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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茨威格

_19 斯蒂芬・茨威格 (澳大利亚)
在这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日子已临近。后来,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法兰克福报》却象告密者似的向德国发消息说,美国公使和几个协约自的
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但这事并没有使我非常不安。我们感觉到,战争现
已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德国内部越来越虚弱,反对鲁登道夫一意孤行的继续
战争的政策,已不再象当初威风凛凛的作孽时刻那样危险。到了一九一八年
秋天,战争的结局必然就会分晓。不过,我可不想再在苏黎世度过那等待的
时间了。因为我的目光已渐渐地变得更清醒和更警觉。在我刚刚到达苏黎世
的最初热情时刻,我原以为在所有这些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中间能找
到真正的志同道合的人,找到确有决心为欧洲的和解而奋斗的战士。但是不
久我发现,在那些装成流亡者和坚贞的殉道者中间混杂着一些阴暗的人物。
他们是为德国谍报机关效劳的人,被收买来对每一个人进行侦探和监视的。
任何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很快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平静而又守法的瑞士
已被两个阵营的秘密谍报人员象鼹鼠打洞似地破坏了。倒字纸篓的女佣、女
接线员,形迹可疑、慢慢吞吞地在身边服务的饭店招待,都在为一个敌国服
务,甚至常常是同一个人为两边效劳。箱子被偷偷地撬开,吸墨纸被拍成照
片,信件在邮途中不翼而飞,时髦俏丽的妇女们在旅馆的大厅里令人恶心地
向一个男人微笑,一些热心得出奇的和平主义者—我们从未听人说起过他
们—会突然登门拜访,并请求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名或者假惺惺地来素取那

些“可信赖的”朋友们的地址。有一个“社会党人”请我给拉绍德封的工人
们作一次报告,报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真是处处得
小心提防。没有多久,我终于发现,那些能够看作绝对可靠的人是何其之少,
更由于我不愿卷入政治,所以我的交往也就愈来愈有限。何况,即使在那些
可靠的人家里,那种毫无结果的无休止的讨论,以及那种激进主义者、自由
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不问政治的人混杂一起的奇特
现象,也使我感到无聊;我在那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去正确观察一个典型的
职业革命家:他将永远对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情一味采取反对的态度,他觉
得这样就会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将死守教条,因为他自己没有任何立足点。
所以,要是继续留在那种喋喋不休的混乱环境里,也就意味着会把自己的头
脑搞乱,同流合污,对自己信仰的道义力量失去信心。于是我和他们分道扬
镳了。事实上,在咖啡馆里策划谋反的人没有一个敢真正造反,在那些临时
凑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当真正需要政治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懂得搞政治。
好不容易到了开始战后建设的时候—这当然应该得到肯定—可他们还是
抱着那种吹毛求疵、牢骚满腹的否定态度,正如当年的反战作家只有很少几
个人还能在战后写出一部重要作品一样。一个使他们热衷于搞创作、搞政治
和争论不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战争一旦结束,反战运动也随之结束。由那
些令人注目、有才华的人所形成的整个反战阶层也就俏然烟消云散了,每一
① 拉绍德封 (La Chaux de Fonds),瑞士西部汝拉山中一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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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团体当然也不复存在,因为他们是由于一时相同的处境,而不是由于共
同理想而组成的。
我在离苏黎世约半小时路程的吕施利孔替自己找了一个恰当的地方——
一家小旅馆,从吕施利孔的山丘上能眺望到整个苏黎世湖,只是显得又小又
远,还能望见城里的塔楼。我在这里只需要会见我自己请来的真正朋友,他
们是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我能在这里干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无情消逝
的时间。美国的参战,使所有那些被蒙住了眼睛和耳朵被本国的大话震聋了
的人顿时猛醒,感觉到德国的失败不可避免;当德国的皇帝突然宣布说,从
现在起他要实施“民主”时,我们知道事态已非常严重。我坦白地承认,我
们奥地利人尽管和德国人语言和思想感情相通,但也变得不耐烦起来,巴不
得那已经变成不可避免的事快快到来。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
帝终于逃亡出国了。为了自己的“胜利和平”而葬送了千百万人生命的鲁登
道夫也戴上墨镜偷偷溜到了瑞典。但那一天却给我们带来许多宽慰。因为我
们—当时全世界的人也和我们一样—相信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永
远结束了。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野兽都已被制服或者统统被杀死了。我们相

信威尔逊 的伟大纲领,就好象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纲领似的。当俄国革命还在
以人道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欢庆自己蜜月的日子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曚曚的曙
光。我现在知道我们那时很傻。不过不仅是我们傻。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
人都会记得: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用雷鸣般的欢呼声来迎接威尔逊,把他当
成会给全世界带来福音的救世主;也都会记得:敌对双方的士兵互相拥抱和
亲吻的情景;在那和平的最初日子里,欧洲人表现出空前的深信不疑的心情。
因为现在地球上终于有了空间去建立那个早就盼望着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
我们梦想着当时就建立共同的欧洲,不然,就要永远失去时机了。我们曾度
过的地狱般的生活业已过去,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一个新的世界已经
开始。而正由于我们年轻,我们心里想: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
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①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Thomas Woodrow Wilson,一八五六—一九二四),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对同盟国媾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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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奥地利
从逻辑角度看,我在德奥军队崩溃以后重返奥地利,是一件最愚蠢的事
情。因为当时的奥地利还笼罩着早年专制皇朝的阴影,在欧洲的地图上是一
块捉摸不定、毫无生气、灰溜溜的地方。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
文尼亚人都把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分割走了;奥地利只剩下残缺不全、好象
还在淌着鲜血的躯干。在那六七百万不得不自称是“德意志族奥地利人”中
间就有二百万人拥挤在首都维也纳。他们在那里挨饿受冻。早先曾使这个国
家富裕的许多工厂是设在现已属于外国的土地上。铁路线只剩下残缺不全的
路基。国家银行的储备黄金已全部用来偿还巨额的战争借款。国家四周的边
界线尚未确定,因为和平才刚刚开始,要承担的责任还没有最后规定。国内
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没有石油。看来一场革命己不可避免;要
不,就是一种灾难性的解决办法。按照各种世俗的预见,这个由战胜国人为
制造的国家是无法独立生存的—所有的政党,各种社会主义的、教会的、
民族主义的政党,都是喊着这种腔调—看来,这个国家自己也完全不愿独
立存在。就我所知,出现这种悖理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个国家
被迫独立存在,而它自己却竭力加以拒绝。奥地利的愿望是,要么和那些原
来相邻的国家重新合并,要么和同一民族的德国统一,而绝不愿在这种被肢
解的状态下过一种屈辱的乞丐似的生活。而那些相邻的国家却相反,他们再
也不愿意和这个奥地利继续保持经济同盟,一则是因为那些国家认为奥地利
太穷了,二则是因为害怕哈布斯堡皇室复辟;至于和德国合并,是被协约国
所禁止的,因为协约国不愿看到战败的德国因此而变得强大。所以协约国明
文规定:这个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必须继续存在,对一个自己不愿意存在的
国家竟下达这样的命令:“你必须存在!”—这是历史上的咄咄怪事。
在一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自愿回去的呢?今天我自
己也无法说清楚。不过,我们这些在战前成长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
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认为,在这样一种最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更应该
属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贪图安逸,逃避眼前在那里发生的
悲剧,是多么怯懦。而且我,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更感到有责任,用
自己的话去帮助克服战败带来的困难。我觉得,在战争朋间自己好象是多余
的,而现在战败之后,倒好象适得其所,尤其是因为我曾反对过拖延战争,
所以赢得了一定的声望,特别是在青年中间。再说,即便我不能有所贡献,
但是我能和他们一起去共尝我曾预言过的苦难,至少也是一种弥补。
当时,要重返奥地利,所作的准备简直就象去北极探险,必须穿上暖和
的衣服和毛衣,因为谁都知道过了国境线的那一边没有煤—而冬天又即将
来临。鞋子要换好鞋底,因为那边只有木头鞋底,带上瑞士允许出口数量的
全部贮备食品和巧克力,为的是在拿到第一次面包票和黄油票以前不致挨
饿。行李要去保险—只要保价费高到还有能力支付,因为大多数行李车都
会遭到抢劫,而丢了一只鞋,丢了一件衣服,都是无法弥补的。只是我十年
以后有一次到俄国去,我才作了类似的旅行准备。列车到了布克斯边境火车
站—一年多以前我曾怀着喜悦的心情乘车驶进这个车站—我站在那里犹
豫了片刻,问自己是否在这最后时刻,还是回头好。我觉得这是决定我一生
的关键时刻。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去迎向困难和相当艰苦的生活。我重又登上
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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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一年前到达瑞士布克斯边境火车站时,我曾经历了那兴奋激动的一

分钟。而现在,当我回国的途中,我同样在奥地利的费尔德基尔希边境火车
站经历了难忘的一分钟。我一下火车,就发觉边境官员和警察身上那种明显
的不安。他们对我们并不特别注意,过境检查十分草率,他们显然是在等待
更为重要的事。最后,钟声敲响,表示一趟从奥地利方向开来的列车就要进
站,站上的警察都各就各位,全体工作人员急急忙忙从木板小屋里出来,他
们的妻子也都一齐拥向月台—显然是事先打过招呼的;特别引起我注意的
是,在等待的人群中有一个身穿黑衣服、带着两个女儿的老妇人,从她的仪
态和服饰看,大概是个贵族。她显得很激动,不时拿手帕擦眼睛。
列车徐徐地、几乎可以说是庄严地驶来。这是一趟特别列车,不是那种
被日晒雨淋而褪了色的破旧的普通车厢,而是宽敞豪华的黑色车厢,是一趟
专车。机车停住了。可以感觉到,列队等候的人群激动起来,我还始终不知
道是为了什么。蓦地我在车厢的反光镜里认出高高站立着的卡尔皇帝—奥
地利最后一位皇帝—和他的身穿黑色服装的夫人齐塔皇后。我简直惊呆
了,奥地利的最后一位皇帝、统治了七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皇朝的继承人要
离开自己的帝国了!尽管他拒绝正式退位,奥地利共和国仍然允许他在离别
时享受所有的礼遇,或者说,是他强烈要求共和国这样做的。此刻,这位身
材高大、面容严肃的人站在窗户旁,最后一次看一看自己国家的山峦、房屋
和人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却被我亲身经历到了—我是在帝国的传
统中长大的,我在学校里唱的第一支歌是对皇帝的颂歌;后来我又在军队里
服役,曾面对着这个此刻身穿庶民服装、流露着严肃和沉思目光的人发过誓
言:“和领土、领水、领空共存亡”,现在我目睹此情此景,更是感慨万千,
我曾多次在盛大的节庆时见过奥地利的老皇帝,那种豪华的场面今天早已成
为传奇,我曾在申布龙皇宫里见他从台阶上走下来,周围簇拥着自己的家族
和身穿闪烁发亮的制服的将军,接受八万名维也纳学童的效忠宣誓。学童们
整齐地站立在绿色的大草坪上,用童音激动地合唱着海顿的《上帝养育歌》。
我也曾在宫廷舞会上、在戏剧预演时见到过老皇帝,当时他穿的是金光闪闪
的礼服,我还在伊施尔温泉看到他戴着一顶绿色的施蒂里亚人帽子驱车打
猎,我曾看见他排在圣体节的行列中,虔诚地低着头,向斯特凡教堂走去—
—而在那雾茫茫的一个潮湿的冬天,我终于看到他的灵车。正当大战进行期
间,人们把那个年迈的老人安葬在卡普秦陵园。“皇帝”这个词对我们来说
曾是权力和财富的缩影,是奥地利永存的象征,我们自幼就学会用无比的敬
畏来说皇帝这两个字。而现在我却眼望着他的继承人—奥地利的最后一位
皇帝作为被驱逐者离开这个国家。哈布斯堡皇室的光荣帝国,代代相传了数
百年,在这一分钟里宣告寿终正寝了。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这凄凉的情景
中回顾着历史,世界的历史。宪兵、警察和士兵们都显得很尴尬,略感羞辱
地在一旁观看着,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还可以敬老式的军礼,妇女们都不敢
举目正视,谁都不说话,所以当突然听到一个伤心的老妇轻轻的呜咽声时,
都情不自禁地一怔。那一去不复返的一秒钟开始了,机车猛一冲,好象必须
这样使劲似的,列车缓缓地离去了。铁路工作人员恭敬地目送着它,然后又
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露出那种人们在送葬时所能看到的窘迫神情,延续了
① 费尔德基尔希(Feldkirch),奥地利西部一边境小镇,和瑞士隔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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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千年的皇朝在这一瞬间才宣告真正结束。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已是另
一个奥地利,另一个世界。
那列车刚刚在远方消失,就有人要我们从洁亮的瑞士车厢换到奥地利车
厢。而要想事先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也只有踏上奥地利车厢才会清楚。
给乘客指引座位的列车员们,走起路来都慢慢吞吞,他们面容憔悴,好象没
有吃饱,衣衫已一半褴褛;穿破的旧制服在下塌的肩膀周围晃来晃去。玻璃
窗边用来拉上拉下的皮带已被割掉,因为每一块皮都是宝。盗贼的匕首或刺
刀把座位破坏得不成样子;整块软垫皮面不知被哪个恬不知耻的人野蛮地劫
走了,他为了补自己的鞋子,只要见到有皮革,就随手取来。同样,车厢壁
上的烟灰缸也都不翼而飞,为的是烟灰缸上有那么一点点镍和铜。深秋的风
穿过破碎的车窗,从外面呼呼吹来,夹带着劣质褐煤的烟雾的炉灰;现在的
机车烧的都是褐煤,烟雾和炉灰把车厢的地板和四壁都熏黑了,不过,烟雾
的臭气至少也减轻了一点强烈的碘酒气味,而那种碘酒气味会使人回想起这
些只剩下骨架的车厢在大战期间曾运送过多少伤病员。不管怎么说,列车居
然还能向前运行,这也可谓是一种奇迹。诚然,这是一种折磨人的奇迹;每
当没有上油的车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稍微有点不刺耳时,我们就担心疲劳
过度的机器要断气。以往一小时运行的路程,现在需要四五小时。黄昏一到,
车厢里就黑魆魆的一片。电灯泡有的被打碎,有的被偷走。要想寻找点什么,
就得点着火柴向前摸索。车厢里的人之所以不觉得寒冷,是因为一开始就已
六人一窝、八人一堆地相互挤着坐在一起。可是刚到前面第一个车站又挤上
来许多人,人越挤越多,所有的人都因为等了数小时而疲惫不堪。车厢过道
上挤得满满的。甚至连踏板上都蜷缩着人,而顾不得已象是初冬的夜里天气。
此外,每个人还小心翼翼地紧抱着自己的行李和食品包。谁也不敢让一件东
西在黑暗之中离手,哪怕是仅仅一分钟。我又从和平的环境乘车回到这个以
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恐惧之中。
机车在快到因斯布鲁克前突然喘息起来,尽管呼呼地鼓气和鸣笛呼啸,
也都无法爬上一个小山坡。铁路工作人员拿着冒烟的提灯紧张地跑来跑去。
如果等一辆辅助机车气喘吁吁地开来,需要一个小时。到萨尔茨堡又需要十
七小时,而不是以往的七小时。在这车站附近没有一个搬运夫;最后多亏几
个衣着破旧的士兵帮我把行李搬到一辆马车上。可是那辆出租马车的马,是
又老,又喂得极差,看上去,与其说是马驾辕,毋宁说是马靠着辕才站住的,
我实在没有勇气把箱子装到马车上,让那匹鬼怪似的牲口拖着走。于是我把
箱于留在火车站行李房,尽管我非常担心,怕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战争期间我曾在萨尔茨堡买了一幢房子,因为我和早年的朋友由于对战
争所持的相反态度而疏远。这使我心里渴望不再住在大城市和人多的地方,
后来,我的工作也处处要利用这种隐居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在奥地利的所有
小城市中萨尔茨堡不仅景色优美,而且地理位置也最为理想。因为它地处奥
地利的边唾,乘两个半小时火车即到慕尼黑,五小时火车倒维也纳,十小时
到苏黎世或威尼斯,二十小时到巴黎,是通向欧洲的真正始发点。不过,它
当时还没有因为这里举办各:种艺术节而成为“群芙苔萃”的名城(一到夏
季,雅士淑女云集于此),它当时还是一个古朴、沉睡和富于浪漫色彩鲫小
镇,座落在阿尔卑斯山未端的山麓,阿尔卑斯山的峻岭和山岗到了这里和德
国平原自然相连。我居住的那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岗,仿佛是阿尔卑斯山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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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而至的最后一个浪峰。汽车开不到那里,只能沿着一条已有三百年之久的
有一百多级台阶的崎岖山路爬上去,当你从山岗的露台上看到那座塔楼林立
的城市的许多屋顶和山墙的迷人景色时,你攀登的辛苦也就得到了报偿。山

岗后面是气势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全景(当然,也能望见贝希特斯加登
附近的萨尔茨山,不久,当时毫无名气的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就住
在我的对面)。我的那幢住宅富有浪漫色彩,但不实用。它是十七世纪一个
大主教的狩猎个别墅,倚着坚厚的城堡围墙,到了十八世纪末,别墅左右两
边又各扩建了一间房;别墅内有一幅精美的旧壁毯和一个绘有图画的九柱戏
球。一八○七年,弗朗茨皇帝访问萨尔茨堡时,曾在我们那幢别墅的长廊里
亲手用这个球打倒了九柱戏的柱,别墅内还保持着几张写有各种基本权利的
羊皮纸,它们是已往辉煌历史的见证。
那幢别墅—由于门面大而显得华丽壮观,但厅室却不超过九间,因为
它进深浅—是一座结构奇巧的古建筑,后来,我们的宾客无不为之赞叹,
但在当时,别墅悠久的历史却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发现我们那个家几乎不能
安身。雨水滴滴嗒嗒漏入房内,每次降雪后,门廊里全是积雪,而想好好修
一下屋顶在当时是不可能的,罔为木匠没有修房椽的木头,自铁匠没有修天
沟的铅皮,最破的漏洞也只能用油毡勉强补一下,要是再下雪的话,也是无
济于事,除非自己爬上屋顶去把积雪扫掉。电话常常和人作对,因为电话线
不是铜制的,而是用钱丝代替;任何零星物品都要我们自己拖上山去,因为
山上无人供应。然而,最令人头痛的是寒冷,因为四周远近都没有煤卖。庭
园里的树木还都太嫩,烧起来没有火力,只是象蛇一样地发出咝咝声,不是
在燃烧,而是在吐着泡沫,发出爆裂的声响。我们不得不用泥煤来对付。它
至少可以产生点热,但有三个月的时间我几乎只能捂在被窝里,用冻得发紫
的手指写我的文章。每写完一页,就得把手伸到被窝里暖一暖。然而,即使
是那种无法居住的房子也还得当作宝贝,因为在那灾难之年,不仅食品和燃
料普遍匾乏,房子也相当紧张。奥地利已经有四年不造房子,许多房屋已经
倒塌,而当时大批无家可归的退役士兵和战俘又突然蜂拥而至,以致每间可
用的房屋都得住一户人家。管理委员会已经来过四次,我们也早已自愿交出
两间房,不过我们的房子是又破又冷,当初曾使我们非常过不去,而现在却
起到了保护作用;因为没有人愿意爬上一百多级台阶,到这里来受冻。
那时候,每次下山进城,都要碰上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我第一次目睹了
十分严重的饥馑。面包都已发黑并且成了碎屑,味道不正。喝的咖啡是用烤
糊的大麦熬的汤;啤酒就象颜色发黄的水。巧克力就象染了颜色的沙粒。土
豆全是冻坏了的;为了不致把肉味全部忘却,大多数人自己饲养家兔。一今
年轻小伙子为了星期天的莱肴会到我们园子里来打猎松鼠;养得肥壮一点的
狗或猫走离得稍远一点就很少能回来。衣服料子实际上是加工过的纸,是代
用品的代用品;男人们几乎都穿旧的衣服,甚至是俄国人的制服,是从仓库
或者哪个医院弄来的,是好几个死人穿过的;用旧麻袋做裤子也为数不少。
街上的陈列商品好象都被洗劫一空。泥灰象疮痂似地从颓圮的房屋上剥落下
来,路上行人明显营养不良,勉强支撑着去工作,看了使人伤心。在平原地
区,食品供应略好一些;在道德风气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农民想到
① 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德国巴伐利亚边境城市,隔国境线和萨尔次堡相望,一九二三年起希
特勒常在此避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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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法定的“最高价格”出售自己的黄油、鸡蛋、牛奶。凡是能贮藏的食物,
他都贮藏在自己的仓库房里,等待买主用好价钱上门来买。因此很快出现了
一种新职业,即所谓“囤积居奇”。那些无业男子带者一、两个背囊,到农
民那里挨家挨户收购,甚至乘火车到特别有利可图的地方去进行非法套购食
品,然后在城里以四、五倍的价格兜售出去。农民开始很高兴,他们用自己
的鸡蛋和黄油换来了这么多钞票,就象流水似的淌进家门,并把钞票在自己
家里“攒起来”,但当他们带着塞得满满的皮夹到城里购买商品时,他们愤
怒地发现自己要买的长柄镰刀、铁锤、锅炉的价格在这期间已上涨了二十倍
或五十倍,而他们为自己的食物只多要了五倍的价钱。从这时起,他们只准
备把自己的食品换成工业品,并要求等价交换,以物易物;自从人类进入战
壕从而有幸重温洞穴生活以后,现又摆脱了流通千年之久的货币,回复到原
始的物物交换。一种怪诞的买卖方式开始遍及全国。城里人把农民可能缺少
的东西拖去卖给他们,诸如中国的大瓷花瓶和地毯,剑和猎枪,照相机和书
籍,灯具和各种装饰品;因此,如果你走进一户萨尔茨堡的农家,就会看到
有一尊印度菩萨正在凝视着你,使你大吃一惊,或者发现一具竖放着法国皮
面精装书的洛珂珂式书柜,新主人对这种书柜感到格外的自傲,洋洋得意。
“真正的精装书!法国的!”他们鼓着双腮,炫耀他说。要物不要钱,已成
为口头禅。有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褪下自己的结婚指环和身上的皮带。
最后,为了制止这种实际上只对拥有实物的人有利的黑布买卖,政府进
行了干预。每一个省都设立了关卡,缴收那些铁路上和骑自行车的“囤积居
奇者“的货物,然后分配给城市的食物供应机构。囤积居奇者用仿照美国西
部的走私方式组织夜间运输,或者贿赂那些自己家中有挨饿的孩子的检查人
员的办法作为回答。有时候也会出现用左轮手枪和匕首进行真正搏斗的场
面。那些小伙子经过在前线的四年训练,已能熟练地使用刀和枪,在平地上
逃跑时也会利用军事上进行自身掩护的那一套。这种混乱的局面一周比一周
严重,居民们也越来越惊恐不安。因为越来越觉得货币一天一天地贬值。邻
近的几个国家已用自己的纸币替换了奥匈帝国的纸币,并把兑换老“克朗”
的主要负担,或多或少转嫁给了可怜的奥地利。在居民中失去信用的第一个
标志是硬币见不到了,因为一小块铜或镍对于光印几个字的纸张来说总归是
“实物”。国家虽然开足马力印钞票,以便按照靡非斯特的办法造出尽可能
多的人造纸币,但是仍然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于是,每座城市、每个小
镇,乃至每个村庄都开始为自己印刷纸币,这种纸币到了隔壁的村庄就会被
拒绝接受,后来终于真正认,识到这样的纸币毫无价值,多半被干脆扔掉了
事。我觉得,如果一位国民经济学家能把先在奥地利然后在德国的通货膨胀
的所有阶段清清楚楚地描写出来,情节之扣人心弦不难超过任何一部长篇小
说,因为混乱的局面越来越新奇。不久,谁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是值钱的。
物价任意飞涨;在一爿及时涨价的店铺里,一盒火柴的价钱会高出另一爿店
铺二十倍,只不过那爿店铺的主人老实、心肠不黑而仍按头一天的价格出售
货物罢了;为了报答他的这种诚实、店铺在一小时之内货物倾空,因为人们
奔走相告,每个人都奔跑去购买那里出售的货物,也不管良己是否需要。即
使一条金鱼,或者一只旧的望远镜,也总归是“物”,人人都要物而不要钞
票。最荒唐的是房租收费比例与日俱增。政府为了保护租房人(他们是广大
群众)的利益,不准提高租金,从而损害了出租人的利益。不久,在奥地利
租一套公寓的中等套间,一年盼房租还不够一顿午饭钱;所以实际上全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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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有五年或十年时间差不多等于自住房 (因为后来连解除租房契约都不准
许)。由于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社会风气一周比一周荒唐和缺乏道德。出
于爱国热忱而把自己节俭了四十年的积蓄买了战时公债的人顿时成了乞丐。
借债人全都不再还债。遵守分配用粮的人都挨饿;只有那些大胆超支用粮的
人才吃得饱。善于贿赂的人路路可通;搞投机倒把的人大发横财。谁按批发
价出售货物谁就会被人窃取一空;经过仔细核算做买卖的人总是受骗上当。
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之中,再无规范价值而言。也不再存在什么道德,唯
有这样一条准则:随机应变、八面玲珑、无所顾忌,跳上这匹疾驰的快马而
不是被它踩在蹄下。
此外,当奥地利人在价值发生骤变之中失去任何规范时,某些外国人也
看到在我们这里可以混水摸鱼。因为通货膨胀期间—这次通货膨胀持续了
三年,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国内唯一具有稳定价值的东西,就是外币。由
于奥地利的克朗拿在手里就会象胶水那样流失,所以人人都想要瑞士法朗,
美元;于是相当一大批外国人便利用这种经济形势,吞噬奥地利克朗的疲软
躯体。奥地利“被发现了”,并且出现了“外国人蜂拥而至”的灾难性季节。
维也纳所有的大饭店都住满了那些吞食腐尸的秃鹫;他们什么都购买,从牙
刷一直到农庄。他们把私人收藏的和古玩店里的古董收购一空,一直到古董
的主人懊丧地发觉自己遭到的是一场抢和盗的浩劫。瑞士的旅馆小看门人,
荷兰的女打字员都住进了环行大道几家大饭店里的贵族套间。这种事似乎难
以令人相信,但我作为一个目击者可以用下列这样一件事实作证:萨尔茨堡
那家著名的豪华宾馆—欧洲饭店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全部租给英国失业者
住的,他们因为有充足的英国失业救济金,而在这里过着比老家贫民窟更便
宜的生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诸如在奥地利生活费用和物品便宜之类的
消息渐渐地不胫而走,于是,贪婪的新来客从瑞典和法国源源不断而入,在
维也纳市区的街道上,讲意大利语、法语、土耳其语和罗马尼亚语的人比讲
德语的人还要多。甚至起初通货膨胀速度慢得多的德国—当然,起初慢得
多是为了后来比我们的通货膨胀的速度还要快百万倍—也利用自己的马克
来对付贬值的克朗。作为边境城市的萨尔茨堡给我以最好的机会来观察那些
每天路过的抢劫队伍。数以百计和数以千计的巴伐利亚人从相邻的城市和村
庄象潮水似的涌到这座城市。他们在这里清人缝制套服,修理自己的汽车,
采购药品,找医生看病,慕尼黑的大商号在奥地利寄发国际信件和拍发电报,
为的是能从邮资的差价中占到便宜。后来,德国政府终于采取行动,设立边
境稽查站,以制止所有必需品不是在本地商店购买而是在价格便宜的萨尔茨
堡购买。因为到最后,一马克在萨尔茨堡顶七十奥地利克朗用。同时,海关
对奥地利出产的每一件商品实行没收。但是,有一种商品始终不受限制,那
就是喝进肚子里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每天拿着交易所行市表进行
核算,看看是否能够由于克朗的贬值而使自己在萨尔茨堡的酒馆里用同样的
价钱喝上比在家里多四五立升甚至十立升的啤酒。再也想不出有比这更大的
诱惑了。于是,就有成群结队的人带着妻儿从费赖拉辛和赖电哈尔越境过来,
为的是能好好享受一下,灌满一肚子啤酒。每天晚上,火车站成了酪酊大醉、
狂呼乱叫、打着饱嗝儿、呕吐不止的酒徒们的真正魔窟;有些喝得实在不能
动弹的人只好被拖上平时用来运箱子的手推车,送进车厢,然后列车满载着
这群又吼又唱、发酒疯的人返口他们自己的国家。当然,这些快活的巴伐利
亚人没有想到以后会有多么可怕的报复在等待着他们。因为当克朗一旦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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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马克以天文数字大幅度下跌时,奥地利人也是从同一个火车站乘卒过
来,在这一边猛喝便宜的啤酒,开始重演同样的闹剧;只不过方向相反罢了。
这种在双方通货膨胀之下发生的啤酒战是值得我特别回忆的往事之一,因为
它也许是从小的方面,形象而怪诞地把那几年的整个疯狂现象揭示得淋漓尽
致。
奇怪的是,我今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几年中我们在自己家里是怎样安
排生活的。当时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人单单维持一天的生活就要开销几万和
几十万克朗,后来在德国则要开销数百万克朗。我不记得人们怎么弄到这么
多钱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确曾有过这么多钱。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已适应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上推
理一定会这样想: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的汽车,而
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以前大柏林市全部房屋的地皮
价—在这样的年代,人们一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发疯似地在街上匆
匆而过,店铺里一片荒凉,因为什么物品都买不到了。尤其是戏院和娱乐场
所全都空空荡荡。然而,使你不姓惊奇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要求生活
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胜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那金融一片混乱之中,日常生活
都几乎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但就个人来说,变化都很大。富人们变穷了,因
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在大量发行纸币中流失了;而投机家们却变富了。不
过,飞轮始终是以自己的节奏在旋转,毫不停顿,从不关心个别人的命运。
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写他的书,农民耕他的地,列车
正常运行,报纸在每天早晨的惯常时刻送到门口,而且恰恰是那些娱乐场所、
酒巴间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因为正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
货币现在天天贬值,从而使人们更看重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
自然—的真正价值。处于灾难之中的整个民族生活得比以往更富有情趣、
更充满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家时已晒得肤色黝黑;舞厅里的
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商店在四处兴建;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
我在那几年的生活和工作竟会比以往更朝气蓬勃。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东
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从未有象在那混乱的几年里更热爱艺
术,因为由于金钱的背叛,我们觉得自己心中这种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
正可靠。
例如,我从未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忘记去看歌剧。去看歌剧的人要在半
明半暗的街道上摸索着走,因为由于缺煤而不得不限制照明;看一次歌剧要
用一大把钞票才能买到一张顶层楼座的票。这笔钱在从前足够订一年的包
厢。由于剧场内没有暖气,观众得穿着大衣看戏,并且靠和邻座的观众紧挤
在一起来取暖;从前,场内的男人穿的是制服,女士穿的是长裙,相映成辉,
而现在,场内是一片灰色,单调、暗淡!谁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剧下星期是否
能够继续演出,如果货币一直贬值下去而运来的煤仅仅只够用一个星期的
话,在那座象皇家剧院那样富丽堂皇的豪华剧院里,一切显得倍加凄凉,乐
队的演奏员坐在乐谱架旁,身穿破旧的燕尾服也同样显得暗淡无光。他们面
色憔悴。由于一切匮乏而已精疲力竭。在那座变得阴森森的副院里,我们自
己也象幽灵一样。当指挥举起指挥棒,帷幕徐徐拉开以后,演出从未有过那
样精彩。每一个歌唱演员,每一个乐师都竭尽全力,因为大家都觉得,也许
在这座可爱的剧院里,这是最后一次演出了。我们悉心倾听,精神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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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我们也觉得,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大家—千百
万人在那几个星期、那几个月、那几年里部这样生活—在崩溃前的一段时
间里都使出了最后的力量。我从未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心中感觉过有象
当时那样强烈的生活意志,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存。继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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