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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茨威格

_24 斯蒂芬・茨威格 (澳大利亚)
礼膜拜。除了一些将军以外,那个国家的高级职务都是由所谓受过“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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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人“担任的;而当时在英国却有一个洛德?乔治,在意大利有一个加里

波第和一个墨索里尼,在法国有一个布里昂 ,他们都是从平民走向国家最高
职位的。一个还没有读完市立中学、更谈不上读完大学的人,一个在成年男
子收容所里度过夜、而且常年用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清楚的手段过着不明不自

生活的人 ,竟也能接近一个冯?施泰因男爵。一个俾斯麦、一个比洛亲王④
曾经占有过的位子,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德国的知识分子是最看
重学历的;在他们来看,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在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
这使他们上了大当。他们认为,这个小丑绝不会变得非常危险,而希特勒却
早已藉助他的幕后指使者为自己在广泛的阶层赢得了有力的支持者,不仅如
此,即使当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那一天当上了总理时,竟还有一大批人,
甚至连那些把他推上那个位子的人,还只是把他看作是临时占据那个职位的
人,把纳粹的统治看作是暂时的插曲。
希特勒的奸雄本色在那时才大量表现出来。多少年来,他向各方面许愿,
争取到了各个政党的重要代表人物;那些代表人物都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无
名小卒“的神秘力量为自己的月的服务。后来,希特勒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
正是采用了同样的伎俩,以发誓和以德国人的忠心和那些他想消灭和铲除的
人结盟。他的上台,说明他的这种伎俩取得了初步胜利。所以,他完全知道,
怎样用许诺来欺骗各方面的人;从而使他在掌权的那一天,即使在最对立的
营垒里也竟然会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在多伦⑤的君主政体主义者们认为,他

是皇帝最可靠的开路先锋。在慕尼黑的古老的巴伐利亚维泰尔斯巴赫 王族的
君主政体主义者们也无不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也把他看成是“他们的”人。
德意志国家主义者们希望他为他们把木材劈小,以便添进他们自己的炉子

里。他们的领袖胡根贝尔格根据事先的协议为自己在希特勒内阁里弄得了最
重要的职位,他相信自己因此而站住了脚跟—当然,没过几个星期,信誉
旦旦的协议犹在,他却被赶出了内阁。重工业家们感到,由于希特勒的出现,
他们就可以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中解脱出来,他们巴望着他登上权力的宝
座,他是他们多年来暗暗地用钱扶植起来的,而那些日益贫困的小市民们也
同样舒了一口气,因为希特勒曾在上百次的集会上答应他们要“打碎利息的
桎梏“。小商人们想起了要关闭大商店—他们最危险的竞争者—的许诺
(这个许诺从未有实现过),而特别欢迎希特勒的,要算是军界,因为希特
勒用军事眼光考虑一切,臭骂和平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如人们所
想象的非常不高兴看他青云直上,因为他们希望他将扼杀他们的死敌—那
些挤在他们背后的令人讨厌的共产党人。最不相同、最对立的党都把这个对
各阶层、各个政党、各种倾向的代表作过许诺并发过誓的“无名小卒”当作
自己的朋友,就连德国的犹太人也并不感到十分不安,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
① 洛德?乔治 (LloydGeorge ,David一八六三—一九四五)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一八九○年起为了院
议员。一九一六年为陆军大臣。一九二二年任首相。
② 布里昂 (AristideBriand,一八六二—一九三二),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主张德法亲近。一九二六年
获诺贝尔和平奖。
③ 指希特勒。
⑥ 维泰尔斯巴赫 (Wittelsbach )德国中古时代巴伐利亚王族。
① 胡根贝尔格(AlfredHIJgenberg,一八六五—一九五一),德国工业家和政治家。一九○八—一九
一八年为克虏伯公司董事会主席。一九二○—一九四五年为帝国议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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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当上“部长的雅各宾派”就不再是雅各宾派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总理
当然一定会阻止反犹太主义煽动者的野蛮行径。再说,在那样一个法律已经
牢牢固定下来、国会里多数人都和他对立、每个公民按照庄严宣布的宪法都
享有自己的自由与平等的国家里,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

接着,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撤出他的暴徒,霎时间,
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当人们知道集中营就设在和平的环境之中,秘
密审讯室就设在兵营里,无辜的人就在那里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和手续就彼处
死,都不觉毛骨谏然。有人心里想,可能只是一开始丧失理智的狂怒表现罢,
那样的享不会在二十世纪继续存在。然而那才仅仅是开始呢。世界上的人密
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怀着侥幸心理。不相信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但是,
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他们在夜间越过萨尔茨堡
山地或者游过边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惊惶失措地盯着别人;躲
避惨绝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从他们开始了,后来,那种逃亡一直蔓延到
整个世界。在我看见那些被驱逐的人群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自的脸色已反
映出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的暴行的牺牲品。
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儿个星期之内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
信念彻底粉碎,这是很难的。我们依然相信德国良知、欧洲良知、世界良知
的存在,我们深信,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在我们
的道德观念里已根深蒂固。由于我试图在这里尽可能忠于事实,所以我必须
坦白承认,当我们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待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时候,每当
一件事闯入到我们生活中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都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诚
然,我们这些自由、独立的作家们对某些必然会来的困难、烦恼、敌对行动
事先是清楚的。国会纵火案刚发生后,我便跟我的出版者说,我的书很快就
要在德国成为过去的事了。我将不会忘记他当时那副惊愕的神情。“谁会禁
止您的书呢?“—他说这旬话是在一九三三年。当时还不胜惊诧—“您
可从来没写过反对德国的一个字或干预过政治呀。“我发觉:所有那些骇人
听闻的事情,如几个月之启已经成为事实的焚书以及各种刑具的使用,在希
特勒掌权一个月之后,对那些思想深远的人来说也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伺家
社会主义惯于用卑鄙的欺骗伎俩,在时机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
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
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
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的良知
急不可待地强调“与已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
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欧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暴行是在“国界那一边”
进行—这有损于我们的文明,也是我们文明的耻辱。希特勒并没有作出什
么天才之举,但他却成功地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来针对一个在
道德上、尔后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孱弱的欧洲。就是那个早就决定了的行动:
消灭任何自由的言论和任何独立的书籍,也是按照那种事先试探的方法在德
国取得成功的。当时,没有立即颁布一项公然禁止我们著作的法律—那项
法律是两年之后才宣布的——,他们开始没有颁布那种法律,只是先采取小
① 戈林 (H ermann Gǒring,一八九三—一九四六)纳粹德国战犯。一九二二年加入纳粹党,不久为“冲
锋队“头子。一九三三年为盖世太保的头子。后任空军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制定对犹太人的种族迫
害计划,一九四六年被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服刑前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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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翼翼的试探,看看能走多远,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
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
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
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
德国的大学生对任何能表现他们反动思想的机会都是很兴奋的。他们顺从地
在每所大学聚众闹事,把我们的书从书店里取走,带着那些猎获品,举着飘
扬的旗帜,向一处公共场所走去。他们有时候在那里按照德国古老的习惯,
把书籍钉在耻辱柱上示众—中古时代的风尚突然变成了时髦——,我今天
自己身边就有一本曾被钉上过耻辱柱的我自己的书,那是一个友好的大学生
在执行完任务后抢救出来,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有时候他们就在那里
把书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句,把它们烧成灰烬,可

惜当时已不允许焚烧活人。虽然宣传部长戈培尔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最
终决定赞成焚书,但是焚书一事始终还是一种半官方的措施。然而公众却没
有从那些大学生的焚书事件和胡作非为中得出一丁点儿的教训仍还有什么能
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德国对这样一些举动是多么无动于衷。尽管书商
们受到警告;不准再把我们的书放进橱窗,也尽管再没有。家报纸提到那些
书,但是那些真正的读者却丝毫不受影响。在尚未设立监狱和集中营的那会
儿,我的书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遇到过刁难和凌辱,然而销售量
几乎和从前一样多。为了把几十万和几百万德国人与我们强行疏远开,才非
得把那个“保护德意志民族”的赫然规定,即那个把印刷、出售和传播我们
的著作说成是政治犯罪的规定变成法律不可,不过,那些德国人当时还是喜
欢读我们的作品,而不喜欢所有那些突然冒出来的乳臭未干的诗人,他们愿
意在我们的创作中忠实地陪伴我们。

能在德国和卓越的同时代人托马斯?曼、亨利希?曼 、韦尔弗尔、?弗

洛伊德、爱因斯但 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认为他们的作品远比我的作品重要
得多———起承当那种完全被剥夺文学创作的命运,与其说感到耻辱,不如
说感到光荣。不过,无论哪一种殉道者的姿态都会令我非常反感,所以,我
很不愿意提及那种相连在一起的共同命运。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我自己
使纳粹分子、甚至使希特勒本人处于特别尴尬的境地。在所有被剥夺了公民
权的人中间,正是我创作的文学形象在贝希特斯加登别墅里的高级人物和最
高级人物中间一再成为他们最恼火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从而使我感到一定的
满足,在我一生中又增添了一件高兴事,因为我让那个新时代一时最强有力
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不时恼怒。
在新政权的最初几天,我就无辜地被安上一条捣乱的罪名。当时全德国

正放映着一部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改编的、而且片名也叫《灼
① 戈培尔 (PauIJosephGoebbel,一八九七—一九四五),纳粹德国战犯。早年当过新闻记者。一九二二
年加入纳粹党。一九二八年起掌管该党宣传机 构。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任国民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
一贯造谣,鼓吹战争,宣传种族主义谬论。苏军占领柏林时自杀。
① 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一八七一—一九五○),德国近代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之一。代表作
有长篇小说《臣仆》等。
②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一八七九—一九五五)。德国物理学家。狄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创立
者。一九二一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① 茨威格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BrennendesGelieimis ),又可译为《燃烧的秘密》,这使当时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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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秘密》的电影。根本没有人对此表示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反感。可是在
国会纵火案—纳粹党徒妄图嫁祸于共产党人而未能得逞—之后竟发生了
这样一件事:在电影院招牌和 《灼人的秘密》广告前聚集着一群人,他们互
相挤眉弄眼,哄然大笑。不一会儿,盖世太保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这个片名
前天笑的缘故。当天晚上,警察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巡逻,并命令停映这部电
影。从第二天起,我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的书名也就从所有的报纸广
告和一切招贴广告的柱子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禁止这样一句使他们感
到不安的话,甚至焚烧和撕毁我们的全部书籍,在当时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
不过,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因为在关键性的时刻他们不
能同时伤害另一个他们正极为需要用来维护他们在世界上的声望的人,他就
是德意志民族最伟大、最闻名、当时还活着的音乐家里夏德?施特劳斯。我
当时刚巧和他一起完成了一部歌剧。
那是我第一次和里夏德?施特劳斯合作。在此之前,从《埃勒克特拉》

和《蔷蔽骑士》开始,他的所有歌剧的歌词都是由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写的,而且我也从未见过里夏德?施特劳斯本人。霍夫曼斯培尔死后,里夏
德?施特劳斯通过我的出版商跟我说,他很想开始创作一部新歌剧,问我是
不是愿意为他写一部歌剧的歌词。我对这样一种请求感到莫大的荣幸。自从
马克斯?雷格尔为我的第一批诗歌谱曲以后,我一直生活在音乐和音乐家的
圈子里。我与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布鲁诺?瓦尔特、阿尔滨?贝尔格结成
了亲密的友谊。但我不知道,在我们时代的音乐创作家中,有谁能比里夏德?施
特劳斯更使我乐意为他效夯。里夏德?施特劳斯是纯德意志血统音乐家的伟
大后裔中最后一位了。这个伟大世系从韩德尔、巴赫到贝多芬、勃拉姆斯,
一直延续到我们那个时代。我马上表示愿意,并在第一次会面时就向施特劳

斯建议,用本?琼生 的《沉默的女人》作一部歌剧的主题。施特劳斯对我提
出的所有建议理解得非常迅速、非常清楚,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件喜出望外
的事。我从未想到他身上会有一种如此敏捷的对艺术的理解力、一种如此惊
人的对戏剧的知识。我还正在介绍那部歌剧素材的时候,他已经使它具有了
戏剧的形式,更加今人惊异的是,他把那些素材和他自己最大的才能结合得
珠联壁合。他对自己能发挥所长的地方,简直了如指掌。我在一生中遇到过
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可是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有象他那样如此清醒、如此客
观地看待自己。合作刚一开始,施特劳斯马上坦诚地向我承认,一个七十高
龄的音乐家不再具有音乐灵感的原始力量。他说,他也许再也创作不出如《梯
尔?欧伦施皮格尔》或《死亡与神化》那样一些交响乐作品了,因为恰恰是
纯音乐需要一种最高的创作活力。不过,歌词还始终会使他产生灵感。他说,
他还能够将一种现成的、已经形成的主题用音乐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因为对
他来说,音乐的旋津是自动从那些意境和诗歌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他到了
晚年,就专门从事歌剧创作了,他说,他虽然清楚地知道,歌剧作为艺术形
式本已过时。他说,瓦格纳是伟大的高峰,无人能够超越他。“不过,”他
联想起国会纵火案的内幕,纳粹对此也十分敏感。
② 《埃勒克特拉》和《蔷薇骑士》均为里互德?施特劳斯的歌剧作品。
① 本?琼生 (BenJonson,一五七二—一六三七)英国人文主义戏剧家,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
他曾同莎士比亚进行过多次激烈争论,批评莎士比亚。他认为,喜剧不应去表现重大历史事件,而应象在
实际生活中一样描写思考着与行动着的人物,代表作有讽刺喜剧《伏尔蓬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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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粗犷的巴伐利亚人的笑声补充道,“我可以绕开他走。”
在我们弄清剧本的基本轮廓之后,他又提醒我几点要注意的细节,他说,

他让我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一部预先用威尔地的歌剧格式裁剪好的歌词永远
也不会给他灵感,而只有一部富有诗意的作品才会令他灵感勃发。他说,如
果我能构思出一些能使音色多变的形式,那他就太高兴了。他说:“我不象
莫扎特,能忽然产生长长的旋律。我总是先从短的主旋律开始。不过,我知
道以后怎样去变奏那个主旋律,去自由装饰那个主旋律,把蕴藏其中的一切
从主旋律中挖掘出来。我相信今天没有人仿效我的做法。“我对他的这种坦
率真又是惊愕不已;说实在,施特劳斯的作品几乎没有超过若干个节拍的旋
律;可是那些节拍不多的旋律—如蔷蔽骑士的华尔兹一一后来又是怎样升
华,怎样用赋格作曲法使它们变成完美绚丽的音乐的呵!
完全跟第一次相遇时一样,在每次新的晤面时,我总是对他满怀崇敬之
情。赞赏那位年迈的大师在自己的创作中有这样自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有
一次,我和他单独坐在萨尔茨堡会演大厅里聆听他的《埃及的海伦娜》的内
部彩排。大厅里没有别人,周围是漆黑一片。他专心地倾听着。我忽然发现
他在轻轻地、不耐焕地用手指敲击着坐椅扶手,然后小声地跟我说:“不好,
很不好!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几分钟之后,他又说:“我要是干脆把
它删掉呢!哦,天哪,那完全是空洞、冗长,太冗长了!“又过了几分钟,
他说:“您看,这不错吧!”他评判自己的作品是那样客观,那样实事求是,
好象他第一次听到那音乐似的,好象那音乐是一位完全陌生的作曲家创作
的。他衡量自己的那种令人惊奇的感情从未离开过他。他对自己是怎样一个
人、有多大能耐,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太感兴趣把自己和别人比较:比别
人差多少或者比别人强多少。他也同样不感兴趣:自己在别人眼里的身价。
使他感到乐趣的是创作本身。
施特劳斯的“创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过程。他没有那种精灵作祟的力
量,没有艺术家的“颠狂”,没有那些沮丧和绝望—象人们从生活传记中
所知道的贝多芬和瓦格纳似的。施特劳斯创作时既实际又冷静,他作曲的时
候—象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样,象所有技艺高超的艺术大师一样—
—安详而有条不紊。上午九点,他坐到桌边,继续在他昨天作曲时停顿下来
的地方工作,象通常一样铅笔写初稿,用墨水笔写钢琴总谱,不停地一直写
到十二点或午后一点。下午,他玩纸牌,誊抄两、三页总谱。晚上,他有时
还要到剧院去指挥乐队。任何一种神经衰弱的病症与他都无缘。他的艺术智
慧无论在白天还是在晚上都是同样的光辉、明晰。当仆人敲门,给他送来指
挥乐队时穿的燕尾服时,他就放下工作,站起身来,乘车去剧院。他指挥乐
队时是同样自信和安详,就象他下午玩纸牌时一样,到了第二天早晨,灵感
又准确无误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施特劳斯是按歌德的话来“指挥”自
己的灵感的:他认为,能力就是艺术,甚至各种能力都是艺术,诚如他用诙
谐的话所说:“一个真正的音乐家该是什么样,他也得能为一张菜单谱曲。”
困难吓不倒他,只会给这位正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巨匠带来乐趣。我今天还高
兴地记得,有一次,他得意洋洋地跟我说:“我给那位女歌唱家布下了疑团
谜!她要是猜得出来,一定得费死脑筋。“当时,他的一双蓝色的小眼睛多
① 威尔地 (GiuseppeVerdi,一八一三———九○一)意大利作曲家。歌剧作品有《茶花女》、《阿依达》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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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炯炯有神呵!在那样难得的时刻,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你会感觉到,好象
有什么神秘的魔力深深地隐藏在这个奇怪的人身上。他的工作方法是准时、
按部就班、扎扎实实犹如手工一般、看上去心不在焉,刚开始会使人有点儿
失望,恰似他的面孔一样。他的面庞属于一般的圆形,胖乎乎的、孩童似的
脸颊,额角微微偏后,乍一看,毫无特色。可是你要是再看一下他的眼睛,
那双明亮、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在那张平凡的面孔背后
隐藏着一种特别神秘的力量。那双眼睛大概是我在一个音乐家身上看到的一
双最清澈的眼睛,不是具有魔力的眼睛,而是一双显出睿智的眼睛,是一双
彻底认识到自己使命的人的眼睛。
在那次令人振奋的会面以后,我回到了萨尔茨堡,接着便开始工作。自
然是出于好奇,我想试一下他是否能接受我写的诗句。两个星期后,我就把
第一幕的稿子寄给他。他很快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句歌唱大师
的名言:“一鸣惊人。”作为对第二幕的更为热烈的祝贺,他寄未了他的歌
曲有开头几句:“啊!我找到了你,你这个可爱的孩子!”他的那种喜悦,
或者悦对我的鼓励,给我以后的创作带来难以形容的快乐。里夏德?施特劳
斯在我写的歌剧脚本上没有改动一行字,只是有一次因为反向进行的声部需
要,他请我再加上三四行字。我们之间就这样开始了最诚挚的关系。他到我

们家来,我去他住的地方加米施 。他在加米施用他细长的手指在钢琴上按照
初稿断断续续为我演奏了整部歌剧。完全象预先商定好似的—其实,既没
有协议,也不是义务:我在完成那部歌剧之后,又立即着手写第二部,而他
也早已毫无保留地同意了那第二部歌剧的基本内容。
一九三三年一月,当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之时,我们的歌删《沉默的女
人》第一幕的钢琴总谱已全部完成。可是几个星期后,当局下令,严厉禁止
在德国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一个犹太人以某种形式参与的
那些作品这一骇人听涧的强制措施甚至对死人也不放过,莱比锡音乐厅前的

门德尔松立像被拆除了,此举激怒了世界上所有音乐界的朋友。这条禁令一
下,对我来说,我们那部歌剧的命运也就完了。我似为里夏德?施特劳斯自
然会放弃和我继续合作而和别人另:搞一部作品。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
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相反,倒是他提醒我,说我应该为他的下一部歌
剧准备歌词,因为他当时正在为第一部歌剧配乐。他表示,他并不想让任何
一个人禁止他和我合作。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整个事情发展过程中,他
一直对我恪守朋友的忠诚。当然,他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但对我来说自
然是格格不入—他接近权贵,常常和希特勒、戈林、戈培尔晤面,当富尔

特温格勒 还在公开对抗希特勒的时候,他竟接受了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的
任命。
他那种公开投靠的行动,对当时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当
① 加米施 (Garmisch):今西德一地名。
② 门德尔松(Mendelssohn ?Bartboldy ,一八0九———八四七,德国作曲家。犹太人。少年时即与歌德交
往,受其思想影响,一八四三年创建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于莱比锡。作品结构工致,旋律流畅。第三、
第四交响乐及 《赫布里宽岛》序曲尤为著名。
① 富尔特温格勒(WilbelmFurtwangler,一八八六—一九五四),德国著名指挥家。一九二二—一九四
五和一九四七—一九五四任柏林乐团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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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但最优秀的作家们,而且那些最著名的音乐家们都愤怒地对纳粹分子嗤
之以鼻。那些与纳粹分子沈瀣一气或投奔纳粹的少数人,在那些最广泛的艺
术家圈子里不过是无名小卒,在那样一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气的
音乐家竟公开倒向他们一边,从粉饰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它给戈培尔和希特
勒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施特劳斯跟我说过,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的年代
② ③
里,就用自己通过某种方法辛苦挣得的钱,去格拉茨看过 《莎罗美》的演
出,希特勒很尊敬他;当时,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所有节日晚会上,除了瓦格
纳的作品之外,几乎只演唱施特劳斯的歌曲。但不同的是,施特劳斯和纳粹
共事,是有很多重要打算的。对他任何时候都真诚、执着信奉的艺术唯我主
义来说,哪一个政权对他都一样。
他曾作为宫廷乐队指挥为德国皇帝服务过,曾为皇帝的军乐配曲,后来
又作为维也纳宫廷乐队指挥为奥地利皇帝服务,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共和国,
他也曾是受欢迎的人。他如此奉迎纳粹分子,还出于和他生命攸关的利益,
用纳粹的话来说,他负有一笔巨债。他的儿子和一个犹太女子结了婚,他肯
定担心,他最最喜爱的孙子们会被当作废物排斥在校门外;他的新歌剧受到
了我的牵累,他早先的歌剧又受到非“纯雅利安种”的胡戈?冯?霍夫曼斯
塔尔的牵累,他的出版商是一个犹太人。他觉得,给自己找一个靠山是越来
越迫切了,于是坚决地迈出了那一步。他到新主子们要他去的地方去指挥乐
队,他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诣了一曲赞歌。同时,他在给我的那些阴郁而又直
率的书信中说起他对那项委任并没有多少兴趣。事实上,在这个艺术家的神
圣自我中,他所关心的只有一点:让自己的作品发挥作用,首先是能看到那
部新歌剧上演,那部歌剧跟他的心贴得特别近。
他向国家社会主义作这样的让步,对我来说,肯定非常尴尬。因为很容
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好象我暗地里参与此事,或者说,在联合抵制行动中,
我只同意这一次例外。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责难我,公开反对在纳粹德国演
出那部歌剧。可是第一,我原则上讨厌那些公开的、感情激动的姿态,此外,
我也不愿意给里夏德?施特劳斯那样一位天才设置困难。施特劳斯毕竟是当
时活着的最伟大的音乐家,而且已是七十岁的年纪了,他为那部作品花了三
年时间,在那三年时间里,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全是友好的情谊、正直和
勇气。因此,从我这方面说,采取沉默的态度,让事情自己发展,我以为是
对的。
再说,我知道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以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给
德意志文化的新保护者们增添更多的因难。因为纳粹的国家文化局和宣传部
只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好听的借口以便能够让一项对他们自己的那位最伟大的
音乐家的禁令得以成立。譬如说,他们把那部歌剧的脚本拿到所有官员和名
人。那里去征求意见,暗地里却希望找到一个借口。要是在《沉默的女人》
里有一个类似于《蔷蔽骑士》里的场面,即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从一个已婚女
人的卧室里走出来,那事情也许就好办。多了!这很可能给他们一个必须捍
卫德意志道德这样的借口。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我的剧本中没有伤风败俗
的描写。后来,他们把盖世太保那里的所有卡片索引和我过去的著作、都翻
了一遍。就连这些地方也没有发现我曾对德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的画
② 格拉茨 (Graz ):奥地利地名。
③ 《莎罗美》是里夏德?施特劳斯的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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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一样)说过一句贬低的话或者从事过什么政治活动。尽管他们一直在活
动、在试探。可是所作的决定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他们自己手里。他们是否
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剥夺那位年迈的大师—这可是他们自己把纳粹音乐的旗
帜塞到那位大师手中的呵—上演自己歌剧的权利,或者,是否应该说,和
里夏德?施特劳斯的名字赫然并排在一起的词作者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
象已经发生过多次那样,再次玷污了德国剧院的节目单—那真是国家奇耻
大辱的日子!——他们大操其心和他们苦不堪言的绞尽脑汁的情景多么使我
暗自高兴呵,我预料到,即使我不参与,或者更确切他说,我不置可否,我
的那部音乐喜剧也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政党色彩的刺耳音乐。
纳粹党在了结这件事以前,一直下不了决心。,可是,不管纳粹党是想
违反自己的法律还是想反对那位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到了一九三四年初,
不得不作出最后决定。因为时间不允许再继续拖下去。总谱、钢奉曲部分、
歌词剧本早就印好了;道具服装已经在德累斯顿的皇家剧院预定好了,角色
也分配好了,而且还作了排练,可是各级有关部门、戈林、戈培尔、国家文
化局、文化委员会、教育部以及宪兵队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虽然这一切显
得十分荒唐,但 《沉默的女人》事件终究成了一件轰动的国家大事。所有的
部门,没有一个敢于承担那种打破僵局的“同意”或者“禁止”的责任,别
无他法,只得将这件事交给德国的主人、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决定。
我的著作在此之彻就有幸受到不少纳粹分子的青睐;特别是《富歇传》一书,
他们曾把它当作政治上毫无顾忌的榜样,一再加以研究和讨论。不过,继戈
培尔和戈林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将不得不亲自下功夫研究我写的那部三幕
抒情歌剧,我对此确实役有准备。作出决定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据我私下
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说他们还举行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会议。最后里
夏德?施特劳斯被召到那位至高无上的权力者面前。希特勒亲自告诉施特劳
斯,他将破例允许那部歌剧上演,尽管它违背新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希
特勒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大概完全象他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签署条约一样,
不是出于本意,而是玩弄权术。
对纳粹德国来说不舒服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被纳粹摈弃的斯蒂芬,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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