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从权威，乃是摒弃了智慧。接受权威，则是甘受控制，使自己受制于宗教上或政治上的某一个人、某一个集体或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此种使自己受制于权威的行为不仅摒弃了智慧，而且摒弃了个人的自由。屈从于一种教条，或一套思想体系，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接受权威可能暂时有助于隐饰我们的种种的困难和问题，然而避开一项问题，却只能强化了这项问题，而在此过程中，自我认识和自由便被舍弃了。
自由与接受权威之间，如何能有妥协的余地呢？如果有所谓妥协，则那些自称寻求自我认识和自由的人，即在他们的努力之中缺乏真诚。我们似乎认为自由是一项最终的目的、一个目标，而为了自由，必须先使自己屈从于各种压制和恐惧。我们希望经由附和顺从的途径而达到自由，然而，手段和目的，不是同样地重要吗？目的，不是由手段所形成的吗？
要和平，一个人必须使用和平的手段，因为如果手段是残暴的，怎会有和平的结构呢？如果目标是自由，则开始就必须自由，因为终点和起点是一体的。惟有在开端便有自由，自我认识和智慧才能存在；而接受权威，便是摒弃了自由。
我们以种种的形式崇尚着权威：知识、成功、权力等等。我们在年轻人身上行使权威，同时却害怕更高的权威。当一个人没有内在的审视能力，则外在的权威和地位便显得重要了，于是他越来越受制于权威和压制，变成了别人的工具。我们可以在四周看到这种过程随时在进行着，比如在危急时期，民主国家采取集权主义的做法，忘却了民主，逼迫人民顺从。
如果了解存在于我们渴望支配他人或被他人支配的欲望背后的强制性，则也许可以从权威的使人瘫痪的恶果中解脱。我们渴望能确定、无疑虑、不做错、能成功、能知道；而这种渴望确定，渴望恒久不变的欲望，在我们心中筑起以个人经验为主的权威，制造了社会上、家庭上、宗教上等等的外在权威。不过，如果仅仅对权威不闻不问，只抖掉它外在的象征，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冲出一项传统而附和另一项传统；离开一个领袖而跟随另一个领袖，这都是一种肤浅的行为。如果要觉察出权威的整个过程，看出权威所以存在的心理因素；如果要了解欲望而超越它，则我们需要有广泛的觉察力和领悟力，我们必须在开端——而非在结尾——争取自由。
渴求确定，渴求安全，是自我的种种主要活动之一，这种逼人的驱力必须随时加以注意，而不仅仅将它歪曲或强行进入另一个方向，或使它符合某种我们所希望的模式。我们大部分人的自我——“我”以及“属于我的”——都非常强烈，不论在睡眠或行走时，它总是十分机敏，随时在增强自己。然而，如果对自我加以觉察，并且觉悟到，自我的一切活动，不论如何巧妙，必会造成冲突和痛苦，那么对确定的渴望，对自我延续的渴望便会终止。一个人必须随时注意自我，揭露它种种存在的方式以及种种诡计。然而，当我们开始了解它们，并且了解权威所含的错综复杂的内容，以及我们在接受权威或否认权威的行为中所隐含的意义，则我们已经将自己从权威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了。
一旦心灵被渴求安全的欲望所控制与支配，那么它便无法从自我以及自我的种种问题中获得解脱，这也是为何无法经由教条和组织的信仰——我们称之为宗教——而获得自我的解脱。教条和信仰，只是我们内心的外在投射而已。仪式、礼拜、被人尊奉的形式、不断重复的字句，虽然这些可能产生某些使人满足的反应，却无法将心灵从自我以及自我的种种活动中解脱出来，因为自我在基本上，是由感觉而产生的结果。
在悲哀的时候，我们转向所谓的上帝——这只是我们内心的意象而已；或者去寻求一些使人心满意足的解释，使自己获得暂时的安慰。我们所遵循的宗教，是由我们种种的希望和恐惧，由我们渴求内心安全与保证的的欲望所制造出来的。随着对权威的崇拜——不管它是救世主、神父或教士的权威——便产生了服从、接受和模仿。因此，我们被人以上帝之名所利用，只能使我们继续地受苦过日子。
不论用什么名字称呼自己，我们都是人，而受苦成了我们的命运。悲哀，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不论是理想主义者或是唯物论者，都是一样。理想主义，是对现存事物的一种逃避，而唯物论，却是否定了深邃莫测的“现在”的另一种逃避方式。理想主义者和唯物论者都有他们自己逃避这一复杂问题的方法；他们两者都被自己种种的渴望、野心和冲突，弄得心劳神疲，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无助于安宁。对于世界上的混乱和不幸，他们都难辞其咎。
当处于冲突、受苦的状态时，我们是不会有所了解的。在这种状态下，不管我们如何机灵、如何谨慎地设计出我们的行动，这行动只会产生更大的混乱和悲哀。要了解冲突，并且从中解脱的话，则对于意识的或非意识的心灵的种种存在方式，须加以留意警觉。
任何理想主义、任何制度或任何模式，都无法帮助我们解开深奥的心灵作用；相反的，任何公式或结论，都会阻碍我们对于心灵作用的发掘。对于“应该如何”的追求，对于原则、理想的执着，对于目标的设置，这一切都造成诸多的迷惘。如果我们要认识自己，则必须自动自发，能自由地观察；而如果心灵局限于理想主义或唯物论的价值观，局限于一些肤浅的东西，则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生活，意指存在于关系之中。不论我们是否属于某种有组织的宗教，是否生活在俗世，或陷于理想的追求，我们的痛苦要获得解决，惟有借着了解存在于关系中的我们自己。惟有自我认识，才可以为人带来宁静与快乐，因为自我认识是智慧与人格完整的开端。智慧，并非是指从事于表面上的适应，不是心智的培养或知识的获取，而是对生活方式的了解能力，对正确价值的知觉力。
现代的教育在发展智力的同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事实，然而却没有启发人对人生整体过程的了解。我们成了具有高度智力的人，我们发展了狡诈的心智，陷身于种种解释之中。智力可以借着种种学说和解释来满足，而智慧却不行。而为了了解生活的整体过程，则心智与情感必须在行动中完整一致。智慧与爱，是不可分的。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要完成这项内心的革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知道如何冥想，如何弹琴，如何写作，然而对于冥想者、弹琴者、写作者的本身 却一无所知。我们缺乏创造力，因为我们以知识、见闻和傲慢填满我们整个内心：我们满肚子都是别人思考过的或说过的话。然而，重要的是亲身的体验，而非那体验的方式。要表现，必得先有爱。
因此，显而易见地，仅仅培育智力——即发展能力或知识——并不能产生智慧。智力和智慧，有所区别。智力，是思想脱离情感而独自发生作用，而智慧则是感情和理智合一的能力。除非我们以智慧面对生活，而非仅以智力或情感来处理它，否则世界上任何的政治制度或教育制度，都无法解救脱离混乱和毁灭的困境。
知识无法与智慧相比，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是无法换取的，它不是能借学识或戒律而购得的商品。智慧无法在书中寻获，无法加以聚集、背诵、或储存。智慧起于自我的舍弃。谦虚的心比学识更为重要，而要具有一颗谦虚的心，并非借着种种知识来填满它，而是对我们自己的思维、情感加以觉察，要细心注意我们自己以及四周的种种影响，要倾听他人，观察富人、穷人、有权势的人、卑微的人。智慧。并非经由恐惧或压制而产生，而是对每天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故，加以观察和了解。
在我们追求知识、贪得无厌的欲望中，我们失去了爱，我们磨损了对美的感受，以及对残酷事物的敏感性；我们变得越来越有所专长，也越来越破碎不完整。知识无法取代智慧，不论有多少的解释，聚集了多少的知识，都无法使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知识是必须的，科学也有它的地位 ；然而，如果心灵被知识所窒息，如果借着解释而将痛苦的原因敷衍过去，则生活便是虚度而无意义。我们大部分人不正是如此吗？教育使我们日趋肤浅，它并未帮我们揭露生命的深邃底层，我们的生活日益空洞而不和谐。
见闻、知识虽然一直增加，然而由其本质看来，它却不是无限的。智慧是无限的，它包括了知识和行动方式，我们抓住一根树枝，以为它就是整棵树。经由“部分”的知识，我们无法体会“整体”的喜悦。智力永远无法构成整体，因为它只是一个片段，只是一部分。
我们将智力和情感分开，发展了智力，却戕害了情感。我们像是一件三条腿的东西，有一条比其他两条长，因此我们失去了平衡。我们被训练成徒具智力的人。我们的教育培养智力，使其锐利、狡诈、贪得无厌，因此，智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占了最重要的地位。智慧远比智力重要，因为，智慧是理智与爱的结合。然而，惟有认识自我，对自己的整体过程有深入的了解，智慧才会产生。
不论年轻人或年老人，重要的是充分而圆满地生活，因此，主要的问题是在培育那使人完整一致的智慧。过分强调我们整个结构的任何一部分，会造成一种残缺不全的，也就是歪曲的生活观，而这项歪曲便制造出我们大部分的问题。我们整个人格任何一部分的残缺发展，必然为我们自己和社会带来不幸。因此，以一种完整的生活观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问题，非常重要。
做一个完整的人，要了解自己潜藏的以及表面意识的整个过程。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智力，上述的了解即不可能。我们十分重视心智的培养，然而我们的内心却残缺、贫乏、混乱。因为观念犹如信仰一般，只会造成互相冲突的集团，而无法促进人类团结。
只要我们依持思维，把它当做是使人圆满完整的一种方法，那么分裂的现象便可难免；而要了解思维的分裂作用，便要对自我的种种存在方式，对自己欲望的种种存在方式加以觉察。必须觉察到我们集体的和私人的行为，以及它的种种反应。惟有当一个人充分地觉察到自我的种种活动，觉察到互相矛盾的欲望、追求、希望和恐惧，才有可能超越自我。
惟有爱和正确的思考，才会产生真正的革命——我们内心的革命。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具有爱？这并非是将爱作为理想而加以追求，而是在仇恨、贪婪、造成对立的原因结束时。一个陷身于剥削、贪婪、疑忌的人，是永远无法爱的。
没有爱和正确的思考，迫害和残酷的行为将有增无减。人与人互相对立的问题要获得解决，并非借着对和平这一理想的追求，而是借着对战争原因的了解——这原因存在于我们面对生活和其他人类的态度中，这项了解，惟有经由正确的教育才能获致。如果没有内心的改变，没有善意，没有经由自我觉悟而得来的内心改造，人类将无法获得和平与幸福。
第四章 今日世界的危机
为了要找出教育在今日世界的危机中担任何种角色，我们就必须先了解这项危机是如何造成的。显然，这是由于我们和他人、财物、观念之间的错误价值观所致。如果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是基于自我扩张，和财物的关系是基于贪得无厌，则社会的结构必然是竞争性的、孤立性的。如果在我们和观念的关系中，辩护某一种意识形态，而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则猜疑和敌意，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目前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权威、领导人的依赖。不论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在小学校、大学校里，情形都是一样。在任何文化里，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权威都是败坏堕落的原因。我们跟随他人，这其中并无了解，只有恐惧和附和顺从，其结果必导致集权国家的残暴，或有组织的教条主义。
将必须始于自我了解才能达到的和平，仰赖于政府，期望于种种团体或权威，只会制造更严重的冲突。如果我们接受了一种社会，其中存在着人与人之间永无止境的斗争和对立，则永恒的幸福便不可得。如果要改变我们的生存条件，首先，就必须改变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觉察到自己的种种行为、思维和情感。
然而，我们并非真正地想要和平，我么并不想终止剥削的行为。我们不允许我们的贪婪之心受到干预，或是我们目前社会结构的基础遭到改变。我们让事情照旧继续下去，只做一些表面的改革，因此，无可避免地，有权势的人、狡诈的人便统治了我们的生活。
和平无法借着某种意识形态而获得，它也不依赖于立法。惟有当我们作为一个人，了解了我们的自我心理过程时，和平才会来临。如果我们逃避了应由个人负担的这个责任，而期待某种新的制度来建立和平的话，那么，我们只会成为这个制度下的奴隶而已。
当政府、独裁者、大企业以及掌握教会大权的人士，看到这种人与人之间有增无减的对立状态终将导致同归于尽，因此不再有利可图时，他们可能会通过立法或其他强制的方式，强迫我们压抑私人的渴望和野心，同时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合作。就如同今日，我们被教育、被鼓励去做无情的竞争，那时，我们将被迫去互相尊重，为全世界工作。
虽然我们那时可能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我们却无法从冲突和对立中解脱。这种冲突和对立只会转变到另一方面去，只会变得更凶暴，更具破坏性。只有道德而正确的行为才是自动自发的，而且只有了解才能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快乐。
信仰、意识形态以及有组织的宗教，将我们置于和他人对立的状态下。冲突不仅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社会的种种团体之间。我们必须体会到，一旦将自己和某一个国家视为同一，一旦我们依附于安全感，一旦我们被教条所限制，则在我们自身以及世界中，将出现斗争和不幸。
仅仅教导人们成为了不起的工程师、卓越的科学家、有才气的高级职员、熟练的工人，绝对无法促使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联合团结。我们可以眼见目前的教育制度——它对于造成人之间敌对与仇恨的许多原因都一概容忍——并不曾阻止以国家之名或以上帝之名所行的集团屠杀。
有组织的宗教，以及它在世俗上或精神上的权威，也同样无法为人类带来和平。因为，它们仍是我们的愚昧、恐惧、虚伪和自私所造成的结果。
因为我们渴望在现世或来世获得安全，于是制造出一些制度和意识形态，以确保此项安全。然而，我们越是拼命求取安全，越是无法获取它。求安全的欲望只助长了分裂，增加了对立。如果我们深深地体会而且了解了这项真理，不只是口头上或智力上的明白，而是全心全意地了解，那么，便会在四周所接触的世界里，着手于根本改变我们和他人的关系。而且，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达到人类的团结和友爱。
我们大部分人都因形形色色的恐惧而心劳神疲，对自己的安全都十分注重。我们希望，借着某种奇迹，战争便会消逝，而同时我们却一直指摘其他国家集团是战争的煽动者，就如同他们也同样把战争的祸患归罪于我们一样。虽然战争有害于社会，我们却随时备战，并且在年轻人的心中培养了黩武精神。
然而，军事训练在教育中有任何价值吗？这就要看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何种人而定。如果希望他们成为阴狠的杀人凶手，则军事训练是必须的。如果希望训练他们，支使他们的心智，是他们成功国家主义者——也就是使他们不把社会当成一个整体而对它负责，则军事训练便是一条良好的可循之路。如果我们喜爱死亡和毁灭，则军事训练显然是重要的。将军的任务设计战争，执行战争计划，如果我们欲与邻人不断地发生战争，那么让我们不顾一切地造就更多的将军吧！
如果我们活在世上，为的只是在内心以及和邻人之间保持不断地争斗；如果我们渴望流血和不幸延续不绝，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军人、更多的政客、更多的仇恨——这正是目前发生的情形。现代文明是基于暴力，因此它是自取灭亡。只要我们崇尚武力，则暴行便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我们希望和平，如果我们希望在人与人之间——不论他是基督教徒或印度教徒，是俄国人或美国人——有真正的关系，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成为完整的人，则军事训练绝对是一项阻碍，施行这种训练，是一条错误的途径。
仇恨和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相信某一个特殊阶级或种族优于另一个阶级或种族。孩子没有阶级或种族的意识，是家庭或学校环境促使他有人与人隔离的感觉。孩子本身并不在乎他的玩伴是个黑人或犹太人，是佛教徒或天主教徒，然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压力不断冲击他的心，影响了他，塑造了他。
这里的问题仍然不在孩子，而在成人。成人制造了一个人与人隔离而充满了虚假价值的荒谬环境。
在人类之间加以区分有何根据呢？我们的肉体可能在组织和肤色方面有所不同，我们的面孔可能不太相似，然而在皮肤底下的我们是非常相像的：骄傲、野心勃勃、嫉妒、充满暴力、具有性欲、追逐权力等等。除去了标签后，我们是赤裸裸的；然而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的赤裸，因此我们固执于标签——这表示我们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不成熟。
为了使孩子在成长中免于偏见的影响，我们首先必须打破心中一切偏见，然后打破存在于四周环境的偏见——也就是说，把我们亲自制造出来的这个不假思索的社会结构破除。我们在家里可能告诉孩子说，阶级或种族的意识是荒谬的，而孩子可能会同意我们的话，然而，当他到学校和别的孩子一起游戏时，他便感染了这种在人与人之间加以区分隔离的态度。有时，情形正好相反：在家庭中，可能拘泥传统，眼光狭窄，而学校的影响可能使他比较开阔。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家庭和学校环境之间永远存在着冲突，孩子便陷于这种冲突之中。
我们与孩子之间必须保持密切的关系，才能让他健全地成长，帮助他具有知觉力，能洞察这些愚蠢的偏见。我们必须把问题加以讨论，让孩子听听人们明智的谈话。我们也必须鼓励已存在于他心中的探究与不满的精神，借此帮助他去发现何谓真，何谓假。
不停的探讨以及真正的不满之情，促发了创造性的智慧。然而，使探究与不满之情保持清醒，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的人都不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这种智慧，因为和一个已被公认的价值加以探究询问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是十分使人为难的。
当我们年轻时，我们都是不满的。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不满之情不久便消逝了，被我们模仿的倾向以及对权威的崇拜所窒息。当我们年长时，我们便开始凝滞了，变得心怀恐惧而易于满足。我们成为高级职员、牧师、银行职员、工厂经理、技术人员后，逐渐地腐朽了。由于渴望保持我们的地位，我们便支持这个具有毁灭性的社会——它给予我们某种地位和安全。
政府控制教育，根本是一种错误。教育一旦成为国家或有组织宗教的听命奴婢，则世界上便没有和平与秩序的希望。然而，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负起监督儿童及其未来生活的任务，因为政府不这么做，宗教团体便会设法来控制教育。
这种把孩子的心灵加以限制，以适应某种政治或宗教的特殊意识形态的做法，在人与人之间滋生了仇恨。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团结和友爱是不可能的，而任何改革、任何专制独裁、任何教育方法，都无法促使团结和友爱的产生。
只要你坚称自己是个新西兰人，而我自称是个印度人，则奢言人类团结即是一件荒谬的事。如果，你我在各自的土地上，维护着我们个别的宗教成见和经济方式，则我们如何能成为和平相处的人类呢？如果存在着离间人类的爱国主义，当成千上万的人因为经济萧条而匮乏，其他人却富有繁华，这时怎会有人类的友爱存在呢？当我们被信仰所分离，当一群人被另一群人所控制，当富有的人权势在握，当穷人也同样追逐着权势，当土地分配不均，当有人饱食而千万人在挨饿时，怎会有人类的团结呢？
我们的难题之一，在于我们对于这些事情毫无真诚之心，因为我们不愿受到干扰，只在有利的方式下才想改革事物，因此，我们对于自己的空虚和残酷是不太关怀的。
借着暴力，我们能获得和平吗？和平是借着缓慢的时间过程而逐渐达到的吗？显然，爱与训练或时间无关。我想，以前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了争取民主；如今，我们又准备进行一次更浩大、更具有毁灭性的战争，而人民却比以前更无自由。然而，如果我们把权威、信仰、国家主义以及整个阶级区分的态度等有害于了解的种种障碍除去的话，结果会如何呢？我们将会成为没有权威的人，而我们之间彼此有直接的关系——那是，也许就会有爱与同情。
在教育上，就像在其他各方面，重要的是造就能了解而富于爱心的人，他们的内心不会充满空洞的言辞，而是充满只用心智制造出来的东西。
如果我们要思考、关怀、爱惜快乐的生活，了解自己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希望建造一个真正开明的社会，我们的教育者就必须了解何谓完整的人，如此才能将此种了解赋予接受教育的孩子。
这种教育者对于今日的社会结构来说，是一种威胁。然而，我们并非真正想建造一个开明的社会。因此，任何教师如果洞察了有关和平的一切问题，而指出国家主义的真正含义以及战争的愚蠢，他便会立刻失去职位。大部分的教师知道这种情形后，便妥协了。因此，他们也就助长了今日的剥削和暴力的制度，使其持续不坠。
显然，要发现真理，就必须从我们自身中的挣扎和与邻人的纷争中解脱。当我们内心没有冲突时，也就不会有外在的冲突。由于内心的挣扎，向外表现而成了世界上的冲突。
战争，是我们每日生活所投射而成的血腥表现。我们每日的生活促成了战争，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的话，便会引起国家、种族间的对立，引起对于意识形态的幼稚争执，军队的扩增，对国旗的崇拜，以及许许多多引起集体屠杀的暴行。
世界各地的教育都失败了，它制造出与日俱增的毁灭和不幸。每个政府都把青年训练成它们所需要的效力十足的军人和专家，组织化，集体化和成见受到培植、加强。考虑到这些事实后，我们必须探寻生存有何意义，我们的生活有何价值和目的。我们必须发现，何者才是创造一种新环境的有利途径。因为，环境可以把孩子制造成一个粗野的、感觉麻木的专家，也可以帮助他成为一个敏感、有智慧的人。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世界政府，它不是以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或暴力为基础。
这一切意味着我们要了解：在互为关系的双方是要互相负责的。然而要了解我们的责任，我们心中要有爱，而非仅仅只有学问或知识。我们的爱越宏大，它在社会的影响也就越深。然而我们都只徒具心智，而无情感，我们培养智力，鄙视谦虚。如果我们真正爱孩子，我们一定希望挽救他、保护他，不会让他牺牲于战火之下。
我想，我们其实渴望武器，也喜欢展示军事力量，喜欢制服、仪式、酒精、噪音、暴力。我们每日的生活是这种残暴与肤浅的缩影，我们由于妒嫉、不加思考，而互相毁灭。
我们希望富有，而我们越富有，便变得越无情，虽然我们可能捐献大笔钱给慈善机构或教育事业。在牺牲者的身上大肆掠夺后，再把搜刮来的东西退还给他少许，这种行为我们称之为慈善事业。我想我们并不明白我们的所作所为将造成何种灾祸。我们大部分人每天都过着匆忙而不思考的日子，让政府以及狡诈的政客来左右我们的生活。
一切掌握了主权的政府都免不了备战，任何政府都不例外。为了使国民善于作战，能有效地尽职，政府显然必须控制他们、支配他们。他们必须接受教育，以便如机械一般地操作，残酷无情地发挥效力。如果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毁灭他人或被他人毁灭，则教育“必须”鼓励残酷无情。然而我实在不敢肯定我们内心的渴望并非如此，因为，残酷无情和崇拜成功，是不可分离的。
主权国家并不希望它的国民解脱而能自由思考，于是借着宣传或歪曲历史的解释等等手段，以控制它的国民。因此，教育便越来越成为一种教人想“什么”，而非教人“怎样”思考的手段了。如果我们不依赖当时的政治制度而独立思考，我们会成为一种威胁：自由的学院可能会产生爱好和平、厌弃战争的人，或是一些与执政者持相反意见的人。
正确的教育，对于掌握主权的政府显然是一项威胁——因此便被明文禁止，或暗中阻挠。将教育和粮食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已经成为一项控制人们的方法。只要我们是制造商品以及枪弹的有效机器，政府——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便无所关心了。
这种情形正盛行于世界各地。这件事说明了身为公民以及教育者，以及对目前政府负有责任的我们，并非真正关怀世上的人是自由或是被奴役，是和平相处或是互相战争，是幸福或是不幸。我们希望在这儿那儿来个小政革，然而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敢粉碎目前的社会，而建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因为，这需要我们自身的彻底改变。
另一方面，有人则设法掀起暴力革命。这些人在助长了目前这个充满冲突、混乱与不幸的社会后，现在却又希望组织一个完美的社会。然而，既然是我们创造了目前的社会，我们之中又有谁能够再组织一个完美的社会呢？相信借着暴力可以获致和平，乃是为了一个未来的理想而牺牲了现在。此种借着错误的手段以谋求正确的目标，是造成目前灾难的原因之一。
感官价值的扩展与受重视，必然造就了经济势力范围等毒素，它们使人与人之间无法合作。社会是你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深入了解此项关系——不是在某种层次上了解，而是当做整体过程而加以完整的了解——则我们必会再制造出同样的社会结构，虽然这社会结构已经过了肤浅的改变。
如果我们要根本地改变目前人与人的关系——它为世界带来了无尽的不幸，我们惟一而且刻不容缓的工作，是经由自我认识而改变自己。因此，我们回到问题中心点：每一个人自己。然而，我们规避了这重要的一点，而把责任推给政府、宗教或意识形态。我们是什么样子，政府就是什么样子，而宗教、意识形态则只是我们自身的表现。除非“我们”改变了，否则便不可能有正确的教育或和平的世界。
惟有爱与智慧存在，才能使所有的人获得外在的安全。然而既然我们创造了一个充满冲突与不幸的社会，使得人人都无法很快地获得外在的安全，这不就表示过去和现在的教育完全失败吗？身为父母和教师，我们切身的责任在于破除传统的思考，而不只是仰赖于专家以及他们的发现。在技术方面的胜任，使我们有赚钱的能力，因此大部分人对于目前的社会结构都感到满意。然而，真正的教育者所关心的，只是正确的生活、正确的教育，以及正确的谋生方式。
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越是不负责任，国家便越是接收了这些责任。我们面对的，不是某种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危机，而是人类败坏堕落的危机。这是任何党派、任何经济制度所无法扭转的。
另一个更大的灾难正一天天地逼近我们，而我们大部分人面对着它却毫无反应。我们一天一天渡过，完全和往日一样；我们不想除去虚假的价值观，重新开始。我们只希望补缀式的改革，这种改革只会产生新的问题，接着又需要新的改革。然而，整座建筑物正逐渐瓦解，城墙坍塌，大火在燃烧。我们必须离开建筑物，到新的土地上，用不同的基础、不同的价值重新建造。
我们无法丢弃技术上的知识。然而，我们的内心可以意识到我们的丑陋、无情、失望、欺诈和缺乏爱心。惟有借着智慧，使我们从国家主义、从妒嫉、从权力欲中解脱，那么，新的社会秩序才能建立起来。
和平是无法借着补缀式的改革而获得，也无法借着重新调整旧观念和迷信而获得。当我们了解了存在于表面之下的事物，而因此阻止了这毁灭之流——它因我们的侵略性和恐惧而泛滥横行——和平才能存在。惟有此时，我们的孩子才有希望，我们的世界才能获得拯救。
第五章 我们需要怎样的学校
正确的教育所关心的是个人的自由，惟有个人的自由，才能带来与整体、人群的真正合作。然而，这种自由并非借着追逐自己的扩展和成功而能获得。自由起于自我认识，也就是当心灵超越了因渴望自我安全而制造出来的种种障碍时。
教育的任务，在帮助每一个人发现这些心理上的障碍，而非仅将新的行为模式、新的思考形式，强加在他的身上。这种强迫的灌输永远无法唤醒智慧、创造性的了解，只是进一步把个人加以限制。显然，这种情形正发生于世界各地，这就是为何我们的问题层出不穷、延续不绝的原因。
惟有当我们了解了人生的深刻意义，这时才会有真正的教育。然而要了解人生，则心灵必须明智地将自己从滋生恐惧与附和顺从的要求报偿的欲望中解脱。如果我们把孩子视为私人的财产，如果将他们视为我们卑微自我的延续，或实现我们野心的工具，则我们建造的是一个没有爱却有追逐自我利益的环境和社会结构。
一所在名利上成功的学校，通常不是一所教育中心。一所广大、兴盛的学府，将千百个儿童聚集在一起受教育，凭它的壮观和成绩可能制造出银行职员、超级销售员、企业家、各种委员、或一些在技术上胜任的肤浅人群；然而，有希望的只是完整的个人——而惟有小学校才有助于造就这种完整的个人。因此，只收容数目有限的男女学生，并且拥有正确教育者的学校，远比在大学校里从事最新颖的教育方法来得重要。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困难与混乱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以为必须从事规模宏达的教育。大部分人都希望有壮观校舍的大学校——虽然这种学校并非正确的教育中心，因为我们意欲改变或影响所谓的群众。
然而，谁是群众呢？你和我。让我们不要沉溺于这种想法：群众也必须受到正确的教育 。这种对群众的考虑，是一种逃避即刻行动的方式。如果我们由眼前的事物着手，在我们与孩子、朋友、邻人的关系中觉察到我们自己，则正确的教育便会普及各处。我们在外界家庭与朋友的世界中的行动，将会产生影响和效果。
在我们的一切关系中，充分地觉察到我们自己后，便会开始发觉到至今仍茫然无知，却存在于我们自身中的混乱与束缚。对它们有所觉察后 ，我们才能了解它们，并加以解决。如果缺乏这项觉察以及自我认识，则任何教育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改革只会导致更深的对立与不幸。
建造气派的学校，而聘请的老师只依据某项方法，对他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加警觉与观察，如此只会鼓励学生聚集知识、发展能力，依据某种模式作机械式思考的习惯。然而，这些都无法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警觉而深思的教育者手中，方法可能有其有限的用途，却无法造就智慧。不过，奇怪的是，像“方法”、“制度”这种字眼，却对我们十分重要。符号象征取代了真实的事物，而对此种情形我们毫无见怪，因为真实的事物使人不安，它的影子却使人舒适。
任何有基本价值的东西，都是无法借着集体教育来完成的，需要对每一个孩子的个别困难、脾气、能力加以仔细研究、了解。明白这一点的人，如果真心地想要了解孩子，想要帮助他们，便应该集合起来，创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将在孩子的生活中产生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帮助孩子成为一个完整而有智慧的人。创办这样的学校，并不需要等到拥有足够的资金，每个人都可以在家庭中做一个真正的教师，而机会将会落到那些具有无限热忱的人身上。
爱自己的孩子以及四周所接触的孩子，而因此充满真诚的那些人，可以在他家附件或在他自己的家里成立这种正确的学校。然后，所需的金钱就会有了着落——这是最不需要考虑的一项。要维持一所施行正确教育的小学校，在经济上当然是有困难的，然而，它并不需要依赖庞大的银行存款。除非有爱与了解，否则金钱必然导致腐败与堕落。如果，这真是一所值得卖力的学校，则它所需的援助是可以获得解决的。只要对孩子有爱，任何事情都是办得到的。
一旦我们最关心的是学校，则孩子便不受重视了。正确的教育者关心的是个人，而非学生的数量，这样的教育者会发觉，他可以开设一所为某些父母所支持而意义重大的学校。然而，教师必须具有火一般的热忱，如果他毫不起劲，则他的学校也就和其他学校没什么两样了。
如果父母真正爱他们的子女，他们会制定法律或使用其他方法以创建小型学校，任用正确的教育者。他们不会因为小学校的费用昂贵或正确教育者的难以寻觅，而踌躇不前。
不过，他们应该明白，与此有利害关系的各方面，政府和有组织的宗教都将不可避免地反对他们，因为这种学校是革命性的。真正的革命，并非暴力的革命；真正的革命，在于培养完整而有智慧的人，这些人借着他们自己的生活，逐渐使社会产生根本的改变。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学校里的教师都必须是自动前来的，而非受到劝服或委托。因为，自发地从世俗的事物中解脱 ，才是教育的惟一正确基础。如果教师们希望互相帮助，并且帮助学生了解正确的价值，那么
在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必须随时有敏锐的警觉。
一个人生活在一所小学校里，很容易忘记学校之外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冲突、毁灭与不幸正与日俱增。那世界与我们并无隔离。相反，它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造成了它现在这副样子。因此，如果我们要在社会结构中产生基本上的改变，正确的教育是第一步。
惟有正确的教育，才能为我们的问题和不幸，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法，而非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或经济上的改革。要明白这项事实的真理，无需智力上或情绪上的说服或狡诈的论证。
如果在施行正确教育的学校中，其教职员的核心人物专心致力于教育，而且充满活力，它则会吸收其他有同样目标的人，而那些没有兴趣的人立刻会感到自己不适宜此项工作。如果核心人物肯定了此教育的意义，而且机敏细心，那些毫不关心的外围份子便会枯萎而至脱离；然而，如果核心人物并不关心，则整个团体将犹疑不定，萎靡不振。
核心人物不能只由校长一人组成。只系于一人的热忱与兴趣，必定会日渐衰萎而最终消失。此种兴趣是肤浅的、轻浮的，没有价值，因为它能被转向，而屈从于他人一时的兴致与幻想。如果校长控制一切，自由与合作的精神则显然是无法存在的，一个个性强烈的人可以建立一所第一流的学校，然而，恐惧和屈从便不知不觉地产生，结果是其他的教师成了随从附和的人。
这样的团体无法产生自由与了解。教师不能受校长的控制，而校长不能掌握一切责任。相反，每个教师都应该对一切负责。如果有兴趣的只是几个人，其他人的漠视和对立将阻碍整个效果，造成互相矛盾的现象。
也许有人怀疑，没有一个中心权威，如何能经营一所学校？然而，没有人能够确知详情，因为这种学校从没有人试办过。显然，在一群真正的教育者中，权威的问题永远不会发生。当大家都为了自由和智慧而努力，互相间的合作则在各方面都是可行的。那些不曾深入而持久地致力于正确教育工作的人，也许觉得没有中心权威是一项不可行的理论，然而，当一个人全心致力于正确教育时，他并不需要被他人催逼、指挥或控制。有智慧的老师在使用他们的能力时是富于弹性的；他们努力于个人的自由，善于调节，施行对整个学校有益的事。真挚的兴趣是构成能力的起点，而兴趣与能力均因实行而获得增强。
如果一个人对于顺从的心理因素没有加以了解，那么仅仅决意于不顺从权威，则只会造成混乱。这种混乱并非由于缺乏权威，而是对正确的教育没有深入且共同的兴趣。如果有真正的兴趣，则每个教师对于经营学校的种种需求，会时时加以明智的适应。在任何关系中，摩擦和误解是难免的。然而，如果没有共同的兴趣，缺少那份维系大家的友爱之情，这些误解和摩擦便会渲染夸大了。
施行正确教育的学校中，教师之间的合作是没有界限的。全体教师应该经常集会，讨论学校的各项问题。一旦大家同意了某项行动，在执行上便不会有困难。如果大多数人的决议未获某个教师同意，则可以在下次集会中再加以讨论。
教师不应惧怕校长，校长也不应畏惧于年长的教师。惟有众人都感到绝对平等，那么衷心的赞同才有可能。重要的是，这种平等的感觉必须普遍存在于正确教育的学校中，因为，惟有优越感和劣等感不存在时，才能有真正的合作。如果有相互间的信任，则任何的困难和误解不会被搁置一旁而已，而是加以面对解决，因而恢复了相互间的信赖。
如果教师们不把教育视为自己真正的天职，并且对此感到兴趣，他们之间必会发生妒嫉与对立，而枉费精力于细枝末节以及毫无益处的争吵上。相反，如果对于建造正确的教育具有火热的兴趣，则一时的激愤或表面上的不和，都会很快消除。于是渲染得过重的细节，便显示出它原有的比例，人们会明白私人之间的摩擦与对立是无益的，具有毁灭性的。借着会谈与讨论，人们发现到“什么”是对的，而非“谁”是对的。
为了共同的意图而工作的人们，应该随时把困难和误解讨论明白，这有助于澄清一个人思想上的混淆。如果兴趣一致，那么教师之间也会有坦诚和友爱，他们之间便不会产生对立。然而，如果缺乏了这种兴趣，虽然为了共同的利益在表面上大家合作，冲突与致意还是永远存在的。
当然，教师之间的摩擦可能有其他的原因。甲教师可能因为工作过度，乙教师可能因私人或家庭上的烦恼，另一些人可能对自己所做的事不太感兴趣。这些问题可以在教师集会中加以讨论解决，因为共同的兴趣助长了合作。如果少数人包办一切，而其他人无所事事，这样是做不出什么大事的。
平等地分配工作，可使每一个人都获有闲暇，而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段闲暇的时间。一个过度劳累的教师对他自己及他人都会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过于紧张，他便易于倦怠，没有生气，而如果他做的事使他不感兴趣，则情形更严重。如果在体力上或智力上不停地工作，那么将难以消除疲劳。然而这项闲暇的问题，可以在大家都可能接受的友善方式下加以解决。
休闲的方式因人而异，有些人对他们的工作十分感兴趣，所以工作本身便成了休闲。由兴趣所产生的行动，譬如说研究，是一种松弛身心的方式。另有一些人的休闲则可能是远离他人，孤独自处。
倘若教育者要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则他只能负责能力足以胜任的少数学生。如果教师因学生数目众多而难以应付，则教师与学生之间便不可能有直接而深入的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说明为何必须设立小学校。在一间教室里，学生的数目要有限度，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如此，教育者才能充分注意到每一个学生。当学生过多，教师无法顾及每一个学生时，惩罚和奖赏就成了强制施行纪律的一种便利方式。
正确的教育，不能像制造机器似地大量生产。要研究每一个孩子，需要耐心、细心和智慧。要观察一个孩子的兴趣、能力、性情，了解他的困难，考虑到他所受的遗传和父母的影响，而非仅仅把孩子归于某种类别——这一切都需要机敏而富于弹性的心，不被任何的制度或偏见所拘束。这需要技巧和强烈的兴趣，最重要的是慈爱的心，而要培养教育者具备这些品质，是我们今日的一项课题。
个人自由与理智的精神，必须一直迷漫于整个学校里。这是无法靠运气而产生的，在偶然的机会里才提出“自由”或“理智”的字眼，没有多大的意义。
尤其重要的是，学生与教师必须定时集合，以讨论有关整个团体幸福的各项事物。一种学生会议必须建立起来，其中有教师出席，这项会议可以解决纪律、卫生、餐饮等等一切的问题，而且，对于任性、漫不经心或固执的学生可以给予开导。
学生要由他们自己推选出一些同学，负责执行决策，并且帮忙各项的管理。毕竟，在学校中的自治，是为将来生活上的自治作准备。如果孩子在学校学会慎重地、无私的、理智地讨论日常生活上的问题，等他长大后，便能冷静而有效地面临生活上更大且更复杂的考验。学校方面应该鼓励学生相互了解每个人的困难、特性、心情和脾气。如此，当他长大以后，在与别人的关系中，他们将会更体谅他人，更具有耐心。
在孩子所学习的种种课程中，也同样地要重视这种自由与理智的精神。如果学生要成为有创造力的人，而非只是一个机器人，那么，不可鼓励他盲从于公式或结论。即使学习科学的课程时，教师也应该对学生说明道理，帮助学生明了整个问题，使学生运用他们自己的判断力。
然而关于“指导”的问题呢？是否任何指导都不该施与呢？这问题的答案在于“指导”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教师的心中已消除了一切的恐惧和支配欲，那么他便能帮助学生有创造性的了解和自由。然而，如果教师心中有意或无意地想将学生引向某一个特定的目标，则显然他阻碍了学生的发展。指导一个人走向某一个特定的目标——不论这个目标是自己制定的或由他人强迫灌输的——即损害了他的创造力。
如果教育者关怀的是个人的自由，而非他自己的成见，则他会鼓舞孩子去了解他本身的环境、性情、宗教和家庭的背景，以及这一切可能加诸他身上的种种影响和结果，借此使孩子发现了自由。如果教师的心中有爱和自由，那么他便会注意每一个学生的需要和困难而去帮助他；学生便不会成为只按照方法和公式操作的机器人，而是永远警觉、留意、自动自发的人。
正确的教育也应该帮助学生发现他最感兴趣的事物。如果学生没有找出他真正的天职，他会觉得虚度了一生。他在做着不乐意的事情时，会有受挫的心情。如果他想成为艺术家，却做了公司的职员，他将牢骚满腹，抑郁寡欢地度过一生。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寻找出他所愿意从事的行业，并且看看它是否值得。一个男孩子可能想成为一个军人，然而在他走上这条路之前，应该帮助他明白：军人对于整个人类是否有益。
正确的教育应该帮助学生不仅去发展他的能力，还要了解他自己的最主要兴趣。处于一个被战争、毁灭和不幸所摧残的世界中，一个人必须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造就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建立一个和平、开明的社会，其责任主要系于教育者身上，而且为了达到这种社会的转变，平心而论，教育者可以效力之处是非常大的。正确的教育，并不依赖政府的规定或某种特殊制度的方法，它取决于我们的手中——父母和教师的手中。
如果父母真正关怀他们的孩子，他们便会建造一个新的社会。然而大部分的父母根本就不关心孩子，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件最迫切的问题。他们有时间用在赚钱、娱乐、仪式、崇拜之上，却无暇去考虑什么才是孩子所需要的正确教育。这项事实，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面对它。对这项事实，可能意味着必须放弃他们的娱乐与消遣，而他们当然不愿意这么做。因此，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那儿的教师也不比他们更关心孩子。为什么他要关心？对他来说，教育只是一项职业，一种赚钱的方法而已。
我们所建造的这个世界，如果洞视它的内幕，你会发现它是如此肤浅、虚伪、丑陋；然而我们却在布幕上装饰着，希望事情会突然好转。不幸的是，大部分人也许除了赚钱、夺取权力或追求性的刺激外，对生活没有多大的追求。他们不愿意面对生活上的其他复杂问题，因此，孩子 长大后，也就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不是一个成熟完整的人，不断地在自己内心以及外在的世界中产生冲突。
我们毫不踌躇地说：我们爱孩子。然而，当我们接受了目前的社会环境，当我们不想在这个使人毁灭的社会中促成根本的改变，这时，我们心中有爱存在吗？而只要我们期望专家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这种混乱和不幸将持续不停，因为专家所关心的只是部分，而非整体，因此他们自己也是不完整的。
教育在今日受到了轻视，而非一项最荣耀且责任至大的工作，大部分的教育者也将它视为例行公事。他们只是传授知识，并不真正关心人的完整与智慧；而一个只传授知识，却任由世界在其四周崩溃的人，并不是个教育者。
教育者并不只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他是一个指向智慧、指向真理的人。真理远比教师重要。真理的寻求便是宗教。而真理不属于任何国家，不属于任何教条，在任何的庙宇、教堂、寺院中都无法寻到它。如果缺乏对真理的寻求，则社会很快便腐化了。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教师。也就是说，我们身兼学生和老师，我们必须教育我们自己。
如果要建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则那些只为谋生而从事教育的人显然是不能当教师的。将教育视为一种谋生的工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孩子。在一个开明的社会里，教师不必关心他自身的利益，他的生活所需均由当地社会供给。
真正的教师，并不是一个建立庞大教育机构的人，也不是政客的工具，他不被某种理想、某种信仰或某个国家所束缚。真正的教师是一个内心充实的人，因此他为自己毫无所求。他没有野心，不追求任何形式的权力，他不利用教育作为获取地位、权威的手段，因此，他能免于社会的压制以及政府的操纵。这样的教师在一个开化的文明中，占着首要的地位，因为真正的文化并非建基于工程师或专家，而是教育者的身上。
第六章 父母与教师
正确的教育始自教育者，他必须了解他自己，并且从定型的思想模式中解脱出来。因为他本身是什么，他传授的便是什么。如果他没有受到正确的教育，那么除了他所接受的同样机械化的知识之外，还能教什么呢？因此，问题不在孩子，而是在父母和教师；问题在于对教育者加以教育。
如果我们教育者并不了解自己，不了解我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而只是以知识填塞于孩子心中，使他通过种种考试，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教育呢？学生在那儿等着受人指导、帮忙；然而如果指导者、帮忙者内心混乱、狭窄、充满了理论学说，是个国家主义者，那么，他的学生自然就和他一模一样了，教育便成了延续混乱和斗争的方式了。
如果我们看出这项真理，就会明白，正确地教育我们自己，非常重要。关切我们自己的再教育，远比为了孩子的未来幸福和安全焦忧来得更迫切。
对教育者加以教育——就是使他了解自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大部分人已经在某种教育思想体系或某种行动模式中僵化了，我们已将自己纳入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宗教，或某种特殊的行为标准中。因此，我们教给孩子的，是想“什么”，而不是“如何”想。
而且，父母和教师多半被自己的内心冲突和哀伤所苦。不论贫穷或富有，大多数的父母都全神专注于他们自己的烦恼和困难中。他们并不严肃地关切目前的社会与道德的堕落，而只期望自己的孩子有所专长，能出人头地。他们为孩子的将来而焦急，渴望孩子因教育而获得安稳的职位，或是幸福的婚姻。
一般人都以为父母爱他的孩子，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大部分的父母都不爱他们的孩子，虽然他们嘴上不会这么说。如果父母真爱他们的孩子，那么家庭和国家便不会受到人们的强调渲染而和整体的人类相对立。这种强调与渲染所引起的对立，在人与人之间造成社会上以及种族上的区分，以致带来了战争和饥饿。今日，人们只有受到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律师或医生，然而奇怪的是，他们却能够身为父母而不必接受任何教育，以为无需教育就能胜任此项至为重要的工作。
通常，由于有各自分离的倾向，家庭便助长了孤立的过程，因此成了社会中一项败坏的因素。惟有当爱与了解存在，孤立的围墙才会倒塌。那时，家庭便不再是一所封闭之处，它既不是一座监狱，也不是一座避难所。于是，父母不仅能与他们的子女沟通，且能与邻人互相默契。
许多父母由于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中，于是把使孩子幸福的责任推给教师。这时，重要的是，教育者对父母的再教育，也同样要助以一臂之力。
他必须和父母商谈，向他们解释，世界的混淆情形是他们自己个人混乱的反映。他必须指出：科学的进步本身无法造成既有价值的根本改变；而今日被称为教育的技术训练并未使人们自由，或使人更快乐；将学生加以限制，使他接受目前的环境，绝对无助于智慧的成长。他必须告诉父母，他尝试为孩子做些什么，而且将如何着手。他必须唤起父母的信赖，但不是凭着一种专家对待外行的权威姿态，而是和他们一起谈论孩子的脾气、困难、性向等等的问题。
如果教师把孩子当做一个个人而对他发生真正的兴趣，则父母将会信赖教师。在这种过程中，教师教育了父母，而且因为他从父母那儿同样学习了一些事物，所以他也教育了自己。正确的教育，是一项需要双方的耐心、尊重与慈爱的工作。明智的教师在一个明智的地区能够解决如何培育孩子的问题，热心的教师和关怀孩子的父母可以依此方式施行小型的试验。
父母是否曾经自问，为何要生孩子？他们要孩子，是为了延续他们的姓氏，接管他们的财产吗？他们要孩子，只是为了自己的高兴，为了满足自己情感上的需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孩子便成了父母的欲望和恐惧的投影而已。
如果父母因为误谬的教育而助长了妒嫉、仇恨和野心，他们能声称爱他们的孩子吗？激起国家或种族间的对立，而导致战争、毁灭与不幸，这是爱吗？以宗教或意识形态之名而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爱吗？
许多父母由于让孩子接受了错误的教育，并且由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促使孩子走向冲突和悲哀之途。于是，当孩子长大而受苦时，他们便为他祈祷，或为孩子的行为找来种种的借口。父母因子女而感到痛苦 ，是一种占有的自怜形式，这种因占有而产生的自怜形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没有爱的缘故。
如果父母爱他们的子女，他们不会是国家主义者，他们不会把自己和任何国家视为一体，因为对国家的崇拜造成战争，而战争使他们的子女丧生或残废；如果父母爱他们的子女，他们会发现如何和财物保持正确的关系，因为占有的本能使财物附上了一种巨大而虚假的意义，足以毁灭世界；如果父母爱他们的子女，他们将不会隶属于任何有组织的宗教，因为教条和信仰将人类分成互相冲突的集团，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对立；如果父母爱他们的子女，他们将铲除妒嫉和斗争，根本改变今日的社会结构。
只要我们期望于孩子的是权势、有更高更好的社会地位、步上成功之梯，我们心中便没有爱，因为对成功的崇拜，助长了冲突与不幸。爱孩子，是和他们有内心的沟通，使他们受到正确的教育，以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充分认识自己、懂得自由与爱的真义、有智慧的、完整的人。
当一个人决定从事教育时，他应该自问的第一件事是：何谓教育。他是按照普通的方式去传授一般的学科知识吗？他想将孩子加以限制，使他在这个社会的大机器中成为一个齿轮，或是帮助孩子成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完整的人，使他成为虚伪价值的一项威胁？如果教育者是要帮助学生，使他对环绕与其四周的价值和影响——他是由这些所组成——加以探究，加以了解，那么教育者自己不是先要对这些价值和影响有所觉察吗？如果一个人瞎了眼，他能帮助人通达彼岸吗？
显然，教师自己必先着手观察。他必须随时警觉，密切注意自己的思维和情感，自己所受的限制方式，自己的种种活动和反应。因为由这种警觉的观察，才能产生智慧，他和别人以及其他事物的关系，才会有根本的转变。
智慧和通过考试是两回事。智慧是即兴自发的知觉（Spontaneous Perception），它使一个人坚强、自由。想在孩子身上唤醒智慧，我们必须先了解何谓智慧，因为如果我们在种种方面仍然缺乏智慧的话，怎么能够要求孩子具备智慧呢？问题不仅在于学生有困难，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一些日积月累的恐惧、悲哀、挫折，我们均未曾从其中解脱。为了帮助孩子有智慧，我们必须破除自身中使我们麻木、迟钝、轻率的种种障碍。
如果我们自己追逐个人的安全，我们又如何能教导孩子不这么做？如果我们身为父母、教师，对生活都毫不敏感，如果我们在自己四周竖起围墙以保护自己，那么孩子还有什么希望呢？这种在世界上造成混乱的挣扎，要发现其中的真正意义，我们必须先觉察自己的心理过程而唤醒我们的智慧，我们必须着手探究一切将我们封闭于其中的价值观。
我们不应该继续再不加考虑地附和我们偶然出生于其中的生活模式。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那么在我们自身，也就是在社会中，如何能有和谐呢？除非教育者了解自己，除非他看出自己受到限制了的反应，开始使自己从既存的价值中解脱，否则他如何能唤醒孩子的智慧呢？而如果他不能唤醒孩子的智慧，则教育者的任务是什么呢？
惟有了解我们自己思想和情感的反应方式，我们才能真正帮助孩子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如果教育者对这件事十分关切，则不仅对于孩子，而且对于他自身，他都将加以敏锐地觉察。
很少人观察自己的思维和情感。如果它们十分丑陋，我们并不去充分了解它们其中的含义，只是设法抑制它们或将它们弃之不顾。我们对自己并没有深入地觉察：我们的思维和情感是机械化的，一成不变的。我们学得几样事物，聚集一些知识，然后设法将它传递给孩子。
然而，如果我们对教育真正感兴趣，那么我们将不仅会设法找出世界 各地在教育上所做的种种实验，而且对自己面对这整个问题的态度也会十分清楚明白。我们会自问：为何我们要教育孩子和自己，这一切有何目的？我们会探究生活的意义，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显然，教育者必须有感于这些问题，设法帮助孩子去发现有关这些问题的真理，而不要将自己个人的习性和思想习惯加诸在孩子身上。
遵循一种制度——不论是政治上或教育上的制度——都无法解决我们种种的社会问题。了解我们面对问题的态度，远比了解问题本身来得重要。
如果要使孩子从恐惧之中——不论是对父母、对环境，或对上帝的恐惧——解脱出来，则教育者本身必须没有恐惧。然而要找到一些本身不被某种恐惧所苦的教师，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恐惧使思想萎缩而限制了自发创造的行为，一个心怀恐惧的教师，显然无法毫无畏惧地把生活的深刻意义传授给他人。恐惧和善良一样是具有传染性的。如果教育者自己内心有恐惧，他将把这种恐惧传染给他的学生，即使这种传染一时看不出来。
譬如说，假设有一个教师，他恐惧于舆论的批评。虽然他明白这项恐惧是荒谬无稽的，然而他无法克服它。他要怎么办？至少他能对自己承认这项事实，并且借着说出他自己的心理反应，公开地和学生讨论，而使他们了解恐惧。这种诚实而真挚的态度将大大鼓励学生，使他们对自己、对教师也同样地坦白率直。
要使孩子自由，教育者自己必须充分了解自由的意义，以及它所含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任何形式的榜样或强制都无助于自由的诞生，惟有在自由中，自我发现和明辨之力才能存在。
孩子被他们周围的人们和事物所影响，正确的教育者应该帮助他发现这些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真正价值。正确的价值，并非经由社会的权威或传统的权威而得以发现；只有经过个人的思考，才能获得启示。
如果我们深深地了解这一点，我们自始便会鼓励学生唤醒此种洞察今日个人和社会价值的能力。我们将会鼓励他找出一切事物的真正价值，而非某一组特定的价值。我们会帮助他无所恐惧，也就是免于教师、家庭或社会的一切控制而享有自由。因而，作为一个人，他可以在爱与善良中成长。教育者如此帮助学生朝向自由时，他也在改变自己的价值，他也开始摆脱了“我”以及“属于我”的束缚，他也在爱和善良中成长。这种相互教育的过程，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师生关系。
任何形式的控制和强制，是自由与智慧的直接障碍。正确的教育在社会中没有权威、没有势力，它超越了社会的制裁。如果我们要帮助学生从他自己以及环境所制造出来的障碍中解脱，那么对于任何形式的控制都必须加以了解而舍弃。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自己也要从一切束缚人的权威中解脱。
追随他人，不论这人是如何的伟大，都妨碍了对自我存在方式的发现。追逐某个现成的乌托邦诺言，会使心灵无视于它自己渴求安全、权威、他人帮助的那种封闭式的行动。神父、政客、律师、军人都准备“帮助”我们，然而，他们的帮助却损毁了智慧和自由。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来自我们自己，我们无需乞求帮助。因为，当我们谦虚地献身于工作中，当我们面对每日的困难和事件而去了解它们，则帮助就会不求自来。
我们必须避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渴望他人的支持与鼓励，因为这种渴望能制造它本身的反应，而这反应永远是使人幸福满足的。有别人来鼓励我们，指引我们，抚慰我们，是使人政慰的；然而，这种把别人当做向导，当做权威而趋向他的习惯，会立刻成为危害我们的一种毒素。一旦我们依赖他人的指引，我们便会忘却了原来的意图——唤醒个人的自由和智慧。
任何权威都是一种阻碍，因此教育者应该特别注意，不能成为学生的权威。树立权威，是一种意识上的或无意识中的过程。
学生是疑心未定，正在摸索探求；然而教师却握有确实的知识，富于经验。教师的这种力量和无疑的态度，使得学生安心而有沉浸于此气氛之下的趋向；然而此种安心既非恒久，也非真实。一个有意或无意地鼓励学生依赖的教师，对学生永远 不会有多大的助益。他可能以其知识镇服学生，以其个性使学生为之目眩，然而他不是正确的教育者，因为他的知识和经验是他的嗜癖，他的避难所，他的樊笼；除非他由其中癖脱，否则他无法帮助学生成为完整的人。
要成为一个正确的教育者，教师必须随时使自己从书本和实验室中解脱。他必须随时注意，不使他的学生将他塑造成一个榜样、一种理想或一项权威。当教师希望借着学生以达成他自己的愿望，当学生的成功成了他自己的成功，那么他的教育便成了一种自我延续的形式，这对于自我认识与自由是有害的。正确的教育者对于这些障碍必须加以觉察明白，以便帮助学生，使他不仅从教师的权威中解脱，而且也能从他自己的自我封闭的种种追求中解脱。
不幸的是，在学生遇到了问题时，大部分的教师并不把学生看成一个平等的伙伴——他们高高在上，训示着学生。这种师生关系只会增加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恐惧。造成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教师害怕自己的秘密被人发现？他与学生保持距离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高贵，免于受学生的影响？这种高傲态度，绝对无法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藩篱。毕竟，教育者和他的学生是互相帮忙，从事于双方的教育。
任何的关系，都必须是一种互相间的教育。因为由知识、成就、野心所产生的自我保护性的孤立状态，只能滋生妒嫉和对立，所以正确的教育者必须超越这些环绕在其周围的樊笼。
由于正确的教育者完全致力于个人的自由和完整，所以他是一个真正富有深入的宗教情操的人。他不属于任何宗派，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他免于信仰和仪式的束缚，因为他知道这些被人创造出来的信仰和仪式，是创造人的欲望所投射出来的迷惘、幻想而已。他知道惟有自我认识，也就是自由存在之时，真实或上帝才会存在。
并未获得学位的人常常是最好的教师，因为他们乐于实验；由于他们并非专家，所以他们乐于学习，乐于了解生活。对于真正的教师来说，教育不是一项技术，而是他的生活方式；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他宁愿挨饿也不放弃他的创造性工作。除非一个人具有这种从事教育的热望，否则他不该做一个教师。一个人务必亲自去发现他是否具有这项天赋，而不要把教育仅仅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草率从事。
一旦教育成了我们的一项职业、一种谋生手段，而非一项献身的天职，世界与我们之间必然会有鸿沟存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便和我们的工作分离，无法融合。一旦教育成了一种和其他工作相似的职业，人与人之间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与仇恨将不可避免。竞争、对于个人野心的无情追逐、国家间与种族间的种种区分——它们造成对立和无止境的战争——将有增无减。
然而，如果我们致力于成为正确的教育者，那我们便不会在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之间造成隔阂，因为我们处处关心的是自由与完整。我们平等地看待富人或穷人的孩子，把每一个孩子当做一个具有特殊的性情、遗传、野心等等的个人。我们关切的，不是某个阶级，不是有权势的人或无权势的人，而是个人的自由和完整。
献身于正确教育必须是自动自发的，它不该是任何劝服或希冀个人利益的结果，而且必须心中没有因渴望成就所引起的恐惧。把自己和学校的成败视为一体，这其中仍然含有个人的动机。如果教育是一项天职，如果一个人认为正确的教育对个人是绝对必要时，他就不会被自己或旁人的野心所阻碍或左右。他会为了这项工作而腾出时间，找出机会，他会立刻着手而不求报酬、荣誉或名望。于是，其他的事——家庭、个人的安危、舒适——都成了次要的事。
如果我们真切地想成为一个正确的教师，则我们不仅只对于某种教育制度不满，而是对于所有的教育制度都会产生不满，因为我们明白任何教育方法都不能使个人解脱、自由。一种方法或制度可以将个人加以限制，使他受制于一组不同的价值观，然而却无法使个人自由。
一个人也必须警觉，不要落入他自己特有的体系——心灵是一直从事此项建构的。握有一套行为、行动的模式，是一种方便而安稳的方法，因此心灵躲藏于它自己的种种公式化的行为中。时时警觉是一件麻烦吃力的事，而奉守一种方法，却不需要思考。
重复与习惯，助长了心灵的怠惰。心灵需要冲击才能清醒过来，我们把这种冲击称为“问题”。我们解决问题的依据是那些陈腐的说明、辩解、谴责，这一切又使心灵昏沉入睡。心灵时时落入这种怠惰的形式中，正确的教育者不仅要使自己的内心终止此种怠惰，而且要帮助学生对它加以观察。
也许有人会问：“如何才能成为正确的教育者？”显然，询问“如何”的心灵并非解脱自由的心灵，而是胆怯的心灵，它寻求的是利益或结果。意欲成为某种东西的希望和努力只能使心灵服从于它所欲望的目标。然而，一个自由的心灵却是随时观察，随时学习 ，因而打破了自我所投射的种种障碍。
自由在于起点，它并非是到了终点才能获取的东西。一个人一旦问了“如何”，他便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一个希望献身教育事业的教师永远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依循而成为正确的教育者。如果一个人真正感兴趣，他不会寻求一项方法，借以保证获取他所渴望的结果。
任何制度都能使我们具有智慧吗？我们可能通过制度的创造而获得各种学位等等；然而，我们能成为教育者吗？寻求报偿或想要被称为一个卓越的教育家，这是渴望受人赏识。虽然被称赞、被鼓励有时使人愉快，然而，如果一个人乐此不疲，它将成为一种毒剂，使人很快产生厌恶之心。期望他人的赞赏和鼓励，是颇不成熟的态度。
如果要创造任何新的事物，需要的是警觉和活力，而非争吵斗嘴。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感到挫折，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厌烦和无聊。如果一个人不感兴趣，显然他不应该继续从事教育。
然而，为何教师都缺乏浓厚的兴趣呢？什么原因使得一个人感到挫折呢？挫折并非由于被环境所迫而做这个或那个的结果；它是由于我们不明了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由于内心混乱而处处受到推挤，最后踏上了一块完全使我们不感兴趣的地方。
如果教育是我们真正的天职，我们可能在今日教育的混乱中，看不出一线生机而暂时感到挫折。然而，一旦我们认清且明白了正确教育的含义，我们便又重新充满冲劲和热忱。这与意志或决心无关，而是觉察与了解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的天职是从事教育，而他又了解正确教育的重要性，那么他便是正确的教育者。他不需要遵循任何的方法。了解到正确的教育对于达到个人的自由和完整是不可或缺的，这一事实会使人产生根本上的改变。如果一个人觉察到惟有经由正确的教育，人类才能有和平与快乐，那么他自然会把毕生精力和兴趣投入这项教育中。
一个人之所以从事教育，是因为他想要使孩子的内心充实，如此，对于财物，他便会赋予正确的价值。如果内心没有充实，则世俗的事物便变得过分地贵重，因而导致种种形式的毁灭与不幸。一个人从事教育是为了鼓励学生发现自己的天赋才能，并且避免那些在人与人之间滋生对立的职业。一个人从事教育，是为了帮助年轻人朝向自我认识的路。没有自我认识，便无法获得和平以及持久的快乐。一个人从事教育，不是实现自我，而是牺牲自我。
缺乏了正确的教育，迷惘便会被视为真实，于是个人的内心便永远存在着冲突，因此在他与别人的关系——这就是社会——中也会有冲突。一个人从事教育，因为他明白惟有自我认识 ，而非有组织的宗教教条与仪式，才能产生心灵的安宁；他明白惟有超越了“我”和“属于我的”时候，创造、真理、上帝才能存在。
第七章 性与婚姻
情欲与性冲动，如同其他有关人的问题一样，都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如果教育者自己都没有深入地探讨过这个问题，明白它所牵连的种种含义，他如何能帮助他所教育的人呢？如果父母或教师自己都陷于性的漩涡中，他又如何指导孩子呢？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整个问题的意义，我们能帮助孩子吗？教育者在传授对性的了解时，态度有赖于他的心境。他是温和清净，或是因自己的欲望而心力交瘁？
为何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性，是个充满混乱和冲突的问题？为何它成了我们生活上的一项主宰力量？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创造力。而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力，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与道德的文化以及我们的教育方法，均是以智力的发展为基础。性问题的解决，在于了解创造力并非借着智力的发生作用而得以产生。相反，惟有当智力静止时，才有创造。智力，以及作为智力的心灵，只能重复、回忆，它不停地制造新的字眼；由于我们多半是经由头脑来感觉、来体验，于是我们便只生活在字眼里，生活在机械式的重复中。显然这不是创造。而由于我们没有创造力，因此我们仅存的惟一创造方式，便是性。性是属于心智的，而属于心智的事物必须得到满足实现，否则便有挫折。
我们的思想、生活是坦露的、贫弱的、肤浅的、空洞的。在感情上，我们贫乏，在宗教上、智力上，我们重复旧调，沉闷无聊，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我们被组织成集团派别，受到操纵。我们不是快乐的人，我们没有生命活力，我们不是高高兴兴的。在家庭、事业、教堂、学校之中，我们从来不曾体验到一种创造性的存在状态，在我们每日的思维和行动中，我们内心深处并不曾解脱。我们受到四面八方的围困，性自然成为我们惟一的发泄之途，成为我们一再追逐的经验，因为性能在刹那间给予我们那忘我的快乐状态。构成问题的，并不是性，而是想要重复快乐状态，想要获取性或任何其他的欢乐，并使其持久不逝的那种欲望。
我们真正渴望的是这种遗忘自我的强烈热情，这种把我们自己与使我们完全沉浸于其中的事物视为一同。因为自我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而且是痛苦的根源，因此在意识中或无意识中，我们想要将自己迷失于个人的或集体的兴奋状态下，迷失在高超的思想里，或在某种粗陋的感官刺激之中。
创造的生活障碍之一便是恐惧，而顾全体面是此种恐惧的表现。顾全体面的人，受世俗道德所束缚的人，对生活的深刻意义是无所觉察的。他们被自设的道德围墙所关闭而无法超越。他们那种有色玻璃的道德是基于理想和宗教信仰，与真实毫不相关。一旦他们藏身其中，他们便生活于自设的迷惘世界里。顾全体面的人，虽然有自设的道德使他们心满意足，然而他们也是生活在混乱、不幸与冲突之中。
恐惧——它是渴求安全的结果——使我们附和顺从，使我们模仿，使我们屈服于控制之下。因此，恐惧阻碍了创造的生活。创造的生活是生活于自由之中，也就是说无所恐惧，而惟有心灵不陷于欲望以及欲望的满足中，创造的状态才能存在。惟有以细心的注意力观察我们的情感和心智，才能拆解欲望的秘密存在方式。我们越是体谅、仁慈，心灵便越少受欲望的支配。惟有当爱不再存在，感官的刺激才成了使人心焦的问题。
要了解这项感官的刺激问题，我们就必须从教育上、宗教上、社会上、道德上各方面去面对它，而非只从单一方面去了解它。由于我们如此猛烈地强调感官的价值，感官的刺激便几乎成了我们惟一重要的事。
经由书本、广告、电影，以及其他许多方式，形形色色的感官刺激不断地受到强调。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盛会、戏剧和其他各种娱乐，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在生活的各层次去寻求感官的刺激，而我们却欣然接受。肉欲及其各种形式都得到发挥，然而与此同时，贞节的理想却受到鼓励。因此在我们的内心形成了一个矛盾，奇怪的是，这项矛盾本身反成了一种兴奋剂。
惟有我们对感官刺激的追求——这是心智的种种主要活动之一——加以了解，那么，欢乐、激奋和暴力才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一项具有支配力的角色。因为我们没有爱，所以性、对于感官刺激的追求，成了一项使人精疲力竭的问题。当爱存在，贞节便存在。然而，一个“设法”贞节的人却不是一个贞节的人。德行与自由同在，一旦了解了现在存在的事物，自由便出现了。
在我们年轻时，我们有强烈的性冲动，我们大部分人都以节制或戒律来处理这些欲望，因为我们以为如果不加以限制，我们会变得淫荡好色，贪求无厌。有组织的宗教对于性道德特别注重，然而却允许我们以爱国的名义从事谋杀与暴力的行为，沉迷于妒嫉和狡诈无情，追逐着权力与成功。为何这些有组织的宗教对于性道德特别注重，然而对于贪婪、剥削和战争不加以攻击呢？这不是因为有组织的宗教是属于我们所创造的环境中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借着我们的恐惧、希望、妒嫉与分歧而得以存在吗？因此，宗教和其他各方面一样，心灵也被它自身欲望的投射所禁闭了。
倘若对于欲望的整个过程没有深入的了解，则今日存在于东西方的婚姻制度，对于性问题是无法提供解答的。爱并不起于婚姻合约的签定，也不是基于双方满足的互换，或相互间的安全与舒适。所有这一切都是属于心智的范围，这也就是为什么爱在我们的生活里只占据着极小地位的原因。爱是不属于心智范围的，它完全不依赖思想及其狡猾的计算、自我保护的需求和反应。当爱存在，性永远不会是个问题——缺乏了爱，问题便发生了。
造成问题的是心灵的种种障碍和其逃避方式，而非性或任何其他特定的事故。因此，重要的是了解心灵的过程，它的趋向和厌弃，它对美与丑的反应。我们应该观察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己是如何对待他人，以何种态度面对男人和女人。我们应该明白，一旦为了一个人的自尊自大，家庭被用做自我延续的手段，它便成为分裂隔离以及反社会活动的中心。家庭与财产一旦立足于自我以及其使人日趋狭隘的欲望和追求之上，便成为权力与控制的工具，成为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来源。
这些有关人的问题，其困难之处，在于作为父母和教师的我们，变得如此烦闷厌倦、绝望沮丧，完全陷于混乱和不安中。生活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我们想要得到慰藉，想要被人所爱。我们自己的内心贫乏无能，又如何能给予孩子正确的教育？
这就是为何问题的重点不在学生，而在于教育者。我们的情感和心智都需经过洗涤，才能教育他人。如果教育者自己内心混乱，歪曲不正，陷于他自己欲望的迷宫之中，他如何能传授智慧，帮助他人纠正生活之道？然而，我们并非是靠专家来了解和修理的机器，我们是一连串的影响和事件所造成的结果，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去拆解他自身的混乱而加以了解。
第八章 艺术、美与创造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