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军的战略，在第一阶段，右路军将从右路发起佯攻，迫使明、朝联军把注意力放在庆尚道方向，然后左路迅猛出击，全力攻克南原，把全罗道一分为二，然后左、右两路军会师于全州，彻底控制全罗道。
如果能占领整个全罗道，不仅可以彻底解除朝鲜水军的威胁，而且还能让日军水军进入黄海提供补给作业，效率大增。如此一来，日军便可以以全州为基地，无后顾之忧地进攻忠清道与汉城。
不得不说，李舜臣给日本人带来的阴影实在太大了。壬辰战争的败因之一，正是因为日本人没有占领全罗道，导致李舜臣的水军对补给造成威胁，进而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所以，这一次不由得他们不重视。
而此时明、朝联军的状况是如何呢？
在和谈期间，大部分明军陆续撤走回国。截止到丁酉开战之前，留在朝鲜境内的明军不超过一万人。
而远在国内的明军主力，仍旧在慢吞吞地集结中。这倒不怪邢玠，而是要怪他的前任孙矿。孙矿担任经略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任命，加上自身能力也不怎么样，到四月份离职之前，他才动员了一万九千名明军，还不及宋应昌在同样时间内筹集兵力的三分之一。
邢玠接过这个烂摊子之后，劳心劳力，截止到六月底，使动员明军总数达到三万八千人。而在同一时期，宋应昌达到的数字是七万。两下一对比，便可知道宋应昌花费了多少心血。而且明军这三万多人是陆陆续续抵达朝鲜，比如解生所部已跟随麻贵到了开城，李如梅的骑兵才在辽东刚刚挪窝。
当然，邢玠也并非什么都没做。他除了调派陆军之外，还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策：水师入朝。当时明军在朝鲜只有浙江水师三千人，而且担负的是从山东向朝鲜运输粮草任务。邢玠从福建、南直隶、吴淞等处又抽调了两千多水师，开着战船北上赴援。这说明邢玠已经意识到制海权的重要性，在后期的海上大战打下了物质基础。
邢玠之所以这么热心调拨水军，与他的反击计划密不可分。
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明军也制订了针锋相对的计划。总兵麻贵建议先发制人，偷袭釜山擒拿小西行长，逼走加藤清正。可很快他们发现这个计划行不通，无论是打釜山还是蔚山，都必须要把日本水军调开，才能放手一打。因此邢玠建议，杨元和吴惟忠分别驻守南原和忠州，镇守全罗、庆尚二道，麻贵留在汉城居中调度，朝鲜军驻留二道中间的宜宁。等到明军水师一到位，便和朝鲜水师一东一西同时袭扰日本水师，陆军则向釜山、机张两路进发，把日本赶下海。
按照这个构想，杨元的三千辽东军驻守南原，游击陈愚衷的两千人驻守全州，还有吴惟忠的一部分南军驻在忠州。另外还有朝鲜军的主力权僳、郭再佑、金应瑞、李元翼等部驻守在云峰、黄石、昌宁和星州等地。呈现出东明西朝的态势。而麻贵带领的主力明军，将沿着朝鲜西部南下，兵锋直指庆尚北道。
结果邢玠千算万算，没算到元均这个废物。漆川梁海战一夜之间，朝鲜水师全军覆没，邢玠的水路并进之计遂无疾而终。
元均的无能不光拖累了自己，还拖累了明军。因为明军这个计划的主攻方向是庆尚道，而日军的主攻却是在兵力相对空虚的全罗道。朝鲜水师的溃灭，让联军在全罗道登时陷入孤立的窘境。
还没等联军调整防御策略，大规模战斗便爆发了。
丁酉年八月中旬，日本左、右两路大军同时展开了攻击。
右路军一开始摆出的架势，是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密阳，大邱。他们一马当先，兵分两路。一路虚兵进攻宜宁、三嘉，沿着洛东江而上，摆出剑指星州的架势，还试探着进攻了附近的重镇高灵。在这里日军遭遇了守军的殊死抵抗。守将郑起龙让全军都穿上红衣，冒充是明军南兵部队，设伏于高灵附近的山中，等日军一接近，立刻大起伏杀。日军对南兵有心理障碍，一看周围伏兵都是红衣，吓得转身就跑。不过这一路本来也是佯攻，既然攻不下高灵，也没有继续纠缠，转头从陕川奔向安义而去。
而另外一路先锋加藤清正，先逼至昌宁。郭再佑知道寡不敌众，遂闭门死守。郭再佑还给部下壮胆，说这里形势险峻，日本人也懂兵法，不会轻易进攻的。过了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郭再佑派人去打探，发现日本人都撤了；再继续打探，才发现日军非但没撤，反而掉头朝着咸阳、长水而去，很快攻克了位于咸阳北侧的枢纽要道黄石城。
无论是从陕川走安义、居昌，还是从晋州走咸阳，最终都要通过黄石城，才能踏上前往全罗首府全州的大道。所以从一开始，右路军所瞄准的目标就只有黄石城。他们先虚晃两枪，让朝鲜军对日军战略意图造成误判，龟缩到星州和昌宁两处，然后两路主力这才赶到黄石城会师，从天川、镇安一线杀气腾腾地奔全州而去。
攻取黄石城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即从侧翼威胁全州，使全州的陈愚衷所部明军不敢赴援南原。这也是日军根据沈惟敬透露的情报而制定的计划——可见沈惟敬在临被捕前的拼死一搏给明军造成了多大的被动。
就在右路军成功甩开朝鲜主力的同时，左路日军与联军在南原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南原位于全罗南道中部，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只要控制了南原，北可上全州，南可扼顺天，西可占光州，进退自如，相当于全罗道的十字路口。日军如果想占领整个全罗道，南原必须要捏在手里。
早在五月份的时候，杨元便派了部下李新芳率领两千辽东军进驻了南原。到了六月十三日邢玠的战略布局成熟以后，杨元亲自带了一千人前往，使总兵力达到了三千人。
八月初七，作为左路军先锋的岛津义弘军抵达了求礼，踏入南原境内。杨元一方面命令朝鲜兵使李福男、助防将金敬老等人集结附近驻留朝军，一方面派遣斥候去元川附近刺探敌情。
次日斥候回报，敌势极其浩大，而且更糟糕的是，居昌、三嘉附近也相继传来右路军大举进袭的情报，这让杨元异常紧张。他手里只有三千辽东军马加上一百多家丁，算上朝鲜军也不过六千左右，再算上全州两千明军，也不过八千人。而这次大举进攻的日军，少说也有五万多人。
面对这种压力，杨元没得选择，只能死守。他以辽东军为主力，在城头四面布置了八百人，墙下一千两百人，还有一千人的预备队。朝鲜军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配，杨元还让麾下的亲信家丁混编入朝军队伍中，希望能够藉此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他早在六月驻留南原的时候，就派人增筑了城墙，还在羊马墙增设了不少射击孔，城门安了三门大炮，四周挖深壕沟，摆出坚守的架势。明军之前在这里有过驻军，做过修缮，虽荒弃日久，但总比没有强。
但杨元知道，这些只能延缓沦陷，无法退敌。唯一的指望，就是大将军麻贵能够及时识破日军的主攻方向，尽快来援。当初麻贵在规划战略的时候，有过明确指示：“脱有缓急。南原告全州，全州告公州，公州告京城，次第驰援。”按照这个规定，杨元已经派遣了急使前往全州通知陈愚衷。
他万万没想到，陈愚衷不知哪根弦搭错了，压根没继续上报。
从八月九日到八月十三日，这大概是杨元最难熬的五天。在这五天里，每天斥候都马不停蹄地传来坏消息：“敌人已至屯山岭！”（九日）、“敌人已过宿星岭！”（十一日）、“敌人前锋已抵达蓼川边！”（十二日）。
蓼川边就在南原城东南四十里，日军出现在这里，说明战斗已经一触即发。从南原的城头，杨元可以看到远处村落滚滚黑烟，那是日军一路烧杀抢掠的标记。南原城里已经挤满了军民，都是这几天从附近逃难进来的。这个时候的杨元，应该在心中掠过一丝念头：“干脆撤退吧。”
六千人对五万人，根本不成比例，很难守得住。可是南原和晋州不一样，晋州丢不丢无关大局，南原一丢，整个全罗道就没了。这个责任太大，杨元不敢承担。
唯一能让他稍微放心一点的，是朝鲜兵使李福男的到来。
李福男是一路从求礼溃退而来的，到了南原时身边只有五十多人。当时南原附近已经有许多日军小部队聚集，李福男毫无畏惧，大摇大摆地从敌人之间穿过去。日本人被这种大胆举动惊呆了，居然没前去阻拦，就这么让他进了南原城。
杨元对此十分佩服，拍着李福男肩膀说：“拥兵自保者，滔滔皆是。而公独以孤军赴之，南朝一李侍郎矣。”
八月十三日，日军主力抵达了蓼川边。仿佛为了炫耀兵威似的，他们摆列出了无比煊赫的阵势，拉开了两道阵线。第一道阵线由小西行长的第二军团组成，从防川由禅院一直穿过长城桥，围到南原西门；第二道阵线由岛津义弘、来岛通总、加藤嘉明的水师组成，从漆场截断河流，沿越川、栗场到大毋泉，与西门阵线连接到一处。日军把本阵设在了乡校山和麒麟山上，在城外四处建营，竖起大旗，号角连营，光是支起来的阵幕就连绵不断，层层叠叠。时人形容是“相续结阵，连延互回，月晕百匝”，声势极其浩大。
这是刻意地炫耀武力，吃准了守军不敢出城。
杨元确实不敢出城，他正忙着分配了守城任务。他自己和李新芳守东门，千总蒋表守南门，毛承先守西门，朝鲜军战斗力偏弱，让他们守北门。杨元还接连下了数道命令，整肃军纪，明确号令，绝不让部队未战先乱。
到了十三日中午，五个日本人大摇大摆走到东门，站到东门石桥上仰起脖子，打算喊杨元来谈话。这些人是来劝降的，觉得两国交兵，怎么也不会斩来使吧？可他们万万没料到，杨元是存了拿他们祭旗的消息。
趁着这些人喊话的当儿，杨元带着几名朝鲜弓手偷偷摸出城去，冲着石桥一顿连射，当即射死三个人，另外两个人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
这一下子可把日军激怒了。很快大批日本兵呐喊而来，到了距离城墙百步远的地方，一边放枪一边大骂。忽然城头飞了几十个圆滚滚的黑影，落到地上还在嘶嘶作响。
“是震天雷！”
有日本老兵一声惨叫，随即这些铁疙瘩轰轰地都炸开了花，让日本人死亡惨重。
原来这是一种朝鲜自主开发的新式火器，与大明的霹雳弹类似，是用铁制容器承载火药与尖锐硬片，外接引线，通过大碗口铳发射，威力很大。早在壬辰之战的时候，朝鲜义军就用这东西吓唬过日本人。和谈期间，这种火器得到了大力发展，生产了数千枚，南原也分配到了不少。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日本人仓皇地撤退了，守军都松了一口气。杨元却怎么也放松不了心情，他久经战阵，知道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晚上搞不好要夜袭。他下令在濠沟外多埋菱铁，又在桥头偷偷装好钉板，亲自守夜静待。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到了二更天，三个日本兵偷偷摸摸地从石桥摸过来，一踏中钉板，立刻被埋伏好的明军几刀砍死。杨元知道大军肯定藏在后头，下令把四面吊桥都拉起来。桥刚拉起来，四面日军点着火把就冲了过来，一看桥断了，只得彻夜鼓噪，在南原附近到处放火，搞得百里内都能看得到烟火涨天。
到了八月十四日，日军经过一天的试探，开始动真格的了。他们欺负联军兵少，大摇大摆地在城外建造攻城器具，还运来了大批草谷木石，堆积在大毋泉附近，把壕沟填平，用木头挡在两侧，形成封锁。日军还搜罗了一大堆门板、床板，在上面挖出射击孔，下面装有支架，构成一个单兵射击掩体。
最开始遭到攻击的是南城。南城城外民户十分密集。在开战前，杨元已经派人把这些尽数焚毁，只剩下断垣残壁。但日军利用这些石壁做掩体不断射击，给联军造成了极大伤害。
很快焦点又转向东城。日军在东门城外建起来的高棚，这些高棚都比城头要高出一头，日军射手站在高棚上，有条不紊地向城内射击。联军试图拿火铳对轰，可惜射程上够不着，震天雷数量又有限，不得不从城头撤下来。大明架设在城头的火炮进行了有限的反击，可是日军队形太过疏散，效果不明显。
过了中午，西城又出事了。南原西门往外走两里路，有一座万福寺，寺里有四尊天王雕像。日本人占领了寺院以后，把这四尊雕像拖出来放到车上，拉到西城外去转悠，让联军士兵惊骇莫名。
杨元觉得上午士气已经跌了不少，下午如果再坐视敌人挑衅而无所作为的话，对士兵精神是个很大打击。他拒绝了部下的苦劝，带了一千人杀出西门，要把雕像抢回来。
这当然是日本人的诱敌之计，杨元的部队一过石桥，就被日军伏兵围住。要说辽东军人，就是能打。面临重重包围，他们毫无惧色，就像在碧蹄馆时一样，背靠背结成坚实的阵势，与日军展开对攻。这一场仗打到太阳落山才各自收兵，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八月十五日。小西行长派来了正式使者。杨元不好再玩杀使的手段，便在龙城馆内接见。使者转达了小西行长的问候，希望杨元早日撤出城去，大家都不致死伤太多。杨元回答：“我从十五岁从军打仗，横行天下从来没败过。如今这城里有精兵十万，足够守城。没有上头命令，我是断然不会弃城的。”愤然扯碎了日军的文书。
可惜这番话对日本人来说，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小西行长早已经从沈惟敬那里了解到了南原的虚实。既然杨元不肯投降也不肯撤退，那么就打呗。这时候南原城大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身处绝境，士气低迷，四处可闻哭泣声。
十五日当晚，天空非常晴朗，月色如昼。位于城南的藤堂高虎找到胁坂安治，说今天晚上天色好，索性乘夜突袭吧，胁坂安治连连称是。
当时日军的围城态势是：宇喜多秀家亲自挂帅，主攻南门；小西行长主攻西门；毛利吉成主攻东门，只有北门没有配置攻城部队，但是第六军团的一部分水军众在北面埋伏，准备阻截逃兵。藤堂、胁坂把这事报告给主帅秀家，得到了秀家的热烈支持。监军太田一吉主动请缨，也率领本部兵马进行配合。
说来惭愧，宇喜多秀家自从领衔侵攻以来，自己还没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战绩，南原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于是在经过了短暂的调整之后，日军从三面开始对南原展开最后的突袭。
藤堂军之前已经收集了无数杂草稻禾，做了无数大束，这时他们每人抱起几束，开始一层层往城下狂堆。这些大束很快堆出一个小山，先填平了壕沟，又堆的与羊马城高度平齐，可以非常方便地登上城楼。
俗话说，夏雨无常。偏偏就在攻城的紧要关头，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来。这突如其来的大雨让联军陷入窘境，他们既无法使用火器，也无法用火箭引燃草堆，只能用投石机进行反击。而日军则趁机加大了突袭力度，还安排了许多防雨的火枪手向城头射击，掩护突袭部队。
不计血本的投入很快产生了回报。藤堂高虎一马当先，踩着云梯踏上南原城头，夺得“一番乘”的荣誉。紧接着太田一吉的部队砸开了南门，日军大部队一涌而入，喊杀四起。
其他两面的防守原本就已经陷入苦战，一听到南城失陷，士气当即崩溃，先后被日军突破。
杨元当时正在城内少歇，忽然听到南城被突破，大为惊骇，知道已不可守，急忙换了一身传令官的衣服，光着脚带着十八个人匆匆离开府衙。在走之前，杨元派人去叫李福男一齐逃，李福男却拒绝了，他说我誓与此城共存亡，在官府内堆了许多柴薪，举火自尽。
杨元感叹不已，又去找接伴使郑期远，这是朝廷命官，不能丢弃。可是郑期远早吓得两股战战，从马上掉了来好几次，根本爬不上鞍子。杨元一看，得了，不跟你玩了，转身自己跑了。
城内最后的巷战非常惨烈，三面围过来的日军大肆屠杀。全城军民惊慌失措，都聚集在暂时没有敌人的北城。明军纷纷跨上坐骑，想从北门突破，可是北门关得太死，一时之间不好打开，后头的人已经挤了过来，当场有许多人丧命在马蹄之上。
好不容易北门开了，这些溃兵一涌出去，希望能逃得一条性命。在这时候，大雨停了，月亮重新从云里出现。这对于逃兵来说，绝对不是个好消息。早已埋伏好的日军借着月光一顿砍杀，一时间鲜血乱飞，惨叫四起。明军将领李新芳、蒋表、毛承先和朝鲜将领金敬老、吴应井等人都死于乱军之中。军民死伤更是不计其数。鲜血让日本人的兽性暴露得极其明显，他们根本没打算收容战俘，基本上逮着一个杀一个。
在混乱中，有五、六百人的联军冲破了北门的封锁，试图向山中逃去。谁料到岛津义弘已经算准了，率主力予以截杀，杀死了四百多人。
当时有一个叫金孝义的朝鲜军人，本来负责守南城，南城被突破以后他逃到北门，正好遭遇了埋伏。他急中生智，藏身在水田之中，这才得以幸免。他的供述，成为南原城攻防战的第一手细节，里面提及了大量日军攻城的手段，对于联军来说，弥足珍贵。
而此时的统帅杨元，正在西门奋战。
杨元对于这个结局，早有了预感。他凭借丰富的经验，知道敌人一定在北门埋伏了重兵，所以一开始就存了走西门的准备。日军的注意力此时全都在北门，西门反而防守薄弱，被他和亲兵们一下子冲到了城外。
在城外，日军已经挖好了数条壕沟，他们没有菱角、鹿角之类的专业阻骑设备，就找到许多木桩、丢弃的刀剑埋在壕沟里，用来阻截逃跑的骑兵。
但这难不倒杨元。他是辽东将领，骑术了得，随身牵着四、五匹训练有素的战马，随时换乘。这些马匹一听唿哨就散开，以避弓矢铁跑，再一唿哨就聚到一齐，十分灵活。到了壕沟之前，杨元先让一匹马跑过去，踏到利刃倒地，再鞭打着下一匹踩着前者尸体继续前进。
至于日军在远处用铁炮狙击，这也难不倒杨元。史书上说他“被甲腾换，有如易席，贼终不能害之。”不能不赞叹，一个人在逃生时迸发出了多么大的战斗力。
凭借着这种血腥马戏团式的方式，杨元很快就突破了封锁，逃出生天。他沿着大陆先逃到凤山，再绕到恩肆馆。一清点人数，跟在他身后不过一百十七人而已。而根据事后大明的统计，是役明军伤亡的准确数字是二千七百名，马匹损失三千四百匹——这一次，是货真价实的“仅以身免”了。
而此时陈愚衷到底在做什么？
南原先后派了两次求救信使抵达全州，第一次陈愚衷的回答是：“敌情难测，恐怕顾此失彼”，第二次又回答：“信地难离。”死活不肯发兵。等到他第三次听到消息的时候，日军已然攻陷南原。
陈愚衷此时慌了手脚，他再一打探，更是惊骇无极。
原来日军左路军在攻克南原以后，留下一部向南扫荡，其余主力一齐北向，和在黄石城的右路军呈钳形攻势，逼进全州。换句话说，陈愚衷即将面临的敌人，大约有十万之众。这个消息，让全州里的居民惊慌失措，纷纷出逃。守军本欲阻止，反而被这些急于活命的乱民冲散，拆毁了城门，一哄而散。
八月十七日，左路军前锋小西行长军至任实，右路军前锋加藤清正进入云峰。两路倭寇合兵一处，在八月十九日抵达全州城下。
陈愚衷二话没说，点齐了兵马就要撤退。当地朝鲜官员拉着他的缰绳，气得大叫：“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原来这位大将抵达全州以后，发现城里没粮食，粮食都藏在全州城外十里的山寨里。当时朝鲜军的战斗力太差，一遭遇日军就会溃散，所以守官干脆不把物资存在城中，省得便宜了日本人。陈愚衷抵达之后，强行命令把这些东西搬回城里，谁说也不听。现在好了，全便宜了日本人。
陈愚衷一路北遁，一直逃到公州，才跟前来接应的明军游击牛伯英碰上头，两人呆在公州不敢动弹，静等援军。
最后说说杨元和陈愚衷的结局。
杨元在南原突城逃出的时候身中两枪，刀伤数处，直接被人抬回了汉城。在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搀着他的胳膊呜呜哭泣，说将军你为朝鲜辛苦了。朝鲜国王李昖对杨元一直很有好感，他还记得，在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军将领对朝鲜人都不友善，只有杨元态度还算和蔼，经常居中调停。
可惜杨元伤势不轻，已经无力统军，很快便在朝鲜君臣的惜别声中被送回了国。他万万没料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朝廷宣布以“弃城脱逃”的罪名，给他下了大狱。
说实话，杨元真冤。
南原是一场惨败，但这场惨败的根源，是战略部署上的失误，主要责任要归咎于明军高层未能及时判明日军动向，导致让杨元的三千人要面对五万日军——这仗换谁来打，都是同样的结局。更何况杨元并未一开始就弃城而去，而是认认真硬抗了三天，给后续明军争取来了宝贵的时间。虽然他最终弃城而走，那也是血战之后的不得以。
真正该死的是陈愚衷。他第一条罪状罔顾南原战局不及时上报，导致明军反应迟缓；第二条罪状踟蹰不前，不主动策应杨元。虽然他的兵力也只有两千，但只要稍微在外围有所活动，日军必不会把全部压力加在南原；第三条罪状是毫无作为不战而逃，弃全州不说，还把大量物资留给敌人。
一个是败将，一个是逃将。一个是能力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谁更该死一目了然。
但明军对这两个人是如何处置的呢？
对陈愚衷的惩罚是，打一百军棍，免死充军。
对杨元，先是拿下，关了一年多，然后跟沈惟敬一齐处死。
这种厚此薄彼的处置，十分蹊跷。且不说杨、陈二人的功过清清楚楚，毋庸置疑，就算杨元对南原惨负全责，也不至于要判到弃市这么严重。要知道，同为辽东军背景的祖承训当初在平壤城打的那么惨，都没受多大惩罚。杨元在辽东军地位比祖承训要高得多，怎么判决却如此之重？
对这种不对等待遇，朝鲜人也觉得莫名其妙。他们认为“杨总兵血战孤城，兵单援绝，则南原之败，势所然也。陈游击愚衷，拥师全城，坐视不救，则其罪固大矣。愚衷尚保首领，则总兵先就极刑，人莫不惜之。”
杨元之死，我猜测可能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是党争之祸。蔚山之战后，军前赞画丁应泰弹劾率先逃跑的杨镐“丧师党欺”，把他和麻贵、邢玠乃至身后的大学士张位、沈一贯等人连到一起要追究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杨镐和麻、邢等人必须要把责任往外分，摘出去一点是一点。所以我们查阅史料时能看到，南原之战在万历二十五年八月打完，一直到万历二十六五月，兵部才正式提出处置杨元。关于杨元的责任追究，都是在杨镐被弹之后才纷纷冒出头来。
这个切割责任的运动是很有效果的。我们看到，在战后议论功罪的时候，麻贵因为稷山、青山、岛山的功绩而“免议”，杨镐也因为单骑入汉城，得了个“功亦难泯”的考语，没受多大罪，没人追究他们南原惨败的责任，这帽子自然而然就得扣到了杨元的头上。
第二点是政治影响。对大明来说，南原失守比全州失守更加难堪。全州影响的不过是朝鲜三道战局，南原却波及到了整个大明沿海的防务。南原一失，全罗南部沿海不保。至此日军可以从全罗道直入黄海，袭扰天津、山东、浙江等处，航程大大缩短。
所以在得到南原失守的消息以后，北京大为震惊，立刻下令让沿海各地修备军务，调集水师陆营加强巡防，防备敌人跨越黄海打过来——差不多半个东亚都因为南原这座小城的失陷而骚动不安。可见南原失守在政治上的影响非常恶劣，必须得有人出来背这个责任。
弃城而逃的杨元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人选，他是直接责任人。再说，南原明军实打实地损失了三千人，伤亡如此惨重，在朝鲜战场还是第一次。不管杨元有多少苦衷，于法于理，杀他都说得过去。
第三点原因，是没人帮他。
当年祖承训大败之后，李如松出面维护，最后朝廷只轻轻打了一下板子。杨元在辽东军的地位很高，这一次怎么辽东军不说话了呢？
杨元的身份很奇特，他的军籍属于辽东，跟许多辽东将领沾亲带故；可他又是京营出身，是宋应昌从北京带出来的。第一次援朝的时候杨元出任中协大将，实际上是李如松和宋应昌两大派系的一个平衡点。
我们能看到，李如松打下平壤以后，带着辽东将领往前跑，杨元也跟着去了，说明他与辽东系关系很好；但是到了坡州以后，李如松让他原地驻守，自己带着辽东嫡系继续赶往汉城，说明还是把他当外人。
南原战败的时候，宋应昌已去职，石星也已经失势。援朝三巨头里，麻贵是宣大系统出身，不会出言相保；邢玠、杨镐等人虽然跟辽东军关系不错，让做顺水人情可以，下死力捞人可是强人所难——何况他们还得指望杨元帮他们承担责任。
结果在这三点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杨元稀里糊涂地被下狱弃市，与他亲手抓获的沈惟敬同时问斩。沈惟敬这一手报复，总算是见到了效果。
时间回到万历二十一年，《平壤续志》里记载：平壤之战结束之后。为了感谢李如松及麾下健将的光复之功，朝鲜派了一名叫李臣钦的画手，要为石星、李如松、杨元、李如柏、张世爵五个人画像，置于武烈生祠中四时祭拜。
李臣钦前往明军军营，说明来意。明军将领都挺高兴，李如松头一个画，他摆了个威猛姿势，用手在下巴做捋髯状，提醒李臣钦说：“我这人胡子短，面相太和善了，不够威猛，你记得给我多加点虬髯上去。”李臣钦点头称好。
等轮到杨元坐过来的时候，李臣钦抬头一看，不由发一声赞。杨元天生一副络腮胡，胡髯从鼻下开始，一路斜上脸侧，直到耳后再折下来，绕一圈到下颌处止，两边都是如此，煞是好看。杨元的儿子恰好在侧，偷偷跟李臣钦说：“我爹这个面相，有人说是贵不可言，有人说是凶不可测，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好。”
南原之战后，朝鲜人想起这段事迹，都纷纷感叹说想不到这一部好胡须的征兆，居然应在了南原。朝鲜国王特意下旨，为杨元在平壤设了牌位祭祀，总算让这位辽东大将不至魂无所依。
第十四章 骑兵的胜利——稷山大捷
日军在八月二十五日占领了全州以后，死性不改，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屠城。这一次屠城相当之惨烈，整个全州城为之一空，不逊于晋州大屠杀。
事实上，日军在丁酉之乱的表现，和以往大为不同。壬辰期间，他们好歹还会打起安民的旗号做做样子，这一次连样子都不做了，无论是左路军还是右路军，在全罗道的行军路上都是一路烧杀一路血痕，以至于联军都可以从村镇被焚的烟火来判断日军部队的动向。在各方史料中，“尽焚家舍”、“入山抄掠”、“屠戮村所”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被屠杀的军民，鼻子都会被割掉作为军功送回日本。日军随军的僧侣在日记里感慨，说整个全罗道简直变成了“赤国”。
这种残暴行径只说明一件事：无论秀吉是怎么做梦的，日军的将领和下层士兵们对朝鲜战争的前途早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考虑日后占领的问题，只是单纯地趁机会发泄兽欲，掠夺军功，为日后归国张本。
这是壬辰战争与丁酉再乱决定性的不同之处。一个是处心积虑地占领，甚至还有兴趣搞八道国割，建立统治秩序；一个则是彻底地丧心病狂，纯以破坏为目的。这个特点，就注定了日军的攻势不会持续太久。
闲话少提。且说日军占领全州以后，按照事先制订好的方略，让小西行长停止北进，转向全罗道沿海地区，彻底扫清朝鲜水师势力；其他日军则兵分两路，同时向京畿道和忠清道进军，务必在九月中旬前拿下汉城。
日本人杀气腾腾的攻势，让朝鲜君臣回忆起了壬辰战争中的惨剧。他们吓的手忙脚乱，打点行李又要往平壤跑。麻贵当时在汉城手里只有八千兵马，自度防守太难，也有弃守的打算。
杨镐当时在平壤筹粮，听到朝鲜人又要跑，当即快马加鞭，在九月三日单骑闯入汉城。李昖一听杨镐来了，不喜反惊，低着头嘟囔着说这兵荒马乱的，杨经理您跑汉城来多危险啊，万一有个闪失可怎么办，还不如回平壤呆着呢。李昖嘴上说的是杨镐，心里想的其实是自己安危。
杨镐到了汉城以后，先找到麻贵，批评他消极避战，还带来了邢玠的命令，要求明军不许从汉城后退半步。麻贵心里很火大，还有些委屈：不是他不争气，而是朝鲜人实在不配合。整个全罗道就靠明军撑着，朝军连影子都看不到，前头溃败的溃败，投敌的投敌，后头哭哭啼啼整天无心防守，光靠他手里头八千多人，这仗真没法打。
很快麻贵不委屈了，因为他发现有一个人比他还惨。杨镐给李昖带来一封来自邢玠的咨文，李昖打开一看，脸色登时变了。
在这封咨文里，邢玠一改从前客客气气的态度，把朝鲜君臣从上到下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尤其是对李昖的小聪明骂的格外狠：“若自亲社稷，窜伏草莽，求缓须火，中国岂得代为尔戍？即当还师境上，自固定封疆，尔东西南北自在也。该国自计归着之地，务吐由衷，从实详答，勿持两端，误我军机”。
我们大明为你们浴血奋战，你们就这么配合的？再说逃跑的屁话，我们回国，你爱滚哪儿凉快滚哪儿凉快去！
可见杨镐申饬麻贵，不过是个铺垫，只是为邢玠痛斥李昖张本。这一篇咨文骂将下来，把堂堂朝鲜国王骂的无地自容，羞愤交加，捂着脸说：“予何以堪支？唯欲入地而已，55555555。”
一个大明官员在咨文里用这种口气骂外藩首脑，十分罕见。邢玠之所以敢这么说，一定是出自北京的授意。这个小细节表明，北京的万历皇帝对朝鲜如此无能的表现，也已经很不耐烦了。
李昖想通了这一点以后，不敢再提什么北逃的事儿，乖乖跟明军配合，打一场汉城保卫战。
此时在一线的明军，只有两万不到，汉城附近不过一万，多是宣大、保定蓟镇、延绥遵化的部队，李如梅、李芳春、祖继训等辽东军还在赶来的路上。面对日军的虎狼之师，联军只有先行固守，才好伺机反攻。
此时朝鲜军所谓的“精锐”都被甩在了庆尚道，留在汉城附近的只有数千人，算上平安、黄海两道的勤王部队，也没超过一万人。他们战斗力有限，麻贵不敢把他们派往前线，只能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李元翼，通过鸟岭靠近清州地区，保护汉城侧翼；另外一部分交给柳成龙，负责把守汉城附近关隘津口与汉江上游。说白了，就是干警察的活。
至于主战任务，还得靠明军自己。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次的援朝明军总司令麻贵。
麻贵，字西泉，回族，大同人氏。麻贵的父亲和哥哥，都官至总兵，所以他和李如松一样，也是将门世家子弟，是明朝中晚期的重要军事将领。
事实上，当时的大同麻家多出将才，后人称其为“麻家军”，当时和辽东铁岭的李家，也就是李成梁一族齐名，有“东李西麻”之称。这一东一西两家，都擅长骑兵战，在与游牧民族的交战中也都屡屡获胜，是大明九边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中流砥柱。前阵的宁夏之战，麻贵也是主要参战将领。麻家军战功赫赫，单从朝廷给他家立的牌坊上就可以看出来，光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有名帅石牌坊、都督坊、忠节双全坊、敕赐坊、父子元戎坊、镇海元戎坊、四代一品石牌坊、五代一品石牌坊等等，可见其武功之盛。
作为当时与李如松齐名的大将，麻贵的军事素养及谋略当然不会差。他很清楚，如果等到敌人杀到汉城城下，一切都完了，因此必须守住汉城。但固守不是死守，不是龟缩在汉城等敌人悠哉游哉地过来。明军必须主动出击，及时遏制敌人的攻势，才能打乱其部署，给后续部队集结争取到足够时间。这点上，他和李如松很相似，这两位优秀的大将无论什么情况下，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主动出击，不管什么招，文也好武也好，总之一定要抢先手，而不是被动防守。
在十六世纪，全罗道连接忠清道与汉城只有一条坦途大道，即从全州一路往北，经公州至忠清道的天安，再向北至平泽、鸟山、水原，最终连接到汉城。天安位于这条枢纽大道的中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日军攻克天安，那明军的活动空间将被极大压缩，别无选择的麻贵只能在水原背靠汉江御敌。
针对这种不利状况，麻贵斟酌再三，派出了解生、牛伯英、杨登山、颇贵四员骁将，连夜秘密南下，前往天安驻屯。而作为一员惯将，麻贵当然不会不准备预备队，因此他又派了摆赛带两千骑兵从后接应，前往葛院、介川一线。
这次他派出去的五员将领中，解生、杨登山、颇贵、摆赛这四个都是蒙古人，号称“宣大四将”，是麻贵的嫡系部队，被他一口气全派出去了。
把宣大四将撒出去之后，麻贵又亲率明军主力（号称主力，其实已没多少人了），进军水原以为汉城屏护。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要在汉城以南打一场运动防御战，利用宣大系明军骑兵强悍的战斗力及机动力，在稷山、介川、水原之间设置多道机动防御战线，对日军进行层层阻击。
明军经略杨镐当然也不会袖手旁观。为了配合麻贵的军事行动，他甚至打算请李昖御驾亲征，也去水原鼓舞士气，这个建议吓得李昖抱着柱子死活不放手，最后只得作罢。于是杨镐把自己的大帐搬上了南山，张军乐布号令，搞得声势汹涌，总算勉强镇住了汉城周边的人心。
就在明军心急火燎地南下时，日军也在心急火燎地北上。
走在最前面的，是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在左路与右路军全州会师以后，黑田担当北上先锋，一直追着陈愚衷屁股后面穷追猛打，一路占领了公州，渡过锦江，逼近天安。在壬辰战争初期，黑田没参加军中二宝的那场极速狂飙，走的正是从天安到水原这条路，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
最先抵达天安地区的，是机动能力出众的明军。不过他们到了位于稷山山麓的素沙坪（也叫金乌坪）之后，就不走了，没急着进天安城。因为领头的解生知道自己这点兵力如果跟杨元那样据守一城去和日军死嗑，是无法抵挡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兵锋。因此与其在城内呆着，不如利用稷山的险要地形与敌周旋。这个决定，也完全符合麻贵的动态防守策略。
解生勘察了一圈地形，跟几位同僚一合计，觉得稷山是个适合打埋伏的地方，应该把战场选在这里。于是他们把位置摆在了素沙坪以北，将部队分成三协，左右两协分别埋伏在西山附近的柳浦、灵通，中间一协当大道而立。素沙坪以南是一条小河，叫弓溪，倭寇只能通过河上小桥通行，才能进入素沙坪。如果能派别动队把桥砸断，那就是瓮中捉鳖。实在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
这虽不符合兵力集中的原则，不过解生等人的兵力本来就十分有限，集中了也无大用，还不如分散以壮声势。
明军刚摆完阵势，日本人就到了。
九月初七清晨，黑田军出现在稷山南侧的全义馆，他对于天安小城毫不放在心上，扔给后队毛利秀元去解决，自己引军北上，先派遣了在日本赫赫有名的黑田二十四骑中的三员大将——黑田图书助、栗山四郎右卫门、毛屋主水去稷山，带领两千人先期抵达素沙坪。
这支日军先锋都穿着白色军服，当道的明军士兵冲眼这么一看，还以为是从战场上溃退下来的朝鲜士兵，不以为意。栗山四郎倒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了，吓了一大跳。不过他再定睛一看大道上明军的那一协兵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也懒得回报黑田长政，下令士兵举枪射击，驱散这一小撮挡道的家伙。
一听到铁炮声响，明军顿时跳起来了。这不是朝鲜军，是如假包换的倭寇！
怎么办？
打！
解生一声号令下，中路明军开始了炮火还击，摇旗呐喊，弓弩雨下，还用预先设置好的各种口径大炮对大道上的日军进行轰击。日军刚刚还放着铁炮挺得意，这下被明军密集的火力轰了一个猝不及防，队形登时大乱。在遮天蔽日的炮火压制下，日军士兵只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根本顾不上反击。
硝烟尚未散尽，急促的马蹄声又由远及近地传来。日军惊恐地抬起头，发现有数百名骁勇骑兵从大道正中冲了过来，凭借着强大的突击力，一下子就突破了日军的队形。明军骑兵领头的正是大将解生，他亮出武器一马当先，率部与凶残的倭寇展开白刃战。
宣大明军的武器配制，与先前在碧蹄馆恶战的辽东军稍有不同。辽东军的肉搏武器多为刀，而他们大多配备的却是铁鞭、棍这类硬砸猛抡的兵器，一时间鞭棍齐下，使用长枪和日本刀的日军应手而倒，伤亡惨重。
面对明军的突击，黑田军毫无心理准备，在大道上乱成一团，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黑田图书助和栗山四郎右卫门号称是黑田八虎，此时也都傻了眼。多亏了毛屋主水脑子反应快，一把抓起面大旗跑到高坡上，拼命摇晃，给混乱的部队一个明确信号。总算黑田军士兵纪律性也不错，虽乱不溃，依照毛屋主水的指挥勉强收拢了队形，向后退去。
这一次接触战中，这支日军先锋伤亡比较大，明军胜得干净利落。
日军三员将领带着残兵败将退却之后，商量不如赶紧与黑田本队合流再打。毛屋主水却有不同意见：“我参加过许多次战役，见过人数最多的就是信长公对胜赖公的长筱之战。我们刚才遭遇的兵力，比长筱之战的人数还多！敌军人多势众，咱们要撤的话，肯定要被他们追歼。我看不如一齐出动，拼死一战，说不定还有胜机。”
黑田与栗山忙问怎么打，毛屋主水大手一晃：“明军都配备有铁盾，用铁炮造不成多大伤害。咱们应该用铁炮队齐射来吸引敌人注意，再派主力趁乱突入排盾的守备范围，砍脚不砍脑袋。”黑田与栗山一拍大腿，说咱们打！
日军开始按照毛屋主水的战术进行了反扑。面对日军的新战法，明军一下子没适应过来，暂时往后撤了撤。不过这种退却是暂时的，解生很快就重整了阵形，他很清楚日军是外强中干，于是派出了一支小分队，绕过三名日将的队伍，把素沙坪南的弓溪小桥给堵上了，然后两面夹击发动了攻势。这一下子，日军先锋陷入了被包围的危险境地，在明军的猛烈攻势下，濒临崩溃。
远处的黑田长政，在战斗一开始就听到了枪炮声，问左右到底是碰到敌人了，还是在打鸟？探子很快回报，是在打人……
黑田长政一听，赶紧带着本队三千人匆匆赶了过来。他赶到战场一看，完蛋，前锋被明军给包围了。这时手下大将黑田三左卫门跳出来大声嚷道，如果让敌人把先锋歼灭再过桥来打我们，咱们兵力太少，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一马当先率军冲上桥头，驱散了正在毁桥的明军小分队，及时打通了道路。
黑田长政又命令后藤基次循西山一侧前进，他自己则大张旗鼓登上东山以迷惑敌人。这个策略起到了效果，明军主力被吸引到了东山附近。黑田三将的先锋部队在主将率领大批生力军到场后，士气大振，后藤基次、母里太兵卫两员猛将也乘机突击，与突击在前的解生所部开始了激烈的肉搏战。依仗兵力优势，解开了解生对日军先锋的包围攻势。
而这会的黑田长政，在山上仔细地观察了一会战场局势后，长叹一声，发出了“敌兵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的感慨。
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拨明军，杨登山、牛伯英的两协兵马赶到了战场。他一看形势，也不打话，驱军直入敌阵，明军两处合兵一顿猛攻，重新把后藤、母里队打了回去。
黑田长政一看战场形势又再度恶化，无奈之下只好率身边的全部兵力杀进了战场。在黑田身边嫡系强军的冲击下，明军三将渐渐抵挡不住，开始转换阵型，缓缓向后退去，最后脱离了战场。
黑田紧绷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长出了一口大气，下令重整队形。
谁知道没一会儿，黑田自己都还没收拾干净呢，手下又急急忙忙来报：明军那个讨厌的和小强一样的解生，他……又卷土重来了。
原来明军的第三拨援军，乃是李益乔、刘遇节两人所带的后继部队。双方又是一番恶战，这次在战场锋线上呈胶着状态，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战，谁也没能占据优势。
这时另外一员将领竹森新右卫门建议说，敌人数量太多，硬拼难以支撑。不如我带一支部队从敌人右翼转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您再带本队攻击其侧翼，才有胜机。
黑田同意了这个提案。果然明军阵形的锋尖被竹森的诱敌部队成功地吸引走，整个阵形向右侧旋转，把左侧暴露给了黑田本队。一番冲突之下，明军不得不再次后退重新调整阵形。这时赶上太阳落山，而后路的毛利秀元率大部队也赶到了战场，双方结束了在稷山的这一场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明军四将中的颇贵自己斩落三级，杨登山和解生也各自获得两级，主帅收获都如此之丰，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也说明明军在战场优势不小。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呈现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以上对这场战役描述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战斗过程，全取自于《黑田家记》，这是诸多史料里描述最为详尽的一份记载。其中关于明军将领姓名的部分错误，我们做了必要的修正。根据这本书的记录，整个稷山之战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与明军的遭遇战，不敌后退。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听从毛屋主水的建议，用铁炮吸引注意，主力自侧翼逼近作战，打破了明军的排盾阵，明军被迫后退。
第二阶段，黑田长政本队三千人听到枪炮声，催马急进。此刻明军派遣别动队截断了素沙坪以南的小桥，把日军先锋堵在素沙坪，使后续部队不能前进。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三将则在明军猛攻下，行将崩溃。
第三阶段，黑田三左卫门强行渡河，重新占领小桥。后藤基次与黑田长政分据两侧山头，母里、后藤队与解生所部激战，击退之。
第四阶段，牛伯英与解生、杨登山等人会师，再度发起突击。日军被击退。
第五阶段，黑田长政本队投入战场，明军后撤。
第六阶段，明军李益乔、刘遇节援兵抵达，再次回身向日军发动进攻，双方胶着不下。黑田长政采用竹森新右卫门的策略使明军暴露出左翼，发动攻击。正好天色已晚，明军全线后撤。
毛利秀元所部同时赶到战场。
而明、朝史料对于九月七日这场战斗的过程，记载都不是特别详细，只是简单地记录为“察贼未及成列，纵突骑击之”和“一日六合，贼势披靡，日暮各歇兵屯聚”等等。
这里的“一日六合”，应该就是《黑田家记》里提到的六个阶段。
在《黑田家记》的描述里，对整个过程中日军的英勇极尽描摹之能事，对明军的反击却是寥寥几笔带过，轻描淡写。这是日本史料一贯的夸大其词，不算什么新鲜事。可我在阅读这段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再仔细一想，终于发现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段记载将黑田长政与麾下众将在稷山的表现，描绘成是一场日军以寡敌众、几度濒临绝境、最后依靠勇气才击退敌人的惨烈胜利。
前面提到了，毛屋主水赫然以长筱之战的规模来比拟明军阵容。而长筱之战织田军是三万人出阵，武田军是一万五，也就是说毛屋认为对面的明军总兵力至少是数万人的规模。
接下来在反复六次的拉锯战中，日军将领也多次发出“大兵胜逾桥，我恐难支，是吾死所也”、“敌军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彼多兵而我寡”的感叹。一直到天黑，黑田军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即使是黑田家自己的描写，也仅仅只说明军“扰乱不能成备”，最后还是全靠毛利秀元后军赶到，才使“敌余军不敢战而退”，这才罢兵。
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方说明军是不敢战而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破绽。因为哪怕按这记录，也说明即使毛利援军赶到时，明军还是处于攻击状态的，在毛利军抵达战场后，明军才放弃攻击而退去。
日方记录，包括《黑田家记》在内的各种“家记”史料对战争的记叙有个显著特征，或者说是个规律：如果是日军取得胜利的场合，会极力夸耀杀伤明军数量之多，明军如何一溃千里；如果是日军战况不利的，就极力扩大明军兵力，然后夸耀日军将领之武勇。说白了，赢了就是“屡战屡胜”，输了就是“屡败屡战”。
以前有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笑话，说地下党从严密封锁的国统区报纸上，仍旧可以判断出内战局势。只要看到哪里国军“英勇奋战”，就意味着国民党在这里吃了亏。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就意味着有一场大败；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匪不敢追”，就意味着有一场大溃败。古今一辙，可以互相印证。
明白了这个规律，再回头看《黑田家记》，会发现主笔者不遗余力地赞美黑田诸将多么勇气十足，多么骁勇善战，多么能在逆境中保持战意。这本身就暗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稷山之战对黑田长政来说，确实是一场恶战和苦战。
与之相反的是，主笔者一提到稷山之战中的明军，则只是淡淡地形容说“惊顿”、“败走”、“不敢战”云云，这恰好反证了明军损失很小，小到一贯擅长夸大其词的《黑田家记》都没法吹牛，不然他们早就吹嘘杀得明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应了那句话，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
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明军到底有多厉害，能把一代名将黑田长政逼到如此地步？
无论讲什么战斗，总要先了解双方兵力配制。那么就让我们先看一看双方参战人数吧。
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在壬辰战争时期的总兵力是两万五千人，经历了战争损失，再加上原属三军团的岛津义弘被分出去独立成军，到了丁酉再乱开战时总兵力下降到一万人。这一万人里，包括了黑田长政的五千人本队，毛利吉成的两千，还有岛津忠丰、高桥元种、秋月种长、伊东佑兵和相良赖房的三千人。
丁酉再乱的日军虽然仍以军团区分，但大多数时候却是随意调配。全州会师以后，毛利吉成和岛津、高桥、秋月等部没有跟随黑田成政北上，而是分散到了全罗道和忠清道的其他几路中去。跟随在黑田长政身后的，只有八军团的毛利秀元。
按日方记载，稷山之战毛利秀元只赶上一个尾巴，因此参与九月七日战斗的实际上只有黑田长政本队，五千人。
黑田军在日军中也算是擅战之军。他们打得如此悲壮，屡次发出敌众我寡的悲鸣，那么明军数量应该远在日军之上，即使没有日本人说的十倍那么夸张，怎么也得有一两倍。
那么稷山之战在九月七日时的参战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呢？
参战的四位将领中，解生麾下大同骑兵两千，牛伯英带的是蓟镇兵马六百，颇贵带的宣大骑兵三千，杨登山带的宣大骑兵一千一百，总兵力是六千七百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大于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好象很符合黑田家的记录——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这几位将领入朝的总兵数，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数。
《再造藩邦志》和《宣庙中兴志》里都记载，麻贵当时“夜挑选各营精壮两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颇贵杨登山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而看解生所部到素沙坪后的举动，可知这次行动本意是一次伏击战。也就是说，麻贵派遣部队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动，没多少人察觉。既然是秘密行动，肯定要掩人耳目，两千人可以悄悄拔营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齐动，都多是骑兵，绝不可能不惊动旁人，尤其是朝鲜人，很难保证消息不会泄露。
不过，明军真正抵达稷山的实际兵力，比两千人要多。因为解生、颇贵与杨登山是从汉城领命出发，但牛伯英却是在八月底被派去接应从全州逃出来的陈愚衷的，一直驻留在公州、天安等处，没有返回汉城。他是在半路与解生所部会合，然后前往稷山。
也就是说，解生在九月初六的总兵力，大约是在两千六百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