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孝光宁四朝，内禅倒有三次，历史似乎一再重演。但比起绍兴、淳熙内禅来，绍熙内禅实际上是迫不得已情势下的皇位更代，意味着其后的南宋王朝，连淳熙内禅那种表面的人君之德和升平之相都难以为继了。
细说宋朝62：庆元党禁
宁宗被赶鸭子上架，他对留正临变脱逃印象太坏，改命赵汝愚为右相。据说，太祖曾把“同姓可封王不拜相”的家法载诸太庙，以防宗室之尊与相权之重相结合，构成对君权的威胁。汝愚以前，宋朝确实还没有宗室任相的先例。若仅为身谋，汝愚应该回避，但他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认为朝中还有一批正直之士，可以共事而图治，便决定犯忌踏上危径。
朱熹入朝任经筵侍讲，当上了货真价实的帝王师。以赵汝愚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宁宗初政，倒也众贤盈庭，露出点治世气象来，以至人称“小元祐”。
赵汝愚有自信成就范仲淹、司马光那样的相业。在他建议下，绍熙五年（1194年）岁末，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表明了宁宗君相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但真有讽刺意味的是，改元诏书颁布前四天，朱熹却被罢官出朝。庆历元祐梦还没就枕，庆元党禁倒因朱熹罢官而预先揭幕了。
这场政治集团内部的党争，以道学之禁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把朋党之争和道学之争搅和在一起。朋党之争从北宋初年开始几乎没有消歇过，但与道学之争错杂纠葛在一起，则集中在高、孝、光、宁时期（洛蜀朔党争即便有学说不同的因素在内，也只是新儒学内部不同派别的政见分歧，并未以道学与否划线。）早在孝宗期，双方就有过道学真伪之争，孝宗虽然不喜欢空谈心性的道学之士，但没有让这场争论酿成党争。这一时期正是程朱理学骎骎乎由时尚之学向独尊之学迈进的时期，理学家及其依附者在官僚层中所占比例激增，有一种强烈的门户认同感，在自律甚严的同时，也责人颇苛。而那些被排在门户之外的仕宦们，趁着理学尚未被独尊为官学，还有被议论指摘的可能性，便在朋争的同时，对政敌所主张的学说也一并攻击，以便从根本上摧毁政敌。因而在理学已成显学而未成官学之际，朋党之争往往以道学与非道学之争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便绝非偶然。理宗以后以迄明清，因理学已定于一尊，尽管朋党之争仍是封建官僚制难治的痼疾，却与理学之争脱了钩。
绍熙内禅，实际上是一场宫廷政变。赵汝愚以首席执政的身份主其事，赵彦逾参加了最初的决策，外戚韩侂胄在内外朝之间穿针引线。据说，在定策内禅时汝愚曾许诺：事成，让侂胄建节，彦逾执政。这一说法并不可信，以汝愚个性而论，他不是言而无信、翻云覆雨的人，否则在党争中不会输得这么惨。
在宁宗推恩时，他对彦逾说：“我辈宗室，不当言功。”对韩侂胄也说：“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可论功？”执政对于一个文臣，节度使对于一个武职官员，都是令人向往的诱惑，两人的失望可想而知。在汝愚看来，这是贯彻自己的为政原则。
史称汝愚为相，“尤重惜名器”，对跑官者一概不见，对门人避嫌不用。你可以说他不通权变，却不能不肯定他为人正直、为政忠廉。但人心吏风已非庆历所能比，招来的只是嗜进者的嫉恨怨望，促使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党争中倒向韩侂胄。晚清魏源批评赵汝愚“忠有余而智不足”，失计在于以己律人，诚是确论。
沿袭文臣鄙视武职的心理定势，赵汝愚还颇有点瞧不起韩侂胄。知閤门使刘弼说起侂胄有定策功，汝愚马上驳回道：“他又有什么大功！”刘弼与侂胄原来同知閤门，内禅定策时汝愚只找侂胄，他内心很不平衡，于是一转身便把这话搬给侂胄听。侂胄便决定与汝愚一决雌雄。
与汝愚相比，侂胄优势有二。其一，他是宁宗韩皇后的外族。历史上外戚篡位虽不少见，但在外戚与宗室之间选择时，君主往往认为对皇位的威胁，同姓宗室要比异姓外戚来得直接切近，多是亲外戚而忌宗室的。其二，侂胄知閤门事的职务，比起宰相来更有接近皇帝、交通内廷的便利，使他得以搬弄是非、窃弄威福。
怨望把韩侂胄与刘弼捆在了一起。侂胄问以对策，刘弼说：“只有用台谏。”又问：“怎样才能用台谏？”答道：“御笔批出就是。”心计不多的韩侂胄顿然开悟，自此将御笔和台谏作为打击政敌的两件法宝。
宁宗即位以来好出御笔，彭龟年说他“有失为政之体，殆非初政之美”，但他置若罔闻，给侂胄留下了染指之便。台谏官何以在党争中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因为对君主来说，台谏象征着公论，多予重视和采纳。对上至宰执大臣、下至一般臣僚，台谏都拥有检查弹劾权，而其主要制衡对象则是相权。按惯例，包括宰相在内的大小官吏，一旦知道自己被台谏论劾，就必须去位待罪。由于宋代台谏拥有议论弹劾的双重权力，在党争状态下，各方无论为了左右舆论，评断是非，还是为了排斥政敌，打击异己，都必须借重他们。
汝愚也深知台谏的重要性，动作却慢了一拍，坐视侂胄以御笔将其同党谢深甫提为御史中丞，刘德秀提为监察御史。谢、刘入台，侂胄便在对阵中布下了活眼，其党鱼贯而进，言路上都是侂胄的党羽。这是因为台谏官享有独立言事权，不但不必通过台谏之长，还可以弹劾台谏长官及其他言官。因此对党争的任何一方说来，关键在于抓住双方力量消长或君主倾向转变的有利契机，汲引及时而得当，一两个台谏便足以成为弹劾政敌、左右舆论的过河卒子，进而控扼整个言路。
援引台谏，初战告捷，韩侂胄又让京镗出任签书枢密院事。侂胄打算贬窜汝愚，苦于找不到借口，京镗建议：“他是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就可一网打尽！”不久，这方面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岁末，宁宗命赵彦逾出知建康府。执政梦断，彦逾殿辞时递上一张名单，说：“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党。”彦逾与汝愚都是宗室，同为定策者，他的告发是很起作用的。
朱熹借经筵之便上书论御笔之害，宁宗转发了这一奏疏。韩侂胄深感朱熹威胁之大，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让优伶刻了一个峨冠大袖的木偶像，在宁宗面前献演傀儡戏，仿照朱熹的举止形态讲说性理，引起宁宗对朱熹道学的厌恶感，接着乘机进谗说：“朱熹迂阔不可用。”
闰十月，宁宗内批朱熹提举宫观，理由是“方此隆冬，恐难立讲”。赵汝愚把御笔袖还，宁宗认为汝愚为助朱熹而不行君命，怒气愈盛。侂胄恐夜长梦多，令内侍缄封了内批面交朱熹。朱熹知道宁宗已彻底转向，便黯然出了临安。这天离他入朝只有四十六天。
朱熹出朝激起了轩然大波，给事中楼钥、中书舍人陈傅良等甚至动用封驳权进行劝谏。宁宗说：“我最初任命他的是经筵之职，现在他事事要过问。”看来朱熹在经筵讲学外，不时施加帝王师的影响匡正朝事，令他很不耐烦。
吏部侍郎彭龟年见韩侂胄用事之势已成，决心背水一战，向宁宗揭发侂胄，指望自己的学生皇帝做出取舍，以决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宁宗对汝愚表示，打算双方都罢免。汝愚建议让侂胄留在京城奉内祠，龟年依旧供职，他没能牺牲龟年来换取斥逐侂胄，坐失逐韩的良机。宁宗当场同意，后因侂胄活动，最终的内批却是侂胄与在京宫观，龟年出任地方。汝愚再见宁宗，请留龟年，已经泼水不进了。
自朱熹、彭龟年被罢，赵汝愚自知抱负成空，便递上辞相札子，宁宗还不打算罢汝愚的相。韩党加紧起用李沐为右正言，胡纮为监察御史，作为搏击汝愚的鹰犬。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李沐把各种谣言编织成一篇弹劾状，请罢汝愚相位。
对流言蜚语，宁宗也颇有所闻：内禅前，汝愚说过“只立赵家一块肉便了”，言外之意立许国公赵抦也可以的；太学传言“郎君不令”，即嘉王不聪慧理想，故而太学生上书请尊汝愚为伯父；而受鼎负龙的梦境更被歪曲附会。如今一经煽动，宁宗便将汝愚罢相，出知福州，让他体面去位。
御史中丞谢深甫领着御史合台上言，说应该让赵汝愚奉祠省过。合台论劾是宋代台官加强言事分量的特定方式，宁宗便改命汝愚提举临安洞霄宫。至此，宁宗彻底倒向了韩侂胄。尽管双方首领一是外戚，一是宗室，但这次政争并不代表后族的利益，他们也只是借着汝愚宗室大臣的特殊身份，作为打击的借口而已。
赵汝愚罢相反响激烈，拥赵反韩呼声之强烈，声势之浩大，为韩侂胄始料未及，他决定利用业已驱使如意的台谏和犹如囊中之物的内批，给反对者以打击。进行谏诤的朝臣接二连三被罢免或流放。
太府寺丞吕祖俭上封事直斥韩侂胄，警告宁宗，“政权将归于倖门”。侂胄恚怒，于是有旨送韶州安置。经筵官楼钥借进讲吕公著奏议之机劝谏道：“因言得罪的吕祖俭，就是他的后代。现在流放岭外，万一死了，圣朝就有杀言者的罪名。”宁宗懵懂问：“祖俭所言何事？”原来不仅贬窜祖俭的诏旨御笔，宁宗全然不知，连封事都没到他手里。
但令人不解的是，宁宗知晓了此事，却既不纠正对吕祖俭的处理，又不追究韩侂胄的责任，除去庸弱无知，很难有开脱的理由。祖俭后来量移高安（今属江西）。庆元三年，在贬所去世。
尽管韩侂胄发出恫吓，但就在吕祖俭上书被贬的第四天，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徐范、张道、林仲麟和蒋傅联名付阙上书。上书递进后，如泥牛入海，太学生们就广散副本给各侍从台谏。侂胄恼怒的拟将他们窜逐岭南，最后宁宗下诏，以“妄乱上书，扇摇国事”将六名太学生各送五百里外编管。
封驳官缴还诏旨，以为“国家对上书言事的学生天覆海涵，从不加罪”，宁宗不听。侂胄党羽钱象祖新知临安府，连夜逮捕这些学生，派人强行押送贬所。新任右相余端礼在御榻前叩拜数十次，恳请款待学生，这才改送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编管。
自从靖康以后，国有大事，往往有太学生叩阍付阙，犯死直言，虽一时被权奸所抑，却代表了公道人心。这次上书，学生的正气赢得了世人的钦敬，称之为“庆元六君子”。
庆元元年六月，刘德秀上书，重提孝宗朝道学之争，希望宁宗“效法孝宗，考核真伪，以辨邪正”。奏章将孝宗以来思想学术上的所谓“真伪”之辨和目前党争中的所谓“邪正”之分拉扯在一起，为韩党肆无忌惮的排挤异己提供了借口。
何澹这个在绍熙初政中见风使舵的老手，在丁忧三年后入朝任御史中丞，不断向韩侂胄摇尾乞怜，见刘德秀着了先鞭，便在七月上书请禁道学。宁宗将这奏疏张榜朝堂。数日后，吏部侍郎糜师旦再次奏请考核真伪，正式将刘德秀的建议付诸全面而具体的甄别运动。这次清洗，几乎网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所有知名之士。
刘德秀、何澹之流出于一己的利害恩怨，激成了伪学之禁。他们不但把自己，还把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士林败类最卑鄙肮脏的报复欲、名利心都鼓荡了起来，酿成了宋代党争史上最黑暗惨烈的一幕。而昏聩的宁宗完全被朝堂上来势汹汹的舆论所左右，认可了伪学之禁。
韩党深知如不远贬重谪汝愚，抗议便不会止歇。十一月，监察御史胡纮诬陷赵汝愚“自称裔出楚王元佐，乃正统所在；还准备挟持太上皇帝赴绍兴，称绍熙皇帝”。孝宗系出太祖，宁宗作为乃孙，对汝愚自称正统的谣言，不能不有所顾忌。宁宗即位时已有“恐负不孝之名”的心理，对汝愚欲使父亲复辟为绍熙皇帝之说，也不会没有猜嫌之心。于是，汝愚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
贬谪路上，赵汝愚有点病渴，大夫却误投以寒剂。舟过潇湘，风雪漫天，寒气表里交侵，便不能饮食了。年初，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州守钱鍪对他百般窘辱。正月十八日，赵汝愚服药暴卒，一说中毒身亡。
关于死因，《宋史·韩侂胄传》说：“虑他日汝愚复用，密谕衡守钱鍪图之。汝愚抵衡，暴薨”，给人以钱鍪加害的印象。而《宋史·赵汝愚传》仅说：“为守臣钱鍪所窘，暴薨。”但侂胄败死后刘光祖所撰汝愚墓志铭，未说其中毒。如确系遇害，光祖完全可借清算韩党的有利时机，要求追究凶手，毫无隐讳必要。故汝愚不是被害，因窘辱自杀的可能性则不能排除。
讣闻传来，人们不顾淫威，私相吊哭。大内宫墙和临安城门下，几乎每天都有匿名的悼念诗文张贴出来，多出自太学生之手。即便在政治高压下，民心向背总是评判是非正邪的最高标准。
赵汝愚执政才两年，入相仅六月，虽缺乏一流政治家应有的洞察能力和权变策略，但敢于担当，不顾祸福，使南宋安然渡过了一次君权嬗递的严重危机；他志在有为，立意改革，朝野人心还是能辨别出他与韩侂胄在从政为人上的根本差异，以为汝愚不死，国事或许不会像后来那么糟糕。
庆元二年，刘德秀要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进一步将思想罪往政治罪上拉。这年开考，试卷只要稍涉义理就造黜落，连《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
太皇太后吴氏耳闻外朝的折腾，大不以为然。宁宗便下了一道“纠偏建正”的诏书：“今后台谏论奏，不必更及旧事”。不料韩党强烈反弹，殊死抗辩，宁宗不得不追改为“不必专及旧事”。
赵汝愚已死，朱熹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要求宁宗学孔子诛少正卯。于是，朱熹落职罢祠。
庆元三年，伪学之禁不断升级，韩党规定自今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并清查近年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伪学之党”。后来连官僚荐举、进士结保也都必须在有关文牍前填上“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的套话。
中国历代党政往往不局限在高层政界的小圈子内，占优势的一方总将其拉进思想之争的轨道，拉出高层小圈子。前者为证明自己在道义上绝对正确，后者为让一般官僚、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表态拥戴自己，孤立对手。于是，高层的党争总是带来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韩党为政敌戴的帽子也不断加码，监察御史刘三杰鼓噪“前日伪党，今又变为逆党”，把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推上正逆之类的最高审判台，使政敌难逃诛心与诛身的双重判决。
这年十二月，韩党请置伪学之籍，名单很快编定，其后续有增补。计有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周必大和王蔺；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陈傅良、彭龟年、楼钥等都在其中；其他官员三十一人，知名的有叶适、刘光祖、吕祖俭、杨简等；武臣有三人，太学生即庆元六君子，士人蔡元定、吕祖泰也榜上有名。名单是胡乱拼凑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与道学无关。以曾任宰执四人而言，留正、王蔺与道学了无瓜葛，周必大当时也并不视为道学家。因此，道学家并不是这张名单的共同点，而是这些人都曾经直接间接触怒过韩侂胄或其党徒。
“伪学逆党”名单的出笼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其后一年间，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庆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阳去世，尽管党禁严酷，路近的学生也都来奔丧，路远的弟子则私相祭吊。丧礼定在当年冬季，韩党当心丧礼变为“逆党”的一次大示威。正在心惊肉跳的当口，这年秋天，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请斩韩侂胄，使趋于沉寂的党禁波澜再起。
吕祖泰是祖俭的堂弟，祖俭上书被贬，他前往贬所探视，归语友人：“天下钳口，我必以言报国！”祖泰上书为“伪学逆党”辨诬，请斩侂胄及其党徒苏师旦，以周必大相代。韩党为了逼供出周必大是幕后指使者，将祖泰投入临安府大牢。
审讯时，知临安府赵善坚威胁利诱，祖泰冷笑以对，即便受杖，他仍大喊：“你是宗室，与大宋同休戚。我吕祖泰这是为谁家计安危而受杖辱啊！”祖泰最后被押赴钦州（今属广西）牢城拘管。
专制政体下，历代志士仁人都想吕祖泰这样慷慨从容的做过，但一旦到了志士仁人认定只有以血与死才能使统治者醒悟的时候，往往是血也白流，死也枉死，但他们仍是中国的脊梁。
祖泰上书被流放拘管，朱熹葬礼也没有酿出事变，党禁渐近尾声。有人提醒韩侂胄：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侂胄颇有触动，对人说：“这批人难道可以没有吃饭的地方吗？”台谏摸准了侂胄的心思，嘉泰二年（1202年），上奏宁宗说，“真伪已别，人心归正”；侂胄便正式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
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逆党”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自便，但复官制词中仍说汝愚“宗相当国，凶愎自用”，“一时士大夫逐臭附炎”，意在证明当初打击贬逐完全是正确必要的，这也是专制政权下当政者为受害者平反时屡验不爽的通例。
庆元党禁虽然解冻，但后果不容低估。其一，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扭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治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政风士风在庆元党禁前后有明显的转折。史称：“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庆元党禁之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其二，暗弱无能的宁宗在党禁方兴之时一度支持韩侂胄，致使韩党占据上风，其后六七年间，他漠然无为，听任韩侂胄肆无忌惮的排斥政敌，专断朝政，走上了权臣之路。党禁虽然松动，侂胄的权臣之势却如日中天，不可摇撼。而侂胄擅权不过是南宋后期接踵而至的权相专政的开端，这也是庆元党禁滋长出来的毒瘤。
细说宋朝63：开禧北伐
庆元党禁扫清了韩侂胄通向权臣之路，庆元、嘉泰的十年间，他建节、封王、拜太师，地位一路飙升，但这些都是荣衔，他的最高实权只是枢密都承旨。也许侂胄认为这样更能进退自如，既毫不妨碍大权在握，又能避免外戚干政的非议。他虽非宰相，但宰执以下，升黜在手。
韩侂胄专政后期，最信用的是陈自强与苏师旦。陈自强是侂胄的童子师，昏老庸谬，一无所长，却一路青云，嘉泰三年（1203年）当上了右丞相。苏师旦原是平江书吏，侂胄视为心腹，当上了知閤门事兼枢密都承旨，为所欲为。
党禁失尽了上下的人心，侂胄为保住既得的权威而费尽心机，有人劝他立盖世功名借以自固。北伐金国，恢复故土，是南渡以来数代臣民难圆的梦，最显赫的奇功无过于此。在专制独裁政体下，出于转移政治视线的动机，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与人民拖入一场“不度事态”的战争，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苏师旦等党徒窥测到侂胄的新意向，恢复的气氛很快炒热。宁宗模棱两可，既觉得用兵有点不太稳妥，又认为“恢复岂非美事”。
韩侂胄虽有自己的用心，但他决意北伐却触动了敏感的民族情结，赢得了相当的社会支持。他也罗致了一些人，吴猎被任命为京湖宣抚使，薛叔似担任京湖宣谕使，叶适出任权兵部侍郎，他们都是原来名列伪党的知名之士，陆游、辛弃疾也与侂胄有较多的往还。辛、陆等抗战派代表人物与侂胄接近，双发出发点与目的不同，却交汇在北伐抗金的同一点上。因而赞扬辛、陆的爱国主义，并不等于肯定开禧北伐及其发动者；指出韩侂胄的轻举妄动，也不必把辛、陆支持北伐视为政治污点。
从宋金双方的综合国力来看，开禧北伐纯属政治投机与军事冒险。金朝与宋宁宗同时在位的是金章宗，他的政绩宁宗根本无法比肩，史称其统治期间“治平日久，宇内小康”。南宋自个儿未有振起之形，却要去打“宇内小康”的金朝，其结局不言而喻。
但韩侂胄决意打这场没有把握的仗。自嘉泰四年起，宋朝在边界东、中、西段不断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挑衅。开禧元年（1205年），金朝得到韩侂胄准备北侵的情报，便在河南新设宣抚司，以平掌政事仆散揆为宣抚使开始备战。
韩侂胄加快了战争的步伐。开禧元年七月，他出任平章军国事，位在宰相之上，不久亲兼国用使。国用司是宋代非常设性总管财赋的机构，次年改为国用参计所，侂胄亲兼此职意在调动全国财赋支持北伐。随着北伐的迫近，他感到必须集大权于一身，既便于调度指挥，也藉以提高声望，以为号召。
后来有人指控他：举事北伐而“上不取裁于君父”，说他有不臣之心。实际上，侂胄虽有无君之举，却无不臣之心，宁宗毫无主见，对他总是言听计从，他也专擅成了习惯，认为国事不必一一取裁于宁宗，反正御笔已是他的囊中物，不仅假作御笔升黜将帅是司空见惯，甚至密谕将帅出师之日，也擅借御笔来指挥。韩侂胄是权臣，却不是奸臣与逆臣，《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显然有失公正。
北伐的宣传也在加温。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即将到来的北伐赢得了更广泛的舆论支持。开禧二年四月，北伐前夕，追夺秦桧所赠封的王爵，将其谥号由忠献改为谬丑，也是大块人心之举。不过，宣传仅仅是宣传，人心大快并不等于胜券在握。
这年三月，原先追夺韩党的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钱象祖也以为北伐是冒险之举，侂胄斥责他“怀奸避事”，连夺他两官，迁信州居住。时隔一月，武学生华岳叩阍上书，给用兵热大泼了一盆冷水。他在揭露韩党专擅弄权的倒行逆施以后，分析南宋方面“将帅庸愚，军民怨恨，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天数与人事都不利于首开战端，断言北伐“师出无功，不战自败”。最后，他请斩韩侂胄与苏师旦，为验证自己对战局的判断，他情愿身系囹圄，如果韩侂胄奏凯班师，他甘愿枭首示众，以谢天下。侂胄盛怒之下，将华岳削去学籍，押送建宁（今福建建瓯）土牢监禁。其后，几乎没有人再敢公开非议北伐了。
北伐在开禧二年四月拉开战幕。东路统帅是两淮宣抚使邓友龙与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郭倪，这是北伐的主战场。湖北京西宣抚使薛叔似与京西北路招抚使赵淳、副使皇甫斌是中路统帅；四川宣抚使程松与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路招抚副使吴曦是西路统帅。
南宋方面不宣而战，东路军前锋毕再遇长驱直进，攻克了泗州（今江苏临淮东）。消息传来，韩侂胄以为恢复之期指日可待，五月，便让宁宗正式颁布伐金诏。金朝被迫作出反应，在南京（今河南开封）恢复河南行省，由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全权负责对宋战争，东、中、西线分别由纥石烈执中、完颜匡和完颜充任方面之重。
战事的进展令南宋方面气短。中路统帅之一的皇甫斌唯恐落后，率军北攻唐州（治今河南唐河），被金军一举击溃；他再派步骑数万进攻蔡州（今河南汝南），又在溱水大败，损兵二万余人。侂胄大怒，将其安置南安军。
泗州大捷后，东路主帅郭倪派其弟郭倬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县），以田俊迈为先锋；同时命毕再遇率精骑直取徐州。田俊迈仅七天就兵临城下，郭倬大军也随即赶到，合围宿州。沿边忠义军奋勇肉搏登城，城下官军嫉妒功落人手，竟从下往上放冷箭，攻城便延滞了下来。
时值两淮雨季，宋军营帐积水数尺，金军又偷袭焚烧了宋军的粮饷，兼旬豪雨，加上饥饿，十天后宋军不战自溃，向东南败退，被金军围困在蓟县（金安徽宿县东南）。郭倬乞和，金军以缚送勇将田俊迈为条件，他也照办。金军虽准其撤离，但还是剿杀俘虏了约半数的殿后宋军。多亏毕再遇率精骑扼守灵璧，才确保大军撤回泗州。宿州之役是北伐以来最严重的惨败，在东路主战场上，宋军已丧失进攻性作战的实力和可能。
西线主帅程松虽一度夺得方山原与和尚原等要隘，却仍被金军夺回。另一主帅吴曦两次进攻秦州（今甘肃天水），也都大败而返。侂胄这才明白他倚用的是一批怎么样的酒囊饭袋，继皇甫斌之后，邓友龙、郭倬等也先后受到居住或安置的处分，郭倬终因缚送田俊迈而被斩首。苏师旦以迎合用兵进拜为节度使，他招权纳贿卖将鬻帅的事也被揭露了出来，抄出金银财物数量之大令人咋舌，韩侂胄将其除名，安置韶州（今广东韶关）。
韩侂胄让江南东路安抚使丘崈出任两淮宣抚使，部署长江防线上的三衙诸军分守江淮军事要地。丘崈有些军事才能，也主张对金复仇，北伐前侂胄曾拉拢他共取功名，他反对贸然用兵，以为这是“侥幸以求万一”。如今北伐丧师，侂胄不得不起用他来收拾败局。
秋高马肥之时，金军在东、中、西三个战场转入战略进攻，两淮仍是主战场。纥石烈执中攻克淮阴以后猛攻淮东重镇楚州（今江苏淮安），宋军拼死固守，毕再遇遣部夜袭淮阴，焚烧金营粮草，又多次袭扰进围楚州的金军，故而楚州久攻不下。仆散揆亲率行省大军进克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转攻六合。东线右翼金军由纥石烈子仁率领从滁州（今安徽滁县）一线攻至真州（治今江苏仪征）一带，与仆散揆大军会师，屯驻真、扬之间。十二月，真州失守，郭倪放弃扬州，渡江南逃，两淮州县几乎尽陷敌手，建康、镇江一苇可航。
中路金军直逼汉水，宋军统帅赵淳竟自焚樊城，龟缩襄阳。樊城既失，襄阳屏障尽撤。开禧三年大年初一，完颜匡向襄阳发起猛攻，南宋新任京湖宣抚使吴猎派骁将孟宗政驰援，才得解围。西路金军先后占领了军事重镇和尚原与川蜀门钥大散关。比起宋军北伐来，金军南侵倒是节节顺利的。
就在大散关失守的十六天后，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公开亮出叛旗，自称蜀王，向金称臣，更使南宋战争危局雪上加霜。
吴曦是吴挺之子，吴璘之孙。吴氏兄弟在川蜀抗战中建立了吴家军，吴玠死后，吴璘代领其军。由于四川在地理、财政上的相对独立性，绍兴年间弟二次削兵权未对吴璘采取措施。吴璘死后，其子吴挺继任蜀帅。吴氏三世帅蜀，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绍熙四年（1193年），吴挺死后半年不置蜀帅，后因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建议，召吴曦入朝迁任殿前副都指挥，夺了吴家军世袭的兵权。吴曦总想回去当土皇帝，先走陈自强的门路，嘉泰元年终于被任命为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其后他向苏师旦纳贿，恰逢韩侂胄物色西线统帅，吴曦成了副帅。不过，他可从来没有把因巴结自己与韩侂胄套上近乎的主帅程松放在眼里。
吴曦任西线副主帅后，金朝把他列为策反的目标，送去了一封诱降书。吴曦即派密使赴金，表示只要封其为王，他就可以献出阶、成、和、凤（分别治今甘肃武都、成县、西和，陕西凤县）等关外四州。金朝没有立即做出反应，直到发起全面反击后，才决定接受吴曦的献降，指望藉此控制四川，令战局彻底改观。岁末，吴曦先后派人赴金营献上降表与告身，完颜纲命使者带上诏书与金印，至罝口（今四川略阳西北）立其为蜀王。
有部属劝吴曦说：“如此，相公八十年忠孝门户将一朝扫地。”他答以主意已定，即派兵夺取设在宜昌（今四川广元西南）的四川总领所仓库。他还致书驻兵兴元（今四川广元）的程松，命他知趣的离川。程松接函，竟置川蜀四路江山与人民于不顾，仓皇逃出三峡。开禧三年正月，吴曦正式在兴州（今陕西汉中）即位，继张邦昌、刘豫后当上了金国第三个儿皇帝。
利州东路安抚使杨甲募死士昼夜兼程赴临安告变，朝野为之震动。此前成都府路安抚使杨辅也曾密奏吴曦必反，当时韩侂胄还不相信。朝廷以为杨辅必能讨叛，密诏任命他为四川制置使，授权相机行事。不料吴曦根本不买帐，将杨辅移知遂宁，杨辅只得弃离成都而去。
与方面大员临阵脱逃成为鲜明对比，一些忠义之士暗中筹划讨叛义举。监兴州和江仓杨巨源联络了三百人，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与其兄好古也串联了军士李贵等数十人。他俩接上头后，就感到须有一个素有威望的人出来主持，才不至于一乱刚平一变又起。他们以为吴曦召用的伪丞相长史、权行省事安丙是最合适的人选。
安丙原是随军转运使，吴曦叛变后，他以为枉死无益，表面接受伪职，暗地等待时机。经过一番策划，安丙命人起草了一份讨叛的“密诏”，声称来自杨辅，以此号召忠义之士。二月下旬的一个黎明，李好义率七十四个敢死之士突入伪蜀王宫，大呼：“奉密诏诛反贼，违抗者灭其族！”吴曦僭位仅四十一日即被诛杀。
吴曦之叛是韩侂胄用人失误造成的一次浩劫，直到吴曦被诛的露布送达临安，侂胄才放下了心头的巨石，即日拜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兼知兴州。这次平叛，杨巨源、李好义首倡之功最大，但安丙却在奏报中将首功据为己有。
其后，安丙忌功妒能，先是坐视吴曦余党毒死李好义而不加追究，继而指使亲信杀害杨巨源而诬以谋乱自刎。蜀中忠义之士无不扼腕流涕，义愤填膺，一时在此人心汹汹。安丙上奏自求免职，朝廷怕把他逼上吴曦叛乱的老路，保留了他宣抚副使的要职。
吴曦之死，对金朝战略反攻是沉重的打击。仆散揆在战略反击占据优势后，适时放出了和谈的气球。韩侂胄得到消息，正愁议和无门，便派出使者进行接触。金方提出的条件是南宋须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韩侂胄。韩侂胄当然不会接受这一条件，便中断和谈。丘崈建议继续与金朝议和，侂胄一怒之下罢免了他，改命知枢密院事张岩代领其职，准备与金朝打下去。
开禧三年正月，金方统帅仆散揆病死，左丞相宗浩接替其位，宣称将亲率大军攻打襄阳。韩侂胄大为恐慌，命张岩招募议和使臣，重开与金和谈。弱国无外交，谁都不愿意揽这一差使，好不容易起用了萧山县丞方信孺。
宗浩责问他：为何前日兴兵今日求和？他不卑不亢回答：“前日兴兵复仇为社稷，今日屈己求和为生灵。”宗浩不得不折服于他的辩才，让他带回五款议和条件：割地、称臣、归战俘、罪首谋、增岁币。南宋方面不同意前二款，表示可以接受后三款，当然，首谋是以苏师旦、邓友龙和皇甫斌来顶缸。信孺再使金营，双方距离太大，和谈陷入僵局。
信孺往返折冲，据理力争，宗浩沾不到便宜，下令将他关押起来。但信孺毫不畏惧的表示：“拘禁金国是死，辱没金使也是死，还不如死在这里！”宗浩无奈，只得放他南归复命。他向韩侂胄转达金方议和条件，说到第五条时语气支吾，在侂胄追问下，才慢悠悠说出：“欲得太师头！”韩侂胄恼羞成怒，连夺信孺三官，把这位当时最出色机辩的外交使节贬到临江军居住。他恼恚地决定“有以国毙”，即把整个国家捆绑在战车上同归于尽。这一不负责任的决策，自然引起了广泛的不安。反战派开始结成了联盟，代表人物是杨皇后与史弥远。
先说杨皇后。庆元六年（1200年），韩皇后去世，作为其曾叔祖的韩侂胄自然少了倚恃。当时在宁宗的嫔妃中，杨贵妃与曹美人俱受宠爱，宁宗久久拿不定主意让谁入主中宫。侂胄见杨氏为人机警而颇任权术，有点忌惮她，建议宁宗立柔顺易制的曹美人为皇后，同时竭力隔绝杨贵妃与外朝的通籍往来。杨贵妃知道底细后，对侂胄衔恨在心而不露声色。嘉泰二年，杨氏略施心计，击败了曹美人，被宁宗册立为皇后。对开禧北伐，她从一开始就以为失之轻率，但宁宗没有重视她的意见。
史弥远是孝宗朝名臣史浩之子，时任礼部侍郎，兼任宁宗皇子赵曮的老师，官衔是资善堂翊善。赵曮为燕王德昭的十世孙，宁宗生了好几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才立他为皇子的。翊善之职有利于史弥远通过皇子传达内外朝的消息与动向。他是主张议和的，而当时欲议和，非除去韩侂胄不可。要把这事搞定，以他礼部侍郎的地位还差一截，必须借助地位更高的同盟者。开禧三年四月，被韩侂胄罢免的钱象祖再次入朝担任参知政事。无法确认这是史弥远通过皇子向宁宗建议的结果，即便与其无关，他也肯定欢迎钱象祖东山再起。
史弥远历陈局势的危急，由皇子转身搬给宁宗听，还建议罢黜韩侂胄。宁宗不表态，离开了这一权臣，他感到失去依靠。皇子在杨皇后鼓动下瞅机会再向宁宗进言，杨皇后也在一旁附和，宁宗仍是一言不发。她担心宁宗会向侂胄出卖原告，侂胄毕竟大权在握，若要反击，还是易如反掌的。于是，杨皇后决定找一个堪当大任的朝臣联手搞掉韩侂胄。她让其兄杨次山物色人选，次山找到了史弥远。
十一月，史弥远接到杨皇后指命，分别与参知政事钱象祖、礼部侍郎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和前右司郎官张鎡串联密谋。张鎡是绍兴大将张俊之子，主张干掉侂胄以绝后患。杨皇后以宁宗名义颁御笔给史弥远与钱象祖：“韩侂胄已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殿前司差兵士防护，不许疏失。”钱象祖当夜找到了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出示了御笔，让他选派士兵诛杀韩侂胄。夏震在这场政变中的地位作用，与绍兴内禅时郭杲相似，两人都位居殿帅之职。
次晨，夏震派出的部将夏挺率兵士将韩侂胄在上朝途中截获，挟持至玉津园夹墙甬道中用铁鞭击杀。大约就在对侂胄采取行动之时，杨皇后才向宁宗透露了消息，宁宗立即批示殿前司追回韩太师，杨皇后以死相威胁，向宁宗哭诉侂胄杀两国百万生灵，还要废掉自己与皇子，宁宗这才作罢。
以史弥远为首的政变派之所以必置韩侂胄于死地，是要以侂胄之死作为向金求和的筹码。就在侂胄被杀的当天，钱象祖就将这一消息移牒金国河南行省。政变前派往金朝的王枘继续承担议和使命，他是绍兴和议时宋使王伦的孙子。金朝收到南宋诛韩的牒报，看出对手的软弱退让，便向王枘重申议和五款条件，强调必须以韩侂胄的头颅赎回淮南之地。
嘉定元年（1208年）初，王枘回朝转达了金朝函首的要求，宁宗御批“未欲轻从”。其后，二府宰执有过一次详议，侍从、两省、台谏官也有过一次集议，尽管有人指出送交头颅的做法有辱国体，但迫于所谓公论，宁宗无原则的放弃了自己的初衷，同意将韩侂胄枭首函送金朝。金章宗在京城举行了献受首函的庆祝仪式，将韩侂胄与苏师旦两颗头颅高悬在旗杆之上示众。
这年九月，宋金嘉定和议终于达成，主要条款为：宋帝与金帝的称呼由侄叔改为侄伯；宋向金所纳岁币由二十万两匹增至三十万两匹，另致金国犒军银三百万两；宋金边界维持战前原状；宋向金函送韩侂胄、苏师旦首级。嘉定和议虽免去了称臣割地的难堪，但在双方关系与岁币数额上却比隆兴和议倒退了一大步，而函首乞和更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奇耻大辱。
从民族感情而言，开禧北伐是顺应人心，有其社会基础的。其所以失败，固然有韩侂胄方面的种种因素，例如准备不足，措置乖张，用人失当等等。但更深刻的原因却是：金人入主中原以后，双方“时移日久，人情习故”，与南宋在政治地缘上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抗衡态势，虽然交手时还有上下手之分，但谁也吃不掉谁。
回顾完颜亮南侵的失败、隆兴北伐的失利与开禧北伐的结局，不论率先发动的是哪一方，从来都没能如愿以偿过。其中虽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却也深刻表明绍兴和议后宋金对峙是一种稳定的地缘政治的产物。如果没有双方国力的明显消长，或者外来力量的强力干预，平衡态势绝非那么容易打破的。
后人颇有为开禧北伐与韩侂胄抱不平者，实际上也大可不必。早就有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照此而论，宁宗朝既无恢复之臣又无恢复之君。宁宗之为君，韩侂胄之为相，岂是用兵之时？宁宗事后评论道：“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开禧时南宋的综合国力明显不及隆兴之际，这场“不量力”的北伐，其失利也是无可避免的。
细说宋朝64：史弥远专政
在诛杀韩侂胄以后，宁宗改明年为嘉定元年（1208年），声称要革除韩侂胄的弊政，为赵宋基业“作家活”。史家把嘉定初年的政治举措称之为“嘉定更化”。“首开言路，以来忠谠”是宁宗更化的第一个措施，他再次表现出“人所难言，朕皆乐听”的诚意，但也只是听听而已。改正韩侂胄专政时期的国史记载，也是更化内容之一。在政局大更迭以后，新上台的统治者注重历史的改写，倒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当然还有清洗韩党，陈自强、邓友龙、郭倪、张岩、程松等都贬窜到远恶州军，除名抄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清洗却走向了极端，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的都被视为韩党。叶适被夺职奉祠达十三年之久，陆游也以“党韩改节”的罪名被撸去了职名。
平反昭雪与清理韩党是同时进行的。赵汝愚尽复原官，增谥忠定，算是充分肯定他在绍熙内禅中的忠诚与功绩。朱熹被赐予文臣最高荣誉的一字谥，称为朱文公。吕祖俭、吕祖泰与庆元六君子也分别有所表彰。
宁宗对继承人也作了安排。诛韩不久，就立皇子赵曮为皇太子。赵抦已在开禧二年去世，追封沂王。他曾以早慧被孝宗看好，绍熙内禅时，太皇太后吴氏当着宁宗面对赵抦许诺“他做了，你再做”。如今这一安排虽已失去意义，但沂王绝后，宁宗便取宗室之子入嗣沂王，赐名贵和，算是一种交代。这些就是所谓嘉定更化值得一提的地方。
但宁宗在用人为政上依旧懵懂颟顸，招用人才中竟有赵彦逾，右司谏王居安进言道：“用人稍误，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王居安曾参与政变，后任谏官，成为政变派论劾韩党的急先锋。但他的话触着了钱象祖、史弥远的痛处，立即被免去谏官之职。对嘉定更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都失望的说：“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
到嘉定元年上半年，政变集团骨干已成鼎足之势：右丞相兼枢密使钱象祖、知枢密院事史弥远与参知政事卫泾。政变时，卫泾位居礼部尚书，是礼部侍郎史弥远的顶头上司，也许他对这位下属太了解，有记载说他诛韩以后“又欲去史”。皇太子把这一动向告诉了史弥远，史弥远让他在宁宗面前说卫泾的坏话，同时拉拢钱象祖。钱象祖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古训，在大庭广众之中把卫泾送韩侂胄螺钿髹器的事抖了出来：“我还以为他一世人望呢！”
史弥远与御史中丞章良能也做了一笔交易。六月，章良能不顾与卫泾的老关系，上章弹劾了他，同时面交弹章副本，逼着卫泾自求罢政。七月，史弥远兼参知政事，十月，在钱象祖升为左相的同时，他进拜为右相兼枢密使，宁宗已像过去信任韩侂胄那样倚信于他。
拜相仅月余，史弥远就遭母丧，按例必须辞相守制，这样就会出现钱象祖独相的局面。令人蹊跷的是，十天后钱象祖竟被论劾出朝。政变以后，他的权位始终压史弥远一头，但地位却不稳固。在二相勾心斗角中，御史中丞章良能仍站在了史弥远一边。只要把钱象祖在党禁时逮捕庆元六君子的劣迹抖落出来，就会被清议所不齿，何况人们对他在嘉泰年间趋附韩侂胄的丑事还记忆犹新。钱象祖罢相两个月后，章良能同知枢密院事，当上了执政，这是对他弹击卫泾与钱象祖的酬报。
在权力角逐中，史弥远抓住了杨皇后与皇太子。他已在政变中取得了杨皇后的信任，至于太子更是他调教出来的学生，宁宗理政时让他在一旁“侍立”，说话很管用。弥远归里守丧第五天，在皇太子建议下，宁宗在行在赐弥远一座第宅，命他就第持服，以便随时谘访。史弥远故作姿态，仍在鄞县老家守制。
次年五月，宁宗派内侍去请他回临安，就在这时发生了忠义军统制罗日愿的未遂政变。罗日愿曾支持北伐，尤其不满史弥远乞和弄权的行径，便联络了部分军将、士兵、士人、府学生、归正人与内侍，准备在他渡钱塘江回临安那天捕杀他，劫持宁宗升朝，任命新的宰执班子。不料有人告变，罗日愿等悉数被捕。
首席执政雷孝友对宁宗说自己能薄望轻，不足镇服奸慝，宁宗遂敦促史弥远起复。弥远担心守制两年，局面难料，也就顾不得儒家名教与朝野清议，重新做起了宰相。起复第三天，史弥远就指政变者为韩党，罗日愿凌迟处斩，其他人多处以各种死刑。弥远起复，标志着有名无实的嘉定更化的结束，史弥远专政时代的开始。
起复以后，史弥远继续在平反“伪党”、起用“党人”上博取人心，取悦清议。他任用了黄度、楼钥、杨简等著名党人，还找来了真德秀、魏了翁等知名之士。群贤点缀朝廷，一时人以为小庆历、元祐，这正是弥远老谋深算之处。实际上，他追逐的只是自己的绝对权力。
首先，史弥远独揽相权，破坏既定的宰执制度。宋代宰执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分割相权，虽有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但都是应付战争局面的特例。史称开禧以后“宰臣兼使，遂为永制”，是钱象祖以右相兼枢密使，但这或出于诛韩形势的特殊需要。其后钱、史并相，俱兼枢使，不久象祖罢相，弥远丁忧，但他嘉定二年起复以后，前后在宁、理两朝独相达二十五年之久（秦桧独相也不过十七年），时钟并长二府，大权独揽。可以说，从史弥远开始，宰相兼使才成定制，这对南宋后期皇权一蹶不振、权臣递相专政的局面以直接的恶劣影响。在独相局面下，史弥远尽选些便于控制的人备位执政，作为摆设。从嘉定六七年起，他专政之势已成，就经常“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第”，破坏了宰执合堂共议的政事堂制度，最高行政权沦为其囊中之物。
其次，史弥远独攥官吏任命大权，培植个人势力。宋代朝官以上的任命例由宰执注拟，经皇帝同意才能正式除授。史弥远只把任命结果告诉给宁宗，从来不取旨奏禀。宋代京官和选人的除授权在吏部，号称吏部四选；唯有特殊勋劳者可由政事堂直接注拟差遣，所得差遣较吏部选为快为优，号称堂除。史弥远以堂除名义把吏部选的美差都揽了过来。这样，他就以官职差遣为诱饵，呼朋引类，结党营私。有一次相府开筵，杂剧助兴，一艺人扮士人念开场白：“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另一角色打断道：“非也，尽是四明人”，讽刺史弥远援引同乡，网罗党羽。
再次，史弥远操纵台谏，控制言路。这是宋代权相专政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弥远曾以共同执政为筹码拉拢谏议大夫傅伯成，示意他弹劾某人，不料遭到拒绝。碰此钉子后，他引用台谏必先期会见，酒肴招待，条件谈妥，然后任命，确保台谏俯首效力。尽管如此，他还不放心，便在弹章谏草上大做手脚。台谏论事前，先把福封（即草稿或副本）呈送给他过目，是则听之，否则易之。还嫌麻烦，干脆从相府直接付出言章全文让台谏使用。这样，史弥远既杜绝了言路抨击他专断朝政的可能，又让台谏成为他搏击异己的鹰犬。
嘉定政治，说到底就是史弥远专政。所有人才进退，政事行否，天下人都知道这是史丞相的意思，以至朝野“皆言相不言君”。而宁宗也习惯了在权臣的鼻息下做他木雕泥菩萨似的傀儡皇帝，无所作为而“垂拱仰成”。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史弥远专政进行了抗争。当年上书请斩韩侂胄的武学生华岳，诛韩以后登第为武学进士，担任殿前司同正将。他目睹史弥远对外苟安乞和，对内擅权专政，曾上书宁宗，大忤史弥远。
听说华岳要除掉自己，史弥远立即将其逮捕，判以斩罪。宋代实行死刑复奏制，宁宗对华岳记忆犹在，关照将其发配海南，意在免其一死。史弥远阴黠的说：“如此，则与减一等。”宁宗误以为减一等就是流配，表示同意，而实际上斩罪减一等是杖杀。弥远上下其手，活活杖死了这位“倜傥似陈亮”的英才。
嘉定十三年（1220年），皇太子赵曮去世，宁宗仍膝下无子，不得不再次考虑国本大计。次年四月，宁宗选十五岁以上的太祖十世孙入宫学习，意在遴选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其中以早已入嗣沂王之后的贵和呼声最高。弥远不希望贵和入选，因为他对自己专权流露出反感，便物色了另一位太祖十世孙赵与莒。六月，宁宗立贵和为皇子，改名赵竑。史弥远知道这是宁宗对国本的安排，不便公开反对，就提议再为无嗣的沂王立后，并把赵与莒推荐了上去。宁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其改名贵诚。
次年，赵竑进封济国公，娶了太皇太后吴氏的侄孙女为夫人。这桩婚事应是杨皇后的意思，他对吴氏势感恩戴德的。史弥远知道皇子喜欢弹琴，送上一名擅长琴艺的美人作眼线。皇子缺乏心机，不知韬晦，对这位美人十分宠昵，当着她的面大骂史弥远，还说将来一定要将他发配到海南四州去。
由于溺爱这位美人，皇子冷落了吴氏夫人，她便到杨皇后面前数落皇子的不是。杨皇后特赐水晶双莲花，命皇子为夫人戴上，以为调解。但数日后两人再起口角，皇子一怒碰碎了那对双莲花，吴氏又去哭诉，杨皇后自然不高兴。
而史弥远接到那美人的密报，处心积虑不让皇子登上皇位。他让自己的同乡与亲信国子学录郑清之兼任沂王府学教授，精心辅导与调教贵诚。不久，关于贵诚出生时的种种吉兆在宫廷内外不胫而走。
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宁宗临死前夕，史弥远加紧了废立的步伐。他先让郑清之通知贵诚做好即位的准备，然后把两府执政与专司草诏之职的翰林学士隔在宫外，另召直学士院程珌入宫，许诺事成以后引为执政，与郑清之连草矫诏二十五道。
其中与废立关系最大的有三道矫诏。其一，改立贵诚为皇子，赐名赵昀；其二，进封皇子赵昀为武泰军节度使，成国公。这两道诏书使贵诚地位与赵竑不分伯仲，政变成功后，史弥远指使史官将这两道诏书的日期前移四日，造成贵诚立为皇子完全是宁宗决策的假象。第三道诏书是进封皇子赵竑为济阳郡王，出判宁国府。
夜漏未尽，宁宗驾崩。史弥远一方面立即派人宣召贵诚进宫，一方面找到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渲染了皇子赵竑对杨皇后干政的反感，让他们去说服杨皇后同意废皇子而立皇侄。杨皇后虽对赵竑没有好感，但不赞成废立。
杨氏兄弟七次往来于史弥远与杨皇后之间，最后哭诉道：“如不同意，必生祸变，杨氏一门恐无遗类！”杨皇后知道史弥远的手段，这才不得不向废立阴谋屈服，引见了史弥远与赵昀。在开禧诛韩时，史弥远不过是杨皇后借重的搭档，而嘉定废立中，杨皇后反成为史弥远利用的配角。
一切安排停当，这才宣赵竑入宫，与百官立班听宣遗诏：“皇子成国公赵昀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赵竑坚决不肯跪拜新皇帝，硬被殿帅夏震按下了头。接着以杨皇后名义，宣布史弥远预先拟好的第三道诏书：皇子赵竑进封济阳郡王，出判宁国府。新即位的皇帝就是宋理宗。数日后，赵竑改封济王，赐第湖州，被监管了起来。
对史弥远的废立，朝野不少人感到义愤不平。济王被监管以后，湖州人潘壬、潘丙兄弟联络了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密谋拥立济王，他们派堂兄潘甫到淮北争取李全的支持。李全是一个翻云覆雨之人，后面还要专门细说他。他玩了一个空袋背米的花招，表面约好日期进兵接援，届时却背信爽约。
潘壬兄弟只得仓促起事，妆束成李全“忠义军”的模样，夜入州城找到济王，硬把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跪拜如仪。济王号泣不从，潘壬等以武力胁迫。济王只得与他们相约不得伤害杨太后与理宗，这才即位。夜色中，起事者以李全的名义揭榜州门，声讨史弥远私自废立罪，号称将领兵二十万水陆并进。连知湖州事谢周卿也率当地官员入贺新皇帝登基。
天色熹明，济王见拥戴他的都是些渔民与巡卒，知道乌合之众其事难成，就派人向朝廷告变，并亲率州兵讨叛。待史弥远派出的大军赶到湖州时，起事者已被济王讨平。潘丙、潘甫当场被杀死，潘壬逃到楚州被捕，押回临安处斩。
湖州之变（因霅川流经湖州，故也称霅川之变），是民众对史弥远专政的一种抗议，也表明只要济王存在就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因而尽管济王不是主谋，而且告变平乱有功，史弥远也决心斩草除根。
不久，史弥远派亲信余天锡（一说秦天锡）到湖州，说是奉谕给济王治病，暗地却胁逼济王自缢身死，并杀死其子，对外宣布病故。为平息朝野非议，理宗追赠济王为少师。但不久史弥远就指使爪牙上奏，理宗收回成命，追夺其王爵，追贬为巴陵县公。
这种处理，激起了不少正直之士的愤慨，真德秀、魏了翁和胡梦昱等朝臣不顾罢官流放，接二连三为济王鸣冤叫屈，胡梦昱还因此贬死。但在处理济王问题上，理宗只得与史弥远沆瀣一气，因为否定了史弥远，也就动摇了自己继统的合法性，所以终理宗之世没有为济王平反昭雪。理宗与史弥远既已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史弥远也就获取了比宁宗朝更大的擅权资本。
理宗已经二十岁，之所以还要杨皇后垂帘听政，一是理宗出身宗室远族，此举有助于加强其继统的合法性；二是史弥远有意将杨皇后推在第一线，以遮掩与与缓冲其擅自废立的罪责，对付可能出现的政局动荡。但理宗已年非幼冲，女主垂帘显然不合赵宋家法。史弥远对湖州之变的阴狠处理，也让杨皇后不敢恋栈贪权。宝庆元年（1225年）四月，她主动撤帘还政。
理宗由史弥远一手扶上皇位，在朝中也没有根基，尽管杨皇后已还政给他，他还得看史弥远的脸色行事。直到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去世，理宗在权相专政下，“渊默十年无为”，其目的显然是韬光养晦，保全皇位与性命。从这点看来，理宗还是很有心计的。
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的心腹党羽遍布朝廷，执政有郑清之、薛极、袁韶等，台谏官有李知孝、莫泽、梁成大等，地方制帅有史嵩之、徐国、胡榘、赵善湘等，还有知临安府余天锡等。他最信用的是世人所咬牙切齿的“三凶”和“四木”。“四木”是指名字中都含有“木”字的薛极、胡榘、聂子述和赵汝述。“三凶”是指担任台谏官的李知孝、莫泽、梁成大，他们是史弥远的忠实鹰犬，搏击政敌不遗余力。太学生们愤慨地为梁成大的名字加上一点，直呼其为“梁成犬”。
绍定六年，史弥远病重，但仍控制着朝政大权，并越级提拔史氏家族成员到要害职位上，其侄史嵩之数月之内由大理寺卿升为京湖安抚制置使。有朝臣上书指斥史弥远专政误国，理宗仍恩宠不衰，先后晋封他为太师、会稽郡王。史弥远死后，理宗追封其为卫王，赐谥忠献，还不许朝臣揭露其过失，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事”。
史弥远专政的年代比秦桧长，擅权的程度超过韩侂胄，但在其生前，公开反对者远比秦、韩为少；在其身后，他也没有如秦、韩那样打入《奸臣传》。究其原因，在于他继秦、韩以后，把权相专政的手法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仅不像侂胄那样赤裸裸，而且比秦桧更狡黠阴鸷，在编织专政的权力网，使城狐社鼠布满中外的同时，还擅以爵禄笼络天下之士，“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残害善类的事，他都交给台谏爪牙去干，肆毒程度也较秦、韩为轻，大都做得不落痕迹。
史弥远专政二十五年，对内以巩固权势、对外以苟且偷安为其执政的根本宗旨。统治集团根本不去主动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与应变能力，而是苟且偷安、醉生梦死，将国家命运完全压在一纸和议上，对风云变幻的中原大变局消极被动，不思作为。
及至史弥远死后，人们才发现，比起韩侂胄来，史弥远的流毒更深、为害更烈。有人打比方说：韩侂胄专政，“天下之势，如人少壮而得疾，其疗之也易为功”；史弥远专政二十五年，“天下之势，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疗之也难为功”。韩侂胄与史弥远前后折腾了近四十年，南宋后期的衰颓走势已不可逆转。
细说宋朝65：金章宗与卫绍王
金章宗完颜璟，女真名麻达葛，他的父亲允恭被世宗立为太子，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先于世宗去世，他在当年就被世宗立为皇太孙，确定为皇位的继承人。大定二十八年岁末，世宗病重，就预作安排，让他摄政行事；同时命徒单克宁为太尉兼尚书令，把扶立新君的大事托付给这位重臣。次年正月初二，世宗在迎春爆竹声中去世，徒单克宁等宣遗诏立其为帝，是即金章宗。
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和汉文化的良好教育。他被封为王时，能以女真语入谢，令坚持女真传统的世宗着实感动。但他又是金朝诸帝中受汉化最深的君主，女真族的汉化也最终在章宗朝宣告完成。在这一方面，他起了多方面的作用。
其一，尊崇孔子。他即位次年，就修缮曲阜孔子庙学、碧瓦廊庑，雕龙石柱，极尽壮观；还下诏全国州县各修孔庙，避孔子名讳。孔子在金朝所受尊崇已与宋朝相同。
其二，完善科举。即位当年，章宗就增设经童科。明昌初，章宗增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金朝科举至此诸科齐备。故而史称：世宗、章宗之世，儒风大变，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
其三，健全礼制。世宗时分别命官员参考唐宋沿革，议定礼乐，章宗初修成《金纂修杂录》四百余卷。明昌六年（1195年），又编成《大金仪礼》，史称“大定、明昌其礼浸备”。与此同时，金朝开始祭祀三皇五帝和禹汤文武，表明其继承汉族王统。
其四，修备法典。史称“明昌之世，律义敕条并修，品式浸备”。明昌年间，编成《明昌律义》，另编榷货、边部、权宜等敕条。泰和元年（1201年），又修成《泰和律》，这是金朝最称完备的法典。
章宗在完备汉制方面所颁布的措施，是女真族汉化的总结，在金朝女真封建化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章宗禁止称女真人为“番”，本人也宛然汉家天子。他雅好汉族士人的书画作品，学得一手宋徽宗的瘦金体。他还设立书画院，命应奉翰林文字、汉人王庭筠任都监，为他鉴定王羲之、顾恺之的书画。章宗对汉文诗词有精深的修养，有句云：“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诗风虽纤弱，却是有意境的佳句。
在社会经济上，章宗也是女真封建化的最后完成者。他在这一方面的举动有三。
其一，废除奴隶制度。世宗时期，只是局部解放奴隶。章宗即位当年，将宫籍监户原系奴婢者放为良人，解放了女真奴隶；原寺院僧道控制的契丹奴婢也悉放为良。明昌二年，更定奴诱良人法，以法律形式确认废止奴隶制和禁止诱良为奴的成果。
其二，限制女真特权。章宗先后制定了有关猛安谋克的一系列规定，例如，镇边以后放免授官格、军前怠慢罢世袭格、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格、放老入除格、承袭程式格等等，在维护猛安谋克权益的外表下，通过法制规定在实际上削弱或废除猛安谋克女真户的特权。
其三，保护封建农业。明昌三年，章宗规定猛安谋克只能在冬季率属户畋猎两次，每出不过十日，此举改变了女真猛安谋克圈占猎地习武的习惯。次年，他下令将行宫禁地和围猎场所尽与民耕种。这些措施显然都是有利于封建农业经济发展的。
其四，允许蕃汉通婚。明昌二年，章宗同意尚书省建议，认为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与当地汉户“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泰和六年，他下诏准许屯田军户与驻地居民互相通婚。通过通婚的纽带，女真民族加速了与中原汉族的融合。
章宗明昌、承安年间，是金朝社会经济的鼎盛时期。全国户口数在泰和七年达到金朝历史上的峰值：7684438户，45816079口。税收也在章宗时期达到金史上的最高数字。故《金史·章宗纪》赞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
不过，章宗朝也是金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而走向衰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女真民族的汉化和金朝社会的封建化，固然是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女真贵族汉化以后，逐渐失去原先骠悍善战的习性，他们热衷于舞文弄墨，以考取进士为最高荣誉，以世袭猛安谋克的武夫官制为莫大耻辱。另一方面，随着一般的猛安谋克屯田户的封建化进程，女真军队的战斗力在抵抗北方鞑靼的战争中已明显减弱，军中游惰，军前怠慢，已不是个别现象，而须有法规才能有所制止。在与其后崛起的蒙古骑兵抗衡中，女真军队不仅没有当年勃兴时灭辽攻宋时的那种雄风，反而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恐蒙心理，处于不断挨打的被动境地，与女真民族的彻底汉化也有着必然的联系。真可谓是也汉化，非也汉化。
天时似乎并不厚待章宗。他在位期间，中原地区水旱蝗灾频频发生，而黄河三次大决堤在使河道南移夺淮入海成为定局的同时，也使金朝经济一蹶不振。这是因为：一方面，两岸农民流离失所，中原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中央财税大受影响。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赈灾和河防更令金朝财政雪上加霜，仅章宗即位那年修复河堤用工四百三十余万，每工钱一百五十文，日支官钱五十文，米一升半，可以想见开支浩大。
在外部环境上，章宗时期不像乃祖世宗那么有利。北方的鞑靼诸部，与金朝长期保持着臣属关系。但自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至承安三年（1198年），不时侵扰金朝边界。章宗采取攻防并举的战略。一方面派遣夹谷清臣、完颜襄和完颜宗浩多次北伐，给以重创。另一方面，由完颜襄亲督军士民夫，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至泰州（今黑龙江洮安东北）一线，开凿绵延九百里的界濠。据考古勘测，界濠深三至四米，宽十余米，内侧还筑有墙堡，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防御工事。鞑靼诸部的南侵，虽打破了明昌承安之治的宁静，好在蒙古诸部尚未统一成为强悍善战、无坚不摧的游牧军事帝国，还未对金朝形成真正巨大的威胁。
章宗对南邻宋朝始终是一心维护和平局面的，但南宋权臣韩侂胄主动挑起战端，发动开禧北伐，金朝被迫反击，在全线获胜的有利形势下，迫使南宋订立了嘉定和议。南北两线的战争，虽然都以金朝占上风而告终，但大量的军费却使金朝财政入不敷出。
作为太平天子，章宗也奢用渐广，完全不像世宗那样节俭。他改造宫殿陈设，每日动用绣工一千二百，两年才完工。官僚机构的完善和膨胀，使章宗末年的官员数额比世宗时期激增三倍，这些成本也必须打入国家财政开支。再加上刚才所说的赈灾、河防和军费，章宗深感财政上的窘迫。
为弥补财政亏空，金朝开始滥发交钞。人民就拒绝使用这种贬值的纸币，私下以铜钱交易，即便朝廷以行政命令来维持钞法，也无济于事。有些情况颇能说明交钞贬值的严重程度：章宗在世时，万贯交钞只能买到一个烧饼；而去世后二年，有一次为了发军赏，竟动用了八十四辆大车来装运交钞。
总之，章宗明昌、承安年间（1190-1200年），承世宗大定之治的余荫，金朝社会经济进入了鼎盛时期；而泰和年间（1201-1208年），金朝社会经济逐渐开始由盛转衰，通货膨胀既是最直接的后果，也是最明显的标志。
在朝政方面，章宗大体也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励精图治，汉化和封建化的一系列法规措施大多颁布在这一阶段。后期虽然也有这一方面的举措，却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追求浮侈，广建宫阙，最终导致外戚小人纷纷干政，使金朝政局在其身后出现剧烈动荡，加速了衰败的进程。
章宗威即位以前，原配蒲察氏即已去世。大定末，宫籍监户女子李师儿入宫，与诸宫女向宫教张建学文辞。有宦官说她才美，劝章宗纳其为妃。章宗好诗文，李师儿则生性慧黠，不仅能作字，知文义，且善察言观色，大得章宗欢心，明昌四年封为昭容，次年即进为淑妃。章宗准备立李妃为后，却遭到大臣、台谏的一致反对，认为金朝立后，都出自徒单、唐括、蒲察、仆散、纥石烈诸大姓，李氏出身奴婢之家，不能为天下母。章宗无奈，便在成安四年立其为元妃，尊崇与皇后相侔。
经童出身的胥持国，柔佞有心计，因久任太子宫官，知章宗好色，便献秘术博取好感，获得要职。他贿赂李妃左右，而李妃也正欲借重外廷，便在章宗面前多次推誉持国，于是他便为章宗信用，明昌五年迁为尚书右丞。于是，两人互为表里，专擅朝政，奔竞之徒争赴持国门下，其中尤以所谓胥门十哲最卑鄙无耻。民间传开了“经童作相，监婢为妃”的谣谚。承安三年，胥持国被御史参劾出朝，不久死于军中，但李妃兄妹却弄权如故。
李妃之兄喜儿原先无赖为盗，累官至宣徽使、安国军节度使，章宗赐名仁惠，其弟铁哥也做到少府监，兄弟俩倚恃李妃之势招权纳贿。一次内宴，有伶人借说凤凰四飞祥瑞各异，巧妙地向章宗讽谏道：“向上飞则风调雨顺，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飞（李妃）则加官进禄。”章宗知伶人所指李妃，一笑了之，却不思整饬。
监察御史宗端修见李氏兄弟干预朝政，愤然上疏要求章宗“远小人”，章宗不明所指，命喜儿传问。端修直言面告喜儿道：“小人者，李仁惠兄弟。”喜儿不敢隐瞒，章宗虽不追究端修，却依旧倚二李兄弟为左右手。
章宗原配蒲察氏、元妃李氏和其他妃嫔虽为章宗生过儿子，但不到二三岁都先后夭折了。章宗为皇位继承人发愁，几近病笃乱投医的地步。泰和八年（1208年），后宫承御贾氏和范氏都怀孕了，但章宗等不到她们生男生女就撒手归天了。
临死以前，章宗留下遗诏，让元妃李氏和宦官李新喜会同平章政事完颜匡拥立皇叔卫王完颜永济为帝，此即金卫绍王。遗诏还说：“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责可立者立之。”章宗有他的如意算盘，他不过让这位皇叔代他未出世的皇嗣看守一下皇位而已。
史称卫绍王“柔弱鲜智能”，故而他的同母兄完颜永蹈以谋反罪名被章宗赐死，他却反而大受章宗的礼遇。无论是谁，一旦登上皇位，由于家天下的诱惑，无不打算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即便才识再平庸，卫绍王也知道不能让贾氏和范氏的胎儿出世。他表面上不负章宗重托，让平章政事仆散端与尚书左丞孙即康“护视”两孕妇。
大安元年（1209年）二月，卫绍王即位仅两个多月，就据仆散端、孙即康奏称，下诏宣布说：承御贾氏产期已过三月，不见响动，愿先帝保全，早生皇嗣；范氏胎气有损，虽经调治，胎形已失，愿削发为尼。四月，他又下诏公布元妃李氏的罪行，指称她与其母王盻儿、宦官李新喜合谋唆使贾氏诈称怀孕，赐李妃和贾氏自尽，王盻儿和李新喜处死，李氏一家仍入官奴婢籍，其兄弟远地安置。
尽管有堂而皇之的诏书，这却是一件冤案。其一，卫绍王的诏书也承认贾氏有妊娠反应，而章宗晚年把全部希望都押在早生皇子上，即便李妃欲偷梁换柱、李代桃僵，贾氏岂敢与之合谋而犯欺君之罪？其二，卫绍王被杀以后，宣宗曾亲召当时近侍的宦官完颜达和实际监护贾氏的大政德，都说诏书指责暧昧无据，贾氏一事内有冤情。
卫绍王一上来并不想杀李妃，否则完全可以在二月诏书里就“揭露”她的罪状，没有必要再做两次手脚。让李妃死的，倒是与她共受拥立遗命的完颜匡。章宗后期，李妃干政，朝臣侧目，舆论喧腾。完颜匡在章宗朝也算是出将入相的重臣，对此当然不会满意。因而史称他在受遗诏拥立卫绍王以后，“欲专定策功，遂构杀李氏”。杀李氏当月，完颜匡即升任尚书令，总揆百官，但当年岁末就去世了。在这一宫廷冤案中，最无辜而被牺牲掉的是贾氏。次年，卫绍王立其子胙王为皇太子。
卫绍王在位时，蒙古诸部业已由成吉思汗完成统一，先后两次大规模南侵金朝。大安三年，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本名胡沙虎）竟弃城东走，与蒙古军在定安（今河北涿鹿西南）遭遇，不战而溃，退至蔚州（今河北蔚县），擅取官库银五千两，夺官民马匹，私自杖杀涞水县令，然后逃回中都。蒙古军兵临城下，中都一度告急。
对这样的败军无法之徒，卫绍王不但不处置，还以为可用，在至宁元年（1213年）命他权右副元帅，领兵屯驻在中都城北，以为屏藩。这年八月，蒙古军迫近中都，他却全不放在心上。卫绍王派人到军中责备他只知行猎，不思军旅。他一听就狂怒掷杀手中正在喂养的鹞鹰，集结军队，妄称奉昭征讨知大兴府徒单南平父子谋反，当夜分三路直入中都大兴府。诱杀了徒单南平父子后，胡沙虎入居大兴府衙，尽逐皇宫卫士，代以自己的士兵，自称监国大元帅，胁迫卫绍王出宫。
胡沙虎把整个朝廷和都城搅得天翻地覆，却难以收拾残局。他去探望在家养病的右丞相徒单镒，徒单镒劝他拥立完颜从嘉。于是，他派宦官杀死卫绍王，迎立从嘉，是即宣宗。从嘉是章宗的长兄，因是庶出，未被世宗立为继承人，胡沙虎要挟宣宗把卫绍王废为庶人，以便为自己抹去弒君的罪名。宣宗也打算贬抑卫绍王，以表明自己取代的合法性。但颇有朝臣反对，宣宗就降封其为东海郡侯，算是折衷。有近侍密请除掉胡沙虎，宣宗念其援立之功，没有同意。
时隔月余，元帅右监军术虎屡败于蒙古军，纥石烈执中警告他：“若这次出兵再无功，就以军法从事！”高琪再次战败，干脆效其故伎，带领部下入中都，包围了胡沙虎府第，把他给杀了，提上他的脑袋，向宣宗请罪。宣宗既然不敢正胡沙虎弒君之罪，自然也不会处置术虎高琪。于是，术虎高琪不仅被赦免，不久还当上了平章政事，权势日盛。
因宣宗有意毁弃记注，卫绍王在位五年记载缺略。时人说他“重惜名器”，“素无失德”，似乎对他印象不坏。但面对章宗末年内政的腐败，面对蒙古大军频繁的威胁，他都显得无所作为。《金史》说他在位期间，“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征矣”，认为金朝从卫绍王时期急遽走向衰亡，是符合事实的。
细说宋朝66：从任得敬分国到西夏灭亡
宋金战争开始，西夏乘机进攻宋朝沿边州郡，西夏打到西安州（今宁夏海原）时，原州判任得敬以城归降，夏崇宗让他权知州事。大德三年（1137年），任得敬把女儿献给崇宗为妃。这时，曹妃已为崇宗生下了儿子李仁孝。但任得敬打点大臣和朝贵，都说无论门第和才德，任妃为最。次年，任妃被立为皇后。崇宗死，仁孝即位，是为夏仁宗，同尊生母曹妃和任皇后为皇太后。
仁宗在位五十五年，在西夏列帝中统治时期最长，社会也相对繁荣稳定，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仁宗与皇后罔氏都仰慕儒家文明。人庆元年（1144年），仁宗令各州县都建立学校，全国学生增至三千人；还在宫中设小学，七岁至十五岁的宗室子弟都须入学。次年，仿效宋朝建立太学，仁宗亲自主持“释奠”大礼。人庆三年，尊孔子为文宣王，并令全国州郡都建立孔庙。次年，参照宋制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同时设立童子科。人庆五年，又建内学，仁宗亲选名儒主持。
天盛十三年（1161年），仁宗设立翰林学士院，任命学士，主管国史，领修《李氏实录》。天盛年间（1149-1169年），仁宗还下令参考宋代政书体例，编纂成西夏文的政治法令汇编，名曰《天盛年改定律令》。传世的西夏文重要典籍《圣立义海》、《文海》和《蕃汉合时掌中珠》，也多是仁宗时编著或印行的。仁宗在推动西夏接纳汉文化上是有积极贡献的。不过，在处理后族任得敬篡政问题上，仁宗实在称不上有识断。
仁宗即位不久，发生了夏州统军萧合达的叛乱，个别州郡的蕃部起义也此起彼伏，任得敬领兵镇压颇有战功，也乘机扩大了军事实力。其后，他恃功在镇守的地方任意诛杀，并冀图入朝参政。御史大夫热辣公济提醒仁宗说“外戚擅权，国无不乱”，重臣濮王仁忠也表示反对。仁忠死后，得敬打点了另一重臣晋王察哥，天盛元年（1149年）得召入朝为尚书令，渐受仁宗尊崇，次年即被擢升中书令。
天盛八年，察哥去世，任得敬任国相，更无所顾忌，政由己出，全不把仁宗放在眼里。他让两个弟弟，一为殿前太尉，一为兴庆府尹，控制军队和京城。天盛十九年，仁宗特地遣使金朝，请来良医为任得敬治好了病。次年，仁宗派谢恩使赴金，任得敬旨在试探，僭越名分，也附表表示感谢，被金世宗退回。
这年七月，任得敬派遣密使携带帛书约四川宋军相助，为夏军截获，但仁宗自己不做决断，而将帛书密献金朝。天盛二十一年，任得敬野心已路人皆知，热辣公济抗疏极论其擅作威福，请予罢斥。任得敬盛怒之下，准备找事杀了他，仁宗只得让他罢官归乡。得敬恃权篡国，任太后深以为忧，曾予劝戒，他却一意孤行。
乾祐元年（1170年）四月，任太后去世。仅隔一月，任得敬迫不及待胁迫仁宗分国之半归他统治，仁宗被迫把西南路和灵州罗庞岭划给他。任得敬建号楚国，又强命仁宗遣使金朝为他求取封号。金世宗认定“此必权臣迫夺”，拒不承认楚国，并在给夏仁宗的诏书里，表明了金朝的支持。
任得敬见得不到金朝的认可，便与两个兄弟商议对策，秘密与川陕宋军联系，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回派使者携蜡丸书约攻金朝，被夏军捕获。仁宗既得金朝坚决的支持，又拿到了任得敬叛国的铁证，便命族弟仁友在八月三十日设计捕杀了任得敬兄弟，尽诛其族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