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宗新教，是年法国政府迫害新教徒而逃住瑞士巴塞尔，一五四一年后长期定居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教。
在他的领导下，日内瓦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有人称他为日内瓦的教皇，他掌权后，敌视其他
教派，曾用卑劣手段，以“异端”罪名火刑处死西班牙科学家塞尔维特等五十多人。
③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一五一五———五六三），瑞士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
法国出身。一五四○年和加尔文结成友谊，一五四一年随加尔丈到日内瓦?在当地任中学校长。一五四五
年因在宗教上意见分歧而和加尔文关系破裂，随后迁居巴尔塞，任希腊文教授。曾将圣经译成法文和拉丁
文，一五五一年，他在圣经拉丁文译本中就主张宗教信仰上的宽容；一五五四年，由于塞尔维特等人以“异
端“罪名被加尔文用火刑处死，他用假名发表了有关文献，从而使他成为现代宽客思想的主要代表。茨威
格著有传记文学 《卡斯特利奥反对加尔文》（Casiellio gegen Calvin，一九三六）。
① 阿达尔贝尔特?马特考夫斯基（Adalbert Matkowsky ，一八五七—一九○九），德国著名话剧演员，
曾演过罗密欧、哈姆雷特、威廉?退尔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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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那时起我也总算长了一智：在舞台的帷幕真正启开以前，是绝
不能为一切预计中的演出而高兴的。虽然事实上已开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
练，而且朋友们也向我保证说。马特考夫斯基在排练我写的那些诗句台词时
所表现的那种雄伟气派是从未有过的。但是当我已经订好前往柏林的卧铺车
票，却在最后一刻钟接到这样一封电报：因马特考夫斯基患病，演出延期。
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借口—当他不能遵守期限或者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
时，他对剧院通常都是采用这种借口。可是几天以后，报纸上登出了马特考
夫斯基逝世的消息。我的剧本中的诗句也就成了他的那张善于朗诵的嘴最后
念过的台词。
算了，我心里想。就此结束。虽然现在还有其他两家宫廷剧院—德累
斯顿王家剧院和卡塞尔王家剧院愿意演出我的这出剧，但我已兴味索然。马
特考夫斯基去世后，我想不到还有谁能演阿喀琉斯。可是，不久我又得到一
个更为令人困惑的消息：一天早晨、一位朋友把我唤醒；告诉我说，他是约
瑟夫?凯恩茨让他来的。凯恩茨碰巧也读到过我的剧本，他觉得他适合演的
角色不是马特考夫斯基想演的阿喀琉斯，而是阿喀琉斯的对手—悲剧人物
忒耳西忒斯，他将立刻为此事和城堡剧院联系。当时城堡剧院的经理是保
①
尔?施伦特，他作为一个合乎时代的现实主义者的面貌领导着维也纳的这家
宫廷剧院（这使维也纳人非常不快）；他很快给我来信说，他也看到了我的
剧本中的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可惜除了首演以外，大概不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算了，我心里又这样想。我对自己以及对我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抱怀疑
的态度。可是凯恩茨却十分愤慨。他立刻把我请到他那里去，这是我第一次
面见这位我青年时代崇拜的神明—我们当时作为中学生对他真是五体投
地。他虽年己五旬，但体躯轻灵，容光焕发，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听他讲
话简直是一种享受。即使是在私下交谈中，吐字也十分清楚。每一个辅音发
得非常清脆，每一个元音明亮而又清晰。他吟诗时，抑扬顿挫，韵律明显，
铿锵有力，倘着我曾听他吟诵过一首诗，今天如果没有他陪我一起吟诵，我
自己是朗诵不好这首诗的。听他说德语，是我从未有过的一件快事。而现在，
这位我曾奉若为神明的人物却因他未能使我的剧本上演、而向我这样一个年
轻人表示歉意。但是我们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失去联系—他一再强调。他说，
他实在是有一件事有求于我—我几乎喜形于色：凯恩茨竟有求于我！——，
他现在有许多客串演出的任务，为此他已准备了两出独幕剧，但他还需要第
三出独幕剧。他的初步设想是，弄一出小短剧，尽可能用诗体。最好带有那
种感情奔放的连篇台词：我知道，他凭藉自己卓绝的台词技巧从来能一口气
把这种连篇台词瓢泼大雨地倾注给一群屏息聆听的观众 （这是德语戏剧艺术
中绝无仅有的）。他问我，我能否为他写一出这样的独幕剧？
我答应试试。正如歌德所说，有时候意志能“指挥诗兴”。我完成了一
出独幕剧的初稿，即《粉墨登场的喜剧演员》，这是一出洛可可式的十分轻
松的玩艺儿，有两大段抒情的富有戏剧性的独白。我尽量体会凯恩茨的气质
和他的念台词的方式，以致我下笔时，能无意之中使每一句台词都符合他的
愿望。所以，这篇附带的应命文章写起来倒很顺手，不仅显得娴熟，而且充
① 保尔?施伦特（Panl Schlentherl,一八五四—一九一六），德国著名剧评家，自然主义戏剧的促进者，为
宣传易卜生和霍普特曼起过重要作用，一八九八—一九一○年任维也纳城堡剧院经理。主要著作有《盖
尔哈特?霍普特曼》 （一八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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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热情。三个星期以后，我把一部已经写上一首“咏叹调”的半成品草稿给
凯恩茨看。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当即从手稿中把那长篇台词吟诵了两遍，
当他念第二遍的时候已十分完美，使我难以忘怀。他问我还需要多少时间？
显然，他已急不可待。我说一个月。他说，好极了！正合适！他说，他现在
要到德国去作一次为期数周的访问演出，等他回来以后一定马上排练我的这
出短剧。因为这出剧是属于城堡剧院的。随后他又向我许诺说：不管他到哪
里，他都要把这出剧当作他的保留节目，因为这出剧对他来说就象自己的一
只手套那样合适。他握着我的一只手，由衷地摇晃了三遍，把这句括也重复
了三遍：“象自己的手套一样合适！”
显然，在他启程以前，城堡剧院就已先下手为强，因为剧院经理亲自打
电话给我说，我可以把这出独幕剧的草稿拿给他看；而且他很快就把剧本拿
走，先排练了起来。围绕凯恩茨的角色都已分配给城堡剧院的演员们练台词。
看来，我没有下特别的赌注就又当了大赢家，赢得了城堡剧院—我们的骄
①
傲，而且在城堡剧院里还有当时除了女演员杜塞 以外最伟大的男演员，他将
在我的一部作品里扮演角色。现在我面临的唯一危险，只不过是在剧本完成
以前凯恩茨可能改变自己的主意，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于是，现在反倒是
我变得急不可待了。我终于在报纸上读到凯恩茨访问演出回来的消息。出于
礼貌，我迟疑了两天，没有在他一到就立刻去打搅他。但是到第三天，我鼓
起勇气把我的一张名片递给了扎赫尔大饭店的那个我相当熟悉的老看门人，
我说：“请交给宫廷演员凯恩茨先生！”那老头透过夹鼻眼镜惊愕地望着我，
说道：“您真的还不知道吗？博士先生。”不，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今
天早晨就把他送给了疗养院。“那时我才获悉：凯恩茨是因身患重病回来的，
他在巡回演出中面对毫无预感的观众，顽强地忍受着剧痛，最后一次表演了
自己最拿手的角色。第二天他因癌症动了手术。根据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我
们还敢希望他会康复。我曾到病榻旁去探望过他。他躺在那里，显得非常疲
倦、憔悴、虚弱，在皮包骨头的脸上，一对黑眼睛比平时显得更大了。使我
吃惊的是：在他的非常善于辞令、永远充满青春活力的嘴巴上面第一次露出
灰白的胡子。我看到的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苦笑着对我说：“上帝还
会让他演出我们的那出剧吗？那出剧可能还会使他康复呢。“可是几个星期
以后，我们已站在他的灵柩旁。
人们将会理解，我继续坚持戏剧创作是一件多么不快的事。而且在我还
没有把一部新剧作交给一家剧院以前，我就开始优心忡忡。德国最有名的两
位演员在他们把我的诗体台词当作主前最后的节目排练完后就相继去世，这
使我开始迷信起来—我不羞于承认这一点。一直到若干年后，我才重新振
作精神写剧本，当城堡剧院的新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是一位
杰出的戏剧行家和演讲大师一很快采纳了我的剧本时，我几乎怀着一种不安
的心情看着那份经过挑选的演员名单，我迷惑不解地惊叹道：“天哪，里面
没有一个是有名的！“谁也没有碰到过这样倒霉的事。然而更不堪设想的事
还在后头呢。正所谓祸不单行。我以前想到的，只是那些演员们，却没有想
到剧院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曾打算亲自导演我写的悲剧《大
① 埃莱奥诺拉?杜塞 （Eleonora Duse,一八五八—一九二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享有世界声誉的意
大利悲剧女演员，演过易卜生的《娜拉》和小仲马的《茶花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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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旁的房子》，并已写完导演手本。但事实是：十四天后，在初次排练开始
以前，他就死了。看来，对我戏剧创作的咒语还一直在宜验观。即便到了十
① ②
多年以后，当《耶利米》和《沃尔波内》在战后的舞台上用各种可以想得
到的语言演出时，我仍有不安之感。但我有意违背自己的兴趣行事，于是在
一九三一年完成了一部新剧《穷人的羔羊》。我把手稿寄给了我的朋友亚历
山大?莫伊西，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报，问我是否可以在首演时为他保留那
个主角。莫伊西，他从自己意大利的故乡把一副悦耳的优美嗓音带到德语舞
台上，而在此之前他在德语剧坛是默默无闻的。他是当时约瑟夫?凯恩茨的
唯一的一个卓越继承人，从外表上看，他非常富有魅力，思路敏捷、生气勃
勃，而且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热心肠的人，他给每一部剧作赋予一些他个人
特有的魅力；我想不出还有更理想的人可代替他演那个主角。不过尽管如此，
当他向我提出那个建议时，我还是托辞拒绝了，因为我顿时想起了马特考夫
斯基和凯恩茨，但我没有向他披露这个真正的理由。我知道，他从凯恩茨手
③
中继承了那枚所谓伊夫兰德指环，德国最伟大的演员总是把这枚戒指传给他
的最杰出的继承人。难道他最后不会遭到和凯恩茨同样的命运吗？不管怎么
说，我自己再也不愿为了一个当时最伟大的德语演员第三次碰上倒霉的事，
于是；我出于迷信，同时也是出于对莫西伊的爱，放弃了那次对我的剧作几
乎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由他主演的完美演出。然而，尽管我没有同意让他扮
演我剧中的主角，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向戏剧界奉献新作，但我仍不能由
于我作了这样的牺牲而保佑他安然无恙。虽然我没有任何的过错，却总是被
纠缠到莫名其妙的灾祸中去。
我心里明白，别人会怀疑我在讲一个鬼故事。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
遭遇可以解释为是意外的恶运。可是在他们以后，莫伊西的厄运又怎么解释
呢？因为我根本没有同意让他扮演我剧中的角色，而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
写过一出新剧。事情是这样的：许多许多年以后，即一九三五年的夏天——
我在这里把自己编年史中的时间提前了——，当时我在苏黎世，我完全没有
想到我会突然接到亚历山大?莫伊西从米兰打来的电报，电报说他晚上要到
苏黎世来找我，并请我无论如何要等他。我心里想，真是怪事。他干吗要这
么急着找我，我又没有写出什么新剧本，而且多少年来我对戏剧已变得相当
冷淡。但是可想而知，我会高兴地等待他的到来，因为我确实喜欢这个热情、
① 《耶利米》（Jeremias ），是茨威格取材于《圣经》，借古讽今的一出反战诗剧，作于一九二七年。耶利
米是旧约全书上一个先知，他反对以色列穷兵黩武，预言耶路撒冷将毁灭，茨威格从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
出发，预言德国军国主义必将失败。该剧虽未能在奥地利上演，但剧本出版后反响很大。
② 《沃尔波内》（Volpone ），是茨威格于一九二七年根据英国著名戏剧家本?琼森（Ben Jonson，一五七
二—一六三七）的喜剧《沃尔波内》（通译《狐狸》）改写的一个剧本。剧本描写威尼斯富翁沃尔波内
（Voipone在意大利语中意谓老 狐狸）贪得无厌，和食客莫斯卡 （苍蝇）狼狈为奸，伪装将死，以遗产为
诱饵，骗取一批贪利之徒的财物以至妻子，淋漓尽致地刻划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③ 奥古斯特?威廉?伊夫兰德（August Wilhelm Ifiland，一七五九—一八一四）是德国十八、十九世纪著
名演员、剧作家和剧院领导人。伊夫兰德指环是指一枚镌有伊夫兰德头像的指环。相传这枚指环是由伊夫
兰德捐赠的，并要一代一代传给最杰出的德语演员。后来，著名演员德林 （Th.Doring）把它传给哈塞
（F.Haase）；哈塞又把它传给巴塞尔曼（A ，Bassermann）；巴塞尔曼把他交给了在维也纳的联邦戏剧博
物馆。一九五四年，这枚指环被授予克劳斯 （W. Krauss ），一九五九年克劳斯指定迈因拉德（J. Meinrad ）
为当时的指环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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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恳的人，把他视同兄弟一般。他一出车厢就向我迎来。我们按照意大利人
的方式拥抱。当我们坐着小卧车离开火车站时，他就急急忙忙地对我讲，我
要为他做的是什么事。他说，他有一件事求我，而且是一件大事。他说、皮
①
兰德娄为了向他表示特别的敬意，决定把自己的新剧作“Nonsi sà mai”
交给他来首演，而且不仅仅是在意大利举行首演，而是要举行一次真正世界
性的首演，也就是说，首演应当在维也纳举行，并且要用德语。象皮兰德娄
这样一位意大利大师让自己的作品优先在外国演出，这还是第一次。以前，
即使象对巴黎这样的城市，他也从未下过这样的决心。但是皮兰德娄怕在翻
译过程中失去了他的语言的音乐性和感染力，因此他有一个殷切的希望，即
希望不要随随便便找一个译者，而是希望由我来把他的剧作译成德语。因为
他长久以来对我在语言方面的造诣就至为钦佩。他说，毫无疑问，皮兰德娄
也曾考虑过是否要亲自来求我这件事，但又犹豫不决，他想他怎么能指望我
把时间浪费在翻译上呢！所以他—莫伊西当了说客，来向我转达皮兰德娄
的请求。虽然多年以来我事实上早已不再搞翻译，但是出于我对皮兰德娄的
尊敬—我曾和他有过几次高兴的会面—我不好使他失望；而最主要的
是，能对象莫伊西这样知心的朋友表示我的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愉
快。于是我把自己的工作搁了一两个星期：几周以后，皮兰德娄的剧本将用
我的译文准备在维也纳举行国际性首演。加之当时某些政治背景，该剧肯定
会非常轰动。皮兰德娄答应亲自来参加。而且由于当时墨素里尼还是奥地利
的公开的保护人，因此以首相为首的全部官方人物也都已答应出席。首演的
那天晚上应当同时成为奥意友谊的一次政治性示威（所谓友谊，实际上是奥
地利沦为意大利的保护国）。
我本人在开始初次排练的那几天恰巧在维也纳。我将为我能再次见到皮
兰德娄而感到高兴。我一直盼望着能听到莫伊西用悦耳的嗓音道白我译的台
词。可是真象鬼魂作怪一样，在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那可怕的怪事又
重演了。当我一天清晨打开报纸时，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莫伊西患着严重
的流行性感冒从瑞士来到维也纳；因他患病排练将不得不延期。我想，流行
性感冒不会十分严重。但是当我去探望我的这位生病的朋友，走到旅馆门口
时，我的心却怦怦地跳个不停。——我安慰自己说，天哪，幸亏不是扎赫尔
大饭店，而是格兰特大饭店—当年我徒劳地去探望凯恩茨的情景骤然在我
脑际浮现出来。可是，恰恰是同样的厄运，在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又在
一位当时最伟大的德语演员身上重演了。由于高烧他已神志昏迷，我没有被
允许再看一看莫伊西。两天以后，我站在他的灵枢前，而不是在排练时见到
他—一切都象当年的凯恩茨一样。
我在这里把时间提前，谈到那种和我的戏剧创作尝试联系在一起的神秘
的魔力最后一次应验的情况。不言而喻，在我今天看来，这种倒霉事情的重
演纯属偶然。但是在当时，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相继迅速死亡无疑对我
一生的前途超过决定性的作用。假若当年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凯恩茨在维
也纳，把二十六岁的我所创作的最初的剧本搬上了舞台，那么我就会借助他
们的艺术 （他们的艺术能使最不成熟的剧作获得成功）相当迅速地—或许
① 路易吉?皮兰德娄 （Luigi Pirandello，一八六七—一九三六），意大利小说家，怪诞戏剧作家，一九三
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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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得没有道理—在广大公众面前成名，我就会因此而耽误逐渐学习和了
解世界的岁月。刚一开始，剧坛就为我提供各种非常诱人的、我从不敢梦想
的前景；可是到了最后一刻钟，剧坛又冷酷无情地把这种前景从我手中夺走，
可想而知，我当时觉得这是命中注定。但是，把偶然的事件和命运等同起来，
仅仅是青年时代最初几年的事。后来我知道，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由内在因
素决定的；看来，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没
有道理，但它最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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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欧洲
寞非由于在我的青年时代充满了各种彻底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若干世纪的
事件，所以当时的时间过得要比今天快？还是因为只埋头于按部就班的工
作，所以在我青年时代最后几年 （第一次欧洲大战前）发生的事使我今天的
记忆相当模糊？当时我写作和发表作品。在德国，人们已知道我的名字，而
且在一定程度上戏的名声也到了园外。我有自己的支持者，而且也有了反对
者—如果要想更确切地说出某种变化的话。帝国的所有各家大报都可供我
使用，我不必再向它们投稿，而是它们来向我约稿。但我今天心里非常清楚，
我在那些年写的所有作品和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在当年的一切抱负、优虑、失望、怨恨，在我今天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这个时代所包容的一切，必然已改变了我们的眼光。倘若我是在几年以
前开始写这本书，那么我就会提到我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阿图尔?施尼
① ②
茨勒、见尔—霍夫曼、戴默尔、皮兰德娄、瓦塞尔曼 、沙洛姆?阿施、阿
纳托尔?法朗士等人的谈话 （和法朗士谈话实在是轻松愉快的。这位老先生
可以给我们讲一个下午不正经的故事，但却以一种非常严肃和难以形容的高
雅姿态）。我可能会记述那些了不起的首演盛况，诸如古斯塔夫?马勒尔的
③
第十交响乐在慕尼黑的首演，《蔷蔽骑士》在德累斯顿的首演，卡尔萨温娜
④ ⑤
和尼任斯基 的首演，因为我作为一个非常热心的客人是艺术界许多“历史”
事件的见证人。但是用我们今天对重要事情较为严格的标准来看，这一切都
不足挂齿，这一切和我们今天的时代问题也不再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在我今
天看来，那些在我青年时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们早已没有那些把我
的目光从文学引向现实的人们来得重要。
⑥
属于后者的人们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瓦尔特?拉特瑙 。他是一个在
那最最悲剧性的时代能驾驭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也是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以
前十一年第一个被纳粹分子用枪暗杀的人。我和他的友好关系是一种诚挚的
老关系 了，这种关系是以奇特的方式开始的。而且还要牵连到马克西米利
① 雅各布?瓦塞尔曼 （Jakob Wassormann，一八七三———九三四），德语作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享有盛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 《齐恩村的犹太人》、《良心的惰性》和文学理论著作《小说技巧》等。由
于他主持正义而被纳粹分子视 为“倾犹”。
② 沙洛姆?阿施（Schalom Asch，一八八○—一九五七），二十世纪犹太人文学的杰出代表，代表作有长
篇小说《穿过黑夜的旅行》、《先知》等。
③ 《蔷薇骑士》（Rosenkavalier），王幕歌剧，里夏德?施特劳斯作曲，霍夫曼斯塔尔编剧，一九一一年首
演于德累斯顿。
④ 塔玛拉?卡尔萨温娜（Tamara Karsawina，一八八五—一九七八），俄国芭蕾舞女演员，一九一八年后
定居英国，她和尼任斯基合作的杰出表演，有助于恢复西欧对芭蕾舞的爱好。
⑤ 瓦斯洛?尼任斯基（Waslaw Nijinski，一八九○—一九五○），俄国一名盛一时的芭蕾舞蹈家，一九○
七年加入玛丽亚剧院担任独舞演员；至一九一七年，他的足迹已遍及欧洲、美国和南美各国，有“舞圣”
之称。
⑥ 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一八六七—一九二二），德国政治家和工业家，德国通用电气公
司创始人埃米耳?拉特瑙（Emil Rathenau）的儿子。至一九○二年，担任了约一百家企业的董事。一九○
七年随帝国殖民部长前往德属东非洲和西非洲访问，一九一五年夏出任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一九二一年
进入内阁，先后任建设部长和外交部长。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被德 国民族主义恐怖分子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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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哈尔登。我在十九岁时就受到过哈尔登的扶植，他是我最早要感激的人
之一，他创办的政治周刊《未来》在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国的最后几十年中
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哈尔登是由俾斯麦亲自推进政治生活之中的。他也愿意
① ②
当俾斯麦的喉舌或者挡箭牌。他把当时的内阁大臣弄下台，促使奥伊伦堡
事件的爆发，使得德皇的宫殿每个星期都要在不同的攻击和揭露面前颤抖。
但是尽管如此，哈尔登的个人爱好仍然是戏剧和文学。一天，《未来》月刊
发表了一组格言，作者的笔名我今天已再也想不起来，但是格言写得特别机
敏，语言也十分洗炼，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作为该周刊的固定作者，写信
给哈尔登，问他：“那位新作者是谁？我已多年没有读到过如此言简意赅的
格言。“
回信不是哈尔登写来的，而是一位署名为瓦尔特?拉特瑙的先生写来的，
从他的来信和从其他方面来看，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全能的柏林电气公司
总经理的儿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业家、无数家公司的董事，
①
他是德国“放眼世界”（借用让?保尔的一个词来说）的新型商人之一。
他在 信中非常诚恳和怀着感激的心情对我说，我的信是他所得到 的第一次
对他文学尝试的赞许。虽然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岁，但他却坦率地向我承认，
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他是否真的应该 把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书出
版。他说，他毕竟是一个门外汉，在此之前，他的全部活动是在经济领域方
面。而我则真诚地鼓励他。从此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尔后我到 了柏林，
我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的答话显得有点犹豫。“啊，原来是您呀，可是
真不凑巧，我明早六点钟就要到南非 去……“我插进去说：“那我们就下次
见面吧。“但他一边思忖着一边慢吞吞地说：“不，您等一下……让我想一
想……今天下午我有几个会要参加……晚上我得到部里去……然后还要到俱
乐部去参加一次晚餐……不过，您可以在十一点一刻到我这里来，行吗？“
我说行。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六点钟他登程到南非和西非去了—后来
我得悉，他此行是受德国 皇帝的派遣。
我之所以在这里讲这些细节，是因为这件事充分说明拉特瑙的性格特
点：这位忙碌不堪的人总是能腾出时间的。我 在欧洲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还
②
见到过他，而且在洛迦诺会议之前 ，即在他被暗杀之前几天，我还和他一起
乘坐一辆小卧车驶过大街，他就是在那辆小卧车里和在那条大街上被人暗算
杀害的。他从来都是把自己一天中的每一分钟事先都安排了。但他任何时候
① 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Maximillian Harden，一八六一—一九二七）。是俾斯麦的支持者，俾斯麦下
台后，他用自己创办的政治周刊《未来》攻击当时的帝国首相卡普里维（Leo，Graf von Caprivi），责难威
廉二世皇帝身边的大臣们，致使普鲁士总理奥伊伦堡等最终下台。
② 博托?奥伊伦堡侯爵（Botho Graf zu Eulenburg，一八三一—一九一二），一八二二年出任普鲁士总理，
当帝国首相卡普里维试图放宽普鲁士选举法时，他却建议威廉二世皇帝限制帝国国会议员的普选制，以抵
制社会民主党，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下休，舆论鼎沸，致使一八九四年德皇以突然将两人同时免职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① 让?保尔 （Jean Paul，一七六三—一八二五），德国小说家。
② 据原书出版者注，此处茨威格记忆有误。拉特瑙一九二二年被暗杀，而 洛迦诺会议是一九二五年召开的。
此处应为“在热那亚会议之前”，拉特瑙参加了一九二二年热那亚会议的谈判，会后于四月十六日在拉巴
洛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撤销了德俄两国因战争而引起的相互要求。两个月后，即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
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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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毫不费劲地从这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因为他的大脑随时都有应变的能
力，就象一具精密而又迅速的仪器，我在其他人身上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形。
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仿佛在念着一张看不见的讲稿，然而每一句话又是说
得那么形象、清楚，只要把他的谈话速记下来，便是一份立刻可以付印的完
整提纲。他说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就象他说德语一样清楚明白。他的记
忆力从来不会使他难堪，他也从来不需要为了某份材料进行特别的准备。当
我和他谈话时，发现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善于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我就
感到自己的笨拙和思路不清、缺乏修养和自信，但是在感到他的这种迷人的
头脑清楚、即他的思想的清晰透彻的同时，也有一些令人不舒服感觉。譬如
说，在他的宅哪里，家具是最最讲究的；挂的画像是最最漂亮的。他的预感
能力宛如一台天才发明的仪器；他的宅邸犹如一座博物馆。住的是从前路易
丝女王的豪华府第，里面秩序井然，干净得一尘不染，视野开阔。可是要我
呆在里面，绝不会感到温暖。在他胸思想中，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因而对
什么都觉得无所谓。尽管他头脑非常冷静，但仍充满深深的不安和缺乏把握。
每当我看到他的这种表现时，我就深切地感觉到这位犹太人的悲哀。我的其
他一些朋友，例如维尔哈伦、埃伦?凯伊、巴扎尔热特，虽然不及他的十分
之一的聪慧，不及他的百分之一的博学和了解世界，但他们对自己完全充满
自信。我总觉得，尽管拉特瑙聪慧过人，但始终脚不着地。他的整个生活充
满着层出不穷的矛盾。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权
势，却不愿做他的继承人；他的职业是商人，却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他
是一位百万富翁，却愿意搞社会主义思想：他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却去卖
弄基督教；他用国际主义的眼光考虑问题，却又崇拜普鲁士精神；他梦想着
一种人民民主；但每次受到威廉皇帝接见和询问时，又感到莫大的荣耀；不
过，他又深知这位皇帝的各种弱点和自负；因而他自己不可能被虚荣心所左
右。所以说，他的从不休息的工作也许只是一种鸦片，用来掩饰内心的烦躁
不安和摆脱内心生活最深处的寂寞，只是在一九一九年当德国军队崩溃以后
历史赋予他最艰巨的任务：从一片混乱中重建遭到破坏的国家，使之有生存
的能力。只是在这种身负重任的时刻，他蕴藏的各种巨大潜力才一齐迸发出
来。由于天赋的才干，由于他献身于唯一的理想：拯救欧洲，他使自己成了
名重一时的人物。
和他谈话，使人振奋，开阔眼界；就谈话的思想丰富和明确清楚而言，
这种谈话只能和霍夫曼斯塔尔、瓦莱里、赫尔曼?凯泽林伯爵的谈话相媲美；
我的视野从文学扩大到当代的历史，应该归功于他；除此以外，我还应该感
激拉特瑙，是他首先鼓动我走出欧洲。他对我说：“如果您只了解英吉利岛
屿，那您就不会懂得英国。同样，如果您从未走出过欧洲大陆，那么您也就
不会懂得我们这块欧洲大陆。您是一个自由的人，要充分利用您的自由！搞
文学是一种非常好的职业，因为你不必紧赶慢赶。要想写出一本真正的书，
早一年晚一年都无所谓。您为什么不去一次印度和美洲呢？“这一句偶然说
出来的话却打动了我的心，于是我决定立即按他的建议办。
印度给我的感觉，要比我想象得可怕忧郁，那里的人骨瘦如柴、精力衰
竭，黑眼珠中流露出没有欢乐的麻木神情。那种悲惨的生活和常常是极其单
调的景色使我感到吃惊。而最使我吃惊的是，顽固地把人按照不同的阶级和
种族分成三六九等。这种等级观念我在船上就尝试到了。有两个非常讨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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