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尽管如此，当我向某个人解释被洗劫一空、严重贫困、多灾多难
的奥地利怎么会生存下来时，我真不知该怎么说好。当时，在它的右边的巴
伐利亚创立了共产主义的议会共和国，左边的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领导下
已变成了布尔什维克；我至今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革命役有蔓延到奥地利
来。当时确实不缺弹药，街道上到处游荡着半饥饿状态、衣衫褴褛的复员士
兵，忿忿不满地目睹着那些靠战争和通货膨胀而起家的暴发户所过的可耻奢
侈生活，兵营里已有一个“红色卫兵”营准备起事，而且不存在任何对立的
组织。当时只要有两百名坚决的人就可以拿下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可是，
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严重事件。唯一的动乱只是一群不守纪律的人企图闹事，
但被四五十个武装警察轻而易举地乎定了。所以奇迹变成了现实；这个能源
被切断、工厂、煤井和油田处于停顿状态的国家，这个被抢劫一空、仅仅依
靠雪崩般下跌和失去任何价值的货币维持着的国家终于保存下来了，坚持过
来了—这或许正因为它自身虚弱的缘故吧，因为人民肚子饿得太厉害了，
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可能再去进行什么斗争；不过，这也可能是由于它自
身有着那种极为神秘的、典型的奥地利的力量，即天生的和善本性吧。因为
最大的两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尽管有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却在那
最最困难的时刻共同组织了联合政府。两党都作了妥协，以防止出现整个欧
洲四分五裂的灾难局面。于是局面开始慢慢地得到整顿和巩固，并且发生了
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异的难以置信的事：这个被肢解了的国家继续存在着，
甚至以后希特勒来向这个在贫困中无比坚强的忠实民族征募兵员时，它曾准
备起来捍卫自己的独立。
不过，这个国家终于没有彻底颠覆，仅仅是从表面上和从政治意义上讲，
实际上，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一场巨大的革命正在内部发生。有一些东西随
着军队的失败而被破坏了：即在我们自己青年时代曾一度被培养起来的对权
威从不犯错误的诚惶诚恐的信念被破坏了。不过，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
们自己那个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却在夜雾之中逃出国的皇帝吗？难
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的军队首脑、政治家，或者那些只会将“战争”和
“胜利”、“困苦”和“死亡”这些同役完没了进行押韵的诗人们吗？当现
在硝烟在国土上消散、疮痍满目时，人们才觉得战争的可怕。在英勇精神的
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杀戮，在合法征用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抢劫，这种道
德观念怎么还会被看作是神圣的呢？国家把对公民应尽的一切义务视为棘手
的问题而宣布取消，那么国民又怎么会相信这个国家的许诺呢？而现在正是
那些人，那些所谓有经验的原班人马于出了比战争这件蠢事还要愚蠢的事：
他们签订的和约是糟糕透顶的。今天大家都知道—而当时只有我们少数人
知道—当时的和平曾为历史提供了实现正义的一种的可能性，即使不是最
大的可能性。威尔逊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以十分丰富的想象力，为世界
各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解提出了一项计划。可是，原来的那些将军和国
家领导人以及原来的利益把那项伟大的计划付之东流了，把它撕成了毫无价
值的碎纸片。曾经向千百万人许下的伟大而又神圣的诺言：这次战争将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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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次—只不过是为了从那些半绝望、半衰竭和丧失信心的士兵身上唤起
最后的力量；这一诺言已经为了军火商的利益和政客们的战争狂而不屑一顾
地被彻底抛弃，他们表面上承诺了威尔逊的明智、人道的要求，但在幕后仍
然重演着秘密谈判和签订密约的故伎，并且获得了成功。世界上的明眼人都
发觉自己受骗了。牺牲了自己孩子的母亲们受骗了，回到家乡成了乞丐的士
兵们受骗了，所有那些出于爱国热忱认购战争公债的人受骗了，每一个相信
国家许诺的人受骗了，我们所有那些梦想出现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人
都受骗了；我们终于知道，那场旧的战争赌博已由那些原来的赌徒或者新的
赌徒重新开始；而我们的生存、幸福、时间和财产都成了那场赌博中的赌注。
如果整个年轻一代的人是怀着怨恨和鄙视眼看着他们自己的先是战败尔后得
到和平的父辈，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难道不是他们把一切都搞糟了？难
道不是他们什么都没有预见到？难道不是做们把一切都估计错了？如果新的
一代因此而失去了任何尊严，他们怨恨和鄙视自己的父辈，不是很容易理解
么？整个新的一代青年都不再相信父母、政治家和教师了；他们对国家的每
一项法令、每一次公告都投以怀疑的目光。战后的一代无情地抛弃了迄今为
止的一切观念，不受任何传统的束缚，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告别旧
的过去，生气勃勃地走向未来。随着这年轻的一代，一个崭新的世界，一种
完全不同的秩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开始了。不言而喻，开始的时候都不免
过分。凡是和这年轻一代不同龄的人或事统统都在破除之列。十一二岁的孩
子不象从前那样跟着父母外出旅行，而是以两性为基础组织在一起，作为“候
①
鸟协会的成员“集体漫游全国，直至意大利和北海。学校里仿效俄国的榜样
成立了监督教师的学生会。“教学计划”被彻底推翻，因为孩子们只应该并
只愿意学他们喜欢的内容。纯粹出于对造反的兴趣，对任何有效的形式都要
造反，甚至违背自然的意志，造男女永远有别的反。姑娘们剪去长发，风行
有刘海的“小男孩发型”，简直无法把她们和小男孩辨别；青年男子为了显
出女性的娇媚始终把胡子剃得精光，男子之间的同性恋和女子之间的同性
恋，不是出于内在的欲望，而是作为一种对自古以来合法的、正常的恋爱形
式的反叛而盛行。生活的每种表现形式都竭力给自己染上激进和革命的色
彩。艺术当然也是如此。新的绘画宣告伦勃朗、贺尔拜因和委拉斯开兹所创
作的一切都已过时，而开始光怪陆离的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的尝试。音乐中
的旋律，肖像中的相象性，语言中的可领会性，所有这些不言自明的基本概
念处处遭到唾弃。德语中的冠词“der,die,das”不用了，句子的结构颠倒过
来，采用“直截了当”和“简明扼要”的电报式风格进行写作，再加上色彩
很浓的感叹词。除此以外，各种没有积极意义的文学，即缺乏政治理论的文
学统统被扔进了垃圾堆。音乐固执地在寻找一种新的调性和分离节拍。在建
筑艺术中，盖房的程序改成了从里向外。在舞蹈方面，华尔兹不见了，只有
古巴人和黑人的形象。时装款式在竭力强调裸露的原则下愈来愈荒唐。剧院
里，演员穿着燕尾服演《哈姆雷特》，企图创造标新立异的戏剧效果。在各
个领域开始了一个大胆试验的时代，期望一蹴而就，超过以往一切既成事实、
变化和成就。一个人越是年轻，越是学得少，显然和各种传统越是没有联系，
因而也就越受欢迎—青年一代终于成功地对我们父辈们的世界进行了大报
复。但是我觉得，在那种的疯狂的儿戏般的变化之中，可悲而又可笑的事莫
① 候鸟协会是一九○一年由卡尔?菲舍尔创立的德国青年徒步旅行奖励会，组织一直发展到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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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惊慌失措，他们害怕自己被人超过而变得“无足
轻重“，所以他们也绝望地赶紧装出一副敢打敢冲的假面孔，想迈着笨拙的
步履，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走人最明显不过的歧途。老实、敦厚、胡须灰
自的大学教授在他们如今已卖个出去的旧的“静物写生”上画上象征性的各
种立方体和六面体，因为年轻的校长们 （现在到处物色年轻人，能物色到最
年轻的人更好）把所有其他的绘画都视为太“古典主义”而从画廊里清除出
去，送入仓库。用完整、清楚的德语写了几十年的作家也跟着把句于写得支
离破碎，以“积极精神”违反语法。大腹便便的普鲁士枢密顾问在讲台上讲
授卡尔?马克思。上了年纪的宫廷舞女裸出四分之三的肉体，“僵碑”似地
扭动着，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和勋柏格的《升华之夜》。老年人惊惶
失措地到处追随最时髦的风尚。使自己变得“年轻”，迅速创造出更激进和
前所未有的流派，最好能隔夜翻新，这一切顿时成了唯一的虚荣心。
这是一个多么狂热、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和难以置信的时代呵！因为在
那几年里随着货币的贬值，奥地利和德国的其它一切价值观念也都在下降。
那是心醉神迷和大昏地暗的时代，是焦躁和盲从的一次混合。一切奇谈怪论
和不可捉摸的东西，如通神学，神秘学，招魂学，梦游症，人智学，手相术，
①
笔相学 ，印度的瑜珈和巴拉塞尔士的神秘主义都在当时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
代。一切比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种麻醉品—吗啡、可卡因、海洛因—更富
有刺激性的东西部在当时找到了令人瞠目的市场。戏剧作品中充斥乱伦和弑
父的题材。在政治方面，唯一合胃口的是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极端
的题目。任何正常和恰如其分的事全部遭到谴责。但是，我却不愿在自己的
一生中，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错过那个混乱的时代，“就象每次思想革命
兴起之时总是不顾一切向前猛冲那样，那混乱的时代荡涤了旧传统的污浊空
气，消除了多年的紧张气氛。不管怎么说，时代的大胆实验毕竟起到了宝贵
的推动作用。虽然偏激和过分的做法使我们诧异，但我们觉得没有理由去责
备和鄙视地否定那个时代，因为从根本上讲，那年轻的一代企图弥补我们这
一代人由于谨小慎微和袖手旁观所贻误的一切—纵然做得过于急躁、过于
激烈，他们内心深处的直觉是正确的，他们觉得战后的时代必须不同于战前
的时代，而且必须是一个新时代，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难道不正是我们
年长一些的人在战前和战时所盼望的么？只不过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在战后再
次表现出自己的无能，未能及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反对世界上新的危险的
政治伎俩。虽然还在和谈期间，以自己的长篇小说《火线》而赢得世界声誉
的昂利?巴比塞就曾试图本着和解精神把欧洲所有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那
①
个团体将自称“清醒社”—意为头脑清醒的人们。它要把所有国家的作家
和艺术家团结起来，誓为反对今后任何煽动各民族之间的仇恨而斗争。巴比
塞曾委托我和雷内?席克勒共同领导德语作家小组，这是任务中较艰巨的一
部分，因为在德国还充满着对凡尔赛和约的愤怒情绪。只要莱因兰、萨尔和
美因兹桥头堡仍旧由外国军队占领着，要想使有声望的德国人具备超民族主
义的思想，希望甚微。不过，如果巴比塞没有在困难时丢下我们不管，那么
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后来高尔斯华绥以笔会的形式实现了
① 笔相学，凭笔迹测人性格。
① 昂利?巴比塞于一九一九年发起组织一个进步文学艺术家的反帝国际团体，取名“Clarte”，曾有人译为
“光明社”，据斯?茨威格的释义，似应译为“清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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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组织。巴比塞在俄国之行中广大群众向他个人表现的热情，使他坚
信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民主不可能导致各族人民建立真正的兄弟般的关系，唯
有共产主义才有可能设想建立全世界人民之间的兄弟关系。所以他想悄悄地
把“清醒社”变成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可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必然会削弱
我们队伍的激进化的做法。于是这项本身有意义的计划也就提前告吹。我们
在为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中，往往由于过于热爱自身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断
遭到失败。
所以只留下一件事可做：过隐居的生活，安安静静搞自己的创作。在表
现主义者和放纵主义者—假如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看来，我这个三十六
岁的人是已经属于业已死去的旧一代作家，因为我不会象猴似地投他们所
好。我的早期作品连我自己都不再喜欢，在我“唯美主义”时期写的书我一
本都不让再版。也就是说，我要重新开始，我还要等待，直至各种“主义”
的激荡浪潮退却。我觉得，我的不尚虚荣有利于我的澹泊宁静的心境。正因
为此，我开始写一套忙了多年的关于“世界的建筑大师”的丛书。我抱着完
全冷静、不积极的态度写了象《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
样一些中篇小说。现在，在我周围的土地上，我周围的世界开始渐渐恢复正
常，所以我也不能再犹豫；一个我可以超脱的时期已经过去。我先前开始的
一切都是权宜之计。而现在我已经到了人生的中途。纯粹许诺的年龄已经过
去；现在该是实现承诺和考验自己的时候了，或者是彻底放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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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世界上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奥地利战后最艰难的三年，我是在
萨尔茨堡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度过的。我已经放弃了有朝一日重见世界的希
望。战后的大崩溃、国外对每一个德国人或者用德语进行写作的人所抱的仇
恨、我们货币的贬值，都是灾难性的，致使人们已经准备一辈子都呆在自己
故土的狭小天地里。然而，一切都好起来了。人们重又吃得饱，重又坐在自
己的写字台旁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已经没有抢劫活动，也没有发生革命。
我生活着，我感到自己又有了精力。难道我不该重新尝试一下自己青年时代
的爱好，出远门去旅行？
我还没有想到远途旅行。但意大利就在近处，只有八小时或者十小时的
路程。难道我不该试一试？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那里是“世敌”，虽然我
自己从未有过这种感觉。难道我可以先不友好地把自己拒之门外？难道为了
不致使自己的老朋友难堪，就该从他们身边一擦而过？不，我倒敢试一试，
于是一天中午我终于越过了国界。
晚上，我到达维罗纳，走进一家旅馆。有人递我一张登记表。我填写完
毕，门房把表格粗略看一下。当他在国籍栏里看到“奥地利”这个字时感到
十分惊讶。“您是奥地利人？”他问道。我正在想，他现在是不是要把我赶
出门去。然而，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显得十分高兴。“啊，见到您
很高兴！终于来了个奥地利人！“那是第一个向我表示欢迎的人，但已再次
证实了战争期间我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所有的煽动和宣传仇恨只会使头脑
短时间发热，而从未涉及到欧洲的真正群众。一刻钟以后，那个憨厚的门房
还特地到我房间里来看一看是否招待周到。他热情地称赞我的意大利语，告
别时我们亲切地握了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兰，我重又见到了大教堂，在画廊里闲逛。在米兰，我
听到意大利可爱的声乐。我在所有的街道上信步而行，欣赏欣赏有点熟悉的
异伺风光，使人不胜愉快。当我在街上看见一幢大楼上挂着《晚邮报》的招
牌时，我立刻想起我的老朋友朱?安?博尔杰塞就是那个编辑部的领导人。
我在柏林和维也纳时曾多次和凯泽林伯爵、本诺?盖格尔一起，参加博尔杰
塞举办的社交活动，度过轻松愉快的夜晚。他是意大利最优秀、最富热情的
作家之一，对青年人尤其具有影响。虽然他是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和
德国哲学的狂热信徒，但在大战中却持强烈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和墨
索里尼一起推行战争政策，后来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扬镳。在整个战争期间，
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找一个在敌方的老朋友来当调停人，而现
在我更想见一见这样一个“敌人”。不过我不想冒吃闭门羹的险。于是我给
他留下一张我的名片，并在我的名片上写上我的旅馆地址。可是当我还没有
走下楼梯，就已经有人从后面冲到我的前面，一张高兴得满面生辉的脸——
正是博尔杰塞；五分钟以后我们就谈得象往常一样诚恳，或许更加推心置腹。
因为他也从那次战争中得到了教训，我们分别在此岸和彼岸的人也就比以前
更接近了。
这种情况到处可以遇见。在佛罗伦萨，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特?斯
特林加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冷不防地紧紧将我抱住，以致和我在一起页不
认识他的妻子以为这个满面胡子的陌生男人要谋害我呢。一切都和从前一
样，不，比从前更真诚。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战争终于被埋葬了，战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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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过去。
然而，战争并没有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我们都在自己的善良愿
望之中蒙蔽了自己，而且把我们个人的思想准备和世界的思想准备混为一
谈。不过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这种过失而感到羞愧，因为那些政治家们、经济
学家们、银行家们所受的蒙蔽也并不比我们少。他们在那几年里同样被经济
复苏的虚假繁荣所迷惑，而且为了国家的安定疲劳不堪。实际上，斗争只不
过从国家之间转到社会内部罢了；我在那最初几天所目睹的一个场面，我是
后来才懂得它的深远意义的。我们当时在奥地利是不大了解意大利的政治
的，只知道随着战后的失望情绪，社会主义的倾向，乃至布尔什维克的倾向
四处蔓延。每一堵墙上都可以看到用墨炭或粉笔写的歪七竖八的“列宁万岁”
的字样，而且还听说，一个名叫墨索里尼的社会党领袖在战争期间和本党脱
离了关系，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党派。但是人们对这类消息只是抱着无所谓的
态度听听罢了。这样一个区区小党派能成什么大气候呢？当时每个国家都有
这类党派；在波罗的海的沿岸土地上到处都有志愿兵在列队行走。在莱因兰
和巴伐利亚都成立了分裂主义的党派。到处都有示威游行和暴动，只不过每
次暴动都被镇压下去。因而没有人想到那些身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
①
他们穿的不是加里波第 义勇军的赤色衣衫—在未来欧洲的发展中会成为
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在威尼斯却忽然对“法西斯分子”这个词有了感性认识。一天
下午，我从米兰来到那座泻湖岛上的可爱城市。到达之后竟没有见到一个搬
运夫和一艘威尼斯小游艇。到处站着无所事事的工人和铁路员工，双手插在
口袋里，正在举行罢工示威。由于我拖着两只相当重的箱子，所以我环顾四
周，想求人帮忙。我向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先生打听，附近何处可以找到搬
运大。他遗憾地回答说：“您来的正不是时候。不过，我们现在倒是常常有
这种日子。今天又是一次总罢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罢工，也就不再间下去。我们在奥地利对罢工早已习
以为常。每当社会民主党人走投无路时就采用这种自以为最厉害的手段，但
实际上事后并无效果。我继续拖着我的箱子步履艰难地走着，一直到我终于
看见一个划游艇的人从一条小河里偷偷地慌里慌张地向我招手，接着他把我
和两只箱子弄到船上。在船行驶时，好几个人向我的船夫—一个罢工破坏
者—挥舞着紧握的拳头。半小时后我们回到了旅馆。我不加思索地照老习
惯立刻走到集市广场去。那里显得非常冷冷清清。大多数商店都紧闭着门。
咖啡馆里空寂无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两两站立在街面房屋的拱廊下，好
象在等候什么特别的事。我也和他们一起等着。不一会儿，等待着的事突然
发生了。一队年轻人用急促的整齐步伐从一条小巷走出来，或者说奔跑出来，
队列十分整齐，以训练有素的节奏唱着一首歌，歌词的内容我当时并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就是那首《青年之歌》。在百倍于他们的罢工群众还未来得及向
他们涌去以前，他们就已经挥舞着棍棒，从罢工的人群面前奔跑过去。这支
组织严密的小队伍怀着真正的勇气，大胆地从罢工的人群中穿行而过。当罢
工的人刚刚意识到这是一种挑衅时，那一小队人已迅速而过，再也无法把他
们抓住。现在，罢工的人气恼地聚集在一起，紧握着拳头，但为时已晚，再
① 朱塞佩?加里波第 （GiuseppeGaribaldi，一八○七—一八八二），意大利爱国者，一八六○年率领一
千名身穿赤衫的义勇军远征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推翻了波旁工朝的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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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能追上那支小小的冲锋队。
亲眼目睹的事给人留下的印象始终是一些令人信服的事。那时我才第一
次知道，我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传说中的法西斯主义在现实中是怎么回事，
它是一股领导得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能煽起那些坚毅、勇敢的年轻人
对它产生狂热的崇拜。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赞同我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那
些年纪较大的朋友们的看法了。他们总是轻蔑地耸一耸肩膀，把那些年轻人
看成是一帮“雇佣来的歹徒”，并且讥笑他们的“魔鬼老头于”，我出于好
奇买了几期《意大利人民报》，从墨索里尼尖锐、清楚、拉丁式简洁的文风
中同样感到那种和奔跑着冲过集市广场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坚毅，我当然不
会顶见到那场斗争一年以后达到的规模。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不仅
在这里，而且在世界各处仍然面临着一场斗争，我们的和平还不是真正的和
平。
那是为我敲起的第一次警钟：我们的欧洲在似乎平静的表面底下，到处
充满着危险的暗流。第二次警钟的敲起也没有等候多久。由于重新受到旅行
乐趣的引诱，我决定夏天到德国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去。当时，对一个奥地
利人来说，到德国去看一看，是颇为诱人的。迄今为止，马克和我们疲软的
克朗相比，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信誉，看来，恢复工作正在那里全面进行。列
车正点到达。旅馆窗明几净。铁路两侧林立着新盖的住房和工厂。到处都有
默契似的无可指摘的规章制度。那种规章制度在战前招人讨厌，可是在一片
混乱时又受人称赞。诚然，那里的气氛还是有些紧张。因为全国都在注视着，
看看德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和昔日的敌国在热那亚和拉巴洛举行的最初
几轮谈判中，能否实现减少战争赔偿的希望，或者至少得到真正谅解的一般
承诺。领导那几轮在欧洲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谈判的人，正好是我的老朋
友拉特瑙。他在战争期间就已充分表现了自己杰出的组织才能；是他最早认
识到德国经济以后会遭到致命打击的最薄弱环节，即原料供应问题，因此他
曾及时（在时间方面他也是很有预见的）把全部经济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
而当战争结束之后，正需要一个能以德国外交部长身分和那些对手中最机智
和最富有经验的人进行外交谈判时，这一重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我到了柏林之后，犹豫不决地给他打了二个电话。我怎么可以去打扰一
个正在造就时代命运的人呢？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是呀，很难腾出时间，
我现在尔得不为了公务而牺牲友谊。“不过，他以一种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
特殊技巧，很快找到了我们会晤的办法。他说，他要到几个使馆去拜会，而
且他是从格鲁内瓦尔德出发到那些使馆去，要坐半小时小轿车，所以最简单
的办法是我到他那里去，然后我们坐在小轿车里聊上半小时时间。他集中思
想的能力很强，他能从对一件事情的思考很快转到对另一件事情的思考，所
以他在小轿车里和列车上谈话，事实上能象他在自己办公室里一样说得准确
和深刻。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而且我相信，他能和一个不介入政治但和他
本人有着多年友情的人谈谈心，同样也会使他感到愉快。那是一次长时间的
谈话。我今天可以作证，拉特瑙这个自己无法超脱的人，完全是在心情不轻
松、没有多大兴趣和不耐烦砌时候，接受德国外交部长这个职位的。他事先
知道，他承担的使命暂时还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
能争回四分之一的赔偿费，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还不能指望真正
的和平和宽宏大量的对待。他对我说：“也许要等到十年以后吧，到那时大
家的身体都不行了，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不行了。首先是老一辈的人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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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界，将军们也已经只有默默无声的纪念塑像矗立在公共广场上。“他完
全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双重的责任，周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也许在历史上难得
有这样一个人，内心充满着无穷的忧虑，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去迎接自己
的使命。他知道，这一使命不是他所能完成的，而是只有时代本身才能完成。
①
他还认识到这一使命将会给他本人带来危险。埃尔茨伯格尔 就是由于承担了
停战协议中令人不炔的义务而遭暗杀的，——而鲁登道夫却由于眼看要承担
那种义务而小心翼翼地逃到了国外。从孤以后，拉特璃毫不怀疑，自己作为
一个谋求和解的先驱战士，类似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不过，他至今未婚，也
没有儿女，孤身一人，所以他说他没有必要顾忌生命安危；况且我也没有勇
气去提醒他应注意个人的安全。拉特瑙在拉巴洛于得很出色，在当时情况下
可以说是已取得最好的成果了。这在今天来说仍然是事实。他具有迅速抓住
每仍个有利时机的出色才能和世界政治家的风度，再加上他个人的声望，使
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国内已有一些小组织变得相当强大。他们
知道，只要一再向自己这个战败国的国民声言：他们根本没有战败，任何谈
判和让步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背叛。这样，他们就能招徕更多的人。这些大搞
同性恋的秘密团体已比当时共和国领导人想象的要有势力得多。共和国领导
人按照自己关于自由的观念对所有那些要把德国上地上的自由永远消灭的人
听之任之。
①
我是在市区的外交部门前向他告别的，当时我没有料到那竟是诀别 。后
来，我从照片上认出，我们一起坐车行驶过的那条街正是不久之后暗杀者伏
击我们那辆小轿车的街。仅仅是侥幸，我没有成为那场不幸历史事件的目击
者，所以我事后对那一悲剧事件感到更痛心、印象更深刻，随着那一悲剧的
结束，德国的不幸、欧洲的不幸也就开始了。
那一天，我已经在威斯特兰。数以千计的疗养旅客正在海滨轻松地游泳
洗澡。一支乐队就象宣布弗朗茨?费迪南被暗杀消息的那一天一样，依旧为
无忧无虑消暑的人们演奏着音乐。突然，送报人象自色的信天翁似的越过林
荫道奔来，一边高喊着：“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人们惊慌失措，全国
震动。马克一下子迅速贬值，一直跌到用数以兆计的疯狂比例来进行计算为
止。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真正混乱的局面现在方才开始。我们奥地利先前通货
膨胀的比例在达到一比一万五千时，就认为已经十分荒唐。而现在和德国的
通货膨胀比例一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儿戏。如果想把那次通货膨胀的细节
和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例叙述出来，那简直需要写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在今天
的人看来，好似童活一般。我曾经历过那样的日子：早晨用五万马克买一张
报纸，晚上就得用十万马克。必须兑换外币的人只好按钟点分几次兑换，因
为四点钟的兑换比价可能要比三点钟多好儿倍，五点钟的兑换比价又可能比
六十分钟以前多好儿倍。例如，我给我的出版商寄一部我写了一年的手稿，
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求立刻预付一万册的稿酬；可等支票汇到，面值还不够
顶一星期前寄稿件的邮资；电车票是用百万计算的。从帝国银行运到各银行
① 马蒂亚斯?埃尔茨伯格尔（MatthissErzberger，一八七五—一九二一），德国政治家，一次大战后任德
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力主接受凡尔赛和约，一九一九—一九二○任财政部长，为完成赔偿要求制定
了应急的税收计划，被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反对而遭暗杀。
①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从家里驱车前往外交部途中，被德国国家主义恐怖组织的青年狙击暗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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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纸币，要用卡车袋载。而且十四天以后我在排水沟里见到面值十万马克
的钞票：那是一个乞丐看不上限而扔掉的。一根鞋带比先前的一只鞋还要贵，
不，比拥有两千双鞋子的一爿豪华商店还要贵；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以往
买整幢房子还要贵。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一家拥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
①
高。用一百美元可以买到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上一排六层高楼。几家工
厂的价值不会高出过去买一辆手推车的价钱。刚刚成年的男孩在港口检到被
人遗忘的一箱肥皂，就可以坐着小轿车兜几个月风，因为只要每天卖出一块
肥皂，就可以生活得象贵族一样。而他们的父母，从前是富人，现在却成了
乞丐，步履艰难地四处行走。送报纸的人现在盖起了银行大楼，他们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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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兑换中发了横财。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便是那个名叫施廷内斯 的大赢家。
他利用马克贬值的时机，扩大自己的信贷，而自己只买进矿山和轮船、工厂
和股票、城堡和农庄；但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未花钱，因为每一笔钱，每一
笔贷款最后都等于零。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国掌握在他的手中。德国人总是
对看得见的成就洋洋自得，于是他们竟把他当成一个天才人物热烈欢呼。这
当然很不正常。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到处都是，他们举着拳头向黑市商人和坐
在豪华小轿车里的外国人挥舞，因为那些人会把整条街的东西买下来，连一
盒火柴都不剩；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搞投机倒把和想法
赚钱，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
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我自
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
通货膨胀的比例会达到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是如此；
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
恶渊薮。酒吧间、游艺场、小酒馆如而后春笋般地出现。相比之下，我们在
奥地利见到过的那种混乱局面只不过是群魔乱舞的小小前奏，因为德国人把
他们的自己全部热情和有条不紊的作风都搞颠倒了。穿着紧身胸罩、涂脂抹
粉的青年人沿着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游来逛去，还不仅仅是有职业的青
年人；每个中学生都想挣点钱，在昏暗的酒吧间里，可以看到政府官员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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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家不知羞耻地在向喝醉酒的海员献殷勤。纵然斯韦东 的罗马也没有见过
象柏林那种跳舞会上穿着异性服装的疯狂放荡场面。成百名男人穿着女人的
服装，成百名女人穿着男人的服装，在警察的赞许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价
值观念跌落的情况下，正是那些迄今为止生活秩序没有受到波动的市民阶层
遭到一种疯狂情绪的侵袭。年轻的姑娘们把反常的两性关系引以为荣，在当
时柏林的任何一所中学里，如果一个女孩子到了十六岁还是处女，就会轻蔑
地被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每个姑娘都愿意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公开张扬，
而且觉得这种风流事愈带有热带的异国情调就愈好。可是这种充满激情的性
爱最令人反感的是它的可怕的虚伪性。其实，这种随着通货膨胀而迸发的德
国人的恣意纵欲无非是一味追求时髦而已；从那些出身正派的市民家庭的年
轻姑娘们身上可以看出，她们本来是宁愿把头发简单地分两边梳开，而不愿
① 库尔菲尔斯滕达姆 （Kurfurstendamm ），柏林一条主要街道。
① 胡戈?施廷内斯（HugoStinnes ，一八七○—一九二四），德国矿冶工业巨头，在一次大战后的德国通
货膨胀期间，扩大了施廷内斯康采恩，从而成为 德国最大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