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诸多民族国家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达伽马于一四九八年绕过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开对东南亚的通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也发现了美洲。不旋踵之间，原先那些不见经传的欧洲海盗小国，一个个都变成向海外无限殖民、无限掠夺的大殖民帝国，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引起了工业革命，壮大了城市，也培养了迅速成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它对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会、夺取政权、解放思想、争取自由。对中层的自己伙件，则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对下层工农，则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模式，便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凡与这一宇宙观抵触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蛮」（barbarian），就是「异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这个地球就是「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 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鸦片毒贩所冲开。那宗老弱无力而昏聩自大的「汉族中心主义」，就和来势汹汹而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
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
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着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
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
「对立」、「统一」和「阶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hesis)向一个「反」（对立面，antithesis）加压力，这个「反」只有到无懈可击之时，它才能发出有效的反弹，与「正」重行组合以产生一个「新的统一」（合，synthesis)来。
再举个最具体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学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汉族中心主义」和孔孟道统之中，都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一个优势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挑战之下，这位新人物就是个行同禽兽的异端和蛮族了。孙中山后来便在这项西俗挑战之下让步到底。也只有让步到底，我们今日才能向爱滋横行的西方社会，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弹，而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此是后话。
所以过去一百五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运动——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它都显示出清晰的「阶段性」，它从科技改革开始，进步到政治体制的改制；再从君主立宪的构想，通过「辛亥革命」落实到议会政府的实习。每一阶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进步（也可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作更多更大的让步）。当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觉到「民国不如大清」。
不过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都是过渡性的。既然是过渡性的，没有永恒或较长时期存在的属性，则每一阶段的发展就必然以失败结束。这也就说明了近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了无数个「失败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阶段性和进步性的失败，也正是成为引发和推动次一阶段发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推移。穷则变、变则通，终于推入其「最后阶段」，百川汇海，发展出一个百年，甚或千年不变的「定型」来。只有在那个「虽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后，中国文明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向现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弹」，而推动全人类的历史进入其「超西方时代」（The Post Western Era）。
笔者作此妄语，是否是「国学大师」式的自豪自信，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们东方社会这次「转型」己转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经验已替我们累积足够的数据（data）。就根据既有的数据，把「过去」看清楚，一个社会科学家不需有太多的「数学矩阵分析」（mathematic matrical analysis）的训练，也可据以推算「未来」，用不着像陈抟（？～九八九）、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那样去寻找超自然的象数了。
从全盘西化到如何西化
要言之，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现代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应该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运动的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我们这个「让位」过程已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是所谓「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谓「全盘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后，已经不是应否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新文化运动」原是个「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便是「启蒙后」的问题了。
「全盘西化」之初次提出是惊世骇俗、全国哗然的，但是它也是势如破竹，当者披靡。读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阁下与我都不妨对镜自窥，你我除掉黑眼球、黄皮肤之外，我们上自网球帽，分装发；下及洋袜、皮鞋，我们身上还有哪一点没有「西化」？西化原是个生活方式。试问我们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学，到晚上看电视、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饭之外，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还剩下几两？西化是个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心态和教育内涵。读者试思，我们从九年国教到四年大学，我们学了一身本领，有几项本领是来自传统国故？有几项不是来自西方？我们连中国语文的教学，都彻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至今还有几项没有西化？呜呼哀哉，我们都早已「全盘西化」了。只是其来者渐，我们都不知不觉罢了——这种全盘西化的过程，只是五四以后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这个分水岭上，左手承先、右手启后来推动这项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我们就不能不公推胡适为首了。
胡适的两大「突破」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这一阶段中的贡献，盖可归纳之为两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不破不立。现代的欧洲文明之崛起，「文艺复兴」实在是第一炮。胡适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高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这是一桩放开小我，提高理智，极其大胆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权威，整个动摇了。
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谓「西方文明」的总根；是白种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上帝一旦不见了，则整个社会都要惶惶如丧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们在十八世纪这个所谓「理智时代」（The Age of 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类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来的「理智」（reason）作个适当的安排。三造和平共存，相安无事，一个史无前例、光彩辉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历史上出现了。
胡适所领导的中国启蒙运动，也正是如此。它不是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而是受西方优势文明挑战的结果。在占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那至高无上的孔老夫子的权威，也整个动摇了。
孔二先生那个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朋友，你纵使是国学大师，你说孔家店不该打倒？你纵是神学大师，在新兴的「进化论」的科学论证之前，你还要坚持「人是上帝造的」？
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把孔家店打个稀巴烂，新的思想便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
「胡老师，本位文化真的就一无是处？」他的不疑处有疑的学生不免要怀疑一下。
「哪个民族，能丢得掉他们的本位文化？」
真的，十八世纪的欧洲丢不掉「上帝」；二十世纪的中国能丢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顾一切彻底的破坏掉？孙中山不也说过「破坏难于建设」吗？打倒孔家店，只是个反托拉斯的运动，并不是要毁灭孔子。
果然，旧文化、旧思想，落荒而去。
新文化、新思想，就随着新的文化传播工具（语体文）排山倒海而来！
去岁余访沈阳「帅府」，见壁上斗大金字，歌颂张少帅是「千古功臣」。这就是《汉书》上所说的「曲突徙薪者无恩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的标准例子了。焦头烂额的张学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适之呢？
若论共产主义在中国之兴起，「千古功臣」应该是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啊！
水清无大鱼
可是胡适对他自己在文化发展上所作出的成绩，和历史发展中所负的责任，却一辈子也未弄清楚。他一会儿西化，一会儿现代化，一会儿又是世界化。说了数十年，说得不知所云。
记得四十年前，余尝把大陆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携往胡氏公寓，灯下与老师共读之，其乐融融。那些批胡之作虽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见的杰作。那时我尚年轻，遇有可诵者，我即以老师不牵鼻子之矛，以攻老师被牵鼻子之盾，和他认真辩难。适之先生为笔者所亲炙的最有容忍风度的前辈。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的老先生；我们师徒所见亦每有不同，而我学习的态度又十分认真——不被说服，即不愿苟同。所以有时老师也有几分恼火。他不喜欢一个学生，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批胡者助阵嘛——这也是胡师很可爱而不矫情的地方。
本来嘛！一位开创宗派和山门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宗教家像孔子、老子、墨子、释迦、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马克思、杜威等等，他们成佛作祖，往往都是无意间得之；甚或出诸百分之百的偶然。他们生前也往往不知道自己「一辈子在搞些什么」？这句话就是适之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夫子自道」。老实说，这也是我这位弟子在「夫子自道」中，所发现的百分之百的真理。
耶稣这个小犹太牧羊仔，生前哪知道他死后会搞出个那么伟大的宗教来；两千年后他的生日派对，还那样风光？穆罕默德根本是个文盲，造反有理，当了皇帝。但是他又怎知道他那些文盲之言，后来竟成为穆斯林文化的总根呢？
以上所说的是宗教。再看比宗教更有力量的马克思。马老在一八八三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认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今日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老了，动不动就说他要去见马克思。真要见了马克思，可要当心老马的拐杖呢！
总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圣之时者也。他们是站在各自时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贤者。按照时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来推动或逆转他存身的社会发展。但是他们思想和信仰的成长的程序都是复杂的；他们思想的效验与影响亦有赖于历史前进中的长期实证，因此水清无大鱼，人类历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体系都是朦胧难辨的。他一旦捐馆，弟子信徒和新仇旧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为八，墨别为三，佛有十宗，回有两派，耶有百种，马有千家了。
胡适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当他在逐渐向历史海洋下沉的今日，他的思想体系、学术贡献、影响大小、功过何在，也早就言人人殊了。
而今而后，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继胡者，各觅师承，也寻之不尽了。
「一国两制」和「半盘西化」
再者任何思想家都是主观的；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因此他对他自己思想的历史背景很难有客观的认识；他对他自己加于将来社会的影响，也绝对不能逆料。——胡适也是如此！
举个切实的例子来说吧：胡适言必称杜威，称了一辈子，为什么结果在中国反搞出个列宁来了呢？这是他所不能逆料，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释的地方。但却是我们今日要提出的「启蒙后」（Post-Enlightenment）的问题了。
须知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从中世纪的东方农业社会的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工商业的社会型态），实始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但是你可知道〈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六年，一八四八年，欧洲又出了个〈共产党宣言〉（The Comunist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意味着什么呢？〈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欧洲中心主义」分裂的开始。远在文艺复兴的初年（一三〇〇以后）和宗教改革的高潮（一五二〇），欧洲的文化与思想，区域性已十分显著。在十九世纪中期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分裂时，多少也是按老区域划线的。
不幸的是当欧洲文明日趋分裂之时，也正是我们中国西化运动逐渐加深之日。结果呢，就在我们决定搞全盘西化之时（一九一九的五四运动），也正是他们彻底分裂之日（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
试问我们搞「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们（胡适和陈独秀都是），现在「西化」一分为二，你们也只能搞「半盘西化」了，你搞哪一半呢？
胡适选择了杜威。
陈独秀选择了列宁。
两位老友分道扬镳，《新青年》也就变质了，「启蒙后」中国也就一分为二，「一国两制」了。——一国两制是从一洲两制开始的。
所以「一国两制」不是邓小平发明的呢！它是胡、陈二公根据「一洲两制」首先搞起的。只是胡、陈的模式是个你死我活的模式：「既生瑜、何生亮」的模式。邓公的模式则是个和平共存，「你死我做和尚」的模式罢了。
朋友，不是瞎说吧！七十年来的中国悲喜剧，便是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在中国斗争的结果。一九四九年列宁把杜威打败了。这项胜利的代价，据中国之友的史诺先生所作的最低估计是人头六千万颗啊！其后三十年发生在大陆上各项政治运动，还不是解放前「一国两制」斗争的延续？只是到一九七八年中共「三中全会」之后，邓公才把这桩「扭转了的历史，再扭转回来」。
胡适之和陈独秀搞一国两制，一分为二，分了七十年。如今在邓氏指导之下地下相逢，又可以合二为一，再办其启蒙后的《新青年》了。
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近十五年来，海峡两岸社会转型的速度是惊人的啊！按我们在海外所能读到的数据，十五年前从零开始，大陆上的私营企业中，个体户今已增至一千四百万单位；集体户亦有六百万之多。其他如外贸的发展和总生产的累积，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史无前例的。
笔者在资本主义国家教授资本主义历史，前后凡四十年，如今翻翻陈旧的教科书，对比一下手头崭新的数据，我还没有发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有过像今日大陆上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呢！我应该告诉我的学生们，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还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呢？按社会科学的定义，它应该是后者。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远景来看，则二者都无不可。
但是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就不姓「社」了吗？非也。君不见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季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搞了一段很短的金权政治之后，一进入本世纪，它的资本主义就开始修正了？二次大战后，美国已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主要的优良制度，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美国将来的问题是在社会道德之崩溃，和法律制度之瓶颈。它自动调节的经济制度，无膏肓之疾也。
所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大陆经济如不节外生枝，则问题不大，而且顺利发展，必能合二为一，融社资于一制；拉平沿海与宝岛的差距，而引导两岸的政治合流。
台湾今日「金权政治」的发展，原是一百年前美国「镀金」的模式。等到黄金不能左右选票时，它就会烟消云散。
因此今日海峡两岸的前途多半仍决定在大陆。大陆如经济与政治平衡发展，则一百五十年来的「转型运动」，很快就会合二为一，进入「最后阶段」。制度出现「定型」，则百年盛世，东风压倒西风，也是预料中事，不算是什么奇迹了。
不过，将来社会的定型，今日在地平线上虽已颇见端倪，但是历史发展毕竟因素繁多，中途转向，再兜几十年的圈子，也不算意外。只是当前两岸掌舵者能多一分远见，少一分私心，则最后十里应该不难渡过。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翻车多在家门前，究不应掉以轻心罢了。
「启蒙后」的显学
本篇之作的原始动机，是为吾友欧阳哲生教授的大著《胡适思想研究》，写篇序文。如今下笔万言，未提欧阳一宇，岂非离题千里哉？笔者之所以如此做者，正是看中吾之小友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所以才不愿草率下笔，敷衍了事。
我个人觉得，胡适思想研究，今日在海峡两岸既已逐渐解禁，按照压力愈大、弹力愈大的力学通则，它今后必成显学无疑！杜甫大师说得好：「汝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胡适是中国文化史上照耀古今的巨星，岂是暗探特务所能禁绝得了的。
但是「胡适研究」这门显学，在下世纪的发展，又有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记得往年胡公与在下共读海峡两岸之反胡文学时（那时在大陆上叫做「反动学术」；台湾叫做「毒素思想」），胡氏未写过只字反驳，但是也未放过一字不看。他看后篇篇都有意见。只是当时没有袖珍录音机，我没有把话录下就是了。大体说来，他对那比较有深度的文章的概括批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适是位很全面的通人兼专家。他的专家的火候往往为各专业的专家所不能及。所以各行专家如只从本行专业的角度来批胡，那往往就是以管窥豹、见其一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为通人所笑，认为不值一驳了。
最糟的还是胡适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年老怕事，任人乱挑学术大梁、妄下雌黄，不特使佛面蒙尘，也把个活生生的博士班导师，糟蹋成「春香闹学」里的学究，实太可惜。
这些都是文化史上的不幸，今后不会再发生了。可是新兴的胡学又将何择何从？
有一次在他公寓里，我记得胡氏兴致甚好，向我大谈民国政治。他表示对「民初国会」之失败深为惋惜。因为那些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又对国民党没听他话去「一分为二」，表示遗憾。否则中国当时不就有两党制了吗？
听后，我嬉皮笑脸的反驳他说：「胡老师呀！您提倡的抽象学理，无一不对；您所作的具体建议，则无一不错。」
胡公闻言颇为光火，大骂我「胡说、胡说」。但他还是留我晚餐，餐后还和我这位学生清客聊到半夜。
我当时所说的虽是冒犯座师的一句戏言，但是四十年后反刍之，则觉学生之言，未始没有三分哲理。盖「抽象学理」每多出于智慧，可于参禅打坐中求之；而「具体建议」若无长期「实验」安知疗效。这原是「实验主义」之精义嘛！
至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之实验主义的抽象学理，岂非「黑猫白猫」哉？微黑猫白猫，焉有今日一千四百万之个体户？
余访大陆城乡，闻工农传语，今日之「万元户」只算「贫农」；小康者以十万元起码也。今岁春节，举国爆竹喧天、锣鼓动地，恭禧发财，万众欢腾，真是黑猫白猫不出，如苍生何？但是黑猫宗，实胡学之正宗也。邓子之徒或有异言曰：吾党「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也，与胡适何有？曰：无伤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两者究有什么区别？申韩法家岂非儒生荀卿之徒？儒法既是一家；国共又何分轩轾。分久必合，此其时矣。
以上所说的实是石破天惊的胡学回潮的大事，然究系有质无名。可是有实有名的胡适研究亦已在大陆每一地区崭露头角，而这一新阵容竟以青少年为主。盖大陆上老一辈的胡学家已所余无几，而五四以后出生的中生代知识分子，则成长于一个「大陆不知胡适，台湾不知鲁迅」的沙漠时代。他们虽经恶补，亦难知三昧。盖胡周二人在此时期都被曲解。去其脸谱，重识真面目，至不易也。可是出生于胡适死后（一九六二）的这个新生代的中国知青，就不同了。他们有自由意志、安定环境和求知的欲望和训练。他们如今阵容之大，排山倒海而来的声势之猛，真使老辈瞠目结舌。一个新的中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山雨欲来。一种很快就要向西方倒流的东方新文化，正在起步。此非笔者哗众取宠；实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几十转的实际心得！试看大陆上的社会科学院一处即有研究人员六千人。生活虽苦，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埋头钻研。统治者如停止文字狱，对学术自由不加干扰（现在差不多已是如此），让他们各自成家，那还得了！我辈偷生海隅，老大徒伤悲的陈腐高知，面对此一阵容，真有滴水被卷入钱塘巨浪之感。——这也是我对我的小友欧阳哲生博士特别看重的道理之一。
吾友欧阳哲生博士
欧阳还是一位年未而立的青年，但是他这本优秀的博士论文已使他超迁而升任至少三十七岁始能担任的副教授。前年在两岸胡学论文竞赛中，竟然在胡学老巢的台北也压倒群雄，高挂榜首。我们算是有缘，在海外一次胡适思想研讨会上不期而遇。读其文、执其手、观其人、听其言；一表青年俨然又是一位小胡适。
哲生要我替他行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写篇序。我虽是个无事忙，也自觉不能不从命。哲生是他们这一代（胡适逝世后才出生的这一代），以自由意志而研究胡适，我所认识的第一人。他这本书也是他们这一代扎扎实实的第一本书。作者今后至少还有六十年的著作时间。十本八本更有分量的专著会接踵而来。在他背后，我也知道更会有几百几千和他类似的青年学者，相率出现。在他们推动之下，胡适学将有一番光辉灿烂的新天地。对他这本处女作作锦上添花的推崇或吹毛求疵的批评，都是不必要的。重要是他这第一本书，在这个启蒙后胡适学中所占的位置。因而我不想写一篇无关痛痒的序文。我想趁此机缘来谈谈我们这一辈对胡适的看法——胡适的出现是有个什么样的时代和文化的背景；在这一时代和文化的背景之中，他又起了些什么作用，把中国文明又推向另一个新时代。
胡适是个很全面的人。各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他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尤其希望青年的这一代的朋友们能对拙见有所匡正，那就是抛砖引玉了。
*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日脱稿于北美洲
此文原为欧阳哲生著《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之「代序」
九、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出现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背景的。胡适当然不能例外。所以我们要研究胡适，首先就是检讨他在「中国」（空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长河里的位置；然后才能讨论他在这段历史河流中所发生的作用。
李鸿章的惊叹，汤恩比的茫然
李鸿章以前曾说过，他所处的那段清末的时代，是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为什么现代中国之「变局」为「二千年来所未有」呢？我们试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这样说：我国自秦汉而后，二千余年的历史之中，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标准的釐定，一脉相承，实在没有太大的变动。可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型态，相沿至满清末季，忽然大「变」特「变」起来。这一「变局」，震撼了首当其冲的国家决策人李鸿章，所以他才认识到此一「变局」为中国二千年来所未有。至于这一「变局」之发生，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这一点不但我们的李中堂不懂，连那位被学界恭维为史学泰斗的汤恩比大师，也为之茫然。
汤恩比说，中国文明自秦汉以后就「僵化」了，停滞不前了，没进步了。为什么停滞不前？汤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说一通了。至于李鸿章，他一不通马克思主义，二不懂现代社会科学，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更为傻眼了。
中国历史上两大「转型期」
再追根问一句，清末这个「变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说穿了，这个「变」原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变动，而这个「转型」之变，在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纪，另一次便发生在李鸿章和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了。
发生在我国古代的社会转型期，实始于东周之末，而终于秦皇汉武之世。一「转」数百年，才又产生出另一「定型」来。一「定」两千年，直至清末，才又开始作第二次的「转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为之惊叹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转」法，我们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样变动的。
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转变了些什么呢？长话短说，主要的有下列三项：
一曰废封建、立郡县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义」的滥觞。「郡县制」则是更高一级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叶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便是这一转型的零星的延续。清末大臣且有主张把属国朝鲜「郡县化」，事实上也属于这一类。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对西藏内蒙的政策，也是变相的「废封建、立郡县」。
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型」原是人类政治管理上的一大进步。
二曰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开阡陌」则是开放国有土地，任民买卖。化土地公有为私有。此一演变早见于东周之初。至秦孝公时，始为商鞅所落实。商君之后，一沿两千年，至二十世纪五〇年代，始为毛君土改所逆转。王莽当年亦尝试行类似的逆转土改。土改未成却把自己的脑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优孰劣？大家去见仁见智吧！
三曰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秦始皇所独崇的是法家；汉武帝所独崇的即是儒家。哲学不同，独祟则一也。至于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和罢黜百家、独崇一术之间的是非优劣，吾不愿主观地评论之。此地只说明这个「转型」的事实罢了。
我国古代的国家和社会就为这三椿小事而「转型」。一转数百年，死人千万，才转出个大一统帝国制度，这个中国特有的「定型」来。此一固定的型态一延两千年未变。到清末才再度转型，面对此二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就为之张目结舌了。
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些什么来？
我国古代的第一次「转型期」，大致延长了三百年，才转出一个农业大帝国的「定型」来。根据这个定型，我们再作第二次「转型」，又能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将来的「定型」大致也不会超出三项主要原则。这三项应该是：
第一，化君权为民权也。这一转变，李鸿章不及见，而我们今日则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一政治权力的蜕变是层次分明的。从满清大皇帝、老太后，传子传妻的绝对权力，通过袁蒋毛三公掌权的不同形式，直到邓小平今日的「垂帘听政」，到李登辉的三权互制。如今己转了八十年。可怜的「转型期」中的中国老百姓，虽然被他们「转」得死去活来，但是君权递减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何时才能「转」出个民权的定型来，今日虽尚未可期，但是趋势倒是很值得乐观的。
第二，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后的生产方式，当以工商业为主流。社会经济一变，则百事随之而变。自李鸿章开路矿造洋船之后，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变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成绩不著。时至今日，此一社会「转型」在台湾已立竿见影；而大陆还在摸索之中。中国大陆上的经济今天基本上还未脱离以农为主，则其党政制度便无法摆脱中古的老套。何时始能定型，吾不知也。历史家只是看戏的，不是演戏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轴戏落幕，才能写戏评。
【附注】本篇落笔于一九九一年，预料大陆经济也会「起飞」，初不知其起飞若是之速也。
（作者补注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发展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也。文化的发展原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同步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变动。吾人翻阅世界史，未见有文化领先而经济落后者；亦未见有经济落后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经济起飞，则思想必然开放；思想开放，则经济亦会随之起飞。鸡之与蛋、蛋之与鸡，无法辨其先后也。这便是我们当前文化转型之内涵与远景。
在我国二千年历史之中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我们就为这三椿小事，「转」了一百多年，死人亿万，至今还未转出个「定型」来——虽然这定型的出现可能就在目前。
处士横议中的「胡适学」
读者们批阅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问：足下写了这一大篇，究竟与「胡适」何关呢？
答曰：这本是胡适这位思想家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他就在这样的背景里，看出了问题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据这同一背景，看出了问题、想出了答案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只胡适一人。远一点的有魏源、王韬、容闳、洪秀全、洪仁玕、张之洞、李鸿章等等。近一点的有康有为、粱启超、孙文、陈独秀、李大钊……乃至自夸为「没有我民族就要灭亡，文化就要遭殃」的粱漱溟；自认为「伟大导师」的毛泽东和黑猫白猫的实验主义哲学家邓小平……小一辈方露头角的还有魏京生、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刘宾雁等等。他们都是聪明人或自作聪明人；他们对「第二次转型期」内，中国发展之前途与方向，以至将来定型下来的永恒模式，都有各自的看法与主张。严家其就肯定的说，那个未来的定型是个「联邦制」。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胡适之先生事实上只是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却是本篇所讨论的唯一的对象。
「胡适学」如今已再度成为显学。以后更要发扬光大。将来「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数十百倍于胡适本人的著作。笔者不学，早已不想追随时贤，重入注疏之林。只是个人曾一度追随胡师整理其「自传」。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辉的一生，分为前后两大段。三十年来拙见未改，既承盛会之中老友不弃，谨再就原论补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几句疯话，暴得大名
胡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枪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
青年胡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
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胡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锋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
李鸿章的「四个现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国三千年历史上，只发生过两个社会转型期，而这两个转型期的形成，却有性质上的不同。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期」是「自发的」、「主动的」——它是我国自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与外族无关。
但是发生在我们现代的「第二个转型期」则是「他发的」、「被动的」。我们原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型态、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我们原不要「转型」，而我们终于转型。实在是外族强迫的结果。
外族怎样强迫我们呢？说来极简单。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我们，我们不停的打败仗、割地赔款。要对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样我们就出了第一个夷务专家魏源。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换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学习科技。用目前的语言来说，就是「四个现代化」。
魏源之后，把魏源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便是张之洞一伙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用句目前的语言，那就是「四个现代化」（用），加「一个坚持」——「坚持孔孟之道」（体）。
把这项体用之学发展到最高峰的，还是我的老乡李鸿章。在甲午之前，李鸿章所搞出的一些「坛坛罐罐」（借用邓小平语），像强大的「北洋海军」，真是煞有介事。谁知李氏这些坛坛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几炮便打得精光。
魏京生、康有为、孙中山
甲午战后，搞「四化」的人泄气了。他们知道光是发展「科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光是发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还得靠「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因此一时之间，全国的进步分子，都变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义者又分为文武二派。文派主张缓进，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他们的领袖便是康有为。武派主张激进，搞美国革命式的「建立民国」。他们的领袖便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两派合流，就真把个民国建立起来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在民国初年还是彻底的失败了——失败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绪爷」……军阀横行。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四化」（科技现代化），救不了国。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现代化」，还是救不了国，并且愈来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国的上下阶层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个胡适和胡适的时代了。七十年过去了，同样的失败，在大陆上又激出个「河殇派」来。
「西化」的最后阶段：「全盘西化」
胡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认为只有两位西方老头「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国（这两位老头的中国名字是陈独秀取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里有其内在的死结。我们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临死亡了。「中国不亡、实无天理」（胡适语）。与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国文化」这个病老头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气管抽掉，让他早日死去。老头死了，孔家店打烂了，然后子孙们脱胎换骨——「全盘西化」！
这就是胡适青年期，那个「五四」前后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也是中国近代「转型期」中，一阶段按一阶段，循序而来的「西化运动」的最后阶段。说「疯话」的青年胡适，便是这一阶段的发言人。他在他本阶段所起的「启蒙」作用，和魏源、张之洞、康有为及（早期的）孙中山在其各自的阶段中所发生的作用并无两样。
科技现代化只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花样繁多
「西化」这个东西，在魏源时代叫做「通夷务」；李鸿章时代叫做「办洋务」。张之洞叫「习西学」；胡适叫「西化」。二次大战后改名「现代化」。在现在大陆上叫做「向先进国家学习」或「向国际水平看齐」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货色，只是时间有先后，学习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务」（正如邓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单纯科技。张之洞所倡导的只是「半个西化」。上述魏、康、孙三公所坚持的则是「政治西化」。至于二〇年代进入中国的共产主义，和三〇年代进入中国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权」、搞「民权」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泽东否定「人权」这个概念说，没有「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现名「现代化」）也是分门别类、花样繁多的。当然我们如专搞「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那么「四化」或「现代化」就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进化到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各部门来，那么花色就谈不完了。盖「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并不是个整体。笔者即尝为「西方」学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别其异同。如希伯来之异于亚利安也，盎格鲁?萨克逊之异于日耳曼也；拉丁之异于条顿也……如此，再回看我国近百年来的「西化运动」又何择何从哉？
孙中山权「变」，胡适不「变」
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孙公在辛亥之前，搞的全是美国模式。二次革命之后乃渐次主张独裁，最后干脆「以俄为师」。粗浅的看来，中山先生是因为搞革命受了挫折和刺激，为求速效乃舍弃温和的美国方式，改采激烈的俄国办法。但是更深刻的看法，则是中山所采取的办法，实在是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族文化传统，跳到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传统里去。
须知文艺复兴以后四百年来的欧洲和南北美的历史，原是一部白种民族的春秋战国史，时历数百年，民族数十种，大小百余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强凌弱、众暴寡，五霸七雄兼并的结果，最后最大的胜利者不是「虎狼之秦」，而是比较温和有礼的盎格鲁?萨克逊。邱吉尔扩大之为「英语民族」。
英语民族为什么能建立一个「日不没」的帝国主义大帝国，和一个「超发展」的民主合众国呢？卑之无甚高论，实在是因为他们善于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他们搞「等富贵，均贫贱」，用不着「阶级斗争」。他们搞「攘外安内」也不需要「西安事变」。他们要把讨厌的最高领袖赶出唐宁街或白宫也用不着「三大决战」和「苦挞打」。爱国青年也毋需打什么「红旗」或穿什么「褐衫」或「蓝衣」。他们的政治领袖也大半都是些混沌水、和稀泥的庸才。但是搞搞混沌水、和和稀泥，不但能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还能向外扩张，克敌致胜，建立空前未有的殖民地大帝国。——他们这套本事，不但我们自高自大的黄帝子孙学不到，连和他们同文同种的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诸大民族也望尘莫及。
英语民族的国度里的富强康乐，和灿烂的文化，当初不但降服了胡适，也降服了孙中山。所以五四时代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后又修正为「充分西化」），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全盘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实验主义」原是「英美传统」经验的概念化。所以胡适之就做了杜学东传的一世祖而终身不渝。
「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前的孙中山原来也是服膺全盘英美化的。可是孙先生是个搞行动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凯争政权、抢总统。为追求政治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孙文主义」就发生修正从权之变了。——他从一个比较高级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传统，转变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义俄的偏激传统里去。——孙中山栽培了共产党。
可是在过去四百年的「春秋战国」里，英美传统却是最后的战胜者。二次大战后，德义日三个战败国，均以政从「英美化」而复兴。君不见在九〇年代的世界里，东欧各国乃至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臭烘烘和香扑扑
胡适思想最大的特点便是它永远不变。适之老师言必称美国，也一辈子未改过口。
他四十岁以前是一位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启蒙大师」，他启蒙的实效便是介绍美国——介绍美国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他终身治学是「围绕着方法二字打转」。他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方法」。
四十以后的胡适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自由男神」。他这个男神和站在美国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虽然性别不同、肤色有异，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却完全相同。
可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却是摇摆不定，甚至十年一变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而「美国」这个百年不变的抽象名词，在中国也就时香时臭；因而代表「美国」这个抽象名词的另一个抽象名词「胡适」也就香臭随之。
五四时代的胡适是芬芳扑鼻，三〇年代的胡适则「臭名昭彰」（这是他最得意的共产门生，现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驹先生对老师的评语）。的确，这时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独立了。文学界、思想界为「左联」所篡夺；政治界为蒋廷黻、蒋中正、张学良所遗弃。胡适变成了孤家寡人，「阳春教授」。四〇年代他又时香时臭。五〇年代也就是笔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时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边骂他思想有「毒素」；左边骂他是「买办学者」。——永远笑嘻嘻的白面书生胡适之，却永不认错，死而后已。
国民党容忍「异党」，共产党「一分为二」
胡适死后，「胡适的幽灵」（胡老师生前的自挽辞）时隐时现，其遭遇和生前还是一样的——一个思想家，升华到「胡适」的阶层，也就无所谓「生死」了。——国民党为着「异党」问题，竟然把胡老师的第一号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谁知现时现报，目前却被个不讲理的异党逼得走投无路，连老夫人携点细软出国，也要被异党奚落得尴尬无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最可笑可叹的却是共产党。「我的学生毛泽东」背叛了老师之后，把老师和老少同学们「脱裤子、割尾巴」割了数十年。谁知毛死之后，尸骨末寒，胡适的幽灵便把他的贵党一分为二。胡老师当年要把可教的国民党一分为二，我曾当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谁知他剖国未成，如今却把个不可教的共产党一劈为二，劈得如此干净利落！
胡适的幽灵，不但把中共一分为二，它竟然把邓小平也砍他个「三七分」——邓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适，三分列宁」。「三分列宁」为的是政权也，面子也，饭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适」者，时势也，真理也，现代化也，前途也。
邓公如此，该党亦然。
吾人但见许家屯、千家驹、严家其、苏晓康……流落海外，走投无路。但诸公只冰山之一角也。三分僵死派，要融化这七分冰山，我知其骆驼钻针眼也。——这就是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诸民族，在政治上斗不过盎格鲁?萨克逊的关键所在了——他们不能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内部的问题。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毛公早言之。而中共党内乃至中国国内，以胡适、列宁为界，一分为二，分得如此干净利落，实出我辈台下看戏人意料之外也。
至于他们双方如何继续纠缠下去，那就骑驴子看话本，走着瞧吧。好戏多着呢！
大方向和水的方向
列宁之余威，吾知之矣。但是胡适的幽灵，竟有如此力量，则非始料所及也。
其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原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已，何可归功于一人。只是胡适之是这项外来思想，最有力的启蒙大师。五四以后，大师小师之间也只有他一人，不计毁誉、不论成败而坚持到底。时至今日「胡适」与「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开了。「胡适」这个具体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这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与列宁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将来。
胡先生告诉我，中国传统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响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运用西方逻辑推理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说的。胡先生说，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尔大学时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园内的铁索桥上，俯视绮色佳大峡谷，见到山岩被水冲刷成溪的迹象，而对老子以「至柔克至刚」的哲理顿有所悟。
事实上胡适的思想也就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绕、它停滞、它钻隙……不论经过何种阻扰，它是永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消蚀成一个大峡谷来。——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这实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况，也是胡适思想终能风靡全国的道理。
疮痍满目的小框框
当然天下原无十全的圣人。我们尾随适之老师顺流而下，但并不是说适之先生所有的教条都是金科玉律。胡适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他跻身圣贤的条件，是他的宗师形象和学术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师如谈起具体的小问题来，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学者一样是疮痍满目的。
胡适以二十来岁的青年，一日自海外归国，便大讲其五千年文明的优劣而要以一厢情愿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读文言、毁灭方块字等等，未免是胆大妄为。至于他的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余慧，为社会科学前期的辅助技术而已，谈不到是什么真正的「治学方法」。不过这些都是若干无关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笔者对这些小框框所论已多，不想重复。烘云托月，还希望后来的注疏家去继续发挥吧！尚感读者贤达，不吝教之。
* 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冥诞而作
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脱稿于台北中研院招待所
原载于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集刊⑴》，一九九三）
十、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教我做research的启蒙师
在海内外大中学里教授文史学科，简直就教了一辈子。行有余力则以撰文；以中英两文著书写稿，至今也在千万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还在不断涂鸦。引句时髦话，说我自己是个「职业史学工作者」（professional historian），大致也不算过分。毕竟搞了一辈子嘛。
俗话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一技随身。」我这个「职业」史学工作者，如果啖饭维生，也有「一技随身」的话，想来想去，这个「一技」，就应该是英语里的research了。
research这个英文单字，近日几乎成为现代学人的口头禅。小至在学术上情窦初开的大一大二的在学青年；老至白发盈头的国学大师，大家忙个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么通义，翻译成汉语，可不大容易。
我个人最初对这一辞汇发现翻译上的困难，那还是大学一、二年级的事。那时我阅读「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语教科书，学会了这个辞。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汉辞典，都把这个辞译成「研究」、「探索」……一类的意思。其实「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盖这个research的英文单字。
「research」是个很具体的治学的法则与程序；而「研究」（正确英译应为study）则是空泛的抽象名词。正如我们日常口语常说的，对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讨论、讨论。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以后的研究法则和研究程序的总名称。这种法则和程序，在我国传统学术里有一些与它有关的零星名词，如「考据」、「训诂」、「由约及博」（演绎）、「由博返约」（归纳）等等，而没个涵盖一切的总名称。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今时近二十一世纪，胡、傅之说已早嫌不足。在当前的「行为科学」里，还有个「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后再找出，大至宇宙发展，小至社会里的酒色财气等等运行的「规律」（law or rules）。严格的说起来，这一整套的法则和运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聪明的胡适把这一套简化成「科学实验室的方法」；这也就是他宣传一辈子的现代化的「治学方法」。虽然以偏概全，也不太离谱。
适之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无意中翻到的。以后就受用了一辈子。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看出来的。
郭廷以先生学会这套「方法」，显然是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时，受了蒋廷黻和罗家伦两人的影响。罗是清华校长；蒋是历史系主任。他两位对郭老师都是最赏识的。蒋是哥大的博士，与胡适一个山门出来的。罗则是胡的学生，讴歌胡适一辈子。
我自己开始学「做research」，则是在大学二年级，上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一课，逐渐摸索出来的。那时我已知道这套治学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样翻译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来在比较文化学上，两种语言的互译，一般都是具体翻译易，而抽象翻译难。例如我国道德观念里的「仁」、「义」二字，尤其是「义」这个辞，在英语里就无法直译。《三国演义》上说关云长「义薄云天」。这个「义薄云天」简直就无法翻译。因为在西方的道德范畴里，没有「义」这个概念。因此英文里就没有这个同义字了。要把「义薄云天」这宗汉语道德观念，译成英文，你就得噜噜苏苏，转弯抹角，讲它一大片了。
research这个西方概念，也没个汉语同义字，因为我们原先没这套东西。我学了这套东西，是在郭老师课堂里摸索出来的。至于怎样摸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
《万有文库》没啥好书
那时是抗战中期最艰苦的岁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国「流亡学生」于一炉的「国立（第八）中学」毕业。接着参加科举考试，竟然考进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战时中学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能考入顶尖的中央大学，那真比满清「乡试」中，考个举人还要难。
我以一个十九岁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穿着草鞋短裤，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敌机狂炸声中，跑到了重庆。头发已两月未剃，初生的小胡须，已在腮上唇边，四处萌芽。加以经年不知肉味，两条腿瘦成两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觉可笑。就这样，我跨入了沙坪坝，那全国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贵的「国立中央大学」；真是板儿进了大观园。
那时全国统考，只考「笔试」，未考「口试」。我考入中大时，首先还要在形式上补考个口试。我乃到历史系办公室的门外去排队候试。当那位助教唤我进去时，我看那上面坐着一位面目森严，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的「教授」。我向这「教授」鞠个躬。他头也不点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两眼向我一瞪，问道：
「你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我一下就被问慌了。想不出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只是记得战前我校有一部崭新的《万有文库》。我们师生爱惜它，借阅时，都用手帕包着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说：
「读过《万有文库》。」
「《万有文库》？」教授说：「《万有文库》里，没什么好书！」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还读过些什么？」教授又追问一句。
「还读过《史记精华录》。」我恭敬作答。其实那不是在「中学里读的」；是在私塾里读的。姑且举出来搪塞一下。教授闻言还是面无表情。
「还有呢？」教授又问一句。
「还读过《资治通鉴》。」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学时期」读的；虽然不是在「中学里面读的」。
「哪一段？」教授又问。
「都读过，只漏掉一本。」我诚实地回答。因为我家那部《通鉴》丢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挥。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来又向教授鞠个躬，然后缓步退出门外。结束了这场紧张的口试。在门外，我悄悄地问一位似乎更年长一点的同学：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气的回答我一声。
抹抹我头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来，犹有余悸。
十多年后，郭廷以老师在我纽约的公寓里吃稀饭——他那时长途飞行劳顿，时差又作祟。有点发烧，在我家休息。后来精神好转时我戏说此一故事。
郭老师居然还完全记得我们那一小段对话。并解释给我新婚的妻子听，为什么《万有文库》里没有好书。——郭老师的记忆力是天下无双的。他能说出我同班同学每一个人的名字。
口试完毕我就到柏溪分校去报到入学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级新生所在地。郭老师那时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级的，所以我就选不到他的课了。只记得他有一次专程来柏溪向我们新生讲演训话，面目还是如许森严，戴的还是那副黑框大眼镜。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来。十分庄严肃穆。至于他那次训了些什么话，我已完全记不得了。
大二，我们就选入沙坪坝了。「中国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课。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师课堂里的学生了。
定远军舰四炮齐发
那时沙坪中大，师生两造的阵容都十分整齐。学生个个都是乡试出身的举人，不用说了。教授阵容也十分坚强。但是中大毕竟是继承明朝国子监：民初两江、东南的国学传统。讲起历史来，内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马行空。
我记得缪凤林老师曾把二十五史「圈点」三遍。胸若渊博，口若悬河。动不动就来一套「汉唐明之往史可证」。他老人家还写了一套长逾千言的白话诗，印发我们诵读。也是开口闭口汉唐明不断的。
金毓黻老师授我们「宋辽金史」，也是一挥千里的。我记得他老人家讲到王安石变法时，把变法条款，一条条写在黑板上，然后逐条评论说：这条很好！那条不好。这时我们在大二，已有几分「胡迷」倾向，对金老师那样传统史学中「赞论式」的史评，已大为存疑。但是在班上师威咫尺，谁也不敢问一声。
沈刚伯老师那时授我们「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袭、粉笔一枝，其外别无长物，但讲起希腊罗马来，却一泻如注。在沈老师堂上，我们向不记笔记，大家只是跟随他那口湖北调，前仰后合，欢声雷动。
在这群天马行空的教授阵容里，郭廷以老师倒别具一格。我记得他上堂时，总是抱着大宗讲义和参考书，另加拐杖一枝。他面目森严地讲起课来更是一章一节，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的讲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脚也不蹈；声音亦无阴阳顿挫。他有条有理的口述下去，我们记笔记的，也就头也不抬，眉也不皱，奋笔疾书，他讲啥、我记啥。只要你记得快，笔记并不难记，因其章节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师咳个嗽，我们也可照样记下，不爽丝毫。一学期下来，厚厚的一本笔记，便是一本很详尽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
我特别记得他讲甲午战争，黄海之役那一段。老师说：「……刘步蟾忽然下令开炮，定远舰上四炮齐发，把天桥震断，丁汝昌被摔下桥去，受了重伤……」他讲得像背书一样，声调既无节奏，内容似乎也平淡无奇，但这桩故事，我们记笔记的人听来，可说是惊心动魄。尤其是上一课堂才听的「汉唐明」一锅煮；下一堂课，则是「四炮齐发」——二者之间的「史学」距离，未免太大了。
听中国传统史学听惯了，对汉唐明一锅煮，不觉稀奇；但是在「四炮齐发」之后的结果如何？就有「且听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欲了。
郭老师讲这节课时，不但念出他讲义上的正文，并在黑板上写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参考书。我们急于要听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阅参考书了。——中文参考书阅览之不足，为着求知欲，也是为着时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书了——老师不是说过，开炮的原是洋炮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书？
洋书中竟有新天地
我个人那时便是郭师班中几个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当过淮军，到过台湾，到过高丽。对他们当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详，但永远是一知半解。这一下好了，在郭老师班上愈陷愈深，兴趣愈浓，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顶的图书馆中，想借阅那些洋书了。谁知这些洋书自南京装箱运至重庆后，迄未开箱。当那个图书馆员拿到我的「借书条」，口中喃喃自语说「尚未开箱、尚未开箱」时，图书馆范（？）馆长适自他身边走过。他便把我的借书条顺手递给范馆长。馆长见条，未加考虑便说「开箱、开箱」!——这倒使我这个并不认真的借书者感到过意不去。我并不那么认真要读此书。劳师动众，私衷何敢？
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出于罗家伦校长的条论。他说在空袭无常的时代，珍贵图书，能不开箱，便不开箱。但若有师生要借阅，则务必开箱。——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罗校长的学术眼光与气魄。为我这位大二的小萝卜头，无意中的要求，大学图书馆竟为我劈锁开箱，把两本大洋书让我借出。——书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纵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错已成，追悔莫及。
这是我治中国史征引西书的破题儿第一遭。书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师讲义上那许多故事，却都被我找到了。并且还找到一些郭师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别有天地，眼界大开。因而我把我课堂上所记的笔记，也大事补充了一番，并注明出处，真是得意非凡。
这时我有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刘次辰先生，他刚从国立第八中学升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作讲师。该院新成立，图书设备全缺。刘老师苦无教科书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坝，乃专程访我取经。他看到我那本中国近代史笔记，竟如获至宝。他借去之后乃将练习簿拆散，叫他班上学生每人各抄数页，拼起来，便成为一本厚厚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了。此后他隔周必至。我那两学期的笔记，也就变成他现炒现卖的教科书了。
刘老师抄得得意之余，曾力劝我将此册笔记出版，他保证有销路。但是这是郭廷以老师的讲义，我何能据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过刘老师对我的鼓励，倒启发出我另外一种灵感——我自己为何不能另起炉灶，自著其书呢？！既有这样的灵感，我也想找个好题目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自著其书了。——这一个构想与筹画，也就是我个人「学做research」的开始，而这个起步，则是自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班上得到启发的。
从海军史到郡县考
说做就做。我真的选了个海军史的题目作期终作业，「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写了起来。
我在试撰中国海军史时，遇到很多困难，我想只有郭老师可以指导解决。不幸在当年大陆上受高等教育的旧传统里，师生的距离太远，学生对老师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学」而无「问」。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研究，老师全不知道。我们也不敢告诉他们；更不敢问他们。——十余年后，我个人教读海外，我看到外国大学里，师生融融乐乐、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了解到我们旧传统里「程门立雪」那一套师生关系，太可恨了。——那是学术界被官僚作风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结果。我国民主政治搞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种官僚传统，演化为入党做官，变成党僚作风在作祟。
就以胡适之先生来说吧！适之先生在美国和我们这些后辈学生真有说有笑，有问难、有辩论，亲如家人。可是我看他后来在南港，却被他的「秘书」、「副官」、「部下」、「学生」们，「先生」长、「先生」短的捧成个官僚。蒋老总统在「官邸」之内，被内侍称「先生」而不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内，也被他的秘书、副官称先生而不名——「院长」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书们，捧着个小本子，终日低声下气的跟在屁股后面写「起居注」，把「胡院长」捧成个「蒋总统」。这哪是「胡适」呢？这是对适之老师莫大的侮辱！但是适之先生是位最通情达理之人，最能随俗。他对「捧」他的人，有时也破格爱护，屈予优容——这是「人情」，而胡适则是个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环境硬要强迫他「做官」，他也可做总统！
后来我在大陆上也参加过若干次学术会议。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和我们一道挤大巴士、吃大锅饭的平民作风，倒颇像「胡适」，令我这位「归国华侨」，内心肃然起敬。而回到台湾的胡适，反被副官们捧得不像「胡适」，也真是天大怪事。
话说回头，那时我虽然未敢去找郭老师，而郭师对我们倒颇为关心。一次我和数学友嬉笑于松林大道之上，忽见老师手拄巨杖自坡顶施施而下。我们赶紧收起笑声，肃立道旁让路。老师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说：「唐德刚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嗯。」他说得我好脸红，无言苦笑以对。老师走了，我们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这要在美国，我们就和老师一齐嘻嘻哈哈了。郭老师本来就很严肃，再加上个严肃的师生传统，使我们见到他正如小鬼见阎王一般。他说了一句话就走了。我们立刻开溜，溜着好轻松。
郭老师的一句评，当然对我也是个大鼓励，因为在课堂上，批评其他名作家是习以为常的。海军史的尝试是我写长篇的处女作。其时我与那《海军整建月刊》的主编通信频频，都是用老腔老气的文言文写的，使他把我误认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认为「犯不着」。因此做了一阵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极。
附带说一句。那时中大二、三年级学生为大后方报刊写专栏是成筐成篓的，没啥稀奇。好友庞曾濂（史系三年级）那时竟在重庆《大公报》上写「星期论文」，郑士镕（政治系二年级）我们叫他「郑状元」。他以〈三民主义宪政论〉一文，荣膺当时教育部主办「全国大专学生论文竞赛」的首奖。「状元」是当时陈立夫部长亲「点」的。庞、郑二人那时都享誉全国，文名籍甚；所论也都掷地有声。——我那点灰溜溜的假教授论文，在沙坪学友中是上不得枱盘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约保密。
庞、郑两兄今日皆定居纽约。我们几位白头宫男，偶尔相聚，戏谈沙坪往事，还是欢笑不绝的。
我那部处女作后来写得半途而废。主要的原因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尤其是洋书。第二则是那位主编希望我「倒写」；我不习惯。那时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战正烈。主编要我以当前大战为借鉴，先自「将来」写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时对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学生和朋友王书君教授，一肩挑起来了。书君近在哥大荣任「访问学者」，他的两本有关二次大战海空战钜著，正畅销两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个改变我写作计画的原因，是research经验多了，在其他课程的期终作业里也可尽量发挥。我选贺昌群老师的「南北朝史」和「秦汉史」，秦汉史的期终作业，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发表了。稿费是够三个臭皮匠，吃一顿「小金刚」（沙坪坝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馆）。
大三时，我选修顾颉刚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终作业写成〈中国郡县起源考〉。曾蒙顾老师用朱笔作长批，说什么「有眼光、有裁断」，大大奖励一番。前年顾师百年冥诞，各界盛大纪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请柬，便道去苏州参加。我问顾潮学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说她们正替顾师编年谱，查看顾师日记，发现了我的名字，「还有分数呢！」——半个世纪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对名师。但是这篇短短的期终作业后来在「安徽学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学报上发表了，史系主任李则纲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华教授都批览了。它竟变成我进入安大教书的敲门砖。后来我进哥大，它也帮我在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为它证明了我可读中国古书。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绍成「小门生」的身分，去替胡适老师写自传。替胡老师写自传（写传记或年谱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师是不要的。这一点我想罗尔纲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终作业，混了这么多碗饭吃，真如胡老师所说的：「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然追根究底，我这项「一技随身」，实启蒙于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那一课。
做会了research，兴趣也广泛了，学不主一，东掐掐、西抹抹，结果一事无成，连郭老师所启蒙的一本简明中国海军史，也没有缴卷，真愧对数十年来的良师益友。老大徒伤悲，悔恨无已。「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后辈青年学子，毋步老朽后尘。
纽约接机以后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毕业后，曾考取中大历史研究所作研究生。无奈离家日久，返乡省亲心切。其时家乡敌军已退走，川皖之间尚有安全的陆路可通，我就还乡了。翌年汤恩伯打败仗，河南陷敌，我又得机入「安徽学院」作讲师，中大便没再复学。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学；四九年大陆政权易手，回忆沙坪师友，就如同隔世了。
谁知在五〇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发自台湾的国际邮笺，字迹好熟悉。一看原来是郭廷以老师寄来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说即将访问纽约，并写出班机时刻，盼我能接机，余事面详。我接书真十分兴奋。届时乃开了我那百元老爷车赶往「荒怠机场」（Idewild Airport，后改名甘乃迪国际机场）接机。那时荒怠机场名副其实，还是一片荒野。四周芦苇高过人头。汽车自芦苇夹道中，缓缓开入机场。但是地虽荒僻而接机者仍是人头济济。我站在铁栏之外，见百码之外的机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机人群均摇手欢迎。郭老师刚出机门，还在梯上时，我就认出了。——那倒不因为他是中国旅客的缘故，而是因为他那熟悉的体形和动作，虽然他已不用手杖；蓝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装。我虽然举手大摇，我想他是不会认识我的。他有学生千百人，相别十余年。他何能认出我呢？当他走近了，我正预备自报姓名时，老师竟抢先破容一笑说：「德刚，你来啦。」我接过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拥抱），师生都高兴无比！
那是郭老师第一次访问美国。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随员，他的秘书，他的代表，他的翻译，和他的司机。到处奔走洽谈，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时正忙着组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五〇年代的台湾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经济上也一穷二白。郭师美国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会，申请补助，第二是想与美东诸名大学挂钩。——那时美国的「名」大学，都还在美东呢！
天下事最难的是伸手向人要钱！次难的是订立不平等条约。人家荣华富贵，你一穷二白，攀起亲来，门不当、户不对嘛！纵使贵人好见，而贵人之下的与你说相同语言的「二爷」、「马弁」等人的脸色有时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师原本是一位寡言鲜笑的严肃学者，为着中国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顾的假学者、烂政客，强作笑容，低声下气，我这位老师的道童、随员、小和尚、汽车夫、樊哙……每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为之恻然。——然郭老师有传教士精神，为着「近史所」这个baby，他任劳任怨，筚路蓝缕，一锹一铲地为它奠基，真令人感动，也令人悲伤。——这是他第一次的美东之行。
其后郭老师又数度访美，一次并偕一青年随员李念萱兄同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近史所已逐渐成型。当我于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图书馆时，郭师曾看中了我馆珍贵的「复本书」（duplicates）。我也签请哥大备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并为他承担运费。郭师如获至宝，连说：「这样我们图书馆就有基础了。」那时书市不大，基本参考书和政府档案如北京政府公报，都早已绝迹也。
郭廷以老师原是位纯学者，寡言鲜笑，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原非其所长。在他「拜拜」成长期中，他这保母是焦头烂额的。——笔者那时也被无辜地卷入哥大的校园政治，在数个政客互斗之间，也额烂头焦，不能自拔。
我们沙坪老师生偶尔聚会，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们师生两造的辛酸过程，可说彼此都终始其事。郭师向我求援和诉苦信件，我相信还可找出不少封来，虽然一大半都给我丢了——何从说起呢？！
郭师后来在纽约逝世时，张朋园教授和我，可能是他仅有的两个「老学生」去给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
师生遇合有缘，谨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原载于台北《中外杂志》五十九卷第一期
十一、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袁同礼（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战后侨居美国的诸多华裔学人中，对笔者有深远影响的前辈之一。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属羊。这年龄正在我父母之间——先父属猴（一八九六），先母属马（一八九四）。袁公属羊，正是马猴之间，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执辈。中国的传统习俗，也使我对他老人家「执礼甚恭」。
袁氏是位谦谦君子。虽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长辈，但他向不以长辈自居；对我们这些晚辈（尤其是同行），他一视同仁，以朋友相处，所以也可说是「忘年之交」。但是从我的立场看他，则永远是「亦师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许多目录学著作，都是我长置案头、随手翻查的重要参考书，至今未废。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时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对胡适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后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据我的口述报告。
袁同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历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这则短篇里，我不愿多提他传记上的细节——因为袁氏已有几篇颇为详尽的小传，如：吴光清的《袁守和先生传略》，李书华的《追忆袁守和先生》，和秦贤次为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所写的更详细的〈袁同礼（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传记。在英文著作里，则哥伦比亚大学所出版的《民国名人传》第四册（Biographical Dici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 4），那就兼顾中西，更为翔实了。——所以在拙篇里我只想谈谈守和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史」中，所发生的作用、他的贡献，和他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先谈谈「转型」
在不同的拙著里，个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当然包括画蛇添足的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史」。「现代化运动」这一名词，毋需解释，也解释不尽。——「转型」则是任何一个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有的社会文化的特殊「型态」，如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中东的回教国家，和南亚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态的。
可是近五百年来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只有其「现代化」的程序，而没有「转型」的问题，尤其没有「转型」的痛苦。因为现代化运动在西方是一种发自内部的自然进展（natural cours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而我们中国和其他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则是发轫于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战和压力（Western chalenge and pressure）。
因此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其范围大小，和时间缓急的问题，而没有社会文化「转型」（transformation）的问题。
我们和其他亚非拉国家就不然了。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发轫于「被迫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之长技」。既然向「西方学习」，因此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就多了个「西化运动」（Westernization）的阶段。「西化」就是由东方式转成西方式（简称「西式」或「洋式」）——从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学堂」；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等等的转变，这就是所谓「转型」了。——须知「土私塾」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这一婚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们固有文化型态的一部分，这种千年不变的「型」态，一下要「转」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学堂」和「（西式的）自由恋爱」，是十分困难的，和十分痛苦的。——就以婚姻「转型」来说吧！我们「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呢？——这个例子，这种哭声，纵在今日，仍是触手可指，海峡两岸皆然。这只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困难和痛苦的千万个例子之一罢了。
各行各业，各有启蒙之人
以上所举只是两个特殊例子。其实近百余年来，一转百转——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艺思潮、学术研究……无一不是从千年不变，到大变特变——弃旧从新，舍东就西的。胡适等人当年提倡「全盘西化」，被人骂惨了。其实我们今日回头看看，从我们本身开始，从头到脚（上有西式分装头，下有大英洋皮鞋），从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须，晚上如厕熄灯上床），岂不是早已「全盘西化」了，有什么稀奇呢！——大陆农村太落后，等到他们也像我们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盘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后了。
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们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实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学术文化……，无一不然也。——只是这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中，各行各业都有其先知先觉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开风气」的大师了。
且举几个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来看看：
?领导我们作政治转型的是康有为、孙文（中山）；
?领导我们作军事转型的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中正）、毛泽东；
?领导我们搞外交转型的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
?领导我们作哲学思想转型的是胡适、陈独秀；
?领导我们作语言文学转型的是胡适、周树人（鲁迅）；
?领导我们作教育道德转型的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
?领导我们作建筑学转型的是梁思成、贝聿铭；
?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
?领导我们作……（其他转型的至少还可举出百人）
换言之，近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皆有其各自的「转型运动」——通过「西化」的阶段，到达「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后自有其自然前进发展的规律。在这各行各业的转型运动中也各有其「启蒙大师」。我个人试拟上列诸人为例，就是说明，袁同礼在近代中国，是位领导我们搞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目录学的带头人和启蒙大师——这便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传统目录学现代化的领导者
「目录学」原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在传统中国能「博极群书」，能「由博返约」才是大学者。只通一经的一通百不通，在汉以后，就不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录学实是众学之源。
搞图书分类学和图书管理学，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汉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都是独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库全书》（与美国革命同时），我们四库一部，足敌全球其他各国所有图书之总和。真是欹欤盛哉。不幸近两百年来，西方突飞猛进，我们就落伍了。
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一搞两千年不变，也实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这个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库」的四分之一（经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适出现，搞反托拉斯法，把「经、子」拉平之后，因而我国传统的藏书楼，便天下大乱了——两千年传统，毁于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货商店通统都得改装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图书馆之出现，和新的图书馆学会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时的学者文人如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对他们说来，「老式的」、「传统的」图书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类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们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举人和蔡进士这种小脚放大的旧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新的建制里，他们不能不顶个头衔，至于实际工作，老进士、老举人就一团漆黑了。这样，那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享有图书管理学位，和实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经验的青年学者袁同礼就脱颖而出了。
从北京到台北
关于袁氏详细学历经历，读者可参阅上引三传。这儿只想一提那与时代有关键性的若干要点。袁氏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九二〇年留学入纽约哥大。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哥大本科，再入纽约州大前身之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再赴欧洲考察实习一年。一九二四年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长，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同时近代中国新式（西式）的图书馆学会开始出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京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敬老尊贤的旧传统，规定了必须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挂名作「首长」，而这些新式建设的筹备、建立和实际管理，即由一个「内行」的青年袁同礼，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因此近代中国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图书馆之出现。——以上还是军阀时代。迨国民党完成北伐，袁氏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由副馆长升任馆长。——这就是今日闻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图书馆之一的「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而袁同礼则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实际负责人。该馆其后时历三朝，名称数易，然其「现代化」管理之确立实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国的。
有人或许要问：袁氏之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是还有个最有名的馆长，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吗？答曰：李大钊是搞新闻出身的。他是个革命家、思想家、学者教授。他对《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四库提要〉等传统目录学，可能如数家珍（这也不容易啊！），可是对西式目录学，和现代图书管理学，他就是一窍不通的老学究了！
现代「图书管理学」（library science）和现代「商业管理学」（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一样，是一桩学理结合实际，极其深奥的现时代的管理科学。在这一行道里，所谓「服务工业」（service industry），它今日已进入「超工业时代」（Post-Industrial Age）。吃这行饭的，纵在袁同礼时代，外行已经不能领导内行了。
在袁同礼时代的中国，有高度现代化训练的「职业图书管理人员」（professional 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单纯「技术人员」（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机缘能进入本行最高行政阶层而一展所长的，袁氏之外，实难找第二人了。——在上选诸人中，我特提出蒋复璁先生。余游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时访「国立中央图书馆」，亦见前贤苦心孤诣之遗规。台湾今日如少此一馆，则今日台湾又成什么个岛呢？——缅怀先贤瑜亮，实有余慨。
引进「服务观念」和服务科技
但是话说回头，袁公对我国的目录学、图书管理学，乃至资讯学的具体贡献，又在何处呢？
答曰：胡适之先生以前不是强调，他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方法和目的，是引进西方学理，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吗？适之先生是位启蒙大师和思想家，他只能讲一些抽象理论。至于怎样化「抽象理论」为「具体事实」，那就千头万绪，要靠各行各业的实行家，来采取实际行动了。上述袁蒋二公就是他们那一行里的始作俑者的实行家、带头人。长话短说，我们也不妨试加归纳如后：
第一是「观念转型」。因为吾国吾民在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浸淫之下，早把国营事业都办成大小不同的「衙门」。高级领导全是「官」，低级工作人员全是「吏」。连工友杂役，都是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皂隶」．——此风至今不衰。君不见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国营百货商店中的男女售货员，他们哪里是对顾客服务呢？他们只是一群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传统衙门中的小衙役、小「皂隶」而已。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怪不得他们。一位北京老教授叹息地告诉我说：「要把我们的bureaucracy（衙门），转变成西方的servicy agency（服务机构），大致还需要三二十年。」——老友的估计，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说，我国近代史上转型期的「历史三峡」，可能要延长两百年（一八四二～二〇四二），我们大致才能安全出峡。袁同礼、蒋复璁的时代，当然仍在峡中，但是他们却是致力于转型的带头人。所以国立图书馆实是我国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国人自己主持的「国营服务企业」。
【附注】其他如邮局、海关、铁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为奠基的。美国的国营服务企业如国家公园和公立图书馆等等，其服务之周到是举世无双的。相形之下，我们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
第二是「引进西方学理和制度」。袁氏终身事业始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图书馆），也终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而把先进的「国会图书馆编目学」（L. C. system）等精密制度，引进中国的也是他。
第三是「引进并突破西方先进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图书和档案管理这门学问中，首先引进照相技术，和根据西方学理，实行中文索引和编目的，恐怕也是从袁氏主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的。——北伐期间，时任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先生，为掌握堆积如山的机要文电，他也「发明」了一套「分类」和「索引」系统，颇为总司令蒋公所激赏，而大有功于革命。其实陈氏以矿冶工程师，大材小用，而去发明「分类」、「索引」、「引得」（index的汉语音译）一类的雕虫小技者，实是革命期中，军事与学术完全脱钩的关系。他那时如引用一两位有现代训练的，搞「图书档案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又何需自己去「发明」呢？
当年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对「引得学」也颇为突出。但是「燕京」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办的学堂。
「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所引进的科技，如缩微胶卷（microfilm）等等都是很原始的。它远不如后来的「缩微胶片」（microfiche）。和今日的「电子计算机」（俗称「电脑」）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但是现代化总得有个带头人。袁同礼先生便是推动这一行道现代化的启蒙领袖。
历史三峡中的龙舟竞赛
近代中国的「转型运动」，是个长逾两百年的艰苦历程——它要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军备西化」，通过「经济西化」、「政治西化」、「学术西化」、「社会风俗西化」（如自由恋爱、体育活动等）、「生活西化」……到「全盘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谓「有中国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独立现代化」，到「领导全球现代化」（如今日美国）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亚圣之言，曰：从「变于夷者也」，回头到「以夏变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谓「华化」、「汉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连串「三百年洋东转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转型。——在这种银河倒流、宇宙变色的文化大运转中，我民族精英，参预其间，正不知有几百几千的风云人物，和几万、几十万和几百万的「无名英雄」，卷入运作呢！——孙中山、胡适之辈，只是这一波涛汹涌的大潮流中，少数知名而幸运的弄潮儿罢了。——「时势造英雄」就绝不是「英雄造时势」所可比于万一的。「时势」是客观形成的「历史三峡」中的惊涛骇浪，「英雄」则只是一些随波逐流的，主观的梢公、舵手和弄潮水手而已。他们顺流而下，成名的英雄之外，还有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操着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蜂拥争先。浪卷船翻，惊险莫名。——说句老实话，在通过这个历史三峡的龙舟竞赛中，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胡适之、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是些摇旗呐喊，出尽锋头的英雄或狗熊。——知道潮流，熟谙水性，在这场接力竞赛中，有惊无险的大梢公，都是「英雄」；那些枉顾潮流，不谙水性，而翻了船，灭了顶，便是七分英雄、三分「狗熊」，或七分狗熊、三分英雄了（所谓三七开）。或许干脆就是狗熊，算不得英雄。
与这些英雄、狗熊，一道蜂拥而下的，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他们才是这场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他们言忠信、行笃敬地默默耕耘，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现代化。——群众才是英雄。那些出尽锋头，摇旗呐喊的风云人物，往往只是一些副作用大于正作用的狗熊。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
袁同礼先生虽然在他的本行之内，并非没没无闻之辈，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中，他实质上，也是那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之一啊！
百年国史回头看，毛泽东在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所造成的灾害，便是把我国族中，时历数十年始慢慢培养出来的、有科学训练的专业领袖（象袁同礼这样的人），诛锄殆尽。——袁同礼是幸运地逃出了暴君的魔掌而吹箫海外，那些没有离开大陆的「袁同礼」们，就被老毛一批一批地杀掉了。——一个暴君，强不知以为知。在孤独的老年变态心理之下，乱杀贤良，是多么可怕？！
西文汉学书目的重要性
袁氏离开大陆之后，俗语说：「家有良田万顷，不如一技随身。」他又以他的专业训练，回到他当年从事「实习」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当一名最起码的中文编目员。他所以屈就这个小职位的道理，据他向我说，第一是养家活口，第二是为了将来的养老金，以保晚年。谁知袁公辛辛苦苦地做了十多年，六十五岁退休之后，未期年他自己就过去了。——虽然养老金所领无多，但是美国退休制是十分优越的。他的遗属还是会继续领取一部分的。
袁同礼是位突出的目录学家。但是在他早年返国服公期间却无暇著述，可是在被迫流亡美时期，公余之暇，反而编印了大量不朽之作，有时还惹出些可笑的是非。
在他那多至十余种的晚年著述中，有数项至今还为学人日常之参考。晚近之作还无法代替的，或永远不能代替的，例如：
《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一九五七年出版）
《研究中国的西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58.）
《一九〇五至一九六〇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 Washington, 1961.）
《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一年间中国留英与留北爱尔兰博士题目录及博士论文索引》（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1916～1961. N.P. 1963.）
《一九〇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欧洲大陆中国留学生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 Washington, 1964.）
【附注】（一）上选五书，除第一本之外，其余四本均无中文书名。本篇中的汉文书目，为笔者代译。（二）《留美博士论文录》有李志钟博士的「续编」（一九六七）。最近的论文还应有再续篇。在本书中袁公把在下和薛君度博士对调了。他把我分入「政治门」，薛分入「历史门」。其实我二人应各自归还建制。附此更正一下。
笔者更附带说明一下，西方人研究中国，自元代的马可波罗，到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到晚近的「汉学家」和「中国学家」，如李约瑟，乃至今日还在大放厥辞的杭廷顿教授。他们对中国研究的成果，都是中国学人，以及中国朝野所不应忽视的。尤其是今日当权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政论家，如不知这些研究中国的洋专家的著作，那就等于瞎了一只眼，不可能说出行道话来。——搞政治的人自己搞不了，就得组织个情报室、资料室，找些专才来帮着搞。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简写LC）所以由国会主持，就因为那主持美国联邦大政的千把个官僚政客，需要一个联合资料室的缘故。它是为服务官僚开始的而渐及于学界。
例如某些小政客，一时心血来潮，要找个「西藏问题」来扬扬名、捣捣蛋。他本来连西藏在中国的东北或西南都不知道，可是只要招呼助理把电脑一揿，则LC万部资料立现眼前。只要摘要而听之，一夕之间，他便是个不大不小的西藏专家了。若再通过那无孔不入的电子资讯网（Internet)，一个百人专家团，立刻就可排出堂堂之阵，阵阵之旗；隔洋叫嚣，北京的江大人就头大如斗了。——搞「西藏问题」的资讯，则「北京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来个国共合作．恐怕还搞不过一所LC呢！
今日如起袁公于地下，他固不知电脑为何物，但是今日中国如也要来个Internet，那就还得从袁氏那个出发点搞起啊！——因此袁氏那本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笔者至今仍长置案头，不可一日废也。
过五关斩六将的「博士论文」
至于袁氏那几本博士题名录，也不妨稍作说明。学士题名是我们中国文明的老花招。唐朝的各科新进士，有所谓「雁塔题名」。明、清两朝六百年考出了两万多名「进士」。他们在「金榜题名」之后，还有正式刻板印刷的各科「进士题名录」。——吾友何炳棣教授，就是参透这万名进士出身的社会背景，而扬名国际的。
但是我国古老的「进士题名录」（注意，这在世界历史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啊！）所着重的只是进士爷的「出身」。至于这些「天子门生」的「进士论文」，就无啥足取了。可是在我们这一科举考试制度，经耶稣会士传入西方之后，它就花样翻新的「现代化」起来了。其后再由欧入美，它就变成误尽苍生的今日美国的洋科举了。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们中国的土科举被迫停止。消息一出，当时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真如丧考妣——没个出身，没了前程，如何是好？殊不知天无绝人之路，洋科举竟应运而生，得了个洋科名，其风光且远甚于土科名呢！
今日名垂史册的名儒硕彦如顾维钧、胡适、马寅初……等等，都是早期洋科甲出身的佼佼者。没个洋进士头街，顾维钧就见不到袁世凯，胡适搞不了新文化，马寅初也当不了北大校长。——但是在学术上说，这些洋进士题名的重点，就不在出身，而在博士论文了。
读者知否，今日世界上千万个博士爷，少说点，大致有百分之九十吧（当然也包括小可自己在内），都是一书博士。一辈于只写一本差强人意的书，以后就靠它老人家赏饭吃——吃它一辈子。这本书十九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何以如此呢，诸位，这就是「人性」嘛！人都是有奴性的，不鞭打，便不做工。或做而偷懒。《三字经》上说：「教不严，师之惰。」唱戏的梅兰芳、马连良。也都知道「严师出高徒」。屁股不打烂，是唱不出好戏的。凭天才，哼两句，那就是票友了。票友唱戏，照理是出钱请人去听的。——博士爷原都是科班出身的。一旦得了博士，没人打屁股，就变成票友了。此「一书博士」之所以然也。人生苦短，一瞥眼，就靠一本书，吃一辈子。悲夫！
但是话说回头，读者可千万别瞧不起博士爷的「一书」，尤其是举世驰名的名大学的博士爷的一书。因为那一书，往往是他呕心沥血、皮开肉绽的心血结晶。也往往是他钻营十年的小牛角尖中最堪一读的专著。——大题目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增补为《中国古代哲学史》），足开一代文运。小题目如顾维钧的《外侨在华的法律地位》，也是该专题的唯一著作。再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之影响》。今日学人不谈五四则罢；若谈五四，则必自周郎开始。
以上只是文科。再看理工科，那就更为实际了。每篇博士论文，都是解决一个科学上的现实问题。如钱学森的《压缩流体运动与喷射推进诸问题》，便是今日搞流体力学和太空工程起步的专论。其外如蒋彦士（一九四二?明尼苏达）和李登辉（一九六八?康乃尔）在农业研究上的专论，都是启台湾农业现代化之先河，光辉灿烂，功不可没的（这儿所谈是纯学术性的，与二公的政治行为无涉也）。
笔者个人治学的经验和习惯便是凡涉及某项专题，我第一要找的参考书，便是与各该项有关的名大学的博士论文。因为这些论文，都是一些博士级专才，呕心沥血，过五关斩六将的力作，非同凡响，不是一般瞎扯淡之文。专家可信得过也。——忆七〇年代之初，余首返大陆探母，见祖国农业改革之彻底失败，而想一探台湾土改与农改之奥秘，曾得机访问蒋彦士君一谈（余知其为明尼苏达四二级之农学博士也）。承蒋公不弃，赠我整箱「农复会」出版品，至今珍藏之。其后偶尔谬论农村问题，手边参考资料，信其可用也。
农业如此，其他各科，无不皆然。——个人甘苦推广及于学生，因凡有硕士、博士研究生问道及余者（尤其是亚裔学生）。我总要该生先看看与他（她）专题有关的「博士论文」。——人家如已做过，你要重作之，那就要青出于蓝了。不能胜于蓝，为避免有抄袭之嫌，那就要换个题目了。这第一步的审查工作，得其窍者，半小时之功力耳。案头有袁同礼、李志钟之参考书，一索可得也。进读全文，则北美主要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均有全套庋藏也。
余即知有研究生穷数年之功，做出些血汗结晶，始发现此专题早有人做过。他不能后来居上，就被误为抄袭了。——这些都是「教不严、师之惰」的结果。余亦知有些在大陆上的科学实验，颇足矜夸。殊不料所得结果，美国早在战后即已「解密」（de-classified）矣。
笔者举这些小例子，无非想说明，袁某在中国带头搞资讯现代化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意义罢了。
孙中山、毛泽东的「登月计画」
其实更值得吾人注意的，还是这种看来初无深文大义（也是毛泽东绝对瞧不起）的东西，往往影响千万国民的生命财产。
六〇年代美国为在太空工程上超赶苏联，要搞个嫦娥奔月的计画。为解决太空人登月的一切难题，「太空总署」（NASA）与各大学和工商业研究机构，先后订了八千多个「副合同」（subcontract）。每个小合同解决一项难题。八千难题有一个不解决，太空人就上不了月球；而每一个难题之解决，事实上都是一篇或大或小的「博士论文」。等到八千本博士论文全都通过，八千项难题通统解决，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才能以「小小的一步」踏上月球！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就不然哉？！
事实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民主专政论」之中，都各有不同的「登月计画」。
孙中山的「登月计画」叫做「涨价归公」。
毛泽东的「登月计画」叫做「吃大锅饭」。
孙中山先生当年周游世界，眼看伦敦、纽约等地炒地皮的奸商，日进万金，吃喝嫖赌。他老人家火了，因而「发明」了一套「民生主义」。信誓旦旦，一朝革命成功，他一定要搞个「涨价归公」，封杀所有奸商。孙公真勇已哉！果然他的革命成功了。蒋家父子誓死实行「国父遗教」，搞了六十二年，也未搞出个「涨价归公」来。最近李登辉总统再接再厉，又宣布他坚决信仰「三民主义」——但是就是不搞「涨价归公」。
朋友，岂蒋家父子、李氏伉俪，对主义信仰，口是心非哉？非也！原来国父的「涨价归公」，也是一椿「登月计画」也。它需写八千本博士论文；解决八千项难题，始有登月之望。他老人家一本博士论文也未发表，只来个「想当然耳」，如何能搞嫦娥奔月呢？！
毛主席更糟。他要全国老百姓，都来吃大锅饭。大锅饭煮了就吃。其易也，直如「抬头望月」。但是其难也，则如「涨价归公」。不写八千本博士论文，解决八千项难题，而硬要为人民服务，强迫人民食之，就要饿死两千五百万人了。
读过英雄豪杰的传记，回头再看看像袁同礼那样的无名英雄们是多么可爱啊！他们死得多么可惜啊！（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北美洲）
*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七卷第六期
【贰】太平天国
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满清二百六十八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
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乾隆时代东南亚「香料群岛」一带（今印度尼西亚东端）有些小国如「苏禄」（Sulu）等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海盗吓惨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内附」作藩属；乾隆爷还下诏以「险远不许」呢！这与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风，如何能比？
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余年（一六六一～一七九五）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满清也是我国历史上（包括国共两党的政府在内），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Corvee或forced labor）的一个朝代（见《皇清通考》）。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
论经济，康雍乾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欧洲之下；纵迟至「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前夕，我们的一个资本家浩官伍敦仁（一七六九～一八四三，广州十三行主东之一），他个人的财富，据美商估计也比与他同时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垄断贸易的美国财阀约翰．亚斯特(John Jacob Astor，1763～1848)，可能还要富上好几倍。
【附注】亚斯特财团也是纽约市最早、最大、最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Hotel Astor Walldorf）的拥有者。李鸿章于一八九六年访问纽约时，即下榻该饭店。亚斯特本人也是靠对华皮货贸易（fur trade）起家的。
再说说学术文化吧！中国那时更是独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国革命时期在北京开馆修《四库全书》。这一部被他陛下一「毁」再「毁」的丛书，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还大于当时全世界其它各国现存书籍之总和！举一反三，其它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满清，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大风吹倒前朝树，我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渐沉入历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第一册曾略叙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谈谈晚清带有浓厚周期性的内忧。
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之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至于内乱呢？那它就往往有其周而复始的必然性了；而这个必然性，也往往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历史家，甚至阴阳家、术数家，都可以预测的、逆料的。
【附注】阴阳学、术数学不是中国和印度所专有的「迷信」。它在犹太、古希腊和伊斯兰等文明里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在当今世界上的信徒显然包括绝大多数台港的资本家和大陆上的高低共干。我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军阀、政客，几可说无人不信。甚至蒋中正、毛泽东二公也都是它虔诚的信徒。美国前总统里根和他的夫人南茜笃信之诚，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今日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居然也可以「通灵」。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象。
「术数学」在西方文明里叫做numerology。这项学术在中国则始自《易经》；在西方则为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580～507 B.C.)所倡导，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其实「科学」(science)，从亚里斯多德到杨振宁、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类智能中发掘出来的知识之一环。它如今已变成一种「超发展」(over-develOped)的学问，在「现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中简直是罢黜百家、独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将来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现代阶段」(The post-Modern Era)里，那些「低发展的知识」(underdeveloped learnings)和「非科学的科学」(unscientific 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过搞学问不应太自我设限就是了。
其实我们对清末国是的解释，还是以阴阳家的「气数已尽」四字，最为切当。「气」者，朝气也、暮气也、死气也……中医所谓「精、气、神」是也。满清末年，可说三者皆死。
「数」者，数据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学」的甲子、乙丑不谈，其它的「科学数据」如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等等各项统计，都注定满清王朝，非灭亡不可。
甚至就以当朝统治者找「接班人」的独家数据来说吧！康熙皇帝统治了六十一年，死后还有十八名皇子－－十八个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或加上咸丰成四帝），却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咸丰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个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个儿子，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们或许要问：皇帝生不生儿子，还要麻烦「现代」史学家们叨叨不休吗？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儿子太重要了嘛！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列强之间订立国际条约都要把「毋易树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儿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儿子来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儿子做接班人），「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等等家庭小事，写入国际公法，以维持世界和平。
因为在那个「一家统治一国」，「国家强于社会」的时代中，一个有关键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会影响国际和平，引起世界大战的。其实当代中国还不是如此?!
笔者走笔至此，不免想起我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来。梁氏在他的《新民丛报》上诋毁我们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说，我国诸史非史也，「帝王家谱」也。梁氏著书于「西学」初来之时。日译西书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点西学皮毛便抢新学，骂起祖宗来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帝王家谱」的重要性远大于「历史」啊！所谓「正史」者，其内容原是以「帝王家谱」一门最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先圣先贤不是早有明训?!
做皇帝、做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呢？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邓小平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一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二十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就要拖得更长更惨了。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征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张作霖、毛泽东……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不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泽东、邓小平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毛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余万，人相食，而农民没有出个陈胜、吴广，来「揭竿而起」。毛氏觉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说是「中国农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老爷是不能拿刀杀人的。农民没有「兵器」，在那个时代，他们「削竹为枪」，还是照样可以造反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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