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回到妻子詹尼丝身边，路上他认识了妓女露丝，他跑去跟她同居了。在和她同居几个月后，他又跑回了刚刚生产的妻子身边。跟妻子共处几天之后，他忍无可忍，又企图跑回露丝身边。在新生女儿意外死去之后，他又跑回了妻子身边。在女儿的葬礼之后，他又跑回了露丝身边。
总之整个小说中兔子先生一直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跑来跑去。如果说《兔子快跑》展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道理的话，它就是：一个人是多么容易把对自己的鄙视误解为对爱情的需要。兔子先生厌恶自己的平庸空洞，于是他不断制造爱的泡沫。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就像一个得了肺病的人在胃药和心脏病药之间换来换去一样。情人或妻子当然不可能拯救他，因为胃药是用来治胃病的，心脏病药是用来治心脏病的，而他得的是肺病。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遮蔽一个人存在的虚空，爱情的渺小之处在于它只能遮蔽这个虚空而已。对于解决自我的渺小感，爱情只是伪币。
这本书让我想起电影《好女孩》。女主角嘉斯丁和兔子一样，是个小镇上的售货员，她也和兔子一样风流，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但她的问题不是如何在道德和风流之间进行选择，甚至不是如何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其实她并不爱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她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用他人的爱来遮蔽自己的平庸。她的风流不是风流，是恐惧。也许任何人的风流都从来不是风流，是恐惧。在终于和年轻的男同事勾搭上之后，嘉斯丁叹息道：I'm finally a woman with a secret。我想之所以永远有这么多人在忙着得到爱失去爱抱怨爱唠叨爱，除了伟大的化学反应，还因为爱情是成本很小、“进入门槛”很低的戏剧。如果要以做成一个企业、创造一个艺术品、解决一个科学难题、拯救一个即将灭绝的物种……来证明自己，所需才华、意志、毅力、资源、运气太多，而要制造一场爱情或者说那种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只需两个人和一点荷尔蒙而已。于是爱情成了庸人的避难所，于是爱情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大量地生产出来。说到底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太难，改变别人更难，剩下的容易改变的只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在一起，分手，和好，再分手，第三者，第四者……啊，枝繁叶茂的爱情，让一个可忽略可被替代可被抹去而不被察觉的存在，看上去几乎像是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没法喜欢上兔子先生。我不知道他这样在两个女人之间跑来跑去有什么可亲或者可爱的地方，甚至有什么值得被书写的地方。也许厄普代克先生看中的正是兔子先生的这种无力感。他在为26岁的兔子写完《兔子快跑》之后，还为36、46、56岁的兔子写下了《兔子回家》、《兔子发了》、《兔子安息》。据说很多人从兔子系列中看到了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灵魂变迁史，但人在爱情中逃避自我的习性，似乎和20世纪、美国或中产阶级没什么必然关系。我看到的只是，自我是一个深渊，它如此庞大，爱情不可填补。
色
其实女人也很色，虽然这事大家不大承认。一听到他们说“男人嘛，长相无所谓的”，我就来气。一想到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男人嘛，有事业就行了”，我就更来气。一想到这个“事业”，其实说白了就是指钱，我就气得浑身上下都胃疼。说男人长相无所谓，那是纵容。说男人有“事业”就行了，那是势利。这种观点又纵容又势利，用一种虚伪来掩盖另一种虚伪，我不同意。
男人怎么就长相无所谓呢？这简直跟说“美国人嘛，国际法无所谓的”一样没道理。你想想，人家说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你同意吗？你要是同意男人长相无所谓，就相当于同意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你要是同意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就是支持美国士兵虐待战俘。你要是同意美国士兵虐待战俘，就没人性。简而言之，你要是认为男人长相无所谓，你就是没人性。
我很有人性，所以我很色。
我的色，可以追溯到初中时代的初恋。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最英俊的男生，坐在我后面。他有全班最酷的平头，最长的腿，最白的皮肤，最小的眼睛，最羞涩的笑容，而且还在长跑队里跑得最快。当他在校运会中，从操场那头迈着他长长的腿，迎着晚霞飞快地跑过来时，我的瞳孔里，只有一个不断放大的“帅”字，当这个帅字放大成72号狂草黑体字时，我的眼里就只有他了。可惜那时候我们都还太小了。只在晚霞中站了一小会儿，我们就初中毕业了。然后我去了一中，他去了二中，两个人之间有了长达15分钟的自行车车程，无情的距离，生生是把我们对彼此的仰慕给粉碎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从那以后，我的生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帅哥。多年以来，从江南到北国，从北京到纽约，我不停地问，不停地找，不停地想，却不停地碰壁。在寻觅帅哥的道路上，我风餐露宿，饥寒交迫，有上顿没下顿。出国以后，更是目睹了中国留学生中帅哥严重脱销的局面。每次开一个party，但凡有一个五官还比较对称、形状还比较科学的雄性，众多女色狼们就会蜂拥而上，将其包围得水泄不通，我只能不断吞咽着口水站在数层包围圈之外望梅止渴。
长太息之掩涕兮，哀女生之多艰。
这一点，我的小说《那么，爱呢》里的女主人公唐小瑛也可以证明。
在一次复杂的心理活动中，她恶毒她想：“瞧瞧那帮男留学生，一个个长得丧权辱国的……”固然，她这话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华人世界里帅哥供不应求的严峻形势。后来，我一个网友干脆根据这句话，整理出了男人长相的几个档次：丧权辱国，闭关自守，韬光养晦，为国争光，精忠报国。
随着对形势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也随着自身条件的恶化。我的审美标准开始了全面溃退，从精忠报国退到了为国争光，从为国争光退到了韬光养晦，举目四望，不能再退了。我毕生的理想，就是找个高高大大的男生，他就那么随便一帅，我就那么随便一赖，然后岁月流逝，我们磨磨蹭蹭地变老。现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已经退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再退，就成了卖国主义者了。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看来在一个“姿本主义”的时代，无论是男是女都得面对现实。男人尽可以每天捧着美女杂志，点击着美女图片，观赏着层出不穷的选美比赛，开着恐龙的玩笑，但女人也开始看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肚腩，憧憬风平浪静的肚子。别说什么帅哥都是花瓶。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帅哥。
把帅哥说成都是花瓶，就像把才女说成都是丑女一样，是男权文化的两大神话之一，是当权的糟老头子们制造出来的文化霸权。那种“男人有钱就会应有尽有”的说法，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男人在外形上不思进取的借口，但“人家爱的是你的钱，而不是你的人”这事总归不大美好，何况大多数男人永远也挣不到“应有尽有”的地步。与其挥金如土地争取拜金女的不可靠爱情，不如买张健身卡到体育馆去挥汗如雨。
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是男人就好了。原因是，拿我认识的男人和女人比，男人总是更能用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态恋爱，而女人，总是在用一种视死如归、赴汤蹈火、同归于尽、爱得伟大死得光荣等一切能让你联想到“血雨腥风”的态度恋爱。悠然自得比之于血雨腥风，更健康，更美好。
真的，爱情这事，有这么严重吗，犯得着这样咬牙切齿吗。其实现在的社会，至少在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里，男女还是比较平等的。我自我感觉好像没有谁歧视过我。对我来说，女性这个性别之所以成为一个负担，只是因为女性都太沉溺于爱情这档子事了。得不到爱情时就天天叹息，失去了更要叹息，就是得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总不是她想得到的那个。所以我认识的女孩女人，从十几岁的到几十岁的，个个都像是职业恋爱家，每天翻来覆去地分析她那点破事，她说不厌，她的闺密也听不厌。
他今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昨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大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凡此种种，没完没了。
这事我觉得上帝很不厚道。他怎么就把女人给设计成这样了呢？
居心多么险恶。如果这些女孩把她们得不到的痛苦、失去的痛苦、不得其所的痛苦统统给转化为创造性活动中的生产力，这该是生产力多么大的一次解放啊，这个世界又会冒出来多少女爱因斯坦、女托尔斯泰、女贝多芬、女比尔盖茨啊。
可是女人不。她们不要生产力，非要蹲在那点感情坑里死活不出来，与自己那点小伤痛战斗得血雨腥风。
男人却不一样。男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阵子沉溺于一点小初恋小心动什么的，甚至可能干出买一束鲜花痴痴地站在女生楼下等一晚上直到对方和另一个男生出现然后再跟那个男生打一架这样的傻事。但是对于男人来说，爱情这个东西有点像出麻疹，出个次把基本就有免疫力了，以后不大会得，就是再得，也是一点小伤风小感冒，不耽误他朝着通向牛逼的道路一路狂奔而去。
女人爱起来哪里是伤风感冒，上来就是肿瘤，良性的也得开刀，恶性的就死定了。更可气的是，她就是不爱的时候，也要把“不爱”这件事整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天天捂着心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那窝囊样，烦死我了都。
这深深地让我感到，女人跟男人根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女人背着感情的包袱跟男人职场竞争，好比一个人戴着脚镣跟另一个人比赛跑步，没法比。
当然我自己就是女人，所以也没有彻底摆脱性别的劣根性，所以有时候我才憧憬自己是个男人。如果没有感情的风云变幻，我这支快艇得在知识的海洋里飕、飕、飕地跑得多快啊，想不牛逼都很难啊。
别跟我说为情所困也有为情所困的美好之处，“美丽的忧伤”这个姿势，摆久了累不累？何况忧伤它有什么美丽的呀，何况有时侯你其实也不忧伤，所谓忧伤不过是空虚的一种形式而已。再说了，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女人是真的被上帝陷害成这样，还是在用爱情来逃避更大的责任与自由。
所以我现在劝别人也好，劝自己也好，一概都是。年纪不小了，该干吗干吗去，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一边嚷救命。林忆莲有一首歌叫《伤痕》，其中有一句歌词唱道：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虽然我不能肯定这句话什么意思，事实上这句话简直有点语法不通顺，但是，莫名地，就是觉得它很有道理。
最好的时光
她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几十年前的细枝末节，金色阁条纹束发带，淡粉红薄呢旗袍，白帆布喇叭管长褂……她记得每一件衣服的颜色和布料，但是不记得那场轰轰烈烈的战争。那有什么奇怪呢，她是张爱玲。《小团圆》不好看，情节杂乱，语言急促。张爱玲写这个书，大约是想终老之前把这一生交待清楚，但是又缺乏交待的耐心。于是就像一个困极了的人，急着上床睡觉，把衣服匆匆褪在床边胡乱堆成一团。
缺乏耐心又实属自然。隔着大半生和千山万水，去回顾那个女人的小心动和更小的心碎，哪里是自己的前半生，简直是自己的前生，简直是别人的前生，简直是霸王别姬小乔初嫁盂姜女哭长城。大家看《小团圆》都是冲着盛九莉与邵之雍的爱情而去的，我当然也是。但是在很多人眼里的悲剧，在我眼里却是个喜剧。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将爱情过渡到柴米油盐的生活所以可喜可贺，而是，看来看去，觉得基本可以确定：第一，她是真心爱过他的；第二，他也是真心爱过她的。就算是他在真心地爱着另外的她、她、她时，他也是同时真心地爱着她的；第三，他对她的爱以及她对他的爱，是建立在“懂得”的基础上的；第四，他们都是有内容因而值得被“懂得”的人。有了这四条，一个人就已经很幸运了。这样大的宇宙，这样漫长的时光隧道，造物主让两个人这样相遇，他们真的已经是万幸了。
如果他能只爱她并且厮守终生，也许更好，但也未必。和“金色的永生”比，短短一生算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用斤来衡量芭蕾舞、用米来描述莫扎特，又怎能用一生、半生、九又三分之一生来衡量爱的质地。
相对于这本小说本身，我更好奇的是张爱玲写这本小说时的状态。张动手写这本书时已经55岁，后来搁置许久，再动手改时，已是73岁。对我来说，一个干瘪苍白、戴假发、穿一次性拖鞋、只吃罐头食品的老太太，坐在洛杉矶公寓的一堆纸箱子前，写40年代沦陷上海一个女孩细细密密的小心事，这个画面比这个女孩的小心事本身要有冲击力多了。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是，张爱玲晚年为什么不自杀？60年代末其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张爱玲就过上了完全离群索居的生活。她昼伏夜出，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有人来访不开门，访大陆访台湾机会一概拒绝。后未还染上了“恐虱症”，总觉得有虫子骚扰，隔三岔五搬家。有个狂热粉丝为了刺探她的生活，偷偷搬到她家对面作邻居，一个月只见她出门扔垃圾一次，而且在得知该邻居是个粉丝之后，张爱玲立刻搬家离开。
那么，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她每天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公寓里，都在做什么呢？一个幽灵在四面白墙之间飘来飘去，瞪着时间一点一点蛀空自己。张爱玲的作品里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几乎毫无涉及，那么，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真的，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对于别人来说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她是张爱玲。她曾经那么热衷于表达，她还那么骄傲，而无动于衷被死亡的纤绳一点一点拽上岸，又是多么不骄傲的一个状态。
好在她还有回忆。张爱玲10岁时在期盼爱，20岁时在书写爱，40岁时在放弃爱，60岁时在整理爱……短短三五年的爱情，这样细水长流地被思量、被咀嚼、被雕刻，好比写一本书，前言花去20年，后序花去50年，最厚重的却仍是青春那三五年。也许晚年张爱玲不需要生活，就是因为她曾经拥有的不可超越，与其用力不从心的文字去冲淡曾经的光芒，不如用沉默来守护它。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晚年的少产和她早期的多产一样是因为骄傲。
这个说法当然令人伤感。如果人生只是弹指一挥间，那青春是什么呢？能发生的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将永远不会发生。青春多么短暂，青春多么漫长。它是梦中的一个抚摸，你醒在它的温暖里，却不知其去向。据说张爱玲临死前知道自己不行了，她把自己收拾干净，还穿上了红旗袍，整整齐齐地躺在床上。也许因为她曾经拥有过“金色的永生”，才能死得如此安详。如此安详，合上书，真的觉得结局其实是个团圆。
论婚姻制度的演进趋势
有报道说，目前美国单身成年女人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已婚女人。这条消息虽然反映了广大老中青妇女感情生活的悲惨状况，但对她们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虽然我不如意，跟我一样不如意的很多呀。在一定意义上，共同贫穷才是和谐社会的真谛。
鉴于目前离婚率越来越高，单身成人越来越多，婚姻中各类出墙行为的泛滥成灾，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不禁开始思考婚姻制度的走向问题。等到有一天单身成人女性不是51%（今天的美国数据），而是71%、81%、91%的时候，婚姻制度还会存在吗？如果存在，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呢？
现在有点理智的人都愿意承认，维持婚姻的动力绝不仅仅是“爱情”，那些哭喊着“我不够爱他／她，所以不能跟it结婚”或者“我不够爱他／她，所以要跟it离婚”的人，经常被耻笑为“幼稚”，“琼瑶小说看多了”以及“吃饱了撑的”。那些发出此类耻笑的，也自得于自己的“成熟”、“冷静”以及“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显然，除了“爱情”这样的美好情感，婚姻的动力还包括：第一，孩子的抚养；第二，“亲情”。据说爱情时间长了，就会发生某种化学变化转化为“亲情”。第三，经济上的相互扶持，第四，生活上的互助。就是说，即使没有“爱情”，一般来说，人们也往往会因为以上四个原因而维持婚姻。
但是，不是你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第一，就孩子的抚养来说，随着法律在抚养费、监护权方面的发展健全，DNA亲子鉴定技术的发展；以及儿童保育工作的社会化，孩子的抚养越来越不依赖一个稳定的一夫一妻家庭结构。虽然据说一夫一妻家庭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但是成天鸡飞蛋打的一夫一妻，很可能还不如各自轻松快乐的单身父母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第二，就“亲情’，来说，众所周知，亲情固然美好，但亲情并不是“排他性”的。除非你爸救唆，你不能因为爱你爸就不爱你妈了。同理，如果一夫一妻婚姻充满了“亲情”，“二夫二妻”、“一夫二妻”、“一妻三夫”也可以是充满“亲情”的。
第三，就经济上的相互扶持而言，婚姻的必要性也在衰落。当经济发展使得单个人（尤其是女性）工资提高到了大多数人都能养活自己的程度，当社会的保险福利养老制度完善到大多数人都能“老有所终”的程度，当法律上婚前财产协议、离婚财产协议都成熟到“谁也不可能通过结婚离婚占谁便宜”的程度，当全世界女性变得不再像李湘那么好骗的时候，实在看不出婚姻在经济上还有什么不可或缺的功能。
第四，就生活上的相互帮助来说，妻子需要丈夫抬煤球、丈夫需要妻子打毛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越来越多的家务被社会化，男人可以去餐馆吃饭，不结婚不至于饿死，女人可以找搬家公司搬家，不结婚不至于累死。
综上所述，那些深刻地看出“婚姻和爱情不是一码事”的人，其深刻性已经开始受到历史的挑战了。虽然纵观历史和现状，他们是大体正确的，但是在将来，他们将越来越不正确，因为人们将越来越难找到爱情之外的结婚或者维持婚姻的理由。虽然他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但是本质越来越会是：你懒，你懦弱，所以你才好离不如赖婚着。
Like it Or not，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琼瑶化”了。
如果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接下来最显然的问题是：爱情这个东西，保质期很短啊！不可否认，总有一些相爱一生的伴侣。但是更多的人，一生N次地坠入爱河和坠出爱河，有些都摔成肉饼了。甚至有人说，一般来说那种热烈的、还没有转化为“亲情”的爱情，往往只能维持六个月左右。
因此，
事实一：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
事实二：爱情往往是短暂的。
结论。婚姻会越来越短暂。
推论：婚姻的平均长度将会短到人们觉得“得不偿失”、“结婚太麻烦”的地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问题是，虽然婚姻这个上层建筑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多数人对“亲密关系”又有不懈的渴望和追求。多么矛盾啊，既想得到，又不想为得到所束缚。鉴于多数人不想被一棵树吊死而希望五马分尸而死，我预计，将来的“婚姻”，会变成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我说的不是“n妻n夫”，因为“夫”和“妻”这种概念还是“婚姻”的产物，我说的就是n个男男女女（可以是一男一女、也可以是两男两女，一女三男、二男三女、四女三男……）由于彼此欣赏而组成的、开放性的“和谐公社”。他们不一定住在一起，也不一定一起上床或者财产共享，更不一定要永远在一起，至于怎么在一起，权利义务如何，可以根据八荣八耻的原则自行签约。
有人可能会说，那“嫉妒”呢？人是不可能摆脱嫉妒心理的呀！
你嫉妒就不加入这个联合体、或者随时退出这个联合体呗，只要能找到你情我愿的伴侣，谁也不会拦着你跟他或者她单独白头偕老。如果找不到，那你只好追忆21世纪以前的黄金时代了。
其实，Friends里面那六个人、Seinfeld里面那四个人、Will and Grace里面那四个人，就有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意思，友谊、爱情、亲情非常有机地融为一体。试想，如果Friends里面只有Rachel和Ross两个主角，Sernfeld里面只有Jerry和Elaine，Will and Grace里面只有Will和Grace，或者《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只有米兰和夏雨，那该是多么乏味的肥皂剧啊。
当然，“自由人的联合体”时代的出现。还需要相应社会条件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儿童抚养的进一步社会化，女性经济地位的迸一步提高，孕育哺乳期间对女性福利的增加（比如给每个孕哺期间的妇女配备一个男保姆），等等。但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那些感到婚姻是一个桎梏的人，庆幸你们的时代即将到来吧，那些感到婚姻是一个港湾的人，庆幸你们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吧。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1961年8月1 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19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 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今天回头看西方的19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 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嚷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19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19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二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未来世界
一整个晚上，我都在和一个科学工作者严肃地探讨未来世界。
他告诉我，由于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人类会生活在虚拟的现实里。人就躺那什么都不用干，想吃什么想象一下就行了，想跟谁好，也是想象一下就行了，想象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那种人光躺那什么都不干的情形多么可怕啊，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那上厕所呢？我问。
上厕所你可以想象啊。
那你现实中躺在那里的那具肉体就不需要真的上厕所吗？
那到时候肯定早发明流水线自动解决了。
可是，如果你光躺那不动，没有生活，你想象力的来源是什么呢？比如，你总得吃过红烧肉，觉得好吃才会想吃红烧肉吧？比如你总觉得见过某一个女孩，喜欢上了她，才会想象跟她谈恋爱吧？
不用，数据库里都有呢，你通过数据库比较就行了。
我哑口无言。
什么都不干，脑子里装个芯片，浑身插满管子，整整齐齐地躺那儿傻乐。这就是我们的未来世界么？
可是，我又想出一个新的辩驳方式：其实人类的科技发展走向，并不一定按照我们当前的发展趋势前进的，比如，30年前我们想象到2000年，人人家里都有一个机器人保姆什么的，结果呢，网络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才是21世纪的大势所趋。
“不过不管机器人还是信息技术，本质上都是人工智能对人的智能的替代，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该科学工作者回答道。
这个世界怎么能这样呢？我们进化了几百万年，就为了个浑身插满管子一动不动躺那里等死？这好像跟马克思许诺的终极解放有些差距呀，我以为免费鸡蛋才是我们开拓未来的动力呢。
虽然说科学是“中立”的，它起到什么作用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可是它的出现、它的发展，就像伊甸园里的苹果一样，人类怎么可能经得起它的诱惑。现在我们看的电视，上的网，用的ipod，坐的飞机……这一切，其实都是“一小撮”科学家发明设计的，他们越聪明，民众就越白痴。人类的智能，就像人类的财富一样，越来越向金字塔顶尖的一小撮人集中，这真叫我忧心如焚。
科学工作者同情地看着我。
那么，如果记忆是数据，想象是芯片，为什么还需要人类呢?为什么还需要那一具具肉体躺在那里呢？那和一排排的电脑有什么区别呢？
最后，我想累了，只好放弃。我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也就是儿子的78次方到底还有没有人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明天早上起床我不还得该干吗干吗去。说到明天，我想起一篇要赶的稿子，一个要见的人，几封没有回复的e-mail，两本要看的书，于是我决定，洗洗睡去。
心型卡片
看了一个电影Secuestro Express，拉美的犯罪片，讲的是一伙罪犯绑架一对有钱情侣的故事。有点黑色喜剧的意思，但我却是越看心情越沉重，看到最后，有种找间小黑屋子，缩进去、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把头埋进膝盖里、再也不出来的愿望。
委内瑞拉。关于委内瑞拉，我知道什么呢？南美洲偏北的一个国家？总统是个反美斗士叫Chavez?前一段有过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一个石油出口国家？唯一不需要划问号的知识，就是无数委内瑞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正如其他亚非拉国家的无数人民。
每次走在我家门口的河边，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牵着狗溜达、带着耳机跑步、铺着毯子在草地上读书……脑子里都浮现出四个大字：国泰民安。然后，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又想到，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上，其实只有“一小撮”人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人，中国的，菲律宾的，泰国的，刚果的，都在手脚乱踹地挣扎。然后，在那个瞬间过去之后，又会继续在公园里散步，心安理得地嵌入这国泰民安的美好画面。
事实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而Secuestro Express这样的电影，就是掐着你的脖子，掰开你闭着的眼睛，让你注视这个伤口，在你的耳边吼叫：Look at it！Look at it！
一个小孩在你眼前的池塘沉溺，而你见死不救，这是一种罪恶，那么如果这个池塘在更远的地方呢？仅仅因为那个池塘离得稍远，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难道一个人的无辜可以仅仅因为他近视——或者——选择性近视？觉得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的痛苦，与你相关，这到底是一种自作多情，还是一种真诚的责任心？
Secuestro Express其实是一个恐怖电影。虽然其中没有《午夜凶铃》里面的幽暗天井，没有《闪灵》里面的恐怖楼道，没有《沉默羔羊》里面的变态杀手，它却比所有这些恐怖片更恐怖。当恐怖是来自想象，观众不会真的害怕，因为你知道把悬念的包装盒一层一层拆开之后，里面会有一张心型的卡片，上面写着坏人都被干掉了，请破涕为笑吧。你知道当你走出这个电影院，你所刚刚经历的所有恐怖情节，都已经烟消云散。
而Secuestro Express的结尾，没有埋藏着这样一张心型卡片。它所讲述的恐怖，并不烟消云散，相反，它粘着你跟踪你占有你。说到底，它恐怖，是因为它现实。而这个现实，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听到的一个词汇：阶级斗争。
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Carla和绑匪之一Trece坐在地上的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绑架我？我不是坏人，我在一个天主教小学里做志愿者，帮助小孩，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谁让你开这么时髦的车呢？”
“为什么？为什么有钱就是罪恶？我爸爸非常勤奋地工作！”
“当这个城市里那么多人挨饿你却开这么时髦的车。你还指望我们不恨你？！”
可惜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大意如此。两个人争论了一会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电影残忍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指出谁是“坏人”。穷人说是贫困导致了所有问题，所以他们无辜。富人说他们努力工作不但努力工作还做志愿者还帮助小孩，他们不应该被这样对待。每个人都无辜，而无辜的人在罪恶中相遇。此时此刻我们多么希望好人坏人就像金庸爷爷的小说里一样清晰可见啊，哪怕是岳不群那样隐藏很深的坏人呢，哪怕是梅超风那样为情所困的坏人呢。坏人在哪呢？找到坏人，杀掉坏人，难道一个好的故事不应该这样简洁明了吗。杀人多么容易。杀人据说甚至成了暴力美学。对于一个充满了壮志豪情的斗士来说，最恐怖的，就是没有了一个明确的坏人，而这就是当今“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曾经是多么豪迈的一件事。格瓦拉，游击队，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刑场上临死前的振臂高呼。现在却像是一笔做不下去的生意，负债累累，人去楼空，只剩下几个混混，在空空的旗杆下面，靠着绑架、人体炸弹、恐怖袭击做点“小偷小摸”的买卖。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地图，历史重新变成了漫无目的的流浪。
想起有一次开会，听见有个学者为文革辩护，说文革是穷人对精英的造反，所以它是对的，好的。我当时站起来问：为什么精英就一定是贬义词？为什么贫穷就可以占据道德优势？
然后几年之后，我听见Carla，这个开好车但是帮助贫困儿童的委内瑞拉女孩，在一个绑匪片里，问一模一样的问题。
请让我们找到坏人吧。
请让我们在发疯之前找到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
又想起国内网站上掀起的几次风波。宝马事件，郎咸平事件。那么多人站出来义正词严地谴责富人的罪恶，那么多人可以在对事实的细节缺乏探究和了解的情况下坚定表态。也许所有义正词严的人在义正词严的片刻都能感到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息，从而减轻自己面对那个血肉模糊的伤口时的愧疚感，然而如果英雄主义的前提是一个卡通化的世界观，我宁愿不做一个英雄。我宁愿做那个罗里吧嗦地说着“虽然……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大概……也许……”的小人。
在英特纳雄奈尔之歌消失以后，这个世界的得救，需要的也许不再是振臂高呼时的豪迈，而是一个外科大夫对待一颗跳动心脏时的纤细。我家墙上有个招贴画，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切格瓦拉的头像。经常有到我家的客人问：哇，革命家啊，你是不是特崇拜格瓦拉啊？我就指着那个招贴画的右下角说，你看这副照片的角落，还有一个要饭的老头儿乞丐，坐在地上打瞳睡，我喜欢这个招贴画，不是因为喜欢格瓦拉，而是喜欢这个对比。
因为这个对比在我眼里，也是一个心型卡片。虽然这个卡片上字迹难辨，信息模糊，却是一封更诫实的情书。格瓦拉也许是个“好人”，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同时，相比一个英雄对一个穷人的拯救欲，我总觉得，一个穷人对一个英雄的嘲讽里，有着更加无穷的道理。
自我一代
看了《时代》上那篇关于“自我一代”的报道，又看了各个方面的反应，写一下读后感。
那个报道对中国“80后”的描述很可能较偏颇甚至失实，对此应该“立场鲜明”的批判。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报道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描述，是大体靠谱的：追求个人发展，不关心公共事务。不过我奇怪的是，难道这仅仅是所谓“自我一代”的精神状态？这跟出生年代有重大关系吗？就算是60年代出生的“文化热一代”，现在有几个在关心政治？就算50年代出生的“知青一代”，又有几个人在关心公共问题？当年都是热血沸腾过的呀。
事情其实也没那么复杂，这跟“代际”没有太大关系。制度让关心政治的成本太高了，相比之下，个人发展的诱惑又太大了。作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大部分人都选择不关心政治，追求个人发展，不过是理性选择而已，犯不着单拎出80年代出生的小孩苛责。
理解理性选择是一回事，但是将这种理性选择道义化，好像冷漠是一种美德，则是另一回事。在当今中国，关心政治的成本不单单是可能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而且往往是整个社会的冷嘲热讽。就好像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出现在一个丑女成堆的房间里，她的出现立刻会引起丑女的警觉和反感一样，一个关心权力和权利的人往往会引起那些冷漠的人的警觉与反感，“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吃饱了撑的！搞政治投机吧？野心家！出风头！”或者不这么极端，其警觉与反感表现为对维权人士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平惊人的苛刻，拿放大镜照他们“弱智”、“投机”的蛛丝马迹，但是对另一些人却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理解，“他们也不容易啊……”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真正关心政治，是王小波所说的“反熵”行为。对了，我说的“关心政治”，并不是指关心某领导人最近又亲切接见谁了，或者某美女到底与某领导什么关系。我记得我上中学时，同学们写的思想汇报中常常有这么一句；我很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某台某报……拜托，那不是关心政治，那是关心宣传。还有人曾经跟我说：你连那谁谁谁是谁谁谁的人都不知道，你不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吗？嗯，我是不知道谁谁谁是谁谁谁的人，我还不知道莫文蔚现在在跟谁谈恋爱呢。把政治关心成八卦，关心成宫廷秘录，而且明明天高皇帝远还说得绘声绘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事实上中国正史的写法，就有点八卦集锦的意思。但真正关心政治，不是关心领导人的起居和病历，而是关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关心“事件”，是关心正义。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人性。政治并不比我们去春游野炊时大家自发讨论分配谁带水、谁做饭、谁洗碗、怎么分摊费用更高深或者更丑恶，但是，在今天，这种天然的、自发的人类本能成了“反熵行为”。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只有非理性的“神经病”才会关心政治。
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但是不断有人跳出来说，“我们凭什么要关心政治？就爱吃喝玩乐自己挣钱自己花怎么了？！”当然，享乐主义是人权，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政治冷漠”就是没有政治态度，冷漠就是你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享乐主义得以存在，是有一系列公共制度的前提的，而这些前提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以为私人生活与政治没有关系的人，忘记了私人领域从边界的界定到秩序的维护都是政治问题。难道60年代全中国人穿灰黑蓝和今天大家穿得花枝招展仅仅是“个人品位”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从房价、到学术腐败、到电话费、到你在医院要排多久的队、到奴工、到孩子上学、到交通……哪一个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那些“我就是我，去他妈的政治”的说法，就像是“我就是我，去他妈的空气”一样，貌似充满个性，其实无比滑稽。我理解在一个关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个人发展动力很大的时代里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但是我不能理解为这种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
在一个网友的博客上看到发问“美国年轻人关不关心政治”？说实话，我个人的观察是，歪少在我所待过的两所大学里，美国年轻人非常关心政治。我给国内刊物写的时政专栏里，至少有五篇提到大学生对政治的参与，一篇提到美国大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助选；一篇写大学生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对右翼演讲者抗议示威，一篇写哈佛大学生为本校被解雇的清洁工发出呼吁；一篇提到大学生组织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积极行动；一篇提到大学生对教授的“反犹言论”向校方控诉。最近一篇提到在苏丹达尔富尔屠杀问题上，几百个学生发起“向本州议员施压”的活动。我在哥大校园的主干道上，时不时看到各种学生组织或者发起的活动，比如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活动、纪念二战中犹太死者的活动、争取助教加入工会权的示威……走在哥大附近的大街上，经常时不时就有学生模样的人，拿着小本走过来问我：“你想拯救北极熊吗？或者“你想赶布 什下台吗？”……
当然我不想用“个人觉悟”来解释这些。政治环境不但解除了他们被打压的咒符，而且带来学生政治团体的繁荣。这些团体的存在及其在学生中“代代相传”，无形中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设施”。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点火柴摸黑找路去参与政治，而且一不小心撞到了枪口上，在那个社会，参政的“高速公路”都修到了你家门口，而且到处路牌清清楚楚，你一踩油门就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分子。
至于有人在读了“Me Ceneration”一文后得出那个结论说“西方媒体就爱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首先，西方媒体上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文章比比皆是。
其次，西方媒体对自己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也比比皆是。在哈佛有一次参与一个中国学者的报告，她为了证明美国媒体如何“妖魔化中国”，说：“从××年到××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攻府的负面报道占据了一半以上……”我当即提问：“那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纽约时报对布什政府的负面报道占了多少吗？更重要的是，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几比几吗？”
“妖魔化中国”这个命题的出现，隐含的前提还是那种把报纸当成政府宣传工具的思维。负面的事故容易成为新闻，而新闻只管真实不真实，你管它好话坏话的比例干吗呢？统计这种比例，多怨妇啊。这种被迫害妄想症一旦流行起来，还越来越理直气状了。既然新闻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政府，负面报道对于政府也许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社会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中国内部，关于孙志刚、Sars，黑窑工这种“负面新闻”不恰恰是“帮助”政府纠正了很多社会问题吗？你去读读文革或者大跃进期间的中国报纸，一点也不“妖魔化中国”，So what?
扯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也许《时代》上那篇文章关于某些个人的报道有失水准，但是如果大家读到那篇报道之后想到的仅仅是如何“反思西方媒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在我看来，实在是避重就轻。当然，避重就轻是皆大欢喜的必由之路，作为一个热爱皆大欢喜的社会，我们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那个搬超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那么，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1977年，斯塔夫罗波尔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追问总理柯西金为什么没有坚持国企改革时，柯西金这样反问他。
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由于始终笼罩在上述问题的阴影中，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位走出这个阴影。这一走他走出很远，他精简党委让党委退出经济，他平反政治犯放开言论管制，他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他放开私有经济，他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一反“老大哥”的做派，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
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他已经戴着这顶帽子过了20年，还将戴着它度过余生，在“由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将永远是那个“搞垮苏联的人”。
我对这位小朋友说。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
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
二战之后苏联的经济增长基本在逐年递减，1946-1950年GDP增长率8.9%；1961-1965年4.8%；1971-1975年2.9%；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1981-1985年则为1.7%。不错，戈时代经济继续下滑，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19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占国民产值的40%。
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你会对这位老头产生同情。1985年他接过一块滚烫的石头，他可以将这块石头放手，也可以将它传下去。就是说，在砸自己的脚和别人的脚之间，他只能二选一。如果选择放手，他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如果传下去，他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也正是因此，你又会对他产生敬意。他选择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里爬行了几十年，爬到顶峰，却一脚踹开了这个机器，而这个机器的倒塌也意味着他自己的坠落。
为什么激进改革？为什么不渐进？很多人对此不能释怀。但是自由的性质类似于死亡。你要么死了，要么没死，你不可能“有点”死了。当政治自由被打开一个口子，它就会一泻千里。你不可能对着人群甲说你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却对着人群乙说你不能。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始料未及之处。他以为他可以放开管制的同时强化专政，但多元社会和权力垄断不相容，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支撑这个空心帝国，还是捅破那层纸。最后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是谁？如果不在此刻，又待何时？
如果追求自保，他可以继续趴在那个官僚机器上打瞌睡。但不幸的是，他在官僚机器的鼾声之外还听到历史的轰鸣。欠账的是别人，还钱的却是他。欠了70多年账，当然不可能一夜还清。于是，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成了那个企图还债却又还不起的笑料。站在东德街头对戈尔巴乔夫高呼“戈比我们欢迎您”的是人民群众，哀叹他背叛苏联的也是人民群众。历史，我们知道，它水性杨花又冷酷无情。
道德极限
晚上，就一个问题我和蚊米发生了重大争论。
事情是这样的，我问他：如果你几乎不会游泳，但是发现我掉到水库里了，你会跳下去救我吗？
蚊米说：那当然了。
可是你几乎必死无疑啊！没法救活我，自己还白白送上一条命，多不值啊！
可是生死这个东西，没必要看的那么重……我不禁陷入了深思。确切地说，是陷入了焦虑。如果换了我，我会不会去救他呢？更糟的是，如果把那个“他”换成“我妈”、“我爸”、“我儿子”呢？
这样想着时，我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个画面：我的一个亲人消失在漫漫的水面之下，我抖抖瑟瑟地站在岸边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不可避免地想起电影里，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面临威胁时，奋不顾身地冲进刀山火海的架势。
我更加焦虑了。如此焦虑，似乎这事已经发生过了。
事实上，这个场景是我经常假想的类似的“道德极限”场景之一而已。除了“水库救人”命题，我还分别思考过以下命题：如果一个疯子拿着刀在街上追砍一个儿童，我会不会冲上去与歹徒搏斗？
如果我的小孩掉进养熊的围栏，一只熊正在向他靠近，我该怎么办？
如果我家突然发生大火，我被成功救出，但是我孩子还被围困在火海当中，我要不要冲回去？
这些道德极限场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危险面前我的努力几乎于事无补，但问题是：相比于事无补的努力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是否能够忍受自己在别人极端的痛苦面前无所作为？
想这些干嘛？蚊米说，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你不能把自己侥幸没有遇上的事情当作假问题啊，我辩解道，就像你不能把自己没有机会犯的错误当作自己不会犯的错误。
对极端情况的想象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捷径，而太平年代只是模糊人性，好人显不出好，坏人显不出坏。
有一天晚上我甚至梦见了一个“道德极限”的场景：我梦见我的大学宿舍里有一只煤气罐，不知道为什么，煤气罐突然有一个接口松了，眼看着就要爆炸了，我飞快地往外面跑去，边跑就边想：楼上楼下还有那么多人呢，我应该去通知她们啊！可是来不及了，我得起紧逃生。我多自私啊！我太自私了！
就这样，我被吓醒了，醒了之后为自己没有去救楼上楼下的姐妹们而深深自责，我已经暴露了，一个懦夫已经被自己的梦给暴露了。这事有没有真的发生有什么重要呢？运气并不是美德，这可是我自己说的。
当然我可以安慰自己说：只有当一个人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时，他才能真正学会谦卑与宽容。极度焦虑中，我想到了《追风筝的人》里面的一句话：没有良知的人从不承受痛苦。就是说，如果我为此感到痛苦，那一定是因为我良知未泯。如果我甚至为还没有犯下但可能犯下的罪行而感到痛苦，那我肯定非常有良知。走投无路之下，我就是这样，悄悄把对自己的蔑视，转化成了对自己的赞美。
超越那一天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
《苦涩的革命》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
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遍体鳞伤，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年后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