够反向折射出一个社会或一个文化的宇宙观，可以从中看出它怎么去分类万事万物。比如像犹太人，他对动物的看法就符合这一点。猪为什么不能吃？猪跟牛羊一样，有蹄有脚趾，可这其中的大部分动物都会反刍，猪不会反刍，所以猪是一种“异常”的动物，在这种类别里面它是不正常的，是异类。所谓不正常就是位置摆错了，像把鞋子摆在书上是不对的，所以它是“不洁”的。同样，骆驼会反刍，可是它没趾，所以它也是异常动物；大部分水里面游的东西都是鱼，犹太人觉得，鱼有鳞片、有鱼鳍，可是海参、水母、海胆、海星这些东西没有鳞片，没有鳍，所以没办法好好地被安放在“水族类有鳞有鳍”这个类别里，于是它也是不洁的，不干净的。
有一些话常被叫做粗话、脏话，不是那些话本身是粗的、脏的，倘若你身边所有人都是黑社会和流氓，天天都说这些，你便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若在大庭广众或者电视上说脏话，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能接受。一个东西的定义要看它的位置在哪里，这就是伟大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创建之一。大家看完这本书或听我介绍之后回去可以好好想一想自己身边有什么样的禁忌，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碰、不能说、不能吃的，你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文化和宇宙观，会发现我们是如何分类这个世界的。
《八十年代访谈录》找回失去的常识（1）
065 查建英
066 《八十年代访谈录》
【作者小传】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主要著作：《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主义”》、《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是个好东西》等。
很多人都在怀80年代的旧，因为80年代是运动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头一个十年。特别是对一些读书人或是喜欢亲近文化的人而言，80年代太特别了，那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解冻期，加之这些人自己都爱写书，也喜欢说话，所以那么多有关八零年代的书纷纷出炉上架，但是从深度跟广度上，目前还见不到有一本能像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这么好看。这本书是几年前出版的，我们在大陆看到的是一个删节版，我看得是香港的定版，也就是全版，所谓全版，主要就是把一位电影导演刘奋斗的访谈放了回去，因为据说原版里的这个章节在大陆过不了关，砍得太多，最后干脆把这一章全部抽了出来。
说到查建英，她固然是80年代的过来人，而且她特别早熟，不只是小说写的好，后来用英文写了很多New Fashion的作品也非常精致出彩。像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她访问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她的老朋友，也是80年代一些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或者应该说几乎都是一些“弄潮儿”。
谈80年代的文章常让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印象，就是80年代，上接70年代，整个20年似乎是一个聊天的时代。或许70年代还有很强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在上面压着，但是大家私底下已经会自己找空隙聊天了；到了80年代，不要以为就是前途一片光明了，不是的，中间也有很多小插曲。比如一会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下闹这个一下闹那个，但即便如此，民间聊天的气氛却越来越浓厚。所谓聊天的气氛指的是当时的文化圈、学术圈、思想界的人，给人的感觉是好像特别有时间，常常挨家挨户地串门、聊天、侃大山，一谈谈到深宵，甚至干脆在人家家里头睡上一夜。关于这个经历，这本书里每一个人几乎都提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将来我们能够用一个比较严肃的态度做诸如知识分子社会学或者知识史研究的话，研究这种串门或者口述的文化，是怎么散布怎么结社等等，应该是很有趣的。
访问文学评论家李陀的时候，他怀念起80年代，觉得跟今天对照有很多区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聊天聊出来的东西。“那个时候重友情，朋友多，而且都是那种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可以信赖、可以交心。那时候的朋友信赖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个尺度？我觉得有，就是可以争论，你的朋友是可以争论的朋友，不是一般争论，而是凑到一起以争论相激，以争论为乐。”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查建英虽然跟书里的甘阳、李陀等人立场不一样，但是依旧能够谈得下来，即便可能常常会有一些激烈的争论，就是仗着当年交下来的友情。
说到甘阳，这位80年代的时候还非常年轻就已经成为文化热里其中一派思想领袖的人物，他也说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年他们这一帮知青，回到城里的时候，就会慢慢身上有一种江湖气。比如说会有一个口耳相传的圈子，会越传越多，你在这里，别处人家会知道你，很微妙，流传实际上是很广，可以传得很远。”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晓得在北京某个地方一个小圈子里，你读书读得多，思想特活跃，才华特高，把一伙人都说服了，于是本来属于这个小圈子里关于你的想*慢慢慢慢传出去，甚至传到好远的外省去，这就是甘阳所谓的“口传的圈子”。仗着“口传圈子”里对他的推崇，后来甘阳在做起事来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八十年代访谈录》找回失去的常识（2）
可是大伙儿天天这么聊天、神侃，到底侃些什么东西呢？大家在书里说了，当年的文化热就是注重讲思想。但所谓思想就是给人一种聊天聊出来的感觉，底下的基础好像不是很扎实。当年李泽厚曾说进入90年代，很多人谈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谈陈独秀、李大钊，于是他概括出一个学问家突显、思想家淡出的公式，也是当年很有名的说法：80年代有思想，90年代有学术。这个思想跟学术的对立到底有多准确呢？或许这个说法太粗糙，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80年代的人学养方面可能的确有点问题。
访问陈平原的时候他说：“我们批评当下学术风气败坏，往往举出80年代做对比，不知不觉中将其理想化了。作为过来人，我很欣赏80年代的生气淋漓，但我必须承认，80年代的专业著述多数是激情有余、功力不足。所以他们这一代人的工作，用胡适《谈新诗》的一句话来总结，叫做‘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可是这些人在聊，总不能光是聊，他们总得有养分，那养分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些人总不可能是80年代改革一开放就从冻土里面长出一棵树来，所以肯定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潜流了。关于这一点，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说：“像当年上海轰动一时的十二人画展，就隐藏着这么一条线索。就是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短期的小规模现代主义，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么流传下来。”而且后来资讯匮乏的时候，他们吸收资讯的方法也很特别。像著名画家罗中立的画里有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的影子，他是怎么认识到人家东西的呢？居然是在一个外国的旧报纸上面看到一个画片，就这样学懂了一种外国绘画的方式。
前两年，查建英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的时候，曾经有人批评这本书以及里面访谈的那些文化名人，说他们太自恋了，说这帮人老觉得自己80年代的时候多牛逼、多了不起，然后就使劲回忆。其实仔细看完就会发现这本书完全不是这个感觉，相反，我觉得有很多的反省和反思，反省的正是一些关于80年代的神话。
说起来今天很多人怀念80年代的理想主义，怀念80年代的人有思想、有激情，喜欢谈文化，怀念80年代的时候刘再复一上台讲他《性格组合论》底下居然有上万的观众，怀念那个时候诗人在大学里面可以招摇撞骗、泡妞，可是那个年代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书里就有很多反思。比如查建英在跟刘索拉谈的时候，刘索拉说得也够狠，她说：“其实想想，80年代的中国有点像欧洲18、19世纪，资讯不发达，哪个国家发生丁点儿什么艺术上的事就进入史册了。8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其实就是靠着进来的那一点儿信息，加上胆儿大，敢把那点儿信息叮铃咣啷地攒巴出来一点儿东西，也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从来没发生过，于是乎大家就觉得，哇！整个国家就冲着这几个人去了，把他们的成果夸大，夸张了多少多少倍。”她说结果那时候连老外都被唬住了，“后来很多老外看中国艺术，觉得你们在西方什么物质基础都没有的状态下实现了这种现代艺术形态，使得第三世界出现了现代艺术，这就是价值。”也就是说，很多西方人看到中国这些就像是从外来借鉴的养分里面养出了一些东西，而这些外国人也夸大我们的成就。刘索拉说：“你要是整天听这种第三世界艺术价值观，就只能对艺术创作抱着侥幸心理，永远不可能享受艺术创作的真正快乐和获得在艺术上的真正魅力。”此外她还批评了民国时期的中国音乐家讲究对学问的追求：“*前的音乐家只有一腔热血，为民族、为革命。真正的精英意识指的是对专业品质的纯粹追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针对作品的社会轰动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社会有那种当兵就要当拿破仑的意识。”显然她的批评指的是当前的中国文化界，但她把这个病根追溯到了80年代的问题上。
《八十年代访谈录》找回失去的常识（3）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人物比较特别，电影导演刘奋斗。其实刘奋斗本来就不是这一伙儿80年代的文化明星，相反，他是在80年代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跟我年纪差不多。这本书找他有点儿像保持一个距离来重新反思甚至是批判80年代种种现象的感觉，而且他说话果然够狠。他说：“整个80年代那种什么伤痕文学，包括小说，都是面目非常可怖、非常狰狞，很痛苦。我X，受苦了，我得赶紧跟哥们儿几个说说，我受苦了。我挺怕这种人的，我觉得这种人自己在心态上有点儿像街边卖大力丸的一样，拿起一块砖头‘啪’先把自己脑袋拍碎了，流着血说，大爷，您给一点儿吧，再不给多不合适，带着孩子不容易啊！”他用这么一个比喻也真够挖苦的。至于刘奋斗为什么后来在大陆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没有出现，有人说因为他谈到了一些学生闹事的事情。可是我看他这一段觉得就像查建英所说的，他这番话简直能够上《人民日报》当社论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过。比如他批评80年代末期闹事的那帮学生，他说：“没事儿，我不相信，一个大便完了不冲厕所的人能管理好国家，你们是大学生，不是孩子啊……因为我住在那个地方是北大、清华那边，有的时候在教室、在学生宿舍和学生们打打麻将，我都能看到，我X，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十*岁、二十多岁了，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大小便完了，您冲水成吗？我不相信一个大小便不冲水的人，你们聊聊咱们国家这事儿，我说你们真想要改变中国，先从大小便冲水开始。”看来他实在太关心大小便冲水的问题了，他认为这是国家前途所系。后来他还批评了一下中国的文化艺术，大家都说现在中国的足球不行，可是刘奋斗有这么一个想法：“中国足球队的水平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界、思想界、艺术界的水平。在这些方面我们并没有比足球表现得好了多少，我们大家都是一批机会主义者。譬如搞电影的人，永远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跟热情在后面，总是做了一件事算一件事，慢慢一步一步改，一步一步来。”他认为这样做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是为什么大家瞧不起中国足球，却没有很瞧不起中国的文化艺术呢？“那是因为中国有句老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整个行业容易被*，不像足球死得那么难看，立刻见真章。”
但是话说回来，80年代是否真的有那么不堪呢？这本书里很多人都提出了很深切的批评跟反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80年代也有它的重要作用。像书里访问的阿城，阿城被誉为是这本书的受访者里面讲得最好的一个人，他说：“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大家重新拾回常识的过程。”以前二三十年里面，中国逐渐出现了文化断层，很多常识不见了，怎么做人，什么叫做知书达礼，这些东西都没了，而找回常识或者说重新发掘人性的过程的感觉我们永远要记住，这对80年代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这本书里面还访问了陈丹青，他记得80年代早期，他到美国第二年的时候，在《纽约时报》上看见一张黑白照片，报道山东潍坊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挤着、笑着，仰望天空，“我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他们笑着，一脸苦相，那种长期政治磨难给每个人脸上刻印的苦相——要是我在中国看这照片不知会怎样感受。我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宽慰，总之心里委屈，为几代人委屈：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儿了！能放风筝了！”
注释：《80年代访谈录》是一本围绕“80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80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对话抽取相关领域里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热点内容作为话题，试图重现这个在中国20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并且在回顾80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反思。
《七十年代》Ⅰ 酝酿在70年代（1）
072 《七十年代》
80年代并不是突然之间在真空里面爆发出来的，它前面一定有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从时间上讲自然就是70年代。70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60年代*刚刚爆发，*运动达到最火热、最高潮的时候；80年代是开放思想，文化热，整个中国进入一个解冻、花开的时期。夹在中间的70年代貌似比较平淡，但今天在我们国家很多重要领域里面的中坚分子其实都是经历过70年代，从80年代开始踏上社会的舞台，他们身上一定烙着70年代留在身上的印记。所以为了要追溯这样的一个历史轨迹，给大家介绍一本新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的这本《七十年代》。
这本书的概念看起来跟《八十年代访谈录》差不多，可是诗人北岛跟评论家李陀主编的这本《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访谈录》不同的地方是它不是一本访谈，它是邀请了几十个人，一人写一篇回忆，一人写一篇自述。在这些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回忆和自述，不同的人对那个年代的感觉、印象是不同的。这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过知青下乡的经历，但是知青下乡体会到的东西也有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想从这里面找出一些共性跟大家来谈一谈。
什么共性呢？70年代到80年代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种一帮人聚会的状态。在70年代，这种聚会尤其令人觉得好奇，每一个人都提到当年的聚会，我们知道那种聚会是有风险的，所以私下聊些什么？看些什么？听些什么？交换一些什么样的灰皮书、黄皮书？交换一些怎样的唱片、讯息？这些都是我所好奇的问题。
这里面张朗朗的《临近的地平线》写道：“70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的草棚里头、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在那个年代，表面上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代，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80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的勃发。”
朱振林也说，那些知青下乡的村子，原来是隔绝的，管得很严的，但是到了1976年，已经实现了村村通。村村通后，朋友已经意识到表达权利对于思想自由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于是就发生了一件当年很有名的事情。当时有几个写诗的朋友到北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贴在北京街头，后来索性成立了启蒙社；接着又有几个画画的朋友到北京街头举行了一个飞行画展，被称为“五人画展”；还有一个人只身到天安门广场站了几天，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是要求继*访美之后他要访问美国。70年代末，这些人到底搞什么呢？其实这背后有很深的政治含义，用大白话讲，他要求的就是“公民旅行”，或者说是公民出国的自由。
这些人在70、80年代的时候，如此活跃地跑来跑去，天天谈那么多事，到底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北大中文系李零的这段回忆，标题叫做《没电话怎么约会》。他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大伙儿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呢？他说回忆就是痛苦的回忆，还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电话普及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这些人怎么约见面有很多种说法。李零问过，有人说是这回约的时候顺带约好下回；也有人说直接串门，挨家挨户串，那时候大伙儿怎么能够一起骑车到百里外凑到一块儿去始终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七十年代》Ⅰ 酝酿在70年代（2）
我觉得这些问题对做知识分子史研究很重要，不要把它当成鸡毛蒜皮的事，必须要搞清楚，这里面可能说明了一种社会网络，这种群体之间的联系，他们出现跟结合、消息流布的机制是怎么样的。这些小型的沙龙，你也不要把它想成像法国启蒙时代那种很文艺、很高雅的沙龙，他无非就是大伙儿凑一块儿，可能在某一个人的家里，聚一聚、聊一聊，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只是发生在一些批斗的场景中。
韩少功说他第一次看到手辑本，也就是手写的文学，是有一回去抄家。当时他们是红卫兵，抄走一个老人，那个人是老南洋华侨，当过美军翻译，抄了他的书。一见他的模样就知道要挠到哪儿是痒处，因为这个人老跟他们讲故事，他们逼他交代，其实是想认真地听他说故事。谁知老人一说就说了很多，说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怎么样怎么样，重点却是放在可口可乐多好喝，巧克力多香上。结果大伙在这个挨批斗的南洋华侨老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过去所不知道的南洋知识、海外的知识，这是一种说书，也是一个读书的过程。
073 韩少功
本来要批斗一个人，要他交代的一个场面竟然慢慢变成了一个沙龙，变成了一个集体学习。说到兴奋处，这个南洋华侨还会跟这些红小兵们说：“嗨，你们枪都不知道怎么拿，怎么去打仗啊？”这些“革命小将”们听到也并不生气，他们继续听这个老人家“教训”他们，给他们讲这世界之大。
都说六十年代是焕发理想的年代，满腔热血，但是到了70年代，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幻灭的年代，但幻灭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却很难说。比如知识青年下乡，发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田间地头的农村生活没有之前所说的那么好，甚至还不如解放后自己出生时的城市好，能不幻灭吗？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像*叛逃、毛主席去世，对很多人来讲这都是值得回忆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标志着某种意识形态，甚至是某种信仰，在那一刻被时间停住，留给你去反思。
李陀跟北岛编的这本《七十年代》，有很多人的回忆。1976年9月9日下午，北岛在严丽、芒克这帮艺术家家里正在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的广播。”那时候他们才想起来，刚刚有过“四五”*，朱德去世了，唐山大地震了，还能够发生什么大事吗？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什么，但谁也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下午四点，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他们的反应居然是“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一刻让人猝不及防”。后来他们居然还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他们的笑容竟然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芒克低声说：“这回有戏了。”你看，这样一种描述，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反应。
再看文学评论家蔡翔，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有一天他经过一个街口，见到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也不去留意。但是他们同伙之间有一个人眼尖，一看觉得不对，怎么不对？这是刷什么标语？大字报上居然写的是“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名字上还照例打上了两个“××”。
“哎呀，这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幅泰然，然后大家就学着电影里面的说法“哎呀，变天了，又变天了”。这就是所谓的变天。
我看过很多人回忆，对“变天”感受最强烈的却是因为*叛逃。黄子平教授说到1971年10月底，他在海南岛开一个全团大会，一大早从连里出发，气氛就有点诡异；平时集合后往团部走，一路有言笑、有歌声，这回却一个个绷着脸，会场的横额也语焉不详，聚集了2000人的一大片，寂静得邪乎，这时候他就判断一定是有什么事儿。他是这样形容和回忆的：“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把自己掐死了。在我看来，所谓70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90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其中最大的讽刺是，宣布皇帝没穿衣服的人，正是皇帝本人。”
或许这正是很多人都有的经验：“怎么可能是林副主席？本来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本来是主席身边的接班人，怎么一下子就叛逃了？”后来公布的《571工程纪要》更是让大家吃了一惊，甚至有人觉得里头写的还不错，有点道理，也有些奇怪。
注释：本书收录了包括李陀、徐冰、北岛、陈丹青、韩少功等30位作者，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里生长和成熟起来。这一代人在走出70年代之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
《七十年代》Ⅱ 语言变化中的文艺潜流（1）
黄子平的文章里，有一点我特别有同感。他从70年代大家的生活遭遇去观察中国语言文字的变化，我对这点也很敏感。当年他们曾经有个伙伴，把一封情书塞到一个女孩手中，大伙儿就闹，说拿出来看，这是耍流氓的行为。谁知道那个情书上面没有什么软绵绵的情话，反而抄了三条最高指示：“第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第二，要互通情报；第三，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这就叫情书啊，换句话说，连情书都要用这样的语言来写，省得被人说是耍流氓，当然也不排除有开玩笑的成分。
074 北岛
问题是，就算有玩笑的成分我们也不能忽略当年的那种语言是如何进入大家日常生活的，甚至使得我们的语言变的贫瘠起来。因为我们有太多话不能说了，很多过去的文艺小说，例如鸳鸯蝴蝶派都被扫掉了，我们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谈情说爱？
黄子平回忆说：“到70年代，所有作为四旧或小资情调的东西，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用来说男女之事的词汇，只剩下最单纯的‘好’这个字，说谁谁谁跟谁谁好上了。很早开始挪用政治词汇来表达一件事情，比如说找对象，谁谁谁跟谁谁对上像了，解决个人问题通常体现为一种组织上的关心。”据说当时上头开始重视女知青被淫辱等众多事件，一个连上的指导员被检举，说他淫辱女知青。后来大伙儿开车，路上经过连上指导员的家，看到他家给人封了，路过的时候，有人就说：“嘿，这人还真能改善生活啊！”
70年代有很多文艺的潜流在地下发生，一些是一部分回城的知青自己搞个小沙龙，回城之前他们在乡间经常串联到不同村子一块儿聊天，就算不到别的村子，晚上私下会有很多通宵的聚会。
我们不能忘记那是一个有点儿压抑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很压抑的年代，在这个压抑的年代里闹出了很多笑话。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是笑话，在当年却一点儿都不好笑，甚至显得有点儿可怜。
举个例子，在《七十年代》这本书里艺术家徐冰回忆他当年到一个地方去下乡，这个地方很奇怪，明面上是共产党一夫一妻，实际生活中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哪个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好心人被骂得实在也觉得冤枉。
更妙的是，他说那年头电影队一年出现一次，“在那个禁欲的年代，山沟里在性方面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这很令人讶异，对不对？我这种在香港、台湾长大的人，真没想到*期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时候性是特别压抑，特别“不随便”的。
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有个电视剧，是一个政治宣传片，叫《寒流》，拼命丑化大陆的情况，特别是讲到*的时候，以前搞的各种运动多凄惨等等。后来我发现里头是有真有假，真的部分是什么呢？比如诗人（翟永民）就说到，他年轻的时候，有个朋友叫严丽，曾经在戏院里头给人耍流氓，“严丽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身材也很好。回来之后，严丽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只记得在一帮小孩里面，严丽一下变得很神秘和不可捉摸。那时候还没有魅力这词，严丽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中，变得比她原来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头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跟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呢？”你看这个想法，为什么会对一个受到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人感到特别，觉得她很有魅力？这是在怎样极端压制的情况下，欲望的一种投射跟宣泄啊，这种意淫实在奇怪。
《七十年代》Ⅱ 语言变化中的文艺潜流（2）
王安忆的回忆也很有意思，她说她注意到当年下乡到魏庄的时候，她是文工团的。她在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辫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王安忆的形容，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来这个格外的装束有一种不同的韵致。
文工团的女孩就是与旁人不同，在那样俭肃的年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居然在一个戴孝的女孩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出她那种妩媚的女性气质，这想起来真有点儿奇怪。
另外，除了这些性啊、感情啊，对人体的审美之外，肚子的问题或许更重要。朱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面说到，那是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回他们在食堂里被清查，整个食堂被查翻，追究有没有阶级敌人下毒，查来查去不了了之，后来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几个月没吃上肉，那天食堂善心大发，给他们安排了一锅炖牛肉，食堂由于急着让大伙儿吃上肉，肉没炖烂就出锅。尽管大家有一个朝气蓬勃的胃，但是也无法消化没有炖烂的肉，这也算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
张朗朗说到一件跟吃有关的事情，他的情况比较惨，他是坐牢。坐牢的时候有一个狱友叫老李，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一个名厨，阴差阳错被外交部选中派到国外，在莫斯科布达佩斯待过。后来有人在国外揭发，说他买菜的时候有猫腻，马上被送回来，这就很严重了，什么罪名？这叫做叛国投敌，于是这个“叛国投敌”的老李进来跟他们坐一块儿。这时候上头要求这些关在狱里的厨师想办法怎么样出去，因为好厨师都在坐牢，现在得弄几个出去，大概是要给一些国外政要献艺。于是一伙厨师就在监狱里头听老李口述自己的拿手菜，大伙儿拿着笔、拿着本子，一本正经围坐在老李周围。老李用他的无锡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张朗朗评注：“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越写越饿，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袋了，细细道来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他口中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中餐还是西餐，均可录入顶级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一次成功的传承。”
说到文化传承，很多人都说，*砍断了中国文化原先的脉络。这几年我看了很多*，发现毁了不少，但有些东西没断。说不定就是这样的监狱里面，一个身怀绝技的老厨师跟狱中的朋友们一起说说看，我当年一道菜怎么怎么弄。虽然大伙儿现在手上什么工具、什么材料也没有，那些菜都只能当做传说来听，但保不齐哪位出去之后就凭着这个记忆自己开个体户，重新又弄起来了。虽然经过残酷的打击跟冰封，但是我觉得很多文化上的种子，被埋在冰原底下，待到稍微有点儿生机，略有暖意的时候，它就会想办法长出芽来，即便长的不大好，但起码是出来了。
《货币战争》 从抄袭看我们对无知的恐惧（1）
【作者小传】
王尔山，高级记者。2000年10月加入《21世纪经济报道》，主要从事国际选题报道。2006年8月至2007年年底，担任世界最大能源信息供应商，美国普氏的广州首席分析师。2008年3月重返《21世纪经济报道》，担任国际部高级记者。
中国出版界过去几年来出现过很多怪现象，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书，摆明是抄袭的作品，但照样在市场上很好卖。另外一种情况是虚构一些书出来。什么叫虚构？一些书会标榜自己是《纽约时报》畅销书，在全世界怎么样受到好评等等。你一看，是本翻译的书，作者是一个洋人的名字，你再仔细查下去，原来这本书根本不存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也从来没有这本书。这书明明就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却假托一个外国人的名字，说它是翻译回来的，还要假装它颇受好评是本畅销书。现在这样的情况好像已经减缓下来了，没那么恶劣了，但是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市场上出现很多书，你找不到作者，找不到编者，只找到一个人，叫“编著”，编辑的编，著作的著。
“编著”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一般有书写编著，它应该在里面有详细的说明，什么地方他是编什么地方是写；或者可能是一本书有很多个作者，而他是作者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作者，同时他又负责编辑这本书，这可以叫编著。但今天的中国出版界，我们常常看到的“编著”是你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这个编著者亲手写的还是他到处拿人家的东西编过来的，而且即便是拿过来的，他也不说明，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
在我看来，“编著”其实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做法，这种称呼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今天就举一个例子给大家，事实上我以前介绍过，我甚至还形容它是一本灾难，就是这本曾经非常红，有很多人关注的《货币战争》，作者是宋鸿兵，请注意，他不是作者，是编著者。
关于作者宋鸿兵，这本书的后面介绍说他是20世纪90年代赴美留学，但他学的不是金融，学的是信息工程和教育学，长期关注并研究美国历史和世界金融史，曾经做过金融机构房地产方面的高级咨询顾问，也做过一些与IT有关的东西。
这本书为什么如此轰动呢？简单地讲它是一个阴谋论的故事，说原来从林肯总统遇刺、经济大萧条、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东南亚经济危机、日本的泡沫经济爆破等等一系列事情其背后都是有阴谋的，而这个阴谋跟一个家族有关。这个家族太厉害了，所以它能够搞定大家，让大家发现原来在操纵全球金融市场的都是他一个人、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是有名的银行家家族罗斯切尔德家族。这样的说法如果真成立的话那真是闻所未闻的震撼事件。原来我们全世界的金融秩序甚至政治大事，国际间的战争都是这么一个银行家的家族为了个人私利，为了垄断财富，为了牟取暴利而搞出来的，甚至连美国联邦储备局也是他们的傀儡和玩偶。
这本书到最后指出所谓的“货币战争”即中国如果开放金融市场，就要跟这些大家族，这些贪婪的银行家对着干，这就是货币战争。而中国要怎么样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呢？他提出的想法很有意思，就是恢复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他认为现在社会为什么会放弃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也都是这些银行家搞出来的阴谋。因为当货币没有黄金或者白银在背后支撑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他们操纵，让他们从中赚取暴利，进而吞吃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这就是整本书要讲的事。
《货币战争》 从抄袭看我们对无知的恐惧（2）
这本书畅销后立刻产生了一个争论，这些说法那么奇怪都是哪儿来的呢？大家一查才发现，原来这本书居然有八成或七成是抄袭自一部纪录片的。1995年美国有一部纪录片，叫做《The Money Master》，片长大约有几小时，讲的故事跟这本书里的故事很接近，但是他没有尝试把这个阴谋全部归结到一个家族身上。当年这个纪录片出来时就很惹人非议了，很多人觉得那里面的考据不够充分，也不够真实。而我们这本《货币战争》居然有七成到八成是照用那个纪录片的，甚至连里面的注释、引述也都是一一照用。这样子一来，这本书你能说它是一本信得过的书吗？
后来我发现很多网友说，你不能因为《货币战争》是抄袭就说它没有价值。就算是抄袭，它抄的好，人家说的观点如果是真的、对的，你管它抄袭不抄袭。甚至还有人认为，像我们这种骂这本书是抄袭之作的人其实是想诬蔑它，是想掩饰这本书提出来的“真相”，说我们在转移焦点，因为我们真正应该集中的焦点就是这本书里面提到的这些“阴谋”到底是不是事实。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是这样发起的，中国现在金融开放是不是会面对危机，而我们现在说这本书抄袭其本意是想掩盖这些东西。好，我们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研究这本书是否是抄袭这么重要，这牵涉到态度的问题。你抄袭一本书，但是你可能怕人家说你抄袭，于是你说你是编著这本书。你的态度是有问题的，这种态度会影响到我对你的信任，而且我马上就会对这本书产生警觉，怀疑它里面各种资料细节到底能不能够支撑它提出的观点。很多读者看到这本书时觉得简直像看小说一样刺激，结果就忘记了查考，查考他提出的这些观点的背后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举一个例子，本书开头部分大概是作者自己写的，不是抄的，他说罗斯切尔德家拥有多少财富是世界之谜，保守估计是50万亿美金。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后面有注释，注释写它是引用自1962年的一本英文书，书上说在1850年的时候，估计这个家族拥有的财富大概是60亿美金，中间通货膨胀156倍，所以到了今天是50万亿美金。请看，这就是问题所在：1856年的时候这个家族可能有相当于今天50万亿的钱，不是说今天。但这本书就这么偷龙转凤，虚虚掩掩地让你觉得他说的是今天罗斯切尔德家族有这么多钱。如果你发现整本书充斥着诸如此类的细节时，它里面提出来的东西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事实上，关于《货币战争》，有两点让我觉得特别震惊。第一点是在这样一本书里，你可以看到作者对国际金融机构资本的资讯掌握甚至不及大学一年级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简直是错误百出；第二，即便是这样一本书，错了那么多，错得那么离谱，有很多违反常识的地方，但是它居然受到欢迎，成了畅销书，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我们来看看他对美国历史上一些美国中学教科书上都会讲到的有名争论所作出的令人极度惊讶的扭曲。这里面提到杰弗逊，美国的开国英雄。我曾经说过杰弗逊在美国“建国之父”这一群人里面，其最大的特点是彻头彻尾站在贫民那一边，他强调个人自由不能够被中央政府侵犯，所以他反对任何国家级和联邦级中央政府权利的扩大。但我们看看宋鸿兵这本《货币战争》，里面引述了杰弗逊很有名的一段话，他说：“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有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将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他们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土地。”
《货币战争》 从抄袭看我们对无知的恐惧（3）
请注意，在《货币战争》里面，杰弗逊是一个英雄，他反对美国这种联邦储备银行，说这个联邦储备银行完全是私人银行，会侵犯大家的财产权利。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杰弗逊只是不赞成有一个中央银行，而不是反对私人银行，他赞成各州有自己的银行。当时跟杰弗逊势不两立的一个人物汉密尔顿，也是美国“建国之父”，汉密尔顿在这本书里面被描绘成一个反面人物，因为他一直主张要建立美国联邦储备局。
联邦储备局在这本书里被描绘成受一些私人银行家摆布来谋取暴力，把大家的血汗钱全部吞掉的一个可怕机构。本书首先暗示汉密尔顿受过罗斯切尔德家族的资助，这是真事，他反对杰弗逊的观点，极力主张成立一个国家银行，终于美国联邦政府在当时成立了第一国家银行。这个国家银行成立之后怎么样？书里面有一句话说“汉密尔顿最终成为巨富”，这句话我觉得太诬蔑汉密尔顿了，汉密尔顿后来的确很有钱，但那是因为他结束了自己的官员生涯之后去当律师了，他赚的钱是他当律师赚回来的，跟这些私人银行家没有关系。但这本书就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用暗示的方法把汉密尔顿这个美国“建国之父”描绘成一个参与私人银行家阴谋的阴谋家，搞了一个中央银行出来，把大伙的钱滚进去然后也为自己赚到了钱。
接下来再看联邦储备局。我看过英国《金融时报》访问宋鸿兵，宋鸿兵说他非常惊讶地发现原来联邦储备局居然是一个私人银行。由他这个“很惊讶”可见其经济学知识浅薄到什么程度，任何读宏观经济学的人都应该了解中央银行是怎么一回事，而全世界众多中央银行里面，很多人都觉得美国联邦储备局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甚至值得学习的做法。它既是中央银行又是私人银行，它是私人的，目的在于要摆脱国家对它的干预，之所以想摆脱是因为有时候政府会为了短期的理由多发行一些货币。如果把中央银行变成一个私人银行的话，它就跟政府保持了相对的距离，意味着它有独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受政府短期政治目的的影响，这就是它成为私人银行的理由。
说到所谓“私人银行”，请注意，本书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书里描述“联邦储备局是私人银行，这是一个纯粹的私有机构，这些股东直接就可以在里面牟利了”。各位请上网查一查，任何一个关于联邦储备局的网页都会告诉大家：没错，联邦储备局每年有两百亿美金的红利，但它大部分的盈利都要上交给美国财政部，而不是落到私人手中。至于那些股东，只能够分到6%的区区毛利。它的股票是私人银行拥有，但这些股票一不能出售，二不能转让，三不能抵押。对很多私人银行来讲，加入联邦储备局成为它的股东基本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没什么好处的。所以美国曾经出现过很多私人银行家想尽办法退出联邦储备局股东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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