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也都好象头上有了圣像光环似的，散射出令人敬畏的光辉。在维也纳
大街上，总理或者最有钱的巨富豪绅可以四处行走，而不会有人回头仰望；
但是，一个皇家男演员或者一个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过，每一个女售货员和
每一个马车夫都会认出他们。当我们这些男孩亲眼看到那些演员中的一个（他
们的照片和签名人人都收集）从自己的身边走过以后，我们就会洋洋得意地
互相说个没完。这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拜甚至会涉及到他周围的人。索嫩塔尔②
③
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的马车夫都是人们暗暗羡慕的体面人物。年轻的
公子哥以穿着和演员一样款式的服装为荣。一位著名演员的诞辰纪念或葬礼
成了压倒一切政治事件的大事。每一位维也纳作家的最大梦想就是能使自己
的作品在城堡剧院演出，因为这意味着他从此一生高贵和享受一系列的荣
誉，例如，他终生都不再需要购买入场券，他会收到参加一切公演的请柬；
他可能成为某个皇室成员的宾客。我今天还记得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样一
种澄重礼遇。有一天上午，城堡剧院的经理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在事先表
示祝贺之后告诉我说，我的剧本城堡剧院已经接受；当我晚间回家时，我在
自己的寓所见到他留下的名片：他对我—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已进行了
正式的回访。而我，作为皇家剧院的一名作者，一举成了一位“上流人物”，
以致他需要像对待一位皇家学院院长那样来对待我。至于皇家剧院发生的
事，则和每一个人都间接有关，甚至会涉及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例如，我
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少年时代发生过的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家的厨娘
噙着眼泪跌跌撞撞走进房间，对我们讲：她刚才听人说夏洛特?沃尔特（城
堡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死了。这种极度的悲伤自然会使人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这个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未去过那高贵的城堡剧院，也根本没有在舞台上
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沃尔特。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维也纳，一位
全国闻名的女演员是属于全城的集体财富，所以她的死也会使一个毫不相干
的人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不幸。任何一个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去
世，都会顿时成为全国的哀痛。我还记得，当曾首演过莫扎特的《费加罗的
婚礼》的“老”城堡剧院拆毁时，维也纳整个社交界象参加葬礼似的、神情
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的大厅里，帷幕刚刚落下，全部拥上了舞台，为
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们曾在这地板上
演出过—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去。而且几十年以后还可以看到这些不
会闪光的木片在数十户市民家中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盆子里，就像神圣的十字
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而当那座被称为伯森道尔夫音乐厅的建筑拆
毁时，我们自己的举动也不见得理智多少。那座专供演奏室内音乐用的小小
① 维也纳城堡剧院 （Wiener Burgtheater），建于十九世纪，是维也纳国家剧院，译皇家剧院。
② 阿道夫?冯?索嫩塔尔（Adolf von Sonnenthal ），奥地利著名男演员。
③ 约瑟夫?凯恩茨 （Josef Kainz ），奥地利著名男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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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乐厅原本是一座完全不起眼的非艺术性建筑物—它早年是利希腊施泰
因侯爵的骑术学校，后来改建时也只不过在四壁镶上木板，以适应音乐的需
要，一点都不富丽堂皇，但它却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似的扣人心弦，对音乐
爱好者来说它是一块圣地，用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鲁宾斯坦都在那
里举行过音乐会，许多著名的四重奏都在那里首演。而现在，它却要为一幢
新的实用建筑而让路，这对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难忘时刻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
的。所以，当贝多芬乐曲（由红玫瑰四重奏小组演奏，表演得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出色）的最后旋律渐渐消失时，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喝采、
鼓掌，一些妇女激动得啜泣起来。谁也不愿相信这是最后的告别。大厅里的
灯光熄灭了，为的是把我们赶走。可是在那四五百名音乐迷中没有一人离开
自己的座位，我们在那里呆了半小时、一小时，仿佛我们用那种行动能够迫
使那座古老的神圣大厅得到拯救似的。而我们当大学生的时候，又是怎样为
了反对拆毁贝多芬临终的寓所而用请愿书、游行和文章进行斗争的呵！在维
也纳，这类具有历史意义的每一幢房屋的拆除，就象从我们身上夺取了一部
分灵魂。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社会各阶层。由于
近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本身原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而又相处非常融洽 （正
如我以上所述）的城市。社会舆论还始终受皇家控制。所以，皇家的城堡不
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而且也是哈布斯堡帝国超越民族的文化中心。在城
堡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的大贵族的府第—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是第二道围墙。在这道围墙外面则是由较小的贵族、高级官吏、工业家
和“名门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再外面才是小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
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大
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的自己府第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士住在
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阶级住在第二区到第九区的内城区，最外面一层住着
无产阶级。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城堡剧院和盛大的节日里彼此交往。譬如说，
①
在普拉特绿化区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会热情地向坐在华丽的马车里
的“一万名上流人物”喝采三次。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让
位给色彩和音乐，如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
无不都是如此。纵使出殡，也是热热闹闹。任何一个讲究礼俗的维也纳人都
追求“壮观的葬礼”、豪华的排场和众多的送葬人；甚至可以说，一个真正
维也纳人的辞世，对他人来说是一次大饱眼福的盛会。正是在这种对一切声
色和节日气氛的爱好之中，在这种对演戏似的生活 （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
形式；也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的乐趣之中，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是
一致的。
维也纳人的这种对“戏剧的癖好”，如果按戏迷们的可怜的生活条件来
说，有时真可谓达到荒唐的程度，从而很可能遭到讥笑；和刚毅的邻邦——
德意志帝国相比，我们奥地利对政治淡漠，经济落后，事实上，其中部分原
因就在于过分讲究享受。不过，这种对艺术的过分重视倒使我们在文化方面
有了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十分崇敬的态度，其次，
经过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我们有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鉴赏力，而且，正是由
于这种鉴赏力，反过来又使我们最终在一切文化领域内达到超群的水平。艺
① 普拉特 （Prater ），位于维也纳第二区内的多瑙河畔的绿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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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总是在他备受尊重的地方感到最舒畅和最受鼓舞。艺术总是在它成为一
件全民族生活大事的地方达到它的顶峰。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罗
马吸引了大批画家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巨匠一样—因为每个画家都感到自己
必须在全体市民面前与别的画家进行竞争和不断超越自己的水平—维也纳
的音乐家和演员们也都明白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
在城堡剧院里，容不得一点疏忽任何一个错音符都会被立刻发现，一旦进入
合唱声部的时间不合拍或音符缩短，都会受到指责。而且这种监督不仅仅来
自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们，而是来自每天每日的全体观众。他们的耳朵是敏
锐的，通过不断的比较更是越来越尖。由于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风纪方面
一切都相当安定顺当，所以在这些方面有点“马虎”，维也纳人都能包涵，
有点违反常规，都能宽容谅解，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艺术方面出现的差错却
从不含糊，因为这关系到本城的荣誉。每一个歌唱家、每一个演员、每一个
音乐家，都必须始终竭尽全力，不然就会被淘汰。能在维也纳成为明星是非
常了不起的，但要始终保持明星的地位却不容易；任何松懈都不能原谅。在
维也纳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清楚这种从不间断、毫不留情的监督，从而迫使自
己锲而不舍，这样也就使整个艺术水平达到卓绝的程度。我们每一个人从青
年时代起就已习惯于在自己的生活中用严格、苛刻的标准要求艺术家的每一
①
次演出。一个当年曾十分熟悉古斯塔夫?马勒尔领导的歌剧院里一切铁的纪
律和曾把交响乐团里团员们的干劲和缜密联系起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人，在今
天也是很难对一次戏剧或音乐的演出感到完全满意的。不过，我们这样也就
学会了对自己的每一件艺术品提出严格的要求。当时所达到的水平一直是我
们的表率，在一个正在成为艺术家的人看来，那种水平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城
市具备。然而，那种关于正确节奏和情绪高昂的知识却又是家喻户晓的，因
为即使是一个坐在“酒馆”里的小市民也会要求乐队演奏出高水平的音乐，
就像他要求掌柜给他上好的葡萄酒一样。就连普拉特绿化区的居民们也都清
楚地知道哪支军乐队演奏得“最带动”，不论他们是“德国的音乐大师”还
是匈牙利人；仿佛往在维也纳的人都从那空气中获得了音乐节奏感似的。所
以，正如我们这些作家们在一篇特别讲究的散文中表现出那种优美的音乐性
一样，其他人则在社交场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满温文尔雅的礼节意识。在所谓
“上流”社会里，一个没有艺术感和不崇尚礼仪的维也纳人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纵然在下层社会，一个最贫穷的人也具有某种对美的本能要求，这是
那种自然景色和人生物乐趣对他的生活熏陶所致。如果住在维也纳的人没有
那样一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那样一种对安逸舒适生活的享受意识和审美意
识，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适应这样的民族环境，或者说，适应这块自己居
住的土地，不仅是对外的一种保护措施，而且也是一种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他们要求有自己的祖国，渴望安宁、养息、太平，渴望消除外来陌生的感觉，
这就促使他们热忱地把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文化联系起来。除了十五世纪的西
班牙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一种联系方面比奥地利显得更出色和更
有成效。自从犹太人在这座皇帝的京城定居两百多年以来，他们在这里遇到
① 古斯塔夫?马勒尔 （GustavMahler），奥地利晚期浪漫派作曲家和杰出指挥家，一八九七—一九○七
年任维也纳皇家歌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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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逍遥自在、爱好和睦相处的人民，虽然这些人看上去不太讲究繁文缛节，
但在内心同样蕴藏着那种追求精神和美的价值的深刻本能，正如犹太人认为
这些价值对自己十分重要一样。甚至可以说，犹太人在维也纳碰到了更多的
际遇：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一项使命。在上个世纪的奥地利，艺术曾一
度失去了自己传统的老保护人和赞助者，即皇室和贵族。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① ②
玛丽亚?特蕾西亚 曾让格鲁党来指导她女儿们的音乐，约瑟夫二世曾作为
③
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过莫扎特的歌剧，利奥波德二世 自己就作过曲；但后
④ ①
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和费迪南一世对艺术方面的事就已不再有丝毫兴
②
趣了，而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在他八十年的生涯中除了阅
览军队的花名册以外就从未读过一本书或者仅仅在手里拿过一本书。他甚至
还流露出对音乐的反感。同样，大贵族也都放弃了从前那种赞助的态度。以
前，埃斯特哈齐侯爵府曾把海顿留在家里奉为宾客；洛布科维茨侯爵府、金
③ ④
斯基家族 、瓦尔德施泰因家族 曾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府邸首演贝多芬的作
品，伯爵夫人图恩还恳求这位伟大的精灵（贝多芬）不要把歌剧《菲岱里奥》
⑤从歌剧院的保留节目中撤销。——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即
⑥
使象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这样的人，也
⑦
部已得不到他们的一丁点儿资助。于是，市民阶层为了把交响音乐会保持在
原有的水平，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能够维持生计，不得不出来代替他们进行
支持。而犹太市民阶层的自豪和抱负，恰恰是他们在维护维也纳古老灿烂文
化的光荣时站在最前列。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这里居
住，但是他们觉得只有通过自己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才真正算是成了维也
纳人，才不愧于这一片故土。本来，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
微小的。皇室的煊赫使任何个人的私人财富显得黯然失色。领导国家的高位
都是世袭的，外交界是属于贵族的，军队和高级官吏的职务均为名门世家所
把持；而犹太人也从未有过想钻进这种特权阶层的奢望，他们彬彬有礼地尊
重这种传统的特权，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譬如说，我今天还清楚记得，我
父亲一生部不愿到扎赫尔大饭店去用餐，况且并不是为了节约—因为和其
他几家大饭店相比，价格也只是略微贵一些——，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而
远之的感情：他觉得和一位施瓦岑贝格亲王或者洛布科维茨侯爵邻桌是尴尬
和不得体的，在维也纳，唯有对艺术，所有的人才感到有同样的权利，因为
① 玛丽亚?特蕾西亚 （Maria Theresia ），奥地利女皇，一七四五—一七六五年在位。
② 约瑟夫二世，奥地利皇帝，一七六五—一七九○年在位。
③ 利奥波德二世，奥地利皇帝，一七九○—一七九二年在位。
④ 弗朗茨二世，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一七九二—一八○六在位），一八○四—一八三五年为
奥地利皇帝。
① 费迪南一世，奥地利皇帝，一八三五至一八四八年在位。
②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八四八年后为奥地利皇帝，一八六七年后兼匈牙利国王。
③ 金斯基家族 （Kinskye），波希米亚贵族世家，一六七六年起承袭奥地利伯爵封位，一七四六年起承袭侯
爵封位，家族成员多在奥地利外交界。
④ 瓦尔德施泰因家族（Waldsteins ），波希米亚贵族世家。
⑤ 《菲岱里奥》（Fidelio），贝多芬作三幕歌剧。
⑥ 胡戈?沃尔夫（Hugo Wolf，一八六○—一九○三），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⑦ 市民阶层 （Burgertum），在德语中是指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居住在城市里的一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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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也纳艺术的爱护被视为是一种共同的义务，而犹太族资产阶级通过自己
的帮助和促进，对维也纳文化所作的贡献，则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是真正的
观众、听众和读者。他们光顾剧院和音乐会，购买图书和绘画，参观各种展
览。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思路灵活，成了各种场合一切新事物的促进者和
先驱战士。十九世纪艺术珍品的巨大搜集收藏工作几乎都由他们完成，艺术
方面的一切尝试几乎只有通过他们才有可能得以进行；如果没有犹太资产阶
级这种坚持不懈激励一切的兴趣，而仅仅依靠朝廷、贵族和那些宁愿赛马和
打猎但不愿促进艺术的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们的冷漠态度，那么维也纳在
艺术方面也就会落后于柏林，就象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谁想
在维也纳作一点艺术方面的创祈，谁从外地来到维也纳作客，想在这里找到
自己的知音，那么他就得指望这样的犹太资产阶级。记得在反犹太主义时期，
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唯一的尝试：想在维也纳创立一家所谓“民族剧院”，可
是这家剧院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和魂众，不到儿个月的工夫，这家
“民族剧院”也就惨淡地垮台了，然而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具体事例第一次
揭开了这样的内情：被世界人民称颂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是
由维也纳的犹太人促成、哺育、甚至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
因为正是在十九世纪的末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相当
活跃—而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当时正面临着艺术方面的可悲没落—诚然，
这种艺术绝不可能是以一种犹太人特有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移花接木的奇
①
迹，表现出最强烈的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特点。在音乐创作方面，戈德马克 、
② ③
古斯塔夫?马勒尔和勋柏格成了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 、莱奥?法
④ ⑤
尔 、卡尔曼使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图
① ②
尔?施尼茨勒、贝尔一霍夫曼 、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
③ ④
欧洲的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和施蒂弗特 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
① 卡尔?戈德马克 （Karl Goldmark，一八三○—一九一五），奥地利著名作曲家，祖籍匈牙利，著名代
表作有歌剧 《示巴王后》、交响乐《乡村婚礼》、交响序曲《沙恭达罗》等。
② 阿诺尔德?勋柏格（ArnoldSch6nberg，一八七四—一九五一），奥地利作曲家和音乐理比家，十二音
体系写作法的奠基人。
③ 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 Strauss，一八七○—一九五四），奥地利作曲家，以创作轻歌剧和喜歌剧的
乐曲闻名于世。曾于一九三八年经巴黎前往纽约和好莱坞，一九四八年重返维也纳。
④ 莱奥?法尔 （LeoFal1，一八七三———九二五），奥地利作曲家，新轻歌剧作曲家的重要代表之一。
⑤ 埃梅里希?卡尔曼 （Emmerich K(im(n，一八八二，——一九五三)，匈牙利作曲家，世界著名轻歌剧作
曲家。
① 里夏德?贝尔一霍夫曼 （Ricliard Beer-Hofmann，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奥地利作家，曾攻读法学，
霍夫曼斯塔尔的朋友，一九三八年流亡瑞士，后移居美国，犹太复国运动的参加者，主要作品有未完成的
戏剧三部曲《大卫王的冒险故事》。
② 彼得?阿尔膝贝格 （Peter Altenberg，一人五九—一九一九），奥地利散文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
维也纳负有盛名。
③ 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一七九一—一八七二），十 九世纪奥地利著名剧作家，人道
主义者，深得歌德和拜伦的赞赏，代表作有“命运悲剧” 《太祖母》、爱情悲剧《萨福》等。
④ 阿达尔贝尔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一八○五—一八六八），奥地利小说家，早期受德国浪
漫派影响，日后倾向古典主义，擅长写中短篇小说，用文笔优美而获较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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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的。索嫩塔尔、马克斯?赖因哈德使这座戏剧城市再度誉满全球。弗洛伊德
和科学界的泰斗使早已闻名的维也纳大学举世瞩目。——这些身为学者、艺
术名流、画家、导演、建筑师和新闻工作者的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
中无可争辩地到处享有较高和崇高的地位。由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那种入
乡随俗的愿望，他们使自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且觉得能为奥地利的
荣誉效劳，不胜荣幸；他们觉得为自己的奥地利作出贡献，是自己的世界使
命，的确，应该实事求是地再次指出这一点：在现今欧美的音乐、文学、戏
剧和工艺美术中被人赞誉为是奥地利文化获得新生的相当一部分—如果不
说大部分的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创造的；而犹太人自己则在这种移花
接木的工作中达到了千余年以来精神追求的最高成就。几个世纪以来无处寻
找出路的智能在此和已趋式微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以新的生气和勃然的活力
使旧的传统获得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青春。只是最近几十年想把这座城市
强行民族化和地方化的企图，才大大亵读了维也纳，因为这座城市在精神和
文化方面恰恰遇到最多样化的因素，它在思想上完全是超民族的。维也纳的
天才—一种独特的音乐天才，从来都是把民族和语言的一切对立因素和谐
地融合在自身之中，维也纳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凡是在维也纳生活
和工作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摆脱了偏狭和成见。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在那里
更容易当一名欧洲人。而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学会把欧洲共同联合的理
想作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来加以热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感谢这座早在马
①
可?奥勒留 时代就维护着罗马精神—兼容一切的精神的城市。
在那古老的维也纳，人们生活得很好，生活得轻松愉快，无忧无虑，而
北边的德国人却用一种略带恼怒和藐视的目光眼望着我们这些居住在多瑙河
畔的邻居。这些邻居并不“能干”，也没有紧张的秩序，而愿意享受生活：
吃得好、在节日和剧院里寻找乐趣，并为此搞出了卓越超群的音乐。维也纳
人确实不喜欢德国人那种最终会使其他一切民族的生活变得无比痛苦和遭到
彻底破坏的所谓“能干”，不喜欢那种要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的野心和拼
命的追逐，他们喜欢怡然自得地聊天，习惯于相安共处，让每一个毫无妒意
的人在与人为善和或许是漫不经心的和睦气氛中各得其所。“自己生活和让
别人生活“曾是维也纳人的著名原则，在我看来，它至今仍然是一个比一切
绝对的命令更富于人性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当时曾顺利地被一切社会阶层所
遵循。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可以和平相
处，尽管偶尔也有互相嘲弄的时候。纵然是政治和社会运动，也都不带那种
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才侵入到时代的血
液循环中的。在从前的奥地利，人们在互相攻击时，尚且讲豪侠气概，那些
①
国会议员们虽然也在报纸上、国会里互相责骂，但在经过西塞罗式的长篇演
说之后，仍然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并且彼此以亲昵的“你”相
⑤ 马克斯?赖因哈德（Max Reinhardt ，一八七三—一九四三），奥地利著名演员，一九○○年任柏林德
意志剧院领导人。
① 马可?奥勒留（MarcAure1，即Marcus Aurelius，Antoninius，一二一一一八○），一六一至一八○年的
古罗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经年用兵，势力达到多瑙河畔，相传因瘟疫死于Vindobona
（今维也纳）附近。
① 西塞罗 （Marcus Tullu Scicero，公元前一○六—一四三），古罗马政治家，以擅长演说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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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称。就是反犹太主义政党的党魁卢埃格尔 当上了维也纳市长的那会儿，他在
私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丝毫变化，我个人必须坦白承认，我当时身为一个犹太
人，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和文学界，都没有遇到一丁点儿麻烦和歧视。在
当年的报纸上，还不是每天都充斥那种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派与
派之间的仇恨，它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彻底隔离；那种在公共生活
中表现出来的老百姓的情绪也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得令人讨厌。那时候，
个人所作所为的自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今天这简直不可想象；当
时的人并不像今天似的把宽容视为一种软弱，而是把它尊为一种道德的力
量。
因为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它是一
个阶层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
车、电话、无线电、飞机等的新速度尚未影响到人的生活节奏；岁月和年龄
依然有着另一种尺度。人们生活得相当悠闲安逸。当我今天想尽量回忆起我
童年时代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过早
地发福。我的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们、商店里的营业员、乐谱架
旁的交响乐团演奏员，在他们四十岁的时候就都已成了大腹便便、“气派非
凡“的男子。他们举步缓慢，谈吐斯文，谈话时抚摸着自己保养得很好的、
常常是已经灰白的胡子。不过，灰白的须发仅仅是庄严的一种新标志，而一
个“稳重”的男子则要有意识地避免那些被认为是青年人不太得体的举止和
自负的神气。我今天怎么也记不起来，在我孩提时代曾见过父亲急匆匆地上
下过楼梯或者有过任何明显的慌慌忙忙的举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呢。在
那个时候，任何匆忙和慌张不仅被看作是不文雅的，而且事实上也大可不必，
因为在那个凭借自己无数的小保险和支持措施而对市民阶层来说相当稳定的
世界里，从未发生过什么突然事变；即使外面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灾难，也透
①
不过这堵“保险生活”组成的厚墙壁。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即使是巴尔干
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全都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们把报纸上所有的战情报道
当作体育专栏似的随随便便一翻而过。说真的，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和他们
又有什么相干呢？又会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那
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货币不会突然大肆贬值。
那时候，要是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一下子跌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就被说
成是“破产”了，人们就会蹙起眉头，忧心仲仲地谈起这场“灾难”。那时
候，也有人抱怨“高额”的税收，但那种抱怨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真
的这样认为。因为事实上当时的税收和第一次大战以后的税收相比，只不过
是施给国家一点点小费。那时候，人们还时兴立下最详尽的遗嘱，好象这样
就能使自己的孙子和曾孙免遭任何财产损失似的，以为用这样一张看不见的
债券就可以永远有效地保证子孙们的安稳生活，于是他们自己也就生活得悠
然自得，即使有一点小小的担惊受怕，也无非是像抚摩听话、好玩而根本不
用害怕的家畜时的那样一种心情。所以，每当我今天手中偶然得到一张从前
② 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ar，一八四四—一九一○），奥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会党人，反犹太主义
者，一八九七至一九一○年任维也纳市长，反对大德意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① 英布战争，又称“布尔战争”，是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一八九
九年英国发动战争，布尔人战败。一九○二年媾和，布尔人统治的德兰土瓦和奥兰治被英国吞并，一九一
○年该两地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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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报纸，读到那些关于一次小小的区议会选举的激动文章时，每当我回想
起为了城堡剧院演出中的微不足道的问题而议论纷纷时，或者回想起我们青
年时代对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情进行不值当的激烈讨论时，我就会忍俊不
禁。当时的一切忧虑就是这么一丁点儿！那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时代呵！
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有幸遇到了这样的时代，他们平静、顺利和清白
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我是否要为此而羡慕他们。
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似的，从而对人间的一切真正痛苦、对命运的种种
险恶和神秘力量懵懵懂懂，对一切使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视而不见，然而那
些危机和问题却愈来愈严重！由于陶醉在安宁、富足和舒适的生活里，他们
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和变得异常紧张，生活中会不断出现意
想不到的事和天翻地覆的事；由于沉湎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他们很
难料到，任何一个明天，在它晨光微熹之际，就会把我们的生活彻底破坏。
即使是在最最黑暗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醒悟到人会变得多么险恶；不过
他们也同样很少知道，人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的力量。而今天的我们
我们这些被驱赶着经历了一切生活急流的人，我们这些脱离了与自己有
联系的一切根源的人，我们这些常常被推到一个尽头而必须重新开始的人，
我们这些既是不可知的神秘势力的牺牲品、同时又心甘情愿为之效劳的人，
我们这些认为安逸已成为传说、太平已成为童年梦想的人—都已切身感受
到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和不断出现的新恐惧。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
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
时代与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从前的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因此，
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纵然是我们同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要比我们祖先
中最睿智的圣贤了解现实胜千倍。不过，我们却没有从中占到什么便宜，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