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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茨威格

_6 斯蒂芬・茨威格 (澳大利亚)
何关于性的启蒙和不准许与异性无拘无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
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为只有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
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耳
闻目睹得愈是少,在梦幻中想得愈是多;一个人的肉体接触空气、光线、太
阳愈是少,性欲积郁得愈是多。总而言之,加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那种社会
压力,无非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怒罢了,而并没有提
高什么道德品质。从我们春情萌发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本能地感觉到,那种
不诚实的道德观念想以掩盖和缄默,从我们身上夺走理该属于我们年龄的东
西,为了一种早已变得虚伪的习俗。牺牲我们希望坦诚的意志。
甚至可以说,那种一方面在私下为性的存在和性的自然宣泄创造各种条
件、另一方面又在公开场合对此讳莫如深的“社会道德”,只不过是在进行
两面三刀的欺骗罢了。因为它一方面对年轻的男人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向他
们使眼色,怂恿他们“变得滑头一些”—正如当时人们在家庭隐语中怀着
善意的戏谑所说的那样,而另一方面它对妇女则忧心忡忡地紧闭双眼,装成
① 伊莎多拉?邓肯 (Isadora Duncan,一八七八—一九二七),美国著名女舞蹈家,一九○○年后成为在
欧洲的芭蕾舞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主张舞蹈摆脱学院式芭蕾的束缚,倡导“自然”的表演和形体美的和谐。
她本人始终赤着双脚,身穿短袖自羊毛齐膝长衣跳舞,因大反当时的芭蕾传统而名噪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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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甚至社会习俗,也仅仅不得不默认:一个男人有性欲冲动和可以有性
欲冲动。但是,如果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个女人也同样可能被性欲征服;造
物为了自身永存的目的也同样需要阴性这一极,这就触犯了“女人圣洁”的
观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时代,一个女人在被男人引起性的要求之前—毫
无疑问,只有在正式的婚姻生活中才许可—自己是不能有任何肉体要求
的。这种定约曾被当成公理贯彻。可是,即使在那些讲究道德的时代,空气
中也总是充满各种危险的能引起性爱的传染物—维也纳尤甚,因此,一个
出身上流家庭的姑娘,从她出生一直到她和丈夫一起离开婚礼圣坛的那一天
止,必须生活在一种经过彻底消毒的气氛之中。为了保护年轻的姑娘们,绝
不让她们独处须臾。她们都由一位家庭女教师看管着,绝不让她们在无人保
护的情况下离家门一步,无论是上学还是去上舞蹈课和音乐课,都有人接送。
她们读的每一本书都经过检查。而最主要的是,让年轻的姑娘们整天忙个不
停,使她们无暇产生可能有的危险念头。她们得练习钢琴,学习唱歌、绘画、
外语、文化史和文学史。她们受到各种培养,甚至有点过分。但是,就在把
她们培养成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教养的同时,人们又不安地担心她们对于
最最自然的事一窍不通,她们对于男女之间的事一无所知的程度是我们今天
的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上流家庭出身的年轻姑娘不许对男性的身体结构有任
何的了解,不许知道孩子怎样来到人间,因为要让这位天使在结婚之前不仅
自己的肉体没有被人接触过,而且她的心灵也要保持绝对的“纯洁”。对一
个年轻姑娘来说,“受过良好教育”在当时完全成了对于生活无知的同义词;
有时候,当年的妇女们对生活一辈子都是无知透顶。我有一个姨妈,曾发生
过这样荒唐的事,时至今日还使我忍俊不禁。她在新婚之夜的凌晨一点钟突
然回到父母的寓所,大吵大嚷,说什么她再也不愿见到那个和她结婚的下流
男人,说他简直是个疯子和坏蛋,因为他一本正经地想扒下她的衣服,她费
了好大的劲才使自己摆脱了那种显然是病态的要求。
当然,我也不能不指出:这种无知在另一方面又使当时的年轻姑娘们产
生神秘的诱惑。羽毛未丰的小姐们预感到:在她们自己天地的左右和后边还
有着另外一个她们什么也不知道和不许知道的世界。这就使得她们好奇、向
往、热衷,和有一种身不由己的心绪纷乱。一旦有人在街上向她们打招呼,
她们就脸红—今天还会有脸红的年轻姑娘么?当姑娘们单独在一起时,她
们就嘀嘀咕咕、窃窃私语、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微醉了似的。她们怀着对那
个和他们隔绝的未知世界的各种期待,对生活做着罗曼蒂克的梦想,但同时
又羞于被人发现。她们的肉体渴望着那种连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温存抚爱。稍
一想入非非,就会使她们的整个举止不断失态。她们走路的姿势也和今天的
姑娘们不同,今天的姑娘们经过体育运动的锻炼,身体的动作和小伙子们一
样的轻松自在,而在当时,只要看一个女子走上数百步路,就能从步履和姿
态上分清她是年轻姑娘还是已婚妇女。她们比今天的姑娘们还要姑娘气十
足,而不会象已婚妇女,从本质上来说,她们像是暖房里用人工加温培养起
来的花朵;没有经过任何的风霜,非常娇滴:她们是用一种特定的教育和文
化精心培养起来的产物。
而当时的社会就是要把年轻姑娘培养成这种样子:既有很好的教养,可
又什么都不懂,既好奇又害羞,对男女之间的事愚昧无知,缺乏自信和不懂
实际,由于那种脱离生活的教育,使她命中注定在以后的夫妻生活中任凭丈
夫左右和摆布。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它的最密而不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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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标志,即把她作为女性的端庄、贞洁、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
可是当这样一个年轻姑娘一旦耽误了自己的光阴,到了二十五岁、三十岁还
没有结婚,又是多么可悲呵!因为社会习俗冷酷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姑娘为
了“家庭”和“体统”始终保持那种和她的年龄早已不相称的、没有性经验、
没有性要求的性盲状态,然而这副娴淑的形象以后往往会遭到可怕的丑化。
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处女,于是
无聊的小报便向她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谁今天翻开一本从前的《散页画

报》或当时的一份别的什么幽默刊物,他就会可怕地发现,每一期上都有对
老姑娘们的穷极无聊的嘲讽—那些老姑娘由于神经失常而已不知掩饰自己
的自然性爱要求。她们曾为了家庭和自己的好名声而不得不压抑自己内心的
自然要求—对爱情和做母亲的要求,然而人们不但不体谅这种以牺牲自己
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而以那种使我们今天感到厌恶的不通人情去嘲笑她
们。一个以极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最无
情地反对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公诸于世的人。
如果说,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凤尚想竭力维护这样一种假设,一个“上
流社会“的女子,只要她不结婚,她就不会有性欲和不许有性欲—不然,
她就会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而被逐出家门——,但同时却又不得不承认
一个青年男子身上有这种性欲冲动的存在。因为根据经验要想阻止已成年的
青年男子过自己的性生活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不求奢望,但愿他们能在被
奉为神圣的社会道德的大墙以外来满足自己不体面的享乐。象大城市一样,
上面是豪华商店林立、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大街和优美的林荫道,地底下却隐
藏着排泄污泥浊水的阴沟。青年人的全部性生活也应该在“社会”道德的表
面下进行。而对青年人在这方面会遇到哪些危险和陷入哪些势力范围,则漠
不关心。同样,学校和家庭也由于畏首畏尾而耽误了对青年男子进行这方面
的启蒙教育。只是到了上世纪的最后几年,才间或有某些懂得未雨绸缪的父
亲,或者像当时所说的那样,一些“思想开明”的父亲,在发现自己的儿子
刚开始长出胡子的时候,就想着要帮他在这方面走上正道。于是家庭医生被
请了来;医生便偶尔把那青年人请进房间,先慢条斯理地擦一会儿眼镜,然
后开始作关于性病危险性的讲演,并劝告那青年人要节制性生活和不要忽略
采取安全措施,其实,青年人到了那个年龄对此早已无师自通。另有一些父
亲采用一种更为奇特的手段。他们聘一个漂亮的姑娘到家里来侍候,她的任
务就是用实际行动向那个年轻公子教会这方面的事。因为那些父亲们觉得:
让青年人在自己家里干泄欲的事,在外表上仍然可以保持礼仪,而且还可以
防止青年人落入某个“骗子”之手,这岂不更好。但是社会各界却始终唾弃
这样一种公开和直率的启蒙方法。
那么对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年轻人来说,究竟有哪些泄欲的途径呢?这
个问题在所谓下层社会的各个圈子里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在农村,一个长工
在十七岁时就和一个侍女睡觉,而且一旦这种关系有了后代,往后也就无所
谓了。在我们阿尔卑斯山的大多数村庄里,未婚同居生的孩子远远超过结婚
生的孩子。在无产者中间,一个工人在他能结婚以前早已和一个女工同居多
① 《散页画报》(“Fliegende Blatter”),一八四四至一九四四年在墓尼黑由布劳恩和施奈德出版社(Verlag
Braun &Schneider)编辑出版的带有插图的幽默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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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加利曾信奉正教的犹太人中间,一个几乎刚刚成年的十七岁小伙子就
娶妻成亲,四十岁就能当爷爷。只是在我们资产阶级的社会圈子里才鄙夷这
种解欲的方法—早婚,因为没有一个家庭的父亲愿意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
一个二十二岁或二十岁的小伙子,认为如此“年轻”的丈夫尚欠成熟。这里
也再次暴露了一种内在的虚伪,因为资产阶级的年历和自然的年历根本不一
致。从身体的自然发育来看,十六、七岁已经成年;但对社会来说,年轻男
子只有当他获得“社会地位”以后才算成年,而这在二十五六岁以前几乎是
不可能的。于是,在身体的实际成年和在社会上的成年之间产生了六年、八
年或者十年的人为间隔。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男于不得不自己为泄欲寻
找“机会”或为寻求“风流”而操心。
但在这方面,当时的时代并没有给他提供太多的可能性。只有极少数特
别富有的年轻人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赡养”一个“姘头”—也就是说,
为她准备一套住宅和负担她的生活费。和一个已婚妇女发生关系—这是当
时可以在长篇小说中描写的风流韵事的唯一文学典型,同样只有少数特别幸
运的人才能够碰上。其他大多数人是在和小铺子的女售货员和饭店女招待的
厮混中使自己的内心略微得到满足。由于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兴起,妇女
尚未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所以只有极贫穷的无产者出身的姑娘们一方面没
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另一方面对那种萍水相逢、不打算结婚的两性关系拥
有充分的自由。她们衣着寒酸、不修边幅 (在那些时代,一间浴室尚属富家
的特权),经过十二小时的劳动之后己疲惫不堪。日工资低得可怜。这些穷
苦的姑娘在一个狭窄的天地里长大,生活水平要比自己的情人低得多,以致
她们大多数人自知形秽而不愿和情人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当时的社会习俗
已事先为她们的窘迫采取了特别措施:设立所谓单间餐室。在那里和一个姑
娘共用晚餐是不会被人看见的;至于其他的一切则可以在昏暗的偏僻小街旁
的小旅馆里干,那些小旅馆是专为让人干这种事而开设的;但是所有这些幽
会都必须仓促进行,而且也缺乏原有美的感觉,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为
了解决性欲。因为干这种事的时候从来都是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像是十一
件违禁的事。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和某个两栖人—一半属于资产阶
级一半又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搞两性关系,诸如女演员、女舞蹈演员、女艺
术工作者之流,她们是当时唯一“解放”的妇女。但总的说来,构成当时婚
外性生活的基础是娼妓。似乎可以这样说:卖淫是资产阶级社会这座华丽建
筑的黑暗的地下室的拱顶,在它上面竖立着耀眼的无瑕门面。
关于卖淫在二次大战前的欧洲广泛蔓延的情况,当今的一代行年几乎已
很难想象。今天,我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已难得遇到妓女,就象难得在行车
道上看到马车一样。可是在从前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卖笑的妇女,要躲避她
们比找到她们还要难。此外,还有许多“非公开的场所”,如通宵酒店、歌
舞场、备有女舞伴和歌女的舞厅、有性感姑娘应召的酒吧。当时,卖身的女
人就象商品一样,按不同的价钱论小时公开出卖;一个男人不用花多少时间
和费多少劲,就能把一个女人像一包香烟或一张报纸似的买来,消受一刻钟、
一小时或一夜。但对今大的青年人来说,这种当时不可缺少的场所几乎已经
自然而然地变得不必要了;而且,把卖淫从我们这个世界清除出去的,并不
是警察和法律;这种由假道德造成的悲剧性产物之所以自行消亡—尽管尚
有若干残余—是由于对它的需求日益减少的缘故。我觉得,要强调说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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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生活方式和爱情方式更为诚实和自然,莫过于这样的事实了。
对于当时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国家及其道德观念的官方立场从来都觉得
十分尴尬。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可以有卖身的权
利;但从生理需要的角度,又不能没有这种卖淫,因为它能疏导令人烦躁的
婚外性欲。于是,那些权威们便自相矛盾地试图求助于把卖淫分为两种的办
法:一种是被国家视为不道德和危险而要取缔的暗娼,一种是有营业执照和
向国家纳税的合法妓女。一个决心当妓女的姑娘将得到警方的特别许可和一
本准予营业的证书。当她把肩己置干警方的监督之下和履行每周让医生检查
两次的义务,她就有营业的权利了:把自己的内体以她认为合适的任何价格
出租。这种合法的妓女就像其他一切行业一样,被认为是职业,但又并不完
全承认—这里恰恰露出了社会道德的马脚。譬如说,一个妓女把她的商品,
即自己的肉体卖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事后又拒绝支付预先商定的价
钱,妓女却无法对他进行控告。她的要求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不道德的要求,
得不到政府当局的保护—因为按照法律的解释,这种案情是可耻的。
从这样一些细节已可觉察到那种观念的自相矛盾性:一方面把那些卖身
的妇女纳入国家允许的职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把她们个人看作是置于普
遍权利之外的弃民,而实际上的不公正是在具体掌握。也就是说,所有那些
限制只是针对比较贫穷的阶级。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可以在维也纳以两百克朗
一小时的要价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男人,当然,她不需要任何执照;而一个
流落街头的少女只能要价两克朗一小时。至于那些大交际花,报纸会在一篇
关于跑马或跑马大赛的报道里把她们的名字排在显贵人物的行列,因为她们
早已跻身于“社交界”。同样,一些为官廷、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富豪们介绍
这些奢侈商品的女经纪人也往往受到法律的庇护,而法律通常对拉皮条是判
以重刑的。严格的条例、无情的监督、社会的摈斥,只不过针对成千上万的
妓女大军罢了,而她们却用自己的肉体和被玷辱的心灵维护着那种反对自由
和自然的爱情形式、早已腐朽了的旧的道德观念。
这支卖淫大军分成不同的种类—恰似一支真正的军队分成骑兵、炮
兵、步兵、要塞炮兵各兵种一样。最早的妓女就像要塞炮兵。她们占据城市
里的几条固定的街道,作为自己的大本营。那些地方大多是中世纪时代的刑
场,或者麻疯病院区、或者墓地,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早就避免在那里
居住,只有一些无业游民、刽子手和其他一些受社会歧视的人在那里栖身。

当局在那里开辟若干条小巷作为色情市场,就象日本的吉原街和开罗的鲜鱼
市场,幢幢青楼,一户挨着一户。到了二十世纪,那里还有两百或五百名妇
女,一个挨着一个,在平房的窗户前招待:这些廉价的商品分昼夜两班营生。
流动性的卖淫—无数在街上替自己寻找顾客的卖身姑娘—就象骑兵
或步兵,在维也纳通常把她们称为“徘徊女郎”,因为警方给她们划了一条
无形的界线,只允许她们在某一段人行道上做自己的生意。她们穿着一套好
不容易买来的冒牌时髦服装,白天黑夜地在大街上徜徉,从深夜走到黎明,
不时用化妆得很糟糕的、已经倦容满面的脸,向每一个过路行人装出一副卖
弄风情的微笑。她们给人以欢乐,自己却没有欢乐,而且没完没了地从这个
角落转移到那个角落,最终不可避免地都要走上同一条路—走进医院的
路。我觉得,自从大街上再也没有这样一群忍饥挨饿、愁眉若脸的女人以来,
① 吉原街,是日本东京妓院集中的一条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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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有的城市显得漂亮和人道多了。
但是即使有了这样一群娼妓,仍不够满足经常不断的需要,有些人要过
一种比在街上寻求这种飘忽不定的蝙蝠和可怜的极乐鸟更为方便和更加隐秘
的生活。他们要享受一种更加欢愉的爱情:要有灯光和温暖;要伴有音乐和
跳舞;要有一副阔绰的派头。因此,为这类嫖客另有一些“不公开的去处”
——妓院,一些姑娘们聚集在院内的一间摆着假冒华贵陈设的所谓“沙龙”
里。她们有的穿着贵妇人式的长礼服,有的显然穿的是晨服。男男女女先在
那里一起饮酒、跳舞、聊天,一边还有一个弹钢琴的不时奏着音乐供他们消
遣,然后成双成对地偷偷溜进一间卧室。有些高级妓院—尤其是巴黎和米
兰的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妓院—往往会使一个未经世面的人产生一种错
觉:他仿佛被请进了一座聚集着一群略微有点放纵的社交贵妇人的私邸。这
类妓院里的姑娘和在街上拉客的姑娘们相比,在相貌上要更好一些。她们不
必冒着风雨在污泥浊水的小巷中游荡;她们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穿戴着漂亮
的服饰,有丰富的食物,尤其是有足够的酒可喝。但实际上她们却因此而成
了老鸨们的俘虏;老鸨们供给她们衣着,是为了抬高她们的身价,供应她们
膳宿,是为了有利可图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即使是最勤勉、最有毅力的
姑娘也都始终背着还不清的债,她们将永远无法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离开这
个家。
如果把某几家这类妓院的秘史写出来,一定会引人入胜,而且会成为当
时文化的一种重要文献,因为这类妓院隐藏着最最奇特的秘密之处;而平时
非常严厉的官府对这些秘密无疑是十分熟悉的。那里有秘密的后门、专用的
楼梯,社会最上层的人物—正如人们私下传说的,还有宫廷里的人物——
能够从此进入妓院,而不会被其他该死的人看见;那里有四面镶着镜子的房
间;还有可以从里面偷看隔壁房间里的一对男女正在毫无察觉地寻欢作乐的
房间;那里有专为迷恋异性衣着的性变态者准备的最最奇特的化装服饰,大
大小小的箱子里锁着从尼姑的长袍到芭蕾舞女演员的穿戴。而恰恰是这样的
城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道德风尚,当年轻的姑娘们骑上自行车,就要愤
懑地斥之为有损于科学的尊严;当弗洛伊德角他冷静、清楚、透彻的方式说
出真相时,却不以为然。恰恰是这个慷慨激昂要维护妇女贞洁的世界,竟容
忍这种可怕的卖身,甚至统筹这种卖身行业,并从中渔利。
但愿今天人们不会受那个时代的多愁善感的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所迷
惑;对青年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年轻的姑娘们在家庭的管束
下,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身心的自由发展受到妨碍,年轻的小伙子们又迫
于那种基本上谁也不相信、谁也不遵循的社会道德,不得不背地里去干偷偷
摸摸的事;青年男女之间很少有无拘无束、真诚的关系—按照自然法则,
它恰恰意味着青春的幸福和欢乐。在那一代青年人中间,谁也记不得在他和
女人的最初接触中有多少值得他怀着真正出自肺腑的喜悦留恋的插曲。因为
除了那种迫使他们不得不始终小心谨慎和藏藏掖掖的社会压力之外,当时还
有另一种给心灵蒙上阴影的因素,即使是在最充满深情的时刻也摆脱不掉这
种阴影,即害怕传染上性病。在这一点上,当时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相比,
也要吃亏得多。因为不要忘记性传染病在四十年前流行的程度要比今天严重
一百倍,而更主要的是,要比今天危险和可怕一百倍。这是由于当时的医院
对性传染病实际上是束手无策,没有像今天这样一种又快又干脆的科学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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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今天,性传染病已不当一回事。中小型大学的校医院用保尔?埃里希①
的疗法常常只需几个星期就把性传染病治愈了,以致一个教授无法给他的大
学生们看一种刚传染上梅毒的初期病症。但在当时,根据军方和大城市的统
计,十个年轻人中至少有一两个成为性传染病的牺牲品而丧命,因此不断有
人提醒青年人要注意这种危险,当你在维也纳沿街行走时,每隔六七家门面,
就会看到这样的招牌:“皮肤病和性病专科医师”。再说,不光是害怕传染
上性病,更令人害怕的是当时那种望而生畏和有失人格尊严的治疗方法;今
天世界上的人已不再知道那种治疗方法了:一个传染上梅毒的患者得把整个
身体让人用水银涂上好几个星期;其副作用则是牙齿脱落、身体其他各部位
受到损害。一个偶然沾上了这种恶疾的不幸牺牲者感到不仅自己的心灵而且
身体也大大受到法污。再则,纵然经过这样可怕的治疗之后,患者也不能一
辈子肯定,可怕的病毒是否就不会从包囊中随时复发,以致由于脊椎麻痹而
全身瘫痪,前额后面的大脑软化。所以,当时有许多年轻人一旦发现自己被
诊断患有梅毒,就立刻拿起手枪自杀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自己
和自己的近亲被人怀疑患有不治之症而讨嫌,在感情上是无法忍受的。不仅
如此,一种始终只能在暗地里过的性生活还会带来其他种种忧虑。当我今天
细细回忆过去时,我几乎不知道在我青年时代的同伴中有哪一个不是带着苍
白的面容和惘然若失的目光突然而来的,其中有一个是因为得了梅毒,或者
说他怕自己已经得了梅毒;第二个是因为要让女方堕胎而受到敲榨勒索;第
三个是想背着家里去治病,但又没有钱,第四个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为了
一个女招待推给他的孩子支付赡养费;第五个是因为他的钱包在一家妓院里
被窃但又不敢去告发。总而言之,在那个假道德的时代,青年们的生活比那
些御用文人所写的小说和戏剧要戏剧性得多,另一方面也要不干不净得多,
紧张得多,同时也令人沮丧得多。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就青年人的性
爱而言,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和幸福;而那种性爱却是他们的年龄所决定
的。
这一切之所以必须在一幅忠实反映时代风貌的画面中反复强调,是因为
当我今天和第一次大战后的年轻人聊天时,我几乎经常不得不强迫他们相
信,我们当时的青年人和他们这一代青年人相比,根本不能说是幸运的。当
然,从公民的意义上讲,我们比今大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的一
代青年得被迫去服兵役、服劳役,目的无非是为了让许多国家的群众服从某
种意识形态,而主要是听凭那种愚蠢的世界政治的专横摆布。而我们当时却
能不受干扰地献身于自己的艺术和各种精神爱好,使私生活更加个性化。我
们生活得更富有世界主义,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我们不需要护照和通行证
就能到处旅行,想上哪里就上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
宗教信仰。我丝毫不否认,我们事实上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个人自由。我们
不仅热爱个人自由,而且充分利用这种个人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

贝尔所说的:“我们一会儿缺酒,一会儿缺酒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
全俱美的事是很少有的。当社会风尚给人以自由时,国家却要去束缚他。当
国家给人以自由时,社会风尚却要想法去奴役他。我们确曾有过较好的生活
① 保尔?埃里希 (paul Ehrlic,一八五四—一九一五),德国著名医生和化学家,由于发明治疗梅毒的药品
“六○六”而闻名于世。
① 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一八一三—一八六三),著名德语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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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见过较多的世面。但是今天的青年生活得更丰富,而且更有意识地在度过
自己的青春时代。今天的年轻人,从自己的中学、大学走出来时,总是昂着
头,带着愉快的面容,兴高采烈,小伙子和姑娘们能相处在一起,在学习中
结成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友谊,而没有虚假的羞涩腼腆。他们一起运动、一起
游戏、一起滑雪,象古希腊罗马时代似的在游泳池里自由自在地比赛,男女
两人乘着小轿车穿过田野,他们像兄弟姐妹似的过着各种各样健康而又无忧
无虑的生活,没有任何内在和外界的压力,每当我看到这种情景时,我总觉
得,我们和他们之间不是相隔四十年而是一千年;当时我们为了表达爱情和
接受爱情,总得找个隐蔽的角落。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有利于青年一代的社
会风尚的变革有多么巨大!他们在爱情和生活方面重又得到了那么多的自
由!并且在这种新自由中身心都变得非常健康!我觉得,自从允许妇女们举
止风度可以自由随便以来,她们漂亮多了,走起路来挺胸直腰,眼睛显得更
加有神,谈话也不再那样装腔作势。这新的一代青年摆脱了父母、姑姨和教
师们的监督,早已不知道那些曾妨碍我们发展的各种阻力、畏惧和紧张情绪。
他们平时除了对自己和对良心负责以外,无需向任何人汇报自己的所作所
为,这是他们所具有的另一种自信心。他们再也不知道我们当年为了干一件
男女之间违禁的事而必须采取拐弯抹角和偷愉摸摸的伎俩,他们理直气壮地
认为干那种违禁之事乃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热情洋溢、生气勃勃、以那种和
他们年龄相当的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态度,幸福地享受着青春年华。不过我
觉得,这种幸福之中的最大幸福,是他们不必在别人面前撒谎,而是可以把
自己的自然感情和欲望诚实地披露,不必自欺欺人。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一辈
子无忧无虑地生活,心中没有我们当年青年人畏俱的各种精神压力。由于认
识到男女相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当年在爱情中觉得特别珍惜和诱人的
那挡子事,他们可能觉得无所谓;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羞涩和腼腆的神秘阻
力,没有那种合情脉脉之中的多愁善感,他们甚至根本不会料到,正是那种
对忌讳之事所抱的恐惧才神秘地增加了享乐的趣味。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一
切和下面这样一种拯救人的转变相比较,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今天的青年
没有那种战战兢兢和沮丧消沉的情绪,而是充分享有我们当年不曾有的东
西: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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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学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令人厌烦的中学生活在上个世纪的最后
一年结束。我们勉勉强强通过了毕业考试—因为我们对于数学、物理以及
那些经院式的烦琐课程又究竟知道些什么呢?可校长却为此用一篇慷慨激昂
的演说向我们这群身穿庄重黑礼服的毕业生表示他的祝贺,说我们现在已长
大成人,今后应兢兢业业为祖国增光。随着毕业,同学之间长达八年之久的
友谊也就烟消云散了。从那以后我只再度相逢过少数几个在中学时代风雨同
舟的伙伴。我们大多数人进了大学。那些不得不寻找职业和工作的人只好用
羡慕的目光看我们。
因为在那已经消逝的时代,奥地利的大学还有着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特
殊荣耀,当上一名大学生,就会享有某些特权,从而使年纪轻轻的大学生们
觉得自己要比他们所有的同龄人都优越得多。对于这种古老的离奇现象,在
德语国家之外大概是很少有人了解的,因此需要对这种离奇现象的荒诞性似
不合时宜性作一番解释。我们奥地利的大学大多创建于中世纪,在那个时候
从事学术生涯,是被视为一种不同寻常的事。为了吸引年轻人上大学,就得
给他们一定的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是不受一般法庭制裁的,警察也不能到
大学里来搜捕人或找麻烦。大学生穿的是特制的服装。他们有权与人决斗而
不受惩罚。人们承认他们是一个有着自己习俗或者说恶习的帮派。后来随着
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的逐渐民主化,当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其他种种帮派和
行会日趋式微而解体时,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们也早已在全欧失去了这
种特权地位。然而唯有德国和这个操德语的奥地利,等级观念依然一直凌驾
于民主之上。大学生们顽固地抱着这些早已失去任何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
还想把特权扩大,使之形成一种大学生们的特殊惯例。一个操德语的大学生
觉得自己除了享有公民的和一般的荣誉之外,首先应该享有一种大学生的特
殊“荣誉”。因此,要是谁侮辱了他,谁就必须答应“决斗”。也就是说,
非用武器决一雌雄不可,如果那人证明自己也“有权进行决斗”的话。所谓
“有权进行决斗”,根据这种自鸣得意的说法本身,显然不是指某个商人或
者某个银行家,而是指只有受过大学教育和有学位的人或者军官才能享有这
种和一个嘴上无毛的愚蠢年轻人进行击剑的特殊“荣誉”,这种“荣誉”在
几百万人中间也难得有第二个人能享受。而另一方面,他之所以不得不“证
明“自己具有这种男子汉气概,也无非是为了标榜启己是一个“真正”的大
学生,也就是说,他要尽可能多地参加决斗,甚至要在脸上留下这种英雄行
为的真正标记—“剑刺的伤疤”,让人看得一目了然,光滑的面颊、一个
没有伤痕的鼻子,和一个真正的日耳曼大学生的身分是不相称的。所以,属
于某个大学生联谊会的大学生,即那些衣帽上佩带有色标记的大学生,必须
经常去寻找新的“对手”,为此他们有时互相挑战,有时向其他一些安分守
己的大学生或者军官们不断寻衅。每一个新来的大学生都要在这种“联谊会”
的击剑场上如法炮制地学会这种光荣的主要活动形式。此外,他还要信守团
体的各种惯例。每一个新来者被称之为“一年级新生”,由联谊会的某一个
师兄帮带,他得像奴隶似的听从这位师兄。而这位师兄则要教会他去适应那
种高贵的“品尝”艺术:点滴不剩地一口气喝尽一大杯啤酒,一直喝到呕吐
为止,从而十分光彩地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有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
大吼大叫地高唱大学生歌曲,或者在夜间成群结队喧嚣着穿过街道,嘲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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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而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男子汉气概”,“大学生风度”,“德意
志气派“。每当星期六联谊会的大学生们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和袖章,挥舞
着旗帜出去“闲逛”时,这些头脑简单、对自己的行为盲目引为骄傲的年轻
人似乎觉得他们就是青春精神的真正代表。他们蔑视那些对这种大学生的文
明和德意志的男子气概一窍不通的“庶民”。
对一个刚从外省来的中学生———个初到维也纳、未经世面的小青年来
说,这种充满活力而又“愉快的大学生时代”显然是一切浪漫色彩的化身。
甚至那些已住在自己村子里、上了年纪的公证人和医生们,也还会数十年如
一日地怀着兴奋的神情仰望着交叉地挂在屋子里的剑和彩色袖章。他们骄傲
地把自己脸上的剑击伤痕当作“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而在我们看来,这
种头脑简单而又残忍的举动是令人厌恶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带有这类
标志的货色时,我们就会明智地退避三舍。因为对我们这些把个人自由视为
至高无上的人来说,这种嗜好侵略和挑衅的本性显然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
和最危险的东西。况且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矫揉造作、生硬刻板的浪漫行为背
后包藏着精心算计过的各种实际目的。因为一个大学生一旦成为一个“好斗”
的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就能保证他得到这个组织的“元老们”的提携,使
他日后得到高官厚禄,飞黄腾达。对在波恩的“普鲁士人”来说,这是进入
德国外交界的唯一可靠途径;对奥地利的大学生来说,参加信奉天主教的大
学生联谊会,则是在执政的基督教社会党中谋求肥缺的途径。所以,那些绝
大多数的“英雄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他们的有色袖章将来会替他们补偿在
大学的紧张学习中所耽误的一切。额角上的几道剑击伤痕在接受任命时将会
比额角后面装的知识更起作用。不过,单是那副军国主义党徒的粗暴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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