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看了基思和莎拉一眼，他们根本没注意他。他们正把小甜饼码成一排，摆在烤盘上。
韦伯斯特夫人继续说：“她留了话。让我想想，我用笔记下来了，但我觉得我还能想起来。她说，‘告诉他’──也就是告诉你──‘那些失去的，还都会回来的。’我想我没记错。她说你会明白的。”
卡莱尔盯着她，他听见韦伯斯特先生的车已经在外面了。
“那是韦伯斯特先生。”她说完，脱下了围裙。
卡莱尔点点头。
“明天早晨七点？”她问。
“好，”他说，“再次感谢您。”
那天晚上，他给两个小孩都洗了澡，给他们穿上了睡衣，念故事给他们听。他听他们做完了祈祷，帮他们掖好了被子，关上了灯。马上到九点了。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随便看着电视，直到听见卡罗尔的车开上了车道。
十点左右，他们一起在床上的时候，电话响了。他骂了一句，没有起来接，就让它响着。
“说不定是重要的事呢。”卡罗尔说着坐起来，“可能是我请的那个保姆，她有这个电话号码。”
“是我老婆，”卡莱尔说，“我知道准是她。她不知道在想什么呢，她快疯了。我可不接。”
“反正我马上就得走了，”卡罗尔说，“今晚过得真美，亲爱的。”她摸着他的脸。
秋季学期过了一半，韦伯斯特夫人已经帮他工作有快六个星期了。在这段时间里，卡莱尔的生活经历了一系列的改变。首先是，面对艾琳离开的这个事实，他变得更平静了。就他理解，艾琳是不打算再回来了。他已经不再想象这个事实还会有改变的可能。只有在深夜里，在那些他没有和卡罗尔在一起的夜晚里，他才会感到自己还爱着艾琳，但他希望自己对她的爱能够停下来，他不明白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他只知道这一切都在折磨着自己。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孩子们过得很开心。他们在韦伯斯特夫人的关心下茁壮成长。最近，她的日常工作里又加了一条：她会帮他们把晚饭做好，放在烤炉里，暖着，直到他从学校回来。一进门，他就能闻见好闻的香味从厨房里飘出，一进门他就能看见基思和莎拉正在帮着把餐桌摆好。偶尔，他问韦伯斯特夫人愿不愿意在周六加班。她同意了，只要不用中午以前来就行。她说，周六早晨，她自己和韦伯斯特先生还有些事要她做。在那些日子里，卡罗尔带道奇留在卡莱尔家，所有的小孩都由韦伯斯特夫人照管。卡罗尔和卡莱尔会开车到乡间的餐厅吃晚饭。他相信自己的生活正在重新开始。这六周里，卡莱尔再没有接到艾琳的电话，他发现自己现在想起她的时候，已经能够不再愤怒，或是难过得流泪了。
在学校里，他们刚刚离开了中世纪，正要进入哥特时期。文艺复兴还要等上一段时间，至少也要等到圣诞假期过后。就在这时候，卡莱尔病了。好像是一夜之间，他的胸就变得发紧了起来，头也开始疼起来，身体的各个关节都僵硬了，一走动就觉得晕眩。头疼得越来越严重。一个周日里，头疼得折磨他醒了过来，他想给韦伯斯特夫人打电话，叫她来，好带孩子到别的地方去。孩子们一直对他很好，用玻璃杯给他端来果汁和汽水。但他照顾不了他们了。他病了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打电话到学校请假。他跟接电话的那个人说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所在的学院和系，自己的病情。然后他推荐梅尔?费希尔代课。费希尔画抽象油画，每周画三四天，每天画十六个小时，却既不卖画，也不让别人看他的画。他是卡莱尔的朋友。“找梅尔?费希尔。”卡莱尔告诉电话那边的女人，“费希尔。”他耳语般无力地说。
发 烧（9）
他爬回床上，钻到被子里面，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听见外面小卡车发动机的声音，接着是发动机熄火时发出的回火声。过了一会儿，他听见韦伯斯特夫人的声音从卧室门外传来。
“卡莱尔先生？”
“哎，韦伯斯特夫人。”他闭着眼，觉得自己的声音很怪，“我今天病了，我已经给学校打电话了。我今天就在床上歇着了。”
“我明白。别担心了，”她说，“这边的事有我照顾。”
他闭着眼，还在半梦半醒的状态里，他觉得自己听见前门开了又关上。他听着。他听见厨房里一个男人低声地说了什么，一把椅子从桌旁拉开。不一会儿，他听见孩子们的说话声。又过了一会儿──他不确定过了多长时间──他听见韦伯斯特夫人站在他的门外。
“卡莱尔先生，要不要我叫医生？”
“不用了，没事，”他说，“我想就是重感冒吧。不过我觉得浑身烧得慌。我想可能是我盖的被子太多了吧。房子里也太热了。您能把暖气炉调低点儿吗？”说完，他觉得自己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了一小会儿，他听见孩子们在客厅里和韦伯斯特夫人说话。他们是要进来，还是要出去？卡莱尔好奇。会不会已经到了第二天了呢？
他又接着睡着了，直到意识到自己的房门开了，韦伯斯特夫人出现在自己的床边，正把手放在自己的前额上。
“你脑袋热得都快着了。”她说，“你发烧了。”
“我会没事的。”卡莱尔说，“我就是需要再多睡一会儿。您能把暖气关小吗？请您帮我拿些阿斯匹林，我会很感激的。我现在头疼得厉害。”
韦伯斯特夫人离开了房间。他的房门开着，他能听见外面电视开着，他听见她说：“小点儿声，吉姆。”音量立即变小了。卡莱尔又睡着了。
睡了还没一分钟，韦伯斯特夫人突然拿着一个托盘回来，坐在了他的床边。他抬起身，想坐起来。她在他身后垫上了一个枕头。
“把这些吃了。” 她说着，递给他一些药片，“喝这个。”她递给他一杯果汁。“我还给你拿了点儿麦片粥。吃点儿，对你有好处。”
他就着果汁吃了阿斯匹林，点点头，又合上了眼，打算接着睡。
“卡莱尔先生。”她说。
他睁开眼，“我没睡着，对不起。”他说着坐起来一点儿，“我就是太热了，没别的。现在几点了？有八点半了吗？”
“九点半过一点儿。”她回答。
“九点半。”他念叨。
“现在我要喂你麦片吃。你要张开嘴，把它吃下去。就吃六口，就完了。这儿，这儿是第一口。张开嘴。” 韦伯斯特夫人说，“吃完了你就会感觉好多了。吃完了，我就让你接着睡。你把这个吃了，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她用勺喂他。他吃了，又要了些果汁。他喝了果汁，躺了下来。就在他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他感觉到韦伯斯特夫人又给他加盖了一层毯子。
再次醒过来已经是下午。他知道是下午了，因为正有苍白的光从窗户透进来。他起来，把窗帘拉下来。他能看见外面阴云密布，冬季的太阳被挡在云后面。他慢慢地下了床，找到拖鞋，穿上了睡袍。他走进卫生间，看着镜中的自己。然后洗了脸，又吃了些阿斯匹林，用毛巾擦了擦后，走到客厅来。
餐桌上，韦伯斯特夫人铺了几张报纸，正和孩子们一起捏泥人呢。他们已经捏出了几个长着长脖子、凸眼睛的家伙，既像长颈鹿，也像恐龙。卡莱尔从桌边走过的时候，韦伯斯特夫人抬头看了看。
发 烧（10）
“你感觉怎么样了？” 他坐到沙发上的时候，韦伯斯特夫人问他。从沙发上，他能看到餐厅，能看见韦伯斯特夫人和孩子们坐在餐桌旁。
“好点儿了，谢谢。好了一点儿。”他说，“我还是头疼，觉得身上还有点儿热。”他用手背贴着前额。“但我好点儿了。对，比刚才好了。谢谢您今天早晨的帮忙。”
“我能给你拿点什么喝吗？” 韦伯斯特夫人说，“再来点儿果汁，还是茶？我想喝咖啡可能也没关系，但还是茶更好一些。当然，果汁是最好的。”
“不用了，谢谢，”他说，“我就在这儿坐一会儿。从床上下来感觉真好。就是身子有点儿虚。韦伯斯特夫人……”
她看着他，等着他接着说。
“我今天早晨听见韦伯斯特先生在屋里，是吧？那当然很好，没关系。我只是很遗憾没有机会见见他，问声好。”
“是他，”她说，“他也想见见你。我叫他进来的。只是他选的日子不对，你正好病了。我本来是想跟你说说我们的计划的，韦伯斯特先生和我的计划，但今天早晨时机不对。”
“告诉我什么？”他警觉地问，恐惧在心头猛扯了一把。
她摇摇头说：“没关系的，可以等以后再说。”
“告诉他什么？”莎拉问，“告诉他什么呀？”
“什么，什么呀？”基思也凑热闹。孩子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
“等一会儿，你们两个。”韦伯斯特夫人说着站起来。
“韦伯斯特夫人，韦伯斯特夫人！”基思喊起来。
“现在，小家伙，” 韦伯斯特夫人说，“我需要和你爸爸聊聊。你爸爸今天病了。你不要闹。继续玩你的泥人吧。小心点儿，否则你姐姐就要超过你了。”
就在她往客厅走过来的时候，电话响了。卡莱尔够到茶几那儿，拿起了话筒。
就像以前一样，他听见电话里传出来软弱无力的哼鸣，他知道那是艾琳。“是我，”他说，“什么事？”
“卡莱尔，”他老婆说，“我知道，别问我为什么，但我知道现在情况不妙。你病了，是不是？理查德也病了。传染病。他肚子里存不下东西，吃什么拉什么。他现在正在搞一个话剧，已经错过一个星期的排练了。我得自己跑过去，和他的助理一起设计几幕的彩排。不过我打电话不是来告诉你这些。告诉我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没什么可说的，”卡莱尔说，“我病了，就这些。有点儿感冒。但我现在好多了。”
“你还写笔记吗？”她问他，打了他个措手不及。几年前，他告诉过她自己记笔记。不是日记，他说过，而是笔记──好像这样说一下就解释清楚了。但他从没给她看过。他已经有一年多没记了。他根本把这事给忘了。
“因为——”她说，“这个时期，你应该记点儿笔记。你有什么感觉，你在想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就是生病期间，你的脑子都在哪儿。记住，病变是有关你健康程度的信息，它正告诉你一些东西。记录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等你病好了，你可以回过头再看看，看看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以事后再读读看。科莱特有一次发烧的时候，”艾琳说，“她就这样做过。”
“谁？”卡莱尔问，“你说什么？”
“科莱特 ，”艾琳说，“那个法国作家。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们还有一本她写的书呢，就在屋里。叫《吉吉》，还是什么别的名字。我没读那本书，但我到这边来以后，一直读她的东西。是理查德介绍给我的。她写了一本小册子，是关于她发烧的整段时间里，她什么感觉，都在想什么。有时，她体温有一百零二度。有时会低一点。有可能体温会高过一百零二度，但一百零二度是她发烧时量过的最高温度，也是她记下来的最高温度。反正，她就写了这些。我就是说这个。试试记下来什么感觉。可能会有什么收获。”艾琳说着，令人费解地笑了起来，反正卡莱尔是不能理解，“最少你以后能有个你病情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记录。你能回过头看看。最少你能有个东西展示出来。现在你只是不舒服，你要把这种不舒服转化成有用的东西。”
发 烧（11）
他用指尖按着太阳穴，闭上了眼。但她还在线上，等着他说点儿什么。他能说什么呢？对他来说，这很明显：她疯了。
“天呐！”他说，“天呐，艾琳。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得走了。谢谢你打电话过来。”
“没关系。”她说，“我们必须得能够交流。替我吻孩子们。告诉他们，我爱他们。理查德也问你好，虽然他现在是在床上躺着难受呢。”
“再见！”卡莱尔说完，挂上了电话，用手捂住了脸。不知怎么的，他想起来自己看见过那个胖女孩走向汽车时，做过同样的动作。他放下手，看着韦伯斯特夫人。韦伯斯特夫人也在观察着他。
“我希望不是什么坏消息吧？”她说着，把一把椅子拉到沙发边上，他坐着的旁边。
卡莱尔摇摇头。
“好。” 韦伯斯特夫人说，“那就好。现在，卡莱尔先生，这可能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最好时间。”她向餐厅那边瞥了一眼。餐桌那儿，孩子们弓着身子，头拢在粘土上。“但既然这事反正要尽快说出来，既然这关系到你和你的孩子，而且你现在也起来了，我就跟你说说吧。吉姆和我，我们现在过得很融洽。但问题是，我们需要得比我们现在拥有的要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对我也很难。”她说着摇了摇头。
卡莱尔慢慢地点点头。他知道她要告诉他，她得走了。他用袖子抹了一把脸。“吉姆前妻给他生的儿子，鲍勃──也得有四十多了──昨天打电话过来，邀请我们去俄勒冈，帮他照管他的水貂饲养场。吉姆就管弄水貂，我管做饭，采购东西，清扫房子，还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吧。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个机会。那儿管饭，提供住宿，还能挣点儿钱。吉姆和我再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出什么事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现在，吉姆什么都没有。”她说，“他上周六十二岁了，他已经有一阵子没工作了。他本来今儿早晨是来亲自跟你说这个的，因为我打算跟你提出来不干了，你明白吗？我们想──是我想──我跟你说的时候，要是吉姆也能在场，会更容易一些。”
她等着卡莱尔说点儿什么。不过他没说话，韦伯斯特夫人继续说：“我会把这周做完，如果需要，下周我还能再待两天。但那之后，你知道，我们肯定就要离开这里了，你得祝我们好运。我是说，你能想象吗？我们就要开这我们那辆破车一路开到俄勒冈去。我会想这两个小家伙的。他们真是太宝贝了。”
过了一会儿，看他还没有要回答她的意思，韦伯斯特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挨着他坐到了沙发靠垫上。她碰了碰他睡袍的袖子：“卡莱尔先生？”
“我明白，”他说，“我想告诉你，你能到我们家来，对我和孩子们真的太重要了。”他头疼得要眯起眼睛来。“这个头疼，”他说，“这个头疼要疼死我了。”
韦伯斯特夫人把手伸过来，手背贴在他的前额上。“你还有点儿烧，”她告诉他，“我再去拿点儿阿司匹林。那会帮你把烧退下来。我还是这儿的医生，”她说，“这个病还归我管。”
“我老婆觉得，我应该记下来这是什么感觉。”卡莱尔说，“她觉得写写发烧是什么样子，可能是个好主意。那样，我以后就能回过头来看看，搞清楚里面的含义。”他笑起来。眼里流出了泪。他用手腕抹掉了眼泪。
“我想我还是去拿阿司匹林和果汁吧，然后出去看看孩子们。” 韦伯斯特夫人说，“我看，他们快要对那些粘土失去兴趣了。”
发 烧（12）
卡莱尔害怕她要到另一个房间里，把他自己留在这儿。他想和她说话，清了清嗓子：“韦伯斯特夫人，有些事我想和你说说。很长时间里，我爱人和我相互爱着对方，超过世界上任何人或事，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想，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将会一起变老，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做这世界上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所有的事我们都将一起做。”他摇晃着脑袋，现在对于他来说，这才似乎是最最悲伤的事情：从今以后，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将是各干各的了。
“咳，没事的。” 韦伯斯特夫人说着轻拍他的头。他向前靠了靠，又继续说起来。过了一会儿，孩子们走到客厅来。韦伯斯特夫人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前，让他们不要乱动，注意听。卡莱尔看着他们，继续说。就让他们听吧，他说。这和他们也有关系。孩子们似乎明白他们得保持安静，甚至还要假装感兴趣，他们坐在了韦伯斯特夫人的腿边上。然后他们肚皮贴着地毯趴下来，呵呵的笑。韦伯斯特夫人严厉地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就不笑了。
卡莱尔继续说。刚开始，他的头还疼，自己穿着睡衣在沙发上的样子，也让他觉得很别扭，更何况他还是挨着一个老太太坐着，这个老太太正耐心地等着自己接着讲下去。不过，他的头慢慢不疼了，不久，他也不觉得别扭了，他甚至忘了自己应该有什么感觉了。他的故事本来是从中间讲起的，从孩子出生以后。后来，他向前回溯了一点，重新从头开始，从艾琳十八岁，他自己十九岁的时候开始，那时，男孩女孩，爱情如火。
他停下来，擦着前额，润滑着双唇。
“继续讲吧！”韦伯斯特夫人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继续讲，卡莱尔先生。有时，说出来就好了。有时候，得说出来。再说，我爱听。讲出来，你就会感觉好些了。类似的事也曾发生在我身上过，就是像那个你正形容的事，爱情，就是它。”
孩子们在地毯上睡着了。基思的大拇指塞在嘴里。韦伯斯特先生走到门口，敲了敲门，走进屋来接韦伯斯特夫人的时候，卡莱尔还没说完。
“坐下，吉姆，” 韦伯斯特夫人说，“不着急。继续说你的，卡莱尔先生。”
卡莱尔冲老头点点头。老人也冲他点了点头，在餐厅里给自己找了一把椅子，搬进客厅。他把椅子放在沙发边上，轻叹了口气地坐下来。他摘下帽子，疲惫地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当卡莱尔继续说起来的时候，老人把双脚都放在了地上。孩子们醒过来，坐在地毯上，来回摇着头。不过，那时卡莱尔已经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完了，他停了下来。
“很好，这样对你很好。” 韦伯斯特夫人看见他讲完了后，这样说，“你是好人。她也一样──卡莱尔夫人，也一样。别忘了，等这件事过去以后，你会没事的。”她站起来，解下了身上的围裙。韦伯斯特先生也站起来，戴上了帽子。
在门口，卡莱尔和两个韦伯斯特都握了手。
“再会了！”吉姆?韦伯斯特说完，压了压自己的帽沿。
“祝你们好运。”卡莱尔说。
韦伯斯特夫人说，明天早晨再见，就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就来。
就像是决定下来什么重要的事情，卡莱尔说：“对！”
老夫妇小心地沿着甬道走到他们的小卡车旁。吉姆?韦伯斯特弯腰钻到仪表盘底下。韦伯斯特夫人看着卡莱尔，挥了挥手。就在那时，站在窗边，他感到某种东西结束了。那和艾琳有关，那和这之前的生活有关。他曾冲她挥过手吗？他肯定挥过，当然了，他知道他以前挥过，但就在现在，他想不起来了。他知道，结束了，他感到自己能够放她走了。他确信，他们曾经在一起的生活，就像他自己刚刚说过的那样发生过。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而那段生活的离去──虽然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他自己也曾竭力反抗过──也将会变成现在的他的一部分，就和任何他留在身后的东西一样，成为现在的他的一部分。虽然，他曾不敢相信也曾竭力反抗过那段生活的离去，它们还是离去了。那段生活的失去，就和任何他抛在身后的东西一样，都将成为了他现在的一部分。
伴着小卡车的蹒跚向前，他又一次抬起手臂。老夫妇开走的时候，他看见他们冲着他匆匆侧了侧身子。那之后，他放下手臂，转向他的孩子们。
蓝领失望的纪录──卡佛自话（1）
“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没钱。我们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爱人都使尽了全力，但生活也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一直是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我爱人也一样。她当招待员或是挨家挨户地推销东西。很多年以后，她终于在高中里教书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则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有比写小说和写首诗更重要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
“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他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要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顶上的屋顶。我们曾有过梦想，我和我爱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想错了。”
“我得说，对我生活和写作最大的一个影响，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间接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在我们在同一个房檐下面的生活里，从开始到结束差不多总共十九年，在那些年里，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受到他们繁重而有害的负面影响。
他们的存在让我明白，如果我想写东西，写任何东西，能够真的写完任何东西，并想得到那种完成一个作品后才有的享受的话，我只能写短篇小说和诗歌，写那些我能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
对于我的那些所谓的文学尝试，我需要看到触手可及的成果。所以我有意识地，当然也是不得不，把自己局限于写那些我知道我能够坐下来一次写完的东西，最多两次。”
“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困难优雅的解决不仅是不合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但即使我很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作家的职责，如果作家有职责的话，不是提供结论或是答案。如果一个小说能够回答它自己，它的问题和矛盾能满足小说自己的要求，那就够了。而另一方面，我只希望能保证，读者读完我的小说后，不会有受到欺骗的感觉。”
“我不觉得我写的人物有什么特别或是反传统的。这辈子我一直认识这样的人。事实是，我就是这样的人之一，迷惑的，酩酊大醉的。我就是从这些人中来的，很多年来，我和他们并肩工作。所以我从没想过要写一个关于学院生活的小说，或是关于老师，关于学生的故事。让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事物，是那些我在身边的生活里目睹的事，是我在自己生活中目睹的事。那些生活里，当有人敲他们的门，白天或是晚上，或是电话铃响了，他们真的会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怎么弄到付房租的钱，也不知道冰箱坏了怎么办。有个评论家批评我写的《保鲜》，说，‘好，冰箱坏了──那怎么不叫维修人员来给修好呢？’这是一种无知的评语。要请人修最少要花六十美金。可能这个评论家没有注意这点，但有人是花不起钱请人来修冰箱的，就像有人不去看医生，因为自己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牙齿坏掉了，因为没钱去看牙医。集中关注这些人，我不觉得自己和别的作家真的有什么不一样，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了的人了。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做的。”
蓝领失望的纪录──卡佛自话（2）
“在《新规范》 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说我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干过任何蓝领工作。这样说，很搞笑。”
“工人阶级，或说是中低下产阶级。后来变成已经不再是‘中低下’级了，而成了美国生活里最绝望也最庞大的下层土壤。这些人无法完成他们经济、道德的义务和职责。就在他们中间，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有我的小说都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写作是一个建立联系的过程。这一句话，那一个字的。我不会写一个关于我邻居阿特先生的故事，但我可能会写一个小说，里面的角色就像阿特一样，在门廊上徘徊着念叨，‘我要春季大扫除了。’”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要是我写的小说，读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被它感动，并让自己想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就高兴。我还能再奢求什么？我们都要被提醒，自己是个人，这是很重要的。”
“在我的小说中，人物之间往往没什么爱情或是别的某种联系。不过，《大教堂》是个例外。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它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篇都不同。这可能也反映了我自己生活的变化。写《大教堂》的时候，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这些。’写那篇故事对我自来说也是一个展开自我的过程。”
“写完《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之后，我有将近六到八个月的时间什么东西都没写。那之后，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大教堂》。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我陆陆续续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最后写的是《发烧》。这些小说都收在短篇小说集《大教堂》中。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花了我十五年的时间，但《大教堂》前前后后只用了十五个月。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很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改变。《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了一些。”
“相比起人物正在想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对对方说些什么，什么是他们没有说出口的，什么是他们正在谈论但却没有去做的，什么是他们正在做而没有到处宣扬的。说到底，人物的行为似乎比他们做那些事的原因更让我感兴趣。”
“我在自己写字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三成五的卡片。上面写着庞德的一句话：‘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
“是什么创造出一片小说中张力？在一定程度上，这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能见度’低的小说。”
“这其实又回到了海明威的路子上：只要你自己清楚你都省略掉了什么，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我想这是海明威说的一句格言吧。我不想这样说，但我真的觉得我知道自己都省略掉了什么。”
“写作，或是任何形式的艺术创作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它是一种交流。”
“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我得先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然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至于文学是否能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样想想当然好，但我真的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