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既绝，而丝茶出口如常。时不旋踵，我长江下游外贸，顿成出超。斯时湘淮军尚未出现；洋人务利，也正在观望，为向交战双方发战争财，且帮同维护秩序以增加贸易。黄金白银漫天飞来，也大大地刺激了丝茶的生产与出口。一时生意兴隆，长江下游竟成后来四小龙之鼻祖，出口陡增。
前文已言之，洪杨入南京之后，把百工技艺，按性质编入「百工衙」和「诸匠营」。「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手工业国营的形式，代替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见罗著前书页八三九）。在这些百工衙、诸匠营中，洪杨搞得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便是制丝绸的「织营」和「机匠馆」了。
南京在历史上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在洪杨入城之时，城内有织机五万架，几乎有半城居民靠其为生。长毛现在把它集体化，全城成为一大国营工厂。厂内工匠数万人都加以军事管理，分编为五军，官长俱以本地人充之。因为这是纯技术性的工作，长征老干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见张汝南《金陵癸甲摭谈》）
据说这个伟大的工厂从构想、设计到执行，实由一位汉口绸缎商吴复诚一手搞起的。他城破时在金陵，乃通过一个有免死特权（长毛北窜长江时有「两广人不杀」的默契）的粤人叶秉权，说动丞相钟芳礼来主持实行的。这所伟大的国营工厂既然是太平朝国库的主要收入，则朝廷对本厂的两万机匠，免兵役、减税捐，也特别优待。因此该厂亦成为本城富商士绅的避难所，故颇为人知也（见简著前书，页五○八～五○九及所引杂书）。
所以当年湘淮军中都知道长毛有钱而缺粮。试看天王东王的大兴土木、讨姨太、摆场面，在在皆是暴发户的作风，钱哪儿来的呢？原来他们也有个像资本家荣毅仁的绸缎大王吴复诚，在替他们打算盘啰！他们搞工商业和外贸，搞出了兴趣和经验来，其后虎踞苏州的忠王，坐镇常州的侍王，都大搞经济，大兴土木，而黄金白银硬是挥之不去。——笔者闻诸深知淮军的老辈乡人说：当淮军打下苏州，进入忠王府时，只见府内后花园中竟堆了几座银山，「高与屋齐」。李鸿章也曾亲自进入忠王府视察，惊叹其华丽，直如仙境。至于这几座银山后来哪儿去了，他就三缄其口了。
禁鸦片是与虎谋皮
长毛有钱是事实。但长毛的军纪也有足多者。全军不烟不酒，不淫妇女，不奸小弟；动不动就斩首不留，给老百姓的印象，是「杀以外无他法」（其实亦有「他法」，只是不如砍头那样干净利落罢了）。加上上下笃信宗教，确守「天条」（仿诸《旧约》中的摩西「十诫」）。「早请示、晚汇报」，最初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一批军事天才领导之下——包括晚期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四眼狗陈玉成——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与松散窝囊、军纪废弛、斗志毫无的政府军——八旗军和绿营兵相比，实在是判若天壤。
【附注】旗军为满清政府驻防各地以旗民世袭为主的职业性国防军。绿营则为各省征募的省防军。
由于太平军十分精锐，洪杨在南京「进城以后」，派兵东取镇江扬州，西征安庆九江武汉，无不得心应手，足使千里长江（上达武汉下及吴淞），终成天朝内河。
其北伐兵在李开芳、林凤祥两将军率领之下，北上皖豫，最初也势如破竹。
当然纪律森严的太平军，亦有其意想不到的君子之失——他们严禁鸦片，又谁知道这项爱国行为，竟成为天朝覆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呢？前已言之，鸦片原是十九世纪扭转我国国际贸易顺差、逆差之关键商品。而当时所谓国际贸易者，对英贸易也——英商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百分之七十以上；航运则九十以上也。转中国对外贸易从逆差至顺差，则首受其殃者何人不言可喻也。所以英国绝不能容忍中国成个禁烟国家，而洪杨诸公偏要禁之，则戈登将军，及其常胜军之出现，又岂是历史上之偶然哉？！
天真的罗尔纲教授在其大著上时时惋惜，太平军未能配合刘丽川的小刀会打下上海，赶走帝国主义（见罗著<李秀成传>等篇）。帝国主义是那样容易被赶走的吗？一代贤豪的林文忠公都丢盔卸甲，老塾师洪秀全有啥除洋的神通？！洪杨欲觅外援，就得与满清竞抽大烟。洪杨如禁烟到底，则英帝就要把你剿灭到底。英国是老虎，鸦片是虎皮。与虎谋皮，哪有不被老虎吃掉的呢？
果然英国在一八六○年烧掉圆明园，打赢了「第二次鸦片战争」（The Secondopium War，也叫The Anglo—French Chinese War，英法联军，1858～1860），签订了《北京条约》，取得了对华一切特权，包括对鸦片毒品的公开合法贩卖。逼死了咸丰爷之后，他就要掉转枪头来对付那个糊涂虫洪天王了。
垄断海外汉学界对清季外交研究的哈佛学派，一直高唱「鸦片战争不是为着鸦片打的」（The Opium War is not for Opium）。如今费正清先生虽已作古；我还想正告费公的门徒们一下，不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着鸦片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为着鸦片打的呢！（参见拙著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p.232.）不信你再查查中国海关帐目；研究研究常胜军的来龙去脉。只是这些事只能为知者言。洪天王那批乡下哥儿们，哪里知道呢？
称王太早，圣灵乱封
太平天国在洪杨领导之下的军事和工商业经济，搞得都还不错，所以他们「进城之后」还能搞出个像孙权那样的东吴割据之局——其后石达开领兵去四川，也是想去做刘备去的。
可是洪杨所领导下的政治再夹杂着一个二百五的洋教邪门，那就一塌糊涂了。
朱元璋当初造反时，颇能礼贤下士。所以还有个举人朱升给他一点忠告，叫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洪秀全在政治上犯的第一个严重的错误，便是「称王太早」。他还不过只有喽啰二三千人的时候，在永安他就称起王来了。他不但自称天王号万岁，他底下五个王——东西南北翼，也分别成了：九千岁、八千岁、七千岁、六千岁和五千岁。
这一来不得了，不但他自己不能再有心理上的满足；他底下那个连环套也不能再升了。设若那个文武双全的五千岁翼王石达开，忽然建了个三箭定天山的不世之功，要升官了，他的上级跟着升。别人犹可，东王就不能再升；一升升到「万岁」；搞成天有二日、民有二主，那还得了？！
再者，在他们的宗教里面，可能是由于洪氏对耶稣教神学之无知，他把杨秀清封至高于他自己一级。杨在教里的头衔是：「禾乃师、赎病王、圣神风、劝慰师……。」其中尤其是圣神风这个神位在耶教「三位一体」（Trinity）的教义中，他是和上帝与耶稣同列的。
三位者，圣父（上帝，Father）、圣子（Son，耶稣）、圣灵（Holy Spirit or Holy Ghost）也。而「圣灵」在《圣经》的早期译本中被译为「圣神风」。秀全不识西文。只对中译的「风」字望文生义，误以为「圣神风」只是个资深传教士，或「风师」、「雷公」一类的东西。因此把这个神位颁给杨秀清了。其实在教义中，「圣神风」是上帝一神三体中之一体，非比寻常传教士。正如佛教中的「千手观音」、「千眼观音」之化「身」，不能与一般尼姑同列也。
其后当洪教主与西方传教士争辩教义时，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解释，并举例说：他也曾封翼王石达开做个「圣神电」（雷公？）呢！至于圣神电在耶教的神学里算个什么东西，他就不管了。——他认为他是可以修改《圣经》的。
可是杨秀清既有此头衔，自认为「圣灵」，并可以代上帝天父传语，一切都在天王之上，他就要取代天王为教主了。
在政治实力上和宗教理论上，杨秀清都觉得是篡位的时候了，果然这跔滑稽剧，便在他们「进城」后的第三年一八五六年的夏秋之交，就上演了。
我做万岁，你做万万岁
一八五六年是太平天国十四年的历史上比较光辉的一年。是年六月，在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丞相陈玉成、李秀成通力合作之下，太平军一举攻入向荣的江南大营，解了历时三年的天京之围。向荣未几即羞愤而死。
东征的太平军据守扬州镇江亦固若金汤。西上的太平军此时也打下汉口和汉阳，武昌亦在围攻之中。南下略地的太平军，深入江西，也不无战绩。这时他们的北伐军虽然已被打的全军覆没，但是对这群在小天堂享福的太平王和高干，那是太遥远了。不但对他们个人享受无关痛痒，对他们东吴这个割据小王国也没有威胁。——国无内患，内忧就应时发生了。
关于「太平时，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当时中外人士都有很多大同小异的记载。作个综合报导，故事大致如下：
在向荣死于八月九日的消息传入南京之后，东王极为骄傲，认为是他一人的功勋，便心存篡窃之异志。为籍口西线紧急，悉数调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要员，赶赴前线督师。天京后方就只剩天王和他自己了。一日东王诡称「天父下凡」，召天王至东府，由天父对天王说：「你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这样）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东王的儿子）岂止千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据说天王既答应东王称万岁之后，却反问一句：「四弟……万岁之称，久宜顺天应人，顾将何以处我？」东王说：「二哥当称万万岁。」洪佯喜。二人乃决定在下月秀清生日时（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正式晋封。
洪氏还宫后，一面调动宫内女兵防守皇城，以防东王偷袭；一面送密诏致在长江上游督师的北、翼二王，迅速返京，勤王护驾。翼王较远，归来需时，而北王较近，乃率锐卒三千，星夜乘船赶回南京；九月一日夜遂舍舟登陆，潜入城内。他是否曾入天王府与洪密议，不可考。但知他当夜便伙同燕王秦日纲，攻入东王府，其情况可能像「西安事变」，于半夜中出其不意也。
有人记载说秦日纲直扑东王卧室，见东王没二话便当胸一刀：「刃出于背」。东王既死，他们乃杀尽东王府男女数千人，其中包括东王娘及妾侍五十四人。天明后，他们更用软硬功夫遍捕「东党」。一日一夜被屠杀者两万余人。其中着红衣黄袍的高干，不计其数。全朝掌政之干部精英，一时俱尽！
东王死后，北王一不做、二不休，乃大开杀戒。以搜查东党为籍口，大捕异己。南京城内被杀得鬼哭神号。而杀人最残酷者则为太平军中之童子军，盖亦如毛泽东之红卫兵、造反派，以虐杀为笑乐也。
结果东王之篡窃未遂，而北王之叛乱反成事实。东王死后约十余日，翼王始自武昌前线，赶回南京。他晤北王之后，大感恐怖，夤夜缒城逃去。北王捕之不及，乃索性正式叛变，攻打天王府，所幸此时忠于天王的干部和将士仍多，他们乃伙同东王余众向北王反攻。北王不敌，终死于乱军之中，结束了这一场「王杀王」的「天京事变」。
东王、北王皆死之后，当年首义老干部，唯翼王仅存。秀全乃召石达开回朝辅政。可是太平天国经此「浩劫」之后，人事全非。洪氏兄弟开始当政揽权。石达开惧诛，乃再度缒城逃命。
翼王一去，太平朝中除天王之外，首义领袖就无一孑遗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三卷第三期
五、两次「长征」，两次「寸磔」
发生在一八五六年九月的长毛「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北王杀东王、天王杀北王；天王又要杀翼王，翼王缒城逃走，太平天国分裂——是杀得够惨了，但在三千年国史上，并不算什么例外。君不见刘邦杀韩信、彭越？李世民杀哥哥弟弟？朱元璋杀尽功臣？康熙爷平三藩？乃至我们及身而见的毛主席杀高（岗）、饶（漱石），迫林彪，囚彭德怀、贺龙乃至刘少奇、陶铸等无数功臣（他们死得比杀头还惨呢）。
笔者曾于五、六○年代之间，在课堂里告诉学生：在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中，不杀功臣的只有北宋和中共两朝。在宋朝，赵匡胤来个「杯酒释兵权」，便把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更伟大，他叫陈毅去办外交；贺龙去打桌球，连一杯酒也不用喝，真是圣主明君也。——谁知言之过早。后来史实证明毛公比他的前辈们更窝囊！朱元璋等只杀杀高干，尚未殃及无辜人民。而毛公为着杀功臣，竟驱赶亿万无辜人民与小吏去陪斩，那实在是王小二过年了。
可是在三千年「杀功臣」的公式中，表演得最下流、最无知的还是长毛这一窝起义的农民领袖呢！——他们并没有像毛主席已「打平天下」呢？他们「进城以后」才三年嘛！就等不及，互相砍杀起来，把个极有希望的革命政权，砍得稀巴烂，而同归于尽。
由主动割据到被动围剿
前文已言之，太平军兴起的前三年（一八五一～一八五三），原是一股流寇。这股流寇如学学闯王李自成，倾巢而出，不顾一切，一鼓作气，便把北京打下，坐上金龙殿，再号令全国，传檄以定；那时他们是做得到的。——这是所有太平史家，包括笔者自己，都一致公认的。不幸这群来自两广的贫苦工农和三家村教书先生，误认为「北方沙漠苦寒」，直隶（今河北省和北京市）是「罪隶之省」，太遥远了，太苦了，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远在金田、永安时梦幻中的「小天堂」，便是六朝金粉的金陵南京。三月江南的真天堂、大天堂之迷人，是出乎这些贫农领袖们想像之外的。一旦到了天堂，他们就沉不住气了——「得此已足」，其外还要什么呢？遥望那沙漠苦寒之地，就放它一马，由它去吧！
「北伐燕都」呢！就骗骗人家，骗骗自己，派两员偏将李开芳、林凤祥带几千人马北上，试试他二人的运气吧！万岁爷（洪）和九千岁（杨）乃至六千岁（韦）、五千岁（石），也不用亲自去辛苦「长征」了。
读者们知道吗？在洪、杨奠都南京之后，他二人派出攻打北京的「北伐军」的基本部队，只略多于洪、杨在南京「每次出巡」的仪仗队呢！——岂非开玩笑哉？
没有闯王的志气也就罢了，他们之好色，却不下于李自成和吴三桂。李、吴二人为着个苏州小婊子（「吴中名妓」）陈圆圆，弄得清兵入关，颠覆了汉家社稷。洪、杨二人也为着几个小美女，弄出九千岁要打万岁爷屁股的闹剧，最后闹出个「天京事变」来。
洪、杨之奠都南京，虽然是失去了他们改朝换代的天赐良缘，但是他们虎踞金陵，掌握了物阜民丰的长江下游，犹不失为一种地方军阀之「割据」的局面——缓图「二期北伐」（像国民党分共以后的做法），仍然未使不可为。可是内部「打屁股」、「王杀王」，石达开再搞个「宁汉分立」，所谓太平天国就「割据」不成了。割据不成就变成清军「围剿」、太平军「反围剿」的形势。这一反主动为被动的形势之形成，太平天国之消灭，就成为历史上的必然了。盖一次围剿失败，还有二次嘛！二次不成，还有三次、五次嘛！韩文公在潮州围剿「鳄鱼」，对鳄鱼说：「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你鳄鱼可得小心，天下哪有攻不破的堡垒？太平军在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之后，终于不敌。天京就被曾九帅攻破了。
二十八岁的北伐军统帅
太平军之反围剿，固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清军之围剿，当然也吃尽苦头。最倒霉的自然还是老百姓。
拙作前篇已一再言之。太平天国的政教实无足言；而长毛的武装斗争，却颇有足多者。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李开芳和林凤祥所领导的孤军北伐，那一段可泣可歌的故事。
太平军北伐燕都之失败，实在是出发之前就已决定了——因为中央统帅部对北伐一事，简直是以「敷衍公事」态度出之。洪、杨那时正忙于在南京整理和享受其暴得大利的成果。对北伐一事，似乎只是俯顺急于立功的军心，而敷衍敷衍的。
先看看他们北伐军的人数：
郭廷以、简又文二史家都认为太平北伐军有数万人乃至十万人之众，这是误估了。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实力不过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一八五三年三、四月间打下南京、镇江、扬州时，兵分三路。主力在南京由东王、北王直接指挥，面对向荣的江南大营。
镇、扬二地的太平军则由「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和「殿前左五检点」吴如孝所统率，面对清军由琦善、胜保所建的江北大营。而洪、杨于一八五三年五月仓卒组成的「北伐军」，则是从扬州前线抽调下来的。其人数不可能有「数万人」。
据清朝官书，太平军「自扬州逸出」的不过千人。其后附义的、裹胁的加起来不过万人。
据罗尔纲教授的估计则为两万二千五百人。罗的估计似乎是较为接近事实的数字。
让我们再看看太平北伐军的统帅们：
罗氏认为北伐军的统帅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凤祥这时才二十八岁。十年前他还是广西桂平县山区里的一个不识字的小放牛（读者可参阅「凤阳花鼓戏」里那位善于唱歌的「小放牛」）。永安突围之后，这位小放牛勇敢善战，几乎每月一升。至是官拜「天官副丞相」。再升一级成为「天官正丞相」，他就是「王、侯」之下的「极品」了，但是还不是王侯。——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把整个南京城改建成「中南海」，为中央首长的住宅区。其中「王府」处处，「侯宅」不太突出，「丞相第」就较嫌寒碜了（关于太平朝天京王府的分布位置，可参阅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一九八八年北京地图出版社出版，页五九～六二）。官拜丞相自然都是急于立功的。
可是清朝官书和简著太平史，则认为太平北伐军的统帅是「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开芳为避翼王石达开的「开」字讳，又叫李来芳。他是广西郁林人。在打下南京之前，已官拜「地官『正』丞相」。这个位置较诸「『天』官副丞相」，哪个大呢？——我看长毛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历史家就要争辩了。
其实这可能是东王的诡计，故意搞他个「两头大」，以便分而治之。——朋友，那位被共军所俘而自杀未死的杜聿明将军，不也说「淮海战役」（或「徐蚌会战」）时的邱清泉是被派去监视他的吗？
洪、杨那伙草莽英雄在得意之时，都把革命胜利看的太容易了。早期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也犯有同样的毛病——太轻敌了。在李、林二将率军北伐时，太平朝上下都是充满自信的。他们认为一旦真的把北京打下，那么「先入关者」一人为王，就不如「两将争功」之容易驾驭了。这可能就是李、林两头大的基本设计。至于李、林以下，其后与二人同时封侯的吉文元、朱锡锟、黄益芸的故事，限于篇幅，就不再噜嗉了。
「过河卒子」的北伐之战
现在再让我们检讨一下，他们北伐的战略和战术：
简言之，太平军这次北伐所用的战略和战术，还是他们年前自永安突围，北窜武汉的老套路——流寇式的钻隙前进。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就地裹胁，沿途征发；得城不守，顺民不杀；坚城必围，不破则舍，攻破必屠。「过河卒子，拼命向前」，义无反顾……拖死追兵。
为避免与江北大营及传闻中南下的清军作正面突破，李、林北伐军是于一八五三年五月初旬，绕道浦口，军分三路，先后北上的。对手方的清军这时也按他们的既定公式，由江北大营派兵堵截；江南大营派兵尾追。——一时前进者，豖突狼奔；尾追者，更是奸掳焚杀。可怜身在战区的黎民百姓，就惨遭浩劫了。
那年代是清朝末季。江淮一带，久遭天灾人祸，早已民不聊生，盗贼横行，人心思变。而这时太平军江南新胜，锐气正盛，美誉方隆。一旦北上，当地灾黎，真有久盼王师之感。因此，失业工农参军如潮。尤其是原已潜藏民间，早有组织的「捻（练）党」及「白莲教」残余，更是英雄豪杰，闻风而起，附义如云。一时军威大振。——此时太平首义「五王」如有一人前来领导，这把野火，一阵风便可吹覆北京。不幸这批长毛领袖贪恋「六朝金粉」，不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坐失良机，足令读史者为之扼腕也。
太平北伐军原可自苏北、皖北偱今日之津浦线直扑山东直隶（今河北），然终以主力太薄，无力亦无胆作正面突破，乃迂回自安徽滁州、凤阳、蒙城、亳州而窜入河南陷归德。北伐军本拟自归德之刘家口渡黄河北上，无奈时值盛夏，河水暴涨，民船为清军烧毁，北渡受阻。李、林大军乃舍归德，西向围开封掠郑州，进陷荥阳、汜水、巩县。在巩、汜河边，太平军掳获少数运煤船，乃于六月底挥军北渡。孰知全军方半渡，河南清军的追兵已至，半渡太平军乃被截为两段。
已北渡的太平军乃继续前进，陷温县，进围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县）。累攻不克，与清军胶着至三月之久，始舍怀庆，钻隙自太行山侧，羊肠小径，西窜入山西，陷垣曲、克绛县、曲沃、平阳；进陷洪洞（京戏里「苏三起解」的地方）。自洪洞分两路再转向，钻隙东进，乃直入直隶，威胁保定，震动北京了。
当时北渡不成之太平军，则自许昌、郾城，自东边绕过信阳，再东南转黄安，偱大别山西麓，经麻城、宋埠，返入皖境与在皖之太平军合流，亦疲惫不堪，所余无几了。
至于六月底渡河被截之两路太平军，究有多少人马，说者异辞。北渡太平军有说为八万余人（见《盾笔随闻录》），显为夸大之辞。实数盖在两、三万之间。南归之太平军人数，清朝官书记载不过数百人。实数盖为三、两千人；而史家亦有记为两、三万人者。传闻异辞，终难知确数也。
从天堂打入地狱
太平军此次北伐，在战略战术上，都犯有极大的错误。
第一，以流寇方式，钻隙流窜，得城不守，不要后方，就地裹胁，这一传统办法，自永安打向南京，是十分灵验的。因为那是从地狱打向天堂——倒吃甘蔗，愈吃愈甜。军心愈打愈振，裹胁也愈来愈多。终于攻入天堂。
从南京向北打就不一样了。古语说：「宁愿向南走一千，不愿向北走一天。」我国的自然环境是南富北贫。从东南经皖北豫南打入山西，朋友，那就是自天堂向地狱迈进了。
如果北伐军是以东南为后方，挟东南财富，步步为营，得城必守，有计划的扩大占领区，第次北上，自当别论。以流寇方式，向北方钻隙窜扰，那就是自取灭亡了。
君不见，国民党北伐期间，冯玉祥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在绥远五原誓师东下（毛毛的爸爸邓小平当时也在他的军中），不是不逾月便占领西安、出潼关、据洛阳、夺郑州，何等顺利。可是四年之后，冯在「中原大战」中败北。他又要带他的「西北军」，回西北去，大家就不干了。韩复榘、石友三，首先就拿了银子向南京输诚；其它将领也蜂拥而去，四十万西北大军就解体了。
所以一八五三年六月底，太平军在汜水北渡黄河时，大队半渡，小队忽然回旆南下。他们是真的半渡被截，还是籍口溜掉，至今还是历史上一段公案呢！——想想看，那些留在天堂之内的两广弟兄、天兵天将，这时锦衣玉食，多么享福？再看看北渡黄河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头；以两条腿去和北妖四条腿的马队竞赛，拼其老命。两相比较，揆诸情理，岂可谓平？——矫情毕竟只能维持短时期，天长地久，还得顺从人情之常也。因此，太平军北渡黄河之后，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迅速改变了。
太平军第二大错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太轻敌了：不知彼、不知己；不知天时、不知地理；在敌人的腹心重地，打无根的游击，不灭何待？
老实说，这时清廷的君臣，于能于德，且在太平之上。
咸丰皇帝奕詝（一八三一～一八六一）这时才二十来岁，精明强干，勤于政务。他虽生长深宫，但对国家大政的掌握和文武大臣的驾驭，均能深得其要。余读咸丰朝政书，深觉这位（与石达开同年）的小皇帝，并非昏君。他量材器使，观察朝政，实远非洪秀全这位迷信教主所能及。虽然他二人之不通「夷务」，却在伯仲之间。
在咸丰初年奕詝所专任的武将向荣、胜保、僧格林沁，均可算是将才；洪杨革命初年在军事上，每受掣肘，不能为所欲为者，这几位满蒙军人之强力对抗，亦是主因之一也。无奈清室统治二百年，机器已经锈烂，少数干才（包括皇帝自己）终难复振。
以华南步卒对蒙古骑兵
放下主题，讲两句闲话。记得我的老师，那位高大的民族主义者缪凤林先生，讲历史最欢喜提的便是「汉唐明」三字。他认为这三朝是中国历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三个阶段。其实这三个朝代论文治、论武功，哪一个比得上那个由边疆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只是在晚清时代，由于统治机器腐烂、转型无能，才被许多现代史家，评成一无可取。现在满族大皇帝恩怨已断，公正的历史家，实在应替我们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平平反才对。
就以那些统治者的个人才能德性来说吧！满清的「九代十皇帝」都不能算是窝囊货呢！甚至连溥仪，都不能算是「昏君」——他是时代和历史的牺牲者嘛！与「个人」何有？
再看看我们民国时代的总统们——从袁世凯到李登辉、江泽民——哪一位又比那十个皇帝高明多少呢？相反的看来，可能还差得远呢！朋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
所以咸丰爷当时所擢用的文武大员，都不算太「鲁」；他管得也相当严格。因此在李开芳、林凤祥二将围攻怀庆不克，窜入山西时，在胜保等包围之下，已成强弩之末。再东窜就变成被围挨打的局面了。
李、林大军于一八五三年九月中旬舍洪洞东入直隶时，华北天气已转寒。风沙日厉，自然环境对这些南国英雄，已构成严重威胁。这时咸丰革去直隶总督和山西巡抚等失职官员，而提胜保为「钦差大臣」，专责追剿。双方打转，两路太平军终于迫近深州与保定。两地皆为防守北京的咽喉，因此北京为之戒严，咸丰乃急调蒙裔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入关「助剿」。
「蒙古骑兵」可能是世界骑兵的巅峰。古匈奴曾赖以横行欧亚，威胁罗马。十三世纪忽必烈亦以之征服亚欧大陆，建立了空前的大元帝国。如今咸丰不得已亦冒险调蒙骑入关，太平军步卒，渐渐的就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了。
其实李、林二将进入直隶地区时，实力已大不如前。但是叛军迫近，京师戒严，可是国内外的大新闻啊！对在南京过腐化生活，却正在暗斗的洪、杨来说，李、林北伐军虽早已变成断了线的风筝，可是捷报传来（可能得自上海西人报章，盖陆路早已不通也），天王、东王还是要遥加封赏，因有五侯同封的盛事——李开芳封定胡侯，林凤祥封靖胡侯，吉文元封平胡侯，朱锡锟封剿胡侯，黄益芸封灭胡侯。（其实吉、朱二人，这时已是生死不明了。黄则于北伐中掉队；嗣参加北伐援军，战败被俘而死，但也另有异说。）
权威的太平史家和许多热情的读者一样，以为太平北伐军已迫近京畿。全国震动，该是何等大事。太平军之终于失败，足使许多读史者顿足叹息，认为是功亏一篑。——其实李、林孤军拖曳至此。陷入风沙，已到死亡的边缘。
朋友，在那个传统农业大帝国面临改朝换代的末季，民不聊生，饿殍遍地。你如能统率三、五千亡命死党，你就可以横行天下。茫茫大地、山林原野；青纱帐里、烟雾丛中，何处不可存身，不可流窜？官军究非长城，人数有限、堵不胜堵；何况他们心照不宣的剿匪策略，一向都是只追不堵的呢！——你有死士三千，尽可钻隙前进，直迫保定、涿州，但是区区数千南国健儿，两广步卒，在强大的敌方劲骑追围之下，逃生不及，还想打下北京 ，那就是过分的梦想了。因此李、林孤军在打下正定、深州之后，乃掉头东进，攻陷沧州。攻沧之役，太平军受当地民团强烈抵抗，大愤。城破时乃将合城军民满汉回居民男女老幼万余人，悉数屠杀。然经沧州一战，太平军于十月底进占青县、静海、独流、杨柳青，迫近天津城郊时，本身实力，也就走到极限，而这时清军马步齐来，势如潮涌，很快的就攻守易势了。
这时时令已进入冬季，北国大雪苦寒。孤军久战无功，北方附义者及沿途裹胁者，见势无可为，早作鸟兽散。所余死党，只是些南国同来的「长毛老干部」，在风雪之下，局处津郊三城，逐渐就陷入重围了。
由苦守到覆灭
上节所述是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北伐，历时半载这阵旋风的大略经过。当他们于冬季在津郊被围时，最后被迫放弃杨柳青，只苦守独流、静海二据点。这年秋冬之季适值漳河泛滥，运河外溢，津郊各城镇都被淹成孤岛，攻守两方都可以相互掘堤灌水，淹没对方。隔水为战，两方遂打成个胶着状态，经冬相持，难有进展。
但是华北平原毕竟是清军的老家，粮饷充裕；胜保可以调度自如。胡马依北风，僧王的蒙古精骑，更是日行数百里，从心所欲；而被困重围的长毛壮士，就只有死守孤城、弹械两缺、坐吃山空了。
一八五四年二月初李、林残部（可能尚有万余人）。乃一面向南京秘密乞援，一面试图突围南归。但是他们要以两条腿的流窜，来摆脱四条腿（骑兵）的追击，其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笔者见闻有限，然亦尝目睹蒙族骑术表演，叹为观止！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中亦有描述。中西古人记载，更是车载斗量。蒙族友人告我，蒙古妇女甚至可以于马匹飞奔中，在马背上生孩子、接孩子……，信不信由你！
朋友，在这一情况下，李、林两位司令员，要全军各背个炒米粮袋，来逃避蒙骑的追逼，如何逃得了？果然他们在一八五四年二月开始南逃，三月便被围于阜城；五月份再窜入连镇，便无法全师突围了。二将乃分成一前一后——林率全军殿后，在原地与僧王拉锯攻守；李则率少数精骑突围，入山东据高唐州筑寨，最后窜至冯官屯，苦守待援。——二将再分别苦守一年而南援不至，直至人相食的程度，才被清军于一八五五年三月，分别突破，全军覆没。
历史名将的可悲下场
据官私各家记述，李、林二虎将的最后下场，是惨绝人寰的。林侯所守的连镇是在一八五五年三月七日，第一个被攻破的，其中所余残卒存者仅两干余人。将士悉数被俘之后，独缺统帅林凤祥，僧王乃逼询俘虏中之「幼童」。
【附注】 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最为残酷。中共长征时的「红小鬼」（胡耀邦就是其中之一）；文革时的「红卫兵」，都是这一类。——可爱的宋家毛毛，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之后，一条皮带可以打死七条板汉，便是个突出、但并不是例外的例子。——长毛中的「小长毛」也是最厉害的和最残酷的。天王自武汉出征南京时，那座九江名城便是一群大致十余个十五、六岁的「小长毛」打下的。太平军中的将领，尤其是丞相级的将领最喜欢小长毛。据《盾鼻随闻录》（简又文藏钞本）所载，太平北伐军中「伪丞相三人，各有美童三四十人随身伺侯，绣衣扎额，宛如娇女」（简书页五九七）。证诸有关太平朝的其它官私记录，此条显为事实。这种军中携带幼童的行为，除军事作用之外，极可能还有性侵犯的行为在内。清朝官场原本是同性爱的避难所。盖清初诸帝为整饬官箴，乃严禁官吏「挟妓上任」。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显宦高官乃改蓄「男宠」。至清末民初几成无耻士大夫（包括贿选当国的大总统曹锟）的时尚。——今日美国竟至泛滥成灾。洪、杨革命之初，有宗教狂，男女分馆，夫妻不许同床，厉行节欲。但是长毛阶级森严。一旦身跻「王」位，则「王娘」就可以定额分配了。但位虽不至王侯，而官拜极品的「丞相」，却正在男女分居，和「配给制」的边缘，他们动辄以「宛如娇女」的「美童」伺侯，就居心可诛了。——朋友，这也是性心理学上的一个有力的旁证吧！
僧王俘获林侯左右之幼童，据其报告，果得凤祥于隧道之中。据《粤氛纪事》所记，这种隧道「深数十里，迂回曲折，有暗门，其上皆瓦砾榛莽，踪之不可得」云云。凤祥原已负重伤，至是已奄奄一息。清方恐其因伤致死，乃不等他断气，便凌迟处决之。
至于李开芳，他在冯官屯被僧军重重包围，最后只剩百余人，乃于五月三十一日（阴历四月十六日）率众出降。开芳被捕受鞫情况，目击者写有很生动的报导：
（僧王）单令开芳进见。[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袖短袄，红裤红鞋，约三十二三岁。伺候两童约十六、七岁，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开芳直入帐中。开芳仅向王、贝子，及各大人屈一膝，盘腿坐地下。总兵以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开芳与二童仰面四观，毫无惧色。但云罚能宽贷，愿说金陵伙党来降，并求赐饭。遂开怀大嚼，说笑如常。僧邸知其叵测，饭毕遣去。又令八人[皆开芳麾下同时被俘的高级将领]进见，皆跪而乞赦，当即遣出。于是红旗报捷……以马队数百，将九人押解进京，限六日解到，明正典刑。（见<李开芳在冯宫屯被擒始末>，载《大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一辑。上段转引自简著前书页六五四。）
开芳在北京被凌迟处死。目击者亦有报导，不忍多录。
为着活捉李开芳，一举除掉清室近在京畿的心腹大患，这位威风显赫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乃因功加封「亲王」、「世袭罔替」。但是这位大王爷又哪里知道，十年之后他自己也全军覆没，一人躲在麦田之内，被捻军里面的一个十几岁的小鬼张皮绠找到了，被小鬼一刀两断呢！——一说是张皮绠五更起来「拾粪」，在高粱地里碰到了躲藏的僧王，他就把僧王打死了。（见罗著前书，页二二六八～二二七〇，<张皮绠传>。）
北伐援军五将四殉
李、林北伐的全军覆没，也是太平革命必然失败的几项重要关键之一。盖李、林既诛，则清室的根本重地的华北大平原，遂安如磐石，叛党便永远无法染指了。根本既安，则远在长江流域的内战，就变成单方面的「围剿」与「反围剿」了。被围剿与反围剿的太平军，便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太阿倒持，就只有挨打和招架之功了。
当李、林二将自天津前线南溃时，洪、杨在南京也曾调兵援救——是所谓「北伐援军」。
这批「北伐援军」虽非太平劲旅，人数也有四万人，由五位丞相级的将领黄生才（夏官正丞相）、陈仕保（夏官副丞相）、许宗扬（冬官副丞相）、曾立昌（夏官又正丞相）、黄益芸（一说黄随李、林北伐半途死于火。北伐援军中并无黄某。另说其末死，被复派入北伐援军）等率领于一八五四年春季，从安庆分批北上。最初也很顺利，竟能北渡黄河，于四月中攻占漕运咽喉山东临清。再北上即有与李、林会师的可能。
这时清军僧格林沁和胜保，正在阜城、连镇一带与李、林纠缠；得报，乃使僧军留后，而胜保则南下抵御北伐援军。此时胜保清军甚为完整，而北上太平军则挟有土著捻党，难免乌合，时有内讧，加以全军缺粮，与胜保交锋，终于不战自溃。清军于四月底收复临清时，据报「埋尸二十七万」；纵是虚报，亦见内战之可怕也。——太平援军自临清一败，迅即溃不成军，主帅黄生才，化装乞丐潜逃被俘，据说黄益芸亦阵前被捕，曾立昌溺毙 ，陈仕保战死，四万大军片甲无存。五帅之中，唯许宗扬只身逃回南京。东王追究战败责任，把许监于「东牢」。
他可能在其后「天京事变」时被北王释放。因此一说当夜他衔恨直入东王府，手刃东王，「刃出于背」——杀东王的是许宗扬，不是秦日昌。（参见郭、简、罗诸家著述及其它官私文献。）
洪天王不如毛主席
其实太平「北伐军」及「北伐援军」之相继全军覆没，不是个人因素——论将才，这些北伐将领，都可说是中国军事史上不世出的名将。他们的失败，是整个长毛战略思想中——让我且引用一句「句句发金光」的《毛泽东语录》——没有摆脱「流寇主义」的结果。他们不打有板有眼，有前敌、有后勤的正规战、运动战；而专打钻隙、流窜、拖死官军的流寇战略，那就不能持久了。
在本世纪三〇年代中期「五次围剿」之后，朱、毛二将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所实行的也是这个不要后方、钻隙前进、拖死官军的流寇战略。那一仗，哼，要不是蒋委员长「太聪明」（想借刀杀人），张少帅是「太老实」（以为红军真想抗日），恐怕「人民也站不起来了」。纵使如此，最后还不是「受编」、招安，搞个「打方腊」收场。当「工农红军」偃旗息鼓，收起「八角帽」，换起国军装，戴起「青天白日」帽徽来，才女毛毛说：
红军接受改编为八路军后……广大指战员对于改编、换装的确存在一些情绪。要让这些红军战士摘下他们心爱的、佩带（戴）了十年的红星八角帽，要让他们穿上原来对他们进行过疯狂剿杀的国民党军队的军服，他们的心里，怎么能够平静！（见毛毛书，页三五一～三五二）
毛毛公主有所不知，当时她的毛伯伯、周伯伯和爸爸，腰如果弯不下去，要闹情绪，也就没有公主你了。李开芳、石达开心里又怎能「平静」？他们也是想「受改编」、「换装」啊！搞社会主义、「替天行道」的宋公明伯伯，又何尝情愿作「投降派」呢？问题是当「流寇」怎能当一辈子呢？
吃一堑、长一智！二万五千里受了个大教训。抗战期间毛泽东再也不搞「长征」了。同日本人，尤其是同蒋介石，搞「持久战」（蒋叫「长期抗战」；汪叫「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就一定要「推磨」——一古脑制造他十来个「革命民主根据地」（长征前叫「苏区」）。你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陈毅……，大小三军听令：你们化整为零，各占一山头，各建一「根据地」。组织草根、团结工农、统战走资……，老、新解放区、白区、敌区……，因时制宜，各就其便，军民打成一体；八十老妪、九岁小儿，一个不漏。搞他个针插不进，水渗不透……。一旦国民党再来「围剿」；日军前来「扫荡」；伪军前来「清乡」，诸将应「彼此呼应、各自为战」，在八阵图中，打他个没完没了的推磨大战——失掉其一，转入第二；失掉二、三再转回第一——八阵图中最后总把你七百里连营，通统烧光……。然后农村包围城市——不把你赶回日本；不叫你鼠窜台湾，誓不甘休。——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战略思想」。
但是这一记盖世英雄的伟大战略，哪是那位「乡建派」小学教员，老骨董「中国脊梁」的梁漱溟先生所能梦想的呢？他经过毛主席一夕的开导，粱老汉就自觉「头脑开花」了。
毛泽东和洪秀全、粱漱溟一样，都是乡建派，三家村老夫子也，何以毛老夫子能想出这鬼主意，而洪、粱等老夫子想不出呢？无他。这就是笔者要说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了。人类的「鬼主意」是受「历史阶段」局限的。「阶段」不到，你「鬼主意」就想不出。洪秀全如果也能想出这套鬼主意来，他就不是「长毛」了！他就是受过马列主义训练的 「共产党」了。——朋友，咸丰年代的中国就出了「共产党」，那末免太早了点嘛！
还有，朋友，你真以为毛主席足智多谋，满肚皮鬼主意，「战无不胜」吗？非也。他只能想到他自己的那个「阶段」。应付次一阶段，他就傻眼了。否则他老人家也不会died a broken old man。
石达开之死
洪秀全既然打不来毛式的「推磨」大战；他陛下的「达胞」（石达开的御名）老弟，当然就更不会了。因此在「天京事变」之后，石达开搞分裂，要自闯天下，他也只会搞搞 「长征」。搞流寇式的长征，在中国历史上，除朱、毛之外是没一个好下场的。「达胞」何能例外？石达开的下场既然和李开芳、林凤祥没有两样。事以类分，我们就把他们长征的故事放在一起，三言两语带过，以后就不再多费笔墨了。
前文已言之，石达开（一八三一～一八六三）在天京事变时回师靖难为北王所忌，缒城逃走，全家均为北王所杀。北王乱平后，翼王又奉诏回天京辅政。在一八五六、五七年之交，偌大的太平天国只有四个「王」爷。天王之下有他兄长二人（洪仁发、洪仁达）分别晋封安王、福王，其下便是翼王了。天王本是个不管朝政的昏君；安、福两王却是两个野心大、气量小的脓包，对翼王忌嫉特甚；而秀全既经天京事变之惊以后，对非内亲外戚的功臣，亦心存疑忌。——这一点，后来的蒋、毛二公亦所难免啊！
在这一可怖的三洪一石的对立情况之下，石达开自觉朝中无立足之地，一八五七年六月二日他就潜离南京，从陆路逃往安庆。天王发觉后，乃遣将蒙得恩等追之，谁知追兵竟与他一同逃去。
石达开在安庆待了五十余日，不知所适。其后他可能想到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另成局面或可与南京争雄；是年九月底乃率精兵万人突入江西，经景德镇入赣南抚州、吉安，再掉头东去浙西，经鹰潭、上饶于一八五八年四月中旬攻入衢州。一路上太平老兄弟从者如云。太平军精锐，一时俱去。
在浙西一待数月，那流窜成性的翼王又掉头西向进入福建。一八五九年春，又兵分两路进入湘南与粤东。掠郴州、韶州。北克宝庆；南围桂林不下，终于又窜回自己的老家贵县，但是他显然知道老家广西太穷了，养不起他的十万大军。要称王称霸，只有北上四川，开府成都做个刘先主；然后再慢慢地六出祁山，北伐中原。
石达开会作诗是假的，是南社诗人冒充的；他熟读《三国演义》，倒是真的。因此他在母省广西盘桓了几个月，于一八六〇年秋又率十万健儿，回师北上，冲入湘西经靖州、芷江、泸溪、乾州、永绥，进入川东，直迫涪州……。
笔者随翼王大军精神长征，神游至此，记忆中简直重入童年，随军西上。因为抗战初期，我自己便是循这条路「步行入川」的。——那种峭壁悬崖、巨瀑险滩……与苗民打交道，与猴子抢果子，罗曼蒂克得很呢！
拙作读者中的老兵，可能分享这些讲不完的故事；年轻的少爷兵，幻想也幻想不出了。笔者便是穿着草鞋，从芷江、泸溪、乾州、永绥、秀山、彭水，在涪州乘民生公司小轮船西上重庆的。
可是翼王爷就没民生公司小轮船可坐了。他原先在湘桂一带流窜时，饥民灾黎都知道翼王殿下要到四川去做皇帝的。——谁没看过《三国》呢，四川这个「天府之国」，谁不想去？大家一哄而来，从龙如云，所以兵临涪州时，据说他的人马，有二十多万，可谓盛极一时。但是他并没有打下涪州，乃舍涪而去。沿江西上，经綦江、叙永，又南下攻入贵州遵义。再西窜昭通，这时已是一八六三年的春季了。
在西南崇山峻岭里流窜，可不像在蒙古草原或华北平原里那样随心所欲。你得循山势、水势和古驿道，转弯抹角，按理出牌呢！深山大壑，狼嗥虎啸，野人猎头，由得你随意进进出出？我们试把石达开的流窜图（读者如想深入探究竟，不妨参阅前引郭毅生编地理书中各图，见页一一五～一一九），与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相比，就知他们两军所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何也？大地山河是天父皇上帝安排的。你要走，就得循此路前进。
果然石达开的太平长征军，于一八六三年五月中旬，也兵临大渡河边、铁索桥头！「金沙浪拍悬岩冷，大渡桥横铁索寒。」当地土司王应元拆桥防河，隔河有清朝大军，列阵以待，太平军便在河边的紫打地（亦作紫大地），陷入绝境了。
翼王石达开身为全军统帅，不忍见全军饿死，乃只身向清军「请死」、「请降」，以救全军。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三日乃被清军械送成都，「凌迟处死」。长毛老兄弟二千余人，和石家「王娘」十余人，及翼王五岁幼子石定忠，和一个出生才数日的无名幼弟，一时俱殉，惨不忍言。
镇压反革命的寸磔剐刑
翼王之死，按清朝刑律，他和李开芳、林凤祥、「洪大全」以及清廷所认为势穷被擒的「首恶」，都是用最残酷的方法，「凌迟处死」的。
什么是「凌迟处死」呢？因为在我国唐代以前的官定死刑，不过「斩首」而已。可是宋、元而后所谓「十恶」之首的处死，就渐次用最残酷的方法，使犯人受尽痛苦，才让他死去。其中最残酷的刑法便是「凌迟」了。
凌迟又曰「寸磔」，俗名「剐刑」。中共文化大革命时，勇敢的造反派，有句口头禅，叫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个「一身剐」便是「剐刑」。剐刑便是把犯人全身划成三干多个一方寸大小的方块块，然后把这小方块用利刀在身上一块块地「剐」下来，所以这种「剐刑」，也叫「寸磔」。在剐的过程中，剐的创子手，和被剐的犯人，同时嚎叫，可怖之极。
三千块要分三天才能剐完。在剐完而犯人尚未死时，再用利刃枭首，巨斧剉尸；然后陈尸示众，使民战栗！
石达开、李开芳、林凤祥和「洪大全」（焦亮）以及他们之下的许多高级僚属，都是这样被慢慢地剐死的。最不可思议的，则是对付像年才五岁的石定忠和他那刚在紫打地出生的小弟弟。按清朝刑律，他们都是罪该「凌迟」的。但是他们身躯太小剐不了三千块；皇家还要把他们养大到成人，然后才来慢慢杀死他们呢？
石达开等犯了什么大罪，皇家这样恨死他们呢？清朝的刑法说，他们是犯死刑的「十恶」之首。
什么是「十恶」呢？「十恶」者，一曰「谋反」；二曰「大逆」……也。
「谋反」的现代化名词就叫做「现行反革命」。
朋友，在现代中国，一个人如不幸的做了「现行反革命犯」，他还不是要受「剐刑」，和枭首、剉尸的吗？方式不同罢了。
古往今来，道理是一样的啊！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三卷第四期
六、长征有始有终，丧权没完没了
——兼论小刀会起义上海及英人窃据我海关始末
邓小平先生的小女儿毛毛，最近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我的父亲邓小平》，颇可一读。我忍痛花了重价（美金二十七块五毛），买了一本，读了一遍。这本书不论在文学上或史学上，都可称得上第一流，虽然她还是站在高干子女的立场写的，看不出一点极权政党的阴暗面。
这本书的另一特点是，毛毛是我的同行，书中口述史料的成分很重。可惜的是毛毛的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他这位掌上明珠不愿多讲。有许多极严肃的史实，往往只三言两语带过；有时甚至只有几个字。
举个例子吧：当女儿家问他对「长征」的亲身体验，老头子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逼得小公主没办法，只好去另找「伯伯」、「妈妈」、「阿姨」……诸长征老古董，另行口述过。「妈妈」、「伯伯」、「阿姨」口述之不足，我们这位小班昭还搬出《毛选》来抄它一段。毛毛抄道：
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见毛毛书页三二五。转引自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不才老朽，如果是毛毛的博士论文导师，为着达到「国际水平」，我就劝她把这一段引文「划掉」。因为那是一段「狗皮膏药」、「废话」、「党八股」。
毛毛呀！从文学观点、从史学观点来说，还是您贵老爸的三宇经「跟着走」，最传神、最真切，也是最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应该打一百分！
「长征」以前的长征
你看老毛自吹自擂那一段，不但废话连篇，他对历史事实也未搞清楚。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就教导过他：「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试问毛所说的「『红军』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有什么证据？事实上黄巢的长征从山东征到广州，再由广州回征洛阳。这位大齐皇帝的长征纪录，不管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比朱、毛红军要长得多。
再看闯王李自成、大西皇帝张献忠，其长征成绩均不在「红军」之下。而朱、毛红军的长征纪录则更远落于「长毛」之后。一部「太平天国史」从某些角度来看，也可说是一部长毛长征史，把捻军的长征也算在一起，前后连续长征了十九年之久。
上篇已详言之，太平天国史一开头便是一部长征史。洪、杨于一八五二年春夏之交自永安出发，不足一年便征到南京。中西对比，那就是在短短的一年之内，长毛就从巴黎征到莫斯科！奠都天京之后，席不暇暖，李开芳、林凤祥又搞起第二次的北伐长征。一年之内，又自浦口绕道河南和山西征到天津。「天京事变」之后，石达开又带了大批人马搞第三次长征；他征回故乡广西不算，又北上西征，直到大渡河。历时七载，足未停征。
太平亡国之后，孤臣孽子的遵王赖文光（广西人，一说广东人。金田起义元勋，长征老干部）、梁王张宗禹（安徽毫县人），和鲁王任化邦（亦名任柱，安徽蒙城人），恢复了捻军组织，继续又长征起来。
捻党原是皖北私盐贩的一种秘密帮会组织。早期由张乐行领导（乐行又名洛行，是张宗禹的胞叔），曾于一八五三年在安徽故乡，造反称王。后受编加入太平军，积功晋封沃王。一八六三年死难。余众经上述赖文光、任柱，及张宗禹重振成强大「捻军」，恢复流寇生涯，又在黄淮大平原上长征起来。
捻军在我们黄淮地区留下的英雄故事，那真是说不尽的。他们是不分日夜的在马上作战。不像后来的红军长征，多半时间，都在深山大壑之内「跟着走」呢！
一八六五年，捻军在山东曹州高楼寨，一举把清廷最剽悍的主将僧格林沁亲王击毙，僧军几乎全军覆没（红军长征，尚无此战果）。翌年捻分东西，把湘、淮二军都拖得要死不得活。
一八六七年，在鄂西尹隆河一役，准军主将刘铭传被打得花翎落地（见罗刚著《刘公铭传年谱》），落荒而走。「淮军之良」（薛福成语）的悍将唐殿魁，在短刀肉搏中，负重伤被马队踩死。这位「淮军之良」是笔者的祖宗之一。他死在恶战中的惨烈故事，在淮军老兵和族中老辈绘影绘声的传述之下，真是在电影中和小说里都未见过。这也是口述历史也。
但东捻赖文光在豕突狼奔、所向无前，纵横数省之后，终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在扬州就义。
西捻张宗禹远征及于陕甘，最后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之中，抢渡「雪桥」，窜入鲁东，一八六八年八月在茌平县全军覆没。宗禹只身偷渡徒骇河时，生死不明。
宗禹部将袁大魁，在抢渡雪桥时被截，回师陕北，窜入保安。他最后在保属老岩窑的堡垒，终于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历四月十七日?天历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被清军攻破，全军殉难。这也就结束了惨烈的「捻军长征」，也就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这个悲剧小朝廷的「正朔」。
也算历史上的一段巧合吧！捻军（也就是残余太平军）长征的终点地区，陕西省保安县，也正是七十年后红军长征的最后归宿。只是红军命带贵人。碰到个张少帅；长毛没这个好运道罢了。可是捻军长征的时空纪录，也非红军长征所能比啊！
捻军的起覆，是中国近代史中的大题目、小现象。笔者无意把它另辟一专题，所以在太平军长征史中，多加两段，就不再另提了，尚恳读者谅之。
「长征」是老百姓的血泪史
长征、长征：你这个名字多么神秘和罗曼蒂克啊！我们每次提到你，都会想到那些美丽的名山大川，和那些英勇的革命战士。他们不避艰险，替天行道。老百姓箪食壶浆，欢迎他们；真是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多么伟大啰！
我们当然也知道，你是多少公侯将相的光荣背景、政治资本；和多少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们的富贵源泉、特权祖荫啊！
那些聪明的洋专家，像我的老相识索兹伯理、小同事布理津斯基，也要循着你的足迹前进，而得了国际新闻大奖，和大把大把的美钞啊！
但是朋友，你真以为长征是像诗人们所说的：「万水千山只等闲」那样轻松吗？或是像革命党所宣传的永远光荣伟大正确吗？非也。它是由红血和白骨铺成的，纵横于神州大陆的康庄大道和羊肠小径；沿途是哭声盈野、饿殍遍地，寡妇孤儿成千上万呢！
慢说黄巢、张献忠的长征，是赤地千里、日月无光。——朋友，农民起义，在历史家的笔下和革命家的嘴中，是何等轻松。你可知道「赤地千里」，这是绝对的事实。
纵使是颇有宗教性和人道主义（所谓「贼不嗜杀」）的洪、杨长征，你可知道他们烧毁村落，裹胁青壮，吃尽民粮，遗下老弱妇孺的后果？他们在湘江洞庭、长江汉水，掳掠民船，动辄万艘！您可知道，这些民船都是贫苦船民的私产。你掳走一条，就一家挨饿；掳去万条（包括它的男主人被拉夫），则万家的妻儿都要饿死。——我们写历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烟缭绕，满口大话。你可知道革命功成万骨枯。制造一个革命英雄，和一二两个潇洒风流的高干子女，要多少斛人民的鲜血，来加以灌溉？
以上所说的还是长征的「正面」——那些自命为替天行道，解救人民的革命英雄。至于被这些英雄「拖死」的官兵，那些升「剿匪」官、发「长征」财的贪官污吏，其趁势奸掳焚杀之劣迹，可能倍于「流寇」，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其可怕，就更是说不尽了。
再者，长征（也就是传统史书上的「流寇」）之起，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现象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政治术语上，叫做「王纲解纽」。王纲解纽，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便是社会秩序大乱——这在我们江淮地区的俗语，叫做「遍地黄花开」。遍地黄花一开，那就像项羽的老婆在《霸王别姬》这幕「梅派」好戏（也是大陆上今日的「得奖电影」）中所唱的什么「秦王无道把江山破，英雄四海起干戈！」英雄四海起干戈，革命锋头十足。小百姓就民无噍类矣。
忆幼年闻长者言，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国共战场里（尤其是赣南），路上行人走路，要两手摆动不停。一个人如在野外，两手背着踱方步，万水千山只等闲地欣赏风景，一不小心，就野狗四合，尾随追逐。因为狗儿有经验，它们看到背着手的人，以为他就要被枪毙了。——它们随后就可大嚼一餐。——人喜欢吃狗肉，狗也喜欢吃人肉啊！
年轻的读者们，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这是民国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啊！长征是搞着玩的吗？它是英雄们的浪漫诗篇；它却是黎民小百姓的一部血泪史啊！
绿营清军的不断围剿
太平天国的斗争史，是有两大部门，可以载然不同地分开来写的。第一便是上篇和上节所说的「长毛长征史」。这个长征史，除掉自永安至南京的那一段之外，另外两段，像北伐和石达开的西征四川，都是「断了线的风筝」，与在天京之中所发生的事，没太大关系。至于上节所简述的捻军长征史，那就更是个「没有线的气球」。自飘其飘了，所以笔者不想再列专篇分述之，就一笔带过了。
至于以南京天王府为中心的长毛军政文教大事，那我们就应言归正传，来另行爬梳一番。这儿有一些看来无足轻重的小题目，殊不知却是历史上害及百年的大事。
太平天国的好汉们，一共只搞了十四年，以南京为中心时只有十一年（一八五三～一八六四）。这十一年，让我们借用一个孙中山的名词，只是以打仗为主的「军政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军事行动，也可分为：（一）、清廷正规军（绿营）的「围剿」；（二）、太平军的「反围剿」；（三）、湘军、淮军、欧美雇佣兵的联合围剿；（四）、太平政权的毁灭及遗患。
在清军「江南大营」第二次崩溃（一八六〇）之前，清廷围攻长毛，是以传统官军「绿营」为主、「湘军」为辅的。在清制湘军的士兵，只能叫「勇」，不能称「兵」。
前篇已言之，清廷正规官军原有两种：八旗和绿营。八旗在清末已骄惰到一无可用。清末的内战外战就全靠绿营了（后来也用一些蒙古兵和关东兵）。
但是满清的政绩笔者曾一再替它平反，却比汉、唐、明都要好。清朝不征兵，所以无「兵役」，也不征夫，所以也无「徭役」。绿营是「募兵制」，把社会上的游民、惰民和失业工农，都募去当兵，以减少社会负担（美国今日也是如此）。不像汉、唐、明三朝和今日台湾，要发「六郡良家子」（汉制）或「户有三丁抽一丁」（唐制），或「中学毕业服兵役」（今日台湾）。所以在清朝，「好男」就「不当兵」了。
读者应知道，征兵、征夫都是最「扰民」的。因此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扰民最少的朝代。康熙爷连「禁缠足令」这项德政都没有推行，为的就是「怕扰民」。哪像我们民国时代，尤其是毛主席治下，连夫妻睡觉主席都要管呢！
在绿营当兵，每月有饷银四两五钱；战时还有食米津贴。江南大营的月饷，最好的时期可以发到每月十两，养五口之家，绰绰有余。所以吃粮当兵，亦并不太坏；至少比一些失业工农，和游民惰民日子好过得多。
长毛在永安时期被官兵围剿，就是这种官兵；其后守桂林、守长沙也是他们。由于步步追逼长毛，以致逐渐脱颖而出，官兵统帅像钦差大臣向荣，也并不太「鲁」。他跟踪追到南京，在孝陵卫建起「江南大营」。迨洪、杨攻陷南京，向荣将绿营兵五、六万之众，便把南京三面包围起来。但是向荣无水师，所以对南京北郊下关（地傍长江），就只好网开一面了。
这时太平军有民船万艘，乃顺流而下，打下镇江和瓜洲；再沿运河北上便占领了扬州。那位原来在鄂西襄阳、樊城一带的清廷钦差大臣琦善，此时也率领少数旗兵和数万绿营兵，自江北旱路追到扬州；在扬州郊外的雷塘集，也建了个「江北大营」，把扬州团团围住。清朝的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这时也奉向荣之命，统率了大队绿营兵，防堵于镇江东南。因此苏杭、上海一带，太平军还鞭长莫及。
上海「小刀会」的插曲
由于洪、杨造反的成功，定鼎金陵，天下草莽英雄均大受鼓励，纷起效尤，造反响应。在东南一带，首先拔刀而起的便是刘丽川的「小刀会」。
「小刀会」原属「洪门」，是华南会党「天地会」的一个支派。鸦片战后，随「五口通商」之开放而蔓延及于宁波和上海。地下组织约以区域语言之别，分为广东、福建及上海宁波本地人三大帮，而以广东帮最强。刘丽川为广东香山人，故被拥为帮主。一八五三年九月四日，经过一番酝酿，小刀会徒众突然造反，一举占领了嘉定城。九月七日由丽川亲自率领，未经过太多暴动，便占领了上海县城，并俘掳清廷官吏上海道吴健彰。未几靠近上海的青浦等几个城镇，也被小刀会占领了，一时声势大振。小刀会在上海一带一共闹了一年多，直至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刘丽川在清法联军猛攻之下和英法帝国主义阴谋之中被捕杀，才结束了这段小插曲。今日上海市里还有个「刘丽川起义纪念馆」，地居要冲，平时游人如织。余今夏有感于刘君起义百四十年之祭，曾与堂弟德诠啜茗其中，面对英雄遗像，谈造反史迹，有余慨焉。
小刀会本有他们自己的佛、道难分的宗教信仰，对耶稣并无兴趣；他们打的也是「三合会」、「反清复明」的旗号。一旦首义上海，丽川便自称「大明国招讨大元帅」。他下面的几个头头林阿福（福建帮）等亦各有左右元帅的封号——亦如洪、杨之在永安时也。——小刀会造反原自成系统，本与太平军无关。但是丽川自知势孤，不足以独打天下，为着实际需要与乡亲关系，他曾派秘使自称「未受职臣」，向洪天王拉关系。不幸他们与洪、杨之间为清军所阻隔，无法合流。
但是他们两方始终不能结合的道理，主要还是洪、杨对他们的冷漠。盖他们虽同系粤人，同为反清复明的志士。不幸他们之间「客家」与「土著」畛域未泯；「拜上帝会」与 「三合会」斗争的旧恨犹在，而宗教信仰又南辕北辙。加以洪秀全又是个天大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刘丽川既不能清除各异端神祇的偶像，又吸食鸦片，违反「天条」……，因此对刘的触角未予重视。大错既成，太平军自此对这个「人民如海、财货如山」（曾国藩语）的上海地区，就无法染指了。
小刀会之占领上海，为时虽短，但是它在清末的对外关系史上，小题目、大事件，却是极重要的一页。刘丽川的实力并不大，内部三派争吵不已，太平军又不加援手。清军饷械充足，以众敌寡，本不难收复上海。但是清军火攻数月，地道爆了好几条，还是一筹莫展。其主因便是帝国主义想养寇自用，以便浑水摸鱼的结果。盖上海县城北面紧靠租界。一八五四年四月一次清军围城， 偶近城北，竟为洋人自组的「上海义勇队」（ ShanghaiVolunteer Corps）所击退，颇有伤亡。是所谓「泥原之战」（Battle of Muddy Flat）。这是一件百分之百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武装侵略，可是英国驻华使领却大受伦敦表扬。自此清军再不敢轻去城北冒犯洋人。上海城的北门，因此生意照常，熙熙攘攘，刘丽川的叛军粮饷弹械也就不虞匮乏了。但是洋人之纵容甚或接济叛军，亦以洋人自己的利益为度——他们要养寇自用；但也不要寇过分成长以致尾大不掉。因此小刀会只能株守个上海城。等到他们失去存在的价值时，就被强大的清法联军消灭了。
总之，小刀会这次在上海造反，跟中国近代史中所有的内战一样，只是替外族侵略者制造趁火打劫的机会而已。
英国的算盘与三强的矛盾
洋人，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利益最大的英国人，如何利用这次动乱来趁火打劫呢？其要点盖有二端：
第一，他要利用小刀会之乱把在上海的「租借地」，变成「殖民地」。按条约划出的「租借地」，主权还是中国的。把租借地变成「殖民地」（如香港），则主权就属于洋人的了。
第二，深沉而有手腕的英国殖民者要趁小刀会之乱，取得中国海关的管理权。英国如能控制中国海关，渐次它就可以插手于中国内地的路矿邮电的开发、建筑和管理了。它如掌握了中国的路矿邮电，那么大清帝国不作第二印度，也是印度第二了。为此，可怜的刘丽川，就变成大英帝国在远东殖民政策中的一颗棋子。
但是，大英帝国这项暗盘，却不一定为美、法二国使领所接受。为了解他们三国之间的矛盾，我们还得把当时租界的历史，稍作补充说明：
根据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欧美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上海等「五口」之内，租地建屋，以便通商和传教。因此，在一八四五年英、法二国乃与上海中国地方政府议定，在上海城北郊各划地皮一小块，作为「租借地」，是所谓<第一次土地章程>。
但是所谓「租借地」者，只是规定两国侨民有权在此划定地区内租地而已。地犹中国地，界内行政管理等要务，仍由中国政府负责。这便是后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原始形式。读者欲知其详可参阅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一九八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巨著甚为详尽。虽偶有小错，然瑕不掩瑜也。
在一八五三年九月小刀会占领上海时，这两片租借地是属于中国的上海道台直接管辖的。这时的上海道是广东香山人，刘丽川的小同乡吴健彰。在刘氏突然造反之前，他二人曾有私仇。一旦乱起，吴健彰竟被刘丽川活捉了。
在中国农民起义史的老传统中，地方官一旦被起义农民所活捉，总归是人头落地的。这次小刀会起义，那位上海县知事袁祖德，便自知不免一死。据说他索性穿起官服，高坐于县衙大堂之上等死，当然就殉职了。可是他的上级吴道台被活捉之后，不但幸免一死；后来还化装逃了出来，最后还带了大批民团，和江苏巡抚许乃钊一道回来「剿匪」；刘丽川反而被他杀了。——这桩历史何以不循老样板发展？其中就大有文章了。
首先吴道台幸免一死，可能是与他籍贯有关。刘丽川的广东帮小刀会之中，多的是吴的乡亲，甚或结拜兄弟和部属。他们都是「关云长」的信徒。所以在此「华容道」中，就放他一马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项，则是吴道台有海外关系——吴道台是一个博士论文的好题目，他可能是盛宣怀和孔、宋的前辈；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资产阶级富商从政。他据说是广州「十三行」之一的吴爽官的兄弟行，捐官出任候补道起家的，并拥有外国公司股票的买办官僚。吴或许也是美国 「旗昌洋行」（Russell & Co.）的大股东。他也是美国公使马歇尔（Humphrey Marshall，一译马沙利或马绍尔）所很看重的中国官僚，所以刘丽川对吴氏也就颇有顾虑了。
刘丽川本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典型的「转型人物」。出身市贫，据说刘曾到新加坡打工，在英国洋行做过事，是洪仁玕一流的人物，深知洋人的厉害和好恶。对洋人也有崇洋、恐洋和自卑等复杂的心理。所以在他拿下上海城当天的第一项要务，便是到租界里去，亲自拜访各国使领人员。因此他和英使文翰（ Sir George Bonham）和英领事阿利国（Rutherford Alcock）以及美使马歇尔、美领事马辉（R. C. Murphy）和法国领事爱棠（B．Edan）都有很诚恳的谈话。
第一，他声明自己是洪、杨属下，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一支。在他们与满清政府的战争中，他要求列强保持绝对的中立——不助太平军，也不助「清胡」。
第二，他也对列强保证租界的绝对安全。革命军绝不入侵租界；租界一切维持现状。清政府在租界内的海关，仍可照常运作，不受骚扰。
刘是深通外情的。不像洪、杨那样胡涂的自高自大。因此他对列强使领的要求和保证，可说是合情合理和符合国际公法的。
可是这时英、美、法三强，对刘的反应，那就同床异梦了。
由「租借地」变成「殖民地」
反应最具体的当然是英国。英国当时在上海原是一强独大的。它垄断了中国东南沿海如疯若狂 的鸦片贸易。英使文翰、英领阿利国，即公开扬言不惜以超法律手段（extralegal），扩张商务特权。大批英国商人，包括财势最雄厚的「怡和银行」的老板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的家族，可说是人人有份，人人发财。
【附注】「怡和」这个行号，本是鸦片战前，广州十三行茶商中，最雄厚的浩官伍崇曜的行名，声闻中外，信誉卓著。不幸战后五口通商，贸易中心北移，伍家衰落破产，这一响当当的招牌乃被英国渣甸家族所袭用，至今盛势不衰。
至于经常的进出口贸易，英商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包括鸦片贸易）；航运量更逾百分之九十。因此这时的英租界之内也真如当年广州一样，金钱堆满十三行，熙熙攘攘，一片兴隆气象，不像那些眼大于腹的法国人，仍然只靠天主教会和上海徐家汇，中国原有的耶稣会士，来撑持门面。美国则自始至终，还没个租界，它「依亲为生」，寄居于英租界内，受尽英人鸟气——美国领事馆最初在英租界赁屋开张时，英国人竟不许它「升旗」，把老美气得胡子乱飘！
可是，英国领事馆这时在上海，却有大衙门一座，气势显赫。其中办公人数可能不在当时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之下。——读者们千万别为今日老美的气势所慑，以为它当年也是如此煊赫。那时美国还是个小国。远东对他们来说，还是「远」在天边呢！
英国人在上海既有如此群众、如此衙门，因此上述那支「上海义勇队」（后改称「上海万国商团」），基本上是一支由英国海军陆战队支援，由英国领事领导的英国武装。他们既一战赶走了清军；小刀会又望洋却步，这个真空状态下的「租界」，就被他们鹊巢鸠占了。这支乌合的「义勇队」自觉管理城市经验不足，身兼香港总督的文翰乃从香港调来一批印度警察，维持治安。这便是后来我们所亲眼看到的「红头阿三」的一世祖了。上海租界既然被这支英国武装实际的占领了，它总得还有个文官衙门，来负起政务管理的责任。为此，他们又组织一个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逐渐扩大和改组，就变成后来上海的「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了。如此这般的文武双管齐下，很快的，上海的英法「租借地」就变成国中之国的英法殖民地了。
但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它没个法律基础。其唯一的籍口只可说是小刀会作乱，租界成了无政府状态，洋人「替天行道」，在紧急状态下，不得已组织个临时组织来应急。但是一旦紧急状态不复存在，这个「临时组织」也就应该适时结束。这样则刘丽川大元帅暂时的存在，也就有其法理性的必要了。相反的，等到一切临时设施，都变成既成事实，中国当局无法改变时，刘大元帅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刘丽川已不复存在，这项应付紧急状态的临时措施，其后却一共存在了八十八年之久；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后才正式结束。
英人代管中国海关的奥秘
至于英国人如何取得中国海关的管理权，其发展就更为巧妙了。
根据上引《上海史》，编者所说的故事是这样的：
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的第二天（一八五三年九月八日），位于租界内的上海海关被起义群众捣毁。租界当局马上派兵占领海关。……（九月九日英美领事乃协议搞出个「领事代征制」，由英美领事替中国政府代征关税。） （见唐振常主编《上海吏》页一七二。）
我的宗家唐主编写了这段故事，就上了英国人瞒天过海的大当了。他的史料是根据英国官书（英国外交档）和英商《北华捷报》的报导，以及后来英美史家摩尔斯（HoseaBallou Morse）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师徒的说法。其后的中国官书和中国史家，文献不足，只好根据英国史料，亦作如是说，真令人浩叹。
其实当时租界内，根本没有什么「起义群众」——根据<第一次土地章程>，租界之内是不许华洋杂居的。刘丽川在起义当天，就对英美领事作了保证，哪还有「第二天」的「群众捣毁」呢？
至于「租界当局」派兵占领海关一事，那就更为荒唐了。「租界当局」原是中国道台吴健彰。吴氏在城区被小刀会所俘之后，「租界当局」便是英国海军陆战队，和临时组成的「上海义勇队」。
这儿问题来了：
第一，刘丽川分明保证了租界的安全。中国海关设在租界之内，何处忽然冒出了「起义群众」到租界之内来「捣毁海关」呢？
第二，租界当局事后派兵（义勇队）去「占领海关」，为何不事前「派兵保卫」呢？
余早年读书至此，不疑处大疑。知英国官书不可信，英商报纸更不可信，力倡「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费正清学派尤不可信。根据他们众口一辞所说，而写出的中国官私著作，被英国人蒙蔽而有疑处不疑，也就不可相信了。
笔者后来细翻美档，发现其中记载极为明确，而美国外交档，则是「摩费学派」的盲点所在。不禁掩卷长叹：原来如此！
美国公使的见证
原来就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城这一天（九月七日），美国公使马歇尔也在上海。马氏是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曾参加过美墨战争，胆子很大。这天小刀会突然暴动，马氏不顾危险，却偏要出街去巡行，一探究竟。当他便道踏入外滩江边「中国海关大厦」时，眼见一个英国商人正率领一批搬运工人，冲入大厦，强行搬走室内寄存的商品。接着另批英人也进入抢劫，籍口说是海关欠其船租未付，特来搬运存货，以为抵押。直至中国海关被这批「英国绅士」（English gentlemen）洗劫一空之后，海关公署四门大开，街头中外游民才潜入行窃。
此一英人洗劫过程，行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关员伫立在一边，无力遏阻；四邻华洋商人均所目睹。最可笑的是这位美国公使，竟然也是目击者之一。
马君在一旁看得气愤不过，乃向华府上司据实报告之。马歇尔说：
我曾向您报告过，第一次向租界之内的中国海关施暴，其非法行为而导致街头人民入内（行窃）者，并非始自中国之叛逆也。（末句特别加重。见马歇尔致美国务卿麦塞报告书第三十六号。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自澳门。笔者曾另有较详尽分析。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页一三八。）
读者或许感觉奇怪，中国海关为何变成货栈，存有大批商品呢？原来是由于太平军进入长江之后，内陆洋货滞销，进口商因货无买主，不愿纳进口税，乃将百货寄存海关栈房，待有买主，再行报关纳税。此次趁小刀会之乱，兼海关监督的吴道台被俘，他们就乘机一哄而入，把存货搬走，就变成免税入口了。
摩尔斯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巨著，对这些英商把货物存栈，待有买主时再行报关的措施，记载未缺；但是英商窃货毁关这一段，他就支吾其辞了。——这可能因为摩尔斯也不知事实真相；但是更可能的则是这些英商都是当时沪港伦敦商政两界的头面人物 ，与摩氏直接及间接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摩氏在其划时代的巨著中，为亲者讳可能也就势所难免了。
【附注】摩尔斯之书原名叫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应译为《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但是这时的「中华帝国」实为大清帝国。译为《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反而更为明了。
朋友，写书的人往往也各为其主嘛！我们中文著作中把帝国主义骂得血口淋淋的动机还不是一样的？只是许多中英文外交史的作者们，没有摩氏的功力和技巧罢了。费正清先生当年评拙著，曾说我把个莫名其妙的马歇尔也要辩护一通，但他并没有指出我所辩证的哪一点是错的。那时我想反驳费公，我有这个地盘吗？费公仙逝，笔者至感悼念。因为打麻将要有好搭子；下棋要有好棋友。自郐以下，不足论也。
上海变成自由港
所以，「捣毁海关」者，非中国「起义群众」也；大英帝国之「上等侨民」也。在他们捣毁海关之后，翌日再派英国水兵站岗，加以封锁。声称海关为中国暴民捣毁，不能运作。说成外国领事们不得已，只好挺身而出，替中国政府帮忙，「代收关税」。官书如此，报纸报导亦然。事为当时在江西打长毛的卫道大师曾国藩听到了，他不禁叹息说：「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儒道。」（见上引唐编《上海史》，页一七七，引<复毛寄之函>。载《曾文正公文集》，世界书局出版，书牍，页七五）。是亦「君子可欺之以方」也欤？英国这一记做贼喊捉贼的行为，竟然流传一百多年，无人拆穿。连现时的年轻的中国史家如唐振常先生等一伙，都还被他蒙在鼓里。也足见英国人搞外交技巧之高明，和手段之稳健了。
不特此也。后来吴道台脱险归来，要重开海关办公。但是此时中国海关已为英国人条封。户外有英国水兵站岗，吴氏不得其门而入，乃想在同街另行租屋设关，亦为英人所阻，无法实行。吴不得已乃租得洋商铁皮船二艘，在黄浦江边，海关门前，设关江上，亦为英舰所驱逐。吴又移关至黄浦江口，英人亦籍口「违反条约」，不许在内地设关。吴被逼走投无路，终于接受英领阿利国建议，由各国领事代征关税。
但代收关税时，英商亦在英领特许之下，只打「白条」（ Promissory notes），不付现款。此种「白条」斯时人所共知废纸一张而已。果不其然，未几阿利国便奉到伦敦外交部训令，将「白条」原封退还商人了事；自此，上海便与香港无异，成为事实上免税之自由港矣。
然此时在一旁明眼观察，深知内情的美使马歇尔，对英国这种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的作风，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有义务维持此一「条约体制」（ treaty system），并在中国内战中，严守中立。乃训令美国副领事克宁汉（ Edward Cunningham），凡美商报关纳税，一律需缴现金。
马歇尔这条军令，不得了立刻引起在华美商及在美商眷亲友的轩然大波。一时抗议函电雪片般飞来。华府纽约各地报刊因而也充满了反马的报导。甚至克宁汉也不直马氏之所为 ，转而同情美商。那位恨马恨得牙痒痒的，马之秘书兼翻译，拿钱不做事的伯驾（Peter Parker）牧师，这时更是小报告横飞。伯驾是位力主美国占领台湾，与英国携手侵华的唯一的美国外交官，他这一记窝里反，就使那不知底蕴的国务卿和总统，认为马歇尔在华失职了。
在众意难违之下，马歇尔一气，乃又训令克宁汉副领事停收美商关税；在他看来，与其打白条作伪君子，倒不如干脆不报关，作真小人之更为可取也。可是上校有所不知，搞政治要学司马懿，人家贻尔巾帼，也不能动气。他这一气，出尔反尔；上海这个「自由港」之形成，英国绅士虽然早巳把它变成事实，而背此破坏中国主权之黑锅者，翻为美国上校也。公使的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朋友，搞政治要凭手腕。是非从何说起呢？语云弱国无外交，但是纵使是强国的外交，也只是苏秦、张仪的天下啊！言忠信、行笃敬者，是子之迂也。
「外人帮办税务」
经过马歇尔公使这一来，秘密的上海自由港就公开化了。从当时清政府内乱方殷，粮饷无着的紧急情况之下着想，年入百万的上海关的关税，对满清政府是太重要了。分明知道大清帝国是饥不择食了；中国关税已由英美领事代征。——领事既已代征白条；将来要催收白条，当更非领事莫办，这样经英领阿利国发起，法美两领事一致同意，阿利国便向吴道台建议了。吴道台如能使海关复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则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怡良和皇上，也没有不同意之理。因此招请「外人帮办税务」就是顺理成章的后果了。其后他们一连串的中外协商，毋烦多议。一八五四年夏，英国副领事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便临时受任为上海关监督，携同两位美法助手，代收关税。迨一八五八年夏，中国为英法联军所迫。接连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六月二十六日），及<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一月八日签订于上海）时，「外人帮办税务」一条，乃订入善后条约之第十款，而通行于全国。翌年英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乃受清政府委派为第一任「税务司」，从此中国海关，便正式落入英国人掌握中矣。直至民国初年军阀时代，英国税务司就变成中华民国的太上财政总长了。
小刀会在上海一闹，经英人翻云覆雨，几记小手脚，中国便丧失了海关自主权至七十余年之久，能不令人浩叹！
【附注】英国人担任的中国海关税务司，在民国以后对中国的政治、军事、金融各方面的影响太大了。与他有血肉关系的中国当政者如亲英的张公权（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后来的江浙财团首脑），和亲美的顾维钧（直系军阀时代的国务总理），对笔者都有最惊人的述评，有机会再详论之。清末民初的「海关」和其后由海关办起的「邮政」，读者知之否？却是洋人替我们代管的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员工薪给福利最好而贪污绝少的两个现代化大机关。朋友，让我沉痛言之，我们自己管不到这么好啊！等到我们赶走洋人，由自己来管，就一塌糊涂了。——国民政府如此！人民政府也不例外啊！夫复何言。
「华人」比「狗」值钱
以上所述是我们在「租借地」上失去主权、治权；在自己的海关上失去管理权的经过。那都是外国侵略者，处心积虑，非拿去不可的结果。至于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连司法权也丢掉——换言之，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内犯了法，要由洋人来打屁股，那就是不可思议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内战和革命惹来的。
原来在一八四五年根据第一次<土地条约>的规定，租界之内是不许华洋杂居的。界内土地必须租给洋人，华民不得在界内租地居留。可是一八五三年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太平军又占领了南京、镇江、扬州……，各该地富民，便向上海集中；小刀会再占上海城，当地富人便逃入租界避难了。一逃便是两万，把个小小的租界，挤成人山人海。
这时中国政府被洋人赶出租界，界内纳税洋人（少时数十人，多时百余人），上节已略作交代，乃自组其居民委员会（committee of cooperation）和执行委员会，渐渐地就变成后来的「工部局」。形成一种洋人在中国境内的自治政府和会审法庭；租界也就变成国中之国了。
当小刀会乱起，华人难民扶老携幼进入租界避难之初，这些「纳税洋人」曾一度引用<土地条约>，不让华人来和他们杂居。——他们其后不是也有「华人与狗」不许进入他们外滩公园的规定吗？他们自己国内的高等住宅区，不是也不许有色人种入内杂居吗？
可是，在小刀会作乱的上海，喜欢暴利的洋人，很快就发现一个秘密——华人比狗值钱！
这时扶老携幼而来的避难华人，很多都是携带细软，为着妻儿的安全，他们是不惜千金一室的向洋地主租屋暂住。一时人如潮涌，房租陡涨，纳税洋人更要赶忙搭篷造屋，广事招徕。华人避难有所，洋人笑口大开。他们就把「不许华洋杂居」这一款条约具文，存入仓库了。
可是华人居民虽多，他们却不许在居民委员会中投票。因此，租界里的华人居民，就变成一群在自己国土上的外国人了！可是，这些假外国人如果在租界之内，闹出刑法、民法事件，又如何是好呢？这样那些真外国人就要组织法庭，来审判这些犯法的假外国人了。
这时那位广东行商家庭出身的吴道台，颇通洋务。他认为洋人损伤他的治权太多。他管不了洋人，至少可以管管租界内的华人嘛！他乃行文各领事，要居民委员会提供一份「华人租界居民」的名单，以备查询。可是租界当局不但认为吴氏此项要求侵犯了华人居民的人权，也侵犯了洋人居民的治权，而相应不理。
自此以后，中国政府再无权管理租界内事。外国租界也就变成了中国境内的独立国家了。
租界的阴阳两面
「租界」这个中国近百年史上一个「怪胎」，用不着多说了吧！它的形成当然是我民族自我不争气的结果——正如胡适所说：我们事事不如人；中国不亡，实无天理的结果！但是一个指头打不响，它也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赤裸裸侵略的结果。是一种标准的「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典型现象。
近代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性质，和传统的汉族帝国主义的基本相异之处，是西方殖民者东来的目标是纯经济的。——目的只有一个：「快钱」（ quick money）！在一个现代都市里，赚钱最快的，那就莫过于烟、赌、娼也。因此，首先在租界之内泛滥成灾的便是这三项了。
洋人要赚中国的钱，不能没有中国代理人。要赚大钱，他必须利用中国知识分子作帮手，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买办集团和与洋人勾结的军阀官僚。
低等洋人要赚「黑心铜钿」，那就要纵容甚或利用地下的帮会了。帮会中大鱼吃小鱼——非我徒子徒孙，必然赶尽杀绝，因此，上海的烟赌娼三大金矿，就被青帮垄断了。大通悟觉，顺序安排，他们有钱有势，不但控制了基层的鸡鸣狗盗；上层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面对黄金美女，有几个不走火入魔？
人不是上帝造的。科学家已证明他只是禽兽之一种。禽兽在「兽欲」发作时，是六亲不问的。人为万物之灵，因此当「人欲」发作时，又何止六亲不问哉！——上海租界这个销金之窟，因此也变成最不堪闻问的人欲横流的藏污纳垢之所了。
但是，人毕竟是人，洋人也是人。因此，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租界里，为人欲遭殃的不只是可怜的中国妓女和黄包车夫。高贵的洋人，偶亦难免。那时在上海滩上与青帮最能打得火热的高等洋人莫过于年入百万的法国总领事了。
一年穷领事，百万雪花银！当年的百万足抵今日美钞三五百万吧！哪里来的呢？青帮徒子徒孙之孝敬也。但是拿人钱手软。一次他的副领事因小事不洽于某地下光棍，被光棍一枪处决。总领事只向巴黎报称遭「情杀」结案。
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我们中国的「麻皮金荣」，也控制了帝国主义。宋公明说得好，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金荣亦丈夫哉。
但是天下事哪能全是坏的呢，纵使是租界也有它的阴阳两面。罪恶渊薮之外，它是我国西化和现代化的策源地；是我国志士仁人搞革命，搞民主的避难所；也是我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宝山。有此三者，租界先生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就足够不朽了。我们日后写民国史，歌颂它老人家的机会多着呢。把它作为长毛史的谈助，我们就暂时打住吧！
白色棉纱敌不过黑色鸦片
现在还要交代一下那位耿直的美国公使马歇尔上校。
马歇尔这位英帝在华窃权的见证人，当时是激于义愤，也是为着保护美国商业利益而强烈反英的。其后竟因此而招致诽谤撤职。
其实美使反英，不始于马氏。他的前任义华业（ Alexander H. Everett）和德威仕（John F. Davis）都是反对英国的。只是那两位前任之反英比较抽象。并且他们主张联法俄共同反英的。马歇尔反英则反得很具体；并且，他是主张不计后果，由美国独力反英的。——可惜这种英美之间的矛盾，不但我们颟顸的大清朝廷和愚昧的东王府、天王府，一无所知，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后来的革命史家，把帝国主义恨得牙痒痒的，动辄一竿打翻 ，都是不对的。
在历时两百年的中美外交史中，来华报聘的共有两个马歇尔——亨福利 ?马歇尔和乔治?马歇尔。这两个马歇尔，老实说都还算是君子人；不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种法家策士。
美国公使们（后来的伯驾除外）为什么一致反英呢？
他们要反的，第一是大英帝国主义。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在远东是不惜一切手段，对中国加以控制的。它自己的首相迪斯瑞理（Benjamin Disraeli）说得好：「大英帝国无永恒朋友，也无永恒敌人，只有永恒利益！」换言之，大英帝国为着永恒利益，它有奶便是娘。为着利益，它是不择手段、没有原则的。但是，英国外交的方法，则是做得最为高明，不像日本人和俄国人那样赤裸裸的不要脸。上述英国人趁火打劫、制造殖民地、掠夺海关，都是最标准的例子。
美国人就不一样了。为着美国的商业利益，山姆大叔的对华政策，一开头便是搞「机会均等、利益均沾；门户开放、主权独立」的。美国朝野坚守这项原则，坚持了五十余年，至二十世纪初年八国联军时代，始由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把它概念化了，载入史册的。
上节所记那位老马歇尔，反英反的也正是这一点。他认为英国「破坏条约体制，破坏中国主权」，是违反美国利益的。
美使反英的第二点是「鸦片贸易」。英国人当时不顾一切的向中国倾销鸦片（文翰便是鸦片贩的代言人，是十分可耻的）。在美国人看来——尤其是马歇尔这位美国南方人看来，中国人被黑色鸦片弄得民穷财尽，便再没有余财去买美南特产的白色棉纱了。这也是大有害于美国利益的，所以他要反对到底。
第三点便是马歇尔是美国农村出身的直肠人；一位上校军官，大老粗，看不惯英国官僚的那种小手脚。
凡此小手脚——例如上述的化租借地为殖民地；如抢夺中国海关等等——英国人都做得极其光鲜。但是他骗得了曾国藩，却骗不了马歇尔。所以，马歇尔要极力「维持条约体制」。在条约明文之下，中国（不论是谁的政权）一定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才最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这个基本原则虽是纯粹为着美国利益而设计的，但是国际上没这个基本原则的牵制，中国可能就被列强瓜分了。
马歇尔可能就是为着阻止英国在租界上玩手脚，才说动刘丽川把吴健彰释放的。马要他回来重行掌握租界和海关的管理权，但是吴健彰哪里能从虎口取肉呢？——当时中国朝野都盛传吴道台的脱险是美国公使要出去的，不过，马歇尔未曾为此居功。
张学良将军告诉我说：「纵是日本人之中也有好人的。」正是这话。办外交是艺术，哪可一竿打翻一条船！
圣玛利亚与送子观音
小刀会后来在上海的全军覆没，是法国出兵助清的结果。其实小刀会的实力太小了，只要洋人不「养寇自用」，它就必然被消灭无疑。刘丽川在上海闹了一年多之后，洋人所要浑水摸鱼的大小鱼也都摸完了。刘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再者，在太平军初入长江时，局势混乱，沪上进出口贸易大跌。可是经过一年多的演变，上海外贸回升，前篇曾略事钩沉。这一回升趋势竟远较战前为佳；至一八五六年「天京事变」前夕而登峰造极。生意好，大家发财，小刀会仍然占住上海，不时与围攻的清军对轰，对大家都不方便。既然清军无法消灭，则小刀会放下小刀也就是大家之福了。
事实上，小刀会初起时，清方便要求列强助清灭匪，无人反应。可是至一八五四年中，法国使领就愿意出马，帮助清军来攻击小刀会了。
法国何爱于清而要消灭小刀会呢？其主要原因则来自宗教。在法国眼光里，洪、杨之徒只是一群仇视「天主教」的「基督徒」（新教）。太平军也确因无知，在其反偶像斗争里，每把天主堂内的圣母圣婴，当成送子观音而打得粉碎。刘丽川自始便号称为洪、杨一伙，占据上海县城又正与法租界接壤，法国神父与使领便认为这个大异端正鼾睡于卧榻之侧了。
上海，尤其是近郊的徐家汇，在法国人看来，原是耶稣会士的神圣教区，因为它是明末天主教先驱徐光启的老家（孙中山和蒋中正二公的丈母娘倪老夫人便是徐家的后裔。他们倪家也是近代中国里最老的耶稣教家庭之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呢？既经中国敦请，他们就乘势而来了。
还有一点，可能也是新到的法军要借机耀武示威。上海本有英法两国租界。小刀会乱起，所有的风光都被英国人抢尽了。法国多少也得来一下，这也是帝国主义少不了的心态吧！
五年之后，那个「东方凡尔赛宫」的圆明园之焚毁，也是英法「联军」共同放火的嘛！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三卷第五期
【叁】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一、「甲午战争」百年祭
爆发于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阳历七月的「甲午战争」，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这个一百年（一八九四～一九九四）实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痛的一百年。其间我们这个自称为「人类」的「群居动物」竟然以他的所谓「聪明才智」所发明出来的杀人武器，打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此以前，人类的战争全是「区域战争」，没有把全体人类都卷入战火也。
在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惨痛中的最惨痛者，可能就是我们这苦命的中华民族了。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受的苦难之外，还要加上三次武装流血大革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和共产党席卷大陆的农民革命（一九四九），以及数不尽的内战和外战。根据国共两党的史家，和许多官私文件的统计，为内战和外战，百年之中我们总共打了数逾千次大仗小仗。
在上述的千百次战役之中，最令人迷惑不解，也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本文所要阐述的「甲午战争」和我们老前辈华裔都亲眼目睹的，二次大战后的国共决战了。这两大战役皆最具关键性。它们的胜败都改写了历史。在这两大战役之中，也都是该败者战胜，而该胜者战败。胜败本兵家常事。但是该胜者战败之时，竟败得那样惨，败得「一败涂地」，败得「全军尽墨」，那就匪夷所思了。
更奇怪的还是这两次战争，虽然一个是外战，一个是内战，但是它们胜败的方式，却有高度的雷同。大致说来，败的一方难免都大而无当，颟顸松散，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幸灾乐祸。结果天倒大家灭，悔之已晚。
而胜的一方则短小精悍，纪律严明，上下一心，如臂使指。处心积虑、不眠不休，非把对方吃掉，决不罢手。终于战胜强敌，一步登天。可是以后也就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一发难收。最后饮鸩止渴，也没落个好下场！
就说我们所亲眼自见的国共之战吧！二次大战后的南京国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库存黄金白银美钞的价值，史所未有也。加以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飞机千架，舰艇如云。原是联合国中，不折不扣的四强之一。为什么为时不过三年竟被一批土共的「鸟枪、铁锤、土炮……」（抗战歌词），打得落花流水？！等到华北失守时，长江以南半壁河山仍完整无缺。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 「扫帚柄」（broomsticks），也可把长江堵住，不让共军渡过。为什么后来汤恩伯将军的四十万大军，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呢？！
撇开我们亲眼看到的「怪哉」不谈了，再回溯上去一百年。且看那个「甲午战争」，那也是个怪哉的怪哉呢？！
世界第八位海军
在甲午战前，我们的大清帝国也有一支相当可观的海军呢！它拥有装甲十四吋，配备有十二吋巨炮的七千吨主力舰二艘，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数十条。每次操演起来，摆出「船阵」，也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气势非凡呢！如把这些船舰，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还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呢！何况当年。
这支舰队甲午战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高丽、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带巡弋示威。堂堂之阵、阵阵之旗，连欧美海军大国的观察家亦均拭目而视呢！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大清帝国这支海上武装，居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强。此时日本亦雇有大批欧美专才，订购船舰，锐意发展海军。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全部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我后；在世界排名仅为第十六位。按资料分析，清日对阵，日海军断非我之敌手也。
【附注】 其实所谓世界列强海军排位问题，只是当年海军年刊等一类书刊编辑，根据各国吨位与武器装备，所作的比较之辞，并无绝对标准。甲午战前，我海军实力通常被估计，约在第六与第八位之间。日海军则在第十一与第十六位之间。
谁知海战于七月二十五日爆发后，不出数周，我舰艇竟一败涂地，全军尽墨。堂堂主力舰，最后为敌方所掳，竟被拖回三岛，充当海边码头上的商用「趸船」，亦辱华之甚矣。回忆一九四八年夏，笔者赴美留学，路过日本时，随团参观日本之战史馆。曾见有大幅油画，渲染其黄海一役，歼灭我方舰队之战绩。睹之触目惊心。返船之后，同学百余人相约联名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责令日本拆除此画！那时我们是战胜国嘛！——今日思之，心有余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军。至于陆军之一败涂地，更不忍多说。斯时清朝的陆军，尤其是湘淮两军，刚刚打完惨烈无比的对内战争：剿平「粤逆」，消灭「捻匪」，镇压西北「回乱」……，在国内真是威无复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内的百万貔貅，都是久战之师，气势夺人。
这时日本陆军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人——「明治维新」时，天皇原无一兵一卒。谁知牙山一声炮响，我军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敌军则追奔逐北，斩将搴旗。不数月不但占尽边塞，势且逼近京师。清方朝野震动，不获已而腼腆求和。真丢人之极！
在下愧为人师。授课时每至牙山败北，东海丧师；或锦州之失，徐蚌之溃……时，在作业里，在试卷上总要问问学生：中日之战与国共之争如上述者，其胜败之结局若此，原因何在呢？！这一标准问题，在课堂上问了数十年，迄无明确答案。惭愧的是，不只学生不知，作老师的自己，翻烂中西史籍，讲义十易其稿，至今仍在云雾中也。愚者千虑，不能说一无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终嫌简陋，不敢张扬耳。
此次因事访台，滞留逾月，适值「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刘绍唐兄因嘱撰文纪念。复承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师大近月所举行的「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之论文全集见赠。逆旅闲居。因将此七百零四页约六十万言之巨著，逐字拜览一过。此集为甲午文献之最新资料，有缘即时捧读，获益良多。因思随群贤之末，就笔者历年教学心得，对甲午战争，从不同角度狗尾续貂，作一综合分析，以就教于群贤。
也曾试撰「中国海军史」
回忆童稚之年，因出生于淮军遗族之家庭，学未启蒙，而耳濡目染，即多为淮勇水陆两师之故事与遗物；且时闻白头老兵操韩语闽语为笑乐者。及长受业于郭量宇（廷以）师，并受当时突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启迪，兼以孩提时即大有兴趣之海战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犊，不自揣浅薄，曾试撰《近代中国海军史》，并拟分章发表之于当时后方的《海军整建月刊》（一九四二年某期起。近阅王仲孚先生所赠之《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页五〇，编号一〇〇七，唐德纲（笔者原名刚纲两用）〈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载海校校刊，一九四八年九月。实系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时曾为某一小节之探讨，与当时亦在煮字疗饥之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发生抵触。
田汉先生战时寄居贵阳，研究海军史，参考资料甚少，不若我有「国立中央大学」之图书馆为后盾也（中大图书馆是当时后方最好的图书馆）。结果该刊编者是我而非田汉，使我这一后辈心中不怿者久之。因为我当时十分敬重田汉，对他更万般同情。作为后辈，我绝无心顶撞之也。记得当时田汉曾有诗自伤曰：
爷有新诗不救贫，
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嫩，
千古伤心文化人。
田汉是诗人才子，散文和剧曲作家，也相当有学问（文革时与老舍同一命运，被斗而死）。其时蜗居贵阳，生计艰难，而我目睹重庆街头贪官污吏，征逐酒肉；对田汉之潦倒，敬重与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无心顶撞了这位前辈，心中不怿，实出自至诚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国海军史》，虽然已积稿甚丰，手钞史料更是满箱满箧。甚至战后还乡，犹试图去丁府（丁汝昌）、吴府（吴长庆）探寻其早年文献。吴府为至戚；丁府则沾亲带故也。然小书卒未杀青，残稿便被中共「土改」了。我当时没有急于完工，也是觉得海军原是个洋东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写起来终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强，又有志喝洋水，则来日方长嘛。
后来想不到三凑六合，又跑到美国大学里教授起中国近代史来。适乡友包遵彭兄自台湾间关来访。包兄时在海军总部任职，曾阅读我在海军月刊上之旧作，有意约我重作冯妇，合著海军史。然斯时我正忙于他事，期以异日，初未料竟成永诀也。再者笔者当时正在教授近代史，牵涉殊广，海军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那个毛头小子英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来说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托他购船八条，试办海军之时，这小子时年不过三十，居然想当大清帝国的海军大元帅（Admiralissimo）。这个大元帅他当然没当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帅。曾国藩想把这八条炮船编入他的「水师」；满人又怕国藩坐大而不允。国藩的老弟国荃，那时正围攻长毛于南京，也不愿这洋船来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条大洋轮终于变成了丧家之犬，最后还得由李泰国把它们退回原主，拍卖了事。——这种买来卖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国小子发了大财不用说了。好歹钱是公家出的（李泰国经管的关税），大清朝中诸大臣对大清帝国的损失，不痛不痒也。
后来赫德（Robert Hatrt）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帅之雄心也。其后终以文人不胜此职，乃改介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s M. Lang）。琅氏在李鸿章正式编练北洋海军时，自认出任副提督，官职实系「总查」（总教官），然汉文语意不清 ，英译固为海军上将（admiral）也。琅氏出身英国皇家海军，带职出任中国海军官职。英国海军原为三头马车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国海军中实行两头马车制。终于闹出所谓「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关系，为之搁浅。下节再续论之。
无独有偶。谁知五十年后，「酸醋约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重庆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为蒋委员长在二次大战期间，国际密电码中之代号）的「参谋长」（总查？），硬要出任「中国陆空军总司令」，最后为「花生米」所撤职。史氏一怒而去，也为其后雅尔塔会议伏下艰难之一笔，贻患至今未了。
这些历史上的小故事，你说它大，也不太大。你说它小，可也不太小。有关它们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栋呢！因此研究这种历史，史料就不是问题了，史料多的是嘛！那么问题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释」这些史料了。根据这些初无异说的历史事实，要用简明而抽象的语言， 把它们「解释」得言之成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笔者自五〇年代中期在纽约各大学兼授中国近代史以来，讲稿十易，非全为新史料之出炉也。实在是想「自圆其说」。讲一点自己可以相信的学理，然后再去课导各族学生，让他们也相信「师说」罢了。
「甲午战争」过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发掘殆尽。根据这些史料，来把这次战争，作一综合的解释，这就是笔者胆大妄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甲午战争」的阶段性
与洋学理接触既久，每好替土学理打点翻案官司。这大概也是「五四后」（post-May 4th）中国文化界应有的现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来所谓「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学人骂惨了。子曰：「再思可矣！」我们在骂人之后，来他个「再思」（second thought），便时常发现「骂过了头」，甚或「骂错了」，乃至「你自己才该骂呢」！
例如洋人和他们的中国徒弟们，总欢喜说：「倒霉的中国，三千年没进步。」我这个世界通史教师倒发现将中国比异族，三千年来，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却最为稳定呢！连个倒霉的小脚，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说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脚是混帐了，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三公九卿就一无是处？！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属，就不能替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拾遗补缺哉？！
笔者正撰拙文半载，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辱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相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课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争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个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如今我们这个历史三峡已快到尽头。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隐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地「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着重「往往」二字）。这便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不足挂齿也。
原始四化，先炮后船
「四化」这个东西，在清末原叫做「办夷务」、「办洋务」；叫作「师夷之长技」；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学人把它加一顶洋帽子，叫「自强运动」，叫「科技现代化」，叫「国防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词语）。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过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中，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一千零八十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的，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后来长毛打到上海附近（一八五四），要与小刀会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吴健彰，颇通洋务。他知道洋船是无敌的。所以他向洋商买了一条吃水四百三十吨，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轮来「助剿」。并雇了些洋水手来驾驭「孔子」。后来那个在清军与长毛之间反反复复的美国瘪三华尔（Ward），便是「孔子」的一个水手。后来吴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给江南大营的向荣。向荣对「孔子」也没兴趣，因为「孔子」太胖大了，不够灵活。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而那些划小舢板的长毛，却躲在小河湾和芦苇之中，「孔子」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向荣也不要「孔子」。——这也是上述李泰国所购八条大洋轮，被退货的基本原因。
总之早期的清廷的「满大人」（mandarin）们，都对洋人的开花大炮有兴趣，而对洋船没兴趣。要搞国防现代化，他们就拼命买大炮，筑炮台。因此上至旅顺口、大沽口，中在吴淞口，下及虎门栅，他们买了无数尊开花大洋炮；建了数十座海防大炮台，等待着「夷人」登陆。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炮是购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极大的炮弹、鱼雷、水雷和步枪，总应该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国快被打平前后，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左宗棠当了闽浙总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马尾）、南京三地，分别招洋匠，购洋机，自制洋军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弹，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们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的也就能自制「火轮」了。这便是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厂」（今日已能制造十万吨以上的远洋大轮，说不定已在设计制造航空母舰了）、「马尾造船厂」和「金陵兵工厂」的起源了。等到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这项军火工业便扩展到汉阳、天津和大连了。各地封疆大员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轮了。
既然自己能制造小火轮和小炮艇，则自己的维修技工、驾驶舵手，甚至设计监造的工程师，也就势在必有了。因此那位有远见、有魄力而廉洁奉公的左宗棠，便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马尾办起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来。其中分轮机与驾驶两科——这便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海军的摇篮；虽然它的结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单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错误酿成的啊！
海军始于抗日
上述这项西化初期的缩头挨打，守株待兔的旱乌龟政策，到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盖此年日本籍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对日本之蠢蠢欲动，起了严密的戒心。
李氏于同治九年（一八七O）继曾国藩出任北洋大臣，驻节天津。下车伊始便碰到日本派专员来华，要求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条约权利）。鸿章为之愕然。盖自往古以来，中国便把区区日本，视同藩属。初不意这蕞尔小邦，今日竟以帝国主义自居，要在中国发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读李鸿章与当时日本使领人员的谈话笔录，李之口气仍以上国大臣自居，然读史者固知其色厉内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偿的大部分之后，条约墨迹未干，日军又在台湾琅桥登陆（一八七四年四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阳历）。在举国惊呼之下，鸿章乃急调时驻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轮赶往台湾对抗。
定奎为淮军宿将。当其亲率子弟兵之精华跨海南渡时，心中亦惴惴不安，盖商轮无护航，渠深恐日军半渡腰击也。——唐定奎此时的担心，二十年后证明并非过虑。盖「高升」号被日轮击沉时，殉者近千人，尽是江淮子弟也。笔者幼年即常听祖父的客人，高声谈论此两役的惊险场面，而自庆未死。
李鸿章经此刺激，及决心自建海军御侮。他自始至终的假想敌便是日本，知道清日迟早必有一战。盖牡丹社事件之后，一八七五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的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一八七九年日本再迫琉球绝清而加以并吞。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四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志在并吞朝鲜，已昭然若揭——这样一来，李鸿章认为，欧美列强还远在万里外，而新兴的日本则祸在肘腋。建军抗日，刻不容缓，乃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办新式海军。
所幸国内的内战已暂告结束，外战减缓。朝政，尤其是省级政权，由开明派掌握，国力迅速恢复。朝中由两位年轻寡妇垂帘，也颇能招贤纳谏。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和大学士文祥主持，久历坫坛，亦熟谙外情。而外国公使长驻北京，酬酢频繁。中外相处，也颇能互信互谅。尤其是美国由惨烈内战（civil War），转为国内建设（reconstruction），对华无领土经济野心，遇事且可开诚相助。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竟被文祥说动向华盛顿辞去本职，接受清廷委派，为中国出使欧美钦差大臣，颇多建树——笔者曾有专文论之，不再赘。其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亦应聘为总理衙门之顾问（洋员），并将国际公法译为汉文，使国人耳目一新。丁氏颇通中国古籍，兼擅国语粤语，甚为中国士大夫所重。曾纪泽赠诗恭维他说：「羡君兼擅中西术，双取骊龙颌下珠。」洵非虚誉。
总之，在此所谓「同治中兴」（颇像当前的「小平中兴」）的颠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时颇有复振气象。此时中国海关在赫德的科学管理之下，贪污敛迹，收入甚丰。总理衙门因策动廷议，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斯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防预算」。
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
清末中国新式海军筹建之初，议者纷纭，然以淮军智囊、曾任驻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薛氏主张中国海军应分成北洋、南洋、闽粤三大舰队、四十八船，分建合操。北洋舰队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监督与建设，以拱卫京师门户。南洋舰队则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统率，以防卫东南海岸及长江内外。闽粤舰队则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此后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复参照洋员建议，将新建海军按英制训练，德制统率。英国海军制度系由海军上将三人，分工合作联合指挥。德制则听命于海军总司令一人也。
中国海军指挥既取德制，而海军亦如陆军，听命于省级封疆大吏，则中国之「海军上将」（admiralty）亦取省级「提督」制。迨新式海军成立，旧制水师撤销，李鸿章乃调身经百战、守身廉洁笃实之前淮军水师提督丁汝昌，转任海军提督，统率北洋舰队。南洋与闽粤管带最高官阶仅至总兵（海军师长），无提督衔也。说者或讥鸿章以陆军统海军，为战败原因。殊不知击败中国之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伊东佑亨（一八四三～一九一四）亦是由陆转海，与丁汝昌无异也。民国时代国共两党建设海军，何一而非由陆转海哉？！持此论者，狃于皮相之说也。
此海军规划期中，四百万元之预算，原议为南北各分其半。双线延伸，平行发展。斯时南洋大臣两江总督为沈葆桢。沈氏原为「福州船政局」监督，本系行家。他认为新式战舰，不论自建或外买，所费均属不赀。四百万元之预算，为一队购舰造舰，未见其多；两队分摊，则嫌太少。既然北洋舰队职在拱卫京师，责任最大，他主动建议，全预算划归北洋。迨北洋舰队速建成军之后，再建南洋。
李鸿章对沈之建议，当然求之不得。孰知同治中兴时之满清，仍只是满清。南洋谦辞，北洋未必受益。在李鸿章建军期中，北洋舰队所实受，每年不过一百二十万两而已。预算巨款何在？则公款挪用，私囊窃取，都早为官场惯例。李鸿章虽一代能吏，亦是宦途老官僚，不会因公款之失，为一己找其私家之麻烦也。然纵是一百二十万两，在当时已是巨款。在同一时期，英德二国所承造的高等战舰，索价亦不过四五十万两而已。——在同治末年日军侵台以后，鸿章即以此每年百万预算，购舰造船，一支像模像样的世界第八位的海军大舰队，居然也就呱呱坠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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