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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山》

_3 托马斯·曼 (德)
  幸亏在门口附近的角落里有一个空位。他从侧面悄悄地溜到这个位子上,装出一副早已坐在那儿的样子。听众们的眼睛只是盯着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嘴唇,对他本人却并不怎么注意。这也挺好,因为他的脸色实在难看。他的脸白得像一匹麻布,衣服血迹斑斑,仿佛刚干过杀人的勾当。当他坐下时,前面一个娘儿不由掉过头来,用细小的眸子打量他一下。他认出这是肖夏太太,心里老不痛快。真见鬼!难道他连片刻的安静也享受不到吗?他满以为在到达目的地后,能安安静静地坐下休息一会,现在却不得不紧挨在她的身边。在其他场合,他要是凑巧遇到她,本来可能十分高兴,可是此刻他已精疲力竭,她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只能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在整个讲演过程中连气也透不过来。她是用普里比斯拉夫那样的眼睛瞅着他的——瞅着他的脸,他衣服上的血迹。她的目光大胆泼辣,咄咄逼人,跟随手砰地关上房门的那种女人的气派十分相称。
  她的举止多粗鲁啊!她完全不像汉斯·卡斯托尔普在本乡交往过的那些女人,她们就餐时顾盼同桌的男士,身子也坐得端端正正,说起话来也是一字一句,慢条斯理的。肖夏太太懒洋洋地把身子陷在椅子里,背部拱得圆圆的,肩膀垂向前方,甚至脑袋也往前伸,连后颈的脊椎骨也从袒胸落肩的白衬衣上明显地露出来。普里比斯拉夫的头部姿态和她一模一样,不过他是一个模范学生,博得大家的尊敬(尽管汉斯·卡斯托尔普向他借铅笔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而肖夏太太呢,显而易见是一个疏懒而不拘小节的人,她大声关门,瞧起人来大胆而无所顾忌,这一切恐怕同她的疾病有关。这种放荡不羁的作风固然不值得尊敬,却也有说不尽的好处,年青的阿尔宾先生对此还引以为豪呢……
  汉斯·卡斯托尔普坐在那儿呆望着肖夏太太的皮肉松弛的项背,思绪纷乱。现在他头脑里已没有什么思想,而像陷入了一片梦境,耳际只朦朦胧胧地响起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拖长的男中音,大夫发得软软的R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厅内鸦雀无声,听众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在他身上也起了作用,使他从半醒半睡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他环顾四周……坐在他身旁的是那位头发稀疏的钢琴家,他两臂交叉,脑袋缩进脖子里,张大了嘴侧耳谛听。稍远的地方坐的是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她的目光如饥似渴,两颊泛起红润润的一片。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别的娘儿们脸上也发现类似的红晕,他在坐在阿尔宾先生旁边的萨洛蒙太太那儿,也在体重经常减轻的啤酒商妻子马格努斯太太那儿看到过。斯特尔夫人坐在后面一点的地方,她脸上显出蒙昧无知,但却聚精会神的表情,看去怪可怜的。肤色白得好比象牙一般的莱费小姐,却半闭着眼睛,斜着身子靠在椅背上,两手在衣袋上摊开,要不是她胸部那么强烈而有节奏地一起一伏,就活像一个死人,这不由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起有一次在蜡像陈列馆里看到的一尊女人蜡像,蜡像的胸部有一个活动机械。许多听讲的病人把手弯成爪状按在耳壳边,有的人在把手举向耳边时在半途中顿住,仿佛由于专心听讲,连手的动作也僵住了。检察官帕拉范特肤色黝黑,看来力大如牛,他甚至用食指轻轻弹着一只耳朵,以便听得更清楚些,然后再竖起耳朵倾听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滔滔不绝的讲话。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究竟在讲些什么?他的思路往哪个方向发展?汉斯·卡斯托尔普集中思想盼望听出一个名堂来,但一下子无法捉摸,因为开始部分他没有听到,后来一心想着肖夏太太皮肉松弛的项背,就把大夫其余的话错过了。他讲的是关于某种威力,这么一种威力……总之他谈的是关于恋爱的威力。当然啰!这一主题在讲座的总节目中早已预告过,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何况这是他范围之内的事。本来,汉斯耳边听到的只是造船专业中变速机械一类的事,现在一下子听起有关爱情的课来,真有些怪。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的男男女女面前居然谈起这个微妙而不便轻易出口的事来,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谈时用各种各样的措词,既富于诗意,又玄奥而莫测高深,科学逻辑极其严密,而节调又婉转动听,在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听来,这个不很相称,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使娘儿们两颊飞红,汉子们却侧耳倾听。特别当讲演人在用“爱情”这个词儿时,意义经常相当含混,以致人们不知他究竟讲些什么,不知他所指的究竟是贞节还是情欲,这就难免使人稍稍产生某种晕船般的感觉。汉斯·卡斯托尔普有生以来,从没有像此时此地这样,三番五次地听到“爱情”这个词儿被人如此讲述。他仔细回想一下,觉得过去他嘴里从未讲过这个词儿,也从未在陌生人那儿听到过。也许是他错了,但不管怎么说,他觉得反复赘述,对“爱情”这个词儿并无多大好处。恰恰相反,这一个半用舌音、唇音发出的,中间带着软绵绵元音的又湿又滑的音节此处即指德文Liebe(爱情)这个词。,他毕竟有些反感;听到这个词儿,他就联想起掺水的牛奶或其他某种青白色的、淡而无味的东西,特别是跟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安排给强壮人吃的肉食相比。很显然,只要你像大夫那样一开头就谈这个问题,以后什么肉麻的话也就说得出来,而不会把全厅的人吓走。他说了一些人人都知道而羞于说出口的事,讲得很巧妙,很富于策略,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粉碎了人们的幻想,无情地让人们认识荣誉的真面目,毫不留情地抨击白发苍苍的老人们的尊严,对幼儿的天真无邪也嗤之以鼻,叫人们不要轻信。此外,他在大礼服上仍系着一条皱皱的领带, 灰色的袜子外面穿的是一双凉鞋, 给人以一种超群的印象, 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暗暗有些吃惊。
  他面前的桌子上,手边放着几本书和一些活页纸。他举了许多例子,讲了不少趣闻,为他的讲演增添不少光彩有几次他甚至背起诗句来。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讲述了有关爱情的许多惊心动魄的形态,谈到了爱情现象中各种惊人的、痛苦的和神秘莫测的变化以及它巨大的威力。他说,在所有的本能中,性爱是最不稳和最危险的,就其本质来说最易令人误入歧途,而且背信弃义。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强烈的冲动并不是简单的事,就其性质来说由许多成分组成,虽然整个说来是正当的,但各个组成部分却荒谬绝伦。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继续说,既然我们不愿因为各个组成部分荒谬绝伦,就得出整体也是荒谬绝伦的结论,我们就一定会要求整体中至少有一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是正当合法的,对各个荒谬的成分来说也是如此。这是逻辑的必然,大夫希望听讲的人都牢牢记住这点。有某些心理上的对付办法和纠正方法,某些正当合理的本能——他几乎要说这是属于布尔乔亚范畴的,在它协调的和有限的影响下,能将上述荒谬成分融成一个正常而有用的整体,这终究是一种经常性的、受人欢迎的过程,但结果如何(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轻蔑地加上一句),医师和思想家是不相干的。反之在另一些场合下,这种过程无法获得,它也不能或不应获得;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问:谁敢否认这种情况实际上更为高尚,而从心理角度来说也更难能可贵?在这种场合下,有两种力量是适合的:一种是对情欲的渴望,另一种是恰恰相左的一些冲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羞耻心和憎恨,从普通的布尔乔亚标准来衡量,它们都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激情。它们在灵魂深处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使犯错误的本能不致找到庇护之所,用道德的外衣来掩饰。这样就能使爱情生活和谐而合乎礼仪。贞洁与情欲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冲突——他演讲的重点不外乎这个主题——结果又如何呢?显然,最后是贞洁胜利了。恐惧、礼仪、淡漠、努力追求身心纯洁——这一切都压制着情欲,使它无法抬头,也不准朦胧的欲念在各种形式下尽情唤起和发泄出来;要唤起或发泄的话,至多也只是一部分而已。不过贞洁的胜利,只是表面上的和付出极大代价才取得的胜利,因为情欲是缚不住的,用强制性的方法也不能奏效。硬压下去的欲火是扑灭不了的,它还在燃烧,而且依旧保存在内心深处最隐蔽的角落里,努力寻找机会以求一逞。它会冲破贞洁的屏障,而且以其他形式(哪怕它改头换面,以致无法辨认)重新出现。可是这种被禁止、被压抑的情欲是用怎样的形式和面具重新出现的呢?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提出这个问题,同时向大伙儿扫视一下,似乎一本正经地想等待听众的回答。唔,这个只好让他自己来讲,既然他已经讲得这么多了。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不知道,而看来他肯定是知道的。他那双眼睛欲火焰焰,脸色像蜡一样苍白,黑黑的胡子,再加上僧侣穿的那种凉鞋和灰色的羊毛袜,看去简直就是他刚才讲的那种贞洁与情欲之间的冲突的化身。至少汉斯·卡斯托尔普是这么想的。这时他像大家一样,迫不及待地等大夫的回答——这种被禁止的情欲究竟用什么形态重新出现。娘儿们屏住了呼吸。检察官帕拉范特又急急抖动起他的耳朵来,这样在紧要关头他就能听个一清二楚。于是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说了出来:它是以疾病的形态重新出现的!疾病的症状,是情欲乔装打扮的活动形态,而所有的疾病都是变相的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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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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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们明白了,即使并非每个人都能全部领会大夫话中的真谛所在。大厅里只听到一阵叹息声。在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继续发挥他的主题思想时,检察官帕拉范特意味深长地点头表示赞同。汉斯·卡斯托尔普却低垂着脑袋,他在回味刚才听到的话,而且审察自己究竟是否懂得。但他不惯作这样的思考,加上他刚才作了一次徒劳无益的散步,精神还有些倦怠。他思想不易集中,不一会又为肖夏太太的身体所吸引——她的背部呈现在他前面,下面露出臂膀。这时她举起手臂弯向后面,一只手正好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眼前掠过。她把手伸到头上,挽住盘在头上的发髻。
  她的手离他的眼睛这么近,他感到很不自在。不管愿不愿意,你好歹得细细端详这双手,研究手上的种种缺点和人性,好像在放大镜下观察一般。唔,这压根儿不是贵族的手,而是像女学生那样指头粗短的手,指甲修剪得很不雅观。他甚至连指尖是否清洁也说不准,而指甲旁的皮肤却毫无疑问是有咬痕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努了一下嘴,但眼睛依旧盯着肖夏太太的手,对刚才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说的有关迎头痛击布尔乔亚式的情欲侵袭的一席话,还模模糊糊地在头脑里盘旋不散。于是她的手臂漂亮些了,它在脑袋后面稍稍弓起,几乎是裸露着的,因为衣袖的料子比衬衫的要薄,是用最薄的纱做成的,因而有某种透明感,而完全袒露在外却也许没有那么动人了。她的手臂又丰满又娇嫩,想来它必然是冷冰冰的。就她的手臂而言,这里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迎头痛击布尔乔亚式的情欲侵袭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看着肖夏太太的手臂出神。娘儿们穿的是怎么样的衣服呀!她们露出的脖子和胸脯,她们在手臂上罩上一层薄纱,使人看来更加光洁……全世界的女人都是这样,为的是唤起我们的欲念。天哪,生活多美好啊!正因为娘儿们穿得千娇百媚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但是理所当然,而且获得普遍的公认——人们几乎连想也不去想,只是不动声色地欣赏着。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暗自想,人们对此倒应当好好思考一下,以便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同时应当意识到这样的打扮能讨人欢心,而且简直美艳得像天仙似的。当然,我们允许娘儿们打扮得美艳动人而不致伤风败俗,是怀有一定目的的;我们为的是下一代,不错,为的是人类的传宗接代。但要是女人内部有病,不宜做母亲,那又怎么样?要是她袖口罩一层薄纱只是为了吸引男人使他们对她的肉体产生好奇心,而身体内部却有病,那又有什么意义?显然这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应当认为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不许可的。要是有人对患病的娘儿发生兴趣,那他肯定没有理智……过去汉斯·卡斯托尔普暗暗对普里比斯拉夫·希佩怀有好感,就属于这类情况。这样的比喻不伦不类,但勾起这样的回忆也叫他心痛。可是他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的。此时他忽然从梦境中惊醒,这主要是他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身上,大夫的声音又激昂起来。他张开胳膊、歪着脑袋站在小桌后面,即使穿着大礼服,看去确实有些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事情的结果是: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演讲结束时大事宣传精神分析的好处,并且张开双臂要求大家上他那儿去。“上我这儿来吧,”他换了一种腔调说,“凡是疲劳的、心事重重的人,都上我这儿来吧!”他深信不疑地认为,听讲的人都毫无例外是疲劳的、心事重重的。他谈起隐蔽的痛苦、羞耻和忧伤,谈起精神分析的拯救作用。他主张应当对人们的潜意识加以剖析,说明如何将疾病再转化为有意识的内心冲动;他劝人们要有信心,指望可从中找到乐趣。然后他垂下胳膊,重新抬起了头,卷起演讲时用的一叠印刷文件,像教师那样用左手挟着这包东西,然后昂起头从走廊出去。
  大伙儿都站起身来,把椅子往后一推,开始慢慢向大夫离开大厅的那个出口走去。他们好像迟疑不决地从四面八方向他拥去,不过他们都身不由主,只是糊里糊涂一起跟着走,熙熙攘攘的人群好像跟在捕鼠者一二八四年,德意志西北部汉诺威州的哈默龙(Hameln)城老鼠猖獗,人人恼恨,当时有一个男人自告奋勇,称只要他笛子一吹,即能诱出鼠群,从而消灭。吹笛时,城里儿童纷纷上街,跟在这个捕鼠者后面,故云。后面似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在人流中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只手靠在椅背上。“我只是在这儿作客的,”他想。“我是健康的,谢天谢地,这事跟我毫不相干,下次他演讲时,我已不再待在这儿了。”他眼看肖夏太太悄悄出去,脑袋依旧略略凑向前方。“不知她作过精神分析没有?”他想,于是心头开始突突跳动起来……他竟没有注意到,约阿希姆正穿过椅子间向他走来,表哥对他说话时,他神经质地怔了一下。
  “你到最后一刻才来听讲,”约阿希姆说。“你刚才跑得很远吗?味儿怎么样?”
  “哦,很好,”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我可跑得很远。不过我得承认,这次散步带给我的好处,比我预期的要少。也许这样的散步为时过早,或者根本不起作用。眼前我不想再去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否对演讲感兴趣,约阿希姆没有问,汉斯也没有发表意见。即使以后,他们俩对这次讲演也缄口不提,好像彼此间有默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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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和推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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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那天,我们主人公在这儿山上已住满一星期了,所以当他早晨散步回来时,在房里看到一张账单。这是他第一个星期的账目,是一张纯粹商业性的清单,外面套着一只绿信封,上端有一幅图景,山庄疗养院的房屋轮廓就惹人喜爱地绘印在这上面。账单左下方有一小栏面积,简要地介绍疗养院的情况,里面还引人注目地隔行印了“按照最新方法进行心理治疗”几个字。具体账目是书写的,总计一百八十法郎,其中膳宿和医疗费十二法郎,房金每天八法郎,另外住院费二十法郎,房间消毒费十法郎,其余一些小数则是洗衣服、啤酒以及第一夜来院时的酒菜费。
  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仔细算了一下,觉得账目无可指摘。“咳,我没有用过什么医疗费,”他说,“不过这是我自己的事。它包括在膳宿费内,我不能要他们扣除,何况又怎么扣除得了呢?至于消毒费,那他们是净赚了,因为要把美国女人的毒气熏走根本用不了十法郎的福尔马林。不过整个说来,从他们开出的价钱看,我认为还是便宜的,不算贵。”于是在第二次早餐以前,他们就到“管理部门”把欠账付清。
  “管理部门”在底楼。只要跨过大厅,经过衣帽间、厨房和配菜室,然后穿过走廊,就准会看到一扇触目地挂有一块陶瓷牌子的大门。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所疗养机构的财务中枢满怀兴趣地审察一番。这是一间雅致的小办公室,一个女打字员正忙着打字,三个男职员坐在写字台旁埋头工作,而邻室则有一个主任或领导人模样的高级职员坐在独立的圆筒形办公桌旁工作。
  他抬起头,透过那副玻璃眼镜向伙计们冷冰冰地、检阅式地扫了一眼。伙计们在柜台口给他们办好手续——兑零钱,收款,开发票。结账过程中,这对表兄弟始终谦逊文静,彬彬有礼,甚至显得十分温良。他们像一般德国青年那样,由于对当局和官场十分尊重,因而对笔墨纸砚之类和使用这类文具的机构也不免肃然起敬。可是一到外面,在他们前往早餐的路上以及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的话题也就扯到山庄疗养院的结构上。约阿希姆是老病人,又是知情人,所以表弟提的问题都能一一回答上来。
  其实,顾问大夫贝伦斯根本不是疗养院的主管人和老板,尽管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在他的上面和幕后,有某种看不见的势力,刚才他们看到的办公室,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这就是一个董事会和一个股份公司,能够入股倒是不坏的,因为照约阿希姆看来,虽然疗养院拥有不少医务人员,经济管理原则也极自由,但股东每年保证可以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红利。因此,顾问大夫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不过是一个代理人,职员,高级当局的亲信。他当然是疗养院第一号人物和整个机构的灵魂,对全院(包括经理部门在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他是主任医师,对疗养院的营业事务自然无暇过问。
  顾问大夫是德国西北地区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几年前来此干这项工作乃是出于无奈,与他的志趣和抱负格格不入。他上这儿是为他的妻子,她的遗骸好久以来一直埋在“村子”旁的墓地里。达沃斯村的墓地,风光如画,坐落在右面的山坡上,靠近山谷的入口处。他妻子长得很美,只是从照片上看眼睛过大了些,有些病恹恹的。她照片在顾问大夫的住所里到处都有,壁上还挂着他作为业余爱好者亲笔画的油画像。
  她为他养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后来她身体发烧,再也支持不住,就被打发到这块地方来,不上几个月,生命力就耗尽了。据说贝伦斯非常宠爱她,她的死对他的打击十分沉重,因此他有一个时期郁郁不乐,垂头丧气,有时在街上傻里傻气地笑,自言自语,而且做着各种手势,引人瞩目。这时他不再回到原先的生活圈子里去,而是留在当地,这当然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妻子的坟墓,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并没有那么感伤的味儿)促成这一转变,那就是他的身体也受到一些创伤,根据他本人的科学观点,他干脆是属于这个疗养院的。于是他厕身于疗养院作为医师中的一员,这号医师既看护住院病人,又和他们同病相怜,这种医师对疾病并非毫不相干,洁身自好地唯恐自己也被染上,而是本人也打上了疾病的烙印——这种情况虽有些古怪,但也绝不是个别的。这无疑有其优点,不过也并非没有问题。医师与病人能患难与共,确实值得欢迎,据说只有受疾病折磨的人,才能引导病人,治疗病人。然而,要是他本人就是疾病的奴隶,又有什么资格去发号施令呢?屈从于别人意志的人,又怎能使他人获得自由呢?有病的医师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违反常情的,是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形象,他的才智会不会因为自己对疾病有切身体验而黯然失色,不可能这么丰富,而道德上也不会那么崇高?他不会用纯粹敌视的眼光来看待疾病,他持有成见,他的地位是模棱两可的。一个患病的人究竟能否像健康人那样专心致志地医治或关心别人,这个问题人们是持有保留态度的。
  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闲聊着山庄疗养院和院方的医务主任时,汉斯发表了某些怀疑和推测性的意见。可是约阿希姆说,人们完全不知道顾问大夫贝伦斯现在是否还是个病人,也许他早已康复了。他在这儿开业已很久,刚开头时他只是单枪匹马,不但听诊方面十分内行,而且切肺手术也颇有一手,因此很快就出了名。后来山庄疗养院就把他聘下来,他和疗养院亲密合作快十年了……后面,在疗养院西北角侧厅的尽头处,就是他的宿舍,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住处也离他不远。贝伦斯这个小小的鳏夫之家,家务是由那位贵族出身的女人——也就是那位护士长——主持的,塞塔姆布里尼常常对这位贵妇人嗤之以鼻,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到现在也只偶尔见到她。此外,顾问大夫只是孑然一身,因为他儿子在帝国大学里念书,而女儿也已结婚——嫁给瑞士法国行政区里的一位律师。贝伦斯的儿子有时在假期里探望父亲,在约阿希姆住院时也来过一次。据约阿希姆说,院里的女病人看到他都很兴奋,连体温也升高了。大家相互嫉妒,结果在休息室吵吵嚷嚷,于是在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诊病时间里拥向他的女人越来越多了……
  这位助理医师有自己一间专用的诊病室,它像大检查室、实验室、手术室和爱克司光室那样,都在疗养院建筑物光线充足的地下室里。我们称它为地下室,是因为楼房底层有一级级石阶通往那儿,实际上就形成通往地下室这么一个印象。不过这无非是一种错觉。首先楼房底层的地势相当高;其次,山庄疗养院整个说来是倚山建筑在陡峭的地面上的,而所谓地下室的各个房间,方向都朝前面,可以眺望花园和山谷;由于有几级石阶通向下面,地形的真实面目就或多或少被掩盖了。人们通过这些石级从底层走下去,但一到下面,又发现里面的地形仍和原来一样高,或者只略略低些。有一天下午,汉斯·卡斯托尔普陪表哥到“地下室”去找浴间师傅称体重,对那儿就有这么一种赏心悦目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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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和推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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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块地方令人有一种医疗室特有的明净感,一切都显得十分洁白,门上也涂着白漆,油光光的,通往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接待室的房门也是如此。大夫的名片就用图钉钉在这上面。只要从走廊向下走两级,就可到达那间接待室,因此那间隐在后面的房间显得相当宽敞。这扇门在走廊的尽头,阶梯的右侧。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等待约阿希姆时,他对这扇门特别注意。他看到正好有人出来,是一个刚来院的女人,他还不知道她姓甚名谁。这是个娇小纤弱的娘儿,额上有一绺鬈发,戴一副金耳环。她登上阶梯时俯着身子,一只手撩起裙子,另一只戴戒指的小手却用手绢掩住嘴儿,偻背弯腰地用浅蓝的大眼睛恍惚地凝望前方出神。她跨着小步急匆匆地上楼,裙子发出沙沙的声音,半路上又忽然停住,仿佛想起什么,接着又急急忙忙往前走,直到在楼房中消失。一路上她总是弓起身子,手绢不离嘴唇。当那扇门开时,她后面的地方看去比白色的走廊里暗得多。
  医疗室的那种明净感,显然没有从部位较低的地方传到那儿。正如汉斯·卡斯托尔普所看到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精神分析室里只是一片昏暗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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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谈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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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光十色的餐厅用膳时,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很窘,因为自从他不由自主地作了这次散步后,脑袋就像祖父那样一直哆嗦不停,此刻坐在餐桌边,这个症状又规律性地发作了,而且无法制止,难以掩饰。除了庄重地托住下巴外(不过这是不能持久的),他还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掩盖这个弱点,例如尽量使脑袋摆动,说话时一忽儿转向左,一忽儿转向右,或者在汤匙往嘴里送时用左臂紧紧靠在桌面上,以维持平衡。在歇息时,他把胳膊肘搁在桌上,用手托住脑袋,不过在他自己看来,这种姿势未免有点儿粗野,只有在不拘小节的一伙病人中才算不了怎么一回事。可是他浑身没有劲儿,吃饭时情绪不免十分恶劣。本来呢,他总乘用膳的时间排愁解闷,借此机会自娱。
  事实的真相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点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在努力克制的那种丢脸的脑袋抖动状态,并不光是他的身体引起的,也不能归咎于这儿的空气和适应水土所作的努力,而是体现出他内心的某种激动,和排愁解闷有直接关系。
  肖夏太太总是很晚才坐到餐桌上来。她来之前,汉斯·卡斯托尔普总是坐立不安,因为他得等着听玻璃门的砰砰声,她一进门来就必然发出这种声音。他知道自己听到这声音准会惊跳起来,脸色顿时沉下,这已成了常规。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生气地摇摇头,怒气冲冲地目送这个粗心大意的迟到女人坐到“上等俄国人餐席”上去,有时他甚至在牙齿缝里迸出一言半语的骂人话来,发出恼火的抗议声。但现在他不是这样了,只是在菜盆上低垂着头,咬紧嘴唇,或者有意把脑袋转向另一侧,因为他的怒气看来已经消散,似乎不想再随便责备她了;不但如此,他还隐隐感到别人对她的非难,自己也有过错,也得负一部分责任呢。一句话,他感到害臊。说他为肖夏太太害臊是不确切的,而是他自己在大伙儿面前怪难为情的——其实他这么想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餐厅里,没有把肖夏太太的恶习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害臊放在心上。也许只有坐在汉斯右边的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是个例外。
  这位可怜的人儿已经看出,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关门声显得神经过敏,这位同桌而坐的青年人对那个俄国女人似乎怀着某种激情。此外,如果拿他那副神态跟实际情况相比,却又算不了什么。再说他假装无动于衷——由于汉斯缺乏演戏才能和这方面的训练,他装模作样的本领很不高明——,可并非意味着对那个女人不感兴趣,而是说明他的情感已向更高的阶段发展。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自己一无所求,但对肖夏太太却颂扬备至,结果有一点显得很突出:汉斯·卡斯托尔普虽不是一下子地,但到头来终于清晰地看出她是在从中撮合。他对此甚至有些反感,但还是心甘情愿地任她摆布,愚弄。
  “砰——砰!”那位老处女说,“那就是她。您不用抬头瞧就肯定知道是谁来了。当然啰,她过来了,活像一只小猫儿溜向牛奶盆,走路的姿势多美呀!我真想跟她换个位子,这样您就可像我那样把她饱览一番了。我知道您不想老是掉过头来瞟她——天知道,要是她看出这点,她简直会得意忘形的……现在她在跟同桌人打招呼了,您应当瞧一下,看她这副模样真令人振奋!像现在她这样谈笑风生的时候,腮帮儿上就泛起一个酒窝来,但酒窝并不经常有,只是凭她高兴。咳,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娘儿,但她娇生惯养,所以才这么随便。这样的人儿谁都会爱上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尽管她们莽莽撞撞会使你恼火,但恼火只会惹你更喜欢她们。叫你恼恨之后又不得不爱,真够味儿……”
  女教师就这样在汉斯身边悄悄耳语,老处女毛茸茸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说明她的体温已反常地升高,同时娓娓动听的话句句说到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他是一个不很有主见的人,需要从第三者中证实肖夏太太是个迷人的娘儿。此外,这位年青人又希望自己的感情让外界推波助澜,因为他的理智和良心都陷入了死胡同。
  不过老处女这席谈话实际上起不了什么效果,因为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肖夏太太的了解程度,充其量和疗养院里其他人差不多。她不知道她的底细,甚至无法夸口说她们两人已经结识。她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唯一可以摆老资格的地方,就是肖夏太太过去曾在柯尼斯堡住过——柯尼斯堡离俄国国境不远——而且懂得点儿零星的俄语。从这一鳞半爪中,汉斯·卡斯托尔普很想窥见肖夏太太私生活的详细内幕。
  “我看她不戴戒指,”他说,“不戴结婚戒指。这是怎么一回事?您不是对我说过,她已是结过婚的女人?”
  女教师显得很窘。这一问可把她僵住了,努力想说些什么。
  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她感到对肖夏太太是负有很大责任的。“这个问题您别看得太认真,”她终于说。“肯定她已结过婚,这是不用怀疑的。大家叫她太太,不仅仅是因为像某些外国姑娘那样,当年纪稍稍大些时,人们为了尊敬起见才这么称呼她们;实际上大家知道,她在俄国的什么地方确有一个丈夫。这儿到处都知道有这回事。没有出嫁时她姓别的,是一个俄国人、而不是法国人的姓,叫什么‘——阿诺夫’或‘——乌可夫’似的,我本来晓得,只是后来又忘了。您想了解的话,以后我再去打听,这里肯定有不少人知道这个姓的。至于戒指吗?不,她不戴戒指,这个我看得一清二楚。老天爷,也许戒指对她不合适,也许戴了后她的手会显得太阔,也许她认为戴结婚戒指太俗气,这样一只光溜溜的戒指……她缺少的只是‘钥匙筐子’——她用这个,气派确实太大了——这点我是了解的,俄国女人有些无拘无束,讲究派头。此外,结婚戒指之类简直平淡无奇,令人生厌。我得说,它不过象征着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罢了。它使一个女人有脱离尘世之感,把一朵纯洁的小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似的。要是肖夏太太的想法也和我一样,我可一点也不奇怪……真是一个妙龄的迷人娘儿哪!当她向每个男人伸出手时,也许她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兴趣,一定要让别人觉察到,她的终身大事已经定了呢……”
  老天爷,这位女教师多卖力呀!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惊愕的目光直勾勾地瞅着她,但她也用惊疑而不知所措的眼光回敬他。接着两人沉默一会儿,想重新打起精神来。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吃,一面把脑袋的抖动尽力压制下去,最后他说:
  “她的丈夫呢?难道他一点也不关心她吗?他一次也没有上山来看过她?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官员,俄国一个偏僻省份里的政府官员。你知道,叫什么达吉斯坦的,在高加索东面很远的地方。他是奉命到那边去的。我可以老实告诉您,谁也没有见到他来过这儿山上。她这次上山又是三个月了。”
  “那么她不是初次才上这儿的?”
  “不错,这已是第三次了。这中间,她还去过别的疗养院,恰恰相反,倒是她有时去看他,不常去,一年一次,时间也不长。据说他们分居,有时她去看他。”
  “哎,她有病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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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谈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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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当然有病,不过并不怎么厉害。她的病不是重到非一天到晚住疗养院和丈夫分居不可。看来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这儿大家都认为一定另有缘故。也许她不喜欢高加索那边达吉斯坦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真是又远又荒凉,这毕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那个丈夫看来也一定有些问题,使她不怎么称心。他有一个法国人的姓,但却是一个俄国官员,这号人是粗里粗气的,这点您可以相信我。我有一次看到过这么一个官员,他蓄着铁灰色的连鬓胡子,脸膛红通通的。……您可知道他们都是贪官污吏……都爱喝伏特加酒,烧酒……为了体面起见,他们还要吃些零星食物,比方说腌蘑菇或一片鲟鱼,吃后又喝起酒来,而且纵饮无度。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小吃’……”
  “您把一切责任都推在男的身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可咱们不知道他们不住在一块儿,她是否也有责任。咱们应当公正些。从她的举止以及狠命关门的粗野动作看来,我认为她不像一个天使。请您别动气,我一点也信不过她,可是您在偏护她。您坐在这儿全凭成见说她的好话……”
  有时他就是用这副腔调说话的。他凭着与他天性格格不入的那份狡黠,设法表明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肖夏太太一番热心的吹捧话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她所了解的真实情况,而只是一些独立的、引人发噱的事实,而他,自由自在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可以用这种资料冷静而幽默地同这位老处女开玩笑。他确信这位为他拉线的老处女对他厚着脸皮装腔作势一定心领神会,而且还引以为乐,因此没有什么风险。
  “早上好!”他说。“您晚上睡得可好?我想您梦见您那位漂亮的敏卡吧?……怎么,一提起她,您怎么一下子脸红了?您完全给她迷上了,最好还是别抵赖吧!”
  女教师的脸真的绯红了。她低下头来瞧着杯子,从左边嘴角喃喃迸出几句话来:
  “胡说,卡斯托尔普先生!您含沙射影地攻击起我来,使我好不尴尬,这样可不行。大伙儿都看得出,咱们指的是她,而您竟说出一些使我不得不脸红的事来……”
  餐桌上这一对人玩的把戏倒是挺精彩的。两个人都知道,他们说的尽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开女教师的玩笑,无非是可借此谈起肖夏太太而已。不过他在跟老处女打趣过程中找到某种病态的、过度的乐趣,而老处女也乐于欣然接受。首先是因为她能为他们拉皮条,其次是因为她能促成这位年青人拜倒在肖夏太太的石榴裙下,最后,是因为她尽管被他嘲弄,连两颊也绯红起来,可内心在酸苦中还带有甜滋滋的味儿。关于这点,他们两人心里都明白,也知道对方心中有数,而这一切又是那么错综复杂,不够正派。虽然汉斯对错综复杂和不正派的事一般是反感的,在这一场合下也不例外,但他继续浑水摸鱼,同时自己安慰自己说,他在山上只是暂时作客,反正不久就要离开的。他以行家的口气俨然对这位“懒散的”太太评头品足,说她从正面看来肯定比侧面看来年青美丽,她一双眼睛的距离太远,她的风采令人无限神往,而她的手臂则既漂亮,又“娇嫩”。他说这些话时,尽力掩饰脑袋的抖动,但他不但觉察到那位女教师已看出他在枉然克制自己,而且怀着极其憎恶的心情看到,连那女人自己也在抖动脑袋哩。他称肖夏太太为“漂亮的敏卡”,无非是一种策略和随机应变的手段,这样他就可接下去问:
  “我叫她‘敏卡’,可究竟她叫什么呢?我是指她的名字。您既然这样倾心于她,一定知道她的芳名。”
  女教师沉思了一会。
  “等一下,我知道的,”她说。“我早已知道了。她叫达吉雅娜吗?不,不是的,也不叫娜达霞。达吉雅娜和娜达霞,是俄国女人常用的名字。娜达霞·肖夏?不,我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哦,我想起了。她叫阿芙多佳,或者跟这相差不远。因为肯定不叫卡金卡或尼诺奇卡。也许我记不起了。要是您很想知道,我很容易打听出来的。”
  第二天,她果真知道了她的名字。午膳时,当玻璃门砰砰地关上时,她说了出来,肖夏太太叫克拉芙吉亚。
  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是一下子就领会。在领悟之前,她把这个名字反复读了几遍,拼了几次。然后他又说了几回,同时用布满红丝的眼睛向肖夏太太瞟了一下,看这个名字是否跟她相称。“克拉芙吉亚,”他说,“唔,也许就是她的名字,挺合适的。”他对底细了解得这么清楚,真是乐不可支,但也不想掩饰;现在一当他谈起肖夏太太,就用“克拉芙吉亚”代替。“我刚才看到,您的克拉芙吉亚居然把面包揉得像一只小球儿。这很不雅观哪。”
  “这要看谁在揉,”女教师回答,“克拉芙吉亚干起来没什么。”
  是的,在摆有七张餐桌的餐厅里用膳,对汉斯·卡斯托尔普有很大的魅力。每次用膳完毕,他觉得很惋惜,但一想到两三小时后又能坐在这边,就感到很宽慰。一当他再坐下来,就仿佛自己从来不曾起过身似的。在这中间他做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到溪边或“英国区”散一会步,或者在椅子上略坐片刻。这算不上什么真正的休憩,也谈不上什么沉重的负担。当工作和操劳摆在他眼前时,会出现一些别的什么,它们在心灵上不那么容易消逝。但在山庄疗养院井井有条的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公共餐厅里用膳完毕站起身时,他因不一会又可用膳而暗自高兴——要是暗自高兴这个词儿,能恰当地表达出汉斯期待与患病的克拉芙吉亚·肖夏太太重新会面那种迫切心情的话。这种会面并不太容易,太愉快,太单纯,太平凡。读者也许会认为只有这些形容词——也就是愉快和平凡——才适合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性和情绪。可是我们应当记住,由于汉斯是一个有理智和良知的青年,他一看到肖夏太太或一跟她接近,所引起的感觉并非仅仅“高兴”而已;我们必须知道,而且可以断言,要是有人说这些话给他听,他会不屑地耸耸肩膀。是的,他对某些表现方式是不屑一顾的。这虽是一个细节,但颇值得一提。这时他跑来跑去,脸颊又红又热,情不自禁地轻声哼起曲子;因为他心头痒痒的,很想唱出声来。他哼着不知何时何地从某次集会或慈善募捐音乐会中听来的一支小调,那是一首女高音歌曲,情意缠绵,内容空洞。它现在在汉斯的记忆中浮映上来,歌词是这么开头的:
  只要你一开口,
  我就昏了头。
  他还想继续唱下去:
  你唇儿吐出来的话,
  句句落在我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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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谈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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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他忽然耸耸肩膀,说一声“可笑!”顿时觉得这支小调淡而无味,肉麻不堪,不再唱下去了。他怀着某种遗憾和端庄的心情不再唱下去。这种亲切的小调,只有某个兴高采烈的青年人把“自己这颗心”(像人们习惯说的那样)合法地、心安理得地、希望无穷地“奉献”给低地里某只健康的小鹅儿时,才唱得出,从而沉湎于合情合理而充满着希望的喜气洋洋的情感中。对他与他同肖夏太太的关系来说——“关系”这个词儿是汉斯想出来的,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曲调根本不合适。他躺在卧椅上,心头乱糟糟的,只是用审美的眼光说一声“愚蠢”,便皱起鼻子闭口不语,尽管他知道再唱这支歌是不适当的。
  不过有一件事使他很开心,那就是躺着倾听自己心脏的跳动。在主要的卧床休息时间内,山庄疗养院照例总肃静无哗,在这一片岑寂中,他的心不但跳得很快,而且清晰可闻。他的心一个劲儿跳,上山以来它几乎总是这样。但最近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心跳已不像最初几天那样感到心烦意乱。现在他不能再认为它的跳动是不由自主和莫名其妙的,与自己的精神状态毫不相干。心跳和他的精神状态之间是有关系的,而且也不难探究出原因来。情绪不无缘由地激动了,身体上某部分就难免兴奋地活动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想的只是肖夏太太,他确实一心一意想着她,因而心跳是他理所当然的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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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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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惧情绪在增长。关于两个祖父和黄昏的舟游。
  天气坏透了。就天气方面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块地方作短时间的逗留,运气并不佳。虽没有下雪,但淫雨霏霏,连日不断,叫人讨厌透啦。山谷里弥漫着浓重的雾气,而令人惊异不止的雷雨(天气这么冷,在餐厅里甚至开起暖气来)却发作起来,雷声滚滚而过,发出了隆隆的回响。
  “真遗憾,”约阿希姆说。“我本来想,咱们一起到沙特察尔普吃早饭,不然干些别的,但看来不成了。但愿下星期天气好些。”可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
  “别管它。我现在并不急于走动。第一次外出时,我并不特别走运。我倒认为还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翻什么新花样最好。对多年老病人,换换花样是有意思的。我只不过住上三星期,又何必搞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呢。”
  他感到此时此地生活很充实。要是他怀有希望的话,那么他的希望(正如他的失望一样)也许在这儿开花结果,而不是在什么沙特察尔普。折磨他的并不是空虚无聊,恰恰相反,他开始害怕的是住院的日子看来很快即将结束。第二个星期过去了,他的日子快要过去三分之二,第三星期一到,他就得考虑整理行装。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时间的新鲜感,早已成为陈迹。光阴飞逝,是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尽管每一天总给他带来新的期望,使他默默中丰富了生活经历……是啊,时间真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要说明它的本质可真不易!
  我们是否有必要详细描述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那些日子里默默经受着的又沉重、又轻快的生活经历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感受到的那种空虚无聊。即使在头脑清醒而充满希望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下,他禁不住唱起“只要你一开口,我就昏了头”这类庸俗的小调来——也不会有其他不同的感受。
  肖夏太太不可能不注意到,她和某张餐桌之间已有了某种默契。汉斯·卡斯托尔普巴不得她意识到这一点,而且程度越深越好。我们说“巴不得”,是因为他一清二楚地知道,他这种情况是不容于理智的。不过要是任何人处在汉斯那样的地位——或者汉斯即将身历其境的地位——他也一定希望对方了解他的心绪,哪怕实际上并无意义。人往往是这样的。
  因此,当肖夏太太用膳时有两次或三次偶然地或由于磁性吸力回过头来向那边桌子张望,而且每次都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目光相接,她又第四次向他有意识地瞟上一眼,这回正好遇上他的目光。第五次她送秋波时落了个空,汉斯正好没有注意到。然而他顿时觉察到她在瞧他,于是用深情的目光瞅着她,对方就微笑着掉过头去。看到了这一微笑,他既猜疑不定,又欣喜若狂。要是她把他看作孩子一般,那就错了,他需要把自己装扮得有教养些,这点是重要的。第六次,当他预感到而且意识到她的眼睛快瞟过来时,他假装不胜厌恶地在端详一个脸上长粉刺的女人,这个女人正好走到他的桌旁,跟她的姨婆聊天,他就这样厚着脸皮支持了两三分钟,直到确信那对吉尔吉斯人式的眼睛不再朝他看,他才停止玩这个把戏。这场戏演得可妙哩,肖夏太太不但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应当看得透透彻彻,好让她细细想一想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多么精明而富于自制力……
  接着发生下面一段插曲。在用膳的一次空档时间内,肖夏太太漫不经心地把头转来转去,仔细打量着餐厅。汉斯·卡斯托尔普留意到这点,于是他们的目光就搭上了。他们就这样互相瞅着:那位女病人的眼神游移不定,有些嘲弄的意味;汉斯·卡斯托尔普则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睁着眼睛时甚至咬紧牙关)。
  这时肖夏太太的餐巾滑下来,而且快从她的衣兜落到地上。她神经质地、战战兢兢地赶紧去抓,而汉斯的两手两脚也跃跃欲动,从椅子上半仰起身子,想没命地跳过八米的距离和中间拦着的一张餐桌去救助她,仿佛餐巾掉在地上就会大祸临头似的……当餐巾快要落到灰泥的地面上时,她恰好一把抓住了它。她在地面上俯着身子,紧紧握住餐巾的一角,脸色阴沉沉的,对刚才所受的那场小小虚惊显然十分动气,而且在她看来,他应当对此负责。可是她还是回头瞟了他一眼,看到他想跳过来的那种架势和高高扬起的眉毛,于是又微笑着掉过头去。
  这件事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得意非凡,心花怒放。不过反作用也是有的,因为整整两天,也就是在十顿的用膳时间内,肖夏太太在餐厅里压根儿不东张西望,甚至在进门时也不像往日的习惯那样,在大伙儿跟前“抛头露面”。这真叫汉斯难受。可是这种不理不睬的样儿无疑全是装给他看的,因而他们之间显然还保持某种关系,哪怕其中有消极因素。这也够称心了。
  约阿希姆曾经说过,除了同桌的餐友外,要在这儿结识其他的人是颇不容易的。他现在认清这话确实一点也不假。在晚饭后短短一小时里,人们经常三五成群,形成一个小团体,但时间常常短到二十分钟,肖夏太太也毫不例外地和她圈子里的人们坐在一起——例如胸膛凹进的那位先生,头发像羊毛般的、幽默的小姑娘,沉默寡言的布卢门科尔以及肩膀下垂的小伙子,他们都坐在小客厅的后堂。这间小客厅看来是专留给“上等俄国人”用的。约阿希姆经常迫不及待地想早些离开,照他自己说,为的是晚上的卧疗时间不致缩短;不过也许还有其他生活规律上的原因,这点他虽没有说出,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却猜得出,也表示尊重。我们曾经责备汉斯“随心所欲”,但不管他的意愿如何,他跟肖夏太太的结交却不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原则上对环境总是逆来顺受。他和那位俄国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和眉目传情,可不是社交性质的,它们不负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也许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他很不喜欢社交活动。他头脑里想着“克拉芙吉亚”,心头就不禁怦怦乱跳,但这点远不足以动摇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孙子的那份自信心,那就是他深信和这个外国女人之间,除了实际上保持所谓那种神秘的关系外,再不想跟她有什么瓜葛。这个女人不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不戴结婚戒指,在各个疗养所里消磨日子,缺乏教养,关起门来砰砰作响,把面包揉成小球状,而且还要咬指甲呢。他深知同这个女人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鸿沟,而且对她的任何指摘(她的种种缺点他都承认),他都无法卫护。显而易见,汉斯·卡斯托尔普并不是个生性傲慢的人,但某种世俗的、传统性的骄傲却在他额际和朦胧的眼神里显示出来,在他身上产生一种优越感,就凭这种优越感,他审察肖夏太太的为人;这种感觉他不愿摆脱,也摆脱不了。奇怪的是,当某天听到肖夏太太讲起德语来时,他也许第一次才意识到自己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多么强烈。当时他吃好饭在餐厅里站着,双手插在毛线衫袋里。汉斯走过时注意到,她正同也许是在休息室里相识的另一个女病人聊天,娓娓动听地讲着德语。这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祖国的语言,他骤然涌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但同时也有一种感受,那就是把这种自豪感扔掉,让自己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听到她吞吞吐吐、断断续续地说起动人的德语来,他心里乐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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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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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他和山上这位疏懒的女病人之间那种默默无言的关系,看作是假期中的某种风流韵事。在理智(也就是他本人的良知)的审判席上,提出这样的情感要求是不许可的,这主要是因为肖夏太太是个病人,软弱无力,发着烧,身体内部也在溃烂,而这和她可疑的生活方式也有密切关系,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她抱一种审慎的、若即若离的态度……不,就他内心而言,他并不想真正跟她结识,至于别的,不管结果是祸是福,他都不在乎,反正他再一个半星期就要到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去实习了。
  不过目前,他跟女病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已促使他的情绪波动起来,时而紧张焦灼,时而灰心失望。他把这看作是假期生活的真正意义和内容,想痛痛快快地体验它一下,并让自己的心绪随着这种情感的发展而上下起伏。这些情况,都有助于他们情感的发展,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刻板而有规律,彼此都在有限的空间里活动。即使肖夏太太住在另一楼——她住的是二楼;据女教师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肖夏太太是在公共休息室里仰卧治疗的,也就是米克洛西希上尉新近熄过灯的那间屋顶休息室——但他们每天要吃五餐饭,彼此几乎形影不离。他们早晚相见不但有其可能性,而且有其必然性。就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天天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地打发日子,颇有踌躇满志之感,哪怕他在这有限的天地里活动,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
  可是他还想加一把劲,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使自己走得更远些。肖夏太太平素入席时总是姗姗来迟,因此他去餐厅也故意迟些,以便路上能遇见她。他梳洗时故意拖拖拉拉,当约阿希姆进来找他时,他还没有完毕,于是叫表哥先走一步,说自己接着就来。凭着对事态的某种直觉,他等待某个适当的时机,急匆匆地跑到二楼。他下去时,不走从自己门口一直通往下面的楼梯,而是一直走到走廊尽头,准备在那边下楼;靠近这儿有一扇他早已牢记在心的房门,那就是第七号病室的房门。沿走廊在这条路上走,从楼梯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每走一步都会出现一个机会,那就是他所熟悉的那扇门会随时打开——事实往往如此。肖夏太太砰一声关上了门,悄悄地溜了出来,悄悄地顺楼梯走下去……有时她在他前面,用手托住发髻;有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走在前头,隐约感到她在凝神瞅着自己的背部,于是浑身一阵战栗,好像有蚂蚁沿他的背脊往下爬动。不过他存心装腔作势,似乎根本不理会她在身边,自己单独生活着,跟她毫不相干。他两手插在衣袋里,有时不必要地耸耸肩膀,用力咳嗽几声,或者用拳头捶捶胸口——这一切无非表明自己对她是丝毫不放在心上的。
  有两次他表演得更加狡黠。他在餐桌坐下后,两手东摸西摸,惊异而着恼地说:“哎哟,我把手帕给忘了!现在得再上楼去拿。”说着他就回病室,以便和“克拉芙吉亚”相遇,因为这种邂逅与她走在他身前或身后相比,显得别有风味,同时更使他心荡神漾,富于刺激性。他第一次玩这个把戏时,她在相当远的地方先用眼睛毫无顾虑、毫不害臊地从头到脚打量他,走近时又若无其事地掉过脸去,然后再往前走。因此,这次会见的结果没有多大价值。第二次她在不远的地方瞅他,直愣愣地、一个劲儿地凝神瞅着他,脸色甚至有些阴沉沉的,当彼此从身边擦过时,她还是回头看他,这一下简直使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有冷入骨髓之感。不过我们用不着替他难过,因为他对此是求之不得的,而且完全是自作自受。但这次会见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事后尤其如此。因为只有当一切都过去时,他才认清刚才发生些什么。
  肖夏太太的脸,他从来没有像此刻看得这么清楚分明,纤细无遗。盘在她头上的辫子是金黄色的,稍稍带有金属般的淡红色光泽;辫子打成一个发髻,从发髻上他甚至可以分辨出一根根短发来。当时他和她的脸相隔只有一只手掌的距离,而她姣美的形象则是他好久以来所熟悉的。对他来说,这个形象盖世无双:这是一个有异国情调的、富有特征性的形象(因为在我们看来,只有外国人才有特征),带有北国风味和浓厚的神秘色彩。就她那不易捉摸的特征和轮廓来说,往往会引起人们的遐想。关键性的一点,也许是她高高突起的颧骨十分引人注目,颧骨几乎使眼睛受到压迫,那对眼睛异常不鲜明,距离也隔得异常远,在颧骨的压力下,它们甚至有些倾斜。由于同样的原因,她的腮帮儿稍稍凹进去,这样一来,又间接地使她略略噘起的嘴唇显得十分丰满。特别打动他的是她的那双眼睛,那是一对细长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充满魅力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颜色像远处的山峦那样,呈灰蓝色或蓝灰色,有时只要斜睨一眼——而不是存心看人——就一下子像罩上一层暮色那样,变得灰暗朦胧,令人销魂。这就是克拉芙吉亚的眼睛,它们看起汉斯来是那么咄咄逼人,而靠近身边时目光又是那么阴森,无论就眼睛的位置、光泽和表情来看,和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是多么酷肖!用“酷肖”这个词儿,其实一点也不确切,他们的眼睛简直一模一样。还有她上半部分脸儿的阔狭,扁塌塌的鼻子,甚至白里透红的皮肤,腮帮儿健康的色泽(在肖夏太太的身上,这种健康不过是一种假象,山上的病人都是这样;这无非是室外空气疗法的表面成绩而已),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和普里比斯拉夫一般无二。以前,汉斯同他在校园里擦身而过时,普里比斯拉夫就是用这样的目光瞧他的。
  这真叫他心惊胆战。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样的相逢喜不自胜,但同时内心也滋长着恐惧和某种惶惶不安的情绪,这是他和她近在咫尺不可避免地面对面在一块儿时引起的。他早已遗忘了的普里比斯拉夫,现在在山上却在肖夏太太的身上重现,而且用吉尔吉斯人的眼睛瞅他——这似乎是不可避免地或无法逃避地命中注定的,而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叫人又喜又忧。这使人充满了希望,但同时又不寒而栗,甚至感到毛骨悚然。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需要有人帮助他一下,内心迷迷糊糊地乱作一团,可以认为,此刻他急于需人帮助、出主意或给予支持。
  他前前后后想起了许多人,不知谁能助他一臂之力。
  他想起了约阿希姆——这个始终站在他一边的善良、正直的约阿希姆。这几月来,他的眼神露出忧郁的光芒,过去他从来不耸肩膀,现在却时时不屑地作出这副姿态。目前,约阿希姆袋里常带着那只“蓝瓶子”,斯特尔夫人总爱称这种痰瓶为“蓝色的亨利希”。一看到那张绷紧的脸,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就冷了半截……就是这个耿直的约阿希姆,曾苦苦要求顾问大夫贝伦斯让他出院,到平地或平原上——这是山上病人对外面健康的大千世界的称呼,语气中显然带有稍稍轻蔑的成分——去干他那久已渴望的事业。为了迅速达到他的目的和节约时间(这儿山上人对时间浪费得那么厉害),他一心一意地疗养,目的当然是希望能早日康复,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好几次觉察到,约阿希姆有时也只是“为疗养而疗养”;疗养和别的事情一样,到头来也是一项义务,责任终究是责任,应当履行不误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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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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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当约阿希姆和大伙儿在会客室里待上一刻钟后,总迫不及待地下楼去躺着休养, 这倒很好, 因为他这种恪守纪律的军事作风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市民意识倒有几分帮助,否则他也许会无所事事地跟大伙儿在俄国人聚谈的小客厅里混得更久。不过约阿希姆急于想使晚上的聚会很快收场,还有另一个他说不出口的理由,这点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十分明白。自从他看到约阿希姆长着雀斑的脸有时变得苍白起来和鼓起嘴巴满腔不高兴的样儿,他对这事看得一清二楚了。因为玛鲁莎多半也在那边——玛鲁莎在漂亮的手指上戴着小小的红宝石戒指,始终绽开嘴笑嘻嘻,手帕发出橙子的香气,乳峰耸得高高的,可内部被病菌蛀蚀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正是她的存在促使他离去,因为这对他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吸引力。难道约阿希姆也“陷在里面,不能自拔”,甚至比他自己陷得更深,因为约阿希姆每天有五次之多能和玛鲁莎坐在同一张餐桌上,闻到她手帕上的橙子香味儿!不管怎样,约阿希姆本人有太多的问题要考虑,对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思想问题,他怕帮不了多少忙。他每天晚上离开大伙儿溜走固然很体面, 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深感不安,他现在甚至觉得约阿希姆循规蹈矩地履行卧休疗法虽然是一个好榜样,自己靠他的指引才获得这方面的经验,但这种做法也有值得怀疑之处。
  汉斯·卡斯托尔普上山来还不到两星期,但他觉得时间还要长些。约阿希姆严格遵守山上千篇一律的生活日程,在汉斯看来,这种生活对约阿希姆已习以为常,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色。因此,从这儿疗养院的角度看,他认为山下的生活几乎有些古怪和反常。在寒冷的天气里做静卧疗法时,他已能熟练地把两条毯子均匀地裹在身上,活像一具木乃伊。他按部就班干起这一行来,敏捷灵巧的程度和约阿希姆相差无几,但一想到山下对这种玩艺儿和做法都一窍不通,不由哑然失笑。不错,这是令人惊异的;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同时也很奇怪,他怎么对此会感到惊异,于是他内心又萌起了找人商量和支持的念头。
  他不由想起顾问大夫贝伦斯,想起他“免费”提出的忠告,叫他如何像别的病人那样生活,甚至量体温。他还想到塞塔姆布里尼,想到这个人听了上述劝告后怎么仰天长笑,而且引用《魔笛》中的一些词句。是的,他斟酌着他们两个人,看对他有没有帮助。顾问大夫贝伦斯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人了,他可以做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父亲,何况他又是疗养院的主管,也就是最高权威。正因为他是父亲般的权威,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打心眼儿里感到需要他,但内心未免忐忑不安,即使他打算向顾问大夫求助,他对他可并没有怀着稚气的信念。顾问大夫在这儿埋葬了他的妻子,当时他痛不欲生,后来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因为妻子的坟茔把他羁绊住了。此外又因为他自己也染上了病。现在一切已过去了吗?他有否恢复健康,能不能一心一意地治疗病人,让他们病愈后迅速回到山下工作?他的脸色经常发青,看来真的在发烧。也许这是一种错觉,他脸上这种颜色不过是野外空气在作怪。汉斯·卡斯托尔普自己的脸上每天也在“发干烧”,不用体温表就能断定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寒热。当然,在人们听顾问大夫说话时,有时就又觉得他在发烧。他说话方式有些不对头,听起来固然坦率亲切,但总有些不自然,有些过度兴奋。当人们一想到他青灰色的脸颊和泪汪汪的眼睛时,尤其会有这样的想法。从这双眼睛的神态看,似乎他一直在痛哭,在痛哭自己的妻子。汉斯·卡斯托尔普还记得塞塔姆布里尼对顾问大夫下的评语,说他“情绪抑郁”,“德行欠佳”,还说他“精神有些错乱”。塞塔姆布里尼这样说,也许不怀好意,不负责任,但他总觉得向顾问大夫求援没有太强的信心。
  但这里自然还有塞塔姆布里尼本人。他是一个对一切都看不顺眼的人,爱吹牛,而且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文主义者”。在汉斯的印象中,他口若悬河,把疾病和愚蠢混为一谈,而且把它们称作是人类感情中的矛盾和困境。他情况怎样?在他身上打主意有好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清楚记得,他住在山上时有几夜做了几个形象异常鲜明的梦,对意大利人漂亮的、卷曲的小胡子下尖酸刻薄的微笑很有反感,同时他怎样骂他是手摇风琴乐师,企图把他赶走,因为他在这里捣鬼。不过这只是做梦,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醒来后就判若两人,不像梦里那样放荡不羁。醒来时,情况可能有些不同,也许从心底里体味一下塞塔姆布里尼创新式的为人之道也有好处——意大利人执拗而爱挑剔,尽管挑剔时有些感伤,而且喋喋不休。他称自己是一个道学家,显然他想对别人施加影响。汉斯·卡斯托尔普这个小伙子衷心希望接受别人的影响。当然受影响的程度不会太严重,以致在塞塔姆布里尼的怂恿下竟想整理行装提前离院。最近意大利人不是一本正经向他提出这个建议吗。
  “试一下也好原文系拉丁文。,”他微笑地想。尽管他懂得这么多拉丁文,他还称不上自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结果他把希望寄托在塞塔姆布里尼身上,心甘情愿地听他的教诲,留神谛听他发挥的种种见解。他们常常晤面,有时按规定到巉岩峭壁的长椅边散步,偶尔也到山下的“高地”蹓跶,其他机会也多的是。例如用膳完毕后,塞塔姆布里尼常常第一个站起身来,他穿的是方格条纹裤,嘴里衔着一支牙签,大模大样地穿过摆着七张桌子的餐厅,不顾礼仪与习俗站在表兄弟的那张餐桌旁“旁听”。他两脚搁在一起,神态悠闲,牙签夹在牙齿缝里,指手划脚地聊起天来。有时他也挪过去一把椅子,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与女教师之间、或汉斯·卡斯托尔普与鲁宾森小姐间的一个角落里,看他们桌上几个人吃最后一道菜,看来他自己已不打算吃了。
  “请允许我加入你们这个高雅的团体吧,”他一面说,一面紧握着这对表兄弟的手,对桌上其他人也欠身致意。“那边这位啤酒商,真叫人够受……更不必说啤酒商老婆那失魂落魄的眼神了!可这位马格努斯先生,刚才他对老百姓的心理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你们想听一听吗?‘咱们可爱的德国是一个大兵营,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内底里却有许多精明强悍之处。我情愿像咱们的人儿那样货真价实,而不像其他人那样礼貌十足。要是我彻头彻尾地受骗上当,礼貌十足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他说的尽是这类话。我再也耐不住了。坐在我对面的又是一个可怜虫,她腮帮儿红得像墓地里的玫瑰花一般,唔,一个西本博尔根地方的老处女,她老是滔滔不绝谈她的什么‘小叔子’,而这号人谁都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一句话,我再也受不了,于是拔脚就跑。”
  “您抓起旗子,溜之大吉,”斯特尔夫人说,“这个我想象得到。”
  “一点儿也不假!”塞塔姆布里尼嚷道。“旗子!我明白,这个词儿用得多漂亮——不消说,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人儿!我懂得什么叫做溜之大吉……谁能创造出这样漂亮的词儿来!——唔,我可以问一下您的健康状况进展如何吗,斯特尔夫人?”看到斯特尔夫人装模作样的怪态,真叫人作呕。“老天爷,”她说,“身体总是老样子,您先生想必知道。进两步,退三步——您在这儿坐上五个月,老头儿又来了,说还要再待半年。唉,真像坦塔罗斯根据希腊神话,坦塔罗斯(Tantalus)是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面种有果树的水中,水一直没到下巴处,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果树的树枝却升高了。后受罚被押至大理石的山上。
  那样在吃苦。人们总是拖三拖四的,想一想吧,到山上来了……”
  “哦,您真出了个好主意!您终于赐给坦塔罗斯一个机会,让他可以换换环境!您倒把他请了上来,让他滚转出名的大理石,调剂一下精神!这个,我称之为大慈大悲。可是,太太,对于您口里传出来的一些秘闻,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还讲起什么幽灵、鬼怪的故事……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置信,可是有关您的事儿,我却稀里糊涂……”
  “看来,您先生想跟我寻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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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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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呢。对于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请先让我安下心来,以后再谈谈什么开心的事儿。昨夜九点钟到十点钟光景,我在花园里稍稍走动一下。我抬头往阳台张望,只见您房里电灯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这样看来,当时您做静卧疗法——既是尽义务,又是遵照医嘱办事,合情合理。‘咱们漂亮的女病人躺在那儿,’我暗自说,‘她一丝不苟地恪守医嘱,以便尽快回家,早日投入斯特尔先生的怀抱。’可是几分钟前,我听到的是什么呢?据说,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人见到您在治疗室里看电影(电影这个词,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用意大利文发音,重音落在第四个音节上),以后又在咖啡馆里喝甜酒,还有什么‘吻糖’吻糖(Baiser),系糖果的一种。“Baiser”原系法文,是“接吻”之意。,而且……”斯特尔夫人抖抖肩膀,用餐巾捂住嘴巴吃吃笑了起来,同时用胳膊肘轻轻推着约阿希姆·齐姆森和布卢门科尔的肋骨(后者仍一言不发),狡黠而亲昵地眨巴着眼睛,显出一脸痴呆而怡然自得的表情。晚上,她总在阳台上故意燃亮了台灯,让人们造成错觉,实际上却悄悄溜走,到下面的“英国地区”寻欢作乐。她丈夫在坎斯塔特盼着她。玩这种把戏的病人,其实不止她一个呢。
  “……而且,”塞塔姆布里尼继续说,“您吃那种‘吻糖’究竟跟谁在一起?原来是跟布加勒斯特的米克洛西希上尉呢!有人对我斩钉截铁地说,他穿着妇女的紧身胸衣,可是天哪,这倒是无关紧要的!夫人,我求您告诉我,当时您究竟在哪儿?您能一饰两角啰!好歹您总是睡着的,那时,您的血肉之躯在阳台上作‘卧疗’,而灵魂却出了窍,与米克洛西希上尉一起纵情作乐,吃他的‘吻糖’……”
  斯特尔夫人听了这些话毛发直竖,仿佛有谁把她的骨头逗得痒酥酥的。
  “咱们不知道,颠倒过来是不是更好,”塞塔姆布里尼说。“那就是您独个儿享受‘吻糖’的滋味, 而跟米克洛西希上尉一块儿做静卧疗法……”
  “嘻,嘻,嘻……”
  “各位知道最新的消息吗?”意大利人一个劲儿接下去问。
  “有人被接回家去了——被魔鬼接走了。严格地说,是被他母亲大人接走了。她是一个刚强的女人,很叫我喜欢。走了的那个人就是施内尔曼小伙子,安东·施内尔曼,坐在前面那张桌上,和克莱费尔特小姐同桌。你们瞧,他的位置已空出来了。不一会,又有人会补缺的,我对此毫不担心,不过安东一眨眼工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不翼而飞。他到这儿一年半,他年纪才十六岁哩。他本来还得住上六个月。可是发生了什么呢?我不知道谁向施内尔曼太太漏了嘴的,无论如何她听到了宝贝儿子的一些风声,说他又是喝酒,又是怎么的,于是她出其不意地露面了,真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太太,身材比我高三个头呢。她头发花白,暴跳如雷,不由分说地将安东少爷一把拉住,连打几下耳光,还拉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到火车上。‘要是他得入地狱,’她说,‘现在就让他下去吧,’于是就打回老家去了。”
  坐着听到这件趣闻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说得很滑稽。尽管他对山上的人们抱讥刺揶揄的态度,他对各种新闻还是了如指掌。对每个新来的病人,他能说出昨天有哪个男病人或女病人在肋骨上开过刀,而且从最可靠的来源得悉:秋天以后,疗养院不再接收体温三十八度五以上的病人。根据他的说法,昨天夜里,从米蒂莱纳来的卡帕特朔乌里阿斯太太有一只小狗碰动了它女主人床头柜上的电铃按钮,害得大伙儿跑来跑去乱作一团,特别是人们当时看到卡帕特朔乌里阿斯太太不只是一个儿,而是与陪审推事迪斯特蒙特在一起。听了这些轶事,布卢门科尔博士也不禁笑了起来。漂亮的玛鲁莎用那橙子香味的手帕蒙起了嘴儿,而斯特尔夫人则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一面用两手按住左面的胸口。
  不过在这对表兄弟面前,洛多维科·塞塔姆布里尼也谈谈他本人和自己的家世,有时在散步时谈,有时在晚上聚会时谈,有时在午膳结束时谈。那时,许多病人都纷纷离开餐厅,这三个人却仍在餐桌一隅待上一会;女侍者在收拾杯碟,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则燃起他那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来。上山后第三星期,他才又稍稍尝到这支烟的香味。他侧耳倾听意大利人的讲述,怀着惊异的心情仔细斟酌他的每句话,但又感到他的话富有吸引力。对方的谈话,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十分奇妙的新世界。
  塞塔姆布里尼谈起自己的祖父,他是米兰的一个律师,但主要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政治煽动家、演说家和杂志撰稿人。他像他的孙子一样,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可是他办事大胆而富有魄力。正如洛多维科自己不无愤慨地所说,他本人所能做的,只是对国际山庄疗养院人们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加以冷讽热嘲,同时以庄重而富有活力的人道主义名义对这一切提出非难,而祖父却在政府方面插上一手。他密谋反对奥地利和神圣同盟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结成反革命同盟,即所谓“神圣同盟”,欧洲绝大多数君主国家均参加。由于欧洲各国间的矛盾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一八三○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实际上已经瓦解。,神圣同盟使当时他那四分五裂的祖国受尽屈辱与奴役。他是一个烧炭党烧炭党系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秘密革命组织,最初因其成员逃在烧炭山区而得名,旨在使意大利在法国(后为奥地利)奴役下获得解放,并消灭封建专制制度。成员有资产阶级、自由贵族、知识分子、军人和农民。先后领导几次起义,结果均遭失败。人,烧炭党是当时意大利发展得很广泛的一个秘密团体,他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当塞塔姆布里尼说到“烧炭党人”这个词儿,突然把嗓门压低了,仿佛现在一提到它还会发生危险似的。简短地说,根据做孙子的说法,这位季乌塞普即塞塔姆布里尼祖父的名字。——塞塔姆布里尼,在这两位旁听者的心目中是一个阴郁、热情、有煽动性的人物,一个阴谋活动的首领和叛逆者;尽管他们出于礼貌努力控制自己,但那种不信任、甚至反感的神色仍多少在他们的脸上显现出来。自然,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他们听到的乃是好久以前的事,几乎在一百年以前。这是历史事实。从历史、尤其从古代的历史中,他们在理论上熟悉了所听到的故事的实质,也懂得了什么是对自由的热烈向往和对暴政的深恶痛绝。不过他们从未想到亲身和他直接接触。他们又听塞塔姆布里尼说,他祖父这种密谋叛乱的激情是和爱祖国的热情融而为一的,他巴不得祖国早日获得统一和自由。是的,正因为他把这两者令人尊敬地融而为一,才使他从事这种颠覆性的革命活动。反叛与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在这对表兄弟(无论是表兄还是表弟)的头脑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爱国主义的概念总是与奉公守法相提并论的。不过他们私下不得不承认,根据当时当地的种种情况,反叛无异是公民的一种德行,而恪守法纪则不啻是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
  但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不仅是意大利的一位爱国者,而且同情渴望自由的各国人民,并和他们一起斗争。本来有人想在都灵发动一次叛乱,企图推翻政府,结果失败了。他也亲身参与其事,好容易才逃脱梅特涅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一贯敌视自由、正义和革命运动。他是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主要参加者和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力图恢复欧洲封建专制统治,镇压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奥地利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后被迫下台,亡命英国。大人密探们的魔掌。在流亡期间,他利用时间先为西班牙立宪政体出力,后来又在希腊为希腊人民的独立进行流血斗争。塞塔姆布里尼的父亲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一个热衷的人文主义者和一切古典传统的爱好者。此外,他的母亲是属于德国血统的,因为季乌塞普在瑞士与那位姑娘结婚,随后又带她一起经风雨,见世面。以后经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他才重返祖国,在米兰当律师,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用演讲和文章,用散文或诗歌号召人们为祖国的自由和建立一个统一共和国而斗争,同时还满腔热情地拟定颠覆政府的计划,用明晰的文体鼓吹解放了的人民团结一致,使大家共同获得幸福。在塞塔姆布里尼——也就是季乌塞普的孙子——的谈话中,有一个细节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祖父季乌塞普在他的同胞面前,一生只穿黑色的丧服,他说这是为了哀悼祖国意大利,这个国家曾受到多大的屈辱,又是何等苦难深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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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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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这话,不由想起自己的祖父来。以前,他有几次也曾拿他的祖父和自己的祖父作一番比较。自己的祖父虽然在孙儿眼里也总是一身黑衣服,但意义和另一位祖父迥然不同。他祖父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念念不忘的,只是老式的服装,这种服式只会令人追忆起逝去的年华,与现实社会则显得格格不入;他到死为止还一直庄严地保持他原来的一本正经的面目,戴着那浆硬的轮状皱领。这两个祖父截然是两类人,他们之间的对照是多么鲜明啊!汉斯·卡斯托尔普陷入了沉思,两眼直愣愣地瞅着前面,同时小心翼翼地摇摇头,仿佛表示对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不胜钦佩,同时却也有惊愕和不以为然的意味。他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总不妄加判断,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比较和确证一下完事。他仿佛又看到老态龙钟的汉斯·洛伦茨俯下小小的脑袋,在客厅里对着受洗盘的淡黄色的金边沉思。受洗盘是沧海桑田中幸存下来的传家宝呢。这时祖父嘴巴张得圆圆的,因为他的嘴唇又要发出“乌尔……乌尔”的音节了,这声音重浊而虔诚,令人不禁回想起那些庄严肃穆的所在,那里人们走起路来也不得不弓起背,蹒蹒跚跚。他似乎看到了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胳膊上缠着三色旗这里指的是法国国旗,它由蓝、白、红三种颜色组成。,挥动宝剑,阴郁的眼光投向天空,率领大群争取自由的战士,誓与专制政体的喽啰们决一死战。汉斯想,这两个人都各有各的完美之处和光彩;他在评判时努力使自己做到公正无私,因为他感到自己多少有些凭个人好恶,有某些偏袒心理。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固然为获取政治权利而斗争,但汉斯本人的祖父或他的祖先本来是拥有一切权利的,而四个世纪来,这一切都给一些贪心鬼们巧取豪夺,搜刮一空……因而两个做祖父的都经常穿着黑衣服,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两人都怀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在他们自己和严酷黑暗的现实面前划了一条鸿沟。不过一位是怀着满腔虔敬的心情纪念他整个生命所属的过去和死亡,另一位则出于叛逆的心情,一心致力于社会的进步,而对温驯恭让则嫉恶如仇。不错,这是两个世界或天地,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当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讲述时,汉斯似乎就站在他们中间,用探询的目光一会儿看着这个,一会儿又瞅着那个;在他看来,这些他似乎曾一度经历过。
  他记得几年之前一个夏末的傍晚,曾在暮色苍茫中独自驾着一叶扁舟,漫游在霍尔斯泰因的湖面上。当时已是七点钟了,太阳已经下山,在林木丛生的海岸上,一轮满月已在东方升起。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静静的湖水上划着桨,心中泛起一种惝恍迷离的感觉,宛如置身于梦境一般。在西边,刚才还是大白天,阳光明灿灿地照着,可是此刻他抬起头来,眼前却展现一片烟雾迷蒙的夜景,月色皎洁,景色极为迷人。就这样,十分钟过去了。这幅绮丽的画面持续了一刻钟后,夜色和月光就完全占优势。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片景色的转换中,只觉得眼花缭乱,白昼一下子变成黑夜,黑夜过后又是白天,——这一切都使他惊异不止,同时也感到心旷神怡。这时他不由想起当时的这番情景。
  汉斯接着又想下去: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虽身为律师,但从他的生涯及广泛的活动中看,恐怕不会是一个才能高超的法学家吧。然而正如他的孙子塞塔姆布里尼所确信的,从孩提时代起一直到寿终正寝为止,他头脑中始终渗透着法学的基本原则。尽管目下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脑子里有些昏昏然,吃了山庄疗养院的六餐饭感到饱餍餍的怪不舒服,可是当塞塔姆布里尼把这种原则称作是“自由和进步的源泉”时,他不免努力思索,想了解一个究竟。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心目中,他一直把“进步”理解为十九世纪中出现的起重机之类的创新产物,他也看出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并没有低估这类事物的重要性。显然,他的祖父也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德国,也就是这两位静聆他教诲的青年人的祖国,这个意大利人却非常尊敬,因为火药是这个国家发明的,它把封建主义的甲胄炸成一堆废物,同时这个国家也发明了印刷机,它使思想能获得民主的传播——换句话说,它使民主思想得到发扬。他在这个观点上赞扬德国,但仅仅赞美它的过去,而对自己的祖国意大利,他却认为应当授予荣誉勋章,因为当别的国家尚处于蒙昧状态而受人奴役时,他的祖国第一个揭竿而起,展现了启蒙、文明和自由的旗帜。他对技术和交通——这些都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人工作范围——固然十分尊敬(关于这点,他在溪边斜坡上第一次遇到这对表兄弟时就表过态),但看来促使他尊敬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力量,而是考虑到它们对提高人类道德的意义,因为他说,这一意义理应归功于它们。他说,只要技术以它的种种形态日渐征服自然,例如通过它所发展的各种联系方式,兴建街道,发展电报事业,克服气候上面的差异,那么事实表明,它就是使各国人民相互接近、促进彼此间的了解与和解、消除偏见以及最后导致世界大同的最可靠的工具了。人类在原始时代本处在黑暗、恐怖和仇恨中,但后来沿着光辉的道路不断前进发展,走向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就是相互关心、光明磊落、善良和幸福;在这条道路上,技术乃是一个推动力最强的媒介, 他说。可是对于他说的这些话, 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囫囵吞枣地去领会的,过去他一向认为这些范畴南辕北辙,毫不相干。技术和道德!塞塔姆布里尼说。后来他又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基督教拯救世界的教义,是基督教首先倡导了平等和团结友爱的原则,而印刷机则广泛地传播这种教义,最后,法国大革命竟把它提高而成为法律。这些都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摸不着头脑,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过事实上他真的莫名其妙,尽管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在措词上又明确,又圆滑。
  意大利人接着说,他祖父在他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有一次曾感到自己极其幸福,那时正好在巴黎发生七月革命指一八三○年七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巴黎市民举行起义,占领王宫,查理十世逃亡国外,波旁王朝被推翻。但资产阶级夺取了胜利果实,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当时他慷慨陈词,说巴黎的三天就功绩而言,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足可并驾齐驱,所有的人都将充分认识这一点。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自主地用手捶起桌子来,从心底里惊叹不已。
  一八三○年夏季巴黎人颁布新宪法的三天,竟能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相提并论,他看来确是太过分了!在这六天中,上帝毕竟把水面与陆地分开,而且把天国的永恒之光以及花卉、鱼鸟和各种生命都一一创造出来。以后当他单独和表哥约阿希姆在一起时,他又把自己的这个意见和盘托出。他认为这样的说法委实太过分了,简直有些亵渎神明。
  可是他心甘情愿接受塞塔姆布里尼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乐于经受这一试炼,因而他尽力控制自己不对塞塔姆布里尼为人之道提出异议,而按照他的信条和情趣,他本该是要反对他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考虑到人们称之为英勇的东西,他却看作是邪恶,而他认为是情趣低下的东西,在过去某个时期及某个地方可能是慷慨大方及情操高尚的流露。例如,当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把街垒称为“人民的王冠”,同时宣称应当把“市民的长矛奉献给人类的祭坛”时,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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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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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他为什么爱倾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他尽管没有明说,但心里十分清楚。责任感是其中原因之一;另外,他还抱着旅游者和旁听生那种逢场作戏、姑妄听之的逍遥态度,心想反正明后天他又会振翅飞回到正常的生活圈子中。因此也可以说,是良心在驱使他倾听;说得精确些,是一颗不十分纯洁的良心在指使他,劝诫他,叫他聆听这位意大利人的谈话,听时一条腿搁在另一条上面,嘴里抽着他心爱的马丽亚·曼契尼牌雪茄烟。有时,当三个人一起从“英国地区”爬上“山庄”的时候,他也这么倾听着。
  根据塞塔姆布里尼的观点,世界上有两种原则经常处于抗衡状态。这就是权力和正义,暴虐和自由,迷信和智慧,因循守旧的原则和不断变动的原则,也就是进步的原则。人们称前者为亚洲人的原则,后者为欧洲人的原则,因为欧洲是反叛、批判和实现变革的国土,而东方大陆则体现出清净无为和一成不变的精神。两种力量究竟何者得胜,这是毫无疑问的,唯有凭借启迪的力量,才能合乎情理地取得胜利。因为在人类光辉的历程上,始终能把更多的人们带在自己周围一起前进。在欧洲本土,人们征服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后来又开始向亚洲推进。尽管他们取得了全胜,但还有许多工作待做;而那些心地善良的、已经获得光明的人们,尚须努力履行伟大而崇高的职责,直到欧洲那些并未经受十八世纪各种变革和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指法国大革命。的国家中也把专制政体和宗教推翻为止。不过,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塞塔姆布里尼掀起了他的小胡子狡黠地微笑说;即使不是由鸽子的翅膀挟来,也将由雄鹰的翅膀带到,那时欧洲大陆将出现曙光,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的曙光,它的象征是理智、科学和正义。它会带来人民民主的神圣同盟,这一同盟与臭名昭著的、由王公和内阁组成的同盟截然不同,后者为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季乌塞普所深恶痛绝。一句话,那时将诞生一个世界大同式的共和国!不过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前,那种亚洲式的奴颜婢膝、墨守成规的原则必须正中要害地彻底打垮,换句话说,在维也纳,应当先把奥地利击溃,这样既可为过去报仇雪耻,又能使正义占上风,让地球上的人们获得幸福。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塞塔姆布里尼后面这些娓娓动听、滔滔不绝的言词和结论,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厌恶这些话,它们在塞塔姆布里尼口中反反复复絮叨着,他听了十分刺耳,像是他个人在发泄满腹牢骚,也像在恶意攻讦国家。当那位意大利人口若悬河地说开来时,约阿希姆却一言不发,只是沉着脸,掉过头去,不再听他。有时约阿希姆提醒他们该去做治疗了,或者设法把话题引开。当他离开正题大发议论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也忍不住了,不再集中思想去听。显然,这些话远远超出他良心驱使和告诫他去洗耳恭听的范围之外,可是这种告诫声清晰可闻,因而无论当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坐在他们身边或在户外一起散步时,汉斯总要求他发表一些见解。
  塞塔姆布里尼说,这些见解、理想和志趣,是他家里的固有传统。祖孙三代都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奉献在这上面,而每人奉献的方式却各不相同。他父亲的献身精神并不亚于祖父季乌塞普,尽管父亲不像祖父那样是一个政治煽动家和争取自由的战士,而是一个又沉默、又敏感的学者,是一位伏案写作的人文主义者。可是人文主义者是什么呢?他热爱人类,如此而已,因而在政治上,他对玷污和降低人类尊严的一切观念,都是采取反抗态度的。人家责备他过分重视形式了。可是他只是为了人类的尊严才珍爱美丽的形式。这与中古时代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人们不但耽于迷信,置人性于不顾,而且恬不知耻地不讲究任何形式。他一开始就维护人间的事物和尘世的利益,他卫护自由思想和生活乐趣,坚持认为上苍会自己作好安排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在欧洲文艺作品中,他一直是敢于抗拒强暴、不惜为人类幸福牺牲一切的英雄形象。!也许他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与卡尔杜齐诗歌中所吟咏的那种恶魔并无二致……唉,我的上帝,要是这对表兄弟能听到波洛尼亚即波伦亚(Bologna),意大利城市名。这位教会的死敌在反对浪漫主义者基督式的感伤主义时那些挖苦的话,那该多好!而且还反对曼佐尼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意大利大作家,出身贵族。早年写诗,歌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反对教会和君主。代表作为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描写十七世纪意大利在贵族统治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下中、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是意大利的文学名著之一。
  的圣歌!他又反对浪漫主义那种树阴与月光的诗歌,把它和“惨淡的月亮,天上的修女”相比。听了他的话,真是其乐无穷!他们可也应当听听,卡尔杜齐是怎样解释但丁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代表作《神曲》广泛地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的社会矛盾,对欧洲文学有极大影响。的,他把但丁誉为大城市里的公民。但丁能挺身而出反对禁欲主义和与世无争的消极情绪,竭力卫护革新和改善世界的种种努力。因为诗人所尊敬的,并不是他称之为“Donna gentile a pietosa”意大利文,意为“温柔而虔诚的女人”。的贝亚特丽契但丁《神曲》中的女主角,是但丁早年的恋爱对象,也是他理想化的女人,但丁在《新生》、《诗集》等许多诗歌中都吟咏过她。一二九○年,贝亚特丽契去世;过了五年,但丁与吉玛·多那底结婚。那病弱而神秘莫测的阴影,而是他的妻子,她在诗歌中体现出入世和实际工作的原则……
  现在,汉斯·卡斯托尔普总算也听到有关但丁的一些情况,而且确实是从权威人士口中获悉的。关于那位介绍人的夸夸其谈,他并不完全相信,但塞塔姆布里尼说但丁是一个大城市的觉醒的公民,这话倒十分动听。接着他继续听塞塔姆布里尼讲他自己的事。他说先辈的各种气质都融而为一地集中在孙子洛多维科即塞塔姆布里尼本人的名字。身上,既有祖父的政治家风度,又有父亲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他自己则是个文人,一个自由自在的作家。因为文学只是人文主义和政治的综合而已,这种说法,比“人文主义本身就是政治,而政治就是人文主义”那样的说法更加不受约束……讲到这里,汉斯·卡斯托尔普竖起耳朵倾听,努力想领会其中含义,因为他希望搞清酿酒商马格努斯的不学无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想了解文学是否仅仅是一种“漂亮的字符”。这时塞塔姆布里尼问这两位倾听他的人,他们是否听到过布鲁内托·拉蒂尼拉蒂尼(Brunetto Latini,1210左右—1294)是十三世纪意大利文学家及外交家,他将法国文学介绍给意大利。他学识渊博,著有《百科辞典》。其人,他是一二五○年左右佛罗伦萨的一位官员,曾经写过一本论述善与恶的书?是这位大师首先使佛罗伦萨人的智慧敏捷起来,后来又传授他们语言的艺术,而且根据政治的原则提出管理共和国的方法。“两位先生,现在你们总懂了吧!”塞塔姆布里尼提高嗓门说。“现在你们该清楚了!”接着他谈起“文字”,谈起了对文学和修辞的狂热崇拜,他称它们是人类的胜利。因为文字是人类的光荣,只有它才使生命获得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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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情绪在增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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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人文主义和文字有关,而且人道本身,人类古已有之的尊严,对人的尊敬和人的自尊心,都和文字分不开,对文学也难解难分,因而政治也同文学有密切关系。(“你可曾注意到,”汉斯·卡斯托尔普后来对他的表哥说,“你可曾注意到,他说什么文学取决于美丽的词藻?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或者不如说,它是人道和文学这一混合体的先导,因为美艳的文字孕育出壮丽的事业。“二百年以前,”塞塔姆布里尼说,“贵国有一位诗人,他是一个出色的爱饶舌的老人,他很重视书法之类,因为他认为字写得好,文体也就漂亮了。他甚至还想更进一步,说什么美丽的文体会导致美丽的事业。”写得漂亮,也几乎等于想得漂亮,这和干得漂亮相距不远。所有的道德和德行的完善都是从文学的精髓中产生出来的,从人类尊严的精神中产生的,它同时又是人道和政治的精神。不错,它们都是一回事,都是同一种力量和同一个概念,人们可以用一个名称来概括。这个名称是什么呢?嘿嘿,这个名称是由大家熟悉的音节组成的,可是对这对表兄弟来说,他们对它的意义过去肯定没有像现在领悟得那么真切透彻,这就是:文明!塞塔姆布里尼这句话一出口,他那又小又黄的手就在空中挥动了一下,仿佛想祝酒似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这些话都值得一听。尽管它们并不是非听不可,有些“姑妄听之”的味儿,可是终究还是值得一听。以后他把这些意思向约阿希姆·齐姆森说了,但约阿希姆嘴里总是衔着一支体温表,回答只是含含糊糊的,以后又忙于看度数,在表单里记录下来,对塞塔姆布里尼的看法不能发表什么意见。我们已经说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乐于领悟意大利人的话中之意,他打开自己的心扉审察一番。他由此主要得到一个启示:清醒的人比昏昏欲睡的人更为有益,两者是迥然不同的。当汉斯·卡斯托尔普昏昏欲睡时,他曾好几次毫不留情地把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斥之为“奏手摇风琴的江湖卖艺人”,企图尽力把他赶走,因为他是一个“干扰的因素”;但当他头脑清醒时,他却彬彬有礼、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谈话,想公正地把他对这位良师益友的见解和观点所持的反感压下去。因为他内心深处对他抱有某种反感,这是不容否认的;某些反感成分他一开始就有,以后也就一直埋在他的心里;有的却是特别由目前处境引起的,是由他同山上人们间接的、默默无言的相处引起的。
  人是多可怜的动物,他的良知又多么善于诳骗啊!哪怕在充满责任感的声调中,他也轻易地听出了对于情欲的默许。汉斯·卡斯托尔普出于责任心,为了正义和求得内心的平静,他倾听塞塔姆布里尼的谈话,同时怀着一片好意体味着对方有关理智、共和国和“美丽的文体”的种种见解,并乐于接受他的思想影响。可是在这后面,他却越发觉得自己的思念和幻想允许在另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自由驰骋。要是我们把心中的怀疑或真知灼见全部说出来,那么他倾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无非只怀着这个目的,那就是使他能随心所欲,而这点,他在过去是办不到的。但究竟是什么,又是谁,在爱国主义、人类尊严及美丽的文学相反的一端出现,使他不由自主地全心全意投到那边去?原来那边是……克拉芙吉亚·肖夏;她总是那么慵懒,一双吉尔吉斯人的眼睛,而体内却被病菌啃啮着。当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到她时(不过“想”这个字,远不足以表达出他内心对她的渴慕和思念),他仿佛又坐在霍尔斯泰因湖的小船上,用迷惘的眼睛时而欣赏西边湖畔落日的余晖,时而又掉过头来,凝望东方天空雾气迷濛的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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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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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儿的日子,是按星期二为周期计算的,因为他上山那天正好是星期二。两三天以前,他已上办公室付清第二星期的账目。这一星期的账目为数不大,只有一百六十法郎左右。在他看来,这是笔区区小数,相当便宜,何况住在这里又有数不尽的好处,而这却是无法计入账内的。另外还有一些优点也无法入账(不过硬要计账的话,倒也可以算一下),比如两周一次的治疗性音乐会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演讲。其实一百六十法郎之数,仅仅是山庄疗养院在客人名下所收的招待费和住宿费,疗养院毕竟为他安排好舒舒服服的住所和五顿极其丰盛的饭食呢。
  “价钱一点也不贵,倒是相当便宜喽。你不能责怪山上在敲你的竹杠,”新来的客人对那位长住的病号说。“住的和吃的方面,你每月只消花上六百五十法郎左右,而医疗费用也包括在内了。唔,要是你想大方些,爱讨别人的好,姑且假定你每月再付三十法郎的小费,合计起来,总数是六百八十法郎。唔,你会对我说,还得付一些开支和小费呢。饮料啦,美容品啦,雪茄烟啦,都得花钱;高兴的话,你还想作一次远足,乘马车去兜兜风,有时还得找找鞋匠和裁缝。唔,无论你怎么花,每月总不会超出一千法郎吧!八百马克还不到呢。一年也不上一万马克。决不会再多。你的生活开支就是这一些。”
  “你的心算本领倒挺强,”约阿希姆说。“我真想不到你有这一手。你居然按一年来计算,我觉得你真是大手大脚的了。你在这儿山上可确确实实学到些东西啦。不过你把开支算得太大了。我从来不抽烟,而衣服呢,我在山上也根本不想做,谢谢!”
  “这笔开支又算不上太大,”汉斯·卡斯托尔普惘然若失地说。不过他怎么竟然把表兄的雪茄烟和衣服都计算在内,就他机敏的头脑和杰出的心算本领来说,只能算是一时糊涂。他像别的事情一样,在这方面本来相当迟钝,缺乏火一般的活力;他心算能达到目前这种敏捷熟练的程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靠日积月累的准备工作,靠书面的准备工作。例如有一天晚上,汉斯·卡斯托尔普正在阳台上做静卧疗法(因为他像别人一样,晚上总在露天的地方躺着),忽然从舒适的卧榻上一跃而起,心血来潮地离开房间去取纸张和铅笔计算起什么来。由此他得出结论:他的表哥,或者山上不论什么人,每年总共需花费一万二千法郎;同时暗自打趣地在琢磨:要是本人呆在山上,经济方面可绰绰有余,因为他每年理应有一万八千至一万九千法郎的收入。
  第二个星期的费用,他三天以前已经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结算得一清二楚。他在山上逗留的时间,第三星期转眼已过去一半,这也是他预定启程的最后一个星期了。下星期日,他还可以听一下两周一次的治疗音乐会,星期一那天,他还能聆听同样是两周举行一次的克罗科夫斯基的演讲会。他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表哥说话。而星期二和星期三呢,他就得动身上路,把约阿希姆撇在一边。可怜的约阿希姆!不知赖达曼托斯阴间判官。此处指顾问大夫贝伦斯。还要判决他住多少月份呢。每当人们谈起汉斯·卡斯托尔普马上就要启程回家,他那双温柔的黑眼睛总泛起一层哀伤的阴影。哦,天哪,假期还留下些什么呢!它们已飞快地流逝了,至于怎样飞逝的,人们可确实说不上来。不过他们在一起毕竟度过了二十一天光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人们一开头不容易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一下子只剩下寥寥可数的三四天了,这些日子简直微不足道。可是除了正常性的日子之外,还夹杂着两次周期性的活动,此外还得收拾行李,和山上的人们告别。在这里住上三星期再好也没有了——人们一开头都这么对他说。这里,最小的时间单位是按月份计算的,这点塞塔姆布里尼已经说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住的时间连一个月也不到,因此根本算不了什么。正如顾问大夫贝伦斯说过的那样,汉斯在这里只是作一次周末性访问罢了。在山上的时间一转眼就消逝,也许是因为有机体的燃烧过程较快的缘故吧?日子能这么飞快地过去,对约阿希姆未来五个月的疗养生活倒是一个慰藉——要是他只住五个月就可以出院的话。在这三星期里,他们真该在时间上面多花些工夫,像约阿希姆量体温时那样专心致志, 那时, 规定的七分钟简直就像很长的一段时间……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表哥衷心表示同情,从对方的眼神里,他看出表哥即将失去同伴的那种悲哀。
  一想到可怜的表哥今后一直呆在这里,而他自己又可以在平原上打发日子,为促进各国人民交往的交通运输技术贡献力量,他不禁对表哥怀着极其强烈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简直像火烧一般,有些时刻使他心里隐隐作痛;总之,它是那么强烈,使他有时一本正经地怀疑起自己究竟能否经受得住,是否舍得让约阿希姆独个儿留在山上。这种怜悯心有时极其炽烈,这也许是他越来越少同约阿希姆说起自己即将离开的原因。还是约阿希姆偶尔提到这个话题;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呢,我们已经说过,凭他那天赋的机智和对人体贴入微的心情,到最后一刻也避而不愿想它。“咱们至少希望,”约阿希姆说,“你在我们山上已多少恢复了疲劳,回家后感到精神焕发。”
  “哦,我会向大家问好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并且告诉他们,你最多五个月就要回家。恢复了疲劳?你以为我在这两三天内已恢复了疲劳吗?我认为是的。即使这段时间很短,我的身体总或多或少有了起色。在这儿山上,我也确实吸收到许多新鲜事物,不论哪方面都十分新鲜,而且使人兴奋。不过无论从心灵上和肉体上来说又显得相当紧张,我觉得自己还适应不了,而适应环境却是增进健康的前提。谢天谢地,马丽亚雪茄烟还没有变样,我尝到它的香味已有好几天了。可是我在用手帕时,发现它依旧经常沾着血迹,而脸上可恨的炙热和莫名其妙的心跳,看来到死也不会消失。不,不,我根本说不上适应这儿的环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有谁适应得了呢!要适应这儿的环境和习惯于新的生活方式,所需的时间还要多一些,那时才谈得上恢复健康,增加体重。这真是遗憾得很!我说‘遗憾’,是因为我不替自己留下更多的休息时间肯定是失策的,要是我愿意,我满可以住得更久一些。我真想回到山下的草地里,在山上休息后再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睡它三个星期,有时我真感到精疲力竭啊。可恨的是染上了感冒,真是火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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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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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要带着重伤风回平原了。也许他在进行卧床疗法时着了凉,也可能是在晚上仰卧治疗时受了寒。他参与这种活动差不多已有一星期了,尽管天气又湿又冷,他总坚持参加。在他动身之前,天气始终没有好转的征兆。不过他也知道,这样的天气并不算坏。所谓“天气恶劣”的概念,在这儿压根儿用不上;不管怎么样的天气,人们都毫不害怕,毫无顾虑。汉斯·卡斯托尔普像一般青年人那样,能屈能伸,对新近置身于其间的环境和习俗能擅自适应,因此对这种天气也已不放在心上,要是下一场倾盆大雨,那么也别以为空气会因此变得潮湿些。事实上也许不会这样,因为你们像以前一样感到自己的脑袋热烘烘的,好像刚在热不可挡的小房间里耽搁过,或者仿佛喝过大量的酒。如果寒气逼人,到房间里去避寒是不很明智的,因为只有下雪天才开放暖气,光是呆呆地坐在房间里,可一点儿也不比穿着风雪大衣、按照这里的规矩披着两条优质的驼毛毯躺在阳台上更加舒适。正好相反,后一种方法要无可比拟地舒适得多。汉斯·卡斯托尔普干脆把这看作是他记忆中最惬意的生活经历。尽管有什么作家和烧炭党的信徒不怀好意地嘲讽它不过是一种“仰卧式”的生活方式,汉斯的上述看法却从来没有动摇过。特别在晚上,他觉得这样躺着更加开心,那时他身边小桌上的台灯灿然放光,你可以暖洋洋地披着毯子,嘴里衔着一支可口的马丽亚雪茄烟,恣意享受这儿特制的卧椅所提供的无可言喻的乐趣。当然啰,这时他的鼻尖冻得冰冰冷,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老是在读《远洋客轮》),冷得发红的两手紧紧攥在一起。他透过弓形的阳台,眺望暮色愈来愈浓的山谷,山谷里有的地方灯火密集,有的地方却疏疏落落。差不多每天晚上,山谷里传来了一阵悠扬而低沉的音乐声,时间至少有一小时光景,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曲调,它们都是歌剧中的一些片断,例如《卡门》系十九世纪法国作曲家比才(Alexandre C.L.Bizet,1838—1875)的著名歌剧。、《行吟诗人》系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的著名歌剧。或《自由射手》系德国作曲家韦伯(Karl M.F.E.Weber,1786—1826)的著名歌剧。中的一些插曲。接着他听到的是优美洒脱的华尔兹,还有进行曲;他听了非常激动,不禁频频摇晃起脑袋来。有时他听到的是马祖卡舞曲。马祖卡?其实她的名字叫玛鲁莎,也就是戴红宝石戒指的那个娘儿。在隔壁一个房间里,在厚厚的乳白色玻璃墙后面,躺着约阿希姆。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时同他悄悄地交换一言半语,深恐影响其他仰卧休息的病员们。约阿希姆在自己的住处,也感到跟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样逍遥自在,哪怕他不会欣赏音乐,对音乐晚会不像汉斯那样感到有兴趣。这是多么遗憾;他宁愿拿起他的那本俄文文法书来阅读。汉斯·卡斯托尔普让《远洋客轮》搁在毯子上,全神贯注地倾听音乐;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窥探着音乐所展示的晶莹明亮而又深邃无比的世界,对既能体现作品的特性又富有艺术魅力的清音妙曲十分倾倒,因此,当他一想到塞塔姆布里尼对音乐发表的一些见解时,就不禁怒火中烧。塞塔姆布里尼说的话多么叫人气愤,他说什么“音乐在政治上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这种话并不比祖父季乌塞普对七月革命的评论和创世记六天的说法好多少……
  虽然约阿希姆不能尽情享受音乐的乐趣,烟草浓郁的香味也与他无缘,但他在自己的住处也同样悠闲舒泰,自得其乐。白昼已到了尽头;这时什么都宣布结束,今天肯定不会有什么场面,不会发生什么震撼人心的事,心肌也不会过分紧张了。有一点倒可以确信不疑,那就是明天,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又会恢复原状,重新开始,而这种可能性却是这里环境的狭隘、优裕和富有规律所决定的。这里既安全,又稳妥,可以极其安逸地打发日子,此外再听听音乐,而马丽亚雪茄烟浓郁的香味又回到嘴边——这些都为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晚间仰卧疗法增添声色,使他感到这样的生活其乐无穷。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这位娇生惯养的新客在作仰卧疗法(或者在别的什么场合)时免于严重受凉。看来他染上重伤风了,额窦发了炎,有压迫感,扁桃腺肿痛。他不能像平时那样,通过天生的器官畅通地呼吸,透气时寒簌簌的,很不顺畅,而且喉头痒痒的不住引起咳嗽。过了一夜,他的声音变了样,听去是沙哑的、像喝过烈酒后变了调门的男低音。按照他的说法,他整夜没有合过眼,喉头干呼呼像快要窒息似的,有时无法平躺在枕头上,不时跳起身来。
  “这倒是怪恼人的,”约阿希姆说,“而且很伤脑筋。你得知道,感冒在这儿是不认账的,人们否认它的存在。官方认为,山上的空气非常干燥,根本不会有感冒。要是你是个病人,你上贝伦斯那儿说自己伤风了,那么准会碰钉子。可是对你就不一样,你毕竟享有这方面的权利。要是咱们能遏止这种黏膜炎Katarrh,即卡他尔,是一种呼吸道炎症,有时感冒也可用此称呼。,那就好了。在山下,人们说得到做得到,可是这儿——我真怀疑,他们对除病灭菌是不是怀有足够的兴趣。最好别在这儿生病,这个谁也不会关心的。虽然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你得好好听我说完。当我刚到山上时,有一位太太整整一星期抱住自己的耳朵,唉声叹气说耳朵痛。后来贝伦斯终于看一下。‘你千万放心,’他说,‘这可不是结核哪。’此事就此了结。嗯,你的病怎么治,咱们得等着瞧。要是明天一早浴室师傅上我这儿,我倒跟他说说看。这是照章办事,他一定会转告别人,也许你的事会有什么结果的。”
  约阿希姆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照章办事”也就见效了。星期五那天,汉斯·卡斯托尔普早出活动后刚回到房里,就听到有人敲门。这一回,他有幸能亲自同米伦东克小姐,也就是人们称之为“护士长”的那个女人结识。以前,他只是在隔开相当远的地方才看到这位显然是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儿,她从一个病室里出来,又穿梭似地经过走廊跑进对面的一间病室,有时匆匆在饭厅里露一露脸,听到她那尖声尖气的嗓音。现在她亲自上门来看他了;是他的黏膜炎把她唤来的。她在他房门上硬邦邦、急匆匆地敲了一两下,不待主人回答就跨了进去,一面站在门槛上往后弯起身子探头探脑在看,房间的号码有没有搞错。
  “三十四号,”她尖叫道。“一点儿也不错。小伙子, on me dit, que vous a vez pris froid.法文:听说你受凉了。I hear, you have caught a cold.英文,意义同上。看来您伤风了?此句原文是用不合标准的俄语讲的。米伦东克小姐接连用三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概念,无非是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卖弄自己的才学。我听说您受凉了?我该用哪种语言跟您谈话较好?哦,我明白了,还是用德语吧。哎,您是来探望年纪轻轻的齐姆森的,我已看出来了。我得上手术室去。有一个病人要用氯仿麻醉,刚才他还吃过菜豆色拉哩。要是哪儿我的眼睛没有照顾到……喂,您这小伙子,您想在这儿染上感冒吗?”
  这位世世代代是贵族的女人居然用这样的方式对他说话,他不禁怔得目瞪口呆。她说话时口齿含糊不清,还焦躁不安地摇头摆脑,同时翘起鼻子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仿佛关在囚笼里的猛禽想觅食似的。她的右手满是雀斑,四个指头捏成一团,大拇指则往上翘起,拇指跟手腕一起在他眼前直摇晃,似乎想说:“快些,快些,快些!我说什么话您别听,您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不然我得走了!”她年纪约莫四十开外,身材瘦小,没有风度,穿的是一件系有皮带的围裙式的白大褂,胸口悬着一枚石榴石十字架。从她的护士帽下,露出了一丝丝稀疏的红头发。她的眼睛蓝得像水一样,眼皮有些红肿;一只眼睛的眼角还多余地生了一个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她的目光游移不定,鼻子朝天,嘴巴长得像青蛙似的,下唇突出,而且有些歪斜,说话时就像铲子那样翕动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天生是与人为善的,现在他怀着谦逊、耐心和充满信任的友好心情凝望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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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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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您患的是哪一种感冒呀?”护士长又一次问他,两只眼睛直瞅着汉斯,仿佛想看透对方的内心似的,但结果眼光却歪到一边去了。“咱们是不喜欢这种感冒的。您常常感冒吗?您表哥不是也常常感冒吗?您多大年纪了?二十四岁吧?看来差不多。
  那么您现在到这儿山上来,就这样感冒了?咱们这里不该谈说什么感冒的,尊敬的小伙子;这是山下人在胡扯。(她从嘴角吐出“胡扯”这个词时,模样儿怪里怪气,也非常可憎,下唇像铲子那样把这个词硬迸出来。)我敢说,您得上了顶呱呱的气管炎,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时她又奇怪地企图凝神直愣愣望汉斯的眼睛,但结果又告失败。“不过气管炎可不是受凉引起的,而是感染的结果,人们很容易染上。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是不是存在着无害的感染,或不是那么无害的感染,别的一切都是胡扯。”
  (她又说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胡扯”来了!)“您感染到的那种气管炎,无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她一面说,一面用她那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眼睛看着他。他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这里给您些抗菌剂,也许对您有用。”于是她从腰带间悬着的黑皮袋里取出一小包东西,放在桌上。这是福马明特治疗感冒之类的药品。。“可是您看上去很亢奋,好像有热度。”她仍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脸,但眼睛总是斜向一边。“您量过体温吗?”
  他回答说没有量过。
  “为什么不量呢?”她问,那下半片歪斜地牵动着的嘴唇似乎悬浮在空中……
  他不出声了。这位好青年年纪还轻,还保持在学青年沉默寡言的习惯。这类青年往往呆在长椅上什么也不懂,只是不吱一声。
  “那么您从来没有量过?”
  “护士长,量过的,不过是在发寒热的时候才量。”
  “小伙子,量体温的目的,首先是要弄明白是不是真的有热度。现在照您看来,您是没有热度喽?”
  “这个我可说不准,护士长。有没有寒热,我几乎辨别不出来。我上山以后,就一直觉得有点儿热,也有点儿冷。”
  “啊哈。那么您的体温表在哪儿呢?”
  “我手头没有,护士长。我用它干吗。我上这儿只是来探望病人的,我好端端的又没有病。”
  “胡扯!因为您没有病,才叫我来看您吗?”
  “不,”他彬彬有礼地笑了。“只是因为我有点儿……”
  “受凉呗。这类受凉,咱们这儿是司空见惯的。这里!”她一面说,一面又去掏衣袋,结果摸出两只长长的小皮盒,一只红色,一只黑色。她把它们一古脑儿放在桌上。“这个价钱是三法郎零五十,另一个值五法郎。五法郎那只质地当然好一些。要是您好好使用,够您用一辈子呐。”
  他笑吟吟地从桌上拿起那只红色的小盒,把它打开。玻璃器皿像一件贵重的装饰品那样,端端正正地嵌在天鹅绒衬垫的凹槽里。刻度都用红颜色作标记,十分之一的分度则用黑线标出。数字是红色的,下面又尖又细的一端则亮晶晶地注满了水银。水银柱冷冰冰的,度数很低,远远在动物的正常体温之下。汉斯·卡斯托尔普懂得,像他那样有声望的人应当走哪一步棋子。
  “我买这只,”他说,对另一只连瞟也不瞟上一眼,“就是五法郎的那只体温表。我该马上向您……”
  “说了算数!”护士长尖起嗓子说,“购买顶用的东西,本来是不该吝啬的!不用急急忙忙付钱,咱们会记账的。您把表还给我,咱们再让度数低些,把水银甩到下面去,嗯,”说着就取下汉斯手中的体温表,在空中一连挥了几下,使水银柱一直低到三十五度以下。“它又会升高的,又会冉冉上升的,那水银呀!”她说。“这回儿您懂得它的妙处了!不知您可知道,咱们这里是怎么搞这个玩意儿的?只要把它放在您可贵的舌头底下,七分钟就行了,一天量四次,再把您那珍贵的嘴唇紧紧闭上。再见吧,小伙子!但愿结果称心如意!”于是她走出了房间。
  汉斯·卡斯托尔普鞠躬如仪地送她出门后,站在桌子旁,呆望着她的影子消失处的房门,然后再看看她留下的体温表。“米伦东克护士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暗自想。“塞塔姆布里尼不喜欢她,这也难怪,她确实叫人看不顺眼。麦粒肿可真不雅观,好在她脸上并不经常长着。可她为什么老是叫我‘小伙子’,而且当中还夹一个‘S’此字的标准拼法,字母中间不应有一个“S”。小伙子的原文理应为Menschenkind,但护士长读成了Menschenskind。?这真太随便,也太古怪了。何况她又卖给我一支体温表,她的袋里经常放着一两支。其实这里到处都有卖,每家商店都有,哪怕您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弄得到,约阿希姆曾对我说过。可这样一来,我不用动脑筋去采办了,它自动送上门来啦。”他把那小巧玲珑的仪器从盒子里取出,细细观察一回,接着在房内好几次踱来踱去,显得焦躁不安。他的心房怦怦直跳。他往敞开着的阳台门张望,然后向房门走去,很想去找约阿希姆谈谈,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依旧在桌子边站着。这时他清了清喉咙,听听自己的声音是不是沙哑了。过后他咳嗽一声。“真的,我现在倒一定要弄个清楚,我是不是因伤风发了寒热,”他说着就迅速把体温表放到嘴里,把水银头的一端放在舌头下,这样,体温表就从他的两片嘴唇间斜斜地往上翘起。他闭住嘴唇,不让外界空气进入。接着他看看手表,时间是九点半过六分。他静待七分钟的时间过去。
  “每一秒钟的时间不算太长,”他想,“也不算太短。山上的人们也好,山下的人们也好,都应当信得过我。他们总不必给我换一支‘哑姐妹’,像塞塔姆布里尼说的奥蒂丽·克奈弗那样。”他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用舌头把温度表压在下面。
  时间悄悄流逝,这一段时间似乎长得无穷无尽。他看看表上的指针,原来只过去两分钟半,而他却担心七分钟时间已经过了。他做了无数的事:把房里的许多物件一忽儿拿起,一忽儿放下,再走到阳台上,不让表哥注意到他。他眺望风景,眺望山谷。现在他对这里的所有景物都已十分熟悉了,不论是这里的角峰、山脊和峭壁,不论是“布雷门伯尔”左边突出的侧翼也好——它的山脊陡峭地向下方倾斜,而其侧面都长满了高高低低的野树杂草,山脉则在右方形成,而它们的名字汉斯也像别人一样熟悉——他都了如指掌。此外还有阿尔泰因峭壁,它从这里看来仿佛从南面把山谷团团围住。它往下眺望花园里的小径和花坛、山洞以及银色的枞树;倾听病人作治疗的休息室里发出的低语声,然后回到房里,把嘴里的温度表位置调整好,再挪动一下胳膊,让手腕上的袖子甩开,于是把前臂弯到脸前。他几经磨难及周折,一会儿东推西撞,一会儿又跺足踏步,才好容易把六分钟光阴打发过去。于是他站在房间中央,让自己昏昏然陷入梦境,并听凭自己胡思乱想,这样,他剩下的最后一分钟也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他再把胳膊一挥,发现一分钟时间又偷偷地逝去。这时第八分钟却已过去了三分之一。当时他想:至于结果如何,我可满不在乎——一面想,一面把体温表从嘴里抽出,茫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这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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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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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上的示度究竟如何,他一下子可搞不清楚。光线射在温度计扁圆形的玻璃管上,水银的亮光也随着玻璃的反射时隐时现,闪耀不定。水银柱一忽儿升得高高的,一忽儿又无影无踪。他想把这支表凑近眼睛,转过来掉过去,但怎么也看不清。最后他侥幸地转动一下,里面的度数忽然清晰可见。他把表紧紧握住,想急于了解其中底细。事实上,水银已经膨胀起来,而且膨胀得很厉害,水银柱已升得相当高,它已经超出身体的常温好几格。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体温是三十七点六度。
  在大白天,在上午十点到十点半之间居然有三十七点六度的体温,这确实太高了,算得上有“热度”。这是感染引起的热度(他是很容易受到这种感染的),他自问三十七点六度究竟是哪种性质的感染。约阿希姆的热度不会再高,山上任何人也不会再高,除非是重病号和禁止起床、奄奄一息的病人。不论是打人工气胸的克莱费尔特,还是……还是肖夏太太,体温也不会再高。当然,他的情况跟别人不一样,他只是“伤风发热”,像山下人们常说的那样。不过也很难把两者严格区别开来。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疑这几分寒热是不是受凉以后才有。他刚上山时,顾问大夫就建议他同水银温度计打交道,结果没有听从,现在他不由懊悔起来。现在可以看出,大夫的建议很有道理,而塞塔姆布里尼对此嗤之以鼻,倒是极不公正的。塞塔姆布里尼这人三句不离本行,说来说去无非是共和国以及所谓“优美的文体”。汉斯·卡斯托尔普看不起共和国和“优美的文体”之类,他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细看体温表的度数,由于光线刺眼,度数好几次显得模糊不清。于是他只得费劲地把这个用具翻来转去,让度数再次出现。它仍是三十七点六度,而且是在早上!
  他异常激动。他手里握着体温表,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三次。不过这一回他是平握着的,免得竖向摆动时会出毛病。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盥洗台上,暂且带着大衣和毛毯去作仰卧疗法。他一坐下来,就按照以前学会的方法把毯子披在身上。他熟练地先把身体的两侧一一裹住,再从下面包紧,于是静静地躺着,等待着第二次早点和约阿希姆的来到。他有时微笑起来,仿佛对某个人在笑。他胸部不时一起一伏,而且不安地颤动;为了气管黏膜发炎,还忍不住连连咳嗽。
  当十一点钟约阿希姆听到打锣声走到汉斯房里,叫他一起用第二次早膳时,他看到他依旧躺着。
  “怎么啦?”他走到对方的卧椅边惊异地问。
  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时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坐在他的前面。过一会儿他才答道:
  “报告最新消息,我有点儿体温。”
  “这是什么意思?”约阿希姆问。“你感到自己有寒热吗?”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之前又让对方等待片刻,然后懒洋洋地说。
  “寒热嘛,亲爱的,我早已感觉到了,上山后一直是这样。不过这不仅仅是主观的感觉,而是确凿的事实。我已量过体温了。”“你已量过了?用什么量的?”约阿希姆惊叫起来。
  “当然用一支体温表啰,”汉斯·卡斯托尔普用不无讥刺挖苦的口气说。“护士长已卖了一支给我。为什么她口口声声叫‘小伙子’,我也莫名其妙。这很不恰当。可是她不失时机地卖给我一支好的体温表。要是你想核实一下我的体温究竟多少,那么就在盥洗台上,你自己看吧。它只是稍稍有些升高。”
  约阿希姆转身踅进房间里。他回来时吞吞吐吐地说:
  “不错,是三十七点五五度。”
  “那么它已退些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急匆匆地回答。“刚才是三十七点六度。”
  “在上午,这点温度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约阿希姆说。“这真有点儿不尴不尬,”他说着就站到表弟身边,像真的站在“不尴不尬的人”的面前似的,两手叉腰,脑袋低垂。“你得上床睡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已准备好回答的话。
  “我真不懂,”他说,“为什么我只有三十七点六度就得卧床,而你和别的许多人热度都不比我低,却都可以在这儿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
  “这可是两码事,”约阿希姆说。“你的病情急,但不碍事。你是感冒引起的寒热。”
  “首先,”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这回他说话时竟甲乙丙丁地分起类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发‘碍事’的寒热时非躺在床上不可——我暂且假定有这种‘不碍事’的寒热存在——,而发其他性质的寒热却不必躺在床上。其次,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这次伤风引起的热度并不比以前高。我的立场是,”他最后说,“三十七度六就是三十七度六。要是你们有这几分寒热可以跑来跑去,我也可以嘛。”
  “我刚上山时,得卧床四星期哩,”约阿希姆反驳他。“只有后来事实证明卧床休息热度仍不退时,他们才允许我起床。”
  汉斯·卡斯托尔普微微一笑。
  “怎么啦?”他问。“我本来以为你的情况跟我不同。看来,你说的话自相矛盾了。起先你认为我们彼此有区别,后来又归成一类。真是胡扯……”
  约阿希姆的身子来了一个“向后转”。当他又回过身来面对表弟时,可以看出他那黑黝黝的脸上,阴影又加深了。
  “不,”他说,“我并没有归成一类,是你把它们混为一谈了。我只是想说你的感冒确实很厉害,从你的嗓子里就听得清楚。说得简单扼要些,你应当卧床休息,因为你下星期准备回家。要是你不想——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不想躺下休息,那也随你的便。我不给你定什么清规戒律。不管怎样,咱们现在还是去吃早点吧。快点,时间要过了!”
  “好啊,快走!”汉斯·卡斯托尔普说着,把毯子扔在一边。他走入房内,用梳子梳理头发。他梳头时,约阿希姆又一次去察看盥洗台上的体温表,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则在远处瞅着他。随后他们俩默默无言地走下楼去,又一次坐在餐厅的原来位置上。这时餐厅像往常一样,泛着牛奶的白光。
  当矮小的女侍者给汉斯·卡斯托尔普端上库尔姆巴赫德国地名,以产啤酒著称。啤酒时,他一本正经地摇摇手,拒绝了。他今天不想喝啤酒,不,谢天谢地,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喝,至多喝一口水就够了。这就引起在座各位的注意。这是怎么一回事?多么令人意外!为什么不喝啤酒呢?他有一点儿热度,汉斯·卡斯托尔普冲口说了出来,不过是三十七点六度的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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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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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伸出食指在奚落他——这幅景象看了真叫人奇怪。他们在取笑他,侧着脑袋,眨巴着眼睛,食指凑到耳朵边挪来摆去,似乎某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是味儿的幕后材料突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这人一直是以忠厚老实的面目出现的。“,,你们呀,”女教师开腔道,脸颊上泛起一阵红晕,一面还笑呵呵地装腔作势。“听到了什么动人的故事喽,荒诞不经的故事喽。等着听吧,等,等。”——“哎,哎,”斯特尔夫人也发作起来。她那干瘪的手指头又短又红,此刻她把它放到鼻子旁边,装模作样。
  “这位来访的客人先生,他竟有热度了。您和我是同病相怜——真是同病相怜哪,我的好兄弟!”这时,哪怕是坐在靠壁桌子最后一个位置上的姨婆,在听到消息后也狡狯地开玩笑地向他挤眉弄眼,指手划脚。至于漂亮的玛鲁莎呢,她到现在为止对汉斯几乎毫不理会,这时也曲着身子盯住他看,用滚圆的、棕色的眼睛盯住他看,同时用黄澄澄的手帕紧紧抿住嘴唇,向他惺惺作态。布卢门科尔听了斯特尔夫人的叙述,也禁不住跟大伙儿一块动作起来,不过他的眼睛当然不朝汉斯·卡斯托尔普瞧。只有鲁宾森小姐像往常一样,对这漠然无动于衷,不吱一声。约阿希姆的一双眼睛规规矩矩地朝下看。
  汉斯·卡斯托尔普眼见这么许多人在打趣他,不无受宠若惊之感,但他认为还是设法制止他们比较谦虚。“没什么,没什么,”他说,“各位错了。我的病谢天谢地是一点儿不碍事的,我不过有些伤风罢了。你们瞧,我的眼睛在流水,胸口闷得慌,一夜倒有半夜在咳嗽,身子可真不舒服哪……”可是他们对他的辩解不加理会,他们纵声大笑,挥动两手,高声嚷嚷。“废话,借口!感冒发热,咱们都明白,咱们都明白!”他们都异口同声地一致要求汉斯·卡斯托尔普立刻去检查一下。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很活跃;在七张餐桌中,只有这张在整个午餐期间显得最为生气勃勃,特别是斯特尔夫人,她那张执拗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衣领饰有褶边,面颊上青筋毕露。她打开话匣子说了开来,一下子竟谈起咳嗽的滋味,要是你胸口深处痒痒的,后来越痒越厉害,简直要痒到痉挛和按捺不住的程度,使你感到其间有某种吸引力,那真是其乐无穷。还有,打起喷嚏也能享受到同样的乐趣,这时你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在一呼一吸之际骤然打两三下喷嚏,令人如醉如痴,幸福无比,打出后真是浑身舒畅,以上的一切都给忘了。有时会接连打两三下。这是生活中不花钱的享受,这方面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春天你患的冻疮甜滋滋地发痒时,抓起来可痛快咧。你会狠狠地抓,拼命地抓,直到鲜血淋漓才肯罢休,这时只要你偶然照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是个丑八怪。
  这个俗不可耐的斯特尔夫人不厌其详地谈起这种事来,令人毛发直竖。她的话一直要谈到第二次早膳结束,这次早膳时间虽短,内容倒也充实。这时这对表兄弟开始作上午第二次散步,他们下山一直到达沃斯高地蹓跶。约阿希姆一路上心事重重,汉斯·卡斯托尔普却为伤风所苦,由于胸口窒闷而不时清喉咙。回院途中,约阿希姆说:
  “我向你提个意见。今天是星期五,明天饭后,我要作常规检查。这次可并不是全身大检查,贝伦斯只是在我胸口叩几下听听,让克罗科夫斯基将结果记下来。那时你可一块儿去,请他们趁此机会也赶紧给你诊察一下。要是你呆在家里,你准会请海德金特上门,这事想来也怪可笑,而这儿虽有两位专家在屋子里,你却任意跑来跑去,不知道自己情况如何,不知道病究竟有多深,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床躺着好一些。”
  “那好,”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就照你的意思做吧,我什么都可以照办。能亲自作一次检查,对我来说倒也挺有兴趣的。”他们就这样说定了。当两人上山刚走到疗养院门口时,恰巧遇见了顾问大夫贝伦斯本人,于是趁此大好机会立即向他提出这项要求。
  贝伦斯从门廊里走了出来。他身材高大,脖子细长,后脑勺戴一顶上过浆的帽子,嘴里衔一支雪茄,脸颊发青,眼睛湿润,看来刚忙过一阵子。据他自己说,刚才他在手术室工作,此刻正想到村子里去为病人出诊。
  “饭后好,先生们!”他说。“你们一直在跳跳蹦蹦吧?大千世界里是不是美得很?我刚才经历一场手术刀和锯骨刀之间并非势均力敌的搏斗——你们可知道,这件事可不简单呐。我在做肋骨切除术。以前有百分之五十的病人得躺在手术台上,现在可好些了,但尽管如此,咱们对mortis causa拉丁文:死亡的原因。还往往不得不预先编造一番。哎,凡是懂得开玩笑找乐趣的人,眼下也一定受得了这几句笑话的……见鬼,人们胸膛一下子化为乌有,软绵绵的,你们可知道,真是有失体统。这就是所谓概念稍稍有些混淆。喔,你们怎么啦?你们的贵体如何?是不是只有成双成对地过日子,生活才更有意义?喂,齐姆森你这机灵鬼,可不是吗?
  ,您这位来消遣的游客,干吗哭鼻子啦?”说最后一句话时,贝伦斯的目光立即移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上。“这儿是不准当众哭鼻子的。院规不允许。谁都会跑过来的。”
  “我是在伤风呢,顾问大夫先生,”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他。“我不知道怎么老是眼泪汪汪的,不过我的炎症确实不轻。我还咳嗽。胸口真有点不舒服。”
  “是这样吗?”贝伦斯说。“那么您应当去请教一位高明的大夫喽。”
  两个青年人都笑出声来。约阿希姆作一个两脚立正的姿势回答说:
  “咱们正想找大夫呢,顾问大夫先生。明天我要检查了,咱们想要问问,您能否赏个光给我的表弟附带检查一下。问题在于,他星期二能不能动身回家……”
  “那行嘛!”贝伦斯说。“那当然行啰!很高兴为您效劳!我们早该给您检查了。既然到这儿来,就应该经常查查。不过当然不必争先恐后。那么就在明天两点钟吧,你们从小床爬出后就来!”
  “我还有些热度呢,”汉斯·卡斯托尔普又补充一句。
  “您说什么!”贝伦斯嚷道。“原来您想告诉我新消息吗?难道您以为我脑袋上不长眼睛吗?”说着就用一只巨大的食指朝他自己两只充血的、泪汪汪的蓝眼球指了指。“那么有多少热度?”汉斯·卡斯托尔普谦逊地报上了数字。
  “上午?嘿,不算坏。对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来说,算不得没有才能。好吧,明天两点钟你们俩一块儿来!这对我可增光不少。擅自吸收营养!”于是他蹬蹬地下山去,走起路来曲着腿,双手像划桨似地一摇一摆,身后飘起雪茄烟的一股云雾。
  “看来事情按照你的愿望实现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咱们碰到的运气再好也没有了,我真是适逢其会。也许他除了给我开一服浓缩干草汁或咳嗽糖之类药物之外,不能再给我更多的帮助,不过任何人的感觉要是像我现在那样,那么听到大夫一言半语劝慰的话也是挺高兴的。可是他说话的气派干吗总是那样泼辣,那样肆无忌惮?”他说。“开头倒是娓娓动听的,到头来可叫我讨厌了。什么‘擅自吸收营养’!这种杂七杂八的话简直不成体统!我们可以说‘擅自珍摄’,因为‘摄’字是所谓‘雅语’,像‘每日的面包’一样,与‘擅自’等字配在一起恰到好处。而‘吸收营养’却纯粹是生理学术语,再加上什么‘擅自’之类,就变成讥讽的语言了。他抽烟的那副样儿,也叫我怪不自在,我心里很不好受,因为我知道这对他不相宜,会使他满腹忧闷。塞塔姆布里尼曾经谈起他的为人,说他乐呵呵的神气是矫揉造作的。塞塔姆布里尼是一位评论家,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这点谁也否认不了。也许我也应当自己多作些判断,别不管什么都全盘接受下来。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不过某些时候他语气中开始时有的是判断、责备和正义的愤慨,接着又完全换了一个样,跟判断毫无关系;后来又同所谓清规戒律一刀两断。而共和国和优美的文体对你说来又索然无味……”
  他不知所云地说了一通,看来他想说些什么,连自己都不很清楚。他的表哥向他斜视了一眼后说声“再见”,于是两人各自回房,到自己的阳台间里去了。
  “热度多少啦?”约阿希姆过了一会轻声地问,尽管他没有看到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审察他的体温表……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漫不经心的口气回答:
  “还是老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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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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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进去,就把今天早上搞到的那支娇小玲珑的体温表从盥洗台上取下。他自上而下把那支表甩了几下,使水银柱不再停留在三十七点六度上。现在,这一度数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他像老资格的病人那样,嘴里衔着这支“玻璃雪茄烟”去作仰卧疗法。可与他想入非非的预期相反,尽管他在舌头下足足衔有八分钟,水银的膨胀依旧没有超出原来的限度,仍只是升到三十七度六为止。他毕竟还有热度,即使一点儿也不比清晨高。饭后,这支一闪一亮的玻璃小柱升到三十七点七度,晚上却保持在三十七点五度,这时病人兴奋了一天已感到很累了。第二天一早,他的体温甚至只有三十七度,但将近中午时分又和昨天一样高。汉斯就在这样的测量结果下前去用第二天正餐,餐后即将前去赴约。
  事后汉斯·卡斯托尔普记得,那天正餐时肖夏太太穿的是一件金黄色的线衫,线衫上的钮扣很大,袋口绣边。这件线衫她从来没有穿过,至少汉斯·卡斯托尔普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仍像往日那样姗姗来迟;在餐厅门口露面时站停了一下,那种神态正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所十分熟悉的。接着她溜到餐桌边(她一天五次都是如此),轻轻地坐下去,一面用膳,一面聊天。汉斯·卡斯托尔普越过塞塔姆布里尼的背部(塞塔姆布里尼坐在中间斜放着的餐桌一端),把目光扫向“上等俄国人餐桌”。这时他像过去每一天那样,看到了肖夏太太讲话时摆动着的脑袋,同时又一次看到她那圆鼓鼓的脖子和姿势不很挺直的背,不过今天看时特别专心罢了。肖夏太太用正餐时,从来不掉过头来向餐厅东张西望。不过在端来最末一道点心以后,当大厅右侧“下等”俄国人餐桌上方小墙头上挂着的一只摆钟正好敲过两点钟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着神秘的震颤心理看到一幅景象:在摆钟正好“一”、“二”敲了两下时,那位妩媚的女病人就慢慢转过头来,同时也微微扭动上身,目光越过自己的肩膀坦然向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餐桌投来,而且不仅仅是泛泛地朝他餐桌上看——不,她的眼睛是专门瞟向他的,丝毫没有错儿;紧闭着的嘴唇漾起一丝微笑,而那双狭小的眼睛长得跟普里比斯拉夫一模一样,仿佛在说:“怎么样?时间到了。你想走吗?”(只有当眼睛传话时,才会以“你”相称,即使嘴里连“您”也没有称呼过。)这一插曲使汉斯不由心荡神驰。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神志。他先失魂落魄地凝视着肖夏太太的脸,然后抬起眼睛,掠过她的前额和头发望向空际。难道她知道他已约定在两点钟时去检查身体?看来确实这样。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正如她没法知道一分钟前他头脑中刚掠过的想法一样——他在想是否有可能叫约阿希姆捎个信给顾问大夫,说自己的感冒已好了些,不必再作检查。经那位女人意味深长微笑了一下以后,他这种想法当然缩了回去,认为这么做再也没有什么好处了。他顿时变得厌倦无聊。过了一秒钟,约阿希姆已把他那卷起的餐巾放在桌上,扬起眉毛向他示意,同时也向桌上的人们欠了欠身子,准备离席。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跨着外表上是坚定的、内心里却是蹒跚的步伐,带着肖夏太太的微笑和目光,随表哥一起离开餐厅。
  从昨天早晨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起过今天的计划,就是现在,他们走路时还是心照不宣,默默无言。约阿希姆匆匆地上路,因为约定的时间已过,而顾问大夫贝伦斯是坚决要求人们准时的。他们离餐厅沿着底层的走廊前进,走过“行政管理室”,踏着铺有亚麻布地毯的光洁而打过蜡的楼梯,来到地下室。约阿希姆敲正好对着楼梯的那扇门,门上挂着一块瓷质的标牌,牌上写有“就诊室由此入内”的字样,以资辨认。
  “进来!”贝伦斯高声应道,第一个字眼说得特别响亮。他身穿白大褂站在就诊室中央,右手握着黑色的听筒,这时他正用听筒拍拍大腿。
  “及时,及时,”他一面说,一面抬起那双鼓起的眼睛向挂钟望了一下。“Un poco più presto, signori!意大利文:稍稍快一些,先生们!我们不是专为你们这两位贵人服务的。”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双用写字台旁,前面是一扇窗子。他身穿一件亮光光的黑衬衫,脸色显得更加苍白;胳膊肘撑在桌面上,一只手握钢笔,另一只手捋着胡子,前面摆着一大堆文件,很像是病情记录。他以助理人员的身份,用懒洋洋的神情朝进来的一对青年人瞧了一下。
  “哎,把病历卡交上来!”顾问大夫听完了约阿希姆的道歉后就答上一句,把他手上标有体温曲线的卡片接过来,细细察看。这时病人急急卸去上身的衣着,把脱下的衣服挂在门边的衣架上。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谁也不理会。他东张西望地站了一会,然后坐在一把老式的安乐椅上。这把椅子安置在一张放有玻璃水瓶的小桌旁,椅子的扶手饰有流苏。墙边有几口书橱,尽是一些书脊厚厚的医书和卷册。室内除了一把高低可调节的、铺有一块白油布的长沙发椅外,别无其他家具。长沙发椅的头枕上有一条纸餐巾。
  “点七,点九,点八,”贝伦斯一面翻阅一周的病历卡,一面嘀咕起来。在这份卡片里,约阿希姆把一天五次的体温都如实地记录下来。“您的身体依旧一闪一闪地在发微光呢,亲爱的齐姆森。咱们还不能确切地说,您最近已变得结实些了。(他说“最近”,是指过去的四星期。)毒性还没有退呢,毒性还没有退,”他说。“这个,一朝一夕当然是办不到的。咱们又不能玩弄魔法。”约阿希姆点点头,耸耸他那光油油的肩膀,虽然他本来还想反驳,说自己绝不是昨天才上山的。
  “您右脐门刺过针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那里发出的声音总是很尖的。好些了吗?喂,请您过来,让我规规矩矩给你叩几下看。”于是他就开始诊察了。
  顾问大夫贝伦斯叉开双腿,身子向后仰,听筒挟在胳膊下,先使出手腕之力叩打约阿希姆的右肩上部,叩时用右手那只强有力的中指作为锤子,而以左手充作承托物。接着他叩起约阿希姆肩胛骨的下部,再从侧面拍打他背部的中央和下方,而约阿希姆则像老资格的病人那样,抬起胳膊让大夫敲敲腋下。以后又在左侧重复同样的过程,完毕后,顾问大夫命令一声:“转身!”于是叩击起他的胸部来。他随即叩击脖子下面的锁骨处,沿胸部上下反复敲拍,先右侧,后左侧。在叩诊圆满结束以后,他转而用听诊诊察;他把听筒的一端套在耳朵上,一端按在约阿希姆的胸部和背部——凡是以前他叩击过的地方,他都用听筒听。这时约阿希姆还得一会儿深呼吸,一会儿强行咳嗽。这使他显得十分紧张,他上气不接下气,两眼直淌泪水。顾问大夫贝伦斯把病人身上听到的,都用简短的固定用语说给坐在写字台对侧的助手听,这使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禁想起裁缝的工作过程来:当时一位衣冠楚楚的男人要替你把衣服的尺寸量一下,他一面依照传统的程序把量尺在客户躯干和四肢各处按来按去,一面把量得的数字报给俯身坐着的助手听,让对方用笔一一记下。“弱”,“减弱”,顾问大夫贝伦斯在口授。“气泡音,”他说,后来又说了一遍:“气泡音(显然,这是好的)。”“粗糙,”他说,脸色沉了下来。“异常粗糙。”“罗音。”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像裁缝的助手记下裁缝口授的数字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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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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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卡斯托尔普把脑袋歪向一边,眼睛紧紧跟随着这些动作。他细细看着约阿希姆的上身,陷入沉思。在约阿希姆气喘吁吁时,他的肋骨(谢天谢地,他总算具备全副肋骨)在绷紧的皮肤下面高高耸起,而胃部却陷了进去。汉斯看到的,是一个青年瘦棱棱的、黄里带黑的上身,胸骨处长着黑茸茸的汗毛,两只胳膊坚实有力,其中一只胳膊的手腕上戴有链镯。“这是运动员的胳膊,”汉斯·卡斯托尔普想;他一直很爱体育锻炼,而我在这方面却毫无作为,这跟他喜欢当兵也不无关系。他总喜欢在身体上打主意,比我要喜欢得多,而且喜欢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始终是一个文人,更多地向往热水浴和吃得好、喝得好这类的事,而他呢,关心的都是丈夫气概的要求和业绩。可现在呢,他的身体在另一个方面变得显赫了,显得独立自在而十分重要,而这却是疾病造成的。约阿希姆体内在发烧,毒性迟迟未消,身体一直不见康复,哪怕这位可怜的青年人很想下山去做一个军人。除了胸口的一撮毛外,他发育得同书里描写的一样好,外表上长得与观景楼此处指罗马梵蒂冈宫殿内的建筑。该处侧翼有阿波罗雕像。上阿波罗阿波罗,系希腊神话中主管光明、青春、音乐和诗歌等的天神,一说即太阳神。的雕像一般无二。可是内部他有的是隐疾,而外部又因病发着寒热;疾病使人们形体大为改观,它使身体大受影响……他一想到这些,不禁暗自震惊,于是用探询的目光迅速朝约阿希姆瞥了一眼,眼光从裸露的上身一直移到他的眼睛,他那双又黑又大而又温柔的眼睛。由于强行呼吸和咳嗽,约阿希姆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随着检查的进行,那双眼睛带着忧伤的神色越过旁观者一直向空际凝视。
  但这时顾问大夫贝伦斯已结束他的工作。
  “喔,齐姆森,这回倒不错,”他说。“从检查结果看来,没什么大不了。下一次(他指的是四星期以后),情况肯定还会好些。”
  “顾问大夫先生,您看还得多久……”
  “您又想催我了吗?您还处于酩酊状态,可不能下山跟您的那伙人团聚嘛!最近我不是说过还得半年——看我的面上,您就从最近算起吧,可您得把这看作是最短期限。住在这儿毕竟不算差,您得懂点儿礼节才是。我们这里又不是监狱,也不是什么……西伯利亚的矿山!也许您想说,我们这块地方同监狱和矿山相差无几?好啊,齐姆森!那就开路吧!谁还有兴趣,快过来!”他叫了一声,仰天望着。他伸出胳膊,把听筒递给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克罗科夫斯基站起身,接住听筒,又在约阿希姆身上略略复查了一下。
  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站了起来。他两眼紧紧盯着顾问大夫,大夫叉开两腿,张大嘴巴,似乎陷入了沉思。汉斯开始急急忙忙作准备。他过于匆忙,在将花点活袖衬衫往头上翻出时,一下子显得手足无措。这时,他这个碧眼金发、胸围狭窄的青年人,浑身雪白地站在顾问大夫贝伦斯面前。同约阿希姆·齐姆森相比,他显得文绉绉的。
  但顾问大夫只是让他站着,还在沉思默想。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又坐了下来,约阿希姆也穿好了衣服。贝伦斯终于决定对那个有兴致前来检查的人注意起来。
  “哎哟,现在轮到您了!”他一面说,一面用他那硕大无比的手握住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上臂,接着把他推开,尖起眼睛打量着他。贝伦斯不像一般人看别人那样望着对方的脸,而是瞧他的身体;他像转动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那样把汉斯的身子转过来,同时还盯着汉斯背部。“哼哼,”他说,“喔,让咱们瞧瞧您有什么花样。”于是像以前那样开始敲敲拍拍。
  他像刚才对约阿希姆·齐姆森那样,在上身到处叩击,而且在好几块地方来回叩了好多次。有较长一段时间,他交替地东拍拍,西敲敲;为了比较起见,他又叩了锁骨的右上方,接着又击起它的下方来。
  “听到了吗?”他问对侧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离他五步远的写字台旁,他点了点头,表示听清对方的话。他板起脸,下巴一直低垂到胸前,胡子紧压在胸口,尖端向上翘起。
  “深呼吸!咳嗽!”顾问大夫下起命令来,这时又接过听筒。汉斯·卡斯托尔普气喘吁吁地配合他工作达八分或十分钟之久,而顾问大夫则不住地在听。他一言不发,只是把听筒一忽儿移到东,一忽儿移到西,对刚才频频叩击过的各个部位,特别反反复复地细听。听完后,他把听诊器挟在胳膊下,反剪双手,垂头望着他本人和汉斯·卡斯托尔普之间的地面。
  “嗯,卡斯托尔普,”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只喊这个青年人的姓氏——“情况跟我以前一直设想的大致相同。卡斯托尔普,我本来已对您起过疑心,现在我可以向您直说了——从我一开始愧不敢当地有幸和您结识的那时候起,我就颇有把握地猜测到,您会悄悄地成为我们这儿的一员,而且有朝一日将会看出,像许多上山时原来翘起鼻子东张西望一心想寻欢作乐的人们那样,您终有一天会认识到在这儿多逗留一个时期是有好处的——请好好理解我的意思,这岂止是‘好处’而已——而逗留的目的并非出于漫不经心的猎奇。”
  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脸刷的一下变了色。约阿希姆正想去扣背带,这时在他刚才站的地方停住了,留神听着……
  “您在那边有一个好心肠的、富于同情心的表哥呢,”顾问大夫继续说,说时朝约阿希姆的方向摆动脑袋,身子一摇一晃好容易才站定脚跟。“我们不久就有希望可以说,他过去曾经生过病,不过根据我们眼前的诊断,我们也敢说他早先曾经一度生过病,您那位顶刮刮的表哥。正像思想家所说的,这就是a priori拉丁文,意谓:演绎性的、先验的或先天的。对您发生了某些影响,亲爱的卡斯托尔普……”
  “他只是我异父方面的表哥,顾问大夫先生。”
  “嘿嘿。您总不能连表哥也不认呀。不管是不是异父母所生,他始终是您的血亲。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的?”
  “母亲,顾问大夫先生,他是我继……的儿子,继……”“令堂还健在吗?”
  “不,她已死了。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死了。”
  “哦,怎么死的?”
  “血块梗塞,顾问大夫先生。”
  “血块梗塞?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令尊呢?”
  “他是得上肺炎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接着又添上一句,“我的祖父也是……”
  “哦,原来他也是这样?唔,您的祖先都是这个样子。现在就您而论,您经常贫血,可不是吗?可是在体力和脑力劳动以后,您却一点儿也不疲倦?哦,还是很容易疲倦?您是不是经常心悸?最近才发现?好。另外,您显然很容易染上黏膜炎和呼吸道疾病。您可知道,以前您染上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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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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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啊,我已亲眼看出这个了。您听听这有什么区别?”于是顾问大夫轮流叩击他左胸的上侧和下侧。
  “那边的声音比这边的浊些,”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妙极了。您应当是一名专家。不错,这是浊音,浊音往往由已钙化的老病灶引起。钙化点,您高兴的话也可以算它为结疤。您是一个老病人哪,卡斯托尔普,可是您不知道自己有病,我们谁也不能责怪。早期诊断是有困难的,对山下的那些同行尤其有困难。我并不是想说我们的耳朵比他们尖些,不过专干这个行业好歹总有些成绩。您得明白,空气帮助我们听诊,我指的是这儿山上稀薄而干燥的空气。”
  “当然啰,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妙啊,卡斯托尔普。小伙子,您且听着,此刻我要奉上几句金玉良言。您该懂得,要是您再也没有什么新花样,要是除了您身内通风管里那些浊音、疤痕以及钙化的异物外什么都万事大吉,那么我就要把您送回老家去,不再为您操什么心,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可是事实明摆在那儿,我们又发现了您的一些新情况,而且您既然已走上山来——那么汉斯·卡斯托尔普呀,打道回府就不值得喽。不久后,您又准会再上这儿来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又一次感到热血涌上心头,心房怦怦乱跳。约阿希姆却一直站在那边,双手按在背后的钮扣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地面。
  “因为除了浊音之外,”顾问大夫继续说,“您左上侧又有些粗糙,几乎是一种粗糙音,这无疑是从新病灶来的。我现在虽然还不敢说它是一个浸润性病灶,但无疑有点儿浸润。如果您就这样下山混日子,我亲爱的,您整片肺叶就会完蛋,那时候叫苦也来不及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嘴角古怪地在抽搐;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心脏顶着肋骨在狂跳不已。他掉过头去瞧瞧约阿希姆,可没有看到对方的眼睛,于是又望着顾问大夫那张两颊发青、蓝蓝的眼睛鼓起而小胡子向一侧翘起的脸。
  “还有一件客观的旁证,”贝伦斯继续说,“我们也有您的体温记录:上午十点钟三十七点六度,这同听诊的情况不谋而合。”“我倒以为,”汉斯·卡斯托尔普说,“热度是感冒引起的。”“你说感冒吗?”顾问大夫反驳说,“感冒是哪里来的?卡斯托尔普,请您再听听我要说的话,而且听时要留心。据我所知,您的头脑是迂回曲折,十分复杂的,我们这儿的空气对疾病有好处,难道您不认为是这样吗?事实上确实如此。可是同时您要懂得,这里的空气对疾病也有利,它能促进疾病的发展,使全身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它能使潜在的病患暴发,因此您的感冒发作可不是一件坏事。我不知道您在山下是不是一直有些寒热,不过我来谈谈我的看法:您上山的第一天起就已有寒热,决不是得了感冒以后才有。”
  “对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对,我真的也这么看。”
  “一有寒热,您就马上感到迷迷糊糊的,”顾问大夫证实他的看法。“这就是细菌引起的可溶性毒素。它像麻醉剂那样在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作用,您得明白;于是您的脸颊就泛起一片潮红。您现在上床躺一下再说,卡斯托尔普:我们要看看您在床上休息一两个星期以后,头脑会不会清醒些。别的且留待以后再说吧。我们要把您的内部好好透视一下——您对自己的情况了解清楚后,会感到十分高兴的。不过我也得向您直说:像您这样的病,一两天是好不了的;广告上吹嘘的有效治疗方法和什么仙丹妙药之类,都帮不了您的忙。我一眼就看出,作为病人来说,您似乎比您表哥规矩些,在适应疾病的本领方面,看来您也比那边的陆军准将强些。他一当热度退下几分,总想马上溜之大吉。看来,‘静卧’这个口令似乎不像‘立正’那样称他的心!安静是市民的首要职责,而不耐烦只会败事。卡斯托尔普,我请求您别叫我失望,并别用谎言惩罚我那对人类天性的认识吧!好吧,快走,快回到你们的小间里去!”
  顾问大夫贝伦斯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交谈,坐到写字台前。这个干许多活儿的忙人,现在乘这段空余时间赶紧写些东西,再等待下一次检查。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大踏步向汉斯·卡斯托尔普走去。他向后歪着脑袋,一只手搭在年轻人的肩膀上,宽厚地微笑着,笑时从他的胡髭中露出一排黄牙,同时还热情地握住汉斯的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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