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后期，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主要已不是在外拥有兵权的藩镇节度使，而是在中央典领禁兵的宿将。太祖自己就是以殿前都点检发动兵变取代后周的，他何尝不明白这点。因而宋代后周不久，典领禁军的宿将就有一番调整。
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分别出任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最高将领，不过，太祖有意派他们领兵在外，使他们难有作为。石守信和高怀德成为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实际上的最高长官，石守信是太祖的义社兄弟，高怀德则在当年成为太祖的妹夫。太祖还把另一个义社兄弟王审琦提为殿前都指挥使，让自家兄弟赵光义顶替了审琦出缺的殿前都虞候。这样，除了马军都指挥使张光翰和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外，禁军两司都控制在太祖亲信的手中。
到建隆元年岁末，太祖又以义社兄弟韩重赟和心腹将领罗彦瓌取代了两人。对后周时在禁军中声望资历不在己下的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太祖还是放心不下，建隆二年闰三月，他决定不再任命自己出任过的殿前都点检，同时以石守信替代了韩令坤，从而使禁军高级将领成为太祖清一色的嫡系亲信。
太祖认为，由亲朋故友执掌禁军，就不再会发生推翻宋朝的兵变。开国宰相赵普却不以为然。君臣有一段对话。太祖说：“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的，你何必那么担忧呢？”赵普说：“我倒不是担心他们反叛，只恐怕他们不能控驭部下，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到那时就由不得他们了。”这几乎是以陈桥兵变的前例来提醒，太祖立即领悟了。
建隆二年七月，一天晚朝结束，太祖与石守信、王审琦等故人饮宴，待酒酣耳热之后，他屏去侍从，对这些禁军宿将说：“我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的快活。我现在是长年累月不敢睡上一个安稳觉啊！”
守信等人忙问何故，太祖说：“这不难明白。天子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守信等都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怀异心！”
太祖说：“你们没有异心，你们麾下的人要贪图富贵怎么办？一旦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要不干，也办不到啊！”宿将们知道受到猜忌，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便一边叩首，一边流泪，请求太祖指示生路。
太祖开导道：“人生在世，就如白驹过隙。所以企求富贵的人，不过多积攒点金银，自个好好享乐，让子孙也不再贫乏。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选择好的田宅买下来，为子孙置下永久的基业；再多收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与你们互结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很好？”
将领们见太祖交代得如此明白具体，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瓌等都上书称病，求解兵权。太祖一概允准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除天平节度使石守信还名义上保留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空名外，其他宿将的禁军职务都被撸去了。到建隆三年，石守信的虚名也被剥夺了，从此，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一职位不再任命。
为了履行互结婚姻的诺言，太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其弟光义做了张令铎的快婿。太祖通过政治联姻，让这些高级将领消弭离心倾向，共保富贵。这就是罢去宿将典禁兵的“杯酒释兵权”。
不过，有史家考证，太祖虽有收宿卫大将兵权一事，但酒酣耳热的那个细节纯属戏剧化小说性的传闻。我们尽可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实际上，太祖在这里推行的是经济赎买政策，即以土地财货收购兵权。其后宋代武将普遍热衷于兼并土地，贪黩财货，与这一赎买政策也不无关系。
从上表可以发现，杯酒释兵权后，禁军发生明显变化。
其一，禁军将领权势大为削弱，原先九个将领减为四个，殿前司的正副都点检和侍卫亲军司的正副都指挥使，不再设置，侍卫马步军都虞侯长期空缺。仅剩下四个职位较低的将领，朝廷也总是任命资历浅薄、才干平庸的将领充任，例如韩重赟、刘廷让、崔彦进、张琼，都是比较容易驾驭的，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
有一个故事可以为证。乾德元年，太祖曾打算招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极力反对，以为彦卿在后周末已为藩镇，又是周世宗和赵光义的岳父，名位太盛，不宜再委以禁军兵权。太祖说：“你为何总怀疑彦卿？我待他不能再好，他岂能背叛我！”赵普说道：“陛下何以有负周世宗！”太祖默然无语，收回成命。
其二，禁军三衙体制开始形成。由于侍卫亲军司不设正副都指挥使，自然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再加上殿前司便合称“三司”，也称“三衙”。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构成所谓“三帅”。三衙鼎力，互相牵制，改变了过去由禁军将领一人统率各军的体制，成为宋朝一项基本的军事制度。
既然讲到禁军，不妨将宋代兵制的若干问题一并在此说说。太祖时代已逐渐形成枢密院、三衙统兵的新体制。这种体制，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祖宗统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而每有出征，则由皇帝临战命帅，所任命主帅往往并不是三衙将领。这样，就把兵权一分为三，各有职守，相互制约，宋朝因此没有成为继五代以后第六个由禁军将领发动兵变推翻统治的王朝。不过，利弊往往是共生的，由于统治过严，政出多门，虽然消除了拥兵悍将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却造成了各自为政、动辄制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禁军是宋朝的正规军，是宋军精锐所在。为了提高禁军的作战力，乾德三年（965年），太祖命全国挑选骁勇善战的士兵，登记造册送至京城，补充禁军缺额。同时选拔强悍士兵作为兵样，分送各地照样募兵。后来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发诸州依样遴选。这样就保证禁军中都是身强力壮的士兵。
禁军每隔二三年甚至半年就变动驻地，实行所谓更戍法。这时，将领却不随之同行，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更戍法的目的，一是使士兵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不至骄惰；二是使兵将分离，防止两者形成根深蒂固的亲党关系，铲除骄兵悍将犯上作乱的内外部条件。然而，兵将分离，更番迭戍，不利于同心协力的战斗团队的形成，其削弱战斗力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兵制上，宋代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方针。宋代军队分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四种。禁兵是中央军兼正规军，是主力作战部队，主要布防在京师和军事要地。厢兵在北宋是国家正规军中的地方部队，宋初由各藩镇兵中壮勇编入禁兵以后的老弱者留充，既维持地方安全，也从事这种劳役，因而既是地方军，又是杂役军。乡兵是保卫乡土的非正规地方军，一般按户籍抽调壮丁组成，也有招募的。藩兵是边境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军。
所谓强干弱枝，即在部署军队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京师都比地方要绝对雄厚精良的多，旨在强化京师的保卫力量，弱化地方的武装力量。这一方针与内外相制又是相辅相成的。太祖时，禁兵约二十万，一半驻守京师，一半分驻外地。合京城禁兵足以对付外地诸道的禁兵，因而不会形成外乱；合外地禁兵足以对付驻守京城的禁兵，因而难以酿成内变。此即内外相制。这种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则，不仅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制约上，还表现在京城内外、路州之间和州县之间的兵力和兵种的布防上。
总之，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有效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太祖的所有措施，其核心就是“猜防”，猜忌将领，钳制士兵。前面已经说到因制度、人事上牵制而影响到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由此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其后在与西夏的长期较量中，在面对女真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前，宋朝在军事上绝无优势可言，与此也是不无关系的。当然，我们不能以后来宋朝军队的缺乏战斗力，来否定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对其不利影响，似乎更应追究继任者，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完善太祖的兵制改革，避免其负面影响呢？
细说宋朝8：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不妨来鸟瞰一下宋太祖初得天下时的政治版图。宋朝北方面对的是辽朝，盘踞山西的北汉与辽结盟，互为犄角，与北宋对抗。南方共有七个割据政权，占有今四川和重庆地区的是后蜀，控制岭南两广地区的是南汉，南唐据有长江下游以南今苏皖南部和江西、福建西部，吴越占领今浙江和上海、福建东北地区，局促在江南三州的是南平，其南的湖南被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所占领，福建东南地区被清源节度使陈洪进所据有，前五个割据政权都属于所谓十国之列，而周行逢、陈洪进的政权还没有列名十国的资格。
面对五代以来割据局面，太祖是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的。在平定二李以后，十一月的一个雪夜，太祖与弟弟光义密访赵普家，说：“我睡不着。一榻之侧，皆他人家。所以来见你。”赵普说：“南征北伐，正当其时。愿闻成算所向。”太祖说：“欲收太原。”赵普沉默良久，再三追问，才说：“北汉即使一举而下，则西北边患将由我们独立担当。何不留着它，待削平诸国，弹丸黑子之地，还能往哪里逃？”太祖说：“这正合我意。刚才聊以相试罢了。”这就是雪夜访赵普的著名故事，当时定下的统一方略，后人概括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八个字。
对这一统一战略，后人曾有非议，以为宋朝坐失进攻契丹、收复燕云的最佳时机。因为当是辽朝军政正处于辽穆宗在位的最腐败时期，而等到北宋统一南方以后，宋太宗北伐契丹时，辽朝已在辽景宗统治下经过十年休养生息，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上涌现了耶律休哥、耶律斜畛等著名将才，攻守之势正向相反方向转化，收复燕云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这一议论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从契丹一方着眼。周世宗临死前夺取北边三关，号为“不世之功”，他本人也认为燕云唾手可得。事有凑巧，世宗当晚突得急病，只得班师还朝。行至澶渊，他迟留不行，似仍留恋着未能实现的北伐。其后不久，周世宗便撒手归天，更使后人扼腕痛惜，把燕云未复归诸天意，认为宋太祖的统一方略违背了周世宗的本意。这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周世宗生前执行的也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这一战略是由王朴提出的，宋太祖与赵普不过是这一战略的宋朝版而已。世宗攻南唐将下，转而北伐辽朝，是因辽朝以南唐请求出兵进攻后周的缘故，并非统一战略的调整。
其二，由于周世宗攻取三关时并未与辽朝主力正面交战过，遂使当时人和后代史论家都以为契丹兵不堪一击。实际上，辽穆宗虽腐败，但契丹军事实力仍未可小觑。高平之战后，周世宗进攻北汉，辽朝派耶律挞烈率重兵驰援，大败后周大将符彦卿，杀勇将史彦超，周世宗不得不遗弃太原城下数十万刍粮，狼狈撤军。因而以为世宗不死燕云可复，以为辽穆宗时辽军不是对手的想法，充其量只是一种未经比试的乐观估计。
其三，最关键的是经济原因。自中唐以后，东南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宋初，淮河流域虽入版图，但最称富庶的长江三角洲、浙江和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仍在南唐、吴越和后蜀的控制下。宋人后来常说“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太祖当时也深知：仅靠中原地区的物力和人力，是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北伐战争的。这就是宋太祖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深刻的经济动因。后人以未复燕云的历史遗憾去责难这一方略，只是超历史的一厢情愿。
统一方略既定，太祖就付诸实施。对北方的契丹和北汉，它基本采取守势，力图保持北方边境的暂时安定；对南方各割据政权，他利用矛盾，抓住时机，予以各个击破。太祖首选的攻击目标是盘踞荆湖地区的两个政权。
建隆元年，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去世，其弟保勖继位，两年以后，保勖也死，其子继冲嗣位。太祖派人打探人心向背和山川形势，回报说：荆南甲兵虽整而不过三万，谷物虽登而失于暴敛，四分五裂，日不暇给。就在高保勖死前一月，武平节度使周行逢也一命呜呼，他的儿子保权嗣位，才十一岁。衡州刺史张文表不买帐，起兵袭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保权只得遣使向宋求援。太祖感到这是假道出师、一炮双响的大好机会。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太祖命慕容延钊为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借道荆南，讨伐张文表。二月，大军到襄州（今湖北襄樊），尽管武平政权这时已平定了张文表之乱，但宋方仍要借道。高继冲派叔父保寅到边境犒劳宋军，以侦探强弱。慕容延钊热情款饮帐中，李处耘密派数千轻骑兼程挺进，直指其都城江陵（今属湖北）。继冲听说宋军奄然而至，仓皇出迎，在江陵北十五里处相遇。处耘一边让他就地等候延钊，一边率亲军抢先入城。继冲还都，见宋军已分居要冲，知大势已去，只得将其控制的三州十七县的版籍奉表呈纳给宋太祖。
三月，慕容延钊继续率宋朝大军进克潭州。周保权知道来者不善，便准备臣服宋朝保住富贵，但遭部将张从富的竭力抵制。慕容延钊兵分两路，水陆并进，水路攻取了岳州（今湖南岳阳），陆路占领了澧州（今湖南澧县）。张从富退守朗州（今湖南常德）。李处耘下令选择数十名肥壮的俘虏，处死后命左右分吃了，然后选些年轻的俘虏黥面后放归朗州。宋军吃人的恐怖敌事经生还的俘虏一传播，朗州军民无复守志，奔窜山谷。慕容延钊率军入城，擒杀了张从富，俘虏了周保权。没费多大周折，湖南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也纳入了宋朝的版图。
平定荆湖是太祖统一战争的第一战役，初战告捷，意义重大。首先，验证了先易后难统一方略的可行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坚定了太祖君臣的统一信心。其次，宋朝控扼荆湖，不仅在经济上夺得了这一中部粮仓，而且在军事上掌握了西上、东进、南下的主动权，使后蜀、南唐和南汉随时处于宋朝可直接打击的势力范围之内。尤其是后蜀，宋军可以从东面的水路和北面的陆路对其实施攻击。
后蜀到孟昶晚年，日事奢纵，国将不国，人民怨声载道。宋取荆湖，孟昶拟向宋朝通使奉贡，大臣王昭远坚决反对，在通往四川的长江水路上增设水军，以为防备。他还劝孟昶结好北汉，约期让其发兵南下，后蜀也派兵北上，使宋腹背受敌。孟昶派赵彦韬奉携蜡书出使北汉。他却拐道开封把蜡书献给了太祖。太祖正苦于没有借口，见此笑道：“这下可师出有名了。”
乾德二年十一月，太祖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刘廷让、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王仁赡、曹彬为都监，率六万大军，分道攻蜀。出师以前，太祖对王全斌说：“凡攻下城寨，财帛都分给将士，我要的只是土地。”全斌和彦进率北路军由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攻蜀，光义和曹彬率东路军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入川。
后蜀以王昭远为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为招讨使，出兵迎战之际，王昭远大言道：“此去不但克敌，取中原也易如反掌！”他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以诸葛亮自比。但一接仗，却三战皆败，连招讨使韩保正都成了俘虏，只得退保剑门天险，负隅顽抗。
次年正月，王全斌由降卒指点，经小道以浮桥渡过嘉陵江，绕过剑门，蓦然出现在关南二十里的官道上。王昭远猝不及防，领兵退屯汉源坡（今四川剑阁北）。赵崇韬布阵出战，王昭远吓得软瘫在胡床上起不来。王全斌挥师进击，昭远逃匿在仓舍下，悲嗟流涕，双目尽肿，与崇韬一起被俘。
刘廷让、曹彬率领的东路军溯江而上，进抵夔州（今重庆奉节），见蜀军在江上以浮梁为障碍，上设敌棚三重，夹岸列炮封锁，便舍舟步战，先夺浮梁，再乘舟西上，攻克了夔州，夺取了水路入川的锁钥。
孟昶听说昭远战败，慌忙命太子玄喆统领大军前去迎战。这位太子本不知兵，携着姬妾带着伶人上道，日夜嬉戏，半道上听说失了剑门，不战自溃，逃往东川。孟昶叹道：“我丰衣美食养兵四十年，遇敌竟没人为我东向发一箭。”便命上表请降，王全斌受降入城，东路军也来会师。灭蜀战役从出师到受降仅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
平蜀以后，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在成都昼夜酗酒，纵容部下抢掠妇女，抢夺财物，蜀地人民深恶痛绝。曹彬屡请还师，王全斌置之不理。不久，太祖命蜀兵优给着装费后出川赴汴，王全斌对此也雁过拔毛，克扣其数。蜀兵怨愤思乱，行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发难起事，众至十万，号兴国军，推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全斌命朱光绪前去招抚，此人灭了师雄全族，霸占了他的女儿，更激怒了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川蜀十六州和成都属县的百姓也纷纷起兵响应。
全斌遣将进讨，屡战不利，退保成都。当时城中还有二万七千降兵，全斌唯恐里应外合，把它们诱到夹城里，全给射杀了。十二月，太祖得知川蜀降兵起事，即增派将兵入川镇压。不久，王全斌在灌口（在今四川灌县）大败全师雄。师雄旋即病故，蜀兵的反抗才渐次平息。
乾德五年正月，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被召回降官，算是对他们黩货、杀降之罪的惩办。其实，王全斌等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五代骄兵悍将的一贯作派。由于王全斌的倒行逆施，宋初四川地区对中央政权的归附感十分勉强，一有风吹草动，就有起义或兵变随之而起，例如王小波和王均兵变。
在各割据政权中，南汉统治是最腐败黑暗的。那么一个小朝廷，宦官竟多至七千人，有的还位至三师三公。国主刘鋹所居宫殿都是以珍珠、玳瑁装饰，宫城左右还有离宫数十，常常月余或十来日地游幸其间。他把朝政委托给宦官龚澄枢和妃嫔卢琼仙，自己每天与波斯宫女鬼混。他娶了朝臣李讬的长女为贵妃，次女为美人，下诏国事都必须禀告李讬。国内赋敛烦重，刑罚苛酷，有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或者让罪人斗虎角象。宋太祖听到这些虐政，惊骇的表示要解救一方黎民。
开宝三年（970年）九月，南汉进攻宋控制下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太祖命潘美为贺州道行营都部署，尹崇珂为副都部署，出征南汉。次年二月，潘美攻克英州（今广东英德）、雄州（今广东南雄），进兵至距广州城仅十里之遥的双女山下。刘鋹征集了十余艘船舶，载上珍宝、妃嫔，准备下海逃命，却被一批宦官和卫兵捷足先登，把船给盗走了。穷途末路的刘鋹便以竹木为栅，作最后的顽抗。入夜，潘美派大批丁夫，手持两炬，潜至栅前，一时间，万炬俱燃，火焰烛天，风助火势，烟埃腾空，南汉军队不战自败。刘鋹出降，南汉平，宋得六十州二百四十县。
刘鋹被送至开封，把罪名都推到龚澄枢和李讬身上，对太祖说：“在国时，我是臣下，澄枢才是国主。”他性机巧，口善辩，曾用珍珠便治鞍勒，酷肖戏龙之状，献给太祖。太祖对群臣说：“倘把这些心思用于治国，岂至亡国呢！”有一次，太祖单独召见他，赐他一杯酒，他想起自己常以毒酒鸩杀臣下，战战兢兢说：“我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盛世。不敢饮这杯酒。”太祖大笑：“我以赤心待人，岂有此事！”便自饮此酒，别酌再赐，刘鋹惭愧谢罪。宋太祖将攻北汉，设宴宫中，他进言道：“四方僭伪之主，今日尽在座中。早晚平了北汉，刘继元还要来。我来朝最早，那时让我执梃当个诸国降王的头儿吧！”
自宋朝立国以来，南唐始终外修供奉，不敢有失，私下却预为之备。宋灭南汉，对南唐形成南北西半月形包围圈。开宝七年（974年）九月，太祖准备进攻南唐，就是少个借口，便一再遣使召南唐后主入朝。南唐群臣多认为有去无回，坚决反对后主亲往开封，李煜便托病固辞。
太祖便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率十万大军征讨南唐。他对王全斌在平蜀之际扰民杀降，记忆犹新，出兵之际一再告诫曹彬：“破城之日，不许杀戮！”并把自己的剑交给曹彬说：“副将以下，不听命者斩！”连潘美听了也大惊失色。
曹彬率军从荆南乘战舰东下，一路击败南唐军队，进抵采石矶（在今安徽马鞍山）。南唐樊若水前来充当向导。他是一个有心计而无家国的落第士人，早就借渔钓之便测定长江采石矶江面的宽度，赶到开封向太祖上书说江南可取，方法是用船搭建浮桥。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人在荆湖造黑龙船数千只，这次顺流而下的大舰上就载着大批巨竹粗索，以备搭建浮桥之用。十一月，在樊若水的指导下，只用了三天，就在采石矶江面上搭起了一座浮桥。潘美率领着步兵渡江，如履平地。
开宝八年二月，宋朝大军击溃了南唐军队的阻击，直达秦淮河畔，南唐水路兵十万列阵金陵城下迎战。这时，舟楫未备，潘美下令道：“岂能被这一衣带水阻隔而不直渡过去吗？”说着，身先士卒带头涉水向敌阵冲去，大军紧随其后，南唐兵阵脚大乱。
南唐后主不以战事为虑，只管在后苑与僧道诵经说《易》，宋军围城已有好几个月，他还全然不知。一天，他亲自巡城，见宋军列栅满野，旌旗蔽空，才大惊失色，一面派徐铉出使，恳求缓师，一面急召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从上游率军来援。
十月，徐铉到开封，对太祖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陛下师出无名。”太祖说：“你既说父子，却还是两家，行吗？”次月，徐铉再使开封要求缓兵，以保全一邦之命。他据理力争，论辩不已，太祖辞屈，按剑怒吼：“不须多言！江南也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徐铉只得惶惶辞归。太祖真是可人，不矫饰，不含糊，和盘托出肺腑之言：统一就是理由，他有时候不需要再用理由来垫底；而“卧榻”的精彩譬喻，则成为其后一切掌权者的不二法门。
再说朱令赟从湖口发援兵来救国都，号称有十五万大军。但他必须焚毁采石浮桥，才能顺流而下，直抵金陵。曹彬命人在浮桥附近的洲渚间竖起长木，状若樯桅。望去疑有伏兵，令赟迟疑不敢前进。宋军水陆诸将，犄角出袭。令赟纵火拒战，恰北风劲烈，火势反而自噬船舰，南唐水军大溃，令赟也被俘。
金陵成为一座孤城。曹彬派人向李煜传达：城破在即，归降为上。李煜不听。一天，宋军大营传开了主帅因病不能视事的消息，诸将都来探视，曹兵说：“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治愈的。只须诸位诚心立誓，攻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就会好的。”诸将焚香发誓。次日，曹彬声称病愈。再次日，金陵城被攻破，李煜赴军营请罪。南唐灭亡，宋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八十。
李煜被送至开封，如果说南汉刘鋹是个喜剧性的失国之主，那么南唐李煜则是个悲剧性的亡国之君，这一个性和经历倒使他对家国人生有了独特的感悟，在词史上留下了不少永恒的名作。他从金陵押往开封时所作的《破阵子》，真切的刻画了一个只知享乐不识干戈的亡国之君的形象：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史称曹彬平江南不妄杀人，所谓“克城之日，兵不血刃”，他也因此在历史上享有盛誉。清代史家赵翼在《垓余丛考》提出反证，说他在庆功宴会上听到南唐乐人大哭，以为大煞风景，便将乐官给杀了。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南塘润州降卒数千人在送往金陵途中纷纷逃亡，她发檄诱集，恐怕他们生变，斩首七百。南唐州郡都归降后，独有江州指挥使胡则率众死守达四月之久，城破，指挥攻城的曹翰纵容士兵入城掠取资财，屠杀居民。曹彬平江南没有像王全斌平蜀那样滥杀无辜，但说他不妄杀一人，则是美化。
到开宝九年春，宋朝控制的州郡由一百十八增加到二百六十，户数由九十六万七千多户增加到二百五十六万六千多户，南方已大体平定，局促在浙、闽的吴越和陈洪进政权，对北宋来说也形同囊中之物。太祖统一南方的战争所以能顺利推进，固然与统一的大趋势有关，与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总体战略有关，还与太祖许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有关。
其一，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太祖之时，总兵力尽二十万，除去北边防务，能用于南方作战的兵力不到其半，而南方诸国总兵力不下七八十万，不容小觑。但太祖运用政治外交手段分化离间，再配合军事进攻，终于各个击破。
其二，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对每个割据政权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太祖总是派人搜集其山川地理、朝政民情的情报，作为决策和作战的重要依据，故能每战必胜。
其三，实行优待降王的政策。太祖对亡国的降王不但一个不杀，还建造别馆予以安顿，保持其优厚的生活待遇。这一做法也减少了统一战争的阻力，各割据政权几乎都有主张归顺的大臣。
其四，严禁军将滥杀无辜。虽然在平蜀时王全斌部队有所失控，但宋军在统一南方过程中，大体改变五代骄兵悍将任意杀戮的恶习，扰民较少，破坏不大。
其五，革除割据政权的弊政。太祖每下一国，就减免苛捐杂税，改革原有弊政，以善代暴，大得民心，加快了统一的进程。
细说宋朝9：三大纲领
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太祖与赵普有一段对话。
太祖问：“天下自唐末以来，帝王换了十姓，兵戈不息，苍生涂炭，其故何在？我想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治久安之策，其道如何？”
赵普说：“陛下能问到这事，真是天地神人之福。其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天根治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奇巧可用，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
话音未落，太祖就说：“你不必再说，我已经明白了。”
赵普以“君弱臣强”一语道破中唐以来政变频繁、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又以“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作为解决这一历史大问题的三大纲领。赵普的回答，最初是为解决藩镇问题而发的，但其后太祖君臣的政治实践，却把三大纲领推广到强化中央集权的各个方面。
先说消除藩镇之祸的问题。藩镇因控制土地、人民，拥有财富、军队，所以敢于作威作福，坐大犯上。在“削夺其权”上，太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其一，罢领支郡。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宋平荆湖后，下令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划归中央直接管辖，中央派遣文官担任支郡的知州和知县等郡县长官，三年一任，直接向朝廷奏事，不再听命于藩镇，使藩镇的辖区和权力大为削弱。这一做法其后推行到新统一的南方诸国，至于全国三十余名节度使先后都不领支郡，已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以后的事了。
其二，添置通判。建隆四年，荆湖初平，朝廷始向当地诸州派遣通判。这一做法后来推广到刚被评定的原后蜀、南汉、南唐地区和全国各地。这种由朝廷任命的新官，身负特殊监视的使命，颇有恃权骄纵的举动，他们名义上既不是州县长官的副贰，又不是属官，故而往往与知州、知府争权，动辄声称：“我是监郡，朝廷命我监督你！”
太祖颁诏要求通判与知州协调，凡有文书，知州必须与其同签署才能生效。有一则趣事颇能说明通判对知州权力的分割和制肘：杭州人钱昆嗜蟹，有人问他希望外放哪一州，他说：只要有螃蟹没通判的地方就行。
通判之设，原先旨在削夺罢领支郡以后兼知军州的藩镇的权力；后来节度使成为虚衔，通判在演变为知州的副贰的同时，还起到制约知州的作用。
其三，收司法权。五代藩镇跋扈，以致枉法杀人。建隆三年，太祖下令，各州死刑必须由刑部审复。同年，恢复前代县尉的建置，取代原来由藩镇亲随担任的镇将，执掌一县司法治安的权力。开宝六年，禁止藩镇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陋规旧习，代以朝廷委派的科举出仕的文官，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
在“制其钱谷”上，太祖主要采取四条措施。
其一，严禁占留。中唐以来，方镇都掌握地方财赋，绝大部分截留自用，名曰“留使”、“留州”，小部分用以上供奉贡或贿赂朝廷。宋代后周，依然如此。太祖在乾德年间屡下诏令，规定各州所收财赋税课，除留最必要的开支，悉送京师，不得占留。不能支配地方财赋，无异于釜底抽薪，连养病自大的本钱都剥夺光了。
其二，设置漕司。漕司是转运使司的别称，掌一路财赋收入，以保证向朝廷足额上贡和地方州郡开支充足。乾德三年，太祖最先设立淮南转运使。这一把地方财赋收归中央的重大组织措施，不久就推行到全国诸道。作为朝廷外派的使臣，转运使权势颇大。开宝五年，李符出任京西南面转运使，把太祖亲赐的八个大字“李符到此似朕亲行”书于大旗上，常以自随。
其三，监临场务。场务是指征收各种商税、专卖税的机构。五代场务多由藩镇差遣牙校管理，不立章法，大肆诛求，成为方镇重要财源。太祖派京朝官监临各处场务，制定条禁，整齐文簿，有关税收直接归公，节度使不再有过问场务税课的权力。
其四，禁止贩易。五代藩镇常派亲吏前往诸道进行长途贩易，沿途免征商税。宋初，包括少数藩镇在内的数十功臣仍承袭旧风。到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颁布了内外臣僚不得“回图贩易”的诏令，把藩镇经商获利的渠道也给堵死了。
在“收其精兵”上，太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其一，选拔精锐。乾德三年（965年），太祖命包括各藩镇在内的各地长吏挑选本道骁勇精兵，补充中央禁军的缺额。同时选拔强悍士兵作为兵样，分送各地照样募兵。后来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发诸州依样遴选。这样就使节镇精兵尽入中央禁军，自知在军事上无法再与中央抗衡。
其二，撤罢节镇。开宝二年（969年）的一天，太祖在后苑宴请王彦超等五位节度使，席间，太祖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国家宿旧，久临大镇，公务繁剧，不是朝廷礼贤之意啊！”王彦超立即心领神会，自求告老还乡。武行德等四节镇却大谈自己攻占的资历，太祖打断他们的话头：“那是异代事，何足为道！”次日，任命他们担任些荣誉的虚衔，却把他们的节度使全给撤免了。这个故事似乎是杯酒释兵权的克隆版，其真实性恐怕也不无问题，也许都与酒筵有关，故而导致后人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太祖撤罢节镇却有其事，其后太宗也撤免了石守信、张永德等七节度。
其三，文臣代阙。在藩镇因死亡、迁改、致仕等原因出缺，太祖便不再新任节度使，一概由京官权知，而京官毫无例外都是文臣。为了提高取代节镇的知州的权威，他们往往带着中枢职衔权知州府，例如，乾德元年，凤翔节度使王景死，任命高防以枢密直学士权知。太祖以后诸朝，这种情况几乎未见，应是太祖为削罢藩镇所采取的变通办法。
以三大纲领收藩镇之权，由赵普建议，太祖施行，某些政策至太宗时仍在继续推行，其完成的过程远较罢宿卫典领禁军为长，绝不是一夕杯酒所能完事的。北宋初年之所以能够彻底解决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问题，一举割除了长期以来导致政局动荡、社会战乱的毒瘤，虽说其中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但太祖君臣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洞察力和政治智慧，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方镇太重不过是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表现之一，解除藩镇权力也不过是三大纲领付诸实施的一方面的成效。而相权的强弱消长总是直接影响到君权的安危存亡，这类例证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太祖便举一反三把三大纲领推广运用到分割相权上。
赵普虽是开国第一功臣，开国之初实际上也承担着宰相的职责，但他直到乾德二年才真正做上宰相。此前四年则由范质、王溥和魏仁浦担任宰相，它们都是后周留用人员。太祖留用他们是为了稳定政局，作摆设看的，一有机会就要折辱他们的权威。
宋代以前，宰相见皇帝议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坐而论道”。据说，有一天，范质等人议事时还坐着，太祖说自己眼睛昏花，让他们把文书送到他面前，等到想落座时，座位已被撤去，从此宰相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还有一种说法，范质等人因心存顾忌，每事向太祖报告，无暇坐论，赐茶看座之制无形中取消。倘是前一种说法，太祖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但宰相见皇帝从坐到站，是从宋代开始的，这是相权下降的标志。
太祖把原先的相权一分为二，分为中书和枢密院，一文一武，号称“二府”。中书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中书即中书门下的简称，是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即宰相，官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或平章事），有时也以侍中为宰相，其议事办公场所称政事堂，俗称都堂。
乾德二年正月，太祖命枢密使赵普取代范质等三人独自为相。太祖此举不过循名责实而已，却犯了一个程序错误。他首先罢免三相，两天后才让赵普拜相。这样，拜相制敕却没有宰相为其署行了。太祖倒有开国帝王不循规矩的气派，对赵普说：你来起草，我给你签署。赵普表示：这归行政部门办，不是帝王的事。最后，还是采纳了窦仪建议，皇弟赵光义以同平章事任开封尹，略当宰相之职，可以署敕。这才解决了难题。
太祖似乎从这事感到宰相之权太尊太重，四月，便设参知政事，简称参政，是为副相，薛居正和吕余庆为首任参政，协助赵普处理政务。起初，参知政事不能到政事堂与宰相议事，不能掌管中书门下印，甚至不与宰相一起奏事，只是奉行制书而已，地位与宰相相去颇远。
那时太祖对赵普深为信任，故让其独居相位达十年之久，但后来赵普颇有点独断专行。开宝六年，太祖把参知政事的职权和地位，提升到与宰相接近，他首先命参知政事得入政事堂与宰相同议政事，而后命参政与宰相轮番掌中书门下的相印，押百官上朝班次，用意是防范宰相专擅，分割宰相权力。
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使，另设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为副长官，资历浅的副长官也称签枢密院事或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院多设副长官是为了防止大权垄断于枢相一人之手。枢密院政府长官一般由文臣担任，他们与宰相不在一起办公和奏事，所奏两不相知，皇帝不仅将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而且也可以在不同的奏事中，了解全面情况，作出正确裁决。参知政事与枢密院长贰合称执政，他们与宰相一气合称宰执。
在以枢密院分宰相兵权的同时，太祖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这是仅次于中书和枢密院的中央行政机构。其最高长官是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执政，实际上与宰相、枢密使分掌了全国行政、军事、财政大权。
值得注意的是，太祖分割相权执行的也是三大纲领：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即“削夺其权”；以枢密院与中书合称二府，即“夺其精兵”；设三司总理财政，即“制其钱谷”。也许，这是作为这一纲领的始作俑者，其后久居相位的赵普所始料未及的。
三大纲领后来也贯彻在地方政权上，虽然这种运作已在太祖朝之后，我们且在这里一并交代，顺便把宋代政区也作一介绍。宋代一般被认为是二级政区制：即县为二级行政区划；府、州、军、监为一级行政区划。一级行政区以州最普遍，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以后，尽罢天下节镇所领支郡，全国诸州都直属中央，通判成为分知州之权的副长官。在一级行政区中，府的地位最尊最重，都城（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和南宋的临安府）和陪都（北宋的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称为京府，其他则称次府。府都是由州升格而来，升格的原因除地理位置重要外，主要是皇帝未即位以前的封地或在该州任职的缘故，或因皇帝驻跸而升。直属于路的军，地位与下州相似（另有隶于府州的军，与县同属二级政区）。监专为管理矿冶、铸钱、产盐等区域而设，兼治民政，直属于路的监地位与下州仿佛（另有隶属府州的监，则与县同级）。关于路的性质，虽有学者认为是一级政区，但一般认为路只是中央派出的监察辖区，不属一级政区。
宋太祖时，承袭唐制，全国分十三道，诸道设转运使以总财赋，旨在削夺藩镇的钱谷之权。太宗时，转运使在掌管一道财赋之外，还担负起监察的职能。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全国划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四川、峡、广南东、广南西等十五路，路正式取代道。其后，路屡有分合，京东、河北、淮南、江南路各分为东、西，京西路分为南、北，陕西路分为永兴军路和秦凤路，四川路与峡路分为成都、利州、梓州、夔州四路，至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全国增至二十三路。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增设京畿路，全国为二十四路。
宋代路级机构名目颇多，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
漕司是转运使司的简称，是最先设置的重要路级机构，其长官为转运使，如前所述，其目的在于对藩镇起“制其钱谷”的作用。
宪司是提点刑狱司的简称，太宗时始设，长官称提点刑狱，初为转运司的附庸，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成为监察一路的最高司法官员。
仓司是提举常平司的简称，正式成为独立的监司机构在神宗熙宁初年，长官即称提举常平，掌管一路常平新法和水利、茶盐等事。
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四分掌财赋、刑狱和常平新法，并监察所属州县的官吏，故也统称监司。
帅司是安抚使司的简称，长官称安抚使，原为诸路灾害或用兵而派遣的专使，真宗以后渐成为专治一路军政和治安的长官，往往由这一路分的帅司所驻州府的知府或知州兼任。
漕司、宪司和帅司的路分有时并不尽同，例如元祐元年（1086年），漕司为二十三路，而宪司仅十八路，政和元年（1111年）漕、宪二司都是二十四路，而帅司倒有二十八路。即便漕司、宪司和帅司的路分相同，其各自的治所也不一定同在一处，如以政和元年的京东西路为例，漕司治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宪司治济州（今山东巨野），帅司则治郓州（今山东东平）。前述北宋十五路、二十三路和二十四路，都指的是转运司路。
乍一看去，路级机构给人以叠床架屋的感觉，实际上正体现了宋代地方行政贯彻三大纲领的特点。太祖、太宗朝，转运使逐渐拥有比较完整的治理一路的权力，成为一路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说，宋初的转运使实际上是汉朝的刺史、唐代的藩镇在新时期的翻版。正是看到这点，才有其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和安抚使的设立，将有关权力依次从转运使那里剥离出去，彻底杜绝了路级长官重蹈前代藩镇覆辙的可能。
漕、宪、仓、帅四司是并行的路级机构，各司所职，各不统属，不但监司之间互不统属，帅司与监司之间也互不统属，分别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不仅如此，宋代实行路级长官互察制度，内容包括监司之间的互察、帅司和监司的互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机构，使任何路级长官都不可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局面。
三大纲领对宋代削夺藩镇权力、分割宰相权力和制约路级权力，都起了不可替代的指导性作用，仅凭这点，赵普就无愧是见识透彻的政治家。
细说宋朝10：宋太祖
宋太祖以一军旅武将夺得天下，在位十六年，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基本统一了南方，并为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强化了中央集权，彻底消弭了中唐以来造成地方割据的动乱因素。太祖不仅为赵宋王朝，也为其后的封建王朝留下了一笔不可缺少的政治遗产，宋代以后的统一王朝没有再出现分裂割据局面，这笔政治遗产是大起作用的。王夫之在《宋论》里认为，宋太祖的功业“故将夷汉唐而上之”。《宋史·太祖纪》也认为：“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还说太祖作为创业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与其他开国帝王相比，宋太祖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其治国与为人也自有特色和魅力。
太祖虽出身武将，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只有书籍数千卷，世宗说：“你做将帅，应该致力于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干什么？”他答：“蒙用为将帅，常怕完不成任务，故而聚书观看，就为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
太祖文化水平较高，也能吟上两句诗，有一首咏《日》：
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
简直是他立志君临天下的自白，充满了王霸之气。
有时候，太祖也会说两句文人的好话。乾德三年平蜀不久，他发现后蜀的铜镜铸刻着“乾德四年铸”的字样。乾德是北宋的年号，太祖大感不解，翰林学士窦仪说：“前蜀王衍也用过这一年号，一定是那时所铸。”太祖感慨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正因如此，后人都以为宋朝重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是太祖定下的。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出于防范的需要，贬抑武人是宋初的基本方针，其后也成为宋代家法。由于贬抑武人，势必擢用文士，相形之下文人身份似乎大涨。而太祖实际上是抑武而并不太重文的，他对赵普有段话道出个中心思：“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说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有一次，太组指着朱雀门上的题额问赵普：“为什么在‘朱雀’后加个‘之’字？”赵普说：“语助词。”太祖轻蔑的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言谈之间掩饰不住对文人的鄙视。
有人把太祖誓碑作为其重文的论据，这也值得斟酌。建隆三年，太祖曾在太庙沁殿的夹室里立一誓碑，规定今后凡太庙祭奠或新天子即位，都必须恭读三条誓词，除“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还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条，固然反映了太祖的宽容与自信，但恐怕主要还是认为这些文人成不了大害，完全可以宅心仁厚，不开杀戒。大体说来，重文与抑武相结合，成为不可分割的宋代家法，当在太宗时代。
禅代以后，太祖拜见母亲杜太后，太后愀然不乐地说：“我听说做皇帝难。如果统治得其道，则被人尊崇；如果一旦失控，要求做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可能。这就是我担心所在。”太祖恭谨的表示受教。在其后治理朝政中，太祖还是十分注意“治得其道”的。
即位不久，一天罢朝，他久坐便殿，沉默不语，内侍问他何以闷闷不乐，他说：“你以为皇帝那么好做吗？早朝时，由着性子办了一件事，想起来有误，故而不快。”开宝元年（968年），皇宫修缮完毕，各道正门都在中轴线上，太祖端坐寝殿，命诸门洞开，一无遮蔽，得意地对左右大臣说：“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可见！”这话当然有自夸的成分，但敢于自夸，至少说明他心思不太邪曲。
太祖在禅代以后，优待礼遇后周世宗的子孙，在平定南方各国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在历代开国皇帝中都是少有其比的。据说，太祖入宫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问大臣如何处置，赵普主张处死，潘美后退不语。在追问下，潘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共事世宗。劝陛下杀，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表示：“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我不忍做这等事。”因而他立下誓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的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后蜀既平，太祖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说：“蜀道千里，而孟昶王蜀三十年，人心难测。请擒孟氏而杀其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廿二史札记》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记载这事颇详，并盛赞“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其实太宗还是杀降的，南唐后主李煜即被他鸩杀，赵翼失于考证，谬加称誉。而比起历史上那些杀降王、诛功臣的开国君主来，太祖还算是处理得当的。
太祖为人豁达自信，往往以此高人一头。既得天下以后，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发迹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却说：“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说起类似的话。
有一次，一个军校献手挝给太组，说明挝首就是剑柄，有利刃暗藏其中，平时可以当手杖，危急时可以防不测。太祖大笑着把手挝扔到地上，说：“让我亲自使用这玩艺，事态要到什么程度？到那种时候，这玩艺还能管用吗？”
正出自这种个性，太祖能知人善任，任人不疑。他曾慨叹“安得有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赵普说：“恐怕维翰还在，陛下也不会用。”因为桑维翰贪钱好货。太祖说：“苟用其长，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他十万贯，就撑破屋子了。”实际上他对赵普就是如此做的。
有一次，吴越国主钱俶遣使送海产十瓶给赵普，放在廊下，恰巧太祖驾临，问及何物，赵普答以海产。太祖说：“这海产必佳。”即令打开，见满瓶都是瓜子金。赵普惶恐顿首，说自己不知底里，否则一定奏闻谢绝。太祖笑道：“受之无妨。他以为国家事都由你书生做主。”一笑之间化解了一件可以问罪的大事。
太祖自奉节俭。他在战利品中见到孟昶所用的七宝装饰的溺壶，感慨地说：“用七宝装饰这家伙，该用什么盛饭呢？所为如此，不亡何待！”立即命人将他砸碎了。他的爱女穿着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太祖让她不要再穿，对她说：“你做公主的一穿，宫闱贵戚争相仿效，京城翠羽的价格就会大涨。小民逐利，辗转贩易，捕捉伤生，由你而起。你生长富贵，岂可造此恶业之端？”
有一次，宋皇后对他说：“官家作天子日久，何不用黄金装一乘肩舆，乘坐出入？”太祖说：“我以四海之富，即便宫殿都以金银装饰，也办得到。但想到我为天下守财，岂可妄用？古训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倘若只想厚自奉养，让天下之人怎么拥戴你呢？”自奉节俭虽非帝王大德，但也可折射其为人治国的某一侧面。
也许正因如此，太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严加惩治。据统计，太祖在位期间因贪污受贿处死的官吏达二十八人，处死方式有杖死、弃市、凌迟等极刑，级别则有郎官、刺史等。《廿二史札记》有《宋初严惩赃吏》条罗列详尽，并探其缘由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作为武将出身的帝王，太祖自有粗暴横戾的一面，但他绝不是一个率性而为的暴君，能适时适度的控制自己的脾性，接受正确的劝谏。一次，他在后院弹鸟，有臣下称有急事求见，所奏却是常事，太祖怒问其故，那人说：“我以为比弹鸟总要紧急些。”太祖大光其火，拿起手里的柱斧柄撞他的嘴。那人慢慢捡起被撞落的两颗牙齿，放进怀里。太祖说：“你藏起牙齿，还准备告我吗？”答道：“我不能告陛下，自有史官记录这事。”太祖转怒为悦，赏赐给他金帛。
有一次，赵普曾荐举某人任某官，太祖不用。次日，赵普再奏，太祖仍不同意。第三天，赵普仍荐其人，太祖一怒之下撕碎了奏牍扔到地上。赵普神色不变，弯腰拾起退出。改日，赵普拿着补缀好的奏牍，再奏如初。太祖终于觉悟，启用其人。
又有一次，一个臣下按规定应该升官，太祖一向不喜欢这人，便不批准。赵普力劝，太祖发怒道：“我就不给他升迁，你能怎么办？”赵普说：“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人的刑赏，岂能以喜怒来决定呢？”太祖怒不可遏，起身而去，赵普跟随其后；太祖入宫，赵普立在宫门旁，久久不去，太祖终于收回成命。有个性而不固执，也许是太祖性格中吸引人的地方。
细说宋朝11：烛影斧声
宋太祖赵匡胤共有五兄弟，他是老二。老大光济和老五光赞早死。老三即赵光义，后来继位为太宗，比他小十二岁。老四赵廷美比他小二十岁，与太祖、太宗都是同母兄弟。故事就在他们三兄弟之间展开。
陈桥兵变时，“市不易肆”，就是说士兵入城，秋毫无犯，这件事被理学家邵雍赞许为“唐虞而下所未有”。后来的史书说这是出自光义的叩马而谏，才有太祖的约法立誓之举，以此烘托其高大形象。据记载，今已亡佚的《太祖实录》有新旧两本，旧本《实录》没有这一情节，而在新本《实录》中，光义不仅叩马而谏，而且成为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动者，以表明其继承太祖的皇位是名正言顺的。不过，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在《闻见录》里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说赵光义压根儿没参与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里陪母亲杜氏。这事虽难详考，但说明现存关于宋太宗的官方记载，是做过手脚的。
自建隆二年（961年）起，光义担任开封府尹，主持京师达十三年，其官署号称南衙。他把一大批文武人才网罗进自己的幕府，有学者作过考证，其幕府拥有宋琪、石熙载、窦偁、柴禹锡、程德玄等幕僚六十六人。南衙仪仗每出行，灿若图画，京城人总赞叹道：“好一条软绣天街”。大抵说来，这十余年，光义韬光养晦，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赵普从乾德二年（964年）起也独相十年，权位在光义之上。他识见过人，对光义的动向与用心，不会没有察觉。因而在赵普独相以后，原先关系尚称密切的两人，形成了旗鼓相当的两大政治势力，不时地明争暗斗。
两人的政争围绕着光义继统问题展开，双方往往谁也不露面，只是采取打击对方亲信的手法进行。这里仅举一例。一次，开封府判官姚恕进谒赵普，恰逢赵普宴客，管门的没有通报，姚恕怫然而去。赵普知道后，立即派人道歉，他仍掉头不顾。仅仅因是光义的幕僚，对宰相致歉也不领情，其气焰可见。赵普也怀恨在心，借机将他调任澶州通判，即便光义挽留也不买账。数年后黄河在澶州决口，姚恕被找到了碴，赵普以不及时报告水情为由，将他身穿朝服斩首弃市（暴尸街头），再投尸黄河，既出了口恶气，又打击了光义的势力。
不过，太祖晚年对赵普的独断专行也深为不满，但赵普勋望卓著，对他处置尤须谨慎。这时，翰林学士卢多逊因与赵普不和，每见太祖就攻击他。而赵普一方面因敢作敢为，树敌过多；一方面贪财好货，造邸店，夺民利，把柄不少。开宝六年（973年），太祖一方面扩大参知政事薛居正和吕余庆的参政权力，以分割其相权；一方面亲命重选中书堂后官，削去其心腹。
这年八月，赵普罢相。时隔一月，赵光义进封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五代时期，亲王尹京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后周世宗即位前就是晋王兼开封尹。这两件事前后相接，表明光义久久不能确立为太祖继承人的地位，与赵普是有关的。在此且来探寻其间的蛛丝马迹。
其一，先从太宗的言行看。据官史记载，赵普死后，太宗曾对近臣公开声明：“赵普一向与朕有不足，众人所知。”据《玉壶清话》，太宗贬谪赵普政敌卢多逊后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何事竟使太宗不能释怀如此，几欲开杀戒，不妨证诸野史。据《丁晋公谈录》，太宗即位不久，突然漏出一句话：“倘若还是赵普在中书，朕也不得此位！”原来赵普是太宗继位的阻挠者，也难怪太宗耿耿于怀。
其二，再从赵普的言行看。他在罢相的奏章里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他想撇清曾在太祖面前议论过的事，是很正常的，因为罢相即意味着否定他的议论，意味着光义将正式确立准皇储的地位，为将来身家性命计，他也必须撇清。但据《曲洧旧闻》说，世传太祖做出这一决定时，只有赵普“密有所启”，明确表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从太宗再用赵普诘问往事时他的答语也可推知：“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犹如今言“就见不到您光辉形象啦”）。然先帝已错，陛下不得再错。”凡此都透露出赵普与光义在继位人问题上有着解不开的过节。
光义虽说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这时太祖的儿子德昭二十六岁，德芳也已十八岁，不闻失德，也完全可以做皇帝。而且，太祖晚年与光义也是颇有矛盾的，他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企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何况在历史上，皇帝临终易储，也不是没有先例。因而，对光义说来，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太祖死于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十九日晚上，天气陡变，雪霰骤降。太祖命召光义入大内，酌酒对饮，宦官、宫嫔都退下了。远远的只见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有所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忽见太祖手持柱斧击地，大声对光义说：“好做，好做！”便解带就寝，鼻息如雷。
次辰四更，太祖暴死。宋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召赵德芳。王继恩自以为太祖素来打算传位给光义，竟敢不宣德芳，竟赴开封府赵晋王光义。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德玄坐在府门口，便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召，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此情况，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
继恩感到怪异，便告以宫中大事，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大惊，犹豫不行，声称要与家人商议，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继恩欲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直接进去，何待之有？”三人俱至寝殿。
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说：“晋王到了。”宋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马上改口喊官家，说：“我们母子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光义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就即了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烛影斧声下太祖的猝死和太宗的继位，其内幕究竟如何，这是千古难解之谜。以上叙述，出自《续湘山野录》和《涑水记闻》，后者出自北宋史家司马光之手，他可不是一个热衷小道的史家。南宋史家李焘订正了王继恩（原作王继隆）和程德玄（原作贾德玄）的姓名出入，把这两条记载编入他考证严谨的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越是难解之谜，越是引起人们的兴趣。自元代以后直至上世纪末，史家对这一疑案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派认为，太宗即位并不存在篡弑之事；另一派认为，太宗怀有阴谋，做过手脚，至于其阴谋程度又有各种不同意见。那么，事实究竟可能是怎样呢？
其一，太祖显然属于非正常死亡。太祖在席上对光义连说“好做”，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为“好好做”，一为反语“你做的好事”，李焘改成“好为之”，只有前者之义，并不妥当。倘是后者，光义当时做的是什么“好事”，却不得而知。倘据史料，为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发现他精力充沛，频繁出巡，甚至远至西京洛阳。而且迟至十月的十几天里，史书也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故太祖猝死，显然不是因病。有人推测他是饮酒过度而一夜猝死，但太祖一向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其饮酒是有节制的，故贪杯猝死的论据有所不足。倘说因酒致死，这次是与光义共饮，太祖死于酒而光义无恙，只可能光义上下其手。太祖是否发现这点，才大呼“好做”的呢？
其二，太宗及其亲信是预知太祖死日的。据《宋史·马韶传》，马韶私习星相天文之学，与光义的亲信程德玄友善，十九日晚上来见德玄，声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德玄连忙报告太宗。太宗命令将他看管起立，即位以后才将其放出。马韶的消息肯定是太宗亲信走漏的（也许就是这个程德玄），为防止他在事成之前泄露天机，只能把他关起来。这也说明程德玄完全预知即将到来的政变。除光义本身，德玄应是这幕闹剧里最知情的人，他在开封府门口彻夜长坐，是代光义静候宫中好消息。否则，既然担心光义有急病，却不入府视疾，在风雪之夜傻坐在府门口，无论如何难圆其慌。而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宋皇后的旨令，不召赵德芳，当光义故作姿态时又心照不宣的提醒他“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两人也显然有事先的默契。光义对宋皇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保富贵”，也表明他早知此事，有备而来。
其三，从宋皇后的言行可推见太宗即位出自逆取。宋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不宣光义，而宣德芳，一方面太祖没有关于传位的遗诏，至死也没有确定光义就是无可争议的皇位继承者；另一方面也透漏出太祖之死是非正常死亡，可能与昨夜的饮酒有关，故而不召光义。只有这样，当召来的是光义时，她才可能大惊失色，竟顾虑自家母子性命不保了。否则，太祖正常死亡，光义正常继位，他就没有必要多此一虑了。
总之，这一疑案稍加追究，就发现太宗问题多多，它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的。当然，其中细节也许永远是谜。据《烬余录》，后蜀花蕊夫人在亡国以后被召入太祖后宫，光义垂涎其美色已久。这晚酒酣，光义见太祖已睡去，呼之不应，就乘机挑逗调戏花蕊夫人，太祖寐觉，即以玉斧斫地。倘真如此，太祖连呼“好做”，倒有了落实。但此说也只是可能有，而未必一定有。
有人误解史书所说的“柱斧”，猜测光义是用斧头劈死太祖的。这是不可置信的。柱斧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铜铁为材料，烛影斧声中的柱斧显然只能是文具，绝不可能成为杀人凶器。况且光义也不至于做得如此露骨。最有可能的还是酒里做手脚，且有史料说明太宗是精于此道的：《烬余录》说后蜀降王孟昶因其而暴卒。《默记》说南唐后主李煜被他在酒里下牵机药而毒死。
细说宋朝12：金匮之盟
宋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宣布改元太平兴国元年。一般说来，以子继父，以弟承兄，出于对前任皇帝的尊重和承认，当年是不改元的。两宋除高宗因在非常事态中即位而当年改元外，其他君主都是沿用旧号次年改元的。太宗此举主要出于逆取皇位的心虚理亏和迫不及待，倒并不是向世人表示割断与太祖的承统关系。他还是要打太祖旗号的。在即位大赦诏书里，他自称是“小子”、“冲人”（都是年幼继承者的意思），表示要“恭禀遗训”、“恭尊先旨”，以证明自己是太祖忠实的继承者。
即位以后，太宗下令太祖和皇弟廷美的子女，与自己的子女一样，都称皇子皇女；让弟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封秦王，表明自己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太祖之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与廷美都位在宰相之上。然而这不过是稳定人心、巩固地位的权宜之举。等皇位稳固以后，他就很难与太祖之子“共保富贵”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在攻灭北汉以后，太宗乘胜北征契丹，不料受到辽军重创，他也中箭溃逃。宋军夜惊，不知太宗所在，便有人准备拥戴随征的德昭。旋即知道了太宗的下落，这才作罢。太宗由此感受到怀念太祖的潜势力之可怕。回师以后，太宗因北征失利，对剪除北汉的功臣也久不行赏。德昭提醒他，他冲着德昭大怒道：“等你做了皇帝，赏也不晚！”这显然是扭住军中拥立之事不放，德昭回去就自刎而死。史载：太宗闻讯，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自己的责任。两年以后，年仅二十三岁的赵德芳又不明不白而死，只有《宋史》说他是“寝疾薨”，与太祖一样在睡梦中去世的。
太祖的儿子德昭和德芳一死，秦王廷美的准皇储地位就成为太宗的一大心病。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太宗的早年幕僚柴禹锡告发廷美“将有阴谋”。“将有”云云，即“莫须有”，也表明太宗将对廷美下手。但时距德芳之死仅隔半年，倘再兴大狱，太宗唯恐压不住阵脚。于是，他断然召见了赵普，借助于这位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开国元勋。
赵普自从在太祖晚年罢相出朝，以同平章事任河阳三城节度使，给他一个使相的名义。太宗即位，对他宿恨未消，派与他有隙的高保寅出任其所属支郡怀州的知州，保寅一上任就说赵普抑制他，要求罢节镇领其支郡。赵普见自己提出的“削夺其权”的方针被用来对付自己，便在太平兴国二年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顺势罢其使相之职。其后，赵普虽以太子少保的荣衔留在了京师奉朝请，但形同高级寓公，备受太宗的冷落和宰相卢多逊的逼压，不仅尝够了失去权势以后的世态炎凉，再如此下去，恐怕连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赵普受到了太宗的召见，他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以后，赵普立即上了份密奏，说明自己早年曾有奏札论及皇位继承事，还受太祖、太宗之母杜太后的顾命，书写过一份金匮之盟，两者现都在宫中，希望太宗寻访。太宗果然都找到了，立即再召见赵普，当面致歉道：“人谁无过，朕不到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他还就今后皇位继承试探赵普，赵普就回答了一句：“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太宗连连颔首。于是，赵普次日就重登相位，且位兼侍中，这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宰相的加衔。至此，太宗与赵普这对昔日的冤家捐弃前嫌，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金匮之盟与陈桥兵变、烛影斧声并称宋初三大疑案，不妨先根据后来的追述来说说当年金匮之盟的立约情况和誓约内容。建隆二年（961年），杜太后病危之际，赵普曾向他上奏论皇位继承事，便召赵普入宫，当时太祖在侧。太后问太祖何以得天下，答以祖宗和太后积德，太后说：“不对！正因为周世宗让幼儿主天下。倘若后周有长君，天下岂你所有？你百年后应传位给你的兄弟。能立长君，社稷之福啊！”见太祖叩头应允，太后对赵普说：“你记下我的话，不可违背。”于是赵普在榻前亲写约誓，一式两份，在两份纸尾崎缝处签上了自己的名衔。事后，一份随葬入杜太后的墓棺，一份由太祖手封收藏。
由于誓约的原文从未见诸史书记录，而转述的记载却颇有出入。大体说来，盟约关于皇位传承的办法有“独传约”和“三传约”的区别。所谓独传约，即太祖传位给太宗，这是杜太后的遗命。而所谓三传约，即太祖传之太宗，再由太宗传之廷美，廷美再传太祖之子德昭，这是杜太后和太祖的本意。
金匮之盟这一历史之谜的症结有三：一、究竟有无此事？二、为何此时出笼？三、誓约内容如何？
先说究竟有无此事。金匮之盟的立足点是立长君。指其伪造者认为，杜太后死时，太祖三十五岁，德昭十一岁，他岂能预料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幼主？倘经光义、廷美三传至德昭，一般在四十年左右，其实德昭已年过五十，生死尚且难卜，长君从何谈起？但有学者从五代诸帝在位时间最长者不过十年，平均在位时间不到四年，认为杜太后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而太后临死立长君的遗言，当时完全可能有。即便如此，却未必书为誓约。这可从两方面得以印证。
其一，从太祖的作为看。正因为只是口头遗言，而不是书面誓约，太祖始终没有举行定储之举。但到开宝六年，德昭已二十三岁，也到完全可以继位的年龄，一向秉承母意的太祖才断然拒绝赵普的建议，按前朝惯例将光义晋封为晋王，确定其准皇储的地位。由于不是正式定储，皇位传承仍可能存在着变数。太祖的举动正说明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是受母意约束的，但又不必像履行书面誓约那么循规蹈矩。
其二，从赵普的作为看。他作为誓约的监督署名者，如果说太祖时期不敢泄漏事尚在理，但到太宗即位六年间，自己分明失势，为何不上书言明以邀主欢呢？这也反映当时并没有成文的誓约。
此说为何此时出笼。金匮之盟是太平兴国六年炮制出笼的，其誓约见诸史乘最早是神宗咸平二年（999年）重修的《太祖实录》（即《新录》）。《新录》还说约誓时太宗也在场，这是连编谎都编不圆。倘真如此，太宗对赵普的衔恨和致歉都无从解释。何况太宗即位时不宣布，太平兴国五年九月修成的《旧录》也不载其事，既表明《新录》所谓太宗在场纯系妄说，也反证金匮之盟的出笼却在《旧录》修成以后。
金匮之盟是密约，藏之宫中，密无人知，三个当事者中只有赵普还健在，而他给太宗捅破此事的方式仍是密奏。也就是说，只有赵普与太宗两人知道此事，他们联手做手脚，别人谁都难以否证。对太宗说来，迫害廷美，传位子嗣，都需要赵普这样元老级的开国元勋的支持和谋划；而以赵普的政治经验，当然知道太宗肚里淌的是什么坏水，也知道这是改变自己“日夕忧不测”处境的唯一机会。于是，他孤注一掷，伪造了金匮之盟，作为输心效忠的入场券，为太宗不正常的继位找一个合法的根据，以借机东山再起，恢复失去的权势。正是在这一节骨眼上，两人一拍即合，金匮之盟应运而生。
再说誓约内容如何。若杜太后真有口头遗嘱，三传约的可能性最大。但太平兴国六年，金匮之盟刚由赵普炮制出笼时，肯定不是三传约，而只可能是独传约。倘是前者，无疑在宣传秦王廷美应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简直在为即将进行的迫害廷美的阴谋自设障碍，任谁也不可能如此愚蠢。独传约突出太宗，一方面为逆取太祖之位、逼死太祖之子的太宗进一步确立合法的地位，打上了一针强心针；一方面也树立了赵普“顾命大臣”的高大形象。只有当廷美死后，三传约形同废纸，才可能在士大夫之间流传开来，因其时已是太宗一系独传的天下了。
赵普以金匮之盟重新换取了相位，其任相次日，秦王廷美就感到压力，要求列班在赵普之下，而以其准皇储的地位是可以位居首相之上的。次年三月，有人“告发”廷美准备在太宗前往庆祝金明池的水心殿落成之际犯上作乱。太宗假意不忍心张扬其事，罢去廷美开封尹，将他调到洛阳任西京留守。与此同时，与廷美往来密切的一批文武臣僚都因“交通秦王”而贬官流放。
不久，赵普向太宗报告，调查到卢多逊与秦王廷美勾结事。卢多逊立即被罢相下狱，审讯下来，卢多逊与相关人等都表示“伏罪”，具体罪名是卢多逊派中书属吏向廷美密告高级机密，还效忠道：“愿宫车（指太宗）早宴驾（指死去），尽心事大王。”廷美也表示“愿宫车早宴驾”。于是卢多逊被削夺一切官爵，连同家属流贬崖州（今海南崖县），赵普终于出了口恶气。有关牵涉本案的属吏和证人都被斩首在都门之外，来个死无对证。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他的儿女也不再称为皇子皇女，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彻底扫尽。
五月，继廷美出知开封府的李符迎合太宗旨意，上奏说廷美衔恨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太宗正中下怀，把廷美降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这是流放后周退位小皇帝的地方。廷美忧悸成疾，两年后死于当地，年仅三十八岁。
这种明目张胆的迫害，连太宗的长子元佐也看不下去，为营救四叔出面向父亲申辩。廷美死讯传来，元佐顿时发疯了。
太宗还对宰相李昉等说廷美是乳母耿氏所生，而《宋史·杜太后传》明载杜氏生五子，廷美位序第四。可见这是太宗为掩饰逼杀廷美之罪，不惜向自己父亲泼脏水，故意编派出来的谎言。
涪陵之狱，始终未见有丝毫的显罪确情。《宋史·赵廷美传》把这一冤案归罪于赵普。实际上，廷美不死，太宗就难以传位于子，因而元凶是太宗，赵普不过帮凶而已。在皇位这一天下第一权力面前，即便在兄弟父子之间，人性的泯灭也太司空见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