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年的户口数，是唐前期户口的最高记录。唐制，户分九等，丁多的普通民户，等级较高。法律禁止兄弟在父母生存时别籍异居。七四二年，唐玄宗令州县查勘，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免两丁徭役，五丁以上放免一丁。朝廷宁愿放免丁役，不许无故析户分居。即使父母命子出继别户，新析户仍须与本户同等级，不得下降。供应谣役，与本户共计了数，不得借口析居减免。朝廷重视丁多的民户，是因为这一类户能供给徭役和庸绢。假如一户有十丁，朝廷按户抽两丁服徭役，还有八丁出庸绢共十二匹。假如十丁分为五户，按户抽一丁服役，剩下五丁只能出庸绢七匹又二丈，再加因故减免，朝廷所得更少。唐制：封君所食真户，每户一定要有三丁以上。唐中宗时，太平、安乐两公主有势力，所食户都选择多丁的高户，足见不满三丁的小户，不能满足剥削者需求。朝廷所以重视多丁户的原因，也就很明白。
　　户分课户、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户称为不课户，不课户有多种：（一）贵族和外戚的亲属；（二）九品以上的职事官和勋官；（三）各级学校的学生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户籍的人都免课役；（四）老（六十岁以上）、残废、重病人、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当是指流外九品），本人免课役，称为不课口；（五）有勋的百姓（从军有功，但非勋官）免课役；（六）新附户暂免课役，如春季来附，免役，夏季来附，免课，秋季来附，课役都免。以上各种免课役的人，在唐前期，大概为数不多，因之户口数中没有指明不课的户口数。
　　经过一百多年的安宁，开元末年户口数加上逃亡户口，人口总数大体上恢复到东汉末年的水平。
唐中期的户口
　　天宝年间，三年一造户籍的法令不再举行，户口数可能是从租税数推算中得出来的。安史作乱以后，唐德宗行两税法以前，赋税等于公开的抢劫，百姓大批逃亡，户口数更难凭信。行两税法以后，户口又比较有些准则。这三种户口数，用来看当时政治与户口升降的关系，还是可以作据的。
　　（1）七四二年（天宝元年）——天下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
　　（2）七五四年（天宝十三载）——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这是唐朝户口的最高记录，但在数字上还不及西汉末年的户口记录。
　　（3）七五五年（天宝十四载）——天下户总数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其中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一，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人口总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其中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通典》说这是“唐之极盛”，《通鉴》、《通考》都以七五四年户口为唐之极盛，三书所记户口数，疑同出于一个原材料。《通鉴》户数为九百零六万，《通考》为九百六十一万，《通典》为八百九十一万，九百与八百，六万与六十一万，六十一万与九十一万，必有传写的误字。按《通典》说，西汉未年户有一千二百二十万，唐比西汉少三百余万。按《通考》所记唐户数比西汉只少二百五十余万，显然有误。《通典入《通鉴》所记唐户数都比西汉少三百余万，但《通典》、《通考》两书都作几十几万，《通鉴》独作几万，应以几十几万为是；《通考》九百六十一万不合少三百余万的说法，因之，七五四年或六五五年的户数当以《通典》八百九十一万有余为是。杜佑献《通典》在八○一年，上距天宝不过四五十年，《通典》所记一般说来应该较为可信。至于《通典》户总数与课户不课户的合计，口总数与课口不课口的合计，都小有出入，自然也是传写有误。《通典》所记不课户比课户少，不课口与课口相比，竟多至五比一，实难通解，只好存疑。杜佑估计，连同逃亡户，天宝户实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照杜佑的估计，逃亡户约有四五百万户，所谓逃亡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被贵族、官吏、地主、商贾、寺观所奴役的各种私属，其中庄客尤占绝对多数，唐朝这些统治阶级中人，无不生活优裕，尽量享乐，就是因为他们占有大量被奴役的逃亡户。
　　（4）七六○年（唐肃宗乾元三年），《通典》说，本年有户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内不课户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西八十二；有口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内不课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通典》又说，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余。损户加现存户只有七百九十一万，疑现存户应是二百九十三万，但不课户、课户的合计数，只有一百九十三万（不课户一百余万可能是二百余万之误）。不课户、不课口与课户、课口的比例，也同样不可解。书籍上数字大抵错乱难凭，乾元户口数只能表示安、史乱后，户口骤减，唐朝廷的地位非常危急。
　　（5）七六四年（唐代宗广德二年），有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广德户数比乾元户数多一百万，余数大体相同，广德口数与乾元口数也大体相同，疑依据同一原材料，《通典》记在七六○年，《通鉴入《通考》记在七六四年。
　　（6）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通考》说，天下两税户凡三百八十万五千零七十六。《通典》说，主户一百八十余万，客户一百三十余万，共得三百一十余万。《通考》所记两税户本于《新唐书·食货志》，与《通典》不符，《通典》当较为近似。
　　（7）八○七年（唐宪宗元和二年），有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通考》所记户数）。本年，李吉甫献所著《元和国计簿》。据《国计簿》所记，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方镇中凤翔、鄜坊、邠宁、振武、径原、银夏、灵盐、河东（以上是朝廷所属边境八镇），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以上是藩镇割据的七镇）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报户口、不纳赋税。其余许多方镇也留用本境赋税，还要朝廷发给养兵费。朝廷每年收入，主要来自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国计簿》指出，朝廷每年收两税、榷酒、斛斗、盐利、茶利等税共得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缗）、石，比天宝赋税短少并不太多，纳税民户却比天宝少三分之二以上。唐肃宗以来，江、淮民众负担奇重，统治者依然骄奢淫佚，有恃无恐，《国计簿》正好给这种现象作了具体的说明。
　　重税下民众被迫逃亡，有些确是逃亡到别州，有些就在本地隐藏，官吏从而大获私利。唐宪宗时吕温作衡州刺史，奏称本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去贫穷、死绝、老幼、单独等户，堪差科户有八千二百五十七。吕温到任后，查出官吏隐藏（私自收税的）不纳税户一万六千七百。吕温说“与其潜资（私利）于奸吏，岂苦均助于疲人”（与差科户同负担）。朝廷并不因此惩罚收私税的官吏，足见朝廷对地方官的控制力已经是十分衰弱。纳私税户多于纳官税户，以此为例，杜佑曾估计天宝年间户口，逃亡户至少有三分之一，应该说，不是缺乏根据的。
　　战乱和重税，使得民众逃亡，户口大耗损。但在朝廷、官吏、庄主等剥削者方面，收入并不感到困难，因为只要民众还生存着，他们就有利可取，不逃亡户被剥削，逃亡户也同样被剥削。
唐后期的户口
　　（1）唐穆宗长庆年间，《通考》说，有户三百九十四万四千五百九十五。《新唐书·食货志》作三百三十五万。《通考》说，唐敬宗宝历年间，有户三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河南河北三十余州，一向割据，不纳贡赋。唐宪宗连年用兵，取得暂时的统一，三十余州奉朝廷制度，申报户口。可是，八二二年（长庆二年），河北三镇又告割据，朝廷新增州县并不多。长庆、宝历户口激增的原因，似与唐暂时统一关系不大。八一一年，唐宪宗在制书里责备州刺史说，自定两税以来，以户口增损为考核地方官成绩的一个标准，因此，地方官用析户的方法作出虚数，又招引逃亡户入境，作为新附户，“至于税额，一无所加”，反而使人心动摇，土著愈少。唐宪宗说税额没有增加，是贪得无厌的谬见，地方官申报虚数，却是实在情形。唐后期几个户数，其中一部分应是虚数。
　　（2）八三九年。唐文宗开成四年），有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3）唐武宗会昌初年，有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未年，有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开成四年到会昌初年，不过两三年，为什么户数骤减。会昌初年到未年，不过四五年，为什么户数骤增。八五三年（唐宣宗大中七年），上距会昌六年不过七年，为什么全年税收只有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其中租税五百五十万余缗，榷酤（茶酒）八十二万余缗，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余缗，比元和初年税收，还不到三分之一，户数却比元和初年多一倍。这都说明唐后期的户数，是地方官任便增减的虚数，真实户数是在减少，也就是朝廷纳税户大量被官吏、庄主、商贾等人夺去。自唐懿宗时起，诸方镇连户口的虚数也不报了，唐朝廷成为架空的朝廷。
　　唐前期行均田制，农民一般都得到土地，当时赋税较轻，政治较好，因之，田野开辟，户口渐增，社会经济呈现繁荣的景象，国家声威通到遥远的四方。这种富强程度，对过去所有朝代来说，是空前的，但对中国具备着的富强条件来说，唐前期的成就还是很有限的。以州县等级为例，上州不过四万户以上，中州不过二万户以上，下州不满二万户；县是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为下县。可见上州、上县的标准并不高。照杜佑所说，天宝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一户以五口计，全国不过六七千万人，与土地相比，州县一般是地旷人稀，大有开发的余地。可是，剥削阶级贪欲的增长，比民众发展生产的速度高得太多，兼并愈来愈剧烈，赋税也愈来愈繁重，为争夺剥削权又发动战乱，战乱更加重了民众的痛苦。民众在残暴统治下，逃亡现象愈趋严重，生产力逐渐萎缩，到后来竞至无法再生产，最后爆发大起义，惩罚剥削者。唐中期和后期，剥削阶级就是这样厉行兼并、重税、战乱三件事，使得唐前期的繁荣社会遭受大破坏。
第五节 唐朝经济（下）
　　唐前期行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农民与工商业者关系较少，统治阶级的搜括也还不是过度残酷，工商业因而受到一些限制，发达是较缓慢的。随着土地兼并的盛行，整个统治阶级的骄侈浪费，再加以战乱频繁，南北物资更需要流通，自唐中期起，工商业开始活跃起来。行两税法以后，纳税按钱计算，官与商操纵物价，刻剥民众，取得大量财物，工商业得到空前的兴盛。官商搜括获厚利，另方面，自然就是民众被搜括得无以为生。不过，商业的发达，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间，经济上的联系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对社会的发展也还是有些积极作用的。
一 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供宫中或朝廷使用，私营手工业生产商品，供商贾贩卖致富，但商贾借以致富的商品，主要还是广大农民农妇生产出来的谷物和布帛。
官营手工业
　　宫中、朝廷的用具以至军需、营造，凡属于百工的事业，都设有专官掌管。少府监、将作监是各工官的长官。下面略举两监及所属各工官的职掌，可以推知官营手工业的规模。
　　少府监（尚方监）——总的职掌是管理百工技巧的政务。除了率领五署等属官，本监还掌管（1）供给天子和后妃常规的器物、服饰以及祭把用的玉器、朝会用的仪仗。（2）训练工匠。训练期各工不同，精细刻镂工四年，车舆、乐器工三年，刀矟（音朔shuò）工二年，矢镞、竹漆等工一年，冠冕等工九月。教者传授家传技艺，每季由官考试一次，年终大考一次。工匠制造器物，成品上都署本人姓名。
　　中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所用艺术品和美丽服筛。附设有金银作坊院。
　　左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以至王公命妇的车辇，兼领刻镂、蜡烛等作坊。
　　右尚署——掌马辔加工以及制造刀剑、斧舄、甲胄、纸笔、茵席、履舄（音戏xì，木底鞋）等御用器物，兼领皮毛作坊。
　　织染署——掌织造天子太子及群臣的冠冕、组绶及织染锦、罗、纱、縠、绸、、绢、布。特织品有瑞锦、宫绫，织成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形状，文彩奇丽，织法是唐初贵族窦师伦所创。这些特制品，设专官监视，不许流传到外面，一年中用费和织成的匹数，都得奏明。每当掖庭织锦，特给酒羊，七月七日（夏历）祭杼乞巧。唐代宗时，下诏说，在外所织造的大张锦、独软锦、瑞锦等并宜禁断；义绫锦花文织成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及羌样文字（梵字）等也应禁断。照诏书所说，瑞锦宫绫的织法也流传在外面，并且花样繁多，技巧不比内作差。织染署所领作坊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一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杨贵妃得宠，专为贵妃院作工的织工绣工多至七百人，其中自然有很多织锦巧儿。
　　掌冶署——掌熔铸金、银、铜、铁，造成器物，兼领涂饰琉璃、玉等作坊。
　　将作监——总的职掌是管理土木工匠的政务。类似建筑工程师的高级匠人称为长上匠，州出钱雇用，因而也称为明资匠，名额有二百六十人。柳宗元作《梓人传》，说“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值太半”，就是这种长上匠。将作监率领下的各官有：
　　左校署——掌木工。宫室有定制，凡官修的宫室，都归左校署承办。
　　右校署——掌土工。杨贵妃的二姊虢国夫人，造新第宅，中堂造成后，召工圬墁，工价二百万（二千缗）。工匠要求特赏自己的技艺，虢国夫人赏红罗五百段。工匠一看也不看，说，请取蚂蚁蜥蜴若干，放在堂中，过些时查点，如果短少一个，连工价也不敢要。大建筑物不许有蚂蚁容身的微隙，自然是很高的技艺。
　　中校署——掌舟车工。
　　甄官署——掌石工陶工。雕刻石人、石兽并制造碑柱、硙及瓶缶，又制造各种明器。
　　军器监——掌制造弩与甲，有弩坊、甲坊。
　　据《唐六典》说，少府监有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有匠一万五千人。两监挑选有技能的工匠，在原住州县专立户籍，按番到两监服役，称为短番匠。也有在家为官府作工，不必上番的工匠。王建《织锦曲》说：“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官里怪”。按限日缴纳织物，大概是对待女匠的一种办法。如工程不多，工匠无须上番，或两监和雇其他工匠，都得由工匠户出钱交给两监。技艺最高的工匠称为巧手，选入两监所属各署供职称为供内，被选后不得纳钱推辞。供内工匠有缺额，先补巧手的子弟。和雇的铸匠中，如有巧手，可补为正工。两监工匠从全国工匠中选拔出来，尤其是供内的工匠，选拔得更精。皇帝和大贵族需要的工艺品，两监能够全部供给。两监是手工业的精华所在，虽然对民众生活毫无益处，但制成的物品，足以代表当时手工业技巧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
　　少府监最重要的业务是织纴，将作监最重要的业务是建筑，下面举一些例，说明当时技艺上的成就。
　　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的毛裙两条，料用百鸟毛，正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自昼看是一色，灯影下看又是一色，百鸟形状，都显现在裙上。每条值钱一千缗。又令尚方取百兽毛织成鞯（音煎jiān，鞍垫）面，呈百兽形状。自安乐公主作毛裙，贵官家里妇女多使织工仿制，南方奇禽异兽被猎获，几乎绝了种。
　　武则天在洛阳用铜、铁铸天枢，高一百零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有铁山，周一百七十尺。用铜制蟠龙、麒麟萦绕铁山。天枢上置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匠毛婆罗造模。又铸九州鼎，豫州鼎高一丈八尺，余州鼎各高一丈四尺。鼎上图画山川物产，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又铸十二时神（子鼠、丑牛等十二支）各高一丈。
　　武则天在洛阳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明堂凡三层，上层作圆盖形，用九龙捧圆盖。顶上置一涂金的铁凤，高一丈。堂中有十围的大木，上通顶，作为明堂的总往，各种结构都依大木为根本，又在明堂北造天堂，高五级，到第三级，便可俯视明堂。上列三例，说明织纴、冶铸、建筑在技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少府监属官有铸钱监，分散在产铜地区，是一种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合宜。隋文帝时铸五铢钱，实重五铢，与汉五铢钱重量相同，形状也相似，顾炎武《日知录》说，“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隋五铢钱一千重五千铢，二十四铢为两，五千铢得十三斤又三分之一两。隋一斤等于古三斤，古十三斤有余等于隋四斤五两，每一五铢钱重六分九厘余。唐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累（十累为一铢）。这里所说一铢、一累，等余古三铢、三累，二铢四累等于古七铢二累，比汉、隋五铢钱加重二铢二累。开元通宝钱一千重六斤四两。每钱一枚重一钱。自唐高祖创制一枚重一钱的开元通宝钱，下至清朝，基本上相沿不变，与五株钱成为前后两个不同的系统。全
唐开元通宝钱
　　国铸钱炉最多时（天宝）有九十九处，每炉每年铸开元通宝钱三千三百缗，全国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唐肃宗铸乾元重宝钱（一缗重十斤），以一当开元通宝钱十。又铸一种乾元重宝钱（一缗重十二斤），以一当开元通宝钱五十。钱法紊乱，物价腾踊，米一斗价至钱七千，贫民大批饿死。唐代宗时两种乾元钱罢废，专用开元通宝钱，一直到唐亡。铸钱要有技艺，官出重价募工匠。天宝年间每一炉用工匠和丁役共三十人，用原料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工本值七百五十文，足见铸钱赢利是朝廷很大的一宗收入。
私营手工业
　　唐朝私营手工业，比以前朝代都有显著的发展，南方手工业特别显出它的重要地位，南北技艺交流，推动整个手工业前进。
　　七四三年（天宝二年），韦坚引浐水到望春楼下，积成广运潭。唐玄宗登楼看新潭。韦坚聚江、淮漕船数百艘，使一个官员坐第一船作号头，口唱《得宝歌》，船上有盛妆美女一百人和歌，鼓笛及外国音乐齐奏，来到望春楼下，后面漕船各写郡名，依次衔尾前进。船上满载本郡特产，如广陵郡（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船载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江苏镇江市）船载京口绫衫段，晋陵郡（江苏常州市）船载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浙江绍兴市）船载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广东广州市）船载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江西南昌市）船载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安徽宣城县）船载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船载蕉葛、蚏（音南nán）蛇胆、翡翠。吴郡（江苏苏州市）船载方丈绫。漕船来自数十郡，驾船人都南方装束，戴大笠子，着宽袖衫、草鞋。漕船排列在楼下，京城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船桅，看如林的桅竿看呆了。韦坚奏上诸郡轻货，府县乐队和教坊（宫中乐队）相次奏乐，唐玄宗大喜。这是一次盛大动人的南方手工业品和特产的水上展览会。这里只记载几个郡的手工业品似特产，想见其余各郡，产品种类也不少。例如纸，据《唐六典》所载，有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杭、婺（治金华，浙江金华）、衢（治信安，浙江衢县）、越等州的上细黄白状纸，均州（治武当，湖北均县北）的大模纸，宣、衢等州的案纸，蒲州的细薄白纸。韦坚献轻货，只宣城郡（宣州）有纸，《唐六典》则有许多州产名纸。以此为例，说明全国各州都有好产品，南方诸州产品更多。七三七年，唐玄宗令各州租税改用土物送京城；七四八年，又令各州租税变为轻货送京城，土物即轻货，足见朝廷对轻货有很大的需要。李肇《国史补》说，天下通用的物品，多得不可计数，如丝布作衣，麻布作囊，毡作盖，革作带，内邱（河北内丘县）白瓷瓯，端溪（广东德庆县）紫石砚，天下人都通用。
　　（1）织纴业
　　织纴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唐六典》记载全国各地织物的质量，大抵北方诸州长于织绢，南方诸州织布较多，看下页所列表，可知大概。
　　《国史补》说，越州（会稽郡）人向来不擅长丝织，薛兼训为浙江东道节度使，募军中未曾娶妻的人，多给财物，到北方娶织妇回来，每年得数百人。从此越俗变化，竞添花样，绫纱精妙，在南方有名。这是交流技艺的一个可喜事例。南北互相效法，是唐朝手工业技艺提高的重要原因，南北互相需要和对外贸易的扩大，是店朝手工业发达的重要原因。
　　劳动妇女无不从事织纴，绢和布与农夫所生产的
　　唐 代 各 州 纺 织 品 等 级 表
　　米同为社会的基本财富，固然，很大一部分绢布被统治阶级搜括去耗费了，但还有一部分，唐朝用来对邻国进行赠送或贸易，发生政治上商业上的重要关系。中国在唐朝时期呈现的盛大景象，织妇与农夫作出的贡献是相等的。
　　在一般技艺的基础上，还有一些特技，显示民间卓异的创造力。敦煌千佛洞发见唐朝薄绢，并绣有精细的佛画。据记述这种实物的人说，千佛洞所有的绢幡，都是用一种几乎透明的薄绢，挂在穹门或到佛堂去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幡两面都有绘画，风中尽管摇摆，人们总可以看见绘画。美丽的挂幅是用丝线彩绣的，人物如生，绣工甚精。唐时织红和刺绣的技艺，既有实物作证，因之，下列文字记载的诸例，也应该可信。
　　缭绫——白居易《缭绫篇》说，“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这是用青白两色丝织成的花绫，丝细质轻，费功极大，宫中用作春天的舞衣，“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随便浪费了。统治阶级中人只求快心悦目，民众的痛苦根本不在意中，缭绫作舞衣，对他们说来，不过是最小的一种浪费。
　　八梭绫——邺中李母村人织绫，必三交五结，号八梭绫，一匹值米五筐。三交五结，是说一种特殊的织法，费功自然很大。
　　轻容——无花薄纱，是最轻的一种纱。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亳州出轻纱，入手似无重量，裁作衣服，看去象披轻雾。一州只有两家能织，世世相互通婚，防秘法传入别人家，说是从唐朝传来已有三百余年。亳州纱可能就是轻容的一种。
　　轻绢——一匹正够四丈，称起来只有半两。《太平广记》记载此物，小说容有夸张处，极轻当是事实。
　　红线毯——白居易《红线毯篇》说，“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采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太原毯涩桑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据诗人说，织造这种广十丈余的大地毯，要用丝一万多两。同情民众的白居易，禁不住慨叹“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桂管（广西桂林）布——布质粗涩，厚重可以御寒，可能是木棉布。唐文宗时，夏侯孜着桂管布入朝，唐文宗也着桂管布，满朝官员都仿效，布价骤贵。
　　唐朝织纴业的发达，也可以从下列的一些事例看出来，琼山郡（广东琼山县）太守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其中一部分是织花缀文纱的女奴。定州大富豪何明远，在驿站旁开设旅店，专住外国商人，家有绫机五百张。这种规模甚大的织造，显然与对外贸易有关。由于织红普遍发达，原料的生产也随着发达。唐高祖时，梁州野蚕成茧，百姓采用野蚕茧。唐太宗时，滁（安徽滁县）、楚、濠（安徽风阳）、庐等州都采用野蚕茧。唐玄宗时，益州献三熟蚕。唐代宗时，太原民韩景晖养冬蚕成茧。野蚕被利用，又是织经业的一个进步。
　　（2）染色业
　　染色业中新技术，有柳氏女所创印花法。《唐语林》说，唐玄宗时，有柳氏女，性巧慧，使工缕板为杂花，印在织物上。柳氏女献一匹给王皇后。唐玄宗看到，很喜欢这种新制，令官中依样仿造。当时秘惜印花法，不许外传。后来逐渐流行，成为极普通的衣料。
　　（3）坑冶业
　　唐制：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矿税。《新唐书·食货志》概举坑冶数：“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六）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从文字看，似一百数十处坑冶，都在陕、宣等六州，事实上，他州不能不有坑冶，疑这是唐初收税的矿，不曾收税的矿不在此数中。此后矿数常有增减，大抵以收税与否为准。六三六年，权万纪上书说，宣、饶二州银矿丰足，派官开采，每岁可得数百万缗。唐太宗革权万纪官，使还家。足见官是不采矿的。唐高宗时，废陕州铜冶四十八。这里所谓废，当是采矿的业主因矿竭报废，官不再收税。七二七年，初次收伊阳县（属河南府）五重山银、锡矿税。这也是私人采矿官府收税的一个说明。七七九年，唐德宗下诏说，邕州金坑，任人开采，官不得占。唐德宗时，规定天下坑冶统归盐铁使收税。从此，在征收矿税上，朝廷与地方官发生了矛盾。唐文宗大和年间，盐铁使王涯奏称，今充郓、淄青、曹濮等三道私自占采坑冶，出产铜铁甚多。王涯要求朝廷勒令三道长官还给盐铁使，以便照例收税。王涯又免采炼民户的其他差役，实际就是立坑冶户，朝廷直接占坑冶。开成年间，朝廷退还诸坑冶给州县，朝廷收得的矿税，总数不过七万余缗，比不上一个县的茶税。这是因为朝廷有甘露之变，宦官对地方官让步，换取对宦官势力的承认。唐宣宗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请收回坑冶收税权，当时朝廷还有些威望，算是收回了一部分。唐宣宗以后，朝廷大概连七万余缗也收不到。
　　《新唐书·食货志》载有两个采得的矿物数字。唐宪宗元和初年，每年采得银一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零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唐宣宗时，每年采得银一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一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这种数字未必真实，实际产量可能还要多一些。
　　唐朝采矿业规模不大，因为缺铜，豪富人家销毁开元通宝钱，取铜铸恶钱并制铜器（包括铸造佛像），唐德宗时市价，销钱一缗，得铜六斤，每斤值钱六百文，厚利所在，重刑不能禁，流通的钱愈益稀少，农民很难得到现钱。八○四年，唐德宗令市上交易，可用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并行。八二一年，唐穆宗令两税改收布、丝等实物，惟盐、酒税用钱。所谓两税改收实物，只是允许纳税人免缴现钱，用实物折合税钱，并非废除两税收钱的定制。唐文宗时，又宣布交易可钱谷井用。这都说明行两税以后，钱重物轻的现象特别严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新唐书。食货志》），官在收税时用物折钱，也大获轻重的利益。只有生产实物的民众，永远处于物轻的地位，被有钱有势的人抑价操纵，肆行敲剥。市上钱少对剥削者反而有利，因之朝廷急于要钱，但不急于铸钱。
　　钱重物轻的原因，一是铸钱太少，二是私家囤积和佛寺用铜造像。唐宪宗曾下诏，禁止积钱，富家积钱过五千贯，处死刑，王公大臣积钱，受重罚，钱没入官。原来京城市上所积钱，很大部分是方镇将帅的钱，一个将帅名下，至少也有五十万缗；一部分是富商的钱，富商与左右神策军有关系，私人钱托名为神策军官钱，得到宦官的保护。京兆尹想执行这个严诏，但根本行不通。唐文宗又禁积钱，允许富家积七千络，余钱送市上流通。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三大都会，也照京师例禁积钱。结果还是行不通。唐武宗时，废灭各宗教，铜像钟磬炉铎全部销毁，州县得到大量的铜，又令各州按开元通宝钱模型自铸州钱，与朝廷铸造的京钱同样通行。要改革钱重物轻的积弊，这是较为有效的措施。可是，唐宣宗即帝位，以否定会昌年间的一切措施为施政方针，销州钱改铸铜沸像，恢复钱重物轻的积弊。官商利用轻重的差别获取厚利，发生官商与民众间的矛盾，民众因贫穷不能满足朝廷收税的要求，发生朝廷与积钱者间的矛盾。唐宪宗、唐文宗禁积钱，唐武宗铸州钱，都是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但都没有成功，钱重物轻的紧张状态，一直继续到唐亡。
　　金银产量远比铜少。除了岭南地方钱与金银丹砂象牙同用作货币，其他地方只是当作一种宝，可在市上买卖。《新唐书·食货志》说，“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这是唐宪宗元和初年的禁令，意思是督促采矿人专心炼铜。但金银既然是宝，统治者首先是皇帝自然也要搜括这种宝。一九五六年西安市发现天宝时银铤四个，各重五十两。银铤上刻呈进的郡名和宫名。郡名是信安、宣城、郎宁和南海。信安郡即衢州，宣城郡即宣州。衢、宣二州在采矿六州数中。郎宁郡即邕州，南海郡即广州。邕、广二州在岭南，本是用金银的地方。往年发现的唐宣宗时端午节迸奉银铤一个，重五十两，进呈官是浙江西道部团练等使兼润州刺史。润州也在采矿六州数中。据这些少数银铤的呈进地看，似乎有土贡的性质，不产银的州不一定要贡金银。八八八年，朱全忠派人带银一万两到魏博镇籴米，用银作货币来使用，值得注意。八九四年，浙东威胜军（治越州）节度使董昌大肆搜括，向朝廷贡献财物，每十天发一纲：金一万两，银五千铤，越绫一万五千匹。董昌曾发若干纲，史无记载，但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银。可以想见，有了相当数量的银，随着交易上的需要，就会出现用银当货币的趋向。
　　（4）造船业
　　建造航海和江河用的船舰，历朝相沿，造船工匠积有丰富的经验。唐太宗想再伐高丽，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刘晏做盐铁转运使，在扬子设十个造船场，造漕运船只。这都说明唐朝造船能力是强的。在一般造船技术外，还有一些新的创造。
　　唐德宗时，荆南节度使李皋造战舰，用人力踏两轮，速度象奔马。
　　刘恂（唐昭宗时人）《岭表录异》说，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缚船板，用橄榄糖涂抹，糖干后船极坚固，船底如涂漆，便于速进。橄榄糖是橄榄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采来与橄榄树皮、叶同煎调和，制成象黑饧的膏，涂海船极坚滑。唐朝航海大船，举世无匹，可能就是刘恂所说的贾人船。
　　（5）制瓷业
　　唐朝制瓷技术，已经进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阶段。瓷器普遍使用，各地多有制瓷窑，其中还有不少是名窑。陆羽（唐肃宗时人）《茶经》所举越、鼎（陕西径阳县）、婺、岳、寿、洪等州，都是当时著名的制瓷地方。邢州窑（包括《国史补》所说通行天下的内丘窑）与越州窑是唐朝南北诸窑的代表窑，瓷器品位不相上下。陆羽按照瓷色与茶色是否相配来定各窑优劣，说邢瓷白盛茶呈红色，越瓷青盛茶呈绿色，因而断定邢不如越，甚至取消邢窑，不入诸州品内。天宝时，韦坚献南方诸郡特产，豫章郡（洪州）船载名瓷，足见洪州瓷一向著名。陆羽因洪瓷褐盛茶呈黑色，定洪瓷为最次品。瓷器应凭质量定优劣，陆羽以瓷色为主要标准，只能算是饮茶人的一种偏见。
　　中国最优良的瓷器产地江西景德镇市，唐时属饶州新平县，唐玄宗改称新昌县，又改称浮梁县。《浮梁县志》说，唐高祖时，昌南镇（景德镇）民陶玉献瓷器，称为假玉器，昌南镇瓷由此名闻天下。昌南镇有制瓷业（《江西通志》载陈后主曾令昌南镇制陶础，巧而不坚），唐时制法有改进，但未必已能生产名瓷。韦坚所献南方轻货，名瓷独举豫章郡；陆羽比较越、邢两种瓷，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意思是邢瓷不透明，越瓷半透明。如果昌南瓷类玉，而且唐初已名闻天下，陆羽似不会遗忘。昌南制瓷技术提到高度是在北宋时，在唐朝还未入名瓷之列。
　　唐三彩也是名瓷的一种。所谓三彩，就是在无色釉的白地胎上用铅黄、绿、青等色画成花纹，烧制成瓷器，困是唐朝创制，称为唐三彩。
　　（6）磨面业
　　磨坊一般用马牵硙，有水力处，设水磨。不过，普通民众是不能有水磨的。水磨的所有者都是权豪、富僧、大贾等有势力的人。这些人霸占河道，筑高堰阻水，利用水力推动碾硝，妨碍河道两岸农田的灌溉。例如郑白渠（在陕西径阳）本来溉田四万余顷，到唐高宗时因水磨大增，只能溉田一万余顷。唐代宗时，只溉六千二百余顷。足见富贵人的水磨是农民的大害。
　　《旧唐书·高力士传》载高力士在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每天磨麦三百斛。这是筑特别高的堰，使水力大到能并转五轮，农田受害自然更大。不过，单从制造水磨的技术上说，一轴能转动五具磨，却是一个新创制。
　　（7）印刷业
　　唐初已有印刷品。《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说，玄奘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四众（僧、尼、善男子、善女子）。后来逐渐流行，见于记载的也渐多。八三五年，唐文宗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里说，西川淮南等道，都用版印历日，在市上发卖，每岁不待司天台奏准颁下新历，私印历本早已通行天下。佛像和历本都是大数量发行，利用印刷术是很自然的。纥干泉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司空图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说印本逐渐散失，想再雕印版。柳玭《家训·序》说，中和三年（八八三年），在成都市上看书，多是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官五纬一类书，又有字书小学，雕版印纸，模糊不很清楚。依据这些事例，唐朝印刷业在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发展着，印刷技术也自然在继续改进。现存唐朝印本有咸通九年（八六八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全卷长十六尺，高一尺，卷首刻佛像，下面刻经文全部。又近年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一方，约一尺见方，中刻佛像一尊，环绕佛像刊印梵语经文，四边印各种小佛像。这两件仅存的实物，足以证明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为五代北宋的印刷业准备了条件。
　　（8）造纸业
　　造纸是极普通的一种手工业。因原料和制法不同，各地多有特产，如萧诚（唐玄宗时人）善造纸，用山西野麻及虢州（治弘农，河南灵宝县）土谷，五色光滑，称为斑石纹纸。又如薛涛（唐宪宗时人）侨居成都，取百花潭水制深红小彩笺，用来写小诗，时人称为薛涛笺。用纸写字印书以外，还有糊窗的纸，专包茶叶称为茶衫子的纸和作纸钱的纸。《封氏闻见记》说，送葬用纸钱，从魏、晋时开始，现在自王公至于庶民，通行纸饯，葬时焚化。纸的用途极为广泛，足见造纸业的发达。
　　（9）制糖业
　　六四七年，店太宗遣使人到天竺摩揭它国学熬糖法，令扬州送上甘蔗，榨取蔗汁，如法制糖，色味远胜西域糖。《元和郡县图志》载蜀州贡沙糖，青州贡糖，足见制糖法已经流传。《幽燕记异》说，茅草地冬季烧去枝梗，到春季掘取土中洁白的余根，捣汁熬制，得糖味极甘，称为洗心糖。又有糖霜（一名糖冰），制法是唐代宗时人邹和尚所传，原料用甘蔗，遂宁（四川遂宁县）产最有名。
　　上列手工业只是许多种手工业中的一小部分，唐朝手工业生产确是超过以前各朝代。唐朝农业生产不见显著的提高，据各种记载，田有地势高下、土壤肥瘠、年景丰耗的区别，平均计算，一顷田不过得粟一百斛或米五十余斜，这和东汉仲长统所说平均一亩产粟三斛（隋唐一斛等于东汉三斛），北宋范仲淹所说“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上资政晏侍郎书》），产量相等，农业的进展，比不上手工业的进展。凡是精美的手工业产品，总是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统治阶级从农民得到米绢布或钱，转向手工业者取得消费品和奢侈品，因之，手工业的进展与统治阶级从农业方面取得财物的增加是联系着的。隋唐以及后来的封建朝代，尽管每亩产量不比两汉有所提高，但中国南部的继续开发，却使剥削者取得大量的财物，借以满足奢侈品的需要。自隋唐以后，手工业比两汉大进一步而且继续进步着的原因在此。这种情形对唐朝说来，自唐中期起，农民破产流亡，农业一直在下降，手工业却一直在上升，与手工业关系较密的商业也一直在上升。
二 商业
　　商业在交易有无、加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经济联系以及与四邻各国进行贸易等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商人对农民和手工业工匠，剥削的残酷，并不次于以皇帝为首的官吏，官与商各有一套剥削方式，韩愈说官商卖盐事，可以当作一个例。
　　八二二年，有一个官替唐德宗想括钱法，建议官自己卖盐，可以获利一倍。韩愈逐条驳斥，说，乡村居民，很少有现钱，他们买盐，多用杂物交易，盐商什么东西都要，也有人一时没有杂物，先赊贷得盐，日后偿还。这是商人的剥削方式，居民得到一些必需品，仅有的一点杂物却被商人拿走了。韩愈又说，现在，如果吏人坐店铺卖盐，不得现钱，决不敢卖，贫民无钱买盐，官怎能获利一倍？又，贫家吃盐极少，淡食往往十天一月，非不得已不吃盐，如果官吏按户强迫买盐，势必用威刑逼勒民众出钱，这样，到处会发生骚动，对朝廷很不利。这是官府的剥削方式，用威刑要钱，不顾民众的死活。商人是巧取，官府是豪夺，方式不同，目的都是要吸尽民众的膏血。
　　商人用商品获利，官府用威刑获利，剥削的范围，同样广泛。商人所凭借的商品生产者自然是农民和手工业工匠。特别是行两税法以后，农民所有的米和绢布，必须先变钱才能纳税，商人因而有更多的获利机会，商业也就大大发达起来。
　　下面略述唐时商业的一般情况：
（1）市
　　两京市
　　全国最大的市是西京、东京两市，两市中西京市更大。
　　西京皇城南面有一条大街名朱雀街。朱雀街东有五十四坊，属万年县管，西也有五十四坊，属长安县管。每坊广长各三百余步。东市（隋时名都会市）在朱雀街东，西市（隋时名利人市）在街西，各占两坊（两坊大小，恐有误）的地面。东市是四方财物的聚集处，有二百二十个行。贵族和官员住宅多在朱雀街东，因之东市商业尤为繁盛。西市店肆略同东市，居民多是浮寄流离，人口比东市多。
　　东京市称为南市（隋时称丰都市，又称东市，有一百行。又有大同市，其中有一百四十一个邸和六十六个行）。南市占两个坊的地面，有一百二十个行，三千多个肆，四百多个店（《唐律疏议》“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旅舍也称为店，这里所说四百余店，当包括旅舍）。又有北市，本是临德坊，唐高宗对立市。
　　州县市
　　下列诸市，也是较大的市。广州从来就是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到唐朝，广州贸易更盛。李肇《国史补》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师子国（斯里兰卡）舶最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热闹）。”《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西江中有波斯、波罗门、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广州市规模自然远不及两京市，但在州市中与扬州同属第一等。扬州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江、淮盐茶漕米和轻货，先汇集在这里，然后转运到关中和北方各地。扬州有大食、波斯贾人居住，多以买卖珠宝为业，朝廷在广、扬二州特置市舶使，足见扬州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诗人张祜（唐宪宗时人）《纵游淮南》诗，有“十里长街市井连”句，商业大概比广州更繁盛。福建泉州（治晋江，福建泉州市）唐时已成通商口岸。唐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年）《病愈德音》说，南海外国船来到中国，地方官应优礼相待，岭南福建及扬州的外国商人，除舶脚（船税）、收市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福建与岭南、扬州并列，足见泉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商埠。此外，楚州（治山阳，江苏椎安县）、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荆州（治江陵，湖北江陵县）、明州（治鄞县，浙江宁波市）以及成都、汴州等，都是著名大州市，唐人称扬一益二，就是诸州市中扬州第一，成都第二。各县也有市，如富阳（浙江富阳县）县市在县城西北隅，周围二里五十步。盐官（浙江海宁县）县市在县城西南二百五十步。杜甫《盐亭县》（四川盐亭县）诗：“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县市商业，一般比州市小，山县自然更要小些。
　　草市
　　离州县城较远，在交通便利的地点因商业上需要自然形成的市称为草市。陈谿所作《彭州新置唐昌县》（四川崇庆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可以说明草市的情形。《记》中说，从前商人往来，苦无投宿的地方，因而在建德乡立起一个草市。现在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唐会要》载德州安德县（山东陵县）与齐州临邑县（山东临邑）接壤处有灌口草市一所。大抵草市所在，都是交通要道。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里说，凡江、淮草市，都设在水路两旁，富室大户，多住市上，近十几年来，江南、江北，所有草市全被抢劫，只有三年遭两次劫，没有一个五年得安。唐人诗文和小说中，多说到草市，想见州县市以外，还有为数更多的草市存在。这种草市与当地的大庄主有关系，杜牧所说富室大户，就是兼营商业的大庄主。
　　行市、墟市、亥市、集、庙会
　　某地有大集会，商贾来会地出售货物，称为行市。岭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都是村落间定期交易的小市。在神庙定期举行交易，称为庙会，性质与行市相似。
　　自两京到乡村，都设立大小不等的市，说明唐朝有比较发达的商业。
（2）行
　　同业商店的组织称为行，行有行头。《周礼》地官司市职：“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意思是司市官划分市地成行列，同类的货物陈列在同一行列内称为一肆。一肆立一肆长，贾公彦疏说，“若今（唐时）行头者也”。肆长由司市指派，是服摇役的性质，并非官吏。唐时行头也是服徭役的商人。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中，市确是划分行列，如“伯有死于羊肆”（《左传》襄公三十年），“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次”（《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篇》），“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史记·循吏·孙叔敖传》），“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庄子·外物篇》）。这里所说肆、次、次行，都是指市上的行列。《汉书·食货志》“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又“（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班固《西都赋》“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左思《吴都赋》“混品物而同廛”。这里所说列、隧、廛，也都是指市上的行列。自春秋、战国以下，尽管名目不一，市上同业商店开设在同一地点却是定制。隋、唐时肆专指各个店铺，行是若干同业店铺的总称。隋丰都市有一百行，唐西京市有二百二十行，行数增加，显示唐商业比隋更盛。行有行头，又有牙人（也称牙子、牙郎、牙侩）。牙人招揽买卖，协议物价，官府和商人交涉，有时也使牙人出面。
　　诸书所记行名，有金银行（叉称金市）、铁行、太衣行、绢行、织绪锦行、秤行、肉行、鱼行、药行、鞦辔行等。以此为例，二百二十行出售的商品，种类是很多的。唐武宗求长生药，道士献药方，内开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唐武宗使人到药行寻找，所有药店都说没有。一个大官要用白牛头作药，果然在肉行买到。大抵难得的物品，在行里总可以找到，只有象道士开出的那种药方，药行才无法供应。
　　行是商店的组织，自然也是商人的组织。为商人制造物品的工匠，附属于商人，本身并不组织成行。如果工匠自己制造物品，由自己直接出售，那末，他加入本行是因为有商人身分。唐时手工业工人没有行，凡是行都是以商人为主、工匠为从的商业组织。隋、唐以前，行的意义仅仅是同类的货物须在市上同一地点出售，唐朝的行，又有拒绝非本行人任意加入本行的权利，例如织宫锦巧儿李某，要求加入织锦行，行中人借口如今花样与前不同，拒绝李某入行，显然，行有行会的性质，工匠不得行中人同意，便不得入行。
（3）交通
　　交通对政治、经济、文化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唐国内水陆交通畅达，就在许多地方被割据的唐后期，交通仍保持畅达状态，这给商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陆路交通——全国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四条干线。东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西路自长安至歧州（陕西凤翔县）以至成都（中唐以来改由郿县经汉中入成都），夹路都有店肆待客，酒食丰足，每店备驴供客租用，称为驿驴。南路自长安至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樊市襄阳城），再南人长沙经广西达交州。北路自长安渡河至太原、山西太原市）出娘子关至范阳（北京市），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京广线至范阳。沿路也都有店肆供商人旅客住宿。远行数千里，无须带兵器。上列诸城市都是西京以外的四方交通枢纽，从这些枢纽再到其他城市，同样安顺。例如出西京安远门，西到凉州（河西节度使驻在地，甘肃武威县）再西到西域诸属国凡一万二千里，沿路有驿，供行人酒肉。
　　以上陆路交通是安、史作乱前情形，安、史作乱后，行路有时会遇到危险，但交通并未阻塞。唐玄宗时，张九龄开凿大庚岭路，唐宪宗时，陆庶开福建陆路四百余里，两条新路的开辟，主要是为商业上的便利，想见其他地方也会有新开辟的商路。
　　水路交通——东南州郡，大都通水路，商运多用船舶。唐宪宗元和初年，宣歙遭旱灾，谷价上涨，有人主张平抑谷价，观察使卢坦说，宣歙地狭谷少，一向依靠外地输入，如果抑价，商船不肯来，粮食将更困难。宣歙地方多山，仍能利用水路通商，江湖附近地方水运的作用自然更大。长江中大船，载重量不超过八九千石。唐中期有俞大娘航船，比一般大船又大得多，船上驾驶工数百人，南到江西，北到淮南，每年来往一次，获利很大。凡是大船都为富商所有，他们以船为家，居拖楼下，奏乐歌舞，使唤婢仆，生活非常安适。至于洪、鄂等地，很多人水居，泛舟谋生，大抵从事商业或运输业。
　　水陆交通以扬州为中心，通济渠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总干线，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所有公家运漕、私行商旅，都依靠通济渠。《元和郡县图志》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唐朝廷收入主要来自江、淮，唐朝人特别感到通济渠的重要性，是很自然的。
　　唐建都关中，漕运有三门砥柱的险阻，从洛阳运米到长安，漕船多在三门峡覆没，一斛能送到八斗，就算是最好的成绩。改走陆路，两斛要运费一千文。民间苦于漕运，有斗钱运斗米的谣谚。唐高宗以后，朝廷经常想开凿砥柱，畅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以下，不再有建都关中的朝代，三门为害，漕运不畅，是最重要的原因。
　　水陆驿——兵部属官有驾部，专管驿务，全国有官驿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通典》作一千五百八十六），其中水驿（备有船只）二百六十所，陆驿（备有马驴）一千 二百九十六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陆路上一般是三十里设一驿（不在通路上的驿称为馆），每驿有长，管理本驿，招待旅客。官驿馆在全国交通线上普遍设立，对商业有很大的便利。
　　对外海陆交通——唐朝前期国势强盛，威力远被四方，中期以后，仍保持大国声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畅达无阻。《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所录有关海外诸国的记载，为数不少，唐德宗时宰相贾耽著《皇华四达记》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最为详备。《新唐书·地理志》采贾耽书，叙述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凡六条，五条是陆路，两条是海路。陆路：（一）自营州（河北昌黎县）入安东道；（二）自夏州（陕西横山县）通大同云中道；（三）自中受降城人回鹘道；（四）自安西入西域道；（五）自交州通天竺道。海路：（一）自登州（山东蓬莱县）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二）自广州通海夷道。所谓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刺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国）。上列七路中，海夷道是商业上最重要的道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中国在两汉时已是航海大国，到唐朝海路走得更远，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4）对外贸易
　　《唐律疏议》引《关市令》，说：“锦绫、罗縠、绸绢、绵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西边、北边外诸邻国，向来有侵扰边境的惯习，唐禁止铁出关，显然是防止铸造兵器。其余禁物，衣料是要控制进关货物，目的在换取以马匹为主的各种牲畜，真珠，金、银、牦牛尾，国内稀少，不愿外流。少府监属官有互市监，在边境上掌管外国贸易，可见唐对西北边市，商业与军事兼顾，不许商人任意谋利。
　　从南方海路上来通商的各国，都是远国，不会发生军事行动，因之，禁令稀疏，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收税，外国商人，只要不违犯唐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中国商人到外国通商，也很发达。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当时中国船称雄海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通商的繁盛。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丝织物以外，瓷器也以世界最先进的资格受国际市场的欢迎。埃及开罗南郊福斯他特遗址，发现唐至宋初的瓷片数以万计，叙利亚沙玛拉遗址发现大批唐陶瓷器，其中有三彩陶器、白瓷器、青瓷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也发现唐瓷片。可以设想，瓷器在唐朝已是大宗出口货。婆罗州北部沙捞越地方，发现唐朝人开设的铸铁厂，据当地考古学者的论证，铸铁技术自中国传入，对当时还在铜器时代的社会，起着推动作用。依据这些事例，唐朝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产品和技术，通过商人曾对海外诸国作出了贡献。
（5）大商业和商人
　　唐时商业多至二百余行，每行总有较大的商店。据现有材料看，最大的商业当是放高利贷的柜坊。柜坊又有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名称，类似后世的当铺。店德宗借长安富商钱，仅得八十余万缗，搜括僦柜的钱物，借四分之一，得一百多万绪，足见柜坊是大商业。柜坊所藏物品，主要是钱帛、粟麦。钱，一部分是柜坊自备的资金，一部分是别人的存款。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文》里说：自今以后，如有入钱买官，纳银求职，发觉后，钱物没收。柜坊明知事情，代为隐瞒，不来告发，要严加惩罚，因柜坊资金大，有钱人愿意寄存钱财，柜坊又兼似后世的钱店。钱以外的帛、粟、麦，是农民借钱的抵押品。柜坊剥削的主要对象，仍是农民。七三二年，唐玄宗下诏说，近来公私放债，取利息颇多，自今以后，天下放债或收息，私人只许收四分，官本收五分。朝廷规定四、五分，实际收息当高于规定。
　　开设柜坊的人，自然是巨富，还必须与权贵有关系。长安大商小贩多列名神策军籍。求官人通过柜坊等富商向宦官买官职，宦官也通过柜坊等富商成为工商业者的政治代表。
　　次于柜坊的大商业有盐商、茶商及波斯珠宝商。八八○年，侯昌业上书斥责唐僖宗和田令孜，说“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浑取柜坊，全城般（搬）运（藏匿财物）”。杨师立《数陈敬瑄十罪檄》里说，“搜罗富户，借彼资财；抑夺盐商，取其金帛”。田令孜又想借京外富户及胡商的货财，盐铁转运使高骈上书阻止，说，“天下‘盗贼’（指黄巢等起义军）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田令孜被阻不敢再夺取。田令孜强夺富商，失去作为政治代表的地位，但唐朝廷与富户胡商的关系，高骈却说得很清楚，即这种入受朝廷保护，与官吏相辅而行，刻剥民众使陷于饥寒的绝境。黄巢在广州为什么杀胡商，理由就在这里。
　　隋场帝时商业已很发达，唐高祖时富商郑凤炽（一作邹凤炽，说是唐高宗时人），家产不可计数，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与权贵往来，势倾朝市，曾对唐高祖夸富说，终南山上每株树挂绢一匹，山树挂满，我家里还有余绢。这种记载未必可信，郑凤炽是隋、唐间巨富，却是事实。唐太宗时，安州（湖北安陆县）人彭通献布五千段供攻辽东军费，赐文散官宣义郎（从七品下）名号。唐高宗时，安州人彭志筠愿献出绢布三万段助军费，赐奉议郎（从六品上）名号。武则天时，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内殿赌博。唐玄宗时，京城富商王元宝，被称为天下至富，也称为王家富窟。这些都是唐前期的巨富，都和朝官甚至皇帝有来往，但除两个姓彭的人，得低级文散官名号，其余都没有官位。自唐中期起，富商依靠宦官得入仕途，正如唐中宗时辛替否《陈时政疏》说“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商人加上官势，更便利于剥削。
（6）官商合流
　　唐制，十族称为清流，作官称为清资官，不许兼营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仕。随着宦官势力的兴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渐消失；另方面，士流兼营商业，在开元年间开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渐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剥民众的力量，同时，也加剧了宦官与士流的冲突。下面举出土流兼营商业的事例。
　　《旧唐书》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禁九品以下（当是上字之误）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诏书说，近闻南北街百官等在京城东西两市及近场（市场）处广造店铺出赁，妨害商贾的利益。白今以后，凡出赁店铺，每间每月赁费，不得超过五百文，依法令清资官不许置产，已造的店屋准许出卖。开元末年，朝政已极腐朽，这种诏书，只表示朝廷要清流保持形式上的所谓高尚，并不求有实效。唐肃宗女政和公主，经营商业，获利逾千万。千万当是万缗饯，她在短期内成巨富，自然是凭借贵族势力。其他官员势力较小，获利也会少些。商业与官势相依附，才能获更多的利，是很显然的。唐代宗时，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官不得与商人争利，在扬州所设邸店，一概禁止。原来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托名军用，派人到扬州开设店铺，经营商业，官势再加军势，不仅普通商人受损，就是王公、朝官也不能相敌。唐代宗下令禁止，据《唐会要》说，诸道的店铺“至是乃绝”。朝廷禁令所以生效，因为得到王公、朝官和商人的拥护，但地方长官势力在上升，朝廷只能做到暂时的禁绝。
　　京城大商业多使用地方长官的存款。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神策军大将出身。大将出加倍的利息，向商人借巨款，送给中尉，到方镇后，尽量搜括，偿还本息，自身还私蓄一大批钱存放在商店。足见唐中期以来，极大部分的钱是在神策军系统的内外各级军官手中。士流也不放松商业利益，唐武宗《赦文》里说听说朝外衣冠（士流），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归根说来，唐朝文武百官，在直接剥削民众以外，还利用商业作为另一种剥削手段。商业特别是高利贷业和奢侈品业的兴盛，正说明民众生活的极端贫穷和合流了的官商贪得无厌。
　　京城有大量的方镇存款，大商业也多是方镇所经营，因此，唐宪宗时，出现一种称为“飞钱”或称为“便换”的汇钱法。商人在京城，送钱到诸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自己轻装出京，在当地凭券取钱，购买货物，运回京城。飞钱法可免带现钱行路，对商业大有便利处。朝廷想取得飞钱的利益，令商人到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官收汇费一百文。没有一个商人肯来三司飞钱，朝廷只好允许免收汇费，结果还是没有人肯来。飞钱是官商合流的产物，朝廷意在收取商人的钱，不准备再付出，自然不会得到商人的信任。
　　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朝还保持着，到北宋才废除，这在科举制度里表现得很清楚。士族制度所以不能再继续存在，官商合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唐朝手工业比前朝有很大的进步，商业也比前朝发达。手工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但官商合流却使官僚和商贾都增加了剥削的力量，受害最重的自然是农民。自唐中期起，农民破产流亡愈来愈普遍，反之，庄田和商业一直呈现殷富气象，显然，官商的殷富是从农民的穷困中得来的。
第六节 唐朝与四方诸国的各种关系
　　自秦、汉时起，中国基本上是统一富强的大国。境外邻国特别是北方的行国（游牧人的国家称行国），即使强盛一时也都远远不是中国的敌手。在割据分裂时期，如果割据国内部统一，象三国时魏国那样，对境外强敌依然还是有足够的抵抗力。原因很明显，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比四邻任何国家都高得多，并且汉族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民族，只要统治集团不是极端腐朽，不是朋党互斗，就能凭借民众的力量，防御外国的侵入。行国各方面都落后，但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迁徙无常，伺机攻掠，在军事上常处于主动的地位，遇到中国统治集团腐朽和分裂，便乘虚深入，甚至占领土地，建立国家。按照“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的规律，经历一定的时间，征服者往往全部或局部与汉族融合成一体。在融合过程中，由于各族统治阶级的暴虐，又必然发生不同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各族民众因而都遭受到苦难。整个封建时代的中国历史，中国与境外诸国主要是北方行国的关系，大体上就是这样反复地表现着。归根说来，国与国间斗争的胜败，取决于下列三种情形。（一）政治上中国统一，外国也统一，一般是中外相持，小有胜败。（二）中国统一，外国分裂，一般是中国战胜外国。（三）中国分裂（国土分裂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新的统一，外国统一，一般是外国战胜中国。自然，造成胜败的局面，还有许多原因，诸如国势有盛衰，政治有明暗，兵力有强弱，谋略有成败，这些都足以影响中外势力的消长，但政治上统一，却是取胜的根本因素。
　　唐前期，政治上是统一的，对外关系的空前发展，根源就在这里。唐太宗采用魏征“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致力于内政的改善，当时黄河流域人口稀少，国力远不及隋朝，可是，长江流域的财赋，有力地支援了黄河流域，使得黄河流域能够调动一部分人力，来保卫边境的安全。唐太宗对外取得大胜利，唐玄宗时，对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自安、史作乱，中国内部分裂，唐前期取得的胜利，基本上消失了。
　　中国最强大的敌国，一向是北方边境上的行国。这些行国，总是征服西域诸国，阻塞中国与西方交通的道路。行国以游牧掳掠为业，中国富饶，是掳掠的最好对象。因此，行国疆域尽管扩大到遥远的西方，它的最高统治者（单于、可汗），一定要统率本部主力军居住在中国的北境外，借以满足掳掠财物以至侵入中国的愿望，不遭受严重打击，决不肯西迁。行国包围中国的北方和西北方，既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又断绝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在陆路上的交流，这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击败北方行国，援助西方诸国脱离行国的统治，这样的战争，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益的。
　　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四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丽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不论属于那一种关系的诸国，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流入中国，从事各种职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有很多的活动。
一 北方
　　东突厥——隋文帝封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启民统率东突厥部众，为隋守卫北方边境。六○九年，启民死，子始毕可汗立。这时候，隋场帝正在掀起大乱，割据势力纷纷出现，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中国陷于分裂状态。始毕利用这个形势，招收大量中国的避难人，征服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作属地，拥有近百万的部众。割据者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之流，都向始毕称臣献媚，请求援助，始毕给他们一些支持，助长割据势力。隋场帝曾企图用小计谋分裂突厥，结果都被始毕识破，归于失败。隋文帝时，中国因统一而强，突厥因分裂而弱，现在恰恰倒过来，突厥成为操纵诸割据者，制造战乱的强敌。
　　唐高祖起兵太原，准备进取关中，先向始毕称臣，借以防止刘武周引突厥兵袭击太原。六一九年，始毕死，弟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相继为主。颉利立始毕子什钵苾（音剥必bōbì）为突利可汗，使统率东面诸属部。颉利勾结诸割据者，连年入寇，深入唐国境，攻破城邑，掳掠人口和财物，甚至长安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六二二年，颉利引骑兵数十万人分路入侵，一路到晋州（山两临汾县），一路破大震关（在甘肃陇西县），唐全力抵御，又遣使者郑元（音孰shú）去求和。郑元对颉利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即使夺得唐地，也不能永久占领。被掳掠的中国人，都归掳掠者私有（充当奴隶），你有什么好处。你不如收兵回去，唐每年送给大量财物，全入你的库藏，这才是你的好处。颉利为唐兵所阻，听了很满意，退归塞外。郑元这些话，说明唐朝有责任消灭这个侵略国，因为无论入侵或谋和，都是中国的大害。颌利讲和后，依然连年入侵。六二四年，有人建议说，突厥所以经常侵掠关中，目的在夺取长安积聚的财富，如果焚毁长安，突厥也就不来了。这是多么怯懦荒谬的见解，唐高祖居然听从这个建议，派人到樊（樊城，在湖北襄阳县北）邓（河南邓县）一带寻求可建都的地方。太子李建成等赞成迁都，唐太宗劝阻，说，给我几年的期限，一定捕获颉利，听朝廷发落。迁都算是停止了。当年，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全国兵力深入到豳州（陕西邠县），唐太宗率兵抵御，双方兵力，多寡悬殊，唐将士惊惧，不敢接战。唐太宗亲率一百骑出阵，在阵上离间颉利、突利二人，使自相疑忌。颉利要战，突利不从。颉利使突利到唐营讲和，突利与唐太宗私结为兄弟，突厥开始趋于分裂。
　　六二四年，唐己消灭诸割据者（朔方郡割据者梁师都除外），中国得到统一，开始对突厥采取主动，准备进攻。六二五年，唐高祖告朝臣们说，突厥贪婪无厌，我要用武力征服它，今后不再用平等国礼，给突厥文书改用诏敕。突厥在边境上到处入侵，唐兵到处抵御，形势仍是对突厥有利。六二六年，唐太宗即帝位，唐真正成为统一的国家，与突厥对抗的形势才有根本的改变。
　　唐太宗刚即位，颉利率大兵进到渭水便桥北，离长安只有四十里路程。唐太宗表示镇静态度，率兵到便桥南，隔渭水与突厥对阵。颉利望见唐军容齐整，知道有备，不敢轻率决战，要求讲和。唐太宗允许讲和，在便桥上与颌利会盟。颉利取得大批金帛，心满意得地引兵退去。唐太宗对朝臣说，我不打突厥，反送给金帛，为的让他们骄惰，以便一举消灭，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就是这个意思。突厥利在掳掠，专靠防守是不能阻止掳掠的，唐太宗决心灭突厥国，这确是唯一可行的自卫法。
　　唐太宗每天引十二卫小将和士兵数百人到显德殿前练习时术，告诉他们说，外国入侵，本是常事，可怕的是人主安佚忘战，寇来束手无策。现在我不让你们掘池筑花园，专教你们学弓箭，平时我做你们的教师，战时我做你们的将帅，这样，中国人也许可以得到平安。唐太宗亲自考试诸卫习射人的技艺，好技艺得优赏，诸卫的长官也得上等考（成绩）。在唐太宗和诸卫长官督促下，几年间诸卫府兵都成了精锐。唐太宗是善于将将和将兵的大军事家，他在内战中积累起极丰富的经验，一看敌阵，就知道敌阵强弱处所在。他常常用己方的弱兵当敌方的强兵，用己方的强兵当敌方的弱兵。己方弱兵受敌强兵压迫，后退不过数十百步，己方强兵已经突破敌弱兵阵地，进入阵后再反过来攻击敌兵的后背，敌兵前后被击，无不溃败。他的部将李靖、李勣等人，都是百胜名将，诸卫兵又都是精锐，灭突厥的力量是具备了。
　　突厥方面情形恰好相反。唐朝边境有备，突厥不能从掳掠中获利，国内的利害冲突因而强烈起来。颉利要增加自己的权力，信任汉人赵德言，采用一些封建专制制度的措施，违反游牧族的惯例；又信任胡人，疏远宗族，颉利与部属不和了。突厥国内连年有灾，牲畜多死，民众饥寒，颉利过惯了奢侈生活，自然要加重对民众及附属诸部的剥削，颉利与突厥人及属部都不和了。六二七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属部脱离突厥的统治，颉利使突利往击，反被诸部战败。颉利处罚突利，突利怨恨，六二八年，突利上表请求入朝，两可汗不和，突厥分裂的时机更迫近了。突厥北方诸部多弃突厥归附薛延陀，推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怕颉利，不敢接受称号。唐太宗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得唐册封，遣使入贡，为唐属国，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都受薛延陀统治，在漠北建立与突厥为敌的大国。六二九年，颉利感到形势危急，派人来请求和亲，愿意称臣，作唐朝的女婿。自然，提出这种请求都是徒然的。
　　六二九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柴绍、李道宗、卫孝节、薛万彻各为行军总管，分六路出击，兵力共十 余万人，统受李靖指挥。突利可汗入朝，颉利愈益孤立。六三○年，唐军大破突厥军，捕获颉利可汗。东突厥残部有些投薛延陀，有些逃往西域，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数十万人，如何处置突厥人，一时成为严重的问题。
　　唐太宗令群臣讨论处置突厥人的办法，最后采用温彦博的意见，使降众居边境上，分突利原辖地为四个州，置四州都督府，分颌利原辖地为六个州，置定襄（治宁朔，陕西榆林县南）、云中（治朔方境，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两个都督府。任命突利、阿史那苏尼失、阿史那思摩等为都督，统率部众。其余酋长五百余人都给将军、中郎将等名号，五品以上军官有百余人，入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
　　突厥是北方大国，突厥被灭，唐在边境外诸族中建立起无上的声威，四方诸族纷纷来降附。六三○年，四方君长到宫门前请唐太宗称天可汗。此后唐朝皇帝对西北诸族用天可汗名义行施号令。
　　六三九年，唐太宗封李思摩（阿史那思摩改姓李）为可汗，李思摩率突厥人十余万出边塞，居大河北面故定襄城，与薛延陀隔大漠立国。薛延陀强盛，突厥必须依附唐朝，才能自保，因此，唐北边数十年无大战事。武则天时，酋长骨咄禄自立为可汗。骨咄禄死后，默啜为可汗，突厥成为统一东西两部、西境到里海东岸的大国。默啜经常深入中国内地，掳掠人畜财物。唐玄宗开元初年，突厥内乱，默嚼被属部拔野古人杀死。此后，突厥内乱相继不绝。七四四年，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击破突厥军。七四五年，回纥又击杀突厥最后的可汗白眉可汗，突厥余众降唐，东突厥亡。东突厥故地全为回纥所有。
　　铁勒（敕勒）诸部——薛延陀是铁勒诸部中最强的一部。部众有七万帐，风俗大抵与突厥相同。唐太宗封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役属铁勒诸部及靺鞨、霫等部，成漠北大国，有兵二十万。六四一年，夷男出兵到漠南击李思摩的突厥国，唐大将李勣等大破薛延陀军。夷男死后，国内发生战乱，六四六年，唐太宗灭薛延陀。铁勒诸部酋长请求内附。六四七年，在回纥等部置六个都督府七个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或刺史。置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古单于台，统率六府七州。诸酋长奏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驿路，称为参天可汗道，分置六十八驿，备马和酒肉供使人往来；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唐太宗允许各部的请求，唐势力达到漠北广大地区。
　　内附诸部有总称为铁勒的回纥、拔野古、仆骨（仆固）、同罗、浑、契苾、多滥葛、思结、阿跌、跌结、斛薛等十一部，以及葛罗禄、骨利于、白霫等部。又有黠戛斯（结骨、坚昆）部，游牧地在铁勒的北面，有众数十万。六四八年，黠戛斯酋长入朝，唐太宗置坚昆都督府，任酋长为都督。
二 东北方
　　高丽——隋炀帝攻高丽，引起国内民众大反抗，对中国统治者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唐高祖曾和高丽国交换本国流亡人，高丽送还中国流亡人将近一万，足见高丽对唐朝的态度是友好的。唐太宗灭突厥，高丽愈益表示友好。唐太宗却滋长了侵略野心，自恃国大兵强，企图加害弱小的邻国，以为一定能得到胜利，事实和愿望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是悔不可追的失败。
　　六四二年，高丽西部酋长泉（姓）盖苏文（名）杀高丽大臣百余人，又杀国王高建武，立高藏为国王。泉盖苏文专擅国政，用严刑立威望，高丽内部自然不能相安。唐太宗觉得有隙可乘，六四四年，决定亲自率兵往攻。群臣多上书劝阻，裕遂良建议说，派二三猛将率兵四五万出战，即可成事，不必亲往。唐太宗不听。唐太宗和外国作战，都是命将出师，这一次独违常例，一定要自己去，原因是（一）隋炀帝侵高丽大败，唐时群臣和兵士还留有疑惧的心理，唐太宗宣布五条“必胜之道”，就是要解除疑惧，事实上疑惧确是被解除了；（二）唐太宗自以为有必胜之道，发生骄做轻敌的心理，要亲自去炫耀“老人”的本领，后来用兵失败，主要是因为骄傲轻敌。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战争的正义性不在唐太宗这一边而是在高丽那一边。
　　六四四年，唐太宗派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舰五百艘，载士兵四万三千人自莱州泛海向平壤。派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兵六万及一部分西北方胡兵向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又令新罗、百济、奚、契丹配合唐军分路击高丽。六四五年，唐太宗率诸军自洛阳出发到幽州。李勣、张亮两路都获有战果。盾太宗亲到辽东城下督战，唐兵破辽东城，又取白岩城（辽宁辽阳市东北）、盖牟城（辽宁盖平县）。唐太宗进军攻安市城，高丽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十五万人救安市，唐太宗看到大量敌兵，高兴得亲自上阵指挥。李道宗献计说，高丽全国兵都在这里，平壤守备必弱，请给我五千精兵，直攻平壤，这样，数十万敌兵必然溃败。唐太宗似乎不曾听见，一心指挥作战。唐军大破高丽军，高延寿、高惠真率残兵三万余人到军门投降。唐太宗对二人说，东方年轻人，在海边跳来跳去，说到打仗，那能比得上我老人，今后还敢同皇帝打仗么？又写信给太子（唐高宗）和留守大臣高士廉说，我做将官，本领怎样？这都是骄气十足的表现，他当然知道李道宗献的是好计，只是以为击破高延寿主力军后，率大军到平壤城下受降，更能满足自己的骄心，因此当作不听见。唐军百计围攻安市城，守城人坚守不屈，这时候天气寒冷，草枯水冻，粮食又快用完，兵马无法久留，战无不胜的唐太宗只好从安市城下退兵回国。唐军夺得十个城，掳获辽、盖、岩三州居民七万人，算是这次战争的收获。盾太宗深悔不该出兵，叹道，魏征如果活着，一定不让我走这一趟！唐太宗行施欺骗高丽军民的手段，确是用尽心计，但是他终于失败了，百战老人并不比东方年轻人强多少。
　　唐太宗当然不肯认败。六四六年，又谋攻高丽。朝臣建议：派遣偏师，轮番攻击，使高丽民众不得耕种，几年以后，田野荒废，人心不固，鸭绿江以北，可以不战而得。这是非常险恶的计谋，店太宗采取了，派出海陆两军，在高丽境侵扰。六四八年，唐太宗大造船舰，运送军粮，准备明年发大军三十万人灭高丽。六四九年，唐太宗死去，战事暂时停止。六六○年，唐高宗派遣苏定方等率兵十万渡海，与新罗国合力攻破百济国，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六六一年，百济人起兵抗唐，收复大部国土，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不走。六六三年，百济国王引日本国救兵与唐军相拒，刘仁愿、刘仁轨等击败日本兵，烧日本船四百艘，百济国境全部被唐军占领。唐兵联合新罗兵，威胁高丽南方，高丽处境更困难了。
　　六六六年，高丽泉盖苏文死，子泉男生、泉男建、泉男产争权，泉男生遣子泉献诚到唐求救。唐朝廷得到这个机会，以援救为名，派遣大将契苾何力率兵攻高丽。接着，又派遣李勣统率大军往攻。六六八年，攻破平壤城。高丽全境被唐占领，分置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行施唐朝的统治权。
　　唐对高丽用兵，比对别国显得费力，足见统一团结的小国可以对抗统一的大国。泉氏兄弟争夺权位，内部分裂，泉男生为唐军作向导，引唐军灭自己的国家。分裂的小国为统一的大国所灭，那是很自然的。但是，高丽民众以及一些不甘心亡国的统治阶级中人，就在六六九年起兵反唐。此后大小战事不曾停止，唐朝廷利用高氏子孙来和缓民众的反抗，都不能生效，武则天时，唐势力退出高丽，侵略者终于被高丽民众战胜了。
　　百济——百济是在马韩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王姓扶余。百济与新罗为邻，互相攻击，新罗较弱，对唐朝要求更多的保护，唐朝也常为两国和解，不许百济、高丽等国夺新罗土地。六六○年，唐灭百济国，置朝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六六三年，唐兵击败百济抗唐军。唐高宗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唐军撤退，扶余隆受新罗压迫，也退回长安。百济土地被新罗占据，百济亡。
　　新罗——新罗是在辰韩、弁韩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王姓金。新罗与唐朝一向保持友好关系。新罗得百济，七三五年，又得唐允许，占有高丽浿水以南土地，对唐更表示友好。唐统治阶级允许新罗人口贩子运奴婢来中国出卖，新罗不敢禁阻。八二三年，唐穆宗下令，“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已在中国者，即放归其国”。这个禁令，并无实效。唐文宗时，新罗人张保皋、郑年二人都有勇力，在唐禁军中作小军官。郑年技艺比张保皋强，二人各不相下。后来张保皋回国，告国王说，全中国都有新罗奴婢，请让我镇守清海，使掳掠人口的贼徒不得出海口。国王给他一万人守清海，自此人口买卖被禁绝。郑年在中国穷困，回到新罗见张保皋。这时候新罗国大臣杀国王作乱，张保皋分兵五千人给郑年，使到京城平乱。郑年杀叛臣，立国王。国王召张保皋作国相，使郑年代守清海。新罗统治阶级允许被惊人口出境，唐朝统治阶级允许奴婢入境，双方都是利用两国友好关系来取得可耻的私利。张保皋、郑年为保护新罗民众，放弃私嫌，合力禁止人口买卖，无愧为新罗国的英雄。
　　高丽、百济、新罗立国在一个半岛上，因为互相攻击，招来唐朝的侵略。因为唐军侵入，百济灭亡，新罗扩大，形成南北两国对立的形势。高丽民众反抗强大的唐朝，表现出坚强的斗争精神，统一全半岛的事业终于由高丽国来完成（五代后唐时，高丽大族王氏重建高丽国，灭新罗国），趋势是自然的。三个国家都有接近汉文化的本国文化，新罗国尤为接近。汉文化唐时从百济、新罗间接传入日本，在文化流通上，百济、新罗是有贡献的。
　　日本——西汉时，中国与日本已有往来。东汉光武帝给予日本国王金印。两国正式往来，应当从东汉初年算起。三国魏时，司马懿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渊，日本与魏又有正式往来，据《魏志》所记，日本使者来魏凡四次，魏使者到日本凡两次。至南朝时，日本使者来中国，次数大增。儒学、佛教以及手工业者从中国、百济、新罗进入日本，对日本文化起着启蒙的作用。
　　隋统一南北，国威大盛，日本从隋吸取汉文化，也表现高度的热情。自六○○年（开皇二十年）至六一四年（大业十年），日本使者来中国凡四次，隋使者去日本一次。六○七年，日本使者带来僧徒数十人，隋炀帝命裴世清到日本报聘。六○八年，裴世清回国，日本派留学生、学问僧八人随裴世清来中国。这些留学生学问僧到唐初才先后回日本，成为推动日本文化前进的有力人物。
　　日本大规模吸收汉文化是在唐朝。据史书所载，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每次总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附使船同来中国。如六五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日本派出两批使船，每批各有留学生、学问僧一百二十余人。七一六年（开元四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五百五十六人。七三二年（开元二十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五百九十四人。六五九年（唐肃宗乾元二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九十余人。八三四年（唐文宗大和八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六百五十余人。至于附商船往来的日本学生和僧徒，为数也不会少。唐时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大体上都移植到日本，给日本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唐后期商业发达，唐商船经常来日本，见于记载的多至数十次。足见两国经济上也有重要的关系。唐与日本往来，态度都很友好。例如开元初年，日本使者请儒生授经学，唐玄宗使四门助教赵玄默到使者寓邪传授儒经。七七五年（唐代宗大历十年），日皇授遣唐使节刀，告诫使者说，“卿等奉使，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隙，毋为诡激，判官以下违者，便宜从事”。唐玄宗变通“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惯例，选名儒就寓邸授经，满足使者的要求，不因国家强盛而表现骄吝。日皇因唐丧乱而预戒使者，不许有非礼行为。两国统治者彼此以善意相待，反映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是值得表扬的。
　　东北方内附诸族如下：
　　奚——东胡种，游牧地在契丹西面。唐太宗时奚内附，唐在奚地置饶乐都督府，改五个部为五个州。任大酋可度者为饶乐都督，改姓李。又任各部酋长为州刺史。安、史作乱以前，奚常起兵抗唐，原因也是唐边将故意制造战事。唐末，契丹渐强，奚彼契丹王钦德征服，逐渐融合在契丹族里。
　　室韦——狩猎地在黑水靺鞨的西面，契丹的北面。室韦分二十余部，小部一千户，大部数千户。每部有酋长。酋长已行世袭制，在继承人断绝的时候，才推选部内勇健人充当酋长。各部酋长定时会猎，猎后散去，不相统属，比起奚、契丹能够推选大酋长号令诸部，室韦显得更落后。室韦人生活，主要依靠狩猎，畜牧业正在开始，知道养犬泵，还不知养羊，有牛不会用，有马不多。这样低级的经济生活，也就不会有推选大酋长的要求。《新唐书》说室韦各部，“不相臣制，故虽猛悍喜战，而卒不能为强国”。六三一年（贞观五年），室韦开始对唐朝发生“朝贡”关系。唐中宗时，室韦表示愿助唐攻突厥。唐玄宗时，入朝十次。唐代宗时，入朝十一次。唐德宗时，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十人来朝见。唐文宗时，室韦大胜督阿成等三十人来朝见。唐懿宗时，大酋怛烈遣使者来朝。室韦与唐往来，唐朝文化多少要影响室韦，有助于室韦社会的前进。
　　靺鞨——两汉时号挹娄，北朝魏时号勿吉，隋、唐时号靺鞨。靺鞨分为数十部，不相统属。各部有酋长，父子世袭。隋末，酋长突地稽率部千余家内附，居住在营州。唐初突地稽立战功，唐太宗使突地稽改姓李。子李谨行，唐高宗时为唐守边名将。诸部中黑水部最强，唐玄宗时，在黑水部置黑水都督府，以黑水部酋长为都督，赐姓李，名献诚。以诸部酋长为州刺史，受都督统率。此后，靺鞨对唐发生“朝贡”关系，唐朝文化也自然要影响靺鞨社会，都督刺史的设立，有助于靺鞨诸部趋向于统一。
　　渤海——本是靺鞨粟末部，附属于高丽，受高丽影响，比别部有较高的文化。高丽灭亡后，粟末部酋长大柞荣据挹娄的东牟山，建国称王。唐睿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任忽汗州都督。唐玄宗时，大祚荣死，子大武艺继位。大武艺扩大疆上，成为东北方强国。渤海与店保持“朝贡”关系，经常派遣学生到长安，入太学读书，学习唐朝制度，渤海在东北方又成为文化最高的盛国，九二六年，辽灭渤海国。
　　流鬼——流鬼国在堪察加半岛。六四○年，国王遣使来朝，唐太宗给使者骑都尉官号。
三 西北方
　　西北方有西突厥，是统治西域诸国的强国。西突厥射匮可汗，建牙在龟兹北方的三弥山（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北），领土东北至金山（阿尔泰山），西至西海（咸海），玉门关以西诸国都被征服作属国。唐朝要通西方，首先必须战胜西突厥。下面叙述（1）唐灭西突厥；（2）灭西突厥后唐与西北方诸国的夫系；（3）唐失西域。
（1）唐灭西突厥
　　古代中国的强敌通常在北方大漠南北。这些强国以漠北为根据地，向西占领西域大山北路作为属地，从而征服西域天山南路诸农业国，取得赋税来补充游牧国经济上的不足。拥有这种疆域的国家，必然成为中国北方边境上的大敌，因为即使被中国战败，退到漠北休息一时，又可以回漠南继续寇边。中国要击破北方强国，必须取得西域，所谓断匈奴右臂，就是汉武帝战胜匈奴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对突厥与汉对匈奴，情况不同。突厥在隋时，已分裂为东、西两国，彼此怨恨，不相援救，因此，唐朝得先后灭两突厥国，不费较多的兵力。自然，灭一个敌国，决不是轻易的事，唐太宗时，西突厥发生内乱，连年不息，强盛的唐朝得到这个最大的便利，这才分两步消灭西突厥。
　　取得西域天山南路诸国——六二八年，西突厥内乱，西域震动。六三○年，西突厥属地伊吾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主举所属六个城内附。唐置伊州，作为经营西域的出发点。六四○年，唐大将侯君集率兵灭高昌国（鄯善、吐鲁番两县地），置西州（治高昌县）。在交河城（在吐鲁番西北）置安西部护府。六四四年，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兵三千灭焉眷国（焉耆回族自冶县）。唐置焉耆都护府。六四八年，大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恪率大军灭龟兹国（都伊逻卢城，库车县）。疏勒国（都迦师城，喀什市）于阗国（都西山城，在和田县治西）与唐有“朝贡”关系，唐高宗在疏勒国置疏勒都督府，在于阗国置毗沙都督府。唐取得天山南路诸国，是和西突厥多年斗争的结果。六五八年，安西大部护府移置龟兹城，统辖焉音、龟
新疆库车龟兹烽火台遗址
　　兹、疏勒、毗沙四都督府。又统焉眷、龟兹、于阗、疏勒四镇，驻兵镇守，唐在天山南路的统治确立了。唐玄宗时，设安西节度使，职务同安西都护。
　　灭西突厥——西突厥射匮可汗死后，弟统叶护可汗继位。统叶护善战，国势甚盛，领地东北起金山，南逾阿母河与波斯相接；东起巴里坤湖，西至里海，成为中亚细亚的霸国。六二八年，统叶护被伯父莫贺咄杀死，莫贺咄自立为可汗，统叶护子肆叶护也自立为可汗。两可汗率兵互攻，都遣使来唐朝求援助。唐太宗拒绝两可汗的请求，劝各守分地，勿再动兵。西域诸国及铁勒诸部脱离西突厥的统治，有内附倾向，唐向西域进取的阻力减少了。肆叶护战胜莫贺咄，西突厥又暂时统一。六三二年，肆叶护被部众攻击，逃到康居，西突厥人立咄陆可汗为主。咄陆遣使来求内附，愿去可汗名号。唐太宗封咄陆为西突厥可汗，赐给旗鼓和大量财物，表示支援。六三四年，咄陆死，弟咥利失可汗（咥音叠dié）继位。咥利失分西突厥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号为十设。每设给箭一枝，因此又号为十箭。又分十箭为左右厢，一厢各管五箭。左厢号五咄陆部，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右厢号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五咄陆部居碎叶川（楚河）以东，五弩失毕部居碎叶川以西。左右两厢，合称为十姓部落。分一国为左右厢，显示一国将分裂为两国。此后，五咄陆部与五弩失毕部各拥立可汗，互相攻战，唐利用时机，逐步取得天山南路诸国。
　　六四八年，五咄陆部可汗战败，所属酋长阿史那贺鲁率残部数千帐投降唐朝。唐太宗置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瑶池都督，居住庭州（治金满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本萨尔县北）莫贺城（阜康县东）。六五一年，贺鲁拥众西走，在双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建牙。贺鲁击破弯失毕部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有众数十万，入寇庭州。唐高宗命大将梁建方、契苾何力率汉兵三万、回绝骑兵五万击退沙钵罗军。六五五年，唐高宗命程知节为葱山（葱岭）道行军大总管，率前军总管苏定方等攻沙钵罗，沙钵罗兵败逃走。六五七年，唐高宗发大军分南北两道攻沙钵罗，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汉兵及回纥骑兵自金山进兵为北道，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自西州进兵为南道，约定两军在双河会师。苏定方大破沙钵罗军。五弯失毕部投降苏定方，五咄陆部归附阿史那步真等。唐南北两军在双河会合，再进击沙钵罗。沙钵罗大败，渡伊丽河向西逃到石国，被石国人擒获，送给唐追兵，西突厥亡。
　　唐置昆陵（在碎叶川东）、濛池（在碎叶川西）两都护府。任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率五咄陆部落。任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率五弩失毕部落。各部落酋长按资望给刺史以下官号，西突厥领土全部为唐所有。七○二年，武则天置北庭大都护府，治设在庭州，统率昆陵、濛池两都护，与安西大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两路。唐玄宗时，设北庭节度使，防御北方诸强部的侵入。
　　唐太宗曾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对唐太宗说，李靖将要造反。唐太宗问缘故。侯君集说，李靖只肯教粗的，精深处不肯教，因此知道他有异心。唐太宗问李靖。李靖说，我看，侯君集想要造反。现在国内已经平定，我教他的兵法，足够制服四裔，侯君集硬要我全部教给他，不想造反想什么！侯君集灭吐谷浑、高昌两国，是善于用兵的，后来果然谋反。李靖这段话也含有一些道理，因为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兵法是智慧的最高表现（当然，只是最高表现的一种），在内战中取得的经验，对付境外落后国，确是绰有余裕，唐前期大拓疆宇，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突厥如果统一，不分裂为东、西两国，唐将无力灭突厥；西突厥如果统一，不分裂为东、西两部，唐也将无力灭西突厥。西突厥自己制造内乱，唐才有机可乘，运用战争经验，先取天山南路，然后出主力军夺取天山北路，一举扩境到里海。唐武功比西汉（汉武帝时）更盛，原因是西汉的敌国是统一的匈奴，唐的敌国却是分裂的东突厥和西突厥。
（2）灭西突厥后唐与西北方诸国的关系
　　唐灭西突厥，政治势力越过葱岭，同许多国家发生关系，成为诸国的保护者。早在六三一年，康国遣使来求内附。唐太宗不肯接受，说，康国内附，如果遇急难，中国有责任去救援，行军万里，岂不疲劳。当时西突厥还很强盛，唐不可能接受康国的请求，是可以理解的。在势力进入西域以后，情形就有变化，葱岭以西诸小国，先后都成了唐的附属国。这些附属国不少是文化较高的农业国，被游牧的西突厥威胁和征服，当然不如依附唐朝，对本身有利，因之，唐朝势力的向西延展，在经济文化交流上，唐与诸附属国都得到益处。
　　内附诸国按地区可分为三大地区。
　　帕米尔高原地区：
　　识匿国——在唐葱岭守捉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西五百里。六四六年，识匿国与似没等国各遣使者来朝。唐玄宗时，授国王以大将军官号。
　　俱蜜国——六四二年来朝。唐高宗置至拔州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
　　护蜜国——唐高宗置鸟飞州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唐肃宗赐国王姓李。
　　以上诸国都在帕米尔高原内，地当葱岭内外的交通要道，吐蕃、大食都想夺取，但诸国倾向唐朝，愿受唐保护。
　　锡尔河以南至阿母河地区：
　　康国——两汉时康国称康居国。国王的祖先是月氏人。月氏原住在祁连山北昭武城（甘肃高台县境），被匈奴压迫，向西迁徒。西汉时康居与大月氏本是两个游牧国，后来月氏人统治康居，成为隋、唐时的康国。唐太宗时，曾遣使来求内附。六五八年，唐高宗置康居都督府，任康国王为都督。康国的附属国即所谓昭武诸国都随同内附。昭武诸国名如下列：
　　安国——贞观初年，安国遣使来朝。唐高宗置安息州，任安国王为刺史，又在东安国置木鹿州，任东安王为刺史。
　　曹同——曹国在康国东，分东曹、西曹、中曹三国，都附属于唐。
　　石国——唐初，石国，遣使来“朝贡”，唐高宗置大宛都督府，任石国王为都督。
　　米国——米国在康国东南。唐高宗置南谧州，任米国君为刺史。
　　何国——何国在康国西。唐高宗置贵霜州，任何国君为刺史。
　　火寻国——火寻国（《元史》作花刺子模）在阿母河下游，与唐通“朝贡”，史书不载置州事。
　　伐地国——伐地国是否内附，史书未载。
　　史国——史国在康国西南。唐高宗置佉沙州，任史国君为刺史。
　　以上是昭武九姓国，其中康国、石国最大，康国又是诸国的宗主。康国最先要求内附，是想得到唐朝的援助，抵抗大食的侵入。内附后，其他诸国也有相同的要求。唐和这些国家结合，同抗大食，应该说，在葱岭外是可以立足的。
　　拔汗那国——拔汗那国即西汉时的大宛国。唐高宗时遣使来“朝贡”。六五八年，置休循州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七三九年，国王助战有功，唐玄宗封他为奉化王。七四一年，改国号为宁远。七四四年，国王娶唐和义公主为妻。七五四年，遣王子入朝，留长安学习华礼。宁远国地当葱岭北道的要冲，唐朝特加优礼，因之，两国间有更友好的关系。
　　阿母河以南地区。
　　吐火罗国——吐火罗国即西汉时的大夏国。都城在阿缓城。六六一年，唐置月氏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分全国为二十五州，隶都督府。
　　波斯国——波斯（伊朗）是西方大国，西汉时称为安息。六三三年，大食侵波斯，波斯战败，国王伊嗣候逃亡。六四七年，伊嗣候遣使来朝，请求援助。因道路遥远，唐太宗不允出兵。伊嗣候死，子卑路斯逃亡到吐火罗，又遣使来求救，唐高宗仍因路远不允出兵。大食兵退，吐火罗护送卑路斯返国。六六一年，卑路斯奏称屡被大食侵扰，请唐援救，唐高宗置波斯都督府，任卑路斯为都督，算是表示了援救。事实上波斯土地已被大食占领，都督府只是个空名。咸亨年间，卑路斯入朝，死在长安。六七九年，唐高宗使裴行俭护送王子泥涅师回去，泥涅师不得入国，客死在吐火罗。大抵波斯还有些残余部众，对唐朝有好感，到唐代宗时还用波斯名义来“朝贡”，不少波斯人（主要是商人）居住在中国。
　　罽宾国（罽计jì）——罽国唐初来“朝贡”。唐高宗置修鲜都督府，任国王为修鲜都督。
　　阿母河以南区，共有十六国归入唐版图。六六一年，唐高宗以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唐在十六国都城置都督府，各国属部置州县，凡有州八十八，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都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
　　唐朝经营西域，先在天山南路置安西大都护府，武则天时，在天山北路置北庭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统率昆陵、濛池两都护府。下面列举两大都护府所属都督府。
　　安西大都护府所属都督府：
　　焉耆、龟兹、疏勒、毗沙四个都督府。以上葱岭以东。
　　月氏、大汗、条支、天马、高附、修鲜、写凤、悦般州、奇沙州、姑墨州、旅獒州、昆墟州、至拔州、鸟飞州、王庭州、波斯共十六个都督府。以上葱岭以西，阿母河以南地区。
　　北庭大都护府所属昆陵、濛池两都护府及都督府：
　　昆陵都护府所属都督府：
　　匐延、盐泊、双河、鹰娑、嗢州、洁山六个都督府。以上是西突厥五咄陆部，又称左厢五箭。
　　阴山、大漠州、玄池州、金附州、轮台州、金满州、凭洛州、沙陀州、咽面州、盐禄州、哥系州、孤舒州、西盐州、东盐州、叱勒州、迦瑟州、答烂州共十七个都督府，合五咄陆部共二十三个都督府。二十三个都督府都在天山北路西至楚河的地区。
　　濛池都护府所属五部：
　　阿悉结阙部、哥舒阙部、拔塞干墩沙钵部、阿悉结泥孰部、哥舒处半部。以上是西突厥五弩失毕部，又称右厢五箭。五弩失毕部都在楚河西至里海北的地区。
　　唐朝的政治势力到达了里海的东岸和北岸，它的声望却传播得更远些。下面略述唐朝对亚美尼亚和东罗马的一些影响。
　　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国（在南高加索）史家摩西著《史记》（书成于四四○年以后），其中有涉及中国的事情，说中国是世界最东的国家，人民富裕，文化灿烂，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平和之友”，而实也可称为“生命之友”。此国产丝甚多，自上至下，都有丝衣。在亚美尼亚，不是王侯巨富是不能有丝衣的。摩西又记亚美尼亚国王梯格伦斯六世（一四二年——一七八年，当东汉顺帝汉安元年至灵帝光和元年）在位时，有外国移民数队来奔，内有中国人甚多，国王使移民居住在边疆上。又记亚美尼亚世家大族中有些来自中国，如奥配良族，自称祖先系出中国皇族，马密哥尼族，自称祖先名马姆康，三世纪初半（当东汉未三国初）从中国避难到波斯，又转到亚美尼亚。中国人因避难出国，史书上多有记载，马姆康等人来自中国，当是事实。玄奘《大唐西域记》说石国怛逻斯城南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原是中国人。从前被突厥掠获，迁到西域，后来集合同国人共保此城，在城中居住。服装礼节，已同突厥；语言风俗，还保存中国人本色。以此为例，中国有人迁居到亚美尼亚或更远的地方，并不是异事。唐时，亚美尼亚人称西突厥诸属部中最西的可萨部人（哈萨克）及其他部落人为中国人。可萨部于六二六年（唐高祖武德九年）进入欧洲东部，占有里海与黑海的北岸，它与唐朝的关系，中国史书无记载，亚美尼亚史书称为中国人，当是指西突厥土地并入唐朝，因而泛称西突厥人为中国人。这种称呼虽然缺乏依据，但中国为西方较多的人所称述，对中西相闻相知，总是有益的。
　　东罗马（拂菻、大秦国）——七世纪初期，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著《莫利斯皇帝（五八二年——六○二年，当隋文帝开皇二年至仁寿二年）大事记》一书，其中记载中国隋朝事，当是从西突厥方面得来的传闻。大意是说，陶格司（中国）国君号为上天的儿子。国内安宁无乱事，因为威权都归国君一家世袭，无人争夺的缘故。陶格司崇拜偶像，法律严明，公正不在。人性温和，技巧异常，物产丰富，善于经商，多有金银财帛。黑衣国渡河灭红衣国（指隋灭陈）后，国家统一，户口众多，天之下，地之上，没有一国能和它为敌。国中有蚕，丝就是蚕吐出的。隋文帝时，中国统一富强，比起当时突厥、拂菻两个大国来，《大事记》所说大体上合乎实际。隋朝也留意拂菻，除了文字记载，还有西域僧迎佛陀画的《拂菻国人物图样》二卷。东罗马因受大食的威胁，对无敌的中国，自然抱有相助的希望。六四三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聘，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发玺书答礼，并回赠丝织品。六六七年、七○一年，拂菻国使者先后来朝。七一九年，两次来朝，一次是委托吐火罗大首领来献狮子、羚羊，一次是派遣大德僧（总主教）来“朝贡”。《册府元龟》又记有七○八年，“拂菻国献方物”，七四二年，“拂菻国王遣大德僧来朝”两条。在唐前期，东罗马来聘凡七次。据《新唐书》、《旧唐书》所记拂菻国事，可信中国也有人到过东罗马。东、西两文明古国的接触，比东汉时期两国相知仅凭一些传闻，显然是前进了一步。
（3）唐失西域
　　唐朝政治势力虽然到达了里海东岸，但对西突厥余部并不能适宜地调和相互间的关系，吐蕃、大食两国又都想夺取西域，因之战争经常发生。唐前期自唐太宗死后，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逐渐在增长，国家的武力逐渐在削弱，在西域的斗争场面里，唐朝原有的优势逐步衰退，最后西域全失。这种形势的造成，强敌进攻自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唐朝本身逐渐增长的腐朽性。
　　唐与突厥余部的斗争：
　　六五七年，唐灭阿史那贺鲁的西突厥，立兴昔亡、继往绝两个可汗，分西突厥为东、西两国。六六二年，两可汗率兵随海道（音曰yuē）总管苏海政攻龟兹。继往绝进谗言，苏海政信以为真，杀兴昔亡。诸部落不服，各有离心。不久，继往绝病死。十姓（十箭）没有首领了，昆陵、菻池也没有都护了，任意杀死一个可汗的苏海政却没有受到唐朝廷的惩罚。这一类的昏暗措施，就是唐在西域逐渐失去优势的原因。七○二年，武则天任阿史那献为兴昔亡可汗、北庭大都护。七○四年，又任阿史那怀道为十姓可汗、菻池都护。当时突骑施部（属五咄陆部）兴起，招抚诸部，建立起以碎叶川为中心的大国。七○六年，唐中宗时，封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乌质勒死，子娑葛继位，唐封为金河郡王。娑葛与部将阿史那忠节不和，互相攻击。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准令忠节入朝，部众迁居瓜、沙等州。唐经略使周以悌教忠节停留在半路上，使人送贿赂给宰相宗楚客等，请发安西兵，并引吐蕃攻娑葛。宗楚客等受贿赂，竟按照忠节的要求部署军事。娑葛发觉唐阴谋，七○八年，自立为可汗，发兵攻破安西（龟兹城），唐将或被擒，或被杀，娑葛上表要宗楚客的头，朝廷只好宣告娑葛无罪，封为十四姓可汗。七○九年，又封娑葛为归化可汗。娑葛退兵，安西四镇算是又得到安宁。娑葛与弟遮弩不和，遮弩逃归东突厥默啜可汗，请作向导攻娑葛。默啜发兵擒娑葛，对遮弩说，你们兄弟还不能相容，能忠心为我办事么！把二人都杀死。娑葛死后，突骑施属部车鼻施部继起。七一九年，唐玄宗封酋长苏禄为突骑施忠顺可汗，又封阿史那怀道的女儿为交河公主，嫁给苏禄。苏禄娶唐、吐蕃、东突厥三国女为可敦（皇后），是想在三国间取利。七二六年，交河公主派人驱马一千匹到安西城互市，使者宣读公主教书，安西部护杜暹发怒道，阿史那女，那配来宣教！杖责使者，放马在雪地，使全部饿死。这是多么骄横无礼的行为。苏禄不由得大怒，发兵攻四镇，这时候杜暹已入朝作宰相，苏禄捉不到杜暹，大掠四镇人畜储积才退去。此后，苏禄被部属杀死，突骑施分黄姓（娑葛部属）黑姓（苏禄部属）两部，各立可汗，互相攻击。唐朝发生内乱，也就不再过问突骑施的事情。
　　西突厥余部对唐朝，一般是愿意内附，取得唐的保护；唐朝对西突厥余部，一般是贪虐骄横，以征服者自居。这样，双方都不免有时要使用武力，虽然唐总是占些优势，地位却愈趋于孤立。吐蕃、大食来侵夺，孤立的唐不可能作强有力的抵抗，只好退出西域。
　　唐与吐蕃的斗争：
　　下面略述吐蕃与唐争夺西域天山南路的经过。
　　吐蕃是唐太宗时新兴的强国。六七○年，吐蕃攻取西域十八州，唐无力相争，只好退出西域四镇，让吐蕃占领。六七二年，灭吐谷浑（青海）国，威胁着唐通西域的道路。唐出兵攻吐谷浑故地，不能取胜，优势转到吐蕃方面。六九二年，武则天使唐休璟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等率兵大破吐蕃兵，收夏四镇，在龟兹再置安西大都护府，屯兵镇守。六九六年，王孝杰在素罗汗山被吐蕃战败，吐蕃向唐朝廷提出讲和条件：（一）唐兵退出四镇，（二）唐割西突厥五弩失毕部给吐蕃。武则天使郭元振到吐蕃商议，要求吐蕃退出吐谷浑故地。郭元振回朝，对武则天说，吐蕃民众，久已厌战，早愿和亲，只因论钦陵专权，想立军功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拒绝讲和。为朝廷计，不如每年派出和亲使去讲和，让论钦陵每年拒绝，这样，吐蕃人对论钦陵愈益不满，对朝廷愈益亲近，吐蕃内部将发生变乱。果然，不出郭元振的预料，六九九年，吐蕃赞普杀论钦陵的徒党二千余人，论钦陵自杀，他的兄弟论赞婆，原来镇守吐谷浑，专扰唐边境，现在率所部来投降，唐西边暂时得到安静。
　　唐中宗时，吐蕃又在青海和西域对唐作战。七一○年，唐睿宗置河西节度使，七一五年，唐玄宗置陇右节度使，都是防御吐蕃从青海方面来进攻。七四七年，安西行营节度使高仙芝击败吐蕃兵，收复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国等二十余国。七五五年，安禄山反叛，吐蕃乘机夺取陇右河西和西域四镇。
　　唐与大食的斗争：
　　大食国在西汉对称为条支国。大食、条支都是波斯语Tajik的译音。五七○年（南朝陈宣帝太建二年）摩诃末（也译作谟罕默德）生于阿拉伯都城麦加。后来创伊斯兰教，信徒渐多。六二九年，摩诃末率兵攻取麦加。六三一年，统一阿拉伯半岛。摩诃末在《古兰经》里告诉门徒们说，应该去中国学习知识。当时中国文化独步在世界上，为摩诃末所推荐，阿拉伯与中国在精神上的友好关系，从摩诃末时就开始了。被推为摩诃末教主地位的继承人号称哈里发。六五一年（唐高宗永徽二年），第三代哈里发遣使来朝聘，中国与大食开始有正式往来。哈里发历代相传到六六○年，摩维亚即位，改行子孙世袭制，是为乌梅雅朝，衣尚白，中国称为白衣大食。七四九年（天宝八载），阿拉伯人别立摩诃末族裔阿拔斯为哈里发，是为阿拔斯朝，衣尚黑，中国称为黑衣大食。乌梅雅朝哈里发逃到埃及，不久败死。阿拔斯朝建都于底格里斯河旁的报达城（巴格达）。
　　唐高宗时，大食灭波斯国，占有伊朗高原，波斯王卑路斯入朝，其他小国急于内附，都是想得到唐朝的保护。可是，唐无力出大兵到葱岭以西，西域四镇又被吐蕃侵扰，尽管设置羁縻府州，并不能抵挡大食的北进。唐玄宗以前，大食势力向北发展，阿母、锡尔两河流域的诸国，先后被大食征服。诸国原奉佛教、祆教或其他宗教，大食迫使改奉伊斯兰教，再加上不可忍受的横征暴敛，诸国对唐朝确是抱着迫切的希望。
　　唐玄宗时，国势又振。七一五年，大食立阿弓达为王，攻拔汗那国。国王战败，逃来安西求救。监察御史张孝嵩对都护吕休璟，不救，从此不能号令西域了。
　　张孝嵩率兵万余人出龟兹数千里，大破阿弓达兵，唐声威又伸到葱岭以西。七一九年，安国王上表称“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慈泽，救臣苦难”。同年，康国王上表称“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贼斗战，每年大发兵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同年，俱蜜国王上表称“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七二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称“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七四一年，石国王上表称“今突厥已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伏乞汗恩不弃突厥部落，讨得大食，诸国自然安贴”。这些表文说明唐在葱岭外并不孤立，但天宝年间，朝廷上愈益抬头的腐朽势力，既在国内制造祸乱，自然也要在边境寻找绝路。七五○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王和好，引兵袭击，俘获国王及部众，惨杀老弱人，掠夺珍宝黄金，石国及昭武诸国都大怨愤。石国王被送到长安，唐玄宗不问曲直，处以死刑。石国王子引大食兵谋攻四镇，昭武诸国合力相助。七五一年，高仙芝率汉、蕃兵三万出击，到怛逻斯城（怛音特tè，江布尔城南），遇黑衣大食兵，相持五日，葛罗禄部叛变，与大食夹攻唐军，高仙芝大败，乘黑夜率残兵数千人逃回安西。葱岭外诸国本依唐反大食，现在依大食反唐，当时大食国正在内乱，仅派出一支不大的军队，便大破唐军，取得葱岭外诸国。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大战争，从兵力说，唐战败是意外的，从政治说，唐既失人心，就必然要得到失败的后果。
　　杜佑《通典·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即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七五一年），至西海（地中海）。宝应初（七六二年），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环是怛逻斯战败后被俘的一人，在大食十余年，被释放自海路回广州。《经行记》已亡佚，《通典》引用若干条，想见杜环对西方诸国事闻见颇广。杜环称同时在大食的唐人有“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大抵俘虏中有技能的人，大食要使用他们的专长，所谓起，就是待遇比一般俘虏好一些。杜环所记仅四人，事实上决不只此数。例如纸，也是大食使用这一次战争的俘虏在康国开始制造，由此造纸术传布到伊斯兰教诸国，再传布到西方诸国。怛逻斯一战，胜败对双方都不关重要，中国制纸术传到西方，却是一件有益的大事。
　　阿拔斯朝自哈里发诃论（七八五年至八○九年）时起，文化昌盛，吸收希腊天竺等国文化上的成就，也吸收中国文化，如中国道教的炼丹术，传到大食，再传到西方，成为后世的化学；又如哈里发摩哈普德（八三三年至八四二年）建年号，大概也学中国法。大食处在中国、天竺与希腊、罗马的中间，有条件创立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此后，大食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商业上和文化上的往来，唐时是良好的开始。
四 西方
　　吐谷浑——隋场帝灭吐谷浑国，设置郡县。隋末，吐谷浑伏允可汗收复故地，攻击隋边境。唐初，伏允仍经常扰边境。六三五年，唐太宗使李靖、侯君集等率兵分六路进攻吐谷浑，伏允大败自杀。唐立伏允嫡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吐谷浑国可汗。六六三年，吐蕃攻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率部属逃奔凉州，吐谷浑亡。从此唐与吐蕃接境，军事接触以外，还有更多的文化和经济接触，有利于吐蕃社会的发展。
　　泥婆罗国——泥婆罗（尼泊尔）在吐蕃西南。唐太宗时，使官李义表往天竺，路经泥婆罗，国王大喜，优礼相待。此后，泥婆罗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
　　五天竺——天竺分中、东、南、西、北五部。唐高祖时，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玄奘《大唐西域记》称为戒日王。六○六年至六四八年）征服四天竺，为天竺著名的国王。六三六年，中国名僧玄类到中天竺，曾得尸罗逸多隆重的奖励。六四一年，尸罗逸多以摩伽陀王名义，遣使来朝聘。唐太宗也遣使厚礼报聘。王玄策出使到天竺，四天竺诸国都遣使从王玄策来聘。六四八年，王玄策等在中天竺，尸罗逸多病死，国内大乱。叛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发兵击王玄策，夺诸国聘礼。王玄策逃到吐蕃。吐蕃出兵一千二百人，泥婆罗出兵七千余人，从王玄策击败阿罗那顺。这是王玄策向掠夺者收回诸国聘礼，不是唐与中天竺发生战争。
　　唐与五天竺诸国，聘使常有往来，到唐玄宗时次数更多。七一四年，南天竺国王请唐攻大食、吐蕃，南天竺愿出兵助战，并请唐给军名。唐玄宗给予怀德军名号。
　　唐太宗分唐本部土地为十道，店玄宗分为十五道。本部以外，与四方诸国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内附关系。唐在内附国置都督府或州，任国王为都督或刺史。都督和刺史都是子孙世袭，在本国内有自主权，对唐朝有“朝贡”及出兵助战等义务。这种府州，统称为羁縻州，受本部边境上诸道的都督府及本部边境内外的都护府统率。一种是“朝贡”或朝聘关系。这种国家有些与唐仅仅是使者往来，有些虽然受唐封号，实际上并无隶属关系。
　　当唐朝全盛时期，羁摩州数量很大。《新唐书·地理志》总计羁縻州数目说“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羁縻州土地如此广大，居民种族如此繁多，就经济文化说来，多数是落后的游牧部落。他们内附的原因，除了战争失败，一般是想得到唐朝廷的保护，也想得到经济文化上交流的益处。唐朝廷接受内附的原因，主要是要表示国家声威的远扬，其次是允许内附部落迁徙到本部境内，作为本部户口的补充，此外并无更多的要求，所以羁縻的意思，就是来去任便。羁縻州的来去，对唐朝廷利害不大，但国力的盛衰，却由此体现出来。唐前期羁縻州先后来归，唐中期以后，在剑南、岭南等道还保留一部分，其余都被强国夺去或自动离去，来是盛世，去是衰世，原因是明显的。
第七节 藩镇割据
　　封建统一的国家里，必然含有封建割据的因素。每当统一势力衰弱的时候，割据势力便要乘机发动战争，占领土地，形成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唐时有两次割据。第一次自安、史作乱时开始，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内附诸部落结合成反唐力量。第二次自农民起义军失败时开始，形成的原因主要是起义军被反动武力压倒，不能成长为统一全国的力量，各个割据者得以毫无制约地进行混战。两次割据战争，黄河流域遭受严重破坏，第二次尤为惨烈。南方在第二次割据战争中，也遭受破坏，只是比北方轻得多。这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后，割据者混战的情形相似，但战争规模唐末比东汉末更大，东汉末混战的结果，只出现三个割据国，唐末却出现五代十国。
　　汉族从传说时代起，就显出雄伟的气度，与各族相处，主要是在文化上求同，不过分在族类上立异。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这种情形愈益确实有征。两汉是强盛的大朝代，不断地吸收大量的外来居民。特别是东汉朝，匈奴等族得到朝廷的允许，迁入边境内居住，大部分游牧人逐渐转化为农民。在融合过程中，极度腐朽的西晋朝发生内乱，内徒诸族的统治阶级乘机发动战争，造成十六国以及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最后，由于诸族融合过程的完成，隋内部不再有汉族与游牧族的斗争。唐朝同东汉朝一样，也是允许内附诸族大量迁徙到边境内居住，河北道容纳内附人尤多。因为河北河南是隋末战争的中心地区，人口损耗极重，唐朝廷开放河北，主要是想补充人口。六三○年，唐灭东突厥，得内附户十余万人，唐太宗集朝臣商议，窦静主张使居塞外，为中国守边，“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温彦博主张突厥生活习惯，不宜居内地，宜使居边境内诸州，充实空虚的地面。魏征主张使回到突厥原地，不可留在中国，免得将来成“腹心之疾”，追悔不可及。温彦博反驳说，孔子说过“有教无类”，如果对突厥人有教有养，几年以后，都成了唐民，有什么后患。唐太宗采用温彦博的建议，使突厥人居住幽州（河北道）到灵州（关内道）一带。唐高宗时，突厥人陆续内附，都住在河曲六州（丰、胜、灵、夏、朔、代）内。七一六年（开元四年），突厥毗伽可汗立，内附人谋逃归突厥，并州（山西太原）长史王晙（音俊jùn）主张迁徒内附人到内地，说二十年后，旧俗改变，可以变成唐的精兵。唐玄宗不曾采取王晙的建议，仍让突厥内附人居沿边诸州。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处理内附人大抵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对游牧人，指定居住在边州，仍保持部落旧俗，只要能耕种，自边州徙居内地诸州，也并不禁阻。一种是对农业国人，可直接迁到内地，如六六九年，唐高宗徙高丽民户三万八千二百到江南、淮南及山南、京西诸州。六七七年，唐高宗又徒高丽民户到内地，分居在河南、陇右诸州。又如七二二年，唐玄宗徙河曲六州残余突厥人（居边州已久，从事农业）五万余口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一种是对商人及诸族酋长，得在各城市自由居住。一般说来，唐对内附人迁居内地，是不设什么禁限的，因之，沿边诸州以及接近这些州的内地，居住着不少内附人。
　　唐玄宗时，府兵制已完全破坏，边镇军队却大扩充。七二二年，改行募兵制，应募的兵士，自然很大一部分是内附人，充当骑兵更是内附人的专业。将校中也有许多称为著将的内附人。七五五年，唐玄宗准许安禄山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安禄山所率范阳镇，变成以善将为主，汉族败类为辅的军队，叛乱就从此发生，并且长时期继续下去。
　　大量内附人居住在高度发展的唐社会里，经济上、文化上都要经过一个融合过程，天宝年间的腐朽政治，使得融合过程表现为战争的形式。已经融合的内附人，以李光弼（契丹酋长李楷洛的长子）为代表，成为保护唐朝的重要力量，立功不少于汉将汉兵。未曾融合的内附人即蕃人以安禄山为代表，一直保持着割据势力，占有河北三镇。唐末，又有内附的沙陀部落参加割据战争，五代中唐、晋、汉三个小朝廷，都是沙陀统治阶级建立的割据国。最后，由于内附人融合过程的完成，北宋内部不再有汉族与游牧族的斗争。
　　唐两次割据，第一次的发动者是内附人的统治阶级，第二次是汉族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沙陀成为分裂活动的重要参加者。
一 第一次割据
　　安禄山是杂胡（父胡人，母突厥人），史思明是胡人。二人都居住在营州，充当互市牙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二人为小将，使侵害奚、契丹。二人凭着狡猾和勇力，逐渐得到张守珪以至唐玄宗的重用。七四四年，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统率兵马比别镇都多。七五○年，安禄山又被任为河北道采访处置使，黄河以北军政、民政都归一人掌握。他收集一批徒党，其中蕃汉文武全有，以高尚、严庄为首，积极策划叛变。七四九年，王忠嗣暴死；七五一年，武库起火，烧兵器三十七万件，也可能是安禄山阴谋的一部分。七五五年，安禄山以惩罚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叛，在军中宣布：谁敢持异议动摇军心，查获后，灭三族。这说明很多士兵并不赞成反叛。安禄山攻入洛阳，留史思明守河北。七五六年，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分兵攻入长安，唐玄宗逃到成都，唐肃宗在灵武继位。七五七年，安庆绪杀安禄山，自立为燕帝。唐军收复长安，出潼关击洛阳。安庆绪弃洛阳逃归河北邺郡。七五九年，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进兵到河南，取得洛阳城。七六一年，史朝义杀史思明，自立为燕帝。七六二年，史朝义被唐军击败，弃洛阳逃到河北，七六三年，逃到范阳。范阳守将李怀仙杀史朝义。安史叛乱形式上算是结束了。
　　安禄山用来作乱的精兵有曳落河（同罗、奚、契丹降者）、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数万人。安庆绪失败后，曳落河、六州胡带着大批掠获的人和物，逃到范阳投史思明。史思明为安禄山攻河北诸郡县时，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物、妇女都被掠夺，壮男被迫当役夫，尤其野蛮的行为是用刀枪刺杀老幼病弱，作为游戏；每郡置防兵三千，其中杂有监视汉兵的蕃兵。史朝义逃奔到范阳，随从不散的只有胡骑数百人。这些事例，说明安、史叛军主要是以杀掠为目的的蕃兵，将领是野心更大、行为更恶的蕃将和一些善化了的汉将。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尽管死去，留下来的军队依然保持原有的特性，与唐朝处于对立的地位。
　　史朝义逃到河北，唐军追击，史朝义部将邺郡节度使薛嵩、恒阳节度使张忠志（李宝臣）、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及田承嗣等人先后投降唐朝。七六三年，朝廷任命这些降将为节度使。河北名义上归还朝廷，实际是朝廷承认安史叛军的割据为合法。
　　藩镇叛乱的经过，已在唐中期的政治概况节作了些说明，这里只说各镇内部劫夺的事情，显而易见，以杀掠为目的的军事集团，内部是不可能相安无事的。
　　实行割据的藩镇，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取得唐朝廷的官爵，表示不是叛镇。在本境内，招集徒党，练兵修城，自收租税，自定法令，自用文武官吏，尽量保持独立的权利。藩镇境内养大量军队，用来箝制民众并出境作乱，民众的痛苦可以想见；唐朝廷因抵御藩镇，也养大量的军队，加重搜括财物作军费，唐境民众特别是江淮地区的民众，痛苦又可以想见。腐朽的唐朝廷和以杀掠为业的藩镇，配合起来构成了全国民众的大祸害。
　　下列三镇是割据河北的强镇。此外，还有一些较弱的割据者和短期割据者，这里不再叙述。
　　魏博镇——田承嗣是安禄山的死党，是蕃化的汉人。他是诸叛人中最凶狡的一个，投降唐朝作魏博节度使后，积极准备永久割据。他强迫本境内壮男当兵，只留老弱人耕种，数年间兵多至十万；又选强悍人一万充卫兵，称为牙军，给养特别优厚。节度使依靠牙军的支持，到后来，牙军操纵节度使的进退。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牙军废田氏继承人，拥立牙将田弘正（非田承嗣子孙）为节度使。当时唐宪宗在位，朝廷颇有威望，田弘正懂得归朝有利，举魏博镇反正。田氏割据魏博镇四十九年，田弘正归朝，割据算是告一结束，但割据势力依然存在。
　　八二一年，幽州、成德两镇叛。八二二年，魏博牙兵拥牙将史宪诚（奚人）反叛，节度使田布（田弘正的儿子）被迫自杀。唐穆宗即任史宪诚为节度使。魏博联合幽州、成德两镇，又恢复割据。八二九年，牙军杀史宪诚，拥牙将何进滔为节度使。八七○年，牙军杀何氏继承人（何氏割据四十二年），拥立大将韩君雄为节度使。八八三年，大将乐彦祯废韩氏继承人（韩氏割据十四年），自立为节度使。八八八年，牙将杀乐氏继承人，立罗弘信为节度使。当时已进入第二次割据时期，罗弘信依附朱全忠，参加朱全忠、李克用二人争夺河北的大战，相、卫两州民众大部分被杀死。九○六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感到牙军的威胁，借朱全忠兵歼灭牙军，凡灭八千家，连婴儿都杀死。魏博镇从此衰弱，受朱全忠支配。九一二年，梁将杨师厚灭罗氏（罗氏割据二十五年）。魏博镇自田承嗣至罗氏灭亡，割据凡一百五十年。
　　成德镇——李宝臣原是奚人，擅长骑射，范阳将张锁高养作义子，得姓名为张忠志。安禄山反叛，又作安禄山的义子，他投降唐朝较早，朝廷任为成德镇节度使，并赐姓名为李宝臣，七八一年，李宝臣死，子李惟岳继任。六八二年，王武俊杀李惟岳（李氏割据二十年），举成德镇投降唐朝。
　　王武俊原是契丹人，善于谋划，得李宝臣信任。杀李惟岳后，唐德宗即任为恒冀观察使。王武俊怨朝廷不给节度使名义，起兵反叛。七八四年，王武俊又投降唐朝，得到成德军节度使名号。唐宪宗灭淮西、淄青两叛镇，成德镇孤立。八二○年，王氏继承人王承元自请归朝（王氏割据三十九年）。唐穆宗任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八二二年，王庭凑鼓动牙兵杀田弘正，又恢复割据。
　　王庭凑原是回鹘人，非常阴险狡诈，得王武俊喜爱，被养作义子。杀田弘正后，自称留后。朝廷不得已任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王庭凑三传至王熔，正当唐末大乱。王熔依附李克用，成德境成为梁（朱全忠）晋（李克用、李存勗）两军互攻的大战场。九二一年，部将张文礼杀王熔（王氏割据一百年）。九二二年，李存勗杀张文礼。成德镇自李宝臣至王氏灭亡，割据凡一百六十年。
　　幽州镇——幽州镇是安史叛军的巢穴，也是河北三个叛镇中最为强大、内部劫夺更为剧烈的一镇。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做一个偏将。史朝义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史朝义死，唐朝又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七六八年，部将朱希彩、朱泚、朱滔合谋杀李怀仙，朝廷任朱希彩为节度使。七七二年，部属杀朱希彩，拥立朱泚，朝廷任朱泚为节度使。七七三年，朱泚使朱滔率五千精骑到京西防秋，对朝廷表示恭顺。唐代宗给朱滔重赏。朱滔归幽州，劝朱泚也入朝，说是得天子喜欢，可以保子孙富贵。朱泚听信他的话，七七四年，入朝。朱滔拒绝朱泚回镇，朝廷任朱滔为留后。七八一年，朝廷任朱滔为节度使。七八五年，朱滔死（朱氏割据十四年），将士拥刘怦为节度使。刘怦将死时，唐德宗任刘怦子刘济为节度使。
　　八一○年，刘济次子刘总杀刘济，又杀长兄刘绲，唐宪宗任刘总为节度使。刘总见河南、北叛镇都被削平。八二一年，奏请弃官为僧。唐穆宗任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代刘总。当年，将士逐张弘靖，拥立朱克融。朝廷任朱克融为节度使。八二六年，将士杀朱克融，拥立李载义。八三一年，杨志诚逐李载义自立。八三四年，将士逐杨志诚，拥立史元忠。八四一年，偏将陈行泰杀史元忠自立，牙将张绛又杀陈行泰自立。唐武宗用李德裕策，破例不加任命，别任幽州旧将张仲武为节度使，张绛被逐，张仲武与朝廷发生较好的关系。八四九年，将士逐张仲武的继承人，拥立周。八五○年，周死，将士拥立张允伸。八七二年，张公素逐张允伸的继承人自立。八七五年，回鹘人李茂勋（唐武宗时回鹘国破败，李茂勋等内附）逐张公素自立。八七六年，李茂勋传位给儿子李可举。八八五年，李可举约成德镇王熔共同防御太原李克用进兵河北地区。李可举使部将李全忠攻易州，被守军击败，李全忠收败兵因攻幽州，李可举自杀。李全忠作节度使。八八六年，李全忠死，子李匡威作节度使。八九三年，李匡威率兵救王熔，弟李匡筹据幽州城自作节度使。李匡威谋夺取成德镇，被王熔杀死。蔚州守将刘仁恭攻李匡筹，战败，投奔李克用，劝李克用攻幽州。
　　八九五年，李克用攻破幽州，李匡筹败死。李克用任刘仁恭为节度使。刘仁恭得幽州，不再听李克用调遣。八九七年，李克用攻幽州，大败，兵士死亡过半。刘仁恭依附朱全忠，发大兵步骑十万，攻魏博镇，屠贝州（治清河，河北清河县），投尸于清水，清水被壅塞不能流。朱全忠发兵救魏博镇，大破刘仁恭军。朱全忠军追击，自魏州以北数百里，沿路都是刘仁恭军尸体。九○六年，朱全忠率兵攻沧州（守将是刘仁恭长子刘守文），刘仁恭发境内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全部男子当兵，面上刺“定霸都”三个黑字，文人在手臂上刺“一心事主”四字。沧州城被围百余日，城中人吃泥土甚至人相食，居民大半饿死。刘仁恭向李克用求救，出兵三万供李克用使用。李克用攻朱全忠的潞州，朱全忠才解沧州围退兵到贝州。九○七年，刘守光（刘仁恭次子）拘禁刘仁恭，俘获刘守文，自作节度使。九一三年，李存勗攻破幽州，杀刘仁恭、刘守光。幽州镇自李怀仙至刘守光，割据凡一百五十一年。
　　以上河北三叛镇，是野心蕃人、汉族豪强、失意文土的结合体，割据一百五六十年，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破坏力，三叛镇实是唐时社会的毒瘤。三镇割据，大体上有三个动向。在唐中期，三镇主要是和朝廷对抗，要确立割据者子孙世袭制。在唐后期，朝廷承认世袭制，有人夺得节度使，即照例任命，魏博、幽州两镇转为剧烈的内部劫夺。在唐末、五代，三镇加入梁、晋两国的混战，河北遭受更严重的摧残，但割据状态也从而结束，黄河流域又合成一体，自唐前期以来，内附人的融合过程基本完成了。
　　藩镇割据是一幅群盗劫杀图。前面一个又一个的强盗拿着刀在劫杀，背后又是一个个强盗暗藏着刀准备劫杀前面的人，忽得忽失，以暴易暴，丑恶不堪入目。朝廷拥有巨大的兵力，足以消灭割据者，但本身已经腐朽，养兵多，只能支出更多的军费，使民众负担更重的赋税，对割据者却并无实际作用。宰相李吉甫劝唐宪宗取淮西，说，淮西是一个孤立的小镇，国家经常置数十万兵四面防御，军民劳苦，费用浩繁，实在不是久长之计，如今不取，以后将更难下手。唐宪宗用兵，果然收效。这说明不是叛镇太强而是朝廷太缺少进攻的决心。大抵朝廷对叛镇，平时聚兵防御，无积极进攻的准备；有时进攻，无切实有效的办法；河北叛镇一时归顺，无消除隐害的措施。藩镇纷起叛乱，河北割据竟至一百数十年，归根说来，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朝廷本身的腐朽。
二 第二次割据
　　唐后期，朝廷放弃河北，不再对三叛镇用兵。淮西镇消灭后，河南地区完全受控制，江、淮赋税到长安，路上通行无阻，唐朝廷也就愈益奢侈腐朽。黄巢起义军发动以前，唐在河南地区的诸镇，兵力薄弱，江南地区更是兵备空虚，因之，起义军纵横南北，受唐兵的阻力并不大。但是，一大批新起的反动势力，借对抗起义军的机会，纷纷拥兵割据，从此出现一幅比第一次割据更凶暴、更丑恶的群盗劫杀图，全国民欢都直接遭受劫杀的大灾难。
　　下面叙述八个割据者，其中李克用、朱全忠两人最强。从这伙人开始，后来演变为五代十国。
　　（一）李克用（晋国）
　　沙陀是西突厥的一个小部，唐德宗时内附，居定襄神武川的新城（在山西大同市西南），有骑兵一万，号沙陀军。八六八年，庞勋据徐州叛变，唐发十镇大兵攻徐州，酋长朱邪赤心率沙陀军在义成节度使康承训部下充先锋。八六九年，唐懿宗任朱邪赤心为大同军节度使，改姓名为李国昌。八七八年，李国昌子李克用杀唐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治云中，山西大同市），公开反叛，攻夺州县。八八○年，唐军击败沙陀军，李国昌、李克用率亲属逃入鞑靼部（靺鞨别部，在阴山一带游牧）。八八一年，黄巢率起义军进入长安。河东监军陈景思请朝廷招李国昌父子，唐僖宗任李克用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八八二年，宦官杨复光又去招请。李克用野心得到唐朝廷的支持，即率沙陀、靺鞨兵一万七千人向长安行进，沿路增兵，到河中已有四万人。八八三年，唐僖宗任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两个宦官拥着一个沙陀酋长，互相依仗，声势颇盛。长安附近唐各镇兵，也因沙陀来到，气焰又张。李克用与各镇合力进攻，起义军战败，退出长安。唐朝廷得救。任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作为酬谢，从此李克用据有河东，以太原为出发点，积极参加割据战争。
　　八八四年，黄巢退到河南，攻唐诸镇，唐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等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得到招请，就出兵到河南。起义军战败，黄巢逃向兖州。李克用入汴州城，几乎被朱全忠杀死。李克用大怒，与朱全忠结成深仇，两人间发生一联串的恶战。李克用、朱全忠都算是唐臣，都必须利用唐朝廷。唐后期的朝廷，为宦官所把持，朱全忠利用在朝士族来反对宦官，李克用是新得势的沙陀人，在唐境内缺乏根基，利用宦官来反对士族，使朝廷在沙陀人保护下得以存在一时，对自己较为有利。两人都想掌握唐朝廷，恶战的根本原因在此，报私仇并不是重要原因。唐朝廷在农民起义军打击下，已经迫近崩溃，经两人恶战，加剧了南北司的冲突，宦官消灭，唐朝也就崩溃了。朱全忠灭唐以后，李克用始终不放弃拥唐的名义，这说明李克用是有谋略的，所以成为朱全忠的劲敌。
　　李克用回河东，招募国境内外游牧部落人当兵，扩展属地，谋攻朱全忠。朱全忠正与别一割据者秦宗权对敌，处于劣势。李克用要求出兵，朝廷竭力劝阻，朱全忠因此得在河南立足。八八九年，朱全忠消灭秦宗权，军势大盛。八九○年，朱全忠上表请朝廷讨伐李克用，宰相张濬等附和朱全忠，力主出兵。唐昭宗任张濬为统帅，率兵五万入河东境，朱全忠也发宾来会攻，结果是唐军大败，朱全忠军也败退。八九一年，李克用出兵攻成德镇王熔，幽州镇李匡威来救，两镇合兵十万，被李克用战败。八九三年，李克用攻王熔，王熔献帛五十万匹求和，成德镇附属于李克用。八九四年，李克用灭幽州镇，使刘仁恭为幽州节度使。八九五年，唐昭宗封李克用为晋王，承认李克用永远占据河东地区。朱全忠攻割据者兖州朱瑾、郓州朱瑄，八九六年，李克用出兵救兖、郓，路过魏博，被魏博击败。魏博镇从此附属于朱全忠。此后，李克用、朱全忠连年攻战，李克用失势，成德、义武（节度使驻定州）两镇都归附朱全忠。九○一年，朱全忠灭河中镇。李克用失去三个附属镇，只好向朱全忠求和。朱全忠出兵五万乘胜围太原城。九○二年，朱全忠大举进攻，又围太原城。朱全忠两次围太原，显示兵力强大，李克用急于自保，不敢再出兵攻朱全忠。九○八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勗继位。
　　李克用所部亲军都是沙陀等部游牧人，不论在河东境内或境外，专爱掠夺，毫无纪律。李克用大败后，不敢出境，河东民众受害更甚。李存勗曾劝李克用整顿纪律。李克用说：这些人跟我攻战数十年，我没有钱养他们。现在四方诸侯都在出重赏招募勇士，我要是治军太严，他们走散了，我同谁来守河东！李克用是这样一群掠夺者的首领，他的割据势力就是依靠这群劫贼建立起来的。
　　（二）朱全忠（梁国）
　　朱全忠原名朱温，父亲是乡村塾师。父死，随母王氏到萧县刘崇家当佣工。朱温凶悍狡诈，懒惰不肯作工，屡被刘崇笞辱。黄巢率农民起义，朱温投入赵义军，随黄巢转战南北。这是一个乡村流氓，后来叛变，屠杀起义军，就是他那种流氓的本色。八八二年，黄巢任朱温为同州防御使。朱温看到起义军形势不利，举同州投降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说母亲姓王，拜王重荣为母舅。唐任朱温为同华节度使，赐名为朱全忠。从此这个朱全忠算是唐将，专力与起义军为敌。
　　八八三年，唐任朱全忠为沛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并加任东北面都招讨使，要他堵塞黄巢的退路。他得到这个名号，用兵的地面就很广泛、凡是长安的东北方，都有权去招讨。当时黄巢在河南还保有强大的兵力，唐感化军节度使（驻徐州）时博、忠武军节度使（驻许州）周炭和朱全忠都力弱不能支持，共向李克用求救。八八四年，李克用到河南，黄巢军被击败，起义军将领纷纷叛变，大将尚让投降时博，别将葛从周等多人投降朱全忠。朱全忠是起义军叛徒的首领，他的割据势力，主要是依靠这批叛徒建立起来的。
　　朱全忠只是许多割据者中间的一个，宣武镇起初也不是强镇，朱全忠能够逐渐吞并诸镇，变成最强的一镇，是和他的流氓本色分不开的，也就是和他的凶悍狡诈分不开的。但黄河流域得到基本统一，不能不说是他的成绩。
　　割据者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派部将四出攻掠，一路侵淮南，一路侵江南，一路陷襄阳，一路（孙儒）陷洛阳， 一路陷汝、郑，一路攻汴、宋，各路共攻陷二十余州，有些州城未被攻破，乡村却毁坏无遗。这群野兽，出行不带粮食，只用车载盐渍人尸当作军粮。只是走到的地方，大烧大杀，千里无炊烟，鸡犬声不闻，居民几乎被灭绝。八八七年，秦宗权集合精兵从郑州进攻汴州。朱全忠大破秦宗权军，斩首二万余级。秦宗权屠郑州，孙儒屠河阳，弃城逃走，同率兵往攻扬州。唐信宗任命朱全忠兼领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要他追击秦宗权。八八八年，秦宗权又攻陷郑州。唐信宗任朱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统率诸镇兵，在名号上，他成为关东最高的统帅了。当年，蔡州将囚秦宗权，举蔡州投降朱全忠。
　　朱全忠灭蔡州，军势更盛。八九一年，击败魏博镇，魏博镇求和，成为朱全忠的附属镇。朱全忠连年攻击时溥、朱瑄、朱瑾，双方军民都大量死亡。八九三年，杀时溥，取得感化镇。八九七年，杀朱瑄，取得天平镇，又取得泰宁镇。朱瑾与河东将史俨、李承嗣投奔淮南割据者杨行密。朱全忠拥有宣武、天平、泰宁、感化、忠武、宣义等镇，还有一些附属镇，兵力强大，继续兼并诸镇。九○三年，入关击败李茂贞，夺得唐昭宗，消灭宦官，受封为梁王，达到了掌握盾朝廷的目的。九○五年准备灭唐时，朱全忠共有宣武（汴州等四州）、宣义（即义成军，汝州等三州）、天平（郓州等四州）、护国（河中等五州）、天雄（即魏博镇，魏州等六州）、武顺（即成德镇，镇州等四州）、佑国（京兆及商、华二州）。河阳（孟、怀二州）、义武（定州等三州）、昭义（潞、泽二州）、保义（邢州等三州）、戎昭（均、房二州）、武定（洋州）、泰宁（兖州等三州）、平卢（青州等六州）、忠武（陈、许二州）、匡国（同州）、镇国（陕、虢二州）、武宁（即感化镇，徐、宿二州）、忠义（襄州等七州）、荆南（荆州等三州）等二十一镇。诸镇中天雄、武顺是附属镇，武定是蜀王建属地，其余诸镇割据者都被朱全忠消灭。从群盗分割变为一盗独据，对民众说来，终究还算是较好的事情，如果说朱全忠在历史上多少还有一点作用的话，那就是他独据了一大片土地。
　　（三）杨行密（吴国）
　　杨行密庐州合肥人，长大有力，能举重一百斤。凡是黄巢起义军经过的地方，本地人多起兵响应，杨行密就是一个响应者。后来被唐兵捕获，庐州刺史令充当州兵，逐渐提升为庐州牙将。八八三年，杨行密杀都将，总统诸营，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庐州刺史被迫让位，唐朝任杨行密为庐州刺史。杨行密部下有刘威、陶雅、徐温等三十六人，号称三十六“英雄”，杨行密在淮南的割据势力，就是依靠这些人建立起来的。
　　八八七年，割据者淮南节度使高骈被部将毕师铎（原是王仙芝部将）围攻，令杨行密率兵来救。毕师铎攻入扬州，大烧大掠，高骈多年搜括的财物全部消失。宣歙观察使秦彦率兵三万入扬州，自称淮南节度使，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杨行密沿路收兵，得一万七千人，围攻扬州。秦彦兵在围城中杀人当粮食。杨行密围攻半年，城中居民被秦彦兵几乎吃完。杨行密攻入城中，残存居民只有数百家，饥饿得不象人形。秦彦等吃人野兽刚逃出城，秦宗权使秦宗衡、孙儒率刘建锋、马殷等一群吃人野兽又来到夺扬州城。秦彦、毕师铎与秦宗衡、孙儒合在一起，杨行密守空城不敢出战。不久，孙儒杀秦宗衡，又杀秦彦、毕师铎，合并各部兵来攻扬州城。杨行密弃城走回庐州。八九一年，孙儒烧扬州城，驱迫丁壮及妇女随军，杀老弱充军粮，渡江攻杨行密。八九二年，孙儒战败，被杨行密擒获斩首。胡三省《通鉴注》评孙、杨胜败，说：光启三年（八八七年），孙儒开始与杨行密交兵，孙儒兵比杨行密多十倍，但终于死在杨行密的手中，原因是孙儒专务杀掠，人心不附。杨行密虽为孙儒所困，对饥民却有些接济，多少得点人心，所以最后获胜。胡三省说的是对的。同是害民的盗贼，为害较轻的就会得到民众的一些支持。任何战争，兵力强弱，只能决定一时的胜败，决定胜败的夫键还在民心的向背。小的如两军相斗，大的如列国相持（如五代十国），都不能有例外，这也就是说，割据总是不得民心的，谁能够多得些民心，谁就能够消灭割据，统一全国。
　　扬州是最富庶的城市，唐时号称扬一（第一）益（蜀）二，经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六年攻战，民众死去或逃亡，江以北淮以南，东西千里变成白地。
　　八九二年，杨行密率兵回扬州，唐朝任为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节省费用，选用地方官，招徕流民，减轻赋税徭役，奖励农桑，又运茶、盐与邻镇通商，几年以后，民力逐渐恢复起来。杨行密选孙儒降兵五千人作亲军，称为“黑云都”（着黑衣），专用来冲锋陷阵。八九七年，朱瑾、史俨、李承嗣率骑兵投淮南。杨行密得到蔡州兵和河东、兖、郓兵，加上长于水战的淮南兵，按兵力说，是一个强镇。北起海州，南至虔州（江西地九○六年入淮南），东起常州，西至沔口（汉口），淮水南部、长江东部诸州都为淮南镇所占有，按土地说，是一个大镇。朱全忠三次进攻，三次都失败。这个镇的存在，阻碍着北方势力进入南方，使统一成为不可能。但占据北方的梁和沙陀人的唐、晋、汉，都是野蛮统治者，如果进入南方，只能给南方民众带来更大的破坏和痛苦，因此，淮南镇隔离南北，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王建（前蜀国）
　　王建是许州舞阳（河南舞阳县）人，在乡里宰牛偷驴贩私盐，乡里人叫他“贼王八”（排行第八），公认他是个流氓。后来他投忠武军当兵，升迁作队将。黄巢进入长安，唐僖宗逃入蜀，忠武军派兵八千助朝廷，归宦官杨复光统率。杨复光分八千人为八都，每都置一都头，王建是八都头之一。八八三年，王建等五都头率兵入蜀，唐僖宗大喜，号王建等都为随驾五都。宦官田令孜认王建等为义子。八八六年，唐僖宗避李克用兵锋，逃到兴元（陕西汉中），田令孜逃入蜀，依同母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杨复恭掌权，斥退田令孜党羽，使王建离开禁军，出为利州（治绵谷，四川广元县）刺史。王建招集溪洞酋豪，得众八千，沿嘉陵江袭取阆州，自称阆州防御使。八八七年，王建得东川（治梓州）节度使顾彦朗的援助，进击陈敬瑄，西川所属十二州，都遭受王建的杀掠。八八八年，唐昭宗任韦昭度为西川（治成都）节度使，想依靠王建的乒力驱走陈敬瑄。王建利用韦昭度名号，攻取西川诸州，陈敬瑄困守成都，军士饥饿，多谋出降。八九一年，王建要韦昭度先走，使部下捉韦昭度的亲信人，在韦昭度门前，一块块割下肉来吃。王建说，没有粮食，只好吃人。韦昭度大惧，赶快逃回长安，王建也就攻入成都，自为西川节度使。八九七年，王建攻破梓州（治郪，四川三台县），灭东川，占有全部蜀地。九○二年，王建乘李茂贞被朱全忠围困，出兵攻破汉中，取得山南西道，同时又得武定镇（洋州）。九○三年，王建攻荆南，取得夔、忠、万（四川万县）三州及施州（湖北恩施）。唐封他为蜀王。九○六年，取荆南的归州（湖北秭归）。王建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割据蜀地的形势稳固了。
　　（五）钱镠（吴越国）
　　钱镠（音流liú）是杭州临安（浙江临安县）人，从来不爱生产劳动，专以贩私盐和掠夺为业。八七五年，浙西狼山守将王郢叛乱，攻掠浙东、西诸州。临安人董昌等组织上团抵御土郢，钱镠在董昌土团中当偏将。八七八年，王仙芝余部曹师雄攻浙西，唐杭州刺史募各县土兵，成立杭州八都，使董昌为八部长。八七九年，黄巢军经过临安，钱镠用诡计骗黄巢军，临安不曾被攻。这算是有功。八八一年，镇海节度使（驻润州）周宝任董昌为杭州刺史，董昌任钱镠为都指挥使。八八二年，浙乐观察使（驻越州）刘汉宏出兵二万谋夺取浙西，被钱镠击败。八八六年，钱镠攻破越州。董昌自杭州徙驻越州，使钱镠驻杭州。八八七年，唐僖宗任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镠为杭州刺史。当年，镇海军将士叛变，逐走周宝，拥薛朗为留后。钱镠以伐叛为名，出兵取得苏州。八九三年，唐任钱镠为镇海节度使，驻杭州，有兵十三都，成为浙西强镇。八九五年，董昌在越州称帝，钱镠得到机会，出兵攻董昌。八九六年，攻破越州，杀董昌。唐任钱镠为镇海（浙西）镇东（浙东）两军节度使。钱镠据有浙东、西，地小兵弱，受到淮南镇的威胁，因此，对北方统治者始终表示恭顺，借以牵制淮南，在诸割据者中，与下列三个割据者都属于弱小的一类。九○七年，梁太祖（朱全忠）封钱镠为吴越王。
　　（六）马殷（楚国）
　　马殷是许州鄢陵（河南鄢陵）人，在秦宗权军中当小将。八八七年，秦宗衡、孙儒率刘建锋、马殷等夺淮南。八九二年，杨行密杀孙儒。刘建锋、马殷率残兵七千人，逃往洪州，在江西聚众数万。八九四年，刘建锋等攻入湖南，取得长沙。唐僖宗任刘建锋为湖南节度使，马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八九六年，军士杀刘建锋，推马殷为节度使。马殷陆续攻取州县，占有湖南全境。九○○年，马殷攻取桂管五州，桂管全境并入湖南。近邻淮南镇强大，马殷对朱全忠表示恭顺。九○七年，梁太祖封马殷为楚王。当年，马殷击败淮南兵，夺得岳州。九○八年，出兵攻岭南，击败岭南割据者刘隐，得到六个州。马殷拥有颇为广大的土地，闭境自保，湖南民众遭受兵祸比较少一些。
　　（七）刘隐（南汉国）
　　刘隐的祖父是蔡州上蔡（河南上蔡）人，住在广州做商贾。父刘谦作封州（治封川，广东封川县）刺史。八九四年，刘谦死，子刘隐继任。八九六年，岭南东道节度使薛王李知柔赴任所，走到湖南，广州牙将叛变谋割据。刘隐起兵杀叛将，迎李知柔入广州。李知柔任刘隐力行军司马。九○五年，岭南东道节度使徐彦若死，众推刘隐为节度使。九○七年，梁太祖封刘隐为大彭郡王。刘隐占有岭南及容管（广西容县）、邕管（广西南宁）诸州，不参加战争，境内较为安静。
　　（八）王审知（闽国）
　　王审知是光州固始（河南固始）人。寿州人王绪攻据固始，使王潮、王审知兄弟为军官。八八五年，王绪被秦宗权攻击，率众南逃，入江西，转入福建，沿路抢掠，聚众数万。王绪性猜忌，任意杀人，部属人人自危。王潮因众怒囚禁王绪，受推为军主。泉州刺史贪暴，泉州人见王潮军纪严肃，请代为除暴。八八六年，王潮攻入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任王潮为泉州刺史。八九一年，陈岩死，都将范晖自为留后。王潮使王审知攻福州，民众送粮食助攻。八九三年，王审知攻入福州，唐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境内割地称雄的群盗二十余股或散或降，王潮占有福建全境。八九七年，王潮死，王审知继位。九○七年，梁太祖封王审知为闽王。
　　以上八个割据国，按强弱可分为三类。晋、梁是强的一类。两国势力相当，梁被晋牵制，不敢出全力攻吴，这就使得割据的形势固定下来。吴、蜀是次强的一类。两国占据最富庶的扬、益地区，有自守的力量，给长江流域筑起了屏障。吴越、楚、南汉、闽是弱小的一类，有一天屏障撤除，四国自然归于消灭。归根说来，割据局面的造成，由于晋梁两个残暴国在北方的对峙。
第八节 农民大起义
　　唐前期，由于剥削还有些限度，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也就比较缓和一些。安、史反叛，黄河流域战乱频繁，原来朝廷租税主要来自江淮，现在江淮更成为唯一的租税榨取地，民众负担骤增，农民起义第一次在浙东爆发了。
　　七六二年，台州（治临海，浙江临海县）起义首领袁晁率众攻浙东州县，取得衢、温、明等州，有众二十万。
　　七六三年，李光弼派兵击破袁晁起义军，浙东又为唐所有。袁晁一号召，就得到浙东广大民众的拥护，虽然被李光弼镇压，起义符合民众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唐朝廷还拥有强大的武力，足以保持它的腐朽统治，局部地区的农民起义，不得不暂时失败，但腐朽统治终究不能逃避农民起义的打击，到了八五九年，浙东又有裘甫率领的起义。
　　唐朝廷向江、淮以及岭南搜括大量财物，民众已极困苦，官员为谋求大利，也争着到这些地方去做官。名士薛保逊作文讥斥当时的州县官，说，我送客到灞桥，在旅店休息，看见几个似乎象人的东西。试问来历，这些东西居然会说话，说是江、淮、岭南的州县官。我真想不到好好人民，为什么受这些东西的鞭挞！官吏贪虐成风，南北原是一致，薛保逊特别指斥江、淮、岭南的官吏，足见南方民众困于勒索尤为严重。裘甫起义，影响比袁晁更大，因为裘甫得到民众更大的拥护。
　　八五九年，正是唐宣宗死，唐懿宗继位，唐朝廷开始趋于大崩溃的一年。裘甫起义标志着唐朝廷崩溃的开端，尽管裘甫失败了，起义的潮浪是不可能阻遏的。
　　浙东起义首领裘甫率众攻破象山县城，又进攻剡县（浙江嵊县）。裘甫起兵时众不过一百人，八六○年，起义军增至一千人，取得剡县，众增至数千人。浙东道以及别道民众，纷纷来归，众骤增至三万。还有不少起义小帅，派人来联络，请作属部。起义军推裘甫为天下都知兵马使，又推刘暀（音旺wàng）为副使，刘庆、刘从_简为大将，废弃唐朝皇帝年号，自建年号为罗平（越民间相传有罗平鸟，管越人祸福，裘甫用为年号。八九五年，董昌据越州称帝，以罗平为国号），铸印，印文为大平。裘甫以平（太平、公平）为号召，这就是起义军旺盛的原因。起义军在剡县积聚粮食，制造器械，声势大振，分兵攻越、衢、婺（治金华，浙江金华市）、明、台等州，取得唐兴（浙江天台县）等若干县城。浙东唐军屡战屡败，宰相推荐前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王式要求朝廷多给兵马，说，如果发给兵马太少，战事迁延不决，江、淮民众一定要起兵响应。国家用度完全依靠江、淮，那时候道路阻绝，上自宗庙，下至禁军，都得不到供给，事情将非常危急。唐懿宗和宦官听了这番话，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归王式统率，兵力上唐处于优势地位。
　　在起义军方面，裘甫保守剡县等几个县城，并不想积极进攻，没有号召各地民众起兵去打破唐朝廷的用兵计划。刘暀对裘甫说：我军如此旺盛，方略却至 今未定，实在可惜！王式所率大军，不要四十天就来到，兵马使应该乘敌军未到的时机，急出兵攻取越州城，再派兵五千守西陵（浙江萧山县西兴渡口），沿浙江东岸筑垒拒敌。大集船舰，乘机出敌后，攻取浙西州县，过大江攻扬州，夺取财物，还军修石头城（江苏南京市）固守，宣、歙、江西民众自然响应。另派刘从简率万人从海路袭取福建。这样，唐朝廷赖以生存的贡赋，都为我所有，只怕子孙不能守，我们这辈子可以无忧了。刘暀这个有限度的进攻计划，总还算是一个计划，裘甫连这一点想法也没有，说：今天醉了，明天再议。进士王辂献计说：刘副使说的乃是孙权的故事，那时候天下大乱，所以能占据江东，现在中原无事，占据是不成的，不如拥众守险，大势不好便逃入海岛，这是万全的良策。裘甫犹豫不定，实际上是采取王辂的所谓万全良策。王式坚决进攻，裘甫束手无策，不待战斗，胜败已经决定了。
　　王式到越州，用浙东兵和称为土团的地主武装作向导，又用居住在江淮的吐蕃、回鹘降人充骑兵，督诸军分路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与唐兵十九战，不能取胜，占有的土地先后被唐兵夺去。刘暀对裘甫说，早用我的计谋，先取越州，事情不会这样危急。王辂等几个迸士在军中，都着绿衣。刘暀杀王辂等，说，都是这些青虫坏事。王辂等只是计谋不合，并非背叛起义军，刘暀轻率杀人，显得计穷谋竭，与裘甫一样束手无策。起义军最后退守剡县城，坚决抵抗唐兵，三天中出战八十三次，唐兵受挫，但不肯撤围退走。城中妇女组成女军，助起义军守城。裘甫、刘暀、刘庆率壮士百余人夜间突围，被唐兵杀死。刘从简弃城守山，也战败被杀。
　　裘甫率领的浙东起义，前后凡六十六日，在战斗中，民众反唐的决心，表现得十分清焚，女军投石块击敌，就是明证。唐朝廷因王式得到暂时的战胜，以为无忧了，事实是更大的忧就紧接在后面。
　　安南民众遭受残酷的剥削，至少同江淮一样。民众无法生存，八五八年，引南诏兵攻唐安南守军，战事连年不停，到八六三年，唐懿宗撤回诸道援安南兵，专守岭南西道（节度使治邕州，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八六四年，唐朝廷发八道兵守邕州，南诏来攻，唐兵大败。朝廷选募徐州军士三千人往邕州防守。八六八年，徐州兵在防地作乱，拥庞勋为主，自动回徐州。朝廷发十道兵攻徐州，八六九年，才消灭庞勋所率的叛军。
　　浙东起义后，唐朝廷搜括军费，民不堪命，到处聚众反抗。八六○年，薛调上书说，“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唐战胜裘甫，反唐的民众却更多了。安南起义后，唐内部引起庞勋叛乱，搜括军费愈益迫急，再加关东连年有水旱灾，民众穷极，聚众反抗，规模比浙东起义时，又增加无数倍。唐统治地区，不分南北，民众普遍反唐，爆发大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八七四年，王仙芝率众数千人在长垣（河南长垣县）起义。次年，黄巢率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在冤句（山东菏泽县西南）起义。王仙芝、黄巢起义符合当时广大民众的意愿，因而声势浩大，成为大起义的首领。
　　王仙芝、黄巢都曾贩卖私盐。唐末割据者如王建、钱镠以及吴国权臣徐温，也都是贩卖私盐出身，私盐与这些人有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唐玄宗时，盐价每斗十钱，唐肃宗加一百钱，每斗一百一十钱，盐利成为朝廷重要的收入。盐是生活必需品，即使价贵，贫民总得购买一些。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因之专在盐利上想法，逐年增加税收，从每岁收入四十万缗开始，到唐代宗大历末年，每岁竟增至六百余万缗。朝廷岁入，监利占半数。宫庭费用，诸军饷需，百官禄俸，都靠盐利来支付。唐朝廷对盐利的重视，可以想见。唐德宗时，盐价每斗增至三百七十钱，盐商贩卖官盐，有时比官价高一倍，用一升盐换取谷数斗，贫民只好淡食。自唐德宗时起，朝廷规定各种苛法，派出大批官吏，查禁私盐，凡卖私盐一石以上，处以死刑，一斗以上，处以杖刑。私刮碱土一斗，等于卖私盐一升，也要处罚。朝廷出卖官盐，豪强出卖私盐，都是大利所在，双方斗争非常剧烈。凡是贩卖私盐的人，必须结交一批伙伴，合力行动，又必须有计谋和勇力，足以对抗盐官。贩私盐的规模愈大，这些条件也愈益具备。黄巢就是这样的一个贩私盐者，一旦与起义民众结合，就成为有能力的首领。
　　黄巢是曹州冤句县人，祖先几辈子相沿贩卖私盐，黄巢继承祖业，富有财产。黄巢长于骑射，爱扶危救急，收养各地来投奔的逃命人；也爱读书，屡次应进士考试，被抑不得及第。他是失意士人，又是有势力的豪侠，看到唐朝廷极度腐朽和民众普遍反唐，离开原来的阶级，走起义的道路，是可以理解的。八七四年，王仙芝在长垣县起义，立名号为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檄文，声讨唐朝廷任用贪官，赋税繁重，赏罚不平等罪恶，切中当时的弊病。八七五年，王仙芝率尚君长等攻破濮、曹二州，众增至数万，又击败唐天平节度使兵，攻入郓州。黄巢就在这时候起兵，与王仙芝共同行动，数月间也有众数万。
　　王仙芝、黄巢统率的起义军，行军都采取流动的方式，不据守城池，这在起义初期是必要的。因为唐统治阶级固然内部分散，势力衰弱，但对起义民众，却是一致仇恨，为消灭起义军，他们可以结合起来，协力进攻。起义军如果守城池，必然被唐军围困，很可能被消灭。反之，寻便利处流动，使唐军陷于被动的境地，各地民众起义响应，更使唐军被牵制在本镇境内，这样，起义军活动的区域愈扩大，力量愈增强，唐朝廷的崩溃也就愈迫近。当时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镇地方，民众纷纷起义，大部有千余人，小部也有数百人，攻击州县城。唐朝廷令五镇节度使加意防守本境，抽出一部分兵力交“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宋威指挥。行营步骑兵总数不过五千人，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更掌握主动权，往来山东一带。八七六年，唐朝廷令天下乡村各备弓刀器械，组织地主武装来抵御起义民众。起义军在沂州城下战败，转入河南地区，攻下郏城（河南郏县）等八县，唐朝廷恐惧，调关内诸镇兵守陕州和潼关，昭义等镇兵守洛阳（东都），山南东道兵守汝、邓二州重要路口。起义军攻破汝州，东都大震动，百官多携家属逃窜出城。起义军攻郑州，破唐守军击败，转向南方唐、邓二州进攻。关以东各州县守城自保，不敢出战。起义军行动自如，攻破郢、复二州，又攻申、光、卢、寿、舒等州。淮南镇危急，唐朝廷怕失去扬州，江南贡赋断绝，君臣惶恐，束手无策。
　　起义军攻蕲州（治蕲春，湖北蕲春县），唐蕲州刺史请王仙芝黄巢等进城，允许为王仙芝奏请官位。唐朝廷经一番辩论后，给王仙芝“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这样一个空名。王仙芝居然叛卖起义军，无耻地接受这个空名。黄巢大怒，责骂王仙芝道：起初大家立重誓，要齐心协力，横行天下，现在你去左军做官，起义军该到那里去！捉住王仙芝痛打，众将士也群起责骂，王仙芝无奈，只好不受唐官，夺取蕲州。黄巢原想得个节度使一类拥有实权的官职，占领若干州县。这自然是放弃起义旗帜企图割据称雄的错误想法，不过，比起王仙芝来，还算是不肯放弃军队，因之还可以率领起义军。王仙芝、黄巢已经破裂，起义军分为两部，王仙芝、黄巢各率所部分路去活动，势力削弱了。
　　八七七年，王仙芝攻破鄂州城（湖北武昌县），又攻破安、随二州城。据唐宰相郑政说，王仙芝曾七次求降，都被招讨使宋威搁置，不转奏朝廷。王仙芝完全变成起义军的叛卖者，宋威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不如在战争中杀死他，可以得大功，因此拒绝受降。招讨副使宦官杨复光使人招王仙芝，这个无耻叛徒得到门路，即遣尚君长率一批人来接洽条件。宋威派兵在路上捕尚君长等，奏称在战场上擒获；杨复光奏称尚君长等确是投降，并非阵上被俘。唐朝廷反正不再害怕王仙芝，降与不降无足轻重，竟下令斩尚君长等。八七八年，王仙芝率众到荆南，攻入江陵城，又转到申州（治义阳，河南信阳县），被唐军击败。唐军追击到黄梅，大破王仙芝军，杀数万人。王仙芝逃走，被唐军杀死。王仙芝初起时，宣布唐罪恶，与唐为敌，符合民众的愿望，起义军因而迅速壮大起来。王仙芝、尚君长等这伙人，却以为自己有了什么本钱，可耻地想交易个唐官来做。在这伙人率领下，军心自然要涣散，唐军也就转弱为强，更不会允许敌对阶级武装的存在。凭借起义军而又叛卖起义军的这伙人，先后被唐杀死，是应得的结果，可惜的是这一路起义军遭受惨重的杀伤，大大削弱了对唐的攻击力量。
　　蕲州分裂后，黄巢率所部北上。八七七年，攻破郓州，杀唐天平军节度使，又攻破沂州。王仙芝部将尚让（尚君长弟）屯查岈山（河南遂个县西）。黄巢在山东势孤，率众来会，与尚让合力守山。黄巢又与王仙芝合攻宋州（治宋城，河南商邱县），击败唐兵，围宋州城。两路起义军会合，军势就有振作气象，可是，王仙芝别有用心，宋州城下战败，即与黄巢分离，引所部向安、随等州活动。八七八年，王仙芝败死，尚让率残部归黄巢，推黄巢为王，又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置官属，开始建成一个国家的形式。起义军自立国家，明白表示与唐朝对立，是有意义的，但元称王霸，也表示黄巢缺乏坚定的反唐决心。王是统一天下，以新朝代替旧朝，霸是在旧朝下割据称雄。黄巢所谓王霸，意思是求王不得，求霸也可，统率者如此打算，起义军很难有好的前途。黄巢攻破沂、濮二州城，唐集合大军来攻，黄巢被迫向唐天平军求降。唐朝廷给右卫将军（从三品）名号，令在郓州解散军队。当然黄巢不比王仙芝，知道放弃军队的后果是什么，因此拒绝接受唐朝的诏令。
　　黄巢在山东不能取胜，转到河南攻宋、汴等州。唐调兵防守东都并攻击起义军。事情很明显，唐朝廷固然极度腐朽，但在镇压起义军时，还能够调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或守或战，到处阻遏起义军，尤其是江淮赋税，照常供应，使唐朝廷能够用来养兵，保护北方州县城。起义军在乡村不能对民众多所取求，攻破州县城又很不容易，在这种形势下，开辟新的活动地区，实有必要。江南是唐朝军备最薄弱的地区，起义军到江南活动，这在起义军是打开新局面，在唐朝廷是遭受致命伤。八七八年，黄巢引兵渡江，起义军转入了大发展的阶段。
　　黄巢所率起义军，受生活必需品的限止，在北方，多时不过数万人，通常只有数千人，一到江南，人数就有很大的增加。王仙芝余部王重隐等早在江南活动。八七八年，王重隐攻破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曹师雄攻宣、润等州，黄巢入江西境，与王重隐等相呼应，一举攻下虔、吉、饶、信等州。曹师雄攻浙西，唐朝廷用高骈为镇海节度使，抵御曹师雄军。黄巢攻浙东，自衢州至建州，开山路七百里，攻入福建，夺得福州。黄巢得福州，可以北攻浙东，南攻广州。八七九年，写信给唐浙东观察使崔璆（音球qiǔ）、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要求代向唐朝廷请给天平节度使官职。二人怕黄巢来攻，向唐朝廷恳切请求，唐朝廷不许。黄巢自己直接给唐朝廷上表，请给广州节度使官职。唐朝廷认为广州是通商口岸，也不许。黄巢既来求官，唐朝廷给予率府率名义（皇太子属官，正四品上）。唐朝廷对起义军认定叫做“贼”（阶级敌人），除了屠杀、解散、给投降的酋领一些空名以外，绝对不允许妥协（可以用来攻击其他部分起义军的人，自然要收留和利用）。当时财政极端困难，判度支杨严再三哀求免职，朝廷不许，因为没有人敢来继任。尽管如此，还是坚决要消灭起义军，统治
黄巢起义军开辟的福建仙霞岭山路遗迹
　　阶级的态度多么顽固而明白。作为起义军首领的黄巢，一再向唐朝廷请求妥协，想做个节度使，态度多么动摇而怯懦！相形之下，黄巢是不能战胜唐统治阶级的，黄巢接到率府率的任命，发怒大骂唐宰相，率兵攻破广州。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广州是外国商人和教徒的集中地，商人贩卖珍宝等奢侈品，供唐统治阶级享用，是中国民欢的间接剥削者，又勾结唐官府，依势放高利贷，是中国民众的直接剥削者；黄巢军中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传说，意思是杀儒生，战争一定要失败。黄巢出身不第进士，可能以儒生自命，看其他宗教是异端，而且教徒多兼商人，是明显的剥削者。黄巢杀商人和教徒，自有他的理由，但广州未必有如此大量的外国人，如果真有这样多的人，民欢受害更大，那末，黄巢的理由也就更充足了。
　　八七九年，黄巢军在岭南发生大疫。将领劝黄巢离岭南，北上图大事，得到允许。黄巢军中收容不少失意士人，他们替起义军起草一篇入关檄文，指责唐朝廷的罪恶，其中有宦官擅权、朝臣勾结宦官、科举不公、官吏贪污等条，都切合实情，但主要是失意士人鸣不平，并未着重为民众伸义愤，事实上民欢痛恨的是整个统治阶级，管他什么科第的得失。起义军自广州出发，攻取桂州，乘大栰沿湘江攻取衡（湖南衡阳）、永（湖南零陵）等州，又攻取潭州（治长沙，湖南长沙市）。尚让率一军，号称五十万，乘胜进攻江陵。黄巢、尚让合兵进取襄阳，在荆门（湖北荆门县）被唐军击败，起父军损失极重。起义军渡江向东进击，攻鄂州，转攻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兵士又多至二十万人。
　　八八○年，唐朝廷任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集合各镇兵七万，派部将率淮南兵入江西，进攻起义军。黄巢屯兵信州（治上饶，江西上饶市），又遇大疫，兵士多病死。黄巢寄书给高骈，声称愿意投降，并求节度使官职。高骈想诱起义军到淮南，一举歼灭，满口允许代请官职，又想独得歼灭起义军的大“功”，遣诸道援兵各归本道。恰好黄巢这一次是假降，乘高骈力弱，大破淮南兵，起义军声势大振。起义军攻破睦（治建德，浙江建德县）、婺（治金华，浙江金华市）等州，又攻破宣州（治宣城，安徽宣城县），声势愈盛，有众号称六十万。起义军自采石（在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围天长、六合，离扬州城不满五十里。高骈大惧，自称得中风病，不敢出兵应战。唐朝廷一向当作靠山的高骈，现在变成融化了的冰山，满朝恐慌，不知所措。宦官田令孜早作逃往成都的准备，使同母弟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只等起义军入关，唐朝廷就退出长安。
　　八八○年，唐守淮河诸军，互相杀夺，相继溃散。起义军渡过淮河，攻破申州，分路攻河南诸州，史书称起义军“所至吏民逃溃”，“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事实是起义军本来不虏掠民欢的财物，对聚集在州县城中所谓“吏民”的官商富户，破城后却必须惩罚，或杀戮，或没收财产作为军资。因此，唐吏民守城甚坚，破城也很不容易。这次起义军从南方来，不惩罚吏民，这些人无守城必要，自然纷纷逃避，结果是减少了对起义军的阻力。
　　起义军将要渡淮的时候，唐朝廷还在作绝望的挣扎。一个宰相主张任黄巢为天平节度使，等到就任后，发兵合围杀黄巢。又一个宰相主张调诸道兵坚守泗州，使起义军不得前进，只好退回南方，那时候再出兵追击。不论那一种主张，都是想消灭起义军，虽然唐朝廷本身快要被消灭，但仍死抱住绝对的阶级仇视。唐僖宗听从后一种主张，调兵守淮，在起义军盛大声势的压力下，诸道兵溃散，唐朝廷计穷力竭，再也找不出什么办法。
　　黄巢用天补大将军名义，发布檄文告唐诸道说：你们应该各守本营，不得犯我兵锋；我要进东都，再转到长安，向罪人问罪，与你们不相干。诸道防备民欢起事，自保还来不及，谁也不敢出兵救唐朝廷。起义军向东都顺利进军，唐将齐克让退守潼关，东都唐官迎起义军入城。起义军纪律严明，史书也只好承认“闾里晏然”。田令孜使左右神策军助齐克让守潼关，起义军一部从称为“禁坑”的小路进到关后，夹攻潼关，唐军大溃。起义军的向导兵先入长安，唐僖宗、田令孜带着少数眷属逃往成都。
　　黄巢率起义军数十万入城，民众夹路观看，尚让宣告民众说，黄王起兵，原来为拯救百姓，不象李家不爱惜你们，你们照常安居，不要害怕。起义军兵士是受尽残酷压迫的民众，所以遇到贫民，即赠送财物，表示同情；对唐朝留下来的一大群民贼，表示义愤，尤其憎恨官吏，捕获就处死。黄巢下令军中：禁止杀人，兵器都纳入官府。《新唐书·黄巢传》说“然其下本盗贼，皆不从”。黄巢入长安，不曾择尤惩罚民贼，让兵士自行处理，后来又要缴纳兵器，为兵士所拒绝，这些措施显出黄巢是缺乏政治才能的。
　　黄巢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唐官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仍照旧留任。固然，他也杀了不少唐大官，但标准是降不降，不问害民的轻重。他以尚让为首相，组成了起义军文武官与唐官僚混合的大齐朝廷，对民众该颁布些什么革新政治的诏令，史书上未见记载，看黄巢尚让等急于享乐，大概不曾颁布过这种诏令。
　　起义军渡淮以后，一路无阻，取得长安，这自然是好事，但经过的重要地方象东都那样的大城，也不留兵防守，数十万人全部进入长安，实际是全部陷入袋中。入长安后，使人守商（治上洛，陕西商县）邓（治穰县，河南邓县）等州，作退走的准备，但并不能改变坐困的形势。长安在唐军四面包围下，粮食困难，起义军兵士是纯洁的民众，目的在推翻罪孽深重的唐朝，现在被引到不是饿死就是败死的道路上，统率者该负多大的责任！八八一年，唐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郑政据盩厔（音周至zhoū zhì陕西周至），号召诸镇合力攻长安，诸镇响应，出兵来会。泾原镇兵据渭北，河中镇兵据沙苑（在陕西大荔县南），易定镇兵据渭桥，鄜延、忠武二镇兵据武功，邠宁镇兵据兴平。八八二年唐僖宗任宰相王铎为诸道行营都都统，率荆襄兵驻盩厔，统率诸镇兵，伺机进攻。起义军仅有长安附近一些地方，形势非常不利。
　　黄巢也曾想打开局面，八八一年，使尚让等率兵五万攻凤翔。尚让等自以为势大，行军不列行伍，遇伏兵，大败逃回，损失兵士二万余人。有人在尚让官署门上写嘲笑诗，尚让羞怒，拘官署内官吏及看门人，一概挖眼珠倒挂而死，又搜杀城中能作诗的人。唐军一部乘胜进攻长安，黄巢以为庸大军来了，率众仓皇出城。唐军入城大掳掠。黄巢停在霸上，看到唐军不整，又无后援，率众还城，杀死唐军十之八九。他的地方守将同州（治冯翊，陕西华阴县）刺史王溥、华州（治郑县，陕西华县）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听说黄巢出城，也各弃城率欢逃往邓州。当时朱温守邓州，斩王溥、乔谦，令宋岩回商州。唐军来攻，黄巢便弃城逃走，地方守将也照样出逃，事实证明黄巢和部将们已经泄尽了起义军的胆气，化为得乐且乐偷安旦夕的一小群懦夫。同、华二州被唐军占去，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令朱温自力去取。唐同州刺史逃走，朱温据有同州（华州由李详取回）。自力去取的意思是得地就做刺史，不得就做不成刺史；反过来说，得地的人可据地自有，与齐朝无关。大抵将领各拥所部，自立门户，起义军分裂成许多碎片，黄巢的号令失去作用，也就失去战斗力。八八二年，朱温为抵御唐河中镇王重荣的压迫，屡次请求援救，黄巢全不理会。朱温知黄巢将亡，投降王重荣。黄巢不救同州，很可能是没有受调遣的军队。同州降唐后，李详也要降唐。黄巢杀李详，任命弟黄邺为华州刺史。李详旧部属逐走黄邺，自立军主，投降王重荣，这说明部将自成势力，连黄邺去继任也不被接受，黄巢是个孤立的首领。
　　起义军在长安前后三年，暴露如此严重的弱点，罪过全出于黄巢、尚让等一群统率者方面，起义军兵士成了这群人的牺牲品，除了寄以深切的同情心，谁还能对士兵有什么非议。当然，统治阶级毁谤起义军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史书说当时一斗米价贵至三十缗，起义军向唐军买人作食粮，唐军捕捉山寨居民卖给起义军，按肥瘦论价，一人值数百缗。起义军统率者不让兵士吃三十缗一斗的米，却让吃数百缗的人，这是讲得通的话么？不过，史书既然说了，唐军应该确有卖人的事。那就是起义军兵士不满统率者的腐化，纷纷散走，统率者要补充兵卒，出重价招兵，唐军是盗贼，捉山寨居民按强弱来换钱，这就成为史书所说按肥瘦论价的人肉买卖。
　　尽管起义军存在着过多的弱点，但包围长安的唐军，弱点也并不较少于起义军。唐军利在各据屯兵地点，号称进攻长安，向唐朝廷讨重赏，同时也向起义军谋利益，卖人就是其中的一例。双方形成相持的局面，谁也不想进攻谁。真正急于消灭起义军的人，是那些宦官。因为唐后期的朝廷，实际是宦官的朝廷，唐朝廷不能回长安，当然是宦官的大害。八八二年，由宦官杨复光倡议，招野蛮的沙陀酋长李克用来攻起义军。李克用接到唐朝廷的诏令，立即率沙陀兵从晋北出发到河中。八八三年，渡河入同州（朱全忠所据地）。李克用联合唐河中、易定、忠武等镇兵，与尚让所率起义军十五万人大战，尚让大败。李克用进逼长安，黄巢率残部自蓝田经武关走入河南境。李克用等军入城，大肆掠夺，长安宫殿民房和居民，被烧杀后所存无几，统治阶级称为立“大功”的“官军”，就是这样凶残的一群强盗。
　　农民起义军，开始时必须流动攻击敌人，腐朽朝廷的统治区，空隙是到处存在着的。但在流动作战中，统率者必须逐渐建立起军事纪律，并且学会正式的攻守战。只有能攻能守，才能取得立足地，逐个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政治上要有些新气象，争取广大民众的拥护。黄巢率领的起义军，始终是流动行军，不守城，也不打硬仗，更不知作些政治措施，单凭兵多（入关时号称六十万），以声势取胜，决不能持久。起义军在江西击败淮南兵，唐最著名的将帅高骈便称病不敢出战，守淮诸镇兵便不战而溃，逃回本镇，事实证明打硬仗的重大作用。起义军渡淮回来，势力比被迫渡江南行时强大数十百倍，入河南境特别是取得东都以后，有力量占领河南州县，消灭唐河南诸镇，建立起以东都为中心的立足地。整顿军队，发布政令，收揽民心，然后入关灭唐朝廷，不过数年，起义军很有可能取得胜利。黄巢不立后方，一心想做皇帝，带着几十万人进入长安，皇帝名号是得到了，起义军却被这些统率者断送了。归根说来，统率者本身腐化，前途只能是失败。
　　八八三年，黄巢逃到河南，使前锋将盂楷攻击蔡州，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黄巢移兵攻陈州（治宛丘，河南淮阳县），战败，孟楷被杀。黄巢忿怒，与秦宗权合兵猛攻陈州，不能取胜。据史书所记，当时河南大饥荒，黄巢用人当食粮。一说，取死人置臼中捣碎，连骨粉带皮肉一起吃；一说，捉活人投臼中捣碎食用，称发“粮”的处所为“舂磨寨”。这又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毁谤。秦宗权后来作乱时，曾车载盐渍尸体充军粮，统治阶级用后来秦宗权的野兽行为横加在黄巢身上，并且描写得更加恐怖，其实，围陈州时，不用说黄巢，连秦宗权也还不曾食人。
　　起义军兵士，在长安开始大量散走，尚让与李克用决战，兵数不过十余万。黄巢逃到河南，兵士散走更多，起义军事实上已经结束，残存的不再算是起义军。投降唐朝的黄巢部将，例如朱全忠，本拥有一支大的军队，八八三年，自同州去宣武镇作节度使，所部只有数百人，可见原来的起义军兵士都散走了。黄巢率领一些残余兵将，在河南还算是最强的一个。唐将周岌（忠武镇）、时溥（感化镇）、朱全忠都抵敌不住，请李克用来援救。黄巢、尚让等攻汴州，李克用击破黄巢军，杀万余人，黄巢军溃散。尚让率所部投降时溥，葛从周等多人率所部投降朱全忠。李克用追击黄巢，黄巢率余众不满千人，逃往兖州。时溥使部将率尚让追捕黄巢。黄巢带着一些家属逃入泰山。外甥林言杀黄巢、黄邺、黄揆及这些人的妻和子，取首级要到时溥处献“功”，路上遇唐兵。唐兵杀林言，取林言和黄巢等人的首级献给时溥。尚让是首相，林言是侍卫军长，都是黄巢的亲信，到最后，做的是这些事，黄巢部下一群统率者，大抵多是这一类的丑恶人，起义军为这群人所统率，怎末得免于失败！
　　民众起义的力量，终究是最大的力量。起义军固然 被黄巢等人引导到失败的路上，但支离破碎的唐朝廷，经起义军的冲击，崩溃更加速，再也不能支持多久了。
简短的结论
　　长江流域（附浙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经济、文化都逐渐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继续在上升。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隋炀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使得继起的统治者，不得不对农民阶级多少作出一些让步，政治措施有所改善。这样，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经济基地的、社会安宁持续到百余年的唐朝，出现在历史上。
　　唐朝比以前的统一朝代——两汉，更显得强盛而繁荣，唐前期，奠定了这个雄厚的基础。唐中期，藩镇叛乱，战争连年不息；唐后期，朝廷内部愈益分裂，统治力大为削弱。虽然如此，唐中期以至后期，在国外，声威还是很崇高，在国内，经济和文化还是在发展。这是因为唐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的经济在免于战乱的情况下，一直在上升。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总是有两种作法。一种是孔、孟的传统政治思想，即剥削较有节制的所谓行“仁政”。这在封建时代，应该说是进步倾向，因为农民迫切希望统治阶级不要夺去过多的生产品。另一种是腐朽势力的作法，那就是不顾农民死活，横征暴敛，贪得无餍，用来填无底的欲壑。进步倾向和腐朽势力在统治阶级内部常常发生斗争，如果进步倾向得势，阶级矛盾就比较缓和，出现“治平”的景象；反之，腐朽势力得势，制造各种祸乱，毒害民众，最后爆发农民起义，打击以至推翻腐朽统治。从表面看，一“治”一乱若循环，似乎是统治阶级自身的事情，实际上“治”是农民起义的产物，没有起义的威力，统治阶级是不会求“治”的。在这个“治”的时期里，社会生产力主要是农业生产力就得到一些发展的机会。
　　农民起义推翻隋炀帝统治，给唐统治者一个严厉的教训。唐前期三个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开元年间）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代表进步倾向，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在全国行施租庸调制和主要在关东地区推行均田制，使农民获得土地并减轻赋税，农业生产从而发展起来。与均田制相关联的府兵制，自然显出了它的实力。唐前期国内安宁，四裔宾附，富强无比，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获得土地。
　　唐前期，政治上进步倾向占优势，但腐朽势力也在滋长着。以士族为首的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庄田制逐渐代替均田制，农民失去土地，府兵制不得不改为募兵制，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政治上腐朽势力占有优势，强盛的唐前期也就开始转入外强中干的唐中期。唐前期因军事胜利，疆域扩大，白东北到西北边境上，以及边境附近的内地州县，居住着当时称为蕃人的大量内附诸族人。募兵制行施后，蕃人应募当兵，特别是当骑兵，成为唐边镇兵的主要组成部分。唐玄宗重用蕃将，兵权实际上落入蕃人手中，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几乎推翻腐朽的唐朝廷。此后，一联串的反叛、讨叛战争，使得唐朝统治力愈益衰弱，腐朽势力愈益得势，剥削愈益苛暴，庄田愈益发达，农民遭受战争和赋税的痛苦是非常沉重的。腐朽势力占优势的唐中央政权和蕃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进行长期的战争，是唐中期的特征，唐宪宗暂时统一，结束了唐中期的局面，但结果并不是恢复唐前期的统一，而是转入更腐朽的唐后期。
　　庸初定制，政权归士族（贵族也在士族内）执掌，工商杂类，不得入仕。士族过着腐朽生活，需要大量奢侈品供浪费。以商人为首的工商业，和农业逐渐衰萎的情况相反，一直在发展。工商业者要求参与政权，出身杂类的宦官，从唐玄宗时开始，逐渐取得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就自然成为工商杂类的政治代表。唐中期，宦官已是士族的对抗力量。唐后期，宦官掌握皇帝本人的生杀予夺权，唐朝廷实际是宦官政权。士族中一部分投靠宦官，一部分不服，与宦官争夺权利，这就出现南、北司之争，也可以说是士族与工商杂类之争。士族活动范围缩小，得官职不易，因而相互间争夺加剧，这就出现朋党之争。朋党的一方往往依附宦官，朋党之争也可以说是南、北司之争的附属品。唐后期，朝廷承认河北三镇独立，不再有战争。朝廷内部尽量进行着这些争夺，可以无所顾忌。争夺的得胜者就是得官者，得官的意义是无所顾忌地敲剥民众。民众被迫走到死亡线上，除了发动起义战争，再也没有其他可走的路。
　　起义首先在浙东爆发。由于起义的统率者裘甫等人，本身存在着必败的弱点，起义很快被唐朝廷镇压下去。王仙芝、黄巢在北方起义，规模比浙东大得多，唐朝廷终于被黄巢起义军驱逐出长安。由于黄巢等统率者，本身存在着必败的弱点，结局不能不是失败，但唐朝廷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崩溃也加速了。
　　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割据势力乘机混战，各霸一方。九○七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唐后期结束，五代十国开始。
第三章 大分裂时期——五代十国——九○七年——九六○年
第一节 占据中原的五个小朝廷
　　唐末和东汉末相似，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封建割据势力便横行一时，纷纷占领土地，进行混战。唐朝经济比东汉发达，富饶的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因之，东汉以后，长江流域只能建立蜀、吴两国，唐以后却可以成立好几个小国。东汉末，国境外没有强邻，唐末却有东北方新起的辽国（契丹），积极参加战乱。东汉末割据者都是汉族军阀，在唐末割据者中，占重要地位的却是争夺中原地区的沙陀族人。这是迁居到境内不久、半开化的游牧人。他们只知道打仗杀掠，不知道有所谓政治。他们很快建立起政权，也很快被别人夺去，忽起忽灭，增加了混乱，延长了分裂，由于这些原因，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比东汉以后的三国，分裂的局面更为破碎，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的灾难更为严重。
　　但是，尽管在政治上分裂成许多国家，经济上却互相依赖，南北交换货物，即使战事紧张，商业也不曾隔断过。这种经济联系的程度，远远超越三国、南北朝时期。正因为这个缘故，只要中原地区趋向于稳定，南北统一的时机，就会到来得快一些。
　　三国时期，三个国内部都比较稳定。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国战争较少，经济一般都在上升；黄河流域早在八六八年庞勋作乱时开始，战争连年不停止，五代时尤为剧烈。前后九十余年的军事破坏，黄河流域疲惫不堪，两大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相差颇远，五代北宋都建都在开封（后唐都洛阳），就是北方愈益依赖南方的明证。从此，中国南北经济联系比隋唐时期又大进一步。中国是不可割裂的整体，自五代时起，表现得更显著了。北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不再发生三国式的或五代十国式的分裂现象。
　　下面略述占领中原的五个小朝廷。
一 梁朝（九○七年——九二三年）
　　八八三年，朱全忠率所部数百人到宣武镇。在四面都是强藩割据的环境里，朱全忠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从弱小的地位逐渐变成强大，到九○五年，拥有关中和关东广大地区，成为唯一强大的军阀。朱全忠消灭许多割据者，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这可以说是不小的成就，建立起梁朝，也就算是合理的事情了。九○七年，朱晃（朱全忠改名）用禅让形式即皇帝位（梁太祖），国号梁，建都汴州城，改称为开封府（东都），改唐东都洛阳为西都。
　　梁是短促的小朝廷，但也改革了一些唐朝的积弊。唐时枢密使二人与左右神策军中尉合称四贵，是执掌军政大权的宦官首领。梁太祖废枢密院，别立崇政院，任敬翔为院使。院使备皇帝顾问，参与谋议，宣皇帝意旨，地位比宰相亲近，权力比唐枢密使低，实际只是一个被信任的幕僚。唐昭宗大杀宦官，有些宦官逃避到藩镇处藏匿。九一○年，吴越国王钱镠上麦称，本境有避死宦官二十五人，请求朝廷录用。梁太祖答称，正在革弊，宫中不要这种人。唐礼部尚书苏循自以为办禅让有功，希望做梁宰相。敬翔说，苏循是唐朝的鸱枭，卖国求荣，不可立足在新朝。梁太祖下诏，勒令苏循等十五个唐大官致仕。苏循被斥逐出朝，投靠河中节度使朱友谦（九一二年，朱友谦降晋，仍任河中节度使）。梁朝不容纳宦官和高级士族两个腐朽物，显得比唐朝有些新气象。唐朝自唐僖宗广明年间起，不给百官傣禄，任令自行搜括。九○九年，梁朝用度稍见充裕，开始发给百官全俸。更为重要的一条改革是宣武镇租赋比别镇较轻，因此民众略得安生，兵力也就强大，战争多获胜利。梁太祖即帝位后，禁止额外差役，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旧五代史·食货志》说“梁祖之开国也……以夷门一镇（宣武镇）……内辟污莱（开荒田），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及末帝（朱友贞）与庄宗（唐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梁太祖出身农民起义军，后来叛变作军阀，但民众的威力，他还懂得一些，减轻租赋，就是对民众作了些让步。
　　梁固然改革了一些唐朝的积弊，但从开国到灭亡，大小战争始终不曾停止过，减轻租赋的意义，对民众说来，也就很有限了。下面叙述九○七年梁建国以后的几次大战争，每次战争都损失大量的民命和财物。
　　九○二年以后，李克用被压制在河东一隅，不敢出兵与梁争锋。九○八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勗继晋王位。李存勗是十分好战的武人，喜欢亲身冲锋陷阵，象个勇猛的先锋将。李克用治军宽弛，不讲纪律。李存勗训练士卒，令骑兵不见敌不得骑马；部署既定，谁也不许违背；分路行军，不许过期迟到。凡违军令，一定斩首。以沙陀人为骨干的一大群劫贼，经李存勗整顿，组织成精整的军队，李存勗也就成为梁的劲敌。
　　九一○年，梁太祖要消灭成德镇，使杜廷隐率魏博镇兵夺取成德镇的深、冀二州城，成德节度使王熔向李存勗告急，李存勗率大军来救。梁太祖命令统军大将说，我把全部精兵交给你们，镇州城即使是用铁打成 的，也得给我攻下来。李存勗对大将周德威说，我国兴亡，在此一战，我先冲锋，你率大军接应。梁、晋双方都下了最大的决心。九一一年，两军在高邑（河北高邑县）决战，梁军大败。晋兵杀梁兵二万人，夺得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计数。在大屠杀中，成德兵恨杜廷隐杀尽深、冀二州守兵，杀梁降兵极为惨毒。杜廷隐听到败信，弃深、冀二州城，城中老弱全被活埋，丁壮全被掳去当奴婢，只剩下一些破墙。军阀混战，民众遭殃，这不过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经这次大战，梁非常怕晋，优势从梁方转移到晋方。
　　梁太祖听说晋兵南下，九一一年自洛阳亲率大军到魏县（河北大名县西）抵挡晋兵。有人误报说，沙陀来了！梁军动摇，兵士多逃走，严刑不能禁。又有人报称不见敌兵，才平静下来。梁太祖看到颓势已成，暴躁的性格变得更加暴躁，往往因小事杀功臣老将，军心恐慌，只好退兵回洛阳。九一二年，李存勗攻幽州刘守光，梁太祖率大兵号称五十万，昼夜行军到观津冢（河北武邑县东南），想乘虚攻成德镇。成德镇巡逻兵数百骑前来，有人说，晋兵来了。梁太祖连帐幕也顾不得收起，急忙引兵往枣强（河北枣强县），与攻城的梁将杨师厚合军。晋将李存审与先锋史建塘等率数百骑黄昏时冲入梁军乱杀，梁军惊扰，有人说晋大军来到。梁太祖大惊，烧营连夜逃走，急奔一百五十里，第二天早晨逃到冀州，损失军资、器械无数。后来他得知晋军只是些游兵，又羞又恼，发病退回洛阳。他病重不能起床，对近臣说，我死，儿子们不是李存勗的敌手，我没有葬身地了！痛哭得死去又活过来。这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凭着他的异常凶狡，挣得了一个皇帝的称号。称帝以后，愈益酷爱女色，象禽兽一样淫乱，儿媳妇都得入宫侍寝。儿子们也借此谋继承权，彼此间争斗非常激烈。他正在痛心死后无葬身地，第三子朱友珪眼看继承无望，夜间率兵入宫结束了他的生命。朱友珪宣告自己做梁皇帝。梁群臣不服。九一三年，第四子朱友贞杀朱友珪，在开封作梁皇帝（梁末帝）。
　　九一三年，李存勗攻破幽州，免后顾之忧，准备出全力攻梁。梁大将杨师厚据天雄镇（魏博镇），选军中勇士数千人，号称银枪都，给养优厚，作为牙兵，实行割据。九一四年，杨师厚死。梁末帝想削弱天雄镇，割相、澶、卫三州，别立昭德镇，任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梁末帝使名将刘率大军助贺张二人赴镇。天雄军拒绝分镇，以银枪都为首，逼迫贺德伦投降晋国。李存勗率大军入魏州，收银枪都作亲兵，自兼天雄节度使。李存勗不战获得一个大镇，晋、梁力量对比，发生大变化，梁处境更不利了。晋军与刘军接战，刘主张先取守势，伺机出击；梁末帝主张速战速决，派人去督战。九一六年，刘军在魏州城外大败，全军七万人被杀，只剩下一些散兵。河北州县都为晋国所有，梁仅保存刘自守的黎阳一城。这是晋、梁 两国决胜败的一次大战，梁末帝也知道：我的大事完了！
　　梁军战败，不一定大事就完了。梁所以必亡，主要原因还在于梁朝廷内部的分裂。梁末帝信任赵岩及妻族张汉鼎、张汉杰等人，军国大事都和这些人商量，命将出兵也派这些人去监视。赵岩等依势弄权，卖官枉法，离间旧将相。老谋臣敬翔、李振畏罪避祸，不敢献议；名将刘不得行施用兵计划，战守都受朝廷牵制。刘对诸将说，主上居深宫中，不知军事，只相信无知少年的议论。用兵在临机制变，不可固执成见，现在晋兵强盛，出战一定不利，奈何！梁军向来怕晋军，作为主将，又这样缺乏斗志，魏州城外大败，刘自然有责任，但根源是内部分裂。梁末帝不能改变已成的危局，使得分裂愈益深刻化，一直到亡国。
　　李存勗取得河北，声势大振，以魏州为大据点，准备进攻河南。梁兵守黄河南岸。九一七年，李存勗率步骑渡河攻占重要渡口杨刘城（在山东东阿县北）。从此，杨刘成为晋、梁交兵的焦点。九一八年，梁军数万人攻杨刘，掘开黄河口，水势弥漫，借以保护军垒。李存勗看出梁军并无战意，只是想凭河自守，从水浅处涉水进攻，梁军大败，死伤甚重。李存勗调动全部兵力在魏州集中。梁末帝也调集全部兵力，使步将贺瓌、骑将谢彦章率领，抵御晋军。李存勗引兵自杨刘到麻家渡，梁军屯濮州（山东甄城县）北行台村，两军对峙，相持不战。贺瓌忌谢彦章与自己声望相等，诬谢彦章谋叛，杀谢彦章等著名骑将数人。
　　李存勗喜欢，说：他们将帅自相屠杀，快亡了，我如果引兵直指开封，贺瓌岂能守营不出，只要出来，我一定战胜。李存勗率军号称十万，自麻家渡西行到胡柳陂（在濮州西），贺瓌弃营追踵到来。两军大战，梁骑将王彦章战败，率骑兵逃往濮阳（河南濮阳）；晋军也散乱不成队伍，大将周德威战死，大将李嗣源逃往河北。李存勗收集散兵，亲率李从珂（李嗣源养子）与银枪都大将王建及冲击，夺得一座土山。第二天两军在山下对战，梁军只有步兵，晋军用骑兵陷阵，梁军大败，死亡约三万人。李存勗喜爱冒险搏斗，恃勇少谋，老将李存审（李克用养子）劝他持重，他反说老头子妨碍他作戏。他一向看战争是游戏，有时从危险中被部将们死力救出来，也只说声几乎给敌人笑话，并不悔改。恰好他的对手梁将少勇又少谋，他的恃勇成了取胜的手段。这次大战，不听周德威的计谋，轻率接战，虽然转败为胜，却同梁军一样，损失兵力三分之二，进攻的力量削弱了。当时开封是空城，梁末帝大恐慌，想驱市人登城防守，又想逃往洛阳，后来得知晋军不来，才平静下去。这是俱伤而两败的一次战争，战后双方都在调配新兵力作第二次决斗。
　　九一九年，李存审在澶州治所顿邱县（河南清丰县西南）境德胜地方夹黄河筑南北二城，屯兵据守，从此，德胜成为晋、梁交兵的又一焦点。梁大举攻德胜南城，梁军战败，退回行台村。梁大将王瓒移大军到德胜上游十八卫处杨村，夹河筑垒，造浮桥通南北。晋军已造船桥连德胜两城。李存勗战败，几乎被俘，接着王瓒战败，晋军乘胜取得濮阳。梁末帝任戴思远为大将，代王瓒拒晋军。九二一年，成德镇大将张文礼杀节度使王熔，据镇州自为节度使，召契丹兵来抗拒晋军。李存勗留李存审、李嗣源守德胜，自率精兵攻镇州。九二二年，契丹主阿保机率兵长驱南下，进攻定州。李存勗大破契丹兵，驱契丹出境。戴思远出兵五万攻德胜北城，李存勗回兵救德胜，梁军退走。李存勗用伶人杨婆儿作卫州刺史，杨婆儿贪虐，城防疏懈，梁将段凝攻取卫州，与戴思远合兵，夺得澶州以西、相州以南土地，晋军损失军储三分之一，梁声势又振。晋军攻破镇州，李存勗自兼成德镇节度使，唐中期以来河北三叛镇，至此才最后消灭。
　　九二三年，李存勗在魏州自立为皇帝（唐庄宗），国号唐。唐庄宗使李嗣源袭破郓州（山东东平县），梁末帝大惧，罢免戴思远，任王彦章为大将，段凝为监军，谋夺回郓州。王彦章攻破德胜南城，声势大振。唐庄宗放弃德胜北城，自率大兵坚守杨刘城，与梁军十万日夜苦战。王彦章解围退保杨村，唐军也回据德胜。王彦章憎恶赵岩、张汉杰等人，说，等我得胜，回朝杀尽这批奸臣。赵、张等惟恐王彦章得胜，任同党段凝为大将，召还王彦章。段凝智勇俱无，不曾立过战功，用厚赂取得王彦章的大将地位，全军将领和士卒都愤怒不服。段凝在滑州酸枣县（河南延津县）决黄河口水灌曹、濮、郓等州，阻止东面唐军的活动，自率大军抵御澶州唐主力军。梁末帝使王彦章率兵一万去攻郓州。唐庄宗采纳郭崇韬的计谋，留兵坚守杨刘，自率轻骑从郓州袭取开封，一举消灭梁国。唐庄宗率精兵从郓州出发，命李嗣源为先锋，路上擒获王彦章，经过曹州，直向开封。梁末帝自杀。李嗣源、唐庄宗先后入开封城，梁国文武百官降唐，段凝率全军投降，梁亡。
　　自九○八年唐庄宗即晋王位时起，与梁连年战斗，特别是九一三年以后，双方都出动全部兵力，在杨刘、德胜一带反复进行拉锯战。两国民众，丁壮被迫当兵，枉死在战场上，老弱耕作，所得还不够纳赋税。孔谦给唐庄宗筹划军需，急征重敛，民众愁苦不堪，孔谦却获得大信任。魏州驻兵最多，民众负担也最重，无力缴纳赋税。唐庄宗责备收税官赵季良。赵季良问，你何时可平河南？唐庄宗发怒道，你的职务是督税，敢管我的军事！赵季良说，你要攻取梁国却不爱百姓，一朝百姓变心，怕河北也保不住，还想什么河南。唐庄宗算是听了话，不再使赵季良追欠赋，但孔谦是会给他穷追欠赋的。先后十七年战争，梁、唐两国民欢所遭战祸都极其严重，如果说，战争也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就是唐庄宗消灭唐中期以来的河北三叛镇，最后合并唐、梁为一国，比梁更进一步地统一了黄河流域。
　　梁先后凡十七年。
二 唐朝（九二三年——九三六年）
　　唐庄宗在军事上不过是个敢于冒险猛攻的先锋将，灭梁以后，猛气全部消失了。在政治上则是个唐朝腐朽势力的总代表。梁太祖还想革弊，唐庄宗把弊全部恢复了。梁大将王彦章说，李亚子（唐庄宗小名）是个斗鸡小儿，何足畏。的确，他把战斗当作斗鸡寻乐，此外便一无所知，梁斗败，自己也接着灭亡。
　　九二一年，唐庄宗准备做皇帝，首先寻找唐旧臣，以便建立起同唐朝一样的朝廷。唐礼部尚书苏循，自朱友谦处来到魏州。苏循入牙城，望见王府就跪拜，叫做行拜殿礼。见晋王，呼万岁，行舞蹈礼，涕泣称臣，表示忠诚。第二天，献大笔三十枝，叫做画日笔。这是依庸朝旧制，皇帝每天要用一枝笔。出身游牧部落的武夫看到这样的排场，非常喜欢，即时任命苏循为河东节度副使。被梁太祖看作鸱袅的苏循，现在又找到门路了（不久死去）。九二三年，唐庄宗称皇帝，仿唐朝旧制置百官，选唐朝著名士族豆卢革、卢程作宰相。二人都是轻薄无能的贪官，单凭门第作大官，正说明唐庄宗看政治只是一种儿戏。
　　唐庄宗是个昏暗无知的蠢人。他亲信宦官和伶官。他幼年就喜爱演戏，称帝后仍面涂粉墨，与优伶同演，诨名叫“李天下”。某次演戏，自呼“李天下，李天下”，一个优伶上去打他的嘴巴，大家都很惊骇。这个优伶说，理（李）天下的人只有一个，怎末叫两个。他挨了打还很高兴，厚赏这个优伶。伶官出入宫廷，侮弄朝官，群臣愤恨，不敢出气。最受宠信的伶官名叫景进，专替他探听宫外的事情。他依靠伶官作耳目，自然只能闻见是非颠倒的事物。一些朝官和四方藩镇争着送贿赂给伶官，只要伶官说好话，做官就得到保障。九二三年，他从开封迁都洛阳，嫌原有的宦官五百人不够用，下令召集逃在各地的唐朝宦官，总数将近一千人。他优待宦官，当作自己的心腹。唐昭宗杀宦官后，宫内各执事部用士人代替，梁朝也用士人，居庄宗恢复唐旧制，宫内各执事和诸镇监军全用宦官。士人的仕途被夺，自然很不满意；节度使都是功臣武将，被监军侮辱并侵夺权力，自然愤怒不平。他听从宦官的建议，照唐朝旧制，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从州县上供的入外府，充军国经费，从藩镇贡献的入内府，充皇帝私用及赏赐近臣，外府常空虚不敷开支，内府却财物堆积如山。军士犒赏微薄，甚至衣食不足，都心怀怨恨，要离开他另找主人。宦官想大增宫女，诈称洛阳宫中有鬼怪。老宦官对唐庄宗说，我们曾奉事过咸通（唐懿宗）、乾符（唐僖宗）天子，那时候，六宫至少有一万人，现在宫女太少，空屋太多，所以有鬼怪出现。他使宦官、伶官出去掠夺民间女子，见美女就抢，不问是什么人。他从魏州回洛阳，魏军诸营妇女被抢去千余人，用牛车载回洛阳宫。魏州是与梁作战的大据点，银枪都又是立战功最多的亲军。抢魏军妇女，魏军和银枪都当然要大怨恨。唐庄宗用伶官、宦官作耳目心腹，所有朝官、武将、军士都和他分离了。
　　唐庄宗又是个骄傲自矜的蠢人。他不许有人比自己高强，有功不赏和疑忌功臣，是他败亡的又一个原因。早在九一六年，他和梁将刘在河北决战的时候，梁末帝使将军王檀率兵三万袭击晋阳城，想一举消灭晋军的总后方。当时晋阳没有守兵，留守者张承业征发市上人守城，非常危急。退休的老将安金全自告奋勇，得张承业允许，率本家及其他退休将家的子弟数百人出城击退梁军，晋阳得暂时保存。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派勇将率精骑五百飞奔来救，声称昭义大军随后就到。梁军害怕，退出河东境。唐庄宗嫌安金全等立奇功，说不是奉自己的命令行事，不须给赏赐，这次有功不赏，倒还没有影响前方作战的将士，因为奉他的命令行事，确实得到赏赐。九二三年，李嗣源率养子李从珂充先锋，攻入开封，唐庄宗喜极，牵李嗣源衣，头触李嗣源说：我得天下，是你父子的功劳，我要同你共有天下。灭梁以后，他举手对功臣们说，我从这十个指头上得天下。意思是你们都没有功劳。他不赏功臣，却用伶人作州刺史，有功军官，莫不愤怒。战功最多的李嗣源，首先遭到猜忌。李嗣源自成德镇入朝，留在洛阳，遇险好几次，得宦官李绍宏保护，才免被杀害。当唐庄宗初入开封时，附近各割据国都恐惧。吴国执政徐温怕唐兵来攻。谋士严可求笑道：不妨事！听说唐帝刚得中原，便志气骄满，胡乱对待臣下，不出几年，将要内变，我国卑辞厚礼，保境安民，等他失败就是了。吴国使官自洛阳回国，说唐帝成天打猎，贪财拒谏，群臣怨恨，决不会成事。徐温听了才放心。荆南割据者高季兴亲自入朝，回国后对将佐说，唐帝一味骄矜，功臣解体，又专爱打猎，迷于女色，怎能久长，我不愁了。这些观察都很准确。梁国刚灭亡，唐庄宗败亡的征象已经十分显著。
　　这个蠢人昏暗骄矜，闹得统治阶级内部众叛亲离，败亡必不可免。他最大的罪恶是残害民众，比梁帝更显得是个民贼。他委孔谦管财政，重敛急征，民不聊生，正如《旧五代史·食货志》所说“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谨，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孔谦搜括财物来满足唐庄宗和刘皇后、宦官、伶人这一群人的贪欲，民众穷困，愁怨无告，唐庄宗却赐孔谦“丰财赡国功臣”的名号。他的民贼面目，既然暴露得如此明白，那末，他的败亡也就迫在眼前，无可逃避。
　　九二四年，唐庄宗派遣使官到前蜀国观察形势。使官回来说，蜀主王衍荒淫无道，君臣上下专讲究奢侈生 活，看来，只要大兵一击，蜀国就瓦解土崩，不能自保。唐庄宗很同意这个看法，准备出兵灭蜀。正在这个时候，南汉国主刘岩派使官来洛阳观察形势，使官回国说，唐帝“骄淫无政，不足畏也”。荒淫无道与骄淫无政是同一的意义，果然，在这次灭蜀战争中，王衍的蜀与唐庄宗的唐同时消灭。九二五年，唐庄宗任长子李继岌为西南行营都统，谋臣郭崇韬为都招讨使，率兵六万攻蜀。郭崇韬是实际统率者，全军都受他的指挥。唐军自凤翔入大散关，进入蜀境，所带军粮不够十日用，恰好蜀国守将纷纷迎降，供给军粮。唐军顺利前进，王衍投降。唐洛阳出兵到入成都，相隔只七十日，说明蜀国腐朽到不堪一击。唐的腐朽在得胜后也爆发出来。先锋将康延孝自以为功大，应得重赏，郭崇韬却奏荐亲信将董璋为东川节度使（西川节度使一职，郭崇韬早已保荐孟知祥），康延孝大怒。郭崇韬权大，专擅一切军事政事。李继岌名为都统，毫无实权。宦官李从袭助李继发争权，在洛阳的宦官，全力向唐庄宗和刘皇后进谗言，说郭崇韬有异心。唐庄宗疑信参半，刘皇后自出密令，使李继发杀郭崇韬。九二六年，唐军将回洛阳，李从袭迫李继岌杀郭崇韬。西川节度使盂知祥到成都，接管政权，蜀地得免变乱，变乱只限在李继岌军中。
　　李继岌大军自成都出发，令康延孝率一万二千人为后军。康延孝到剑州（四川剑阁县），自称西川节度使，拥兵西行夺成都。李继岌使任圜会合董璋兵击叛军，攻战数月，捕获康延孝，李继岌才得继续行军东归。
　　郭崇韬被杀，功臣旧将莫不疑惧，谣言大起。魏州军怨唐庄宗不赏旧功，乘人情不安，拥指挥使赵在礼为魏博留后，据魏州作乱。李继岌大军正和康延孝作战，唐庄宗一时找不到良将，只好再用李嗣源，使率一部分亲军去攻魏州。亲军又号从马直，是唐庄宗从各军中挑选勇士组成的精锐军队。指挥使郭从谦，本是伶人，认郭崇韬为叔父。郭崇韬死后，郭从谦对部属称冤。唐庄宗曾对他戏言，说，你为什么违背我去依靠郭崇韬，想干什么？郭从谦大惧，加紧鼓动亲军作乱。李嗣源率亲军到魏州城下，准备第二天攻城。夜间亲军哗变，拥李嗣源为主。赵在礼击散亲军，拥李嗣源入城。这时候李嗣源似乎还没有反意，托故逃出城，到魏县招集散兵。后来女婿石敬瑭劝李嗣源夺取开封，据形胜地反抗唐庄宗，李嗣源才下决心谋自立。河北州镇都归附李嗣源，军势大振。李嗣源率军向开封，使石敬瑭为先锋，李从珂为后殿，进入开封城。
　　唐庄宗在洛阳，开始想到要收买兵心，拿出内府金帛，宦官、伶官也献出财物，赐给诸军。兵士拿着赐物骂道，我们妻儿早已饿死，得到这些有什么用！唐庄宗率军向开封，到中牟县，听说李嗣源已先入，诸军归附，知道不能再前进，神色沮丧，登高眺望，对人说，我不成了！下令退回洛阳。兵士沿路逃散，只剩下一半。他好言抚慰卫土们说，刚才得报说魏王（李继岌）又送来西川金银五十万两，到京后都赐给你们。卫士回答说，太迟了，谁也不会感谢。宰相和宦官请唐庄宗亲去扼守汜水，等魏王攻蜀军来到，再作打算。唐庄宗同意这个建议，定期出发，骑兵步兵先在城外等候。郭从谦率从马直攻入宫城，唐庄宗率十余人力战，被流矢射死。李继岌率军到关中，进退失据，在渭南被李从袭杀死。任圜代领全军归降李嗣源。唐庄宗败亡是不可逃避的。出大兵攻蜀，杀郭崇韬，造成这样的一种败亡。如果不攻蜀，不杀郭崇韬，也会出现别一种的败亡。因为他的行为，对民众说来，是十足的民贼，对统治阶级内部说来，是完全的独夫，想得个立足地是不可能有的。
　　李嗣源出身沙陀平民，没有姓氏，只有一个小名叫邈佶烈。李克用有许多养子，一部分用存字作排行，另一部分用嗣字作排行，李嗣源就是嗣字排行中的一个。他长于骑射，积累战功，逐渐升迁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首将）。唐庄宗失军心，总管自然成为诸军推戴的总首领。九二六年，唐庄宗死，李嗣源入洛阳，宰相豆卢革率百官劝进，李嗣源只许用监国名义，说是要等李继岌回来。这一套取帝位的步骤，他并不懂得，但是，他做得很熟练，都是谋臣安重诲教给他的。在监国的短期间内，别人替他杀死李克用唐庄宗的子孙，沙陀贵族灭绝以后，才正式即皇帝位（唐明宗）。
　　唐明宗比唐庄宗有知识，知道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针对着唐庄宗的弊政作出一些改正。做监国时，首先宣布孔谦刻剥百姓、军民穷困的罪状，下令斩孔谦。凡孔谦所立苛敛法，一概废除。又令诸镇杀监军使。监军宦官与节度使争权，诸镇极为愤恨，这一措施，自然得到诸镇的欢心。即帝位后，禁止中外诸臣献珍玩等物。宫内只留老成宫女一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乐队）一百人，鹰坊（养鹰供畋猎）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宫廷组织如此简单，是任何帝王不能相比的。宦官数百人或窜匿山林间，或落发为僧，有七十余人逃到晋阳，唐明宗下令全部杀死。宰相任圜管财政，颇能建立制度，取得成绩，不过一年，唐明宗的地位稳定下来了。
　　唐明宗不识文字，四方奏章都教枢密使安重诲诵读，当时奏章通行四六文体，不仅听不懂，连安重诲也读不大通。安重海建议置端明殿学士，任冯道等为学士。唐明宗曾教训儿子李从荣说：我喜欢听儒生讲经义，很能开发心思；从前唐庄宗爱作诗，将家子弟缺乏修养，做来只供人暗笑，你不要学他。大概冯道等儒生，给他一些影响，因此粗暴性比他前后的沙陀皇帝都轻得多。他曾和冯道谈起连年丰收，四方无事。冯道说，我从前在先皇（李克用）幕府（当时冯道作掌书记），出差到中山（河北定县），山路险峻，我怕马倒，执缰绳很小心，幸而没有出事；出山走平地，让马奔跑，不再留意，突然跌下马来。治天下也是这样。唐明宗非常同意。又问冯道，现在年景不错，百姓是否富足。冯道答，农家遇荒年要饿死，遇丰年却苦于谷贱，丰荒都受害，是农家的特点。记得进士聂夷中有诗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描写农家情状，极其精切。农在四民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唐明宗听了感动，教人写下来，经常念诵。冯道是最能看风色的典型官僚，敢对唐明宗替农家诉苦，足见唐明宗平时对农家有一些同情心。九三一年，令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又许民间自铸农具及杂铁器，每田二亩，夏秋纳农具税钱三文。这些，都表示关心农事。据史书记载，他在宫中每夜焚香祷告上天说，我是蕃人，因乱被众人推戴；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百姓作主。这是因为赵匡胤生在九二七年（唐明宗天成二年），宋朝人伪造此说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他称帝的七年里，战事稀少，屡有丰年，民众获得短期的喘息，应该说是一个好皇帝。
　　任圜作宰相，安重诲作枢密使，都是唐明宗的忠臣，也都有些才能足以辅佐朝廷。安重诲恃宠骄横，任圜刚愎自用，二人往往争辩以至怒骂。唐明宗出身行伍，以为宰相看轻自己，很不满意。安重诲进谗言，九二七年，杀任圜。安重诲也渐被疑忌，九三一年，杀安重诲。先后杀两个重臣，说明唐明宗不能知人也不能用人，群臣离心，奸佞得势，败亡不可免了。骄兵悍将作乱，是店中期以来相沿一百几十年的积习，唐明宗年 老多病，知道兵乱难免，九三三年，赐在京诸军钱物，接着又赐在京及诸道将士钱物。一月间两次赏赐，意思是想兵士感恩，不象唐庄宗那样吝啬招怨恨。结果却相反，兵将愈益骄横。李从荣见唐明宗病危，急于想夺得继承权，率兵攻宫门。宫中兵出击，杀李从荣。唐明宗受惊死去，子李从厚继位（唐愍帝）。
　　唐愍帝猜忌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九三四年，令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李从珂怕离镇赴新任，在路上被杀，起兵反抗。唐愍帝派大军攻凤翔，大军在凤翔城下投降李从珂。李从珂搜括城中所有财物犒赏降兵。唐愍帝再发兵去阻挡李从珂军，出库藏赐兵士，允许得胜后，每人再赏二百缗。兵士更骄，公然说，到凤翔再领一份。李从珂引军向洛阳，唐愍帝前后派出的诸军，都在路上投降。李从珂到陕州，唐愍帝的亲信大臣，或逃或降，唐愍帝自领卫士五十骑逃到河北，在卫州遇见石敬瑭，要求相助。刘知远杀五十骑，只留下唐愍帝一人。李从珂使人杀唐愍帝。
　　李从珂入洛阳，即皇帝位（唐废帝）。唐废帝在凤翔，允许成事后兵士每人赏钱一百缗。九三三年，唐明宗两次犒军，库藏早已空虚。九三四年，唐愍帝又赏赐出战诸军，库中实存只有金帛三万两、匹。唐废帝督促官司，百般搜括民财，狱中人满。军士游市上，骄气逼人。市人聚众骂军士道，你们算是为主立功，反使我们鞭胸杖背，出钱犒赏，你们还洋洋自得，有一点良心没有！当然，军士不管市人怎样斥责，钱是不能少要一文的。唐废帝实在无法，只好减少赏钱，赐路上各降军将官每人七十缗，军士二十缗，在京各军将官和军士，每人十缗。军士失望，流言“除去菩萨（指唐愍帝），扶立生铁（指唐废帝）”。唐废帝刚登位，军士就要除去这块生铁。将官拥立一次新皇帝，就得一次升迁，军士拥立一次，至少要得一次重赏，因此，将官和兵士都乐于制造变动，五代皇帝也因此象走马灯一样，一个过去，一个出来，紧紧相接，不要几年，改朝换姓，每有变动，总是增加民众的苦难。唐庄宗死到唐废帝死，前后不过十年，变动尤为突出，这里叙述一下，借以了解五代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只存在着劫夺关系，再也不见其他带有某些积极意义的关系。
　　唐废帝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是唐明宗的左右手。两人都勇健好斗，向来彼此互忌。还有赵德钩赵延寿父子二人，赵德钩任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任宣武节度使，据有幽州、汴州两个重镇，也是唐废帝的劲敌。九三五年，唐废帝调赵延寿为枢密使，又使张敬达将兵屯代州，牵制石敬瑭。九三六年，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石敬瑭被猜忌，早就准备反叛，当然拒绝调任。刘知远劝起兵夺帝位，谋士桑维翰劝勾结契丹，作为后援。石敬瑭在非反即死的形势下，与唐废帝公开破裂。唐废帝使张敬达率兵数万围攻晋阳城。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条件是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亲，得胜后献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这个无耻已极的卖国贼，靠这些条件得到了契丹的援助，有了援助，这个卖国贼就胆壮起来，契丹主自将五万骑，号称三十万，到晋阳城下击败张敬达军。唐废帝兵力还很强，但志气消沉，昼夜饮酒悲歌，坐待死亡，不敢领兵亲自出战。张敬达率残部守晋安寨（在晋阳城南）待援，被部将杀死，残部将士投降契丹。契丹主命大将迪离毕率五千骑兵兼率张敬达旧部为先锋，石敬瑭在后面追随，自晋阳向洛阳进军。唐将领纷纷投降石敬瑭，唐废帝只好率本家老幼登楼自焚。唐亡。
　　唐先后凡十四年。
三 晋朝（九三六年——九四七年）
　　梁、唐两朝的几个皇帝，靠武力劫夺地位，这是军阀本色，倒也不算创例。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罪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当石敬瑭要向契丹主提出条件时，连刘知远都不很同意。刘知远说，称臣也就可以，当儿子似乎太过分。多送些金帛，契丹兵自然会来，不必许给土地，怕将来大为祸害，追悔莫及。这个卖国贼一心想做皇帝，不听刘知远的劝告，叫桑维翰写奏章，送到契丹。契丹主喜出望外，允许深秋马肥，出兵来救。张敬达是个无知武夫，契丹打败他，本不算什么智勇。石敬瑭拜见契丹主，请问战胜的缘故。契丹主说了一套以后，石敬瑭表示拜伏，实际是借此献媚，装出象个孝顺儿子的样。契丹主考察了好多天，相信他确实是尽忠尽孝的臣子，才正式对石敬瑭说，我看你的相貌和气量，够做一个皇帝，我要立你为天子。石敬瑭再三再四表示不敢当，文武部属都来劝进，这才允许作皇帝。他装出这些“逊让”的模样，自然是二号卖国贼桑维翰在替他策划。称帝以后，即时履行割地，断送了下列十六州：（一）幽州，（二）蓟州（治蓟，河北蓟县），（三）瀛州（治河间，河北河间县），（四）莫州（治莫，河北任丘县），（五）涿州（治涿，河北涿县），（六）檀州（治密云，北京市密云县），（七）顺州（治宾义，北京市顺义县），（八）新州（治永兴，河北涿鹿县），（九）妫州（妫音归guī治怀戎，河北怀来县），（十）儒州（治缙山，北京市延庆县），（十一）武州（治文德，河北宣化县），（十二）云州（治云中，山西大同市），（十三）应州（治金城，山西应县），（十四）寰州（治寰清，山西朔县东北），（十五）朔州（治善阳，山西朔县），（十六）蔚州（治安边，河北蔚县）。幽州镇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河东镇以云、应、寰、朔四州为山后，山后也称山北。山南北都为契丹所有，可以随时南下侵扰。
　　唐末五代长期内乱，契丹因而逐渐变成强大的国家。唐末，刘守光据幽州，刘守文据沧州。九○九年，刘守文用厚赂招契丹兵入屯蓟州。刘守文战败，契丹退兵，占据营州（治柳城，河北昌黎县西南）。九一一年，契丹占平州（治卢龙，河北卢龙县）。契丹得营平二州，自然要进攻幽州。唐庄宗灭刘守光后，曾两次击败契丹，幽州才免于沦陷，唐明宗时，契丹主阿保机强迫唐使官姚坤写割让幽、定、镇三州状，姚坤坚决拒绝。契丹想第一步先夺取河北，野心显然，但并无夺取的实力。石敬瑭出卖十六州，从此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河东也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形成了契丹处优势晋处劣势的局面。如果单从地理这一点上说，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者相继取得南攻的胜利，先占十六州是有重大作用的。石敬瑭卖国的毒，一直流了四百余年。
　　契丹主率兵来援石敬瑭，击败张敬达，但张敬达所部兵士还有五万人，骑兵未受损失，坚守晋安寨，只要援兵到来，仍可反攻。唐废帝派出几路援兵，命赵德钧一路自飞狐（河北涞源县）抄契丹军后路，赵延寿一路攻晋阳南面。赵德钧父子派密使见契丹主，请立赵德钩为皇帝，条件是（一）父子所部两路兵南取洛阳，不烦契丹兵援助，（二）与契丹为兄弟国，（三）允许石敬瑭占据河东。契丹主觉得深入唐境，后路空虚；围攻晋安寨，一时不能攻下；范延光一路援军将从辽州（山西辽县）方面来（当时范延光军已被赵德钧牵制住）；赵德钧父子兵力尚强；山北诸州起兵截归路，将不能回去。他知道这些都对自己不利。他本来怕唐兵，屯兵柳林（晋阳城北），每天黄昏时便收拾行装，准备仓猝逃遁。赵德钩提出的条件，固然比石敬瑭差得多，被抄截后路的危险却可以避免，因此有意接受赵德钩的条件。石敬瑭听说，大为恐慌，赶快派桑维翰去见契丹主，跪在帐前，一把涕一把泪从早到晚苦苦哀求。最后，契丹主决计收留石敬瑭当儿子，叫赵德钩的使者回去。赵德钩父子所求不成，逃往潞州。石敬瑭随契丹主到潞州，赵德钧父子出城迎拜，被契丹主囚禁，送回契丹。赵德钩父子到契丹，见述律太后（阿保机妻）。太后问，你往太原想干什么？赵德钩答，奉唐主命令。太后指天说，你向我儿（耶律德光）求做皇帝，还敢当面扯谎！太后指自己的心说，这是骗不过去的。又说，我儿出发时，我对他说，如果赵德钧引兵向渝夫（山海关），就赶快退兵回来，太原不可救。你为人臣，想乘乱取利，行为如此，还有什么脸活着？赵德钩俯首不能答话，不久死去。赵延寿依然等待机会卖国求荣。述律太后这一通斥责，对良心早已死了的人，并无影响，但足以说明卖国贼不论做皇帝或当俘虏，在买主眼中，都不是当作有脸的人活着的。
　　九三六年，石敬瑭入洛阳（九三七年迁都开封），正式做了占领中原的皇帝（晋高祖）。他靠契丹得帝位，奉事辽主（九三七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尽恭竭敬，上表称臣，不敢称儿，称辽主为父皇帝，贡岁币三十万以外，加送辽主及述律太后以至辽相韩延徽、枢密使赵延寿等人大批贿赂。有些事辽方感到不如意，就派人来责备，他总卑辞谢罪，请求原谅。当时他的部属对这种情形有三类态度，第一类是“朝野咸以为耻”。这一类人最多，被割让的诸州镇也一样，经过反抗，才被辽国占去。例如大同（云州）节度判官吴峦告众人说，“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人推吴峦为主，闭城门拒绝降辽。九三八年，辽主令他免称臣，只称儿皇帝，就是想和缓第一类人“安可臣于夷狄乎”的公愤。第二类是想乘机夺帝位，例如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公然宣称“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这一类人有些是蔑视他，有些是要学他的作法，也向辽国求助，受封为皇帝。第三类是他的同类，坚决主张做辽国的臣子。这一类人有桑维翰等，人数最少，在朝廷上却最有影响。他称帝的七年里，连年发生兵乱，都是部将们想用武力夺他的帝位。桑维翰说，“陛下免于晋阳之难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负之”。所谓“不可负之”，就是得罪辽主，皇帝便做不成。九三七年，洛阳巡检使张从宾起兵攻汜水，他部署轻骑兵，准备自开封逃归晋阳。桑维翰叩头苦劝，要他看看风色，不可轻动。在一二两类人的压力下，他的地位极不稳定，除了依靠父皇帝，再没有别的指望。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不愿受辱，见辽国使官，总是箕踞大骂，或派人暗杀辽使。九四一年，上表斥责他“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声称已部勒精兵，定要同契丹决战。他怕安重荣兵强，又经不起辽主的责问，只好发兵同辽国兵攻击成德镇，杀安重荣。游牧在雁门以北的吐谷浑部，不愿降附辽国，酋长白承福率众逃回河东。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使亲将郭威劝说白承福，归附河东镇。刘知远得吐谷浑部，兵力加强。九四二年，辽主使人来问招纳吐谷浑的罪名，他不敢得罪刘知远，更不敢得罪父皇帝，逼得无路可走，忧郁成病，不多几天就死了。在污辱中生存，在污辱中死去，这就是卖国贼的命运。
　　石重贵继位（晋出帝），任景延广为宰相。景延广掌握大权，以反辽自任。晋出帝向辽主告丧，称孙不称臣，辽主大怒。赵延寿想代晋称帝，劝辽击晋。晋平卢节度使（驻青州）杨光远遣密使劝辽主入侵，也是想做皇帝。九四三年，辽主集山后诸州及幽州兵合五万人，使赵延寿统率。用晋降将率晋降兵攻晋，辽坐收战胜的利益，计划是很险恶的。辽主为鼓舞赵延寿，对他说，如果得中国，应该立你为帝。又时常指着赵延寿对晋降人说，这是你们的主子。赵延寿信以为真，愿为辽尽力。九四四年，赵延寿将兵五万进攻，前锋到黎阳。辽主屯兵元城（河北大名县），任赵延寿为魏博节度使。晋出帝命诸将沿黄河设防。晋军民都恨辽兵侵入，奋勇作战，辽兵屡败。辽主听从赵延寿议，自率兵十余万在澶州城北列阵，想一战取胜。晋军守澶州城，高行周率前军击辽阵，互有胜败。辽主见晋军不弱，对侍从人说，杨光远说晋兵已饿死一半，为什么还这样多！晋、辽两军苦战到夜，死伤都很重，当夜辽军后退三十里。辽主分兵两路回国，一路经沧州、德州，一路经深州、冀州，沿路烧杀，方圆一千里内，人民和财产，几乎全部绝灭。景延广不敢追击，任令辽军满载赃物回去。
　　晋、辽第一次战争，因军民力战，击退辽军。晋出帝和文武官吏自以为战胜，愈益贪暴无忌惮，大肆搜括，逼得民众求死无地。诸州自己组织用以保卫本地方的乡兵，被晋出帝强迫充当正式军队，号武定军，又改号为天威军，总数凡七万余人，乡兵被迫脱离生产，又大大增加民众的痛苦。抗辽力量的本源，遭受这批民贼破坏，虽然还能再一次大破辽军，但晋朝却迫近末日了。
　　九四五年，辽又大举南侵，辽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为先锋，辽主进驻元氏（河北元氏县）。晋诸军屯邢州（河北邢台县）。当时桑维翰代景延广执政，畏惧辽军，令诸军后退。诸军不知缘故，发生恐慌，队伍散乱，器甲遗失，退到相州城（河南安阳县）时，已不能再整。晋朝廷下令几路军队还屯澶、魏、邢等州，主力军守相州，准备对抗，军心又振作起来。这说明军士要求抗辽，愿进不愿退，愿战不愿降。晋军数万在相州安阳水南岸列阵，将军皇甫遇、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前去侦察，被辽兵数万围困，二将力战，将军安审琦率骑兵往救，辽军望见尘起，即解围退去。辽军中自相惊扰，说晋大军来了。辽主在邯郸，立即退走，两天走了三百里。辽军中很大 部分是被迫当兵的汉人，决不肯出力作战，辽主知道这一点，只要晋军态度坚强，辽主便知难而退或不敢久战。当辽军解围退去的晚上，晋将张从恩创议说，辽军兵多，我兵少粮缺，不如退就黎阳仓，靠大河拒守。张从恩不待诸将决议，即引本部兵先走，诸军相继出走，队伍又扰乱，如邢州后退时那样。晋将蒋彦伦率五百人守相州城，赵延寿与辽将率兵数万将攻城，听说晋救兵要来，即引兵退走。辽军自恒州（即镇州，河北正定县）北还，过祁州（治蒲阴，河北安国县），赵延寿知道城中兵少，围城急攻。刺史沈斌守城。赵延寿在城下对沈斌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古人说过，“择祸莫若轻”，为什么不早降。沈斌答，你父子走错了路投靠外国，还忍心带领豺狼来残害祖国，不知羞耻，反有骄色，怪哉怪哉！我弓断箭尽，甘心为祖国死，决不学你那种行为！第二天，城陷，沈斌自杀。沈斌的言行，就是广大军民和少数将领的言行，可是，在当时，正气是被严重地压抑着不能发扬的。
　　晋出帝知道辽军已退，亲自统军出发，谋袭取幽州。他任用成德节度使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统率诸军。杜威在诸将中，贪婪残暴无耻怯懦尤为突出，因为是晋出帝的姑夫，特别被信任。杜威在定州会合诸军，取泰州（治清苑，河北保定市）又进取遂城（河北徐水县西）。辽主回到虎北口（又名古北口，在檀州北），得知泰州入晋，即率全军八万余骑回到泰州。晋军结阵南行到阳城（在蒲阴县东南），击退辽追兵，又南行到白团卫村，被辽军包围。晋军力战，人马饥乏。东北风大起，辽主下令说，歼灭晋军，乘胜进取大梁（开封）。辽精骑下马，顺风纵火，用短兵击晋军。晋军士兵愤怒，大呼：都招讨使（杜威）为什么不下令反击，让我们束手等死。诸将请出战，杜威说，等风势稍缓，再看情形。将军李守贞说，等到风止，我军已被歼灭了。李守贞与诸将各率所部奋力击辽军，辽军大败，势如山崩。辽主弃车，找到一只骆驼，骑着逃走。诸将请追击，杜威说，碰到强盗，不伤命已经够好，还想拿回衣袋么？辽主因此得逃回幽州。晋军收兵回定州。
　　晋辽第二次战争，辽军大败，晋军如果乘胜追击，擒获辽主和收复幽州都是可能的。可是，迫近末日的晋，不仅不会利用这次战胜，而且适得其反，战胜促使末日更快地来到。
　　杜威贪残无比，成德镇所属州县被这个民贼搜括和辽兵屠杀，遍地枯骨，破败不堪。杜威感到无利可图，擅自离镇回开封。桑维翰劝晋出帝惩罚杜威。晋出帝说，他是我的至亲，必无异心，你不要疑忌。桑维翰不敢再谏。晋出帝任杜威为天雄（魏博镇）节度使，让他换个新地方去搜括。晋出帝自阳城战胜，自以为天下平定，愈益骄侈荒淫，尤其喜爱优伶，赏赐无度。桑维翰说，战士受重伤，赏不过帛数端，伶人一谈一笑合意，便给重赏，士卒解体，谁还肯出力！晋出帝不听，免桑维翰相位。晋朝廷上连桑维翰那样的人也没有了。
　　九四六年，晋出帝任杜威力元帅，李守贞为副帅，率宋彦筠等诸军击辽。下诏宣告：特发大军，往平奸寇。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取幽、燕，荡平塞北。又悬赏格说，擒获辽主者，授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杜威早存乘机卖国的奸心，要求禁军都随大军出发。晋出帝一心以为出击必胜，允许杜威的要求，因此，开封守卫空虚，只等杜威的出卖。
　　辽主至恒州，与杜威军夹滹沱河对峙。杜威使彰德节度使张彦泽为先锋。磁州刺史李谷劝杜威、李守贞造桥渡河，密约镇州守将前后夹攻，定能击败辽兵。诸将都赞成，杜威独不同意，足见当时存心卖国的只有杜威一人，诸将还是愿战的。将军王清建议，自率步兵二千人为先锋，渡河击敌，请杜威率大军继进入恒州城，再合力出击。杜威许诺。王清率所部力战，辽军不能支，向后小退，晋诸将请乘势渡河，杜威不许。王清在北岸奋击，接连派人来求援，都被杜威拒绝。王清对部兵说，元帅手握重兵，坐看我们死战，不发一个救兵，这一定有了异心，我们拚出生命来报国，不要再望援救。士兵都同意，没有一个人退却，战到日暮，王清和士兵全部牺牲了。晋诸军在南岸望见，无不丧气，但还不知是杜威的毒计。
　　杜威与李守贞、宋彦筠密谋降辽。杜威派密使去见辽主，要求重赏。辽主对密使说，赵延寿资望欠高，怕不够做皇帝，杜威来降，该让杜威做。杜威大喜，决计投降。帐中埋伏刀斧手，召集诸将，出降表令署名，诸将惊骇，不敢当场反抗，都唯唯从命。杜威送降表给辽主，一面令全军出营列阵。军士以为将要出战，踊跃听令。社威下令解除兵甲，说，现在粮尽援绝，应当同你们别求生路。军士都痛哭，声振林野。军士绝不愿降辽，晋诸将没有人敢出来顺从军心，反对杜威，晋军就这样被杜威为首的一群卖国贼断送了。辽主使赵延寿穿着赭色袍（皇帝服色）到晋营，也使杜威穿赭色袍，意思是愚弄两贼，也愚弄晋军，让晋军误解为辽主不想做皇帝，皇帝将在两人中选择一个。
　　辽主引兵南下，使杜威率已被解除武装的降军随从，另使张彦泽率骑兵二千先取开封。张彦泽长驱入开封，晋出帝上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李氏也上降表，自称“新妇李氏妾”。晋亡。辽主使人来抚慰石重贵，说，孙儿不要忧愁，我总让你有饭吃。九四七年，辽主到开封，遣骑兵三百押石重贵一家男女到辽国。这个亡国奴被安置在建州（在辽宁朝阳县境），忍受无限耻辱，偷活了十八年，到九六四年才死去。
　　辽主耶律德光进开封城，民众号呼奔走。辽主登城楼，使通事（译员）宣称：我也是人，你们不要害怕，我要让你们从暴政下得到解脱。我无心南来，都是汉兵（杜威等）引我来的。晋百官降辽，各镇节度使也大部分投降。辽主自以为中原皇帝做成了，令辽兵以牧马为 名，四出抢掠，称为“打草谷”。辽兵大杀大掠，开封、洛阳附近数百里间，成为白地，又以犒军为名，严令晋官括钱，不论将相士民，都得献出钱帛，所得财物，并不分给辽军，准备运回辽国。赵延寿见辽主已正式称帝，很不满意，请求做皇太子。辽主说，皇太子要天子的儿子才能做，赵延寿怎能做得。当时刘知远在晋阳称帝，诸镇和晋旧将多起兵响应。广大民众也群起反抗，大部多至数万人，小部不下千百人，攻破州县城，杀辽所任官吏。澶州起义军首领王琼，攻入州城，围击辽将耶律郎五；东方起义军攻破宋、毫、密三州。辽主害怕，对待从人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难对付！召集晋降官，宣称：天气渐热，我要回上国（辽）去，留一人在这里（开封）做节度使。说罢，命有职事的晋“富都跟他走，又任命萧翰（辽后族）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汴州。辽主带着晋降官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以及晋府库所有财物，离开封北行。路过相州，屠相州城，城中人男子被杀，妇女被掳，婴儿被掷入空中，用刀尖承接，作为行乐，事后查点，凡死十余万人。辽主被迫退出，杀人泄忿，一路上看到荒凉景象，对蕃汉群臣说，破败到这个地步，都是赵延寿的罪过，又指一个汉奸张砺（张砺与赵延寿同时降辽）说，你也有一份。辽主耶律德光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得出所谓三错：令晋官括钱是一错，令上国人打草谷是二错，不让诸节度使（晋降将）早还本镇（镇压民众）是三错。他当然很懊恼，走到栾城（河北栾城县）病死了。辽诸酋长拥戴永康王耶律兀欲（耶律德光的兄子）为辽主。兀欲擒赵延寿，带回辽国。晋降官留在恒州，得免从行。辽侵入中原，尽量发泄野蛮性，烧杀劫掠，破坏极其严重，兀欲回去，算是暂时告一结束。
　　石敬瑭靠卖国起家，赵延寿、杜威等人学他的样，也想做个儿皇帝，卖国成风，丑恶无以复加。这里，充分说明统治阶级中人能够做出各种罪行，一直做到这样的滔天罪行。军士的情形就有所不同。军士在平时是跟着将领残害民众的，但在紧急关头，一致表现爱国精神，愿战不愿降。驱逐辽军出晋境的真实力量，来自广大民众，辽主所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难对付，又说不让诸节度使早还本镇是三错，他从失败中认识到了。他得出利用中原统治阶级压服民众的经验，虽然为时已晚，辽国用来统治燕云十六州，却收得效果，十六州从此成为塞外游牧族入侵的基地。
　　晋先后凡十二年。
四 汉朝（九四七年——九五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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