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值得尊重的生活常识是，混到较高阶层是件大好事，但是如果能够保持活泼的趣味和独立的自我，就会更好些。北京的东方广场里有个商店，售卖的琉璃链坠中有一块名字叫“不会为你改变我的样子”，我觉得有过青春的人都该想想这个句子，是不是什么时候再混帐一下，对外面的功利潮流说上一次。
@范式独裁
我遇到过不少有神化自然的倾向的人，也遇到过不少有神化法国的倾向的。要是你提到协和广场啊，安东尼奥尼啊，他们的汗毛立刻就竖起来。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碰见几位足球俱乐部经理，正跟一位法国足球教练吃饭，说到巴黎，经理们说英文，读作“帕瑞斯”，法国教练就用法语纠正说：“巴--里！”经理们恍然大悟，统统迷醉而优美地跟读起来：巴--里！
要是你能听见他们发出的那种童声就好了。那声音是那么的稚气、干净，从西装革履、自命成功的中年男人嘴巴里迸出来，真是神才能创造的奇迹。
还有一个奇迹与照片有关。以前我看过一个外国记者拍的新闻照片，上面有个男孩，用一双绝望的眼睛瞅着镜头，患有严重的脑积水，脑袋像篮球那么大。那天他突然出现在王府井地铁出口处，被妈妈抱在怀里，瞅着我。那刺激的确非常剧烈。过去看有关人类苦难的照片，我总是觉得那些图景离自己很远，不是在刚果金，就是在卢旺达。可是突然间，遥远的图景实体化了，就在眼前。
那几天我一直忘不掉这画面。回忆自己看到的各种悲剧，看过的忧愁的电影，读过的绝望的书，领会过的悲悯的哲学，渐渐就不知道自己在琢磨什么了。
后来跟一个朋友说起这事儿，她很冷静地问，你给钱了吗？我说给了10块。她说，那你上当了，抱这小孩儿的肯定不是他妈，是别人，靠他赚钱呢。
要是米兰-昆德拉来写这个事儿，他差不多就会写：那个未能从悲剧带来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的男人的大脑突然空洞，气雾化了。要是在日本漫画里，我的耳朵旁就会出现一颗橘子大的汗珠。
这种有趣的事情真的很多。多年以前我特别相信梵-高在给提奥的最后一封信中的一句话：人生就是痛苦。我觉得这是最强劲的真理。我始终相信这话，直到某次在电视里看到，它从一个贪污犯的嘴巴里说出来。梵-高一下子就滑稽化了。
有一首挺有名的歌，叫《月亮背面》。去年我采访一位女戏剧制作人如何摆脱了惨痛私生活带来的心理阴影，写完了稿子在标题上卡了壳，于是就叫：某某从月亮背面归来。我当时发了痴癫，还觉得不赖呢。过了一会儿才琢磨过味儿来，挺厉害呀，写篇新闻还弄出个ET来。我不禁扪心自问，你丫怎么不写从月饼背面归来呢？
这类跟范式有关的东西太多了，它们不是不好，问题在于排除了更多的可能性。什么法国范式啊、正义范式啊、艺术家范式啊等等，如果能忘掉它们，倒是件好事。因此我特别不爱去那些寒酸得很有风格的酒吧。
@梦幻启发
梦幻启蒙
在大学里，有一次我们正在等待上新闻写作课，有个胖大的男人闯进了教室。这人穿着大花短裤，趿拉着拖鞋，像个垮掉的中年，晃晃悠悠的，开口就想驱赶我们，“新闻这玩意是个人就能写，你们还学什么呀？”稍后我们获知，这位狂徒正是新闻写作课老师本人。这事儿发生的年代非常古老，那时贬损自己的事业是种风度，宣讲常识就能博得喝彩，而报纸上的新闻全像机器人做出的饼干一样干干巴巴。幸运的是，如此有趣的老师并不多见，否则我就真的可能沦为一个彻底的二流子了。
正如这位老师的预言，大学新闻课对我们全无益处。花了整整4年，我终于记住了两个人的名字：普利策和赫斯特。走出校门时，我琢磨着，这是我能用来阻止别人说我是猪的唯一理由。
除了当时的新闻教育有点儿冒傻气之外，我觉得使自己倒胃口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个挺古板的事业。对于上述两位美国新闻大亨，很长时间里我并不很感冒。让我大感兴趣的倒是赫斯特的女儿，她曾被绑匪劫持，最初痛苦不堪，却在某一天突然转变为暴徒，跟他们一起去抢劫银行。要是你知道这世上有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苹果变成驴子，你就能解释这则趣闻了。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记者在年轻时的趣味就在于此，我们需要某种狂野的魅力，而不是会议报道。我们领受的新闻启蒙是梦幻式的，若非《光荣与梦想》，就是法拉奇——不仅没有呆板，甚至连平淡都没有。童年时期我们读的《丁丁历险记》就更甭提了，作为一名在小便池里都能找到独家新闻的记者，丁丁比起007来不遑多让，连他的那条雪纳瑞犬都比《南方周末》更有力量。
相比之下，现实中的记者生活实在难以让人满意。有时你确实会看到欢乐，可是另外一些时候你看到的却是生活像泥沼，上帝又很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我们怀着希望，愿人有赤子之心，让晚风吹拂处，他人也能惬意。可是我们的失望总是与希望一样多，这多少会令人茫然。
与上述梦幻般的新闻教育相比，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讲述的故事就要朴素多了。他说他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工匠、工程师、磨房主、骑士、小贩，三教九流都不约而同地聚集过来，花很久的时间重建了更为辉煌的教堂，建完他们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伯格曼说，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共建人类文明的大教堂。
我觉得对于野心勃勃的新闻人来说，这是个挺有趣的故事。其实真是如此，一个馒头吃不出胖子来，营造文明大厦所需要的忍受劳役艰辛的记者，必不只是某一个或某几个，也必不只在某一处。
即便谈及如此庄严的话题，我也要说，对记者们来说，人生最严肃的事情并不是如何发表新闻，而是哈哈一笑。新闻这玩意的确是个人就能写，可是如何考证我国的这些手持记者证的两足动物到底是不是人呢？这个问题总是让我忍俊不止。
@无水之城
无水之城
------李海鹏
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19日 09:15
住在北京可以让人更真切地感受到既不安又自得的心灵摇摆。看看街道两旁那些庞大的灰色现代主义建筑，你会觉得掌握着审美权的叔叔们还沉浸在我们小时候钦敬的那种美学中，彼时我们吃过了糖果，要求妈妈再给读一遍《小灵通漫游未来》。另一方面，时髦一些的建筑师们扮演了另一端的钟摆，说服人们接受更自然一点儿的趣味。根据这后一种风尚，房地产开发商们大力推销各种“水边居”，倒是相当切合官方在奥运规划中描述的“人在水边走，船在水中行”的愿景。
鉴于富商巨贾们可获的丰厚利润，我猜测他们在电脑上是这么干的，其意图跟卓别林在电影《大独裁者》中摆弄地球仪的举动差不多：找出威尼斯地图，按Ctrl＋c复制，再找到北京地图，在上面按Ctrl＋v粘贴并覆盖，喀嚓喀嚓20次直到面积够大。
傍水而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意原型之一，对此我并无意见。居者有其水，人民之所欲也，亦我所欲也，惟一不足的，只是不能按欲分配而已。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不大理解那些甘愿为了一片绿了吧唧的水面多掏十几万人民币的烧包———用同样的价钱，买套窗下有一弯清澈的游泳池的房子多好，连泳装美女都顺便齐了。幸好，还有些和我一样没情趣的人存在，可以让我心下稍慰。我的一个朋友住在什刹海边的胡同里，被大家羡慕得不行，她却总想着搬到三环外去。因为每天晚上青年男女流氓们堵着她家门口接吻，数量之多，实在是太惊人了。
如果我的观察不谬，那么什刹海边的人口密度之大，已经超过簋街饭馆门口那些塑料筐里的小龙虾。其摩肩接踵的程度不仅使急于寻找饭馆座位的人类陷入疯狂，就算是狗狗，也多有精神苦闷的征兆，甚至到了把人腿当作电线杆、公然尿其根部的地步。按照最简单的供求原理就可以解释，如此繁华、滑稽又痛苦的状况的根源，恰恰在于这城里根本就没什么像样的水。早在20多年前北京就开始嚷嚷缺水，近年又起沙尘暴，南水北调乃是国家大事，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不傻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么个结论：让有钱人去凑“买水”的热闹就行了，我们还是别跟着起哄的好。在我看来，那些告诉你应该抢购这个城市的潋滟水光的人，迟早还会向你推销月亮上的长春藤。
窃以为经济学之所以比哲学容易理解，就在于它缩小了研究范围，找到了金钱这个现世中威力无比的第一推动力。现成的证据就是，因为北京急于推出升级版，这点儿水面的功能早就不只是覆舟载舟那么简单了。因为卖上了好价钱，它还能帮助人们忘记骆驼们在老城的土道上扬起灰尘的寒酸记忆，在温榆河畔找回东方帝都的虚幻的好时光呢。
在《爱的荒漠》中，法国作家莫里亚克令人诧异地把大西洋边的湿润的波尔多市描述成了一个炎热干渴之地。作为一种主观叙述，书中景象其实全系那位困于情欲和愤懑的少年雷蒙的个人化体验。类似地，北京各KTV包房里不时传出的田震版的那句“内心的狂热”，亦可用来象征我这类受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毒害的笨蛋，住在“适水而居”的城市里是多么地上火。
@说点什么
@沃伦式新闻
李海鹏/文
每当看到一部国外的获奖新闻作品集，我都会大有兴趣地在里面搜寻粗糙有力的篇目，这大概是由于我自己从来都不粗糙有力的缘故。对于精美的报道，由于了解得多些，我反倒没什么兴趣。我是这么想的：你们再精美， 还能精美得过沃伦式的新闻吗？
罗伯特.潘.沃伦的《春寒》是我大学时读到的最完美的小说之一，讲述一个小男孩在春寒时节路遇一个流浪汉，感到恐惧，并在成年之后仍难忘怀。 全部情节就是这样，他遇到他，害怕了，故事就完了。我觉得这里面体现的理解力真的很棒：童年时代偶然发生、并不严重的恐惧经验，其实对人的一生都有影响。可是，假设这个男孩因此在成年之后裹挟进一个杀人案件当中，哪个记者会采访到这个根源呢？
相对于那些文学天才来说，不得不承认，记者们对事件和人的理解力总是差一些。我相信正是这个差异，而非纪实和虚构的区别，使得传统新闻无论如何也难以具备小说式的深邃价值。实际上，题目中提到的以沃伦的名字命名的新闻并不存在，我只是相信，本来可以有那么一种新闻，比我们看到的全部新闻都更好。可惜，“好”并不是评价新闻的标准。全球所有的媒体似乎都更在意记者的工作是不是及时、独家、有料。如果有哪家媒体真正地信仰进步的价值观，勇敢地推动公共利益，那么它就是媒体中的MVP了。大学毕业后，我逐渐地醒悟到，这完全是对的。公众确实需要时政动向、报道重大事故和杀人案，以及实用有效的发言，而非它们背后隐藏的更微妙的真实。
以前我曾梦想过报道这样的新闻：本报讯，昨夜北京春雨迷蒙，零时许，平安大街旁灯光灿烂，一棵老槐树静静地死去。本报讯，大连理工学院的一位女生昨日观看海豚表演，突然泫然欲泣，因为海豚跃出水面的那一刻，让她觉得世界真美。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气倒几位新闻学老师，不过至今我仍然相信，无论从哪个标准判断，如此美丽务虚的新闻都无可指摘。可是我大概永远也不会那么写，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们真的是除了趣味之外还有职责。就算你像我一样没谱儿吧，可是当你看到曾被国家多次感谢的举重冠军贫病而死；听见对面的沉闷的男人说他妻子某月的收入只有4毛6分；看到那么多的孩子们因为医院的缘故而变得双目失明，你也会放弃那些半吊子遐思。你会琢磨琢磨自己的脚踩在哪里。你会感到自己虽然狗屁，但血也总是热的。
这时候我就会忘记沃伦式的新闻，嫉妒地想，现在同事某某以及某某某，正准备挖人家黑幕，隐姓埋名地在某省的危险地带假装溜达呢。我为他们而感到自豪：在粗糙而非精美的时刻，记者才会接近时代的潮流。
@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文章，结尾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这个人：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这句话中有一半儿借自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的名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很显然，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同一本书，让许佳同学印象深刻的句子，则是描述两个人分手的，他们如此年轻，以致不会耽于哀愁：“爱情真像一场决斗，让我们再彼此深深地看上一眼。”
徐星同学最喜欢的则是这本书的结尾一段：
“在美国、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坐在一个古老的、破败的河边码头上，望着新泽西州辽阔的天空，端详着延伸到西海岸上，形成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山岭的未开发的土地，以及延伸出去的条条道路，和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来来往往的一切和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我知道，现在，在爱荷华州，在人们允许孩子们哭泣的地方，孩子们在大声的哭泣着，今夜，星星就要出来，你可知那大熊星座就是上帝？这颗黄昏的星星一定正在低下头来，在把它那熠熠的光辉投向原野，不一会，全然的黑夜就要来临了，黑夜将给大地祝福，将藏起河流，裹住山峰，隐没掉最后一片海滩，而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人知道，除了自己在可悲的趋向衰老以外，还将有何遭遇。我想念着狄恩，马瑞阿狄，我甚至想念老狄恩，马锐阿狄，我们一直没有能找到的老父亲，我想念狄恩，马瑞阿狄。”
真是年轻无极限，悲凉痛快，酣畅淋漓啊。
废话太多了，其实今天要说的是凯鲁亚克的另一本书，《荒凉天使》。《在路上》里的狄恩到这本书里变成了科迪.珀姆雷。1956年，斯奈德同学向凯鲁亚克同学介绍了荒凉峰，于是凯鲁亚克同学申请了一个火情了望员的工作，独自在饥谨山脉中呆了63天，脚下是荒凉峰，北面是霍佐敏峰，南面是杰克峰，他在那里与世隔绝，孤独、恐惧，漫步、参禅，冥想宇宙与人生的秘密。随便选一段儿平静好看的吧：
“我向上仰望霍佐敏峰，它依然充满力量，红褐色的顶峰高耸入云，我捡起那把铁铲，小心翼翼地择路而上，一边往桶里盛放新鲜洁净的白雪，一边填满某个很深的新雪洞里胡萝卜和卷心菜之间的空隙。我回来了，把桶里的雪倒在锡盆里，在灰土飞扬的地板上泼了点儿水。我拿着那个桶，像日本老女人似的往下走，穿过美丽的石南草地，给壁炉拾点木柴。
这一刻，全世界都是星期六的下午。”
从印象派诗人和画家们开始，到凯鲁亚克那拨人了结，在不到100年的时间，生活曾经可以是伟大的。如今，生活可以是渺小的。将来呢？渺小亦未必可得吧。“完全没有人知道，除了自己在可悲的趋向衰老以外，还将有何遭遇。”
@在细碎的历史中飞行
只是在最近几年，我们这一代群才开始认识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事情没有道理。在此之前，尽管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合理”相当流行，其实在心底处，大家却都不愿予以承认。彼时市场经济的力量改变了中国，但还没有撼动我们的人生观。
我记得1998年5月，上海的绍兴路上的瀚园书店里有一条很狭窄的天窗。中午时分，阳光在那里流淌下来，介乎明媚和灿烂之间，唱机里突然传出《今夜无人入眠》。那是我一生中很多个奇妙的瞬间中的一个。由于阳光和安静的关系，那首歌在那一瞬间突然变得格外不一样。或者说，它呈现出了本来面貌。我继续喝着红茶，观察书店里的那些招待，也观望窗外的市井生活。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停顿了。
可是时间并没有停顿，仍旧把我们冲刷向前。
飞行也可以带来类似但次一等的心旷神怡。作为一个飞行迷，每坐一次飞机我就会真心诚意地高兴一番。刚到机场，我就开始开心了，非要在那些昂贵的机场餐厅里花掉不少钱不可。等到上了飞机，看到浅米色的内舱干净柔和，一排排座位像幼稚园的小板凳一样纯洁无邪，空姐跟女朋友一样亲切可人，还知道将有一份简装的点心或者锡纸包裹的热米饭可吃，我就心情愉快，要吹口哨了。
当飞机浮游在9000米的平流层中，雪白的云层在脚下滚动变换，我们会享受到内心的安静。即便手持打折机票，你仍旧可以不打折地观赏灿烂阳光，它是如此空荡荡，茫茫一片，悬挂到无际可寻之处。
我觉得飞行的乐趣就在于此，你可以远离现实世界，享受举世安息、宇宙悄然的几个小时。若说这是某种逃避，那么它的好处就是可以一再重复。像打《罗马复兴》一样，要是你的国土被敌人占领了，那么领着几个农民跑吧，跑到偏僻处，一面等待敌人的双头马们赶来的可怕时刻，一面听听鸟叫。
当我们还是理想主义者时，因为那时光不停地消逝，我们会感觉自己是庞大牢房中的囚徒。那时我们还有少年时代的忧郁面容，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可笑的徒劳。可是在经济学作为解读世界的一种方式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代，有关内心的一切冲突，就忽然之间变得平淡了。
我想这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我和我的同代人的故事，甚至不是一个有关年龄的故事。我相信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进程。21世纪，受到时代的价值观的影响，各种年龄的中国人，像夏天的芒果一样，无论大小，一起成熟起来。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第五部分】
@墙角见吧，无尾犬
上大学时，我读过《献给艾斯美——既有爱情又有凄楚》，里面那个叫艾斯美的小姑娘就像冻雨之夜的火苗。我也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讲的是一个永远的正太的故事。毕业后我读了《九故事》，关于形式感，这就叫珠玉在前吧。后来我又读了《弗兰妮和祖伊》，最初觉得我自己挺像祖伊，等弗兰妮的戏份够多了之后，我发现我更像弗兰妮。塞林格笔下的人物总是聪明的、孤僻的和非常有礼貌的，哪怕满嘴“他妈的”和“混账”的霍尔顿，也是个礼貌的孩子。
我觉得这其实带点儿高能孤独症的趋向。我就想，看来有一天我也可以写一本这个类型的小说。
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跟着别的孩子在街上乱跑，看到了我姥姥，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跟她很有感情，可是我看到了她，心里很想跟她亲近，行动却南辕北辙，一言不发就走掉了。我姥姥就很伤心，我也很伤心，理由是一样的：这孩子，姥姥对他那么好，他怎么连人都不叫呢？
这是我的童年生活的缩影。我恐惧于跟人打交道，不知道如何开口，也不懂扑到亲人的怀里去讨人喜欢。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平常的，可在行动上却无比困难。我总是一个人玩，可以整天都不开口。我还特别容易羞愧。像别的小孩一样耍个把戏，逗人一乐，我觉得不好意思。直到现在，在KTV里看到有人表情生动得过分地唱歌，我都会挪开眼神，因为我会设想我是他，然后就甚为羞愧。我很是悲哀地想，我这辈子大概是干不成性骚扰之类的有趣的事了，因为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塞林格小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我猜，他笔下的人物幼时大致如此。
这种人长大了，就会跟人多有纷争，跟亲近的人相处也有困难。有一回，我只好向女朋友解释说，有一只狗，总跟别的狗打架，因为它没有尾巴，别的狗们见了面都摇尾巴，意思是，我们友好相处吧！它见了别的狗，心里也想着，Nice to meet you！可是它没有尾巴可摇，别的狗就咬它，它也只好咬回去。我就是这只无尾狗，你觉得我不友好，可是你不知道我因此活得好辛苦啊。
你知道，女人嘛，听了这个故事就感动得泪水涟涟，要把我抱在怀里安慰一番。我自然暗自得意，我小时候固然是一条无尾犬，可如今这么会编瞎话，可见已经有了好大的一条尾巴。
其实对我这样的人，通常的要求都是可以的，但是对塞林格这样的人，就不可以常理度之。我看过《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有个年轻女孩去找老年的塞林格，跟他上床，然后写书说他如何对她不好。还有个年轻姑娘去找老年毕加索，跟他上床，然后也写了一本类似的书。我就想，你们还想怎么样呢？想得到这样的人的爱真是痴心妄想，他们的爱不敷自己使用。
艾斯美是谁？菲苾是谁？弗兰妮又是谁？我看都是塞林格自己的某个部分。这不是文学考证，但是我很有把握。小时候我深以自己没有锡兵为憾，可是我有塑料兵，我就把它们摆成一排，前进、卧倒、射击，敌人的坦克来了，它们从容赴死，我就潸然泪下。这些塑料兵是谁？每一个都是我自己。我上过战场上吗？没有。塞林格见过他那个级别的美与温柔吗？我看也没有。
也许你会说，你这都是拿你自己来猜测塞林格，你算哪根葱？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有那么一块葱田，上面长了大葱，就是塞林格，也长了小葱，就是我。我没长那么大，不能包饺子，是我的错。可是你说我不是葱，就只能怪自己太不晓事，难道你是茄子，别人就都得是个茄子吗？
J.D.塞林格前几天死了。生的孤独是吉光片羽，死的孤独却将永恒。《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卖了3500万册，说了3500万次同样的话：人不叛逆枉少年。我觉得这都能算是普世价值了。真是无尾狗的心声。我不算是塞林格的粉丝，将来在天堂的墙角遇见，也不会找他签名。我们葱不喜欢互相联系。可是我们知道，生活不仅是搏杀，生活还可以是在战栗中诉说着无望的美梦。
@晚餐杀手
偶尔我会跟一些不大熟悉的人共进一顿中产阶级式的、有文化的晚餐，然后我就会第一万次地发现中国是个巴别塔，而我就生活在它的脚手架上。大致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为人坦率，这常常就是小麻烦的根源。比如有人会信口开河：“中国人压根就没有民主素质。”—还别以为这种事不常见，以我的经验来看，十个手握鸽蛋大的权力或者家产超过可怜的20万美元的人里有九个会这么说—我就会忍不住接口：“你有没有想过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呢？”然后我会一直说上两分钟，接着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我说完之后大家附和地哈哈一笑，继而陷入瞬间沉默，人们的表情在说：啊，他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有兴趣呢？
我想的却是：真该死，他们是哪种人类，怎么会对严肃的事情没兴趣呢？我觉得一个人对于社会问题有那么一点儿兴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否则难道只关心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吗？这就是巴别塔上的情形：我跟他们坐在同一张餐桌旁边，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来说，有些人会比别人更热爱生活一些，他们喜欢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觉得各种较劲都不是太有意义；另一些人则比前者更热爱真理一些，他们对于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种癖好，又不觉得精致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前一种人会嘲笑后一种人是愤青或者书生气，后一种人则会认定前一种是目光狭小者或者异化者—这后一种定义，其实正是中产阶级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的巴别塔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并不觉得这种相互的隔膜应该弥合。如今人们常常叹息说：“每个人都是座孤岛。” 这当然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孤筏重洋，不胜战栗地面对这个存在了亿万年的世界，可是在原句中，约翰?邓恩的意思恰恰相反：“No man is an island.”
问题是，这两种人尽管大不相同，交往起来又龃龉颇多，却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相似的位置。这个发现源于某一天，我认出了那种由我自己引发而弥漫在餐桌上的那种“拉夫烈茨基尴尬”。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时看过的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里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蛮有涵养，可是因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种恼人的毛病：面对蠢话绝不妥协，非得争个是非黑白不可。这样一来，虽然他友善又容易沟通，还是被看作是狂热分子或者怪人。他到处寻找和推广拯救祖国的妙方，内心受到无数的煎熬，最终怎么样呢？他发现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别人很是尴尬。别说俄罗斯人民不理解他，连他喜欢的姑娘都觉得他太古怪。至于他的改造祖国的理想、对农奴的悲悯、对悲惨现实的义愤等等，理所当然，屁用都没有。
这种人就是彪炳文学史的“多余的人”。有趣的是，除他这一类之外，还有另一种多余的人，就是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那一类，他们是个人主义者，更多地考虑个人享受，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狭小天地中。换言之，他们跟我在晚餐时遇到的那些家伙差不多—敢情话不投机了半天，我们大家还是一路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废物点心，即便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有漂浮感，那么你就是多余的人。
我每天都漂浮得像一只热气球，并不觉得自己的多余有多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可是我又觉得，倘若各种有社会理想的人都多余着，就是大大不妙的事情。谁都明白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尽善尽美，可是一者不改变也能活着，再者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不改变也似乎活得不错，倘若很多人都认这个理，倒也可得片刻安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处就会有一顿本该风趣又亲切的中产阶级晚餐。不妙的是，他们恰巧邀请了我，我既不认这个理，又无耻地不担心让别人感到尴尬——于是晚餐杀手又来了。倘若我们的当代生活是一顿晚餐，那么这正是我的角色。
@冷火
孙处长是我的大学同学，在股票市场发轫时期因为梦话说得好而闻名遐迩。我记得当年的气氛可真奇怪，整个学校的男生都对女生失去了兴趣，傍晚时分BP机一响，就全跑出去买认购证去了。天明时分他们集体走回学校，被暴富的亢奋感折磨了一夜，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如今置身其间的魔怔年代的开端。直到现在，有时候我坐飞机，看见经济舱里一排排地坐着的中产阶级先生们，留着寸头穿着高支棉衬衫戴着蓝牙耳机，我还是会从他们梦游般踌躇满志的脸上看到当年的影子。“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歌舞，眼见他楼塌了”，新时代的实干家们野心勃勃，眼冒精光，我吃碗热干面打俩饱嗝儿，看他们转的那叫一个眼晕。
浮士德说：“你多美啊，请停一停。”我想说的却是：“你多丑啊，请停一停。”这不是指飞机上的乘客们，也不是说我像一个虚无主义者那样讨厌经济发展和个人奋斗，令我深以为耻的是弥漫整个时代的贪嗔迷惘又一往无前的气氛。我会一再地想起孙处长当年的梦话，它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跟彼时最热闹的股票之类全无干系。有时他说没人听得懂的英语，有时他威胁说要敲掉阿童木的头，有天晚上，他则磨着牙说：“十年后中国文学将更加萧索。”
这话很怪，可你要理解我们是在中文系，我们是时代的逆流。我的同学们大多数对文学毫无兴趣，考法律、经济什么的没考上，就被发配到中文系来了，可是这也没能阻碍他们暂时地臣服于人类数千年来的文艺精华的魔力。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为什么不吃虾米？只是因为他们没吃过。虾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文艺亦如是。我记得一个家伙躺在床上读村上春树，主人公搞了一个失恋的姑娘，事后那姑娘说，“咦，还能见面？”他只是敷衍支吾了一句，可是回到家里却觉得寂寞，“吃了根黄瓜，小便，睡了。”那时一个故事中只有淫荡和自私是不够的，还得够凄凉才行，多少人喜欢塞林格，就是因为这个。不像现在，全是穿越啊挖坟啊种马啊什么的。
那时我更多地读那种沉闷的书，注意力一分散就看不懂，可是读完了你就会在春日傍晚里深深叹息。那时你还年轻，肾上腺素在血管里拥挤得像一袋跳跳糖。那期间我读过的最牛的一本书是娜塔丽·萨洛特《天象馆》，如今你给我一万块钱我都不愿意重读一遍。你可以想象一下读一本至少有3万个省略号的书是什么感觉，就像驾驶一辆每20米就熄一次火的老爷车。我拼了小命，竟把这辆车开到了世界尽头。那是历史的空隙，生活没有被填满，年轻人得以抬眼看看什么东西才是有点儿意思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一种变化是明显的，直到毕业5年后，还有出租车司机问我，你念几年级？后来就没人问了，再后来人们不再因为我面相幼稚而轻视我。这说明我老了，不再显得又穷又满不在乎，虽然比一些狗屎晚了一点儿。这也说明往日光阴永不复回。还有一种变化是难以捉摸的。你感到这一生中所见、所闻，甚至未见、未闻的一切都变化了，可是很难归结出内里的逻辑。当我身在新闻业之中，我的职业责任之一就是记录历史，可是这历史总是像迷雾一般弥散不定。
往事萦怀并无意义，我亦不想美化过去，我只是觉得，今日生活本来可以有另外一些方向，但是它没有。我在感觉上而非理性上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像我们当年期许的那么好。
至少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孙处长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如今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之后，至少你能看见我们的文化日益热烈而且痴傻。我到书店去，看见好多书；我网购，又看见好多书。我看见的是破书。我看见了繁荣，可是它是一旦抽掉了痴傻的沙砾基础便会崩塌消无的繁荣。你知道新闻业就意味着免费褫夺传统媒体的新浪网，文学就意味着粗鄙无品的起点中文网，电影就意味着贺岁片，电视就意味着湖南卫视的节目里有一帮小姑娘尖叫并泪光莹莹——他们之所谓参差多态，我则名之以单调乏味。更重要的是，乏善可陈的状况又何止出现在文化领域而已？当我们在十多年前投身于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再早四年考入大学，或更早以前在小学三年级写下第一篇作文“我长大了想当一名科学家”或任何一个曾经怀有苦涩梦幻的瞬间，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
有人会说，这是必然的。好吧，没什么好苛责的。某种程度上我承认这一点，甚至某些时候我自己也这么说。可是别忘了，人能谅解历史，但不能让历史谅解自己。今天的一切，进步和衰败，美丽和丑陋，死气沉沉和光怪陆离，都是我们推托自己无力阻止却已经参与造就的。
在价值观和市场上，我们都是顺流而下，顺水推舟，宁为附骨之蛆，不做自由之蝶。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出的不公正的、不善良的、丑陋的和没有品质的事情中都有我们的劳绩。我们这一代人得到了社会中坚的位置，也许也获得了社会中坚的利益，但是并没有承担起社会中坚的责任。我们油滑地绕过了历史责任的尖角，矢志奔向狭隘的中产之家。这不是谴责，恰恰相反，我只是遗憾地理解了一个人人得见的事实并且陈述了它。我们在利的面前太过自轻自贱，在义的面前又太过傲慢无礼，历史在拍照，我们则看到自己的姿势难看透了。
别急嘛，人们常常以一种中国人特有的耐心说，这是社会转型期。问题是，社会这辆汽车在往哪里转呢？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司机，可以说出答案？又有没有任何一个读书识字的人，坐在这辆在漫天迷雾的道路上的锁死了方向盘又大胆疾驰的汽车里可以说他毫不担心？
一切都没有答案。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它还要长久地“姑且”下去。它的一切都是“姑且”的而不能有长远的抱负。它是过渡性的，不知彼岸在何方。有一簇冷火囧囧地燃烧其间，无论是GDP，还是一首商业情歌，都在此火之中灿烂、繁荣和浮华，却没有真实的温度。昔日同学们在1990年代早期的虚光中投身股市，如今的人们则在虚火中劳碌奔波，可是此心安处在哪里呢，社会的灵魂安在哉？倘若我们宁愿如此，那么最世俗地说，商业环境也好不起来，发展红利亦近穷期，孙处长就该辗转卧榻再续新篇，“十年后中国经济将更加萧索。”可是在这冷火烈烈的时代晚上，一句半句呓语尚抵不过栗冽秋声。
@考大学记
高考报志愿那会儿，我对大学这东西一窍不通，也没冲谁打听过，觉得没必要。哪个学校好，哪个学校坏，国内除了清华北大复旦南开，国外除了剑桥牛津哈佛耶鲁，我一概不知。有人要考同济，我悍然问，同济是啥？早些年我妈去杭州旅游，带回来一张地图，我注意到有个大学就在西湖边上，心里想，兴许风景不坏。报志愿之前一琢磨，就这个吧，省级大学，没准儿特烂，万一考上呢。于是志愿表上的第一选择项，径直填上浙大。老师也不拿正眼看我：“心够高的呀。”我恍然明白，操蛋了，准是好学校。于是淡淡地说，填错了，再给我一张表儿。
可是咱不能被这种破恩师的气焰给慑服，是吧？重点栏儿填上北师大，普通栏儿填上L大。填完笔一摔，昂然滚出教室。心里明白，这是“装大个儿”，换成普通话，拿自己开涮呢。可也不怪我呀，国家早规定了，我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填——高中毕业，不能再往初中里考。
可是小弟还真考上大学了。英语，初一我学过，26个字母认识一多半儿，顺序就有点儿懵门儿——你知道英国人做事比较讨厌，元音和辅音不分列，跟拼音不一样——初二没怎么学，初三英语课本，中考不考，老师根本就没教。到了高中就更省事了，我一分钟都没学过。所以我这英语一直是初一水平，可高考考了84分，过了外语专业的录取线。做阅读理解时那感觉可真是莎士比亚附体，一句句一段段明白通透，就好像英语这玩意本来就是我发明的。语文，我记得第一次模拟考试，卷子发下来，我都晕菜了，你绝对想象不到那种情况：这是语文啊，我居然一道题都不会。然后高考满分120，我考了112，再做多几个选择题的话可就爆机了。数学，余弦定理都没记住。政治，下午考试，中饭时间还背最后三章呢，书页全是新的。也都考得还行。这怎么回事呢？莫非真的是天纵英才？可我瞧了瞧自己，也不至于呀。所以说，这是我的人生悬案，除了说我的鸡鸡曾在那个夏天被上帝亲吻过之外别无它解。
那以后好几年，我躺在大学的床上，常做考试的梦，结局无比凄凉。弗洛依德说，梦见考试是焦虑。可我觉得那就是劫后余生的恐惧。要是没考上大学该怎么办呢？按我父母早先的规划，我就在家附近的兽药厂上个班，当工人了，可是你们家的猫猫狗狗病了，恐怕我还帮不上什么忙——1995年到1998年之间的某一天，我大概下岗了，又由于剪径事败，进了监狱了。这事儿真不能推演下去，万一被躲猫猫了呢？那么，保重吧，亲爱的读者们，来生再见！
于是我就成了大学生了，推辆自行车，上学去，瞧瞧好学生都长啥样。后来的大学生活果然跟逛动物园似的。高中时我看俄罗斯小说，里面那些大学生真叫精英，为上帝立心，为农奴立命，为俄罗斯开太平，小女仆们无不为之春心萌动。真是神仙日子，我辈不可比附。可是进了大学，我们混吃等死，他们不可比附。毕业之后，我们马上向社会叛变，他们更不可比附。
如今我住13楼，挨近阳台附近区域就心惊胆战，恐高，避之惟恐不及。几年前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去朝阳公园蹦过一回极，大头儿朝下，直冲水泥地面，死咬住牙，闷声不吭，心里明白，出声必惨绝人寰。当日夜间睡着睡着就醒了，睡着睡着就醒了，整个人都是紧的，不规律心悸，原来是真吓着了。可是上中学时，宿舍楼白天上锁，我不上课，一会儿出去玩，一会儿回房间拿东西，每日攀援数回不止，三楼四楼外头的砖楞子，你说是怎么爬的呢？
时间久了，往日反而看的真切。我也明白了，当年的事儿没那么稀松平常，考上个破大学，对我来说不啻是一次冰海逃生。那些当年跟我差不多的同学，被高考，被各种各样的驯化工具，打到阴沟里去了，后来怎么样了呢？我开始感到迟来的恐惧。在豆瓣网，我参加了“学校是狗屁”小组，孩子们在那儿骂骂咧咧，让我又记起了当年的感受，孤独，不被理解，日复一日的绝望。
我永远接受不了，为什么十几岁的少年，不驯服于体制就没有活路。如今，我也算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时代了吧？可是这生活始终像站在蹦极的那个台子上，幸运的家伙有条绳子，歹运的呢，就只能像甲壳虫乐队唱的那样，“闭上眼睛生活容易一些” ——想象绳子算了。谁吓着了，我们只当自然之事，谁摔死了，大家就鼓盆而歌。这是多么勇敢和潇洒的生活呀。作为一个BUG，我猜我已经在这生活中占了豁大豁大的一个便宜。可是，要是不这样就好了。
@the special one
做某些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压根儿甭做，比方说，吸毒、冲狗熊的鼻子来一记直拳和偷袭珍珠港。这些事有个共同点，做的时候很爽，可是做完了不好办。在我看来，把房价推高亦属此列。我是个有理智的人，看到某些状况，万分不能理解。前些天两会刚完，央企就在北京撒欢儿拿地，其中望京的一块，潘石屹先生替他们算了算，要想保证10%的利润，房价得开到四万五千块。我查了一下当地时下的二手楼价，大约两万，顿觉眼前一黑。见微知著，北京的房价还要再涨一倍有余。我的印象是，有些人已经混不吝了，好似用一根烧火棍打断了神经。
市场是有风险的，老百姓开个小买卖，也要前思后想，即便是最不落窠臼的企业家，也要在“胆大”后面跟上一个“心细”。什么人才能豪气干云，乃至人类已经无法察知其理智的迹象呢？
切尔西俱乐部的前任主教练叫穆里尼奥，也豪气干云，刚到伦敦就自称是“The Special One”。此君的狂妄并非凭空而来，除了有两下子之外，要我说，更重要的是他的老板比较好。别的俱乐部即便不是量入为出，也要拿钱当钱使，可是他的老板阔气，花，使劲儿花！穆里尼奥果然连夺冠军。这种事，用我国的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有人埋单”。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别人消费，你来埋单，比如有人贪污，你纳税，或者别人买了望京的地块，然后经过一轮蝴蝶效应，你的女朋友嫌你穷，跟人跑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呢，则是做了事情却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换言之，倘若有人埋单，一帮窝囊废也会什么都敢干。
这几年楼价高涨，衍生出了各种匪夷所思的说法。最神奇的一个是某专家说高房价都是丈母娘造成的，意思是，现在的丈母娘太不像话，非逼女婿买房不可。我觉得，一来只从需求角度来解释价格是不对的，至少还得考虑到供给--从土地角度说，只有一个卖家，这叫哪门子市场呢？二来，除非我娶了你的亲妹妹，你目睹了你妈逼的一切，否则不应该信口开河。
我听过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小明吃了一包方便面，然后小明出门被车撞死了，因此千万不要吃方便面。关于楼价，神奇的解释层出不穷，有怪炒房团的，有怪消费观念的，我看都是这个逻辑。
早前土地成本占楼价的40%，现在已经升到了70%，土地控制在地方政府手里--既无此，夫复何言？前些天，国资委宣布78家央企将退出房地产领域，只留16家。这消息听上去不错，想起来却糟糕，因为留下的16家的实力占了全部地产央企的85%。莫非这就叫抓大放小？对于央企，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数量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容留78家，而是只留一家。
余秋雨先生垂范于前，我也学他含泪劝告一把--央企诸君，你们这么强，到美国拿地去吧，盖一堆没有地下车库的塔楼，再每平方米一亿美金卖给他们！连吉利这样的民企都能买下沃尔沃呢，央企为什么不能拆迁曼哈顿呢？我觉得第五大道完全可以盖成豆各庄的样子，时代广场也可以山寨公主坟环岛，这些都齐活儿之后，再给他们建个西直门立交桥。美国人不是说世界是平的吗？我倒想看看往哪儿平。他们也就有些破IT公司，想平我们，没戏，央企平他们，富裕。
说真的，我是有点儿害怕。我自己有房子，价格涨不涨跟我没直接关系，可它终归要跟每个人相关。房价真要涨到四万五，普通人类必已退出市场，他们一退出，楼市就是一个完美的经济危机模型。如果看得见的手真是万能的，还要改革开放干什么？崩盘的话，最倒霉的是那些按揭的楼主，一夜之间负资产。一个男的，45岁上下，老婆以前跟他挺好，现在不怎么亲密，孩子刚上了初三--这样的中年男可谓寻常可见吧--突然间身无分文，欠了一屁股债，他会怎么样？没准儿要跳楼。正活着没劲呢。如果楼市搞成这样，就比打了狗熊的鼻子更可怕。
早前香港楼市崩盘，留下一句名言：楼市涨不会死人，楼市跌一定会死人。这不是说楼价不能跌，而是说老百姓是弱者，你不能把他们忽悠到天上去，然后再摔下来。关于生活，我们有很多梦想，又在渐渐放弃梦想，可是无论如何，总得有一条史前时代的底线吧：过几天太平日子。
@宝宝爬行大赛
我所在楼盘的物业公司没事儿就给我发一些乱七八糟的短信，前些天的一则是：尊敬的业主，物业公司即将于x月x日举行宝宝爬行大赛，欢迎您的擅长爬行的宝宝前来参赛。我很想回一条短信：你们这比赛太棒了。我觉得，“宝宝爬行比赛”简直就是对我们生活的最精准描述。有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心志健全的成年人有点少，讨论个把稍微严肃的问题几乎不可能。与此同时，我又看到到处都有可爱的宝宝在爬行，比方说最近在网上发悍然贴的某某某，或者另一些某某某，说是文化名人，其实都是宝宝。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A类宝宝总与A类宝宝毗邻而居，B类们则臭味相投。《南方周末》做过一期专题叫“新择邻时代”，我由此突然醒悟到，邻居这事儿挺重要。要是我的邻居是余秋雨，那我儿子进入文学界的机会就会大于进入盲流界，没准儿长大之后就可以落笔成章，用词奇峻，成为时代导师。另外邻居是谁也影响到别人对你的看法。2001年在沈阳看世界杯预选赛中国对阿联酋，坐在我后排的一个北京哥们说：杨璞他父母家跟我们家就在一小区。那会儿出场名单已经公布了，杨璞是替补，那哥们还与有荣焉，说明了北京国安球迷们的生活是多么乏善可陈。
当年我买这个破房的时候，买房的人太多，排了3天号。准业主们自发组织，中午晚上各点一次名，点名不到取消资格。第一天中午，排在10号的一个哥们被剔除了，他站在那高高的喷泉边上，说：“我从前天晚上开始排，才排到这个10号呀！大家别取消我，可以吗？”我坐在树荫下，摇摇头，说：“这哪行呀，太温和了。”果然有一个假装领袖的人也站到了喷泉边上：“这样吧，我们民主决策，各位举手表决，同意他继续排队的人请举手！”我未来的邻居们没一人举手。“同意取消他的人举手！”呼啦啦举起一大片。于是点名继续，那哥们沮丧地站在一边，10分钟后走了，永别此楼盘。我感觉到我将与一帮凶恶无情、随时准备取消别人的某种权利的家伙做邻居。
要我说，这事儿就得这么办：必须让我继续排号，不让我排，你们谁都别排，这事儿你们就别干了。在我们这片古老善良的土地上，没有一种肆无忌惮的自我保护本能，基本等于请求他杀。换句话说，这儿的游戏规则就是宝宝爬行大赛的规则：你得像刚出生时那么来劲，还得不怕在脏地上一个劲儿地爬。
买下破房之后，我开始偶尔到业主论坛去转一圈儿。我发现，前一期住进去的家伙们其实很单纯。他们的装修品位通常是极简主义，关心的问题是家长里短，喜欢串门，还组织了一个单身俱乐部。在这里我发现，成熟与善良时有相关，单纯则可能跟残忍相互关联。我亦发现，生活如果只是社区、停车位、男女关系，那么它可以很轻松惬意。我当然会有点儿不甘心呀，难道我就跟这帮平凡的人住在一起吗？我的美邻何在？李开复呢，张艺谋呢，他们有什么权利不在这里买房，比方说，买个53平方米、朝北、紧挨着电梯间的A1，住在我隔壁，每天不胜烦恼地羡慕我的房?子？
可见，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最离奇的是，这个楼盘里还有一处古迹，是个庵，贵为区级的第4批文物保护单位。各种古代建筑里，我对庵的印象最差，除了馒头庵，都给我一种幽闭恐怖的印象。文物保护部门却很大度地把此庵定性为社区配套文化活动中心。这么说，我要下楼活动活动，还非得在庵里不可了。
你什么时候路过这，看到一个与邻居们不大搭调的怪叔叔，叼着一根烟卷儿，口袋里一把玻璃球，孤独又害怕地在庵里溜达，那就是我在怀念火星。火星上满是铁氧化物，空气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夜晚最低温度可达-123℃，显然不是一个宜居之所。容我说一句实话：让一个脑子清楚的成年人呆在一个孤独寒冷的地方，可比让他观看宝宝爬行大赛人道多了。
@反智不如淫邪
偶像倒掉向来是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法国大革命时人们干得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摧毁了路易十五的骑像，拿破仑占领埃及亦炮轰狮身人面像，等到晚近之时美军开进了巴格达，令全球电视观众最为印象深刻的一幕，正是萨达姆的雕像被牵引着，老大不情愿地仆倒尘埃。老百姓常说：“没有十年不漏的大瓦房！”同样的，恐怕也没有永远不倒的偶像，尤其是马上打天下的那路大师兄。现代文明确立以来，权威主义衰落，“不立偶像”的圣诲才算基本落实，不过又有升旗降旗的仪式以为代替。人们的情感总是需要一点儿标志性、刺激性的东西。
如今的偶像已经转意，常常是指那些擅长娱人的小可爱，就像英雄往往指的是获得了成功但并未展现崇高精神的家伙。阿森纳俱乐部的主教练温格说：“在英超你只要踢两个星期好球，他们就会把你吹捧成球星，可是一旦你真成了球星，他们就准备把你撕碎。”这句话讲明了一个道理：人们需要偶像，跟富豪们需要游艇差不多。买游艇可以开心两天，买到的那天和卖掉的那天，对偶像的消费也有两回真正让人们爽到不行，第一回是树立偶像，第二回则是干掉偶像。比方说小甜甜布兰妮，忽然汇聚亿万宠爱，忽然受尽人间嘲弄，其实人家打你们家玻璃了吗？
崇拜偶像的虔诚跟摧毁偶像的狂热好像成正比。我国贵为文明古国，“文革”时干掉的各种雕塑就不计其数。法国也是文明古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市民们秉持“汪达尔主义”，其实就是野蛮人主义，四处破坏教堂，巴黎圣母院内的雕像因此被砸毁殆尽。亚历山大图书馆曾是西方文明的遗存地，也算是圣地型的偶像之一种，它的摧毁者也来自文明古国，那位将军曾留下千古名句：“此间图书或与《古兰经》抵触，则该烧，或与《古兰经》一致，则无用，也该烧。”
砸点儿东西，烧点儿房子，只需要想一想，就知道一定是很爽的事。我就一向怀疑，那些在吵架时乱砸东西的情侣其实乐在其中。可是我们已经进入文明规制，基本上有了点儿常识，知道专司破坏是无聊而且愚蠢的行径。那么，人们还可以摧毁点儿什么呢，既能享受一把又不承担后果？
以我苟活于世的经验，这个答案就是：智识或智识阶层。通常来讲，人们是尊重智识的，当他们能够辨别何为智识的时候。问题是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明辨，而且智识往往会与其他东西纠缠不清。比如说，在正常社会，智识与权威是结合一体的；在不正常社会，智识则会受到权威的打压。人们对权威，或者类似的事物的态度如何呢？我想它往往就是人们在某些时候反对智识的根源所在。
最近两年，“精英”渐渐地在汉语语境中变成了一个坏词。要是有人说，“你们全家都是精英”，庶几等于说你们家是一个狗屎家族。我觉得这真是一笔糊涂账。如果公众舆论认为房地产商贪得无厌，经济学家“精英”们又为他们说话，那么在某些特定例子上，我倒不反对认定他们沆瀣一气。可是，如果就此认定精英们念书念到狗脑子里去了，他们的智识完全是作案工具，我就万万不能同意。还是老百姓说得好：“不能一篙打倒一船人！”房子毕竟不是被几个人说贵的吧？
至于有些人特别讨厌“精英嘴脸”，不时大举挞伐，就更是不着边际了。人家什么嘴脸干你什么事呢？在我伟大的家乡东北，好多年前，打架斗殴是寻常可见之事，其中最常见的一个理由就是“你装B！”此事与我无关，我向来浑然天成，纯真到不行，可我要说句公道话：装B是人权之一种。问题的关键点还是在于前面说到的那一个：他有没有打你们家玻璃呢？
凡此种种，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反智主义”。要是反弱智，我倒是支持。智识与权威是两回事儿，权威与威权也是两回事儿。要是有谁上反天，下反地，中间反空气，我可不会认为他是草根代言人，他就是一个独裁者。
值得计算的是，我们已经因为反智主义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若以清末以来对精英阶层的清算算起，举最通俗的文学的例子，我们已经失去了《红楼梦》那一类的伟大作品，得到的却好像只是网络上的一堆垃圾货色，或者有些人出名了，只是因为他写了自己跟什么东西都睡过觉。古人推崇“淫而不邪”，这话我实在理解不了，智商超过80的人在淫的时候都会邪，邪有什么错呢？问题是，仅此而已是不够的。淫邪与反智主义一样，只是本能，不是本事。
@豆子心中凄凉
李海鹏
对于一个小孩的成长来说，出身可比基因重要多了，这就是我一度决定混进黄石俱乐部之后再生小孩的原因。这个俱乐部不在湖北，在美国，据说入会的基础条件是得有好多亿的美金，然后还得比尔?盖茨他们那帮资深会员们开个会，评议一下你的品位是不是太低，加入之后会不会让他们掉价。不过现在我放轻松了，金融危机如狂风骤雨，这个大资产阶级的俱乐部申请破产了。我因此琢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除了黄石俱乐部之外，再无什么崇高地位值得追求。那么我办个暂住证，把小孩送进民工子弟小学，就算对得起李家的列祖列宗了吧？
我这么想是因为我回忆起了自己接受的幼年教育。小时候我读过不少国产的童话故事，由此形成了一种印象，所有的故事里都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后来看安徒生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生气：主角都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了，为什么“白胡子老爷爷”还没有出现？
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在这生活中我遭遇过多少烦恼啊，可是那位总是随身携带着巨大的善良、智慧和能量的白胡子老爷爷，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考试不及格的时候他没帮我瞒住我爸，我讨厌某个领导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给那家伙下个免职令。在童话里他倒是不断幻化，对比我更年轻的人来说，他好像变身为了一只机器猫。可我觉得，在生活里还是大灰狼更多。当年，如是我闻，那些童话“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时我还没有把这个事跟我对柜台后面的一只糖球的无限渴念联系在一起，就很疑惑地想：“向往”是什么呢？
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地做到了这一点—不再向往什么。我在一本美国小说里学到了一句俗语：上帝不想让一个瀑布变成一棵大树。在一本中国书里则学到了另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正是这种见识帮助我明白，好多美好之事，其实只是吃不到糖球想糖球。它就是电影《英雄》中的侠客们在意念中数次战斗，周围环境像1980年代的风景挂历一样俗丽无比；就是电影《芳香之旅》中一个舍弃了帅哥而嫁给一个劳动模范的姑娘，在度过没有爱也没有性快感的一生之后，晚年回忆往事时感到无比欣慰；就是我上初中时几个同学假装黑社会，后来统统被镇压了；就是他们在网络上说的“YY”；就是当我们面临无数烦恼之时，在机场候机厅里看到屏幕上有个穿西装、戴耳麦的家伙，正在口若悬河地鼓吹你的心灵如何需要成长。他告诉你，芸芸众生之间，你恰好是最特殊的一个，将命中注定地取得成功。年龄的增长让我拥有了一种可以从任何事当中汲取乐趣的态度，因此每次去机场，我都会在这块屏幕面前开心一番—西谚说得对：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
有一回在医院，我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开心事儿。一个科室主任的女儿，大约13岁，正在走廊上训斥她母亲的下属：“你们对我好点儿，没准我发发善心，就在陈主任面前替你们美言几句！”我就想，这姑娘简直就是一个他们说的完美LOLI呀。不过作为一个乏味的人，我想得更多的却是，我们周遭的这个世界，给了孩子们什么样的教益呢？与这姑娘相应的一个人物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少年霍尔顿，他可真是一个完美正太。小说讲的是其实美国社会也是一个酱缸，霍尔顿置身其间，有一个梦想，就是不变成酱汁，保持被社会酿造之前的本色。因此他像一颗坚持自己是豆子的豆子，凄楚又孤单。对于社会上人们“向往”的一切，以及为此而做出的假模假式的样子，他都毫不向往，毫不欣赏。
这样的人显然在现实中是没有活路的。不过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做一颗好豆子。有些人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这是因为他们愿意为了享有自由而舍弃其它的东西。也许我们可以祛除身上的酱缸习气，但是怎么祛除却甚是繁难。由于再无“向往”，我不免凄凉地想：虽然我是一颗聪明无比的亚洲豆子，可是追寻精神之美而不坠入虚无，还真是不容易呀。
@卢瑟与御姐
卢瑟们与惟一的御姐
好多年前我在一个BBS玩，跟一些人不大友睦，也不能全怪他们，我也是猫爪子闲不着，见到傻蛋就想指出来。这种事不仅无聊，而且没有尽头—傻蛋这东西，永远像链球菌一般无穷无尽。这些人特别喜欢说别人是LOSER，而以我的观察，这正是古往今来的傻蛋们的首要特征。我就说，你们也没开宾利呀，干嘛瞧不起别人呢？再说开宾利就更可能是傻蛋了嘛。如此金玉良言，他们竟不谦虚接受，大家就只好吵来吵去。“吵”是个文雅的说法，其实他们跟我吵，我可不跟他们吵，我直接骂过去。你知道，我这个人写文章不大灵光，骂人却是行家里手。我把贝加尔湖的湖水那么多的辱骂向他们脆弱的小心灵倾泻过去，他们就LOSE了，败退去了一个小版面，上面弄了一行字，怨念般飘来飘去，“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我本来还想追过去问问，你们的浮名在哪儿呢？后来一想，都把势利鬼逼成诗人了，算了。
这是小事，可它说明了一个道理：人们太容易轻视失败者了。问题的关键是，何为失败者呢？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失败不是无权无势，而是过一种恶劣的生活。可是这只是我觉得而已。唐德刚先生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开始了从帝制转向民治的进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00年才能完成，这就叫历史的三峡。我的切身体会是，在这历史的三峡中，“不靠谱”正是社会生活的底色，真理会被嘲笑为迂腐，美善会被讥讽为无用，只有实利才令人感觉安稳。地位、金钱，看得见摸得着，就成了人们评判他人的仅存的标准，余者则大半被弃诸荒野。
这没准儿是历史上对失败者来说最为艰难的时代。早前柳永去考试，没考好，闲来写写歌词，勾栏柳巷的姑娘们就都喜欢他。这样的事情在当代太难发生。按理说，有才华的人是无敌的，在哪儿都能混。可是才华是什么呢？历史的三峡里没什么可靠的鉴赏力可言。
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韩寒和范跑跑。韩寒写得好不好？我觉得写得好。可是，如果他不帅，不成功，不出名，不赛车，影响力还有多少呢？我看万分之一。至于范跑跑呢，大家觉得是个丑角，其实他写过不少文章，关于教育等等，写得也不错，可是谁听他的呢？他对社会的说服力微不足道。倘若把这个对比做得更极端一些，我们还可以拿余秋雨先生来做参照。余先生不会写文章，语言诘屈聱牙、艰涩做作不说，见识又实在是可怜。可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他一旦获得成功，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以余先生文名之盛，范跑跑再跑100回也撵不上。范跑跑之流一旦收获了奚落，就将收获更多的奚落，所以他们始终是失败者。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活得像些符号，而不是一个个生动的、需要用足耐心予以理解的人。我们一般人的财产大半维系于股市楼市中的看得见的手，而不是个人努力。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坏的那一种大半依靠着家族、圈子、关系网，好的那一种也大半维系于名利的马太效应，都不是靠真本事。倘若允许我发表意见，我就要说，这年头有什么成功和失败，多半是扯淡。
这样的态度，也许会被指责为愤世嫉俗。如果我如当年的范跑跑一般落魄，就恐怕百口莫辩。
诡异的是，这个时代还有宽容的一面。北京就是一个对失败者给予胡乱的宽容的城市。当年我刚到北京，就发现这个城市有不少作家，写得烂，有不少摇滚歌手，唱得烂，有不少球员，踢得烂，这些人，如果放在一个头脑清亮的社会，只有丢盔弃甲一途。单说摇滚歌手，我在夜里听豆瓣电台，忽然一首歌鬼哭狼嚎，只好哆嗦着关掉，百分之百是他们唱的。可是这些人都有拥趸，都有饭吃，都有果。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好了，我要留在这儿，不走了。北京真是一个深具御姐气质的城市，颠三倒四地冷落又宠溺着从政治到文化的各种奇葩。
@失真的世界
做记者的最初几年，我的智商不比现在低，却始终有一个小的困惑无法解决。我在采访中遇到过不少人，明明做着蠢事或坏事却振振有词，告诫我不要“捣乱”。我的困惑是，他们是真的持有错误观念，还是不知羞耻呢？这不只是私利可以解释得了的。我的思考前提是，有意识地做坏人的家伙不可能那么多。日积月累，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失真的世界里。
一个国家越是远离现代文明，为之服务的人们越是阅历深厚，他们就越可能以各种前现代的道统为天经地义。设想一下，如果我去采访李鸿章，关于帝制，他会说些什么呢？他也许是那个时代中国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会说中国人离不开皇上--他已经体制化了。这可不是我的臆测，一百多年前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是这么说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如今一个没什么文化的某某执法队员也可能真心诚意地认为掀翻小贩的车子是整肃市容的必然之道。
事实上，我的一个表弟就在某个省会城市正做着这个工作。我试图告诉他，粗暴执法是不对的。最终我发现这并不容易，因为他曾在执法过程中遇到无数困难，而一脚踢过去实在是最简明的解决之道。这时候我该怎么想呢？期望整个社会的进步渐渐地导致他不需要这么做，并且理解他？
当然不。这是个是非问题。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权力对无辜者的暴力都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一块小小的道德基石，但是正如那个著名的比喻，现代文明的航空母舰就立在这枚硬币上。
带着一股文化激愤，我的表弟告诉我：“中国人就是贱，你不来点儿狠的就不好使！”我很难向他解释，类似的说法我曾经在饭桌上听到过，在各种讨论民族劣根性的文章中读到过，也曾经在记载李鸿章那个年代的历史纪录中读到过。当年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就报告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中国文化在璀璨一面之外也有黯淡一面，民族性需要检讨之类的说法并不是全是无稽之谈。不过，即便到了2980年，我仍然会在坟墓中像今天清楚春天花开秋天叶落一样清楚这个事实：所谓劣根，绝非人性之必然，没有人甘于下贱，只有人不得不下贱。
每个人都有尊严，只要他们可以有。人性中有黑暗元素也有美好元素，而一个好的社会将帮助一个人祛除黑暗，激发美好。我并不需要多听几遍奥巴马的演讲来让自己拥有确认如此的激情，也不需要“是的，我们可以！”才醒悟人类拥有信念。信念一直在那儿，就看你看不看它。
这就是我一直相信天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的原因。在智慧缺位的时候，天真可以帮助我们从失真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倘若一个人认为中国人需要皇上，或者给了自己一个堕落的理由，“要是我不行贿去做这个事，那就会有另一个人这么做，他会比我做更多的坏事”等等。那么在我看来，他就是在寻找到智慧之前已经失去了天真，既贪婪又成熟，生活在失真的世界里。
“失真”洋溢在我们周围，看清它也许很难。有个研究纳粹和邪教组织的心理学家叫罗伯特-利夫顿，他说，纳粹医生们长年以来故意回避本能的情绪，创造出了一个“奥斯维辛自我”，他们眼中的世界就失真了。他们逃避掉自幼建立起来的正常情感，阻止人类天生的良知干扰他们的工作。
这是最糟糕和最邪恶的一种体制化。有时候，我会想起小时候大人们常常用来谴责小孩子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越活越回陷”。它的意思是，一个人越活越糟糕了。事实上这种退步是非常可能的。在一个失真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会越坏，甚至一个聪明又高尚的人也可能如此。要知道，恐怖主义和纳粹并不是孩子般的举动，它们都是深刻信仰的产物。“失真”会像黑洞扭曲光线一样扭曲我们的头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什么都不需要，除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因循不觉韶光换
这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当然是汶川地震，我去了北川采访，沿着禹龙干道从老城走到新城，尸味之浓重，使我就像在重重幕帘中行走。以前我听同事讲过他们在东南亚海啸之后的见闻，说尸体都摆在海滩上，望之令人绝望。这回我也算体会到了。北川县城其实是一个山谷，其时烈日烧灼，到处都是滚落的巨石，我们私下打比方说，那是一些“俄亥俄州那么大的石头”。
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强令记者徒步进入汶川，地震次日深夜，记者曹筠武在MSN上向我抱怨，那是不可能的。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那山大得！”后来他们乘直升机去了汶川，回程亦是千难万险。
当时我很惶惑。小时候我母亲讲故事，说一头大象死去的时候，别的大象就会围绕在它身边久久悲鸣。我体会到的正是那种大象的惶惑。你怎么会想到自己会在有生之年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的悲剧当中呢？在北川，几乎每一分钟你都会看到人们平时所说的“永生难忘的一幕”。我只好提醒自己，“清醒一下，你只需要像以前做灾难报道一样去做。”这也就是后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南方周末》的报道没有“懵掉”的原因。我们只是想报道真实的灾难与救援现场。在后来的一篇总结文章中我说，我是一个记者，当然只能以我的职业方式去帮助人们。
当时我的好多朋友看着电视以泪洗面，哭完了就去捐款；也有朋友腻烦了道德狂热，跑出去寻找自己的清平世界。后一种人当时可不大敢把自己的生活公之于众。按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我也算是去过“前线”的人了，那么容我说一句真话吧：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做法都是对的。
德军入侵当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只记录了自己买东西、游泳之类的小事儿。这是他的权利。罗素有一句名言：“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下一句话则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这在乌托邦里却丝毫不见。”一个好的社会自有宽容度，一个不够好的社会则只有单一的评判。我愿意去灾难现场，但不喜欢任何一元价值观，不喜欢巨大的“善”压迫了渺小的“自我”的世界。
有一天晚上，我在绵阳市的九州体育馆。为了让孩子们过六·一儿童节，体育馆外面正在放电影，成龙在汽车上跳来跳去，制造了一起爆炸，一座楼轰然倒塌了。大人孩子们都被电影深深吸引，我最初想的却是，对他们来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几天前他们刚刚看过了更惊心动魄的场面。可是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明白其中的逻辑。他们就是需要一点儿娱乐活动。他们也许死了父亲，也许死了母亲，也许失去了孩子，可是他们需要的就是在一个炎热的夜里让幕布上的光影浮晃在脸上。
我感到我与他们是一体的。有时候你感到事物之间有某种关系，但是你说不清楚为什么有关系。上大学时我读过狄兰·托马斯的诗：通过绿色的茎管催动花朵的力/也催动我绿色的年华，使树根枯死的力/也是我的毁灭者。某种程度上说，地震使得我的某一部分也被毁灭了。你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就是会在回想起地震期间的经历时感到非常、非常不安。
转眼就到了年末，奥运会的繁华已经散去，经济危机的阴影日重，人们好像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遗忘了地震。我蛮惊讶于人们对于经济危机到来的惊讶，照我看，这是一个曾有好多征兆的事情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一直是有问题的。我有兴趣向往日追寻，因此在历史中发现，在中国，人们的反应好像总是滞后于他们所在的世界。在常识层面推测，人们为什么察觉不到世界的改变呢？一个原因可能是睡了或者醉了，另一种原因则可能是因循度日、迟钝不敏。
这又让我想起了宋祁的一句词：因循不觉韶光换。如何让人们不再因循不觉呢？我想那就是让他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也是当我回想2008年时首先想到那些因真实而优秀的地震报道的原因。倘若没有对真实的渴求，也没有对“异己”的宽容，我们就会被庸常的日常生活淹没，在因循不觉中渐近老境。
@不能直呼此物之名
在《堂·吉诃德》的年代，西班牙人提起粗鄙或不雅之物就会感到抱歉，“这位忠实的侍从猛然一跳—请原谅，我不能冒昧地直呼此物之名—却跳到了犬类的遗留物上。”如此大费周章，说的其实是桑丘踩到了狗屎。同样，在谈起对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的观感之前，我也要向诸君致歉。我指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续集”，一本假装气呼呼的书，它越俎代庖地宣称本国的情绪正处于不甚满意和勃然大怒之间—请原谅，我可不能既提起一个如此不得体、如此做作又如此狗屁倒灶的书名而不感到不雅。
书名就像人脸，什么趣味什么成色差不多一望即知。一本叫《百年孤独》的书可能有点儿意思，叫《百年辉煌》则肯定味同嚼蜡。北宋遗老写一本《东京梦华录》应该不赖，如果汴梁市政府介入进来，要求改叫《帝都建造之卓越成就》，那就肯定没法看了。
假如后世又有这么几个家伙，无德无才却贪求模仿之便利，攒出了一本书叫《西京梦华录》，我们就会说，无聊人作无聊事，不过随他们便吧。假如他们利用这本仿作略赚了几笔快钱，于是几年之后卷土重来，又搞出了一本《西京梦遗录》，我们的反应就一定不同了—其一，无聊也要有个限度，欺世盗名不能没完没了；其二，请问这几位到底是作家呢，还是痴汉呢？
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说不》大致相当于《西京梦华录》，都是模仿之作，前者的源头就是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的著作《日本可以说不》。而如今这一本，我看就是《梦遗录》—模仿到这么拙劣，除了需要无知之外，还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其实我一点儿都不为它的影响担忧，更不相信它真能为民族主义的虚火添上几把干柴。为了公正地对待它，我特意在网上读了它的十几个章节—它的质量是如此之低，以致无法让任何有判断力、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读者予以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