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的年轻人看来，那样一群如此洁身自好的人是多么崇高，那样一群
一丝不苟的语言的守护人和献身于语言的人（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爱献给了诗
歌语言，他们的语言不迎合当年的时代和报纸，而是追求不朽的生命力）确
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简直羞于看他们一眼，因为他们生活得小心谨慎，从
不出头露面，招摇过市。他们有的像农民一样住在乡下，有的从事一种小职
业，有的作为一个热情的漫游者周游世界；他们所有的人只为少数人所知，
却也被那些少数人热烈爱戴。他们有的在德国，有的在法国，有的在意大利，
但又都在同一个国度，因为他们只生活在诗的王国之中。他们就是这样弃绝
一切世上昙花一现的东西，专心于艺术创作，从而也使自己的生活成了一种
艺术作品。我经常觉得，在我们当时的青年一代中竟会有那样纯洁清白的诗
人，简直不可思议。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今天不时以一种暗自优虑的心
情问自己：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在我们今天这样新的生活方式之中 （这
种新的生活方式扼杀了人的各种内在的专心致志，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把动物
驱赶出自己最隐蔽的窝一样），难道还会有那样一群全心全意献身于抒情诗
艺的人吗？当然，我清楚地知道，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位诗人创造奇迹，歌德
在他为拜伦而写的挽歌中所说的那句动人的安慰话始终是对的。他说：“因
为世界将不断创造他们，就像他们自古以来不断创造世界一样。“那样一些
诗人是天生会不断产生的；因为即使是最失体面的时代，苍天也总还要偶尔
给它留下这种珍贵的信物。而我所说的这种时代，难道不恰恰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时代吗？——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最洁身自好的人，最不问世事的
人，也得不到安宁，得不到那种创作中酝酿、成熟、思考和集中思想所需要
的安宁；而在战前的欧洲，在那个比较友善和冷静的时代，诗人们还是能得
到这种安宁的。我不知道，所有那些诗人—瓦莱里、维尔哈伦、里尔克、
① ②
帕斯科里 、弗朗西斯?雅姆—在今天还有多少价值；不知道他们对今天
这一代耳朵里常年充满的不是悦耳的音乐，而是宣传机器的联噪和两次大战
炮轰的隆隆声的人，还有多少影响。我只知道，并且觉得有责任，怀着感激
的心情说出这样的事实：那样一代对神圣的诗歌艺术刻意求工的献身者们，
在一个已经愈来愈机械化的世界里，曾使我们受到莫大的教育和感到无比的
幸运。而当我今天回顾往事，我觉得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收获，莫过于我有
机会能和他们中的某些人亲自交往，莫过于我和他们的持久友谊可以常常和
我早年对他们的景仰联系在一起。
在那些诗人们中间，也许再也没有一个人会比里尔克生活得更隐秘、更
① 乔瓦尼?帕斯科里 （Giovanni Pascoli，一八五五一一九一二），意大利诗人。幼年时，父亲惨遭胳杀，
母亲和四个兄妹相继去肚，给他的心灵留下创伤。他回忆童年，缅怀死者，写了大量的行情诗，抒发内心
的哀痛，并匀勒出一个超脱尘世的理想世界。主要作品有《怪柳集》、《最初的诗》、《卡斯忒维丘之歌》。
他的诗歌庄浪漫主义基础上接受象征派影响而形成独特的风格，对意大利现代诗歌有重要影响。
② 弗朗西斯?雅姆（Francis Jammes ，一八六八一～一九，＼、，法国诗：人和小说家。和鸟拉美、纪德等
人有交往，1948年出版了他和纪艺的《通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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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眼。但那不是一种故意的、被迫的 （或者说，像牧师似的出于无奈的）
孤寂—犹如斯蒂芬?格奥尔格在德国过的那种孤寂生活。而里尔克，不论
他走到哪里或在哪哩驻足，在他周围就会产生某种安谧的气氛。由于他规避
一切喧哗嘈杂，甚至规避对他的赞扬—正如他自己说得好：那种赞扬是“围
绕着一个人的名字积聚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
——因此，那种华而不实的好奇的滚滚巨浪只能沾湿他的名字，却从未
沾湿过他本人。要找到里尔克是很困难的。他没有住宅，没有能找到他的地
址，没有家，没有固定的寓所，没有办公室。他总是在世界上漫游。没有人
能事先知道他会转到哪里去—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他那颗极其敏锐和
多愁善感的心来说，任何死板的决定、任何计划和预告，都会使他觉得是一
种压力。所以，我和他的相遇，纯属偶然。有一次，我站在一家意大利绘画
陈列馆里，我仿佛觉得有人在向我友好地微笑，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当
我看到他的那双蓝眼睛时，才认出他来。他的眼睛在注视别人的时候，目光
含蓄，从而使他本来并不引人注目的容貌分外有神。不过，恰恰是那种不引
人注目的仪表是他性格中最深的秘密之处。他蓄着一撮下垂的金黄色小胡
子，神情略带忧郁。由于面部没有明显的线条，有点像斯拉夫人的脸形。成
千上万的人从这样一个年轻人身边走过，很可能不会想到他是一位诗人，而
且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性格特点，即，内心那种不同寻
常的压抑，只有在和他的进一步交往中才会显露出来。他的言谈举止是难以
形容的斯文。当他走进一个众人聚会的房间时，步履之轻，儿乎不会被人察
觉到他的光临。然后他会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有时候，当他对什么发生兴趣
时，就会无意识地昂起头。在他自己开始说话时，他从不装腔作势或者慷慨
激昂。他说话自然、简单，就象一个母亲给自己的孩子讲童话那样亲切。听
他讲话，让人高兴。即便是最一般的题目，到他嘴里，就能讲得生动活泼。
但是，一旦当他觉察到自己成了许多人的注意中心时，他就立刻中止，重新
坐下来，悉心静听别人讲话。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是这样的斯
文；纵然发出笑声，也都是表示出那么一点意思后就立刻收敛。轻声细语是
他的一种需要。所以，再也没有比喧哗嘈杂和感情上的激动更使他心烦意乱。
他曾对我说过：“那些把自己的感受象呕血一样倾吐出来的人，使我精神非
常疲劳。所以，我很少接近俄罗斯人，就像我只是浅尝几口自酒一样。“除
了举止的慢条斯理，整齐、清洁、安静，也都是他生理上的需要。每当他不
得不乘一辆拥挤的电车或者坐在一家嘈杂的饭馆里时，这都是使他心绪不宁
的时刻。他不堪忍受马虎潦草。尽管境遇不宽裕，他对衣着还是非常讲究，
打扮得干净、入时。他的一身打扮也同样是一件不惹人注意的经过精心设计
的艺术品；而且还总带着一点不显眼的、完全是他个人的标记，即戴一件他
心中暗自得意的小小装饰品，譬如说，在手腕上戴一只薄薄的银镯。这是因
为他的要求完美和对称的美感一直渗透到他的内心深处和个人生活之中。有
一次，我在他的寓所看他在出门前是怎样装自己的箱子的。他不要我帮忙，
认为我肯定弄不好。他把每一件东西非常精心地塞进事先留出的空处，简直
就像镶嵌玛赛克那样细心。我觉得，倘若我去插上一手，破坏了他的那一番
绣花似的工作，岂不是罪过。他的那种爱美的秉性一直渗透到他的各种无关
紧要的小事。不仅仅是他把自己的手稿非常细致地用圆熟的书法写在最漂亮
的纸张上，行与行之间相隔的空白，就像用尺量过似的，而且当他写一封最
最普通的信函时，也要挑选一张好纸，工工整整地用书写体把字写在隐线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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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即便是写一张最仓促的便函，他也从不允许自己涂改一个字，而是一
旦觉得一句话或者一个字不完全恰当时，就立刻以极大的耐心把整封信重抄
一遍。里尔克从不让不完全满意的东西出手。
他的那种慢条斯理、同时又专心致志的秉性对每一个和他接近的人都具
有魅力。就像我能设想里尔克本人不会激烈一样，我也能设想，在他的安详
的气质熏陶下，不会有人再高声喧嚷和态度蛮横。因为他的举止仪态本身就
是一种神秘地不断起作用的力量，一种教育的力量，一种道德的力量，感召
着人的心灵。每次和他作较长时间的谈话之后，我总有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
脱俗之感；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这种一贯注意节制的性格，即从不让自己
尽兴的意愿，都会及早限制任何显得特别知心的感情。我相信，可以认为自
己曾是里尔克的“朋友”并以此为荣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在他发表的六卷
书信集中，几乎没有和别人谈心的话。而且自从离开中学以来，他几乎没有
对任何人使用过那个显得象兄弟般亲热的称呼—“你”。对他的特别多情
善感的性格来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和他过于接近，都是无法忍受的。
尤其是所有刚强的男性，都会引起他不快的感觉。他倒更愿意和女人们交谈。
他写给女人们的信很多，也很乐意；在女人们面前他显得舒畅多了。女人们
的嗓子中是没有喉音的，也许这种嗓音使他感到舒服。因为正是那种不悦耳
的嗓音使他感到难受。我今天还清楚记得他和一个大贵族谈话时的情景。他
全身紧缩，双肩耷拉，眼睛从未抬起来看一眼，为的是不致从眼神中流露出
来，他听那个贵族用假嗓子说话，浑身是多么难受。但是，如果他对某人抱
有好感，那么和他在一起，又是多么有意思！他事后就会感觉到里尔克内心
的那种善意，虽然这种善意在他的话语和表情中流露得不多，它像一束暖人
心窝、治人创伤的光芒穿透到心灵的最深处。
里尔克在这座使人心境开阔、最最开放的城市—巴黎的生活和工作，
是谨小慎微的，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和他的名字在这里尚未为人所知，和
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隐姓埋名的人就始终会更自由、更得意。我去看他
的地方是租来的两间大小不同的房间。每间房里陈设简单，没有任何的装饰，
但是由于他自己持有的审美感，所以你一进去就会立刻感到一种特有的气派
和宁静。他租借的地方从来不会是某一幢邻居嘈杂的大楼房。而宁可去找一
幢老房子，即使不甚方便也罢，他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不管他住在
哪里，他都会运用自己处享有条不紊的能力立刻把室内布置得意味深长和适
合自己的个性。他身边的什物总是少得不能再少，但在一只花瓶或在一只碗
里始终开着鲜花，也许是女人们送的，也许是他自己深情地带回家的，墙壁
前总是放着书籍，装订漂亮，或者细心地包着书皮，因为他爱书籍，就像把
它们当作不会吭声的动物一般。写字台上笔直地并排着铅笔和羽毛笔；没有
写过字的自纸放在写字台的右角；房间里还有一张俄罗斯的圣像和一张那稣
钉在十字架上的天主教图像，——我相信，不管他旅行到哪里，这两张图像
一直陪伴着他；这两张图像给他的工作室轻轻地蒙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尽
管他的情仰宗教的热忱和任何固定的教条不沾边。我从每一个细节中感觉
到，这样的布置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并且深情地保持着。如果我借他一本他
没有读过的书，那么当这本书归还到我手中时，上面已平平整整地包了一层
缎面封皮，并且系了一条彩色缎带，就像一件节日礼物似的。我今天还清楚
记得，他是怎样把《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的手稿当作
一件珍贵的礼物带到我房间里来的，我今天依然保存着那条包扎过这叠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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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子。但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是和里尔克一起在巴黎散步，因为这也就是
说，和他一起意味深长地用仿佛睁大了的眼睛去观看最不显眼的东西。他会
注意到任何的细微末节，即使是商店的招牌，只要他觉得那些字号韵律和谐，
就会高兴地念出声来。据我从他身上所知，他有强烈的兴趣想把一座城市的
每个角落都看遍的，似乎也只有巴黎。有一次，我们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家里
相遇，我告诉他说，我昨天偶然走到皮克普斯公墓的旧“栅栏”旁—那里
①
埋葬着断头台上最后一批牺牲者的骨骸，其中有安德烈?谢尼耶 。我向他描
述了那块令人感慨的小小草地，上面到处都是乱家；外国人是难得见到那种
坟茔的；我还向他描述了，我随后在回来的路上是怎样从道路边一扇敞开的
①
大门看到一座修道院里面的情景：一群半俗尼手中拿着一串十字架念珠，默
默地绕着圆圈在漫步，口中不吭一声。这时我看到他—这个平时非常稳重、
自制的人简直有点急不可待。这是我看到他难得着急的几回中的一回。他对
我说，他一定得去看看安德烈?谢尼耶的坟地和那座修遭院，问我是否能领
他去。其实我们第二天就去了。他默默地站在那块孤寂的墓地前出神，并称
那块墓地是“巴黎最有诗意的地方”。但是在回来的路上，那座修道院的门
却紧闭着。这时我就能考验他沉静的耐心了—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和他在作
品中一样，是很有这种耐心的。他说：“让我们等在这里碰碰运气吧！”说
完就站在那里，微微地低着头，以便一旦大门开开的话就能看见。我们大约
等了二十分钟。随后有一个修女沿着道路走来，并且拉响门铃。他激动地轻
轻低语道：“运气来了。”可是那位修女发觉了他在不声不响地窥视—我
是说，人们从远处的气息中就能感觉到他身上的一切—于是向他走去，问
他在等谁。他以笑颜相迎—他的这种特有的轻柔的微笑立刻就会博得人们
的信任—并且坦率地说，他非常想看看修道院的通道。现在是那位修女对
他满面笑容地说，她感到很抱歉，她不能让他进去。不过她给他出了一个主
意：他可以到旁边的那间园丁的小屋里去；从那间小屋的最上边的窗户口同
样可以看得很清楚。于是，这么一点小主意，好像给了他许多恩惠似的。
后来，我还和里尔克相遇过多次，但是，每当我想起他，我总是记起他
在巴黎时的情景，而巴黎最最不幸的时刻他却没有经历到。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来说，遇见这样非凡的人物，真是受益匪浅。但
是我还应获得那种对我整个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教益。而这种教益却像意外
的礼物一样降临到我身上。有一次，我们在维尔哈伦家和一位艺术史家讨论
起来，那位艺术史家抱怨说、伟大的雕塑和绘画时代已经过去。我激烈地反
对说，在我们中间不是还有罗丹吗？——他作为一位雕塑家并不比过去的伟
大逊色。我开始数说罗丹的作品，并且几乎愤愤不平起来—每当我反对一
种异议时总是这样。维尔哈伦悄悄地暗自发笑。他最后说：“你那么喜欢罗
丹，就应该和他亲自认识认识。我明天就要到罗丹的创作室去。如果你觉得
方便，我带你一起去。“
问我是不是觉得方便？我高兴得简直不能入睡。可是到了罗丹那里，我
① 安德烈?谢尼耶 （Andre Chénier，一七六二—一七九四），法国诗人。他曾赞同法国一七八九年的大
革命，但很快就暴露出“温和派”的政治立场，一七儿四年七月被判为“人民的敌人”而送上断头台处决，
主要作品有《悲歌集》和《牧歌和田园诗集》，在题材与格律方面受希腊文学影响。
① 半俗尼 （Begine），不发愿的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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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嘴笨得说不出话来。我没有对他说一句恭维的话，我站在各种雕塑之间，
就像他的一具雕塑一样。令人奇怪的是，看来我的这种窘态博得了他的喜欢，
因为告辞的时候这位老人向我发出了邀请，对我说，难道我不想看看他在默
①
东 的原来的创作室。同时，他又立刻请我一起用餐。于是我得到第一点教益：
伟大的人物总是心肠最好的。
我得到的第二点教益是：伟大的人物在自己的生活中几乎都是最最朴实
的。我们在这位享誉世界的伟人家里—他的作品是我们当时一代人的楷模
——就像亲密无间的朋友，饭菜又是如此的简单，就像一家中等水平农民的
伙食：一块厚厚实实的肉、几颗橄榄，和一道丰足的水果，外加本地产的原
汁葡萄酒。这使我慢慢地随便起来，到最后说话也不拘谨了，仿佛这位老人
和他的妻子与我相熟多年似的。
吃完饭以后，我们走进他的创作室。那是一间大厅，里面集中了他的最
重要作品的复制品，但是其中也放着数百件珍贵的单个习作—一只手、一
只手臂、一束马鬃、一只女人的耳朵，大多数只用石膏塑成。我今天还清楚
记得若干件他用来自己练习的造型草稿；关于我在他的创作室里参观的那一
小时，我今天可以讲上几小时。最后，罗丹大师把我领到一座台基旁，上面
放着他的最新的作品—一具头上蒙着湿布的女人肖像。他用自己一双农民
似的满是皱纹的厚实的手揭下湿布，接着退后几步。“妙极了”，我情不自
禁地从憋了半天的口中冒出这么一个词，同时为自己说出这样的陈词滥调感
到惭愧。可是他却一边打量着自己的作品，一边以冷静的客观态度—其中
没有一丁点儿自鸣得意—轻声地附和了一句：“是吗？”接着又踌躇了一
番。“只是肩膀还有点……等一下！”他说着脱去上衣，穿上白色工作服，
拿起一把刮铲，在肩上非常熟练地一刮，把那女人的柔软皮肤弄平滑了，看
上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接着他又后退几步。“喏，还有这地方，”他喃
喃地说道，又在细节上作了很小的改动，然而效果却非常明显。过后他就再
也没有说什么，只是一会儿走向前，一会儿退后，从一面镜子里端详着那具
雕塑，一边嘀嘀咕咕，发出一些别人听不懂的声音，一边修改着。他的眼神，
在吃饭的时候显得和蔼可亲，这会儿却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他仿佛变得更高
大、更年轻了。他用全部热情和魁梧身躯的全部力量工作着，干着。“每当
他快步走向前或后退时，地板咯吱咯吱直响。然而他听不见这声音。他也没
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还有一声不响的我站着。像我这样一个年轻人能有幸亲眼
目睹这样一位举世无双的大师从事创作时的现场，真是使我激动万分，可是
他却把我全忘了。对他来说，我是不存在的，对他来说，只存在那座雕塑—
—他的作品，以及看不见的如何精益求精的构思。
一刻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我今天已记不清我在那里呆了多久。就
时间方面来说，那都是了不起的伟大时刻。罗丹全神贯注埋头于自己的创作。
即便是雷鸣，也不会把他惊醒。他的动作越来越粗，好像发狠似的。完全沉
浸在一种狂暴或者陶醉的状态之中，他干得越来越快。随后，双手渐渐变得
迟疑起来。看来，这表明两只手已没有什么可干。他朝后退了一次，两次，
三次，再也没有修改什么。接着他轻轻地嘟囔了几句，便非常细心地把布蒙
到塑像四周，好像把一块围巾搭在一个心爱的女人的肩膀上似的。他深深地
松了一口气。他的形象重又显得庄严起来。激昂的情绪渐渐消失了。随后出
① 默东 （Meudon ）.法国地名，罗丹晚年居住于此，并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此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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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我不可思议由事—也是我得到的最大教益：他脱下工作服，重又穿起
家中穿的上衣，转身准备走了。他在这段精神非常集中的时间内把我全然忘
却。他不再知道，有一个年轻人激动地站在他的身后，像他的雕塑一样一动
不动，呼吸短促，而这个年轻人是他自己带进创作室的；为的是给他看看自
己的作品。
他向房门走去。当他要关上房门的时候发现了我，而且几乎恼怒地望着
我，心想：这个年轻的陌主人是谁？怎么偷偷地溜进了他的创作室？但是他
随即又记起来了，并且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我走来。“对不起，先生”，
他开始说道。可是，我只是感激地握住他的一只手；我甚至想亲吻这只手。
因为我在那一小时内看到了一切伟大艺术的永恒的秘密，即看到了世间任何
一种艺术创作的诀窍：全神贯注，不仅思想高度集中。而且要集中全身精力；
每一个艺术家都得把自己置之度外，忘却周围整个世界。我学到了这点对我
毕生有用的教益。
我原来打算五月底从巴黎赴伦敦。但是我不得不把行期提前了两周，因
为原来使我非常可心的那处住所由于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而使我感到不
快。这麻烦是由一段奇遇般的插曲造成的；这段插曲使我觉得非常有趣，同
时也使我了解到法国环境里的完全不同的思想方式，颇受教益。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离开了巴黎两天多时间，
①
为的是和朋友们一起去参观壮丽的沙特尔 大教堂—我还从未见过那大教
堂呢。当我星期二上午回到旅馆的房间，正要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几个月
来一直安放在角落里的我的那只箱子不见了。于是我跑下楼梯去找这家小旅
馆的老板，他是整天和他老婆换着班坐在那间狭小的门房里的。他是一个红
光满面、矮胖的马赛人，我常常喜欢和他开开玩笑，有时甚至和他一起在对
①
过的咖啡馆里玩玩他最喜欢的十五子游戏。他听我一说；便立刻激动起来，
用拳头拍着桌子，怒气冲冲地大声说道：“好呀，原来如此！”—别人不
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他急急忙忙穿起外套—他坐在门房里总是穿着衬衫
——脱下方便的拖鞋，换上鞋子，一边向我解释事情的经过。也许我有必要
在这里先追述一下巴黎的住房和旅馆的一个特点、以便弄明白事情的原委。
在巴黎，较小的一些旅馆和大部分私人住宅都没有大门钥匙，而是由“门房”，
即看门人关大门，一旦外面有人敲门，大门就会由门房室自动开开。而在这
些较小的旅馆和住宅里，一般只留一个门房或者房东、老板自己看管大门，
但不是整夜蹲在门房室，而是从自己的夫妻床上按一下电钮把大门开开——
大多数还处在半睡的状态呢。如果谁要外出，就叫一声：“请开开门。”同
样，每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人，都得报一下自己的名字，以便到了夜间陌主人
无法潜进屋来—理论上是这样。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有一天凌晨两点光景，
我住的那家旅馆的门铃被外面的人拉响了，进来的人也报了自己的名字，听
上去像是旅馆里的某一位住客；而且那位住客还在门房里留下了自己的房间
钥匙。本来这是守门人的责任：从窗玻璃证实一下这位晚来客人的身分，但
是显然由于守门人太因而没有这样做。过了一小时后，里面又有人要外出，
叫了一声：“请开开门。”守门人在开了大门后忽然警觉起来：怎么凌晨两
① 沙特尔 （Chartres ），位于巴黎西南的城市。
① 十五子游戏 （Trick—Track ），一种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掷色子决定行棋格数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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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后还有人要外出。于是他从床上起来，看到那个从旅馆出去的人拎着一
只箱子向小巷走去；守门的旅馆老板赶紧披上睡衣，穿上拖鞋，跟踪那个可
疑的人。可是当他看到那个人拐了一个弯走进小田园街一家小旅馆时，他自
然也就不再怀疑那个人是窃贼或小偷了。于是又安安稳稳地躺下睡觉。
而现在他对他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十分后悔，他带着我急急冲冲去找最
近的那个站岗警察。随后我们立刻到小田园街那家旅馆去查问，并且发现：
我的箱子虽然还在那里，但那个小偷却不在—显然他是出去了，为的是到
附近的某家酒吧去喝早晨咖啡。于是，两名便衣警察在小田园街的那家旅馆
门房里守候着那个坏蛋：当他半小时后毫无疑虑地回来时，他立刻被逮捕了。
现在，我们两个人—老板和我—不得不一起去警察局履行公事。我
们被带进那间警长的房间。那位警长是一位留着小胡子、胖得要命、和蔼可
亲的先生，穿着一件钮扣解开的外套，坐在写字台后面。写字台上乱七八糟
地堆满着各种文件，满屋都是烟味。桌子上还放着一大瓶葡萄酒，这表明这
位先生完全不属于那种敌视生活和冷酷无情的警察行列。遵照他的命令，那
只箱子被送进屋来。我应该说明，箱子里是否缺少重要东西。看来，里面唯
一值钱东西是一本总额为两千法郎的信用存折，但是在我住了数月之后已经
用去了许多，而且谁都明白，这样一本存折对别人是没有用的；再说，这本
存折事实上还一直放在箱子的底部，没有动过。于是作了这样的口供记录：
我承认这只箱子是我的财产，里面没有丢失任何东西。这以后警长命令把小
偷带进来。我倒挺想看看那种场面。
说来，看到那种场面也真是值得。两个警士押着小偷进来，他本来就又
瘦又弱，夹在两个粗壮的警士中间，更显得奇形怪状，活象一个可怜鬼。他
衣衫褴褛，衣领都没有了。看得出来，由于极度的饥饿，蓄着一撮小胡子的
脸尖复得象只老鼠面孔。他是一个很不高明的小偷—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
话。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很不在行：他没有在作案后的第二天一早就带
着箱子溜之乎也。他站在有权力的警长面前，两眼低垂，全身微微颤抖，仿
佛是受冷受冻所致。我不得不羞愧地说，我不仅为他感到难过，甚至感到自
己对他产生了某种怜悯之心。而当一名警官郑重其事地把各种从他身上搜来
的东西一一陈放在一块大木板上时，我的同情之心更是倍增。简直想不出还
有比它们更稀奇古怪的藏在身上的东西了：一块非常脏、非常破的手帕；钥
匙串上挂着十二把各种大小规格的万能钥匙和撬锁钩—互相碰撞起来会象
乐器似的叮当作响；一只破皮夹；但是幸亏里面没有武器。这至少可以证明
这个小偷虽然以大家熟知的方式干他的行当，但用的却是和平的方式。
首先，当着我们的面检查了那只皮夹。结果令人惊讶。这倒不是因为发
现里面有几千或几百法郎，或者发现里面一张钞票也没有，而是发现里面有
二十七张袒胸露肩的女舞蹈演员和女演员的照片以及三、四张裸体照。显而
易见，这无非是说明这个细瘦、优伤的小伙子是一个美的热烈的爱好者，巴
黎剧坛的那些明星们对他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但他至少要把她们的照片藏
在自己的心窝边，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不法行为。虽然警长用故意装出严厉
的目光，一张一张察看着那些裸体照，但却逃不出我的观察：一个处于这样
境遇的违法者竟会有这种收藏兴趣，使他觉得很有意思。——我也和他一样，
因为当我看到这个可怜的罪犯对美有这样的爱好时，我对他的同情也就再次
明显增加了。于是，当警长一边郑重其事地拿起笔，一边问我是否“要起诉”
——即对那个罪犯提出控告时，我自然立刻回答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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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为了弄明白这里商的究竟，有必要在这里再作一些补充说明。在我
们的国家和在其他许多国家里，凡是遇到犯罪案件，都是由官方起诉，即由
国家向自己控制的司法部门公诉，但是在法国，是否要提出指控，可由受害
人自由选择。我个人觉得，这种法制观念要比那种所谓刻板的法律更公正。
因为自由选择是否要起诉，就有可能宽恕另一个人所干的坏事。但是在别的
国家就不行，譬如说在德国，如果一个女人出于一时的嫉妒用左轮手枪伤害
了自己的情人，不管你怎么苦苦哀求，都无法使她免遭审判。国家要进行干
涉，要把她从自己的男人身边强行拽走并投入监狱—而那个在她激动之中
遭到枪击的男人说不定因为她的这种强烈感情而更爱她哩。然而在法国就不
一样，这对情人就会在道歉之后挎着胳膊一起回家，并且认为这件事情在他
们之间已经解决。
当我刚刚说出一个坚决的“不”字时，就立刻出现了三种反应。那个在
两名警察之间的瘦弱家伙忽然站起身来，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激目光望着我
——那目光是我永远不会忘却的；警长满意地放下他的笔，看得出来，我不
再追究那小偷，也使他感到高兴，因为这为他省去许多文牍工作。可是我的
那位房东却是另一种反应。他满脸涨得通红，开始对我大声嚷嚷，说我不能
这么办，这种无赖、“坏蛋”非得斩草除根不可。说我根本不会想到这类家
伙将会造成这样的祸害。他说，一个正派高尚的人必须日夜提防这类流氓，
如果你现在饶了一个，也就等于纵容了另外的一百个。一个小市民的全部诚
实和耿直，同时也包含着那种心胸狭小，这时统统爆发出来了。——他觉得
自己的生意受到了妨碍。为了避免那些和他有牵连的麻烦，他用威胁的态度、
毫不客气地要求我收回宽恕的成命。但是我毫不动摇。我语气坚决地对他说，
我已经找到自己的箱子，我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对我来说一切都已解决，我
没有什么可控告的。我说，我有生以来还从未对另一个人提出过什么控告；
而且在我今天中午口嚼一块大牛排的时候，当我知道还有另一个人因为我的
缘故不得不吃监牢里的饭食，我的心情就会非常不愉快。我的房东一再坚持
自己的意见，并且越来越激动。警长申明说，这事由我而不是由他作出决定；
由于我坚持不起诉，这事才算了结。这时，房东猛地一转身，怒气冲冲地离
开了房间，砰地一声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警长站起身来，望着这位生气的人
的背影，露出微笑，一边和我握手，表示默默的赞同。这样，例行公事算办
完了。我伸手去拎箱子，准备把它带回家。但是就在这一刹那发生了一点令
人惊异的事。那个小偷不好意思地迅速走到我的身边，说道：“喔，先生，
您别拿，我把它送到您的家去。“于是我在前面大步走着，那个怀着感激心
情的小偷在我身后拎着箱子。我们走过四条街，重新回到了我的旅馆。
看来，一件令人恼怒的事就以这样的方式非常轻松愉快地结束了。但是
余波未平，这件事又很快导致了另外两件事的发生。我对法国人心理的初步
了解应该归功于这两件事。当我第二天到维尔哈伦家里去的时候，他不怀好
意地笑着迎接我，开着玩笑对我说：“你在巴黎的奇遇真是不少。我事先一
点也不知道你原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家伙。“我一开始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意思。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一瞧，上面登着一篇关于昨天发生的事的长篇
报道，只不过经过浪漫主义的编造，已和原来的事实真相大不一样，简直使
我难以相信。那篇报道以一种新闻记者的卓越技巧作了这样的描述：一位高
贵的外国人的一只箱子在城内的一家旅馆里被窃—为了使我更加令人感兴
趣，我竟变得高贵起来——；箱子里有许多最值钱的东西，其中有一本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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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郎的信用存折—一夜之间，两千马克增加了十倍—以及其他各种无法
补偿的物品 （实际上仅仅是一些衬衫和领带）；开始时几乎无法找到线索，
因为不仅小偷非常老练而且看来他在作案时对本地情况十分熟悉；但是警察
分局的警长—某某先生以他“众所周知的能力”和“非凡的洞察力”立刻
采取了各种措施；他通过电话联系，只用了一个小时，巴黎所有的旅馆和客
栈都进行了彻底的检查；由于他的措施一贯准确周密，所以在极短的期限内
就逮住了那个坏蛋；警察局长为了表彰这位优秀警长的杰出成绩及时给予了
特别嘉奖，因为他用自己的能力和远见再次为巴黎警察局的模范组织树立了
光辉的榜样。——当然，这篇报道所说的一切，没有一条是真的。那位好警
长根本就没离开过自己的写字台一分钟。是我们自己带着箱子把小偷送到他
那里去的。不过，他却利用这次好机会，为自己捞到了宣传资本。
如果说，这段插曲对那个小偷和对崇高的警察当局来说都算碰上了好运
气，但对我来说却是倒霉得很。因为从那时起那个从前对我非常随和的房东
就处处与我为难，不让我在那家旅馆继续呆下去。我走下楼梯。向坐在门房
里的他的老婆礼貌地打招呼。而她根本就不理睬我；生气地把那不开窍的小
市民的女人脑袋撇到一边。那个小学徒不再认认真真地收拾我的房间。我的
信件莫名其妙地丢失了。纵然在隔壁的几家膺铺和那家专卖烟店里，我见到
的也都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而往常，由于我大量消费烟叶制品，在那家专
卖烟店里是大受欢迎的，被当作老“朋友”。那种小市民的道德观念受到了
伤害，不仅那幢房子里的人，而且整条小巷的人，甚至全区的人，都一致起
来反对，因为我曾“帮助了”那个小偷。于是，到了最后我别无出路，只得
带着那只失而复得箱子出走并且非常灰溜溜地离开那家舒适的旅馆，仿佛我
自己曾犯了罪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