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海岸被称之为安缇里亚海滨。阿拉伯纪年896年（注：公元1492年）这些海岸被发现。据说，一位名叫哥伦布的热那亚异教徒（注：热那亚指现今意大利西北部地区）发现了这些地方。这个哥伦布无意中得到一本书。书中写道，在西海（即大西洋）的尽头，也就是西海的西边，有海岸、岛屿以及各种各样的金属矿和宝石。哥伦布从头到尾仔细研究了这本书，并将书中的内容逐一解释给热那亚的大人物。哥伦布向这些大人物提议说："给我两条船，让我去发现这些地方吧！"这些大人物回答说："喂！你这个不中用的人。难道西海会有尽头吗？西海冒出的蒸汽都是漆黑一团。"（注：中世纪时期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将大西洋称为"黑暗之海"）哥伦布看到无法从热那亚人那里得到帮助，他便投奔西班牙并将他的故事详细地告诉了西班牙皇室。最初西班牙皇室的反应与热那亚大人物一样。简而言之，在哥伦布请愿了很长时间之后，西班牙皇室最终提供给他两条装备良好的船只，并对他说："哥伦布，如果你真的能够说到做到，你将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受西班牙皇室的委派，哥伦布远洋西海……1
《皮里?雷斯地图》中的南极…
《皮里·雷斯地图》的这一注释与我们所知的历史常识不相吻合。按照史学家们编写的地理大发现史，哥伦布率领船队离开西班牙向西航行时，他对前方一无所知。可是与哥伦布同时期的皮里·雷斯却在他的地图上写道，当时哥伦布已从一本书中获悉，欧洲西面不仅有海岸和岛屿，还能发现各种各样的金属矿和宝石。
《皮里·雷斯地图》引发的疑惑不仅仅局限于哥伦布"发现"美洲。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马勒瑞（ArlingtonMallery）的美国退休海军军官发现，《皮里·雷斯地图》采用了投影绘图手法，并且图右下方的海岸线似乎与南极洲莫德皇后地1的轮廓很相似。历史常识告诉马勒瑞先生：人类发现莫德皇后地的年代是1930年。马勒瑞先生认为，1513年《皮里·雷斯地图》呈现出南极部分海岸线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猜测皮里·雷斯可能拥有古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当马勒瑞先生把这一猜想告诉给一些史学家时，他所看到的大都是一些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表情。然而，有一位学者的反应却与众不同。这位学者就是哈普古德教授（CharlesHapgood）。
哈普古德教授认为《皮里·雷斯地图》采用了"等距方位投影"绘图法，其右下方的地域轮廓肯定是南极部分海岸线（见插图5）。可是哈普古德教授无法解释，皮里·雷斯怎么能够在1513年知晓南极洲的轮廓呢？由于哈普古德教授无法自圆其说，他在学术界备受讥讽，许多学术评论将哈普古德教授戏称为"幻想家"，更有甚者将哈普古德教授称之"学术骗子"。
哈普古德教授虽被学术界归类为幻想家或者骗子，可他认为自己仍应回归史学家的行列。他继续在古地图中查询线索，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证明《皮里·雷斯地图》下方陆地是南极洲的证据。
1960年初，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一幅由费纳乌斯（OronteusFinaeus）于1531年绘制的《费纳乌斯世界地图》（OronteusFinaeusMap）（见插图6）。此图采用正轴方位投影法绘出了完整的南极陆地，并且其轮廓与现代地图很接近。几年之后，哈普古德教授撰写出一部名为《古代海王地图》的著作。此书在欧美引起了很大反响，可是哈普古德教授仍无法逃脱历史学家们的嘲笑。一位历史学家在评论此书时，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古人通过什么方式抵达南极？又以何种技术手段绘制出南极陆地轮廓？面对这些问题，哈普古德教授张口结舌。
史学家们虽然在公开场合上幸灾乐祸地嘲笑哈普古德教授，可是私下他们却在疑惑。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费纳乌斯世界地图》是件真品。不仅如此，还有另外几幅16世纪世界地图也绘出了南极洲的轮廓。比如，1581年西班牙皇家地图学家查沃思（JerónimodeChaves）在其著作中收录了一幅西半球世界地图，该图呈现出南极洲的部分轮廓（见插图7）；1546年由加斯托迪（GiacomoGastaldi）绘制的世界地图绘出了绝大部分南极洲海岸线（见彩图13）；而1555年弗洛瑞恩（AntonioFlorian）绘制的南半球世界地图（见插图8）和1593年久德（CornelisdeJode）所绘的南半球世界地图（见彩图14）均绘出完整的南极洲轮廓。史学家们非常明白，按照他们撰写的世界地理探险史，人类在19世纪初才抵达南极洲的边缘，在20世纪中期才测绘出南极洲的陆地轮廓。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数幅16世纪地图上会出现19世纪才发现的南极洲呢？难道时钟会倒转吗？这似乎成为一个既滑稽又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文兰地图》的困境（1）
第五节《文兰地图》的困境
在古代世界地图之中，《文兰地图》的命运最为跌宕起伏。这一厄运源于《文兰地图》的绘制时间和图中的"文兰岛"（VinilandaInsula）（见插图9）。
1957年夏季的一天，一位意大利古董商人带着一本拉丁文手稿来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这位意大利人声称，他带来的是一本中世纪时期的手稿，希望大英博物馆能够买下这本珍贵的古籍。
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们仔细查验了这本手稿，发现它的抄录时间大约在15世纪中期。手稿的名称为《鞑靼关系》，内容与13世纪中期圣芳济会修道士出使蒙古有关。专家们还发现，《鞑靼关系》手稿中夹着一张羊皮纸世界地图，上面绘有欧、亚、非三大洲和一些岛屿。图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绘在欧洲大陆西面的冰岛、格陵兰岛和"文兰岛"。从地理位置和地域轮廓上看，这座"文兰岛"似乎应该是位于北美大陆东北部的新斯科舍半岛（NovaScotia）。"文兰岛"左上方的三行字写道："文兰岛，布加尔尼和雷夫共同发现。"在"文兰岛"的正上方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布加尔尼和雷夫从格陵兰岛出发，破冰向南航行，前往西面大海中不为人知的遥远地域。经过长时间的航行，在上帝的祝福下，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陆地。这个地方土地肥沃……他们将这个地方命名为'文兰'。"博物馆的专家们非常明白，这段注释提到的"布加尔尼"和"雷夫"是传说中发现北美大陆的两名10世纪的北欧探险家。
《鞑靼关系》手稿和地图看上去都很老旧。不过，专家们发现地图上的虫蛀痕与手稿纸张上的虫蛀痕不太吻合，而且手稿曾在几年前被重新装订过。出于这些原因，大英博物馆将《鞑靼关系》手稿连同地图一起退还给意大利商人。
几年过后，意大利商人将《鞑靼关系》手稿和地图卖给了美国古董商维腾（LaurenceWitten）。仔细研究这两份文献后维腾先生意识到，《鞑靼关系》手稿的纸张与从这位意大利商人购得的一本13世纪手抄名著《历史之镜》很相近。当将《历史之镜》手抄本加在地图和《鞑靼关系》手稿中间时，维腾先生发现，三者的虫蛀痕竟然完全吻合。这些相互吻合的虫蛀痕表明，这三件古物原来是按照地图在上、《历史之镜》在中、《鞑靼关系》手稿在下的顺序保存在一起。根据这一发现，维腾先生推测，此幅地图应是《历史之镜》的附图。
大英博物馆专家们得知这一新发现的消息后，再次对《鞑靼关系》手稿和地图进行了检查。经过几年的研究之后，这些专家认为，《历史之镜》抄本、《鞑靼关系》手稿和地图都是极其珍贵的古代文献。
在美国著名金融家梅隆（PaulMellon）的赞助下，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以高价从维腾先生手中购得那幅地图。鉴于地图上那座奇异的"文兰岛"，耶鲁大学图书馆的专家们将这幅地图命名为《文兰地图》。
1965年10月11日，即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的前一天，耶鲁大学学刊发表了《文兰地图》的照片，同时还刊登了数篇文章。这些文章分别出自耶鲁大学和大英博物馆专家之笔，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文兰地图》的真实性进行了论证，并推定绘制年代约为1440年。
《文兰地图》的困境（2）
《文兰地图》和耶鲁大学学刊上的文章立即在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这幅地图证明，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的数百年之前，北欧探险家已经发现了美洲大陆。然而，大多数学者对《文兰地图》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更有一些学者断言，《文兰地图》为赝品。个别专家甚至推测，这幅地图是古地图专家和造假高手串通一气的"杰作"。
1966年，著名的美国史密森学会组织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专门探讨《文兰地图》的真伪性问题。研讨会中，虽然个别学者对《文兰地图》的可靠性提出了异议，但是绝大多数讲演者认同《文兰地图》为真品。这些认同者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文兰地图》的证据。例如，《鞑靼关系》手稿纸上的水银印表明，手稿纸张是瑞士巴塞尔一家作坊于1431年至1449年期间制造的产品，而《文兰地图》的绘制年代恰好在这一期间；再如，《历史之镜》封皮内侧的衬纸上写有一些人名，其中一位曾于1435年被巴塞尔理事会委任为公证员，这也与《文兰地图》的绘制年代相吻合。似乎，《文兰地图》的真实性可以得到认可了。然而，这幅地图的命运却在几年之后发生了逆转。
1974年，耶鲁大学聘请化学专家迈克隆先生（WalterMcCrone）对《文兰地图》进行了化学鉴定。当耶鲁大学看到迈克隆先生的报告时大吃一惊。在报告中迈克隆声称，他在《文兰地图》的墨迹中发现了含量较高的锐钛矿型二氧化钛，这一化学元素自然存在的机会很少，而含有这一化学元素的墨水直到1920年才被生产出来。这一结论无疑将《文兰地图》判定为20世纪20年代之后伪造的赝品。迈克隆报告在史学界和新闻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由此，《文兰地图》从一幅珍贵的古地图变成为一张废纸。对此，耶鲁大学虽然感到很尴尬，可是不得不承认《文兰地图》为赝品的可能性。
1987年，受耶鲁大学之托，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卡西教授（ThomasCahill）采用一种新型的技术手段，再次对《文兰地图》进行化学测定。卡西教授的测定结果表明，《文兰地图》墨迹中锐钛矿型二氧化钛的含量并非如迈克隆报告所述的那么高，而是极少。卡西教授的测定结果虽不能当作有利于《文兰地图》的证据，却引起学术界怀疑迈克隆报告的可信度。在卡西教授之前已有学者提出，中世纪时期的墨水可能会含有这种化学元素。还有学者对迈克隆有关自然界不存在锐钛矿型二氧化钛的结论持否定态度。
1996年，耶鲁大学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再次对《文兰地图》的真伪问题展开了辩论。同年5月，《耶鲁男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称，《文兰地图》的名誉不可诋毁。1由于《文兰地图》的命运发生了转机，它的价值也大为提高，耶鲁大学为这张地图买下了保赔金额高达两千多万美元的保险单。
2002年7月，两位科学家分别发表了观点完全对立的学术文章。一位认为《文兰地图》上的墨水为20世纪的产物，而另一位依据碳14测定结果判定《文兰地图》纸张的生产年代约为1434年。此后，《文兰地图》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并深深陷入了化学家们的争吵之中。
《文兰地图》的困境（3）
在化学家们对《文兰地图》墨迹的化学元素争论不休之时，一些史学家试图从史学方面寻找将《文兰地图》置于死地的论证。有几位史学家认为，证明《文兰地图》为赝品的最好方法是找出地图的"伪造者"。他们判定，这个"伪造者"应当符合三个条件：第一，对中世纪时期的历史非常了解；第二，在辨别古地图真伪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第三，生活在1920年至1957年之间，即含有锐钛矿型二氧化钛墨水出产之后以及《文兰地图》被发现之前。
在学术界，"知识渊博"和"经验丰富"一直都被用于赞誉那些杰出的学者。可是，谁又曾想到，这两个赞誉之词在21世纪竟被当作判定学术欺骗的证据。不幸由此被认定为"伪造者"的学者就是在地图史学界享有盛誉的费舍尔神父。费舍尔神父是德国人，生于1858年，死于1944年。他在古地图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被公认为杰出的地图史学家。费舍尔神父的成名之举就是发现了《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正是由于这些杰出的成就，费舍尔神父不幸被人指控为伪造《文兰地图》的罪魁祸首。一位史学家于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地图、神话和男人：文兰地图的故事》。1在此书中，作者煞有介事地对费舍尔神父的"犯罪"动机做了一番设想和分析。作者认为，由于纳粹党宣扬纳粹文化源于北欧古代文化，同时他们又对罗马天主教廷的耶稣会实施迫害，为了提高教廷的地位并且揶揄纳粹党，费舍尔神父伪造这幅《文兰地图》，由此费舍尔神父想说明教廷与北欧古代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还有一些史学家给《文兰地图》的支持者们出了一道难题。这些史学家指出，没有地理测绘技能的人不仅无法判定某一地域的地理位置，更不可能测绘出地理方位和地域轮廓相对准确的地图。基于这一道理，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没有掌握地图测绘技术的北欧航海家怎么能够测绘出《文兰地图》呢？这一问题好似一记重拳，狠狠地击中了《文兰地图》支持者的要害。
自耶鲁大学将《文兰地图》公之于众以来，这幅地图一直处在是真是假的争论之中。正方和反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近六十年的辩论中，专家、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地图墨迹的化学元素方面。似乎没有人侧重这么几个问题：《文兰地图》为什么与《历史之镜》手抄本及《鞑靼关系》手稿保存在一起？《文兰地图》与《历史之镜》手抄本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呢？
第六节与库克船长作对的《道芬地图》
谁是发现澳洲大陆的英雄？对此问题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可是，仔细阅读地理大发现史就会意识到，库克船长发现澳洲大陆的故事不仅显得很离奇，有些"情节"甚至令人感到有些滑稽。
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学指南》被史学界认为是一部公元2世纪的杰作。此书所附的一幅世界地图在印度洋南面绘有一块与非洲大陆连接的陆地，上面标明"TerraAustralisIncognita"（未知南方大陆）。可见，在库克船长"发现"澳洲大陆一千五百多年之前，这块大陆已经被命名为"Australis"（即"澳大利亚"）。1至于托勒密绘出"未知南方大陆"的原因，一些史学家解释说，他是根据一个猜想绘出了这片大陆。这个所谓的猜想就是：为了保持南半球与北半球之间的平衡，在赤道与南极之间，应该存在一片巨大的南方大陆。这是一个听起来多么不合乎情理的解说。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怎么会依据一个荒谬的猜想绘制地图呢？
还有更加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事情：16世纪欧洲地图学家墨卡托和奥特利乌斯等人分别在地图中绘出"未知南方大陆"。与托勒密地图相比较，在轮廓和地理位置方面，这些地图中的"未知南方大陆"更接近于现实。墨卡托等人是从哪里获得相关的地理信息呢？
《文兰地图》的困境（4）
地图中时隐时现的"未知南方大陆"引诱着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君王。从16世纪初开始，这两个海上强国先后数次派出探险队寻找这片南方大陆。然而，他们的探险队却都无功而返。
1605年底，荷兰人扬茨(WillemJansz)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派遣，率领一支海上探险队从爪哇岛启程。扬茨船长此次航行的使命是去新几内亚岛勘探金矿。然而，他却在无意之中登上了"未知南方大陆"的西海岸。扬茨船长当时并不知道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为何方。当扬茨船长带领船员上岸勘察时，他们遭到了当地土人的袭击，其中一些船员因此丧命。扬茨船长不愿再让更多的人去冒生命危险，最终，他决定掉转船头返回爪哇岛。
然而，更多的欧洲史学家倾向于将发现"未知南方大陆"的荣誉授予库克船长。1768年8月的一天，一艘名为"努力号"的英国船只在库克船长的指挥下，从英国起航向南方驶去。库克船长此次出航的目的就是发现"未知南方大陆"。库克船长真是不虚此行，他于1770年4月发现了澳洲大陆。
1771年，库克船长回到英国隆重地向世界宣布，他发现了澳洲大陆！这一发现赢得英伦岛的一片欢腾。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英国绅士们毫不犹豫地将比英伦岛大十几倍的澳大利亚纳入英国的统治之下。在库克船长尽情享受国人授予他的无比荣耀之时，他未曾想到，十几年之后竟然有人对他的发现提出了质疑。
1789年，一位名叫道林普(AlexanderDalrymple)的英国人站出来声称：在库克船长发现澳洲大陆之前，已经有人在地图上绘出了这片大陆的轮廓，因此库克船长根本配不上澳洲大陆"发现者"的称号。道林普不是一个普通的英国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地理测量学家和地图学家，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道林普对库克船长提出的质疑是有根有据的，他拿出的证据就是1545年成图的《道芬地图》(见插图10)。
"道芬"(Dauphin)是14世纪中期至19世纪40年代法国皇太子的称号。《道芬地图》在法国绘制成图，并以法国皇太子的称号命名。对于英国人而言，承认1545年《道芬地图》绘出了澳洲大陆，就意味着大英帝国根本没有权利将澳洲大陆视为她的殖民地。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新大陆的所有权归属于它的发现者。如果承认法国人的《道芬地图》绘出了澳洲大陆，这片大陆岂不应该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了吗？道林普对库克船长的质疑涉及大英帝国殖民地的领土问题。不用细说，他的观点立即遭到大英帝国政府和学界的严厉批判。几年之后，《道芬地图》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出乎意料，一百八十多年之后,《道芬地图》再次托出了水面。20世纪80年代末，业余历史学家麦肯梯(KennethMcIntyre)撰写了一部名为《葡萄牙探险家秘密发现澳大利亚》的著作。12007年3月，历史学家垂克特(PeterTrickett)出版了他的得意之作——《超越摩羯座》。2这两部著作一致认为：葡萄牙航海探险家蒙东萨(CristovaodeMendonca)曾于1522至1539年期间勘测澳洲大陆，蒙东萨测绘的地图是《道芬地图》的原始资料。
然而，一些学者对这一推断提出了质疑：16世纪葡萄牙王室一直将地图视为国家高级机密，蒙东萨船队带回给葡萄牙国王的地图怎么会跑到了法国？并且，当时葡萄牙航海家尚未掌握足够的勘测技术，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测绘出澳洲大陆的地理位置呢？《道芬地图》不仅绘出了澳洲大陆，还绘有北美大陆、南美大陆以及部分南极洲的地理轮廓，如果《道芬地图》源于蒙东萨的测绘成果，这就意味着这支船队还对美洲大陆和南极洲进行了测绘。根据历史记载，蒙东萨船队由数条轻型帆船组成。这几条轻型帆船怎么可能在十七年间内游遍全球并且勘测出南极洲的地理轮廓呢？
很明显，有关葡萄牙人于1522年发现澳洲大陆的推测，无论在史料方面还是逻辑方面，都无法自圆其说。然而，《道芬地图》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此幅地图上的地理信息来自何人的勘测结果呢？
彼此关联的疑惑
第七节彼此关联的疑惑
对于西方古地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不仅是普通人，就连史学家们也会感到困惑不解。这些奇怪的古地图接二连三地揭示出，一批无名英雄曾在15世纪之前完成了勘测地球的壮举。
为什么许多西方古地图与"地理大发现"编年史不一致呢？我将上文提及的几幅古地图图片摆在桌上，仔细作了一番对比。这种对比使我意识到，这些地图呈现出来的各种"奇异"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皮里·雷斯地图》和《道芬地图》不仅绘出了南极的部分轮廓线，而且还都有一些罗盘花和交叉直线图案。很明显，这些图案基于相同的绘图原理。但是，如何解释这些图案呢？
在《道芬地图》中，澳洲大陆过于靠近与亚洲大陆。这种错误在《德·韦哥地图》中也能看到。《道芬地图》和《德·韦哥地图》还犯有另外一个相同的错误：红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苏伊士地峡过于宽阔。《道芬地图》与《德·韦哥地图》之间相差一百多年，16世纪根本没有关于《德·韦哥地图》的记载。这一切说明，《道芬地图》的绘制者不可能参考过《德·韦哥地图》。然而，两幅地图却在相同方位犯有相同的错误。这一现象揭示出，这些错误同出一源。
《道芬地图》的另一个错误在《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中也能看到。这个错误就是不完整的北美大陆。安第斯山脉均出现在《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斯楚讷地球仪和《皮里·雷斯地图》之中。《马尔特鲁斯地图》显现出南美大陆的河流体系。这些现象暗示出，有人曾在16世纪之前完成了对南美地理的勘测。
《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在马来半岛东面多出了一个巨大的海湾和一个硕大的半岛。这两个"无中生有"的地域图形在《马尔特鲁斯地图》和贝海姆地球仪上也能看到。
《毛罗地图》与《文兰地图》也有相同的错误，即非洲南端海角转向东方。
相互关联的现象暗示着，这些相同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现象。在这些奇异地图的启发下，我逐一查阅了13至18世纪期间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从中我发现，还有更多的古地图与地理大发现史完全不一致。在这些为数众多的古地图中，有些地图显现出高水平的地理测绘技术，而这又与科学技术史的记载不相吻合。正如哈普古德教授所说：按照科学技术史的记载，人类直到18世纪才发明出准确测量经度的精密仪器，可是1339年《杜色特航海图》(DulcertPortolano)和1380年《泽诺地图》(ZenoMap)对经度的测算相当精确，这说明人类在14世纪已经发明出测量经度的仪器。1
地图史学家哈维教授（P.D.A.Harvey）也注意到古地图背后隐藏的问题。他提出几个与古地图精确性相关的疑问：16世纪欧洲绘图师为什么会注重地域轮廓的精确性和比例尺的一致性呢？这种地图绘制理念最初源于何人？16世纪欧洲绘图师究竟运用何种方法测绘出精确的世界地图呢？1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16世纪西方地图改变此前以东为上或以南为上的绘图规则，将北作为地图的上方？并且，以北为上的地图规范最初又是源于何人呢？
以东为上的古代世界地图（1）
第三章谁最先将北作为地图的上方
查看地图时，潜意识会告诉我们，地图通常是以北为上方。这种潜意识来自于地图的绘制规则。可是，我们曾否想过，这种规则源于何处？为什么这一规则不以东、以西或者以南为上方呢？
准确地讲，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明文规定，要求地图学家在绘制地图时必须以北为上方。以北为上，仅仅是一种地图绘制习惯。
传统史学观认为，这一习惯源于欧洲，16世纪欧洲航海家依据北极星辨别方向，由此逐渐形成了以北为上的绘图规则。然而，这种观点却与许多古代地图相矛盾。在16世纪之前，不仅许多中国地图学家，甚至一些欧洲或阿拉伯绘图师也早已将北作为地图的上方。
古代地图绘制者与现代地图学家不同，他们在绘制地图时，有意无意地会在图中反映出本民族或本区域的文化、信仰以及他们的世界观。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的诸多民族在绘制地图时普遍接受了某种习惯，这种习惯经过千百年之后形成了公认的规则。此后，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全世界逐渐接受了某一民族的地图绘制习惯，最终形成了当今世界各地一致公认并且遵循的绘图规则。
为了寻求这种规则的起源，我们必须沿着地图史的脉络，溯委穷源。鉴于一些历史学家声称，此规则源于西方，我们的探索之旅就从欧洲地图史中起步。
第一节以东为上的古代世界地图
5世纪至14世纪期间，欧洲知识界一直深受基督教教会的控制。为了维护基督教的统治地位，教会想尽一切办法排挤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西方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欧洲的"黑暗时代"。1
在这一漫长的岁月中，基督教教义主宰着欧洲的地图学。此时期欧洲出现的地图基本上都将世界绘成一个圆圈，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位于地图的中心，伊甸园所在的东方处于地图的上方。这些圆形世界中间通常用一个与英文字母"T"相类似的图形将整个世界分成欧、亚、非三块大陆（见插图11）。欧洲与亚洲之间隔着顿河或者黑海，非洲与亚洲之间为尼罗河，将欧洲和非洲分开的则是地中海。史学界认为，这一形状的世界地图是7世纪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圣·伊斯多尔（St.Isidore）发明的。这种世界地图出世之后，其模式在欧洲盛行了近八百年。由于这种世界地图的构成要素是一个圆圈和其中的"T"字，史学界普遍将这类地图称之为"T-O世界地图"。2据统计，欧洲目前已经发现了六百多幅这种类型的古代世界地图。这一数字显示出，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地图学中，T-O世界地图居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3
中世纪早期，欧洲还流行着另外一种世界地图。它看上去略比T-O世界地图复杂，但基本上保持了T-O世界地图的格局。这种世界地图通常绘出欧、亚、非大陆上的四条主要河流，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并且将亚当和夏娃画在地图的正上方。据称，这种地图最初源于8世纪西班牙修道士贝徒斯（Beatus）之手。为此，史学界将此类地图称之为"贝徒斯地图"（BeatusMap）。
13世纪之前，基督教教义认定世界是一个平坦的圆形，耶路撒冷位于大地的中央，大地四周都是深不见底的海洋。在基督教教义的主导下，当时欧洲人绘制世界地图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解说《圣经》中讲述的世界，而不是为了表现真实的地域轮廓。那时，欧洲的世界地图绘制者大多是教堂的神职人员，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通常作为基督教书籍中的插图，或者挂在教堂内作为宗教宣传画。这些地图内容简单，注释稀少，图中描绘的重点是天堂所处的方位和圣地耶路撒冷的所在地。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世纪早期欧洲人绘制的T-O世界地图和贝徒斯地图，总是按照《圣经》中的记载，将伊甸园所在的东方作为地图的上方，以耶路撒冷作为地图的中心。
以东为上的古代世界地图（2）
13世纪下半叶，欧洲绘图师们逐渐将一些地理信息添补到T-O世界地图之中，"T"和"O"两个构图要素开始发生了变化，并且逐渐从图中消失。但是，以东为上方的绘图原则很长时间维持不变。1260年《帕萨尔特地图》（PsalterMap）被史学界视为欧洲13世纪世界地图的代表作之一（见彩图15）。此图为圆形，耶稣被画在图的正上方，他左手持有一个传统的T-O世界地图。帕萨尔特地图中的所有文字注释都与《圣经》有关，T-O结构在此图中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此地图仍然以东为上方，耶路撒冷仍旧处在图的正中央。
进入14世纪，世界地图在欧洲摆脱了作为《圣经》图示的地位，渐渐地被视为一件独立的作品。从14世纪一些欧洲教堂的图书目录中可以看到，世界地图开始被单独编排目录，而不是像以前仅仅作为书籍的插图。西方史学界将欧洲这一时期出现的世界地图称之为"转型期地图"。最能反映此类地图特征的，当数维斯康缇教父于1321年绘制的世界地图（见彩图10）和黑格登（RanulfHigden）于1350年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见插图12）。在这两幅世界地图之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表现地域轮廓的图形以及相关的地理信息。但是，两幅地图仍然严格遵循着欧洲传统的绘图原则，将东作为地图的上方。
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人的地图方位格局出现了实质性变化。许多欧洲地图学家放弃了以东为上的传统，改成将北作为地图的上方。同时，他们不再将圣地耶路撒冷置于地图的中央。最为典型的图例就是1415年《德·韦哥世界地图》。此图以北为上，图的中心位于曾经作为蒙古帝国天文、地理研究基地的撒马尔罕。
以南为上的古代世界地图（1）
第二节以南为上的古代世界地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人员分别在几座埃及金字塔下的古墓里发现了一些地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雕刻在公元前4世纪石棺外侧的宇宙图（见插图13）。
此图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图的外部轮廓由一位深弯腰、双手下垂触地的女神构成，女神上身刻有三颗太阳和一排星星。史学家认为，这位女神是古埃及传说中天外之天的化身。女神身体下方是一个刻有一颗太阳和许多星星的拱形天空，天空下面有一位双臂张开的女神。此女神的下身是一个圆形的人类世界，之中又有一个圆圈表示埃及。内圆的外侧画了一些各式各样的人物和符号，这些代表埃及周围的其他部族。外圆内侧的左右两边分别刻有长臂女神，左边为东方女神，右边为西方女神。从构图可以看出，此幅宇宙图以南为上方。1
除此宇宙图外，几幅绘在莎草纸上的古埃及地图也都是以南为上方。古埃及人崇拜南方的原因很可能与尼罗河的流向有关。尼罗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它的发源地位于赤道南部的东非高原，其干流由南向北，最后注入地中海。尼罗河被古埃及人视为一条具有神灵的河流。在古埃及人心目中，尼罗河的源头神秘莫测。也许正是尼罗河由南向北的流向，使古埃及人将南方视为神圣的方向。
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之后，伊斯兰人迅速向外扩张，占据了中东、北非、西班牙、印度和亚美尼亚地区。随着伊斯兰世界的扩张，阿拉伯人的科学技术也逐渐领先于欧洲人。在地图学方面也是如此。
10世纪，波斯地理学家巴奇（AbuZaydAhmadibnSalal-Balkhi）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创立了伊斯兰人描绘世界地图的方法。他的著作《气候图像》虽然早已失传，但同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豪卡尔（IbnHawqal）继承了巴奇的学说。豪卡尔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曾在波斯、里海东岸和北非一带旅行将近三十年，最终定居在西西里。豪卡尔发展了巴奇的学说，撰写出一部名为《地球图像》的著作。该著作收录了一幅世界地图。豪卡尔世界地图被许多伊斯兰绘图师仿绘，至今仍看到数幅不同种类的传抄本。这些传抄本很相似，从中可以看出早期伊斯兰世界地图的特点（见插图14）。
与欧洲T-O世界地图相似，早期伊斯兰世界地图也是一个圆形。这些地图大都由两个圆圈构成，两圆之间象征海洋，内圆中左右两大海域分别代表印度洋和地中海。与T-O世界地图不同的是，早期伊斯兰世界地图以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为中心，以南为上方。
受伊斯兰审美观的影响，14世纪以前伊斯兰世界地图普遍具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模式化，不同时期的地图看上去彼此相似；二是概念化，缺乏详细的地理信息；三是抽象化，大陆图形都是用直线或者平滑的曲线绘成，根本不讲究地域轮廓的准确性。然而，有一位伊斯兰地理学家却与众不同，他绘制的地图突破了早期伊斯兰地图学的传统模式。这位伊斯兰地理学家就是12世纪著名学者伊德里希（AL-Idrisi）。
以南为上的古代世界地图（2）
伊德里希是一位伟大的伊斯兰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曾长期在欧洲、北非和中亚一带旅行。受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的委托，伊德里希于1154年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AL-IdrisiWorldMap）。这幅世界地图的原图没有能够流传下来，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在一幅15世纪的传抄本中看到原图的风采（见彩图16）。
此世界地图的地域轮廓虽然不准确，但是已经没有模式化、概念化和抽象化等以往伊斯兰世界地图必备的特征，而且能够辨认出欧、亚、非的基本轮廓。伊德里希世界地图为圆形，以南为上方，非洲南部被绘成了一个向东弯曲的月牙形。图中能看到地中海、黑海、里海、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等海域。地图的西部为大西洋，伊德里希将这一海域标注为"黑暗的海洋"。东部为太平洋，在此海域中能看到一个标注"Sila"的岛屿，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朝鲜半岛"新罗"的译音。伊德里希在地图上画了八条类似于经线的弧线，这八条弧线将世界分成七个气候带。这些气候带说明，在伊德里希的心目中，大地是一个球形体。
伊德里希还著有一部世界地理著作，书名为《地球上旅行的快乐》。此著作收录了七十余幅长方形地图，分别描绘世界不同区域的地理轮廓。这些长方形地图都与伊德里希圆形世界地图一样，以南为上方。然而，伊德里希的几幅长方形地图采用了与中国古代"计里画方"非常相似的方格网画法（见插图15）。这种方法在12世纪以前阿拉伯人的地图中是见不到的。这是否意味着，伊德里希曾经参考过来自中国的地图呢？
古代伊斯兰地图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伊斯兰教义的影响。许多中世纪伊斯兰地图学家在绘制地图时都表现出伊斯兰教的理念。伊斯兰信徒每天祷告五次，每次祷告的方向都是面向麦加。麦加在伊斯兰教徒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它必须位于上方。麦加位于阿拉伯世界的南部，由此中世纪伊斯兰人将南作为地图的上方。
15世纪之前，虽然绝大部分伊斯兰世界地图以南为上方，但仍有个别以东为上，这也许是受到欧洲T-O世界地图的影响。在这类伊斯兰世界地图中，耶路撒冷同样被绘在地图的中心。然而，此类图中的耶路撒冷当然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圣地。
从15世纪开始，伊斯兰人的地图方位也出现了变化。有些伊斯兰地图学家放弃了以南为上的伊斯兰传统，改为以北作为地图的上方。最为典型的图例是1450年《卡特兰·艾斯坦斯世界地图》（Catalan-EstenseWorldMap）（见彩图17）。
中国古代地图学中的几件杰…
第三节中国古代地图学中的几件杰作
华夏是世界上最早萌发地图学的民族之一。与古埃及人一样，早在远古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制作地图了。根据史料记载，"九鼎图"堪称为中国最早的地图。
"禹铸九鼎"是中华民族最著名的古老传说之一。据公元前2世纪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记载，公元前两千多年以前大禹用青铜铸造了九座宝鼎，分别代表天下九州。1尽管没有更多的史料核实这一传说，但是依据其他史书的记载可以确信，九鼎图出现的时间不晚于商朝末年（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5世纪成书的《左传》记载，公元前12世纪周武王灭商后曾将九鼎迁移到雒邑，即现今河南洛阳市一带。
在史书之中，可读到有关九鼎图的记述。《山海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其内容涉及古代神话、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巫术、宗教、医药、民俗等许多方面。虽然《山海经》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但书中的许多内容源于公元前11世纪。2从《山海经》的记载可以得知，九鼎的重要性在于上面铸刻的九幅地图。这些地图不仅记载了华夏九州的名山大川、草木禽兽，而且还描绘出九州的地界。3
刻载华夏地图的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的象征，许多古代帝王认为占有九鼎意味着拥有了天下。据公元1世纪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自夏、商、周直至战国时期，历代君王都视九鼎为极其贵重的神品。《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国从周王朝夺得九鼎之后，在一次交战中不慎将九鼎失落在河中。1为了寻找九鼎，秦始皇令千人下水打捞，但没有任何结果。从此，九鼎失去了踪迹。
九鼎图不仅被视为王权的象征，还被看做具有避邪和吉祥功能的镇物。《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2世纪，是中国最古老的字典。此书称，大禹铸造的九鼎反映出上天的神明，所有妖魔鬼怪都避其而远之。2公元前4世纪史学名著《左传》记载，周定王的使节向楚王讲解九鼎时，将九鼎描述为一件神物，此件神物能够衔接天、地，将上天的吉祥承转到人间。3
有关九鼎的史料记载揭示出，中国古代地图学诞生于浓厚的神秘色彩之中。中国古人绘制地图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查看地理状况，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皇权，为了实现上天保佑的祈望。中国古代地图学的这种神秘性也可以由另外几幅地图加以验证。
在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地图是一幅公元前4世纪镌刻在青铜板上的《兆域图》（见插图16）。此图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第五代国王的王陵地宫中出土，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兆"是中国古代对祭坛或墓域的称谓，《兆域图》则是记载王陵方位、墓葬区域及建筑面积的平面图。该图显示王陵及王后、夫人等五个陵墓的建筑方位，图中还有四百四十三个字的铭文，详细说明墓葬区域各部分的名称和长度。学界认为，此图的比例尺为1比500。从《兆域图》的内容可以看出，《兆域图》具备了图形、符号、比例尺和方位等地图的基本要素。《兆域图》的方位为上南下北。这种图式反映出中国古代哲学有关阴冥世界的理念。这种哲学认为，人死后其灵魂所在的阴界以南为上方。从铭文中"其一从，其一藏府"的记述可知，此图有两件原版，一件从葬，一件藏于府库。这一记载揭示出地图在古代哲学中的意义。中国古人认为，地图是阴、阳两界的中介物，通过地图死者的灵魂可以与人间相沟通。（本书第四章将详细讨论这种古代哲学理念）
中国古代地图学中的几件杰…
1986年，考古人员从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战国秦墓中出土了七幅地图。由于这七幅地图都用墨线绘在四块大小基本相同的松木板上（长26.7厘米、宽18.1厘米、厚1.1厘米），学术界将它们统称为《放马滩木板地图》（见插图17）。根据同时出土的竹简纪年和随葬品，这七幅木板地图被断定为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时期的作品。1《放马滩木板地图》描绘出秦国邽县地区几处地域的地理状况（现今甘肃天水一带）。按其用途，七幅木板地图可分为《政区图》、《地形图》和《林木资源图》。从这些图中，不仅能辨认出山川、河流、居民点、城邑，还可看到各地之间相距的里程数据。可见，这些地图都是基于实际测量绘制的实测图。
此七幅地图都以南北竖列为图式。其中一幅明显以北为上方。另外六幅虽然注释文字的书写方向不一致，但有学者认为，这六幅地图也都以北为上方。1史学界对《放马滩木板地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图以水系作为绘图框架，不仅标有注释和符号，而且还采用了比例尺的绘图理念。这些内容反映出，战国时期地图绘制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除《放马滩木板地图》外，从墓中还出土了四百六十枚竹简，上面的文字内容涉及天文、历法、音律、占卦、巫术、五行等学说。此外，殉葬品还包括毛笔、算筹、木尺、木棰、木匕、木棒、木屑、木板等用于地图测绘的器具。根据墓中发现的这些文物可以推测，墓主生前是一位精通地图绘制和占筮数术的阴阳术士，《放马滩木板地图》很可能就是这位阴阳学家的作品。
在放马滩挖掘出的另外一件陪葬品也非常值得一提。这就是在尸体胸前发现的一张地图残片，此图用线条描绘出放马滩地区的山峦、河流以及道路。古人将地图作为随葬品放在尸体胸前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种丧葬习俗源于古人的信仰。尸体胸前的地图是专门为死者灵魂准备的"礼品"。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锦帛地图与放马滩地图残片大致属于同一个时代。它们都是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距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三幅锦帛地图不仅是稀世之宝，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根据图的内容，学界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地形图》和《驻军图》出土时状况良好，已被整理复原；《城邑图》却破损严重，目前仍在修复之中。
《地形图》是一幅长、宽均为96厘米的正方形地图，其方位以南为上（见插图18）。《地形图》的绘制水平很高，以统一的符号、图例表现出丰富的地理信息。图中，由细到粗的渐变线，按流水方向示意出三十多条河流；方框符号标注出八个县城所在的地理位置；大小不等的圆圈代表七十多个乡、里级村庄；层层鱼鳞状曲线反映了峰峦起伏的地貌；水平山形线和陡崖符号显示出山脉；闭合曲线、晕线表示山脉的走向。经推算，《地形图》采用了比例尺绘图法，其比例在十七万分之一到十九万分之一的范围内。
《驻军图》长98厘米，宽78厘米，是一幅以黑、红、田青三色绘成的军事地图（见插图19）。图中黑色"山"字象形符号代表山脉；青色水流表示河流、湖泊；黑底套红标注出军队驻地；红色虚线示意军队行动通路；红色三角形和黑色圆圈分别表示城堡或居民点。此图运用色彩作为标记，使人看后一目了然。与《地形图》相同，《驻军图》也以南面为上方，并且也采用了比例尺绘图法。
中国古代地图学中的几件杰…
地图既是地理、地貌的记录，又是测量、计算和绘制等技术水平的综合反映。从上述几幅古地图可以看出，秦汉时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高水平的测量手段和计算方法。《放马滩木板地图》和马王堆西汉地图所绘的地域均是地形复杂、地貌变化多端的区域。把山脉、河流、湖泊等地形地貌按照几乎相同的比例画成地图，这在当时是一件高科技含量的工作。完成这种工作，不仅需要经过精确的实地测量，还必须通过数学运算将测出的距离换算成地图上的尺寸长度。特别是对于带有弧形、曲线和三角形的地形、地貌，不仅需要高水平的测量手段，还须掌握圆形和三角形的计算方法，否则无法将实际地貌按同比描绘在地图上。
传统史学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地图学始于魏晋时期。然而，《放马滩木板地图》和马王堆西汉地图却反映出，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已初步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地图学。这几幅地图不仅运用了统一的标识、符号，而且还采用了比例尺绘图法。这些地图的准确性反映出，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古代地图学家已经将数学应用于制图。当然，从上述几幅地图也可看出，秦汉时期地图的方位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格局。《放马滩木板地图》以北为上，而马王堆西汉地图却以南作为地图的上方。
在中国古代地图史中，《兆域图》、《放马滩木板地图》和马王堆西汉地图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或者与墓地有关，或者作为陪葬品埋入墓中。（《史记》记载，秦始皇陵墓中也有作为陪葬品的地图和星象图）这些奇异的现象说明，中国古代地图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查验地理状况，而是与中国传统信仰紧密相关。
"协于上下，以承天体"之图…
第四节"协于上下，以承天体"之图
清代著名阴阳学家叶九升在《地理大成山法全书》中将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之为"地利"之学，即为了识别道路远近、审视山川险易或测量地势高低等实际目的所做的地理研究；另一类称之为"地脉"之学，即出于勘验风水和命运占卜等目的所做的堪舆研究。1
正如叶九升所言，中国古代地图的确可分为实用和堪舆两大类。实用之图的作用是帮助人们了解自然地理状况，而堪舆之图则是出于华夏民族的信仰。我们谈论九鼎图时曾提及《左传》中的一段记载：周定王的使节向楚王讲解九鼎时称，九鼎是"协于上下，以承天体"。与九鼎一样，中国古人绘制堪舆地图的目的是为了承转天意。
"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礼之观念的萌生以及礼仪制度的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的夏、商、周三代。"礼"的内容非常丰富，然而在缛礼烦仪的古代礼仪之中，"祀天祭地"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重要内容。"祀天祭地"的礼仪起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关天、地、人关系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地是万物的载体，地上万物都应遵循自然规律，这种规律是天意的体现；人必须顺从自然规律和天的意志，而皇帝则是传达天意的人杰，他应当进行"祀天祭地"。正如《汉书》所载：对皇帝而言，承转上天规定的秩序是其最重要的责任。为了承转上天的意愿皇帝必须注重礼拜天地，因此君王都必须尽心尽力地制定礼拜天地的制度。2
由于古人认为承转上天规定的秩序是皇帝的一项重任，祀天祭地在古代社会被视为一件国家大事。《左传》称，国家大事无非分为两种，一是祀天祭地，二是军事征伐。3《三国志》也记载：但凡君王立国建都，首先应确定祀天祭地礼仪所在的位置。4祀天祭地包括"祀天"和"祭地"两部分。"祀天"是对天的崇拜，在阴阳五行中属阳性；"祭地"也称"社祭"，是对地的崇拜，在阴阳五行中属阴性。而地图则是"祭地"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礼"品。
中国古代有关祭地的最早记载，可见于两千多年以前成书的《周礼》。但在汉朝之前，对祭地的方式并没有统一的规定。自汉文帝始（公元前2世纪），祭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礼仪。汉代之后，历届封建朝廷基本上承袭汉制礼仪，直至清朝末年。
中国古代祭地礼仪的规则主要包括：祭坛为方丘，且位于都城之北；1将牺牲祭品埋在祭坛北侧；2祭地仪式中，皇帝面朝北方。3祭地时祭坛上、下摆有许多社祭用品，地图就是其中之一。《周礼注疏》记载：祀拜苍天必须配有天文图，祭拜大地必须配有地图。4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也说：祀拜苍天须用天文图，祭拜大地须用地图，画有日、月、北斗的为天文图，画有山川的为地图。5《汉书·律历志》也载：祭拜大地，应用正方形地图表现出大地的形状。6《通典》和《后汉书·祭祀志》也均有关于地图作为祭地供品的记载。7《十洲记》记述说：汉武帝曾经要求东方朔绘出载有东海、南海、西海和北海的地图，汉武帝得此图后将其随身携带，并常对此图行礼朝拜。8《文献通考·郊社考》记载了公元56年汉光武帝的一次祭拜仪式，此仪式在汉朝国都正北方举行，仪式上摆有地图、神像和供品。9
在上述史料记载中，地图被称为"地理"。"地理"最初是易学中的概念，它专指用于"祭地"或占卜的地图，这种地图通常描绘出山脉、河流、海洋以及地域轮廓。1
"协于上下，以承天体"之图…
汉朝之后，许多封建王朝承袭汉制，在祭地仪式中将地图作为祭品。《元典章·崇祭祀》记载了元朝皇帝数次祭地礼仪，从记述中可以看出，每次祭地礼仪都使用了地图。
作为祭品的地图，在方位、形状和内容方面必须服从祭地礼仪的要求。2祭地是对土地的崇拜，故用于祭地的地图必须画有陆地、海洋、山川、江河。古人以正方形表示静止不动的大地；从其形，摆放在正方形祭坛旁边的地图也必须是正方形。祭地礼仪的朝向为北方；顺其向，祭地礼仪中摆设的地图也必须是以北为上方。
中国古代制作地图的另一个特殊目的就是用于占卜。地图占卜起源于易学。这种哲学认为，地图是连接天地、反映天意的神物，从中既可以预测上天赐予的吉祥，也可窥测出天意安排的凶灾。有关古人将地图用于占卜的最早记载可见于孔子编撰的《尚书·洛诰》。此书记述说，古人通过观察河水进行占卜，并且通过绘制地图反映占卜的结果。3
中国古代占卜有多种方术，占星术是其中之一。占星术源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古人认为天是最高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间万事都必须顺应天意。地上的人和事，在天界都有对应的星宿或星象。人间发生任何变化之前，对应的星宿或星象会出现预兆。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易经》写道：通过观测星象的变化，可以察觉到政治局势的变迁。1基于这种哲学观，古人认为，天文观测能预报人间祸福。由于古人普遍相信"天人感应"的理论，中国历代皇帝极其重视对天象的观测和占验，并据此作为政治、人事、军事等决策的依据。《周礼》记载：君王创建国家时通过观测星象划分领地、设置官僚体系、并制定管理国家的准则，为此国家应设立负责天文观测的机构和主管官员，这些机构和官员将协助君王治理国家。2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期，中国划分为若干个诸侯国，其中七个最具实力。为了预测这七个诸侯国的兴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分别对应七个诸侯国。这种星宿分配就是古代"分野"理论的起源。战国之后，许多封建朝代基于分野的理论，以星象作为辖区划分、布兵设营以及官隶设置的参考依据。
中国古代军事活动也深受占星术的影响。古代战争不仅表现为激烈的武装冲突，同时也是占星术的诡谲对抗。公元前2世纪哲学著作《淮南子·兵略训》称：掌握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理解奖惩等阴阳法术，知悉遣兵方向，这些对战中取胜具有很大的帮助。3宋代《百战奇法》说道：凡派遣大军讨伐叛逆，必须观测天文，根据天象调兵遣将。4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占》，绘有二十九个彗星图形和十八个星宿名称，每个图形之下均有吉凶占文，且绝大多数与军事行动有关。
中国古代的国都建筑规划也受占星术的影响。北京故宫之所以称之为紫禁城，其名称源于紫微垣星宿。古人认为，紫微垣星宿是天神的居住地。1与其相对应，人间皇帝的起居地称之为"紫禁城"。北京故宫的东华门、西华门、左掖门、右掖门以及端门等名称也都源自一些星象的称谓。比如《史记·天官书第五》在描述太微垣星座时说：在上天的皇宫中，武将位于西方，文官位于东方。2据此，北京故宫院内，西南有武官进出的武英门和专为武官配备的武英殿，东南有文官进出的文华门和专为文官配备的文华殿；北京内城南侧有两个侧门，西边的侧门称之为"宣武门"，东边的侧门称之为"崇文门"。由此可见，占星术在北京古城的规划布局中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协于上下，以承天体"之图…
在中国古代星象观测体系中，北极星是最主要的恒星，北斗七星也是最主要的星座。《论语·为政》称：政权以道德为中心，这如同北极星居众星之中。3《史记·天官书》也说：北斗七星是天上皇帝的坐骑，它位于天的正中央，阴阳五行、季节时令全部都围绕着北斗七星运转。4
古人观测星象时，北极星不仅是最主要的参考依据，它还被视为"天心"。公元3世纪学者赵君卿在《周髀算经》的注释中写道："北辰正居天之中央。"《后汉书·郎顗传》记载"北极亦为天辰"，对此记载中的"北极"一词唐朝学者李贤援引汉代李巡的注释称："北极，天心也。"宋元之际学者俞琰也写道：天的正中心位于正北方向。5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北极星为天心的记载。除此之外，从一些出土文物也能看出中国古人的这种理念。
1977年，在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中发现了一个用于星象占卜的罗盘，此罗盘的正中央画着北斗七星（见插图20）。1965年考古人员在杭州发掘出一座建于公元942年的古墓。古墓的墓顶为一件石刻星象图（见插图21）。此星象图为圆形，上面刻有218颗星，其中央刻有北斗七星。
由于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北方夜空的星象，用于占卜的星象图自然都是以北为上方。
古人星象占卜时，离不开地图。《易经·系辞上传》记载：易学是一门探究天与地之间规则的哲学，易学家通过天文、地理观测，揭示出天与地之间深奥的关系。1公元前1世纪历史学家司马迁是汉朝宫廷中的一位占星家，他在《史记》中写道：仰面观测星象，低头研读体现上天规律的地图；天空中有日月，与其相对应大地分为阴阳两性；天空中有金、木、水、火、土五星，与其相对应大地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天空中有星宿，大地上设置有国度；大地的阴阳两性来源于天象，治理国家的法度也是源于天象。2可见，司马迁在做占卜时，抬头观星象，低头查地图。公元3世纪西晋文学家左太冲在叙述星象占卜方法时说：占星需用两种相互对应的图，一种是天文图，另一种图则是地图。1《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用《春秋内事》中的记载：古人一边观测天文一边查看地理，通过天文、地理观察绘制八卦图，并以此推测出时光、季节和福祸。2在一些流传至今的古代风水占卜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同时绘有星象图和地形图，且星象图在上，地形图在下。例如，公元4世纪晋朝人郭景纯编撰的《水龙经》为一部与风水、占卜相关的著作，此书收录了一些由星象图和地形图组合而成的占卜图，在这些占卜图中星象图居上方、地形图在下方。
古籍记载和出土文物均告诉我们，古代占星家占卜时面向北方，占星用的星象图也是以北为上方。正因如此，用于占卜的地图方位也自然是以北为上。
中国古代地图的方位规范（1）
第五节中国古代地图的方位规范
中国古地图有的以北为上，有的以南（或东）为上。一些学者据此断言：中国古代地图的方位趋于多元化，并无一定之规。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地图的方位依据地图的摆放方式。例如，清朝学者俞正燮认为：凡是悬挂的地图都以北为上，凡是放在桌上查看的地图是以南为上。3这种论断明显有失偏颇。
纵观中国古代地图史，实用性古地图的方位确实没有一定之规。但是，源于华夏风俗和信仰的古地图却具有统一的方位规范。这就是以北为上。这种规范萌芽于远古，在魏晋时期形成了明确的绘图准则。
秦汉之前用于社祭或者占卜的地图早已失传，我们无法看到它们的原貌。然而，从战国时期的一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揣摩出秦汉之前这种地图的模样。这部著作就是《尚书》中收录的《禹贡》。
史学界认为，《禹贡》是战国时期无名氏假托大禹之名撰写的著作。虽然并非出于大禹之手，史学界仍给予《禹贡》很高的评价，认为此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专著。《禹贡》言简意赅，全书只有一千一百九十三个字。此书文字虽少，却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地理信息，其中包括古人研究地理的缘由，以及地图的方向格局。
《禹贡》二字说明，此著作是大禹奉献的一件贡品。《禹贡》序言写道："任土作贡。"这表明，大禹奉献贡品的对象是土地神。《禹贡》正文在描述各地物产时多次使用"贡"和"赋"两字，如"厥贡盐絺"，"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等等。1"贡"、"赋"两字说明，《禹贡》是奉献给土地神的贡品。《禹贡》最后一句"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中的"锡"字指锡杖，即古代的一种法器；"玄圭"指古代帝王在社祭礼仪中使用的一种黑色玉器，它是土地神的象征。2此句的含义是：大禹手持锡杖向土地神行礼，向其报告大功告成。从《禹贡》的书名、序、用词和结束语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此书是一件用于祭地的贡品。
《禹贡》虽无附图，可是其文词却揭示出，撰写此书时《禹贡》的作者头脑里有一幅清晰的地图。此图不仅将中华大地划分为"九州"，还绘有山川江河、动物植物、风土人情、田野道路。《禹贡》在描述九州时，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的顺序，由北至南排列；在描绘江河湖泊时，按从上到下的流水方向。这些顺序表明，《禹贡》作者脑中的地图方位必定是上北、下南。
中国古代地图的方位规范（2）
《禹贡》被史学界视为中国地理学的开篇之作，它对中国地理学、地图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地图以北为上的方位格局。《禹贡》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究其原由，主要归功于一位中国古代地理学家的贡献。这位地理学家就是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裴秀。
裴秀，出生于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黜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国号称"晋"。司马炎称帝后，裴秀受到重用。公元268年，裴秀晋升为司空（朝廷最高官员之一），统管全国户籍、土地、赋税和地图等政务。由于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他掌握了很多地理信息，并有机会查看不同时期的地图。
裴秀在研究《禹贡》之后认为，此书年代久远，书中原载的山川、地名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此，裴秀在详细考证《禹贡》和古代疆域沿革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行政划分，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禹贡地域图》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历史地图集。此地图集记载了上自《禹贡》成书之年、下至西晋时期的城市变迁。地图集中绘有山川、平原、河流、湖泊、海洋等自然地理要素。
裴秀对中国地图学的贡献不仅仅是《禹贡地域图》，还包括他创立的"制图六体"理论。所谓"制图六体"是指，绘制地图时应遵守六项原则，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和"迂直"。其中，"准望"与地图的方位有关。成书于648年的《晋书》记载，裴秀认为前人绘制的地图"不考正准望"，由于没有"准望"，这些地图虽然某些部分画得准确，但其他部分必定会出现差错。1为此裴秀提出，"准望"是确定地图方位的前提。2
自清以降，诸辈史学家一致认为，"准望"与地图方位有关。清初著名学者胡渭在《禹贡锥指·禹贡图后识》中解释说："准望"的含义是指端正地图的方位。3但是，对"准望"的具体含义，史学界历来存有不同的理解。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认为"准望"是计里画方，他在《广阳杂记》中评论说：晋朝裴秀为地图学创立了"准望"的原则，可惜裴秀的理论早已失传，元朝朱思本用横、纵线条绘制地图，图中每一个方格的间距为五十里，这种方法是裴秀"准望"的遗风。1有些史学家推测，"准望"是利用地图中的一个单一的控制点来度量距离并确定方向，但此说有些牵强附会。2裴秀在"制图六体"的论述中明确指出，无"高下"、"方邪"和"迂直"之校则会"失准望之正"，并且"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些论述说明，"准望"与高低和曲线有关。利用图中的一个控制点确定方向只能使用直线，不会涉及高低，更不可能涉及曲线。
从字义上理解，"准望"是指通过观望一个准点来确定地图的方位。3裴秀"准望"之说源于古人根据北极星确定方向的法则。先秦时期的手工艺专著《考工记》记载：匠人建造城邑，以水平测地平，以悬绳校直表杆；观察日影，画圆，分别识记日出与日落时的杆影。白天参究日中时的杆影，夜里考察北极星的方位，用以确定东西南北方向。4从《考工记》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确定方向的方法之一是在夜间观望、考正北极星。《周髀算经》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周髀算经》记述说：将木制标尺的尺头拴在一根绳子上，冬至日傍晚5点至7点之间，手持绳子的另一端瞄准北方一颗明亮的星星，之后再把标尺顺着垂直的绳子放在地上，该标尺顶端所指的方向为正北方。5裴秀参照先哲发明的北方定位法，确立了"准望"的法则，即通过准望北极星确定地图的方位。这一法则意味着，绘制地图必须以北作为上方。
自裴秀提出"准望"之后，唐、宋时期的地图学家纷纷效仿，如唐代的贾耽和宋代的沈括等都曾在著作中阐述，"准望"是地图绘制的规范之一。从一些宋、元时期的地图可以看出，14世纪之前，中国古代地图已经形成了以北为上的规范。18世纪初期，清朝政府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地理测绘。《清史稿》记载，测绘人员以北极星"定准望"，并以"北极高度"测绘地图。《清史稿》还评论说，这种测绘方法源于裴秀。1
地图以北为上引发的问题
第六节地图以北为上引发的问题
古代地图的朝向确实令我感到很奇妙。六百多年以前，无论中国、欧洲，还是伊斯兰世界，地图学家绘制地图的方位都基于各自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崇拜的方向却各不相同。
源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地图学在13世纪已经形成了以北为上的地图规范。当中国古代绘图师普遍遵守这一规范时，欧洲人仍然严格地遵循着以东为上的绘图原则，而伊斯兰绘图师们则以南方作为地图的上方。
从14世纪开始，欧洲人和伊斯兰人绘制世界地图的方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信仰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地图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各自沿袭千年之久的惯例，逐渐接受了以北为上的绘图原则。无论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改变与他们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千年习惯，绝对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这种改变必定源于一种特殊的原因。
在欧洲和伊斯兰地图学家改变地图方位的同时，他们绘制地图的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与中国古代地图相比较，14世纪之前，欧洲人和伊斯兰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普遍缺乏现代绘图学的一些基本要素。比如，不具备严格的比例尺概念、没有采用经纬网线，等等。14世纪之前，欧洲人画的世界地图与现代派抽象画非常类似，图中只能看到基督教的精神世界，而非现实中的地理轮廓。14世纪之前，有些伊斯兰地图学家能够在南、北纵向方面分清不同气候带，但是在东、西横向方面，却是错误百出。从14世纪开始，欧洲人和伊斯兰人不约而同地纠正了前人所犯的绘图错误，特别是15世纪出现的几幅世界地图描绘出准确的大陆轮廓。
地图科学告诉我们，为了绘制准确的地图，我们不仅需要进行实地测量，而且还必须运用数学法则和投影方式将实地测量结果转换到地图上。纠正绘图错误同样必须经过实地测量和数学换算过程，否则无法辨别出前人地图中的错误。地图史学家们都知道，欧洲人从15世纪中期才开始掌握判断纬度的方法，此后两百多年间他们一直陷于判断经度的困恼之中。但是，14、15世纪的欧洲绘图师们似乎根本不需要掌握计算经度的技巧，他们似乎也不需要进行实地测量和数学运算就可以纠正前人的错误。对这些14、15世纪欧洲地图学家而言，发现前人的错误只需反掌之功，纠正东、西横向地理错误似乎也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
15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地图学家不约而同地改变了地图的朝向，同时他们的绘制水平也莫名其妙地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现象绝对不会是一种巧合，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未知的历史真相。探知真相的好奇心再次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在探究之中，我获得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这些发现暗示出，我们教科书中的一些历史常识需要作出根本性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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