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做职场中的野生物种
徐小平
我是在长江边上长大的。看惯了江上的白帆，吃惯了江里的美味。长江美味要数“拼死”也要吃的河豚。现在野生河豚越来越稀少，只有网箱圈养的河豚了。野生河豚的价格，据说要比家养的贵出十几倍。其味道之差别，更是不可“同豚而语”。我的味蕾可以作证。
给刘戈的新书《听戈说职场 ——野生状态》写序，自然想起了长江河鲜野生与家养的天壤之别。因为这正是刘戈新书给大家揭示的一个道理：那些处于“野生状态”的员工，不仅会比“囿于安乐”的员工更多危机感、动力，也更会给企业带来价值和利润，并取得其职场或者人生上的更大成功。
刘戈整出一本职场指导书，既让我意外，也符合情理。刘戈是 CCTV著名的策划人——《绝对挑战》、《对话》等节目都曾经让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浅。我曾经在《绝对挑战》节目中做过常设嘉宾，因此和他结识。常年在媒体工作，大量 接触社会和普通求职者，刘戈的新书对于职场中的各路人马，有着非常新鲜和切实的指导意义。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为芙蓉姐姐设计人生》，我觉得那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而刘戈的新书，也提到了芙蓉姐姐。2006年的时候，我曾经说要送给芙蓉姐姐新东方的听课证，帮助她考研——当然我写得很明白，有许多人根本不适合考研，而正是考研耽误了芙蓉姐姐的发展。但斗转星移，与芙蓉一起出现的网络红人早已消失在大众视野之际，芙蓉姐姐不仅事业风生水起，出演话剧、电影，还登上了《时尚先生》，“尽显知性女性之美”。哼唧。
根据刘戈的分析，如果把网络红人们的浮沉看做一个危机四伏的丛林，芙蓉正是以一种“野生”的状态，才获得了如今的成功。正如刘戈所说：“芙蓉姐姐终于找到了她职业生涯的真正落脚点。”她以 S造型进入大众视野，以“狂言”为大众所知，但她并不止于此：参加各种代言，为自己的生涯奠定经济基础；不停地拍摄各种图片，而且总是配合当下的潮流 ——如世界杯期间的足球风。她不停刺激大众眼球，永不会让大家对她感到陌生；她又不停地寻找机会，贴近主流的艺术样式——音乐、电影、话剧……她以一种永不懈怠的压力感、危机感不停探索，不停寻找自己的机会。芙蓉姐姐这种不拘一格、四面出击、八方来风，正是刘戈书中所谓的“野生物种”的经典代表。
在《寻找野生状态》一篇中，刘戈讲述了一个野狼变成“家养动物”的故事：
从野生到家养的褪变，只用了一年时间。
但喜欢被豢养却是我们的本能。求职的时候，大部分人会尽量选择声望高、体量大、福利待遇好的机构。和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权衡利弊，这被称作理性，在现代社会，我们在理性的指导下生存。所以我们要找到让我们足够安全的雇主，这样，进入某种形式的牢笼就成了大多数人不可避免的选择。
享受安乐，趋利避害，一直是我们的本能。但这样一种“理性选择”，必然会导致我们缺乏危机意识，从而使生存意识薄弱，变革的意愿变小，创新的动力变弱，也就越容易在竞争的洪流中遭受挫败。所以，刘戈同时给我们这样的建议：
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尽量地保持身上的野性，尽量延缓生存能力退化的时间，甚至有时候要有意识地给自己寻找一种野生状态。
勇于冒险、不贪安逸、接受挑战、敢于创新，这些成功者的通用要素，就是“野生物种”的基本基因。
刘戈的书告诉我们：不论你处于职场中的哪个级别，只有保持了身上的“野性”，维持自己作为职场中的“野生物种”，才有可能不被淘汰，才有可能获得此前期许的成功。
现在，放下书，照照镜子，看看你的身上，还保留着多少职场的野性？
迈过职场的第一道门槛
“大四一年人生百味，虚头巴脑阿谀献媚，女生无奈只能劈腿，男生无计只好行贿，家长奔波亲戚连累，送礼请客钞票浪费。领导无德大笔一挥，去到幕后锻炼体会，师哥白眼师姐诋毁，寒冬酷暑流离颠沛，月经失调胸部下垂，小便失禁肾虚加倍，亡羊补牢担心学位，为时已晚青葱年岁。”
这是战斗在找工作第一线的大四学生们中间流传的一个段子。虽然内容夸张，但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焦急、茫然的心情，应聘、实习时遭遇的人间冷暖、社会百态，都在这几句话里了。
这还是去年的段子，不期而至的经济寒流让明年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比起往届的大学生，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同年毕业的学生，还有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失去工作的师哥师姐们。一家公司的老板告诉我，他们公司最近招聘一批底薪很低的销售人员，本来以为应聘的会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主，结果一下子来了不少最近丢了工作的白领，而且根本不对薪酬讨价还价，而在以前，他们以这样的薪酬根本招不到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结果显而易见，大学生在这样的竞争对手面前很难取胜。
找工作是独生子女们二十多年来受到的家庭关爱、培养、迁就、纵容的一个了结，他们必须一起来面对一次从未有过的严酷考试 ——找工作。相比而言，几年前的高考更像是一次小测验，你知道考哪几门功课，大概有什么内容，也大体知道自己能考到什么程度，而这一次，更多的人不会知道被谁考、考什么、怎么考，能够考到什么水平。
从 2003年开始，大学生就业突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始于 1999年的大学扩招，在四年后一下子向市场多提供了数百万大学生，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用“天之骄子”这个词来形容大学生了。
我们来看这两组数据，1966年全国出生人口两千五百万，这一年出生的人如果念到大学本科毕业，一般年龄是二十二 岁，也就是 1988年毕业，这一年的大学毕业生是三十万。而1986年出生人口两千二百万，二十二年后同样念到本科毕业，2008年，大学毕业生是六百多万。也就是说二十年时间，大学生在同龄人口中的比例上升了二十几倍。
也就是说，在 2003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扩招带来的问题是教育质量的下降，我甚至听说那几年有体育老师、数学老师转行教传媒的。
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把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怨到大学扩招头上，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没有什么不对，相对十三亿人口的基数，每年几百万毕业生怎么都不算多。也不能怨大学生都想在大城市工作不愿意到基层，谁不愿意待在又富裕、又热闹、机会又多的地方？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专家们，老少边穷的地方你怎么不去？关键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能够吸收这么多集中供应的大学生。这样的结构性问题在一两年内很难解决。
从宏观的角度讲，大学生就业难在最近的几年，本质上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但就每一个找工作的大学生个体来说，最本质的问题依然是在每一个岗位上的竞争力问题。据我给亲戚朋友的孩子介绍工作的经验看，真正找不到工作的，主要是普通和民办大学的文科生和女生，这两个群体又互相叠加 ——文科专业的女生比例要比工科高得多。而名校和大部分的工科学生以及大部分的高职生、大专生比较好找工作。
就拿传媒类专业来说，权威部门发表的《中国就业蓝皮书》提供的数据表明供求关系接近 8：1，也就是说那些四年前抱着成为一名记者、编辑、主持人的梦想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只有很少一部分有机会进入媒体工作。另外还会有一些改了就业取向的理工科的学生来抢这本来就不多的饭碗，而一个文科生基本没有能力去抢理工科的职位。这样，对于很多学生来讲，跨入职场门槛的第一份工作就要痛苦地和自己曾经的理想说再见。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社会经济转型的牺牲者，你碰巧成为其中的一员，除了面对没有其他的办法。怎么面对？我试着开一些“药方”。
首先，不要为了逃避眼前的困难去考研究生和公务员，适合考研究生和公务员的都是不愁找工作的人，如果你连找到一份工作都困难，以前也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再反过头来临时抱佛脚，只能是给人当分母，瞎耽误工夫。
其次，如果家乡在中小城市，千万别回去，除非你的父母有本事给你谋个公务员或者教师之类的稳定工作。一定要在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死扛，虽然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大多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况且，你第一份工作的目的除了养活自己，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本领，获得跳槽的资本，和中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相比，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才可能给你提供这样的机会。
第三，就是老生常谈的心态问题了。你要记住，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大学生的起薪就相对越低。大学生一毕业就鲤鱼跳龙门是低收入国家的特点。在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大学生的起薪敌不过普通建筑工人是常态而不是个案。受过大学教育的好处是，在几年以后你会比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有更多的成长机会。这种差别需要用时间来凸现。
坚守大城市，不固守专业，找一份哪怕是最难以接受的工作先干着，只要你在做着一份工作，你就在成长，这种成长的速度会让你自己都觉得吃惊。三年以后你就自然获得了挑选雇主的权利。在整个人生的旅途中，三年一点都不长，这个门槛迈过去，海阔天空。三年以后，每一个接受过市场洗礼的大学生都是抢手的人才，不信我们打赌。
考公务员未必是好出路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隋朝基本不值一提，这个短暂的王朝留给后人的记忆不多，对后来产生持续影响的大概只有两件事：一个是开凿了连通南北的大运河，另外一个就是创立了科举制度。从那个时候开始，读书人有了最理想也基本上是唯一的职业发展通道 ——做官。因为科举，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稳定的文官制度，同时也制造了诸如张生与崔莺莺、梁山伯与祝英台、范进中举等脍炙人口的故事。
科举制度的最大好处在于让知识精英拥有了进入国家管理机构的可能性，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给予了普通民众公平竞争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统治阶层的世袭制。这样，皇族的权力和知识精英的智慧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基础。在大英博物馆中国展室的前言里有这样的表达：在中国过去的一千多年，知识精英进入统治阶层参与国家管理成为一种传统，从而让中国的文明一直得以延续。
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诞生之前，中国人的确找到并且一直实践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管理模式，进而缔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帝国和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其中科举制度功不可没。
年中央国家机关及直属机构的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后，据统计，一百万“生员”将争夺一万三千多个公务员职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即将毕业和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尽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公务员考试和科举制度的不同之处，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从考试内容上来说，公务员考试《申论》的内容和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如出一辙 ——纸面上的治国方略。求得稳定、有社会威望并且能够掌握权力的职位都是他们参加考试的目的。还有一点最明显的共同之处是——竞争的白热化。
一个让人惊诧的现实是，近年来，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学生，每年以近 50%的速度增长，已经全面超过考研的队伍，而国家推出的公务员职位数量却仅仅维持在个位数的增长水平。考公务员的队伍被戏称为“考碗族”，围绕“考碗族”已经诞生了一个类似于托福考试、研究生考试的巨大产业链，每年产生的 GDP至少数十亿人民币。从发展势头上分析，这样发展下去，公务员考试很有可能像中国古代的科举一样，成为和平时代社会的核心事件。
在杭州，有个不是很主流的景点，叫万松书院，在西湖东南方向的山上，现在这个地方的名气来自于定期举办的万人相亲会。为子女的婚姻瞎操心的父母们聚在这里，以儿女的代理人身份寻找姻缘机会。相亲会诞生在这里的缘起是因为这里是传说中梁山伯和祝英台一起读书的地方，因此这个地方被看做是一个可以诞生爱情和姻缘的宝地。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牵强的联想会制造很多不可思议的怪象，要是因这里有梁祝的爱情背景便可以更容易促成姻缘，那这姻缘的下场岂不是投坟化蝶？前些年还听说一帮脑子进水的人撺掇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要在华清池打造出来一个中国爱情节。你让谁来参加？公公和儿媳妇一起来？
我来万松书院本来是瞻仰缅怀这段伟大爱情的，结果在书院看到的主要内容却是一个科举制度展览馆，毕竟梁祝的故事只是传说，而书院和科举之间的关系却是有据可考的。看完展览我搞明白了，原来这书院就是一个“公务员考前辅导班”，只不过这辅导班要上三年之久。
院子里有一棵大榕树，传说赶考之前，生员们都会把自己及第的梦想写在纸条上，绑上一块小石头往树上扔，纸条挂得越高说明考中的机会越大。寒窗苦读三年，真正能考上举人直接做官的总是凤毛麟角，大部分学子的命运是回乡办个私学，以帮乡邻写个书信啥的维生。
国家机关的公务员考试应当相当于科举的殿试了，中了就是进士。但一百个参加考试的人只有一个有被录取的可能性，与投入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不成比例。从投资的角度说这件事，基本相当于用买股票的资金量来买彩票 ——投入产出比虽然仍然是正相关，但盲目性显而易见。尽管全国人民都是这次考试的间接受益者，因为将有这么多通过考试 ——这种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最公平合理的途径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充实到公务员队伍中来，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但我还是为一百万青年精英花费掉的巨量时间而惋惜。
不可否认，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公务员可见的种种好处，让考公务员的行为看上去的确是一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理性选择。但如果我们把一生作为职业选择的考量依据的话，这里的理性成分就要打个折扣。
你的第一份工作一定要是一个可以让你得到锻炼、学到东西的地方。一位人力资源专家说了这样一句话，当时让我心里震动了一下：其实，我们是为自己的履历表活着。五年以后，当你在机关里升职无望的时候，你想想，你的履历和一个在商战中打拼了五年的白领谁更有竞争力？当然你很可能有成为一名处长的能力和机会，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一个低概率事件。在迈向商业社会的今天，从经济和社会的各个角度来看，未来处长的职位肯定不会更多，但商业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需求是无限的。
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公务员都是优秀人才在企业、学术机构后的第三选择，而中国，正走在大国崛起的路上。
芙蓉姐姐的职业生涯
芙蓉姐姐终于找到了她职业生涯的真正落脚点。在话剧《唐朝也有流星雨》中，芙蓉一人扮演了杨贵妃、潘金莲、秋香、慈禧等几个角色。一个演员在一部戏里分别扮演不同年代、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年龄的几个角色，换了别的演员一定会获得“角色跨度之大、难度之高、堪称挑战表演极限”的美誉。但目前，芙蓉显然不能奢望获得这样的评价，人们根本不用进剧场看她的表演，就会下他们能够想到的最难听的结论。
尽管依然需要在每个角色中展示她 S型体态的招牌动作，但芙蓉咬字清晰、台词流畅、走位准确、激情高涨、表演投入。也就是说，她具备了一个职业演员的基本素养。作为一个头一次参加舞台剧的演员，芙蓉的表演可圈可点。“卖力”是看过芙蓉话剧处女作观众的共识，这个词在职场里叫“敬业”。
芙蓉被当成一个笑话从网络走红，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喜剧演员之前，这个笑话必定要跟她很多年。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芙蓉从演话剧开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定位，并且依据这些年来芙蓉显现出的强烈的表演欲、卓越的抗打击能力和强烈的成就动机，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芙蓉最后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乃至表演艺术家呢？既然前三级片演员可以“把脱下去的衣服一件件穿起来”并最终成为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芙蓉最终可以登上春晚的舞台呢？当然，那将是一条异常艰辛和曲折的职业发展之路。但这种成功反倒更能赢得尊重，舒淇已经通过自己十几年的努力证明了这一点。
就像成功的企业家不会避讳自己年轻时曾极力回避的贫寒出身，也许若干年后芙蓉做客《艺术人生》，也不用忌讳自己初入演艺界被人鄙夷的口水和眼神。
当我们不再把芙蓉当成一个其貌不扬却自我感觉极好的女孩而当成一个职业演员的时候，我们的评价标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尤其是对于一个不依靠容貌取胜的演技派演员。
做演员最重要的一条是自信并能毫无心理障碍地展示自己，这是芙蓉的最强项；做演员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怕别人的评头论足，这也是芙蓉的先天优势；做演员比较重要的是要有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这一点由芙蓉从陕西义无反顾地来北京闯荡便可以证明；做演员相当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学习劲头，这一点从芙蓉坚持在北大旁听努力考研的经历得以验证；做演员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丰富的人生体验，这一点芙蓉已经绰绰有余；还有，做演员头等重要的是要敬业，同时这也是做所有职业头等重要的因素，这一点芙蓉通过她的第一部舞台剧给出了答案。剩下的只有一条未知因素，那就是 ——坚持。
所有失败的职业生涯，最后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找到自己适合并且热爱的职业。而所有成功的职业生涯至少要必备合适和热爱中的一条，绝无反例。芙蓉是幸运的，她碰到了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的机会并且牢牢地抓住了。每天演一场两个多小时的话剧要比在一个什么开业仪式上摆两个“炮斯”费力得多，收入也要少得多，芙蓉知道她要的是什么，所以懂得选择和放弃。
在现实中，大部分人因为自己的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工作能力，通过一定的招聘程序进入一个行业、加入一个组织、从事一个岗位。也有不少人在获取这个职位的时候，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笑话。比如因为什么特殊的关系本来不符合条件却被硬安插进来的，比如因为某种机缘巧合被临时抓来充数的，比如因为机构的撤并调整下岗又被勉强换岗安置的，比如像芙蓉这样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毫无准备就被推在那里的等等。当中学文化的吴士宏从清洁工被提拔成销售经理的时候，当打零工的王宝强第一次做主角的时候，当身高不够的雷锋成为战士的时候，还有成千上万个我不便举出姓名但开始时依靠家庭的背景谋得某个好职位的成功人士 ——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他们的身后无不是凌厉的白眼和等着看笑话的窃笑。
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总是理不直、气不壮、自矮三分。一些人在不同经历、不同程度的努力之后选择放弃，于是就真的成了笑话。而芙蓉的神经大条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学的来的，但她的态度和执著却是可以努力学习的。
初入职场，最大的敌人是羞怯。对于那些完全通过正常途径获得职位的人来说，有足够的时间来靠实力慢慢地获得认可和尊重，一整套严格的招聘程序恰好是你能力的背书，这个程序越严格，背书的有效期就越长。而芙蓉们则没有这样的时间，既然已经是一个笑话，那么让笑话闹得更大可能是你真正被接受的唯一途径。你可以没有能力，但一定不能没有勇气。在把笑话闹得更大的过程中，对你职业生涯产生最大影响的那个人可能就出现在看热闹的观众里。和其他看客不同的是，他不仅看到了你的可笑，还看到了你的可爱和可塑，他甚至可能看到了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其他价值。你闹出的笑话越大，碰到这个人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什么不试试？
谁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笑话，只不过芙蓉的笑话是一个我们以前所不熟悉的一种新形态的笑话罢了。笑话的根源来自于你有所谋求的那个职位和你之前显露出来的才能相差太远。其实，在社会的各种职业中，真正完全依靠专业教育和文化素养才能获取成功的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大多数。通过招聘程序寻找合适的人选仅仅是因为这是一种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也最公平的方法，而不一定是最科学的方法。说白了，就是一种通过短跑测试来寻找长跑运动员的方法，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用的都是这种方法。而芙蓉们是通过某种途径有意或者无意绕过了这个门槛，并且这个过程被发现、被放大、被笑话。但有一句古话，叫做“知耻而后勇”，似乎就是说给芙蓉们的。
对于芙蓉的职业前景，我充满期待。
组织的规则不是你的规则
年奥运会开幕式。小女孩的歌声响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一下子很多人的眼泪就噙在了眼眶里。没有人想到，张艺谋会用这样一种方式，一下子撬开了中国人情感的闸门。奥运会开幕式让人感到震撼、惊奇的地方很多，但真正让中国人感动的地方就是这几分钟。这支每一个在中国内地受过教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以这样一种陌生的方式演唱，勾起的是每一个中国人和这个国家的情感关联。
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不会理解他身边的中国人为什么会因为一个小女孩的歌声而热泪盈眶。
然而，此时此刻，我女儿却发出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这是假唱。”
对女儿按捺不住要表露自己的专业素养的行为我有些不快。女儿是一个国内著名童声合唱团的团员，已经是一个小“棚虫”，经常参加录音，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拥有发言权。但是作为专业人士，我也有发言权，干过电视的人都知道，录制现场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音频，一般都采用现场还音的方式 ——俗称的“假唱”，也就是演员的确在那里卖力地真唱，但电视观众听到的是之前在专业录音棚的录音。这样，既避免了由于演员现场演唱的失常或是现场录音条件不好导致的声音不完美，同时由于演唱和还音录制在不同的声道，也有利于后期的编辑，这已经是大家约定俗成的惯例。奥运开幕式这么大的场面，需要协调的因素那么多，又不能出丝毫的闪失，所以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我把这些道理讲给女儿，希望她们这些崇尚真唱的艺术少年能够理解成年人保护饭碗的不易。
接下来，女儿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她面无表情地说：“我知道你们那一套，我是说，这声音和演唱者可能不是一个人。”“你怎么知道？这怎么可能？”我有点担心，不久前一次不快的经历还在她的心里留有阴影，以至于她对大人们的游戏开始逆反式的怀疑。“就是感觉，”女儿轻描淡写地说道，“长这么漂亮，声音要是也这么好，她早就红了。”女儿试图为她的直觉找一点根据，但这个推理虽然有些无厘头，但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
会是这样吗？我有点替张艺谋他们心虚起来。的确，在我以前参与的一台晚会上也这么干过。也是童声合唱，用了一个团的声音，另一个团现场表演。说起来也是迫不得已，录音的这个团声音实在是好，但个头高高低低，年龄参差不齐，为了效果，只好找一个长得漂亮整齐的团在现场张张嘴。发现这个问题后我曾经提出过疑问：“这合适吗？”但大家显然不愿意占用时间来谈论这个问题，晚会成功举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样的移花接木。不过那毕竟是一个专题晚会，文艺节目仅仅是一个点缀。但这是奥运会呀，面对全世界的耳朵和目光，也敢这么干？
女儿的不快经历来自于不久前的另一场演出 ——在太庙举行的奥运会歌曲现场演唱会。她们团演唱的是谷建芬作曲的一首童声合唱，在彩排的时候，一个叫阿尔法的小童星被临时安排进来，站在了最前排，他们几十个团员为奥运作贡献的热情和努力就因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安排转化为愤怒和不屑。彩排的时候，在小男孩的背后，全体团员一起做了这样一个动作：双手做手枪的形状并指向地下，头向侧后方仰 ——孩子们常做的这个动作的意思是：鄙视。事后，女儿兴奋地向我讲述了她们唯一可以进行的报复行为。在电视机前我看到那个男孩尴尬的样子，他连歌词都没有来得及记熟，现场还音里根本没有他的声音，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心里真替他难过，也替他的家长和努力帮助他的人们难过。
最后的结果，验证了我女儿的专业水准。开幕式的音乐总监承认，表演的和唱歌的的确是两个女孩。他用一句话回答了这么做的原因：国家利益。不知道，在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有没有人怯怯地问一句：“这合适吗？”显然，我的十四岁的女儿，基于学校和家庭多年来的教育得出的结论是：“这很不合适。”她的反问是：“那主题歌用刘欢的声音，成龙来唱，你觉得合适不合适？”
“这么做合适吗？”这是一个在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中几乎不断遇到的问题。每一个在机构里混一碗饭的人，都不得不成为业绩考核的奴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不得不在从小被灌输的价值观上进行退让，但大多数人会给自己设立一个底线。即使是小偷，也有人给自己设一个底线，拿走钱包里的钱，但要把身份证什么的尽量还给人家，伦理学家把这种行为称为亚道德。
在现实中，工作的过程几乎就是一个底线的退让过程。这个过程会让一部分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痛苦不堪，尤其是那些成绩一直优秀的好孩子们，因为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习成绩给了他们全部的成就与荣耀，而在职场中工作业绩和学习成绩的取得方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把自己的底线设在哪里？是“现场还音”还是“李代桃僵”，对有些人不是问题，是小题大做，但对有些人这是一个问题。
现实给我们的答案是，张艺谋及其团队因一次成功的开幕式名载史册，一个小小的争议将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并遗忘。
但我知道，尽管如此，在一小部分人心里，那将是一个永远不被原谅的过错。如果你不幸是其中的一位，那么就重新掂量一下你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和雇主以及你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期许吧。
逃离大城市
后台，昔日的摇滚巨星崔健享受着观众的疯狂。在观众的掌声和呼喊变得有一点点焦虑的时候，崔健返台，操起吉他，《一无所有》的旋律响起，欢呼声振聋发聩。不唱《一无所有》的崔健怎么是崔健呢？台下，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的新老男人们一起放开歌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年，在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的演唱会上，崔健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几分钟后，因为这首歌，崔健成为全中国男青年的偶像。“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着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
二十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我从歌里已完全感受不到青春的愤懑与绝望，听出来的全是自豪与希望。铿锵的旋律后面哪里是一无所有？而是应有尽有，只不过这中间需要一个奋斗过程罢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小伙子尽可以无赖地唱“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正在告诉我，爱我一无所有，wo～你这就跟我走”。男青年们可以骄傲地对着姑娘大声唱《一无所有》，是那个时代过来人的幸运。那个时候，“一无所有”关乎年龄，而无关出身，几乎所有的年轻男性都一无所有，而改革给所有人提供了应有尽有的希望，只要能够成为大学生，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凤凰男”。
仅仅五六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结构便开始从金字塔型向埃菲尔铁塔型迅速转变，在这个人口社会阶层之塔被快速拉长的过程中，白领阶层从原来的社会中高层跌落到构成塔基的下层，这个过程在大城市尤为明显，而房价的大幅上涨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大量的外企进入和民企的崛起，大学生开始迅速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聚集，以公司职员、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的白领阶层形成。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是这个阶层的显著特征，“知识改变命运”的假设在这个时代似乎成为真理。通过个人的努力，工作几年之后，在大都市买房买车成为一个符合逻辑的自然选择。而最近几年，当新一代大学生走出校园，沉淀在大都市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无法复制师哥师姐们的经历。
房价飞速上涨，而个人收入原地踏步，这之间的反差造成的结果是：个人工薪收入占房屋总价的比例越来越小。对大部分人来说，凭借个人工资剩余积攒住房首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个时候买房，只能靠父母甚至祖父母的资助，买房从个人项目变成了团体项目。是家庭总体实力而不是个人能力决定了你在整个城市的生存位置，“知识改变命运”的权重变低，出身对于命运的权重变大，社会向上的流动渠道变窄，速度变慢，个人奋斗和个人财富的正相关正在瓦解。
现在还有哪个男青年敢一边高唱《一无所有》一边拉住姑娘的手，让姑娘跟你走？小贝敢吗？当《蜗居》中的海藻被塑造成房价飞涨的受害者的时候，男青年们在想，你们还有当二奶或者小三儿的机会，我们呢？和家庭本来在大都市，以及虽然从中小城市来，但家境宽裕的大学生相比，从中小城市或农村进入大城市工作、家境又普通的“小贝”们成为高房价的最大压力承受者，他们的最新称呼是“贫二代”，他们中暂时找不到工作或者只能找到低薪工作的那个群体，更是被冠以“蚁族”的称号。青春在不知不觉中掉头向下。
“为什么不回到家乡，而一定要在大都市坚持？”有人提出这样的劝告，但对于“贫二代”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回不回得去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大部分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集中在大都市和东部发达地区，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容纳高素质劳动力的容量有限，在家乡附近的县城或中小城市落脚同样是举目无亲，没人能帮得上忙，为什么要回去？
对于“贫二代”，在大都市坚守并寻找机会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如果抛弃短时间买房子的惯性思维，以房租而不是房价作为生活成本的主要参考目标，你就会发现，其实坚持下去并没有多难，在世界大部分国家，进入大城市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开始他们自立后的生活的。现在老板们最喜欢招的员工就是已经买了房的男性“房奴”，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重新选择的勇气，即使是一份自己不适合、不喜欢的鸡肋工作也不敢放弃。虽然有一份压力自然会增添努力工作的动力，但带来的负面后果是：错失了选择的机会。当初如果你选择了留在或者进入大都市，那么你的初衷一定是把自己放在了奋斗者的角色上，而奋斗成功的最大可能在于冒险的冲动。当你选择买房的时候，就等于放弃了进攻而选择了防守，这和你当初的选择方向是相背的。
按照房子现有的涨法，是不是意味着“贫二代”永远没有买房的可能性了呢？其实未必。既然现在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在几年内就发生了，为什么不会在几年内就改变了呢？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但真正因为环境因素被完全牺牲掉的一定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在取得一定的工作经验后都会摆脱青春的困窘。一个大前提是，人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缺乏的资源，而在大都市里摸爬滚打，是你成长为人才的最佳途径。
想转行要趁早
教育部要搞教育中长期改革，列出二十个问题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但人们似乎只对中学是否文理分科这一条更感兴趣，吵成一片。
从清末取消科举制度，引入西学，高中生文理分不分科，成了一个困扰了中国一百多年的问题。1902年，当时的清政府就出台了一个钦定的中学生课程，不分文理科，当时理工科被称为实科。到 1909年的时候，学习德国的模式，又在中学分文科和实科。过了几年，民国了，1912年，主管教育部的蔡元培先生，又把文理分科取消了。新中国成立后，沿袭苏联的教育模式，中国的高校文理分得很清楚，所以到高二、高三的时候，学生自然要做一个会影响你一生的选择：学文还是学理？
其实文理分不分科是一个各有利弊、永远也讨论不清楚的问题。有人说，关键的问题是教育观念，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待大学教育。如果我们把教育的目标锁定为培育身心健康有益社会的公民，那么当然文理不应该分科。如果我们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培育人才，当然是分科的好，最好是从小学一年级时就分，让孩子们心无旁骛，一定可以培育出不少优秀的专才，当然这要以废掉大多数孩子的前程为代价。但我们的答案是——都要，那么这又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讨论这个无解的问题了，我们只讨论每一个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所必须接受的结果 ——在上高中的时候你就要为自己今后几十年的职业生涯站队。最令人挠头的问题是 ——在这样一次重要的选择面前，你有可能站错了队。
站错队的通常是中学时各门功课比较均衡，都马马虎虎过得去的学生，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家长的威逼利诱下选择了理科。理由很清晰 ——学理工科好找工作。如果你还有心不甘，另外一个说服你的理由是：大学学理工科，工作以后转做文科类工作而且做得很优秀的人随手就可以举出无数的例证，而大学学文科转而向理工发展的基本绝迹。这样一来，即使你站错了队，学理科也让你有转型的机会，而一旦选择了文科，绝无改变的机会。
本人就是一个站错队的典型，高考时靠语文和政治的高分勉强进了一所工科大学，念了机械制造这样一个最典型的工科专业，回想起大学四年的课堂，完全可以用苦不堪言四个字来概括，毕业以后进了学校当专业课教师，更觉得索然无味、力不从心、误人子弟。后来转了行，混进记者队伍，深有逃离苦海之感。
过早的文理分科产生了一种思维惯性，就是把人简单地分为适合学理工或者适合学文科两种人，这种机械的分类方式害了不少人。其实，除了一些专业性强的工作比如工程师、教师、医生、记者、作家等等，容纳就业数量最多的职业比如公务员、公司职员等很难说是适合文科还是理科。
一般说来，人们认为数理逻辑比较好的人适合理工，语言能力比较好的人适合文科。但是如果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人类的智能远不止这两个方面。所谓智能是指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属性或能力，除了数理逻辑能力和语言能力，还有一些能力也属于人的基本智能，例如：音乐智能、身体动觉智能、空间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如果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认清自己的智能优势，会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巨大的帮助。比如：记者、教师、培训师对语言智能的要求比较高；科学家、IT工程师、会计师对数理逻辑的要求比较高；机械工程师、建筑师、驾驶员、美术设计人员需要更强的空间智能才能胜任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销售人员、管理人员、教师、咨询师则需要较高的人际智能；运动员、实验员、演员依赖较高的身体动觉智能；作曲家、歌唱演员需要较高的音乐智能；而较高的自我认知智能则是所有职业岗位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基本条件。
不管分不分科，普通教育更多的功能在于传授知识、培养德性，而不是发现或者激发智能，教育只能解决是否干得了一份工作的问题，而不能解决能否干得好一份工作的问题。真正的人尖子都是突破教育的围追堵截自己冒出来，哪里是教育出来的？所以，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你基本智能的长项和所学专业恰好合拍，但很多人没有这么幸运，那么我的观点是：智能优先，也就是你的智能结构不适合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话，宁可放弃你所受过的专业教育。不要觉得你一直被别人认为很聪明，就什么都可以干得好，中国人所说的聪明通常意义含糊。在学龄前，聪明的意思是记忆力好，能背诵很多古诗；学生时代，聪明的意思是考试成绩好，总考前几名；成人以后，聪明的意思是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上上下下都能搞定。你需要搞清楚的是，按照多元智能理论，你的聪明到底是体现在哪项或者哪几项智能上。
千万不要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成功的鬼话，除非你在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刘翔就是学一万年围棋也下不过马晓春；马晓春学一万年主持也超不过赵忠祥；赵忠祥学一万年数学也赶不上陈景润；陈景润写一万年小说也写不过贾平凹，贾平凹学一万年唱歌也唱不过刘欢。就是这样。
有前人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从哪里来？来自于兴趣带来的回报。你做自己最适合的工作而不是中学或者大学一次稀里糊涂地选择带来的专业，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回报，有了回报你就对所做的工作有了更浓厚的兴趣。有不少年轻人选了自己不适合的专业，做得力不从心，但由于单位的收入比较好，或者社会地位高，拖延或者放弃了重新选择的机会，最后的结果是在本职工作中永无出头之日。所以，在文理分科的时候站错了队，工作以后是有机会重新选择的，如果有转型的想法，越早动手越好。我就是这样给我亲戚朋友的晚辈们提出建议的，目前看来，效果良好。
好职业是干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
雷曼兄弟公司的职员用纸箱搬着他们的杂物走出高大的写字楼 ——这样的照片让人欷歔不已。曾经，他们是最让人艳羡的一群人，如今他们丢了工作，更糟糕的是，他们不太容易找到新的工作，因为整个行业面临危机，没有倒掉的其他投行都在酝酿裁员，哪里还有新的工作职位可提供？
在美国，刚毕业的本科大学生如果能有幸被投行选中，无异于中了彩票。投行提供给他们的是分析员的职位，通常一个职位会从上百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中挑选，起薪是八到十万美元 ——这个数字是普通大学毕业生起薪的四到五倍。如果再有一个 MBA的名头，很快就会成为经理，年薪十五到二十万美元。这样一直干下去，到四十多岁，如果能混到董事总经理的职位，年薪将达到一百万美元。在这个行业流行的观点是，拼命地工作，等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富足而退，去过第二个人生 ——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的日子。
现任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的李小加曾经这样说起他二十年前第一次到华尔街工作时的经历：老板邀请他暑假来公司实习，临走时轻描淡写地说你的酬劳是一千六百美元。李小加理解的是两个月暑假的报酬，心中暗喜，老板补充说“这是一周的报酬”。
穿西装，挣高薪，坐飞机满天飞，住五星级酒店，吃喝全部报销，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还有比这更爽的工作吗？一位在国际著名咨询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公司几年前有五位同事同时考取了MBA，去年毕业，其中的四位去了投行，只有一位回到了咨询行业，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不过，现在那四位中的一位已经丢了工作，剩下的三位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饭碗。
同样的故事在几年前曾经上演过一回。网络烧钱最狠的2000年，我的不少同事都被高薪挖到了网络公司，工资至少翻番。一个哥们儿上班第二个月就买了大房子，第三个月就失业了。他们能告诉你一个月可以给你多少钱，但不能保证你可以挣多长时间。
对于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的投行职员来说，如果是干过几年的中层，到谋求上市或者有投资业务的企业谋个副总、总监什么的职位还比较容易。苦的是刚入职不久的新人和年龄偏大的高管。对于缺乏职业积累的新人，到其他行业等于从头干起，薪酬待遇和职业成就感上的落差心理上一时间很难适应。而对于高管，根本找不到可以容身的企业和职位，不少人只能是提前退休去过第二个人生了。
考大学选择专业，是最让家长和学生头疼的事。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选择有可能决定一生命运专业的时候，和农民选择种什么庄稼一样的盲目。农民总是以今年什么卖得好来决定明年种哪种庄稼或经济作物，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因为大家都采用同样的预测方法，第二年大部分人的选择肯定是错误的 ——因为种的人多，价格一定会跌下来。大部分人报考专业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选择目前挣钱多、社会地位高的专业，大学的专业也以这样的逻辑来调整，等到毕业的时候才发现，这些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已经远远供大于求。
经济社会的发展完全是“黑天鹅”主宰的世界，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完全可以摧毁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天鹅都是白的”的基本判断。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每一只黑天鹅的出现都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职业选择。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个被认为最保险的专业，走到哪里都有饭吃的那种。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分配到大型的国有企业 ——那个时候大学生都是国家包分配的，只要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抱上了国家的铁饭碗。谁知道毕业几年以后就遇到了国有企业，尤其是机械制造业的普遍不景气，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一些同学所在企业的效益都没有好过。有人熬不住，中途跑出来改了行，有的做得好，也有很多不如意的。有的人一直把企业熬死，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创业，现在也是把企业做得风生水起。还有的终于熬出了头，成了技术上的大拿，现在整天被猎头挖来挖去，日子爽得不得了。这么一总结，连我自己也糊涂了，当初我们选择或者被选择学的这个专业到底是对还是错？就算是现在丢了工作的投行职员，虽然有的人会悔不当初，但你能确定过一两年这个行当不会又吃香起来吗？
说来说去，按照专业的现实吃香程度来选择专业基本上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如果我们以整个职业生涯来作为评判依据的话，念大学的时候考到什么专业是最佳选择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伪命题。谁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把你当初认为的好专业推到什么样的境况中？谁又知道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你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就像我到现在也不能判定，当初花了四年的时间念了一个自己不喜欢又很吃力的专业，而现在干着和当初的专业毫无关联的事情，这到底是不是算走了很大的弯路？
如果我们能把整个人生当做一道方程式来解答，或者当做一笔生意来清晰地计算出它的投入和利润，那么在专业或是职业的选择上就可以保持更轻松的心态，就更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自己最喜欢和最胜任的专业或者职业，并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不断地调整目标和心态，享受做自己喜欢工作的过程，并坦然地接受最后的结果。当然，现实的利益是永远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也只是因素之一。
除了专业和职业本身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最终决定你职业成就的是另外一些因素：你是否喜欢、是否适合、是否努力 ——还有，就是机遇。人生的好玩之处就在这里，像搓麻，牌的好坏只是你和牌的要素之一，很重要，但不是全部。
洗菜工也许是个好工作
一则厦门公安局的招聘启事惹得大学生们，尤其是中文、新闻专业的大学生们群情激奋：
岗位：洗菜工。条件：本市户口，厦门生源毕业生，年龄在 30周岁以下，女性，身高 158cm以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能长期扎根边远山区执勤点，能吃苦耐劳、需一专多能，除从事洗菜工作外，需兼职从事执勤点新闻宣传工作，且在该执勤点最低工作年限为 3年；具有国家承认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中文、新闻专业，有 2年以上文秘写作工作经验。
这是被记者简化过的那则招聘启事。网上的原文还要复杂详细得多，包括该职位不属于公务员编制，有三险一金等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严肃的、符合人力资源专业惯例的招聘启事。它的全称是“2009年厦门市公安局翔安分局公安非在编雇用人员招聘简章”，公布在翔安区政府网上。有人称之为“史上最牛的招聘启事”，大学生们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招一个洗菜工竟敢把大学本科毕业作为学历起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网上的声讨异口同声，无非是让大学生做洗菜工是不尊重知识、浪费人才等腔调。的确，一个合格的洗菜工并不需要大学本科中文或新闻专业的知识背景，做好这份工作和学历没有必然关系。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一个雷人的招聘启事呢？政府的人事干部这么弱智吗？其实如果认真地读读这份招聘启事，就可以明白——这里面的潜台词是：上级部门批准的招聘职位是洗菜工，而公安局需要的是一位通讯员。
按照用人规定，公安分局是不可能被同意招聘一位专职通讯员的，而为偏僻的执勤点申请一名帮厨、保证干警的吃饭问题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要求。没办法，公安分局的人事干部就想出来这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我本将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不解风情的大学生们不但没有珍惜这个有可能的机遇，还把领导的一番苦心当做对自己的羞辱。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位中文或者新闻专业毕业的女生，你作为唯一的应聘者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那个职位，去了那个传说中的执勤点，警察们会真的忍心让你去洗菜？肯定会有年轻的干警天天往厨房里跑，抢下你手中正在洗的菜，让你安心去写新闻稿，领导也会眼巴巴地期待着你的稿子见报或者登上分局、市局的内部简报，好让上面的领导们知道自己这个小执勤点的全体干警如何在他的带领下和周围群众打成一片，扶危济困，打恶锄奸。
你只需要一篇好稿，就会被调到派出所，结束自己名义上的洗菜生涯，而成为派出所支部书记、所长的御用文人。再有几篇稿子，分局就会向派出所要人，派出所在万分惋惜中把你送到分局。以此类推，某一天，当看过你文章的一位领导得知你当初是主动应聘一个说好扎根基层做三年洗菜工的职位而来的女大学生，一定会被你感动，说不定几年之内，你就通过某种途径解决了公务员的身份问题，坐在市公安局宣教科的办公室里了。
当然如果你认为公安局的宣教干事也不是一个可羡慕的工作，那你就根本不用去想这份工作了。我的意思是，那些认为有公务员身份的公安局宣教干事是一份好工作，而执勤点的洗菜工是一份不值得考虑的工作的大学生们，你们没有看到这两个职位之间是有一条通道的，并且实践证明，这往往是一个实现概率很高的通道。不信你可以去问问职场上比较成功的前辈们，看看是不是有不少人是通过类似的通道走到现在的职位上的。知道吴士宏吗？她就是以清扫员的身份被招到 IBM中国公司，最后成为一把手的。
这样的推论太乐观了吗？咱们往悲观点说。你必须完成每天的洗菜任务，没人心疼你，但你得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做些什么吧？你利用业余时间采访写稿，同时学习新闻写作，即使领导眼拙，你一定有机会和媒体的跑口记者建立联系，反正也不是公务员身份，辞了呗，到报社或者电视台应聘专职记者去，有了这段业余通讯员的职业经历加上一点点的人脉关系，你在应聘记者的时候比那些一直没有从业机会的同学就有了优势。
你需要问清楚公安局人事干部的只是：“你们真的需要一个能写新闻稿的洗菜工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同时你又是一名尚未找到工作的中文或者新闻专业的本科毕业的女生，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呢？现在后悔了？已经晚了，在大学生的声讨下，公安局已经把应聘条件降低到大专，对于就业期望更低些的大专毕业生，会有不少人去应聘这份工作，你已经没有把握在这次竞争中胜出了。
就如同顾客总是对的那样，在招聘市场上雇主总是对的。在看似不合理的条件下，一定会有你所不了解的隐情。规则是人制定的，当你看到洗菜工、最低在偏远地方工作三年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很容易就否定了这份工作的价值。
一般来讲，对大部分大学生来说，第一份工作完全如意的不多，你需要判断眼前的这份工作和你理想工作之间的通道是否存在，而不能仅仅相信一份招聘启事中那些表面的承诺或者条件。
你可能已经不大相信那些把招聘职位说得天花乱坠的雇主做出的承诺，同时也就不一定相信那些把招聘职位描述得很惨的单位会按照当初的招聘启事来约束自己使用人才的策略和方法。
一切都事在人为，只要你能挤进那扇门。
，越念越傻吗？
工作不顺心的时候，升职受阻的时候，当然还包括遇到什么劳什子金融危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想起再去念书的事儿。
校园是每一个员工心里的故乡 ——如果他曾经念过大学的话。已经毕业十来年、爬上中高层职位的，一般选择去念昂贵的EMBA，别称“容易的 MBA”。刚毕业几年的，因为还有下工夫念书的习惯，也没有雄厚的财力，自然选择MBA。职业专家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乌鸡变凤凰的必修课程，有了这个头衔，你就迈上了职业经理人的康庄大道。
十几年前，我知道了 MBA这个拼写的意思。因为刚大学毕业时间不是很长，就有掺和一下的冲动。那个时候国内刚刚开始 MBA教育，只有中欧工商管理学院一家已经招生，其他几家还在筹备中。在“工商管理硕士”这六个字里，自己骨子里其实最看重的是硕士这两个字，从中透出的是对考取普通研究生缺乏信心，退而求其次的无奈。
尽管后来实在是因为对于英语考试缺乏信心，连名都没有去报一个，但在这期间做了一件事，到现在都感觉受益匪浅 ——断断续续地把一本逻辑考试辅导书上的试题做了一遍。尽管读了十几年书，但从来没有受过这种通过周密的逻辑推理对事情进行判断的教育或训练 ——而这种思考和做事的习惯正是成为一名管理者的基础。
现在看来，其实我当时的理解完全不对，“工商管理硕士”这六个字里面，最不重要的是“硕士”二字，最重要的也不是“工商”两个字，而是“管理”这两个字。
“工商”是知识，通过工作和学习很容易积累；“硕士”是名头，会考试，肯吃苦也不难拿下；就是“管理”这两个字最难，它既是思维方式，也是行为习惯，它需要工作中的体会与思考，也需要正规的学习和训练。MBA学的就是管理之道。
正如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所说，管理其实不一定是指手下一定要管多少个人，而是说只要你是一个知识工作者，你就要学会卓有成效的管理。只要你是一个知识工作者，也就是说你主要是靠头脑而不是用体力来养家糊口，尽管你可能没有一个下属，你的成就也是更多地取决于你的管理水平而不仅仅是智力水平 ——你对自己时间的管理、你对客户或者服务对象的管理、你对合作者的管理，甚至包括你对上司的管理等等。
在公司里工作，你必须要成为一个管理者，念一个MBA，似乎也就成了必由之路，但有人不这么认为。
在 2006年年初，“2005CCTV中国年度雇主调查”活动的颁奖晚会上，获得最佳雇主奖的代表马云在回答“孙悟空有一个难得的进修机会，作为唐僧的你会不会放他走？”这道问题的时候，选择了“不会”。马云大声宣布，工作是最好的学习，他们公司所有去念 MBA的回来以后都比以前傻了，他至今没有看到念完以后变聪明的，现场哗然。
作为活动的总导演，坐在编辑机前，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是否把这段话删掉。在央视这样一个平台上，在“雇主调查”这样很认真地讨论员工关系和管理之道的节目中，马云这样一个知名度很高的著名企业家，以这样一种简单片面的语言来评价一种国际通行的教育方式，对几十万名学生的动机和努力进行否定是否合适？但最后我还是没有下剪刀。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企业家，他应当清楚地知道他当时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会导致什么影响，并且作为一个成功企业的领导者，在这件事情上他有发言权。
而且，从内心来讲，我并不完全否认他的观点。作为一个自己没上过 MBA也没有拿到任何其他的硕士、博士学位的本科生，持有这样的论调很容易被归为酸葡萄心理，因为自己没有机会拿到更高层次的文凭，所以本能地就会在思想上积极拥护所有贬低文凭、看重才能的言论。
我不否认自己会有这种摆不上桌面的“阴暗心理”，但的确是可以搬得出一些证据支持这种看法的。我曾经长期供职的央视经济频道《绝对挑战》栏目，在挑战职位的应聘者中 ,的确能够看到不少像马云描述的那种“越学越傻”的 MBA。在好几期节目中，三位进入最后决赛的名牌大学 MBA，回答大部分问题时都会做同样的选择，并且在阐述他们为什么这么回答问题的时候都强烈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因为教科书上是这么教的。这使精心设计考题的专家和导演们非常郁闷。
很多人去念MBA，看重的是“硕士”的文凭和所谓的“圈子”，而没有看重“管理”，没有学到“管理”。结果是知识长了，能力没长；脾气长了，涵养没长；见识长了，眼光没长；圈子大了，朋友没多。导致这样的结果和学生的认识有关，也和学校教学导向和教学水平有关，MBA如果念出这么个结果，不念也罢。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马云在公众场合说话时，习惯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再一个原因是我的推断：他没有把那些MBA学习回来的人才用在合适的岗位上，或者说那些学完MBA的员工已经没有必要再回到自己的老东家那里。
在一家知名度高、待遇不错的好企业，你去上学的这几年，已经有大量的才俊涌进来，你回来还能有那么适合自己的位子？只是老东家顾及以前的情谊给你安排一个地方，你能显出来比以前更聪明？所以念完 MBA选择在哪里打工，选择谁当自己的老板可能也决定了自己是比以前更傻了还是更聪明了。三年的宝贵时间，你承担的是巨大的机会成本。金钱和时间的海量付出，目标一定要定得清晰，在不顺心的时候轻易地选择去念书是一种逃避。
念 MBA只是提供了职业成长的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成为一个管理者的先决条件。念还是不念？这是个问题。念完了走什么样的路？这也是一个问题。在做出决定之前，你需要多问几遍自己：“我想好了吗？”
创业：从“美国梦”到“中国梦”
美国大选算得上是一场超级真人秀，在清晰的规则下，选手依次登场，从党内初选的PK，到全国大选的PK，一路走来，精彩纷呈。这次美国大选 PK出的前五名依次是奥巴马、麦凯恩、佩林、拜登和希拉里，第六个人是谁呢？——管道工老乔。老乔本来不是选手，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巧合加入进来，成为一个计划外的超级明星。
如果麦凯恩能像共和党所希望的那样在最后关头翻盘，管道工老乔将是起决定作用的人，那样乔就可以被称作“史上最牛管道工”了。
离投票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俄亥俄州的管道工乔正在和自己的孩子玩橄榄球，正巧奥巴马前来挨家挨户地拜票。老乔做出了他人生最正确的一次选择 ——他凑上去问了一个记者和主持人们策划三天都不可能问出来的问题：“我是个管道工，工作非常努力，经常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我有我的’美国梦‘。现在我可能买下我为之工作多年的公司。如果成功的话，我一年就会挣二十五万美元以上。而照你的政策，你要在我头上加税。对不对？”奥巴马立即意识到这是个不友好的问题，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耐心解释：“事情也可以这么看。你现在可能有钱了，但是你要工作多年才能有现在的能力。几年前，你也许就挣几万块。我的政策，帮助的是过去几年的你，帮助你快一点获得现在的财富。另外，如果你经营管道公司，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有钱来支付你的服务。所以，多散点财，对大家都有好处。”
这段录像被麦凯恩的竞选团队看到了，他们似乎从中看到了绝地反击的突破口。于是在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中老乔成了麦凯恩的救命稻草：“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我不理解奥巴马参议员为什么要提高税收。奥巴马参议员要把钱从人家的口袋中拿走，由他来散掉。我要对我的朋友乔说：我决不会从你兜里把你的血汗钱拿走而交给奥巴马参议员这样的人去支配。这是你的钱。我低税的政策就是让你留住自己的钱，用来发展你的事业、雇佣更多的员工，让你来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财产。”奥巴马不甘示弱，也马上对乔直接喊话：“乔，如果你真要创办自己的事业，我的政策给小企业许多优惠。你从我这里大概得到的更多。”结果，两人围绕着乔唇枪舌剑。有人统计，在整个辩论中，乔这个名字被提及二十六次。
在上亿美国选民面前，被最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两个人在一个小时内二十六次提到名字，老乔一炮走红。
按照中国的算法，管道工老乔属于低收入阶层。而在美国，老乔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 ——有一技之长，有稳定的工作。美国人把家庭年收入在三万到二十五万的人群都算作中产阶级，按照这样的算法，80%的美国人都属于中产阶级。要么你能做到大公司的高管，要么你有自己的公司，要么你有数量可观的“财产性”收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靠打工每年赚到二十五万以上基本没戏。所以奥巴马要给年收入二十五万以上的美国人加税，因此奥巴马被看做是美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行者。
在充满机会的中国，人们在一个行当里混了几年，基本摸清了自己这门生意的门道，自己创业的念头就会悄然而至，潜伏在心底，而当职业生涯遇到瓶颈，或者遇到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机会，这念头就会蠢蠢欲动。“人到中年，再不行动就没有机会了。 ”——这个声音不时在耳边萦绕。“创业的风险太大，搞不好我将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另外一个声音马上又会响起。“晚上想了千条路，早晨起来卖豆腐”，大部分人在左思右想若干年后，年龄越来越大，胆子越来越小，带着些许遗憾，最终告别有可能根本改变命运的梦想。
他们慢慢地想明白了一件事，创业虽然是改变社会地位的一次努力，但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一种生活方式。越是受过良好的教育，越容易凭着自己的教育立足于竞争中的人就越要承担更多的创业成本。对于懂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来说，创业的投入产出比完全不可控，创业基本上不属于数学乃至经济学的论证范畴，而属于心理学和哲学的研究领域。
你可以给我举很多诸如比尔？盖茨、拉里？佩林乃至李彦宏、马云、丁磊这样的创业英雄的例子，但你一定要相信，他们的成功是极端的个案。每个领域都有天才，天才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体现出他们的卓尔不群，天才只能仰慕，无法效仿。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创业的念头来自于对行业的了解和人脉关系的建立，这里形成一个深刻的悖论：当你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你大体可以在职场上混得不错，当你已经混得不错的时候，你就很难放弃已经拥有和即将拥有的利益。
相对而言，像老乔这样的人更可能迈出创业这一步，作为一个资深管道工，职业生涯给他提供的想象空间有限，创业失败所承担的机会成本也不很高，大不了再回来吃自己的技术饭，但有可能存在的成功却可以给他带来人生的根本改变，所以他希望政府给他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所以对老乔而言，是把选票投给承诺让他现在的日子过得更安稳的奥巴马，还是答应让他的创业尝试更具希望的麦凯恩？这成为困扰老乔们的一个问题。
麦凯恩承诺的是老乔们有可能的未来，而奥巴马面对的是老乔们的现在。创业者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少数 ——即使是在最鼓励创业、最尊崇个人奋斗的美国，所以奥巴马赢了。即使把老乔的故事移到中国，相信也是同样的结果。
就业还是创业，政策的鼓励固然重要，但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永远最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选择，政策倡导影响有限。所以创业作为一种激进的人类行为，基本属于不知天高地厚、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年轻人和对未来看不到希望、但具有强烈改变现实愿望的中年人。那些没有经历离婚、职场失意等重大挫折，也没有决心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利益的职场中坚们，还是洗洗睡吧。
李开复无法模仿
比起上一次离职和老东家弄得反目成仇、满城风雨，李开复这一次走得从容多了。刚刚办完离职手续，就在紧邻谷歌中国的一幢楼里开了光鲜的新闻发布会。很多被邀请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把车就停在了谷歌的办公楼前，然后寻找李开复新的办公地点。
打工仔能够做到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不是唐骏不知真假的一亿年薪，而是像李开复这样在离职创业的时候有郭台铭、柳传志、俞敏洪这样的业界大佬争先恐后地来帮衬。在现场，富士通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从衣袋里摸出讲稿，慢慢地打开，戴上花镜，然后一字一句地念完。在以前这叫露怯 ——讲几句话还要讲稿？搁现在，这叫待遇 ——只有在十分庄重的场合，那些有头脸的大佬们才会事先熬油费墨地写好讲稿，并且，认真地念完。
苹果公司六年、微软公司五年、谷歌公司四年，在全球IT界李开复的履历估计无人出其右，总是在最恰当的时间进入领导技术潮流的最前沿，在中国的 IT界已经再没有其他的职位容纳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而他依然在梦想着“世界因你而不同”。于是，李开复自己创业了。在他离职创业时同步面世的自传《世界因你不同》的引言中，李开复使用的标题是“从心选择”。从“新”到“心”，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对职业选择的终极目标，李开复在四十八岁的时候，这样做了。
李开复在谷歌中国的四年，的确让我的世界因他而与以往不同。现在几乎每天我都会使用谷歌的翻译功能浏览外国媒体的网页，在出门参加一个会议或者见一个什么人之前先在谷歌地图上查找一下线路。
如果你每天的工作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的话，所产生的成就感的确可以让你热爱自己的职业，但如果你可以让自己的工作直接改变一些人的命运的话，那么这无疑是一份各家值得选择的职业，创业就是这样的职业或者叫做事业。
李开复已经用不着为改变自己家人的命运来创业，他选择的是改变那些心怀梦想、才能卓著的年轻人的命运。“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是唯一比实现自己的梦想更有意义的事情”，老师的这句话鼓舞着李开复进行了他目前为止最冒险的一次选择。
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同在 IT界的另外一个高级职业经理人的创业故事是新浪网的前 CEO王志东，在黯然离开新浪之后，年轻的王志东选择了创业，成立了点击科技公司。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中关村成千上万的创业型公司中默默无闻的一家，距离人们期待中的重新崛起越来越远。当然，李开复的创业环境非王志东所能比，但他面临的挑战比起王志东来更加艰巨。在工程技术界，工程师 ——职业经理人 ——创业者，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路径，很多人走的都是这条路，这条路径的好处是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和人脉关系都可以带到自己新公司的平台上，但李开复不同，虽然他的投资公司辅助的方向依然以 IT行业为主，但天使投资和 IT技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真正 180度的大改行，不是从工程师做成导演，也不是从教师做成记者，而是从打工的改成当老板。创业肯定是改行，改行不一定是创业，李开复选择的其实是改行的平方。尽管有多年来帮助年轻人改变人生的尝试，但站在大学的讲台上帮助年轻人实现自我的工作和发现好的项目进行投资的工作相去十万八千里。有人问著名的股评家，你讲得这么好，炒股也一定挣了大钱，股评家凑过来小声说：要是炒得好，谁还在这里劳神费力地挣这点辛苦钱？
无论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是想改变别人的命运，创业永远是很多积累了一定经验的职场人士挥之不去的梦想。但创业的过程就是从大船跳到小舢板的过程，在谷歌中国，李开复虽然从一个普通员工开始干起，但他的后面是数万由全球一流技术人员和优秀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团队、是已经在全世界建立起来的品牌和商业模式，而现在，和李开复跳上小舢板的除了自己，只有几个年轻人。郭台铭们提供的只是一艘质量超群的小舢板，当然他还有无数的人呐喊助威，有最先进的导航设备，但驾驶一条大船和掌控一艘小船所需要的技术和意志完全不同。
李开复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向人们传递这样一种信号：不断地挑战自己，才能挖掘出自己的潜能，每个人的潜能都无比巨大。但概率告诉我们，总是有极少的人和大多数人不同，他们的智商和情商是普通人的 N次方。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转行是一种近似疯狂的冒险，当你把基于经济学的理性思考方式转化成浪漫的人生态度的思考之后，你可能做出转行的选择，但那一定是挑战大于机遇，失败大于成功。
当你做好输光现有的一切且能无怨无悔的准备的时候，那么你就出发吧。就像现在的李开复一样，对自己说：是的，我准备好了。
跳，还是不跳
一群传统媒体（报纸、杂志、电视）的资深人士在一起聚会，谈的是“新媒体与老媒体”的话题。说到一位往日的同行跳槽到网络新媒体，年薪过了百万，一下子涨了四五倍，众皆哑然。一人掰完手指，小声说道：靠，即使当牛作马，也值了。
同行离谱的高薪让这些平日爱谈谈理想、情怀的媒体人心理瞬间失衡，之后，大家继续讨论，说来说去，尽管对百万年薪充满了艳羡，但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后，没有谁把年薪作为自己改变职业的唯一条件。
甲说：以前因为自己的虚荣心来电视台工作，现在是因为女儿的虚荣心继续干下去。曾经想跳槽到企业去挣更多的钱，但上初中的女儿更希望自己的爹是电视台的记者而不是什么公司的总监。
乙说：还有啥工作能让我像现在一样有这么多读书的时间呢？把业余爱好和挣钱养家的活一起干，这样的活其实也不太好找。
丙说：尽管这个词现在说出来会让人笑话，但当我们严肃地讨论为什么坚持现在工作的时候，我还得说“使命”两个字。
其实在每一个职业的圈子里都有这样的对话，如果你还没有跳槽的打算，那么你总会找到不同的理由来证明自己还战斗在现在岗位上的必然性。有的是舍不得眼前的待遇；有的是舍不得眼看就要到手的职位；有的是舍不得现在的团队；有的是不忍辜负老板的期望；对于小年轻来说，甚至就是因为喜欢办公桌对面的一位异性。这种理由往往是一种看起来有些不那么实在的因素，说穿了是一种感觉。
在做“最佳雇主调查”的时候我有一个发现：一个人加入一个公司和留在一个公司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我们把和选择工作相关的十几个元素列出来让大家选择。但把“我为什么选择来这家公司”和“我为什么没有离开这家公司”作为两个问题分别列出。
在加入一个公司的时候人们更多看中的是外化条件：薪酬福利、办公条件甚至公司和家的距离，而且在相当多的时候，不是那个公司更吸引你，那个工作更吸引你，而是你当时被某种情绪左右着，希望迅速有一个改变，那种决断比起离开一个职位，一般来说更加的简单和盲目，你只能通过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甚至可以落实在劳动合同上的因素来为自己的决定做参考。而留在一个地方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对这份工作的内心感受，比起求一个新职要复杂得多，我总结为成就感、成长感、归属感，一般来说，你在现在的岗位上如果可以感受到其中的两项，那么，你离开自己服务的雇主就一定会经历几个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夜晚。
很多时候，我们怀着巨大的渴望，经过努力而得到的东西，却和我们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找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在进入到新的工作岗位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不能适应，甚至怀疑是否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当你终于把一份工作干的得心应手的时候，经济学上边际效益递减的原则又开始发挥作用。很多你看得很重的东西一旦你已经得到，那么它对你的价值就会下降。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之后，即使在外行人看着风光无限的工作其实也被一个又一个平凡的工作日消磨得了无趣味。于是，每当过一段时间，跳槽甚至转行的诱惑会再一次让你怦然心动，你想接受新的挑战，也许你认为自己在其他的方面还有待开发的潜能？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交易的，但很多人并不能给自己的机会成本定出一个清晰的价格。当你还在留恋自己现在这份工作的时候，你会给新的买家出一个大价钱作为你放弃现在的一切的补偿。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到底值多少钱。不好判断的原因是一份工作远不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所能代表的，在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这四十年的时光中，一份工作几乎就是你的全部。你住什么样的房子、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娶什么样的老婆（嫁什么样的老公和职业的相关度要低得多）、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在什么样的圈子交往，全和你的那份工作直接相关。在现代社会中“你是干什么的”远比“你是谁”更重要。即使你真的继承了万贯家财，但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也很难让人尊敬。
因此，给你现在的这份工作估值就非常的重要，尽管现在甚至有一套办法给“品牌”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估价，但还真没有人给每个人的现有职业估价，我认识很多人力资源领域的专家，没有一个人是干这一行的。
跳，还是不跳，最后的决定就是你把旧的工作和新的工作进行比价估值后的结果。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在每一次交易进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是这一单交易的受益者，偏偏在跳槽这件事情上，看不清楚的地方太多，让交易者心烦意乱。
很多人在事到临头的时候才会匆匆做出选择，往往这会让你低估了现有工作的价值，因为没有慎重思考的过程，你就不会把工作给你带来的额外影响算在里面，而只估算了薪酬福利的差别，这样的交易不断地进行下去，你就是在贬值。
职场中年的现实和未来
如果你在银行门口，看到几十个老年人一人一个小板凳坐成一排，不用问，肯定是明天又要卖国债了。
老年人有他自己的计算方式，一个夜晚，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守候，如果幸运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存款换成国债，这样不但可以获得稍高一点的利息，还可以省掉 20%的利息税。假如一个老年人有五万元存款，排一晚上队，把它换成三年期国债，那么就可以赚出来近一千元。这么一算，排这么长时间的队就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在这个长长的队伍中，我几乎没有看见过一个年轻的或者中年的身影 ——那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其他挣钱的机会或者仅仅是可能性。
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拥有的是大把的时间，不再有的是机会。他们永远地失去了可以用十几个小时去挣这么多钱的可能性，所以只有他们排一晚上的队买国债。我用了很长时间给自己女儿讲清楚这个社会布置给老年人的算术题，之后默然，想着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加入这个队伍中。
银行门口的老人长队会给职场奋斗的中年人们带来对未来的焦虑感。焦虑在弥漫，三十五岁你还当不上处长你会焦虑，四十岁还没有进入企业的高层你会焦虑，五十岁的时候你还没有两三套住房或者你认为足够多的存款你会焦虑。
时下的中国，生存竞争如此激烈，对于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中年人更是如此。往后看，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汹涌而来，他们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更有干劲，更有创新精神，愿意接受更低的薪酬。往前看，企业和社会对于正在走向年老的人们失去了耐心和信心。相当多的人把挣足够多的钱作为试图消除这种焦虑的办法。所以会有贪污，有受贿，有副职雇凶杀正职这样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
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社会，如果你达不到足够优秀，没有旺盛的斗志，资源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向最有效率运用它们的人群转移。对年老的恐惧，让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在掌握和享用更多社会资源的同时，以牺牲健康和日常生活乐趣为代价打拼，就像过冬前的松鼠，拼命储存过冬的粮食，存多少都觉得不够。
对于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近进入中年人行列的人们来说，大部分人的未来有可能还不如他们的父辈乐观。毫无疑问，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我们会比上一辈强很多，但被社会遗弃的孤独感会更早地袭来。
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你有一份正式的工作，那么到退休的时候，你的工资、职称乃至住房面积恰好达到职业生涯的最高点，剩下的时间可以按照制度的安排安享晚年，除非犯了政治错误或者生活作风出了差错。所以你就可以看懂，为什么在俄罗斯和东欧左翼政党的旗帜下站的多是老年人。
其实如果健康状况尚可，很少有人愿意自动退出舞台。掌握社会资源越多的人越是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执政党用了好些年的时间，想了很多的办法，定了好多制度才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而迈克？华莱士，直到八十八岁才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主播的位置上退下来，这让多少有才华的晚辈熬得肝肠寸断！还有，老教授杨振宁退休后回国定居讲学，八十二岁时还能娶二十八岁的研究生，居然在婚姻上也来抢年轻人的机会。显然只有极少数高度集结了财富、权力、社会地位资源的老者才有和年轻人 PK的能力，不管是在婚姻上还是工作机会上。
科学的进步大大减缓了人类衰老的脚步，伟哥发明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在医学上解决了部分男性心中的隐痛，还在于改变了千万年以来自然形成的年龄和辈分的界限。随着新药物不断地被发明，人的容貌、精力、体力衰老的速度将会被大大放慢。在未来人类争夺交配权的斗争中，老年人很可能和年轻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想想看，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当那些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的老人们获得年轻的体态和容颜的时候，年轻人面临的将是一场灾难。白岩松主播关于“渴望年老”的感叹，应当具备这样的前提。可以大胆地预言，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很可能是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矛盾。
但在目前，显然这一切只能停留在大部分中老年人一厢情愿的假设与梦想之中。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要在自己并不是很老甚至自我感觉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候就给年轻人腾地方。
在一个物质财富不够充分富裕，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完善，社会文明程度不够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失去了挣钱的能力就几乎等于失去了一切。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甚至让自然经济下子女赡养老人的传统也无法延续。一种秩序被打破的时候，总会有一代人付出代价，不同程度地成为社会变革的牺牲品，或许就是现在的这一代中年人，除非你有充分的预见性和准备工作让自己从大多数人中逃出来。
如果你希望到中年以后成为有能力和年轻人同场竞技的那一小部分，除了像松鼠一样拼命冬储，或者还可以铤而走险选择成功概率很低的创业，或者尽可能让自己的能力能够与时俱进，尽量长地延续自己工作的时间，让自己的价值有展现的地方。对于职场中年来说，所谓职业生涯的设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示出它的真正价值。
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不得不想，你是否能够有一段体面而有尊严的老年生活。你是在杨教授们的队伍中，笑纳上帝给自己最后的礼物，还是排在银行门口，整夜做老年人的理财算术题？
新来的，你以为你是谁
和平年代，朗朗乾坤，谁会想到一名职业经理人会有生命的危险？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了。2009年 7月 24日，年仅四十一岁的吉林通钢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死在了自己员工雨点般的拳头下。因为不满民营建龙钢铁再次入主国有通钢集团，重新上任总经理职位的第一天，陈国君被反对重组的部分员工围攻，命丧黄泉。
陈国君的东家建龙集团是一家著名的民营钢铁企业，2005年 9月参与重组国有通化钢铁集团，拥有“新通钢”的股份，并在企业内部引入市场化机制。陈国君受命代表建龙进入通钢担任总经理。
两家企业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2006年春节，《吉林日报》把改制后的通钢不吝笔墨地夸赞了一番，看看这炫词儿：“除夕之夜，刚刚经历改制重组洗礼的通钢集团，以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崭新形象昂首阔步走进狗年，刚刚置换完身份的通钢员工以饱满的精神欢度着新春佳节 ——炉火轧机竞欢歌，铁水钢花相映红。一份份生产报表传喜讯，春节期间通钢生产稳定、高效，主要产品产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
看着三年前省报的精彩报道，想想如今被员工乱拳打死的总经理，恍若隔世。
陈国君的工作卓有成效、业绩显著，重组改制后通钢产能销量大幅上升，企业由亏转赢，中高层管理者收入大幅度增加。金融危机导致钢铁行业全行业亏损，建龙决定退出通钢，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回暖，建龙回心转意和吉林省国资委达成再次入主通钢并控股的协议，但在重新上任的第一天，悲剧就发生了。
通钢事件之后，部分原通化钢铁高层对陈国君的评价是：“人品好、正直、工作敬业”。一名副总经理说，民营企业和大型国企在管理理念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陈国君是“两种企业文化的牺牲品”。在长达数小时的逃跑、藏匿、被殴的过程中，陈国君一定非常的困惑和委屈 ——这些和他隔着好几个层级，他从来也没有真正接触过的员工，为什么会要置他于死地？为什么居然没有原来共事过的同事站出来搭救他？
当然，陈国君是一个“群体暴力”的牺牲品，他被愤怒的员工作为了发泄对重组不满的替罪羊。但这里面有没有作为一个年轻的职业经理人的不成熟因素呢？
四年时间里，陈国君外来人、接管大员的形象没有改变。一名职工叙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一天中午，还有二十分钟开饭，三名炉前工停下炉子，收拾工具的时候，陈国君进来了，当即责问为什么不干活。工人解释，马上要到下班时间。陈国君却毫不为所动，直接指着他们宣布：“你们全部待岗！”
陈国君的严厉做法，招致一些职工的不满，一名通钢职工说：“他死了，还有人往他身上砸砖头。”
带着董事会的尚方宝剑，带着 MBA课堂上的管理秘籍，带着管理民营企业的丰富经验，带着对企业的忠诚和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素养，陈国君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大刀阔斧，严明纪律，令行禁止 ——年轻的空降经理人们大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他们的工作。
他们是带着改造一个团队的使命来的，他们以为董事会授予他的权杖可以让他在新的环境中畅行无阻。一个细节是，在被围攻的时候，他依然用总经理的口吻警告那些闹事的员工必须尽快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下岗。然而他忘了，一个领导者的权威并不是他的职位自然授予他的，他的权杖管不管用和董事会的授权有关，也和员工的认可有关。
一位白领在大企业或者有名的企业干上三五年之后，身价就显现出来了，猎头会适时地介入，更高的职位、更多的收入就会向你招手，“跳槽 ——空降”是年轻员工快速成为职业经理人的最佳通道。很多人选择了这条道路，但总会有不少人栽在这条看似铺满鲜花的路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不同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别缺乏准备。像陈国君这样从民营企业直接进入老国企担当主要领导的情况属于凤毛麟角，但即使是在完全市场化的企业之间空降，面临的企业文化差异也是非常巨大的。与陈国君的空降方向不同，大多数职业经理人是从国企跳到民企、从外企跳到民企、或者在民企之间跳，通常因为是被请来的，他们会向新老板要授权，而老板们一般都会给你很大的权力，因为有老板撑腰，而又想在最短的时间作出业绩，对企业文化的适应期往往被忽略。
这柄权杖像是孙悟空的金箍棒，挥舞起来是要伤人的。我的一位朋友，原来在一家大型网站担任中层领导，被一家刚刚拿到风险投资的小网站请去做副总，来的时候谈得很清楚，老板就是要他把大网站的那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带过来，改变原来创业团队比较自由散漫的现状。年轻气盛的他一来，马上把原来企业上下班打卡、360度考核、平衡记分卡等等制度、工具统统招呼过来。有不少老员工受不了这种约束，纷纷离职。开始老板对他的雷厉风行赞赏有加，坚决支持。但当员工的流失开始影响正常业务的时候，老板开始动摇。他的职权也慢慢被收回，无奈之下只好卷铺盖走人。
当然比起陈国君，他的结局要好得多，那些不认可他管理理念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新的东家。但在一个偏远的小城市，那些员工根本没有其他的就业岗位可以选择，他们唯一可选择的就是和你进行明的或者暗的斗争。陈国君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所处环境的严酷性。
对于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说，企业环境决定了你的领导方式，而不是相反。在空降到一个新的企业后，适应能力而不是改变能力更多地决定了你是否能存活下去，并最终实现你的抱负。在拿到一根金箍棒的同时，你还需要带一颗敏感、宽容的心。
做干将，不做才子
被人称作才子，通常是一件比较愉快的事情，这说明你的智力水平和业务能力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还因为才子常和佳人联系在一起，即使在开玩笑的时候被乱点鸳鸯谱，才子们嘴上说“瞎掰、瞎掰”，心里也会有小小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但现在世道变了，很多人已经不喜欢被人称作才子了。去年有一次出去采访，当地电视台一位领导向我这样介绍台里派来陪同采访的一位年轻的部门负责人：“这是我们台有名的才子。”要是换成我，这样被领导当众夸奖肯定得美上几个小时，不料该才子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领导告饶：“您以后千万别叫我才子了，我还想进步呢。”
当然，大家都明白，说想进步 ,字面上的意思是勇于挑更重的担子，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字面下的意思是：我还等着被提拔呢。
这番对话隐藏着这样的逻辑：如果你常被称作才子，潜在的意思是你是一位业务骨干，但政治上不成熟，或者缺乏领导力，不适合担当领导职务，更适合沿着专业的路径发展。在这种语境下，才子的确不是一顶人人都愿意领的高帽，尤其是对一些真正有抱负的才子，这个时候心里会说：你才是才子呢，你们全家都是才子。
谁是才子呢？屈原是才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一曲《离骚》成为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唱。
司马相如是才子，好读书，善弹琴，风流洒脱。“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曹植是才子，有谢灵运“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的评价。李白是才子，诗风豪放飘逸，气势雄浑瑰丽。柳永是名副其实的风流才子，出没于青楼，与妓女交欢，纸醉金迷，醉生梦死。
看看这些经典才子，或怀才不遇，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或风流浪漫，抱得美人归。这是古代才子的基本概貌。
再看当下，当你被别人称作才子的时候，可能会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你有好的教育背景，毕业于名牌大学，专业知识渊博；二、你脑子好使，主意多，反应快，素质高，堪当大任；三、你是一个只会说不会干，理论强于实践，书生气十足的呆子；四、你就是一文艺青年，不务正业，酸文假醋，百无一用。
不管褒义还是贬义，才子的突出特征是学识上的鹤立鸡群、思想上的锋芒毕露、行为上的特立独行。
北大是一个出才子的地方，同样是名牌大学，清华毕业的被冠以才子的就不多。可能的原因是清华的学生大多符合鹤立鸡群的特征，但锋芒毕露、特立独行的特征并不十分明显。
前些年北大出了一位才子，名陆步轩，本来做公务员，后来贸然下海，大业未果，穷困潦倒，卖肉为生。就凭当年能够考入北大，陆氏自然不辱才子的名号，后来虽遭遇事业坎坷，毕竟也可以“看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但在媒体的报道中，“北大才子”却是一个言必提及的标签，里面的用意十分“阴险”。后来北大又出一才子，名范美忠，地震中丢下学生径自逃生，之后撰长文披露逃生前后心路历程，言即使母亲遇险也会无暇顾及，并冠以自由之思想，引得舆论大哗，亦有不少媒体将“北大才子”的标签贴于范某背后。两位北大制造的才子既出，难怪有人对才子称号避之而唯恐不及。
商业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多数人被镶嵌在一个个组织机构内。不管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公司企业，那个地方都叫做职场。职场的意思是一群人在一起创造价值。在人多而且需要互相协助的地方，鹤立鸡群是被鼓励的，而锋芒毕露、特立独行一定会给组织的运转带来负面的影响。在任何组织机构里，都需要把“才子”改造成“财子”！才子的“才”可否转化为生产力，才是衡量才子的唯一标准。
而才子恃才傲物，常常不把领导放在眼里，这更成为影响才子成长的必然障碍。如果把碰到胸怀无限宽广的领导作为自己成长的先决条件，才子们的命运早就被决定了。
一般来说，年轻的才子是可以被容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子的称呼就不断地贬值，如果已经成为业务骨干而依然被强调你是一个才子，那就需要警惕了。当有人有意识地不断强化你的才子特质，你就要小心这个人了。
你属于哪一类型的才子，既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段位的才子，也取决于说你是才子的人是谁，还取决于你在什么样的地方供职，在哪个岗位上高就。在职场，比才子听起来更悦耳的那个称呼是“干将”。
管好自己的老板
又有一位朋友突然告诉我，他离职了。我知道不久前他的顶头上司刚换了人，便问他：“是和老板不对付了吧？”他居然回答说：“和老板关系还好，就是和新来的总监没办法沟通。”“可怜的人，居然没有搞清楚谁是你的老板”，我在心里感慨着，嘴上对他说：“我说的老板就是这个人。”
他说的老板是他老板的老板，而不是他的老板。每个人在一个机构里只有一个老板，他不一定是你所在机构的所有者或者最高决策人。
在一个时间段内，谁给你分配日常工作，你向谁直接汇报工作，他就是你的老板，一般说来就是你的顶头上司。他可能就是一小组长，他可能在一个一万人的公司里只领导你一个兵，但对不起，他就是你的老板。
他不一定能降低你的薪水和职务，也不一定能开除你，但他一定能让你整天不痛快，他拥有这个权力 ——这就足够了。所以，谁是你的老板，这个问题是革命工作的首要问题。
有咨询机构正经统计过，有 80%的离职直接原因是员工和他的老板合不来。那种没有找好下家就突然离职的，十有八九是这个原因。甚至，我不止一次看到过这样的场景 ——有同事在经历过相当长时间的不快、观望、郁闷、忍耐之后，在老板又一次的当众批评或者故意揭短的当口，终于爆发出一句呐喊“我他妈不干了”，然后摔门，扬长而去。
当那句荡气回肠的话终于脱口而出之后，我都能感应到同事心中的意气风发、豪情壮志，在心中击节叫好的同时，暗自惭愧 ——我什么时候也能来这么一嗓子？
但是，这个持续不了几个小时的高潮体验之后，你要面对的是可能长达几个月艰辛的找工作之路 ——更加不幸的是，又有一个新的老板在不知道哪个办公室里等着，折磨你。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选择自己创业？他们不一定都有很强的成就动机，只是不堪忍受总有一个老板管着你。从理论上说，所有的老板都是“坏人”，因为他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督促你、监督你、考核你。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自己创业的人，那些自我雇佣的小生意人和自由职业者，以及数以亿计在自家承包地里种田的农民，是一群多么幸福的人啊。
但是，卢梭教导我们说：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们可以自愿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是可以用来交换到薪水的。如果对老板的反抗，最后的结果总是迎来另外一个老板而且没有意义的话，那么就让我们享受被领导的快乐吧。
如果在一个职位上总是待着不动，那么肯定是他的智商有问题。要是总是不能和自己的老板处好关系，不断地跳槽，那么肯定是情商有问题。
遇到不对脾气的老板，采用“3W”，即走人（Walk）、抱怨（Ｗhine）和等待（Wait），不是高情商人士的选择。他们的做法是：在愉快地接受老板管理的同时，也要学会管理老板。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费纳（Michael Feiner）说：“多数老板喜欢自己努力后所取得的权力和威信。”老板们肯定是一个团队里在工作上最成功的人。相信自己的方式是正确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正是他们成功的原因所在，也正因为如此，老板们容易将下属的反对意见看做不服从，而不是反馈。
你肯定遇到过这样的老板。你给他汇报一个方案，永远不要希望得到他的赞许，他甚至没有听清你的表达，就提出一大堆反对意见。你的解释永远是徒劳的，等你按照他的意思修改完毕后，他总会提出新的修改意见，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最初的方案，如此反复，不到最后执行的时候，永远没完。但在会上，“你们有什么意见想法尽管提”可能是他的口头禅。
当然，阿谀逢迎是一种最常见、最理性的处事方式。但长远来看，你不但要为你的老板负责，更要为自己的岗位负责，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放弃这个原则。那么你就得学会管理老板，这其实就是当你认为老板的命令有不妥的时候你该怎么办的问题。面对这样的老板，你是一味执行，还是提不同意见？一个可参考的办法是，照着他的意见执行，但在过程中，及时不断地反馈情况，让他自己调整。
有的时候，老板的反对意见只是为了表达他的权威，尤其是级别不高的老板更是这样。把事前的反对和争吵，变成执行中的调整是大多数老板可以接受的“被管理”方式。你必须记住，老板们面临的压力总是比你大。其次，你不要试图去改变老板的本性。接下来呢？你要有选择地进行较量，不是每个问题都值得分出是非。
管理老板的另外一个重要方式是，一定要保持和老板尽量多地沟通。电子邮件是一种最高效的沟通方式，把方案形成或执行过程中每一份更有助于老板掌握信息的邮件抄送给老板，并提醒他查阅，能够保证你们在会上讨论问题的时候能够在信息尽量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很多情况下老板的固执己见来自于对信息的掌握不完整，当他对你的工作过程和形成思路的过程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沟通才比较容易达成。
老板之所以成为老板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表现的优秀，但并不因为他成了你的老板就具备了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在他的老板眼里，他可能也和我们在他眼里一样是一个不称职的下属，他会遗忘、会慌乱、会畏缩、会推卸责任，正像我们每个普通员工一样。提醒、沟通、换位思考 ——这就是你对老板的管理，必须的。
和老板你也敢吵架？
没有人会认为当众和老板吵架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但吊诡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这样一种疑似自杀的行为并不罕见。
有一次我在向老板汇报工作的时候，发生了剧烈的争执（我自己一直这么认为，但同事们坚持认为这就是吵架）。结束以后，我向当时在场的一位小同事寻求道义支持，不料得到的回答却是：“吵架的时候，人总是显得比较丑陋，还是不吵的好。”这句话给我依然激动的情绪泼了一盆冷水：原来，争吵的时候，别人根本没有在意双方的对错，看到的仅仅是各自丑陋的表情。
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敢和上司“吵架”，既可以显现自己特立独行、坚持真理的性格，也给上司塑造宽宏大度的形象创造了机会，还可以向年青一代弘扬团队中“唯真不唯官”的公司文化，但这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自我安慰。除了真的想撂挑子不干，没人不会因此而后悔。
这样做的后果绝不仅是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丑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还是自毁前程。没有哪个老板喜欢下属在同事面前的挑战，除非你遇到一个拥有远大未来的领袖。大部分的情况下，上司会一边告诫自己就事论事、不要和你一般见识，一边在看你的时候不自觉地戴上有色眼镜。
但有些人总是不能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明知这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影响，却总是不断发生。没错，这是情商的问题。我们总是喜欢把那些性格外向开朗、见面自来熟的人当做情商高，其实这是一个不准确判断。真正的情商是指人对自己情绪的了解、选择与超越。一些理论认为个人的成就更多地决定于他的情商而不是智商，对于管理者更是如此。
情商理论的的创始人彼得？萨洛维说：导致很多人失败的真正原因和技能毫无关系，总之，他们还没有在使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简单地说，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一种比较实用的聪明 ——这种聪明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情商。
因为情商从智商的概念发展而来，我们比较想当然地认为情商和智商一样，更多地取决于遗传因素。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说法不是正好证明情商的确是难以改变的吗？直到看过管理专家吴岱妮女士的著作《有感觉，还是没感觉》我才相信：比起提高智商来，提高自己的情商要容易得多，在大部分的场合，只要你控制好六秒钟的时间，你就能够成为一名情商高手。
这个结论的理论依据是，比起思维的启动和运转，情绪的反应速度要快得多，在情绪的反应六秒钟之后，思维才会启动。当对方的某句话或者某个行为激起了你的极端情绪的时候，你是否等待自己的思维六秒钟决定了这次谈话会变成一次毫无意义的争吵还是一次愉快的深入沟通。
心理学家把人的极端情绪分为八种：暴躁、嫌弃、悲痛、惊叹、恐惧、崇拜、入迷、警惕。这些极端情绪会干扰人思考的客观性。如果在六秒钟之内就做出了反应，那就意味着我们被自己的情绪劫持了。我们所做出的大部分蠢事都是情绪被绑架的结果。
当极端情绪来临的时候，本能会让我们迅速地做出防御。在办公室，通常我们防御的核心是“我是对的”。在这样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下，我们都会试图以最快的速度证明“我是对的”，从而让观点的分歧演化成情绪的对抗。这一刻，我们恢复到了自然人的状态，平时我们遵循的层级观念被抛到了脑后。而一旦当事双方被情绪劫持，第一个回合的争吵之后，正常的思维就很难有浮出脑海的机会。尤其当争论发生在上下级之间，上级要维护在团队中的尊严，下级要维护自己的脸面，争吵会不断趋于恶化，直到理性回到其中某个人的大脑中，争吵才会平歇下来。
在职场中，我们的周围会有这样的“情商宝宝”，他们率性、自我，在任何时候都不掩饰自己的情绪，成为被照顾的对象。也会有情绪的“定时炸弹”，他们平时总是压抑自己的情绪，不知什么时候却失控，大发雷霆。还会有“情绪透支”者，从来不发脾气，却不能缓解情绪给自己带来的压抑感。更多的人是情绪的“梦想家”，经过多年的历练已经练成在任何情况下都没脾气的老油条。而真正的成功者，是所谓的“情商专家”，他们了解自己的情绪，同时能够游刃有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绝对不是没脾气，而是当极端情绪来临的时候，会自动地启动自己的“六秒钟机制”，通过喝一口水、转移讨论话题、闭目养神等手段让思维回到大脑，然后用不带情绪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情绪。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把情绪掩藏起来，而是让情绪以一种得体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涵养。依靠思维运转的情绪是自己达成沟通的工具而不再是情绪的肆意发泄。
害怕被情绪劫持冒犯老板，从而采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争辩经常被误以为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这里面的误区是，如果问题在当时被回避掉，你很难获得再次提起的机会，问题依然是问题，最后由此产生的后果老板是绝不会承担的。当面沟通的好处是，有充分的时间解决下级和上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甚至沟通方各自的表情、语速、肢体语言都会对沟通的结果产生影响。
当分歧存在的时候，必须进行深入的沟通，高情商者的优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出来的。
在你不冒犯老板的前提下，哪个老板不愿意遇到一个肯说真话的下属呢？而学会用好自己的六秒钟是关键。
不认同，就离开
黄光裕出事了。
这位中国首富具有传奇色彩的发家史曾经被不少低学历的青年作为“中国梦”的样板。初中学历能做到黄光裕的层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家的企业家们那里一点都不新鲜，但到了黄光裕这一辈已经是凤毛麟角。和他同龄的创业者们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但黄光裕的存在对整个社会总是有着积极的导向作用，他告诉那些没有获得教育机会的青年，只要肯努力，在中国什么样的奇迹都可能发生。不管人们对黄光裕们的第一桶金抱有怎样的猜测，就我个人的看法，没有超人的成就动机和超人的艰苦付出，他们就是有着再好的机遇，再聪明的脑瓜，再没有底线的行为方式，都不可能造就他们今日的成就。
我的一位做猎头的朋友，给国美电器挖来了不少职业经理人，作为回馈客户免费赠送的一项服务，他还帮助黄光裕家里找厨师。让他郁闷的是，他介绍去的厨师总是待不住，每隔几个月就要找新的 ——还都是厨师炒老板的鱿鱼，不是因为活多钱少。原因有两个，一是需要做饭的时候实在太少，时间长了怕荒废了手艺，二是有活干的时候时间上没点儿，他们实在受不了三更半夜起来给老板做饭的痛苦。一位离职的厨师向猎头朋友这样寒碜他的雇主：我就是要饭也不当他那样的老板，他在家里的每一顿晚饭都是边打电话边吃完的。
和几位企业的中高层一起聊天，说到他们的老板都是自己创业，并且已经把企业做到行业老大、老二的位置。有做房地产的、有做软件的、有做商业的，有的是军人出身、有的是农民创业、有的是海归回国，成长背景不同、学历不同、年龄不同、籍贯不同，但老板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工作是他们最大的乐趣，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别的爱好。
对事业的执著成就了他们现在的辉煌，当财富对他们的意义仅仅是报表上的一串数字的时候，打造百年老店、造就伟大的企业成为他们努力的方向。不管当初他们是因为生活所迫、出人头地或学以致用的原因走上创业之路，走到这个阶段以后，他们都相信不断的奋斗让自己的企业做得更大才是他们工作下去的理由。从企业家的角度讲，他们显然是令人尊敬的。
没有什么比起推动自己亲手开创的事业不断前进更有意思、更让自己快乐的了。在铭心刻骨地体会到奋斗给自己带来的满足和快乐以后，他们对手下人的世俗、功利、婆婆妈妈、家长里短、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感到不可理喻、不可理解、痛心疾首。所以，在相当多的企业中，如果谁去休本来制度中已经规定的年假，自己还是会有深深的愧疚感；周末的时候是没有人好意思把陪老婆孩子上公园当成不参加会议的理由的。
晋朝的时候有一个晋惠帝，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消息被报到了皇宫中，晋惠帝坐在皇座上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晋惠帝说了一句让无数后人喷饭的名言：“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这是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故事，用来讽刺高高在上的领导脱离群众不能体会百姓的疾苦。其实在个人价值观上，老板们“何不食肉糜”的思维方式一直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体现着。
近些年来舶来的杰克？韦尔奇和吉姆？柯林斯的《基业常青》有关企业必须遵循统一的价值观和企业必须要有伟大愿景才能基业常青的说法，更是让老板们“何不食肉糜”的思维方式有了先进的理论依据。我们先不说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与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与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多么大的距离，就是这些结论的本身也是在企业已经具有了极高的管理水平、福利保障后的锦上添花。并且，那些被当做成功案例的企业价值观和伟大愿景本身也是呈多样性的，和中国老板们基于传统儒家文化“修身、治国、平天下”，做强、做大、回报社会的理想不是一码事。
有多大的舞台，就有多大的梦想，对于一个普通员工来说，他的舞台就是一个巴掌大。大家在一个机构里工作，当然想参与到一个伟大企业的诞生过程中，但除了让自己跟随企业共同成长，除了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他们更希望有一份不错的薪水，希望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甚至仅仅是希望有机会在一个轻松氛围中和同事打情骂俏。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承担那些伟大的愿景和奋斗带来的快乐。站在那些注定一辈子只能从事一份平凡工作的普通员工的立场上，他们的快乐工作就是由那些细微甚至琐碎小愿望的实现构成的。
老板的伟大愿景永远不能成为员工努力工作的理由。
在日本，一本《下流社会》悄然畅销。作者三浦展对“下流社会”的定义是：“现在的年青一代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宁肯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在中国，随着八零后一代正在成为职场的主流，这种思潮也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些许影子，老板们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他们的身上，并且作为企业管理和文化的核心诉求，恐怕不再那么灵验了。
选择什么样的老板，同时也就选择了你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你更想获得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那么想办法考公务员吧，或者找那些靠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细节的关爱赢得人心的老板做你的雇主。不过，如果你有和这些成功企业家同样的梦想，你就要找那些充满战斗激情的老板做自己的雇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成长为下一代工作机器，并且从中获得人生最大的乐趣。当然，你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学习如何在战斗中不要动作走形，成为下一个黄光裕。
牛人也会变鸟人（1）
“点球，点球，点球，格罗索立功了，格罗索立功了，不要给澳大利亚人任何的机会。伟大的意大利左后卫，他继承了意大利的光荣传统，法切蒂、卡布里迪、马尔蒂尼在这一刻灵魂附体。格罗索一个人，他代表了意大利足球的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胜利属于意大利，属于格罗索，属于卡纳瓦罗，属于赞布罗塔，属于布冯，属于马尔蒂尼，属于所有爱意大利足球的人 ……”
年世界杯足球赛上，黄健翔的这一段脱口而出、淋漓酣畅的解说，让无数痛苦地忍受着这届世界杯平庸比赛的球迷和伪球迷们终于享受了一次看球的乐趣。这番解说也成为中国体育解说中的绝唱。
黄健翔一分多钟的激情解说绝对算得上是出口成章。一连串的祈使句，有感叹，有描述，有联想，有历史背景，信息量如此密集。速度快，吐字清晰，发音准确，逻辑严谨，文理通顺，文采飞扬。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主持人达到过这种水平。真是一个牛人！真是一段前无古人的经典解说！
但遗憾的是，这段精彩的解说在创造了黄健翔职业生涯巅峰的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那些不是意大利队粉丝的球迷对于黄健翔的表现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从场上表现来说，无论是技术、战术、斗志和球风，那天的意大利队都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球队。另外，那本身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点球，赛后连意大利人自己也承认。
人们质疑的是，此时此刻坐在话筒后面的人到底是一个足球解说员，还是一个意大利队的铁杆粉丝？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容忍这两个角色可以同时附着在一个人身上，那么他是否有权利在工作的时候完全以个人情感代替职业角色，甚至达到不尊重事实的程度？
“我是一个人，不是一台机器”，黄健翔这样解释他的激情解说。这话没错，人不可能做到机器那样精准，在工作的时候不受情感、情绪的干扰，但尽量减少个人情感、情绪对工作的影响却是一个通行的职场法则，所谓“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就是这个意思。
黄健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足球解说员。有相当的不可替代性，属于牛人，牛人就难免有牛脾气。有牛脾气的牛人和一般员工的区别是：他们希望组织规则适应自己而不是自己适应组织规则。
每一个机构中总会有一些能力超群的牛人。有这样业务熟练、倾情投入、激情四射的牛人是单位的福分。他们天生就热爱自己从事的工作，他们把工作的完美当做自己生活的最大乐趣，他们喜欢挑战，不怕困难，总会带给老板出乎意料的惊喜。
但同时，他们喜欢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而不是企业制定的规则出牌。在工作中他们更倾向于显示自己的才华和价值，而往往把企业的总体目标放在第二位。他们总是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豪情，让企业的各种管理制度和激励手段在执行上大打折扣。
他可能是一个连续多年的销售状元，推杯换盏之间签了一个又一个大单，却仅仅因为脾气不投得罪了公司最大的客户；他可能是公司最有创意的市场策划，总是有标新立异新的点子让公司在竞争中突出重围，却经常不把自己的顶头上司放在眼里，心情不好或是不感兴趣的任务就是不接；他可能是一个技术天才，什么样的技术难题有他在就会迎刃而解，却总是坚持要把方案做到完美才肯拿出来，耽误了产品的最佳上市时间。
牛人也会变鸟人（2）
不要指望他们会认错，他们崇尚激情比完成任务更重要。
从心眼里，每个老板都喜欢这样的牛人，其实那些真正成事儿的企业和老板，最终的制胜法宝往往就是用好了这些牛人。通常，老板们也是从牛人队伍中走出来的。
但牛人也是单位的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捅出娄子。现实中，我们见到更多的结果，是这些牛人受不了公司约束和上司的小鞋卷铺盖走人了事。对付他们，老板常常陷于两难境地：强调规则吧，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扼杀他们的灵气；任其自然吧，则需要用相当大的精力去给他们擦屁股，也影响制度的严肃性，有时候甚至会直接损害企业的整体利益和形象。
旧上海的黑社会头目杜月笙说：“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杜月笙是怎么识人的呢？他说：“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三等人没本事脾气大。”在他的心目中，牛人只是二等人 ——因为他们有脾气。更高境界是有本事没脾气的人，这些人可以称作高人。牛人已经是稀缺资源，高人是谁呢？其实世界上本来没有高人，高人是牛人历练出来的。真正堪当大任的，大体是牛人经过多年的历练变成的高人 ——本事越来越大，脾气越来越小。
牛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变成没本事脾气大的鸟人 ——本事越来越小，脾气越来越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所谓鸟人，就是性格桀骜不驯、行为特立独行、风格与众不同、但这一切都没有体现在其工作能力和对机构的贡献上的那些人。
牛人通常的特点是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和特长而忽略自己的缺点与不足。牛人常常向制度挑战，牛人常常需要被迁就。牛人没有得到特权就会抱怨，时间长了，牛人的工作热情就会急速下降，就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
也就是说，牛人是一种非常态，如果牛人不能自我进化成高人，那就只能变成鸟人。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牛人，但你改不掉或者根本不想改自己的牛脾气呢？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做自己的老板。留在职场里，只有变成鸟人一条道。
黄健翔离职后给智联招聘做代言人。在智联的广告牌上黄健翔的后面我看到了这样一行大字：“我们崇尚专注一生的事业，更赞叹自由奔放的灵魂。”这种蛊惑看得我心旌摇荡。
但我明白，其实杜月笙漏了或者觉得根本不值一提的还有另外一种人：没本事、没脾气。这些人叫常人，是没条件、没办法自由奔放的，如我等。于是，常人自能崇尚专注一生的事业，而无法效仿自由奔放的灵魂。
智联招聘用黄健翔召唤那些觉得自己是被压抑的牛人们赶快跳槽。但在我看来，跳槽解决不了牛人的问题，自我心理调整才是最重要的途径。
况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自诩为牛人的，其实是鸟人。
我们都是猪八戒
在一次有关最佳雇主的调查里，我们给被调查企业的员工这样一道题：如果把你所在的团队比作西天取经的队伍，你认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是：
孙悟空
猪八戒
沙僧
结果有超过一半的员工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孙悟空，剩下的大多选沙僧，选猪八戒的只有百分之十几。
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了老板们回答，让他们评价自己的下属属于哪一类，不出所料，答案正好反过来，老板们认为员工中最多的是猪八戒，其次是沙僧，孙悟空最少。老板们是对的，他们的看法比大家的自我认识显然更客观。
猪八戒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一，能力是有一些的，只是大多数时候不肯卖十分的力气，干活不主动；第二，有名有利的事抢着干，遇到问题却喜欢推托，不愿意承担责任；第三，比较容易丧失斗志，抵抗诱惑的能力比较低，比如见到漂亮姑娘；第四，懂得知恩图报，关键时刻知道轻重，会奋力一搏；第五，心态平和，没有野心，随遇而安，不急功近利；第六，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心态不平衡的时候会搬弄一点小是非，但不会太过分。逐条比一比，看看自己，有很多条和猪八戒比较相近吧！
其实老板们的心里都明镜似的，所谓管理，管的就是猪八戒们，制度也好，激励也罢，一个企业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围绕猪八戒们制订的。像沙僧这样任劳任怨又没有什么大本事的人，特别珍惜饭碗，不需要太多的管理，也激励不出他的什么花活来。像孙悟空这样的，只要是他愿意跟着你干，他的本事比老板大，想法比老板多，干活的事根本不用你操心，你只要给他个紧箍咒，别让他给你闯祸就行了。
其实做一个好员工、当一个好老板，本来是一件挺简单的事，但恰恰有了我们开头的调查展现出的那个问题 ——员工认为自己是孙悟空，老板偏把你当成猪八戒，让问题复杂了起来，让管理成了学问，让职场秘籍之类的读物有了市场。
每到年关的时候，往往是猪八戒们患“孙悟空病”的高峰期。“孙悟空病”的典型特征是三句话。第一句是“已经好几个公司要挖我走，我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第二句是“为何提××，不提拔我？”第三句是“我的红包为何没 ××多？”这三句话，胆子大的或者是忍无可忍的，直接找老板谈。胆子小的，向同事们散布（猪八戒的典型套路），其实也是希望老板听到。
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孙悟空，老板也深刻认同你是孙悟空，无疑这三句话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沟通方式。老板不但会给你升官加薪，甚至会把你的行为提升到企业文化如何成功的高度。老板这么慷慨大方的原因通常是已经准备这么办了，只不过是因为事务繁忙没来得及告诉你这个好消息罢了。
如果你自己认为自己是孙悟空，可老板只认为你是一个猪八戒，或者顶多认为你是众多猪八戒中相对能干的一个，那么老板会怎么想呢？听到你的第一句话，老板会想，真傻，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因为老板通过这句话可以做出以下三方面的判断：第一，这人还想在公司继续干下去，要是找好了理想的单位早就走了，还用在这里瞎叨叨？第二，这人想用这最愚蠢的表达方式争取到更好的待遇和职位；第三，这人近期想跳槽，而试了试后碰壁了，暂时没有地方可去。听到第二句话，大多数老板都会给你认真解释，其实，也就是不疼不痒的安慰，真正的原因大多数老板是不会说的。一是碍于你的面子，不好意思当面说你不行。二是确实有比较多的复杂原因，而这些原因又不便于拿到桌面上来说。第三句话更是愚蠢，老板通常会这样对付你：“红包是保密的，你该知道吧？是 ××主动告诉你的，还是你主动问的 ××？还是有第三方？今天你必须告诉我。按规定至少走一人，或几个人都走。另外我告诉你，不是给你发少了，有可能是给 ××发多了，你现在就把 ××叫来，当面对质，如果属实，下个月发工资时把他的给扣下来。你去叫他过来。”如果你还想在这里混，这事你能做吗？灰溜溜回到自己的工位上去吧。
我的一位朋友，春节前辞了职，临走的时候给老板写了一封长信，历数主管的种种不是和公司经营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我真替他浪费的几个小时时间心疼。你走的时候老板虽然在口头上表示惋惜，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挽留，你还替他操哪门子心？这封信除了更加让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孙悟空，让老板更加坚信你不过是一个比较没有心胸的猪八戒外，没有任何价值。
老板之所以是你的老板，就是他那里掌握着大量你不可能知道的信息。任何一个走到领导岗位上且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对待下属提拔和发钱这样的事情都是经过最认真的思考的。你可以在业务或者技术的层面给他最尖刻的意见，但在这两件事上很难改变他的决定。除非你能搬动老板的老板给他施加压力。这么做显然有和老板交恶的风险，但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因为一般来说，因为信息不对称，老板的老板更容易把你当孙悟空看，因为他们通常不容易看到你猪八戒的一面。你自己的老板已经把自己当做孙悟空，怎么能把你看做是孙悟空？
所以在职场上混，一定要有猪八戒心态，因为在你老板那里你注定是一个猪八戒。何况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我们人人都是猪八戒。
做骨干，还是做心腹？
如果我们略去电视剧《潜伏》中国共斗争的背景，你基本上可以在军统天津站几位高管的明争暗斗中看到自己办公室的些许影子。
站长吴敬中，在上面有根基沟通顺畅，在下面有威信知人善任，遇到大事沉得住气，体恤下属不推脱责任，刚柔相济，有人情味，除了贪财，基本算个不错的领导。情报处长陆桥山有靠山、有资历，对业务漠不关心，对官位百折不挠，心急之下屡出败招，自断前程。前行动队长马奎，野心有余，智力不足，心高气傲，竟然不把领导放在眼里，犯上作乱，最终命丧黄泉。至于主人公余则成，虽然洞悉人性弱点，明察职场秋毫，但因为有信仰、有使命，只能当做同志，不能看做同事，和其他人不具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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