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200年，日本出现了一位武则天式的女皇，她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名字叫做“气长足姬尊”或者“息长带姬命”，历史上叫做神功女皇。这位女王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三度出征朝鲜，为日本在海外开疆拓土。有意思的是，这位女皇的文化素质实在不高，传说她在凯旋归来之际，拿弓柄在巨石上写下“新罗国大王，日本国之犬也”几个字，并且强迫他们在朝贡书里写明：“成日本之犬，备奉年贡事”，做派和中国的小学生差不多（《日本书纪》）。
神功皇后之后，日本无不以之为楷模。从早期大和国对朝鲜任那地区的反复争夺到甲午战争中吞并李朝的处心积虑。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持续了一千多年，每一次用兵，都显得撕心裂肺、义无反顾，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冲劲。对朝鲜的觊觎之心，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从来没有减弱过。
因此，征服朝鲜，将会极大地提高丰臣家在日本的威信。这种征服者的威信，足以弥补秀吉出身低微的羞耻，让日本真正承认他，承认丰臣这个姓氏的伟大。
我一直觉得，研究历史，研究的应该是活生生的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循着历史规律前行，但作为具体的一个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会任性，也会犯错，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这种心理因素对具体个人的影响，更甚于外势，更强于历史规律的压力。
有时候，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古怪抉择，当客观分析无法解释他的行为时，试着探查心理状态，反而能独辟蹊径。比如王莽，他的复古改制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从西汉末年的政治、经济状况里也分析不出其必然性，可他偏偏坚持这么干，几乎是一个人与整个社会对着干。他的动机，我们只有从心理角度入手，才能发现一个隐藏在谦恭背后的狂热复古主义者灵魂。
同样的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用在秀吉身上。通商也罢，领土分封也罢，这些都属于战争起源的外因。这些客观存在因素可以影响秀吉，但不会左右他。真正能够促使秀吉决心开战的，是他因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以及为了弥补自卑而对成功近乎偏执的渴求。这样的极端心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许多国家之间的纷争，说到底，也不过是这样的小心思作祟罢了。
比如他曾写给朝鲜国王一封国书，在里面秀吉说起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显佳名于三国而已”。可见这场战争在他心目中，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他个人在其他人心目中的“佳名”，这要比实在的利益更为重要。根据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秀吉恰好处于从被尊重的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的迁跃期。
秀吉侵略朝鲜、大明的心思，早在天正五年便已经萌发。当时他还是织田信长手下一员大将，在给一封给信长的书信里，他说道：“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可见在当时，他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战略构想（日本外史）。
这个时候的秀吉，还只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在这封信里，他显得很清醒，语气也很平淡，象是在汇报一份工作计划。
但到了天正十三年，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秀吉已经当上了关白，地位高贵，这让他心理产生了变化。在秀吉写给一柳末安的信里，谈论起朝鲜、大明之事，口气已经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
天正十五年，兴福寺的和尚多闻院英俊在他的日记写了一件奇事，他听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接下来就要去攻打朝鲜、大明，还有南蛮（东南亚）和天竺，秀吉将定都北京，自为天子。这个构想，已经接近于后世大东亚共荣圈的规模了，表明秀吉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
他这时候，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天下人”——这个天下，已经不只是日本，而是涵盖了半个亚洲。“天下人”这个俯瞰四方的自称，代表秀吉的野心已经冲破了合理的极限，变成了一种狂想。他沉浸在这种狂想之中，已经无法自拔。
天正十八年，秀吉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国书。在这封国书里，他不停地大吹大擂自己降生时是多么的高贵，在日本立下的功劳有多么伟大，接下来攻打大明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象是一个唯恐别人不知自己多有钱的暴发户（《善续邻国宝记》）。
从对这封国书文本的分析，能看出秀吉不停地用大量华丽辞藻来赞美自己，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超凡入圣，定位成一个“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说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统辖”这种疯话，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十分堪忧。
除了朝鲜，秀吉还到处给邻居乱发国书。琉球、菲律宾等国，都被秀吉催促着要进贡。琉球小国，不太敢得罪日本，写了封回函捧了几句，备了点礼品就算了。菲律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理睬秀吉的疯人疯语。
到了次年征韩令发布时，秀吉的野心已经远远走在了日本战争准备的前头。他宣布让自己的义子丰臣秀次镇守日本京都，而自己准备攻入大明，自立为皇帝（《萨摩旧记杂录》义久公御谱记）。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现越是自傲和狂妄。秀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例。秀吉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会拼命夸耀自己，制造虚假的安全或满足感；另外一方面会极力贬低别人，以此来提升自我的优越感。两者相辅相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所以，随着狂想症的日益严重，秀吉对中、朝两国的评价，也逐渐降低。
天正十五年时，秀吉写给他的妻子写信时，谈及战略说：“在我有生之年，尽量把大明领土纳入版图之内。”（《日本战史》）言辞之间，尚且还保持着一种理性的态度。
等到了天正十九年，秀吉对大明的态度，已经变成了“唐人畏倭如虎”，沾沾自喜地说：“以我军之战力，对付明君，那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全浙兵制考》卷二近报倭闻）
至于朝鲜，那更加不值一提。秀吉身边有一个流亡日本的朝鲜奴隶，名字叫韩翼。韩翼当过朝鲜的官员，把李朝的兵力部署、将领配备以及朝廷虚实和盘托出，极言李朝羸弱不堪守，柔弱可取。这让秀吉更加不可一世（徐光启《海防迂说》）。根据《九州御动座记》的记载，在秀吉的战略构想里，朝鲜连做日本的藩国都不配，只能作为对马岛的下级行政单位而存在。
壬辰战争开始前，秀吉率军前往大本营名护屋。有人建议他多带懂中文和朝鲜文的通译，秀吉不屑地笑了：“学什么学，让他们用咱们的文字就是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幻想中笃定了胜局，在他看来，明国和朝鲜只需轻轻一推，便会轰然倒下。
可见秀吉对敌手的蔑视居然到了何等地步。
从一开始冷静地构想战略，到野心无节制地膨胀，再到无限制的自我夸大和贬低敌手，秀吉在疯狂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整个战争中，他的情绪随着战局起落而数度失控。这种脆弱的精神状态走到尽头，就是自我毁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侵朝战争，恰好就是丰臣氏自我毁灭的过程。
秀吉对明朝的了解，应该是这样的：
在望不见的遥远的西方尽头，有着一块陌生大陆，大陆上有个富饶而美丽的国度，这个国度的名字也很美丽，叫做“明”。
这个“明”国虽然富饶而美丽，物产丰富，各种技术也非常先进，可以制造无数让日本无法想象的产品，但却非常无能。想当年那些在日本战败了的大名手下，那些败军之士，那些失去了土地和俸禄沦为浪人的武士和农民、盗贼们，有时只凭数十人居然就可以在明国纵横千里，劫掠了无数的财宝和女人。于是，日本有无数的浪人和强盗，甚至无能的农民，都凭借去明国抢劫而发了财。
如此富饶而美丽的地方，统治者却如此无能，这对秀吉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觉得这是在暴殄天物，是一种罪孽。
所以他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像他这样伟大的统治者去统治那块地方，这样一来，那里一定会更加美丽和富足。
而最关键的是，日本国内紧缺的土地资源也将获得极大缓解，那些在战争中立下大功的大名和他们的家臣们，就此可以获取大量在子孙繁衍时分家所需要的资源。
因此，他要征服那块大陆，去征服那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度。
他相信，以他几十年来谋无不胜、战无不克的出色智慧和胆识，还有手下那些身经百战数以万计的武士，那数十上百的勇将，那些精通兵法的一流军师，足以完成这一宏大构想。
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交通和测绘都太落后，以至凭丰臣秀吉的想象力，根本不能想象出那个叫“明”的国家到底有多大。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叫“明”的国家，最高时拥有不下两百万人的常备军。
丰臣秀吉触动了一头他无论如何都不该触动的龙，一头他绝对无法抗衡的巨龙。
更要命的是，丰臣秀吉不但触动了它打搅了它的沉睡，甚至还试图去拔它的胡须。这就不免会让那头巨龙朝他打上几个喷嚏了。
轰轰烈烈的壬辰战争，竟然是由一个沉溺在狂想中的人发动，这实在是件难以言喻的荒诞事情，但却又是如此真实。
一个狂想者并不危险，不理他就是，但当一个狂想者掌握着绝大权力的时候，其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极其可怕的。“天下人”秀吉正是这么一个人。伴随着秀吉不安定的精神状态，整个日本、朝鲜乃至半个中国都不得不跟随他的舞步转动，演出一连串火花四溅的悲喜剧。
天正十五年，秀吉在进攻九州的时候，便已经秘密叮嘱毛利辉元埋下了伏笔，在肥前选址造起一座城堡，名叫名护屋。这座城堡于天正十九年开始正式修建，建造者是精通建筑学的名将加藤清正。在未来的战争中，秀吉将驻扎在这里，遥控指挥朝鲜战场。
从这时候起，源源不断的辎重、兵器、粮草与火器就已经开始集中囤积在九州，并引起了许仪后等人的怀疑。当秀吉终于把日本最后一股反抗势力后北条压服，并把日本六十六国重新分配完毕后，他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鲜。
天正十九年对秀吉来说，是个不幸的年份。在正月和八月，他的弟弟丰臣秀长和三岁的爱子鹤松去世。这一老一少的离开，对秀吉的精神是两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秀长是他的左臂右膀，而鹤松是他的正统继承人。连续失去两位至亲的打击，让秀吉的精神处于一种狂暴的地步，必须要寻找一个渠道宣泄出来。
于是，在可怜的鹤松去世一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秀吉正式下达了征韩令。所有的战争筹备工作，陡然加速。只有在朝鲜的胜利，能够抵消掉秀吉痛失弟弟与爱子的伤痛。
天正十九年的正月，秀吉下达了水军征召令。所有领地临海的大名，都必须按照石高比例建造大船，然后于次年春季集结在摄津、播磨、和泉的港口。到了三月份，秀吉又下达了陆军征召令，要求各地大名按照石高比例派出部队，向九州集结。四国和九州两处距离战场最近，每位大名每一万石要出兵六十人；中国地区每一万石，出兵五十名。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比如关东和东北地区，只要每千石出二十人，象征性地意思一下便行了。
后世历史学家谈到这段历史的日本战争准备时，最常引用的是小西行长一位家臣五岛纯玄家的数字。五岛纯玄的领地位于长崎，检地记过是十四万石，他在领地动员的战斗部队，是一百八十七人；水手两百人；民夫三百一十八人，一共是七百零五人。战勤比大约是27：73（徐光启《海防迂说》）。
截止到战争开始前，日军已经正式集结起了九个先遣军团，共十五万八千人；另外还有七个军团的预备队、两个番外军团、水军以及一支秀吉的直属近卫军团，总兵力达到了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名。
按照这个比例粗略统计的话，一线的主力作战部队大约有八万人。但要注意的是，日本实行兵农分离，这八万人是职业士兵，有相当部分是武士，是长年战争累积下来的战场精英，战斗力极其强悍。而随队的小者、荒子（指负责收拾战场的人）、民夫等后勤人员，也随时可以转职为足轻，投入战斗，所以日本在朝鲜战场的可战之兵，应该是在十三到十五万之间。
这个数字，差不多把日本的青壮年劳力抽调一空，抛下的农田只能交由别人代耕。政府不得不下达命令，要求农民不得让代耕田荒芜，否则严惩不贷。劳动力的严重缺乏，让整个日本接下来几年的粮食产量锐减，这一危机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战争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在天正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秀吉正式辞去关白职，由养子秀次继任。他就任太阁一职，移驾名护屋，专心致志开始自己征服亚洲的大业。各地大名也都纷纷开始了集体西移，九州的藩主们朝着名护屋、对马岛和壹歧岛等前线基地挪，西本州的藩主们朝着九州挪，东本州的藩主们朝着本州中部挪，一层衔接一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大场面。
日本海军经过数年扩充，已经拥有了七百多条战舰和两千余条辅助船只，它们将为陆军提供名护屋－对马－釜山航线的运输工作，并在未来肩负着日军在朝鲜半岛补给的重任，最高指挥官是资深海贼九鬼嘉隆，副手们也都是日本各地久经沙场的海贼世家，总兵力达到了九千人。另外在宇喜多秀家和五奉行手里，还有近八千人的预备队。
至于攻打朝鲜的策略，日军也已经有了腹案。提出作战计划的是日后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他针对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和国力虚实，提了三点意见：“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
德川家康不愧是老手，这三条战略原则刀刀见肉，每一条都砍在了关键点。朝鲜多山，陆地补给不易，必须依仗水军运送粮秣辎重；以强凌弱，拿出狮子搏兔、泰山压顶的气魄，才能速战速决，最大限度保留日军战斗力，以期未来与大明的死战。
这一边厉兵秣马，磨刀霍霍；那么隔着对马海峡，另外一侧的朝鲜李朝，在做什么呢？
第三章 小中华
朝鲜人什么都没做。
此时在位的是明宗恭宪大王的侄子李昖，已登基二十多年。自从明初太祖朱元璋把朝鲜定为永不征伐之国后，李朝已经安享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这两百多年的安逸日子，就算是雄狮的爪牙，也该退化了，何况朝鲜人。
李朝是个哈中的王朝，对中华的一切事物都崇拜得不得了。无论政治文化还是风俗习惯，全盘照搬。当时朝鲜上层士人，个个精熟汉文。譬如现存的朝鲜古代史料，当代的朝鲜、韩国人，大多数已经看不懂，但中国人读起来却毫不吃力——那是因为它们全部是用中文写出来的。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现在通行的韩文，其实是当初李朝世宗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读写中文，所以专门给中文做了一种注音符号，叫“训民正音”，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大规模推广。到了近代，朝鲜被日本再次并吞后，日本对朝鲜进行了各方面的殖民化，包括大规模推广日文。当时很多朝鲜反抗志士们开始使用这种注音符号进行联络，到了1911年，才正式被定为正式韩文，以清除日本的殖民化痕迹。所以严格说起来，现在的韩文虽然出现于十五世纪，但从开始起就一直是中文的注音而已，正式被当成文字的历史到现在不过才短短一百年。
对全盘引进中华文明成就，李朝君臣很是自得，沾沾自喜地自诩为“小中华”。
这个“小中华”，实在当之无愧，因为他们不光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学到了其中的糟粕，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朝鲜对日本的态度，和中华对四方蛮夷的态度如出一辙：无比轻视，毫不关心。
关于壬辰战争，朝鲜人留下了许多笔记。在这些笔记里，他们谈到日本的时候，就象是在谈论一个距离朝鲜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充满了怪诞、离奇的说法。做邻居做到这份儿上，实在有些无语。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中华上国不知日本边事，尚可以用“去国太远”当借口。朝鲜离日本只相隔一道海峡，历史上没少被这个岛国欺负，可偏偏不长记性，别说定期搜集对方动态，就连一些基本情况都茫然不知。许多日本的情况，朝鲜人甚至都要绕一大圈，从中国的资料里去翻找。
究竟朝鲜人对这位恶邻的了解，匮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来看两个小事例。
在一本叫《壬辰录》的小说里，开头介绍了秀吉这个人的来历，是这么说的：
说在大明嘉靖年间，杭州有一个人叫朴世平，被倭寇杀死。他老婆陈氏和儿子朴守吉遂被倭寇掳掠而走，卖到了对马岛。对马岛的岛主叫平信，把陈氏收做小老婆，然后朴守吉也改姓平……
在《宣祖实录》里，对于秀吉如何发迹，写得更是神乎其神。说前任关白出行，秀吉赤身裸体挡在车前。关白看他行迹古怪，就让他去扫厕所。结果厕所扫的很干净，大为赏识，从此引为亲信云云。
若是让日本人看到这种记录，非骂一句八格牙路不可。
秀吉那边厢大鸣大放地筹备着战争，朝鲜这边却仍旧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继续在汉城歌舞升平，吟诗作对。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初，日军大批辎重已经一波波地运抵对马岛，釜山港触手可及，大祸临头的李朝还没做出任何反应。
在战争前夕，李朝的兵力单从数量上，与日军不相上下。在壬辰年初，全国兵力总数大约有二十三万，主要分布在平壤、汉城、开城三都，以及防御女真侵扰的咸镜道、靠近对马岛的庆尚道等处。另外还有数支舰队，驻扎在庆尚道、全罗道等地，拱卫黄海与朝鲜沿岸。
李朝从中国拷贝过去的还有长城防御体系——全国境内拥有完备的烽燧体系和驿递，与沿途的城堡构成了立体的防御体系。仅在与日本紧邻的庆尚道，就有两条直烽，可以从釜山直接传递到杨州、忠州地界，与驿递道相接。一旦庆尚道有事，一天之内预警便可抵达汉城。
这是国初定下来的警戒体系，李成桂等历代明君留下的宝贵遗产。可惜，架子还在，瓤子却烂透了。
李朝的这些军队，除了咸镜道的军团常年抵御女真，还算身经百战外，其他部队都是花架子，久不知兵，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程度，都差到了极点，普通士兵连武器都抓不牢，更别说打仗了。烽燧堡更是大部分被废弃，成为断垣残壁，以至于日军入侵釜山之后，过了足足三天，汉城才知道外敌入侵的消息。
朝鲜到底忙着什么呢？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学自中华的光荣传统：党争。
中原王朝素有党争传统，唐有牛李二党，宋有新旧二党，明有阉党、东林党之争。李朝把这个传统原样学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宣祖李昖即位之后，坡平尹氏和青松沈氏两大派系之间的政争，逐渐变成了有朝鲜特色的东人党、西人党两党之争。
党争误事，天天党争，则误大事、误国、误天下。
自从有了这东、西两党，朝鲜做什么事都得大吵一架。两党斗得昏天黑地，一切都以党派为准绳，党同伐异，不问对错。对于研究李朝这段时期政治的人来说，党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滤镜。查查当事人的出身，再看看反对者的出身，一切古怪的异状便可迎刃而解。
西人党建议征兵十万防御女真，东人党反对，说是靡费银饷；东人党宣讲儒学主理，西人党就蹦起来说是儒学主气。尤其是在立储君的问题上，两党各自支持一位王子，更是打的头破血流。两边的争论，已经成为一种生物学上的条件反射。如果一党说人不能吃屎，另外一党恐怕也会跳起来说未必不能。
秀吉要入侵朝鲜这事，从来没打算瞒着朝鲜人。他先后派了柚谷康广、宗义智等人威胁朝鲜投降，使臣派了好几波，国书递了数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希望朝鲜赶紧臣服于日本，咱们哥俩好，一起打大明。
朝鲜人自诩小中华，眼高于顶，除了大明看谁都像蛮夷。现在看到这个岛夷凑过来说胡话，眼皮一翻：“你谁啊？甭跟我得瑟。”压根没把秀吉当回事。
这个态度急坏了对马岛岛主宗义智。对马岛在朝、日之间，岛主宗家担负着联络双方交流的重任。宗义智害怕朝鲜人的冷淡会让秀吉迁怒于他，就想出了一个有点缺心眼儿的鬼主意。
他把流亡到日本的朝人叛逃者绑了几十个，送回汉城，又许了大把贿赂，说只要你们随便派个使团过来道个喜，就算完事。游说了半天，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派遣一个和平使团去日本，表达敦睦之意。
这头搞定了，宗义智赶紧敲锣打鼓告诉秀吉，说朝鲜人同意投降，会派一个输诚使团过来。秀吉自然也是大喜过望。
这样一来，两方面总算都交代过去了，至于接下来会不会露馅儿，露馅以后怎么办，宗义智压根没考虑过。最奇怪的是，他这种糊弄小孩子的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层出不穷，中日两国都涌现了好几位类似的“奇才”。这个我们在下文会专门提到。
总之，在宗义智连蒙带骗的周旋下，万历十八年四月，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组建了一个使节团，前往京都，名义是庆贺秀吉统一日本，还带了点土产——这就是许仪后在报告里所提及的“其年五月，高丽贡驴”。
使团五月份抵达京都，接待人是京都东福寺的主持景轍玄苏。玄苏大师是个政治活动家，专门替丰臣家打理外交事务。他告诉使团，秀吉一直在忙着打北条，无暇西顾，你们等等吧。使团只能老老实实等着，在玄苏的陪同下每日游览京都胜景，吟诗唱酬。
他们一直风雅到年底，秀吉才返回京都，腾出一点空来接见他们。主宾双方见了面，秀吉一点好脸色都没有，就招待了熟饼几张、浊酒一壶，然后抱着儿子鹤松自顾玩乐。鹤松忽然尿了他一身，秀吉在众目睽睽宽衣解带，公然换起衣服来。种种无礼，终于让朝鲜使团忍无可忍，愤而退席。
这不怪秀吉，也不怪朝鲜人，要怪就怪宗义智。秀吉以为朝鲜使团是来投诚的，自然不必屈意逢迎；朝鲜使团以为自己是来致贺的，不该被如此怠慢。宗义智骗得两边都误会了对方意思，自然谈不到一块去。
朝鲜使团不想再看见秀吉了，可出使任务还得完成。第二天，玄苏大师拿过去一封国书，说你们拿回去给国王，就算是这次出使圆满了。
朝鲜使团打开国书，傻眼了。秀吉在国书开头先自吹自擂了一通自己的高贵身世与丰功伟绩，然后写了一句直接刺激朝鲜人神经的话：“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阁下方物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续善邻国宝记》）
副团长金诚一当场就掀桌子不干了，他们来的时候，宗义智明明说的是祝贺使团，怎么现在成了纳贡称藩了？他指着国书上“阁下方物入朝”六字，对景轍玄苏说：“这六个字不行，得改。”
这六个字，大有玄机。
这封国书是秀吉写给朝鲜国王李昖的，这句话里的“阁下”指的就是李昖。古人用字讲究，一字一意，含糊不得。“阁下”虽是尊称，可那是称呼高级官员的。大明天子，要称陛下。朝鲜是大明的藩属，朝鲜国王低一格，一般要被称为殿下或者主上殿下。国书里劈头就管朝鲜国王叫阁下，无形里把朝鲜国王身份贬低了好几层。
“方物”的问题更大了。国家之间交往，难免要互相赠送礼品，礼品的名称是有讲究的。大国赠送藩属、外国，叫做礼币；藩属小国进贡天朝的，叫做方物，也就是地方特产。朝鲜送给日本的礼物，如果叫方物，等于朝鲜国是给日本进贡，地位被贬低了。
至于入朝，更不象话。入谁的朝？朝谁的贡？我们朝鲜是大明藩属，可不是你们蛮夷种的藩属。
这六字连读下来，简直就是把朝鲜当成日本的下属，是可忍，孰不可忍。金诚一表示，国书里那几句“一超直入大明国”之类的反动言论，虽是大逆不道，毕竟是你自家国中事务，改不改随便，但要把朝鲜降格，那是断然不行。
金诚一是当世大儒，玄苏是汉学名家，两个人在京都没少写诗唱酬，本来惺惺相惜。现在国书一递过来，两人立刻都翻了脸，吵得不可开交。
两边争吵了半天，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日本方把“阁下”改中性词“贵国”，把“方物”改成“先驱”。至于“入朝”二字，不能改，景澈玄苏给了个解释，说这个“入朝”里的“朝”指大明。
金诚一是朝鲜大儒，认识汉字，知道这是和尚糊弄人呢。玄苏却再不肯让步了。最后使团正使黄允吉怕耽误事，出来打圆场，于是这句话在正式公文里，变成了“贵国先驱而入朝”。
汉文博大精深，这句话是有歧义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从秀吉的角度，这句话的意思是“贵国作先驱，去攻打大明”。而从朝鲜人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解为“贵国做先驱，入朝纳贡”。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使团临走前，景轍玄苏还不忘吓唬一句：“今日之议，不得首鼠两端，不欲讲和，乃欲战耳。”（《赖山阳著日本外史丰臣氏八》）明确向朝鲜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配合日本讨伐大明。
使团在万历十九年春天回国以后，把日本的恶劣态度汇报给朝廷。李昖除了气愤之外，心里也有点没底，召集群臣商议，看日本人到底会不会打过来。前面说了，朝鲜对日本的情报极其匮乏，大家心里都没谱儿。
大臣们有说日本人是狼来了，有说这回真是狼来了，没个定论，把球还是踢回了使团正使与副使脚下。
本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这时候朝鲜这个时候对日本警觉的话，那么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准备。
可巧这个使节团的正使黄允吉是西人党，副使金诚一是东人党，两人势同水火。黄允吉认为，力主日本会发动战争；隶属东人党的金诚一秉承“凡是敌人赞同的我就反对”的原则，立刻说我看倭人不足畏！
金诚一在国书交涉的时候又表现抢眼，为国家在文字上争光，得了不少分。李昖觉得这是一位良臣啊，比黄允吉可信，良臣说的话，又怎么会错呢？
此时的西人党正处于低潮期，东人党虽刚刚分裂成了南人党和北人党，这会儿还能一致团结对外，都反对西人党，于是金诚一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于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又被一群“党员”变成了互相攻击的党争话题。备战一事就在东南西北的麻将声中，不了了之……
既然最终结论是日本不会开战，那朝鲜便不必费心准备什么，随便下了道诏书让釜山整饬警备了事。至于执行没执行，就不知道了（尹国馨《闻韶谩录》；金时让《涪溪纪闻》）。
朝鲜上了这么一个大当，从此再也不信宗义智那个大骗子。等到同年夏天，秀吉再派宗义智出使朝鲜时，朝鲜干脆连釜山港都没让他出，直接撵了回去。只有玄苏到了汉城游说了一趟，也是无功而返。
倭寇的事处理完了，可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宗主国大明那边该不该知会一声？要知道，这次出使虽然有礼有节，可毕竟是私通外使，论理是逾越的，这么报上去了，说不定会被批评。
李昖心里又没底了，召集群臣商议。党争这时候又起来了。大司寇尹斗寿是西人党，说应该上报大明。领议政李山海是东人党，说不应该说。下面群臣赶紧两边站好队，捋起袖子准备开吵。
东人党里有一个人，叫做柳成龙，官拜左议政，是南人党的领袖，和北人党领袖李山海一直不对付。柳成龙这个人对党争其实不是很有兴趣，但在朝鲜，不党争，就会被淘汰，他也只能身不由己。请记住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日后将成为壬辰战争中朝鲜中流砥柱的人。他对朝鲜最大的贡献，就是破格提拔了一位置全罗道左水使，叫做李舜臣。
这次吵架，柳成龙其实是赞同尹斗寿的观点，认为必须知会大明一声。可碍于朋党之分，他没法把话说得太清楚，只得站出来委婉地对国王说：“跟邻国通使来往，实属平常。有事当然得上报，但得谨慎点才行，我觉得李山海说得对。”（《再造藩邦志》）
前半句柳成龙说的是真心话，后半句纯属是照顾李山海面子，所以观点有点含糊。结果这话被李昖给听歪了，大手一挥，说行了，我有主意了！
史书说这位国王“天资岐嶷，气度英毅，人皆异之”，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大智慧是没有，充其量是有点小聪明。现在他的小聪明开始发挥了。
李昖挑选了一位叫金应南的使者进京面圣，在临走前，他对金应南面授机宜，说你到了辽东以后啊，先别声张，打听一下消息。如果大明不知道日本的事儿，你就直接回来；如果大明已经知道这事儿，你再打出奏报倭情的旗号去北京。他们要问消息从哪里来的，记住千万别说咱们跟倭寇有通使来往，就说听海上流民说的（《宣祖修正实录》卷25，二十四年五月乙丑）。
金应南对领导的指示心领神会，把旌节打个卷儿裹到怀里，朝着辽东日夜兼程而去。
李昖打的好算盘，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殊不知，他们这点儿偷偷摸摸的龃龉事儿大明早就知道了……
第四章 辩诬与联合国军
且说金应南得了李昖面授机宜，一路兼程，进入辽东。按照计划，金应南打算在辽东搜集一下情报，看看大明到底知道不知道日本的事。这一打听不要紧，吓得他脸都绿了。
原来从今年开始，辽东一带开始有奇怪的流言四处传播，都说日本鬼子要入侵大明，高丽人要给鬼子当伪军。对这些流言，官员们和读书人一笑置之，可普通老百姓不懂，流言说什么就信什么，越传就越玄乎。
有一次朝鲜王子访华，一共带了十顶轿子，高高兴兴过了鸭绿江。也不知谁扯了一嗓子朝鲜军入侵，吓得鸭绿江附近的八站百姓一夕数惊，四散奔逃，扶老携幼躲进山里，好几天才敢出来。
还有比这更离奇的故事。民间传说，一位朝鲜使臣赴京朝贡，回程时寄宿在金石山一家姓河的人家。朝鲜使臣的翻译官对主人说：“你要有三年五年的陈酿好酒，赶紧拿出来喝吧。”主人问为什么，翻译官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过一阵朝鲜大军就要杀过来，到时候，你就算有命收藏也没命喝。”（《再造藩邦志》）（后来这个故事传回了朝鲜，朝鲜国王一听，当即大怒，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打死了不少无辜的翻译官，真是无妄之灾。）
这个故事极具煽动性，不由得人不信。类似这样的流言，在辽东传得满天飞。这些流言的发端已不可考。不过仔细想想，日本为了战争所做的一连串大动作，不可能瞒得密不透风。路过的海商、来往的驿使、逃亡的工匠，太多人有机会觉察到即将到来的战争阴云。
这些人没有许仪后那么高的觉悟，可能不会上报朝廷，但他们总会把心中疑惧说给身边的人知道。这种八卦极具传播价值，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当时辽东传成什么样呢？“辽人疑朝鲜有异志，多所荧惑。”（《再造藩邦志》）已经闹得快炸开了锅，让当地官府和驻军头疼不已。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不光是辽东，连北京都开始对朝鲜起了疑心。
自从陈申和苏八两份倭寇入侵的报告打到北京以后（当时许仪后报告还在路上），内阁很快拿出了应对之策，指示让从天津到江浙、福建等处边境镇守督抚整顿兵事，严备海防——因为根据以往倭寇袭击的经验，大明官员认为日本人应该是会从沿海直接登陆。
安排完国内的事情，大明官员们忽然想起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陈申和苏八的报告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及了日本的侵略构想——驱高丽以为先锋。
朝鲜是大明的藩属，如果它叛变投日一起进攻辽东，那可是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
而朝鲜的举动，也确实让大明不太放心。日本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连当地华侨和琉球国都上书通报，怎么一贯事大最为忠勤的朝鲜，这次却一声不吭，没有立刻向天朝汇报敌情呢？
大明官员们有点犯嘀咕了，难道朝鲜人和倭人真有勾结不成。
对于这个疑问，大学士许国站出来，说不可能，朝鲜我很了解，一贯对华亲善，不会做这种蠢事，还是先问清楚的好。于是兵部便发了一道咨文给辽东都司，让他们问问朝鲜人到底怎么回事（《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修正实录》卷25，二十四年八月癸巳）。
辽东都司的官员接到公文以后，不惊反喜，狠狠一拍大腿，可算他娘的找到谣言的根儿了！他们立刻移文汉城，发出质询，语气严厉。
金应南抵达辽东的时候，正好赶上辽东都司的信使揣着公文奔汉城而去。
金应南一看，这大明从上到下都对朝鲜充满了敌意，心中无比恐惧。他想起李昖出发前的叮嘱，说如果大明已经知道日本入侵的事，就赶紧打起奏报倭情的旗号，心想主上真是料事如神，连忙把朝鲜使旗扬起来，光明正大沿着驿道前进。
这一路的艰辛呐，就别提了……李朝开国二百年，圣使节从来没遭遇过这种非人的待遇。无论车仗走到哪里，只要被人发现是朝鲜使节，要么遭人白眼，要么就是一通蔬菜瓜果乱砸，有如丧家之犬。
金应南一路鼻青脸肿，好不容易走到了山海关，结果差点没进去。关下的老百姓一看是朝鲜人，都指着鼻子骂：“你们不是投了鬼子当皇协军吗？还有脸跑这里来？”（《再造藩邦志》卷一）
金应南一看，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辽东人已经如此敌视，等使团到了北京，怕不是直接就被推出去斩喽？他找来了翻译官洪纯彦商量，洪纯彦说我跟当今内阁大学士许国的舍人俞深很熟，要不我先快马加鞭赶到北京，设法搭上许阁老这条线，朝里有人，咱们才好说话嘛。
这个建议真是雪中送炭，金应南大喜过望，赶紧准备了一份书信，让洪纯彦快马先赶去京城。等到金应南走到通州的时候，俞深已经亲自出来迎候。俞深说现在福建、浙江都有人举报尔等通倭，许阁老一力坚持朝鲜无叛，一直等着你们派使者过来呢。你们现在总算是来了，可千万别装成什么事都没有，不然就把我家许大人给卖啦。
金应南当时那眼泪就快流下来了，出使这么久，终于碰到好人了。
八月十日，金应南终于见到了万历皇帝，把一肚子的辛酸与委屈都吐露出来，把朝鲜这两年如何坚持气节，如何力拒倭寇威逼利诱的事迹大大地敷演了一番。听完以后，万历皇帝挺高兴，大臣们也松了一口气，嫌疑冰释，朝堂之上其乐融融。
礼部不失时机凑上来，说朝鲜和琉球一样主动通报倭情，理应勉力加赏。万历一挥手：“重赏！”（《神宗实录》十九年八月癸卯条三）
金应南松了口气，这次总算是不辱使命，准备跪下来领赏。这位可怜的朝鲜使节万万没有想，这个赏赐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万历皇帝先赏了白金紵絲彩段，这些属于常例。金应南因为奏报有功，还额外多了赏格。都是好事。
然后皇帝笑眯眯地对金应南说：“日本人可恶呀，要好好惩罚一下。你回去告诉你家国王，说朕给他准备了两位盟友，你们三家合兵抄击，把倭国灭了算。”
金应南听了顿时一哆嗦，差点没直接趴地上。朝鲜军力虚实别人可能不知道，他可清楚得很——看家护院勉强够用，真要渡海去跟倭寇拼命，那纯粹是白给。他一寻思，大明皇帝说还有两家盟友呢，说不定能指望上，于是连忙洗耳恭听。
万历皇帝微微一笑，揭开了谜底。
这两家盟军，一个是琉球国，一个是暹罗国。（《宣祖实录》二十四年；《再造藩邦志》）
金应南好一口血没喷出来，这个惊喜未免太大了吧！
琉球巴掌点儿大的国土，又孤悬海外，根本不能指望；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国家还算大，军队怎么样不知道，单知道他们单挑打架很不错，可那也实在太远了……指望靠这俩弟兄一起反击日本，不如洗洗早点睡了。
金应南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也不知万历皇帝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主意。
好在万历没硬逼着金应南找暹罗去借兵，这道谕旨的口气是打商量的，只是建议朝鲜“要结琉球、暹罗”，不是硬性规定。于是金应南只得先叩谢天恩，然后赶紧写信汇报给汉城，让他们赶快再派个人来，横竖把这事结了，免得节外生枝。
关于万历为何突然冒出让朝鲜合兵暹罗、琉球的念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万历对暹罗一向态度很好，在万历四年的时候，琉球国王入贡，万历特意把琉球、暹罗和朝鲜使臣叫到一起，额外给了许多赏赐。这是别家使臣都享受不到的殊荣。
万历皇帝大概是想起了那时候三国使臣齐聚的场景，才有这么一个离奇的想法吧。
公平来说，暹罗虽是小国，技术能力却不低，他们很擅长制造火器——因为葡萄牙人进入亚洲以后，首先驻留暹罗，先进的枪炮制造技术也随之传到了那里。暹罗造枪的时间，比大明仿制佛朗机铳还早，甚至连日本，都要从暹罗进口大型火器。而且暹罗的航海技术也不差，暹罗海盗的凶名在两广地区相当有影响力的。
这么一个小型强国，如果不是离朝鲜实在太遥远，倒真是一个抵御倭寇的不错选择。
就在金应南去北京的路上时，汉城也接到了辽东都司的咨文。看到咨文里严厉的措辞，李昖和手底下的大臣都惶惶不可终日，只盼着金应南能够随机应变，在北京把这事解释清楚。
幸亏金应南不辱使命，在北京把朝鲜的嫌疑洗刷清楚了。收到金应南的回信以后，从国王李昖到底下大臣，都长舒一口气，可当他们看到万历皇帝提议朝鲜、琉球、暹罗三国合兵的建议，眉头又皱起来了。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领导发话，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是玩笑话，但下面的人，必须都得当成一件事去办，否则万一判断错误，就会大祸临头。万历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没当回事，但朝鲜要是当成耳旁风一笑置之，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惹祸。
怎么办？只能正式派出使节，郑重其事地婉拒领导关心。
没办法，李昖只能又派去一名使者李裕仁，专程为婉拒合兵暹罗、琉球事。
李裕仁前脚刚走，李昖一拍脑袋，忘了件大事儿！辽东都司的质询咨文，到现在还没正式答复呢！朝廷虽已知倭情，但朝鲜通倭这种谣言，必须得正式辩解一下。李裕仁临走的时候，只交代他去婉拒合兵，辩诬的任务他没领。
朝鲜人不嫌麻烦，在十月二十六日又派出了一名陈奏使韩应寅，专程前往北京辩诬（《宣祖实录》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这个“辩诬”，在朝鲜是个专门的名目。朝鲜是中国属国，平日里最害怕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上国愤怒，所以一旦两国出现了什么龃龉，朝鲜就会赶紧派人去解释，名谓“辩诬”。
比如朝鲜李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明朝一直以为这个人是中朝甚至蒙朝混血，还郑重其事地写入官方文书。朝鲜人不干了，又不敢直接抗议，就派遣使节前往明朝进行“宗系辩诬”，要还李成桂一个纯种的朝鲜血统。所以“辩诬”这事，朝鲜人是驾轻就熟。
“辩诬”的韩应寅前脚走，金应南后脚便回来了。他把大明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包括陈申、苏八、琉球等地的倭情奏折，朝鲜小朝廷这才弄明白大明对倭寇的了解有多详尽。李昖一琢磨，心想不行，朝鲜距离日本最近，琉球都通报倭情了，我们如果不拿出点有质量的倭寇情报，委实说不过去。
韩应寅是专程辩诬去的，没派别的任务给他。于是李昖不嫌麻烦，又派了一位叫申点的使臣，把朝鲜能搜集到的倭寇情报全汇总起来，再报天朝。
读史至此，忍不住要感慨一句：奔波在汉城和北京之间的使者们，你们真是辛苦了……
再感慨一句：李昖同学，有什么话您不能一次说完么？
负责“婉拒合兵”任务的李裕仁到北京时，是十月十七日。他上表言辞恳切，说：“暹罗琉球，小邦只闻其国俱在南海中，窜远悬绝，舟船不通，未详道里几何。方维在何，今无缘寄声。”翻译过来就一句话：“这俩地方我们找都找不着，更别说拉人家助拳了。”
万历听了，也没生气，还抚慰一番。朝鲜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还未合上嘴，万历又说了一句：“琉球和暹罗不成，咱们再换一家助拳的嘛。”
李裕仁汗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大明对朝鲜可真是优待，暹罗、琉球合兵一事刚下马，朝廷马不停蹄，又给朝鲜找了一家盟友。
还好，这次的盟友，比那两家靠谱一点，叫葡萄牙。
准确地说，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对于葡萄牙人的战斗力，大明早在正德年末的屯门海战中就领教过了。那一场战事葡萄牙人虽然战败，但他们先进犀利的火器，也给大明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名臣汪鋐、戚继光等人的大力推广，佛朗机已经成为一个武器品牌，广泛应用于明军装备里。
找葡萄牙人助拳，也不是没有先例。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人曾经组织舰队前往浙江宁波，剿灭了海盗林剪（林希元《与翁见愚别驾书》）；隆庆二年，海上巨盗曾一本曾打算围攻广州，结果被澳门的葡萄人打跑了。这两次战役给大明官员刺激很大，时人评价说“佛郎机、满剌加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陈吾德《条陈东粤疏》）比日本人都能打。
所以这次倭乱大起，大明想起葡萄牙人，是很自然的想法。
找葡萄牙人出兵，这个是两广侍郎刘继文的主意。刘继文的构想相当宏大，就六个字“擒斩关白入献”（《神宗实录》十九年十一月壬午条三），让葡萄牙人依仗着船坚炮利，直入日本，擒贼首脑，来北京献捷。
万历皇帝觉得主意不错，跟朝鲜使臣提了一嘴，吩咐当地官员赶紧去联络。
刘继文去找葡萄牙人交涉，但葡萄牙人根本没搭理他。这些欧洲人都是漂洋过海作生意来的，才不会干这种火中取栗的傻事。剿灭海盗是一回事，介入两个国家的战争是另外一回事。葡萄牙人都是生意人，指望着在中日两头做买卖，严守中立。这次若是出兵帮了大明，以后在日本就别想混了。
不过葡萄牙人也算够意思。早在两年前，秀吉曾经想买葡萄牙人的大战舰，他们一打听，原来这船是要打大明用的，忙不迭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葡萄牙商人回绝以后，大明这才彻底熄了合兵的心思。朝鲜人也彻底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事算是尘埃落定，不会再有反复了。接下来韩应寅、申点陆续赶到京城，辩诬的辩诬，通报的通报，天子自然龙颜大悦，不吝赏赐——至于暹罗、琉球、葡萄牙什么的，在几顿赐宴之后也便被中朝人民抛去脑后了……
如果万历皇帝为朝鲜找的这些盟友统统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在公元一五九二年的朝鲜半岛上，会出现一支来自东方的联合国军。这支联合国军囊括了大明、朝鲜、暹罗、琉球、葡萄牙、建州女真（严格来说他们此时是明军）等一系列国家或政治势力，那该是件多么绚烂夺目的事情呀。
为什么大明这么热心给朝鲜人找盟友呢？这是我们在初章所说的战略思维所决定的。
在大明眼里，朝鲜也罢，日本也罢，都属于藩邦蛮夷，只不过一个听话，一个不听话而已。外国的事再大，那也是夷事，朝鲜半岛对大明来说，不是战略重心，犯不上动用天朝大军。
大明的血，不能为一些蕞尔小国而流，最多帮忙喊几个外邦打手过来——这还是看在朝鲜一贯恭顺的面子上。
在这些潜在盟友一一夭折之后，大明甚至考虑过干脆让朝鲜单独出兵剿灭日本算了。在万历二十年二月，兵部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说朝鲜人受到了倭寇的污蔑，心中一定非常愤恨，不如就趁他们群情激昂，民心可用的时机，让他们出兵去打日本（《神宗实录》二十年二月壬酉条六）——说一千，道一万，大明就是不打算为外国用兵。
万历皇帝大概对朝鲜虚实也有所了解，没有同意兵部的这个计划，只下旨让朝鲜好好搜集一下对日情报就算了。可见大明朝廷对朝鲜的忠诚心和实际能力，都有清楚的了解……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非议大明在壬辰战争爆发前的漫不经心，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后世之人，生活在一个日本在全球地位十分重要的世界。但从十六世纪的大明视角来看，日本不过是一隅蛮荒小国，偶尔会制造些诸如倭寇之类的小麻烦，还谈不上动摇大明立国之本。大明本身的事务已经相当繁多，对于一个遥远岛国的不靠谱的野心，没有必要投诸太多关注。
而且种种证据告诉我们，大明对于频繁响起的倭警，并没有掉以轻心。
浙江、福建两处的巡抚常居敬、赵参鲁早在递交倭警情报之后，就开始着手修造新的战船、招募水手，还添加了各类新式火器——这些准备功夫并没有白费，在数年之后，这些舰队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神宗实录》十九年八月甲午条七、癸卯条九）——浙江甚至把中军都司移至扬州，把徐州参将行营移至淮安，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其他沿海地区如两广、山东、天津等处，也都纷纷整修战备，朝廷在三个月内连续两次下文，提醒边防将领地方大员，要提高警惕。
可以看得出来，大明的这些战略部署，全都立足于一个大前提：“倭寇渡海，直入浙闽。”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倭寇入侵中国的标准路线，所以当秀吉要入侵的消息传来，大明第一个反应，就是经略沿海，生怕大股倭寇跨洋而来，闯入中国腹心。
在一封兵部发给各处的公文里，明确提出要“远哨堵截外洋”，拒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与倭寇交手多年养成的防御性心态。多少年来，倭寇从来都是袭扰东南沿海，甫一登陆狂飙猛进，待地方糜烂之后再立刻撤走。对付这种流寇，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条绵密的海防，争取把敌人歼灭在船头岸边，以免为害乡里。
可见大明不是没有准备，只是基于过去的传统的御倭经验，把战略的重心放在了沿海。
至于日本人会不会从朝鲜走陆路，这个已经不用担心，朝鲜人不是已经澄清了误会嘛。他们心向天朝，不会为日本人做向导。就算日本人真开打，前头也有朝鲜人顶着呢。
所以在未来至关重要的辽东地区，大明并没有做什么调整——其实还真不用做什么部署，大明辽东地区本来就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和蒙古以及各边境部落势力基本是三月一小打半年一大打，从来没消停过，早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防御体系，令出即动，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动员了。
所以大明朝这么想、这么做，无可厚非。
只不过最奇怪的是，连朝鲜人都怀有这样的心态，那就很叫人想不通了，果然不愧“小中华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