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走兽有笨熊翻筋斗、懒驴跳柘枝舞、猴子演百戏、狮豹表演等。教飞禽有禽鸟认书、乌鸦下棋等。教虫蚁表演各种小巧新奇的节目，例如蚂蚁角胜，是调教黄黑两队蚂蚁，大者为将领，插旗为号，能对垒交战，偃旗归穴。教水族有鱼跳刀门、乌龟叠塔和七宝之戏等。七宝之戏是艺人一边手敲铜锣，一边呼唤动物的名称，桶内鱼、蟹等七种水族应声出来，头戴面具，边游边舞，令观众趣味横生。
最后说武术。当时城市里有商业性的武术艺人社团，例如南宋临安的射弓踏弩社、川弩射弓社等等。拳术往往以套路形式出现，器械武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南宋已有十八般武艺的说法。不少的武术表演与舞蹈相结合，称为“诸军百戏”。
在瓦子勾栏或空地露台献演的各种武艺中，最受欢迎的是相扑。相扑也称角抵或争交，民间相扑手为谋生所作的表演，开场往往有女相扑手数对打套子，招徕观众，然后正式表演。女相扑手的表演一再遭到以礼法为理由的反对，但直到南宋后期依旧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辽金两朝的市民文化也相当繁荣。辽朝宫廷已有杂剧演出，民间当亦如此。金朝灭宋，将开封的杂剧、说话、小说、影戏、嘌唱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迁往北方，这些文艺样式也在金朝广为流行。
金朝说书人张仲轲擅长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大为走红。金代演员居所称行院，故而杂剧也称院本，即行院之本的意思。山西侯马出土有金代砖雕戏台模型，设施完善，角色齐全，栩栩如生的反映了北方杂剧繁盛的情景。传世仅见的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倒都是金章宗时代的作品。正是在金院本与诸宫调的基础上，才繁衍出盛极一时的元杂剧。
细说宋朝84：“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理宗即位以后，先朝宰相谢深甫的孙女谢道清与贾涉的女儿都入选后宫。谢道清端重有福而容貌平常，贾氏则姿色殊绝。理宗有意立贾氏为皇后，但宁宗杨皇后却主张立谢氏，理宗只得遵命，委屈贾氏做了贵妃，但对她专宠有加。贾贵妃的异母弟贾似道也因裙带关系而一路青云，在淳祐七年（1247年）贾贵妃去世时，做上了荆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二十几岁就成了制帅。
贾贵妃去世，理宗不可一日无美色，阎贵妃又以姿色得宠。此时理宗已步入晚年，更化的力度从端平递减到淳祐，已成强弩之末，而嗜欲好色的劲儿却明显看涨。他开始动用国库为爱妃建造功德寺，居然超过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规模，比灵隐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叫它“赛灵隐寺”。
淳祐末年，后宫有夫人名号者多达一千人，理宗对她们赏赐无度，完全忘却了不久前颁布的节用诏令。他的兴趣还广泛到深宫之外的烟花歌女，宝祐元年（1253年）正月，把临安城内色艺绝伦的官妓唐安安召入深宫共度元宵，赏赐十分丰厚，捧红了这个角儿。起居郎牟子才上书说：“坏了陛下三十年的自修之操”，理宗让人传言给他不要扩散，生怕狎妓坏了自个儿形象。
理宗后期，厌倦朝政，追逐声色，先是听任丁大全与董宋臣乱政，后来又把朝政交给贾似道。他完全没有了端平更化时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每日沉湎在诗酒之中，同时开始追求奢侈豪华，在临安大兴土木，造佛寺道观祈祝长寿，建楼榭亭阁专供游幸。
阎贵妃恃宠干政，与她在内廷相互奥援的有宦官董宋臣。董宋臣是理宗贴身内侍，以逢迎讨好而深得理宗的赏识与信任。人们把宋理宗、阎贵妃与董宋臣同唐明皇、杨贵妃与高力士相提并论。理宗还自我宽慰道：“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董宋臣得宠后，就揽权纳贿，无恶不作，人们称他“董阎罗”。史书描写其专横气焰道：“庙堂不敢言，台谏长其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
董宋臣用事内廷，在外朝与他表里为奸浊乱朝政的则是丁大全。丁大全长得“蓝色鬼貌”，他给儿子聘妇，见其长得标致，就夺媳为妻。这样一个为人不齿的家伙，却因攀附迎合阎贵妃与董宋臣而得到理宗的青睐。宝祐三年，他任右司谏，一无谏劾，被人称为一条不叫的狗。
董槐为相，自以为是人主亲自拔擢，只要立国安民，就敢说敢为，招致了这批佞幸的忌恨。次年，丁大全升为侍御史，他进一步意望执政，派门客去与董槐套近乎，遭到严辞拒绝，就耿耿于怀图谋报复。董槐将这事报告理宗，以为丁大全奸佞不可用，理宗反认为董槐多疑。董槐以为忠奸不能并事人主，称病辞职。
这时，丁大全居然私用御史台牒，夜半调兵百余名，手持利刃，包围董槐府第，裹胁他出临安城，弃置呼啸而散去。董槐入城才收到罢相诏旨。丁大全率兵迫逐宰相，在两宋历史上绝无仅有，朝野震惊，他却志满意得，不可一世。
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和陈宗伏阙上书论丁大全专擅，他指使爪牙弹劾这六人。理宗竟不顾舆论，将这批学生削去学籍，编管远州，还下诏立碑太学、宗学和武学，禁止学生妄论国事。世人把这六人称为“宝祐六君子”，以区别于反对韩侂胄的“庆元六君子”。
当年十一月，丁大全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执政，两年后，他又侵逼右相程元凤以天灾引咎辞位，自己当上了右相。有一次宫廷内宴，一杂剧艺人打锣不停，另一艺人说：“你为什么老叮叮咚咚敲个不停？”前人答道：“现在的事都是丁董，教我怎么不叮咚？”辛辣讽刺了丁、董专擅朝政的行径。
宝祐四年，与丁大全同时拜为执政的还有马天骥。理宗唯一的爱女出嫁时，马天骥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厚礼，大得理宗的欢心，当上了同签书枢密院事。
就在这四人帮擅权用事之际，有人在朝门上大书八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阎马是“檐马”的谐音，乃当时华屋下悬挂的铃铛，一有风吹，就会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阎马丁当”是指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弄权乱政。这一标语是对理宗的当头棒喝，警告他如再宠用奸佞，国家命运将不堪设想。
理宗恼火的指示临安府追查，但一无所获。他也感受到朝野对自己放纵奸佞的强烈不满，采取了一些措施。宝祐五年，马天骥执政仅八个月，就被理宗罢免。次年，蒙古全面侵宋，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致使边防全线吃紧。开庆元年（1259年），有人再次上书指斥丁大全与董宋臣祸国殃民，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并于景定三年（1262年），改流海岛途中，丁大全被押解的将官挤落水中溺死。阎贵妃在景定元年病死。惟独对董宋臣，理宗百般回护，先将其调离閤门，藉以平息舆论，不久就让他官复原职。其后，董宋臣一直在理宗的庇护下，他比理宗早死几个月，理宗特赠节度使，表达对这个奴才的宠爱。
细说宋朝85：贾似道
开庆元年（1259年），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分别拜吴潜与贾似道为左、右相兼枢密使。吴潜已是第二次任相，坐镇中央，协调各路抗蒙，军情紧急，他往往先行决断再奏明理宗。他还力主清算丁大全余党，招来忌恨。
理宗没有后代，打算立弟弟与芮之子忠王赵禥为太子，吴潜忠谏说：“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刺痛了理宗的癞疤。时值鄂州之役，忽必烈扬言要直下临安，理宗问计，吴潜建议迁都，理宗问你怎么办，他答死守于此，理宗当即抢白：“你想做张邦昌吗？”
贾似道一方面上书请立忠王为太子以讨好理宗，一方面指使侍御史沈炎弹劾吴潜在立储问题上“奸谋叵测”。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吴潜罢相，贾似道应召从鄂州前线以再造宋室的功臣入朝。
蟋蟀宰相是后世民间对贾似道最深刻的印象，似乎他除此之外一无所长，这至少有点漫画化。贾似道历任沿江、京湖、两淮制帅，贾贵妃的裙带关系虽起作用，但他也在这些军政长官任上为抗蒙做出过一些成绩。即便在鄂州之役中，除了私下求和诚为失策，他有效阻止蒙古军的进攻，也不可谓无功，连忽必烈也赞赏道：“我怎么才能有似道这样的人驱遣呢？”问题在于，他过分夸大了这份战绩，以此作为专断朝政的政治资本。
入主朝政以后，贾似道首先毫不手软的打击丁大全党人与吴潜党人，一些小人对异己乱扣“党人”的帽子。贾似道抓住吴潜建议迁都避乱的软档，将其一贬再贬，流放到循州（今广东龙川西），以防其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权位。吴潜最后贬死在那里，有笔记说他是被贾似道派人毒死的，似乎根据还不足。他把扔在理宗庇护下干乱朝政的董宋臣与卢允生调为外任，其把柄也是主张“迁避”，使其余党不敢妄为。
谢皇后娘家外戚谢堂骄横不驯，外戚子弟都出任监司、郡守，贾似道先与谢堂套近乎，然后猝不及防的将其罢任宫观，再让理宗下诏“外戚不得任监司郡守”，解决了长期以来外戚干政问题。他通过利禄引诱与政治高压相结合的手法，派遣密探监视太学生们的言行，把反对丁大全的“宝祐六君子”收买到自己门下，瓦解了太学生中的反对派势力。
贾似道还取得理宗同意，在武将中实行打算法。所谓打算就是核实军费开销，整饬不驯武将。在当时武将边帅中，虚报开支，大吃空额，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也造成军费支出不断看涨。此举对理清财费、整顿军政固然有积极作用，但在其背后贾似道还夹杂有立威诸将、排斥异己的用意，因而执行起来，打算者与被打算者之间就明显夹杂着个人恩怨。
贾似道妒贤嫉能，他把自己所不满的武将，例如赵葵、高达、李曾伯、杜庶、向士璧、曹世雄、史岩之等都指为有贪污的嫌疑，列为打算的对象。赵葵、高达因理宗保驾才免予追究，李曾伯、杜庶、向士璧、曹世雄、史岩之等都遭到拘禁，备受折磨，向、曹最后被迫害致死。这样，不仅打算法变了味，还产生了将士离心的负面作用。逼叛潼川安抚副使刘整就是其例。
刘整是抗蒙战争中一员骁将，曾在泸州大败蒙军，其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与其有私怨，不仅定其战功为下等，还在打算法中乘机报复，诬陷他账目不清。刘整私下求情，派人上诉，都无济于事。他听到向士璧等因打算法而被害死，也唯恐不能自保，终于以泸州十五州府、三十万户投降蒙古，严重改变了宋蒙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使战争形势不利于南宋。
理宗在位的最后五年，贾似道主政，他利用理宗的信任，采取整顿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系列措施，打击宦官，抑制外戚，控制台谏，笼络太学生，攫取权力和财富，排击一切异己力量，完全把持了舆论与朝政。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病死。在其统治前期，因其出身宗室远族的特殊身份，造成了史弥远专政；亲政以后，虽欲更化而成效不大；其后因嗜欲既多，荒怠政事，相继出现了丁大全、董宋臣的乱政与贾似道的擅权。明代李贽以为：“理宗是个得失相半之主”，近来学者也有类似的评价。但总体说来，还是失大于得，更何况失在晚年，留下的是一幅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继位的是赵禥，他就是宋度宗。度宗是理宗之弟赵与芮唯一的儿子，由于其生母滥服堕胎药，他大脑发育迟缓，七岁才会说话，手脚都软弱。理宗之所以把这样一个发育不良、先天缺陷的宝贝侄子说成是“资识内慧”，扶上了皇位，就是生怕传位远支宗室会为济王彻底翻案，整个动摇自己的合法性。
度宗即位前虽也接受过十余年的东宫教育，但资质实在太差，讲官分析讲解了大半天，他还是不知所云，惹得理宗老对他发脾气。因而尽管他即位时已二十五岁，仍有人提议太后垂帘听政，终因有人以为不成体统而作罢，这就为贾似道专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咸淳元年（）三月，贾似道假惺惺援例上章辞相，回到绍兴私第，同时却让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谎报蒙古来攻的军情，把度宗吓得不知所措，一个月里连下好几次御笔，八次派人专程前往绍兴迎请他回朝。贾似道明白度宗已经寸步离不开自己了。
度宗虽然智力平庸，发育不良，却纵情声色，热衷享乐。他绝对是个球迷，战争危局也影响不了他踢球的热情，每日依旧毫无节制的踢球。
宋代制度规定：有嫔妃宫女被皇帝“临幸”，次日就要赴閤门谢恩，记录在案。度宗即位初，一天之内到閤门谢恩者竟然多达三十余人，可见其晚上玩弄嫔妃之多。
批答臣僚章奏的烦心活计，他都交给自己最宠爱的嫔妃王秋儿等十四人。至于朝政，度宗一古脑儿委托给了贾似道。咸淳元年，他特拜贾似道为太师；两年后，进拜为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一朝，位在宰相之上；咸淳六年，允许其十日一朝。这令贾似道更是大权在握，踌躇满志。
贾似道在政治上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其时，不但台谏的弹劾，就是皇帝颁布的内制，台谏官和两制官也必须向贾似道“呈稿”。有一次，他召集百官议事，厉声说道：“诸君不是似道提拔，怎么能到这地位？”偏偏礼部侍郎李伯玉不买帐，说：“伯玉殿试第二，平章不提拔，也可以到这地位。”事后，李伯玉就被赶出了朝廷。
从咸淳三年起，因贾似道推荐，程元凤、叶梦鼎、江万里、马廷鸾、王爚和张鉴先后任相，但他们必须对贾似道俯首贴耳，否则就会被台谏劾罢。叶梦鼎为一个官吏平反，贾似道认为恩非己出，就罢免了梦鼎属下的好几名省吏，还张榜于朝堂，梦鼎愤然表示自己不作第二个陈自强，自求辞位。贾似道的母亲也说儿子“牵制太过”，以不吃饭要求儿子收回成命，恰巧太学生也有人上书抨击他“专权固位”，他这才破例而作罢。
贾似道的专横还表现在对待度宗的态度上。度宗称其为“师臣”而不呼名，他不仅有入朝不拜的特权，退朝时度宗总是起席目送出殿。但贾似道还经常撂挑子，迫使度宗授予自己更大的权力。咸淳二年，贾似道再次辞相，度宗急得流着泪拜求他留任。执政江万里以为实在有悖君臣大礼，说：“陛下不可拜，太师不可再言去。”贾似道这才收起了这场戏。度宗特地把西湖边上的葛岭赏赐给他。
贾似道醉生梦死，不管国事，置社稷安危于不顾。每日朝政，自有书吏把三省文书抱到贾似道的葛岭私第，由其门客廖莹中与翁应龙处理，他不过在纸尾画上个押。他每天在葛岭的亭台楼阁里，与姬娼尼妾花天酒地，纵情声色。初秋与群妾趴在地上斗蟋蟀，也是这时的事，赢得了蟋蟀宰相的万古骂名。
西湖是贾似道的游乐之地，当时就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的民谚。有一天，他与众姬游西湖，一姬见到两个少年男子，赞叹了一声：“美哉，二少年！”似道就说：“你愿嫁他，我就让他们来聘你。”不久，他召集众姬，说是少年送来了聘礼。大家打开一看，大惊失色，竟是那姬女的头颅。这个故事就是后来《红梅阁》与《李慧娘》的蓝本。
贾似道入主朝政前，尚有作为。其后，专擅朝政达十七年，主政之初，虽有改革弊政的举措，但既夹带私货，也不得要领，难挽狂澜于既倒；其后更是“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刚愎自用，排除异己，怠忽朝政，纵情享乐，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在导致南宋土崩瓦解的同时，也使自己身败名裂。后人评论他“阃才有余，相才不足”，宋代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也就是说，贾似道在这一方面是个人才；至于做宰相，则做得一塌糊涂，恐怕主要是不具备宰相之器，才不足倒还在其次。
细说宋朝86：钓鱼城
自宋蒙端平开战以来，蒙古军一再深入四川腹地。巴蜀一失，敌军顺流而下，南宋长江防线就形同虚设，因而构筑长江上游的防务体系，事关抗蒙战争的全局。嘉熙三年（1239年）秋，蒙古大军攻入川东，直指夔门。理宗急命孟珙率师入川救援，宋军在归州（今湖北秭归）、巴东（今属湖北）阻击住了蒙军，解了燃眉之急。
事后，孟珙主张在夔州设立制置副司，协调指挥涪州（今重庆涪陵）、万州（今重庆万县）以下的长江防御，筑起第一防线；在鼎州（今湖南常德）、澧州（今湖南醴陵）屯注重兵，形成第二防线；在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靖州（今湖南靖县）、郴州（今属湖南）和桂阳军（今湖南桂阳）构建第三防线。这一防御体系极具战略眼光，已预计到蒙古军可能迂回大理国，从广西、湖南对南宋进行战略包围。
次年，孟珙任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不久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统一指挥四川、京湖两大战场的防务，实施构筑第一、二道防线。淳祐元年（1241年），撤销四川宣抚司，但将夔州路从四川制置司划归京湖制置司，孟珙以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置司峡州（今湖北宜昌），仍全面主持川鄂防线。
这年，成都再次被蒙军攻陷，四川告急。次年，理宗决定派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四川总领，主持四川军政，置司重庆。这是因为成都地处平原易攻难守，且数度沦陷，凋敝不堪，而重庆依山傍江，扼长江之咽喉，在宋蒙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
余玠以恢复全蜀为己任，上任伊始就设招贤馆，礼贤下士，广揽人才，王坚、张珏皆入其幕下。早在嘉熙四年（1240年），为避蒙古兵锋，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筑重庆城时，就在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山筑砦，作为重庆的屏障。余玠入川不久，就采纳了播州（今贵州桐梓）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根据四川特殊的地形条件，在合州钓鱼山依山筑城，积粟治军，迁州城于此，以阻挡蒙古骑兵的攻袭。
余玠随后又把构筑山城的做法推广到其他州郡，先后建成十余座山城，著名的有云顶（今四川金堂南）、营山（今四川营山西）、大获（今四川苍溪东南）、苦竹（今四川剑阁北）、青居（今四川南充南）、得汉（今四川通江东）、天生（今重庆万县西）、白帝（今重庆奉节东）等。余玠的后继者王坚、张珏继续修筑着山城，总数达八十余处。这些建在四川主要水系上的山城，完整构建起一个如臂使指，气势联络的山城防御体系，在其后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余玠还总结了一套抗蒙斗争的经验：一曰以逸待劳，不可轻战；二曰聚保山险，不居平地；三月多用夜劫，不可昼战；四曰收聚粮食，毋以资敌。史称余玠治蜀多年，“军得守而战，民得业而耕”，抗蒙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转机。他便主动出击，恢复失地。淳祐十一年末，王坚收复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宋军重新在蜀口之外站住了脚跟。
利州都统制王夔恃功跋扈，余玠将其处死，派部将杨成代领其军，利州都统司则派出了本司统制姚世安前去接替。四川武将桀骜骄横，主将去职举代部属接掌军队也久成风气。余玠决心革除这种弊端，再派一姓金的都统制率兵前往接管，不料姚世安竟武力抗拒。
这时，余玠的支持者左相郑清之病故，谢方叔升任左相，他的侄子恰好避乱在利州都统司所在的云顶山上，姚世安就请他在朝中为自己说话。谢方叔偏听偏信，在理宗面前胡说余玠飞扬跋扈，居心叵测。
由吴曦、安丙的前例，有祖宗的家法，理宗也起了疑心，宝祐元年（1253年），下诏召回余玠。余玠对朝廷颠倒黑白的处理义愤填膺，接诏以后，服毒自杀。余玠治蜀，厥功甚伟，赍志而殁，壮士扼腕。川蜀百姓闻其死讯无不悲慕如失父母，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才，朝廷却轻信谗言，连一个余玠都用不得。
淳祐十一年，蒙哥汗即位，他逐渐将战略重点移向南宋。宝祐元年，他派忽必烈分三路进攻云南，次年灭大理国。宝祐三年，蒙古灭安南，最终完成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宝祐五年，蒙军试图从安南北上广西，南宋派出李曾伯担任广南制置使。他此前在京湖安抚制置使任上，曾整顿孟珙死后留下的防务系统，再度收复襄阳和樊城，富有抗蒙战争的经验。到任以后他成功扼住了蒙古军北上的进路，确保了中南腹地的安全。两淮战场一直是南宋防御的重点，四川依山筑城的经验也因地制宜推广到两淮，蒙古军的进攻很难得手。
宝祐六年，蒙哥汗决定三路攻宋：自己亲率主力四万攻打四川，然后出峡东下；塔察儿领兵南下，进攻荆襄；兀良合台从安南出兵，经广西北上；三路大军会师鄂州（今湖北武昌），再合力东攻临安。
蒙哥主力入大散关，由利州（今四川广元）直取剑门，经过近一年艰苦攻战，岁末打到钓鱼城下。这时四川已大部沦陷，王坚以兴元都统制兼知合州。他到任后就发动军民重新修缮钓鱼城。
钓鱼城周长十余里，山顶地势平旷开阔，上有充足的水源与足够的良田，军民耕战结合而无后顾之虞。钓鱼山高近四百米，嘉陵江与渠江环绕其南、北、西三面，山腰据险筑起两道而三丈高的城墙，又筑“一字城”直达嘉陵江岸，可安然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当时，迁入钓鱼城内避乱的民众多达十余万。
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前来劝降，被王坚在钓鱼山阅兵场当众处死。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古大军渡过渠江，蒙哥亲自督战攻城，双方攻守战打得十分激烈，但蒙军始终无法得手。四月，蒙古军一度袭破一字城外城，但旋被宋军击退。
蒙古军旷日持久，师劳兵乏，时值盛暑水土不服，疫疾蔓延。宋军以逸待劳，不时夜袭敌营。南宋政府听说蒙军入川，即派吕文德出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负责川蜀抗蒙大局。五月，吕文德率战船千艘驰援合州，遭到蒙将史天泽的邀击，只得返回重庆。
六月，蒙将汪德臣单骑到钓鱼城下招降，城上发飞石将其击死，蒙军士气越发低落。相反，王坚则命守城宋军向城下蒙古军投掷鲜鱼面饼，并致书说：“你们北兵可烹鱼食饼，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蒙哥见钓鱼城固若金汤，久攻不下，只得安然撤军，命主力转攻重庆，自己则死在退兵途中的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
关于蒙哥汗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说病死，所染即为痢疾；一说中飞石或飞矢而死；一说因炮风所震，得疾而死。一般认为，蒙哥临死遗言：“若克此城，当尽屠之。”为了发泄攻城失利的愤懑，蒙古军在护丧所经途中，杀无辜平民二万余人。
蒙哥一死，各路蒙军先后北撤，南宋政权转危为安。其后十余年间，宋蒙战争未发生过重大战役，这是因为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专注于解决内部纷争与推进封建化进程。封建化进程弱化了蒙古军的原始野蛮性，也相应减轻了宋元替代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
钓鱼城之战是南宋方面自宋蒙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不但有力阻扼了蒙古军的凌厉攻势，挽救了川蜀的危局，而且为余玠奠立的山城防御体系取得了重要的实战经验，极大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蒙斗志。
细说宋朝87：鄂州之役引起的失着
蒙哥汗抵达钓鱼城的那年秋天，得知南攻荆襄的塔察儿出师不利，就命忽必烈代领其军，渡江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开庆元年（1259年），忽必烈进抵鄂州的长江北岸。九月，他接到蒙哥汗的死讯，却仍命大军克日渡江，包围了鄂州。
理宗急命贾似道从峡州（今湖北宜昌）驰援，并在军中拜他为右相兼枢密使，全权指挥四川、京湖、两淮前线的所有宋军。贾似道赶到汉阳驻营，与鄂州守将张胜里外声援，后来又亲入鄂州督战。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也从重庆来援，突破围城的蒙古军，夜入鄂州，壮大了守城的力量。
宋军虽伤亡严重，但在兵力上占上风，吕文德、高达等将领也沉着善战，蒙古军在鄂州城下一再受挫。但贾似道见城中死伤达一万三千人，就有点乱了分寸，派遣密使宋京到忽必烈大营，以称臣纳币等条件私自与蒙古军议和。忽必烈不想无功而返，拒绝了贾似道的要求。
入冬以后，蒙军十之四五染上了疫疾，粮饷也告匮乏，战斗力急剧下降。十一月，传来了其弟阿里不哥在漠北觊觎汗位的消息，忽必烈向部将与幕僚问计，郝经等以为灭宋战争绝非短时间所能奏功，而汗位之争事关大局，刻不容缓，建议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忽必烈声称直取临安，开始作撤兵准备。
闰十一月，忽必烈正欲撤兵，贾似道再派宋京前来，愿以割江为界、岁纳银绢各二十万两匹为议和条件。忽必烈顺水推舟，同意议和，就轻骑北上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去了。双方来不及讨论议和的具体条款，连蒙古议和使者赵璧也只丢下一句“俟他日复议”，就匆匆随军北去。
忽必烈临行，通知由大理入广西辗转打到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兀良合台，解除潭州之围，渡江北撤。当兀良合台军从新生矶（今湖北黄冈西北）渡过长江浮桥时，贾似道听从副将刘整的建议，命部将夏贵截断浮桥，俘杀了殿尾的百余名蒙古军。然后，他向朝廷谎报说是取得了鄂州大捷，却把私自求和隐瞒了起来。理宗大喜过望，以为贾似道再生百姓、重造宋室，功勋不在赵普、文彦博之下，命他立即入京以右丞相主持朝政。
鄂州和议只不过双方有此意向，而南宋方面有妥协让步的姿态，既未订立书面条款，甚至也没有达成明确的口头协议。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承了汗位，但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还没有结束，内部统治尚不稳固，亟需暂时改善与南宋的关系，便派郝经为国信使，与宋商谈和议。
郝经到达边境，却迟迟不见南宋朝廷同意入境的答复。原来，入主朝政的贾似道既为了隐瞒鄂州求和的真相，也过高估计了南宋的实力，以拒绝议和的强硬姿态准备把郝经挡在国门之外。理宗原就知道郝经此行的主要使命是议和，表示“北朝使来，事体当议”，准备接见来使的。但在贾似道的鼓动下，他也下诏表示“誓不与北和”，不再接待郝经。
郝经不辱使命，以为双方战争近三十年，生灵涂炭，应该坐下来协商议和，便不顾个人安危，率随从人员渡过淮河到达扬州。贾似道指示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将其拘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忠勇军营。郝经继续致函宋理宗与贾似道，说服他们同意议和。贾似道既不接见郝经，又不放其北归。
次年，忽必烈见郝经一去不回，再派使者赴南宋责问“稽留信使，侵扰疆场”之罪，贾似道来个不理不睬，继续拘留郝经不放。七月，忽必烈甚至下伐宋诏相威胁，要求放人，但因与阿里不哥的战争不能脱身，无力正式出兵。贾似道误以为蒙古怯懦，更自以为得计，隔绝郝经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直到咸淳十年（1274年）郝经才通过信雁传书的方式，让忽必烈知道自己仍活在南宋真州忠勇军营里。德祐元年（1275年），元朝据此向南宋交涉，贾似道这时已是蒙古军手下败将，垮台在即，这才急忙将拘留十六年的郝经礼送回国，而南宋也已国祚不远了。
贾似道为了掩盖自己私下求和的劣迹（他完全可以推托说双方未达成过实质性的协议），竟然不顾起码的外交惯例而拘禁使节，为后来忽必烈南侵灭宋提供了现成的借口，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着臭棋。拘留郝经，其谋出自贾似道，理宗虽不知道贾似道的隐衷，却也是同意的。他应知道此举的严重性，却毫不作为的听之任之。郝经事件活脱脱的映照出这对君相在军国大事上的颟顸嘴脸。
细说宋朝88：襄樊之战
忽必烈是中统元年（1260年）继位的，中统三年平定了李璮之乱，彻底铲除了南宋政权在中原腹地的牵制力量；中统五年，与其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最后归降，蒙古贵族内部的离心势力也终于消除。这样，忽必烈已无后顾之忧，具备了全力进攻南宋的政治军事条件。
景定二年（1261年），刘整由宋降蒙，不久即被四川安抚制置使俞兴与四川安抚使吕文德迫逐出泸州（今属四川）。他在京湖与四川两大战场辗转驰骋数十年，对双方攻防得失最有发言权，因而在蒙古灭宋的决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用刘整之计，贿赂镇守鄂州（今湖北武昌）的京湖制置使吕文德，让他同意在樊城外设立榷场。蒙古军进而借口防止榷场货物被盗，在沿汉水白河口、新城、鹿门山等地筑垒置堡，通过外通互市、内筑堡垒的手法，在襄樊城外埋下了钉子，截断了襄樊的供给线。
接着，刘整向忽必烈建议：消灭南宋，统一全国，正当其时。针对蒙古此前把战略进攻的重点放在四川的偏颇，他极有战略眼光的提议：集中兵力进攻扼踞汉水中游的襄阳和樊城，然后由汉入江，直下临安。
忽必烈采纳这一战略，征调十万兵马，任命蒙将阿术为征南都元帅，与刘整负责攻取襄樊。王夫之有一段分析，有助于衡估这一决策的军事地理价值：“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之上流。恃大江者非所恃，弃上流者弃其所依。”
襄阳、樊城夹汉水对峙，城坚水深，城内储粮可供十年之需，两城间的长江江面立以巨木，联以铁索，上架浮桥，连通两城。守将就是吕文德之弟、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他向其兄报告蒙军将攻襄樊，吕文德压根儿没往心上去。刘整与阿术深知蒙古军以精骑见长，水战远不敌宋军，因而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军七万人，即便雨日不能实战操练，也画地为船模拟练兵。
咸淳四年，蒙古军正式进围襄阳与樊城，宋元战争史上最激烈持久的襄樊之战揭开序幕。次年三月，宋京湖都统张世杰在与包围樊城的蒙军作战中失利而退。七月，沿江制置副使夏贵奉命率水师驰援襄阳，在虎尾洲被阿术击败。吕文德之婿、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前来支援夏贵，也为所败，另驾轻舟才得逃生。吕文德在这年岁末疽发去世，临死深以襄樊城外置榷场为一大失策，长叹曰：“误国家者，我也！”
咸淳六年，李庭芝接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把督师解围视为当务之急。范文虎致书贾似道，表示自己将兵数万就能解围，但希望不听命于制置司，成功后就能归功太师。贾似道就让范文虎独领一军，从中制肘。
李庭芝欲进兵，范文虎却整日击球饮宴，推托说正在取旨。两将不合，各领其军，大大削弱了宋军合力抗元的力量。岁末，蒙古军在万山筑城，在灌子滩立栅，断绝襄樊向西与向东的水上通道，使襄樊成为粮援不继的孤城。
咸淳七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改元至元，后世称其元世祖。他同时下令四川、两淮元军分别出兵，牵制与阻挠南宋军队援救襄樊。六月，范文虎率水师十万往解襄樊之围，在襄樊东南鹿门被夹江而阵的元军击败，他趁夜色逃遁，宋军损失战舰百余艘，伤亡不计其数。
咸淳八年，元军围困襄阳已经五年。守将吕文焕竭力据守，城中粮食尚有，但食盐、布匹短缺。李庭芝将帅司移至郢州（今湖北钟祥），以便就近救援襄樊。他招募了三千敢死队，派民兵领袖张顺、张贵统领战船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中间一舟载盐布，左右两舟空其底而有三十名士兵作掩护。
张顺号竹园张，张贵号矮张，出发前，二张发令说：“此行有死而已。如非本心，即可退去，别坏了大事！”人人感奋争先。夜漏三刻，起锚出发，以红灯为号，张贵领先，张顺殿后，乘风破浪，直冲重围。
元军战舰密布江面，张顺等持巨斧，断铁索，转战一百二十里，所向披靡。黎明，援军抵达襄阳城下，送来了食盐与布匹等补给，守军士气大增。检点将士，独缺张顺，数日之后，其尸溯流而上，身重四枪六箭，犹被甲执弓，怒气郁勃一如生时。
张贵率部入援襄阳，吕文焕留其守城，张贵募二士回郢州向范文虎继续求援，回来报告范文虎拟发兵五千。张贵仗着骁勇，由原路杀回郢州，准备带领援兵赶赴襄阳。尽管元军封锁严密，张贵放炮发舟，乘夜顺流，破围突进，元军望风披靡。杀出险境，到龙尾洲，遥望下流战舰隐约，张贵以为郢州援军前来，便举流星火接头，迫近才发现都是元军战舰。
原来，范文虎派出的援兵因风雨狂暴，退避三十里，失约不至；元军获得情报，反以逸待劳，就等着张贵进入包围圈。张贵出乎意外，拼死力战，身中数十创，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他宁死不降，元军将其杀死，抬到襄阳城下，说：“认识矮张吗？这个就是！”守城宋军一片哭声。援襄努力，至此彻底失败。
在李庭芝建议下，度宗派人携带诏书、金印入元，进封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燕郡王，企图让刘整不为元朝所用。但刘整自陈清白，元世祖忽必烈也用人不疑，南宋实施离间计的企图落了空。
咸淳九年正月，元军兵分五路，向樊城发起总攻。这时，回回人亦思马因制成能发巨石的回回炮，刚运抵襄樊元军大营。阿里海牙架起回回炮，轰破樊城外郭。
元军统帅阿术听从部将张弘范的建议，派人用铁锯截断襄阳、樊城之间江中的木柱，焚毁架于其上的浮桥，切断了两城间的联系。樊城成为孤城，在被围四年以后终被攻破。
守将范天顺仰叹“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在守地自杀。另一守将牛富率死士巷战，渴饮血水，转战而进，杀敌无数，最后身负重伤，投火而死。
元军号称百万，围困襄樊数年，贾似道前期却向朝廷封锁消息。有一次，度宗说起襄阳已经被围三年，贾似道谎称蒙古军已退，陛下从何得知？度宗说是一个宫女讲的，贾似道找个碴儿将那个宫女处死，从此再也没人敢言边事。
襄樊危在旦夕，军民拆屋为薪，以纸为衣，吕文焕每次巡城必南望恸哭，一再向朝廷告急。贾似道假惺惺上书要求上前线，暗地里却让台谏上章挽留自己，说是朝廷大事离不开他。
樊城失陷，告急再至朝廷，有人建议勇将高达可援襄阳。贾似道视高达为异己，在打算法中整过他，便说：“用高达，那吕文焕怎么办？”吕文焕听说高达要来，便将截获元军哨兵那样屁大的事说成大捷，以阻止高达的到来，毫无同胞成阵之心。
二月，元将阿里海牙再以回回炮轰襄阳，一炮击中谯楼，声震如惊雷，诸将多越城降元。阿里海牙亲至城下招降，吕文焕势穷援绝，遂与其折箭为誓，献城出降。
至此，长达六年之久的襄樊之战宣告结束，元军取得了宋蒙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胜利，牢牢掌握了通向长江中下游的管钥。对元军说来，襄樊之战表明其水上作战与攻坚作战的能力都大为提高，军事实力已明显超过南宋，宋蒙战争前一时期的抗衡均势已被打破，蒙古已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贾似道对襄樊之战掉以轻心，如果他在围城前期就调动全国力量，全力救援，局势或许不至于此。而从其入相以前历任京湖、两淮制帅的才绩看，他并不是没有这一方面的才能。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他只想在临安西湖的葛岭私第里过安乐日子。襄阳失守，贾似道竟还在度宗面前卖乖：“如果陛下早点允许我上前线，事情也不至于如此。”但如今对于战局，对于南宋王朝，对于贾似道本人，都是大势已去了。
细说宋朝89：会子危机
由于城市、商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代货币制度较之前代有很大的发展，货币的品种与流通的区域也比较复杂。
宋代也有以金银为货币的，但比重不大，占主导地位的流通货币仍是铜钱。铸有年号的铜钱虽非宋代才有，但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即铸“太平通宝”，改元淳化时，他还以行、草、楷三种书体亲书“淳化元宝”的钱文，这是最早的“御书钱”，其后，宋代每次改元都新铸年号钱。
北宋铜钱的年发行量，一般维持在三百万贯以上。宋神宗时一度达到五百万贯，排列起来大概可绕地球三匝，总耗铜量达一万吨。而西方各国万吨铜产量还是数百年后的事，由此也可见北宋冶铜业的发达。南宋的铜铸钱币跌至年产十五万贯上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物价上涨，采铜铸钱成了赔本买卖；二是政府有意以纸币代替铜钱。
不过，宋代铁钱也很兴盛，主要在川蜀地区流通。其原因一是五代后蜀本来就铸行过铁钱；二是当时四川铁矿比较丰富；三是这里与西南少数民族接壤，使用铁钱可防止铜钱外流。
宋夏战争爆发以后，为了筹措军费，山西、河东地区也流通铁钱，成为铜铁钱并用的地区。政府打算把这两地区变为川蜀那样的铁钱流通区，遭遇了顽抗的阻力。用惯了好钱，谁愿意再用劣币呢？
铁钱有大、小两种，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合为大钱一贯重十二斤。大钱虽比消遣为轻，当倘若大宗买卖，费用在三五十贯以上，携带还是有困难的。而当时川蜀成都府路的社会经济水平在全国仅次于两浙，倘若仍使用单一的铁钱作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显然不能适用商品经济的需要。于是，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在川蜀地区应运而生，这在中外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最早的交子大约是在太宗末年到真宗初年，即十世纪末在四川出现的。其方法是在票据的正面与背面盖上印记，上书隐秘的记号，朱笔和墨笔各有不同，以备验对真伪，临时填上钱贯数额，就可交易使用。但这种交子容易伪造，漏洞很大，诉讼不断。
景德初年（1004年），四川地方长官张咏着手整顿，命成都十六户富豪连保主持其事。他们开始用一色的纸张和统一的印文印造交子，然后十六家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作为暗记。印成的交子填上钱贯数额，就可以按面值进行交易。
但伪造交子仍时有出现。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益州（今四川成都）成立交子务，开始官办发行交子。官交子与私交子的主要区别是：上盖益州交子务和益州观察使的官印；取消面额填写的旧法，将一贯至十贯文的固定面额印制在交子上（后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面值）；设立准备金，每造一界（即一批）交子，备本钱三十六万贯；每界交子以两年为期予以兑换。
不过，交子是以铁钱为本位的，主要仍在四川流通。直到元祐时（1086-1094年），交子的发行与流通还比较稳定，贬值率为百分之十，但到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交子改称“川引”。其后，一界发行量竟是天圣初年的二十倍，货币的实际缩水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不过，北宋旋即灭亡，川引使用又局限川蜀，因而没有引发全国性的社会动荡。
到了南宋，铁钱基本上在与金朝接壤的两淮、川蜀等沿边地区流通，目的仍是企图遏止铜钱北流的趋势。但因铜钱铸造量锐减，铜钱私铸为铜器和滚滚北流的趋向依旧势不可挡。原先局限在四川流通的纸币，自然而然的推向南宋统治地区。
南宋前期，发行量最大、流通面最广的纸币是会子，正式发行是绍兴三十年（1160年），因而行在会子所发行，流行于东南诸路，也称“行在会子”或“东南会子”。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为一贯（一千文）、二贯和三贯三种，后赠印二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值三种，乾道五年（1169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除东南会子这一全国性货币，南宋政府还发行以铁钱为本位的地区性纸币，流通于四川的仍沿用“川引”的名称，流通于两淮的叫“两淮交子”，简称“淮交”，流通于荆湖的称为“湖广会子”，简称“湖会”。
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据说是三百万贯，到乾道四年（1168年）仅七年，先增至七百万贯，进而攀升到一千万贯。第二、三界会子数加印，思与应付隆兴北伐有关，但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并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达百分之三百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会子的发行量比孝宗前期猛增了六十五倍，倘若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量确是三百万贯的话，竟增加二百余倍。
在财政政策上，会子与铜钱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但会子不断贬值，两者的兑换率在宁宗以后也急遽走低。当时为了开禧北伐，把会子的发行量扩大了十四倍了；而从兑换率来看，会子这一期间起码贬值了一半。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会子之多如决堤之水，物价之涨如脱缰之马，谁都不愿把不断贬值的会子攥在手里，纷纷以会子挤兑铜钱。
嘉定二年（1209年），正值会子换界，朝廷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率兑换，同时辅以严厉的法禁。其本意是为了平息挤兑风波，但无疑向持有者宣布会子已彻底丧失信用度，因而效果适得其反。无论贫富谁都不愿使用会子，持有者更是急于脱手。
朝廷竟强行规定，让士民工商根据财产高下，按比例换购会子，违者抵罪，并鼓励打小报告告发。于是，俯首贴耳者甚至卖田质宅，被迫以低价收回会子；而那些以低于实际比价抛售会子的民户，都因触犯法禁而被籍没家财。
但朝廷的禁令也无法阻遏低价抛售和拒收会子的狂潮，这一强劲的势头反过来驱使会子进一步贬值。通货膨胀引发社会动荡，富户大受损失，贫民更是雪上加霜。这年冬天，米珠薪桂，手中有会子也买不到米，饥饿难忍的乞丐群起抢夺商贩们的炊饼。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迫不得已，朝廷采取了三方面的补救措施：一是放宽新旧会子兑换的限期，二是发还民户因抛售会子而被籍没的家产，三是从卖官鬻爵和出售没官田等渠道筹措一千四百万贯，作为回收旧会子的资本。但会子危机并没有立即化解，最后采取了“悉弛其禁”的做法，至少在嘉定五年以后才渐趋平静。
宁宗以后，新旧两界会子的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深层次的问题越积越多。朝廷一有财政短缺，就以滥印会子的办法来饮鸩止渴。理宗亲政时，会子已印发了十七界，社会上流通的十六、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再次导致“会价日损，物价日昂”的局面，理宗只得以出卖度牒与封赠敕告等回笼的资金来收回部分会子。
端平入洛以后，会子与铜钱的兑换率从端平亲政初暴跌二十五个百分点。而嘉熙四年（1240年）发行的十八界会子，数量反比十七界大为增加，大概为弥补联蒙灭金与端平入洛的亏空。同时规定五道十七界会子只能兑换回一道十八界会子，贬值幅度之大前所未有，米价也立即暴涨至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乾道年间米价（每斗三百文）的十一倍强。
淳祐七年（1247年），理宗正式颁诏：十七、十八两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使用。希望通过将会子变为不兑换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汹涌势头。但二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居然还买不上一双草鞋（即便在宁宗嘉定年间，物价暴涨以后，一斗米也不过五百文），一切措施都已无济于事。老百姓不再把会子当钱看，“弃掷燔烧，不复爱惜”。
景定五年（1264年），权臣贾似道趁理宗弥留之际，首先下令停止十七界会子的流通，一月之内全部兑换成十八界会子；紧接着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也称“金银关子”、“见钱关子”或“银关”），以表明关子的贵重，已不同于贬值的“铜钱会子”；然后宣布关子与十八界会子的兑换率为一比三。于是，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诸行百市，物价腾贵，老百姓拿着钱，却整天买不到东西。关子发行仅十余年，南宋就为元所灭。
金朝在贞元二年（1154年）也开始发行一种叫“交钞”的纸币，资格还比南宋的会子老。交钞没有兑界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无限期流通纸币。到金章宗时，交钞也开始贬值。其后，金宋战争不断，交钞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贞祐三年（1215年）不得不宣布废除交钞，另发名为“宝券”的纸币。直到金亡以前的二十年里，金朝不断地废弃旧纸币，发行新纸币，纸币的名称也不一而足。但老百姓往往手持万贯，只能买到一个烧饼。金朝纸币贬值创下了六千万比一的空前纪录。困扰宋朝的纸币贬值问题，同样伴随到金朝灭亡，倒称得上是难兄难弟。
细说宋朝90：景定公田
纸币贬值，物价攀升，军费短缺，南宋的财政税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朝廷应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饮鸩止渴的滥发会子，一是竭泽而渔的仰仗和籴。结果却是“国计困于造楮（纸币），富户困于和籴”，谁都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景定四年（1263年），贾似道决定实行公田法，试图挽救日渐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一个与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有关的问题，有必要先说说相关制度的一般情况。
在土地制度上，宋代继承了中唐两税法以后的做法，私人土地买卖与占有不受任何限制。这一政策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八个字：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宋代土地兼并与流通的频率不低，有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的说法。但主要是以自由买卖的经济方式进行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是当时的公理；以政治特权强取豪夺兼并土地的情况，在法理上并不允许。
宋代也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其官田来源主要是户绝田、籍没田、抛荒田、濒江沿海的沙田或涂田，另外还有北方与西北边境上的营田或屯田，但国有土地所占的分额微乎其微。而且，南宋以后，通过买卖，官田私有化的趋势不断加剧，国有地的比重越来越小。
土地是农业社会最恒定的“常产”，宋代便把有常产的民户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客户主要是无地的佃户、雇工等。主户按财产的多少再分为五等，上户通常指一、二等户，属于地主；中户指三等户，多为中小地主或富裕农户；下户指四、五等户，指一般的小土地所有者，其中不乏还需要佃种部分土地的农户。当时还把有官品的称为官户，他们与州县公吏及乡村头目合在一起，构成上户中的特殊阶层，号称“形势户”。主客户的分类分等，不仅农村有，称为乡村户；城镇也照样适用，称为坊郭户。
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佃者之间，通过契约关系确认租佃年限与分配方式。落后的劳役地租已基本绝迹，先进的货币地租虽在两哲等少数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但实物地租依然是当时地租的主要形态。在实物地租中，定额制并不少见，即先以土地质量分出等第，再按等确定每年应纳的租额；但仍以分成制最为常见，其中五五分成最多，四六分成（即地主四成佃户六成）或倒四成制也很多。
宋代前比汉唐，后比元明，可以说是土地私有制发展最充分成熟的朝代。贾似道的公田法就是企图推翻这一成熟的土地私有制，来挽救千疮百孔的财政危局。
公田法的具体设想建立在限田制基础上，首先将官户田产超过标准的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买为官田，再租赁出去，倘若每十亩可收六七石租米，就能解决军粮、会子、物价等问题。最初回买公田的对象是官户超标之田，定下的标准是一品限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
公田法直接涉及到官僚地主的利益，理宗下不了决心，贾似道表示将甩袖不干，辞官归田，理宗这才同意在浙西平江（今江苏苏州）、嘉兴、安吉（今浙江湖州）、常州、镇江、江阴等州府实行，再推向各路。贾似道带头献出浙西一万亩田作为官田，堵住了那些反对者的嘴巴。
景定四年二月，正式成立官田所，六月，就回买到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但品官超标的田亩远远不足公田的数额，于是，先是规定无官之家拥有的最高田额也限五顷，后来降至二百亩，最后无论官民，超出百亩以外的田地就必须回买三分之一为公田。
凡经回买的公田，名义上按租额高低给以经济补偿：租额一石以上的，每亩为二百贯；九斗的为一百八十贯；八斗一百六十贯，以下依次类推。但补偿的并不是现钱，买公田五千亩以上者，给银半成，官告五成，度牒二成，会子二成半；五千亩以下者，给银半成，官告、度牒各三成，会子三成半；一千亩以下者，不给银子，给度牒、会子各五成；五百亩以下者，只给贬值无用的会子。行在会子所开动印钞机，每天加印十五万贯，专门用来回买公田。
首批公田回买以后，每乡设立一所官庄，庄官由财产丰饶者担任，两年一届，负责征收与运送租米。咸淳四年（1268年），取消官庄，改为包佃制，以一二千亩或百亩为一单位，招佃主包佃，再由佃主分佃给承佃户，佃主替代了原来庄官的职责。朝廷在平江、嘉兴、安吉和镇江等地分别设立了专管官田的分司机构。
为推行公田法，就必须全面核查官民的田产，确定超标的田亩数。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在江南再次实行经界法。所谓经界，就是逐户丈量土地，绘图造册。
官僚、地主隐瞒田产逃避赋税的情况，南渡以来一直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为确保财政收入计，国家当然有必要把全国官户和民户的田产明确无误的登入账籍。早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至绍兴二十年间，由户部侍郎李椿年主持，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推行过“经界法”。经界对确保国家财税，抑制土地兼并，是有积极作用的，惟其如此，也遇到来自官僚、地主的顽强阻力。李椿年终于罢官，绍兴经界也没能彻底进行到底。其后，宁宗、理宗时期，部分官吏在局部地区也实行过经界，只是小打小闹，规模无法与绍兴经界相比。
但咸淳经界的目的，主要不是清查隐田，抑制兼并，而只是为回买公田提供数据。由于不必丈量土地，只须根据原有田产记录，核查其后变动，准确度自然不及经界，故而称为推排。推排手续简单，咸淳三年就已基本完成。
景定四年七月，公田法实行还不到半年，尚书都省就声称“中外支用粗足”。其中虽不排除贾似道党羽阿谀的成分，但公田法对缓解财政危机不会是绝无作用的。不过，公田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成为社会动荡的新源头。
首先，名为回买，实为强夺，加深社会危机。当时浙西上等良田的地价是每亩四百贯，初行公田时，规定对租额每亩一石的良田给以二百贯补偿，已经只是市价的一半。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仅给四十贯，还都是无人购买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废纸的会子。所以，实际上，公田法就是以变相的行政手段强行改变土地所有权，当时人怒斥之为“白没”（即平白无故的炒家籍没的意思）。因而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对，也就完全不足为奇。
其次，官吏舞弊，回买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回买公田的田产标准之所以一再降低，最后甚至跌到百亩，关键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勾结主事官吏，隐瞒实际田产，造成回买不足。而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户，主管官吏故意夸大计算其田亩数，强迫他们增加回买数，造成有些民户倾家荡产也无田可卖。而督卖者峻急刻薄，不择手段，甚至滥施肉刑，迫使有些走投无路的民户自杀了事。
再次，官田收租，头会箕敛，引发阶级冲突。在公田回买过程中，少地或无地农民虽然牵连较少，但在后来的官田经营中，他们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为了邀功受赏，或是多报回买的田数，或是高报公田的等级。等到官田实际经营时，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账面缺额，就只能由租赁承佃的农民来补足。问题还不止于此，公田法推行之初，规定原租额一石的公田，作为政策优惠，现租只收八斗，但实际执行中，却不论原额多寡与土质肥瘠，甚至原来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公田法虽明令禁止多收斛面，但实际收租时，仍以大斗征收，一斗收到一斗三升视为惯例，丹阳县甚至高到一斗六升。原来纳租只须纳糙米，公田经营中却强令承佃农户改纳舂白米，每石附加折糙粮一斗八升。承佃户承受不了官田的层层盘剥，交不出高额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现了抛荒现象。
最后，加印会子，回买公田，加剧通货膨胀。回买公田的经费，绝大部分是当时加印的会子，这完全是无本的买卖。而会子本来就贬值的“粪土不入”，如今每天再加进十五万贯投入市场流通，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是必不可免的。贾似道党羽吹嘘公田法“可平物价”，既违背经济规律，也不符客观事实。事实是景定公田实施不久，就引发了新一轮来势凶猛的会子危机，迫使贾似道在景定四年十月废除会子，改用金银关子，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广大人民头上。对此，《会子危机》里已有细说。
后来个别学者似对公田法大有好感，不仅认为有抑制兼并的积极作用，甚至以为包含了某种社会主义的倾向，因为它以赎买的形式剥夺了部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让无地少地的佃户耕者有其田。
但正如明代李贽所说：“若真买大户逾限之田，似无不可。”而公田法一开始以品官与大土地所有者为对象，很快就放低回买标准，把剥夺的对象主要转向了中小地主阶级和部分上层农民。抑制兼并既不是公田法的初衷所在，从最后效果看，也没有对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
至于在实施过程中，处于上层与基层之间的中层执行者，由于官僚政体无法克服的腐败，进一步使公田法的条文规定严重走样（人们会很自然的联想到这种现象在熙宁新法中，甚至在以后的朝代里也照样存在），令已经穷途末路的南宋社会更感到动荡与危机。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总让人感到他在唐吉诃德式的与风车作战，他挑战的是已经成熟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人们也会自然而然的把他的这种一意孤行与王莽联系起来，不是也有学者说王莽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吗？
总之，公田法是以国家行政的强制力来改变土地所有制，把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上层农民和少数无地的佃农都卷了进来，方方面面都失尽人心。从推行之时起，就反对之声不绝，但贾似道执迷不悟，朝野也都奈何不得。
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鲁港战败，三月，朝廷就下诏说：公田最为害民，其田当还业主。贾似道个人的垮台并不是军事失利，大部分倒是他的公田法触犯了众怒，朝野就借鲁港溃败发难，让他来个身败名裂。
但当时国事蜩螗，还田之事还来不及操作，第二年南宋就为元所灭。由于原来是公田，倒给元朝拣了个大便宜，当时元世祖饷军、漕粮和给功臣的赐田，主要来自景定公田。
细说宋朝91：元军下临安
襄樊失陷，贾似道再次表示愿意出朝“上下驰驱，联络气势”，以挽败局。度宗却像吃奶的孩子，表示不可一日离开“师相”。南宋防线已从淮河、汉水一线收缩到长江一线。咸淳九年（1273年）四月，以汪立信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湖广总领，以赵溍为沿江制置使兼淮西总领。闰六月，命殿前都指挥使陈奕率水师守卫鄂州至黄州的长江防线。十一月，李庭芝与夏贵分任淮东与淮西安抚制置使。
汪立信一目微眇，却有眼光，上书贾似道，提出三策：上策是将内地兵力抽调到长江以北，组织起一支五十万人的抗元大军，在长江防线上划地防守，百里一屯，屯有守将，十屯一府，府有总督；中策是礼送郝经，输纳岁币，延缓战期，赢得时间，再定战守；下策是衔璧舆榇，准备跪降。贾似道掷信于地，怒骂：“瞎贼，竟敢如此胡说！”不久就将其罢免。
咸淳十年七月，宋度宗去世，终年三十五岁。他对后事没有安排，只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杨淑妃所生的赵昰七岁，全皇后所生的赵显四岁，俞修容所生的赵昺三岁。贾似道与谢太后都主张立嫡，赵显被立为帝（宋人称其为恭帝），由理宗皇后谢氏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当月，元朝灭宋的最高统帅丞相伯颜殿辞南下，元世祖忽必烈叮嘱他学宋初曹彬平江南，不滥杀无辜。九月，伯颜将大军分为两路：其一由自己与阿术率领，由水路从汉水入长江，吕文焕率水师为前锋；其二由中书右丞博罗欢和参知政事董文炳率领，从陆路自京湖东攻两淮，由刘整率骑兵为先行。
水路元军在郢州遭到宋将张世杰的阻击，便绕过郢州，转攻黄家湾堡，由当地的藤湖再折入汉水。十二月，元军水师抵达汉口，在号称“江鄂屏障”的阳逻堡大败夏贵水军，占领了汉阳。汉阳一失，鄂州顿孤，吕文焕列兵城下喊降，元兵在江面上焚烧俘获的三千艘宋军战舰，烟焰蔽天，鄂州城降元。
鄂州易手，贾似道不得已出任都督诸路军马，却把都督府设在临安城内。次年是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年初，吕文德之子吕师夔以江州（今江西九江）降元；知安庆府范文虎也献城投降，沿江州军多是吕氏旧部，纷纷望风迎降，长江中游防线全线崩溃。刘整随陆路元军进攻两淮，一再要求提兵渡江，直取临安，伯颜没同意，听说吕文焕拿下了鄂州，深耻功后于人，愤死在东进途中。
贾似道一向忌惮刘整，闻其死讯，才率精兵十三万出师应战。离开临安前，他吩咐殿帅韩震：如出师失利，就护送皇上航海去庆元府（今浙江宁波），我率大军会师海上，或许还能复兴。大军到达芜湖，贾似道就派宋京为使赴伯颜军中求和，称臣岁币一如开庆鄂州之约，伯颜答复八个字：“宋人无信，惟当进兵。”
汪立信被再次起用为江淮招讨使，募兵江淮以救沿江州郡，与贾似道相遇芜湖。似道痛悔不用其言，立信说：“瞎贼今天再说一句：我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只要死的分明！”他赶到建康（今江苏南京），见守兵四溃，率部数千北上高邮，以为后图。
二月，元军攻破池州继续东进。贾似道将精锐七万交给孙虎臣统领，驻扎在池州下游的丁家州（今安徽铜陵东北），夏贵率二千五百战舰封锁江面，他自领后军屯驻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夏贵在鄂州吃过败仗，又见孙虎臣位居己上，毫无斗志。
伯颜一边命步骑沿长江夹岸而进，一边指挥战舰合力攻孙虎臣军。阿术与孙虎臣对垒，元军巨炮击中宋军中坚，军心为之摇动。阿术以战舰数千呼啸直进，宋军前锋姜才奋力迎战。众军见孙虎臣跳到爱妾的船上，有人大喊“步帅跑了”，大军顿时不战自溃。
夏贵仓皇逃到鲁港，贾似道惊愕失措，慌忙鸣金退兵。阿术率轻舟横击深入，伯颜率步骑左右掎杀，宋军被杀与溺水者不可胜数，江水为赤。贾似道与孙虎臣溃退至扬州。
当时献媚者都把贾似道比作周公，丁家洲之败后，有人以诗讽刺道：“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他已非当年那个“阃才有余”的贾似道了。朝臣纷纷要求诛杀贾似道，谢太后只罢去其平章、都督的职位。五月，贾似道被召回临安，贬为循州安置，抄没其家，九月，流贬途中被押解他的郑虎臣在漳州木棉庵处死。此是后话。
再说汪立信听说鲁港军溃，沿江守臣或逃或降，叹曰：“我今日还能死在大宋土地上！”慷慨悲歌，握拳抚案，失声三日，扼吭而死。伯颜闻其二策，命厚恤其家，说：“有斯人，有斯言，如果采纳，我们怎能至此？”
三月，元军兵不血刃占领建康，进入了南宋王朝的腹心之地。但长江下游的战事，对宋元双方而言，都显得十分缓慢而艰苦。张世杰沿江东下入卫京师，总都督府诸军，先后收复了平江府、常州、广德军、安吉州等州郡。
七月，张世杰以战舰数千布阵于镇江江面的焦山南北，并约殿前都指挥使张彦自常州出师，命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从扬州来会，准备一举会歼元军水师主力。但李庭芝误期，张彦背约不出，致使张世杰十分被动。元将阿术见宋军水师十船为一战阵，联以铁索，便在其两翼发火箭猛攻，自率主力居中冲击。宋军战舰起火，进退维谷，烈焰蔓延，战士只得跳水逃生。焦山之战，宋军损失惨重，史称“自是宋人不复能军”，大大削弱了抗元的有生力量。
十月，伯颜派阿术再次包围扬州，自率主力兵分三路直逼临安。右路军由参知政事阿剌罕率领，出建康，经溧阳、广德、安吉，次月占领临安西北门户独松关（今浙江临安北）。左路军由参知政事董文炳率领，南宋降将张弘范与范文虎为前锋，以水师从建康沿江东下，克江阴后由海道至澉浦（今浙江海盐西南），入钱塘江直逼临安。中路军由伯颜亲自统领，从镇江、常州、平江、嘉兴一线向临安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