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23] 转引自1969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5页。
[2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酷爱自然（1）
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大自然。他们的健康发展，总是和大自然的熏陶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喜爱大自然。他这样描述他曾经在地中海的一个海湾边住过时的海面景色：“在近似半椭圆形的美丽的海湾里，浪花色调的变化非常有趣，雪白的浪花拍打着海岸，由蔚蓝变成碧绿……昨晚月光照耀下的海湾，呈现出一幅美妙的图画。对走廊前面的海景，我总是看不够。”恩格斯也是喜爱自然，特别是喜爱大海，死前“遗嘱”里还嘱咐，把他的骨灰“沉于海中”。列宁喜爱攀登雪山顶
，观看皑皑白雪的瑰丽景色。毛泽东更是酷爱大自然。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最喜欢的就是大自然!他热爱曾踏过的万水千山，热爱祖国的锦绣江山。他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得到乐趣，也从自然界的大千景象中受到启发，得到力量。这一看法是很深刻的。
早在年轻的时候，毛泽东就有游历山川的兴趣。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喜爱野游，他多次伙同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到—师后山君子亭、岳麓山、爱晚亭和湘江橘子洲等处爬山、露宿、风浴、雨浴。1913年，他在《讲堂录》里写道：“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1]毛泽东嗜读《史记》，钦佩作者那喜爱游历山川的高尚情趣，认为司马迁的行谊文气与其乐于游历是联系在一起的。1916年2月，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优美的自然风景，“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2]1917年，毛泽东游览南岳，登上了祝融峰，在下山途中，禁不住给罗章龙写信记述见闻，第一句是“诚大山矣”。信中还谈到古今仁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韩愈宿南岳庙的诗。1918年毛泽东同一些朋友到北京的途中，火车被大水阻在河南郾城，第二天他建议到三国时的魏都许昌看看。于是他同罗章龙、陈绍林三人便坐临时车子赶到许昌，在那里停留了一、二天。当时，许昌旧城已经很荒凉。他们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询问魏都的情况，并步行到郊外的旧城遗址，在那里凭吊了一番，并作诗纪行。为了组织“驱张”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到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游览了半个月。在曲阜，他观看了孔子栽的古树，观看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小溪。他们游览了颜回和孟子的出生地，还攀登了东岳泰山。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过着戎马倥偬的生活，在激烈战斗的间隙，他领略了自然界开阔绚烂的气象。他热爱其踏过的万水千山，生动地描述出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3]的祖国壮丽山河的画卷。1947年，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毛泽东看了白云山古庙和庙会演的戏。他说：“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懂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他对庙里的老和尚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接着，他转向县长说：“请县里拨一些经费，把庙修一修。”[4]1948年春，毛泽东来到葭县神泉堡，他多次去看黄河。黄河就在葭县的县城下穿过，宛如一条金龙。旭日当空，万里无云，眼前的黄河狂放不羁，奔腾翻卷，水花飞溅。毛泽东被眼前的黄河景致陶醉了，不禁叹道：“真美啊!”他久久凝视着黄河水，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便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毛泽东崇拜黄河，把黄河看作中华民族的产床和摇篮，看作是民族得以生生不已的血脉。他无限深情地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毛泽东还夸奖船工们是黄河的儿子，是真正的英雄，说“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毛泽东历史地高瞻远瞩地看黄河。1959年，毛泽东在济南洛口视察黄河。这位在30年代吟咏“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宏伟诗篇的伟人，再度荡漾起一股激情，他说：“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心也不死。”在毛泽东心目中，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中华民族的“源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了中华儿女，孕育了他非凡的意志、智慧、情思和想象，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灾难。要驯服黄河，让它为人民造福。他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据他身边的医护工作人员吴旭君回忆，从1959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一天第一次跟她谈起黄河的情景到七十年代初，这十几年间正式谈起黄河至少有九次之多。1959年毛泽东生日那一天晚上，他谈起国家的困难，人民群众生活的困难，回忆说：“47年10月，我在黄河搞农村调查，住在佳县的神泉堡，这个县城在高高的山顶上。我有时上山从那里看黄河。黄河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它壮观得很哩，汹涌澎湃，从我脚下流过”。“有时我沿山间小路走，一直下到河边，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因为我没有治好它身上的千疮百孔啊。我还没有驯服黄河，让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黄河的情喽。”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酷爱自然（2）
1962年国家的情况有了好转，毛泽东的心情也轻松一些。这一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写字，一边写一边念：“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反复写，反复念，仿佛要从中读出点什么东西似的。吴旭君在一边给他调墨，她说：“主席，你还是忘不了黄河啊?”“我怎么能忘了黄河呢?”他放下笔，抬起头凝视着看不见的远方道：“52年我去视察了黄河，可是工作忙，只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过去了。”“高志去西安工作时，我让他先打个前站，沿途做些调查研究，我随后就到。我告诉他要骑马去，沿黄河走一趟。事情一忙就顾不上它了。”196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的时候，毛泽东的情绪特别好。一天下午游泳回来，他对吴旭君说：“我想去黄河，你做点儿准备”。他还说：“这次可好了，可以如愿了。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了，我想搞点儿科学研究，再不搞就来不及了。”“我要带一个智囊团。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地质、化学、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专家。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大家都骑马去。你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要沿着黄河走，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们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说着他让吴把汪东兴请来交代了一番。几天后，汪东兴从北京调来骑兵队和一些经过选择和训练的军马，还准备了一些沿途需要的特殊医疗用品器材。紧跟着便开始了工作人员的艰苦的骑马训练，毛泽东也多了一项骑马活动。一切准备好了，甚至连出发日期都定了，结果由于“北部湾事件”，黄河行的计划又不得不取消。后来他总是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1975年毛泽东大病初愈。就在他病愈以后，他风趣地对吴旭君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走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啦，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可惜，这桩心愿他到底还是没有实现。[5]
毛泽东爱黄河、长江，酷爱大自然，酷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作报告。在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毛泽东触景生情，写下了元人萨都剌的《徐州怀古》：“楚歌八千子弟，料梦魂应不到江东。……人生百年寄耳，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蒙城斜日，依阑目送飞鸿”。第二天，他又从南京飞往上海，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即兴写下辛弃疾的词：“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常触发毛泽东的诗意，也往往使他联想到古代诗人的有关名诗名句。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杭州后，接连攀登了北高峰、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一日，他登上北高峰，咏诗一首：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下，欢迎有晚鹰。
又一天，他攀上莫干山。归途中他余兴未尽，口占一首七绝：
翻身复进七人房(指汽车)，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6]
大自然是一部极好的教科书。大自然的山水之美，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启迪人的美感，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增长人们的知识和才干，可以激发人们的生活热情，使人们对祖国无限热爱。可见，山水之美对人们的思想感情、兴趣的启迪作用是广泛的，是深层次的。毛泽东的性格、情操、兴趣都同大自然的熏陶密切相关。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也同他酷爱祖国山河有直接关系。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博览群书（1）
毛泽东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同时也是笃志好学、博览群书的一生。他酷爱读书，读起书来，简直入迷，把读书学习视为生命。
毛泽东常说：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从少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有浓厚的读书兴趣，而且他的读书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来愈强烈。
在革命战争那些岁月里，毛泽东千方百计找书读，尤其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就是在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他非常珍惜这些译本，长征途中在患病的时候，还躺在担架上读。经过万里长征，书虽然破旧了，但他仍爱不释手，在延安还是经常反复地读。在毛泽东的存书中，有一本普列汉诺夫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他于1945年12月24日收到这本书后，第二天就读了11页，第三天读到27页；27日到29日，虽忙于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但仍读了14页……就这样，一本300多页的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读完了。由此可见他的勤奋读书的精神。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利用饭前饭后、节假日、旅途中的间隙，甚至上厕所的片刻时间读书。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在开会的20多天中，他为了不耽误读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他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拨，端起饭就吃。还没有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又全神贯注地工作或学习起来。有一年夏天他在武汉，虽天气炎热，但他仍秉灯夜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拿来毛巾请他擦一擦，他风趣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学到了知识！”
毛泽东想方设法挤时间读书，特别注意珍惜时间。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对问题的深入了解。”他曾经对旧日的同窗朋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7]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里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在业余时间，毛泽东总是废寝忘食地读书。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鲁迅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是有的。”毛泽东就是这样挤时间读书学习的。
毛泽东读书十分注意持之以恒。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作过一幅有关读书的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毛泽东自己就“贵有恒”，一生从未间断过读书生活。他在晚年，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不见低落。在患白内障之后，他的视力极弱，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看书，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1975年，眼睛作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他又开始了大量的读书活动，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是手不释卷，真是读书成癖。
毛泽东说过：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好比在暗沟中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的。所以，他在读书学习上始终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他一生从末间断读书生活。毛泽东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人。直到临终前一天他仍然在关心国事，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他最后要看一本有关日本三木首相的书。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回忆：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已进入弥留之际，医生不断抢救，他反复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还是要书看。他讲要一本书，但他语言含糊、声音微弱，连最能听懂他的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着急了，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在纸上写了“三”字，然后又用手敲敲床，周福明猜是和“三木”有关，轻声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书？”他默默地点点头。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危的毛泽东仍关切地注视着日本局势的变化。当秘书找来有关三木的书读了几分钟，他又昏迷过去了。这是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博览群书（2）
毛泽东读书，长期以来养成了“不动笔不看书”的习惯，这是他从他的教师徐特立那里学来的。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在读书时，就总是作出各种读书标记，画着△、?、○、—、?住ⅰ獭ⅰ酢、=、▲等等符号，很多地方圈旁有圈，杠外加杠。这些符号反映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欣赏、赞同、怀疑、反对、不解或深思。为了便于查找，他还在有些书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写下自己所需要的目录。毛泽东还特别爱写读书批注。这些批注，少则一个字、两个字，多则写上几百字甚至上千字。有的是读书时心有所想，情有所感，言有所论，信手写下的思想片断，有的是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学术价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一书，记载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张贻玖的《毛主席书房》和《毛泽东读史》，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读马列著作和读史所作的批注情况。这些批注和符号，体现了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泽东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他在1957年10月2日给秘书林克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8]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当然，毛泽东读书也是有所侧重的、有所偏爱的。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毛泽东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而酷爱读马列著作。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有目的地读，认真反复地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地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毛泽东多次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认真读书，坐下来，钻进去，不能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认真思考，用心领会，三复四温。几十年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著作，不仅有全集、选集、专题文集、单行本，而且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对《共产党宣言》一书，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它是1920年来北京的时候，以后他是经常阅读，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时，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被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9]对《资本论》一书，早在延安时他就用心读过，毛泽东于1954年又一次阅读了。当《资本论》于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册以大字本印出时，他先后都选读了若干篇章。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做标记。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左”的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多次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批注，并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的批注和讲话，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中，他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反映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晚年虽犯了错误，但总的来说他仍不愧为我们全党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的典范。
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也很有兴趣。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书十分珍爱。他行军、转移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1949年出国访问时，也随身带着几本，一有空就读。从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新的全集也十分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也把《鲁迅全集》带在身边。他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了解得最深，他在自己的著作、讲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自己的心同鲁迅的心是连在一起的。1975年8月，他重病在身，还用颤抖的手在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博览群书（3）
毛泽东还爱读历史书籍。他的历史知识是很渊博的。特别是中国历史，仅《资治通鉴》他就读过17遍。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曾从头到尾读过，其中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而且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毛泽东读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古为今用”。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在“古为今用。”[10]他一贯提倡，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引为借鉴。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说：“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毛泽东还爱读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这也是他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各种版本，他差不多都读过，有的还读过多遍。毛泽东最推崇《红楼梦》，他读了多遍，从其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涵加以发挥利用。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中国历代的诗词、曲赋，他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他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尤其是喜爱读“三李”(唐朝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毛泽东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类“杂书”，如《智囊》，《笑林广记》等，他都读过，《容斋随笔》一书他还反复多次读过。毛泽东在阅读大量古籍的过程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在近现代革命家中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曾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他读过哥白尼、布鲁诺、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和许多自然科学刊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他反复读过多遍。在50年代后期，他还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1958年9月，张治中与毛泽东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上，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方面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学英语，也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能直接读懂马列的外文书籍，在延安时期，他就自学过英语。解放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他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他学习英语不怕困难，每次外出总带着字典学习英语政治书籍。无论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坚持学习。有一次，毛泽东乘飞机到外地去，他在客舱中朗读英语单词，一个词连续读十几遍。服务员见他这样认真，便走到他身边问道，“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学习外国语言?”他回答说：“这是斗争需要啊!”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我们从他的存书和借书的情况，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他在中南海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主要的是这么几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与选集；第二类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种教科书和理论书籍；第三类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第四类是各种中国古书，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均是一部分)这样的类书、丛书到各代笔记体小说、随笔，从诗词、文论到市井笑话集；第五类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些名著，如《鲁迅全集》、《革命军》等；第六类是工具书。此外，还有一些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但仍不能满足他的读书需要，全国解放后，他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进城以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可见，毛泽东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很惊人的，可与其相比的大学问家也不多。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醉心诗词（1）
对读诗词，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一直很感兴趣。他既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
早在韶山读私塾时，毛泽东就对诗词表现出了兴趣和才华。有一次，因学童在池塘玩水，影响上学，教师生了气，罚他们对对子，出“濯足”两字，毛应声即对“修身”，这不论字面、词意或平仄，都很工对。1910年秋，毛泽东离家到湘乡东山高小读书时，抄了一首诗
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1]这表现了他对诗的爱好。在湖南长沙一师读书时，他读了《离骚》、《九歌》和唐诗、宋词等不少中国古典诗词。后来，无论是在井冈山中央苏区，还是在延安，他都读过不少诗词。五六十年代，他曾在工余时间，勤奋地学习了中国的古典诗词。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涉猎是很广博的。他阅读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以其为主写的《楚辞》，读了汉魏乐府，读了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历代名家的诗、词、曲、赋，他还读了鲁迅的诗作，他既读各种总集、合集、选集、专集，也读各种诗话、词话、音韵、词律，等等。有的读后还写下了批注。毛泽东究竟读过多少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的张贻玖，根据有毛泽东读过印记的书籍，抄写了一份毛泽东圈划批注过的诗词目录，其中有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和20首赋。诗词曲赋总计1590首，诗人共429位。[12]显然，这仅是毛泽东所读诗词的一部分。
在汉魏六朝诗人中，毛泽东特别喜欢曹操的诗，尤其是《观沧海》、《龟虽寿》诸诗，不仅吟诵，而且手抄。此外，他也喜欢《木兰诗》和《敕勒歌》。清代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所收六朝诗甚多，这也是毛泽东床头案前常翻的书籍。
众所周知，毛泽东喜欢唐诗，尤其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李白是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对李白那些气概豪迈、感情奔放、意气风发、幻想无边、强烈追求个性解放、蔑视权贵、不崇拜偶象的诗，毛泽东都很欣赏。如《庐山遥寄侍御虚舟》中的“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等等。毛泽东还爱读李白的《蜀道难》，他曾对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哪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13]李白的诗被杜甫誉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毛泽东赞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14]
李贺是继李白之后，唐朝又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只活了27岁，博学多才。毛泽东称赞李贺是“英俊天才”，惋惜李贺早夭。1965年，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15]李贺流传于世的诗有242首，毛泽东圈划的就有83首。毛泽东对李贺的《南园十三首》和《马诗二十三首》，以及《秦王饮酒》、《金铜仙人辞汉歌》、《苦昼短》、《昆父使者》、《官街鼓》等诗，都是很欣赏的。他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时，引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在写《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时，还用《致酒行》一诗中的“雄鸡一唱天下白”这一诗句并赋以新意。这也说明毛泽东对李贺的诗是很喜爱的，对它的理解是很深刻的。
李商隐是晚唐的著名诗人之一，他的诗继承了李白、李贺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又受杜甫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毛泽东也很喜爱李商隐的诗。不但喜欢他的《无题》、《锦瑟》、《嫦娥》等情致缠绵的爱情诗，非常喜欢“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著名诗句，而且也喜欢李商隐的《贾生》、《马嵬》、《隋宫》等政治诗。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醉心诗词（2）
毛泽东喜欢“三李”的诗，也不排斥杜甫的诗，他曾手录杜甫的诗多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他从杜甫草堂处借阅过的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就有12部108本。他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会议期间，他阅读了唐、宋、明诸朝诗人歌咏四川的一些诗和词，选编了《诗词若干首》一书，其中有杜甫的诗12首。此外，毛泽东也喜欢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王昌龄、温庭筠及初唐四杰的诗。在读这些诗时，他有时还加以批点。他对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诗句极为赞赏。
毛泽东似乎不太喜欢宋诗，以为“味同嚼蜡”，不及唐诗，但他对宋词却十分喜欢。在北宋词人中，他较喜欢苏轼、范仲淹、柳永等；至于南宋词人，他则偏爱辛弃疾，对辛的词圈划得最多。毛泽东也喜欢岳飞、陆游、陈亮、刘过、张元干、张孝祥、崔与之的词。他逝世前一年，还经常用手拍桌击节，高声吟诵岳飞的《满江红》和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此外，毛泽东还喜欢阅读各种诗话，从中搜集那些诙谐、幽默、讽刺深刻的诗词，搜集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他还爱好读楹联，写楹联。他非常欣赏鲁迅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句。毛泽东也读过不少新诗，如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等人的作品，但他并不喜欢新诗，他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16]他认为中国新诗的道路在于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吸取营养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17]。这也就是说新诗要达到大众化、民俗化。
毛泽东一生爱读中国古典诗词，他学习非常刻苦勤奋，同时他也极富诗才，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开始写作诗词。最近，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两首诗》中介绍了毛在湖南长沙一师求学时写的两首诗，一首是1915年3月写的《挽易咏畦》五言古风长诗；一首是1918年4月写的《送纵宇一郎东行》七言古长诗。全诗几乎句句有典故，有来历，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势。李锐认为：“从现在幸存的这两首长诗来看，不论内容、风格、意境、练字、用典，就已看出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的不平凡诗才了。”[18]
毛泽东醉心于诗词，一生与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以诗为伴。他在各个重要阶段，都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诗篇。1923年，辞别爱妻杨开慧，赠一阙《贺新郎》，“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佳句，堪称儿女情服从救国情的绝唱。1925年他写的《沁园春·长沙》，倾倒了多少中外读者。那“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记忆，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青年时代潇洒倜傥的精神风貌。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在艰难险恶的环境里，在戎马倥偬的行军途中，以诗抒豪情，表壮志，于马背上哼成了不少动人的诗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日理万机，但胸中却始终有个诗字。现在已公开发表的67首诗词中，建国后写作的就有31首。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绵延半个世纪，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缩影。这中间曾出现两次高峰，一次是长征前后，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底，在长征路上和秦晋高原接连吟成《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临江仙·给丁玲》10篇诗词；一次是在六十年代，从1961年2月到1965年秋，收入《毛泽东诗词选》的有13篇。这两次创作高潮，无一不是出在党的危险和艰难时期，毛泽东常说“诗言志”，还说“心里没有气，怎么写诗?”在党的危险和艰难时期。毛泽东诗情宛如潮涌，他用自己的诗，抒发壮志与豪情，鼓舞起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斗志。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他的诗词，感情丰富，气魄宏大，给人以力量和鼓舞，催人奋进。他诗词中的一些著名诗句，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到长城非好汉”；“无限风光在险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等等，都蕴涵很深邃的哲理性和很强烈的战斗性，激励人们奋勇向上。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独特书法（1）
中国书法，是东方艺术的明珠，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毛泽东从青少年到晚年，一直喜爱书法，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有深厚的情感，有独特的风格，有很大的成就。
早年，毛泽东学魏碑，学颜真卿。1915年，《明耻篇》读后的批语，是魏体。1918年写的《夜学日志》，是魏碑体。他说：“字要写好，就得起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率部来到江西永新县，贺子珍的父亲和贺子珍知他喜欢书法，用毛笔起草文件、书写文稿，经常帮助购置笔墨稿纸。毛泽东非常珍爱“文房四宝”，他和贺子珍结婚时，贺子珍专门用几天时间亲手特制了一只多用挎包赠给他。这个挎包是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缝制的，设计奇特而适用，专有装“文房四宝”的大小多层袋。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说是自己的“家宝”，经常随身带，练习书法。在井冈山、中央苏区转战赣南时，尽管战争环境恶劣，斗争艰苦困难，工作异常繁忙，但只要有空，他就抓紧时间练习书法。这种勤学苦练，持之以恒的精神，的确是令人钦敬!在练习书法中，毛泽东有深切的体会。他说：“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
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他初练魏碑，酷爱“二王”[19]，后又学苏轼、黄庭坚、郑板桥，学怀素的草书。毛泽东学碑帖，的确是下了很深的功夫，临摹过不少碑帖。他的用笔、结字均有来历，布局有渊源。但是，他学习书法又不宥于学古人碑帖，他非常善于博采众长。学习的范围很广，他走到那里都学习研究，即使是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遇到碑刻好字，他也驻足好久，细心揣摩，而且经常是恋恋不舍地离去。长征时期，他率部队转战到贵州遵义县北的娄山关时、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他就停下细心揣摩，赞扬“娄山关”三个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匠心独运、维妙维肖。他还不断用手在刻划上临摹运笔学字，时而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和修建何代?”毛泽东每到殿宇厅堂，遇到好字，更是如此。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价值很大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是他在书法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几十年的陈秉忱[20]回忆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书法基础。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笔帖，一直带在身边)。那时，他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大气磅礴，形成以后变化万千的风格。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览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的有600多种，看过的也近400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总之，毛主席从青年到晚年，虽然一生经历着革命的狂风巨浪，但也没有放弃在书法上踏实地用功夫，由于长期的刻苦钻研，因而，达到了精邃的功力素养。”[21]又说：“毛主席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可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主席早年攻楷草，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碑帖的情形和大量的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22]陈秉忱的回忆粗略地勾画出毛泽东书法活动的轨迹，是很有道理的。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独特书法（2）
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他秘书田家英的信中说：“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馆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23]这封信表明了毛泽东在书法道路上誓攻草书的方向。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上的皇冠，狂草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谁攻下了草书，谁就登上了中国书法的巅峰，谁就是大师。唐代张旭和狂僧怀素以擅草而名世，被称为“草圣”。毛泽东学怀素最力，特别是草书，受怀素《自叙帖》影响最大。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不仅笔画都较细圆，字形都较长，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逶、翩翩自肆的写法，而且在“神”上都相似。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魄。”[24]田家英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毛泽东又不宥于怀素《自叙帖》，他善于创造。他说：“帖中要发挥。”他临摹碑帖多，见识广，能博采众长，特别是加上他的博大的胸怀、领袖的气质，在书法上他又加进了不少自己独特的东西。这就在笔画上，结字上与怀素《自叙帖》又有所不同。怀素的笔画细圆遒劲，毛泽东的笔画细圆柔韧；怀素的结字较长，毛泽东的结字长中多欹侧。因此，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又形成了自己的独创风格。《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114幅墨迹，集中了他一生后半段书风成熟的书法艺术精品，尤为珍贵。这些手书，意境深远，气势超凡，笔惊风雨，纸生云烟，姿性任情，随意挥洒，表现出毛泽东书法的“飘逸”风格，说明毛泽东晚年的草书已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巅峰，堪称一代大师、一代宗匠。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畅游江河
毛泽东酷爱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江大海中嬉水。他青年时代常和学友们到湘江橘子洲游泳。解放以后，他曾在渤海、黄河、珠江、湘江、钱塘江等游泳，还曾多次畅游长江。毛泽东把在江河湖海中游泳看做是对大自然的挑战。
毛泽东来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下午，他在湖边走动，遥望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和水利电力学院的游泳池里的人挤得满满的。他说，守在这么大的湖边，不到湖中间来，只在浅
水里“泡”，有什么意思?说着，他要下湖“试试”。当时在身边的梅白说：“水草太多”。他笑道：“怕什么?大风大浪都不可怕，还怕什么水草?”说着就下水去了。他踩着水，拨开水草，径向湖中游去，被武大、水院的学生发现，一时间，数以百计的青年男女出了游泳池的栏栅游向深水，毛泽东在湖中间向他们挥手，不一会儿，陷入“重围”，他却哈哈大笑。只见他一会儿跟这个说说，又跟那个笑笑。说的内容也是好好学习，不要怕水。在夕照之下，毛泽东红光满面，兴致勃勃。后来，在罗瑞卿部长的示意下，一起游泳的同志劝他才上船。他同青年们均恋恋不舍，青年们听到学校的集合哨音，这才离去。毛泽东上船之后，一边擦水，一边低吟“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7]，仿佛他又回到少年时代的湘江。
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两次畅游长江。1958年9月，他同张治中将军来湖北视察工厂、农村、学校，又8次畅游长江。他们一起到黄石市视察，毛泽东在江边，不顾天气预报江面有七级大风，而坚持要下水游长江。下水不久，果然白浪滔天。他坚持在狂风巨浪中搏击，时而被卷进“深壑”，时而又被推上“高峰”。坐在登陆艇上的张治中将军请他上船，他才从容上船。张治中迎上去，像欢迎他凯旋归来一样，同他热烈握手。毛泽东笑着说：“文白先生，谢谢你的关心。”他拍着自己宽厚的胸脯微笑：“你看，平安无事啊。”
建国以后，从1956年到1966年的11年间，毛泽东先后在武汉18次畅游长江。除上面几次外，1961年到1966年，共5次畅游长江，特别是1966年7月16日，当时已是73岁高龄的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游程近30华里，历时一小时零五分钟。他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锻炼意志”。毛泽东的挑战性格、刚毅意志和大无畏精神，是与他喜欢游泳，喜欢江河和大海分不开的。他的《沁园春·长沙》和《水调歌头·游泳》这两首写游泳的诗词，就是借游泳炼身体，更炼意志，激励人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在与大风浪搏斗中去夺取胜利。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广交朋友（1）
1956年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甲舍住时，谈到鲁迅的“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一首诗时说，据周建人先生说：鲁迅反对一些人把共产党人看成是毫无感情的洪水猛兽。毛泽东长叹一声，接着念“怜子如何不丈夫”，并说，我对岸英的死，就“怜”过，难道我是“妇人之仁”吗?好像一当了革命者，就六亲不认，就板起面孔才算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这段话，表露了毛泽东对情感问题的心态。
的确，毛泽东的生活，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都具有高尚的情操，都是感情很丰富的，决非是“毫无感情的洪水猛兽”，决非是有些人说的“冷酷无情、使人望而生畏”的。
毛泽东一生交往很广，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有党政军的负责人，有著名的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理论工作者、国民党进步人士，有国际友人、还有早年的同学和师长。在这些交往中，感情洋溢，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尚情趣和丰富感情。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所评说的：“我对毛主席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28]斯里兰卡著名作家卡鲁纳拉特纳·萨普坦特里说：毛泽东怀有深厚感情。[29]
毛泽东说过：“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还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在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中，坚持了这番道德原则，他的人际交往，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很有不同特色。
首先，党内交往重原则。对于党内交往，毛泽东坚持原则，不徇私人情谊，不搞私人亲疏，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直接了当。如在1947年，为了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更好进行土改运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三查”、“三整”中，对江青的历史发生怀疑。江青说自己是很革命的，她要毛泽东为她说一说话。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他尖锐责问：“你既然这么革命，为什么还要我说话?”“是共产党员就要接受组织审查，谁也不能特殊”。江青说是对她的“造谣污蔑”，“现在有些人和反动报纸唱一个调，拿我年轻的事作文章，那背景是有政治因素的，是为攻击你……”毛泽东愤怒地吼起来：“你给我滚!滚出去!”“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尖锐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四人帮”，搞帮派活动，抢班夺权，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主席”。结果令“四人帮”组阁阴谋失败。毛泽东对于主义的斗争一贯看得很重，对原则问题从来不让步，对于在政治上、路线上同自己有分歧的人，即使是过去同过甘苦的战友，他也是不会退让的，甚至可以决裂。
第二，私交重情义。对于私人交谊，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他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早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时，毛泽东与宋庆龄就结识了。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上海解放后，他又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建设大计，亟待商筹”，并决定派邓颖超带他的一封亲笔信前往上海迎接。8月26日，毛泽东得知宋庆龄由上海乘火车来北平参加新政协的消息之后，他到火车站亲自上列车欢迎宋庆龄下车。毛泽东亲切地握手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宋庆龄一直很关心，他称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经常派人给她送去礼物。宋庆龄也总是忘不了给毛泽东带去礼物和问候，彼此依然保持着诚挚的友谊，亲密的来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直把宋庆龄看作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当成党的同志看待，彼此肝胆相照，宋庆龄在交往中也真诚直言。1955年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的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1957年反右运动刚起，宋庆龄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1957年11月，宋庆龄仍随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出席莫斯科会议。建国初，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他对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的来访，不仅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广交朋友（2）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有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去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中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所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啊!你真伟大啊，真伟大……”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
第三，人际交往重真诚。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坦诚相见，平易近人，这是毛泽东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认为，对朋友要真诚、坦诚，他一生厌恶那种待人虚伪，狡诈和自私的丑恶现象。毛泽东与李达的真挚友谊，坦诚相见的交往，是很突出的实例。李达是湖南零陵人，号鹤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毛泽东的挚友。建国后，毛泽东来武汉，曾多次与李达晤谈。1956年夏，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下榻时，对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梅白问：“哪个?”“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李达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第一次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同他激动地拥抱。李达开口：“主……主……”，没有说出“主席”二字。毛泽东接上说：“你主……主什么?你是一大的中央宣传局主任，我以前叫过你主任没有?你过去一直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嘛?”二人入座后，李达惭愧地说：“我一生遗憾的是，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施耐庵的《水浒》上，不是有个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一斧砍了胡适先生，一斧砍了张东逊，一斧砍了江亢虎。你有李逵的大仁、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还说：“你是理论战线上的鲁迅。你的《社会学大纲》，我佩服之至，批印发各个根据地。”1958年9月，在一次晤谈中，李达同毛泽东为一个口号问题发生分歧和争论。那一年，鄂城县委门口贴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口号。武大的实习学生看到这条标语，回校告诉李达。李达很生气，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条件的。这种讲法是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毛泽东来到武汉，李达打电话给梅白，说“我要见润之”。他见到毛泽东后，就认真地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则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可以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用红军长征等历史加以论证。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毛泽东也不退让，他气着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两人快要争吵起来。卫士长李银桥要安排吃晚饭，想缓和下气氛。李达在火头上执意要走，不愿留下来吃饭。毛泽东只好叫梅白送李达回家，并说：“今天你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你以国计民生为重，我也这么主张，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对这次争论，毛泽东后来自我批评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叫梅白转告李达，感激他的帮助，约他再谈。李达听了梅白转述的意见后，感动地说：“还是润之气量大，君子之过如同日月，其过也人皆有之，其更也，人皆喻之。”毛泽东的平等待人，真诚相见，他与李达之间的真挚友谊，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与张治中是在重庆谈判中认识的。后来，他们来往频繁，彼此之间无拘无束，情感交融。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958年9月，毛泽东请张治中随他一起视察大江南北。途中，坦诚相待，无话不说。有一次，谈到张治中的《六十岁总结》。毛泽东微笑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又说：“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社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就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张治中解释说：“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交往中的坦率、真诚。在视察途中20天，张治中把每天的见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整理成册约4万余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30]这表明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很真诚的。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广交朋友（3）
第四，朋友交往重信义。毛泽东交朋友，讲信用，强调要守信、不能失信。借帖重信义就是一例。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国家主席职务，退居二线。休息时便练习书法，陶冶性情。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他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他常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从中取其神韵，取其所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由于那帖是珍品，黄炎培很不放心，总惦着，借出一星期，就频频打电话询问看完没有?卫士借倒茶机会向主席报告了黄炎培催还的情况，主席听了道：“怎么也学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是给他数着呢!”“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可是，黄炎培又给毛泽东打电话，还是问那本真迹事。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了吗?”到了一个月时间，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给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挥挥手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讲信义，不失信，这是毛泽东交朋友的一个特点。
第五，深念旧情，感恩报答。毛泽东很重视师生情，徐特立是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师求学时的老师，在徐老60岁诞辰的时候，毛泽东给他写了真挚而尊敬的贺信。在徐老70大寿时，毛泽东偕朱德等前去祝寿，特意送了一盒寿糕，并题写了“坚强的老战士”六个大字。毛泽东这种尊师重教的师生情，一直在全国人民中传为美谈。袁吉六也是毛泽东在长沙一师读书时的老师。袁文做得好，字也写得好，作风严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写古文，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196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请几位老朋友作客。席间，大家谈起袁吉六先生“通古今文史”，“斯人教天下英才。”毛听了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饭后，毛泽东请周世钊带人民币400元，给袁先生夫人戴长贞作营养费，以表示对先生家属的关切。还有，毛泽东对老师，从不计个人恩怨，不咎以往，看重学问和教德。1915年，毛带头在湖南一师闹学潮，要赶走那个“反动校长”张干。张干坚持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未成，又要给毛泽东记大过处分；重庆谈判前夕，张干又贸然给毛泽东发那封有失恭敬的电报。解放后，张干成了地主，想起往事，更是惶惶不安，夜难成眠。可是，毛泽东并未计较这些，他全面地历史地看待这位老先生。当得知张干的情况后，在一次会上当着众师友赞扬说：“张干三十几岁就当一师校长，不简单。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1950年国庆节不久，毛泽东致函湖南省主席王首道，请省政府给张干等教育界老人的生活酌情救济。于是，前后两次将1200斤米和50万元(旧币)送到张干家。张干很感动，给毛泽东写信热泪盈眶。不久，张干应邀进京，在毛泽东家作客。叙谈间，毛叫来子女，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老校长和师长，深情地说：“你们平时老是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毛泽东与张干的关系，体现了他的宽阔胸怀和炽热的师生情。
毛泽东对亲属故旧是很有感情的。他不仅深情怀念爱妻杨开慧，遣儿前去扫墓，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来赡养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而且在建国后还多次资助生活困难或有病的好友、同学，仅1955年就给3位早年同学和一位邻居寄了900元钱，“以助急需”。
毛泽东多次说：“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凡过去给过他好处的人，他总是感恩的，一定要报答。如郭耿元，1927年前在湘潭做小生意时，曾掩护过毛泽东。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得知郭生活困难，在1954年给他寄了人民币200元，“以资急需”。贺晓秋，早年和毛泽东参加韶山地区农民运动，为此，家里30多亩田丢了，为逃避反动势力的追捕，他带着老婆子女流落他乡，过着艰苦的流浪生活。建国后，毛泽东给他写了信，后来得知他儿子贺凤生患病，还给他寄了300元钱作为治病费用。1960年农历11月28日，贺凤生遵照他父亲遗嘱来到北京向毛泽东反映那几年农村情况。毛泽东对贺凤生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身相救，我毛泽东早就不在人世了。”毛还回首往昔，感慨万千地说：“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好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共同努力。”电影《毛泽东和他的乡亲们》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感人肺腑的情景。
再如，章含之写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毛泽东和章士钊》一文，也生动地叙述了毛泽东“还债”的动人情节。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和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的经费，去上海找章士钊。章随后发动了社会名流捐献，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章士钊在经济上的帮助，一直念念不忘，解放后经常从自己的稿费里拿些钱给章士钊作为生活补助。1963年初，毛对章的女儿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每年还2千元，10年还完2万。”每年春节初二，毛泽东必定派秘书送去2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2万元。毛泽东又说还“利息”，并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
总之，毛泽东生活的广泛兴趣、爱好、深情的朋友交往反映出了毛泽东的情趣是多方面的，很丰富的，是健康向上的，很高尚的，毛泽东的情趣观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我们要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情趣观，树立一种丰富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马克思主义情趣观，破除剥削阶级那种消极的、低级庸俗的情趣观，抵制一些剥削阶级腐朽的东西，消除社会上各种丑恶的现象，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页。
[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页。
[3]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9页。
[4] 参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49页。
[5] 参见《缅怀毛泽东》“毛泽东的黄河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6]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194页。
[7] 萧三《窑洞城》。
[8]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1页。
[9]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242—243页。
[1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页。
[11] 这是日本人西乡隆盛的诗，原诗是“男儿立志”，“死不还。”
[12]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2页。
[13] 引用杨建业：《在毛泽东身边读书》。
[14] 引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
[15]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16]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7]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8] 李锐：《毛泽东早年的两首诗》。
[19]“ 二王”指被称为“书圣”的东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和他儿子王献之。
[20] 陈秉忱(1903—1986年)山东潍坊市人，1937年参加革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他于文学、书法、绘画、金石等有深厚的根基。1950年毛泽东去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正式文本，是他正楷缮写的。《毛泽东选集》1—4卷本的封皮隶书，《毛泽东选集》5字，也是他的笔迹。在他逝世后，党和国家专为他举办了《陈秉忱书画展》。
[21] 《书法》杂志1980年第2期。
[22] 《书法》杂志1980年第2期。
[23]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7页。
[24] 见《书法丛刊》第19辑，《田家英专号》。
[25] 权延赤：《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第60页。
[26]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27]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8] 引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第330页。
[29] 引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第330页。
[30] 参见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1991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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