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完全为此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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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学校
我在国民小学毕业以后被送进中学，这只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因
为每户有钱人家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都精心培养“受过教育”的儿子，要他
们学习法语、英语，让他们熟悉音乐，并先后让家庭女教师和家庭男教师管
教他们的礼貌举止。然而，在那“开明”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所谓“高等
学府“的教育，即进入大学，才完全有真正的价值。因此，每个“上流”
家庭都追慕在自己的儿子中至少有一个在名字前冠有博士学衔。但这条
通往大学的道路却是相当漫长和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愉快。因为在此之前必须
坐在硬板凳上念完五年国民小学和八年中学，每天要坐五至六小时，课余时
间则完全被作业占满，而且还要接受除了学校课程以外的“常规教育”，即，
除了学习古典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外还要学习“活”的语言—法语、英语、
意大利语，也就是说，除了几何、物理和学校规定的其他课程以外还要学习
五种语言。学习负担重得不能再重，几乎没有进行体育锻炼和散步的时间，
更谈不上消遣和娱乐。
我今天还依稀记得，我们七岁的时候非得学会和合唱一首什么“愉快、
幸福的童年“的歌。那首简单朴素的小歌的乐曲今天还在我的耳际回响，但
它的歌词我当时就唱不利索，更没有作为一种信念进入我的心坎。因为老实
说，我对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生活始终感到无聊和厌倦，一年比一年感到不
耐烦。盼望尽早摆脱那种枯燥乏味的求学生活。我记不得在当时那种单调枯
燥、缺乏温暖、毫无生气的学校生活中曾有过什么“愉快”和“幸福”。学
校生活彻底破坏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代。甚至可以坦白地
说，当我看到本世纪的儿童比我们当时幸福、自由、独立得多时，我还真有
点妒忌哩。当我看到今天的儿童无拘无束和几乎是平等地与自己的老师闲聊
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似的始终怀着一种隔阂的感觉而是毫无畏惧地奔
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可以在学校和在家里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
轻、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还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
独立、自然的人，而在我们那个时候，当我们还未踏进那幢可憎的学校大楼
以前，我们就得全身紧缩，免得撞上那无形的架轭。学校对我们来说，意味
着强迫、荒漠、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了的“毫
无知识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那些经院式或者装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
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兴趣毫无关系。那是一种无精打采、百无聊
赖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强加于我们身
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永远离开学校的那
一天—我得为它感谢学校。
这倒并不是我们奥地利的学校本身不好。恰恰相反，所谓“教学计划”
是根据近一百年的经验认真制订的，倘若教学方法生动活泼，也确实能够奠
定一个富有成效的相当广博的学习基础。但是正因为刻板的计划性和干巴巴
的教条，使得我们的课死气沉沉和枯燥透顶。上课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学习器
械，从来不依靠个人进行调节，而仅仅象一具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
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了什么程度。
然而，恰恰是这种索然无味、缺乏个性、对人漠不关心、兵营似的生活，无
意之中使我们不胜痛苦。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而且凡是学过的东西都
要考试。在八年之中没有一个教师问过我们一次，我们自己希望学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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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没有鼓励的意思，而这正是每个年轻人所悄悄盼望的。
这种死气沉沉的样子从我们学校那幢搂房的外表上就可以看出。那是一
幢典型的实用建筑，是五十年前用低廉的造价，马马虎虎仓促建造起来的。
阴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糟糕，低矮的教室里没有一幅画或者其他使人赏心悦
目的装饰。整幢楼房都能闻到厕所的气味。兵营似的学校里使用的是一些旅
馆里的旧家具，这些家具以前已经有无数人使用过，而且说不定以后还会有
无数人同样漫不经心地或者凑凑合合地使用下去。一直到今天我还不能忘记
楼房里那股子在奥地利的所有官署办公室里比比皆有的霉味，我们当时有人
把它称为“国库”味，凡是堆满积物、供暖过分和空气从不流通的房间都有
那种霉味，它先沾染一个人的衣服，然后再沾染他的心灵。学生们象被判处
在橹舰上划桨的囚犯似的两人一排地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板凳上—长板凳矮
得足以使人变成佝偻—一直坐到骨头疼痛。到了冬季，没有灯罩的煤气灯
发出蓝幽幽的火光，在我们的书本上闪烁；到了夏季，所有的窗户都被经心
地遮上了窗帘，为的是不让学生看到那一角蓝色的天空而思想开小差。上个
世纪还没有发现：正在发育的青少年是需要空气和活动的。因此，以为在硬
板凳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过道里休息十分钟就够了。
我们一星期两次被带给体操房，在那里的木板地上毫无目的地来回踏步走。
体操房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每踏一步，尘土扬起一米高。而这样一来，也
就算是考虑到了卫生保健措施；国家也就算对我们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
的“责任”。许多年以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敝的楼房时，我还有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总算不必再跨进那间我青年时代的牢房了。而当那所显
赫的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请，要我在部长
和市长面前致贺辞，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那所学校没有什么可感激的，
所以，任何一句感谢之类的话也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那种令人沮丧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对于他们，既不
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
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束缚于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他们也象我
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当中午学校的钟声一
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获得了自由，欢愉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
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过了好几
年，他们也还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而且，就当时的教学方
法而言，他们除了批改出“学生”在上次作业中有多少错误以外，再也没有
什么要关心的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他们提问，我
们回答，除此以外，我们之前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师生之间，在讲坛和课
椅之间，在可以看得见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见的眼皮底下之间，隔着那堵
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着任何的接触。一个教员理应把学生当作一
个希望对他自己的特殊个性有深入了解的人来看待，或者甚至象今天司空见
惯的那样，有责任为学生写出“报告”，即把他观察到的学生的情况写出来，
但在当时，这些是大大超出他的权限和能力的。更何况，私人谈话还会降低
他的权威性，因为这样谈话很容易使我们这些“学生”和身为“前辈”的他
平起平坐。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教员之间在思想感情上毫不沾边的一点
是，我早已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和面貌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记忆中，只清
清楚楚保留着那座讲坛和那本我们始终想偷看一下的班级记事簿的形象，因
为里面记着我们的分数。我今天还记得那本教员们主要用来评分的小小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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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记得那支用来记分的黑短铅笔，记得自己那些被教员用红墨水批改
过的练习簿，但是我怎么也记不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脸—也许因为我
们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或者从不认真地看过他们一眼。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不是一种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的同学中有谁
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的，它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志趣。不过，
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对我们它少年的教育采用这样一种冷漠无情
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
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图。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
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在追求一个太平盛肚的偶像上，它对青年一代是不
喜欢的，说得更透彻一点，它对青年一代始终抱着怀疑。对自己有条不紊的
“进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社会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从容不迫
和中庸节制是人的唯一能见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们引导向前的急
躁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由一位自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和由年迈的大臣们管
理着的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防止各种
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而年轻人的天
性，就是要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此他们也就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
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
本没有打算要使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过得愉快。我们应该通过耐心的等待才
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升迁。由于这种不断的往后推移，因此年龄也就像今天一
样完全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就像一个孩子
似地被对待，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因要解手而想
要离开课椅，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那个时候，纵
然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汉，也还会被看作是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呢，而且即
便到了四十岁，也还被认为不足以胜任一个负责的职位。所以，当有一次三
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尔被任命力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好象发生了一桩惊
人的意外事件：这样一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竞托付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
（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在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自己
的作品）——维也纳全城的人都为之诧异，窃窃私语。这种不信任感—把
每一个年轻人视为“不完全可靠”—在当时遍及所有的社会阶层。我父亲
在他的商行里就从未接待过一个年轻人，而且谁不幸看上去显得特别年轻，
那么他就得到处克服那种不信任感。于是，产生了一种今天几乎不能理解的
风气：年轻，处处成为升迁的障碍；年老却成了有利条件。而在我们今天这
个完全变了样的时代里，四十岁的人干事的时候，愿意让人看上去象是三十
岁似的；六十岁的人愿意自己像四十岁似的。今天，到处推崇年轻、活力、
干劲、自信；而在那个太平年代，任何一个想要进取的人，为了使自己显得
年老一些而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打扮自己。报纸上宣传介绍怎样加速长胡须
的方法。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医生都已蓄起大部胡须和戴
上金丝边眼镜，尽管他们的眼睛根本没有这种需要，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
为了给第一批病人留下“有经验”的印象。男人们都穿长长的黑色小礼服，
步履从容稳重，而且可能的话，挺起一个微微凸出的圆肚子，以体现那种刻
意追求的老成持重。有虚荣心的人，都竭力装作自己已脱离那种被人视为靠
不住的青年时代，至少在外表上要这样。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已
不愿意再背中学生的书包，而愿意用公文包，为的是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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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青年人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一切在我们今天
看来都是令人羡慕的素质，但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作是
靠不住的表现。
唯有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观念，才会明白，国家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
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就得教育我们把现存的一切尊为完美无缺
的，教师的看法是万无一失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都
是绝对有效和与世永存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
人太舒服。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首
先应该懂得自己要尽义务，而且主要是尽完全服从的义务。从一开始就应该
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在一生中尚未有任何的贡献，没有丝毫的经验，唯有
对给予我们的一切永铭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什么问题或者什么要求。在
我那个时代，从孩提时候起就对人采用吓唬的蠢办法。女仆和愚蠢的母亲们
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吓唬他们，说什么如果他们再闹的话，就去叫“警察”。
当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拿着某一门副课的一个不好分数回家，
我们就会受到恫吓，说再也不让我们上学了，送我们去学一门手艺—这在
资产阶级世界里是最可怕的恫吓了，因为它意味着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行
列。而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学习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释一下重大的时代问
题时，遇到的是盛气凌人的训斥：“这些事你还不懂呢。”不论在家里，还
是在学校和国家机关，到处都采用这种手段，不厌其烦地一再提醒年轻人：
他还没有“成熟”，还什么也不懂，他应该恭恭敬敬地听别人说话，而没有
资格插嘴或反驳。正是出于这种想法，学校里的可怜虫—教员，便高高地
坐在讲坛上，始终象一尊不可接近的泥菩萨。我们的全部心思也都应该局限
在“教学计划”之内。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根
据那个时代的意向，学校的真正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向前，毋宁说是阻止
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为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
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对我们的能力
加以约束和消灭能力差异。
对青年一代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更确切些说，这种非心理性的压
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们麻木不仁，就是使他们激奋
勇进。不过，人们不妨去翻阅一下那些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看看这种荒
唐的教育方法究竟产生了多少“自卑情绪”。要知道，这种所谓“自卑情结”
还恰恰是由那些本人经历过我们奥地利旧学校的人士所发现的呢。或许这不
是偶然的吧。我个人也要归功于这种压力，是它使我很早就显露出对自由的
酷爱，而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一代无法了解的；同时，我又对一切
权威，对一切曾经伴随我一生的“教训口吻”的谈话深恶痛绝。对一切不容
置疑的说教抱着绝然的反感，多少年来，简直成了我的一种本能。我早已忘
记这种反感是从何产生的。不过我记得，当有一次演讲旅行时，有人为我选
用了大学里的大讲堂。我突然发现，我必须从讲坛上向下说话，而坐在底下
长椅上的听众，好像我们以前当学生似的老老实实地不许说一句话地坐在那
里，我顿时感到一阵不快。我想起了在我整个中学年代那种高高在上、非同
伴式的、权威性的夸夸其谈的说教是怎样使我受罪的。于是我感到一阵害怕，
我怕从这高高在上的讲坛上说话，很可能就像当年我们的教员对我们说教似
的，不得人心。正是由于这种思想顾虑，所以那次演讲也就成了我一生中最
糟糕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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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五岁以前，我们还觉得学校生活相当不错。我们开教员的玩笑，
怀着新鲜的好奇心学习每一课书，但是以后学校就使我们愈来愈感到沉闷和
心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不知不觉地出现了：我们这些十岁进入中学的男
孩在八年中学的前四年就已在知识方面超过了中学的水平。我们凭直觉感 受
到，我们在中学已经没有什么正经的东西可学了，甚至在有些我们感兴趣的
课程方面知道得比我们可怜的教员还要多。那些教员自从念完专业以后由于
考虑个人利益再也没有翻过一本书。同时，我们也日益感觉到另一种矛盾现
象：我们在原先坐着埋头学习的课堂上已听不到什么新的内容或者我们觉得
有知识价值的东西；而在课堂外面却是一座令人产生无穷兴趣的城市，是一
座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处处都有音乐、每日每时都会给人带来意
外快乐的城市。所以我们那种被压抑的求知欲、那种在学校里无法满足的对
知识世界、艺术世界、人生享乐的好奇心，统统如饥似渴地转向学校以外发
生的一切。起初，我们中间只有两三个人发现自己身上有这样一种对艺术、
文学、音乐的兴趣，接着是十几个人，到最后，几乎是全体。
因为在青年人中间热情从来就是一种互相感染的现象。
它在一个班级里就像麻疹或者猩红热一样会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
身上。由于那些新参加的人都怀着天真的虚荣心，想尽快地使自己在知识方
面拔尖，所以他们往往是互相促进。
至于他们那种热情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一般说来都是偶然的。如果在
一个班级里出现了一个集邮者，那么他很快就会使十几个人同样入迷；如果
有三个人对女舞蹈演员羡慕不已，那么每天就会有另外一些人站在歌剧院的
舞台门旁。比我们年级晚三年的另一个班级，完全被足球所迷醉；在我们前
面的那个班级是热衷于社会主义或者托尔斯泰。而我则偶然进入到一届对艺
术发生狂热兴趣的班级，或许正是这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不过，就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情本身而言，它在维也纳是完全
自然的。维也纳的报纸为文化界发生的一切腾出特别的版面。一个人不论走
到哪里，随时都会听到左右两边的成年人在谈论歌剧院和城堡剧院的事；所
有的证券交易所都陈列着著名演员的画像；体育运动当时被看作是粗野的
事，一个中学生羞于问津，而符合群众理想的电影又尚未发明。所以我们这
种热情，即便在家里也不用担心遇到阻力，因为与打牌以及和姑娘们交朋友
相反，戏剧和文学是属于“无害”的嗜好。再说，我父亲也像所有在维也纳
的父辈们一样，他在青年时代也曾对戏剧如痴若狂，怀着和我们相类似的热
情去观看里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就像我们去观看里夏德?施
特劳斯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首场演出一样。对我们中学生来说，挤
着去看每一场首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谁第二天早晨不能在学校里叙
述首演的每一个细节，那么他在比他更幸运的同学们面前不知会感到怎样的
羞辱呢。假如我们的教师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发现，在
每一场盛大的首演以前的那个下午就会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神秘地病了—因
为我们必须三点钟就去排队，以便买到我们唯一可能得到的站票。倘若他们
注意得十分严密的话，那么他们也一定会同样发现，在我们拉丁文语法书的
封皮里夹着里尔克的诗。而我们的数学练习本则用来抄录借来的书籍中那些
最优美的诗歌。我们每天都会想出新的花招，利用学校里无聊的上课时间，
看我们自己的读物。当教员在讲台上念他的破讲稿—关于席勒的 《论质朴
的诗和感伤的诗》时，我们就在课桌底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他们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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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名字是台上那位迂腐的老先生从未听说过的。我们渴望着要了解和认识
在艺术和科学的所有领域里发生的一切。下午，我们混在大学生中间，到大
学里去听课。我们参观各种艺术展览会，走进解剖学的课堂去看尸体解剖。
我们用好奇的鼻孔闻嗅一切。我们偷偷溜迸交响乐队的排练场；到旧书店去
翻阅古书；每天去浏览一遍书店里的陈列品，以便立刻获悉从昨天以来又出
现了什么新书。而最主要的事是看书。凡是能到手的书，我们什么都看。我
们从各公共图书馆借书，同时把我们能借到的书互相传阅。但是，使我们了
解一切新鲜事物的最好的教育场所，则始终是咖啡馆。
为了明白这一点，必须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设施，在
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类似的设施与之相比较。它实际上是一种只要花一杯咖
啡钱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民主俱乐部。每一位顾客只要花上这么一点钱就可以
在里面坐上几小时，可以在里面讨论、写作、玩牌、阅读自己的邮件，而最
主要的是可以在里面免费阅读无数的报刊。在一家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里，
摆着维也纳所有的报纸，不仅有维也纳本地的报纸，而且还有全德国的报纸，
以及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报纸；再加上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学
艺术杂志，如《法国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新观察》（Neue
Rundschau）、《创作室》（Siudio）、《伯林顿杂志》（Burlington），Magazine
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手材料—从每一册新出版的书、从每一场演出中知
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且把各种报纸上的评论进行比较。一个奥地利人能
够在咖啡馆里十分广泛地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而且能够随时和朋友们
进行讨论，也许再也没有比这更能使他头脑灵活和掌握国际动态的了。我们
每天坐在咖啡馆里几个小时，可是什么都知道，因为我们依靠的：是趣味相
投的集体力量，不是用两只眼睛去注视全球的艺术动态，而是用二十只和四
十只眼睛。这一个人疏忽的事，另一个人就会提醒他。由于我们幼稚地爱炫
耀自己，简直就象在运功场上争夺荣誉似地竭力要用最新的知识来超过别
人，所以实际上我们始终是竞相要爆出耸人听闻的消息。譬如说，当我们在
讨论当时被人贬滴的尼采时，突然会从我们中间冒出一个人，带着故作姿态
①
的高人一筹的神气说：“不过就自我主义思想而言，齐克加德还超过他呢。”
于是我们立刻就会变得不安起来。“某某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齐克加德是谁
呢？“第二天我们就会拥进图书馆，去找这位不知所踪的丹麦哲学家的著作。
因为我们觉得别人知道的新鲜事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自我贬低。我们的热
情所在，正是要去发现和预先知道那些尚未为人广泛涉及的最近、最新、最
怪、最不寻常的事—首先是我们一本正经的日报的官方文学批评尚未涉及
的事——（这种热情在我个人身上曾持续了许多年）。我们的特殊爱好，就
是要去认识那些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事、那些难以理解、异想天开、新鲜和
激进的事。因此，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远离人世，隐藏得那么好，以致我们竞
赛似的集体好奇心无法把它从隐藏之处发现。譬如说，斯蒂芬?格奥尔格②
或者里尔克，他们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总共已出版了两百或者三百册书，可是
其中顶多只有三册或四册书到了维也纳，没有一个书商在自己的仓库里备有
① 索伦?齐克加德（S(ren Kierkegaard，一八一三—一八五五)，一译克尔凯戈尔，丹麦神学家和哲学家，
存在主义先驱。
② 斯蒂芹?格奥尔洛（Stefan George，一八六八—一九三三），德国诗人，十九世纪末二十肚纪初德国“为
艺术而艺术“文学潮流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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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书，官方的批评家中没有一个人曾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但是我们的
鲁德尔却通过自己意志的奇迹知道他的每一节和每一行诗。实际上，我们这
些尚须整天蹲在中学课堂里、嘴上无毛、尚未完全长高的小伙子是每一位年
轻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者。我们既好奇又会鉴赏，且有倾心喜爱的热情。
因为我们那股狂热劲是无限的。有好几年时间，我们这些半成年的男孩子在
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在散步的时候，除了
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哲学以外，没有于别的。无论是男演员还是指挥家，
谁经常登台；谁出版了一本书或者在报纸上写了文章，都象星辰一般出现在
我们的天空里。多年以后，当我在巴尔扎克的书中读到这样一句描述他青年
时代的话：“我总以为名人就像上帝一样，他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走路、
吃饭。“我简直大吃一惊，因为他所描述的和我们的感觉一模一样：当我们
在街上看到古斯塔夫?马勒尔时，就像个人获得了伟大胜利，第二天早晨就
会得意洋洋地向同学们报告。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有一次被介绍给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他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简直受宠若惊，神魂颠倒
了好几天。虽然我这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一点也不清楚勃拉姆斯的成就何在，
但是仅凭他所享的荣誉之高、影响之大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倾倒。当盖尔哈
特?霍普特曼的戏剧准备在城堡剧院首演，在开始排练之前，我们全班的同
学就会激动好几个星期。我们悄悄地溜到演员和无台词的小角色的身旁，为
的是能在他人之前先了解到情节的发展和演员的阵容；我们到城堡剧院理发
师那里去理发，仅仅是为了探听到一些关于沃尔特或者索嫩塔尔的秘闻（我
并不羞于在这里写出我们当年那些荒唐事）。如果在低年级中有一个学生是
歌剧院的某位灯光监督的外甥，那么他就会得到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的特别
宠爱和各种各样的笼络，因为我们通过他有时候就能偷偷溜到舞台上去看排
①
练—而踏上那舞台时的诚惶诚恐的心情，比维吉尔登上神圣的天国时还要
厉害。对我们说来，演员的声望所具的威力，真可谓无边无沿，即便中间转
了七八个弯，仍然会使我们肃然起敬；某个贫穷的小老太婆在我们看来就象
一个超脱肚俗之人，那仅仅因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外孙女。纵然是约瑟
夫?凯恩茨的一个男仆，一旦被我们在街上看见，也会怀着敬意注目而视，
只因为他有这样的幸运：可以呆在这样一位最受爱戴、最富天才的演员身边。
我今天当然清楚地知道，在这种盲目的狂热之中包含着多少荒唐行为；
我们象猴儿似的互相模仿着演员们的举动，想着法儿要压他人一头，其中又
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虚荣心。我们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通过艺术活动已凌驾于
周围不懂艺术的亲戚和老师之上。不过，时至今比我还始终感到惊讶：我们
这些年轻小伙子当年凭借过分的文学热情知道了多少事呵！我们通过不断的
讨论和分析竞这么早就具备了批判鉴别的能力！我十七岁时就不仅知道波德
莱尔或者沃尔特?惠特曼的每一首诗，而且还能背诵重要的名篇。我觉得在
我以后的全部岁月中再也没有象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那样读得勤奋。不言而
喻，那些通常要在十年以后才会受到人们重视的作品的名字，在我们的头脑
里却是十分熟悉，包括那些生命十分短暂的作品，因为我们以莫大的热情搜
① 普布利乌斯?维吉尔。马洛 （Publius Vetgilius Mato），古罗马诗人，但丁在《神曲》中以维吉尔为他的
老师和引路人，历经地狱、炼狱，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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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一切。有一次，我告诉我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我和他的文学作品打
交道已经有多少年头了，我说，我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读过和喜爱他的诗歌。
瓦莱里善意地笑着对我说：“您别瞎说了，老伙计！我的诗一九一六年才出
版。“可是当我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了我们于一八九八年在维也纳第一次看
到他的诗的那本文学小刊物的颜色和开本时，他不胜奇怪，说：“可是那本
刊物在巴黎也几乎没有人知道，您们在维也纳又怎么能搞到呢？“我只能这
②
样回答他：“正如您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在自己的省会读到马拉梅的那些在当
时文学界鲜为人知的诗歌一样。“他赞同地说：“是呀，年轻人总能替自己
发现自己想要的诗人，因为他们要从中发现自己。“事实上，在那股风尚未
越过边界来到奥地利以前，我们就已闻到了风向，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带着灵
敏的鼻孔生活。我们能够找到新的知识，因为我们想要新的知识，因为我们
如饥似渴地在寻找那些属于我们和只属于我们—而不是属于我们父亲那一
辈和我们周围的人—的东西。青年就象某些动物那样对气候的变化具有一
种特殊的敏感，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比我们的教师和大学里的师生更早地感觉
到：随着旧世纪的结束，某些艺术见解也将告结束，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
值观念的改变业已开始，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父辈
①
们那一代的优秀大师—文学界的戈特弗里德?凯勒 、戏剧界的易卜生、音
②
乐界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绘画界的莱勃尔 、哲学界的爱德华?冯?哈特
③
曼—同那个太平世界一样，深思熟虑和慢慢悠悠，尽管他们在艺术性和思
想性方面都十分卓越，但已不再使我们感兴趣。我们凭直觉感到他们那种冷
静、中庸的节奏和我们好动的气质是不协调的，也是和时代已经加快了的速
度不合拍的。而恰恰是在维也纳，住着那位德意志青年一代中最机警的天才
④
赫尔曼。巴尔 ，他作为一个思想界的闯将，为正在转变和到来的一切披
⑤
荆斩棘。凭借他的帮助，在维也纳开创了“直线派”，这一分离派为了震惊
⑥
旧的学派，展览了来自巴黎的印象派和点画派画家的作品，展览了挪威的蒙
⑦ ①
克 、比利时的罗普斯 、以及一切想到的激迸画家的作品，从而也为他们不
① 保尔?瓦莱里（Paul Val(ry ，一八七一—一九四五)，法国诗人，早期诗歌创作深受象征派诗人兰波和
马拉梅的影响。
② 斯特几纳?马拉梅 （St(phane Mallarm(，一八四二—一八九八)，法国著名诗人。
① 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一八一九—一八九○），十九世纪瑞士德语文学中杰出的现实主
义作家，代表作有自传体长篇小说《绿衣亨利》。
② 威廉，莱勃尔 （Wilhelm Leibl，一八四四—一九○○），德国画家，画风写实，形象质朴，代表作有
《读报》等。
③ 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一八四二—一九○六），德国哲学家，以其第一部著作：
《无意讽的哲学》而成名。
④ 赫尔曼?巴尔 （Hermann Bahr，一八六三———九三四），奥地利诗人、剧作家、导演、文学批评家，
具有非凡的应变能力，在文学上历经自然主义、新浪漫派，到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
⑤ 直线派 （Sezession），十九世纪末德国的一个艺术流派，又称脱离派。
⑥ 点画派（Poiotillisten ），亦称点彩派，兴起于印象派之后，故又称斩印象派，亦即分色主义。
⑦ 爱德华?蒙克 （Edvard Munch，一八六三—一九四四），挪威表现主义画家。
① 费利西安?罗普斯（F(licien Rop5，一八三三—一八九八)，比利时版画家和画家，所描绘的女性裸体
特具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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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受人重视的先驱格吕内瓦尔德 、格列柯和戈雅 开辟了道路。人们突然见识
⑤ ⑥
到一种新的视野。同时，在音乐方面由穆索尔斯基 、德彪西、施特劳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