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警察权亦对之无可如何。而运用金钱管制以保障政策执行的方法，又不能在
这时代开始。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读者，也可从此看出，这样的传统对现代中国的经
理成为一种严重的负担。
根据前后事迹看来，5世纪以来的均田不能算作失败；因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基
层组织，使大多数的小自耕农纳税当兵，从这方面看来，此设施尚且可以认为是绝
大的成功。均田又不像王莽的纸上文章，其执行者为一个新兴的军事力量，其环境
为长期战后之复原，各方面都视之为一种解脱。事实上公元485年的均田令，从未认
为“应有”系保障其“必有”。令内指出，如果地域内土地不敷分配时，其亩数可
能减缩，受田者也可请求离“狭乡”而去“宽乡”。所以耕地国有不过具备法律上
的基础，授权于官僚组织，作为他们强迫实施政令的凭藉，至于详细的情形，则无
法作全国一致的论断。土地之为国家所有，并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
现存的文件证实了以上的推论。大地主在这时代仍存在着，不过那是例外，而
不是一般的情形。逃避税役也仍无法严格地对付。例如赋税对独身者有利而对已婚
者不利，则绝大多数纳税人全报未婚。可是这纪录却也表示一般增加纳税人登录的
目的已达到。8世纪两个边防区域留下的文件，在本世纪后出土，其所载也与上述情
形相符。
重建社会组织
拓跋魏在公元486年颁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垄断，而构成本身所
主持的地方组织的功效。这诏令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由地方官指派
邻里党长，于是政府有其指挥系统可下达于细民。同时新税则也以一夫一妇为一
“床”，而责成其出米2石，布1区。很显然的，上述地方组织，赋税和土地所有制
都彼此联系。这些法规以一种人为的观念从下至上地将整个帝国组织起来。
传统中国作者在处理这节历史的时候，通常着重中国文化的功效，认为中国的
文物终能感化异族，使他们效法华夏的长处。当然，以官僚组织治理农村大众是有
其内在的沿革，不可能自游牧民族创始，这说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经这么长的期间，
才能掌握当中的技术去治理一个华化的大帝国。
当486年的诏令生效之日，正是拓跋珪称代王后的100年，同时拓跋魏在大同设
太学祭孔子也有好几十年了。当中的胡汉联姻，已使拓跋皇室汉化的程度远超过鲜
卑的色彩。在480年间主要的改革，其决心出于一个汉族女人，她在历史上被称为文
明太皇太后冯氏，乃是当今皇帝名义上的祖母。她的顾问李冲也是一个熟读诗书的
天才人物，因太后的提拔，从书算手之微职做到御前大官。至公元489年太后去世，
皇帝拓跋宏才开始亲政。他一开始总揽国务，执行汉化政策时，竭尽全力地督促，
毫不通融，使当时人和后世的学者同感惊异。484年北魏国都由今日的大同迁往洛阳。
这城市由于战事的破坏，至此重新建造。此后御旨禁鲜卑服装，次禁鲜卑语，凡30
岁以下的官吏必操华语，年纪较长的才给予一段过渡期间，令之从事学习。违犯这
条例的可能被贬官失职。胡汉联姻总是令龙颜欣慰，于是拓跋宏自作月下老，在御
座上指派各皇弟应聘各汉族臣僚的女儿之姻缘。最后一个胡人的标记——鲜卑的复
音姓——也被认为是化外之物。于是皇帝自己由拓跋宏改称“元宏”。他也指派一
个委员会共同研究，将118个复音性根据音节改作单音汉姓。
锦上添花的汉化
元宏之政令是否算做划时代之举？其实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他的作为不过承
认已有的趋向，或是锦上添花，对现有的行动予以装饰而已。拓跋民族在中国历史
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
在这组织的过程中，元宏的祖先既有忍耐性，也前后一贯。只因为他们不求急功不
计小利，才能避免蹈苻坚的覆辙，也没有在五胡十六国之后成为其第十七国（十六
国之后四个为拓跋魏所灭）。文明太后冯氏和李冲的作为能生实效，也因有以前所
做的推备工作。元宏好像是锦上添花，更进一层，而实际则反减损其功效。
重建洛阳，只是虚有其表地添上了一段富丽繁华罢了。皇帝对汉人的一面倒，
也增加了鲜卑上层阶级的憎恨。同时也与既有政策企图抑制乡村间的华族相左。元
宏在公元499年去世，享年32。不久北方边境的不稳，非汉族军事领袖的怅怨和宫廷
内外的阴谋事变，使北魏朝廷处处棘手，如此经过约20年才分裂为二。
倘从微观的历史着手，即使写成专书，也不能将此中的细微末节全部容纳而一
览无余。另一方面，1500年后我们以事后的眼光看来，其大致的趋向则不难道出。
及至6世纪中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
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
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vested interest）所腐化。只是在舞台上活动的人物，
此时此刻不可能明白他们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切意义。
公元534年的分裂，由于一位北魏皇帝惧怕部下将领造反，可能逼他退让或者对
他本身不利，于是避难西安，希望当地另一位将领保护他，殊不料反为此人所弑。
北魏或拓跋魏本来可能亡在此日，只是东西两方的军人尚在装饰门面，分别扶植两
个傀儡皇帝出头。东魏自此又残存了16年，西魏23年；彼此都无实质所获。最后东
魏为高家所挟持，他们终取而代之，称为北齐（古代的齐国在东部）；西魏为宇文
家所得，他们所建的短命朝代为北周（周发于西部）。高家为汉族与鲜卑的混血，
他们希望驯伏少数民族里的王公大人而又不得罪中土的士绅。宇文家兼匈奴和鲜卑
的血统，他们也反对元宏的过度汉化，希望得到少数民族中之领导力量的支撑。
实际上这种种举措已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当上端仍在酝酿之际，下层由拓跋民
族造成的户口登记和税收政策已开始收效。于是全面征兵可付之实施。少数民族中
的贵族原挟持着部落中的遗传力量，汉人世家乃集结多数的户口，也尽其力之所及，
驾凌于地方。至此两方都失去了他们所能凭藉的力量，而无法左右全局。以上两种
势力，应对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负大部分责任。当他们的声势日渐凌夷之际，
再造大帝国以官僚组织开管制之门，已为时不远。
迈向统一的模式
在这情形之下，西半部及较东半部占优势。宇文家族入据西安一带，仅始自公
元530年，这地区向来容易接受草原地带的影响，其族以混血称。宇文氏乃称恢复元
宏所取消鲜卑之复姓，但这地区本就缺乏如此姓氏，北周皇室乃以之赐于汉人，作
为他们尽忠的酬报，也算一种光荣。只因为这一地区缺乏权势的集结，给北周相当
的行动自由。此政权尚在西魏时，即已开始形成一种官僚组织，由一个学者苏绰主
持．他的蓝本即为《周礼》，也就是利用间架性的设计自由创造。这也就是说，西
部较少既有之权益足为中国再度统一之累。
从拓跋国家的全部历史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事势的发展具有某种定型：在统
一的过程中，其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较落后的地
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内中人文因素较为复杂的地区。因其重点在均匀一致，组织
上又要宽阔，于是鲜卑民族得以取得领导地位。只是一入洛阳，他们也建造高巍的
楼台和富丽的花园。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我们用不着抄袭前人所言，认为骄奢淫
佚必败人品德，只是从6世纪中国之再统一的立场上讲，元宏之汉化，使原有组织中
的简单一致脱离掌握，而此时拓跋的领导集团仍应保持这种特色。
杨坚掌握时势结束分裂
6世纪中叶，无数的宫阙之变使上端来历纷坛的贵族整肃洁化。这和中国开始分
裂的局面相较，可算是与以前的方针恰好相反。后汉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
影响到宫廷的不稳。此时趋向统一，地方的情形已相当的整体化，而要求上端的政
府也采取流线型的一致，以便对帝国的统治具有实质作用。
洞悉此中奥妙的人物乃是杨坚，他此时为隋国公，日后为隋朝创业之主。杨坚
承袭父业，在北周朝中为有威权的武将，他的女儿已和宇文家里的继承人成婚。公
元577年，他随着北周宇文家里的皇帝攻取北齐。一年之后皇帝驾崩，杨坚之婿以太
子嗣位，此人也只活了两年。无人能够确定的说出此三年之内西安宫廷内的实况。
是否杨坚因自卫而行动？或者是他的阴谋，志在将宇文家室斩断杀绝？事实上，他
于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59个王子皇孙均遭惨死。
杨坚道地十足的有马基雅弗利的作风。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内杂糠渣而流泪：
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计者必死，
如是在行动上有如今日美国所谓的“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过去的历
史家曾对此隋朝创业之主既褒且贬。他的残酷而兼带着道德的名分，在我们看来已
不足为奇。此间我们将之提出，旨在揭示中国的再统一，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
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其道路是多么的遥远。
只有明白如此的背景我们才可看穿：一待基础具备，以军事行动达到统一的目
的，并不十分难为。一种文官组织熟练于乡村的情况，可能在组织以农民为骨干的
大部队时，尽其征集兵员筹备粮饷之能事。具备了如此的条件，再加以数目上的优
势，胜利已在掌握中。公元577年年，北周动员15万人，逼诱齐军出战，双方交锋于
今日山西临汾附近。虽说其间也穿插着部署与攻城情事，但其具决定性的战斗不过
半日。当日近黄昏，东方的帝国已成往迹。杨坚之攻陈（此即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
代的最后一个）费时两个半月，时在588及589两年交会之间，据说用兵51.8万人。
陈国始终只在建康（今日之南京）国都附近作象征式的抵抗，如此这般就结束了中
国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恐怕连当日参战的人士，也不能看清幕后的各种玄
机。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
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仍，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
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
渐削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情势下，迸发了中唐安禄山的反叛，此一叛举又
加速此一情势的恶化，最后黄巢得以聚众流窜于帝国内部十余年，终至掏空唐朝的
威权体制。
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
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
积月深。
这也是一段创造系统的时期。拓跋魏所开始的均田制重新颁布，原则上耕地继
续归于国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给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年老时退还
政府；20亩为世业，可由家人承继，每3年编造一次户籍。随着均田制也有整齐划一
的税收制度，纳税义务包含租、庸、调三项，租为每丁粟2石，调为绫绢2丈，庸则
岁役2旬。以100亩的田土为基数，以上赋役的比重算是很轻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内，
人户的登记不断增长，国家仓廪库藏也愈为充实，上下之间呈现一片和谐融洽的景
象。
初唐的繁荣壮盛
府兵制即紧接着户口登记而设，其原则是选农为兵，服役的时间内地与边防不
同，根据一种复杂却又有规律的办法调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冲府能出兵1000人，
那么634府在短时间内征集兵员50万应当不成问题了。
匈奴与柔然（蠕蠕）寇边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强有力的游牧民族为突厥，其
名号据说在北魏时期已出现，至隋而见于史传，以后还要与西文之Turks等量齐观，
成为整个语系内诸民族的通称。但在公元630年，唐将李靖大败突厥以后，突厥就推
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统）为“天可汗”。回纥为另一种突厥语系的民族，
则不战而降。吐蕃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亲。只有高丽不服唐帝国的
节制而长期抗命，至公元668年，平壤始为唐军占领。
唐中央政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此时尚谈不上内阁制，只是其设
官分职已有相当的组织与秩序。隋唐以来——本书以之与宋联系称之为第二帝国—
—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
达州县。汉朝的征辟，至此不用。隋朝已开始公开的文官考试制度，唐接着予以斟
酌地采行，只是三年一度的会试至宋始成为定规。这种公开的考试足以打破过去的
世族垄断。因着准备考试的读物标准化，雕版印刷出现于公元600年前后，即可能受
此影响。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人民今后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团
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
368，668人，这在中世纪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当日中国全人口可能为5000万。
初唐的扩展也及于中国的内部（照现有疆域称）。开发南方已因魏晋南北朝而
推进，以后这事业更要吸收第二帝国之一部活力。隋朝在历史上以不顾民命开创大
运河著称。每当一种工程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妇女与幼童。有时数百英里长之运
河以数百万的员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弃。而另筑城于新
运河之滨，沟通长江与黄河的运河终延伸而及于华北平原。这种不体恤民间痛苦的
工程，加诸征伐高丽的失败，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兴的遽速。隋朝的第二个皇帝
杨广才能盖世，做事却不加思索。他所经营的水道交通网稗益于其后之朝代，既深
且远。虽说初唐时由南方供应之收入尚不及全国大部，但因移民也减少了当日人口
过剩地区的压力。开发南方更含着一种进步与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广州与泉
州，在唐朝就已成为国际通商的港口。中国人之开拓台湾则始于7世纪。
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东西6英里而南北五英
里，这座1000年以前建造的长安城，其面积为今日西安市的8倍，其南北驰道宽500
尺。当日本于8世纪经营奈良及京都时，他们不仅仿效于长安设计而以较小的规模构
成；他们也认为朱雀门及朱雀大道的名称（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颂，也照样的采
用。
唐朝带着世界主义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
时代，他们的先祖历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
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
正言顺地称为天可汗。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
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Assar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
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
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
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具
体的贡献，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一自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自室内的布置到
围棋——从今之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高丽与越南也有同样的趋向，但不像
日本这么热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公元645年，高僧玄奘
离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第二个唐朝皇帝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
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华文。创业之主
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638年准许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
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这一段充满着光辉和满足的时期如何下场？最简捷地说，这理想的国家因为领
导集团的逐渐骄惰而不负责，无从继续。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增加到不能管驭的程度。
及至8世纪中叶，即以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便多至一万余，宫女可能加
倍。文官集团不仅人数增加而且薪俸膨胀，皇帝与群臣的品质则降低。以上述的各
个情况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进行。公元751年，中国的军队在中亚被阿拉伯联
军击败，即使西南的少数民族部队也逼着唐军仓皇后撤，吐蕃也叛变。9世纪更有边
防将领坐大而成为军阀的趋势；内地则有农民暴动。唐代宦官此时还无声无闻，今
后则在宫廷之内专权，甚至废立君主。同时佛教寺院的集中财富，也使国家难安。
公元840年代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4600所寺院，
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
这种开倒车的情形，范围广而程度深。有些历史家认为唐代可以分作前后两段
观察。看来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近于全朝代时间上的中点，可以视作由盛而衰
的分水岭。这样一来，前面一段有了137年的伟大与繁荣，而接着则有151年的破坏
和混乱。
当然，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
的事变即无法立足。8世纪的中期，一连串的事迹好像摧折了朝代的连续性，可见得
幕后还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在此，从宏观的眼光，我们权且把755年安禄山的叛变
搁置不提，回头再从公元618年的唐朝创立说起，以保持历史眼光的纵深。
李世民创建的典章制度
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隋朝末年群盗蜂起，
世民怂恿父亲李渊（时为唐国公）乘机称帝，当时他才16岁。迄至24岁时，他在巩
固朝廷削平群雄的关头最著战功。他有恻隐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惧危难也不辞劳
瘁。他常直接指挥战斗，有时以数骑在前锋之外与敌方将领谈判。在作为一个政治
人物的立场上讲，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数为具有眼光的读书人）追随其左右。虽
说唐朝制度大致循服隋朝的前例，内中实施的细则乃由于李世民的经理而产生。他
在位共23年，本章一开始就提到，唐朝制度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近于至善，其中大部
之功绩应属于此位青年君主。除了名义之外，李世民实为朝代的创始人。
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尚书省总揽六部，执行经常业务；
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敕诏起草，及有关于制度的更革；门下省则可以
视作一种复核机关，其官员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时提议政务上的调查。唐
朝帝国政府所公布的各种规定，以律、令、格、式四大项目区分，大概律指刑法，
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因为当时的思想及习
惯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来的大要）。这种纺织上的区别，适合于重造帝国时的
秩序安排。当日本人将此体系施行于他们国内时，即称之为“律令政治”。
只是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
（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
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因为儒
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史籍里曾记载
李世民有一次与臣下商议之后怒气冲冲的自营自语：“有朝一日我要杀掉这老农夫！”
他的皇后问他何所指，原来心直口快的魏征，因为皇上的宽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
下揭举御前的错误。这次皇后机灵应变，趁换着朝服时，庆贺至等有此不怕死的忠
臣，实为社稷之福。可是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体的合理化，其立场至为窄狭。它代
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
然则，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天性不容于代议政治。前一章我们曾谈到，汉朝以
一种推荐制度使百官来自各地区，可是代议政治无从下手，因为下端的小自耕农每
人只有小块耕地，而全国如是之农户以百万千万计，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
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农为佃农。过去的经验，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国的税收来源，使官僚组织僵化，因之而使全国瓦解。唐朝已推
行科举取士，也控制着政府基层的人事权，只是让人更觉得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
政之不可或缺。
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如果皇帝以道德无亏作门面，其登临宝座
必至为不易。反过来说，如果要与它作对，则更是极端的危险。此中种种强调道德
是一种绝对的品质，既不能分割，也无法讨价还价，将它以人世间最高的官职搬托
出来，则天无二日亦不能容许其他人效尤。这硬性的裁定还要在唐朝接二连三地接
受考验。
很多现代的读者既佩服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本主义，但在读到他谋杀同胞兄弟以
登极的故事，则又不免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李世民奋身打下江山，但他是唐太祖李
渊之次子，一到唐朝的地位安定巩固之后，他和长兄太子李建成之间产生了极度紧
张的局面。两人间的倾轧传至百官，而更使兄弟间宾客的关系恶化。世民的随从坚
持地说，他如不采取行动必被谋害。事实上，在公元626年，李世民设计埋伏掩杀建
成，自己张弓将胞兄一箭射死。胞弟李元吉一向袒护长兄，也死于李世民随从手下。
这场变乱之后，李世民又把建成和元吉两人的10个儿子全部处死，然后才逼着父亲
退位，自已登极。
这位英明的君主一再以各种名义将自己残忍的行动解释得合理化，但是他始终
不将之掩饰。这场骨肉相残经过，见于唐朝的历史，与李世民很多成功的事迹并列，
历史家对其功业不能怀疑。我们如果将这故事忽略不写，或仅是不着痕迹地轻描淡
写，都可能使中国君主制度的真相含糊，而不能了解其本身的矛盾，因之抹杀了历
史的连续性。而下面武后的一段故事也不能以客观的态度讲出。本书不少读者想必
至少听到过武则天的名字，她在俄罗斯凯瑟琳二世的1100年前，以女主的姿态君临
中国。
一代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出身名门，她的父亲早年参加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行动，后来官至工部
尚书、荆州都督。她年轻时被选为“才人”，其实等于宫女，也是没有名分的姬妾。
历史家称她容颜出众，这不能在现有图版上看出。可是毫无疑问的，她的天资极高，
读书极多，而尤以意志力极强称。
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之后，武则天入寺为尼；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后称高宗者）
巡经该地，之后她被纳为昭仪，即下级之妃嫔，一年之后皇后被废，武则天立为皇
后，看来此时她在30岁左右。所以唐朝开国的三个皇帝之中，有两个即是她的丈夫，
以下的17个皇帝无一例外，全是她的儿孙。
武后能获取实权乃因高宗李治御宇34年，史籍中称他“苦风疾”，看来是高血
压妨碍了他的视力。武后不仅对国事有兴趣，而且因她读书多，有干政的能力。公
元674年她与李治称为“天皇天后”，又称“二圣”，已有了“同等的国家主权最高
人”（co－sovereign）的名位。10年之后李治去世，她实际君临天下。她第一个儿
子早死；第二个儿子显然不与她合作，被她命令自杀；第三个儿子李显被立为皇帝，
只一个月即被废，从此被幽禁了14年；第四个儿子李旦百端忧惧之余，再三辞皇帝
位。武则天也下令杀她女儿太平公主的驸马，可是她又认为女儿像自己而特加恩爱。
头6年武则天以唐朝太后的名位治国。公元690年她称“革唐命”而开创一个
“周朝”（她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她自己已不是皇太后而是“皇帝”。迄至公
元705年她以81岁高龄去世之前（有人说她年83），曾为皇帝15年。此时不少唐皇子
企图举兵造反。当她报复的时候，也将李唐后裔几十人和他们从者几百人处死刑。
她的特务人员拥有广大的权力可处置政治犯，造反的名目也随着展开以扩大罗网，
直到她年老生病临危之际，恢复唐朝的计谋才得以成功。皇位由她的第三子李显所
继承，以后为四子李旦所接替。她在唐朝历史中的“本纪”地位无法删除，全部中
国历史之中也再无其他例子近于武则天的经历和作为。
自8世纪到今日，尚无一部武后的真传出现。很明显地，要将她的故事讲得令人
相信，讲的人也要多方揣测。一个女子在男性社会里的报复行动，不可忽略不说。
可是武后也崇拜男子的决断作风。她曾对一个朝臣吉琐说起，制马有三物，一铁鞭，
一铁挝，一匕首。鞭之不服则挝其首，挝之不服则断其喉。接着她又说，她制人如
制马。直到老年，她讲到唐太宗李世民，还带着敬爱的语气。狄仁杰任刺史，后任
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屡因事关原则，冒死直言，赢得武后几分的尊敬。武则
天常让美少年“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燕居作乐。但是她的言官胆敢弹劾他们，
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所谓“簪履思”即鬓发与趾泽间的恩爱。另
外有一个嬖幸薛怀义，武后使之剃度为僧出入禁中。此人曾被文昌左相苏良嗣令左
右批其颊。以后怀义诉于武后，后戒其出入北门，毋走南门触宰相。
武则天的“革命”
这些故事本来也可以让小说家和浪漫派作家来处理，可是若将这些轶事遗漏，
则7世纪到8世纪初年中国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响。换言之，李世民和武则天当时不
少欢乐与恐怖的情事都与唐朝的制度有关，从迂回的路线追溯回去，则可见这些章
节仍与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一脉相承。
从武后的纪录里，我们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动，但这种种边境上的
外患终被平定。严重的旱灾曾发生数起。武后的一项创举则为殿试，应考的人被领
带到御座之前，由她亲自策问。特务政治是她御宇期间的特征，不过受其威胁的乃
是达官贵人而不是一般人民。她也以铜匦摆在公众场所令人告密。公元697年，她的
特务头目来俊臣自身被处死刑，恐怖政策稍为疏纵。可是除了以上几项，我们很难
举出在她专政期间，政策上和组织上的设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武则天
所谓革命带来一种女性之选择，她喜欢金色、碧色和白色，于是她朝中的旗帜眼色
带着一种新鲜的情调。她也根据《周礼》将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户、礼、
兵、刑、工六部她称之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鸾台凤阁的号目作为
中枢机构的名称。
可是仅只以上的各项举止，足以使一个主要的朝代几至倾覆吗？甚至使太后自
己的家庭分裂？历史有何凭藉会让如此一个身份可疑的老妇人，在名义上与实质上，
成为当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的统治者达21年之久？假使武则天
真有传统的标准所指责的狼藉声名，她如何会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称赞，有如8世
纪末唐朝正规谨慎的首相陆贽，明朝离经叛道的思想家李贽和清朝以札记方式论史
的赵翼，都异口同声地恭维她？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务必看清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
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
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这计划付之实施，固然不能
将丁田的分配尽如理想上的数目字，但却在乡村中产生了好几百万户小自耕农。只
是如此这般的安排一经凝聚而固定化，则无法大规模调整。不仅提倡某一阶层或某
一地域的经济利益无从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导私人从事这种工作的组织能力。更为
难的是，政府面对的问题，很少能有明确的方案。游牧民族这一问题，无从一刀截
断。水旱诸灾也只能等事到临头才能筹划对策。除开水利及开荒之外，再也没有其
他的经营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动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无实
质。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权后，公文的数量增多。一般说来其内容愈来愈形式
化。即在隋时已有所谓“老吏抱犊死”的说法。和西方现代的政府比较，则后者有
具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与政府平行；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战，要求政府供给服务，
它们也承担一部分行政费用（可是即在西方这些情事至少也须待到1000年后出现）。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
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
责。要使这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
唐朝官员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国的工具，无非刑法和人事权。到武后时，从
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情事必已相当普遍。例如河北的官军不能抵御契
丹的入侵。事后各官员又以通敌罪惩罚民众，动辙处以死刑，这种种情形需要中枢
具有机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干预，始能防范。
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
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
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武则天之取得独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汇合。现在看来，当她替高宗李治
下决策的时候，她就已经走到一个不能逆转的地位。在公元675年，以她作摄政之提
议因群臣的反对而作罢。以后她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政策，只反映着她自己一度面临
的险境。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
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治家得有无限的
机缘，在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中心主题。在这关头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