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月21日
1．鉴于韦维尔将军这封带来极坏消息的电报，我们在今晚的国防委员会开会时，必须对整个局势重新加以考虑。
我们正好犯了我在启程的船上拍发“留神”一电时所担心的错误。本来可以在柔佛、或无论如何可以沿新加坡海岸形成一条扎扎实实的防线的部队，已被各个击破了。在接陆方面没有建立起防御线。海军对于敌军在半岛西海岸的包抄没有采取防御行动。韦维尔将军已经表示意见，认为保卫新加坡岛要比在柔佛打胜仗需要更多的军队，而柔佛的战役几乎可以肯定是失败了。
他的电报对于持久的防御不抱什么希望。明显得很，这种防御只是要使目前正在途中的全部援军来作牺牲。如果韦维尔将军仍然怀疑能否拖到几个星期以上，那么，随之而起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立刻炸毁各码头、炮台和工厂，集中一切力量去保卫缅甸，并使滇缅公路畅通无阻呢？
2．据我看这个问题现在就应当加以正视，并率直地向韦维尔将军提出来。如果海军和陆军的全部破坏工作做得彻底，新加坡［对于敌人］还有什么超过西南太平洋上许多港口的价值？在另一方面，缅甸如果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当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我们很可能由于办事糊涂，对作出无可奈何的决定有所顾虑，就会使新加坡与滇缅公路二者都丢失。这一决定，显然要看新加坡岛能守多久而定。如果只能守几个星期，那么牺牲我们的全部援军和飞机，当然是不值得的了。
3．而且，谁也不能不考虑到，新加坡一旦沦陷，科里几多尔必将相继沦陷，这将使印度大大震惊；只有强大的部队的来到和缅甸方面战事的成功才能把印度支持下来。
请将以上一切在今晨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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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参谋长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我们在当晚开国防委员会时，要我们采取这样重大的步骤，也是同样踌躇不决的。
韦维尔将军作为盟军最高统帅，要负起直接的、初步的责任。
我自己感到问题十分棘手，不能坚持我的新看法，如果当时我已下了决定，也就会坚持下去了。我们中间谁也没有预见到防御战竟会在三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之内崩溃，否则至少能花一两天工夫来作进一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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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代表厄尔·佩奇爵士，当然是不出席参谋长委员会的，我也没有请他参加国防委员会。不知怎样，他看到了我给三军参谋长的一份备忘录，他立刻打电报给他的政府。
1月14日我们接到柯廷先生的电报，电报中有一番严厉的责备。
柯廷先生致首相 1942年1月23日
由于今天战时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关于马来亚形势的报告，我发出下列的电报：
……据佩奇报告，国防委员会已经考虑撤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问题。由于我们得到过一切保证，撤出新加坡将被各处认为不可饶恕的背叛。在帝国和地方的防务体系中，新加坡是一个中心要塞。正如我的电报所指出的，我们都明白，该地建设得牢不可破，无论如何，它能作长期的坚持，直到主力舰队来到的时候。
甚至在紧急的时候，援军应当转移到荷属东印度，而不是到缅甸去。其他任何别种作法将引起极大反感，而且可能促使荷兰进行单独媾和。
根据援军源源而来的保证，我们已经切实执行了协定中我方担负的责任。我们盼望你不要因撤退而破坏整个的目的。
马来亚的形势和对拉包尔的进犯，引起了公众惴惴不安，以为盟军软弱无能，不能制止日军的前进。我政府既认识到自己应负责使公众作好准备，以便有抵抗侵略者的可能，对于为什么还不能阻止敌人到达我们的海岸，也有加以解释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彻底探讨形势中的一切可能性，亦属责无旁贷，何况澳大利亚人民以众多的人数，志愿参军，服役海外，但当他们的抵抗力、帝国的威信以及盟国事业的巩固可能已受到无法弥补损失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为局势的改进等待很久。这一点是很难理解的。
柯迁先生的电报，又严厉，又不寻常。“不可饶恕的背叛”这一说法，同真理或军事事实并不相符。大祸即将临头。
我们能够躲避吗？得失怎样相抵呢？在这时候，这些重要军队的目的地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用现实的眼光来审查这些问题，就无所谓“背叛”。况且，澳大利亚战事委员会并不能衡量全局。要不然，他们就不会要求完全忽视缅甸，事实证明缅甸是我们唯一有办法拯救的地方。
说柯廷先生的电报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在方针上早已得出一致意见的话，我们当然要如我所建议的那样，“率直地”把事情向韦维尔将军提出来。可是我在会上感觉到，反对放弃远东这个有名的重要据点的意见是很坚决的。正当美国人在科里几多尔方面顽强作战的时候，英国要是来个“临难而退”，这在全世界、特别在美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至于一个纯粹军事性的决定应该是怎样，那是无可怀疑的。
但是经过大家的同意或默许，尽了一切的努力来增援新加坡，支持它的防务。第十八师继续前行，其一部分早已登陆了。
第四章 信任投票
政治气氛——向国会提出灾难将临警告的必要——成立生产部的要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从俄国回来——我请他当军需大臣——下议院和我的讲话的广播——我要求投信任票——表决的重要性——沙漠战役的汇报——我对隆美尔的赞扬——我们在远东的赤手空拳——我们在资源上的限制——我接受全部责任——前途艰险——辩论中友好的语气——四百六十四票对一票——美国和盟国的欣慰——二十位自由党议员中六位弃权——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不接受军需大臣的职务——1月31日我给他的信。
关于我到华盛顿去的使命以及在我离国五星期内所发生的一切情形，大家都盼望我向国会作一次详细汇报。我心目中有两个突出的事实。第一是，伟大同盟最后必定会胜利；第二是，在日本向我们猛攻中，一连串无可估量的大灾难将要降临到我们身上。人人都欣慰地看到，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帝国，我们的生命不再有什么危险了。另一方面，危亡的威胁既然基本上消除了，每一个评论者，不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就可自由地指出那许多已犯过的错误。有许多人并且认为，改进我们指挥作战的方法，从而缩短可怕的历程，已是他们的责任。我自己为了我们已经遭受的种种失败，惴惴不安，谁也不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这些失败还只是大灾难的开端。澳大利亚政府的态度，各报消息灵通而又不着边际的评论，二三十位能干的议员的诡谲的经常的冷嘲热讽，议院会客厅的气氛，在使我觉察到有一种令人为难的、不愉快的、无法回答的但又是肤浅的意见，从四面八方，气势汹汹地向我逼将过来。
另一方面，我很知道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人民能在1940年时保全下来，我曾经出过微力，我可以指望他们对此抱有好感。我并不低估国民的忠诚，这像波澜壮阔的潮流，簇拥着我前进。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对我表示了最高的忠心。
我是有自信的。由于情况的需要，我曾向周围人士明白指出，对我一个人的职权和责任有丝毫的削减，我是不容许的。新闻界议论纷纷，主张我继续担任首相，发表演说，但是把指挥战事的实际工作让给别人担任。我决心不向任何方面作出让步，自己负起首要的直接的责任来，要求下议院对我投一次信任票。我还记得法国人有句名言，“Onne règne sur les ames que par le calme”。①
①这句法文的意思是：“只有镇静才能控制人的心灵。”——译者
向议会和全国提出灾难将临的警告，这是尤其必要的。在领导工作中，提出一些虚幻的希望，但转眼就落空，这是最严重的错误。英国人民能够坚强地乐观地面对危机或灾难，但他们痛恨受骗，痛恨替他们负责办事的人自己处在一种无根据的幻想中。我觉得用最暗淡的词句描写目前的光景，从而藐视未来的灾祸，这不仅就我自己的地位，而且对于战事的整个的指挥都是必要的。在这个关头这样做，也可能不至于影响军事形势，不至于动摇大家现在都有资格感觉到的那种最后胜利的基本信念。尽管每天总有使人震动、使人紧张的消息传来，我不惜花十二或十四小时工夫，集中思想，来考虑一篇范围广泛、内容新颖的万言书；尽管沙漠地区战争失利的火焰烧到我的脚跟来，我还是把我的汇报和对于我们情况的判断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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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节有一种普遍的要求，希望成立一个生产部，其大臣参加战时内阁。1941年7月间，在我首途访问罗斯福总统以前，我在下议院里作了长时间的辩论，说明当时没有设立这种机构的必要。但是舆论仍在趋向这个意见，不但由于事态的发展，而且由于有关人员和部门的处境，使这个主张更得到了强调。比如说，美国总统已经任命唐纳德·纳尔逊先生主管全部生产工作。难道就不应该有一位相应的官员吗？大家都瞩望于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在华盛顿的成就已经叙述过了，他在美国最上层的人士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在1917年和1918年的军需部中，我主管过现在归军需部和飞机生产部掌管的职务。这些部门在原材料和熟练劳动力方面纠缠得很厉害，因此如果有一个统一指挥的权威机构，那就方便多了。
由于现在每件事的规模愈来愈大，这种要求就日益有力。比弗布鲁克是俄国人和美国人所共同信任的，要领导这样大的一个联合机构，似乎没有人能比他更胜任愉快的了。
自从他从飞机生产部调到军需部以来，这两个业务相关的部门之间发生了不少摩擦，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在战时内阁一级的生产大臣的领导之下，把我们军事生产的这两个大部门结合起来，不但可以恢复协调，而且可以增进效果；他是早已有这个地位的了。我想他可以担任生产大臣。而现在飞机生产大臣穆尔—布拉巴宗上校和我认为足以胜任军需大臣的安德鲁·邓肯爵士，可以作为他的两个僚属。他俩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和全面的判断力；这一切还在我思想中盘旋的时候，一位新人物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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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早想结束他在俄国的任务。无论在战时或战后，奉命担任驻苏联大使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感觉到这个使命是十分没有吸引力的。在希特勒的进攻还没有把俄国同我们拉在一起以前的时期里，我们的使节在莫斯科几乎完全受到了忽视。他难得有接近斯大林的机会，莫洛托夫对待他和其他盟国的大使是很冷落的。在12月的危机中，苏联的外交中心从莫斯科移到了古比雪夫，莫斯科的那种令人不愉快而且徒劳无功的状况不但重新出现，而且益加恶化了。后来，我和斯大林直接打交道，现在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又直接打交道，做了许多事情，大使的职务跟决定性的事务日益分离了。德军进犯时，斯塔福德正在国内，已经向我表示愿意离任之意，但他接受了并且赞成了我的看法，认为不该在俄国初遭患难的时候召回他。从那时到现在，快八个月了，一位具有他这样身分的政治人物要求回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心下议院来，当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此，在1月初，我同意他调任，并派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前去接替他。
1月23日，克里普斯从俄国回来。由于工党反对他的极端主义，早在几年前就把他驱逐出党，所以这时他已是一位脱离工党的重要政治人物。英国全国对俄国的英勇抵抗有热烈的好感，由此而联想到他担任大使的职位，因而他的名气也就更大了。英国左派人士和他们的报刊制造了一种论调，说俄国所以参战，站到孤独的、艰苦万状的英国这边来，他要比当代任何人贡献更大。极端的左派中有些人以为他值得活动活动，作个候补首相；这些圈子里有人说他将领导一批新的政府评论家，他们希望把这批人组成一种举足轻重的议会力量。我个人既知道他的才能又喜欢他，巴不得把他延揽到政府里来，在政府里，我们是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帮助的。由于他先前的工党的同僚并无异议，我就寻找机会。
对于左翼的意见如何，我虽然消息灵通，却完全依据着事情的恰当与否来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我任军需大臣时，克里普斯是英帝国最大的炸药厂副厂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既具有这种实际的行政经验，又具有突出的聪明才干。我觉得，派他负责军需部是最符合于公众利益的，而且这又可作为成立生产部这一重大规划的组成部分。1月25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和夫人到契克斯与我同进午餐。
那天下午他和我作了一次愉快的长谈。我向他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并且解释了这种职务在军事生产全局里的地位。他说要考虑，以后再作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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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辩论开始，我把问题提到下议院。我可以看出，他们都还有一肚子的气；原来我回国后曾经请求将我即将作出的汇报录下音来，以便用来向大英帝国和美国进行广播，他们却提出种种同当时形势要求毫不相干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我撤销了我的请求，尽管在世界任何其他的议会里对这种请求是绝不会拒绝的。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我站起来说话了。
自从我回国以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必须要求下议院投一次信任票来支持我，这完全是正常的、宪政的、民主的手续。展开关于战事的辩论已经提出来了。我便以最放手的、最自由的方式为辩论安排了三个整天的时间。任何议员都可以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应当说的话，议论或者反对内阁，或者反对政府的组成或个别人员，做到畅所欲言，只要对军事秘密予以保留，而下议院一向是小心遵守这一点的。你们还有比此更自由的么？你们还有比此更能发挥民主的么？别的国家很少有如此巩固的制度，能在国家展开生死斗争的时候，还能维持这样的制度。
我有义务向下议院解释，我为什么在这时候要求给我非常的支持。有人建议，我们应当进行三天这样的一种辩论，在辩论中，政府无疑地会受到担子挑得较轻的人们狠狠的抨击，到最后不付表决，大家就散会了。这样一来，新闻界中那一部分抱着敌对态度的——有些已公开表示了敌对——就会振振有辞，说政府的信用破产了，甚至在一切已经过去、所有讨论已经举行过之后，还会作出暗示，说有人曾经私下向我表示，我如果要求议会投信任票，那我就是十分轻率的。……
我们近来从远东得到了许多坏消息，我想，很可能还有许许多多坏消息传来，等下我就要说明理由。坏消息之中还会包藏不少说明见识上和行动上都是有错误和缺点的事故。
谁也不会装腔作势地说，没有什么错误和缺点，居然会发生了这些不幸。我看这一切好比惊风骇涛向我们滚滚而来，这就是我要求下议院投一次正式的、严肃的信任票的另一个理由；在这一斗争中，下议院是从来也不退缩的。下议院如果不坚持两件事，第一件自由辩论；第二件在以后来一次明确的、老实的、坦率的投票，那么就有亏职责了。随后，我们都会知道我们究竟处境如何，所有我们必须打交道的人，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无论是朋友或是敌人，都会知道我们处境如何，而他们又处境如何。因为我们举行一次自由辩论，能参加辩论的可能只有二三十位议员，所以我要求四五百位坐着不发言的议员们表示意见。
我要求投一次信任票就是因为情况糟糕，而且更糟糕的还要来到。如果一位议员要对内阁提出有益的批评，甚至作严厉的谴责，这样做和他对内阁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话，那么他尽可进一步行动，并且搞得更凶一些。但是如果有一位有体面的先生对于政府极不满意，而且觉得为了公众利益的缘故，应当把它推翻，那么，他应当有大丈夫的气概，在议会里表明他的主张。用直截了当的话把道理说明白，甚至说得再清楚些，那是无可反对的，政府将作出最大的努力，以求符合于辩论过程中所树立的标准。不过在辩论中，谁都不必说漂亮话，在投票时谁都不必胆小如鼠。我曾经投票反对过我当选后所支持的政府，有时回顾起来，我就为这样做而感到高兴。在这艰难的时期里，人人应当认清自己的本分，尽到自己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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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沙漠地区的战事给他们作了一些报告。
奥金莱克将军为他的战役要求作五个月的准备，但在11月18日他就向敌人进攻。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分散的、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队伍之间在沙漠地区展开了最激烈的、连续不断的战役，每天清晨互相搜索，整天拚着命，往往打仗打到深夜。这里打的仗，结果竟同当初所预料的大不相同。
一切是分散的，混乱的。大部分是依靠着个别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大部分如此，但不是全部如此；因为如果没有奥金莱克将军亲自出马，改变指挥，下令不惜任何牺牲，必须坚持进攻，施加无情的压力，那么这次战役早就会在11月24日失败了。要不是这一果敢的决定，我们在这时候，就该已经退到出发时所占的老战线上来了，或者还要退得后一些。托卜鲁克可能已经沦陷，隆美尔可能已向尼罗河前进了。此后，战事明朗化了。昔兰尼加收复了，那地方还得守下去。我们还没有能够歼灭隆美尔的军队，不过他们几乎三分之二受了伤，当了俘虏，或是死了。①
①核实数字，附有战后关于敌军伤亡人数的资料，载于第三卷下部第三十章511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英军伤亡总数计一万七千七百零四名，敌军伤亡总数约三万三千名。
议会当然没有认识到隆美尔反攻成功的意义，因为他们不可能听到过英国迅速征服的黎波里塔尼亚后即将透露的较大的计划。班加西和阿杰达比亚的陷落，已经是众所周知，这好像是沙漠地区战事中胜负无常的一段插曲。而且，正如这里转载的电报所指出的，关于发生了什么和其发生的理由，我也没有正确的情报。
我不能不对隆美尔赞扬几句。
我不能说目前在昔兰尼加西线的情况是怎样。我们所遇到的是个很大胆很有本事的敌手，我如果撇开战争的破坏来说，他还是个伟大的将军。他一定得到了援军。另一个战役，甚至现在就在进行中，至于战役分晓如何，我有条规矩，就是从来不发表关于战役的预言。我订了这条规矩时常感到欣慰。当然，谁也没有说我们没有机会。……
我提到隆美尔的话，当时顺顺利利过去了。后来听说，有些人感到不痛快。他们不能理解，对于一个敌军将领也要指出什么长处来。这样的小气，原是人情之常，但是这种心情，同取得战争胜利的精神，或是建立持久和平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 ※ ※
我随即讲到了我们在远东赤手空拳的更重要的问题。
我已经把这几个月的经过情形向下议院报告了，尊敬的议员先生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资源是搞得多么紧张，直到现在，我们还能活下来，真是好不容易，真是好运气——我们是谈不上什么功劳的。如果我们听从了三四个月前大喊大叫的吵闹，要我们进攻法国或低地诸国的话，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我们还能看见墙上写的标语：“立即开辟第二战场”。谁没有感觉到这句话的吸引力呢？但是想一想，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热烈的诱惑，我们的地位会变成怎样的呢。我们每一吨位的船舶，每一支小舰队，每一架飞机，我们军队的全部力量都要使用出来，而且都要用在法国海岸线上或是低地诸国的海岸线上，去作殊死的斗争。远东和中东的一切灾难比起另一个更糟糕的敦刻尔克问题来，就会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想，在那些曾为了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发表意见、侃侃而谈、甚至大叫大嚷的人们当中，有的现在会重整旗鼓，圆滑地提出质询，问为什么我们在马来亚、缅甸、婆罗洲和西里伯斯会没有足够的部队呢？
在两年半的战争中，我们仅仅能够凑合着应付过来。……
我们刚刚看得见我们的前途。看起来，我们是处在极困难的时期中；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投入我们最后的一分力量，看起来，我们正在走向胜利，这比从前看得更清楚了。……
我们既然在这里和尼罗河流域对付德国和意大利，就势必没有力量为保卫远东做好准备工作。……也许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本来可以做到而没有做到，但是，我们就势必不能为保卫远东抵抗日本进犯做好准备工作。内阁的方针向来是，直到我们肯定美国也会参战之前，几乎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下议院还记得吧，当我们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甚至于低下头来，把滇缅公路封锁几个月。我记得，在我们现在的批评家当中，有的因此非常愤怒，但是我们不能不那样做。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时候，也从来不可能有一个时候，大不列颠或英帝国能够单枪匹马地同德国和意大利打仗，能够从事不列颠战役、大西洋战役和中东战役，同时又在缅甸、马来半岛广泛地在远东做好彻底的准备，来应付日本那样拥有七十多个机动师、世界第三位的海军力量、一支巨大空军的巨大的军事帝国的冲击，来应付八九千万坚强好战的亚洲人的进犯。如果我们开始就在远东那些广漠无垠的区域里分散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早被消灭了。如果我们把战线上迫切需要的大批大批的部队调到没有战事的或者永远不会有战事的地区去，那么，我们就完全做错了。那么，我们就会错过足以使我们大家平安地脱离我们陷入的可怕境遇的机会（现在看来不仅只是一个机会）。……
采取的决定，是要对俄国作出我们的贡献，设法打败隆美尔，并从地中海布岸到里海组成一条更加坚强的战线。根据这个决定，我们力所能及的，仅仅是在远东作一个适度的、部分的准备，以应付假想中的日本猛攻的危险。六万名士兵的确在新加坡集中了，但是现代空军、坦克、高射炮和反坦克炮部队都是要优先供应尼罗河流域的。
对于这个决定，在其广泛的战略方面以及对于有关俄国的外交政策方面，我个人负完全的责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资源处理得不当，我比谁的过失都大。如果我们今夜没有在缅甸和马来亚准备好巨大的现代空军和坦克，我比谁的责任都大。那么，我为什么要接受要求，找出替罪羊来，把责任推在将军们或者空军人员们或者海军人员们的身上呢？那么，我为什么要接受要求，把忠实可靠的同僚和朋友们赶出去，借以平息英国和澳大利亚新闻界某部分人士的叫嚷，或者借以抵消我们在马来亚和远东的败北以及我们还得在那里继续接受的惩罚呢？
我不得不使下议院受了几乎两小时的累。他们毫无热情地接受了他们听得到的一切。但是，我的印象是，他们听了这番议论，并非无动于衷。鉴于我所看到的情形即将来到，我想在讲话结束的时候，该把情况作最坏的估计，虽不使人绝望，亦不预作任何诺言。
我虽然感到胜利和解放有汹涌澎湃之势，会把我们和各国受苦难的人民平平安安地带到最终的目标去，但我必须承认，我觉得战争加在我身上的负担，比在1940年惊心动魄的夏天还要来得沉重。有那么多的战线已经开辟了，有那么多的薄弱的地方要去防卫，有那么多不能避免的祸难，还有那么多刺耳的声音，现在我们能够更坦白地谈谈战争的这些错综复杂情况了。因此，我觉得作为下议院的公仆，我有权利到这里来，请求大家不要对我施加压力，叫我违背良心和不顾较正确的判断，去行动，去找替罪羊，借以巩固我的地位；
请求大家不要对我施加压力，叫我去干那些哗众取宠于一时而终于无济于战争的事情来。恰恰相反，请求大家给我鼓励，给我援助。我从来不敢对将来作出预言。我坚持我原来的纲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这一切是我所曾经贡献的，过了五个月后，在这里面我又添加了“许多缺点、错误和失望”。但是，我看见了光明已从乌云后面闪现出来，在我们道路上越照越亮，正是因此，我在此刻壮大了胆量，要求下议院宣布一次信任，作为联合国家武库中一件新添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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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连续进行了3天。但是语气对于我显得出乎意外的友好。有的事下议院是无疑要去做的。战时内阁中以艾德礼先生为首的同僚们，大力地甚至于热烈地支持着政府的工作。
到了29日，我只好结束辩论。当时我担心得不到表决。我试图用激将法迫使批评我们的政论家们到投票走廊里来反对我们，同时，又不要得罪现在已经毫无反对意见的议员们。但是我所敢说的话，没有什么能刺激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中心怀不满的人们去参加投票。在付表决的时候，独立工党对信任投票提出异议，幸而，该党占三个议席。两个需要去作点票员，因而结果是四百六十四票对一票。我感谢少数党领袖詹姆斯·马克斯顿，是他把这件事搞得非水落石出不可。新闻界的大事宣传，倒使表示慰问和庆祝的电报从各方面纷至沓来。白宫的美国朋友们表示得最为热烈。总统六十寿辰，我拍电致贺。他复电说：“跟您在同一个十年，妙极了。”但是新闻界中爱唠叨的人并非没有办法。他们见风使舵，敏捷得像松鼠一样。说什么要求投信任票是多么不必要呀！谁曾梦想要同联合政府挑战呢？我管这些话叫“刺耳的声音”，这不过是灾难临头的前兆而已。
首相致议会保守党领袖 1942年1月31日
我为保守党投票成绩辉煌，而且两年来票数有增无已，向你祝贺。
我要写信给自由党领袖谈谈他们的投票。或许你要核阅一下，特将该函附上，如无异议，希即封寄。
丘吉尔先生致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1942年1月31日
自由党在下议院投信任票时的情形，该请你注意一下，在二十个总人数中，六名弃权或缺席，只有十四名代表你党。这十四名中三名是大臣，就是你自己、约翰斯顿和富特。你们在贵族院中还有一位次官。这种情况，真是帆大船身小。保守党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的三次表决中既然分别投了二百五十二票、二百八十一票和三百零九票，我恐怕保守党会对于不支持政府的行为有所批评。
同时，《新闻纪事报》已成了评论得最尖锐的、常抱敌对态度的报纸之一，可惜还落在《曼彻斯特卫报》的堂皇但遵命行事的独立性之后。
我向你建议，这些情形需要你认真注意。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曾以议会中席次的多寡来衡量自由党的力量，然而，议席既已如此之少，那么依我看来，党就更有必要在信任它所正式郑重地决定参加和支持的政府的事项上，团结一致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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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辩论的过程中，没有发言，但在辩论进展时给我写了一封友好的信，说明在我所提的条件之下，他不能接受我请他担任军需大臣的建议。他说，要实行增产以副期望，最低限度，必须使军需大臣能在本部门中完全当家作主，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个成员，并在分配和决定优先重点方面负责。“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出，我觉得在所提的条件之下接受这项任务，是不妥当的，因为我感觉到我不能使这一岗位取得成功，而只能使你和公众都感到失望。我本来希望对于你所肩负的重担，或者能助一臂之力，但在经过最慎重和急切的考虑之后，我觉得不能不作出这个消极的结论，我是很抱歉的。”
我答复道：
1942年1月31日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认为除非另有条件（而这些条件不是我的权力所能答应的），便不能帮我们的忙，担任军需部的重任。
以军需大臣为战时内阁的成员，是违反由生产大臣负主管军需品整个部门之责这一政策的，议院最近已经表示对这一政策坚定不移。这样做，也会进一步脱离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在现政府成立的时候和成立以后，舆论对这一点是十分强调的。我们已经从五位成员增加到八位；你如果把驻开罗的国务大臣计算在内，就有九位了。如果［·依·据·职·权］再加上军需大臣，那也就不可能把飞机生产大臣排除在外。如果这两个军需部门的长官列在战时内阁之内，那么也就有必要将它们所供应的作战部门的大臣级长官包括进去。这样一来，一个［小型］战时内阁和一位生产大臣的两个原则都遭受到破坏。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无论下议院或公众都是不会赞成的①。
①“依据职权”字样是我2月9日给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信中加上的。见第69页
你建议我可以时常和你会晤，那是一件乐事。我将随时准备接受你的友好的意见，尽管我过去所要求的是你能作出实际的帮助。也许有一天我总是能够得到的。
事情到这里搁下来了——但只是暂时的。
第五章 内阁的变动
政治上的日益紧张——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健康——我和他的关系——他出任了生产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场——新的权宜之计：下议院领袖——莫因勋爵离开殖民地事务部——2月里的灾难——政府中进一步的变动——比弗布鲁克勋爵2月17日的信——他辞职了——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任生产大臣——新旧的战时内阁——其他大臣的变动——我们会议中的日常工作——我个人的地位——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的来信——我蝉联国防大臣。
信任票不过给人以暂时的慰藉。大难即将临头，我至少已给了充分的警告。到2月间大难果然降临了。同时我觉察到政界中的紧张情况也在增长。有的要求“加强”政府。他们说，“新的血液”应该加进去。现成的、最值得注意的新的血液当然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了。我极不愿意因受外力压迫而作出更动，在信任投票的辩论中，我曾为这件事用过一些强硬的言词。但是过了2月份，要成立生产部看来无论如何要有一次变更，这次变更应该具有内阁改组的性质。新闻部驻在世界许多地区的人员都报导了英国国内的政争会造成莫大的危害。明显得很，对于艰难的、麻烦的人事问题必须立即予以解决。另一方面，成立一个生产部，尽管必须采取温和的办法总比采用激烈的办法好，虽然采用激烈的办法也许是必要的。
当我组织生产部的计划接近完成的时候，比弗布鲁克勋爵的身体正迅速垮下去，我听到了很难过。他开始患严重的气喘症，往往整夜不眠，而只有睡眠才能治好。我从华盛顿回国以后，有天晚上我们在新楼开会，我听见一个持续不断的声音，很不耐烦，突兀地说，“哪一位出去一趟，把猫叫的声音制止住。”大家沉寂下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那位可怜的朋友在气喘啦。我道了歉，事情也就完了，但我之所以旧事重提，因为这可以说明在那些使人疲于奔命的时期的紧张情况，而这又是促进比弗布鲁克行动的原因之一。他真想每晚能花三四小时，在万呎以上的空间飞行，以便减轻由于高度而产生的气喘病。
这种毛病是比弗布鲁克神经衰弱的根源，我只能管它叫神经衰弱。在我们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把他的一次出于感情冲动的辞职打回去了。但是他现在增强了对职务的坦率而强烈的厌倦之意；虽然有一种要求有更广泛更无束缚的权力的心情，内心却盼望从重担和忧虑之中解放出来，在我的同僚中还有许多人也是这么要求的。
有的人没有像我那样知道他在任职期间所作的贡献，不知道他的力量、他的魄力和判断力，就往往不明白他对我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事务中和扫尾工作中有过长期的协作。除了我所十分尊敬但关系一直不算密切的大法官西蒙勋爵之外，比弗布鲁克是跟我一道在前一次斗争中经历了震惊和劳顿的唯一同僚。我们两人在政治上是属于老一辈的。在前些日子的危机和争论中，我们往往站在不同的方面，有时我们还彼此反对得厉害；但总的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关系，这是我的绵延不断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历经宦海浮沉，但是由于私人间的亲密友谊始终不渝，所以这种关系就更加巩固了。在这些暴风骤雨的新的年代里，同一位一向虽没有行政权力而往往能发号施令的人物，谈谈当时的困难和问题，把它们同我们已经克服的或者经历过的事情比较比较，这对我来说，往往是一件乐事。我的其他同僚当年还都是不知名的人士，其中大多数是那些在记忆犹新的过去的日子里驰骋在战场上的年轻军官。
我已经准备就绪，要把一个巨大的新任务交给比弗布鲁克，使他得以充分发挥才能，而容易引起他生气的种种阻碍将减到最低限度。2月4日向议会宣布了成立生产部，任命比弗布鲁克勋爵为生产大臣，他的原有职务由安德鲁·邓肯爵士继任。不过还有一些重要的细节要在幕后安排一下。按照比弗布鲁克的要求并经莱瑟斯勋爵的完全同意，我又把军事运输部并入筹划中的生产部。这本来不在我原来计划之内，但是莱瑟斯勋爵希望跟比弗布鲁克一道工作，并且在他领导之下，他们二人又能非常融洽，因此我觉得进一步的合并是有利的。但是划分责任的每一细节，都像作战一样要经过一番斗争。我的耐心还算不小，可是最后我忍耐到极点了。
丘吉尔先生致比弗布鲁克勋爵 1942年2月10日
我即将在几小时内将白皮书送达议会，兹特寄上校样一份。就我而论，是定稿了。上一个星期，为了作好安排，使你满意，而于公众有益，又为了消除即将同你发生接触的各部门的顾虑，我已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
我敢肯定，承担这一工作，并尽最大的力量把它办成功，这是你的责任，并且你是有充分的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的。我认为，莱瑟斯关于军事运输部对于商船的类型应有有效的发言权的论点，是很有力量的，因为该部是这一问题唯一的权威，而且了解情况。如果，其他一切已经解决之后，你还在这一点上，或者同我为你规划的这一大机构有关的任何其他一点上弄翻了，那么，鉴于我们所处的形势极度危急，牵涉的利害关系又十分广泛，我不得不指出，你会受到国内和美国严厉的批评。因此，我希望你顾全大局，勿使你的国家、你的朋友、特别是你的名誉受到严重的打击。
在这件事上，我将按照计划办理，今日上午提出白皮书，如果，在另一方面，你决定要断绝我们的关系，我将请求议会允许我将我的报告推迟到星期四。这封信是由布里奇斯亲自送给你的，请你托他把回音带给我。
比弗布鲁克勋爵接受了这一决定，明确规定生产部职责的白皮书于是在2月10日由我向议会提出。我向议会里宣读了开头的主要四节：
1．生产大臣是遵照国防大臣和战时内阁的方针对于一切战时生产事宜负主要责任的战时内阁大臣。该大臣执行一切原属生产管理委员会掌管的任务，但有关人力和劳工的事务除外。
2．其任务包括现有生产能力和原料的分配（包括原料进口的安排）、在必要时生产优先权的决定，以及对有关的各部门和分支机构的管辖与领导。
3．尽管本白皮书中有所规定，负责有关生产的部门的各大臣在主管各部时对议会所负的责任，依旧不变；各部的任何大臣级长官，对有关正当履行职责方面的问题，有权向国防大臣或战时内阁申诉。
4．生产大臣又代表战时内阁对在国内和美国所设立的、处理盟国间军需品的分配和原料问题的联合机构，讨论时主持会议。
读到这里，我被霍尔—贝利沙先生打断了话，向我询问，为什么人力和劳工问题不包括在这一建议之中。这当然是牵涉到比弗布鲁克勋爵和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势不两立的个人关系，因此我又宣读了另外三节，内容如下：
8．劳工与兵役大臣是战时内阁大臣，将来在战时内阁总的领导之下行使原属生产管理委员会掌管的有关人力和劳工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对武装部队、民防、战时生产和民用工业等方面分配人力资源，并处理生产方面的一般劳工问题。
9．处理对于人力的要求和分配，是劳工与兵役大臣职责的一部分，他有责任对他认为可能更有效地经济使用人力的方针发布指示。为此目的，他的官员得根据需要，有取得人力使用的情报的便利。
10．各生产部门和劳工部之间的一切劳工问题将由劳工大臣和生产大臣或他们所委派的官员商讨解决。这三个供应部门将保留其现有的、独立的劳工组织。
最后，我要求对白皮书进行仔细的研究，对于这一计划给予试行的机会；如有辩论的需要时，我当提供一切便利。
※ ※ ※
这一切正在发展的时候，期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场和态度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他表现出仿佛他有谈话需要发表的样子。他从莫斯科回国之后，作过一次广播，受到欢迎；
因此他受了鼓励，坚持要求新闻大臣进一步给予机会，进行广播演说。2月9日我写信给他，原文如下：
我了解到，你在布里斯托尔答复关于参加政府的问题时说，“你最好去问丘吉尔先生”，或诸如此类的话。在这种情形下，好不好发表你在1月29日的来信和我在31日的复函呢？
我发觉到在第二页上“如果再加上军需大臣在内”这几个字前面，我忘了插入“依据职权”字样。比弗布鲁克当然不是以军需大臣身分参加战时内阁的，而是他在1940年秋季任飞机生产大臣时，由于一般性的理由被指定的。所以我提出要添上这几个字，这不过是想将我的原意说清楚罢了。
依照他的意愿，我没有把函件发表出来，但是在我看来明显得很，他的加入战时内阁是受到普遍欢迎的。既要满足这个需要，又要符合许多有势力的人士方面所表示的同样强烈的愿望，认为战时内阁应当切实减少阁员，所有阁员应当尽可能摆脱各部的行政责任的约束；要两面顾到是不容易的，因此我想出了一个新的权宜之计。
当1940年5月间政府组成时，我担任若干职务又兼下议院议长一职。一切日常工作，由艾德礼先生处理，我只参与无论如何必须处理的重要事务。据我看，斯塔福德爵士有种种的才能足以领导下议院。他是个议员，又是最杰出的辩论家之一。这样的一个任命，加上战时内阁阁员的身分，可以作内阁的发言人，这就把他们所追求而现在又在默默要求的广泛的活动范围交给他了。我同艾德礼先生讨论了这个办法，在这种紧张局面中，他的忠心耿耿是十分宝贵的。我向他建议，他将掌玺大臣和下议院领袖的职位让给克里普斯，他自己主管自治领事务部，并被授副首相的头衔，但在组织上不作变动，这里又是一种形式上的变革，而不是实际上的变革。
艾德礼先生同意了，因此我只得请克兰伯恩勋爵从自治领事务部调到殖民地事务部。我把这个职务同贵族院领袖一职联系在一起。这两个职位本来是莫因勋爵担任的，他是我所最尊敬的一个人物和朋友。他在政府中的落选对于他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这样对待他是于心不安的。后来经过一连串事件，竟使他的生命断送在开罗一个以色列刺客的手中。
亲爱的沃尔特： 1942年2月19日
由于公私方面种种原因，我不得已要对殖民地事务部作一次调动。对此，我深感遗憾。形势和舆论都在要求政府作一次重大的改组，我因此有必要把自治领事务部交给艾德礼，许多人坚决主张这一部门应由一位战时内阁阁员负责。既然如此，我深切盼望克兰伯恩担任你的职务，从我对你的认识看来，从你在这次战争中已有的表现看来，我敢肯定你是一定愿意满足我的愿望和需要的。
在这风暴袭击的时期同你共事，向来使我很感到愉快；为了你行使殖民地事务大臣和下议院领袖的职务时，发挥了高度的才能，又为了你所经常给我的帮助和友谊，我十二分真挚地向你表示感谢。
莫因以一贯的庄严的态度和愉快的心情，同意解除内阁方面的职务。“几乎不必说，”他写道，“我很了解你有改组政府的必要；我只要补充一句话，你给了我在这样有意义的机构服务一年的机会，你又始终对我关怀、体贴，我将永远感激。”
※ ※ ※
当这一切正在我们的穷于应付的政府机构的中心动荡的时候，国外的祸难又临到我们的头上。新加坡在2月15日投降了（准备下一章加以叙述）。如我们早先所估计的那样，英帝国有十万名官兵作了日本的俘虏。甚至在这以前，即2月12日，发生了一个插曲，我看虽然是次要的，但在公众中却引起了更大的愤怒和不安。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连同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已从布雷斯特逃脱，闯过英吉利海峡。据公众所知道的或可能听到的，它们虽在多佛的炮台轰击之下，又在我方所有空军和海军部队猛攻之下，竟能完整无损。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头谈这件事。公众对于内阁及其指挥战事的信心发生动摇，的确是不足为怪的。
※ ※ ※
由于生产部的成立，由于必须安排带来新的力量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政府内部进行了调动，这简直等于重大的改组。我决心要在同时进行某些其他的变动。马杰森上尉成绩斐然，不再当陆军大臣，我提议委派他的常务次官詹姆斯·格里格爵士继任。格里格是在效率和毅力方面最享有盛名的公务员。我任财政大臣时，他当我主要的私人秘书约有五年之久；他不但在财政部里受到过锻炼，而且曾在印度担任总督行政会议的财政委员，留下良好的成绩。他对于陆军部的全部工作了如指掌，并且获得全体将领和官佐的信任。
他不愿进上议院；对于下议院又没有经验；他不得不物色、在必要时不得不争取一个选区，使自己能适应于一位政治首领所应有的更广泛、更多样化的活动范围以及更灵活的手段。他的毅力、他的无私、他的勇敢，我还得加上一点，他的固执，都是很突出的。把他提升到大臣级，我的确少了一位最能干的文官官员。
在飞机生产部里我也作了调整，以卢埃林上校接替穆尔—布拉巴宗上校；前者在美国搞得极好，我们的全部飞机生产现在同美国打成了一片，后者，遗憾得很，已接受了贵族爵位。
亲爱的穆尔—布拉巴宗：1942年2月21日
我抱着十分遗憾的心情，写信告诉你，我为形势和舆论所迫，负责改组政府，不得不对飞机生产部有所调整。
我知道你在该部是多么努力；你对我一贯地表示亲切，使我十分感激。你知道，在这次激烈的、不顺利的战争中我的处境困难，深望公务上的分离不致影响到我所珍视的友谊。
他的复信显示出他的品德：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21日
我十分谅解。政策上有一两个地方我认为非常重要，本想早跟你谈谈，但是此刻已经无需了。
过去的一切我都感到满意。你给过我信任，十分感激。部务和工作已比当初我来时好得多了。
祝一切顺利。
布拉巴宗
为了减少战时内阁的人数，我不得不请财政大臣不再担任正式阁员。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 1942年2月19日
我觉得有组织新战时内阁的必要，特将名单附上。你会看到我不能把财政大臣列在其内，这样就恢复到当初本政府组成时的原来计划。
对于这点我很抱歉，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涉及到有关你的公务时，你还得劳驾。
最后，在当时重要的更调中，格林伍德先生退出战时内阁，以便减少阁员人数，从而他表现了高度的爱国和无私精神。
※ ※ ※
在改组内阁的过程中，比弗布鲁克勋爵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除了对自己之外，他对各人的事情都能保持冷静客观的看法。例如：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17日
兹送上我在电话中提到的函件。
人民对于自己丧失了信心，他们仰望着政府，要把信心恢复过来。满足这个要求，就是政府的责任。
内阁机构的变更，能作出什么事情来给予人民所需要的东西呢？
1．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加入政府么？但是公众对于克里普斯的愿望是一时的热情。这种热情已经开始减退了。
2．任命一位国防大臣，或是一位国防次官么？但是这一职位，要找一位既能使公众满意、又能在你领导之下使你满意的人，是找不到的。
任命一位能满足目前公众情绪的人，如克里普斯那样，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克里普斯是不会使你满意的。
3．成立一个由少数大臣组成的战时内阁，其中每位都指导几个部，而又不担任各部的具体职责么？应当采取这个计划。
战时内阁应由现内阁中最有能力的贝文、最得人心的阁员艾登和工党领袖艾德礼组成。
内阁中其他阁员都当去掉。他们都是勇士，比较那三十位更为可敬，但是不及前三名。
4．最后，政府中有些人员是被公众看作不中用的大臣。
他们的名字是你所熟悉的。
国防大臣之中，无论如何有一位是同公众格格不入的。可能有两位。
这当然是一封私人信，我本人无意去助长或支持公众的任何激动情绪。
你的永久的朋友马克斯
他还引了下面一段修昔底德①的话寄给我，没有写日期；也许他已经把这段话试用在他自己身上而白费了心机。不要再同斯巴达进行会谈。明白地向他们指出，你并没被目前的苦难所压倒。无论他们是国家，还是个人，只有面对苦难而不畏缩，只有进行最强烈的抵抗，才是真正的英雄。
①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
※ ※ ※
但是现在一切好像都已定局，比弗布鲁克勋爵就辞职了。
他的身体完全垮了，他觉得不能再负起所接受的新的而繁重的责任。我竭力劝他不要辞职，但是他和其他主要大臣当着我面前，进行了冗长而恼人的讨论，使我感到最好不要再去勉强他。因此我同意他退出战时内阁，到美国去担任一些职责不很明确的使命。他在那里能够影响总统周围的人物，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还可以在西印度的一个岛上找到他所急需的休养和安静。有许多不赏识他的品质或者不了解他对战事的贡献的人，还有某些同他吵过架的人，都称了心意。只是我深切地感到若有所失。
几天之后，他写来最后一封信，说明了我们是怎样分手的。
亲爱的温斯顿： 1942年2月26日
我今日离开本部，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现在我必须把我二十一个月来的高度冒险的经历告诉你，像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在这全部时间里我所作的一切工作，一直是依靠你给我的支持。
你担着很大的风险，把我拉进了内阁；你又因把我留在这里，遭到一部分阁员的攻击。
我所给你的，同你所给我的比起来，简直小得可怜。亏了你，我才能够声名显赫。公众的信任，实在出之于你。我的勇气是你鼓起来的。这些恩惠使我有权利在你的助手的名单中得到一席之地，当你拯救我们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这些助手们是替你服务的。
临别在即，我特写这封感激和致敬的信给国家的领袖、人民的救星和自由世界进行抵抗的象征。
你的亲切的马克斯
我一向打算在他恢复健康、心绪宁静之后，要他回来，但当时我没有将这一意图告诉同僚们。
※ ※ ※
负重大责任的生产部，现在又出缺了；要找一位继任人选，我倒并不感到困难。我把奥利弗·利特尔顿看成是一个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又活动能力极大的人，这些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的。我在他童年时在他父亲家里就同他相识。1940年我使他脱离平民生活出任贸易大臣并进入议会。在贸易部时他已经得到了各党派的信任；作为驻开罗国务大臣，因中东军事失利，他首当其冲，将近一年之久。在后方的行政工作上和铁路事业上，他倡议了或者贯彻了许多重要的改革。这些使他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有了最密切的接触，在华盛顿受到了十分的尊重。我还得另外物色一人，接替他去当驻开罗国务大臣。3月18日，澳大利亚驻华盛顿代表R．G．凯西先生，受到继任他的任命。
战时内阁的改组是2月19日宣布的，虽然现在延揽了两位新人，人数却从八位减到了七位。读者自会看到，同舆论的强烈潮流恰恰相反，目前我已充分实现了我的意见，即战时内阁的成员也应该是负责部门的主持者，不仅仅当个空头顾问，除了想想、讲讲、又根据折衷方案或多数意见作出决定以外，就没有事干了。
旧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掌玺大臣艾德礼先生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先生
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
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新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副首相兼自治领事务大臣艾德礼先生
掌玺大臣兼众议院议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当然由此也产生了各种问题。克兰伯恩勋爵觉得，作为上议院议长，他应当是战时内阁的阁员，至少也应经常出席会议。他也急欲加强政府在上议院中的辩论力量；按照惯例——在宪法上虽然不是强制的，上议院至少该有两位国务大臣。在这时候，我想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可以以贵族身分去进行他的新工作。
丘吉尔先生致克兰伯恩勋爵 1942年2月20日
我认为，把那种“在战时内阁开会时经常出席的绝对权”给与任何一位领导上议院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求小型组织的议论是大家所坚决主张的。上议院和战时内阁之间从前唯一的联系是比弗布鲁克，他是难得来参加会议的，即使参加，也只是讨论他自己的问题。
我也不能保证，必须由上议院任命的各部次官一定是一位有议会经验和地位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各重要部门中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我当然要注意到有没有充足的辩论能力。
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达夫·库珀也许愿意提升，只是我还没有向他提过。
可是这两三日内我不想作出任何最后的安排。同时我为你所建议的任命，我准备暂不作决定。比如说，也许可能，将任务划分一下，由一位大臣领导上议院，另一位大臣负责殖民地事务部。
承你坦率地写信给我，十分感谢。我深知困难，并将设法解决。
过了几天之后：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既极愿意留在下议院，这又显然符合该院的愿望，因此我不能请他到上议院去帮助你了。宪法精神是完全维持下来了。但你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我可以请达夫·库珀带着他的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的职位到上议院去。或者你可以再试几个星期，看看情况如何。
在次要的机构中也作了一些其他的调动。在这一点上我得到了不少的帮助。为了铺平艰难的道路，竟有九位主要的次官把他们的机构交给我自由处理。有些调动过了几个星期才实行；最后的改变名单如下：
1942年2月22日
殖民地事务大臣克兰伯恩勋爵，补莫因勋爵缺
飞机生产大臣卢埃林上校，补穆尔——布拉巴宗上校缺
贸易大臣多尔顿先生，补卢埃林上校缺
经济作战大臣塞尔伯恩勋爵，补多尔顿先生缺
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补马杰森上尉缺（辞职）
公共工程大臣波特尔勋爵，补里思勋爵缺（辞职）
1942年3月4日
主计大臣威廉·乔伊特爵士，补汉基勋爵缺
副检察总长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少校，补威廉·乔伊特爵士缺
上议院在战时内阁的代表问题，我是采用了前已介绍的办法来解决的，即有几位大臣虽然不是正式阁员，实际上却是“经常的列席者”。如此，月终之前我已能够恢复我们的正常工作。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7日
内阁下周工作作如下安排：
1．星期一下午五时半，地点十号。全体参加；尚有经常的列席者、三军参谋长、各自治领和印度代表等。议程：战事的一般形势，不提特殊的机密事件，例如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还有任何其他适当的论题。
2．星期二下午六时，地点十号。太平洋会议。
3．星期五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只有战时内阁和你自己参加。我们讨论特殊项目需要他人参加时，另行召集。
4．星期四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战时内阁。（如果有需要，星期三、四两日下午六时，再开会一次。）
5．星期五下午十时。国防委员会。由三军参谋长，海、陆、空军三大臣，如有需要，或经指定时，印度事务大臣和自治领事务大臣，我自己，副首相和外交大臣，也许加上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我们且看看这样行不行。
大体说来，新闻界和公众对改组的主要方面表示欢迎。政府机构经过这样大的变动之后，议会也觉得需要稳定下来，就这样我们得到了喘息时间，去经受正在临到我们头上的更多的灾祸。
※ ※ ※
在这个国内政治紧张而有变化、国外又遭失败的时期，我自己的地位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我每时每刻要办的公务实在太多了，很少有工夫去考虑它。由于某几位同僚或未来的同僚的地位未定的影响，我个人的权力倒似乎加强了。我并不因为有人想解除我的职责而感到难受。我所要求的是，经过适当的讨论之后，能够符合我的愿望。不幸事故恰恰足以使我和三军参谋长靠得更紧，这种团结在政府各部门中都是觉察到的。在战时内阁中，或者在人数多得多的内阁级大臣之中，没有人暗中搞阴谋或闹对立。外面却有继续不断的压力，要我改变指导战事的方法，以便获得比现在更好的效果。“我们一致拥护首相，但是他要作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他挑的有些担子，应该解脱了。”这种看法是始终不变的，还有许多理论硬要人接受。我很高兴地接到弗雷德里克·莫里斯①爵士以下的来信：
①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于1918年任军事作战总监。他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在法国陆军的实力问题上攻击了首相劳合·乔治先生。他被免了职；下议院展开了一场重大的辩论，接着作了一次表决。自由党人当时究竟是投阿斯奎斯先生的票，还是投劳合·乔治先生的票，后来作为战后选举的测验。莫里斯将军在1932年任英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14日
我曾同某些议员谈论过，觉察到你会受到一种压力，不得不恢复劳合·乔治先生在1916年至1918年为配合政策与战略所采用的制度，取消国防大臣一职，使三军参谋长直接同一个由不管部大臣们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发生关系。
我对劳合·乔治先生的制度有过两年半的经验，我觉得你的制度，除了一个例外，在两者中是比较好的。我在帝国国防学院里，又在各军事学院里，多年来就主张这样的制度。
我觉得应有一位国防大臣，个人同三军参谋长直接进行接触，而在战争时期唯一可能担任的国防大臣的便是首相。从一般的原则谈到特殊的事实，你有莫大的长处，跟海陆空军士兵有共同的语言，这在政治家中是罕见的。要三军参谋长参加战时内阁会议的办法，免不了会大大浪费各参谋长的时间；他们在战时内阁会议中比不上他们同首相进行密切联系时，能够畅所欲言。
据我从局外看来，现行制度中唯一的缺点，是联合计划委员会。我的经验是，这个委员会的会员们，依据职权，对自己岗位上的任务都忙不过来，自不能专心致志从事联合计划的工作；到了碰头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倒是找出困难，表示反对。我认为要作出有效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要选择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在他制订计划时予以必需的帮助，然后要他将计划送给你和三军参谋长核准。那么，计划是否合用，实施时所需要的种种条件是否具备，都是由你和三军参谋长来决定的了。
在这严重的关头，特向你表示我的同情和祝愿。
你的真诚的F．莫里斯
我向弗雷德里克爵士函复致谢时补充说（1942年2月24日）：“我正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提出一个‘任务’时，根据任务的性质，应有三军中一军的一位军官确实地置于其他人员之上。”
我下定决心将指挥战事的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只有使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一职，才能行使这样的权力。在克服反对的意见和处理分歧而冲突的观点时，比起有权作出决定的本身来说，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麻烦。最重要的是在最高职位上要有领导全局的统一思想，切实地进行协助和修正，而在完整性上不致有所分裂。如果我被免去国防大臣的职务，我当然不愿蝉联首相，即使只一个小时。这一点既为众所周知，它就驳回了所有的甚至在极不利的条件下提出的诘难；许多关于组织委员会或其他一些非个人的机构等好意的建议，也就没有意义了。我必须对所有帮助我获得成功的人表示感谢。
第六章 新加坡的沦陷
对于新加坡未曾进行调查——珀西瓦尔将军的部署——已经削弱的守备队——白厅中没有幻想——破坏工事的重要性——美、英、荷、澳战区的总政策——2月2日我致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新加坡空军力量的薄弱——2月8日日军横渡海峡——他们在岛上站稳了脚跟——2月10日我致韦维尔将军的电报——韦维尔绝望的复电——11日和12日全线激战——日军受挫——不幸的撤退队伍——新加坡市内的严重情况——韦维尔下令坚持防御——2月14日他给我的电报——帝国总参谋长和我容许韦维尔有权决定投降——他给珀西瓦尔将军最后的命令——投降——罗斯福总统的来电。
据我判断，在战事正酣的时候，派皇家委员会调查新加坡沦陷的原委，是不可能的。我们抽不出人员、时间和精力来。议会接受了这个意见；但我当然想到，为了对有关的官兵作出公正的判断，一旦战斗停止，应立即就全部的原委进行调查。只是后来的政府没有开始进行罢了。好多年已经过去了，有许多证人已去世了。也许我们始终不会有一个称职的法院，能对英国史上最惨的溃败和规模最大的投降作出正式的判断。在这些篇幅中我并不打算越俎代庖，来替代这样的法院，也不打算对于个人的行动表示意见。我限定范围，只把我所相信不疑的突出事实记录下来，并引用当时有记载的文件。读者可以从这些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对这里的军事方面的叙述，自己负责。我作这个叙述，受到波纳尔将军的大力协助。当华盛顿的会谈作出创建美、英、荷、澳司令部的决定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是远东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新加坡。美、英、荷、澳司令部建立后，他作了韦维尔将军的参谋长。要不是这样，他会被选去挑那副落在珀西瓦尔将军肩膀上的重担。
第三军（军长希思上将）现由主力已于1月29日到达的英国第十八师（师长贝克威思—史密斯少将）以及已经吸收第九师的残余部队的第十一英印师（师长基少将）组成。这一军负责的地区是沿着岛的北岸向长堤伸展，但长堤不在其内。从长堤开始的一线由第八澳大利亚师（师长戈登·贝内特少将）负责，第四十四印度旅归他指挥。这一旅几天以前才开到，同第四十五旅一样，是由青年和受过部分训练的军队组成。南岸由要塞部队保卫，有两个马来亚步兵旅和义勇队，全部归西蒙斯少将指挥。
守卫海岸的重炮中能向北面轰击的，弹药有限，要对付敌军正在集结的密林丛生的地区，是没有什么大用的。只有一个战斗机中队留在岛上，也只有一个飞机场尚可使用。由于伤亡和消耗，现在最后集中的守备军已由陆军部估计的十万六千人减少到八万五千人光景，其中还包括基地和后勤部门以及各种非战斗部队。这个总数之内约有七万人是武装的。
野战防御的准备和障碍物的布置，虽然投下了不少的本地人力，却同现在出现的迫切要求不相称。即将受到攻击的前线并没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军队的士气，经过长途的撤退和岛上的激战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受到威胁的北岸和西岸，有宽度从六百码到二千码不等的柔佛海峡作为屏障；几条江河河口上栲树丛生的沼泽，也有相当的掩护作用。三十哩长的战线需要防守，敌军在对岸丛林中有什么行动，是完全看不到的。岛的内地也大都被繁茂的草木和种植园隐蔽起来，人们看不到远处。武吉智马村四周的地带设有军需品大仓库和三个供应用水的水库，极为重要。在这一切后面就是新加坡市，当时市内住着不同种族的居民约一百万人，还有一批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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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国内不再抱着长期保卫新加坡的幻想。唯一的问题是要打多久。三军参谋长早在1月21日就注意到破坏工作，曾电示珀西瓦尔将军，“万一情况极度恶化”，在新加坡千万不能疏忽。他们说，“你应该保证，任何可能对敌军有用之物，绝不可在全面焦土政策中有所遗漏”。他们也谈到破坏军火。1月31日我对这个文件作了批语道：“明显的办法是用弹药向敌人射击。撤出是绝不容许的，万不得已要撤退，这样做总要两三天。……向敌人开火，把弹药花光，这是在要塞即将陷落时早已规定的、当然的做法。应该有充分时间作好安排。如果要塞能保卫得好，到了最后我们只会感到军火的缺乏，不会有大堆弹药遗留下来。”
两天以后我又发了指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三军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2月2日
1．必办之事：第一，海军基地应全部摧毁，务使所有的码头和工厂至少在十八个月内全部不能再用；第二，要塞大炮应当全部破坏，使在同样长的时期中不能再用。这样，新加坡将对敌军失去其作为一个有效的海军基地的价值。布置上述的破坏工作，不应引起惊慌，因为它们都是在军事地区进行，公众严禁入内的；安置炸药的具体工作可由工兵担任。
2．对于破坏其他贵重财物，也应作出计划，但在准备时不得削弱防卫的力量；将军说得好，防卫工作必须延长到最后的一刻。能拖一天，就好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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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度洋上的一般形势，我同参谋部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向他们提出了各种问题。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2月2日
今晚十时，我想同三军参谋长开一次参谋会议，讨论对马来亚和缅甸的进一步增援以及印度洋的保卫工作。
我想到的有以下几点：
1．·新·加·坡——为什么我们上星期方才得悉岛上三个飞机场中有两个已被马来半岛的炮火控制了？为什么没有建造别的飞机场？北岸的防御有何进展？关于内地的交通、辐射公路等等做了些什么？长堤虽部分受到破坏，我料想已特别用炮火和机关枪火力来加以控制。就登陆这一点说，敌军好像什么都能干，我们却什么都不能干，那么从海上向日军通到马来亚的交通线进行反击，现在订了什么计划呢？
2．关于派护航队载运援军、部队、飞机和粮食直驶新加坡前往救援一节，现在正作何计划？已作出什么安排，从苏门答腊和爪哇派遣重轰炸机去袭击日军飞机场，以进行援救？
有没有任何计划，在附属岛屿上建立新空军基地？在对留在新加坡岛上的男性居民布置义务劳动上，已经作了些什么布置？必须进一步努力减少无用的人口。这些事情有许多是在韦维尔将军权力范围之内的，但是我们必须完全了解情况，保证任何一点都没有忽视。
3．·印·度·洋·基·地——对于确保这些基地，我们在进行些什么工作？比如说，亭可马里守备队情况如何？大炮怎样？为保护它的出入口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附近有什么飞机场可用？海军是负责印度洋防御工作的。有什么增援计划？三艘航空母舰何时可以航行？“沃斯派特”号将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英勇”号的修理工作进行得怎样？我注意到有一艘潜艇在孟加拉湾用·炮·火击沉了一艘商船。在这些区域内航行的商船都武装起来了吗？船上有没有内行的炮手？正在采取何种措施使本地的力量防守孟加拉湾？现在，我们似乎没有什么轻型的或重型的海军部队能够活动了。准备派什么驱逐舰、驱潜快艇和巡洋舰到印度洋面上去？盼寄我一份以后四个月内逐月增援的时间表。
4．两个澳大利亚师调到美、英、荷、澳战区以后，还准备进行什么别的增援？鉴于美国人将按照“磁铁”作战计划来到［北爱尔兰］，鉴于可能进攻的日期由于俄国方面及其他原因而推迟，看来我国至少还得派遣四师兵力。至于这几师是否调到埃及，还是到地中海东岸—里海一线，还是到印度，还是到美、英、荷、澳战区，必须在以后再加考虑。重要的问题是要使他们动起来。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切实减少给养和进口货，以便调遣更多的军队。用比较小型的商船载运军队，这一点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从弗里敦出发的西印度旅怎么样了？我们在苏伊士以东需要有更多的士兵。整个战区必须检查一下。
5．增援印度已是当务之急。日军的胜利在全亚洲引起的反应如何，我十分关切。增加英国部队在印度的人数是会有必要的。这些部队不必是完整编制的师，因为他们只是维持内部安全，防备叛变。在这一点上，应该考虑到用登陆师，还有一些独立营。
6．在别的文件中，我已提到美军开入波斯湾、在地中海东岸—里海一线编成一支部队的可能性。
盼将以上各节的实施计划连同时间表一并寄我，并请按你自己周详的考虑，增添上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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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空军的情况愈来愈糟。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2日
我注意到，你已命令刚到新加坡的“旋风”式飞机飞往巨港。乍看起来，这个新决定表示着对防守新加坡的失望；请说明其理由为盼。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2月3日
关于大多数战斗机撤至苏门答腊的决定，是在1月29日我同皮尔斯访问新加坡时作出的。部队退入新加坡后，岛上四个飞机场中有三个已暴露在敌军炮火的射程之内。空袭飞机场的规模日益加大，不得不将轰炸机撤到苏门答腊比较安全的基地上去。马来亚的丢失说明了据守苏门答腊南部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了有在苏门答腊维持机场的必要，以便进行进攻战，使敌机轰炸新加坡的规模有所减小。用战斗机保卫这些机场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把战斗机留在新加坡已暴露的机场上，会在几日之内招致毁灭。同时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维持战斗机的保卫工作，即在卡兰机场上保留一个飞行中队的力量，并在情势许可时利用其他机场，给从苏门答腊起飞的战斗机加油。
我想，以上部署对新加坡的空防提供了最好的前景，表明守卫新加坡是有决心的，有希望的。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4日
1．得悉你打算给从苏门答腊起飞的“旋风”式战斗机加油，借以维持战斗机保卫新加坡的工作，很为欣慰。
2．但是，你的大部分战斗机不能从各自基地起飞截击，而竟要在苏门答腊和新加坡之间浪费这许多飞行时间，却是严重的不利。
3．我虽了解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飞机有暴露的危险，却仍不明白，在日军进犯新加坡的同时，苏门答腊基地上会强烈地感到有用战斗机防卫的必要。而且，我们还想增派“旋风”式战斗机约九十架，在2月底以前用“雅典娜”号和“无畏”号运到你处。因此我希望用战斗机支援新加坡时，能冒一切必要的风险。
4．很难明白，留在岛上的战斗机为什么一半是“野牛”式的？如果数量必须限制，在质量方面当然应该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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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早晨，巡逻队报告，敌军正在岛西北种植园上集结，我方各阵地受到猛烈的炮击。下午十时四十五分，第二十二澳大利亚步兵旅，在克兰寺河西边，遭到日军第五师和第十八师的攻击。袭击的高潮是利用装甲的登陆舰艇，越过柔佛海峡来的；原来他们经过长期的周密计划，早把这些舰艇从陆路上运到下水的地点了。战斗非常激烈，许多船只被击沉了；但是，澳军在地面上是稀少的，敌军的部队在许多地点登陆。等到这一旅重整旗鼓的时候，敌军已经占领了阿马肯村，那儿是附近地区许多条大道和小路的交叉点。第二日早晨八时，他们进犯登嘉飞机场。可以组织一条阻击线的显著地点是克兰寺河上游和裕廊河上游中间比较狭窄的一道地峡。第二十二澳大利亚旅和第四十四印度旅奉命退到了这个阵地，由司令部后备队调两营士兵予以支援。
军事报告如下：
珀西瓦尔将军政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9日
敌人昨晚在西岸强力登陆，已推进五哩。登嘉机场落入敌手。据守此区的澳军旅伤亡很重。由于利用司令部后备队作战，已暂时阻住敌军前进；但是由于我军必须防守的海岸线极长，形势无疑是严重的。已经作出计划，拟在必要时集中兵力掩护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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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晚上，在长堤和克兰寺河之间第二十七澳大利亚旅的防线前面遭遇了一次新的类似的进攻，敌人再度得手，占得立足点，因而在该旅和克兰寺河—裕廊河一线之间打开了一个缺口。不但如此，两旅兵从西边撤退到这条不曾设置防御工事的战线上来，走过了头，正在进退未定时，敌人已经越过了这条线。第十一印度师的一个旅和英国第十八师的一支拥有三个营的大部队接连被派去收复戈登·贝内特的战线上的阵地，但是到10日晚上，日本人已经逼近武吉智马村，当天夜间在坦克的配合之下，又取得了不少进展。
消息传来，我即去电：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10日
我想你应当知道我们对新加坡局势的看法。据帝国总参谋长对内阁的报告，珀西瓦尔有十万余人，其中有三万三千英国人，一万七千澳大利亚人。我怀疑日军在马来半岛全境有没有这么多人，即有没有五个师已在前方，第六个师将要开到。在这些情况之下，守军人数一定大大超过了已经渡过海峡的日本军队，他们应当好好打一次，把敌人消灭。在这阶段，决不能有保全军队或是爱惜居民的想法。此次战斗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到底。第十八师有机会可以名垂青史。
司令官和高级军官应当同部队共生死。英帝国和英军的荣誉在此一举。我盼望你对于任何形式的软弱行为绝不表示怜悯。
俄国人打仗打得那样不错，美国人在吕宋又是这样顽强，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的整个名誉，也是与此次战斗息息相关。务盼调遣每个部队同敌军短兵相接，决一雌雄。我确信这番话也表达你自己的思想感情，之所以如此奉告，是为了同你分担负担。
韦维尔以悲观的语调报道了他的访问情况。
韦维尔将军政首相 1942年2月11日
1．我在新加坡逗留二十四小时，今日回来。正在我离开之前，得到你的电报。我会见了全体师长和总督，并将电报中所指示的方针向他们作了传达。我以同样的内容，给珀西瓦尔留下了一个书面指示。
2．保卫新加坡的战役进行得不顺利。日本人，凭其惯用的渗透战术，在西部进展得非常迅速，超过应有的速度。我已命令珀西瓦尔派该线所有可能利用的军队进行反攻。有些军队士气不振，我竟看不到有士气高涨的。在四面被水包围的地方，有广阔的临水陆地需要坚守，地面条件对防御是不利的。主要的麻烦，一则在于增援的军队缺乏充分的训练，二则由于日本人有勇敢而熟练的战术和制空权，引起了我军的自卑感。
3．正在尽一切可能，以激励斗争精神和乐观情绪，但我还不能说这些努力到现在已全部成功。我已发出最坚决的命令，决不容许有任何投降思想，所有军队必须继续战斗到底。
4．我想珀西瓦尔所能部署的军队人数不见得像你所提的那样多。我想他所有的最多不超过六万至七万人。但是，如果他的军队能够鼓动起来，以充分的活力和决心从事战斗，他是足以应付登陆的敌人的。
5．北边三个机场之一现在已落在敌人手中，其他两个处于炮火之下，不能再用。岛南尚有的机场在不断的轰炸之下，用处已受到极度的限制。
6．我从新加坡回来时，黑暗中在码头上摔了一跤，背上折断两根小骨。伤势不重，但须住院数天，可能在二三星期内形同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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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是全线混战的一天。从后备军抽调了一支混成部队，去填补麦克里奇水库和武吉智马公路中间的缺口。靠近敌人那一头的长堤已被破坏，一俟我方的掩护部队撤离，他们就能迅速把它修好。日本禁卫旅当晚越过长堤向前进犯，逼近义顺村。第二天，即12日，第三军奉命撤退到一个环形阵地，从武吉智马公路延伸到第五十三师据守的两个水库，然后扩展至巴耶黎巴村和卡兰。从章仪岬调来的要塞部队在这条线的后方收缩。武吉智马公路以南，在12日激战了一天。
第二十二澳大利亚师依然固守武吉智马村以南的阵地，敌军从该村攻击了四十八小时，还不能使他们转移。他们现在处于孤立，奉命退到东陵。第四十四印度旅和第一马来亚旅从这里把战线向南伸展。
13日，日军没有什么进展。驻守巴实班让山岭的马来亚团顽强地击退了日军第十八师团，他们是在重炮轰击了两个小时后进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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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将三千名指定的人员从海道撤至爪哇的预定计划开始执行。奉命撤离的人们包括要人、技术人员、多余的参谋人员、护士以及其他对于进行战争有特殊价值的人员。同行的还有在要塞上指挥空军、海军的空军少将普尔福德和海军少将斯普纳。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海上旅行。一支给进犯苏门答腊军队护航的日本海军部队袭击了他们。这一天和第二天从新加坡启航的各式各样的小船约八十只几乎全被敌军击沉或掳获。普尔福德和斯普纳的下落一直到战后才知道。2月15日他们坐的船遭受敌军驱逐舰的攻击，被逐到一个小岛的滩上。他们和同舟的大约四十五人，上了岸，没有受到阻碍。
其中有一人，一个年轻的新西兰军官，随即坐了一只本地小船启程，经过了许多风险，于2月27日平安地到达了巴达维亚。到了那时，爪哇本身也很混乱，但是依然作了安排，派一架飞机去拯救那些幸存的人们。不幸这番努力是失败了。在小岛上，这批遭难的而现在又染上疟疾的人们，苟延残喘，希望愈来愈少，只是没有受到敌人的惊扰。3月底前普尔福德等十四人死了；斯普纳等四人到4月里也死了。5月14日幸存的高级军官、空军中校阿特金斯认识到末日快要到来。他同另外七个人驾了一只本地船驶到苏门答腊，向日军投降，日军于是差人到小岛上，把残存的几个人带走，他们后来在新加坡俘虏营里受尽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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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的主要的战斗是在南段武吉智马公路两面进行的，我军被迫退到了已成为最后的一条防线上。此刻新加坡市内的情形是骇人听闻的。民工溃散了，水的供应就要停止了，由于仓库已落入敌军之手，军用粮食和弹药的储备已经告竭。这时候，有组织的破坏计划已着手实行。固定防御工事的大炮以及几乎所有的野战炮和高射炮，连同秘密的装备和文件，一齐都被破坏。所有航空汽油和空投炸弹，都被烧毁或者炸毁。
关于海军基地的破坏，情形有些混乱。命令下去了，浮船坞被击沉了，干船坞的铁浮门和抽水机械都破坏了，但是全部计划中还有不少项目没有搞完。
当天海峡殖民地总督向殖民地事务部报告说：
1942年2月14日
司令官向我报告，新加坡市现已受到紧张的围攻。半径三哩之内现有一百万人。水的供应受到严重破坏，势难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街道上死人枕藉，不能埋葬。我们面临着断水的威胁，结果难免疫疠流行。我觉得把这种情况通知司令官，是我应尽的责任。
※ ※ ※
下列电报往返于韦维尔将军和珀西瓦尔将军之间，可是伦敦方面，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因我要求，方才接到。
韦维尔将军致珀西瓦尔将军 1942年2月13日
你必须像现在那样，坚决战斗到底。但是尽了一切可能的人力之后，某些勇敢坚决的人员得乘坐小船逃跑，取道南行，经各岛屿前往苏门答腊。这种小船，如有保护沙袋，并装上机关炮或小炮，例如两磅弹炮，也可以有保卫苏门答腊海面的作用。
珀西瓦尔将军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13日
敌人现距海岸不到五千码，新加坡全市已在其野战炮的射程之内。我们还有断水断粮的危险。据各指挥官的意见，交战的部队，都已十分疲乏，既不能抵抗顽强的进攻，又不能发动反攻。我们切望有机会采取攻势，尽管这一点仅仅是摆摆姿态，但是现在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因为能够执行这种进攻任务的部队也都没有了。在这些情势之下，抵抗不见得能持续一两天之久。我的下级指挥官一致认为，因争取时间，使新加坡市内遭受巨大的损失和惨重的死伤，是得不偿失的。由于海外帝国的关心，我觉得必须转达他们的意见。将来必会到达一个阶段，那时为了军队和平民的利益，继续流血就毫无意义。你的2月10日的指示正在执行，但在上述情形之下，请你考虑，可否给我更大的自由行动权？
韦维尔将军致珀西瓦尔将军 1942年2月14日
你必须继续使敌军遭受最大的损失，愈久愈好，到必要时进行巷战。你们牵制敌人，造成他们死伤的行动，可能在其他战区发生重大的影响。完全了解你的处境，但是继续战斗是必要的。
这时韦维尔给我拍来下面的电报，看来这已是定论。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2月14日
接到珀西瓦尔来电，敌军逼近市区，他的部队不能再作反攻。已命令他继续使敌军遭受最大的损失，必要时进行巷战。我怕抵抗不会坚持很久。
※ ※ ※
读者还会想起1月21日我给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提到放弃新加坡的防御行动，将援军转调仰光；以及我当时不曾坚持我的主张的情况。当时我们大家心肠一横，要在新加坡决一雌雄，那么唯一的成功机会（实际上是我们大家盼望的争取时间），便是发出严厉的命令，号召奋不顾身，战斗到底。
韦维尔将军接受了这些命令，并作出保证，从电文中可以看出，他即向珀西瓦尔将军施加了最大的压力。不论指挥战局的最高领导有什么疑虑，战场上的将军无需了解这些，而只应当接受简单而又明白的指示，这是一个永远正确的原则。但是到了此刻，新加坡方面的确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如果强求无谓的牺牲，既无胜利的希望，反而使这个居民稠密、一筹莫展而且惊惶失措的大城市陷于巷战的恐怖之中，我确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把我的主张告诉了布鲁克将军，他也觉得国内不该再向韦维尔将军施加压力，而该授权给他，以便作出不可避免的决定；我即发出电报，表示我们对这决定应共同负责。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14日
一旦在新加坡不能获得进一步的结果，你当然是唯一的决定人，并应据此精神指示珀西瓦尔。帝国总参谋长同意。
总司令随即向珀西瓦尔将军下令，全文附在他给我的电报内：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2月15日
过去四十八小时内收到珀西瓦尔两份电报，声称由于市内水荒和其他困难，他的抵抗力量现在已大为削弱。两次复电都命令他奋战到底。我现已向他发出以下的电报：
韦维尔将军致珀西瓦尔将军 1942年2月15日
只要你还能使敌人蒙受伤亡和损失，只要你的部队实力上还能支持，你就必须坚持战斗。争取时间并使敌人蒙受损失，在这紧要关头是极度重要的。等到你心中有数，认为这点不可能再做下去，我许你相机行事，停止抵抗。在采取这一行动之时，所有对敌人有用的兵器、装备和运输工具，当然必须加以毁坏。在最后停止战斗之前，要对意志坚决的团体或个人给予机会，以便用一切可能的办法逃出。他们一定要有武装。盼告知〔你的〕意图。不管情况如何，对于你和全体部队在最后几天作出英勇的努力，我表示感谢。
2月15日星期日，是投降的一天。军粮的储备只够二三天了，枪炮弹药所余无几，车辆用的汽油简直没有了。最糟糕的，水的供应最多只能再维持二十四小时。高级指挥官向珀西瓦尔将军提出意见，或者反攻，或者投降，在这两条办法中，第一条是筋疲力尽的部队所办不到的。他决定投降，并给韦维尔将军发出了他最后的悲惨的电报。
1942年2月15日
由于敌军攻击所遭受的损失，水、汽油、粮食和弹药都已告罄。因此不能再继续作战。各级将士已尽了最大努力，对于你的支援表示感谢。
日本人要求无条件投降，终于得到了。下午八时三十分，敌对行为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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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暗淡的时刻，接到了我们的最伟大的盟国的来电，堪以告慰：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2月19日
我了解到新加坡的沦陷会怎样使你和英国人民蒙受影响。这会使得著名的坐在后排的监督有了得意的一天，但是我们的挫折无论如何严重——我一刻也不会低估它们——我们还必须时时期待着打击敌人所必需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在这几个难受的星期里，我希望你安心下来，因为我确知你深得英国人民大众的信任。我要你知道，我时常想念你，我也知道，如果有什么事情你认为我干得了，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切盼回音。
第七章 潜艇的乐园
敌军潜艇的惊人的扩充——袭击美国沿海一带的船只——1942年2月的严重损失——希特勒在国内拚命地集中德国舰队——“提尔皮茨”号派到特隆赫姆——希特勒决定从布雷斯特撤回“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2月11日和12日逃遁成功——英国国内的愤怒——对我们大为有利的调动——总统的看法——我在4月的秘密会议上为海军部辩护——德国潜艇在美国大西洋沿岸的肆虐——英国派遣反潜艇舰队到美国——3月12日我给哈里·霍普金斯的电报——总统要求空袭德国潜艇基地——我向他解释我们的主张——在圣纳泽尔的辉煌功绩——4月1日美国海军开始采用护航制度——海军上将邓尼茨改变攻击目标——希特勒没有集中力量从事潜艇战的错误——从1月到7月间盟军损失统计表——秋季的战斗——远程飞机和护航运输舰的需要——海面力量的“支援分遣队”——11月4日我召集新的反潜艇委员会——我向麦肯齐·金先生请求援助——冬天带来喘息的机会。
我们是以轻松的心情和高涨的情绪来欢迎美国的参战的。从此以后，我们的重担将有一位拥有无穷资源的伙伴来与我们共同挑起来了；我们可以预期，在海战中，敌人的潜艇势将迅速就范。尽管在我们的盟国未能投入全部力量以前，损失仍然不能避免，但是，有了美国的帮助，我们在大西洋的生命线就会有了保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欧洲和在中东展开反希特勒的战争了。不过，远东暂时还会呈现出黯淡的局面。
但是，1942年将会发生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而在大西洋上，这一年也是整个战争中最艰苦的一年。到1941年年底，敌军潜艇舰队已经增加到二百五十艘左右，据海军上将邓尼茨报告，其中约一百艘可以作战，而且每月还要增加十五艘。
起初，我们的联防力量虽然比我们在单独作战时强大得多，但是，由于我们现在遭受攻击的目标更多了，对付敌人新的攻击，我们的力量还是不够的。有六七个月的时间，敌军潜艇在美洲海面横行无阻，简直要把我们拖到了无限期延长战争的灾难中去。如果我们被迫中断我们在大西洋上的航运，或者对之暂时加以严格的限制，我们的联合作战计划也要全部停顿下来。
12月12日，在一次有德国元首参加的会议上，决定向美洲沿海发动潜艇战。但是，由于许多德国潜艇和最干练的指挥官都调到了地中海，而且，由于邓尼茨奉希特勒的命令不得不在挪威和北极的洋面上保持一支强大的队伍，他们最初只派遣了六艘七百四十吨型较大的潜艇。这些潜艇在12月18日到30日间离开比斯开湾港口，奉命深入纽芬兰和纽约间沿海航线北端，靠近回国运输船队汇集的一些港口。它们的骚扰立刻得逞。到1月底，三十一艘船只，合计约二十万吨，在美国和加拿大海岸一带被击沉了。不久以后，攻势朝南推进，越过汉普顿海峡和哈特勒斯角，直下佛罗里达海岸。
在海上这条大道上，有的是美国和盟国的无防御设备的船只。
宝贵的油船队也沿着这条航路络绎不绝地往返于委内瑞拉和墨西哥湾之间。这条交通线如果受到阻碍，我们的整个战时经济和全部作战计划就会受到影响。
在加勒比海上，在大批目标中，德国潜艇专挑油船作为捣乱的对象。中立国家的各种船只也同盟国船只一道遭到袭击。这种屠杀的范围每星期都在扩大。2月间，德国潜艇在大西洋造成的损失增至七十一艘，计三十八万四千吨，除两艘以外，全部在美洲地区被击沉。我们从开战以来所蒙受的损失，要算这次最严重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要克服了。
※ ※ ※
这一切的破坏，虽然还没有达到1917年最严重时期的悲惨数字，却远远超过了这次战争中已有的记录。这一切破坏不过是十二艘至十五艘德国潜艇一度在这个地区出现时造成的。在好几个月里，美国海军所提供的保护真是太不够了。两年来，全面战争不断向美洲大陆推进，而对于这种致命的进攻，竟没有做好更多的准备，这确实是令人惊讶的。根据美国总统“全面支援英国而不参战”的政策，已经给我们出了很大的力了。我们得到了五十艘旧驱逐舰和十艘美国缉私船，我们也拿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西印度群岛基地作为交换。然而，我们的盟国对这些船只现在又念念不忘。自从珍珠港事件以后，太平洋对美国海军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尽管在这次斗争以前和斗争的过程中，关于我们所采取的防御措施的情报，他们是都知道的，可是，居然没有为沿海的护航和增添小型船只作任何计划，真是值得注意的。
美国对海岸空防也没有制订确实的计划。美国陆军航空兵固然控制了几乎全部的以海岸为基地的军用飞机，却没有受过反潜艇战的训练；而海军方面，尽管有水上飞机和水陆两用飞机的装备，却没有进行反潜艇战的办法。因此在这事关重大的几个月中，美国的有效的防御系统是经过麻烦而犹豫不决的步骤才建立起来的。在此期间，美国和盟国在船只、货运和生命方面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假使德国人用他们那些重型水面舰只进犯大西洋，那么损失会更要严重得多了。希特勒满以为我们打算在最近期间进攻挪威北部。由于他只注意到这一方面，他就错过了大西洋上的大好机会，而把一切可用的水面舰只和许多宝贵的潜艇都集中到挪威海面。他说：
“挪威在这次战争中是决定命运的地区。”挪威地区确实重要，读者也是明白的，但在此时此刻，德国的机会却在于大西洋。
德国的海军上将都主张在海上采取攻势，但是，由于他们的元首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竟无效果；同时，又由于燃料的缺乏，他的战略决策反而更加有力了。
在1月间，他已经把他唯一的一艘、世界上最强的一艘战列舰“提尔皮茨”号派到特隆赫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月25日
1．得悉“提尔皮茨”号在特隆赫姆出现已经有三天了。
击毁，或即使击伤这艘军舰，是当前海上最大的大事。其他任何目标都不能和它相比。它现在不可能有布雷斯特与德国本土各港口那样的高射炮火的保护。即使仅仅把它击伤，要把它拖回德国去，也是不易办到的。毫无疑问，最好等到有月光的时候进行袭击，但是，月光下的攻击效果总不如白昼攻击。如能成功，整个世界的海军形势将会全部改观，而且，太平洋上的制海权也会失而复得。
2．在轰炸机队、海军航空兵部队与航空母舰之间必须进行合作。应即拟订计划，派航空母舰上的鱼雷飞机和重型轰炸机在白昼或拂晓进行袭击。战争的全部战略计划在此时期以这艘军舰为转移，因为它已使四倍于它的英国主力舰陷于瘫痪，更不用说美国那两艘被困在大西洋的新战列舰了。我认为这件事具有最迫切、最重要的意义。明天我将在内阁里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在星期二晚上举行国防委员会时，还必须加以详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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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决定把“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两艘战列巡洋舰调回本国港口，作为他的防御方针的一部分。这两艘军舰被封锁在布雷斯特已快一年了，在这期间，对我们的海上运输队又是一种严重的威胁。1月12日，曾为这个问题在柏林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当时，德国海军当局讨论了贯彻元首意图的计划。希特勒的发言如下：
驻在布雷斯特的海军部队尤其起了一种可嘉的作用，它牵制了敌方空军，使它们不能向德国本土进行攻击。只要由于这几艘舰只完整无损，敌人认为不得不进攻，那么，这种有利的形势就会继续存在。我们的舰只驻在布雷斯特，能把敌方海军牵制起来；如果把它们调驻挪威，也是一样可能的。
如果我认为这些舰只在四五个月内有保持完整无损的可能，随后由于全局的改观，可以用来从事大西洋的战斗，那么，我就会更愿意让它们留在布雷斯特。但是，在我看来．形势不见得会这样发展，我决定把它们撤出布雷斯特，以免它们因暴露而每天都有遭到袭击的可能。
这一决定节外生枝，当时在英国引起了不少骚动和叫嚷，因此需要在这里顺便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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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晚上，这两艘战列巡洋舰连同“欧根亲王”号巡洋舰逃出了布雷斯特，顺利地通过了英吉利海峡，重新获得本国港口的掩护。
由于我们冬天在地中海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整个东方舰队又暂时无能为力，正如我在前一卷所提到的，我们就不得不把我们的鱼雷飞机几乎全部派去保卫埃及，以防敌人可能从海上入侵。然而我们也做好了一切可能的准备，来监视布雷斯特，并打算用炸弹和鱼雷从空中和海上对付敌人任何突围出击的行动。又在海峡上和荷兰沿海一带沿着假定的航线敷设了水雷。海军部预料到会在夜间偷渡多佛海峡；但是，那位德国海军上将却选择夜间离开布雷斯特，利用深夜的漆黑来逃避我方的巡逻，而在光天化日之下逃出多佛海峡的炮火。
他就在11日午夜之前从布雷斯特启碇了。
12日早晨，雾霭迷濛；当发觉敌舰时，我方巡逻飞机的雷达突然失灵。我们岸上的雷达也没有能够发现。当时我们认为这只是不幸的事故。大战开始以后，我们得悉德国雷达总监马蒂尼将军已经制订了一项周密的计划。德国的雷达干扰以前很不灵，由于增添了许多新的装置，就大大加强了，但是，为了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天不致引起怀疑，那些新的干扰器是逐渐使用的，因此，这种干扰仿佛是一天天厉害起来的。
我们的雷达操纵人员并没有滥发牢骚，而且，也无人发觉任何异常现象。但是，到了2月12日，这种干扰非常强烈，我们的沿海雷达简直没有用了。直到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海军部才得到消息。到这时，在逃的巡洋舰和强大的护航飞机与驱逐舰已距布洛涅不到二十哩了。午后不久，多佛海峡的重炮台都开了火，五艘摩托鱼雷快艇组成的第一批战斗队也立刻出海攻。由埃斯蒙德少校（他领导过向“俾斯麦”号的第一次攻击）率领六架“旗鱼”式鱼雷飞机也从肯特郡曼斯顿起飞，来不及等待十多架“喷火”式战斗机的支援。这些“旗鱼”式飞机遭到敌机猛烈的攻击，虽然向敌军投下了携带的鱼雷，但是，代价惨重。它们没有一架归来，只有五人遇救。埃斯蒙德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一批批的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接连不断地袭击了敌人，直到傍晚方才停止。我方同德国的战斗机激烈地混战了一场。
由于敌机在数量上的优势，我方损失较敌方为重。当德国巡洋舰在下午三时半光景离开荷兰海岸时，从哈里季开来的五艘驱逐舰又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在猛烈的炮火下，从三千码左右的地方发射了鱼雷。然而，德国舰队在多佛海峡炮台的炮火下，在鱼雷的袭击下，都丝毫未受损伤，仍按着航程前进；到13日上午，所有德国舰队都回到了本国。这个消息使英国公众大为惊异，他们不明白出了什么事，自然以为这是德国控制了英吉利海峡的明证。不久，我们却通过特工人员发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都在我们空投的鱼雷网下成为牺牲品了。一直过了六个月，“沙恩霍斯特”号才恢复了战斗能力，而“格奈森诺”号却再也没有在战争中出现。不过，这个消息不能公开，于是，全国的怒潮势不可遏。
为了缓和责难之声，特举行一次正式调查，就那些可以公布的事实作了报告。从事后看来，从大处着想，这个插曲倒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罗斯福总统在电报中说：“鉴于有些人把这次海峡上的插曲当作失败，在下星期一晚上我发表广播演说的时候，我要就此说几句话。我越来越相信，德国的全部舰只既集中在德国境内，就使我们在北大西洋海军的共同问题更加简单了。”但是，在当时，除了我们参与机密的小圈子以外，在大同盟的每个人看来，这件事糟得很。
我跟罗斯福先生的看法一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2月17日
由于德国海军部队从布雷斯特撤退，本土海面和大西洋的海军形势，肯定地得到了缓和。它们在那里威胁着我们开往东方的所有运输队，我们不得不派两艘军舰护航。它们的分舰队既可以开到大西洋的贸易航线上，又可以驶入地中海。
我们巴不得它就在现在的地方，而不是在原来的地方。我方轰炸机的力量可以不再分散，现在可以专门用来对付德国了。
最后，你可能已经得悉，“欧根亲王”号已被击伤，“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也中了鱼雷，前者已中了两次。这样，至少可以使它们在六个月内不能出来胡作非为；在此期间，我们双方的海军实力都会得到有力的补充。我们未能把它们击沉，自然非常遗憾。我们正在进行调查，追究我们在白天竟不知道它们开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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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两个多月以后，我才能在4月23日的秘密会议上将这些明显的事实对下议院宣布出来。
这两艘敌舰通过海峡，引起了英国忠诚民众的震惊，这使我十分感动。……我们的鱼雷飞机由于埃及的需要而削弱了。至于海军，我们没有把主力舰留在海峡，理由是很明显的。我们只有六艘驱逐舰来攻击德国的战列巡洋舰，这一事倒也请大家注意过。有人质询，我们其余的舰队到哪里去了？
回答是，它们过去和现在都远在大西洋一带，护送从美国运来的粮食和军火，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活不了。……很多人都认为德舰通过海峡，令人非常诧异，非常惊慌。它们本来可以向南突破，也许就驶入地中海。它们本来可以远涉大西洋，袭击商船。它们本来可以驶到北方一带，设法取道挪威的峡湾，回到本国的海面。但是，在一般公众看来，唯一不可能的便是取道英吉利海峡，穿过多佛海峡。因此，我要把海军部的述评摘要宣读一下。这份文件是在德国巡洋舰突围前十日，即2月2日起草的。这时，它们的演习和航行试验以及德国护航驱逐舰的到达，都已经说明它们打什么主意了。述评说：
·乍·看·起·来，·这·样·经·海·峡·北·上，·对·德·国·人·来·说，·好·像·是·冒·险·的。·但·很·可·能，·由·于·他·们·的·巨·型·舰·只·并·不·十·分·中·用，·他·们·宁·愿·采·取·这·一·航·线，·一·则·在·安·全·方·面·依·靠·中·用·的·驱·逐·舰·和·飞·机，·二·则·完·全·了·解，·我·方·没·有·巨·型·的·舰·只·可·以·在·海·峡·阻·挡·他·们。·因·此，·我·们·很·可·能·发·现·这·两·艘·战·列·巡·洋·舰·和·那·艘·八·吋·炮·口·的·巡·洋·舰，·带·着·五·艘·大·的·和·五·艘·小·的·驱·逐·舰，·天·上·还·有·二·十·来·架·战·斗·机（·另·有·增·援·力·量·随·叫·随·到），·经·海·峡·北·上。
·考·虑·到·所·有·的·因·素，·看·来·德·国·舰·只·靠·东·行·驶，·经·海·峡·北·上，·风·险·就·会·比·取·道·海·洋·前·往·挪·威·小·得·多；·既·然·如·此，·德·国·人·不·会·在·他·们·作·好·充·分·准·备·前·进·行·冒·险。·他·们·一·旦·离·开·布·雷·斯·特，·海·峡·这·条·道·路·看·来·就·是·他·们·最·可·能·采·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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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海军参谋部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前起草的文件，正如我所预料的，给下议院留下深刻的印象，决不是事后任何说明所能作得到的。
与此同时，德方在美国大西洋沿岸的骚扰，依然猖獗。一位德国潜艇司令官向邓尼茨报告，再有十倍的潜艇也可以找到大批的目标。德国潜艇白昼停在海底，一到夜间，则以很高的海面速度选择它们最有价值的对象。它们所携带的每一枚鱼雷，几乎都猎得了它们的牺牲品。当鱼雷耗尽的时候，大炮也几乎同样有效。大西洋沿岸的、其海滨曾经灯火辉煌的各城市，每夜都听得见海岸附近作战的声音，看得见船只在海面上焚毁、沉没的情景，它们还要搭救生还和受伤的人们。
人们对政府极为愤激，而政府也搞得十分尴尬。但是，美国人虽然容易激怒，却是不容易吓倒的。
我们在伦敦以忧虑和苦闷的心情在注视着这种不幸。早在2月6日，我就给霍普金斯发出了私人的忠告：
德国潜艇在大西洋西北方面击沉船只，损失严重，不知是否引起了总统的注意，最好能了解一下。从1月12日以来，已证实的损失达十五万八千二百零八吨，又估计中的损失达八万三千七百四十吨，以及可能的损失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三吨，总计二十五万九千三百十一吨。
2月10日，我们主动向美国海军提供了二十四艘设备最完善的反潜艇拖网船，十艘驱潜快艇，并带着训练有素的船员。它们受到了我们盟国的欢迎。第一批于3月间到达纽约。
尽管少得很，但是，我们是抽出了最大的力量的。“这都是英国送来的，这都是尽它之所有送来的。”在必要的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在基本的最低限度护航舰只还没有集聚起来之前，沿海运输船队是无法启程的。现有的作战舰只和战斗机，最初只能用于巡逻受威胁的地区。敌人很容易逃过巡逻队，而到别处去追逐那些没有防御的牺牲品，2月16日，一艘德国潜水艇出现在荷属西印度群岛阿鲁巴岛的大油港外，在击毁一只小油船和击伤另一只以后，又从海港外面轰击了岸上的设备，不过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企图用鱼雷袭击一艘停泊在旁边的大油船，也没有得逞。同一天，其他几艘潜艇在同一地区的海面上击沉了三只油船。不久以后，另一艘潜艇驶入英属圣卢西亚岛的卡斯特里港口，击沉停泊着的两艘船只以后，竟平安无损地撤出去了。运送军队到远东去的定期邮船，本来常常在这里加油，最近这一次事故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它们的航线。幸而“玛丽王后”号和其他大邮船并没有在这一带地方遭到攻击。
3月间，查尔斯顿和纽约之间的地区倒成为最紧张的地区了。单个的潜艇也能横行于整个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一带，肆无忌惮，令人难忍。在这个月份里，击沉船只将近五十万吨，其中四分之三是在距美国海岸三百哩以内的地区被击沉的，而且，将近半数吨位是属于油船。反之，德国潜艇在美洲洋面仅仅损失了两艘，它们是在3月间被美国飞机在纽芬兰洋面护航时击沉的，直到4月14日，美国驱逐舰“罗珀”号击沉了一只潜艇，这才是水面舰只在美国的大西洋沿海第一次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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