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格的名字又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戏剧海报上，各个剧院将再次上演他的一部
歌剧。我当然没有出席那一次演出，因为我知道观众大厅里一定挤满了穿褐
①
色制服的人 ，人们甚至估计希特勒本人也会出席其中一次演出。那部歌剧获
得了巨大成功。我必须向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敬意。因为我知道，他们当中百
分之九十的人十分高兴地利用了那次好机会，以便再一次，最后一次表达他
们内心深处对那种种族观的反抗。他们用尽友好的言词未评论我的那部歌剧
脚本。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所有的德国剧院都立刻预告：那
部歌剧下一次演出的时间。
在第二次演出之后，突然晴天霹雳。一夜之间，德累斯顿和整个德国接
到通知：禁止上演那部歌剧。更有甚者，我吃惊地读到里夏德?施特劳斯辞
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的消息，每个人都清楚，肯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
事情。不过，在我知道全部真相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事情是这样：施特劳
斯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敦促我马上创作一部新的歌剧脚本，他在信
中以惊人的坦率表示了他自己的态度。那封信落致了盖世太保手中。信被摆
① 指希特勒的党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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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施特劳斯面前，然后，施特劳斯不得不立即辞职，于是那部歌剧遭到了禁
演。这样，那部德语歌剧当时只能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上演，不久又用意
大利语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上演，那当然是得到当时还未拜倒在种族歧视
脚下的墨索里尼的特别同意的，而德国人民却再也不能听到他们自己的、当
时活着的、最伟大的年迈音乐家的那部颇为令人销魂的歌剧中的任何一个音
符了。
当那件事颇为喧闹一阵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因为我觉得奥地利的动荡
使我无法安静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家离边界是那么近，我只要随便一望就
能看见贝希特斯加登山，阿道夫?希特勒的住所就在那座山上。那真是一个
今人扫兴和深感不安的邻居。靠近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当然也使我有机会比
我在维也纳的朋友更好地判断奥地利的危险局势。在维也纳，坐在咖啡馆里
的人，甚至还有政府各部的人，都把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是“那一边”发生的
事，认为它绝不会触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其严密的组织不是还在吗？它
几乎得到半数国民的支持。自从希特勒的“德国基督教徒”公开非难基督教
并公开宣称自己的元首“比耶稣基督还伟大”的时候起，天主教党不就已经
和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对敌了吗？法国、英国、奥地利的民族联盟不是奥地
利的捍卫者吗？墨素里尼不是说要坚决承担保护人的地位吗？他不是还说要
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吗？就连犹大人也漠不关心，他们装聋作哑，好象剥夺医
生、律师、学者、演员权利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三小时路程那一边
的同样讲德语的地方。他们愉快地坐在自己的家中；坐着自己的汽车行驶在
马路上。除此以外，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句口头禅似的安慰话：“那种情况不
会长时间持续下去的。“可是，我回想起了在我短暂的俄国之行时于列宁格
勒和当时出版我著作的人的一次谈话。他跟我说，他以前曾是一个非常有钱
的人，有过非常美好的光景。我问他，为什么不象许多人那样在革命一爆发
就立刻离去？“啊呀，”他回答我说，“那个时候谁会相信象一个委员会和
士兵共和国这样的事情会超出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当时的奥地利人同他一
样，出于同样的生活意志，自己欺骗自己。
在靠近边界的萨尔茨堡，人们看事物比较清楚。狭窄的边界河上开始不
断有人来往，年轻人夜里悄悄地渡过河去接受训练；煽动家们坐着汽车，或
者持着登山杖装作纯朴的“旅游者”越过边界；在奥地利各地建立起他们自
己的“基层组织”。他们开始招募新成员，同时威胁说，谁不及时表态，谁
以后就一定得受惩罚。这使警察和国家官员都战战兢兢。人们开始动摇。我
越来越感觉到，人们的举止行为乱了方寸。的确，在生活中有许多亲身经历
的小事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我在萨尔茨堡有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位颇
①
有名气的作家。我和他有过三十年最密切、最友好的交往。我们互相都称你 ，
我们互相赠书题词，我们每个星期都见面。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这位老朋
友和一个陌生的先生在一起走，我看见他立刻在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橱窗旁
站住，并把背朝着我站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指给那位陌生人看什么东西。好
奇怪，我想：他肯定已经看见我了。但也可能是偶然吧。第二天，他突然给
我打电话，问我他是不是可以下午到我这里来聊天。我答应了，但有些纳闷，
因为我们过去总是在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是，他虽是紧急来访，却没有跟我
① 德国人之间称“你”表示亲密无间。跟客套的“您”含义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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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我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想和我保持友谊，另一方面，
他又不想作为我的青年时代的朋友而受到嫌疑。他在那座小城里不想对我表
现得过分亲密。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便觉察到，平时常来的许多
熟人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见了。我的必境变得危险了。
我当时并设想到要彻底离开萨尔茨堡，但我终于和往常不一样，决定到
外国去度冬天，以逃避一切小小的紧张气氛。可是我没预料到，当我于一九
三三年十月离开我美丽的家园时，竟是一种告别。
我曾打算在法国工作，以度过一月和二月。我爱那个有文化的美丽国家，
我把它当作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没有觉得我是外国人。瓦雷里、罗曼?罗
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歇?马丹?杜加尔、杜阿梅尔、维尔德
拉克、让?里夏尔?布洛克，那些文学界的领袖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书在
那上拥有几乎与在德国一样多的读者。在那里，没有人把我当作外国作家，
当作陌生人。我爱那里的人民，我爱那个国家，我爱巴黎这座城市，我在那
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它是如此之深，以致每当我乘的列车开进巴黎北站时，
便会产生这样的感情：我“回来”了。不过，那一次是由于特殊情况，我比
往常提前离家，可是我又想在圣诞节后到巴黎。在这段时间里我到哪儿去呢？
我想起来了，自从我上完大学至今已过了四。分之一多的世纪，可是我还没
有重访英国。我跟自己说，为什么老是待在巴黎呢，为什么不去伦敦待上十
天或两个星期呢。为什么不用另一番眼光再去看看阔别多年的那些博物馆
呢？再育看那个国家和那个城市呢？就这样，我没有去乘到巴黎的特别快
①
车，而是坐上了去加莱 的火车。在三十年之后的又。一个十一月的日子里，
仍然是那样迷雾蒙蒙，我又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了。一到伦敦我感到惊奇的
第一件事是，我将不再象从前那样坐马车而是乘小汽车到旅馆去。雾，阴凉、
柔和灰色的雾，还是和从前一样，我还没有来得及向那座城市看上一眼，我
那过了三十年的嗅觉又已闻到那种包围在你身旁的特别呛鼻、潮湿、郁闷的
空气。
我带的行李很少，同样，我也没有带多少期望。在伦敦，我几乎没有友
好关系，我们欧洲大陆的作家和英国作家在文学上的接触也不多。在他们和
我们不完全相通的传统里，他们在自己的范周之内，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
我今天不记得，在从世界各地寄到我家、放在我桌子上的许多书籍中，能找
①
到一本英国作家作为礼品馈赠给我的书。我曾在赫勒劳遇到过一次肖伯纳。
有一次，威尔斯在访问萨尔茨堡时到过我家，我自己的那些书虽然都已译成
英文，但在那里不太出名；英国还一直是我的著作发生影响最小的国家。在
我和美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出版商结成私人友谊的时候，我还
从未见过一位要在英国出版我的著作的公司经理。因此，我作好了思想准备，
象三十年前一样在那里忍受陌生的感觉。
可是事实却是另一回事。几天之后，我在伦敦感到说不出来的舒适。不
是伦敦大变样，而是我自己变了。我老了三十岁，在紧张和过度紧张的战争
年代和战后年代之后，我渴求再次过上平静的生活，别再听到那些有关政治
① 法国北部地名，隔海与英国相望，为欧洲大陆与英国相距最近的海口.
① 自一九五○年起为德累斯顿城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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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的事情在英国自然也有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 ，一个保守党，一个自由党
和一个工党，它们之间的争论和我毫不相干。不用说，在文学中也有门户之
见与流派，各种争吵与隐蔽的竞争，但我完全置身于外。特别使我感到舒适
的我终于又感觉到在自己周围有一种谦恭的、宁静的、没有仇视的市民气氛。
在前些年里，没有什么再比在农村和城市里笼罩着我的仇恨与紧张气氛更毒
害我的生活了。我必须时刻小心提防自己被拽进那种争论中去。伦敦的居民
没有那种张皇失措的表情，伦敦和我们那里不一样，在伦敦的公共生活中，
诚实和温文尔雅有着较高的水准，而我们的国家由于充满了欺骗而变得不仁
不义。伦敦的居民生活安详、满足；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花园、
心爱的小玩意身上，他们不关心邻国发生的事。我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呼吸、
自由地思想和考虑问题，但留我在那里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一部新作品。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好已出版，我正看
着我写的《伊拉斯谟》那本书的校样，我在那本书中试图给一位人道主义者
的精神面貌画像，那位人道主义者虽然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时
代的反动，可悲的却是他不能用自己全部的理智去阻止那种反动。在完成那
部影时现实的作品之后，我打算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我写的传记够
多的了。可是到伦敦的第三天，我马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由于我对作家的
手迹感兴趣，我在大英博物馆的公共阅览室里浏览着展出的手迹，其中有一
份关于处死苏格兰玛丽亚女王的手写报告。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玛?丽亚?斯
图亚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真的参预了谋害她的第二个丈夫？或者不是
她？因为晚上没有什么可看的读物，我便买了一本关于她的书。那是一首赞
歌，它象保护圣灵一样保护着她，一本肤浅而又愚蠢的书。出于无法医治的
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外一本，它说的几乎完全相反。我立刻开始对这
件事件发生兴趣。我打听哪一本是真实可靠的书，但没有人能说得出来。于
是我寻找，摸索，不知不觉陷入了两者的对比之中，而且在并不真正知道底
细的情况下，开始写作一本关于玛丽亚女王的书。那本书后来使我好几个星
期离不开图书馆。当我一九三四年初重新回到奥地利时，我就已决定，我想
要在安静的环境中把那本书写完，我得回到对我来说已变得可爱的伦敦。
用不了两三天的工夫，我就看出奥地利的局势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已
变得非常糟糕。从充满宁静、安稳气氛的英国到那个弥漫着狂热和好斗气息
的奥地利，就象人们在纽约的酷热的七月天，从一间空气凉爽、有空调的屋
子里突然走到炽热的大街上一样。纳粹的报纸开始慢慢破坏宗教界和市民阶
层的神经；他们感到经济压力和迫不及待的德国的颠覆势力越来越大。多尔
富斯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的独立、抵御希特勒，一直在拼命寻找最后一根支柱。
法国和英国太疏远了，而且它们对奥地利也极为冷漠；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怀
着宿怨，在跟维也纳竞争—于是，只剩下意大利了，它当时正在争取成为
奥地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为奥地利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关卡和的里
雅斯特。可是墨索里尼却为这种保护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奥地利应该顺应法
西斯主义的潮流，解散国会，从而也就结束民主。然而，如果不消灭或者剥
②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反对王权和国教而主张议会有最高权力的党，十九世纪演变成现在的自由党，和
保守党对立。
③ 一六七九年英国的保皇党，十九世纪中叶后的英国保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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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社会民主党—奥地利最有势力、组织最严密的政党—的权力，是不可
能满足这一条件的。而要摧毁这个政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残酷的暴
力。
多尔富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佩尔已针对那些恐怖暴行建立了一个组
织，即所谓“民团”。从表面上看，可以想，它是一个极可怜的组织，它由
外省的小律师、退役军官、不名身分的人、没有工作的工程师组成；他们对
自己的处境感到失望，并且互相疯狂仇视。他们终于在那位年轻的施塔勒姆
①
贝尔格 亲王身上找到了一个所谓的领袖，那位亲王曾一度拜倒在希特勒脚
下，谩骂过共和国与民主，现在却带着自己的雇佣兵作为希特勒的敌手东游
西荡，并许诺：“要罢许多人的官”。那些民团到底想于什么，还不完全清
楚。实际上，民团的目的，无非是想混一碗饭吃。他们的全部力量就是墨素
里尼的拳头，是墨索里尼推着他们向前走。那些看上去好象是爱国主义的奥
地利人实际上是在用意大利提供的刺刀砍自己坐着的树墩—自取灭亡，自
己却不知道。
社会民主党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危险究竟在什么地方。从本身来
说，那个党不必畏惧公开的斗争。它有自己的武器，并能通过总罢工使所有
的铁路、水厂、电厂陷于瘫痪。但那个党知道，“希特勒正等着这样一次所
谓的“赤色革命”，一旦有了这样的借口，他就可以作为“救世主”开进奥
地利。所以，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比较恰当的做法，便是牺牲自己的大部分
权利乃至国会，以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妥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奥地
利正处在希特勒主义的威胁阴影之中，一切有理智的人都会支持这样一种折
衷方案。甚至连多尔富斯那样一个多谋善变、雄心勃勃、但又完全是个现实
主义的人，也倾向于团结一致。可是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
①
法伊 少校，他后来在谋杀多尔富斯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要
求保卫同盟交出它的武器，并要求消灭任何民主、平等、自由的苗头。社会
民主党人则反对这种要求，双方阵营接连不断互极发出威胁。人们感觉到，
一场决战正迫在眉睫，我怀着大家都有的紧张情绪，充满预感地想起了莎士
比亚的话：“如此混浊的天气没有一阵暴风雨是不会晴朗的。”
我在萨尔茨堡只待了几天，便马上去维也纳。恰恰是在二月的最初几天，
突然来了那场暴风雨。民团在林茨袭击了工会的驻地，他们以为那里是军火
库，要夺走那里的军火。工人们以总罢工回答，多尔富斯再次命令，用武力
镇压那次人为的被迫“革命”。正规的国防军用机枪和大炮逼向维也纳的工
人住宅。进行整整三天艰苦的巷战；那是在西班牙之前欧洲最后一次民主和
法西斯的较量。工人们在装备精良的强大优势面前坚持了三天。
那三天我正在维也纳，因而我是那次决战的见证人，也是奥地利的独立
自杀的见证人，不过，由于我今天想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所以我不得不
老老实实承认这样一件初看起来荒唐的事，即，我本人事先一点也没有看到
那次革命。一个挺身而出，想要尽可能真实而又清楚他说明当时真相的人，
① 施塔勒姆贝尔格（FūrstE.R.von一Starhemberg.一八九九———九五六），一九二三年参加希特勒的暴动。
后来支持多尔富斯。一九三八至一九五五年流亡国外。
① 法伊 （FeyE?，一八人六———九三八），一九三二———九三五年为维也纳民团头目。多次出压多尔富
斯和舒施尼克政府的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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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勇气揭穿那些浪漫主义的想象。我觉得，最能表现现代革命的技术和
本质特点的，莫过于那场革命是在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发生，然而只涉及少
数几个地方，因此绝大多数居民都看不见的革命。所以看起来非常奇怪：在
那一九三四年二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日子里，我就待在维也纳，可是我丝毫
没有看到在维也纳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什么也没看见，就连事件发生的时
候，我也毫无所知。大炮的轰击，许多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运走——
我却一具也没看到。每一个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都比显然是见证
人的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真正经过。后来，我多次确凿无疑地发现了
那种惊人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离那发生重要事件的地方只隔十条马路
的人，也远远不及相隔在几千里之外的人知道得多。当几个月之后的一个中
午多尔富斯在维也纳被暗杀后，当天下午五点半我就在伦敦街头见到了那条
消息。我马上向维也纳打电话；使我惊异的是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更使我吃
惊的是，我获悉，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官邪只有五条街道的人竞不如在伦敦每
个街角的人知道得多。我也只能以我在维也纳经历的那次革命作为例子从反
面来说明：与今天同时代的一个人要想看到那些改变世界和他自己生活的事
件发生是多么不容易，如果他不是恰巧处在关键性的位置的话。我当时经历
的全过程是：我晚上和一位歌剧院的芭蕾舞女导演玛加蕾特?瓦尔曼相约在
环城大道咖啡馆见面，我是步行去环城大道的，正当我漫不经心地想横穿马
路时，突然有几个芽着旧军服的人端着枪匆匆向我走来，问我到哪里去。我
告诉他们，我要去那家人咖啡馆，他们才放我过去。我既不知道那些卫兵为
什么突然出现在街头，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实际上，当时市郊已进
行了好几小时的枪战，可是在市内却没有人知道。因为我想第二天早晨回萨
尔茨堡，当晚我国旅馆结账，那时旅馆的看门人才跟我说，恐怕走不成了，
铁路不通车，铁路工人在罢工：此外，市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天的报纸对有关社会民主党人的一次暴动的报道相当含糊其词，好
象说它已经被平息。实际上，那天的战斗正处于白热化的状态，政府决定在
机枪之后用大炮对准工人的住宅。可是我没有听到大炮的声音，我想，如果
当时整个奥地利被占领的话，那么，它不是被社会党人、就是被纳粹党人、
或者被共产党人所占领。我也许就象当时慕尼黑的人一样知道得极少，他们
早晨醒来，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看到，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
手中。当时，市内的一切都象往常一样平静、有条不紊，而郊区的战斗却非
常激烈。我们愚昧地相信了官方的说法，一切都已解决，一切都已结束。我
为查阅一些资料到了国家图书馆，那里坐着许多大学生，在看书、在学习，
跟往常一样，所有的商店都开着，人们完全没有不安的迹象。一直到第三天，
一切都过去了，人们才零零星星知道一些真相。铁路交通几乎还未恢复，我
就在第四夭的早晨启程返回萨尔茨堡。在萨尔茨堡的街上，我遇到两三个熟
人，他们马上向我走来问我，维也纳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作为那次
革命的“见证人”的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不清楚。你们最好
去买一张外国报纸看看。“
奇怪的是，在那些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要为我的生活作出抉择。
我从维也纳返回萨尔茨堡是下午到达家中的。家里的桌子上堆满了好多校样
和信件，为把那些所有拖欠的事情干完，我一直工作到深夜。翌日早晨，我
还在床上躺着，就有人敲门，是我们那位忠厚的老仆人—我要是不事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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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约定一个时间的话，他平时是从不来叫醒我的—他脸上露出惊慌失措的
神色。他说，请我下去一趟，警察先生来了，要跟我谈话。我有点儿吃惊，
一边穿上晨服，走下楼去。楼下站着四个便衣警察，他们通知我，他们是奉
命来抄家的，说什么我应该立即交出所有藏匿在家的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
武器。
我今天必须承认，开始的一刹那我惊愕得不知回答什么是好了。在我家
里有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多么荒唐！我从未属于哪个党派，我也从
来不关心政治。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不在萨尔茨堡了，再说，这岂不是世界上
最可笑的事情吗？一个武器库正好设在位于城外一座山上的我的家中。
别人怎么会看不见有人把枪支或武器朝山上背运哩！我没有什么好回答
的，只是冷冰冰地说：“请，你们搜查吧。”那四个秘密警察穿过房间，打
开一些箱柜，敲敲几处墙壁。从他们搜查时那种马马虎虎的神情上看，我马
上明白了，那种搜查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人真的相信
在那所房子里会有一个储存武器的仓库。半小时后，他们宣布搜查完毕,然后
走得无影无踪。
那出闹剧在当时为什么会使我如此愤慨、恐怕需要从历史上加以说明。
因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和世界上的人已经忘记了个人的权利和公民的自由曾
是多么神圣。自一九三三年以后，搜查、随便捕人、查抄财产、逐出家园和
国土、流放以及各种形式的贬谪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在我认识的欧洲朋
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那些遭遇。可是，一九三四年初，在奥地
利搜查私人家庭还是一种莫大的侮辱。要对象我这样完全脱离政治、多少年
没有行使过自己选举权的人进行搜查，必须有特别的理由。事实上，那是典
型的奥地利作法。萨尔茨堡的警察局长出于无奈，不得不对用炸弹和爆炸物
每夜骚扰居民的纳粹分子采取严厉措施，然而那种监视当时得有很大的勇
气，因为纳粹党已经采用恐怖手段。当局每天收到恐吓信，信中说，如果他
们仍然“迫害”纳粹分子，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纳粹分子关于报复
的话一直是百分之百地兑现。那些忠实的奥地利官员们在希特勒进驻的第二
天就被送进了集中营。可想而知，在我家里的搜查表明，那些人会对任何人
采取那种安全措施。不过，我在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插曲背后感觉到，奥地
利的局势变得多么严峻，从德国来的压力是多么强大。自从那几个秘密警察
来过我家之后，我不再喜欢我的家了。一种直感告诉我，那样的插曲只是更
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小小前奏而已。当天晚上，我把最重要的文件捆成包，决
定从此长期生活国外。那种离别比离开家园和祖国的意义更深远。因为我的
家庭对那所住宅的眷恋胜于对自己的故乡，我家里的人热爱那片土地。但对
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个人自由。在我的朋友与熟人中，我跟谁也没有
说我的打算，两天后我就重返伦敦；到了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萨尔
茨堡当局，我已最终决定放弃我的住地。那是我脱离自己祖国的第一步。不
过，我知道，自从维也纳发生事变那几天以来，奥地利已经失败—当然我
还不能预测，我将因此失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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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垂死挣扎
罗马的太阳已经沉没。
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
黑云、夜露和危险正在
袭来，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
莎士比亚：《裘里斯?凯撒》
①
跟那个时候高尔基在索伦托 一样，我在英国的最初几年很少觉得是一种
流亡，即使是在那次所谓“革命”和紧接着那次革命纳粹企图用突然袭击和
暗杀多尔富斯来占领那个国家以后，奥地利依然继续存在。我的祖国又继续
挣扎了四年。我自然每时每刻都可以国家。我没有行动不自由。我没有被驱
逐。我的书还完好无损地在萨尔茨堡的家中。我身边还带着奥地利的护照，
祖国还是我的祖国，我还是那里的公民—而且是有全部权利的公民。那种
可怕的、没有亲身经历过永远体会不到的、失去祖国的处境还没有开始。那
是一种搅乱神经的感情。睁着清醒的眼睛在一片空虚中浑浑噩噩，心里知道，
无论你在哪里落脚，随时都会遭到白眼。而我才处于这种境遇的最初阶段。
当我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时，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决心要在那里长期居住的城市，和一座只是去作客的城市，看上去就是不一
样。我不知道，我将在伦敦住多久。对我来说只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又
可以从事自己的创作了，又可以维护我的人身自由和内心自由了。因为一切
财产都已意味着累赘，所以我没有为自己张罗住宅，而只是租了一套简单的
公寓房间，大小将够，那些少量书籍可以藏在两个壁橱里。我是离不开书籍
的。房间里还可以放一张写字桌。这样，我就有了一个脑力劳动者所需要的
一切。要是来客人，当然是没有地方了。我真的宁愿住最狭小的房间，以便
可以随时出去旅行。我的生活无意之中已经变成临时性的了，不能再作长远
安排。
第一天晚上—天色已黑，墙壁的轮廓在昏暗中逐渐模糊起来——，我
踏进那间终于整理好了的小居室，我吃了一惊。在那一瞬间，我以为走进了
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布置的那个小房间。因为房间是同样的小，
墙上同样贴着那句对书籍的祝辞，同样挂着那幅布莱克的画：《约翰国王》
那张画到处陪伴着我，国王梦幻般的眼睛一直望着我。我确实需要一点时间
镇静一下，因为多少年来我再也没有想起过维也纳的那第一套小房间。难道
那是我的生活—相隔那么长的时间—退缩到过去的象征？是我自己变成
幽灵的象征？当我三十年前在维也纳为自己选上那间斗室时，我的命运已经
开始。当时，我还没有创作出什么来，或者说，还没有创作出什么重要作品
来：我的著作、我的名字还没有在我的祖国生根。
现在—在惊人的相似环境中———我的著作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重新
消失了。我所写的一切，对德国来说已非常陌生。朋友们都已疏远，昔日的
联系已被破坏，贮有着收藏品、绘画和书藉的住房也已失去，完全和当时一
样，我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围。我当初努力干过的、学到的、享受过的一切，
看来都已飘逝，我已五十岁了，但又要从头开始，我又要坐在写字桌前当学
① 索伦托：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之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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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早晨疾步走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
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薄薄的沮丧。
对更多他讲述有关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我在英国的情况，我总感到
有些犹豫。因为我已踏进我们今天的时代，而且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过
那个时代，怀着同样由广播报纸煽动起来的不安，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
忧虑。我们今天很少会怀着骄傲的感情回想自己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怀着可
怕的感情回想那个时代曾把我们引向何方；要想说明过去的人，他必然要控
诉，可是今天，我们谁有这种权利呢！再说，我在英国生活是非常小心谨慎。
我知道自己不善于克制内心的无限惆怅，所以我在那半流亡和流亡的全部日
子里，断绝了一切社交活动。我想，当他们讨论时局。的时候，我在一个陌
生的国家是不可以说三道四的。我在奥地利对那些领导人物的愚蠢举动尚且
无能为力，我怎么可以在英国信口雌黄呢？我党得自己在那美丽的岛国只是
一个客人，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用我们知道的比较清楚、比较可靠消息
——指出希特勒纷世界带来的危险，那么他们就会把它看作仅仅是我个人的
看法。当然，眼看着那些明显的错误而缄口不语，有时候是很困难的。看到
英国人的高尚道德、忠心耿耿、毫无猜忌地信赖每一个人的真诚意愿，竟被
事先精心策划的宣传所滥用，是多么伤心的事呵。他们一再受蒙蔽，说什么
希特勒只是要把边界周围的德国人弄到自己身边，然后他就满足了，为了表
示感谢他会把布尔什维主义铲除，这样的诱饵确实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效果。
只要希特勒在演说中说出“和平”这个词，报纸就会热烈欢呼而忘记了他犯
下的全部罪行，并且也就不再过问德国如此疯狂地武装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从柏林回来的旅游者称赞那里的秩序和设计新秩序的大师，那是因为那些旅
游者的参观访问都经过预先安排，他们受到的是奉迎的款待。英国人开始渐
渐默认那位新领袖“要求”建立大德意志帝国是有道理的—没有人理解，
奥地利是欧洲大墙里的一块基石，要是有人把它从墙上挖掉，欧洲必将崩溃。
我以焦虑的目光觉察到在英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当中存在着那种被人诱骗的
天真和高尚的轻信，因为我曾在自己的家乡亲眼目睹过冲锋队员的脸，并听
他们唱着：“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将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越紧
张，我越是避免和别人谈话，避免任何公开的行动。我在英国从未在一家报
纸上发表过一篇和时局有关的文章，也从未在电台讲过话，从未参加过公开
的讨论；在昨日的世界上，咱有对英国，我是这样，我生活在那间斗室里，
比我三十年前作为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那间小屋里，更加无声无息。所以，
我今天没有权利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去描述英国；当我后来不得不承
认，我在战前从未真正认识到英国最深沉、最内在、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
会表现出来的力量，那时，我就觉得更没有权利了。
我在英国也没有见到许多作家。我刚开始接近的那两位作家：约翰?德
林克沃特和体士?沃尔波尔，又恰巧提前被死神带走了。较为年轻的作家，
我更不常遇到。由于那种不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外国人”的不安全感，我避
免去俱乐部、宴会厅和公开场合。不过，我还是经历了一次真正令人难忘的
特别场面。我看到两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肖伯纳和H?G?威尔斯进行了
一次私下成见极深、但表面上文雅得体的。
争论。我事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他们之间那么深的隔阂；但两位大
作家之间的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他们互致问候时便让人感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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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彼此都象半开玩笑似的嘲弄对方。所以我当时的处境是既尴尬又极感兴
趣。——他们之间必然有过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可能不久前已经消除，或者，
要通过那次午宴来加以消除。那两位在英国都享有声誉的大人物半个世纪前
①
均在“费边社”为当时尚且年轻的社会主义并肩战斗过，自那以后，他们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