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带着伤疤而无事寻衅的面孔，就已经使我在跨进大学的教室时兴味索
然。那些真正有求知欲的大学生们也都是尽量规避这一帮可悲的英雄们。他
们去学校图书馆时宁愿走那不引人注目的后门，而不愿穿过大讲堂，为的是
不愿碰见这一帮家伙。
我应该上大学，这是经全家商量早已决定了的事。但究竟学哪种专业？
父母让我自己选择。哥哥已进入父亲的企业。因此，对于第二个儿子的事似
乎也不那么迫切了。只是为了家庭的荣耀，最后非要弄到博士学位不可。至
于专业么，哪一种都行。奇怪的是，我对自己学哪一种专业也无所谓。对我
这个早已把心献给了文学的人来说，哪一种专业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我甚
至在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学院—这种不信任的情绪至今仍未消除。我认
为好的书籍胜过最好的大学，这个埃默森①的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
以我至今仍然坚信：尽管一个人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读过中学，但他仍
然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或其他什么家。
我在实际生活中曾发现过无数这样的事实：一个旧书店的店员对于书的了解
常常胜过有关的教授：一些经营艺术品的商人总是比研究艺术的学者更懂艺
术；各种领域里的大部分重要建议和发现，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来的所以我
觉得那些大学课程对于智育的普遍提高是有实际意义的、是可行的和有所裨
益的。而对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则是多余的，甚至还可能对他们起到阻碍
作用。尤其是一所象我们维也纳大学这样有六七千大学生的大学，人满为患，
教师与学生之间那种有益的个人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妨碍，而且曲于过于因
袭旧的传统而远远落后于时代。在这样一所大学里，我看不出有哪个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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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会对我具有魅力。因此，让我自己选择的范围也就并不存在。应该倒过
来说，不是哪个专业深深吸引了我，而是哪个专业最不使我头痛，能在我自
己的特殊爱好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时间和自由。于是我最后决定选择哲学专
业，或者按照我们旧的概念范畴，不妨说我选择了“严密的”哲学。然而这
实在不是出自内心的爱好，因为我的纯抽象思维能力实在很差。我的思想无
一不是从具体的对象、事件和人物形象发展而来。一切纯理论和形而上学的
东西，我是学不会的。但是哲学中那种纯物质的领域则毕竟极为有限，因此
去听这种“严密”的哲学课程或参加讨论倒是最容易混过去。唯一必须做的
事，就是在第八学期末交一篇论文和参加唯一的一次考试。所以我从一开始
就把时间都安排好了：在前三年对大学的学习不闻不问！然后在最后一年全
力以赴去抠讲义，草草对付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也就给了我想要从它
那里得到的唯一东西：在我一生中有几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去研究文学艺术
——人生大学。
当我现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像我刚上大学时的那种上学而又不上课
的幸福时刻是为数不多的。我当时还年轻，因而还没有那种责任感和事业心。
总的说来，我是比较自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属于我的。我可以读书、
写作、一切随自己安排，无需向任何人尽责。晴朗的地平线上尚未出现大学
考试的阴云，因为三年时间在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看来，是多么漫长！多么充
裕！在这三年中可以得到多少意外的快乐和收获！
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诗作进行一次毫不惋惜的筛选 （用
我的话来说），编成一本集子。我今日仍不愧于承认：对我这样一个刚刚中
学毕业的十九岁的中学生来说，铅字的油墨气味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比
①
设拉子 的玫瑰油还要香。不管哪一家报纸，只要发表了我的一首诗，都会自
然而然地使我那脆弱的神智得到新的振奋。难道我现在不正该迈出决定性的
一步，出版一本诗集吗？那些比我自己还要充满信心的同学们的鼓励终于促
使我下了决心。我冒昧地直接将诗稿寄给舒斯特尔?勒夫勒出版社，它是当
时出版德语诗歌的一家有声望的出版社，是李林克隆、戴默尔、比尔鲍姆蒙
贝尔特等整整一代诗人的出版者，同时也出版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
崭新的德语抒情诗。不久，那些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就接踵而来—这种幸
福时刻在一个作家获得辉煌成就之后的一生中是不会再体味到的。一封盖着
出版社印章的信送来了—这是奇迹和吉兆！我激动地把它拿在手中，没有
勇气把它启封。而当我读到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我的书并提出要保留出版我今
后著作的优先权的那一瞬间时，我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一包第一校的印样
寄来了，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拆开邮包，看着那排印的铅字、版式和书的
毛本。几周之后，第一批样书寄来了。我不知疲倦地察看着、抚摸着、比较
着，一遍又一遍！随后就像孩子似的到几家书店去转悠，看看里面有没有自
己的书，是摆在书店中央呢，还是摆在角落里。以后的事么，就是期待从各
方寄来的信，期待最初的评论，期待从某个不相识的人、某个料想不到的人
那里获得最初的反应———个年轻人当他第一部著作面世时，都会有这种我
曾暗暗羡慕过的紧张、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不过，我的这种陶醉只不过是对
最初时刻的迷恋，而绝非自满。我以后不仅没有再重印我的《银弦集》（这
① 设拉子，伊门西南部城市，法尔斯省首府，以盛产玫瑰花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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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那已一去不复返的处女之作的书名），而且也不让其中任何一首诗选入
我的《诗集》，这一简单事实足以证明我对自己的最初诗作很快就有了不同
看法。那些诗句不是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一些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
的模仿，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诚然，为了引起同行们的注意，这些诗篇
表现了某种音乐美和形式美，因而我不能抱怨说我没有受到足够的鼓舞。当
年著名的抒情诗人李林克隆和戴默尔象，同行似的衷心赞誉我这个年仅十九
岁的年轻人。我十分崇拜的里尔克把他的新诗集的单行本寄给我，作为对我
那本“如此美好的书”的回赠。以后我还把里尔克的书当作我青年时代最珍
贵的纪念品从奥地利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带到英国 （它今天又在哪里呢？）。
尽管我最后心里有点阴沉，觉得里尔克赠给我的这第一件礼物—也是我收
到的许多礼物中的第一件—已有四十年了，而且那熟悉的字句已是来自冥
府的问候。不过，最使我惊喜不已的是马克斯?雷格尔—这位除了里夏德?施
特劳斯之外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来征求我的同意，允许他能从我的诗
集中选出六首谱成歌曲。后来我就经常在音乐会上听到自己的这首或那首诗
———些被我自己早已忘却和舍弃了的诗句却由于一位大师的这种兄弟艺术
而流传下来。
这些出乎意外的赞许尽管也带着坦率友好的批评，但它们毕竟及时产生
了作用，使我有勇气采取由于自己信心不足而从来未采取过的或者说至少是
没有及时采取的步骤。早在中学时代我除了发表一些诗歌以外还在《现代》
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评论。但我却从来不敢向一家影响极广的
大报投稿。其实，在维也纳也只有一家大报，那就是《新自由报》。这家报
纸格调高，无论它的文化情趣还是政治声望，都对整个奥匈帝国有所影响，
就像英语世界中的《泰晤士报》和法语世界中的《时代报》一样。而在德意
志帝国境内的德文报纸，没有一家曾为达到如此卓越的文化水准而进行过不
懈的努力。《新自由报》的发行人莫里茨?贝内狄克特是一个具有非凡组织
才能和孜孜不倦的人，他为使自己的报纸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超过所有的德
文报纸而竭尽全力。当他崇拜某一位著名作家时，就会不惜代价，接连给他
发去十封甚至二十封电报，并且预支每一笔稿酬，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版都
增加文学副刊，刊登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的全部著作的目录。阿纳多尔?法
朗士、盖尔哈特?霍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肖伯纳就会值此机
会在这家报纸上聚会。这家报纸为指导全市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作出过不可
估量的贡献。不言而喻，这家报纸的世界观是“进步的”和自由主义的，它
的态度是有节制和谨慎的，在代表古老的奥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方面堪称表
率。
在这座“进步”的殿堂里更有一席特别神圣之地—即所谓“副刊”。
像巴黎有名的日报《时代报》和《论坛报》一样，副刊和那些瞬息即变的政
治消息和日常新闻有“明显的”不同，它只登载有关诗歌、戏剧、音乐和艺
术方面的最精辟和最优秀的文章。而且只有那些早有定评的权威人士才能在
副刊上有发言权。只有当一个作者具有透彻的判断力、多年的经验、娴熟的
文笔，并经过几年试用之后才能到这种神圣之地来担任副刊的主编。就象圣
①
伯夫 以他的《月曜日》文学评论成为巴黎的绝对权威一样，杂技大师路德维
① 夏尔?奥古斯坦?圣伯夫（Charles Augnstin Sainte-Beuve），法国文学评论家，以文学评论集《月曜日漫
谈》和 《新月曜日》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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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斯派达尔和爱德华?汉斯利克是 《新自由报》副刊上戏剧和音乐方面的
权威。他们俩人的赞成或反对决定着一部作品、一出戏剧、一本书在维也纳
能否获得成功，从而也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副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
当时知识界的每日话题。他们讨论、评议、赞赏或者持敌对态度。倘若在那
些早已受人尊敬的“副刊作者”中间突然冒出一个新名字，那就简直象发生
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年轻一代的作者当中，唯有霍夫曼斯培尔曾以他的
几篇优美文章偶尔在那里占上一角，而其他的年轻作者就必须有自知之明，
把自己的文章拿到文学刊物上去发表。谁能在《新自由报》的头版上写文章，
那就等于为自己的名字在维也纳树立了大理石丰碑。
在我父辈们的眼里，《新自由报》简直就悬一位圣贤，而我竞把一首小
诗投给该报，我今天已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有这种勇气。不过，我最终遇到的
却不是简单的拒绝。该报的副刊编辑一周只有一天对外接待时间，而且是在
下午二点至三点的一小时之内。他要依次接待那些固定的著名撰稿人，只有
极少的时间用来处理一个局外人的投稿。我顺着旋转式的小小铁扶梯走到他
的办公室时，心怦怦地跳着。我请人进去通报，几分钟之后侍役回来，说副
刊编辑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那间又挤又窄的房间。
《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名叫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他是我有生以来见
到的第一个应当享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他这样一
个人在犹太族人民的命运和我们时代的历史中发生过何等重大的转折作用。
在那个时候，他的态度还是矛盾和暧昧的。他曾以写诗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
然而很快就显露出一个报人的杰出天才，他先出任驻巴黎的记者，以后才成
为《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维也纳读者最喜爱的人物。他的文章富于敏
锐和常常是明智的观察力，笔调优美，高雅而妩媚，无论是轻松的还是批判
性的文章均不失大家气度。就我记忆所及，在记者们所写的文章中，他的文
章是最有文化修养的，能使我们这座城市里的善于挑剔的人们为之倾倒。他
也曾有一出戏剧在城堡剧院演出过，并获得成功，从而使他成为一位名人，
被青年们所崇拜，为父辈们所尊敬，一直到那发生意外的一天。命运总是知
道怎样把它所需要的人去找来以完成自己神秘的日的，尽管这个人想在命运
面前躲藏起来。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曾在巴黎目睹过一桩令他内心震撼的事，这也是使
他一生发生变化的许多时刻之一：他作为一名记者列席了公开贬黜阿尔弗雷
①
德?德雷福斯 的经过，他看到人们如何将德雷福斯的肩章撕下，尽管这个脸
色苍白的人大声叫喊着：“我没有罪！”在那一瞬间，赫尔茨尔内心深深知
道德雷福斯确实是无罪的，他之所以蒙受那可怕的叛变嫌疑，仅仅因为他是
一个犹太人。正直、见义勇为的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早在上大学时就为犹太
人的命运而忧虑。甚至那种先知的本能使他早就预感到犹太民族的整个悲惨
命运，虽然在当时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由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天
生的领袖，自己的思想和世界知识极其丰富，一点都不比他那一副堂堂的仪
表差，所以他在上大学时就提出过一个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幻想计划，甚
至要通过自愿的集体洗礼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统一起来，他总是沉醉于戏剧性
①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一八五九—一九三五），法国军官，出身干犹太中产阶级，
1894年任法军总参谋部大尉，由于所谓把军事秘密出卖给德国而被控，史称“德雷福斯事件”，这是法兰
西第三共和国政府为摆脱 内政危机而蓄意制造的一起排犹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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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将领着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走向斯特凡大教
堂，用象征性的举动作出榜样，一劳永逸地从歧视和仇恨的厄运中拯救出这
个被驱赶和没有祖国的民族。然而，他不久就认识到这项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经过几年工作之后，他终于不再去注意这个他自认为是他毕生责无旁贷要“解
决“的问题。而现在，当德雷福斯受到贬黜的时刻，他想到自己的民族将要
永远受到歧视，心就像刀割一般。他想，如果种族隔离是不可避免的话，那
就彻底隔离！如果我们命该遭到凌辱，那就骄傲地迎上去！如果我们因没有
祖国蒙受苦难，那我们就该自己建立一个祖国！于是他出版了 《犹太国》这
本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宣告：无论是寄希望于同化，还是一味的忍让，对
犹人民族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
新国家。
当这本剑拔弯张的薄薄的小册子问世时，我还正在上中学，不过我仍能
清楚记得它在维也纳犹太人的资产阶级圈子里所引起的普遍震惊和恼怒。他
们不快他说：这一个如此能干、又有风趣、具有文化修养的作家想要干什么？
他为什么要写出这样的蠢话？干这样的蠢事？我们干吗到巴勒斯坦去？我们
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祖国是美丽的奥地利！在仁慈的弗
朗茨?约瑟夫皇帝领导之下我们不是生活得蛮好吗？我们不是生活得挺体
面，地位挺可靠吗？难道我们不是这个国家的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吗？难道
我们不是这个可爱的维也纳的世代居住和忠实的市民吗？我们不是生活在一
个再过几十年所有偏见都要消除的进步时代吗？为什么这个自称是犹太人而
且想帮助犹太教的人要把证据白白送给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呢？现在，每天每
日都在把我们和德意志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融为一体，而他，为什么要想
把我们和这个世界隔开呢？于是犹太教的传教士激动得离开了布道坛：《新
自由报》的领导人绝对禁止在他的“进步的”报纸上说起犹太复国主义这个
①
词。维也纳文学界的忒耳西忒斯 、竭尽恶毒讽刺之能事的卡尔?克劳斯还写
②
了一本名为《锡安山上的国王》的小册子。所以当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有一
次走进剧院时，全剧院的观众都发出喃喃低语的讽刺声：“陛下驾到！”
起初，赫尔茨尔觉得可能是自己被人误解了。他多年来一直受到维也纳
人的爱戴，因而认为维也纳是他最安全的地方，维也纳人怎么会抛弃他，甚
至嘲笑他呢。可是回报他的竟是如此愤怒和激昂的声音，这种突然的变化简
直把他吓坏了。他无非是写了几十页的文字，却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远
远超出他意料之外的反响。而且这种反响不是来自那些在西方过着舒适安逸
生活的犹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东方的广大群众，来自加里西亚、波兰和俄
国的犹太无产阶级。赫尔茨尔没有料到，他用自己那本小册子重新激起了流
落异国的所有犹太人的那种快要熄灭的热烈向往，实现在旧约中已谈了千年
③
之久的弥赛亚 的复国的梦想—这既是希望，也是宗教信仰，它是使那些被
践踏、被奴役的千百万人觉得人生尚有意义的唯一寄托。在人类两千年的历
史中，一个先知或者一个骗子的话都可能使一个民族的所有人心激奋起来，
但却从来没有像这一次的声势浩大、会有如此咆哮般的反响。孤零零的一个
① 忒耳西忒斯 （Thersites ），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希腊军中最丑陋者，多言而好斗，后为阿喀琉斯所杀。
常暗喻尖酸刻薄者。
② 锡安山 （Zion ），因位于耶路撒冷，转喻为耶路撒冷城。
③ 弥赛亚，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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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他写的几十页的文字把一盘散沙似的、争吵不休的群众团结起来了。
当这种构想尚处在梦幻似的没有确定形式的最初时刻，肯定也是赫尔茨
尔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然而，一旦当他开始在现实生活中确定目标、
积聚各种力量时，他就会立刻发现他的这种犹太民族在各族人民和各种命运
中间显得多么不协调。这里的犹太人信教，那里的犹太人不信教；这里的犹
太人奉行社会主义，那里的犹太人奉行资本主义。他们用各种语言互相争吵
着，都不愿意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当一九○一年我第一次见到赫尔茨尔时，
他正处在这种斗争中间，也许还包括着他同自己的斗争。他还没有足够的勇
气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而放弃这个维持自己生活和赡养家庭的职位。他还必
须把精力分散在小小的记者生涯上，这项任务是他真正的生活。这就是当时
接待我的那个副刊编辑特奥多尔?赫尔茨尔。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站起身来向我问候，我不禁发现，“锡安山上的国
王“这个含有讽刺意味的译名还真说得有点道理。他那宽大的高高前额、面
部线条清楚，黑得几乎发青的教士式的胡须、深褐色的忧郁眼睛，真有一副
国王的神气。他那有点戏剧性的夸张举止一点儿都不显得做作，因为他那副
至高无上的威严神气使得他的这种举止显得十分自然，不需要利用这种特殊
场合在我面前故意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子。在这间狭窄得可怜、只有一扇窗户
的编辑部小房间里摆着一张堆满了纸张的旧写字台，他就在这张写字台后面
①
办公，好似一个贝督因人 的部落酋长。他身穿一件飘动着的贝督因人的白色
无袖外套，穿得是那样自然，就好象穿着自己那件按照巴黎式样精心裁剪的
燕尾服。在他有意识地作了稍稍间歇之后—正如我以后经常看到的那样，
他喜欢这种短暂的间歇所产生的小小效果，这大概是他在城堡剧院里学来的
——用那倨傲然而却又十分友善的神情向我伸出手来。他一面指着身边那把
软椅示意我坐下，一面问道：“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或者看到过您的
名字。您写过诗，对吗？“我不得不点头承认。于是他向后背一靠，说道：
“那么您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大作？”
我说我很愿意让他看看我写的一篇小散文。接着我便把手稿递给他。他
看了一下封页，从第一页一直翻到最后一页，为的是要估计一下有多少篇幅。
然后又把身子靠在软椅背上，似乎比刚才陷得更深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
他已在开始阅读我的手稿 （因为我事先并未预料他会这样）。他看得很慢，
总是一页一页地往下翻，而不抬头向上看一眼。当他阅完最后一页之后，缓
慢地把手稿叠好，细心地将它放进一个文件袋，并用蓝铅笔在上面作了一个
记号，却始终没有看我一眼。当他用这些神秘莫测的动作把我置于长时间的
紧张状态之后，他才用那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缓慢的、郑重其事的语
气说：“我很高兴能告诉您，《新自由报》的副刊将发表您的这篇漂亮散文。”
那种气氛简直就像拿破仑在战场上把一枚十字勋章佩戴在一个年轻的中士胸
前一样。
看起来，这好象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可是只有那个时代的维也
纳人才会懂得，他的这种提携意味着一个人将从此平步青云。我这个年仅十
九岁的青年将会在一夜之间跻身于名流之列。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从这初次
见面的时候趁就一直对我多加关照，同时他自己也利用这个与我相识的偶然
① 贝督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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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立刻写了一篇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以为维也纳的艺术已趋袁微。恰恰相
反，在维也纳，除了霍夫曼斯塔尔之外，现在还有一大批年轻的天才呢，他
们当中将会出现佼佼者，这时他首先提到了我的名字。象特奥多尔?赫尔茨
尔这样著名的人物率先为我能获得令人瞩目因而也是责任重大的社会地位制
造舆论，这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然而我却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参加甚
至共同领导他的犹太复国运动，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更为困难的决定——
看起来，好像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但是我确实不愿和他贴在一起。主要是赫尔茨尔自己党内的同志对他那
种不尊的态度使我和他疏远开来—那种不尊的态度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他
在东方的同志责备他根本不懂犹太精神，且至连犹太人的风尚习俗都一窍不
通。那些国民经济学家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副刊编辑。每个人都有自己反对他
的理由，而且采用的方式也不都是十分礼貌的。我知道，当时那些完全献身
于他的事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曾使他感到欣慰，然而那些人却亟需教育。
那个小圈子里的争论不休、敌对好斗的精神以及缺乏真诚、端正的组织关系
使我疏远了他的犹太复国运动，我以前出于好奇心接近过这个运动，那仅似
是为了赫尔茨尔的缘故。当我们有一次谈论到这个话题时，我公开承认我对
他的队伍中缺乏纪律性感到不满。他苦笑着对我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
几个世纪以来对儿戏似地讨论问题、对思想意识的无休止争吵已习以为常
了。在两千年来的历史中，我们犹太人实际上根本没有为世界创造真正的东
西，我们不得不现在才学习那种必要的献身精神，而我自己至今也尚未学会
这种献身精神，因为我毕竟还要不断地给副刊写文章，毕竟还是《新自由报》
的副刊编辑，我的职责是只能在报纸上宣扬一种思想，而不能散布其他的想
法。不过，我正处于改变自己这种现状的过程之中，我自己要先学习完全的
献身精神，这样，或许其他人也就跟着一起学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他
的这席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当时都不明白，为什么赫尔茨
尔久久不能下决心放弃他在《新自由报》的职位。我们都以为是为了家庭的
缘故，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他后来甚至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了私人财产，
不过，世界上的人只是到了很晚很晚才知道这些情况。当时那一席谈话，还
有他的许多日记都表明，陷于内心矛盾中的他，心情是多么痛苦。
从那以后我曾见过他多次，不过，在所有的相遇之中只有一次会面是值
得回忆和难以忘怀的，也许因为那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缘故吧。我从国外回来
——我在国外时和维也纳只有通信联系—有一天，我终于在市公园遇见了
他。他显然是从编辑部来，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不再象从前那种
飞快的步伐。我礼貌地向他问了日安，想匆匆走过。但是他却迅速向我迎来，
一边伸出手，说道：“您为什么老躲着我？
这根本不必要！“他说我能这样经常到国外去很好。“这是我们唯一的
办法！我所知道的一切也都是在国外学到的。一个人只有到了国外才能自由
思考问题。我相信，我在这里永远不会有勇气产生建立犹太国的构想。纵然
有这种设想，也早被他们毁于萌芽状态之中。好在这种构想是从国外带来的，
一切都在国外想好了，他们也就无可奈何了。“接着他懊丧地抱怨起维也纳
来，他说他在本地受到的阻力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国外。尤其是从东方，现
在又从美国，得到的都是促进力量，不过他对自己的事业已感到十分厌倦了。
他说：“总而言之，我的错误是动手太晚。维克托?阿德勒在他斗志最旺盛
的年华—三十岁时就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了，还不说历史上的那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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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您知道，我为失去的年华，为我未能早早从事自己的使命，思想上
是多么痛苦。如果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就像我的意志那样坚强，那么一切都好
说。可是逝去的年华是再也赎不回来的。“我陪他走了好长一段路，一直送
他到家门口，他站在门口，向我伸出手来，说道：“您为什么从不到我这里
来？您从未到家来看我。只要您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就行，我现在已抽得出时
间！“我答应以后来看望他，但我实际上是下定决心不实践自己的诺言，因
为我愈是爱戴一个人，我就愈珍惜他的时间。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到他那儿去过一回，那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当时他已病魔缠身，终于突然倒下，所以我到他那里去，也只能是为了陪他
上坟墓。那是七月里的一天，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一天情景的人都不会忘怀那
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突然之间到达维也纳各车站的每一趟列车，不管白
天黑夜，都载有从世界各地来为他送葬的人。他们是来自西方和东方，来自
俄国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他们从各个省份和各个小城市涌到这里，脸上还带
着闻到噩耗而惊愕的神情。过去人们由于争吵不休和流言蜚语未曾发现的
事，现在却让人们感到格外的清楚：此刻在这里安葬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
袖。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送葬队伍。维也纳骤然发现，去世的不仅仅是一位作
家、一位普普通通的诗人，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无论是在
一个国家还是在一个民族之中，只有间隔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显出是必将获
得胜利的思想。在公墓附近发生了一场骚动，突然之间有许多人在猛然爆发
的绝望之中涌向他的灵柩，他们哭嚎着，叫喊着，简直像山崩地裂一般；一
种激烈的、令人销魂的极度悲哀冲乱了全部秩序。我所见到的那种情景是我
参加的葬礼中空前绝后的。有着千百万人口的整个民族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如
此巨大的悲痛，我从中第一次感受到这一个孤独的人以他的思想威力能在世
界上引起多么巨大的激情与希望。
我有幸跻身于《新自由报》副刊作者行列，对我个人来说也有着深远的
意义。因为我从此获得了家庭对我意想不到的支持。我的双亲对文学本来就
不甚关心，也从来没有自己的/L判断。所以在我的父母看来，就像维也纳的
所有资产阶级一样，《新自由报》赞扬什么或谴责什么和不理睬什么，都是
重要的。他们觉得《新自由报》上刊登的文章必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因为无
论是谁，只要在该报上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就会引起人们的尊重。一
个每天以崇敬和期待的心情注视着这份最最重要的报纸的家庭，一旦当他们
在某一天的清晨难以置信地发现，坐在他们桌旁的这个在学校里不冒尖、不
完全循规蹈矩的十九岁的年轻人所写的东西居然被当作“无害的”儿戏之作
而乐意地采用了（这总要比玩牌或者和轻佻的姑娘们调情要好），在那些著
名的和有经验的人物撰文的地方居然留出一隅让 （迄今在家中并不受到十分
重视）的他来发表意见。这时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所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即使我能写出像济慈、荷尔德林、雪莱那样最美的诗也不可能使周围的
人对我如此刮目相待；从前，当我走进剧场时，总有人对那个神秘莫测的本
①
亚明指指点点—他曾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挤进德高望重的老人行列。现在，
由于我经常、几乎是按期在《新自由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因此我也很快遇
① 瓦尔特?本亚明（walter Benjamin ），德国文学理论室，一九二四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对文艺提出了一系
列与传统观点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当时德国的革命文学内部有很大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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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有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地方人物的危险。好在我及时摆脱了这种危险：
一天上午，我告诉我的父母我下一学期将要到柏林去上大学，这使父母喜出
望外。全家的人都尊重我的这一愿望，或者确切点说，他们是对《新自由报》
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我有了这块金字招牌护身，所以他们也就不好不成全
我的意愿。
当然，我并没有想到柏林去上什么“大学”。我在那里和在维也纳一样，
一个学期只去了两次大学，一次是为了进行听课注册，第二次是为了让教务
人员在听课证书上签名盖章。我在柏林寻求的既不是讲座也不是教授，而是
一种更彻底的自由。我总觉得在维也纳受到环境的限制，和我往来的那些文
学界的同行们几乎都和我一样，来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阶层。在这座相互之
间了解得一清二楚、天地狭小的城市里，我必然永远是个“优裕”家庭的少
爷，然而我对这个所谓“上流”社会阶层却已十分厌恶，我甚至愿意到所谓
“劣等”社会阶层中去寻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我在柏林时，从来不去看
大学的课程表，也不知道是谁在讲哲学。我只知道这里的“新”文学要比在
我们那里的“新”文学更繁荣、更充满活力；我只知道在柏林能遇见戴默尔
以及其他年轻一代的诗人，在柏林不断有新的杂志出版，新的曲艺场和剧院
落成，总而言之，用我们维也纳人的话来说，在柏林“总有点儿什么新鲜事”。
事实上，我是在一个令人极感兴趣的历史时刻到达柏林的。自一八七○
年柏林从一个相当一般、完全不富庶的普鲁士王国的小小首都成为德意志帝
国皇帝的京城以后，这个位于施普雷河畔的不显眼的地方突然繁华起来，可
是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领导中心却还不在柏林。慕尼黑因其本地拥有无数的画
家和诗人，自然是艺术的中心，就音乐而言，是德累斯顿的歌剧占据着主导
地位。而那些诸侯国家的首邑也都各有文化艺术的特长。尤其是维也纳，凭
借它数百年的文化传统。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在文化艺术方面至今还远远
超过柏林。不过，随着近几年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柏林也开始揭开新的一
页。规模巨大的康采恩、资财万贯的家族纷纷云集柏林。新的财富和伴随而
来的强大冒险精神，为该地的建筑业、剧院的兴建开辟了其他德国大城市所
没有的前景。在威廉皇帝的圣谕保护之下，各种博物馆开始扩建；剧院找到
了像奥托?布粒姆这样杰出的领导人。恰恰由于柏林缺乏真正的传统，缺乏
几百年的文化历史，所以它吸引着青年人来此进行尝试。因为传统也往往意
味着阻力。受到古老传统的束缚、把过去的一切偶像化的维也纳对青年人以
及他们的大胆尝试总是采取谨慎和观望的态度。而在柏林却可以进行新的探
索，因为它正想迅速为自己塑造一个有个性的形象。所以，青年人从全国各
地，甚至从奥地利，一起涌向柏林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之中那些赋有天才
的人自然会在这里取得成就。维也纳人马克斯?赖因哈德为了谋得一个职位，
不得不在维也纳耐心地等了二十年，可是在柏林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获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