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那就是当苏联领导人坚信联盟对华约的进攻迫在眉睫时，苏联可能出于防御的目的对联盟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由荷兰议会、西德总理、卢森堡大公、比利时内阁以及白宫和白厅联合密谋进攻苏联在西方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克里姆林宫中的领导人和他们所把持的政府却惯以怀疑为能事，刑讯大批持不同政见者以揭出根本不存在的阴谋这件事就是例证。在苏联历史上，1942年6月22日是人们最难以忘却的日子：就在那一天，突然爆发的战争给苏联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果苏联的侵略是出于自卫的动机，不管它多么不可思议，联盟的战场核武器将只能用来在苏联的非核攻势即将成功时挫败这场攻势，而不能同时起到劝止苏联进攻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了战场核战争的前景能否使苏联领导人畏而却步的问题。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不容许我们深入地研究最初的核劝阻努力将会引起的交替上升的一系列威胁问题。长期以来苏联一直不厌其烦地警告西欧盟国，一旦它受到北约战场核武器的攻击，它也会使用自己的核武器打击北约敏感的目标，如空军基地，甚至欧洲的城市（即用劝导的方法使北约的战场核武器失去瓦解苏联进攻的作用）、美国则继而威胁以核武器攻击苏联境内的同样目标，包括苏联城市，以回敬苏联的上述警告（即用劝导的方法防止核战争扩大到战场以外的地区）。有行动必有反行动，这是战略领域中的必然规律，劝导政策也不例外，即使双方并没有实际的行动或反行动，而只有对威胁或潜在破坏能力的感知或错觉。这种交替发展继双方把核力量本身也当作相互打击目标，就超出了战区层次研究的范围，而要进入下一个层次，即大战略的层次了。现在让我们仍停留在战区层次，不过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联盟威胁使用战场核武器的目的原本是打消苏联取得非核战争胜利的奢望，但这一做法必然会对西方盟国，特别是西德政府同样产生一定的影响。
　　大部分近程核武器将从德国领土上发射，如果苏联采取对等的反击行动，西德战场将受到核武器的攻击。同样，一旦战争爆发，波恩政府对东柏林统治下的德国领土的命运不会漠不关心，届时东德将成为敌方领土，成为北约战场核武器的重要打击目标，而对西德同胞来说，东德并不是外国领土。
　　正因为核武器对威胁一方和受威胁一方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害，联盟的核打击政策可能会受到自我抑制。不过到目前为止，由于北约成员国，特别是西德依然坚持一旦苏联的非核进攻将要取得胜利，北约应使用战场核武器的立场，上述推论尚未变成现实。 [ 注：现行的政策从1967年开始实行，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取代更直接迅速地依赖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美国在肯尼迪政府之初就废止了大规模报复战略，但在西德政府和其它成员国的坚持下，该战略却仍保留为联盟的战略，直到1967年北约军事委员会才最终同意采取新的“灵活反应”战略。（正式公布是在1968年的北约文件MC14/3中），并承诺提供保障“坚强的”非核防御所需要的额外部队。详见雷蒙德·伯勒尔所着《战略核均势与北约防御理论》（1978年），第13页。 ] 北约成员国宁愿冒受核打击的危险，也不愿花钱加强非核武装力量，以便在自己受到非核进攻时，不乞灵于核战争就能挫败敌人的进攻。
　　在欧洲能实现非核防御吗？
　　联盟目前对核武器的依赖所冒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看起来似乎荒谬；实际上却颇有道理，北约加强其非核力量恰恰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也许总的来说，欧洲各盟国、特别是历届西德政府拒绝对他们的非核力量做任何程度的增加不过是出于节省军费的短见。但他们这种做法在战略上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又是反常的战略逻辑）。
　　不言而喻，如果联盟有足够的非核力量抵御苏联向中央战线发动的非核进攻，也就没有必要部署战场核武器了。一旦战争爆发，从1945年保持至今的没有使用核武器这一最珍贵的记录也会继续保持下去，整个世界也将免除由战场核交火逐步升级为洲际核战争的灭顶之灾。然而，如果核武器在战争中真的绝迹，非核战争必定会不断发生。因此，说来奇怪，实际上确实是避免核灾难的结果反倒招来更大的灾难，因为核战争的灾难对全世界人民来说尽管触目惊心，但如果只动用现代的低当量的战场核武器，它所造成的破坏程度还可能不算太大。而一旦打起常规战争，尽管它不是核战争，却能给欧洲的所有居民，特别是西德居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它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可能更严重。
　　进一步说，如果苏联领导人发动战争，他们必定企图突破中央战线并侵入一定的纵深。如果联盟的非核力量强大得足以坚守防线并打退敌人的入侵，苏联领导人就可能动用他们的战场核武器。不管苏联领导人发动进攻是出于侥幸还是出于恐惧，一旦战争开始，苏联领导人这种侥幸或恐惧心理将会被耽心失败的更强烈的恐惧心理所代替，因为苏联的战败将给它的政权带来严重后果，实际上会危及苏联做为一个政治实体而继续存在。因此，以增强非核力量的方法避免使用核武器恰恰可能会导致苏联自己使用核武器的反常后果。
　　最后，正由于目前联盟非核力量的数量不足以防御苏联的进攻，一旦战争爆发，苏联会相当迅速地突破中央战线，使联盟惊慌失措，这样联盟各国领导人会不顾苏联人发动更灾难性的核进攻的威胁；不顾苏联的劝阻，在惊慌之中作出使用战场核武器的决定。相反，假如联盟加强了非核力量，在战争的初期阶段，战线可能会更稳定。据此，苏联一方面可能向前线调集攻击联盟防线的所需部队，另一方面将竭尽全力以使用毁灭性的核武器相威胁，劝导欧洲各国政府放弃在任何条件下使用核武器。这样看来，中央战线的非核防御允许政治家考虑、公众辨论、舆论界报导的时间越多，美国总统就越容易失去行动自由，难以应各国政府的要求同意使用核武器，或重申美国一旦在苏联对欧洲城市实施核进攻时对其进行核报复的诺言。因此由于战略的反常逻辑在起作用，加强非核力量反而倒可能削弱了北约的力量。
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
第09章 战区战略Ⅱ：防御战与游击战
　　对于进攻一方来说，战区战略不外乎两种选择，一种是沿宽大正面进攻，一种是沿狭窄正面进攻。只有在实力很强的情况下，进攻一方才会采取沿宽大正面的方案，否则全正面进攻就会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而采取沿狭窄正面进攻的方案，即使进攻者的实力较弱，它也会由于集中力量而获得取胜的机会，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进攻其它地方的兵力处于更绝对的劣势。沿宽大正面进攻的优点是战役结构比较简单，平行展开的进攻行动容易相互协调配合，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翼侧会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因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尽管伤亡较大，但沿宽大正面进攻仍是一种较有把握的进攻方案。沿狭窄正面进攻的特点是进攻的正面越狭窄，进攻一方的风险就越大，与此同时可能的收益也越大。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闪击战“铅笔粗细”式的突破，它既是一种冒险，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一般来说，只有当进攻者在手段上已经占据了优势，有大胆行事的资本时，它才可以小心翼翼地采取宽正面进攻的方案；如果进攻者已经处境危急，它反倒必须大胆行事，孤注一掷地去争取胜利。除去存在反常的现象外，就我们所熟知的例子来看，并没有任何特别复杂难以理解之处，至少都没有超出纯军事考虑。
　　然而，对于防御者来说，每一方案不仅决定着军事力量的部署，而且还决定着受到威胁的那部分地区的命运。那种把防御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线性逻辑很自然地会与战略反常逻辑发生冲突，使得人们在政治和军事这两个方面不能两全时，面临着困难的选择。这一点在弹性防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弹性防御解除了部队的防护性任务，为了更好地防御所有的地域，它并不要求专门防御某一特定的地域。由于实行弹性防御，防御者可以行动自由地避开敌人的攻击矛头，按照自己的意愿集中全部力量，从而使进攻者失去所拥有的主动权，而防御者持有地形熟、工事坚诸方面的固有优势。从纯军事观点看，这通常被视为理想方案，但在那些统治者眼中这却是最拙劣的方案，因为他们极力追求的只是财富、福利和控制权。相反，如果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前沿防御方案，问题也同样存在。阻止敌人在任何地方入侵虽然在政治上是最佳选择，但在军事上却是最下乘的方案。
　　当然，走两种极端的事例是很少见的。在实践中，我们只能遇到近似极端的例子。尽管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决定以有充分弹性的防御避开德国人1942年的闪击战，但却拒不放弃斯大林格勒。尽管目前北大西洋联盟承诺在西德实行前沿防御，但这并不意味着北约要守住西德的每一寸领土，即使弹性防御的方案在原则上遭到抵制。 [ 注：苏联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有充分的内在供应能力，当前任务的进攻纵深将会非常大，实行足以削弱其进攻锐势的弹性防御恐怕根本保不住西德的领土，而只能牺牲西德以利于西欧其他国家之防御。此外，苏联还肯定会利用核威胁阻止收复德国领土的任何努力，即使直到那时这场战争仍是非核战争，苏联的这一招未必没有效力。 ] 因此，在实践中，政策总是线性政治考虑与反常的军事考虑的折衷产物。如果决策人的安全感（且不说这种安全意识是否有道理）强些，政治上的优先考虑就会多些，如果决策人的恐惧感强些，担心很快大祸临头，军事上的优先考虑就会多些。
　　显然，在完全不抵抗、而是保留所有力量进行反攻的弹性防御方案与纯粹预防性的正面防御方案这两个极端方案之间，决策者有一系列的中间方案可以选择，这完全看决策者的决定了，决策者可以自己判断哪些要不惜代价加以保护，哪些可以至少暂时放弃。但是还有一种与这套方案不同的“纵深防御”的方案，即对于纵深大小不同的前沿地区，防御者既不组织顽强坚守，也不将其放弃并作为自由机动地区，而是组织若干独立的武装力量在该地区实施有选择的防御，这些武装力量在纵深内形成许多抵抗之岛，构成防御格栅，而不是构成一条防线。
　　凭借有利地形，人工障碍以及独立作战的心理准备和组织准备，再加上所需的后勤补给，这些抵抗之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称为“刺猬”）至少可以暂时坚守主要进攻通道两侧的交通要道和重要军事设施，如机场、主要兵站。但这些抵抗之岛的主要作用是为实施骚扰性袭击和出击提供良好的依托。当然，这些骚扰性袭击和出击应与留在前沿地带敌方一侧的主力部队的反攻行动密切配合。
　　如果抵抗之岛具有较强的防御力量，并被部署在足够大的纵深内，那么就会因受数量的限制不可能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防线。因此，敌人在进攻时可以绕过这些抵抗之岛，不停顿地直接攻击位于纵深地带外的预定目标。但是，这样做也具有很大危险：这正如从前攻克敌人的堡垒一样，有些没有被攻下的堡垒中仍有伤亡不大的敌人，并且随时能够出击，前进中的部队决不能对其置之不理；今天，一支装甲机械化部队在进行纵深突破时；同样不能对可以随意攻击自己翼侧的敌军置之不理。然而，停下来消灭各个抵抗之岛必定会使最关键的进攻速度受到影响，若每隔一段距离就派出一支牵制部队则会使进攻一方的力量越来越分散（何况在进攻过程中，部队本来就会自然地减少）。
　　如果防御者还能对随着敌人的前进进入自己打击范围内的敌军补给部队、勤务部队和小分队发动小规模的袭击，那么纵深防御给进攻者造成的具体困难将更加严重。不过，随着地形对进攻者限制的增大，进攻者只能沿着可能被阻塞的狭窄的进攻路线前进，对进攻者来说，腹背受敌的情况反而会减轻。现在进攻者必须一一敲掉他选择的进攻道路上的各个抵抗之岛。当然，任何规律都是有限度的，战略逻辑不允许这种现象无限制地线性递进：一般来说，整个战区内的地形越限制进攻的行动，进攻者越会摆脱腹背受敌的境地，如果这一过程超过顶点，遇到喜马拉雅山那样真正限制性极大的地形，事情又要另当别论了：因为在类似喜马拉雅山那样的地形中，防御者可以通过彼此连接的一个个坚固阵地堵住每一条狭窄的通道，组织起坚固的防御。这种防御胜过任何一种纵深防御。 [ 注：中国和印度都不能利用这一条，因为两国都想控制喜马拉雅山，而不是想在山后进行防守。 ]
　　对北大西洋联盟和其在德国的中央战线来说，纵深防御所具有的优点不会因超过顶点而走向事物的反面。中央战线的某些地段中有山，但这些山不同于喜马拉雅山或阿尔卑斯山，北大西洋联盟凭借这些山无法绝对堵住任何主要的突破上通道。然而，即使在德国北部平原和所谓富尔达峡谷地区也有很好的地形障碍，如远远延伸到后方的长满树木的山岭和城镇居民区中，可以建立起由抵抗之岛所连成的防御格栅。因此，纵深防御的战区战略当然是属于对付目前苏联威胁的机动策略，因为这一战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开苏军装甲兵的“铁拳”锐势。由于无法将中央战线当作一条由坚固的障碍所组成的防线加以突破、苏军的入侵部队只好从北约的整个防御地带冲杀过去，甚至分散他们的部队去控制所经过的地区。这样，它就很容易受到隐蔽的防御部队的打击。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许多联盟中央战线的纵深防御方案。有的方案主张保留现在的装甲与机械化部队，但不是将它们摆在前沿阵地上，而是将它们留在后方以便自由机动； [ 注：约亨·勒泽尔：《既不赤化，也不死亡》（1982年）。 ] 有的方案主张将装甲与机械化部队与小规模导弹轻步兵部队结合起来使用，用直升机灵活地调遣这些小部队； [ 注：弗朗茨·乌勒-韦特勒：《原子时代的轻装步兵》（1966年）。尼伊·布罗索莱特在其有独到见解的着作——《试论非战斗》中提出了有广泛影响的海绵式可变性“模糊”防御的论点。 ] 有的方案主张将装甲与机械化部队与打游击战的地方民兵和常规轻步兵结合起来； [ 注：见史蒂文·坎比的《中欧的国土防御》（1980年）以及坎比的众多其它着作。 ] 有的方案主张将装甲与机械化部队与分散在各个要塞中保卫遍布德国原野的石建村庄的小股常规步兵部队结合起来； [ 注：威廉·斯考特：《非机械化步兵的一种作用》（1980年）。 ] 还有些方案主张增设坦克障碍以迟滞苏军的装甲纵队；还有其它一些方案：有的主张要坦克障碍物，有的主张不要坦克障碍物，但都主张应为某些部队构筑防御工事以便使他们能够迟滞敌军通过前沿后方纵深地区的道路和走廊地带。上述这些方案的目的都是尽量迟滞苏军装甲部队，使之无法仅靠前沿地区的一场苦战就能一举完成对北约防线的快速而深入的突破，而是陷在纵深防御的泥潭中，直到被切断和各个击破或被北约的大规模反击所打败。 [ 注：在所有的方案中，都需要作出适当分散的补给安排。贮备数量必须更加庞大，以便能够满足遍布于整个战斗区域的贮备点和贮藏处的需要，以改变目前由卡车队和输油管道向前线的大型中心贮备站和油库按需要供应的办法。在所有上述方案中，指挥与控制也都必须有所分散，分散的程度应取决于每一方案的特点。 ]
　　尽管有关中央战线的各种纵深防御方案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这些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在军事思想方面都有新颖独到之处。这些方案不仅仅与种种僵化陈旧的计划格格不入，而且与政治现实同样格格不入。此外，所有这些方案似乎都具有典型的幻想成份，即属于“一锤子买卖”，因为在对苏联纵深突破的战区战略做出反应的同时，它们没有考虑到这些方案实施后会使苏联采取何种新的战区战略，可能引起什么反应。换句话说：这些方案忽略了战略的基本规律。但在提出此种批评之前，应当指出，上述这些方案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还有相当多的可取之处。
　　在战术层次上，我们已经知道，防御一方的部队在堡垒中打击在明处的进攻之敌会在“消耗比率”方面占很大便宜，因为防御者的火器可以充分发挥效力，而进攻者的火器却不能。那些伺机袭击苏军部队，受到反击时可以立即分散行动敏捷的小部队同样会在“消耗比率”方面占便宜。此外，只要抵抗者在工事障碍的掩护下能够经受住敌人的炮火，反坦克壕、坚固工事、雷场等障碍物就能降低入侵之敌的前进速度，提高防御武器命中目标的能力，使防御阵地的战术效果得到改善。在战役层次上，障碍物和路障工事的混合效果将会削弱入侵者的相对机动能力，使防御者更容易将足够强大的反击部队部署在有利的位置上，打击苏军进攻纵队的翼侧。在战区层次上，所有上述方案都能避开苏军强点即苏军突破坚固防线的能力，同时又可利用苏军的弱点，即缺乏小部队所具有的灵活性。 [ 注：机械、刻板的观念认为；冲突中的所有敌人都失去了人的特性。因此，在第二次大战中，一方面，人所共知德国军队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的高度的灵活性，与此同时德国官兵的形象是墨守成规的机器人。当然，事实上，德国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官有很大的自由；在指挥和控制中，等级权威很顺利地让位于战斗的需要，在这方面甚至连美国人都无法仿效，更不用说英国人了。然而，至少在下级军官中，苏联军队的确似乎非常刻板，无论命令是否正确，一概服从。这种情况既不能归咎于文化上的先天局限性，也不能归咎于官方的理论（官方的理论当然要求各级都发挥主动精神）而是出于事实上的制度方面的诱因：即使发挥主动取得了成功也给予适当的奖励，但它的效果是微乎其甚微的，因为对未经官方授权的失败行动采取的惩罚，要比服从命令而失败所受的惩罚严厉得多。在阿富汗的战斗开始后，官方不断呼吁“更多的主动性”就很说明问题。关于对制度结构问题的对比分析，参阅理查德·加希里埃尔的《对抗者》（1984）。 ]
　　然而，纵深防御的各种方案一直为历届西德政府，从而也为整个北大西洋联盟所拒绝。这点充分证明，纵深防御方案与现行的政策是不合拍的。但是政策随时可以改变，摒弃不现实的政治是基本的要求。在战略的技术、战术或战役层次上，所追求的目标是不言自明和无可争辨的：质量高、消耗比率有利、打胜仗当然比质量低、消耗比率不利、打败仗要好。但在战略的战区层次上，成功和失败的含义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纵深防御方案可以击败苏联的入侵，但与此同时它未能保住西德，即消灭苏军，但同时也毁坏了西德的大部分领土，这究竟算是成功的方案还是失败的方案便成了一个难下定论的问题。目前，各种具体的防御方案要求在持久战中放弃的领土面积各不相同，但没有一种方案象现行的“前沿防御”方案那样，要保全西德的全部国土。
　　主张纵深防御的人说，尽管纵深防御有使部分西德领土遭到常规摧毁的危险，但这总比使所有的西德领土、包括各大城市最终遭到核毁灭危险要好得多。而在具体作出抉择时情况又复杂了，因为这两种危险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之大小是不同的：我们当然可以说，战场核武器比非核武器的劝止作用更为可靠。但实际上，这种选择范围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现行的政策包含着第三种选择。西德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禁止使用西德领土上的核武器。因此，如果劝止失败，苏联开始进攻，中央防线守不住，西德政府可能会拒绝同意发动核反击，并要求停战。苏联的条件很可能十分苛刻，但这总比实际使用核武器可取，也比持久的非核战争给人口稠密的西德带来巨大损失可取。纵深防御作为替代官方政策和一种方案非常诱人，而真到战时，它代替其它做法的可能性会怎样，那就很难说了。
　　作为战区战略的游击战
　　不过，与社会现实更明显不合拍的还得要算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志愿民兵组织的防御方案，尽管依赖轻步兵的防御方案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民兵方案和轻步兵方案均设想以游击抵抗的形式，即发动许多小规模的伏击和奇袭打击苏军的补给部队、分队和进攻部队暴露的翼侧，为正规的装甲与机械化部队发动有利的反击创造条件。不过，这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纵深防御的设想。一切的控制权都处于双方的不断争夺之中。 [ 注：“游击战”一词源自西班牙语，原义是“小规模战争”，德语是bandenkrieg，含意是“小股部队战争”，似更为传神。游击战是与大部队正规战争相对而言，当然它本身属战区战略，实际上是灵活轻装的步兵战术扩大到战区规模。另一方面，在争取控制政府的国内斗争中，游击战只是革命战争这一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军事部分，另一组成部分——政治部分——是颠覆，即通过宣传和恐怖活动取代一个国家的政府。从宣传和恐怖活动的相对比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斗争的性质：如果恐怖主义活动成分很高，叛乱分子的目标不可能是建立民主政府。沃尔特拉写的《游击队员》（1976年）可能仍是简要介绍这方面有关情况的最有用的一部着作。关于对革命战争的典型剖析，见罗歇·特兰基埃的着作《现代战争》的开篇部分。 ] 据此，根本没有御敌于国门之外之说，实际上，游击战方案之所以诱人，完全在于在战役层次上游击战比正规军的处境更为有利。在技术层次上，游击队不但没有优势，而且恰恰处于劣势地位，而且战斗发生时，游击队在战术上也并不经常占有优势。但在战役层次上，游击队却占有实实在在的优势。只要神出鬼没地进行战斗，而不是试图据守阵地，阻击敌人的坚决进攻，游击队或轻步兵就能按自己的意愿，想怎样打就怎样打。因此，游击队和轻步兵方案设想，苏军入侵部队处处都会受到骚扰，它在进行中会经常遭到伏击，它的小分队会遭到突袭和歼灭，它的补给站会遭到破坏，它将无法捕捉到遇到优势兵力的敌人就分散，因而只会消灭敌人而不会被敌人消灭的游击式的防御者。
　　游击战是对付优势常规力量的一种机动策略，它的弱点之一是要依赖敌人的自我克制。在巴勒斯坦、肯尼亚、马来亚、塞浦路斯和亚丁与英国人战斗的犹太人、吉库尤人、华人共产党、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游击队、甚至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人战斗的越南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当然还有与美国人战斗的越共，都可以依赖他们的敌人在对待普通居民方面所表现的自我克制。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英、法、美的某些军队在某些地方行为粗暴，甚至偶尔发生极端残暴的行为，但军事当局并未支持对游击队的活动进行系统的报复（说到底，军事当局的目的是争取“人心”），更不用说在国会和报纸严格监督之下行事的这些国家的政府了。
　　相反，如果入侵者根本没有自我控制或自我克制极差，游击队的行动自由就会由于害怕平民遭到残酷报复而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这些平民中包括游击队员的亲属和朋友。如果游击队的每一次刺杀行动都要招致一场对被当作人质的无辜居民的杀害；如果游击队的每一次成功的伏击都将伴随附近村庄的毁灭；如果游击队对敌指挥所或仓库的每一次袭击都会引起一场大屠杀，就不会有许多游击队员觉得他们一有机会就可以自由地暗杀、伏击和袭击。他们来自于平民，对平民的感情联系是他们一种潜在的弱点。残酷无情的占领军可以利用这一弱点自行作出机动性的反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的报复政策对最大程度地减轻游击战活动在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时期是非常有效的。当然，德国分散出大量兵力对付游击队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但在充分考虑到这部分因素后，现在人们一般都认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的抵抗活动不那么引人注目。 [ 注：参阅拉克所着《游击队员》，第202-238页。在1944年6月的“霸王行动”实施后的有利条件下，法国抵抗力量曾有效地完成了一项十万火急的特定任务，对此所作的详细评估，见马克斯·黑斯廷斯的《德意志帝国》（1981年）。 ] 波兰抵抗力量的主要活动是组织秘密军准备最后的解放战争，而不是进行游击战争；他们的确在1944年8月公开地发动了试图解放华沙的战斗、向德国人发动了进攻，但是他们打的是地地道道的常规战。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未进攻德国人，免得波兰居民遭受德国人的报复； [ 注：一名参与者作了透露真相的叙述，见斯蒂芬·科尔邦斯基所着《战斗的华沙》（1968年）。 ] 只有铁托的共产主义者和苏联的游击队在战争中发动的游击队才真正有效，这恰恰因为，他们决心与德国人比赛谁更残酷无情。不惜让平民付出巨大的代价。 [ 注：在南斯拉夫，是保护平民还是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抵抗，这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异常尖锐：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契特尼克”实际上被德国的报复政策所吓瘫，最后以通敌而告终。 ]
　　如果游击战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夺权斗争中（即革命战争）——这种现象自二战结束以来相当普遍——报复政策通常只会起反作用。 [ 注：这种例外情况包括中央政权与分裂主义分子——无论是种族的还是地区性的——之间的国内斗争，因为分裂主义分子一般受到当地人民的坚决支持。 ] 不过也有一个对应的替代办法，即政府可以武装地方自卫性的民团组织，使这些组织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抵制游击队势力的侵入。
　　点式防御
　　伤害平民与武装平民竟然效果相同，这似乎使人感到奇怪，但是在反常的战略领域内，情况就是这样，两种方法可以达到同一目的。首先，在战区层次上，对付游击战的相应方法是仿效游击队的分散。靠地区防御的方法，即让大部队随时作好准备出击歼敌不是对付隐蔽敌人的有效办法。应该从自己的战斗部队中分出众多小部队去到守卫尽可能多的易受攻击的目标，配合当地的警察和民团，实行“点式防御”。通过这种方法，守卫桥梁、水坝、电站以及城乡部队驻地、路卡、哨位和进行巡逻的小部队，便可以与游击队的分散力量相抗衡，并在多数场合下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正规部队的纪律性更强、训练更加有素、装备更精良。自然，如果此时还在进行一场常规战争，在敌后实行点式防御的机会成本便是前线战斗力的削弱。不停顿的前进和失败这两者往往反常地交织在一起，这便是原因之一。 [ 注：在历史上，实施点式防御的必要性曾限制了军事帝国征战扩张的速度，随着一些地方继续不断发生动荡，不安的因素逐步积聚，从而最终限定了军事帝国所能支撑的扩张范围。罗马的统治或多或少是要先安抚一个国外行省和征税（或征募士兵），然后再征服另一个行省。但是，即使采取这种办法，维持安全的需要仍在增长，因为有的行省虽然能长治久安，而另一些行省却不断发生暴乱。这种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促成下达命令有违于奥古斯都要进一步征战扩张的遗嘱。见塔西佗的记载，《编年史》第一卷，第11页以及他在《阿格里科拉传》第十三卷中所作的批评。 ] 另一方面，在对付革命战争时，点式防御是武装部队的最重要的功能，它可以保证社会和国家的正常运转，直到反叛的动因通过改革、反宣传或非殖民化而不复存在。
　　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游击队在战役层次上显然都会采取集中兵力的作战形式作为对策。起初，因为对付不了政府军的大部队，游击队才采取游击战的形式，而现在，政府军以点式防御对付小股游击队后，反叛者发现，警戒站、部队驻地、路卡、巡逻队等特定目标都十分易受集中起来的大股游击队的攻击。随着战争的发展，游击队中经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武装形式：小股地方武装与在广大范围内、甚至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作战的“主力部队”。到了这一阶段，游击队通过以主力部队不断打击小股正规部队，可以逐个击败政府部队的点式防御。可是一旦游击队试图这样做，他们的隐蔽性必然变得越来越差，因为一方面，为使部队集中为主力部队，许多游击队员必然要离开本乡本土，做为外乡人，他们便不容易受到当地人的保护。这样，政府军就可以根据补给、通信和机动性等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以反集中对付游击队的集中。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在同样的条件下竞争，结果很可能是部队的规模越来越大，直到双方都动用大部队，正规战完全取代了游击战。
　　不过，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因为从总体上看，政府军在补给、通信和机动性方面仍占据着优势，反叛者很少能够将全部的地方小股武装集中成主力部队，并且通常也不愿这样做。 [ 注：这就是现代化的后勤、无线电和直升机出现以前的情况。罗马人在机动性方面并不比反叛的敌人占优势，但由于有了自己的信号塔系统，修得很好的道路以及粮仓，罗马人在战区战略方面获得了优势，罗马人的信号塔系统白天点烟，夜晚点火，传递警报信号和命令；罗马人的道路设有堡垒、敌人无法使用这些道路；罗马人的军队可以从粮仓中获得粮草，而反叛者只有在长期围攻之后才能获得这些粮草。 ] 他们很可能既使用主力部队打大仗，又使用隐蔽的小股武装伺机进攻不设防的任何有价值的目标。结果是，那些对付反叛者的部队同时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需要：既要打击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又要实行点式防御。他们面临的困境同一支在后方刚刚征服了敌对性很强的居民，正设法尽量减少点式防御所造成的力量分散，现在又在前线打常规战争的部队所面临的困境一样。对于占领军来说，解决的方法应是报复政策，使敌方畏而却步，不敢进行游击战，而不是将部队分散到所有的抵抗地区以制止游击队的活动。报复措施可以采用杀伤手段；也可以不用杀伤手段（破坏财产同样有效）。如果对手是国内反叛者，在不安全地区组织自卫民兵进行点式防御的方法同样有效。这样，政府军可以将守卫驻地和实行警戒的分队用于对付反叛者的主力部队。
　　在德国进行游击战？
　　回到我们对大西洋联盟防务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旦苏联入侵德国，并受到游击队的袭击，很明显，由于战斗发展很快，苏联人不可能招募、训练和武装与自己合作的民兵，即使存在着这样做的政治、文化和种族基础。 [ 注：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人在许多占领区、特别是在苏联，的确得到了当地的支持。在某些地方，使用亲德国人的民兵的方法相当成功，从而取代了报复政策，例如布良斯克以南的奥廖尔-摩尔斯克地区的洛科季“自抬行政区”，该地区约有170万居民，在1942-1943年由大约1万名民兵保卫，这些民兵全部是俄国人。这里，合作基础是政治的（反共）。洛科季民兵即人们所知的“俄国解放军”，是由德国第二装甲集团军的鲁登道夫·施密特将军和一个俄国工程师（后来由臭名昭着的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代替）共同建立的。这是德国国防军军官们反对党卫军在该地区行动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该地区、德军同意不对仍发生的游击队袭击活动采取报复行动。见库珀的《影子战争》（1979年）第112-113页。这样的协议虽然并不是正式的，但在德国占领区很普遍，受到了国防军军官的热情支持，见京特的《反游击队之战》（1968年）。但这些协议受到了党卫军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武装“劣等人种”，直到战争形势越来越恶化，德军人员严重缺乏，党卫军才改变了态度。党卫军虽然还反对组织民兵，但这只是由于党卫军期望招募尽可能多的人员参加到它众多的种族部队中去。 ] 因此，苏联人不可避免地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采取报复政策遏制游击队对其卡车队、后勤部队、孤立的分队以及翼侧的进攻，要么将自己的部队分散各地实行点式防御，翼侧警戒和进行寻歼。
　　尽管同一支军队对比较原始的居民远比对较文明的居民残暴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苏联人在阿富汗的行径却的确表现出一种最残忍的报复倾向。例如，苏联人对游击队袭击的一般反应是对附近地区的村镇实行面积轰炸，这是有目共睹的事。还有消息不止一次地说，苏联人把在周围地区兜捕的有战斗能力的男人集体屠杀，甚至不管这些男人是否卷入了游击活动。刚巧，一些——也许许多——阿富汗游击战士有一种超常的精神力量，苏联的报复并不能迫制他们。但尽管如此，至少从实际情况看，苏联人的轰炸的确产生了效果：在新政权建立的地区，尽管农村人口并未减少，但游击队的活动却十分有限；游击队的活动大多发生在被搞得人烟稀少的地区。渐渐地，在某一地区活动的游击队员都没有家属和家族成员住在附近，他们的家属都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难民营，不会受到苏联人的报复。不过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游击队员再也得不到当地人送来的食品和情报。
　　因此，那种心中认为入侵德国的苏军将受到伏击、袭击和暗中破坏而他们又不会对平民进行报复的想法至少应当说是令人怀疑的，从阿富汗的经验中肯定找不到任何依据。有些人怀疑当苏军开始屠杀、当苏军第一次对附近居民残酷报复后，这种游击战形式的进攻能坚持多久。 [ 注：这就是人们对现已成为官方政策的奥地利纵深防御计划中的游击战成分的批评意见。见里茨勒所着《小战和袭击战的经验》（1972年）第二卷第155-156页。 ] 同样；期望城市德国人象阿富汗的部落民那样长期忍受异常艰辛和严重损失也是不现实的。 [ 注：克劳塞维茨将成功的游击抵抗所需要条件归纳为以下几点：（1）战争是在本国腹地进行的；（2）战争的胜负并不仅仅由一次失败决定；（3）战区包括很大一部分国土；（4）民族性格有利于采取这种措施；（5）国土上有山脉、森林、沼泽或耕作地地形极其复杂，通行困难。（《战争论》第六篇第26章第480页）如果在西德进行游击战争，前三条要求可能得到满足，但第4或第5条肯定满足不了。 ]
　　苏联的对策
　　即使我们姑且不论在政治上对纵深防御方案的反对和这些方案的准游击战成分引起的各种疑虑，只要我们把自己的观察图象由静态转向动态，我们就会发现，任何纵深防御方案都无法抗衡苏联方面最明显的反措施。如果北大西洋联盟放弃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安全政策（即前沿防御政策）和实施该政策的中央战线，联盟是很难秘密而异常迅速地做到这一点的。国会的繁琐程序以及将某些主要装甲与机械化部队重新调往后方新基地的必要措施会使苏军有充分的时间调整它的战区战略。实际上，苏联为最初步的反措施进行准备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苏军可以采用分路少，更集中的纵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直取德国的几个最大的城市（汉堡、法兰克福、纽伦堡、慕尼黑），迫使西德政府要求停战。
　　由于不再可能在前沿地区遭到驻守在那里的联盟部队的顽强抵抗，苏联人在入侵开始时将不必派出火力侦察部队去寻找防守不严的接合部或为后续增援部队的进攻杀出一条血路。相反，苏军可以采取一种“蒸汽压路机”的战区战略，让它的全部力量集中沿三四个方向以非常强大的攻势向前推进。除非敌人的防御部队直接拦住去路，苏联的进攻纵队尽可以不理睬分散在整个纵深之内的敌方部队，以最快的速度直达和紧紧包围德国的主要城市，使北约无法发动核反击。
　　至于谈到联盟对苏军进攻部队的翼侧实行反攻，由于有众多的苏军师一道进攻，每一突破方向的核心部分肯定有足够的部队防护。最后，由于纵深防御方案的全部目标是避开大批装甲部队的凶猛打击，如果联盟的军队对苏联军队迎头抵抗，阻挡其前进，那么放弃保卫全部领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案就没有道理了。如果非要这样做，接下去的战斗只能导致匆匆集结起来挡在苏军进攻道路上的防御部队的毁灭，因为苏军在进攻前就已集中好兵力而联盟部队事先是分散防御的，再集中也不可能在数量上超过苏联进攻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反措施必定会挫败联盟的纵深防御方案，这并不完全是因为苏联的兵力占优势。其实，即使苏联和北约在兵力上完全相等，结果也会同样如此。（战区战略逻辑也并不是说这种概念不适用：在其它条件都相同、并且运气也平等时；机动防御实际上应占上风。）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对西德和联盟来说，纵深防御方案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没有对西德的城市提出切实可行的给养供应措施，这些离前线很近的西德城市既难以保卫，又不能撤离（汉堡城中心距东德边界最近处只有25英里，法兰克福离东德边境只有75英里，纽伦堡距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也不远，即使慕尼黑距东德边境也只有大约100英里，离奥地利就只有50多英里了）。
　　恰恰由于戴克里先皇帝采取了纵深防御的战略，罗马帝国曾强盛了一个多世纪，并在另一个世纪里继续得以生存。戴克里先皇帝的战略是：减少边境驻军，实行纵深防御，并保留较好的部队准备反攻；每个城镇、甚至每个农村庄园都由坚固的高墙加以保卫。这样，入侵者虽然可以得到庄稼、掠夺散失的牲畜、抢劫孤立的农户和小村庄，但如果他们不停下来发起攻坚战，他们就休想对罗马帝国造成更大的破坏。通常由于缺乏攻坚器械和不懂围困与反围困战术，入侵者除了在乱石砸击下破坏城墙之外，很少有其他良策可施。罗马的城市一般都有驻军和火炮，可以实行积极防御，甚至许多地主把佃农武装成民团。如果出现其它紧急情况，或者需要从远处集结更大的力量，罗马军队不得不推迟反攻，从而使入侵者可以进行长期围困，但这种延迟对入侵者并不有利，特别保护好粮仓和其它贮粮站是罗马帝国防御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围困不但不能给防御者造成饥荒，入侵者反而常因饥饿而退兵。他们没有持久的粮食供应；一般来说，恰恰由于饥饿无粮，才促使他们发动侵略。 [ 注：勒特韦克：《罗马帝国的大战略》，第159-170页 ]
　　德国人是不能靠石头和沸油将苏联拒之于城门之外的，但受过训练和有良好装备的德国城防部队可以在城市郊区伏击敌军坦克与机械化部队，相机在城市四周设置坚固的防御阵地，迫使苏军逐房进行战斗，用这种办法可以比较容易地拖住苏军。由于苏军大多为装甲部队，步兵很少，因此，在开阔地形上，苏军具有可怕的威力，一但在街垒战斗中，苏军不得不走下坦克，一排办公大楼足可以消耗苏军整整一师的兵力。但什么力量都无法阻上苏军的坦克炮消灭建筑物里的抵抗力量，防止苏联的工兵在阻塞的街道上为部队爆破出一条前进通道，阻止苏联的炮兵向城区倾泻炮弹，无论这种射击多么徒劳无益。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和贝鲁特的事情说明，进行那种防御就等于毁灭这座城市，尽管防御过程中进攻者的力量也受到削弱。
　　对于象苏联这样的步兵较弱的机械化部队来说，在城市街道、甚至在郊区进行战斗是最糟不过的事情。 [ 注：低矮且四面不坚固的城区住房和商业建筑诚然不能象传统的乡间石砌房舍那样作为阻碍坦克的实际障碍，但它确实可以为在其间活动的防守部队提供复杂的掩护条件，使这些防守部队可以从隐蔽的地方对道路和街道组成交叉火力。装甲车要想不冒巨大危险从这些建筑中碾开一条通道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建筑地下室上的顶层板很薄，地下室极易成为坦克的陷井。 ] 然而，西德政府很可能并不愿意将它的几座最大城市变成战场，如果在非核纵深防御的背景下苏联军队即将开进汉堡、迫近法兰克福并到达纽伦堡的边沿地区，西德政府可能同意按联盟的计划作战，即用远程核武器打击正在进入西德领土或正在东德和捷克向前线运动或仍在苏联本土的入侵者的部队。但西德政府肯定不愿意重演柏林1945年的悲剧、把自己的城市当成战场。在1945年的柏林之战中，德国人发现，炮击和坦克炮火几小时造成的破坏比1000架飞机进行轰炸所造成的破坏还要严重。
　　由此看来，无论是否进行游击战，纵深防御对中央战线来说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只从开始时对付苏联战区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纵深防御的方案似乎很诱人，然而一旦我们考虑到苏联可能采取的反措施，这个方案的脆弱性就暴露出来了。然而在西德和中央战线适用的方案在其它地方并不一定适用。因为西德和中央战线这一特定的战区有三个特点：第一，这一地区没有重要的地理障碍，如高山；第二，从整体来看，这一地区纵深很小；第三，这一地区有几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大城市，而且非常靠近受威胁的边界。
　　同样是纵深防御的战区战略，如果在其它场合下采用，比如说，在美国远征军防御苏联入侵伊朗油田和靠波斯湾的阿巴丹地区时采用，可能会取得非常令人满意的效果。苏联边境距阿巴丹500多英里，其间有许多交通不便的山地，美军有大量机会利用轻步兵和直升机在广阔的地带进行阻滞战斗和发起骚扰性进攻，并在以后有充足的余地从海岸地区调集重兵发起反攻或简单地阻拦苏军。实际上从最近发生的战斗中从我们已经看到，伊拉克于1980年9月发起进攻时，伊朗通过在广大地区实施纵深防御首先成功地遏制住然后胜利地击退了伊拉克的入侵。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1927年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发生的战争中，完全是由于俄国幅员辽阔、有实施纵深防御和弹性防御的充分余地。才使苏维埃政权生存下来。它用纵深防御守住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各个车站，打击白军和乌克兰地方民族主义者的红军骑兵部队则采用了弹性防御。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了苏德两方交替实施纵深防御和弹性防御战区战略的大舞台。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成功的纵深防御必须要有辽阔的幅员（弹性防御需要的更大）。在我们得出这一不足为怪的结论时，战略的反常逻辑又在起着作用：持续保护的地区越少，最终保全整体的可能就越大，因为处处保全必然消耗战胜敌方进攻所需的力量。当不得不按主次缓急的顺序处理问题时居民的重要利益和国家的重要利益很容易发生分歧，就象地方居民的利益与宣称为他们利益而战的游击队员的利益肯定会发生分歧一样。一方面，个人寻求的是对个人生存不间断的保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集合实体的国家，在困难的情况下恰恰需要暂时中止这种保护才能最有效地确保自己的生存，正象游击队员为不失去隐蔽性这一主要法宝而必须做的那样。只有靠前沿防御的方案，居民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分歧才会消除，因为集体防御的目标就等于保护每一片领土。正因为如此，前沿防御方案最适合注重个人的民主国家的口味，尽管它与民主国家的根本生存未必相容。
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
第10章 战区战略Ⅲ：遮断和突然袭击
　　我们已经看到，战区防御的样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本的政治倾向和文化观念所决定的，并非可以随意选择。通常所需要的总是一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前沿防御，即便是某种浅纵深式的防御人们在实际上也是乐于接受的。至于纵深式的防御，当然包括任何形式的纵深弹性防御，则从未周密地规划过，它仅仅是在最后关头为避免失败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手段（南斯拉夫的官方战略却是当代突出的例外）。
　　实际上在理论上有一种比上述前沿防御更理想的形式，这就是战区防御根本不应该是防御，而应该是立即对进攻之敌发起反攻。这是故意不惜牺牲防御所固有的战术优势之举。此举必然说明守方在现有兵力对比的判断上与攻方截然不同。此举还需要有一种进攻锐势，而这种锐势一般多见于侵略者一方，而不是防守者一方。虽举不出完全符合这种样式的现代例子，但是，1940年5月10日法军和英国远征军在德国发起进攻后即挺进比利时，倒是一个非常近似于这种理论的例子，但并不太成功。
　　远距离进攻手段的出现使战争推向敌国领土纵深成为可能，但只要有确实可以利用的空间，战区纵深（或战略纵深）仍将有利于防御的一方，法国虽然是个欧洲大国，但在与德国进行的铁路时代的战争中仍然显得缺少战区纵深。具有重要意义的首都巴黎不在法国的中心区而位于法国西北部，距比利时边境仅有100英里，首都与边境之间无大的地形障碍，且道路条件良好。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幅员较大的有利条件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不利条件，因为大部分后备部队和守备部队须长途跋涉才能到达首都与边境的中间地带。很显然，这使法国难以承受突然袭击。因此，为改变这种状况，远在修筑马奇诺防线之前，法国就在其边境上建立了许多要塞。
　　比较而言，这种地理条件对于法国从其北部向低地国家（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及德国发动进攻却十分有利；其政治中心巴黎所处的位置正好可做为一个前进指挥所，边境各要塞可作为兵站和进攻出发基地，法国借此可以随时发动突然进攻。法国也确曾多次采取过这种攻势行动，直到德国统一后，法国这种有利态势才告完结。
　　沙皇俄国及后来的苏联的地理情况则与法国截然不同，莫斯科西至华沙约800英里，且交通不便。从查理十二世到希特勒，瑞典、法国以及德国入侵者都在这通往莫斯科的遥远路途中耗尽了力量。彼得大帝建都圣彼得堡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圣彼得堡北面的防御纵深虽比莫斯科要浅近得多，但当时瑞典的势力已急剧衰退，北方再没有能够对俄国构成威胁的势力崛起；西面距东普鲁土仍有近500英里直线距离。纵深，且沼泽地和湖泊较多，不得不以绕行来克服距离变近带来的弱点。
　　莫斯科以东则是几千英里的战略真空地带，地理纵深更大，一直到现在，中国和日本充其量也只不过对苏联造成外围性的威胁。唯有莫斯科公国的南面是暴露的，南面无人地带（现在的乌克兰）的大平原成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进行侵略的走廊。后来在彼得大帝时代，随着俄国的扩张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南面的威胁亦不复存在。
　　然而，同样的地理条件也极大地限制了从莫斯科征召的俄国军队的进攻潜力。铁路时代以前，俄国的军队远在到达本国边境之前就会在漫长的行军路途中精疲力竭，他们的给养也会消耗殆尽。建都圣彼得堡也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因为俄国军队仍是从莫斯科及其周围地区征召的。因此，在铁路铺设以前，俄国在发动任何大的进攻行动之前都不得不首先进行旷日持久的准备工作，在头一年的作战季节就得向边境地区屯集兵力和补给品，以便来年发动进攻。即使在今天的空运、铁路和公路条件下，也仍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及大量的资源来克服这段距离。另外，这条漫长的交通线极易遭到空中打击。
　　苏联的防御纵深如此之大固然令人生畏，但另一方面也使苏联军队无法从原驻地全力发动进攻。除已布署在前沿地带的部队外（如驻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攻利和波兰的30个师），即使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的苏军部队若要向西发动进攻，也必先经过长途输送才能投入战斗。大部分苏军部队都得要靠铁路来输送，而且苏联通往中欧铁路网的漫长干线没有任何支线。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现在可以对本书开头提到过的联盟中央战线的另一种防御思想提出讨论，说明战略的又一个方面：纵深打击战区战略，即在联盟前沿防御部队顶住苏军首批攻击波的同时，以空中打击力量迟滞、打乱和削弱开往战区的苏军后续部队。联盟平时部署在西德的部队能否顶住苏军首批攻击波很难断定，但是鉴于动员起来的苏联部队会以比联盟增援部队快得多的速度赶到战场，而且继第二波之后，第三波苏军又会到来，若要有把握地守住中央战线同时又不使用核武器，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即使最乐观地说，苏联是在未预先动员和集结的情况下发动侵略的，也不可能守住。如果再有其它华约部队参战的话，联盟的处境将更为严峻（参见附录Ⅲ）。
　　以遮断代替纵深
　　有关纵深打击的方案形形色色 [ 注：这些纵深攻击方案包括：设想在宽大范围内实施攻击、并要求攻击运动中的苏军部队的恪守非核性原则“攻击后续部队”的方案（有时与“罗杰斯计划”相混淆）；美国陆军军界所讨论的强调在军级协调实施纵深攻击的的“2000年空地一体战”和“2000年空地一体”等理论观念；属核打击性质但亦有其非核打击形式的强调使用弹道导弹发射分导式弹头打击固定目标的“纵深打击”方案；主张攻击苏联机场的“1990年反空袭”理论，等等。 ] ，但都主张使用装载多枚小型弹头和炸弹的导弹以及载人飞机、普通单弹头导弹等打击距前沿几百英里以内的目标。这些目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苏军后续部队车辆开往战区必须经过的桥梁、铁路调度场站等固定目标；第二类是沿铁路线、公路线或其它道路输送的补给车辆及开进中的后续部队；第三类是位于中欧、东欧以及苏联西部的整个军事设施中的空军基地、指挥中心、补给仓库等，亦均为固定目标。
　　主张对敌后方固定目标（无论是桥梁或机场）实施空袭并非什么新观点。然而，不用有人驾驶的飞机，而用导弹，这样做是否划得来，只有通过技术试验和成本估算来确定。自1945年以来，对西方的技术优势——这种优势一度很大，现在的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苏联防空力量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广泛而积极的措施。其地面部队装备的大批机动防空武器也一直在不断发展更新，并苦心经营了国土防空体系，配备了大量的战斗截击机、大型导弹；苏联的这些做法又反过来促使盟国作出反应，发展了规避战术，采取了大量的技术对抗措施。经过双方几十年的准备，在联盟空军驾驶员是否能成功地打击敌后方纵深目标的问题上，充其量只能说“说不准”。因此使用各种导弹是一种颇为诱人的选择，但是又会带来一系列技术、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麻烦 [ 注：以子母弹攻击大型固定目标（空军基地、给养堆积所、铁路车场）以及坚固设防目标（指挥中心）的最经济的导弹是高轨道弹道导弹，与投掷核装置所用的导弹完全相同。在欧洲重新部署老式的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大力神”导弹和“民兵-I”型导弹）的确是—种最经济的补救办法。这些原来用于执行核打击任务的导弹早已退役，正好可以加以改造，用来携载负荷大得多的非核短程武器。但是，和平时期在欧洲部署这类武器可能会因为识别上的问题而被指责为军备控制谈判的一个障碍。再者，这些高轨道弹道导弹无论从何地点发射，会很容易地被误认为是核攻击的先兆，即使被人误解的时间只有几分钟。最后一点，无论是改进型的还是新研制的大型弹道导弹，要做到经济只能部署在固定设施内，而这些固定设施即使设防再坚固也无法使导弹免遭各种核及非核攻击。带有大型非核弹头的飞航式巡航导弹对攻击诸如桥梁、高架桥等小型硬目标来说将是最为有效的武器。对攻击像补给堆积所、铁路车场、空军基地等所有“较软”的大型目标来说，带有子母弹的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同样有效（如果这些巡航导弹发射的都是重一公斤的子母弹，则花费可能要大一些）。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巡航导弹的耗费问题。巡航导弹是一次使用性的，与之相比，载人飞机在遮断袭击中或遭到其他损失（在高速作战中事故会增多）之前可以出动若干次。另一个问题是，巡航导弹易遭防空力量的袭击（包括在极重要目标周围设置的气球阻塞网）；尽管这些导弹在雷达上和肉眼中显示出来的目标很小（若以“隐形”方式出现，目标甚至更小），但却不能象载人飞机那样做规避机动。见弗雷德·威克纳着《以常规武器遮断固定目标》（1983年）；理查德·贝兹编《巡航导弹》（1981年）一书第184-211页；《新技术与西方安全政策》（1985年）一书第7-24页；史蒂文·坎贝着《新常规力量技术与北约-华约均势（第一部分）》及同书第25-39页唐纳德·科特的文章。 ] 。然而，打击自苏联西部沿铁路和公路向战区进发的苏军后续部队，是一种新奇的想法，它提出了重要的战略问题。
　　炮火遮断
　　同样，以遮断袭击封锁敌后续部队也不是什么新战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曾普遍采用过系统地炮击前沿通路的远程炮兵战术，并成为战线防御和战线突破战区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
　　两军相持掘壕对垒，中间是无人区障碍，加上常常积水的弹坑及蒺刺铁丝网障碍，再加上掩体内的机枪对徒步进攻的步兵的绝对优势，炮火遮断有助于彷御。一方以超过敌人的压倒优势兵力来抗击敌人的正面攻击，敌人即便于攻击发起之前在阵前秘密集结了大批部队，也难以达成突破。同样，进攻一方为突破敌方的防线也使用了远程炮兵，以阻止敌人向其遭到攻击的地域集结增援部队，但在战争结构不利于进攻的时代，成效很小。 [ 注：防御之优势的根本原因正在于部队相对来说能够比较容易地从距离最近的铁路车站赶来增强堑壕防御，虽然在炮火轰击之下；而进攻的一方却要徒步穿越重重障碍，才能到达堑壕前沿。坦克最初的战术目的正是要通过装甲和履带对付机枪火力和弹坑，来克服攻守双方之间这种不对等性。只是到后来才认识到坦克在前线后方纵深内的战役潜力。 ]
　　从整体上看，对重要目标的炮击，特别是对通往前沿的各交叉路口的炮击，并未对敌人员造成很大伤亡，物资造成很大破坏；但是并没有必要非要做到这一点，因迟滞敌人才是要达到的目的。（但也有个别情况，例如在凡尔登突出部的狭小地段上，连续几个月每天都有数千人集中在那里，从而遭到了炮火遮断袭击的严重杀伤。）
　　空中火力遮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和越南战争中，除以炮兵火力遮断敌通路外，还使用了飞机对敌补给部队和后续部队实施更大纵深的空中遮断袭击。远距离空中遮断袭击需要造价昂贵的大型飞机，尽管由于装油量大而使载弹量相应减少，但之所以采用远距离空中遮断袭击的方法是由敌人向战区开进和在战区展开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所决定的。敌后续部队沿公路或铁路向战区开进之时队形密集、目标明显、易于观察，是实施空中袭击的有利时机，待其进入战区后完成部署、分散展开，采取伪装措施或进入坑道掩体后再对其进行遮断袭击则为时过晚。但是，目标集中而明显是一回事。能否有效利用这些特点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种认为战斗轰炸机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地突入敌人后方，沿公路和铁路线飞行，扫射和轰炸敌人的车辆和军事交通线的观念，是以敌人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为前提的，是违背战略逻辑的。
　　如果敌人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和防空力量的话，其部队行军和物资运输则完全可以采用密集的队形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战区开进。这样的目标显然十分有利于空中遮断袭击，但风险太大，一般不会实施大机群深远纵深遮断袭击，部分原因是由于需要大量的飞机为少数执行轰炸扫射任务的飞机护航。另一方面，如果敌防空力量明显处于劣势，执行遮断任务的飞机可以为所欲为，则这些飞机很少会遇到密集的军事车辆，进行有利的攻击。在那种情况下，敌人将分别或同时采用夜间输送和疏散队形的方法。因此，空中力量过于强大反而影响了潜在效能的发挥。当然，夜间行动和分散行动会使速度减慢（如果不被消灭的话），但给攻击方面带来的问题是：由此而赢得的时间，其战术、战役或战区战略上的价值能否抵得过空中遮断袭击的代价？它对某一支部队行动的迟滞能改变具体某场战斗的结局吗？空中遮断袭击的作用是否仅仅是在持久作战条件下，为了把敌人通常需一周时间的输送再增加若干天？ [ 注：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共出动39.96万架次；其中约22.02万架次用于执行遮断袭击任务——这一巨大的努力有时起到了牵制中国军队攻势的作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意味着，假设中国人需要1000名挑夫的话，实际投入的挑夫人数就必须增加一倍。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空军的出动架次比朝鲜战争时要多得多，其中遮断袭击所占的比例也更大，而效果却更差。关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统计数字，见威廉·怀特着《美国战术空军》（1974年）第68页。 ]
　　在联盟中央战区的防御条件下，轰炸运输网、桥梁、铁路场站、公路等等是肯定不会给苏联向战区输送部队和补给品造成严重障碍的。苏军坦克集团军不可能像中国人、北朝鲜人以及北越人那样靠自行车、挑夫、秘密小道上的夜间汽车运输来获得给养和补充。但是，随着东西方之间以及苏联与西德之间铁路、公路网的发展，加之苏军拥有世界头等架桥部队，如不打击其输送中的部队和补给品而只打击其运输线，则任何非核遮断袭击战役都将归于失败。 [ 注：相当一段时间以前还没有增修许多公路时，曾估计，即使苏联西部至西德的公路和铁路网的“通行能力”被摧毁90%，并且修复后又立刻继续被摧毁，剩下10%的通行能力仍足以支持苏联发动一场全面进攻。阿兰·恩索文和韦恩·史密斯合着的《多少才算足够？》（1971年）一书第222页援引了这一研究结论。 ]
　　纵深遮断方案
　　尽管有人认为由于有了精确制导炸弹和集束炸弹可大大提高对运输线的轰炸效果，但在现行的纵深攻击方案中，轰炸运输线只是次要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应是轰炸敌运输中的部队和给养。主张纵深攻击的人们声称，科学的发展已使夜幕和疏散失去了保护作用，并使打破战略上的反常逻辑成为可能。卫星和高空侦察结果可瞬时传送，计算机可快速测定目标和选择攻击手段，通过高速导弹或有人驾驶飞机用先进的炸弹进行打击——所有这一切都为打击输送中的苏军部队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即使敌人利用夜晚输送，即使敌人处于疏散状态。 [ 注：关于能干什么的积极观点，见《新技术与西方安全政策》（1985年）一书第25-38页唐纳德·科特写的《新常规力量技术与北约-华约均势（第二部分）》一文。消极观点见同书第7-24页史蒂文·坎比的文章。 ]
　　然而，识别和追踪活动目标，向这些目标发射导弹和派出有人驾驶的这种或那种飞机，并在目标继续移动时进行必要的瞄准校正等，需要一套完整的系统，而对这套系统的可行性、经济性和弹性等等尚有许多争议。撇开具体的计算问题不谈，让我们从战略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看看克劳塞维茨是怎么说的。当然，在克劳塞维茨时代还没有飞机、导弹、但尚在开进途中的一方与完成部署的一方之间这种根本上的不对称现象是肯定有的。在采用闭合式线性阵形时代之前，以骑兵对敌运动中的部队实施纵深袭击看起来是很诱人的，克劳塞维茨首先提到实施这种袭击诱人的一面，接着又讲了所遇到的困难。他写道：
　　“一个有三百至四百辆车的中等运输队可以长达半普里，一个大的运输队会长达数普里。怎么能够设想通常派去护送的那么少的部队能够掩护这么长的运输队呢？此外，运输队运动不灵活，前进缓慢，而且还经常可能发生混乱； [ 注：现在的情况更为严峻。一个机械化师拥有约4000台车辆，沿公路行进纵长至少要有60公里，极易在道路上发生拥挤。 ] 最后，运输队的每个部分都要单独掩护，因为一旦它的某一部分遭到敌人袭击，整个运输队立刻就会堵塞在道路上并陷于混乱， [ 注：现在的情况是沿道路进行稀疏的对空防护而非点式防御。 ] 人们考虑到上述种种困难，自然就会提出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掩护和保卫这种运输队？……为什么不是所有遭到攻击的运输队都被劫走？为什么不是所有需要掩护的，也就是敌人可以接近的运输队都遭到攻击？……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大多数运输队由于它们在战略上所处的位置而得到了一般的安全保障， [ 注：实际上是因为它们位于后方。 ] 而且是比容易遭到敌人攻击的任何其它部队都要安全的保障，这就便它们很少的防御手段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对运输队的攻击不管从战术上看来多么容易，但从战略上看，却永远不是那样容易做到的。”（《战争论》第七篇第18章第1118-1122页）
　　换句话说，从战术上看，打击敌人在铁路、公路上密集而明显的运动目标是可行的，在战术上处于有利地位，但在己方控制地域之外、敌方纵深内所实施的任何行动在战役上都处于不利地位，战术上的收益减去战役上的失利，所余收益可能不足以补偿最初的技术损耗和对敌纵深攻击所冒的战术风险。因此，克劳塞维茨提示我们第三种更为微妙的考虑：位于后方的运输队在“战略上所处的位置”在战役层次上有利于防守部队，因为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观察战斗进程并适当地部署其兵力；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骑兵袭击的成败结局只有在骑兵返回部队报告战果时才能得知。这期间，其它部队因不能及时了解袭击情况而无法以任何方式支援骑兵袭击。而且，整个军队中只能派出一小部分部队执行袭击任务，几万人的部队派出几百名骑兵就算是派出一支大的袭击部队了。
　　今天，侦察技术手段虽已能够监视作战行动的进程，但防御的一方仍能更准确地掌握对己方控制地域内空袭的效果。因为观察卫星（极易遭敌击毁）发回来的照片上所看到的团团烟雾、爆炸破片既显示了空袭的效果同时又遮盖了实际情况。高空雷达飞机虽可对相当远的距离从倾斜方向进行监视，并且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还可以利用航空照片掌握情况，但靠上述方法收集来的情报仍不如防御一方对各种现场情况报告加以整理后所掌握的情报那么充分和具体。情报方面的优势以及所拥有的各种现有手段使得防御的一方能够以各种方式对进攻一方的纵深攻击“系统”实施广泛的反击在克劳塞维茨时代可以己方的骑兵部队迎击敌人，在今天则可以采取防空体系、各种反击手段以及技术对抗措施实施反击。
　　我们无法预测如果联盟一旦建立起纵深打击系统，在敌我之间对抗与反对抗这种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任一时间的角逐情况。但是，在早期传感器、中继传输、控制中心、主要航空器，以及末端制导炸弹等等一整套打击系统中，我们知道，至少末端制导炸弹肯定容易遭受对抗措施的袭击。进攻一方尽管可利用卫星、飞机作平台，以雷达、红外、光学和其他传感装置等多种手段使早期探测装置飞速探测到目标并传回控制中心，但最终击毁敌坦克或卡车的各个炸弹上的制导系统必须相当简单，只有这样整个系统才能做到经济可行。
　　进攻的一方有多少不同种类的炸弹就可以采用多少不同种类的制导方式，这是无法阻止的；因此可以用各种方式制导的炸弹攻击敌公路运输队及火车，如果对方只有一种对抗措施，无论是哪一种，却会被有效地挫败。但是，同样无法阻止防御的一方综合使用各种对抗措施。还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末端制导炸弹都必须制导，比如，轰炸目标是某一整个地区则所使用的集束炸弹中的众多的子炸弹就无需进行制导；但是这样来，每个子炸弹的杀伤力便很有限，会比较容易对付。 [ 注：有一种见解认为，很小的因而是经济的空心装药小炸弹或自行爆炸装置能够击穿坦克上方的薄装甲，因此这类装置可以对其它部分装甲坚实的作战坦克形成致命威胁。这使人联想起一段往事。过去人们相信，用鱼雷打军舰是有效的，因为军舰吃水线以下的装甲很薄或没有装甲。正在人们利用军舰这一弱点时，这种弱点得到了补救。与此类同，坦克也采取了典型的以多种防护功能对付攻其一点的措施：顶层复合装甲目前正准备装备坦克。 ]
　　连续系统的脆弱性
　　除在情报方面防御一方拥有优势外，在末端制导炸弹与反措施的技术对抗方面双方基本上是对称的，但整个纵深打击系统与反纵深打击系统之间的对抗却存在着一种极不对称的现象。克劳塞维茨列举的执行袭击任务的骑兵部队必须躲过敌前沿观察哨，绕过敌大部队，寻找孤立的运输队，并首先击溃其护送部队，才能成功地实施攻击并完成袭击运输队的任务。这一过程必须连续进行。与此相同，在纵深打击系统中，早期传感器、中继传输，中心控制、导弹或有人驾驶飞机以及末端制导炸弹等等，都必须按次序运行无误。因此，防御一方只要打破其中任一环节便可瘫痪整个纵深打击系统。当然，进攻一方可通过备用系统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需要付出代价。纵深打击系统各环节的连续性使消耗风险增大，根本用不着防御一方采取任何行动。
　　撇开所有技术上的推测不谈，随着双方对抗手段的交互发展，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纵深打击系统在战争中能取得何种结果，谁也说不清楚不确定性贯穿于战争始终，一把长剑可能会折断，一支步枪可能会卡壳，一辆坦克可能会出故障，复杂的连续系统中为数众多的各种设备均可能发生故障，但使用长剑、步枪和坦克的不确定性与使用复杂的连续系统的不确定性之间有很大程度上的区别。联盟以纵深打击系统来代替目前所依赖的战场核武器（尽管会给自己带来危害，但却是有效的），这样做是否明智？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的技术计算，从而估价所提出的任何一种纵深打击系统的可靠性。从表面上看来，如果我们接受对大部分苏军后续部队和补给能够成功地予以遮断这种说法，上述问题便彻底解决了，只要前沿部队能够击退第一波苏军，就有可能全部取消战场核武器。与此相反，如果我们同意某些批评家的论点，即建立数量充足的大批纵深打击系统造价过于昂贵并且该系统在实战条件下面对敌人的对抗也过于脆弱，我们则要么退回到目前依赖战场核武器的这种令人不能满意的境地，要么以更大的努力建立非核防御。
　　尽管看上去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复杂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和详细的成本计算，实际上并非如此：战略逻辑和对苏军行动的准确预测足以使我们能够充满信心地作出判断。如果联盟确实决定建立纵深打击系统以代替同样一笔资金可建立的战场核武器及其地面部队 [ 注：对地面部队作任何补充都需要人力和钱财。在写本书时，甚至目前部队序列中的人员配备也受到人口趋势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用于发展和建立纵深打击系统的资金可以用来改善现有的但装备极差的部队装备，这样效果更明显。实际上，批评家们担心联盟各国议会不会赞同拨出额外资金发展新武器系统。因此，现有部队不仅得不到新装备，反而还要挤出钱来用于发展纵深打击系统。 ] 来对付入侵苏军的后续梯队，则不言而喻苏军将采取各种各样的技术对抗措施，同时作各种技术对抗措施均失效的最坏准备，采取其他各种办法摧毁这些系统。
　　对于苏联来说，在战争中对付联盟纵深打击系统的最直接的方法是将它摧毁。苏军将以反卫星导弹和远程战斗机攻击早期传感器平台（同时以电子手段干扰其中继传输系统）；以有人驾驶的攻击机、轰炸型导弹和突击队对虽严加防护但易于被发现的大型设施——计算机化控制中心——实施攻击（同时会以伪装和假目标使这些设施的工作出现错误和混乱），并以上述打击手段攻击导弹、飞机等主运载器的发射场和航空基地（同时会试图干扰或切断它们与控制中心的联络）；以战斗机、导弹、高射炮等各种武器组成的防空系统干扰末端制导炸弹的投射（同时以欺骗和保护性对抗手段来对付末端制导炸弹）。如果敌人综合使用上述所有攻击手段，则连续系统易受攻击而失效这种弱点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苏军反纵深打击力量得助于运气或成功的情报，摧毁某些传感器平台、某些控制中心和停留在原地的或在飞行过程中的主运载器，则足以使整个纵深打击系统陷于瘫痪，其他各套纵深打击系统的命运亦会同样如此。
　　从另一方面看，苏军为了对付任一或所有纵深打击系统，可能采取一波次战区战略，把击溃中央战区联盟所需的全部或大部分部队在进攻开始前便部署就绪，不需要再依赖大量增援，从而使联盟的这些系统失去主要打击目标。实际上有可能——的确很有可能——苏联已经在规划这种战区战略。认为苏联只能在无增援部队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和先吵吵嚷嚷地进行动员然后再按固定模式发动进攻这二者之间做出抉择，这等于说我们的对手缺乏起码的谋略头脑，而人们一般是不会认为他们是那样幼稚的。
　　突然袭击
　　苏联有193个正规作战师， [ 注：这一数字包括51个坦克师和142个摩托化步兵（机械化）师；通常所说的200个师还包括7个空降师。见附录Ⅱ。 ] 其中已部署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30个师最强大。但如果认为苏联会把发动进攻的赌注全部押在这30个师上，则极不明智，且过于轻率。实际上。用相对来说如此之少的部队（比联盟随时准备进入防御阵地的部队多不了多少）来发动进攻，将需要靠战场核打击来赢得速胜——如果苏联以30个师的兵力首先发动战争，它只能期望得到这样的胜利。这大概正是赫鲁晓夫时代所计划的。当时，苏联裁减了兵员并撤销了炮兵部队，从而节省了大笔经费，但同时，苏军采取了一种战区核战略。自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整个军备计划一直成为其经济的沉重负担，其目的就在于建立一支不使用核武器也能打赢战争的力量。这种目标现在已经达到，苏联绝不会不使用其现有全部力量而使其本来可以达到的目标化为泡影。
　　如果苏联每一次向西德边境调动部队都必然要相应地引起联盟加强在西德的驻军，动员英、加、法、美等国部队并部署在中央战区的话，则有充分的理由来认真看待如何对付苏军在无增援部队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这个问题。但上述情况极不可能发生。首先，苏军可以假借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幌子将相当数量的另外一批满员师向西开进到进攻出发地，即使不直接开进到西德边境的话。这样做不会暴露其机密，因为此类演习每年要举行两次，并且确实涉及师规模的调动。其次，苏联实际上不时地征召后备役人员补入架子师进行复训，这就有可能把征召一定数量的后备役兵员与部队调动结合起来，用新组建的师代替西调的战备师。最后，按苏联陆军目前的惯例，正规作战师每年要补充两批新兵，替换两年义务兵役制服役期满的士兵；补充新兵时若仅将老兵留队，每个师的人数就可增加四分之一。
　　鉴于苏联部分师已开往西部，其余的师也能够在接到命令后，很快就向西开进，而且这些行动都不致引起外界的警觉，所以一起采用上述三种措施，苏联陆军的战备程度可以大幅度提高。其后，苏联会利用某些掩人耳目的方式向位于波兰西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进攻出发线调集更多的师，比如，制造与波兰政府、或与捷克、匈牙利，甚至与东德发生政治危机的假象。不必搞什么骚乱或罢工之类的活动，只需要一两件言论不慎的事情，让西方记者大肆渲染，便可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苏共政治局与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或东柏林各国政治局之间发生不和的假象。现在已成定型的做法是：苏军在东欧所采取的惩罚性行为激起了西欧一时的义愤，但却根本没有作相应的动员准备——这是隐藏着危险性的。
　　卫星及神奇的电子侦察系统可随时发出大量预警信息，空间传回的照片当然可以准确地显示出苏军各个正规师数千辆车辆自东向西开进时的情景，至少如果卫星正好处于这些目标的上空（这并非是总能做到的事情），并且云层不太厚时可做到这一点。但若对情报持一种不愿深究的态度，这些情报便会完全失去作用。毫无疑问，专家们会以极大的兴趣来研究最新发回的这些表明敌方活动增加的照片和截收来的资料，做出分析。但军事领导人可能不会仅仅因为已经十分强大的敌军力量又略有点增加便要求实行动员，他们很可能会解释成这是敌方的例行或非例行演习，或是我方解读有错误。
　　如果苏军活动增加有更多的情报送来，则必须正式通知联盟各国的政治领导人。但他们可能的反应是寻求对苏军的迹象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解释，使之能够为当天的封闭新闻所接受。否则的话，政治领导人将不得不命令部队开入中央战区，命令交通运输及其他各个方面转入战时紧急管理，并且，特别是要向国民后备役人员发布动员令，从而扰乱了千百万公民的生活。对于那些从未经历过临战紧急决策的政治领导人来说，组织战时动员工作与平时形成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以美国为例，美国在欧洲中央战区战时增援计划中承担着很大一部分义务，战争动员必然意味着征召国民警卫队服联邦现役，并立即将联邦现役部队运往海外。如此一来，刚刚穿上军装的众多平民发现自己数天之内便被送到远离家乡数千英里之外。几十万的军人家属也需要从西德以及其他可能的作战地区撤出。因此，一旦真正准备打仗（极可能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军人们便匆匆别离自己的家人；这在过去的历次战争中是极为平常的事，但是当平民也同样面临着战争的严重威胁时，就不再是平常的事了。
　　而且所有这一切其本身就会使危机加剧。实际上似乎是他们在挑起危机：因为苏联的动员进展人们看不到，只是西方的报道这样说，部分人可能对这些报道还存有疑惑；相形之下，联盟的举动却是大动干戈。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继对苏联进行战争集结的迹象采取轻描淡写的做法之后，朝野普遍要求通过谈判来缓和危机。在此决策关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此犹豫不决之时，苏军在其进攻出发线上集结越来越多的部队，而盟国间的磋商和许多国家内部的政治辩论仍在继续之中，尽管此时现有师的数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纵深打击系统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抑制，但苏联若提出如果联盟不宣布动员苏联也将停止其业已进行的动员的话，苏联所提出的这种条件将可能是不可抗拒的。如果苏军已在前线后面集结了大量兵力，足以突破联盟防御体系的话，则对联盟来说，那些价值昂贵的纵深打击系统所能发挥的作用将微乎其微。
　　苏联的对抗措施、进攻，以及使对方丧失能力的行动等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在同一过程中互相补充。如果苏联加强其进攻力量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攫取外交上的利益；而是为了真正发动战争，那么，它将在单方面最大限度地完成动员之后，对联盟纵深打击系统进行导弹打击、轰炸和突击队袭击，从而拉开战斗的序幕，并随之以对抗措施进一步削弱那些已部分遭到破坏、大体失去能力但尚能使用的系统的效能。
　　高技术手段的局限性
　　因此，我们发现，战区战略这个层次包括双方军队在整个冲突地区内互相作用。站在战区战略的高度观察问题，即便是像纵深打击系统这样精密而复杂的技术手段也只不过是作用有限的工具，这些系统原本准备用来打击那些广泛的目标，结果却反被击毁。众所周知，部署廉价的反坦克导弹能对付价值昂贵的坦克，但如果整个坦克部队一齐出动，反坦克导弹则是抵挡不住的；同样地，也不能指望靠纵深打击系统来抵消苏联雄厚的、因而充满生机的力量。苏联的力量来自于征募参军的年轻人，受过训练的转入预备役的人员，以及重武器的大批量生产。苏联重武器的生产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联盟同类产量的总和。苏联国民因被迫服兵役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维持200个师的费用占苏联军事力量全部费用的很大一部分。苏联除现役部队外，又有庞大的后备役梯队，这绝非新颖的手段所能轻易摧毁的，即使这类手段有奇绝的技术性能。
　　纵深打击系统不能决定战争的最终结局，但这并不是说建立纵深打击系统对联盟毫无益处。如前所述，只有通过详细的计算才能够对成本和效益作出估价，这包括苏联资源从进攻力量转移到防御性对抗措施。当然，纵深打击系统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敌人摧毁，但是以一种作用有限的工具对付敌人的雄厚力量是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研究我们开始讨论纵深打击系统时提出的问题。
　　我们要问的不是纵深打击系统能否可靠地代替战场核武器（显然是不能代替的），而是我们是否宁肯冒使用纵深打击系统不能成功地制止苏联增援部队的风险，而不愿冒使用战场核武器成功地完成此项任务带来的风险。 [ 注：这些年来曾提出许多关于抹掉核武器与非核武器区别的建议，即部署“微型核武器”，这些武器小得爆炸时无放射性尘埃可言，实际上与任何一种大型核爆炸相比，在效果上并没有明显差别，但造价却小得多。换句话说，微型核武器是要恢复核武器的军事效用，因为大型核武器威力太大，远远超过了实用极限。毫无疑问，这种武器可大大加强现有联盟军队的火力。然而，关于微型核武器的建议迄今为止一直遭到拒绝。其理由自然是担心联盟军队使用了非常小的核弹后，苏军肯定会用稍大一点的核弹进行反击。而联盟军队又要使用更大一些的核弹再次实施核袭击……如此逐渐升级，后果就难以设想了。 ] 一碰到这个问题，我们立刻就会意识到这不是在战区战略这个范围内所能解答的，因为这个问题超出了按空间组织军事力量的考虑范畴。它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国家政策和国际外交明确安全的真正意义。这个问题只能在战略的最高层次——大战略——予以研究。
第二部分 战略的层次
第11章 “非战略”：海上战略、空中战略和核战略
　　我们在开始研究大战略这个层次之前，首先必须澄清单一力量“战略”——无论是海上战略、空中战略还是核战略——这个一直含混不清、令人困惑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之中，既有极力主张这些战略能够独立存在的人们的鼓噪，也有并不相信这些力量能够完全包含在战略范畴内的人们强调这些力量时的夸张。这绝非是个含义问题，因为假使存在着海上战略、空中战略或核战略，而又不能同总战略中技术、战术和战役各层次有机结合，那么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要么各个战略都应具有其自身独特的逻辑；要么作为战区战略同一层次不同质的内容而存在，于是战区战略仅能只包括地面作战了。第一种情况显然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二种情况自然是无此必要。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想首先阐明一点，在技术、战术和战役层次上，同一反常逻辑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军事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诚然，在考察上述三个层次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战区战略这个层次的讨论中，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地面作战问题，其中很少涉及空中作战， [ 注：这便是现代英语中官方术语所称之的“战术”空军，包括介入一定战区内战事的所有样式的空中力量——它是与“战略”空军相对而言，战略空军的目标是敌方本土的人口、工业设施和国家机构等等，既包括民间目标又包括军事目标。战术空军的作战样式包括：夺取“空中优势”，由战斗机和截击机进行争夺战区上空制空权的作战；“近距离支援”，由战斗机（起着战斗轰炸机的作用）、轻型轰炸机和特种装甲飞机以火力直接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战场遮断袭击”，由战斗机、轻型袭炸机攻击敌方战场后方毗邻战斗地带的地面部队；“遮断袭击”由较大型战斗机作为战斗轰炸机同特种高速轻型轰炸机对战区纵深敌永久性设施和部队进行攻击。 ] 对海上作战战例基本没有涉及，但我在主导上对这三种作战力量还是一视同仁的。
　　空间与机动
　　在讨论战区战略时，对空战提及不多，未能涉及海战并非出于偏见。因为反常逻辑的空间表现形式也同样存在于海战和空战之中。据此，人们可以把战区战略视为“空间”的战略。所以在研究海战和空战时，同样有前方部署与后方部署之分，前沿防御与纵深防御之分，宽大正面攻击与深远纵深突破之分——显然这些概念同样适用于大气外层空间作战。在战区战略这个层次之内，空军和海军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与地面部队完全一样。但由于海、空军在机动能力上占有技术优势，其空间问题在战区战略层次上显得远没有那么重要。由于海、空军部队能够迅速调整部署，所以它们的部署并不绝对受作战空间所制约，即或受制约其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当然，在战役和战术层次上并非如此，瞬间的空间位置会有决定性作用。）
　　因此，海军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 注：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着《海军战略》（1911年）第6页（由菲利普·克劳尔引用，见彼得·帕勒特编的《现代战略的制定者》（1986年）一书第458页）。克劳尔指出（第456-457页），马汉的理论源出于亨利·约米尼（1779-1869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借来，一步步地概括简化。 ] 提出的集中主力舰队的思想根本不考虑空间问题，他主张用优势的舰队控制全世界各大洋，其主力则基本上静止地集中于其自行选择的某一地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美海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海军）均严格遵循了这一思想。由于鱼雷艇已丧失作用，又未考虑潜艇因素，所以按照马汉的思想，一旦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发生一场海战的话，能够最终打败敌方战列舰队便能够在各地持续地保持海上优势，自由地利用海上航道进行商业运输和军事运输，并阻止敌人使用这些航道，而没有必要封锁敌人的港口。
　　正是由于海上力量的等级结构从而保证了这样一种结局：敌人因居于劣势，不敢派战列舰队出战；战列巡洋舰也不敢出港。因此，敌巡洋舰既不能开往公海攻击运输船队，也无法支援驱逐舰队进行此类活动，因为一旦遭到截击，很容易被对方速度同样快、续航力更大、火力更强、装甲更坚的战列巡洋舰所打败。因此，优势舰队的巡洋舰能够毫无阻碍地四处游弋，而敌人的驱逐舰既不能保护其海上航道，又不能阻止对手使用这些航道，即使这些驱逐舰本身的质量恰好优于优势舰队的驱逐舰。如此一来，无论距离多远，只要在巡洋舰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一个遥远的海域集中停泊的战列舰队便能够间接地控制整个海洋。虽然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阻止一艘敌驱逐舰依托其较安全的港口截击一艘路经附近的迷航商船，但也只能仅此而已。除在有保护的情况下在沿海航行和在象波罗的海这样的封闭海域航行外，战列舰力量居劣势的一方将被逐出公海，第—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确实就是这样的。
　　因此，纯粹的马汉思想是建立在利用主力舰决战中战役层次上的优势这一基础之上的。建立了这种优势或认为有能力建立这种优势，便会取得统治权而不必考虑空间因素。然而，一旦将潜艇纳入这种体系中，居优势的舰队却无法再保证其自身的航行安全了。由于保持集中状态的主力舰需要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这些巡洋舰和驱逐舰就无法保护运输船只免遭潜艇攻击。如果敌人拥有强大的潜艇力量，原旨在专门用于打败敌战列舰的舰队只能陷于被动。 [ 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马汉之后的潜艇时代里这一观念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现象给予了应有的批判。见约翰·莫勒着《美国海军的集中与德国主力舰队，1900-1918》（1983年）一书第169-177页。 ] 最严重的结局是双方均无法使用海上航道；当己方对远距离补给和兵员输送的依赖程度大于敌方时，这种结局是非常糟糕的。这种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1917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1942年德国潜艇战高潮中几乎已经形成。1917年，协约国的舰队阻止了德国的海上商船航运，而同盟国的潜艇也极大地妨碍了协约国的海上航运，双方海上力量几乎都不受空间因素的限制。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非作战手段，而是各方力量的机动能力：机动能力越强，该力量在任一时间所处具体位置的重要性就越小。如果地面部队能够自由地在整个战区之间机动及驰骋于各个战区之间，战区战略这个层次的重要性将随着这种运动速度和顺利程度的增大而相应下降。这正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摩托化就体现出来的优越性。摩托化的优越性较之铁路更大程度地减小了战区力量部署的重要性。由于有了卡车，部队和武器可以在“战术时间”内，即在单一战斗的过程中，从一个地区机动至另一个地区，从而减小了战前部署的重要性。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运更加强了战区范围内的机动能力，并由此而发展到战区之间的机动，至少可以远距离空运小规模轻装部队。
　　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特征之所以仍然存在于战区战略这个层次内，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地面摩托化受自身和道路影响机动能力有限，空中运输具有容量小、对机场依赖大的弱点，海上运输克服不了速度慢、完全依赖港口的缺陷，至于空投和两栖登陆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脆弱性。这就与战役层次有相似之处，如果在战术层次上的属性起主导作用，那么在战役层次上的重要性就微不足道了。因此。仅根据地面作战特征在战区战略层次内占有重要位置这一点就认为另外还有与战区战略对等的什么海军和空军战略，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找不出任何一种居于大战略层次之下、高于战役层次之上的仅仅适用于单一一种军事力量的战略层次。
　　“非战略”的内含
　　如果没有其他独特的特征可言，那么许多冠之以“海上战略”、“空中战略”、“核战略”以及最近又出现的“空间战略”等大作的内容又是什么呢？除马汉鼓吹海上力量决胜这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外，我们发现上述文章中所论述的主要是技术、战术和战役层次上的问题，或者是主张采取某种具体政策，即通常是属于大战略层次上的政策问题。 [ 注：出于明显的原因，许多官样文章都属于此类。见最近由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的《海上战略》（1986年）上面登载的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等人的文章。大多数学术研究性着作的标题都避免使用这类容易引起误解的字眼，如赫伯特·罗辛斯基的《海军思想的发展》（1977年）和马丁的名着《现代战略中的海洋》（1977年）。埃尔韦·库托-贝加里的重要着作《海上力量：等级和海军战略》（1985年）一书的副标题中的确含有这一使人不快的术语，但他的阐述与罗辛斯基的着作（《海军战略思想》）相同。伯纳德·布罗迪的《海军战略入门》（1942年）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这本书后来更名《海军战略指南》修订再版（1965年），但其内容基本上是技术、战术和战役方面的。 ]
　　以在所谓海军战略中占重要地位的力量编成问题为例，无论是过去那场关于发展战列舰还是发展航空母舰的辩论中提出的问题，还是现在主张发展潜艇的人和主张发展其它海上力量的人之间所争执的问题，显然都属于战役层次的问题，正像在实际作战中这些力量是在战役层次上（同样也在战术层次上）角逐一样。至于那些更具体的一些辩论，例如，某种舰艇以何种编队为最佳，大型航母与小型航母孰优孰劣之类意见，则更明显地属于在技术层次上分析的问题，正象在实际中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技术性能和成本方面的差异一样。当然，这类看上去属技术性问题的决策可能反映出更深远的考虑，但是那是属于大战略的范畴，比如，主张发展大型航母与主张发展小型航母的人之间的辩论便属于这种情况（大型航母更适于进攻作战，小型航母适于防御性护航）。
　　空军亦如此，力量编成取何种选择是由技术、战术或战役层次所决定的，并只有在这些层次上做一番研究分析才能揭示一些有关的问题。例如，早期主张重型轰炸机、中型轰炸机及轻型轰炸机合理搭配的人和主张全力发展重型轰炸机的人之间的辩论，后来主张发展弹道导弹与主张继续发展有人驾驶的轰炸机两种人之间的辩论，以及最近的一场辩论，情况都是如此，在最近的一场辩论中，主张以遥控飞行器取代导弹的意见占了上风。
　　在所谓空中战略中一直占重要地位的确定打击目标问题； [ 注：对鼓吹独立空军的朱利奥·杜黑来说，确定打击目标实际上是“空中战略”的实质内容。见巴里·瓦茨着《美国空军理论的基础》（1984年）第6页。费鲁西奥·博蒂和维尔吉利奥·伊拉里合着的《意大利军事思想》（1985年）一书第89-139页对杜黑的思想进行了新分析。 ] 也不属于战区战略层次，而是属于大战略层次。是轰炸对方武装部队本身，还是轰炸支持武装部队的军事工业设施，或轰炸支撑着军队和军事工业的平民抑或轰炸指导战争全局的领率机关和管理机构，其后果将在大战略层次上表现出来。因此，对上述行动做出何种选择恰恰属于国家决策范畴。同样，遭到轰炸一方的反应也将是国家的反应，这又是属于大战略层次的问题。
　　海军的确定打击目标问题，即海军力量的使用目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使用海军来影响登陆作战的效果是要受制于战区战略。无论是海上封锁，还是像现在对海上通道的远距离控制，其行为和反应都属于大战略层次。假定控制是有效的，这种控制可能要依赖于战区战略的地理因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双方力量在战术和战役上的相互影响。当然；如果通航受阻，所造成的后果是由受影响一方的自给程度所决定的，与所使用的部队情况并无关系，这种行为和反应又是在大战略的层次上表现出来。
　　举例来说，不久前有人主张，针对苏联在某大陆战区战争中的陆上进攻，美国可以通过在几个不同战区的海军航空兵对苏联海军设施发动攻击和设法摧毁苏联的导弹核潜艇做出反应。 [ 注：见《海上战略》第13页（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沃特金斯海军上将的文章），其意图很明显；就是鼓吹海军的重要性，尽管在任一主要战区内，阻止苏联利用海上通道、对苏进行两栖攻击或海军空中作战等对苏联的危害都不大。 ] 这种主张从政治上看可能可行，也可能不可行，这取决于美国对一场特定战区内所爆发的战争应作出何种反应，是试图限制战争的地理范围，还是冒着美国领土招致战祸的风险将战争扩大到苏联领土。并且，这种主张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这取决于其他国家如何反应。遭受苏军进攻的盟国可能会赞成美国所采取的任何大的行动，而其他一些盟国则会对美国转移力量去打击威胁性较小的苏联海军感到茫然不解，甚至会看成是这预示着它们将遭到美国的抛弃。同时，美国如想把战争扩大到一些地区的话，位于该地区的盟国会因怕遭到报复而反对美国的做法。
　　至于苏联，它可能会在美国海军对其本土发起攻击时被迫重新考虑其先前所发动的侵略行径，也可能会对美国的行动做出对等的反应。同样，打击苏联的核导弹潜艇，造成其力量对比上的劣势，可能会阻止苏联军事当局使用其核武器。但是，苏联也可能会采取反打击行动以改变其核力量对比上的不利态势。
　　不管有人认为此计划多么有道理，多么诱人，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计划所带来的结果是属于大战略层次的。从这个层次上看，是否具体由海军来发动这种攻击倒无关紧要：如果因为以其他手段来攻击苏联的设施和核武器，效果和反应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关于战略独立性的鼓噪：海上力量
　　要证明存在着一种仅仅包含一种单一军事力量的独立战略，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种理由只有一个，即：这种军事力量本身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马汉的重要主张。按照马汉的历史观，海上力量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 注：见马汉着《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和《海上力量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以及许多昙花一现的作品。关于有关的研究着作，见罗伯特·西格着《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977年），最近的见克劳尔的评着第449-462页上的观点。 ]
　　马汉在使用海上力量这个术语时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含义：一种是表示占优势的海上武装力量（这种力量“将敌人的旗帜逐出海洋，或使敌人只能在海上东躲西藏”）；另一种含义较广，表示海上力量所能保护的全部利益：商业、船运、殖民地和市场。 [ 注：实际上，马汉在使用“海上力量”这一术语时，前后是相当矛盾的，他称这一术语是他对战略思想的独创性贡献。见库托-贝加里的着作第45页和克劳尔的着作第451页。 ] 马汉的第一种海上力量是短期性决定因素，它通过海上封锁和海上突袭能够决定战争结局，即使战争主要是在陆地上进行的。他的第二种海上力量是关系国家昌盛的长期性决定因素，虽然它作为第一种海上力量的后盾和为战争中的盟国提供支持也有直接而现实的作用。显然，马汉把他对英国历史的解释过分地推而广之，他把两种含义的海上力量和国家力量之间划等号时忘记了不依赖航海的大陆帝国，苏联便是当代一个突出的例子。
　　马汉的片面性错误
　　马汉甚至把大英帝国打败其大陆对手的胜利也归因于他所猜想的英国对海上力量的极端重视，他的这种片面性错误可能一般人看来不太明显，但从战略研究的观点看却比较值得注意。这种谬误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当代马汉主义者的倡议中。在这些倡议中，马汉提出的前提条件被抛到一边，特别是海上力量的第二种含义全部被第一种含义所替代了，因为他们根本不顾及海外贸易和海上商业运输状况，而只是一味鼓吹要维持一支尽可能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对大英帝国来说，第一种含义的海上力量是一种重要的工具，第二种含义的海上力量是其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的来源，这是毫无问题的。然而，构成英国海上优势的真正原因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在欧洲成功地维持了—种力量均势。 [ 注：杰拉尔德·格雷厄姆着《制海策略》（1965年）。 ] 任何一个国家或联盟一旦出现可能取得支配地位的迹象，英国便支持其反对力量，从而保证了欧洲国家的持续争斗。这便迫使各大陆国家不得不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从而便无法再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诚然，要使大陆各国保持“均势”并互相残杀，两种含义的海上力量都是需要的。但是，马汉却本末倒置，把这些关系顺序完全搞颠倒了，并且极力主张当时的美国应按照他的意见去做。 [ 注：关于这两种力量的顺序，见马权《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第222-223页（根据克劳尔在其论着的第451-452页上的引述）。 ]
　　在英国的政策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积极的外交和向那些顺从而贫穷的盟国提供大量资金而不是维持皇家海军。通过成功地保持力量均势，较容易地取得了确立海上优势的前提条件之后，才接着适当地向海军提供获得第一种海上力量所必需的资源，并从第一种海上力量获得第二种海上力量。相反，如果英国人忽略外交斡旋，企图单纯靠舰船吨位超过所有的大陆航海对手来直接获得第一种海上力量，其直接效果将是既消耗了为获得第二种海上力量所需要的资金，又损害了着眼于长远利益而维持大陆力量均势的努力。反过来，这种做法还会使大陆国家减少在陆上作战方面的消耗；一旦西欧所有航海潜力都完全发挥出来，在与西欧各国的竞争中，英国的资源便根本无法维持其海上优势。
　　因此，在马汉所研究的那段历史时期，英国的海上优势及其皇家海军少得可怜的经费，乃至海军经常被忽略等等现象是完全符合战略逻辑的。相形之下，如果英国仅仅靠不断增加皇家海军护卫舰的办法来获得第一种海上力量，而对手在完全有自由专心致志地进行竞争的情况下却没有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这倒是完全违背战略的反常逻辑的。当时有人抱怨英国依赖于两种海上力量忽视皇家海军，海军将领们也牢骚满腹地说英国的黄金都送给了外国人，而海军的所需资金却始终不足。显然这些人有一般的常识，却没有战略头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马汉发表着作对英国这段历史大加称颂之时，大英帝国却正要放弃这项有历史意义的政策。 [ 注：早在马汉第一部有影响的着作出版之前，1889年通过了“国防法案”，规定英国的海军力量与两个最强大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的海军力量保持“均势”。马汉在英国倍受称颂，并不是因为他对英国起了指导作用，而是因为他宣传了已经确定的政策。 ] 当皇家海军终于第一次得到大量资金用来保持第一种海上力量，并直接通过建造军舰与德意志帝国直接展开建造军舰的竞赛时，那些具有一般常识的人和公众舆论得到了满足；而武装德国对手的选择，特别是武装供给不足的俄国人的方案遭到排斥；资助盟国，使最强大的大陆国家被牵制于陆地从而维持力量均势的方案也不被采用。最后的结果是，第二种海上力量，积累起来的资本，连同众多人的生命都牺牲在尔后的战争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首次付出高昂代价的大陆作战。如果英国不是那么集中力量发展第一种海上力量的话，那么即使不能避免损失，起码也可以减轻这种损失。不管英国领导人是因为迫于公众的强硬舆论，还是仅仅因为其自身缺乏敏锐的战略眼光而改变了其前任所奉行的政策（其前任会资助沙俄建造铁路和兵工厂，而不是为本国建造更多的战列舰），毫无疑问，正是那种与马汉主义幻想吻合的政策加速了英国的急剧衰退。 [ 注：毋庸赘述，这与美国现行政策中强调海军力量有类似之处。资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明显的选择从几个方面看都可能是轻率的。鉴于美国对航海的依赖性过大，把资源转入其他形式的军事力量中将肯定是有益的。 ]
　　关于战略独立性的鼓噪：轰炸战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上封锁的效果十分可怜，至于海上突袭行动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一次是在加利波利进行了大规模两栖进攻，且耗资巨大而又损失惨重，暴露了海军在一场现代大陆冲突中的局限性。于是战争结束后不久，便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单一力量战略主张。由于高度所具有的战术价值已被人们所普遍理解，重于空气的航空器第一次出现后便很快被运用于军事。到1914年，所有主要国家的军队都已使用飞机来进行战场侦察和炮火校射。而到1918年便出现了规模较大且具有真正意义的空军（至1918年欧洲停战日，皇家空军共拥有22000架飞机、293532名官兵）。海军也拥有了自己的飞机，大部分是那种舰上起飞、水上降落的不大安全的载荷较小的飞机。但到大战结束以前，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已经建成。
　　飞机在陆军和海军中的作用虽然只是辅助性的，但却得到了肯定。早期的一些飞行军官和军事航空论者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新军种。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只是从效益观点出发，认为飞机的购置和飞行员训练不再在陆海军这两个老军种里分散进行可以避免浪费；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得很远，提出了建立在这一新兵种基础之上的单一战略。鼓吹空中力量使之成为未来发展趋势的人有三个，他们分别提出了相类似的论点，并且得到广泛的响应。一个是朱利奥·杜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空军领导人，1921年出版了《制空权》一书。第二个是威廉（比利）·米切尔，也是一位飞行军官，早在杜黑的着作被译成英文（1942年）之前便于1925年出版了代表其毕生主张的最重要的着作《有翼的防御》。第三个是休·蒙塔古·特伦查德，皇家空军创始人，他的观点得到了最为系统的传播。
　　杜黑、米切尔和特伦查德三人的共同论点是运用飞机已使直接突入敌国本土要地成为可能，它可以超越前进缓慢的地面部队以及由地形所带来的各种障碍；大编队轰炸机能够通过摧毁敌全部军事力量所依赖的工业来影响陆上和海上作战的进程；优势的空军能够很快独自地赢得陆上作战和海上作战的胜利， [ 注：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所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本畅销书《空军制胜》（1942年）实际上是一些文章的汇集，并节略了杜黑、米切尔和特伦查德的论断作为其某些章节的标题，如“海上力量的曙光”、“空中力量的解放”、“制空权的组织”。 ] 并不需要进行长年的海上封锁和地面作战付出大量伤亡。
　　当时在几个主要国家的空军中，轰炸航空兵这一兵种尚处于萌芽时期，杜黑、特伦查德以及他们在轰炸航空兵中的追随者们还提出了与米切尔不同的观点：声称轰炸机可以根本不考虑防御问题，从而把空中力量与进攻性的空中力量混为一谈。 [ 注：关于这一分歧的简要情况，见巴里·瓦茨着《美国空军理论的基础》（1984年）一书第5-10页。 ]
　　正如在另一个问题中已经提到的那样，战略空军之所以失去了作用，一方面是由其自身的缺陷所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因其出现所引起的反应而造成的。由于主张轰炸的激进观点于30年代就已经普遍被接受（特别是在西班牙内战和格尔尼卡的毁灭之后），因而轰炸机在精确度、油料和弹药容量方面的缺陷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致使各国对战略轰炸作出了更为强劲有力的反应。为了对付指向各国首都的大规模空袭（据认为可能使用燃烧弹），人们加紧研制借以有效对付轰炸机的远程侦察警戒手段。到1939年，英国、美国和德国相继研制出了远程雷达，最终推翻了杜黑、特伦查德关于轰炸机将永远通行无阻的玄说。 [ 注：米切尔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一个轰炸编队……如果遭到占很大优势的驱逐机（战斗机）部队的持续攻击，是注定要受到重大损失的。”见瓦茨着《美国空军理论的基础》一书第7页上引用的1923年以前的一段话。 ]
　　防空
　　在雷达出现之前，由于以战斗机为主的防空手段没有完全被放弃，所以一般还是采取一种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的办法——以对空观察员通过报话机报告空情或以声波定位探测装置发现目标为空中拦截提供情报保障。在雷达研制出来之后，高速战斗机可以通过地面指挥控制系统有效地引导其迎击敌机，于是雷达即刻被重视起来。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轰炸机要发挥“战略性的”作用，因而要求它能携带更多的弹药去轰炸和摧毁工业设施和城市，这才生产出比当时的战斗机体积大得多、速度也慢得多、机动能力远不如战斗机的飞机。 [ 注：然而并不包括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德国空军要求轰炸机应同样能进行俯冲轰炸。轰炸机的结构强度和加速性能确实使轰炸机有某种机动性——当然这是以在航程和载弹量方面降低要求为代价的。 ] 针对这种公认的战术弱点，轰炸机鼓吹者们提出了以装备武器的轰炸机编组密集队形出击的补救办法，这种办法可以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在沿途空域可能遇到的偶尔升空的敌方战斗机。
　　根据经典军事原则，轰炸机主动集中出击，其长处是能在相对的交战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敌战斗机形成净数量优势。由无数架轰炸机的首，尾、顶、背部武器组成的环形立体火网，可有效地拦截来自各个方向的突防敌机，即使敌战斗机迅速改变其攻击方向，也无法通过这道绵密的火力屏障，从而抵消了战斗机在机动性能方面的优势。换言之，轰炸机以密集队形所显示的战役层次上的优势，可以克服单架轰炸机在战术层次上的劣势。
　　正是在这个环节上，以雷达为主要手段的地面控制系统发挥了应有作用，它可以为防御一方的战斗机导航，引导战斗机群有目的地拦截敌轰炸机，再不需要依赖效能很低的常备巡逻体系或依赖偶尔的空中遭遇行动。 [ 注：直到装备有雷达的有效的夜间战斗机于1943年前后出现以前，在夜间每一架战斗机都不得不依靠雷达站位置的相对参数单独导航，直到能看到目标为止。这便妨碍了大规模遮断袭击的进行，尽管没有雷达装置的战斗机在夜间有月光、探照灯或空袭所造成的火焰照明的时候也能编成各个飞行中队飞行。 ] 因为雷达组成了周密的警戒观察配系，使战斗机成了空中机动作战力量，从而可以根据发现的敌轰炸机数量决定派遣迎战的战斗机数量，于是空防也变成了同多年来的陆防一样。可见，轰炸机主动集中出击的优势也被削弱了，其有效行动只能局限在对方雷达探测范围之外、对敌施放各种干扰、对方因指挥障碍或失当导致贻误拦截时机等情况之内。从防御方面来看，它可能拥有在己方领域内作战的传统优势，特别是具有以高射炮、探照灯和气球拦障等组成的地面防空优势。而且，防御一方的战斗机还可以通过补充油料和弹药后，重新升空攻击同一批临空时间较长的敌方轰炸机。这样一来，在其它方面势均力敌的条件下，防空体系在战区战略层次上由空间决定的优势就可以克服轰炸机密集队形预期在战役层次上的优势。
　　事情的最后发展被消耗战的形式所左右了，德国空军在1940年对英国实施的轰炸战役中，并没有摧毁英国人的战斗意志，正像任何轰炸战役都不能打破其它任何民族的意志一样；德国轰炸机缺乏携带大量炸弹和燃烧弹迅速摧毁英国工业生产潜力的能力，正如任何袭炸战役都不能对任何其它工业大国造成巨大的破坏一样。 [ 注：以前广为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德空军领导人之间由于长期不和，实际上否决了这种主张，满足于做地面部队的附属角色。威廉森·默里在其《失败的战略》（1983年）一书第8-9页和第19-21页中令人信服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但他把话说过了头。实际情况是，战略轰炸当时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但也不过如此。默里以四引擎的He-177型轰炸机作为德国空军战略意图的勿庸置疑的明证（该书第9页），但这种意图并没有得到高度的优先考虑；另外，He-177型轰炸机设计极为复杂，也是出于适应俯冲轰炸的需要。而这种设计对于其战略目的来说却大可不必。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空军推翻了以前的各种预言，因为德国空军领导人在组建他们的部队过程中并没有把轰炸城市和工业作为其攻击的重点。他们取消了德国空军发展重轰炸机的计划，而极力推崇发展中、轻型轰炸机。由于这种轰炸机在设计时强调通过俯冲轰炸把小批量炸弹准确地投掷于战场，因而使其不能携带大量炸弹去攻击城市地区。鉴于德国空军轰炸机的这种实际状况，决定了德国空军对英国城市实施的轰炸，以及先前对华沙和鹿特丹的轰炸仅能是临时采取的权宜措施。从另一方面说，德国的损失远远没有充分暴露出轰炸机自身所固有的缺点，因为与鼓吹轰炸机为单一战略力量的论点相反，德国自己的轰炸机尽管体积小、机动性强，但除了用来在夜间实施波束制导轰炸外，执行轰炸任务时总是要由战斗机来护航。特别是德国空军没有英国和美国后来大量生产的那种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所以，对英国实施的那个轰炸战役的明显失败并没有使英、美轰炸机鼓吹者认识到自己的主张是错误的；他们反而继续鼓吹自己所热衷的武器的战略独立性。只有在他们自己的重轰炸机编队有了充分的机会对德国实施大规模空袭之后。杜黑-米切尔-特伦查德的主张才最终被放弃了——首先是被英国人放弃，然后被美国人放弃。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轰炸是一种有效的战争手段，但是显然不能仅靠这一种手段就能快速取胜。轰炸机想要防止地面作战和海军封锁这种拼消耗的长期的残酷过程发生，然而却使这种过程演变成为空中战争，在这种空中战争中，轰炸机飞行员的生存机会实际上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中步兵的生存机会更小。
　　最后，只是由于英国电子战的技术优势和美国护航战斗机的十分出人意料的战术技术性能（实现了似乎不可能实现的远程和高度机动性的结合），才使派去轰炸德国的轰炸机收到那么大的破坏效果，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即使如此，所获得的效果也是令人失望的：在对德国灵活性高而规模大的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轰炸中，尽管英、美空袭的规模很大，使德国空军对英国的空袭相形见绌，其效果却是缓慢累积式的，根本没有海军封锁效果来的那么快。用轰炸对付日本的规模小得多、灵活性差得多的工业生产，甚至也不能立见成效；妨碍日本工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原料不足（由船舶损失而引起的），而不是轰炸带来的影响：这就更有力地批驳了鼓吹轰炸机为单一战略力量的论点 [ 注：战后《美国战略袭炸调查》说明了这一点；轰炸实际上所取得的效果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见戴维·麦克艾萨克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1976年）等着作。 ] 事情十分简单，轰炸论者过高地估计了轰炸所造成的物质破坏，过低地估计了被轰炸一方的政治和工业的活力。
　　核武器的出现
　　当1945年原子弹在日本城市上空爆炸时，那种前不久被战争实践证明为虚妄的鼓吹轰炸机为独立战略力量的主张似乎十分出人意料地恢复了名誉。什么轰炸机的缺点——技术上的、战术上的和战区战略上的——什么被轰炸一方的活力，在这神奇的新武器面前都可忽略不计或失去作用了。
　　我们知道，由于技术故障原因，轰炸机并不总是能按计划起飞的；它并不总是能经受得住防空武器的攻击；它并不总是能沿正确的航向飞抵预定目标；它所投的炸弹不可能全都准确地命中目标，况且落下后也不一定能全部爆炸，正是这些“递降因数”的倍增，使空中轰炸极难取得预期的摧毁效果，即使在实际摧毁效果比预期的效果大得多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随着原子弹的出现，摧毁城市和工业便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杜黑和他的同事们从他们的最大错误中被拯救了出来。 [ 注：黑伯纳德·布罗迪在《导弹时代的战略》（1959年）一书第73页中指出了这一点；瓦茨的着作第39页注释1引用了布罗迪1952年的题目为《杜黑的遗产》的备忘录。 ] 而且似乎再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拦他们预言的实现，因为一旦制造出了相当数量的裂变炸弹，航空兵或运载它们的任何工具就会成为具有主导作用的力量，使所有其他军队变成不必要的东西，并把战略范围急剧地缩小，使之仅局限于对这些炸弹的使用。
　　当然，不实际使用这种新武器而利用它推行遏制其他国家的外交，是最符合像美国这样的满足于现状的强国的决策者和思想家们的心意的；对美国来说，只要能阻止侵略，就能最后实现压倒对方的目的。基于裂变炸弹的巨大破坏潜力——这是一般的物理事实——基于受政治环境与文化倾向影响而形成的对这个世界的具体看法，美国迅速地建立起威慑这一完整的思想体系，最初是坚信这种“完美的武器”能够绝对防止各种形式的侵略和各种战争。 [ 注：伯纳德·布罗迪在《绝对武器》（1946年）一书第76页中特别提出了一条保留意见，当时其他人忽略了这一点。在宣传威慑这个早就在流行的观点时，布罗迪把威慑说成是军事机构的首要目的，而不是唯一目的，并补充道，“它几乎可以没有其他任何目的。” ] 如果苏联是第一个拥有这种炸弹的国家，它无疑也会看到不使用它的巨大好处，但是它的外交目标是使现状发生变化，它的思想体系强调的将是“胁迫”。 [ 注：积极劝导（胁迫）被公认为比消极劝导（威慑）更难于实行。这是托玛斯·谢林在《冲突的战略》（1960、1980年）第195-199页中所做的众多阐述之一。 ]
　　自然，劝阻政策可以使已经得到好处的国家感到满足，但不能使仍要求改变世界现状的国家满足。后面一类国家的反应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即使核武器也不能避免战略领域中所有技术革新所遇到的那种反常命运：在开始时因技术革新所提供的力量增值越大，对先前的力量均势造成的影响则越大，由此所引起的反应——包括防御性的和竞争性的反应——便越大。这些反应合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新武器的纯效应逐渐降低，甚至可能使之急剧降低。核武器最初是以裂变炸弹的形式出现的，不仅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制造，而且数量也很少，当时核武器有使战略学发生改变的可能。那时这种武器的可用性也非常显着：如果说广岛和长崎这些城市中心的被摧毁对本星球的其余地区没有带来什么明显的不良后果，那么同样可以用它摧毁苏联的5个或10个城市中心，并保证美国不会受到相应的报复，因为美国握着当时世界上仅有的那些核武器。所以，完全可以预料，用核攻击进行威胁——即使这种威胁并没有在美国领导人的心目中形成——能够劝止公然的侵略行为。
　　独立性的减弱：颠覆
　　然而，只有对于心满意足的国家来说，成功的终点才是休兵止步。苏联尽一切努力作出竞争性的反应，不仅发展裂变武器，而且发展聚变武器；与此同时，他们迅速作出了一种绕过军事威慑的迂回性反应。当时斯大林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在当地建立对莫斯科俯首贴耳的共产党政府确立对欧洲东半部的政治控制。可是，当地共产党政府在战后初期的大选中难以占上风，假如莫斯科试图以诉诸武力进行公开性征服。就必定会过份地激怒美国。于是莫斯科便设法绕过其实施军事征服的那道遏制之墙，采取了颠覆行动。 [ 注：即通过对领导人进行人身恐吓、行贿、渗入、秘密资助、蓄意欺骗的宣传、小规模的准军事行动等一系列手段隐蔽地操纵政治，诱使朝野政治集团采取与原来宣布的宗旨完全相反的行动。 ]
　　到1948年底，整个过程终于完成。美国的遏制之墙完好无损，但苏联势力采取挖地道的方式从下边渗透进去，未公开使用武力而实现了全面控制。
　　由此可见，所谓核武器的战略独立性最初是通过非军事的、间接的和十分隐蔽的方式减弱的。由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颠覆与反颠覆手段最初在欧洲，后来又在欧洲以外地区作出了反应，在双方核劝阻之墙的下面便打出了越来越多的隧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日，并且花样不断翻新，如组建仆从军队和秘密警察，煽动和资助暴乱，以及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集团等。
　　这样，核劝阻最初产生的并在以后长期起作用的效应便是把战争的能量转化为间接或比较隐蔽形式的冲突，这些冲突始终把美苏直接交战排除在外，但并不排除武装暴力行动。远在间接的和次要的各种形式的冲突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完全确立起来之前，核武器引起了一种毫无新奇感的防御性反应。苏联对刚出现的由美国远程轰炸机携带的裂变炸弹的反应是优先加强对空防御。苏联战争时期的防空组织体制刚刚结束，大量的高射炮仍完全可以使用；它最初使用的雷达是根据《租借法案》由美国提供的那种雷达的仿制品，后来苏联又有了第一批喷气式战斗机和导弹——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付美国的轰炸机。
　　通常情况下，防御性反应能够成功地减弱新武器的纯效应，但这种反应对核武器来说却失去了作用。即使再完美的防空体系也不可能做到无懈可击，因为任何一架未被击落的轰炸机都可能给对方造成很大破坏。加之轰炸机在行动中也必然会做出保护性反应，所以防空系统也根本不能减弱这种新武器的纯效应。
　　独立性的消失：抑制和报复
　　甚至在上述报复危险出现之前，自我施加的抑制会对裂变武器的使用产生一定的限制。因为尽管它不能毁灭整个世界，但使用几枚就可以摧毁一座大城市，其巨大威力在许多方面都越过了军事目的的顶点，且完全独立于可能引起的报复之外。只有在公认的十分重要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前提下，并能对所宣战的敌人造成巨大破坏，才会在政治上被国内外人民所接受。因此，甚至在美国仍然垄断着核武器的时候，裂变炸弹的超常威力使核武器不能用于各种战争，许多战争可能仍然必须使用常规武器。当然，那些战争可能仅仅是些小型战争，无疑是些在边远地区进行、反对次要敌人、为了不重要的盟友、不过仍是值得打的一些战争，只不过是不使用原子弹罢了。据此，核武器被某些鼓吹者奉若神明的战略独立性，因其对付间接而次要的进攻行动毫无作用而被进一步削弱了。
　　接着所谓原子弹所具有的战略独立性受到了更严峻的挑战。在1945年以前，美国对原子弹还处于垄断地位，时至1949年就引起了相应反应，苏联试验成功了第一个裂变装置。尽管两国所拥有的轰炸机部队的数量不尽相等，一方仍然规模不大，一方尚处于萌芽之中，但是核劝阻的范围却受到了影响——就像看待将来才能到手的钱时对它的现值要打折扣一样、在形成观念方面对未来军事力量的作用却是完全可以提前加以考虑的。 [ 注：见爱德华·勒特韦克着《军事力量与美国防务政策观念》（1977年）。 ]
　　一旦对方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变成现实可能，制订战争计划的人在谋划裂变炸弹的使用时就不得不更加慎重，政治领导人在发出旨在劝告的威胁时也不得不更加小心。用裂变炸弹进行劝导，在迫使对方采取行动（胁迫）方面或使对方不敢妄动（威慑）方面能够取得何种成果，始终取决于另一方对实际使用核炸弹可能性的估计，而当预料到对方会以核攻击回报时，那种可能性不可避免地要大大减少。还有，在作出估计时，必须把人们对可能以核武器进行说服的国家领导人的品格也考虑进去：特别谨慎的领导人不象鲁莽的领导人那样动辄以核武器相恫吓。美苏两国政府一般是比较慎重的，尽管存在着因政治上不理智而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但是采取劝导行动能够取得怎样的结果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国各届政府谨慎程度差异的影响。
　　相反地，用裂变炸弹进行说服的范围和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劝导者是否认为危及了另一方的重大利益。发出警告用以阻止苏联直接攻击美国领土时，这种警告可能是完全可信的，而发出同一种警告用以保护一个微不足道的盟国不受苏联的周边入侵，则不那么可信。于是，“感觉利益平衡”在确定核威胁能够取得何种成果方面便与技术能力的平衡会合起来，打破了现有部队的数质量与它们的说服能力之间的简单关系。如何让苏联估价在美国眼中某一地区对美国的利害关系，如何让美国估价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某一地区对苏联的利害关系，美苏双方都可以巧施计谋，故作姿态， [ 注：托马斯·谢林在其《军备与影响》（1966年）一书中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 但也有一定的限度：不是每个处于危险中的地点都能成为柏林，不是苏联的每种国际联系都能被升级为神圣的联盟。
　　由此可见，各方的某些利益无疑肯定能用裂变炸弹说服的方式加以保护，其他一些利益的保护如采取此种方式也有可能达到目的；一旦考虑到对方也将以同样方式进行报复的可能性，与以前比较有很多利益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保护将是无能为力的。由于只能用常规手段进行的战争形式的存在，进一步削弱了所谓核武器所具有的战略独立性。的确，暴力不断扩大和升级的现实以及失败一方使用裂变武器的可能，客观上抑制了美苏两国军队间为了双方公认的次要利益而进行的直接交战行动，即使是最小规模的交战。因此，过去在边缘地区冷战对抗中可能出现的远征性冒险行动、袭击和反袭击行动都被排除在外，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蓄谋控制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了。
　　然而，边缘地区和非重要利害地区的情况并不适用于对双方利益休戚相关的地区——为了保卫各自的重要利益，战争可能爆发，尽管存在着失败一方最终将诉诸裂变炸弹的危险。因此，那些利益必须通过在现地部署常规兵力来加以保护。1949年后美国在欧洲驻扎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以及1950年6月25日以后在朝鲜进行的战争，都标志着裂变炸弹劝阻力的减退——以及战略独立性的丧失程度。
　　威力过大的武器
　　最初的原子弹体积大、笨重，且数量不多。50年代初期由于核能力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能量比头一批原子弹大50倍、甚至大500倍的聚变装置，大规模生产了小型核炸弹、核炮弹、核深水炸弹、核地雷和核弹头，使核武器的战略独立性产生了逆反效应。一方面，大型聚变核弹的摧毁潜力，加上相同手段的报复行为，大大超过了劝导效用的顶点。实际上，它的效用曲线在直线下降，以致人们能指望从那些武器中获得的东西比从破坏力仅为其若干分之一的裂变炸弹那里获得的东西要少——有些利益值得冒险打裂变核武器战争（在这种战争中，1945年轰炸（日本）的效果可能会重现，不过更加迅速得多而已），有些利益值得不惜打可能摧毁人类文明的热核战争，后者自然要比前者少。另一方面，使核武器渗透到武装部队的各方面大大降低了非核力量不平衡的重要性。随着核武器装备到航空联队、陆军军、大型战舰和每艘潜艇，便可随时直接把即将来临的非核失败转变为核交战、使胜利者到那时所获得的成就化为泡影。
　　在核大国从50年代中朝开始拥有大量核武器起到现今的这段历史中，这两方面的效应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苏联一直未能阻止核武器对地面非核部队的平衡发生影响，因而在这类部队的平衡中，苏联地面非核部队的持续优势一直没有取得明确肯定的效果。另一方面，美国根据“大规模报复”政策，通过主要依赖“用自己选择的手段和在自己选定的地方立即实施报复的巨大能力”以破坏整个非核力量平衡的打算， [ 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题为“大规模报复”演讲中的关健字眼（见1954年1月25日《国务院公报》）。 ] 也未获得成功。大规模报复如果能获得成功，当然会最充分地肯定核武器的战略独立性。可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否靠核武器就可能劝阻苏联领导人，因为从未执行过单纯依靠核武器的政策：美国并没有为了使用那种“巨大的报复能力”而把它的非核部队削减到执行绊索方针所需要的那种极低水平。相反地，几十年来，通过循环进行重整军备、战争失败、裁减军备、膨胀和再次重整军备，美国的非核军事努力从整体上看一直在加强，至少在军事开支方面是如此。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核劝导的范围正在缩小。
　　由于自身破坏力过大所引起的这种军事效用的反常减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说明核武器同所有其他武器一样，完全受同一战略逻辑的制约。用许多大型聚变核弹头（例如，使用现有储备量的十分之一）进行的战争，肯定会同先前进行的任何战争迥然不同。在遭到毁灭这种结局中，战争经济或战争诗篇，战争宣传或战争立法，以及人们熟悉的所有其他战争附属现象，都将失去自己的地位。但是也并不存在另一种逻辑。当我们登上大战略层次时，利用上面通过战略的技术、战术、战役和战区诸层次探讨的逻辑，可以很清楚地阐明那种斗争的自我否定现象。
第三部分 结局：大战略
导言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探讨大战略了，这是最终结果的最高层次。大战略也是无时不在的，因为反常逻辑的功能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也在起作用，只要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存在，反常逻辑就会制约着和平时期的国际政治。
　　在探讨前面的从技术到战区战略等各战略层次时，可以信手拈来合适的术语，区别什么是这个或那个军事研究机构颁布的规范学说，什么是感兴趣的观察家为解释和预测某一层次上的某一现象而进行的实证分析，以及什么是每一层次本身的客观现实，它作为战略的一个部分，无论是否有人观察到或没有观察到这一过程，战略逻辑都具有制约力。比如，在战术层次上，陆军或海军手册中为特定环境中的特定类型的部队规定的战术（如装甲部队城市作战战术）；为了鉴定武装性能，说明战斗情况，分辨社会和环境特点的影响而进行的战术分析；以及战略的战术层次本身（无论是否为这一层次规定了战术行动：这个层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这三者之间都存在着显着的区别。技术层次亦是如此。我们可以明确地把所应用的技术，对方用结果进行的技术分析，以及战略的技术层次本身区分开来。在战役层次上，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分辨出什么是战役方法，诸如“纵深防御”或“实施针对敌军事力量的打击”；什么是战役层次上的分析；以及什么是战役层次本身——我们发现，它的重要性在于机动战成分的作用。在高一级的战区战略层次上划分明确的界线则比较困难。例如，只能在“联盟战区战略”和对战区层次的分析以及战区战略层次本身（军事现象在此层次上备受制约）之间勉强作出区别。
　　然而，在战略的最高层次上，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术语，区别什么是某个国家颁布的作为军事学说的大战略，或对某国贬称的大战略（如“苏联的大战略”）；什么是作为一个分析研究层次的大战略，我们可以在此层次上研究国际政治中各有关国家和其它参与国之间的所有关系；以及什么是作为整个战略的终结层次的大战略的客观现实。三者中，当然只有最后一种大战略是普遍存在的，而参与国际政治的国家中深思熟虑地制定本国大战略的廖廖无几。本篇的目的与以往诸篇一样，是要揭示大战略层次上逻辑的内在实质，而不是为美国或任何其它国家提出行动方针。
第三部分 结局：大战略
第12章 大战略的范围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曾把战略描绘成一幢多层大厦，作用和反作用所产生的来回冲击的波浪使每一层都处于动荡之中，那么，这最高的一层要比下面各层宽大得多，而任何实际的建筑物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这是因为在大战略层次上，各较低军事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协同和冲突，在广阔的国际政治环境范围内，对促进国与国非军事性交往中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最终的影响。非军事性的交往包括：正式的外交往来、公共宣传交流、秘密活动、 [ 注：秘密活动泛指对别国领土进行的所有敌对性侵犯行为（公然的军事进攻和明目张胆的宣传除外），通常分为“隐蔽的政治行为”和“准军事行动”两类。第一类包括：未宣布的财政援助、欺骗宣传、使用渗透进去的特务等；第二类包括：支持本地叛乱分子和使用一切事后可以抵赖的暴力手段（如恫吓个人和进行大规模作战）。在颠覆活动中上述两类秘密行动则兼而有之。 ] 依靠官方和非官方情报所形成的对别国的看法，以及一切不是纯私人性质的经济交易。因此，在这个大得不成比例的顶层上，技术、战术、战役和战区战略各层次上的最终结果，都要出现在同国与国之间的所有上述活动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而任何一个国家在国内的军事抉择都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非军事性交往，反过来这些交往也影响着该国的军事抉择。
　　为了更好地抓住大战略的动态性质，我们可以把军事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想象成贯通于各层次的垂直方向的水流，把国际间的相互作用想象成水平方向的水流，垂直水流构成战略的纵向，水平方向的水流构成战略的横向，它们在最高层次交汇，构成大战略。我们可以想像国际交往的河流和支流都来源于中央的一个纵向水流口，但其运动方式是双向的，违背了流体力学的规律。因为，军事上的准备和行动，一方面影响着国家的非军事活动，另一方面亦受国家非军事活动的影响。
　　国际政治中的战略
　　因此，大战略的范围非常广阔，但它并不包罗国际政治总体范围内的所有参与者之间的一切关系。不论瑞典和哥斯达黎加之间可能有什么样的交往，两国既不会因担心对方向自己发起进攻，也不会因期待对方向自己提供战争援助而严重影响这些交往。因此，两国的交往并不受战略逻辑的直接制约，即便瑞典自称中立和哥斯达黎加自行裁军都没有能使其免于同对方的潜在敌人和在某种程度上结交的盟国发生千丝万缕的其它战略关系。然而这种间接联系对两国双边关系的影响甚微。大战略就是这样存在于国际政治之中，但又不与国际政治的范围相一致。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衡量某一国际社会进步程度如何，惯用的一个指标是看其有多少重要的战略性关系。 [ 注：大量的地区内争端受到数量较少而规模较大的地区外对峙的压制，要不是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灾难性核战争的危险，人们将可以因争端数量的减少而感到欣慰。我们姑且不管为数众多的能够使用武力的参与者（它们并不是据有领土的主权国家），而把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当作全世界国家的数量，那么将国家的数量相乘后，可得出20000种国家间的双边关系，而其中仅有数百种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战略性。由于东西方对峙上升到主导地位。欧洲的很多历史争端（如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争端）已成为过去。东亚的情况亦是如此。甚至在争端迭起的中东，阿以之间的对抗和目前的两伊战争不断压制着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种种争端。 ]
　　当然，大战略也超越了国际政治的范围，因为它包括有能力相互滥用武力的各方在最高层次上的相互作用。在国内事务中，不论发生内战或不法分子胡作非为，只要国家没有完全垄断武力，同样的反常逻辑也会在大战略层次上清楚地显现出来。人们甚至可以从两名持刀歹徒的街头斗殴中看到大战略层次。他们的喧闹和尖叫，可以看作是一种外交与宣传，兼而有之的形式，斗殴的一方或另一方可能利用经济利诱的手段，提出给对方金钱以便结束斗殴；斗殴者虎视眈眈，做各种假动作迷惑对方，也可以认为是在进行情报和欺骗活动。双方的出击和躲闪，体现了斗殴的战术层次；而其技术层次则体现在刀的质量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斗殴中存在着高于战术、技术层次的另一个层次。就斗殴者一边博斗，一边互相争吵、威胁、甚至讨价还价来说，连歹徒自己也是认识到各层次之间的区别的，所以，大战略层次也存在于最小规模的争斗中，参加争斗的个人充当着独立的国家，至少在警察赶到之前是这种情况。
　　既使街头斗殴与国际政治的逻辑同出一辙，逻辑所制约的现象却大相径庭。这不仅仅在于斗殴的规模微不足道，而在于街头斗殴中涉及的仅是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因此，这里没有国家行为所特有的整个制度和政治内容，从而也不存在支配政治解决的线性逻辑和支配外界冲突的反常逻辑之间的永恒矛盾。我研究战略问题时侧重于分析国与国之间的来往，并不是由于战略在国与国关系中占有天经地义的位置；恰恰相反，是由于战略大师们统治的国家可以出色地效仿街头斗殴中两个歹徒自发的战略行为：歹徒们争取互相欺骗和以算计制胜的反常逻辑行动是极为自然的事。
　　不论我们从静态角度把大战略想像为一座头重脚轻的大厦也罢，或从动态角度想像为—个非常复杂的流水源泉也罢，大战略都是最终层次。纵向和横向中发生的一切都汇集在这一最终层次上，并在这里获得明确的意义。在技术、战术、战役或战区各层次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外交上的严重失误，在大战略这个交汇点上或仍直接表现为辉煌的成就，或表现为惨重的失败，或者无足轻重。
　　反常逻辑机制中的线性目标
　　当然，大战略层次上的结果是好是坏，全凭主观判断，评价结果取决于预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是按照传统习惯确定的，还是根据独裁者的心血来潮、官僚机构的喜好、或民主选择程序确定的，战略的逻辑在确定这些目标的过程中都不起作用。在大战略的层次上，某些政府首先寻求的是支配别国的权力和领土扩张；另一些政府则仅仅想保持已有的国际势力和影响，同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国内事务包括使本国繁荣昌盛上；还有一些政府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援助，它们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自己在这方面取得的功绩；还有的政府只求与别国相安无事；还有的政府争取别国支持以使它们所惧怕的国家不敢对它们轻举妄动。每个政府都有它的目标，即便含蓄不露。因此，它们对结果的评价迥然不同，对同一结果，比如说保持现状不变，某一国政府可以认为是巨大的成功，而另一国政府则可以认为是惨重的失败。
　　人们不仅对某一问题范围内的得失成败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对国内政治环境中制定的，还没有进入战略冲突领域的所有其它目标也看法各异。很明显，“国家利益”是在一个战略逻辑不起任何作用的政治程序中主观地确定的。国内政治中相互竞争的党派都谋求把本派的目标当作“国家利益”以便获得认可，因此，它们往往必须按通常的线性逻辑行事。在线性逻辑中，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收益大总比收益小好。“国家安全”事项的确定也要运用国内政治领域的线性逻辑，即多就是多，少就是少。
　　我们没有必要列举很多事例说明这一普遍性矛盾所带来的后果。如果历史中记载的主要是人类的愚蠢行为，那么两种逻辑的差异是造成人类的愚蠢行为的主要原因。很多内政上功绩显赫的政治领导人涉足外交事务时，很多征战英雄和外交能手染指内政时都认识到这一点。在若干特定事件中，数世纪重复同一错误的悲剧终于使人们开始怀疑在冲突领域中运用线性逻辑进行筹划是否正确。假如现在确定了必须具备X个陆军师和Y枚导弹才能保证国家安全，大概不会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两倍于此的陆军师和导弹会更好一些（除了在成本方面），至少人们可能担心组建新的陆军师和制造更多的战列舰会刺激敌方采取竞争的、乃至先发制人的手段，因此，多一些陆军师和战列舰反倒不如少一些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得到的这种启示是借助于一种过于简单的——实际上是机械式的——概念：军备竞赛是自我推动的，直接互相作用，竞赛的每一发展步骤都是盲目的；进行“军备竞赛”就象“两只踏车上的猿猴”，于是，政治野心的冲突是各类武器方面和其它很多方面进行竞争的真正原因这一重要之点被置之不顾了，正如对所有重要发明创造的作用被置之不顾一样。在踏车上也罢，不在踏车上也罢，被追赶的猿猴只能拼命往前赶，而真正的原因是只要有政治对抗，就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台阶。
　　历史的惯例是不加思索地把线性逻辑越界套用到其它一切领域中，然而，每个旅行者在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所看到的现象却是一种明显的例外。例如，如今在地中海沿岸风景如画的山坡上，无数村落星罗棋布，乘车和拖拉机就可以很方便地到达那里。可是在过去数百年间，把村庄建在山坡上，远离山谷中的民田和公路真是太不方便了。现在在山谷中仍有以往不同时期村落的遗址，这说明那些体验了惨痛经历的幸存者们终于明白了在发生冲突时，好地方就是坏地方，而坏地方倒是好地方。在国泰民安的古罗马时期，人们根据常识选择方便的山谷地带安家建业；到了近代，一旦爆发战争，高地必争，人们为了方便起见，再次选择山谷地带安家。可是从古罗马时期后至近代前的战乱频繁的数百年间，住在山坡上的村民们始终禁不住受到去山谷安家落户的念头的诱惑，他们在山谷安家可以省却劳作一天后爬山归家的辛劳，有时他们会屈从这种诱惑，从而在山谷中留下了村落的遗迹。
　　那些惶恐不安地陷入冲突中的国家也是如此。它们之间因为没有相互的共同利益而产生分歧，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国家又都一致认为和平是美好的，战争是邪恶的，军备开支令人厌恶，裁军才是当务之急。然而，它们却无法按这些常识之见行事，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们担心单方面谋求和平和进行裁军会极大地刺激敌国，摧毁自身的防务（事实也确实如此），另一方面，反常逻辑的巨大作用也不允许它们这样做。
　　但是，如果上述可以算作是幸存者的法则，却不能算是普遍的法则。人们经常试图广泛套用线性逻辑，以便寻找合乎常理的协调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这种解决方案的优点对提案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希望和平，为什么不干脆和平相处呢？如果我们都认为武器又花钱又危险，为什么不解除大家的武装呢？如果在根本利益上有争执，为什么不用解决国内争端的日常方法，通过法律、仲裁、协商等程序加以解决呢？人们执着地提出种种协调解决方案丝毫也不足为奇，因为谋求和平和裁军必然合乎逻辑地走向它们的反面，而这从线性逻辑的角度看实在是荒诞不经的。
　　与其说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人们迁居到山谷中，倒不如说这是人们急欲摆脱反常逻辑而做出的努力。反常逻辑规定：面对危险不能无所作为，而要有所作为，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还可能弄巧成拙，自取失败。现代外交史中企图运用常识解决争端、用表示善意消除敌意的例子比比皆是。诚然，敌意的表现只不过是某种实质性目的冲突的一种现象，而这些例子却给人以假象，好象并非如此。其实，只有消除了产生冲突的根源，合作的外交手段和亲善的姿态才能产生结果。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法国和德国在1945年后开展的外交活动，才成功地开创了两国在多个领域中的合作。两国之间当时举行了多次首脑会谈和有众多人数参加的国事访问，以及青年交流活动，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消除两者之间的夙怨。然而，只是由于新的，更广泛的东西方冲突压制了昔日的冲突，法德之间的外交活动和双方的亲善姿态才获得成功。在此条件下，法德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可以套用另一个领域的逻辑进行处理，即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共同的利益也可以是相互的。回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曾采取同样的做法，如连续不断开展正式的外交活动，召开首脑会议（其中有着名的慕尼黑会议），举行军备控制谈判和做出种种亲善的姿态（包括举行一战的老兵友好联欢会）。但是，这种种故作姿态的行动只能带来冲突将至的不祥预感。
　　这一着名的失策以及英德关系的恶化使历史悠久、体面可敬的绥靖政策 [ 注：绥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术语，而慕尼黑的失误使它蒙上了贬意色彩，我们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绥靖指用合作外交的手段、判明并消除冲突根源；然而当谈判对手的本性便是冲突的主要根源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 声名狼藉，并由此而产生了与通常的作法（即在冲突领域中套用线性逻辑）背道而驰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举行的军备控制谈判、召开的首脑会谈、摆出的亲善姿态和进行的外交往来都被指责为丝毫无助于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这一切都具有所谓强烈的麻痹作用，不利于战争准备。在“慕尼黑教训”的阴影下，当西方与苏联的利益冲突十分尖锐时，西方的外交活动有些过份地小心谨慎。可以说，当时，至少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很多可以使双方和解的机会。有人说过：历史提供给人们的唯一教益便是历史毫无用处，此话颇有见地。苏联历届领导人当然没有哪一位象希特勒那样执意发动战争，他们实现自己的野心当然也不象希特勒那样迫不及待。 [ 注：一个帝国政局如何，主要看它的统治地位是否坚固持久。作为对苏联的行为方式之管见，请参阅爱德华·勒特韦克：《苏联的大战略》（1983年）。 ]
　　诚然，外交可以在任何冲突环境中达成多种目的，在战争进程中，外交尤其有效，（尽管）未必能使战争结束。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交战与直接谈判并存的情况恢复了以往的传统；而两次大战中交战国之间不直接开展外交的现象才有悖于常理。现在回想起来，人们普遍认为至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摒弃外交手段的作法，是领导层对民众感情做出的让步（民众感情又是由领导层操纵的宣传活动煽动起来的），也是所谓“民主”战争的特有残暴性的证明。
　　军备控制问题
　　即便在重大问题上的利益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也可以就明确具体的小问题开展切实的、线性逻辑的合作外交。这种外交活动把持续不断的敌意从各方认为不合适的途径中引开，从而使一方，乃至各方得到好处（很可能是宣传方面的好处）。解决领土争端时，双方承认某些国家为缓冲国，并保证不对缓冲国采取任何扩张行动，便是合作外交的最好体现，尽管双方在其它地区仍在寻求扩张。美苏之间的冲突主要不是领土争端，而是一种没有战争的战争，因此，1955年规定奥地利为缓冲国的国家条约不能算美苏之间合作外交的典型；而1962年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倒称得上是合作外交的典范。核竞赛既是美苏之间斗争的一种表现，也是战争的最重要的替代形式。双方热衷于核竞赛的劲头并没有因签署条约有所减弱，但一致同意双方的竞赛活动不是在大气层内进行核爆试验，这不但对美苏双方，而且对其它国家都有好处。
　　然而，成功带来的误解是把冲突能量的转移错误地当作冲突的部分解决，从而错误地认为只要一部分、一部分地继续达成协议，就可以最终解决冲突。因此，人们经常错把军备控制谈判说成解决冲突的一种方式，其实，这类谈判只能影响冲突的表面征候，即冲突导致的军事竞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谈判本身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因为军备控制本身只能改变竞争方向，却不能压抑竞争动因，所以，军备限制协议的结果究竟如何，取决于被有效地限制的具体武器系统和新发展的武器系统（由于限制了旧的武器系统，可以将资源转而投入新武器系统的研制）的特点。前者是已知的，后者是未知的。谋求军备控制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赌博，在赌博中，善于创新的一方（美苏双方中往往是美国）总处于有利地位。限制了旧武器系统的数量，会加速新武器系统的发展，使整个冲突关系中出现周期性的紧张局面。一旦研制出具有出人意料效用的新武器系统，便会打破双方既定的力量相互作用的模式，使双方关系紧张。因此，在评估军备控制谈判的安定作用时，也要考虑所谓“创新冲击”带来的影响。
　　谋求军备控制的过程本身要受反常逻辑的制约，如果确实通过谈判达成某种限制军备竞赛有效的协议的话（装点门面的协议在战略意义上讲不是实质现象，因而可以逃脱反常逻辑的制约）。人们执着追求的军备控制与战略领域中任何其它活动一样，都将在达到某个顶点（即达成一定数量的限制协议）之后，自取失败。
　　“核查”（即确保限制协议履行的程序和手段）的机制，恰恰是军备控制自取灭亡的手段，而不是其原因。核查是军备控制的必要条件，核查又依赖卫星观测、雷达跟踪、信号情报等手段才能进行。无法核查的武器就得不到限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武器都非常稳定和明显，使人们可以对它们进行探测和可靠的计算。而且并非所有的武器系统的性能都那么显而易见，使人们可以对其进行评估。如果所有现存武器系统的数量和性能都可以核查，共同达成的条约又能成功地限制这些现存武器系统，人们就会把研制精力和生产资源转向获得那些尚未控制的新武器系统，其中一部分新武器系统的数量很稳定可以计算，对其性能也可以遥测，但另一部分则不行。如果可以核查的那部分新武器系统又遭到禁止，人们便会进而研制更新的武器系统，其中一部分可以核查，一部分则无法核查。这样不断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是所有可以核查的武器都被有效地禁止了，一切研制生产资源都会转投到那些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核查，因而没有遭到禁止的武器系统中去。到那时，军备竞赛还会持续，而军备控制却可能结束了，它是被自己的成功断送掉的，就象完善的反坦克武器使坦克从战场上销声匿迹一样，也就象孤军深入的军队自取灭亡一样。
　　但是，我们不能因军备控制充其量只能对特定的武器系统进行某些限制便谴责谋求军备控制的努力，因为军备控制本来的目的就在于此。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军备控制视为消除敌意的灵丹妙药和裁军的前奏，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对军备控制本身横加责备。致力于本国繁荣昌盛的民主政府在国内政治中犯这种错误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它们的日常政务工作就是调解各方利益的冲突。
　　线性思维制定的国内目标和国际政治冲突方面的目标不相一致的情况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国内依靠战争手段统治国家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线性逻辑行事的情况较少，其原因并不在于这类国家的领导人对反常逻辑有更深刻的理解 [ 注：他们未必通晓此理，虽然马克思的学说中包含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倾向与战略观点是一致的。在辩证法和本书中阐述的反常逻辑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 ] ，他们甚至可能是对此道一窍不通的大老粗。但是，他们进行国内控制时习惯用诡秘、欺诈、恫吓和武力等手段，并可以从成功与失败的模式中窥见战略逻辑的概貌，从而受到战略学的教育。国内实行民主政治的政府容易在对外政策中套用线性逻辑；而在国内政治中实行强迫控制的领导人则容易在对外事务中运用冲突的逻辑。事实上，所谓的侵略天性并不存在，国家的政体与乐于发动战争的倾向毫不相干。
　　历史记载表明，专制国家可以与别国相安无事，而民主政府则可能黩武好战。19世纪，随着英国民主化程度的增加，英国也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它征服了南亚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南部非洲。法国，特别是它于1871年建立了民主政府后，变为英国进行帝国扩张的主要竞争对手。我们也无法用某个时代崇尚的精神解释全部问题，直到今天，只要有机会，两国的选民仍然全心全意地支持本国政府在海外使用武力。
　　由此可见，国民的意愿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只是在行动的有效程度上有些差异。这种差异在民主政府遏制专制政府的斗争中，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民主政府致力于国家的繁荣昌盛；专制政府谋求获得霸权，处心积虑地用其国内惯用的手段处理外交事务。民主政府鼓励生产中的创造性，在科技领域中轻而易举地保持着领先地位；而在运用诡秘、欺诈、恫吓和武力等手段方面，精于此道的专制政府则略胜一筹。战争可以消除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等民主国家恰恰是在使用诡秘和欺诈手段方面，明显地胜过敌人。现在回想起来；德国人和日本人在这方面真是太天真了。然而，不可否认，用线性逻辑处理和平时期国际政治中的冲突是民主政府的一个根本弱点。这一弱点会对力量的对比产生严重的影响。
第三部分 结局：大战略
第13章 武装劝导
　　无论我们根据不适当的线性逻辑制定的目标，或是根据适当的冲突的目标来对出现在大战略层次上的结果加以说明，把这些结果说成是“最终”的，只意味着它们标志着战略在其横向和纵向中的相互作用已经完结，这时所有的外部联系都已在各个军事层次上留下了各自的影响。因为战略逻辑的运动永无止境，至少对那些在该逻辑运行机制中生存下来的人来说是这样的，所以一切结局，包括正式缔约的胜利和失败，都仅是暂时的结果，它们注定还要发生变化，而变化恰恰是结果引起的反作用造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大战略层次上在正常情况下出现的结果，即与战争相对立的“武装劝导”的结果，并不因为没有荷枪实弹的武装冲突而失去其实质意义。事实上，武装劝导就是实力，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国家从军事实力中获取的那部分国力。
　　虽然最初引入武装劝导这个术语是与核武器对世界政治的奇特影响密切相关的，但它却与暴力有一样悠久的历史。如果使用暴力的人不企求依靠暴力获得好处，而被施加暴力的人又不惧怕暴力的危害，暴力便毫无用处了。正如我们所知，我们需要这个新的术语，以纠正忽略普遍现象而只强调其一个方面的政治和文化偏见。武装劝导与“威慑”（或“劝止”）的关系，就相当于总体力量与防御力量的关系。介绍完总的概念后，我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武装劝导的各种形式了。劝止是力量的消极形式；劝行是力量的积极形式，表现于敌人被迫按我方意志行事，或规劝朋友保持友谊，以便在危难之际得到我方的武装援助。
　　劝行可以用于敌友双方，劝止却只能用于敌人，而且总是用敌人自己的行为对其进行劝止。劝导的意义不在于保持某种武装力量，而在于用这种武装力量引起他人的反应，使他们做出的决定可以带来所希望的结果。他人在做决定必须依据他们的判断和感情，决定也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世界观，其中包括对面前的武装力量的看法，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及其情景的预测，以及对他人使用武装力量支持或打击他们的可能性的估计。把某种特定的武力说成是“威慑力量”（或“威逼力量”），意味着可以通过保持那种武力达到劝止的目的。这种说法混淆了主体和客体，会引起极大的误解，所谓的威慑力量其实是被动的客体，而要影响的一方才是有知觉的、主动的主体，它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受别人的劝止。 [ 注：该术语早就使用，1940年5月以后部署在前沿基地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便被明确地说成是一种“威慑力量”。然而，太平洋舰队本身并不比其它任何力量的慑止作用强。日本人不仅拒绝接受太平洋舰队的劝止，反而向这支似乎威胁着他们的东南亚入侵计划的部队发动攻击。虽然长期来在用语上不很严格，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珍珠港事件上得到很多教益，后面还要讲到这一点。 ]
　　实际的和潜在的军事力量的看法可以产生劝导作用。由于对战争持续时间的设想不问，对国家进行战争动员所需的经济和人员实力的估计不同，产生出来的劝导作用可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可能低于实际情况，也可能根本就产生不了任何劝导作用。例如，50年代流行的看法认为：美苏之间的战争将从一开始就是核战争，而且战争持续的时间将会非常短暂，这种看法使美国本来可以依仗其大大优于苏联的工业动员能力而拥有的劝导力受到削弱。从那时开始，苏联的军事政策越来越强调为进行持久的非核战争进行准备， [ 注：苏军结构方面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苏军重新建立了由高级司令部控制的炮兵部队，其目的在于提供昂贵的非核火力。参见附录Ⅱ。 ] 而美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却每况愈下，偏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又得到了人们的确认，这真是具有双重的讽刺意味。
　　在战争中，武力是运动中的客观实际，衡量武力的唯一可靠而明确的方法，是看其达成的效果。然而，衡量武装劝导只能看别人（包括敌友双方）是怎样对某种潜在的作战能力作出主观估计的。这种主观估计不仅变化不定，而且难于预测，因为战争的潜力只能在实际战争中衡量，而战争却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战争，时间、空间、形势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都会影响其结局，当然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物质力量上的悬殊差异使战争后果不言而喻，比如，苏联和无核的阿尔巴尼亚之间爆发核战，或美国与内陆国家尼泊尔之间爆发海战的话，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军事历史不容争辩地表明，一旦人们考虑的不是那种极端的、荒谬的情况，结果就显得变化莫测了，而且变化之快远远超过对战前迹象的合理判断。诚然，如果战争的结局不是这样变化莫测的话，战争就会少得多，人们就会更加努力地调解相互之间的矛盾，而不会付诸战争手段一决雌雄了。 [ 注：比一次战争事件持久的战争结局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在这种战争中，反常逻辑的作用往住产生与战争事件结局相反的效果；胜利者将面对新的敌对情绪；失败者则得到不希望他们彻底败北的人的支持。然而，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都是异乎导常的，这是由于敌对双方的政治对立的刻板性所致。因此，只有当战争结束带来政治上的变化时，联盟解体结盟的逆转才会发生。在目前的两伊战争中，为双方提供军火的各方关系中往往发生突然的变化，说明这场战争倒是符合冲突中物极必反经典的模式。 ]
　　战争结局不可预测，人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人们却想方设法减少战争中的不确定因素。他们兢兢业业地计算人员、武器和物资的数量，并企图测定武器系统及其辅助设备的质量。然而未知因素还是大大超过了已知因素。人们只能猜测编制体制、士气、凝聚力和领导水平等无形的、然而却比物质因索更重要的诸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此外，人们也很难判断所设想的战争条件下采用的战术、战役手段和战区战略是否合适。
　　外交、宣传与欺骗
　　在不能对未使用的武装力量进行客观衡量的情况下，战争以外的战略是一种用多种货币进行的商务活动，有多少国家参加这一活动，就会使用多少种货币。对同样的军事力量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不同的）估价。外交与宣传的重要功能之一恰恰是巧妙地利用这些主观的估价。在极少数情况下，外交和宣传的目的是要贬低武力的能力，从而在使用武力时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 注：1967年6月的阿以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就是这样谴责以色列的。实际上，以色列确实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保密措施来贬低自己的军事力量，但这一情况只持续到1967年5月发生战前危机时为止。其后，以色列人意识到自己获得的劝止作用太少了，便匆匆忙忙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情况介绍会和部队视察活动。以色列人的保密惯例似乎反映出他们不加思索地把应在战役层次上实施的安全措施扩大到了大战略层次，面在大战略层次上实行严格的保密就会使本来可以劝止敌方侵略的军事力量隐而不显。 ] 但在更多情况下，外交和宣传的目的在于制造尽可能多的劝导作用。因此，连惯于处处保密的苏联政府也早就开始举行公开的飞行表演和红场阅兵式，邀请西方国家的武官参观最新式的飞机、坦克、火炮和导弹，并允许他们拍照，而在通常情况下，苏联的火车站都是不允许拍照的。如果说处处保密可能会削弱劝导作用，而适度的张扬能保证获取与实际相符的劝导作用，那么，巧妙地使用手腕则能获得超出实际的劝导作用。
　　30年代，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就是这样获得超出实际的劝导效应的。当时意大利穷兵黩武的姿态和兵力强盛的幻象（它号称拥有800万步兵的陆军，陆军的阅兵队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运动中的狙击手和轰鸣的摩托化纵队；它的空军令人敬畏——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空军曾进行过举世瞩目的北极和南美洲的远距离飞行；它的海军拥有众多大型战舰，因为海军从不在火炮试验和导航设备上多花一分钱）大大加强了它的外交地位。墨索里尼采取了把欺世盗名放在首位，而把艰苦的战争准备工作放在第二位的军事政策； [ 注：意大利陆军师数目的增加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把原来编制为3个团的师改为2个团的师。在陆军中，进行政治宣传和从事职业性的战争准备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参见费鲁西奥·博蒂和维尔吉利奥·伊拉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军事思想》（1985年）第161至271页。 ] 他为了塑造一种大大超出实际情况的虚假形象，不惜牺牲实际的军事力量。然而，夸大的形象产生的劝导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入侵西班牙和征服阿尔巴尼亚时，成功地劝止了英法两国采取干涉行动；同时，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承认意大利是世界列强，而对世界列强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以具体的方式予以满足（如意大利银行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都获得营业执照）。直到1940年6月，审时度势的谨慎终于抗拒不住瓜分法国的诱惑，墨索里尼最后做出参战决定时，数年来一直得逞的欺世和自欺的骗局才毁于一旦。
　　墨索里尼的所作所为并非前无古人，更不是后无来者。其后，埃及纳塞尔的行径与他如出一辙，赫鲁晓夫在美苏导弹存在差距的年代中使用的伎俩则比墨索里尼更胜一筹。我们现在对苏联1955年至1962年间在轰炸机和原子火箭方面的所谓的“巨大实力”有所了解，其实苏联当时只有少量轰炸机，以后又有了几枚庞大的，根本不能使用的导弹。但是苏联人精心策划自己的讲话，又为自己制造了探测太空先驱者的光辉形象，而这一首创的太空飞行也被巧妙地用来夸大所取得的真实成果。 [ 注：苏联的首次三人环绕地球的宇宙飞行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是把一个乘员硬塞进了应由二人乘坐的宇宙飞船中。有关赫鲁晓夫的欺骗政策及其后果，请参阅霍雷利克和拉什所着《战略力量与苏联的外交政策》（1966年）。 ]
　　可是武装劝导正是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的：这里没有运动过程中的客观真理，人们只能凭借大量的印象尽其所能地对事物进行推断，因此，就有很多机会制造错觉，进行欺骗。
　　国家意志
　　只有在被认为有可能实际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军事力量才能起劝止和劝行的作用，因此，形而上学政治学推理中的那个大主体，即所谓领袖和国家的“意志”，在劝导现象中仅仅是简单的数学公式而已。我们姑且不论所有其它会产生影响的因素，武装力量对别人的作用等于被人认识到的武装力量乘以被人认识到的使用该力量的决心。如果没有这种决心，最强的武装力量（既使别人充分认识到其实力），也起不到任何劝止和劝行的作用。对那些总是向外界表示自己执着地追求和平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从自己拥有的武装力量中得不到什么劝导作用。例如，瑞典虽然按欧洲的标准看也算得上是个军事强国了，但近年来却始终不能劝止苏联潜艇对其领海进行频繁的入侵。至少从劝导作用的角度讲，显示和平诚意的政策往往被认为软弱可欺，反而会得不到和平。
　　诚然也有少数几个国家满足于摆出一付招惹不起的好战姿态，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劝导作用可以牺牲其它利益。但大多数国家既不会不顾一切地寻求和平，也不会一有机会就打仗，因此，这些国家处于一个典型的战略困境中，面临着反常逻辑的另一面。要想避免使用武力，同时又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国家必须申明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这样才有可能用武装力量进行劝行和劝止，而这恰恰是一心一意要避免战争的国家所不想要，也不愿意保持下去的名声。国内政治中常会出现一些由非战略性的感情和自我形象带来的需求和欲望，这些需求和欲望可以大幅度地削弱潜在的劝导作用，并导致一定的后果。摆脱困境的最常用的方式是做一付两双面脸谱：一方面宣布自己致力于和平，决不侵略它国；另一方面又宣布自己随时准备在遭到攻击的情况下坚决回击敌人。这种简单的方式对只需保护自己的国家来说固然有效，但却不适用于大国列强。因为大国列强必须保护别国才能名符其实，所以这些大国列强又重新回到困境之中，它们宣布采取的立场必须能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要显示出使别的国家放心的和平诚意，而另一方面要真想使别的国家放心，又不能一味追求和平。
　　在多边联盟中，为了避免使用武力就必须获得劝导作用，这种努力往往处于危机之中。联盟咄咄逼人的好战态度使一些边缘国家感到恐惧，便考虑要退出联盟；而另一些国家又因联盟的立场软弱也想退出来。根据反常逻辑的惯例，那些被认为最愿意动用武力的国家到头来反而最不必使用武力。军事帝国的秘密也正在于此。要不是别的国家对它们的意志曲意奉迎不动干戈的话，它们对别国的广泛侵扰早就使自己陷入连绵不断的全面战争中了。
　　用明确的要求或明确的拒绝这种方式公然谋求积极或消极的劝导作用的情况很少，劝导作用一般总是悄然产生的。目前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劝导作用维护的，而正是人们对武装力量的看法导致了劝导作用的悄然产生。这种情况就象法庭和警察维护着私有财产权一样。潜移默化的劝导作用不仅是不受指导的，也是意识不到的。武装力量的保持旨在使制度延续下去，准备对外进行战争，对内实行镇压；有时保持武装力量仅仅是一种传统；总之很少有什么人保持武装力量是为了有意识地获取劝导作用。 [ 注：既然大国奢谈威慑的公开目的已成为时尚，在使保持兵力变得合理化的过程中，更有可能直言不讳地谈威慑的公开目的。 ]
　　劝导中的反常逻辑
　　无论是否有人有意识地谋求劝导作用，只要世界上还有国家视别国的军事力量为己之保护，从而劝服自己做出友好表示，或视别国的军事力量为己之威胁，从而劝止自己采取敌对行动，武装劝导就会发生作用。由于武装劝导是一种冲突现象，它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武装劝导受反常逻辑的制约。一旦武装劝导对别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影响，套用线性逻辑对其进行分析就变得不合时宜。正如战争行为会激发战略逻辑本身的运动一样，武装劝导导致的后果既有受人欢迎之处，又有令人难堪之处。至于劝导是不是由本来准备用于其它目的的军事力量自发地产生出来的，那是无关紧要之事。
　　反常逻辑取代线性逻辑，便导致了通常的后果。在静态中，多可以是少，少亦可以是多。比如，破坏性较小的威胁可以激发出较多的劝导作用，因为灾难性越小的行为越有可能付诸实施。而在动态中，我们又会遇到对立因素交汇甚至完全走向其反面的情况，用劝止措施达成某种目的的努力越有效，越有可能被对手的计谋所挫败，甚至刺激走投无路的对手直接向自己发动进攻。二次大战刚结束时，若不是西方国家那样成功地劝止了苏联对东欧国家露骨地使用武力，苏联也不会从事如此大量的颠覆活动。今天，若不是在欧洲的北大西洋联盟如此有效地劝止了苏联，它也不会在第三世界从事这么多的冒险活动了。
　　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范围内核劝止是如何受到挫败的。挫败它的方式包括各种各样的间接的，可以轻易抵赖掉的侵略方式，其中有准政治和准军事型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核武器的存在使美苏双方都得到劝止，避免了它们之间爆发直接的战争，但双方却通过其盟国、附庸国和过渡代理人之间进行的战争，发泄着对对方的敌意。因此，与大国列强之间的前所未有的和平同时出现的，是小国之间空前频繁的战争。 [ 注：在这里想对小国战争（如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和1932-1938年的查科战争）的重心做一个评价。 ] 小国之间的战争不再是使用第二手武器的起哄打闹，而变成了代理人之间的激烈争战（1967年阿以战争后的各次战争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最先进的武器便是一例），或旷日持久的消耗冲突（如柬埔寨和两伊战争）。就这样，核劝止的胜利反常地表现为似乎是无法劝止的非核暴力冲突的发生。
　　作为反常逻辑补救手段的第二次打击
　　1940年5月后，美国舰队泊于珍珠港，日本帝国对其进行的袭击标志着劝导的成功与失败的交汇点。假若不是美国舰队在那个前沿基地如此有效地劝止了日本对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侵略的话，它自己也就不可能遭到袭击了。 [ 注：事实上，美国人没有料想到日本会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太平洋舰队的力量做了悲观的估计。一位经历了这次袭击的人说：“我认为日本人在珍珠港向美国发动进攻是愚不可及的事。无论他们是否击沉珍珠港的战列舰，我们都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控制他们想控制的海域。”文森特·墨菲海军上校在国会的证词，《珍珠港事件国会听证会文件汇编》第26节，第207页，转引自罗纳德·斯佩克特所着《鹰击红日》（1985年），第3页。 ] 人们应该从对珍珠港的袭击中汲取教训：不要在没有打算进行战争，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剥夺敌人除战争以外的其它选择（1941年4月美对日实行贸易禁运，几乎切断了日本所有的石油供给）；美国不应该在反对德国和日本对别国的征服时拒绝参战，致使欧洲大陆和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沦于敌手，而最终还是由东条内阁为美国做出了参战决定。即便人们没有汲取上述两点教训，袭击珍珠港事件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印象，这点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从珍珠港的经验中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即如果某种武装力量具有足够的威胁性，可以劝止敌方对其它目标进行攻击，它同时也会刺激对方对自己进行攻击，除非未来的侵略者认为这种武装力量在遭受打击后仍能保持在足够劝止自己的水平上。这样就产生了“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美国制定如何建设和部署核武器的军事政策方面一直起着主要作用。 [ 注：与此相对的是“第一次打击”。第一次打击是旨在剥夺敌方核攻击能力的先发制人的打击的缩语。“第一次打击”不同于“首先使用”核武器。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是针对敌方的核力量，而是为了制止敌方对欧洲进行的非核侵略，不使用核武器就无法抵抗这种侵略。由沃尔斯泰特、霍夫曼、卢茨和罗恩所写的着名的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战略空军基地的选择和使用》；（1954年）中，最先阐明了上述几个术语的区别。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在1959年出版的《外交事务》一书中的题为“微妙的平衡”恐怖一文中，最先宣传了上述术语之间的区别。他的妻子罗伯特·沃尔斯泰特对珍珠港事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研究，于1962年出版了《珍珠港》一书。 ] “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心思想是：遭受攻击后而不是这之前的军事力量才具有威胁性，否则，军事力量只能招惹敌人的进攻，起不到任何劝导作用。这一认识的实际后果是大量生产核武器及其指挥设施，并对其严加防护，以保证在遭受全面核攻击后，仍能有相当数量的核武器保存下来。
　　劝导的模式
　　悄无声息的，不定向的、无形的武装劝导不但发挥着日常的效用，还能取得明确的胜利与失败。这些胜败造成的后果与战争胜败造成的后果并无二致，如果一旦战争带来的破坏得到恢复，战争中的牺牲者被掩埋的话。古罗马人浴血奋战两个世纪之久，才征服了北非和整个伊比利亚；而他们只动用了很少几次兵力，主要凭借恐吓手段就统治了古希腊的领土。 [ 注：罗马人的恫吓大多数是在虔诚的面具之下进行的（恰恰是罗马的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宣布“解放所有的希腊人”），然而，有时他们的恫吓行径也是赤裸裸毫无掩饰的。如在公元前168年，当安条克四世率领大军前进时，罗马使节拉埃内斯·波皮利乌斯拦住了他，直截了当地命令他撒出埃及和犹地亚。波皮利乌斯当时未带任何军队，只携带着元老院的一纸决议，决议要求安条克四世要么立即撤退，要么与罗马交战。安条克请求给他考虑的时间，波皮利乌斯用手杖在沙地上围着安条克划了一个圆圈，要求他在走出圆圈之前予以答复。虽然安条克遭受到极大的羞辱和损失（因为埃及的巨大财富已经垂手可得），他还是服从了罗马的命令。罗马人刚刚战胜并毁灭一个希腊国王，即马其顿的佩尔修斯国王，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另一个国王。波利比奥斯在《通史》第29卷中生动地记述了这个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个事件可以归入本书中“逼从”的范畴内。 ] 同样，希特勒不动干戈，完全靠武装劝导的作用就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是德国人却必须武力入侵波兰。除了在入侵过程中遭受的损失外，两个被征服的国家在遭入侵以后的其它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可以举朝鲜的例子来从相反的角度说明这个问题。从1950年至1952年期间，我们用战争的手段成功地保卫了朝鲜，而在其后的时间中，我们是用花费小得多的武装劝导的手段保卫朝鲜的，两种手段达成的结果是相同的。朝鲜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教育意义，这倒不是因为它可以典型地说明如何进行劝阻，而是恰恰相反。人们对“威慑”有一种歪曲了的半机械的看法，认为：“威慑”是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企图得到的对方的政治反应；在朝鲜问题中，这种看法的迷惑性较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全部荒谬之所在。 [ 注：包括1983年10月9日在仰光暗杀南朝鲜总统全斗焕及其最重要的军政官员的企图。在那次暗杀事件中，3名南朝鲜的部长和15名其他官员被杀，很多人受伤。那次事件后，北朝鲜改变了自己公开宣布的政策，在作者写本书时，它继续与南朝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谈判。 ]
　　由于北朝鲜的威慑是持续不断的，所威胁的也只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北朝鲜的威胁确实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这一点与机械的威慑理论的一贯观点倒是相符合，但却极为少见。在通常的情况下，危险不会持续不断，而在某种假想的严重危机发生时才会出现。同样，危险的形式、程度和威胁对象也不会是具体的；因此采取何种方式对付危险才是最可取的，也没有现成明了 [ 注：例如，在制定美国的“战略”力量规划时，先假设苏联对美国核力量进行全面的第一次打击时，美国的核力量处于正常的戒备状态，很多导弹潜艇停泊在港口，只有少数几架轰炸机在跑道上待命，因此只有部分力量可以投入使用。然后，根据这一设想计算出美国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各种需求。同样，可以设想苏联部队已经完全进入作战状态，而考虑到遭受打击后蒙受的损失以及可能出现的故障，对美国的力量还要做更保守的估价。弹道导弹在发射，助推、飞行、弹头分离、末段弹道和爆炸等各阶段的累计“递降因数”可能达40%甚至更高。因此。有些人可能觉得某种武器的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需要，而谨慎行事的部队规划者们却要对攻击后的生存力量和可能发生的故障做出保守的估计，在他们的全面估价中，同样数量的武器可能才勉强够用。经常听到别人引用“过度杀伤”的计算方式，这种计算方式忽略了遭受攻击前部队的状况，可利用部队的有限程度和故障等因素的综合效果。此外，这种计算方式仅把城市当作打击目标，并将武器的数量与数目少得多的作为打击目标的城市相比较，这是很幼稚的。 ] 的答案。人们只能根据有时与极限情况相一致的假定威胁制定计划。
　　在朝鲜的例子中，劝止的作用还有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尽管在北朝鲜入侵后再对其进行轰炸（包括使用核武器的轰炸）也是可能的，但用来劝止北朝鲜入侵的主要方法是有效地保卫南朝鲜。可以通过拒止行为而不是通过惩罚（或“报复）行为达成劝止目的。因为防御性力量本身就具有通过拒止行为达成劝止目的的功能，正如进攻性力量本身就具有劝行作用一样。劝止的两种手段有原则上的区别，其不同之处可以反映在武装力量的具体构成上。
　　显而易见，通过拒止行为达成劝止的政策要比通过惩罚行为达成劝止的政策更为可取，不仅在朝鲜如此，作为一个普遍原则也是如此。欧洲的北大西洋联盟结合使用两种手段，达成其劝止目的。它们准备首先使用前线部队，然后使用战场核武器作为拒止手段，同时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远程核力量作为惩罚手段。同样，用非核的拒止行为达成劝止的政策显然比用核惩罚手段达成劝止的政策更为可取。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建立联盟非核防务的各种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正是要通过非核的拒止行为达成劝止。
　　采取通过拒止达成劝止的政策时，首先可以动用一切军事资源为抵抗侵略提供最有效的防御。如果这些准备工作劝止了敌人的进攻，当然再好不过；如果没有达到劝止目的，也可以把这些资源立即投入到全力抗击敌人的侵略中。换言之，没有必要从防御力量中转移资源，把它们重新投入到建立报复力量中，报复力量的破坏性巨大，但要阻挡推进中的敌军可能作用不大。相比之下，它的用途主要是对发动进攻的敌人进行惩罚。
　　其次，通过拒止行为达成劝止时不必对心理因素进行精密的计算；而要想通过惩罚达成劝止，则必须揣度对方的心理。通常的说法认为：为达到劝止的目的，必须有能力进行确定无疑的、其“损失程度令对方无法接受的”惩罚打击。除了具备惩罚的物质能力（即遭攻击后进行打击的能力）外，要使惩罚确定无疑就意味着把受害的一方和侵略的一方的通常特征对换一下，这种对换实在是很特殊的反常的逆转。受害的一方必须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而且考虑到对方可能还会有反惩罚措施，受害的一方必须做出一付无所顾及，不惜毁灭自己的姿态，才有可能达到劝止目的。相反，侵略的一方只有谨慎小心，不准备自我毁灭，才有可能被劝止。欧洲联盟是一个处于防御态势的民主国家群体，它们能否为自己树立一种无所顾忌的的集体形象，特别值得人们怀疑，欧洲联盟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态度上也远不够强硬。
　　此外，通常的说法中并未说明什么样的损失和多严重的损失才是不可接受的，也没有说明被谁认为不可接受。用拒止行为进行防御的努力一旦失败、下一步就必须在战斗中击败入侵之敌。但是惩罚行为的目标又应该是什么呢？最容易打击的目标是城市，可以用最小、最简单、精确度最差的惩罚力量打击城市。然而，打击城市就意味着杀害无辜的平民，联盟面临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与联盟对峙的是一个官僚专制政权，它的侵略行径根本用不着公众的支持。如果战争持续时间较长，工业设施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军事意义。而且打击工业设施所需要的武器只要在精确度和数量上略高于打击城市的武器就可以了。可是实际上，打击工业设施通常也意味着打击居民区。因为所选择的目标不可能是单个的工厂，而是整个工业区。除此之外，还可以打击军事设施，部队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不象无辜的居民区，而与正在进行的侵略有较直接的关系，但打击这类目标对武器的要求高得多，有时很难区别这样的武器是用来进行惩罚的，还是用来进行摧毁对方战略系统的第一次打击的。最后，也可以把领导层、或者说把政治和军事司令部、指挥所和通信设施的全部作为打击目标。这些目标不是无害的，而且建立一支具备打击这些目标的较精确的惩罚力量也不是不可能，与此同进，这种力量又不具备进行第一次打击所需的数量。然而，若打击了领导层，就丧失了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可以性。由于行使约束力的人遭到直接攻击，所有最后的约束力便不复存在，任何战略目的便无从达成。
　　此外，还有惩罚规模的问题。我们知道，惩罚必须大到“不可接受”的地步，然而什么样的惩罚才是不可接受的呢？又是令什么人不可接受呢？希特勒在末日来临时曾宣称：德国的毁灭不仅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合适的，因为德国人没有为他赢得战争，这一点证明了他们的堕落。
　　那么，用多大的损失威胁对方才算超过了可接受的限度呢？在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核心的反常逻辑：要劝止的一方往往不是那些认为侵略不可思议的谦谦君子，而正是希特勒之辈，对他们来说，只要能维持自己的权力（甚至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付任何代价进行侵略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在这里只考虑极端的情况，希特勒的行为并非没有代表性，所以不能对他加以忽略。他正是需要劝止的典型人物。显然只有打击领导层的惩罚行为对他来说才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一旦这样做了，便失去了任何在战争破坏超出限度前制止战争的希望。
　　在正常情况下，毁灭几个城市对那些不那么残酷的领袖和统治阶层来说就是不可接受的了。但是当危机变得尖锐激烈时，这种类型的惩罚恐怕也难以达到劝止目的。承诺过多时即便想审慎行事也会身不由已，双方都可能处于一种没有退路的困难境地，后退不但在感情上是难于接受的、在政治上也是危险的。诚然，危机是不常发生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危机更是少见， [ 注：战后时期涉及到美国，并考虑过使用核武器的危机包括：1946年的伊朗危机，1948年的柏林危机、1951年和1953年的朝鲜危机、1954年的金门、马祖危机、1954年的印支危机、1956年的苏伊世运河危机、1958年的金门、马祖危机，195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1962年的古巴危机、1968年发生在朝鲜的“普韦布洛号”危机、1971年的印巴危机和1973年的阿以危机。在上述各次危机中，只有三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可以明确地算作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危机。 ] 然而，不是在正常环境中，而是在通情达理的领袖也会一意孤行的反常环境中才需要劝止。
　　上面讲了通过惩罚达成核劝止有种种严重缺憾，通过拒止行为达成的非核劝止也有一个弱点：这种劝止会失败，它过去失败过，将来也还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发动侵略的一方总是坚信自己会胜利，（无论这种信念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侵略的一方也有失败的可能，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要发动战争，忍受战争带来的痛苦。而通过惩罚行为达成的劝止则有可能避免战争，尽管这样要冒极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欧洲的核劝止
　　朝鲜的人力资源和地理条件允许防御的一方在狭小的战线上部署重兵守卫；而在欧洲，地面部队的比例对防御的一方不利，如果把苏联的防空能力计算在内的话，防御的一方在战场和制空权中的优势又不足以弥补自己的弱点。即使联盟大幅度增加兵力，它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依然处于劣势，因为它必须为保卫整片领土进行前沿防御，而苏联进攻时可以随意选择狭窄正面地段集中兵力实施攻击。即使在放弃前沿防御（这样做无异于使联盟解体）和大大改善兵力对比的情况下，通过拒止行为达成的非核劝止仍然有可能失败，因为苏联的军政领导人会用不同的方式估价形势。苏联领导人很可能会象他们的前任那样，认为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甚至可以挫败比现在的联盟还强大得多的防御力量，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
　　由于通过拒止行为达成的劝止极不可靠和通过惩罚行为达成的劝止又极难预料，因此联盟自1967年开始结合使用两种手段达成劝止便不足为奇了。实际上，联盟为于达到目的利用了各种手段，其中包括：不太充足的非核前线防御部队，抗毁性较差的战场核武器系统（也用于拒止行为），抗毁性也不太强的战区核力量，以及美国的远程核力量。美国的远程核力量规模庞大，比战场和战区核武器的抗毁性强得多，但美国人是否会为了欧洲的利益使用这些核力量就很难说了。
　　上述各种力量的匮乏恰好与反常逻辑相符合。正是由于非核的前线防御不够完备，才有必要使用战场核武器。我们可以设想：联盟军队进行了数日的顽强抵抗，但苏联的入侵纵队突破了联盟的防线，联盟的败势几乎无法挽回。此时，发射核弹火炮和远程核导弹（这些武器眼看就要落入敌手）就不会遭到人们的非议了。相反，如果前线防御部队比较强大，它们成功地遏止了入侵之敌的最初进攻，使人们得到可以深思熟虑的喘息机会，此后，盟国政府就不太可能顶得住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舆论，虽然在苏联马上要发动第二梯队的进攻时，使用战场核武器是非常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如果非核的前线防御部队此现在强大得多，根本用不着使用战场核武器，苏联则不能期待迅速地赢得非核战争的胜利，这样，苏联就会转而重新采取60年代的战区战略，即为了在前线打开缺口，提前使用自己的战场核武器。
　　因此，按照通常的反常逻辑方式，如果联盟非核部队力量的增长超过了可以制止敌人的入侵和一场非全面攻势的防御顶点，其结果就会降低使用战场核武器的可靠程度，从而削弱劝止作用。如果联盟的非核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没有必要使用战场核武器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结果不但避免不了核战争，反而在战争爆发时会促使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当然苏联这样做也会付出很大代价，使它没有可能赢得一场干净的非核战争的胜利。但是，只有认为苏联对联盟发动进攻不是由于它走投无路，而是它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审慎抉择时，这一点才有意义。所以，联盟各国政府不同意保持一支比现在规模大的非核力量，很可能说明它们对战略的反常逻辑还是有一定的尽管不是系统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同样认识到：多可以是少。
　　同样，联盟战区导弹和核攻击飞机的抗毁性能不够，其射程也无法达到苏联腹地，这一点也并不一定是不利因素。目前，联盟的战区核武器是对苏联进行威胁惩罚的手段，主要用于劝止苏联对空军基地、港口、指挥中心和包括战场核武器在内的其它军事目标进行核攻击。但是联盟的战区核武器的射程无法达到所有的苏联城市，而苏联战区核武器的射程却可以达到所有的欧洲城市。此外，在战争白热化阶段，苏联为了劝止联盟使用核武器抵抗其入侵时，可以用战区核武器对欧洲的城市进行威胁；而联盟以同样的方式反过来威胁苏联城市时，却很可能刺激苏联对联盟的战区核武器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
　　只有美国的洲际核武器才能构成有力的反威胁手段。因为即使在承受了第一次打击的全部损失后，美国的洲际核武器的射程、防护装置和数量仍足以保证其具备摧毁全部苏联城市的能力。美国对欧洲盟国的核保证的实质，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反威胁手段之上的。对苏联城市的威胁使美国的城市也处于危险之中，要劝止苏联对欧洲城市的威胁，也就必须劝止联盟对入侵的苏联军队使用核武器。
　　因此，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维系北大西洋联盟的基本默契是：欧洲承诺在平时抵抗苏联的恐吓和在战时抗击其侵略；而美国则承诺在战争超出战场核武器攻击的范围时，要分担核战争的风险。联盟的战区核武器具有把核战延伸到苏联境内的能力，但却不足以对抗苏联对欧洲的所有核威胁。这样，武装力量中的强点和弱点都有助于维持美国与欧洲的生死与共的联系。如果战区核力量更加强大，更加能够自力更生，那么这种联系乃至整个联盟都会受到削弱。在反常逻辑的支配下，多就是少。
　　不对称的核劝导
　　上面所举的朝鲜是个特殊的例子，但它也能为我们提供如下启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劝止绝不是机械地使用潜在的军事力量来对付正在发生的威胁和进攻，在许多需要进行威慑的背景中，并没有现实的威胁，而只有最终出现威胁的可能性（有时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显得非常遥远）。这种情况当然适用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军事力量平衡的核心问题，即苏联和美国为争取获得更多的核劝导能力而进行的相互斗争中。
　　奥本海默用“一个瓶子中的两只蝎子”比喻双方的威胁，还有人提出了“恐怖平衡”的概念，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双方的威胁是对称的，当然是指对另一方人口的威胁。而实际上，威胁程度的不对称才是必然的。对苏联来说，只有当它自己率先发动了进攻（进攻性质可能是非核的，但却是仅靠非核部队抵挡不住的进攻），进攻又是针对美国不可能放弃的利益时，美国或联盟对苏军事基地等目标实施核攻击的威胁才有可能变成实际的危险。苏联对欧洲的进攻就是这类进攻中最重要的例子，苏联如果发动横扫伊朗直抵波斯湾的攻势可能也属这一类进攻。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只有当美国为了挽救欧洲或其它遥远战区的败局，率先对苏联目标实施核攻击时，苏联对美军事目标实施核攻击的威胁才会变成实际的危险。
　　只有到了第二阶段，对城市实施核攻击才会成为迫在眉睫的危险。此时，苏联威胁着美国和欧洲的城市，企图以此劝止美国和联盟：进一步实施核攻击（这里不是指对城市的核攻击）；同时，美国也威胁着苏联的城市，以确保自己能够进一步实施核攻击；（不是针对城市的攻击）。这样，双方非核力量之间的潜在的不对称性，将支配核威胁演变的每一步进程。联盟和美国虽然是防御的一方，由于它们在非核力量方面处于劣势，就必须首先用核攻击威胁苏联，尽管不是针对城市的核攻击。正因为如此，苏联虽然汇集了大批可以用于作战的军事力量，它也必须首先威胁对美国和盟国的城市实施核打击。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专门讨论战争进程中双方互相威胁“打击对方军事力量”的中间阶段，而这一点恰恰是美苏核竞赛的动因。因为双方拥有的核武器中大部分是用于打击对方的核武器的，最精确的导弹和最大当量的弹头也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而研制的。可是，在这里仍然没有什么对称性可言，核竞赛不是由最高领导层“盲目的”直觉驱动的，而是由具有实质意义的动机驱动的。苏联对美国洲际核武器进行威胁，其主要目的是要劝止美国有选择地使用这类核武器（如当苏联进行非核侵略或对海外军事目标实施核攻击做出反应），苏联的威胁是：一旦美国使用了任何洲际核武器，就要把这类武器全部摧毁。它谋求通过这种方式使美国丧失使用洲际核力量时的灵活性，从而使这类武器除了用于自卫外，别无它用（但无论苏联发动何种形式的旨在打击美军事力量的进攻，美国都可以保留足够的剩余武器，以便摧毁苏联的城市）。美国对苏联洲际核武器进行威胁的主要目的恰恰是确保自己可以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美国的威胁是：摧毁苏联的核武器以挫败其发动的旨在打击美军事力量的进攻。
　　核竞赛主要是围绕着美国是否有行动的自由、是否可以选择性地使用少量核武器（不用于打击城市）展开的。若不是美苏都要满足打击对方军事力量目标需求的话，双方就不可能拥有现在这么大规模的洲际核力量，它们双方目前大约共有2万枚核弹头。 [ 注：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估计，1985年中期，美国拥有10174枚核弹头，苏联拥有9987枚核弹头。参见《1985-1986年军事力量对比》第180页。 ] 因为如果不把核武器本身放在打击目标之列，目前已经部署的大部分武器就根本没有值得打击的目标。
　　美国似乎可以采取一种简单的、单方面的解决军备竞赛问题的办法，即宣布只在苏联先对美国实施核攻击的情况下使用洲际核武器，一旦使用洲际核武器时，其攻击目标便是苏联的城市。宣布这一政策后，美国可以立即着手单方面裁减自己的洲际核武器，裁减后的武器数量仅是目前数量的一小部分，即对苏联城市实施第二次打击时所需的数量。要打击的苏联城市数量最多也不过50个，再给苏联可能发动的旨在摧毁战略系统的攻击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技术故障留出充足余地，那么至多只需要500枚核弹头就足够了。为了确保安全，这500枚核弹头可以分别由轰炸机和导弹（包括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陆基导弹和海基导弹）携带。这样，美国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可以使几十年来武器屯积造成的后果迅速消失，美国目前拥有1万多枚洲际核武器，除了需要继续保留500枚外，其余的都将有计划地拆除。即使没有谈判达成的协议，苏联最终也会拆除其核武器，或者听凭武器设备变得陈旧，不去进行更新，因为这些核武器已经没有什么打击目标了。 [ 注：有科技常识的读者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一个纯技术性的错误：即使美国的洲际核投送平台减少至十几艘导弹潜艇，100架左右轰炸机和同样数目的机动陆基导弹，在苏联发动旨在打击这些核力量的进攻时，有多少核弹头都能用得上，如苏联可以对部署了机动导弹的地区、对机场周围的领空（为了打击刚起飞的轰炸机）、甚至对怀疑有导弹潜艇出没的海域实施全区域范围的“拦阻网”式的攻击。 ]
　　正是军事均衡本身的结构不允许美国实行这项现成的解决办法。在军事均衡的结构中，美国为了对付苏联的进攻（甚至非核进攻），可以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恰恰是美国具有的这种不对称的威胁能力将核力量和非核力量结合起来，使核力量可以弥补非核力量的不足。美国也可以通过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来对付苏联对美国以外的其它目标实施的攻击，正是在这同一方式的威胁手段中，体现出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的坚强联盟，这种联盟可以抵消苏联因为在自然地理上与美国的欧洲盟国毗邻而获得的优势，如果没有这种联盟，这种优势就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里较少数量的核弹头具有一种重要意义，其意义远远超出单纯的数量问题。核弹头的数量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但它却引起了为打击对方军事力量而进行的大规模的军备竞赛，造成了今天巨大的核武库。但是，要排除这个小小的原因，就会对整个军事均衡和联盟关系（与欧洲的联盟关系既会使美国卷入冲突，又会使美国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造成严重的影响。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战略的反常逻辑领域中运用线性推理的谬误之处：如果美国的目的是大幅度裁减各自拥有的核武器，使核武器发展保持在打击对方军事力量的武器之前的水平上，那么，美国（包括盟国）必须在其它方面保持与苏联同等的兵力，然后通过加强自己的非核力量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核战的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人们想像核战争时，往往只设想一种情况。那就是一方采取的措施迫使对方采取反措施，导至战争毫无节制地升级，最终达到对双方居民实施全面核攻击的阶段。在这样极端的背景中，反常逻辑的制约作用也相应地变得极端：这样使用核武器已经完全超出了核武器效用的顶点，结果适得其反。从进攻的一方（在此条件中亦是受害的一方）来看，毁灭性最强的攻击反而等于不发动攻击。从实际情况讲，一旦所有值得攻击的居民中心都遭到摧毁，即使那时还会有幸存者对计算双方的得失成败感兴趣的话，恐怕也不会有哪一方能从对方同样的灾难性毁灭中得到好处。
第三部分 结局：大战略
第14章 战争中的和谐与不和谐
　　大家也许已经认识到，在战略的各个纵向层次之间，和谐是不会自然产生的。但是我们还必须充分理解不和谐的含义。当一种武器在技术上效能很低，在战术上不能充分达到目的，在战役上价值很小，在战区战略上几乎毫无作用的时候，我们会有把握地预测在大战略这一最高层次上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即在各国平时与战时对外交往这一更广的范围内，这种武器与部队中的其它武器装备相结合，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最终效用。如果不出现其它国家对这种武器效用估计发生误差的话，如果不蓄意对其进行欺骗宣传并获得成功的话，希望它能在劝导方面所起的作用将是微不足道的。同样，如果不考虑战斗中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这种武器也不会在战争中为己方增加多少取胜条件。
　　显而易见，在各层次上依次获得的和谐成功会在大战略层次范围内产生相应的作用。至少这种作用的大小，要看在什么时代背景下涉及的范围有多大。刺刀在17世纪末刚刚问世时，虽然看上去很不显眼，由此所引起的变化却是令人瞩目的，它的出现使得所有步兵都可能装备轻火器。在那以前，为了弥补因火枪手装弹慢造成的空隙时间，每个步兵编队不得不编制部分长矛手来阻拦敌骑兵的冲锋。对于首先广泛使用刺刀的法军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赢得战斗的胜利，因为只要敌方军队的许多人仍拖着笨重的长矛作战，法国军队就比同样数量的敌军拥有更强的火力。尽管为长矛辩护的人很多，但这些辩护者不能形成一支足够强大的社会力量以拒绝新事物、保留旧事物，象埃及的马木路克那样曾阻止了轻火器的引进而保留了剑。
　　最重要的是，新的发明与当时尚未变化的战术、战役方法、战区战略以及团队编组完全是相适应的。以前的长矛手能够很快地训练成火枪手。而在补给方面的压力也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时每个士兵携带一百发子弹就足够整个作战时节使用了。这样，直到刺刀终于被全世界广泛采用和法国完全失去这个优势以前，运用刺刀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在更高层次上各纵向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并未被否定或削弱，相反，它的作用在大战略的层次上是十分明显的。
　　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英国在1940年不列颠之战时采用“链层”式雷达站网络系统也取得了类似的效果。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英国皇家空军的防空任务并未发生变化，在战役和战术层次上，情况与过去并无二致，无论雷达预警手段是否拦截到敌机，任务本身、战斗机动的性质以及飞行中队和飞行大队的编成都依然如故。再一次，技术创新在三个较高的战略层次上畅行无阻，它的作用是以数量增值的方式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有了雷达提供的信息，皇家空军的飞行员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需要他们，因而不必为搜寻入侵的敌机而进行巡逻。相反，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可以一直在地面待命，直到战斗机司令部的雷达信息跟踪室将它们派往指定的目标。皇家空军可以使所有的飞机加满油，做好战斗准备，飞行员在战斗允许时还可以休息，以便倾全力抵御德国空军。正如刺刀等于增加了法国火枪手的人数一样，雷达等于增加了做好战斗准备的英国战斗机的数量。雷达的技术效用的全面价值达到了大战略这一层次。
　　然而，不和谐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我们已经遇到过这方面简单明确的例子，即一个层次上的进步在下一个层次上被完全否定了。例如，法国1870年装备了后膛装填机关枪，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技术革新。但由于部队编制本身的原因，这项技术革新的效能在战术层次上付之东流。这种极不和谐的现象所导致的后果是，后膛装填机关枪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完全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特别在涉及到新武器时，这种被全面否定的现象绝非罕见。如果技术上的革新与编制上的改革步调不一致，发展的动力不同，那就足以使两者之间出现致命的不和谐现象。
　　然而，致力于探索战略领域的人们更有着极普通的共同感受——实际上，也是他们通常面临的困境是，不和谐情况非常微妙和少见，绝对否定的结果也少，更多的是成败两方面的全面的相互渗透。从我们前面描绘的战略形象的角度来看，在任何一个层次上的作用和反作用的波浪和逆流都会在成败两方面透渗到它的上一层次和下一层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各层次的相互渗透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德国远征军在北非的作战，这是现代军事史上不和谐的一个典型例子。1941年2月埃尔温·隆美尔中将首次被派往意属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开始他只有一个机械化师。当时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正在加紧准备，希特勒认为埃及不值得攻取 [ 注：希尔格鲁伯《希特勒的战略》（1965年）第190-192页。 ] 。因此隆美尔受领的任务极为有限，希特勒只要求他帮助意大利抵抗英军的进攻，并不要求他攻入埃及，因为英军的进攻几乎快把意军从北非的殖民地赶出去了，这对轴心国的威信将造成损害。即使对利比亚辽阔而空旷的东半部领土昔兰尼加，德国也只是打算等到秋天过后，如果条件允许，再重新夺回。
　　给隆美尔下如此谨慎的命令似乎本无必要。隆美尔的部队规模太小，难以发动进攻；他本人以前从未到过北非，对沙漠作战毫无经验；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德国陆军对那种艰苦的环境完全未做好准备，既没有必要的装备，也没有进行沙漠作战的训练 [ 注：1941年2月17日的英国情报分析认为，由于沙漠战争需要进行各种准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黎波里方面不会发起任何重大的反攻。”见欣斯利所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1979年）第389页。德国陆军司令部也持同样的观点。 ] （机动车辆没装滤沙器，德国人甚至还不知道低脂肪食物对部队在沙漠气候中保持身体健康是必不可少的。 [ 注：范·克利夫特《战争中的后勤》（1977年）第184-185页。 ] ）。德国陆军司令部早就计算过，发动征服埃及的进攻至少需要4个装甲师和相应的空军力量。由于“巴巴罗萨”计划的原因，这些部队不可能抽调过来。而且整个利比亚境内从的黎波里到埃及前线的道路只有一条，即维亚巴尔比亚公路，该公路沿海岸线绵延1000多英里 [ 注：若了解由总参谋长哈尔德记录下的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观点，请参阅拉里·阿丁顿所着《闪击战时代与德军总参谋部》（1971年）第162-163页。 ] 靠为数不多的机动车辆难以沿此公路向庞大的部队提供给养。此外，通往意大利港口的海上通路极不安全，轴心国的船只不断受到英国潜艇和从马耳他岛上起飞的英国飞机的攻击，损失严重。最后，的黎波里只有一个港口，若进攻埃及，它的吞吐量满足不了需要 [ 注：马丁·范·克利夫特《战争中的后勤》第184-185页。 ] 。
　　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英国的处境有很大的优势。英国控制了东边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和波斯湾的地区；在南边则延伸到苏丹，实际上是从开罗直通开普敦的广阔地区。此外，英军部队，加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的派遣部队，已远远超过德国所能派出的兵力，即使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也是如此。而且总的来说，这些部队的素质也优于隆美尔所辖的意大利军队。在补给方面，英国的优势就更大了。它在好望角周围的漫长的海上交通线是安全的；在苏伊士运河两端都有出入港口；从苏伊士运河到开罗和亚历山大，则有良好的公路和铁路；英国有设备良好的基地和工厂，还有充足的不受油料短缺影响的车辆运输能力。因此，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就隆美尔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而言，人们充其量只能期待他进行有限的防御。
　　隆美尔是于1941年2月12日到达的黎波里的。他只带去了一个人数很少的参谋班子和有一个驻利比亚德军总司令的头衔 [ 注：以下是根据罗纳德·卢因的《非洲军团的生与死》（1967年）和戴维·欧文的《狐狸的踪迹》（1977年）第67及其后。该书叙述丰富多彩，但很真实。 ] 。两天后，几艘运兵船送来德军第5轻型师的侦察营和反坦克营，大约2000人，配有枪炮和装甲车，但没有坦克。不顾空袭的危险，隆美尔命令这几艘船在探照灯的照射下连夜卸载。第二天，即2月15日，这支小小的德军部队在的黎波里的大街上列队行进，然后直接向东开去。当时英军已占领了利比亚东部昔兰尼加地区的首府（距的黎波里600英里的）班加西，并又向前推进了100英里。但英军已不想再向前推进了（当时希腊战役即将开始，英军正在撤回部队准备运往希腊）。隆美尔本来不发起进攻就可以完成他的任务。当时隆美尔完全可以等5月中旬答应给他的第二个师——第15装甲师到达之后再试图发动一次攻势。而且即使到那时，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命令，他的攻势也仅限于昔兰尼加的门户艾季达比耶以西的地区。
　　隆美尔没有服从命令。没等贮备补给品，也没等安排好物资的运输，也没有停—停使他的部队适应一下环境，他便率领这支小小的部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机动。1941年2月26日，德军第一次与英军遭遇并接火时，已到达的黎波里东边470英里了。一星期以后，第5师唯一的装甲团带着大约50辆坦克到达了的黎波里。同样，该团在市区街道上列队行进后便直接向东开去。一个月后，即1941年4月2日，隆美尔打响了夺取艾季达比耶的第一仗。艾季达比耶位于英军沿海岸公路布防的昔兰尼加大凸出部之底部，距的黎波里以东500英里。到了艾季达比耶就有沙漠小道穿过凸出部通往邻国埃及的海岸，隆美尔本可以到此为止。
　　但隆美尔却直接违抗希特勒本人的命令， [ 注：阿丁顿《闪击战时代》第165页。 ] 把他本来就很少的一个师的部队一分为二，一路迫使英军沿漫长的海岸公路撤退，兵力较强的另一路则沿着岩石重叠的骆驼小路穿越沙漠。实际上隆美尔不是派遣，而是亲自率领他的部队一路向前，尽管第5师本身有一位出色的指挥官，隆美尔却经常乘坐一辆敞篷汽车走在部队的最前面。两天后，即1941年4月4日，沿滨海公路行进的德国人到达距的黎波里600英里的昔兰尼加首府班加西。4月9日，机动性超人的德军穿越沙漠突然出现在托卜鲁克面前。当时在昔兰尼加东部的托卜鲁克港是英军主要基地，距的黎波里足有1000英里。英国人当时还以为隆美尔仍在的黎波里等候第二个师的到来。由于这样快就到达沿岸公路和托卜鲁克，隆美尔已使自己的部队大大超过了德军薄弱的补给线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条补给线由的黎波里出发，且刚刚建立不久。德军只能派出本来就很少的运兵车辆回去取油，而后便不得不靠缴获敌人的油料。当时德军有一半的坦克抛锚在路边。人员疲惫不堪，几乎站着也能睡着。总兵力从一开始就很少的德军又被分散在广袤的沙漠之上。
　　但是，就在因攻势过度而彻底自行溃败之前，反常行动却获得了好处。
　　德国人的推进远比英国人的预料要快、要远 [ 注：欣斯利《英国情报》第389-393页。 ] ，英国在托卜鲁克以西昔兰尼加的所有部队败于德军的机动行动并遭到分割，被迫仓惶撤退。英军在败退过程中遗弃的装备比德军进攻前所拥有的还要多。此外，英军还丢下了大量的食物、油料和弹药。一次又一次，德军摩托化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小型特遣分队在少量坦克的配合下，出其不意地冲出沙漠，袭击、俘获、摧毁或打散沿滨海公路撤退的英军卡车、炮兵和步兵部队。英军的装甲部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却似乎从未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支援其步兵和炮兵，并且总是在没有步兵和炮兵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成为德军反坦克炮的牺牲者。 [ 注：隆美尔虽有意打乱其部队的编组，但并未扩大到战术一级，他对战术一级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当英军的步兵、炮兵和坦克部队分别作战的时候，德国却将三者混合编成特遣部队。德国人相互配合默契，当特遣队遭到英国坦克部队攻击时；德国人就以利用地形隐蔽得很好的反坦克炮对付英国人的坦克，而德军的坦克却反过来作翼侧机动，主要攻击英军“非装甲的”摩托化步兵部队。在翼侧攻击中，德军的技术优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方面的典型描述见冯·梅伦廷的《装甲战》（1971年）第71页。 ]
　　很清楚，隆美尔的指挥方法和他的非凡活力使德军在战役层次上获得了巨大的优势。在隆美尔的亲自率领下，德国人比英国人的行动要快得多。这好比是一场典型的空战，一名较优秀的飞行员驾驶着一架较好的战斗机可以对一架较迟钝的敌机作内侧转弯，向敌机的尾部开火而不会受到惩罚，然后再转弯第二次开火，这时候敌机还未对第一次开火作出反应。德军在战役层次上的优势最终克服了它在战区战略层次上的明显劣势。仅此一例就足以证明，一个层次上的成功可以向另一个层次渗透，而这种现象与人们理所当然设想的结果多有差异。
　　然而，隆美尔在1941年春天时长驱直入并没有导致德军胜利地攻下开罗。相反，在此后的两年里，英德双方开始了戏剧性地进攻继而又仓惶撤退的交替过程。先是一方后是另一方都超越了它们的胜利顶点。最后，德国人在1943年彻底失败了。尽管战果辉煌，但德国人在北非战役层次上的优势显然渗透不到大战略的层次上。从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整个北非战役只不过是世界大战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它的结局注定要受到其它更关键的战区战况演变的支配：在东线，德国人几乎投入了比北非多百倍的军队；在西欧，诺曼底登陆后，德国投入了虽比东线少但数量仍然十分巨大的兵力；在亚太战区，轴心国正与英国的另一些部队作战；在北大西洋战区，盟国的船队与德国的潜艇展开了搏斗，这场搏斗关系到盟国能得到多少补给；而在所有轴心国上空的空中战区，盟军的轰炸机将展开对工业区的战略轰炸。
　　纵向成功与横向失败
　　实际上，甚至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纵向领域里的非常重要的军事斗争也受到希特勒在横向领域内政治谋略彻底失败的制约。在外交、情报和宣传等横向领域内的失败使得世界上各个最强大的工业国联合起来，反对德国和它遥远的盟友日本。这样，即使在战场上取得巨大成功，德国的失败实际上已经是确定无疑了。本来，德国应该以纵向领域内的卓越成功来克服这一巨大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然而在军事上取得很多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因为德国在物质资源上处于劣势。而这正是它在横向领域内的弱点所导致的最明显的恶果。
　　在纵横向交汇的大战略的层次上，德国与日本的早期成功确曾在开初时减弱了横向的根本性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具体来说，德国占领了西欧大部和苏联西部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工业能力，以及日本对马来亚的橡胶和锡、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的占有，都减缓了德国和日本外交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物质资源上的不平衡。因此，在大战略的层次上，战争初期轴心国通过战争准备和战斗力优势所获得的纵向优势削弱了盟国的横向优势。（在横向领域内，保守的英国政府与斯大林的苏联携手合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希特勒在珍珠港事件后无缘无故地向美国宣战和日本本身的严重失算；日本贸然向美国舰队发起了攻击，而当时它的目标是东南亚。）
　　当盟国动员起它们的人力资源，加上它们大部分物质资源仍完好无损时，它们在横向成功中获得的优势便开始在一个又一个战区内对纵向军事斗争起制约作用。这样就阻止了轴心国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在战争的后期，盟国陆军、海军、空军战斗力的日益提高，能干的军事领导人涌现以及恰当的战术和作战方式，使得德国和日本在纵向的战术和战役层次上的早先的优势在各种战争形式中和各个战区内相继丧失殆尽。
　　随着盟国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处于有利地位，它们在横向领域内取得的优势终于在作战中得到了体现。在纵横向交汇的大战略的层次上，随着盟国对部分失地的收复、对轴心国工业区的轰炸破坏以及稍后对日本海上运输线的潜艇拦截，情况发生了逆转。那些从一开始就找错了盟友，结错了冤家的国家开始丧失它们早先通过大胆侵略而获得的东西。这些大胆的侵略既是它们军事才能的写照，又是它们政治谋略拙劣的表现。最后，盟国在纵横向两个领域都处于有利地位，它在1945年的最后胜利是绝对肯定的。在剩下来的每个战区内、由于在该战区或该战争形式中早先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由于所有其它各个战区积累下来的总损失，轴心国不仅在技术上、战术上以及战役上被盟国压倒，而且部队的数量也急剧减少。轴心国的种种困境反映了它们在横向领域中彻底的和连续不断的失败。
　　可是，这种结果哪一部分能体现出战略逻辑呢？的确，一次决策失误并不会对大战略的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产生持续的影响。本来德国和日本在纵向领域内的日益衰弱应该在横向领域内对它们有利，从而放慢甚至中断它们的衰落。当盟国在各主要战区内将获得完全胜利之际，当战后力量分布的轮廓已开始呈现的时候，这也正是反轴心联盟本身趋于四分五裂之时：如果战争径直继续下去，英国和美国最终面临与苏联的新的对抗。那时双方都会亟需德国人和日本人成为自己的盟友。
　　对于技术和工业较落后的苏联来说，德国和日本的工业才能是它特别需要的。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在面对拥有强大地面力量的陆上强国苏联时，德国和日本的军队举足轻重。如果德国和日本作为主要大国，都被彻底打败和摧毁，苏联和英美双方都休想在开始出现的战后世界中得到的所需要德日的帮助。如果德国和日本政府以前不是把事情做得太绝，以至使任何和解都不再可能，两国完全可以施展谋略，利用这个契机。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给美国人留下惨痛的记忆，而这伤痛因种族主义更使之刻骨铭心；如果不是纳粹的所作所为震撼了全世界人民的良知，德国和日本本来可以利用残留的力量和未来的潜力待价以沽，诱使苏联一方或英美另一方与之单独媾和。尽管日本直到投降前夕成功地与苏联保持了和平，然而，德国和日本甚至没有认认真真地试一试单独媾和的可能性。这恰恰是德国和日本的国家谋略失败之处。
　　看来斯大林多少有些确信，英国将竭力劝导较单纯的美国人在纳粹德国彻底战败和德国无力帮助反对苏联之前与纳粹德国结盟。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的对抗中，英国和美国不与德国结成垂手可得的意义重大的同盟简直不合逻辑。至少从1943年起，他就已经在为战后的新冲突做准备。1939年斯大林还曾全然不顾纳粹的罪行轻而易举地与德国结成了对苏有利的同盟。因此，斯大林认为，英国和美国将会做出他处于英美的位置上也会那样做的事情，很可能使德国在一个没有希特勒的新的军政府的幌子下，只对苏联继续进行战争。正因为如此，1944年7月20日德国发生未遂军事政变的消息意使苏联疑窦丛生；对于任何英美人一旦与德国军官接触，苏联都犯疑心（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内，盟军与德国进行局部性投降谈判这种事情最终真的发生了。）。 [ 注：在英国人通报了有关美国人在伯尔尼与驻意大利德军司令官们就德军投降一事（提出了无异是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进行谈判的情况后，苏联政府在莫洛托夫1945年3月22日致驻莫斯科英国大使的照会中斥责这种谈判是一个反苏阴谋。1945年4月3日，斯大林致函罗斯福称：“我也无法理解英国的沉默态度……尽管众所周知，在伯尔尼搞的谈判从头至尾英国人都是主动的。”（丘吉尔：《胜利和悲剧》第446页） ]
　　斯大林对英美两国的猜疑是错误的，但他对战略逻辑清醒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正如他（和希特勒在最后的日子里）所预想的那样，美国与德国和日本最终还是结成了联盟，尽管那时战争结束已经很久，德、日两国的政治制度已发生了彻底变化。然而，在战争期间，为了不使任何相反的力量介入，阻止轴心国的失败，在横向领域中表现出来的盟国内部的分裂倾向遭到大力抵制。因此，在纵向领域内，打败法西斯的目标在每一战争形式上，在各大战区里最终完全实现了。
　　相互渗透的局限性
　　由此可见，即使隆美尔在北非最终打赢，他的结局也不过和驻海峡群岛、丹麦以及挪威的德军命运一样。这些德军曾无敌于一时，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在1945年5月7日投降。当然隆美尔并没有在北非打赢。尽管德军在战役层次上对英军具有很大优势，但这并不能完全抵销战区战略层次上空间因素的制约作用。人们的视野必须越出北非的范围，认识到德军作战空间因素的广阔性。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隆美尔得到更多的部队、更好的补给，他很可能达到他个人的最终目标——距的黎波里1500英里的开罗和苏伊士运河。对于一个才能仅限于战役领域和至少在北非战场上显然完全不懂得战区战略的将军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 注：或者，他本应认识到，他能够供应的跨越的黎波里到苏伊士运河（长达1500英里）的这支军队人数太少不足以击败英军，而人数多到能足以完成这个任务的军队他又供应不了，见范·克利夫德的《战争中的供给》第181-201页。 ] 然而，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次作战胜利，或者是几次作战胜利的战果，而不是一次战役胜利。因为战役并未因此而结束。
　　英国人仍将继续战斗，他们无疑会在开罗以南通过上埃及和苏丹的基地建立一条新的战线，并在苏伊土运河的西奈一侧，通过在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基地建立另一条新战线。通过红海水域，英国可同时向这两条新战线提供补给。如果置之不理，英国人就会在美国人的援助下修建基地、工场、野战医院、公路、铁路和港口，以便养精蓄锐，积累增援部队，最后收复失地。既然无法迫使英国人投降（因为只有在伦敦而不是在开罗这一目标才能达到），德国人不得不在两者中作出抉择：要么消极等待英国人不断增加实力，并对德国人在埃及已占有的成果造成威胁。要么进一步发动进攻，夺取那些正在针对他们进行反攻准备的大片地区。这种大规模的征服也许会使隆美尔名声更大，但只要伦敦不想投降，隆美尔决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正如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被日本人占领、英国被赶出东南亚以后的所作所为一样，英国人无疑将继续战斗，在外约旦东部的浩翰沙漠地带，在叙利亚、苏丹的广阔土地上，甚至在埃塞俄比亚进行抵抗。在上述地区，英国人在东线可通过波斯湾和伊拉克得到补给，在南线可通过好望角和东非得到补给。与以前一样，英国人会着手积蓄力量，最后过渡到反攻，就像1942年后英国人在印度不断得到加强、1944年开始收复缅甸、并继续向马来亚和新加坡前进一样。（由于日本的投降，就是眼看着要收复新、马，也没有必要进行了。）
　　即使到那时，随着部队在辽阔地区拉开战线，德国人将再次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在两条战线与一个日益强大的敌人展开无限期的战斗，要么发动新一轮的进攻，攻入英国人占据的对德国的战果继续构成威胁的那些地区。对德国人来说，只要战役没有结束，从的黎波里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战果就仍将是不牢靠的，就只能靠更多的战斗来保持。对于德军来说这些战斗只能是进攻性的，这真好比德军是迎着敌人物质力量的潮涌游泳。而这一切又是他们在政治谋略横向领域内的根本性失误所造成的结果。最终，隆美尔将不得不通过东非一直攻到开普敦，同时向东越过伊拉克、穿过伊朗、征服广袤的印度，以便真正打赢他的战役。只有到那时，英国人才无法在多条开阔的战线上作战。除非德国人把英军从非洲彻底驱逐出去，并且把英军从印度撵走，进而与日本在印缅边境会师，英国人将继续对前所有的战果构成威胁，并仍旧将遥远的的黎波里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
　　当1942年夏末隆美尔在埃及境内似乎达到胜利的顶峰，日本人一度似乎就要进攻印度的时候，盟国军界一些人士担心轴心国会发动一场比拿破仑战争规模更大的协同攻势，以使德国和日本在征服了的印度境内会师。据我们目前所知，当时德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此种计划，甚至连其它协同行动的计划也没有。他们所进行的战斗只象是沆瀣一气的好战者，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盟友。我们还知道，当时德、日两国的进攻都已超过了成功的顶点。从1942年德、日两国庞大攻势的势头中我们实际可以看到，隆美尔的坦克部队在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燃料耗尽；与此同肘，在延伸过度的慢长补给线的尽头，日本步兵正在忍饥挨饿。
　　不过，即便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这两场攻势真正坚强有力，即便两支军队可以得到补给而前进得远得多，即便印度被这两国之一的军队所征服，盟国也不会失败，盟国重大的战争努力仍将毫不懈怠。无论规模多么宏大，从的黎波里到印度的整个战役仍不过是一段战争插曲。诚然，盟国会因此失去很多：印度军队的兵员（这些训练有素的印度团队在其它地方也能有效地强加英军的实力）、伊拉克与伊朗的石油（只要油船短缺不影响中东石油外运，只要德国能够将这些石油运走为已所用）、以及印度本国数量很小但正在发展的战争工业。然而，中东和印度地区对盟国所提供的大部分战争资源本来就要在该地区内部被消耗掉。因为这两个地区都需要盟国抽调力量加以保卫。因此，从盟国对抗德日的主要力量方面看，总的兵力和资源对比甚至反而会对盟国有利。
　　当把力量花在不能取胜的次要战区时，战区层次上的所失转化为大战略层次上的所得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在这过程中的所失不是过多的兵力损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与盟国双方的情况都是如此，就像在以往任何战争中一样。但是，这种现象在德日两国比在盟国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双方在大战略层次上的处境有着根本的不同。
　　纵横向的胜败
　　由于盟国在战争资源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因此，任何能削弱德国和日本军事实力的军事交战，即使给盟国自己也造成了明显的损失，对盟国也是有利的，只要这些损失的比率不超过对盟国有利的总的实力比率，或者说得再准确一点，只要这些损失不会缩小轴心国与盟国之间力量增长速度的差距。例如，在一个时期内，德国每个月生产500架战斗机，而英美每个月生产的战斗机架数是这个数目的三倍。如果不考虑两方飞行员被救援归队人员的不对等情况，即使每击落两架德国战斗机，盟军飞行要损失3架，对盟军也是有利的，积累下去的最终结果是获得胜利。此外，对盟国来说，这种消耗战在哪里打都是有利的，因为消耗是不分主次战场的。不过盟军不宜从主场上分散精力。由于消耗的不断积累无论如何都会起作用，这样做虽不会影响最终的胜利，但它却会减慢盟国胜利的步伐，原因很简单：在次要战场上无法与最大数量的敌军交战。再者，只有在最重要的战区，即轴心国的本土地区，盟国才能用轰炸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办法，运用纵向领域内的军事实力，达到在横向领域内加紧削弱德、日的目的。
　　德国和日本的处境则迥然不同。只有当军事上的胜利，即在纵向领域里的成功对横向领域也发生作用时，才能有助于他们打赢战争。盟军作战失利——这在战争中曾一再发生——还没有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因为它不影响横向领域里盟军的核心力量，即联盟本身。相反，有了联盟本身，盟军可以获得优势的联合力量，不断为作战部队培训战斗人员，提供武器装备。 [ 注：在理论上讲，轴心国单凭作战胜利是可以打赢战争的，但是只有当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给盟国造成越来越多的损失，以至达到严重影响盟国部署新部队的程度时，才能赢得战争。在1943年底或1944年初以前，英国和苏联都没有达到它们的最大兵力提供能力，而美国从来没有达到它的极限。当然，到1943年，轴心国打胜仗和给盟国造成损失的能力已经在急剧下降了。 ] 换句话说，只有军事胜利可以代替政治谋略——主要是瓦解敌人用外交手段所达成的同盟时，轴心国才能从军事胜利中真正获得好处。而这一点曾确实发生过。德国完全击败了波兰、比利时、法国，迫使它们同时退出战争，因而在横向领域内改变了整个形势。但在北非，德国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通过纵向领域的成功获得横向领域的好处。在北非，既没有那么些国家被德军所压倒，也没有有价值的战争资源。
　　因此，德国陆军司令部一开始就反对隆美尔在埃及的冒险是十分正确的。即使希特勒予以批驳，他也仅给了隆美尔很有限的兵力。因为他欣赏隆美尔的战绩主要是出于宣传价值：特别与俄国战线的德军相比。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沙漠骁将为德国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样板。当时在俄国，德军虽已取得很大成功，但已显示出不祥之兆。 [ 注：许多历史学家批评希特勒拒绝在1942年夏给隆美尔派出援军，指出只是当隆美尔在阿莱曼失败之后才给他送去大量德军。但到那时，德国人的目的已不再是征服埃及、而是阻止突尼斯的陷落，以保持意大利在战争中仍能作为自己的盟友。突尼斯已是轴心国手中的西西里对面的最后一块北非领土了。与征服埃及不同，这是大战略层次上的一个重要目标。 ] 而向埃及进军并不能达到什么重要目的，它不能使德国在北非吸引大量的英国军队，因为英军在1941年或1942年根本没有主次战场之分，德军则在隆美尔到达的黎波里后就很快有了主次战场之分了。
　　只有在东线，德国才可能在大战略方面取得确定的成果。德国人通过打击苏联，至少会有取胜的机会，因为在那个战区，纵向胜利可以产生横向后果：对苏联人口和资源的掠夺即可削弱苏联同时又可增加德国的实力，仿佛利用外交手段拉走敌人的一个盟友一样。德国可以把苏联的人口和资源都用于德国的战争事业。彻底征服苏联当然会消除希特勒最大的政治谋略失误所造成的恶果，从而使德国能够对付因美国参战与英国并肩作战所表明的新的政治谋略失误。上述例子表明，纵向领域的成功可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发挥主导的作用。
　　德国至少在北非这个次要战场上只投入很少的兵力，而日本帝国在横向领域里，是错上加错了——从广义上讲也是一个情报失误——因为日本人把它的军事力量大量分散在各个次要战场上了。袭击珍珠港以后，日本人曾继续占领马来亚、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他们认识到通过纵向领域内的努力去达成横向领域内的效果。尽管上述国家中没有敌对的盟国需要打击或瓦解，但占领这些地区可在重要的资源方面获得相应的补偿，如马来亚的橡胶和锡、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至于占领菲律宾事实上只动用少量部队就告得手，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主要因为菲律宾可作为重型轰炸机基地用来攻击日本，而美国当时也确实有此打算。然而，另一方面，日本人随后又入侵缅甸，派舰队突进到印度洋，进犯南太平洋，特别是企图征服新几内亚。最重要的是，日本人继续在中国进行战争。所有这些行动都使日本人偏离了从理论上说日本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的唯一战场：合众国本土。
　　既然日本已经帮助美国做了美国人想做而做不了的事，使美国人毫不含糊地投入战争，日本人只有入侵这个本不该招惹的国家才有可能弥补其政治谋略方面的失误。只有在美国本土将美国击败，从根源上断绝它日益增长的实力，日本人才能将纵向领域内的暂时优势转变为大战略层次上的决定性胜利。为确保胜利，袭击珍珠港后，日本人所要打的一个战役应该是入侵加利福尼亚，然后是征服美国生死攸关的重要中心，最后迫使华盛顿的一个亲日政府接受和谈条件。然而可以肯定，即使将在中国和其它地区的日军全部撤回，日本帝国的军队也无力做到这一点。因此，日本人当然从未敢抱有这种奢望。由此看来，袭击珍珠港后，日本人的最佳选择就是立即求和：日本以牺牲它还有数年作殊死抵抗避免最后失败的能力，来换取美国的让步，从而使美国也可避免为求胜而作战。
　　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美谈判中，罗斯福政府就曾向日本帝国提出了许多要求，包括日本军队从中国撤军。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无疑会要求日本也从满洲撤军，并且很可能要求日本从它的旧殖民地朝鲜和台湾撤出来。此外，由于发现了日本的军事力量确实是多么有效，美国领导人肯定会坚持让日本部分裁军。这便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战术和战役成功的真正价值，从事后最好的战斗进程来看，如果当时日本飞行员迷失了方向或没有找到攻击目标，日本的处境倒反可能会好些。从纵横向交汇的大战略一级看，日本在横向领域内处境是如此不利，以至偷袭珍珠港在战术战役上的成功确实比在战术战役上的失败还要糟。
　　这种例子远非罕见。战术上的成功，甚至非常出色的成功，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却造成相反效果那是常有的事。在这方面变多为少的全部必要全件正是纵横向之间的极不和谐。例如，如果大轰炸所造成的外交效果和宣传效果都是不利的，那么，多轰炸比少轰炸更糟糕，精确摧毁式的轰炸比效果不佳的轰炸更糟。如果在纵向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和谐，那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军事行动总是不成功的，但如果纵横向之间存在着不和谐，纵向领域内的成功比失败更糟糕。
　　因为日本帝国从一开始使用的就是败招，一旦它在袭击珍珠港后不能向华盛顿进军，那么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就无真正决定性的会战可言了。在珊湖海、中途岛、新几内亚、瓜达卡纳尔地区进行的海上和空中战斗的成败只能决定日本败得早些还是晚些而已。这些战斗无论多么富有戏剧性，也不会在大战略的层次上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它们不能决定战争的结局，象德苏在东线打的几场会战确实起到决定作用那样。即使1942年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彻底胜利，它的结果也不过是暂时的。即令被击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的而不是日本的，美国无疑最迟到1944年仍将占有海上优势，因为美国的造船业、飞机制造业以及飞行员训练工作都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即使日本人在中途岛败得更惨此，也只能使日本的最终战败来得更快些而已，而日本的这一结局自从美国海军力量充分动员起来之后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即使不入侵美国，日本仍有某些机会通过谈判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日本人避免打大仗，而不是竭力要打大仗，如果日本人避实就虚，只在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屿上与美国进行零散的战斗，他们就有可能将这场战争年复一年地拖延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很可能使用重型轰炸机和原子弹使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断下来。但如果不这样做，而且如果我们设想日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这场战争，日本很可能通过拖垮美国人民的耐心，而不是通过耗尽美国的资源，瓦解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赖以进行战争事业的全民统一意志，从而得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样，日本可以利用小规模的军事胜利取得宣传上的效果，使得自己在智谋和外交上的失败在横向领域本身范围内得到补救，因为这些小规模的军事胜利将使美国人面临战争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困境。
　　和谐的效果
　　北越人不象日本人，他们没有袭击珍珠港那样初战告捷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需要消除。他们正是靠着纵向领域内持续不断的微小胜利并以机智的（从最广义上讲）宣传和外交手段在横向领域内扩展胜利，从而赢得了战争。在纵向领域内，北越人也不完全是失败的。在战术和战役层次上，他们至少能与对手平分秋色。只是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他们稍逊一筹。 [ 注：靠步行的北越人从越南的一头向另一头重新部署的能力与靠公路运输、空运和海运进行这种行动的美国和南越军队在机械化方面要逊色得多，但另一方面，隐蔽性又使他们在每一次运动中掌握着主动权，所以他们为任何每一次战斗集中兵力的能力并不逊色。他们增援正在进行着的战斗的能力可以说是较差的，但是他们的作战方法比较灵活，打完就迅速散开。 ] 至于在技术的层次上，北越人的战争方式使得技术对双方来说都无关紧要，虽然在这个层次上，美国人怀有独特的行动热情。尽管如此，一旦美国人干预，北越人还是不能仅靠纵向领域内的成功制胜。对北越人来说，积战术胜利并不能赢得战争，原因在于，越南并不是战争的主战场，而只不过是战斗的舞台，对手的力量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战场，即美国本土。美国自始至终是南越人装备和补给的主要来源地，并且从1966年到1972年期间也是美国军队的来源地。即使北越人能够击败每支用来对付他们的美国军队，仅仅靠纵向领域内的胜利，也无法使他们能抵抗不断派来的更多的军队，最后还是要失败。
　　北越人也没有能力阻止美国军队跨过太平洋源源不断地开到越南。他们没有在广阔海洋上作战的潜艇或飞机，并且在战争快结束以前他们没有足够的地面力量封锁南越人的港口和主要机场。对美国本土，北越人在纵向领域内更难运用军事力量。美国人不断对北越进行轰炸，而美国本土却当然不会受到北越的轰炸。然而北越人的外交和宣传却不受地理范围的限制，它破坏了美国与其欧洲主要盟国的关系，并且它的影响还深入了美国本土，造成了强烈的后果。
　　就这样，在没有靠战斗打败任何一支大规模的美国部队以及没有耗尽美国物质力量的情况下，北越人通过成功地发挥外交和宣传上的影响瓦解了美国赖以支持战争的统一的政治意志，赢得了战争。他们首先使美国军队撤出了越南，而后又使美国对南越供给装备和补给的数量急剧下降，而苏联和中国的装备和补给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越。对于北越人来说，军事上不断取得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是为了打赢战斗，因为无论如何打赢战斗都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仅仅是为了使战争继续下去，以创造使外交和宣传手段可以得逞的条件。
　　北越人的胜利向我们说明，在大战略的交汇处只要与横向领域内的要求相和谐，即使纵向领域内最微小的成功也足以带来胜利。相反，如果纵横向之间产生不和谐，即使在战争中取得最巨大的成功，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甚至可能起相反的作用。1973年安瓦尔·萨达特发动的10月战争的成功更加突出地显示了这一原则。
　　埃及人自己也知道，他们不可能靠直接的军事行动制胜，即越过苏伊士运河击败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队；然后按自己的意愿提出和平条件，或继续向以色列国土内部推进。尽管埃及部署的军队大大多于以色列的现役常备军，一旦以色列动员预备役力量，就可以建立7个地面师；并从这些师中抽出足够的力量前出西奈击败埃及可能部署的8个师。何况以色列还拥有全面的空军优势和在战役层次上享有装甲机动方面的优势。 [ 注：有关这个问题的唯一公开文件收集在哈诺奇、巴尔托夫的《护壁》（1981年）一书中，关于师的计算，见该书10月8日的图表。 ]
　　但从另一方面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埃及却十分有利。1973年时，美国刚从越南脱身不久，无心再战。苏联却跃跃欲试，喜形于色地声称在世界政治的现实生活中与美国取得了战略上的“平等”地位，而事实上，美国在1972年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已很轻易地向苏联做出了这种让步。在全世界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长以及美国国内石油产量下跌的情况下，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靠限制石油出口掌握了油价的决定权。这些国家的石油生产是其它国家无法取代的，任何的石油出口中断都会立即显示出它们的强大威力。从以色列这方面看，当时它在外交上处于一种很软弱的地位，因为它绐世界留下的印象是满足现状，在解决冲突方面不愿合作。
　　正如我们所知，在不利环境中纵向作用影响可能会十分有限；而横向的潜在强点又不一定起任何作用。如果埃及人当时什么也不做，也许可以指望日益增长的外交压力最终将迫使以色列放弃占领的领土，并且不会因此换来它所要求的外交承认。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欧洲、日本将更加依赖阿拉伯石油，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对以色列的外交压力。但是，所有这些前景不仅过程漫长，而且是很靠不住的。一旦美国重新活跃起来，而苏联反而被内部困难所纠缠；阿拉伯产油国将不会敢于承担为埃及的利益而使用对石油出口的控制权所带来的后果。再者，它们对石油市场的控制权也不见得能永远保持下去。
　　只有靠军事行动才能激发埃及在横向领域里的潜在力量。这些潜在力量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所拥有的那种工业力量，而是外交优势，是善于利用他人力量的能力。即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份量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诚然如我们所知，埃及人实际上无力打赢一场战争，他们也明白这一点。但很清楚，他们不必取得彻底胜利就能达到对以色列施加外交压力的目的。的确，如果埃及人能够一路杀向特拉维夫，他们就用不着首先赢得外交上的支持了。但是，靠零散的袭击或炮击施加小的压力，埃及人不能引起苏联和美国的注意。只有跨过苏伊士运河，埃及才能引起苏美的注意。但这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为以色列人随后会发起反攻，把埃及人不光彩地赶走。因此，萨达特需要一次真正的战斗胜利，即使这次战斗不能导致战区性的战役胜利。
　　苏伊士运河100码宽，水流平缓，本身并不难渡过。以色列早已不沿运河岸边的工事派兵驻防，而是依靠装甲机动部队实施防御。以军将快速展开一个加强坦克师对付埃及的渡河行动。此外，以军极大地依赖空中力量。 [ 注：所谓巴列夫防线的大多数据点是没人据守的。1973年10月6日，大约450名士兵分散在从苏伊士运河一端到另一端的14个有人防守的据点中。每公里的平均人员密度为大约4名士兵。以色列人的防御计划（“鸽窝”）主要依赖西奈常备师的290辆坦克和14个炮连。见巴尔托夫的《护壁》10月6日的图表。 ] 因此，埃及人渡过河去并不难，但渡河后，埃军必须马上对付严阵以待的以军坦克。在渡河后三天左右的时间里。以色列会立即动员起它的后备役力量全力发起反攻，埃及抵抗住这场大反攻的希望更为渺茫。与此同时，假设埃及军队打垮了在所有可能的渡河点上防守的以色列坦克部队，那么以色列空军将对埃及军队进行全面轰炸，而埃及的战斗机在空战中不是以空军的对手。
　　埃及人解决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堪称楷模，无论在纵横向领域内还是在纵横向之间，埃及人都达到了和谐的境地。在横向领域内，埃及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外交上竟然劝动以前与之关系很不融洽的叙利亚政府同时发起进攻，从而使以色列不得不把部分后备部队派往戈兰高地，而不能把大部分后备部队派到西奈前线。结果，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以军从5个满员的后备役坦克师中派了2个坦克师与叙军交战。在横向领域内，埃及计划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它成功地结合运用情报、宣传、欺骗等手段使预计的进攻达到了完全突然的效果，尽管埃及向运河地区集结部队和舟桥器材的行动是无法隐蔽的。埃及的企图获得了成功，直到10月6日上午9时20分，埃及当天的进攻已经展开，以色列才作出动员的决定。根据通常的理论，达成突然性的条件是传达真实信息的“信号”被“噪音”或者说被更多过时的、错误的、欺骗性的信息所掩盖。这一理论的发展是强调审慎欺骗的重要性。 [ 注：见巴顿·惠利《代号巴巴罗萨》（1973年）。 ] 但其中可能还有更深刻的道理，正如事实已经证明的那样：实施欺骗之所以能够骗人是因为有着强烈的自我欺骗的诱因。
　　以色列人在10月6日的突然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里是能够而且确曾密切监视埃及人的兵力集结的，正如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来一直注视着德国的战争准备。美国在1941年12月7日以前很久就知道日本即将在某地发动进攻一样。但以色列由于国内外的政治原因， [ 注：见巴尔托夫《护壁》第188-217页。 ] 没有采取行动阻止埃及的战争准备。一旦允许敌人构成某种威胁，剩下的就只有为自己的无所作为寻找合理的依据。以色列人以为，萨达特又在虚张声势，就象他以前总是虚张声势一样。这好比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会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某些要价（他是倾向于接受这些要价的）；又好比罗斯福政府清醒地估计，从政治角度看，战争必须由日本人首先发动才比较有利，（当然，没有料到日本人会袭击珍珠港）一样。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以色列人的自以为是的心理如此之强，以至连那些追溯起来再清晰不过的警报都不予重视。
　　然而，对任何突然袭击的理论都不应过分泻染。如果真警报不因政治原因和自以为是心理而被忽略和隐瞒的话，就可以在事后轻易地变成假警报（尤其从战略的对立面逆转的直观来看）。以1973年的10月战争为例，如果以色列在萨达特的办公室安插一个间谍或窃听器，提前几个星期就知道萨达特计划做什么，并且动员后备部队，向前线派遣两、三个师，萨达特就会取消他的进攻，10月6日就什么也不会发生，真警报就会变成假警报。当然，等到下一次，突然袭击就可能会成功，因为以前它未曾搞成。
　　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尽管以色列后备师的动员因突然袭击而延迟了，但埃及人仍需对付以色列的坦克和空中力量。事实上，萨达特的部下相信，一旦以色列的后备部队充分动员起来，即便动员延误，即便还有一部分被抽调到叙利亚方向，埃及人无力顶住以军的进攻。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横向领域内却找到了答案。战斗发生几天后，一旦产油国和苏联的外交支持被调动起来，美国又及时受到震撼，埃及就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取得强加于人的停火方案，将10月6日以后它所占领的地方固定下来。不过，埃及仍然面临运河正对面战备水平很高的以色列坦克部队和严阵以待的以色列空军。从这一点看，光是纵横向的和谐是不够的，还不得不在纵向这个单一的领域内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在协调纵向领域各个层次上的行动方面，埃及人也同样取得了成功。最说明问题的是埃及人在技术的层次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装备了大量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实际情况证明，防空导弹的效果远比预期的效果要好得多。反坦克武器的性能比预期的更出色，至少在战争刚开始时是这样的。但光靠武器本身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埃及军方在战术层次上同样找到了对付以军坦克威胁的办法。埃军以意志坚强的步兵组成反坦克小组，利用以色列坦克没有步兵近距离掩护的弱点，用手提式火箭筒在发射阵地内向靠近的以军坦克射击。结果，以军坦克冲向埃军反坦克小组的发射阵地时行动迟缓，埃军反坦克小组在伏击以军坦克时所处的情况比预想的更有利。
　　更为重要的还要属埃军为对付以色列的飞机和坦克在战役层次上找到的解决办法。埃及的渡河部队是由步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的，而不是装甲部队。埃军没有拘泥于军事教科书上的教条，即以步兵占领桥头堡，然后快速行进的装甲纵队在一天左右的时间里从步兵占领的阵地上通过。埃军希望不使自己的装甲部队正好成为以军坦克炮的靶子，并希望削弱以色列空军的攻击效果。实战中，以色列坦克很快打完了机枪子弹，不得不用穿甲炮弹向埃及步兵射击。以色列的战斗轰炸机没能发挥它们攻击外形分明的装甲车辆的威力，却只能在导弹的不断威胁下向疏开的埃及步兵分散地投下炸弹。埃军的这种做法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同样达到了效果。埃军没有集中渡河，而是沿70英里的运河沿岸多处渡河。这样，以色列空军无法对渡河设施进行攻击。埃军的渡河工具不是少数几座容易发现和摧毁、难以修复的、供装甲部队使用的重型桥梁，而是许多损坏部分容易修复的轻型浮桥、以及几乎完全不值得以色列用空军进行攻击的往返频繁的小船和水陆两用车辆。
　　结果，埃及人和谐的计划带来了巨大的成功。10月6日，埃及人十分成功地渡过了苏伊士运河，既击败了沿线以军坦克的抵抗，又顶住了以军飞机的攻击。他们甚至在10月8日击败了动员后的以军部队的第一次反攻， [ 注：更详细的叙述见阿弗拉哈姆·阿丹《在苏伊士运河岸边》（1980年）第91-164页。还可参阅马丁·范·克利弗尔德在《战争中的指挥》（1985年）一书第218-231页的卓越分析。 ] 把成功的上升曲线推向顶点。这时，“石油武器”发挥了作用，美国被震撼了，苏联也扮演了预期中的角色。但取得如此意外的成功之后，抵抗住了以军坦克和飞机的埃及人却禁不住非分之想的诱惑，他们没有接受一项本来可以得到的有利于自己的就地停火方案，而是决定滥用自己的战争运气。10月14日埃及人发动了一次传统式的装甲攻势，企图越过自己能力的极限和成功的顶点进行作战。结果弄巧成拙。这次攻势的迅速失败成了这次战役的转折点。到1973年10月15日，以色列人渡过了苏伊士运河，时间正好一个星期，埃及人反而请求就地停火，而这时，埃及的许多部队陷入重围，以军距开罗只有70英里。当然，对以色列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战役层次上的胜利，而不是大战略层次上的胜利，因为以色列人不能继续占领开罗，根据自己的意愿规定和平条件。
　　相反，倒是埃及人在大战略层次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尽管这个胜利非常有限。它的正式标志就是1974年的脱离接触协定使埃及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两岸。事实再一次证明，当横向的相互作用参与进来之时，单单纵向的成果足以在大战略上获得有限的效果，而横向的潜在强点如没有某种纵向的相互作用就不一定会充分发挥出来。没有政治谋略的战争几乎总是要失败的，而没有战争的政治谋略也不见得总会成功。
第三部分 结局：大战略
第15章 战略研究管用吗？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从战略的五个层次和两个方面来揭示反常逻辑的机制，并在此过程中阐述战略的一般理论。当然，这只是一般性的描述，而不是硬性的规定。至于由此衍生出来的大战略的行为准则、大战略的实际含义、甚至大战略的整体计划，都必须留给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拥有决策权的人去决定，尽管该理论已清楚地表明怎么样取得最佳的结局：即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到在某时明确地选择某项行动，而是在经过审慎地反复研究五个层次与纵横向两个方面后作出协调一致的决定，保证各层次与纵横向之间的相对和谐；不是无节制地追求成功，而是有意对成功进行某些限制，避免各个阶段超越顶点。
　　但是，当要把这个一般理论运用于实践中时，需要十分审慎。首先，使各层次与纵横向保持和谐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待理论的话，即使选择一种武器也要煞费苦心。计算开支和技术检验已够费力了，但事情仍未了结。还必须在战术层次上对武器进行估价，先检查开初如何使用，预计敌人的反应，然后确定这种武器在事后的真正效果。这只是在战役层次上进行分析的前奏，接着在战区战略层次上分析——为各个利害攸关的战区进行反复的分析和研究。如果武器非常重要，超出了狭窄的专家圈，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因为具有新的性能、强大的威力、或只是大小异常，或具有核的功能）那么，在大战略层次上进行估价之前，必须估计到它可能在横向领域带来的外交和宣传的反响。即便如此，在对盟友和敌人未来可能作出的反应进行分析之前，这仅算是个暂时的估计。如果采购了新武器，那么应该考虑的就不再仅仅是现有的力量、武器、反措施和态度，而且还有新武器出现后可能引起的新的配置方式。
　　的确，在军事决策中也考虑了上述一些情况。甚至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也不能仅仅根据战役的需要来决定核问题；同样，武器设计中的技术选择也不能完全忽视战术使用的要求。然而，应用该理论需要全面反复考虑各层次和纵横向，与此相比目前的做法还有很大差距。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即拥护这个或那个决定的人只关注一个或两个层次。要么是这些层次与他们的专业知识相适应，要么是在这些层次上的分析易于获得合意的结果。军事编年史上充满了各种武器的使用情况：有些武器在技术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如果当初考虑到它们基本的战术反应的话，就根本不会生产这类武器（例如在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中，德国人损失了昂贵的斐迪南坦克，因为它们缺乏机枪抵挡俄国步兵）；有些武器在技术上和战术上都取得了成功，它们在战役层次肯定会失败，本应料到却没有料到（例如，二战期间，各方都试用的反坦克飞机。现在又以更高昂的代价生产，但它们在搜寻坦克集群过程中同样会遭到高射炮集群的反击）；有些武器在各个军事层次上都获得了成功，但因为其他国家的反应在大战略层次上却适得其反。（例如，1941年以前德国生产的战列舰所得到的结果只是英国不共戴天的敌意）。
　　如果该理论不是用于指导单项的选择，而是用来确定大战略的总体计划的定义，那么，还需解决更大的难题。首先，国家政策的各项目标（无论是由传统、官僚机构的妥协、独裁者的意志决定的，还是由人民民主选择的）必须协调—致。国家政策的目标明智与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项目标不能相互排斥或前后不一致。否则，规范的大战略定义将是不可思议的。其次，必须为战略的纵横向两方面制定准确的行为规范，其中包括在各个层次上的军事政策和对有关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全部细节。
　　不管大计划可能包含多么深邃的智慧，执行大计划还有赖于无数个具体的决定。就军事政策而言。该计划在近期战备和未来作战力量之间确立的优先顺序体现在成百上千条不同的预算项目上；就保持何种部队的优先地位而言，它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上的困难，因为各军兵种势必要抵制任何削减其力量而加强其他部队力量的计划。在军事方程式的输出一端必须在战区战略和战役层次上有远见地使用部队，为各个利害攸关的战区制定战区目标和统一的作战方法。在外交政策行动上，该计划的指导方针同样需要由负责外交、宣传、秘密行动和经济活动的独立机构详细制订并付诸实施。当战略目标与国内利益相抵触时，经济活动可能会遇到抵制，有时甚至失败。
　　即使不存在选举产生的议会对抗行政机构的意志和政府的大战略计划，即使政府外不存在任何能够向政府的政策挑战的利益集团，现代国家的多样化机构本身就是执行完整的大战略计划的强大阻力。每个民事和军事部门的设置都是为了追求自己明确的目标，而不是全面地，尽可能好地达成国家政策目标。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各部门的领导人一旦觉得该计划与其他机构的利益、惯例和愿望相抵触，他们就坚决抵制这个协调一致的计划。另外，直到那时，他们还缺乏该计划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的技巧和手段。对于执行规范的大战略来说，现代化国家组织既是必要的工具，又是强大的阻力。
　　应用一般理论时需要审慎的第二个原因是实质性的而不是简单的程序性的问题。精心制定战略方案、使其大大优于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通过对战略的五个层次和纵横向两个方面的剖析所揭示的反常逻辑的内在机制，我们自然可以看出仅在一个层次上作决定或无视其他方面的反应而制定单方面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是，要避免这些问题而能动的运用一般战略理论就必须要在五个层次、两个方面同时探讨一个问题的全部有关内容。当付诸行动时，程序上的困难可能会造成决定中情况的失误和引起畸变。换句话说，应用理论所需要的详尽的决策程序和密切的政策协调都很可能发生失误。精心制定的战略方案在理论上具有优势，但在实践中这个优势就可能会丧失。正如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在理论上据有优势的复杂的机动作战计划执行起来会遇到重重阻力，以致于比简单的正面进攻还糟糕。
　　显而易见，当我们必须制定的是一次大战略的总体计划时，上述实质性问题的难度就会达到顶点。我们知道，在公共生活中经常听到呼吁要有一个“具有凝聚力”或“前后一致的”国家战略，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确实容易引起误解。这些呼吁要求每个部门的政策都应在国家政策范围内紧密地协调一致。这从常识看是合乎逻辑的，但在战略范围内，只有那些似乎矛盾的政策才能避免反常逻辑的自取失败的影响。例如，当人们研究大战略计划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加强当前的战备是必要的（尽管军费不能增加），结果只能以牺牲长期的武器研制，军事设施的建设等为代价来提高人员素质，增加库存品和加强训练。鉴于这种做法是牺牲了未来力量来加强现有力量的，那么这种军事政策必然要促使采取妥协性的外交政策，以至于采取和解的外交立场，限制敌对宣传和秘密行动，直至作出直接的让步来最终减少冲突的激烈程度。由于忽视了可变因素的影响，加强现存力量的一个“硬”军事政策就需要有一个“软”外交政策。因此，国家政策的总体行为似乎既缺乏凝聚力，也没有前后一致性，这恰恰是因为它在战略的纵横向两方面达到了和谐。
　　这个特定的例子表明，在国家的层次上战略行为所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障碍是，民主政治领导人难以执行那些容易被认为是不合乎逻辑和自相矛盾的政策（就这个例子而言，通常也可能被指责为姑息养奸）。
　　一般来说，赢得公众对于反常逻辑政策的支持是困难的，因为要把反常逻辑政策解释清楚，不可避免地只有用违背常理之说。然而，这种困难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专制政府就可以有意采取自相矛盾的政策，而不需作任何解释。它们可以一方面采取妥协性外交政策，甚至作出让步使敌人放松警惕，同时另一方面加强扩军备战。它们惯于声东击西甚至能够发起最大规模的突然进攻。当然民主政府也可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但不能予以掩饰，因为只有造成一种公众怀有恐惧心理或对外抱有敌对情绪的气氛时，才能证明作出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它们可以威胁其他国家，但只有在此举被公开认为合乎道理之后；如果它们发动进攻的话，也不能进行政治上的突然袭击。只有在发生危机、人民已准备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它们才能进行战术上的突袭。
　　然而，尽管在实际运用一般理论时会遇到种种困难、障碍阻力和政治上的分岐，但所有这些复杂情况丝毫不能降低一般理论的有效性或抑止它的应用。这些仅仅意味着，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行为如同进行战争和外交活动本身一样，总是困难重重的。无疑，在多数情况下，无论大事还是小事，（以制定战区战略和作战方法到研制具体的武器，从战术选择到外交政策的某些有争议方面的行为），人们都能够、也应该克服所有的困难，以便按照战略逻辑办事，并获得较好的结局。
　　制定和执行可协调各个层次上的政策的大战略，这个目标可谓雄心勃勃，但只要人们充分发掘智慧的潜力，凭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发挥政治上的创造力，那就有可能克服困难达到目的。然而，这种出色的成就时刻受到不祥凶兆的威胁。在制定任何实质性的大战略计划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能够顺利制定和执行大战略计划也必然会带来失误成堆的极大可能性。政府日常行为中表现的鼠目寸光的实用主义决定和不协调的草率行事定会导致许多错误。但可以说，这些大都是小错误，而且幸运的是许多错误可以相互抵消。成功地应用规范的大战略会大大降低经常犯不和谐的小错误的可能性，但只有敢于集中精力不怕冒犯更多更大错误的风险才能做到这一点。
结束语
　　尽管存在着障碍、阻力和风险，但这里所表述的一般理论还是为实际应用提供了一定的具体范围。对于军人和政治家来说，它不可能象地形图对探险家那样有用；但至少能够象向导可以引导丛林探险家辩认有毒植物那样起作用。反面的忠告也是有价值的。
　　第一，一旦人们理解了反常逻辑规定矛盾冲突是无所不在的，那么，战略实践就可避免普通逻辑那种系统地、令人误解的影响。对于外交政策行为来说，这种理论最终便使其从“一贯性”与“具有凝聚力”的虚假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之有可能采取存有重大矛盾而实际上和谐一致的政策。军事领导人总是能够采取反常逻辑战术和战法（以至现在的非正规行动与仗应当怎么打的一般常理巧合一致），但是，一旦开始认识到这种逻辑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军事领导人就会摆脱线性逻辑思雄对平时军事政策的影响、有害的衍生观点和令人误解的效率准则。
　　第二，一旦人们认识到反常逻辑的动态后果，那么，他们在战时或平时谋求成功之际，在攻势行动和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实施克制不再是出于模糊的节制本能，相反，靠的是当事物发展接近顶点时所特有的一种令人生威（畏？）的理性认识。只要认识到这种逻辑的运动永无止境，人们就会警惕防止行动过头，在思想上筑起一道有力的慎之又慎的屏障；遏制追求无限成功的兽欲冲动。
　　第三，一旦人们理解了战略结构及其明显的层次和纵横向方面，总体性的错误就会被披露、抵制、甚至直接制止——造成这些经常出现的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在某些层次上武断地作决定而不顾其他层次的要求或单方面地追求成功而不与其他方面协调一致行动。
　　但是，一门学科未必具有实际价值才值得我们重视：战略研究本身就具有自己的价值，因为只有通过战略研究才能够解释清楚贯穿于人类冲突经历中令人捉摸不定的连续现象和令人困惑的各种矛盾。
附录
附录I 战略的定义
　　我的目的旨在揭示战略的存在是作为人类冲突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反复出现的客观现象主体，而不是规定行动的过程。当前大多数定义过于规范化，好象以为不存在这些客观现象似的，或以为这些客观现象一目了然，不值得给它们下定义。当然这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般性规定应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并不是要求就如何解决特定范围内的一个具体问题表示具体意见。
　　最伟大的战略学家克劳塞维茨对用一般的、抽象的字眼给任何事物下定义是完全不感兴趣的。他认为这些企图是徒劳无益的，也是迂腐的。他独具特色地以水到渠成的方式在与战术作对比时用通俗的语言为战略下了定义。他写道：“现在，人们实际上已几乎普遍地把作战方法区分为战术和战略了……既然这种区分已被盲目地采用了，那么其中必然有深刻的道理……与此相反，那些个别着作家不根据事物的性质任意确定的概念，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并且只能认为它们是不会被采用的。按照我们的区分，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战争论》第二篇第一章第128页，普林斯顿版）
　　如同许多科学用语一样，“战略”这个词（法语strategie，意大利语strategia）间接来自希腊语的strategos。（将军），但 stratcgoa并没有“战略”现代单词的含义。在希腊语中，与我们的“战略”一词相应的单词是atrategike episterme（将军的知识） 或strategon sophia（将军的智慧）。奥诺桑德的着作中使用的 “strategieos”或靠后些时候（莫里休斯使用的）“strategikon”之类的同源词具有说教性的含义。另一方面，strategemata（战略学）（strategematon是弗朗蒂努斯的拉丁文着作中所用的希腊文标题）描述了strategema（确切地说是谋略“stretegems”，或叫战争伎俩“rusex de guerre”）的制定。从公元前4世纪的埃涅阿斯到公元后7世纪的利奥或更长些时候，希腊人普遍使用 “taktike techne”。这个词代表了从补给到劝戒性的辞令（包括技术和战术的专有含意以及琐碎的外交活动）的全部有关战争的知识。Taktike techne翻译为拉丁文是ars bellica。1518年，马基雅弗利在《论李维》（事实上李维用过这个词）一书以后又在《用兵之道》中使用了“arte della guenas”（战争艺术）这个词，从而赋予该词以新的意义，并且使之得到广泛采用 （Kriegs-kunst，art de la guerra的意思都是战争艺术）。请参见琼编辑的《战略思想》（1985年）第57-59页维尔吉利奥·伊拉里所着的《全球政治战略》一文。
　　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略”是规范化的。当代美国人所下的定义也具有规范性、即战略是“指导征募、装备和使用一个国家 （或联盟）的军事力量而达到目的的一门科学、一门艺术和一项计划（待修订）。它通过打击实际的，潜在的，抑或仅仅是假想的敌人而有效地促进或确保国家的利益需要。”（金氏编辑《军语辞典》，1960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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