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士·苏里于1914年将《价格理论》译成法文出版。费雪对该法文译本写了惟一的美国人的评论，他对“这本富有独创精神的著作深表谢意，事实上，正是这本书促使他开始进行认真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费雪此前在他自己的《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的序言中就已多次表露了同样的心情。他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两本书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奥斯皮茨和李宾的《价格理论研究》。”
《价格理论研究》后来还得到了一些高度赞扬。熊彼得说：“甚至在今天，它对大学生也是一笔思想和启示的财富，不过迄今只被部分地利用过。”哈奇苏作了类似评价，他说：“在我们时代，没有那部著作（甚至马歇尔和帕累托的著作也没有）对个人消费和厂商的纯粹分析以及对澄清基本假定作出了如此大量精确和独创性贡献。”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九章 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
Ⅰ
我们已经较详细地研究了1871到1889年间同维也纳学派有关的经济学家的著述，以确定他们在边际效用问题上的观点的性质和范围。现在我们来考察维也纳大学的课程，以确定该时期教授们讲授这种新理论的范围，并找出边际效用学派在这所大学兴起的各种因素。
奥地利的各所大学似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会出现哪种学派的经济学家。奥地利大学只在法学院和政治学院讲授经济学，这两个学院的学生通常是最多的。研习经济学的学生得的学位是法学博士，而不是在大多数德国大学的哲学博士。学生不能像在一些德国大学那样在这个时期的奥地利大学专攻经济学。所有学生必须修完指定的课程，其中有分量极少的经济学。法学博士学位要读4年，每年两学期，4年中必须通过3次考试，但不写论文。第1次考试包括教会法、罗马法和德意志法。第2次是奥地利法，第3次有统计法、一般经济学和公共财政。
下列课程是1876－1889年间讲授的经济学。
主要课程
一般经济学。这门经济学主课通常在冬季学期讲授，分为两部分，每周5次。从1876－1877年到1884－1885年间所有的冬季学期中，门格尔讲一部分，斯廷讲另一部分（也许还有1873－1876年）。斯廷于1885年退休，门格尔则继续在每一冬季学期讲原来的那一部分，直到1890年。冬季学期的另一部分的执教者是：1886-1887年克鲁斯；1888－1889年布伦坦诺和克鲁斯；1889－1890年米亚科斯基。在下列夏季学期中讲授的人有：1880年庞巴维克；1884年维塞尔和克鲁斯；1885年克鲁斯和费力波维奇；1886年玛塔佳；1887年克鲁斯。
公共财政。该课程仅次于一般经济学。他通常在夏季学期讲授，分为两部分，每周5次。1877－1884年间斯廷和门格尔各讲一部分（可能还有1873－1877年）。门格尔继续执教到1880年代末的每个夏季学期。迈伊尔执教的时间是1884－1885年冬季学期，1885年夏季学期和1887－1888年冬季学期。布伦坦诺教过1888年夏季学期。
门格尔的讲习班（国民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讲习班）。1877－1889年间夏季学期每周2次。它可能在1876－1877年和1877－1878年也举办过。
次要课程
经济思想史。每周2次，曾以不同名称和不同内容出现：国民经济学史（费力波维奇，1884-1885年冬季学期；祖克坎德，1887－1888年冬季学期和1888年夏季学期；祖克坎德和迈伊尔，1888－1889年冬季学期）；亚当·斯密以来的国民经济学史（玛塔佳，1884－1885年冬季学期）；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史（维塞尔，1884－1885年冬季学期；玛塔佳，1885－1886年和1886－1887年冬季学期；克鲁斯，1888年夏季学期）。
信贷与银行。讲授者有：玛塔佳，1885年夏季学期和1887－1888年冬季学期；费力波维奇，1885－1886年冬季学期；克鲁斯。1886年和1889年的夏季学期；迈伊尔，1888年夏季学期。
其他不常开的课程有：赋税论（迈伊尔，1884年，1887年和1889年夏季学期）：政治学（迈伊尔，1886年和1887年夏季学期）；贸易与手工业政策（克鲁斯，1885－1886年和1887－1888年冬季学期；玛塔佳，1889年夏季学期）；劳动保护法（玛塔佳，1887年夏季学期；祖克坎德，1889年夏季学期，1889－1890年冬季学期）；交通业（克鲁斯，1884－1885年，1886－1887年，1889－1890年冬季学期）；税收制度（玛塔佳，1888年夏季学期，1888－1889年冬季学期）；工厂立法（玛塔佳，1885－1886年冬季学期）；国家财政和信贷制度（迈伊尔，1886－1887年冬季学期）；价值、价格及有关理论原理（祖克坎德，1887年夏季学期）；英国所得税制度（迈伊尔，1885年夏季学期）；公债（布伦坦诺，1888年夏季学期）；英德两国手工业工人问题和社会政策（布伦坦诺，1888－1889年冬季学期；商业政策，理论与历史（祖克坎德，1889－1890年冬季学期）；国民经济学实习（克鲁斯，1888－1889年冬季学期）；商业和税收政策（玛塔佳，1889年夏季学期）；信贷理论（迈伊尔，1889－1890年冬季学期）。1871年以后的20年中，维也纳大学大约有1万名学生学习过上述固定的课程，他们指望将来从事法律事务，在政府任职或经营商业；没有人入学之初就想研究经济学，他们来听经济学多半是为了应付考试；听那些编外讲师讲授为数不多的次要课程者更是寥寥。只有少数人专心致志于这种偶然的学习，占去他们的一部分课程，并成长为奥地利学派的教授。维也纳的这些学生为什么会从他们所向往的专业转向终生研究经济学呢？其他的奥地利大学也有类似的条件，但却没有出现经济学家。法国各大学在70年代曾将经济学纳入他们的法学课程，但这些大学没有产生出经济学派，维也纳大学有两种东西是其他奥地利大学和法国大学所缺乏的。他们有一种新理论可供讲授，又有一批将被承认的经济学家；其他大学讲授的却是过时的行将衰落的理论。奥地利人在1870－1880年代能为他们的学生提出一种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观点，这些观点的价值与日俱增。最后，奥地利人拥有一大批杰出的经济学教师，他们的诚挚与热情促使学生转向认真地研究经济学。
Ⅱ
1880年代末和1890年代初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的教学情况从当时几位学生的叙述可见一般，他们是比利时人欧内斯特·麦姆，美国人H．R．西吉尔和法国人亨利·圣马克，他们都是慕奥地利学派之名而来的。当然，门格尔同施穆勒的方法论争论像他的价值论一样也吸引着外国的学生。麦姆特别提到“方法论的大争论”是他对维也纳大学的主要兴趣之一。西吉尔说，各国经济学家都注视着门格尔、施穆勒、庞巴维克和瓦格纳。圣马克说，门格尔在维也纳的地位与施穆勒在柏林的地位不相上下。这三位维也纳的观察者对经济学教授均有很高的评价，麦姆说：“正是这些名教授把我们招到了维也纳。”他对门格尔尤其赞扬备至：“门格尔当学者之前是一位称职的教师，这是他的长处之一。他的教学与其说是在大学进行，不如说是在家里进行。他总是亲切地接待前来向他请教的学生；指导他们进行研究，几个小时地同他们讨论呈交给他的作业。他的藏书十分丰富，无奇不有，把财富交给学生支配是他莫大的快乐。”西吉尔也对门格尔的教学予以高度评价：“对门格尔作为一个教师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他在学生中的巨大声望，他在把那些才华横溢而又同情其基本观点的年青人收拢到自己周围的努力上取得的成功，都足以证明他是这方面的天才……得以接近他的藏书（门格尔有私人图书馆），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机会；能够聆听他的教诲，更是吸引人的事，这正是为数不少的学生更喜欢来到维也纳而不是去柏林的原因。”
Ⅲ
各国的特点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边际效用学派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发展，而使奥地利相对地占了上风呢？在德国，对边际效用学说一直抱有敌视态度的历史学派，支配了该时期所有的大学职位。有人说，施穆勒通过在教育部的朋友能够停止聘用任何不赞同历史学派的人，从而阻止边际效用学派侵入德国的大学。这种解说无疑过高估计了施穆勒个人的权力，也过高估计了对边际效用学说抱有强烈依恋之情的对手的人数，以及渴求在大约20多所德国大学谋取经济学教席的人数。
十分相似的是，一群保守和不生产的学者支配着法国大学的教坛，这迫使里昂·瓦尔拉斯出走瑞士。同德国相比，法国在1877年前大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教席不多，因此排斥经济学家的机会也就比德国更少。在这个时期，他们容忍了夏尔·季德等人。季德直截了当地赞扬杰文斯，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运用边际效用思想。跟德国一样，在法国能讲边际效用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并不多，因而也不会有很多经济学家被拒于教席之外，为争这些教席的法国人为数寥寥。
这个推测对那个飘忽不定的实体（英国古典学派）也是适用的。倾向于边际效用学说的教授受到排斥，以维护劳动价值论。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马歇尔和埃杰沃思就是明显地倾向于进际效用学说的，而他们此时正位居英国的两个主要的（牛津和剑桥）经济学讲席，边际效用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他们在本国的境遇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在奥地利本身，对边际效用学说的反对像其他地方一样可怕。奥匈帝国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控制着7所奥地利大学：维也纳、布拉格、因斯布鲁克、格拉茨、捷诺维茨、克拉科夫和列堡。1870年后的20年间，后面这4所大学对边际效用学说的兴起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因此，说“维也纳学派”比说“奥地利学派”更确切，尽管维也纳大学的一些学生曾任教于布拉格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不仅边际效用学说多半被局限于1所奥地利大学（布拉格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而且即使在维也纳大学之内（布拉格大学依然），当局也试图把它视为另外一种观点，而不是所介绍的边际效用学派的观点。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存在，是由于奥地利大学把经济学的每一课题都分成两部分，学生可以任选其一。门格尔开始在维也纳大学讲课时，另一个讲席由斯廷主持，他是一位持有完全不同观点的名人。斯廷1885年退休后，当局出于明显的考虑又延聘了米亚科斯基和布伦坦诺，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同门格尔是对立的。虽然他们在维也纳大学未待多久，但聘用他们这件事本身就表明，即使在维也纳大学，边际效用经济学家也未得到全心全意的欢迎，简言之，事实反驳了这样的见解，即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兴起是因为别处经济学家的国民观点反对新思想，而奥地利的国民观点却鼓励这种新思想。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章 瓦尔拉斯后来的贡献
Ⅰ
里昂·瓦尔拉斯在1892年退休以前的22年间一直从事教学并创建了洛桑学派。“学派”一词在此是有限制的，即它首先只指瓦尔拉斯一人，后来才有继承者维尔弗莱德·帕累托，派斯科·鲍宁西尼和弗明·奥利斯。他们之中没有一人一直在洛桑从事研究，这同奥地利学派很不相同，后者的教授们的学术渊源在维也纳，而且几乎源于同一个人。洛桑学派不是通过直接的教学活动来传播他们观点的，没有哪位重要经济学家通过在洛桑研究而获得灵感或观点，他们的理论是远离瑞士的读者通过阅读瓦尔拉斯或帕累托的著作才得以扩散开来的。人们从瓦尔拉斯课堂所学到的东西，远不及从他的著作或文章所汲取的。
洛桑学派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其中首要的一点无疑是他们对边际效用的运用，因而我们可以推测，瓦尔拉斯在其《纲要》问世后仍然密切地关注着边际效用。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预期。
Ⅱ
博卡多于1878年在其《经济学家书目》中加进了4篇纪念性译文，标题是“数学应用于社会”，其中包括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关于他们学说的优先权的通信，这些信先前曾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有了杰文斯的《理论》和瓦尔拉斯的《纲要》的节译本，有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关于他们思想发展的评论，意大利经济学家们现在可以比较方便地了解这些新学说了。这4篇纪念性文献的德译文在1881年也问世了，标题是“价格决定和价值决定的数学理论”。这些文献对德国经济思想的发展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莱克西阅读过它们并写过长篇的评论。几年后又出现了法文版，还增加了2篇论货币的文章和1篇论土地国有化的文章。这是在法国出版的广泛利用边际效用思想来解释价值问题的第2部著作。季德在评论该书时对与效用有关的各部分只字未提，即可作为一个例证，表明他对促进研究边际效用的来源问题产生的影响极小。季德对数学感到烦恼，他更注意的是该书后半部论及的较现实的货币问题和土地改革问题。其他的法国读者显然也是如此。
瓦尔拉斯关于效用问题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新东西之一，是他同杰文斯通信中涉及他们学说优先权的那一部分。这些通信的形式和特点可能吸引很多的读者，却易使他们避开更严肃的数学说明。
瓦尔拉斯关于效用问题的文章中，较有吸引力的方面是他对戈森的研究，他不仅指出了戈森生平中重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提出了他自己（而不是戈森）的优先权要求。他说，他也有人类的这种弱点，即希望给他的名字加上“一项重要成果”。因此，在接到告知他发现了戈森的著作的信件后，他对于满足了戈森的要求之后，“我自己还有那些东西留下来感到少许的担心”。他的结论是，尽管戈森可能像杰文斯所说的那样，预见到了杰文斯所发现的全部或大部分，但戈森并没有预见到他自己的东西。他欣喜地指出，他有幸使自己的分析达到戈森未曾达到的一点，因而对他自己的大部分发现仍然保持着优先权。
在利用效用思想方面，瓦尔拉斯完全承认戈森和杰文斯的优先权。他所保留的优先权表现在：把交换条件扩展到众多交换者；更透彻地研究了各生产要素的价格；特别是研究了一般的场合，在这种场合，生产者雇佣生产性服务，售卖最终产品给消费者；还有，在他的资本理论中运用了边际效用思想。他最后向戈森和杰文斯致谢，因为他们“在向我掩盖一切纯政治经济学起点的同时，十分体贴地几乎让我全部掌握了以后的一切推断”
Ⅲ
瓦尔拉斯于次年即1886年又一次把边际效用学说提到阅读法文的经济学家面前，他在该年发表了《货币论》。瓦尔拉斯、门格尔和杰文斯在发表了他们各自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以后的岁月里，在货币问题上花的时间和出版的著述，比任何其他问题都要多，但只有瓦尔拉斯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了他的货币理论。他的《货币论》在传播边际效用思想中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他在该书中指出，他发现门格尔已经使用了边际效用思想。早在1883年经由布鲁尔介绍，瓦尔拉斯开始同门格尔通信；但这个时期他们的讨论限于方法论，没有涉及他们各自边际效用学说的类似。瓦尔拉斯第一次明确地集中了解门格尔的边际效用学说，是在1886年经由庞巴维克之手。瓦尔拉斯在完成并将《货币论》付印之后，从庞巴维克那里得到了后者“财货价值理论纲要”一文的单行本。于是他就为这本已经出版的著作写了一篇序言，叙述了1886年边际效用理论的状况。在倾向于边际效用思想的人中，瓦尔拉斯列出了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他没有说门格尔是1870年代边际效用理论的第3位发现者或再发现者，但他毕竟知道了门格尔和维塞尔及庞巴维克一起研究了边际效用。门格尔在1883年送给瓦尔拉斯一本《原理》，但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瓦尔拉斯没有受到庞巴维克早期著作的影响，更遗憾的是，也没有受到维塞尔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的影响。
庞巴维克知道瓦尔拉斯对边际效用有兴趣，显然是通过其他一些途径，而不是因为读了瓦尔拉斯1885年论戈森的文章，因为庞巴维克在这篇写于1886年的论价值的重要著作中未曾提到戈森。瓦尔拉斯谈到庞巴维克时说：“在他得知这方面的情况后，他会承认不提这本书及其作者是多么令人遗憾的缺陷……”
接到庞巴维克文章的单行本，唤起了瓦尔拉斯对边际效用理论取得成果的希望。瓦尔拉斯列了一个名单。历数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在经济分析中运用边际效用真确性的经济学家。在这份名单中，不仅有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而且有下列各位：皮尔逊（瓦尔拉斯是从庞巴维克的文章中知道他的）、马歇尔、西季威克、福克斯威尔、埃杰沃思、威斯蒂德、布鲁尔、格雷文、沃尔克、李德、劳哈特和安东尼里。他把这一大批人称为“学派”，这是第一次这样称呼在价值论研究中运用边际效用理论的人们。瓦尔拉斯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价值和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正在形成一个学派……”。
瓦尔拉斯还概述了这个学派发展的趋向。他说，理论应当为应用经济学指明道路，从而有助于经济改革。他认为他和了解边际效用秘密的其他人，能够以一种既非社会主义者也非保守主义者的眼光来判断改革。他抱着这个宗旨研究了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土地价值的赋税问题和货币问题。这些研究表明了一个公认的推想，即瓦尔拉斯1877年以后未继续钻研理论问题，也未再研究边际效用问题。他之所以没有回到理论经济学或边际效用理论问题，是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充分地利用和发挥了这些工具，他在这方面已经花了不少时间。
瓦尔拉斯的货币理论是为货币改革提供论证的。他的改革主张基于交换分析，而交换分析又基于效用理论，因而他在《货币论》一开始就提出了他的整个体系的蓝图，突出了“稀少性”思想。在这里他不禁要给边际效用一个特殊的地位，即把它作为价值的原因，而不像他在自己的体系中所说的那样，把稀少性作为同时起作用的许多变量之一。换句话说，当他把效用函数看作外生函数时，他赋予这些函数在其体系的各个外生部分以特殊的荣誉地位。我们可以料想到，在门格尔的分析中会有这种边际效用论述或效用函数，因为他在《原理》一开始就谈到了因果律，可是，瓦尔拉斯持有相反的观点，因此当我们看到瓦尔拉斯也有类似的论述（效用函数）时，不免会感到吃惊。瓦尔拉斯在其《纲要》中不可能抛开原因与结果，在《货币论》中也没有表露出他要修正自己道路的意图。瓦尔拉斯说：“这等于说，在交换和生产处于平衡状态时，劳务价格由产品价格决定（而不是相反），产品价格由最大限度满足需求的条件（一切经济平衡的根本条件）决定。”
因为边际效用在他的分析中起着关键作用，所以他对边际效用作了基本的解释。他开始时描绘了一条曲线，表示“欲望满足程度”或“稀少性”作为被消费的数量的函数。这些曲线不同于他在《纲要》初版描绘的类似曲线。《纲要》的曲线是直线效用曲线，这一点受到了杰文斯的批评。瓦尔拉斯后来在《货币论》中作了修改，他在这里划了一条凹形曲线，一条凸形曲线，以及兼有凹面和凸面的曲线，不再用直线曲线。瓦尔拉斯在给杰文斯的一封未发表的信中解释说，他变动这些曲线的形状是为了避免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稀少性是依照某种简单的法则随着数量的变动而变动的。
在对《货币论》的解释中，瓦尔拉斯说到了他在《纲要》中已经研究过的有关边际效用的大部分问题。他提到了效用的衡量问题，他承认他不能衡量效用，并认为这一点“对于认为没有这种尺度的理论是重要的”。瓦尔拉斯谈到了不可分物品，但他又补充说，由于同样的理由，他只想讨论个人能够通过无穷小量来改变其消费的物品。像在《纲要》中一样，他把这些曲线的总和称为“有效效用”，并说要根据价格和稀少性的比例来表示所有物品的有效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他还提到在他所说的均衡条件下，个人没有消费某种物品时所引起的困难。
他对边际效用的全部基本研究都是沿着他在《纲要》中已经选择的路线。他增加的东西只是有关平均稀少性的思想。杰文斯的《理论》已经提到了平均效用，但瓦尔拉斯在《纲要》的1874年部分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瓦尔拉斯引进平均效用的思想，一般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平均效用必定要涉及到个人之间效用的比较，而对他的论证却没有多少帮助和好处。他只是说：“大家知道，平均稀有物品的比例和个人稀有物品的比例相同”。用Rb，Rc，……表示物品B，C，……的平均效用，使他书写其均衡条件时能节省一点地方，如PB＝Rb／Ra，Pc＝Rc／Ra，……但却没有表明每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不过，瓦尔拉斯从中也得不到别的什么东西。
Ⅳ
瓦尔拉斯在其《货币论》序言中指出，《纲要》初版已经销售一空，但一直到1889年才出了再版。他要求他教的一个班级阅读《纲要》，而学生们对书中所用的各种符号深感困难，于是他在第二版中加了一节，试图说明他的书写方法，接着还有很长的一节，试图对经济学的学生解释数学。
第2版的序言谈到了经济分析史运用边际效用的历史，他还要求读者阅读杰文斯、戈森和门格尔的著作。瓦尔拉斯在这里首次把门格尔也作为边际效用思想的一个独立的发现者，而在不久前论货币的著作中还不是这样的。
关于边际效用理论的前途，瓦尔拉斯在《货币论》序言中曾表示了乐观的态度，这种态度在1889年还保留着。他说他能够把他早先已经列出的讲授该理论的教授们的名单加长，但他并没有这样作，而只是列出他们讲授的地点：都柏林、卢万、维尔茨堡和波尔多。瓦尔拉斯在《纲要》再版中作了许多改动，但涉及边际效用的并不多。他指出，他考虑要增加的主要是，应在不连续函数的场合来进一步讨论最大化的条件。在初版中他已经提到了不可分割物品的情况，他在再版中解释了具有连续效用函数曲线的一种物品同具有不连续曲线的一种物品的交换。瓦尔拉斯说明，在不连续物品场合存在着非常近似于他的均衡条件。
瓦尔拉斯在第2版中增加了一些部分，想用一种更精确的数学符号使他的解说更鲜明。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种更直接的数学方法。这对有一点数学知识和爱好的人可能有所帮助，但只能使那些难以跟上第1版的数学论证的读者更感吃力。
瓦尔拉斯作了真正修改的句子之一，按贾菲的说法，是“交换的最大化原理，该原理在第1版中是作为广泛的经验观察的原理，而在第2版和以后的各版中却作为一种假定的命题提出来了”。这句话在第1版和第2版（括号内）是这样的：“有根据说，原则上它将进行（假定它进行）交换，以满足尽可能大的总需求量，因此（可以肯定），Pa既是已知数，da就是明确的……”。
瓦尔拉斯会有一些这样的改动。关于交换均衡条件的表述，第2版是：交换者“得到”最大满足；第2版将“得到”改为“可能得到”。这些字面上的变化证明了贾菲的解释。瓦尔拉斯既然对他的理论作了认真的变动，他应就这种变动的性质给读者留下更有力的印象，而在贾菲校勘《纲要》的不同版本之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变动。
瓦尔拉斯在《纲要》再版时，加进了他在《货币论》中首次使用的平均稀少性的思想，这给他带来的的惟一好处是维护了他的观念。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一章 季德和法国人关于价值的争论
Ⅰ
夏尔·季德在推展边际效用思想方面所做的尝试，比七八十年代任何其他法国作者都更为勇敢。这始于他评论杰文斯《理论》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881年《经济学杂志》上）。他在1884年还把边际效用思想写进了一本新的成功的经济学教科书。
他的门徒比他预想的要少，这只能怪他自己；没有人愿意跟他走，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步履蹒跚。他的文章激起了一场关于价值问题的长达7年之久的讨论，这场讨论多半是在《经济学家杂志》上进行的。但这场讨论根本没有抓住价值理论的本质（像杰文斯所作的那样），也没有能使哪位经济学家转向边际效用理论。然而，季德的声望、地位和他所做尝试的性质，使得考察一下他的评论和此后发展的结果成为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Ⅱ
季德于1877年从事经济学教学，担任一个经济学教席，该教席是在法国政府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必修课时创设的。此时李德所受到的经济学训练（按照季德的悼文作者的说法）仅限于阅读过巴斯夏的全集，那是他叔父在他最后攻读学位时送给他的，季德从此对经济学有了一种新看法。
季德在论杰文斯的文章中特地承认法国经济学的状况是悲惨的，他认为应当重视杰文斯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在法国经济学家尚未反思之时，李德就列出了一张讽刺性的清单，表明了法国人在经济学领域的兴趣和任务：“我们热衷于统计学，人口统计学，财政学，经济法学，也许还有社会学，而没有政治经济学。关于效用与价值，资本和劳动性质的讨论（只有杰文斯先生的论著讨论了这些问题）被视为我们时代的繁琐哲学问题”。在季德看来，法国人忽视杰文斯的《理论》，就是上述状况的一个例证。季德指出，该书10年前问世，第2版也已于1879年初版了，但在法国不仅迄今没有出版法译本，而且甚至尚无一人详评这本书，也未见哪本新近的教科书提到杰文斯。不过，同与杰文斯的一致相比，季德似乎更坚决地强调了他同法国同行们的分歧。季德首先强烈赞成杰文斯的下列论点：演绎法比归纳法更适合于经济学。这就把已在法国赢得一些支持者的历史学派抛到了一边。但是，当进而论及杰文斯所主张的经济学必须利用数学方法（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数量）时，季德就同他的法国同行一起表示反对了。数学使季德感到厌烦，正像使其他许多人感到厌烦一样，这是因为（部分地，至少是可以理解地）它使人弄不清作者说了些什么。
季德认识到价值论是杰文斯《理论》的“首要部分”。他对于“最后效用程度”和价值的联系这一中心思想有明确的理解，并说谁也不可能忽视这一点。依照季德的说法，早在1881年法国已经有了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扼要表述，它完全是以非数学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发表在容易得到的地方。但是，季德对边际效用论的破坏性批评直接损害了他对这个理论的解释。他把对边际效用论的解释插在他对数学的谴责和对杰文斯效用论的批评之间，有可能使学生把这类著作连同其缺点一起都放弃了。
季德为他对边际效用论的这种逆反判断提出了两个基本的反驳，第一，杰文斯既然不能独立衡量最后效用程度，也就不能肯定物品在既定条件下的交换比率；但季德认为，他却在一篇文章中争辩说，交换价值比率可以暗含最后效用程度比率。实际上杰文斯的方程式体系中并不存在循环论或不确定性。即使存在，也同衡量问题无关。由于对杰文斯的数学方法缺乏理解，使季德提出了虚构的困难。
季德对杰文斯效用论的第二个反驳具有完全不同的基础。季德拒绝使用“效用”一词，他认为该词有一种通俗的含义，而且会继续导致误解。季德没有提出一个替代的词作为补救（他后来主张这样做），而是转而指出：“价值同时决定于效用和稀少性”。这个说法来自巴斯夏，但他也不可能总是这样想，他在自己的教科书中就用过“最后效用程度”的说法。
3年后季德发表了第一部以法文撰写的经济学方面的现代教科书，他在讨论价值问题时利用了边际效用思想。本书长期内一直是法文中惟一的一本含有对边际效用理论适当解释的教科书。
Ⅲ
季德关于杰文斯的文章在《经济学杂志》上挑起了一场关于价值问题的长期讨论，这场讨论很好地说明了边际效用思想在80年代的法国对价值理论的影响多么微不足道，尽管讨论是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思想开始的，而且不时地回到他们那里，但参加讨论的人实际上根本不理解或不重视这一新思想。讨论立即就开始了。布兰斯在季德的文章发表后立即致信季德，这些信发表在1881年12月《经济学杂志》上。布兰斯略过了季德对边际效用的解释和对价值论的应用，甚至认为季德的解释是最明确的。他说，季德指出，杰文斯用效用决定价值，瓦尔拉斯用稀少性，他们都只有一半真理。季德所说确实如此，但所幸的是他还说了一些别的话。季德很恰当地答复了布兰斯，他说，物品数量对价值的影响只能通过它对物品边际效用的影响。这两封信的交换是无用的，因为布兰斯不可能理解边际效用思想。季德理解得非常明确，但影响不了布兰斯，甚至李德本人似乎也还需要坚定信心。
蒙基在大约1年后发表了一篇关于价值问题的文章。此人于1877年进入第戎法学院，此时季德到了蒙特利埃。蒙基只把季德的文章作为出发点。他希望建立一种可以接受的价值理论，因为他认为季德已经指明杰文斯的理论经不起深究。这里有意义的是，1882年即杰文斯去世之年，在法国仍然缺乏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理解，而不在于提出什么（像蒙基所主张的那样）特别的答案。蒙基的文章并没有表明作者对下述情况有任何暗示，即杰文斯的创新在于利用边际（用后来的说法）思想，而不在于把效用用于价值分析。
这篇文章引起马蒂诺和蒙基之间交换意见，这些同边际效用价值论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们讨论的是价值论；这再次表明当时倾向于杰文斯或瓦尔拉斯理论的经济学多么少。
达鲍斯在这一时期发表小册子对价值论提出了长篇说明。他想比较详细地审视一下季德1881年文章发表后掀起的那场争论的各个方面，指出其中的错误，为说明他自己的观点准备条件。详细论列这些辩驳会使今天的读者感到厌烦（1886年大多数读者可能也是这样），而且会使我们滞留于达鲍斯关于杰文斯的看法。达鲍斯得出如下犹豫不决的结论：“在经济学领域内，杰文斯的理论对价值问题没有带来新真理或部分真理，它只是增加了已有的混乱”。他的这个结论显然是通过阅读季德关于杰文斯的文章而得出的，而不是读了杰文斯的《理论》而得出的。由于某种理由，达鲍斯没有触及杰文斯关于效用是物品数量的函数这个观点。他说：“效用随数量变化这个命题是绝对错误的，物品效用同其数量无关，它并不因数量大而减少，也不会因数量少而更有用；无论数量多寡，其营养价值和抵御风寒的效力没有变化。在两种情况下，效用是一样的。”这完全是误解。由于缺乏把效用作为数量的基本思想，特别是没有关于总效用应依存于数量的思想，他显然不可能理解更困难的思想，即边际效用会随物品增加而减少。达鲍斯的小册子又一次激起了争论，但没有比以前更富有启发性的成果。霍达德评论了达鲍斯的小册子，达鲍斯作答，霍达德再答；玛涅金站在达鲍斯一边，达鲍斯回答了他的建议。
花这么多时间叙述经济学中久被遗忘的作者之间关于价值问题的无成果的争论，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历史有何意义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难得提及边际效用，即使在一开始季德想向法国人介绍杰文斯时也不例外。介绍这场争论，与其说是想让人们注意到季德对杰文斯的关注，不如说是想再次强调指出，法国经济学家不仅在整个1870年代，而且在1880年代，离接受和理解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理论还很遥远。上述最后两封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信是写于1888年，即1871年后17年。参与争论的众人之中，只有一人读过杰文斯的书，而且似乎在拒绝和接受杰文斯理论之间还犹豫不决。只有季德和达鲍斯检验过杰文斯的理论，但他们谁也没有谈起过瓦尔拉斯的观点，或是把他同杰文斯联系起来，即使他以法文写了大量有关论著。瓦尔拉斯完全可以抱怨，认为这种沉默是反对他的一种阴谋、争论者中无一人以任何一点理解的态度读过瓦尔拉斯的书；只有季德提到过他的名字。他们之中更没有人听说过门格尔或其他的后继者了。除了季德最初的解说以外，再没有谁对边际效用思想哪怕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了解，也没有任何人在经济学的这个方面提出过什么更先进的思想。法国人在1889年还缺乏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任何东西。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二章 拉韦利
Ⅰ
除了季德（当然还有瓦尔拉斯）之外，1870年后的一代讲法语的经济学家中，只有埃米尔·路易斯·维克多·德·拉韦利表现出利用边际效用思想的能力和愿望。拉韦利是列日的一位教授，他在1881年的《当代社会主义》一书中用类似于边际效用的思想反驳马克思，又在1882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重申了这一思想。不过他在这两本书中提出的思想只是大致近似于边际效用观点。
拉韦利的《当代社会主义》多次再版，拥有广泛的读者，该书在国外也获得了成功。拉韦利把效用作为摆脱马克思剩余价值论证的工具。他在总结对马克思论证的评论时说：“当我们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感到我们被关在他的逻辑的铁栏杆中时，我们像过去一样会经受恶魔的折磨。如果承认他的前提（都是从权威那里借用来的），就很难避开他的结论……自我解脱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认可斯密、李嘉图、巴斯夏和格雷的价值理论，我们就不能不自相矛盾。
拉韦利驱赶马克思主义“恶魔”的办法，就是抛弃斯密、李嘉图、巴斯夏和格雷等人的价值论。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基本错误在于他的这个观点：价值总是同劳动成比例”。他认为同价值最有关系的不是劳动，而是效用。这个置换是重要的；为使其有效，拉韦利把通常的价值观念加工改造成为某种非常类似于边际效用的东西。
拉韦利解释并深入研究了水的例子，此例曾被用于反驳效用价值论。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求助于杰文斯或瓦尔拉斯的权威来支持他的观点，因此，当他说通常“以水为例”来反驳效用价值论是基于语言的模糊不清，而“这一点从未被指明”时，他对此说法要求首创权。还应注意到，虽然拉韦利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以边际效用解释效用，但他的用语是非常粗糙的。
拉韦利解释说，人们在两个意义上使用“效用”一词，即一般的意义和特殊的意义。尽管他没有这样说，但这些说法大体上同总效用和边际效用是吻合的。也就是说，在拉韦利看来，当某人说，水有很大效用时，他是指一般的或总的效用，而当某人说，水的效用很小甚或全无时，他是指特殊的或边际的效用。请看拉韦利对物品价值的特殊效用的解释：他说：“说水没有价值系指某一特定部分的水；在此意义上它的效用很小。河岸上一桶水的价值是多少呢？不会超过提取它的麻烦……（然而）在萨哈拉的腹地，对于一个无论以什么价格都无法得到水的旅行者来说，水也许值世界上的全部货币。”对这段话当然可以改进，使之作为对边际效用的解释，但应当承认他在此表述了该思想的根本点。拉韦利对马克思的反驳，不像稍后几年威斯蒂德、肖伯纳和英国其他费边社分子反驳得那么彻底和熟练，但同法国当时其他经济学家相比，他对边际效用的理解是突出的。
拉韦利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像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一样获得了成功。该书出了多版和多种译本，包括美国人的译本。在价值问题上他重申了《当代社会主义》已经提出的论证，还是以水为例。作者在序言中说，杰文斯和M．P．马歇尔的著作是富有教益的。尽管他没有明说，但他显然是指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初级读本》（该书法文译本1878年问世），而不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阿尔弗雷德和玛丽·帕利·马歇尔的《工业经济学》。在效用价值论方面，这些著作当然不会对拉韦利有很大帮助。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三章 勒瓦瑟和奥托：法国人对边际效用的批判
Ⅰ
法国人显然没有忽视边际效用，他们对它持有一种特殊的异议。只是在两种场合（1870到1889年间），法国经济学著作家才强烈地和公开地拒绝在经济分析中运用边际效用。较早的拒绝来自埃米尔·勒瓦瑟，较晚的来自奥古斯特·奥托。
勒瓦瑟的异议是在瓦尔拉斯首次正式陈述他的边际效用理论，即1873年8月16日向道德和政治科学院宣读他的论文时提出来的。我们在此只论及瓦尔拉斯论文中被学院接受的部分。杰文斯知道他的论文是被当作耳旁风了，而瓦尔拉斯知道他有一名听众，因为在他宣读论文后，勒瓦瑟声明他在下次会议上要发表不同看法。他在8月30日的会上果然这样做了。学院的另外两位成员也发表了评论，他们是奥古斯特·瓦莱和路易斯·弗朗索瓦·米契尔·雷蒙德·沃龙斯基。瓦尔拉斯可能没有参加会议，因为《道德和政治科学院工作会议汇报》中没有记载任何答复。上述三人的评论显示了科学院成员对瓦尔拉斯论文的效用方面内容的直接反应。一般来说他们的反应对瓦尔拉斯是不利的，虽然瓦莱试图给予一定的支持，但勒瓦瑟接着很快就放弃了。
Ⅱ
勒瓦瑟的批评确实不能归功于他对瓦尔拉斯刚宣读的论文的理解，或者对数学和经济学性质的理解。他一开始提出并多次重申的批评意见是：数学同人的需求和欲望无关，因为需求和欲望本身不能衡量。在这个批评背后显然是一种过分简单的数学观点或衡量观点。勒瓦瑟总的结论是：“他的曲线是没有根据的……不可靠的，有的是错误和危险……”。他显然认为危险在于通过数学工具传达给读者的是谬误的精确性。
勒瓦瑟的批评不止如此。他的第二点异议显示出他并不理解瓦尔拉斯效用函数的性质。勒瓦瑟说，“欲望”并不按照瓦尔拉斯所说的法则增减，“需求”的高低波动会受到许多不同条件的制约。对所有这一切，瓦尔拉斯不会不同意的，除非勒瓦瑟想传达这样一种观点：对所有实际的目的来说，效用函数的形状变动得十分频繁和反常，以致于在分析中无法加以使用。但是勒瓦瑟所举的例证表明，他对瓦尔拉斯关于效用和需求的合理稳定性这个暗含的假定并不持有异议。作为需求波动的例证，勒瓦瑟指出，饥荒时期人们对小麦的欲望强度比丰收时要高出许多倍。这个例证与其说是对瓦尔拉斯效用函数思想的批评，不如说是对它的说明。
勒瓦瑟还暗示瓦尔拉斯的理论过分简单，但他没有举出进一步的例证。他和批评瓦尔拉斯从其父亲那里借用来的“稀少性”观点。这表明他从瓦尔拉斯宣读的论文中并没有把握住瓦尔拉斯这个术语的不同寻常的含义。这也许只能责怪瓦尔拉斯本人，因为他未加预告就使用了一个具有非常普通含义的术语，但给了它一个同样不寻常的解释。勒瓦瑟的结论是，经济学家可以用几何方法作为证明方法，但不能作为研究工具。
瓦莱（他的著作是法文中第一部以对话体写的论述边际效用与价值关系的著作）对下述观点表示异议：购物者并不关心生产该物所需劳动之多少；劳动创造价值但不调节价值量。勒瓦瑟答复说，购物者常常计算劳动量，即使他们不计算，售卖者也会计算的，而且经济学的真谛（我们应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加以掌握）在于，劳动成本提供了最低限界，竞争会迫使价格趋向这个眼界的。
我们的讨论以沃龙斯基的评论做结束。沃龙斯基赞成勒瓦瑟的立场，并补充说，因为把经济学看作是一种精确的科学，所以瓦尔拉斯误解了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科学。瓦尔拉斯没有直接评论勒瓦瑟和沃龙斯基的这些说法，但他后来说过：“科学院对这份报告最无好感，大泼冷水。”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瓦尔拉斯表现得相当坚定，继续准备下年出版的著作。
Ⅲ
勒瓦瑟在其漫长一生的晚年显然保持着最初的印象，即认为边际效用理论的价值微不足道，不过他后来的著作没有直接触及边际效用思想。他的主要经济学教科书的英译本问世于1905年，部分内容是作者为译者重写的，其中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作者承认边际效用。勒瓦瑟于次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及法国在第三共和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本书谈到历史学派，但未触及边际效用学派。按他的说法，法国似乎同边际效用运动无关，甚至对它毫无兴趣。
勒瓦瑟对边际效用、特别是对瓦尔拉斯的思想缺乏兴趣所招致的讽刺性结局，在他临终前来到了。1909年法兰西各大学的教授和经济学家曾向瓦尔拉斯献词，其中有这样的反问：“如此喜爱清晰、协调和逻辑的法国精神怎么可能不被（在有朝一日理解之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体系的优美布局所吸引呢？这个体系囊括了整个经济界，其中同一个公式包括着一切产品的价格和一切劳务的价值”。谁决不会这样提出问题呢？又有谁能比其他人更好地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呢？肯定是埃米尔·勒瓦瑟；是科学院的这样一位成员，他在瓦尔拉斯发表了表明其经济学核心思想的演讲之后一星期就对该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异议；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法国经济学界漫长而活跃的生涯中，从来未从瓦尔拉斯的源泉汲取一滴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给瓦尔拉斯的献词（连同那个中肯和有意义的反问）的签名名单中，勒瓦瑟名列前茅。
Ⅳ
第二个批评家奥古斯特·奥托是在1880年代晚期发表其对边际效用的见解的。奥托34岁时（1848年）从历史学转到经济学。他1865年后在各种场合就各方面问题为《经济学家杂志》写文章。然而他在七八十年代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特别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兴趣。奥托于1851年发表了《社会经济概论》，1892年出了再版。他是在1889年首次评论边际效用论的，当时他突然为《经济学家杂志》撰文评论了维塞尔的刚刚问世的《自然价值》和庞巴维克的5年前出版的《资本理论的历史与批判》。
奥托认真阅读了维塞尔的著作并把握住了维塞尔的价值论的基本思想。他把维塞尔的Grenznutzen（边际效用）译成法文的La
valeur－Limite（限界效用），但他没有看出这个思想的意义。他指出，谁都懂得消费者还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增加购买。他责备维塞尔把价格的下跌同效用的下跌联系起来，并从这种联系得出结论。奥托这种联系把交换价值混同于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两种究竟有哪些主要区别呢？他没有直接回答。他用半页的篇幅表明，虽然增量的水、鞋、书或小麦的效用减少了，但是原先单位的重要性并未减少。其实维塞尔对此也不会否认的。奥托强调了下述情况，其意义不过是说边际效用和总效用都是存在的。他说：“我的藏书中有一本我每天使用、对我用处很大的书，我们暂且估计其使用价值为10，假定我偶然得到另外10册同样的书，在此情况下，是否该书的效用将减少为零呢？它对我是否毫无用处了呢？的确，我将可以用那10册书，但我拥有的11册书中的任何一册的使用价值将始终为10。”奥托也许不自觉地坚决反对在发现边际效用思想时降低总效用的意义。这种异议可能有理，但难以证明他的极端说法的正确性；他认为维塞尔的价值论“应被视为虚幻的东西，禁锢在把它想象出来的作者的书中”。
Ⅴ
奥托1890年还评论了瓦尔拉斯的《纲要》第2版，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该杂志没有刊登过评论该书第1版的文章，这次发表对第2版的评论，可算是对前次忽略的改正。该文表明奥托仔细研究过《纲要》，这对75岁高龄的奥托来说必定是一种数理经济学的训练，他以往的著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数学感兴趣。
不过，奥托不是作为数学家而是作为经济学家来批评瓦尔拉斯的。作为经济学家，他不隐瞒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担忧。奥托对瓦尔拉斯的曲线（表现物品数量同瓦尔拉斯所谓稀少性之间的函数关系）作了适当的描绘，用一段话解说了“稀少性”一词（“这显得滥用名词”）。他清楚地勾画了瓦尔拉斯在其模式中所得出的使消费者的满足达于最大化的均衡价格的方式。虽然他对瓦尔拉斯的论证作了很好的解说，但他对这些论证是持有异议的。他说：“具体问题暂且不论，我要说的是，他的根基不牢，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交换价值的不是供求商品的效用或数量”。
奥托首先拒绝的是瓦尔拉斯的这个前提假定：携带物品来到市场的个人将根据交换比例来决定多少货物留作自用，多少用于交换。奥托承认，瓦尔拉斯一贯坚持的这个条件适用于远古时代野蛮人和实物交易，而不适用于现今社会。在现今社会中，使用货币，存在劳动分工；交易者来到市场时通常都希望卖掉他全部的存货，也不存在多少比例的货物留作自用这样的问题。奥托坚持说，售卖者并不在意其货物所能满足的需求；而购买者也不过问交易者是否以低于前一半的价格出售后一半，因为前一半的货物能够满足他最强烈的需求。这是奥托惟一提到类似于边际效用思想的地方。奥托举例说：“吃一顿美餐的人，为最后上的饮料和菜肴付出的钱，通常要比为最初上的饮料和菜肴付出的钱更多。”
他的下一个论证基于这个所谓事实：在现代社会，生产能使自身适应需求，而且生产的物品量通常超过消费者的购买量。这个结论是他从生产者售卖他们货物的困难中推论出来的。他争辩说，这意味着大多数物品的边际效用是零，因而不能以边际效用作为决定价值的工具。按照奥托的看法，生产者所使用的劳动量在所有场合都调节着价值，只有局部垄断是个例外。作为反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一个确定无疑的论据，奥托提出了一个完全无关的条件：需求要求购买者不仅有需要，而且有足以满足它的能力。
奥托的所有这些论据都是没有分量的，回答这些论据并不需要多么特殊的理解力和技巧，不过没有人在《经济学家杂志》上作答，这样它们就成了官方的法国学派1880年代对边际效用经济学的最后看法。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四章 法国经济文献中的边际效用（1871-1889）
Ⅰ
法国有若干种专业经济学杂志定期评论外国和法国的重要著作，而且可能对杰文斯《理论》、门格尔《原理》和瓦尔拉斯《纲要》各书的第1版有所了解，但只有一种杂志评论过这些著作。
夏尔·勒托特是惟一评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开创性著作第1版的法国人。勒托特评论瓦尔拉斯《纲要》时没有提到边际效用，他只限于讨论数学方法。他也涉及到杰文斯的《理论》（但未发现一页是令人欣慰的）和杜皮特的著述，但同样没有在边际效用的使用上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我们在此看到了一种特殊情况，即在对边际效用重要著作的评论中，这位法国人的评论没有提到边际效用问题。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后来著述的遭遇未见好转，对杰文斯《理论》再版的一篇匿名评论未提边际效用，反而用其不大的一点篇幅批判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甚至季德在评论瓦尔拉斯《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已重印为瓦尔拉斯最早的边际效用著作的第1部分）时，也主要是强调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方法的不切实际，对边际效用却未置一词。季德的这种疏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两年前他发表过关于杰文斯的文章，在他的教科书中也有对边际效用的附带说明。他显然没有看出瓦尔拉斯的学说有同杰文斯学说相同的东西，这两人的通信也已认可了这一点，这些通信就重印在季德所评论的那部书中。
法国经济学家知道杰文斯，不是因他同边际效用的联系，而是因为他倡导数学方法，所以他们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放在一起。他们也知道杰文斯在应用领域（如关于货币、价格水平、商业循环和煤炭等问题）的著作。法国关于杰文斯的讣告表明他的声誉并不包括他在边际效用方面的著作。法国经济学家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对门格尔也知之不多，他的《原理》如同在英国一样无人置评。不过，门格尔用德文写作并在1871年发表，无疑也妨碍了法国的编辑们为评论者提供这本书。1890年后，门格尔的名声可能已为法国经济学家知晓，但他们完全可能并不了解他的《原理》，至少很久之后还是这样，伯纳德·拉弗恩在其博士论文（1910年）中说：“可惜这部著作为数极少，法国似乎一册也没有；据我们所知，公共图书馆一册也没有。”
Ⅱ
除了季德和拉弗恩以外，没有一位法国著作家的教科书和小册子提到边际效用思想，法国经济学概论的读者肯定也不会注意到这方面的参考资料。若干情况表明，把1871年和1874年定为边际效用学派发端之时是多么不恰当。我们可以把加尼尔《政治经济学概论》作为一部有代表性的法国教科书，该书属于当时最普及的经济学著作之列。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在谈到该书时说：“正是这本书使加尼尔成了名。它事实上成了经济科学的百科全书；方法的条理和知识的深刻同样引人瞩目。此外，作者还显示出对那些同他的科学信仰对立的各种见解具有完全的理解力”。但是，加尼尔“完全的理解力”并没有扩大到边际效用，因为无论是1880年（加尼尔去世前一年）修订增补的第8版，还是里斯1889年出版的校订第9版，只是稍微提了一下边际效用。
其他有名的小册子对边际效用思想也未于重视，考威的《政治经济学概要》（2卷本，第1版1879－1880年，增订版1881－1882年，扩大4卷本1893年）在其第1版中包括对杰文斯《理论》和瓦尔拉斯《纲要》的材料，第3版还增加了有关门格尔的材料，但都没有显示出这3本著作有何影响。保罗·勒洛－博利1888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没有一点边际效用的迹象，不过，这位作者8年后在其4卷本《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广泛应用了边际效用。这个时期的另一本标准著作是亨利·约塞夫·里昂·包里拉《政治经济学教程》（1857年开始出版），该书第5版（1883年）并不比第1版包含更多有关效用的内容。从下列各人的重要教科书同样可以看出对边际效用的忽视，阿尔弗雷德·乔丹，Y．古约特，费迪南德·杰奎斯·哈弗－巴仁，莫利斯·布洛克。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五章 边际效用学说在荷兰和意大利
Ⅰ
在英、法、德等国的文献之外，我们发现1870年代承认经济学运用边际效用的只有荷兰和意大利的文献。操斯堪的纳维亚语和斯拉夫语的著作家中，无人对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作出贡献。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是这样。这整个运动限于欧洲和美国，从未扩及亚洲、非洲和南美洲。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都曾注意到荷兰人和意大利人对边际效用思想的兴趣，不过，他们对这两个小国接受边际效用学说的程度的估计有点过分。瓦尔拉斯提到过阿姆斯特丹的皮尔逊教授，莱顿的格利文，阿姆斯特丹的米斯，乌德勒支的奎克和布鲁尔，还有意大利人A.埃里拉、G．B．、安东尼里、G．博卡多、G．A．赞诺和A．赞比利。杰文斯除了格利文、米斯、奎克和安东尼里之外，上述其他人都提到了。
Ⅱ
布鲁尔比其他荷兰著作家更早地了解边际效用价值论；他早先已经知晓杰文斯的《理论》和瓦尔拉斯1873年的论文；事实上，正是他最早让瓦尔拉斯注意到杰文斯，后来又把瓦尔拉斯介绍给门格尔。布鲁尔的学位论文是在荷兰首次公开论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在这篇论文发表前后，布鲁尔还同杰文斯通过信。在使边际效用学派扬名国际方面，他比其他人做得更多。
布鲁尔为什么要把边际效用作为他在莱顿大学学位论文的课题，我们不得而知。他也许会感谢奎克（后来在乌德勒支），杰文斯曾因奎克赞成这种新经济学而提到过他。奎克在1868年（34岁）时已是乌德勒支的教授，在该校一直待到1877年（为尼德兰银行效力）。布鲁尔1878年接替奎克任乌德勒支大学经济学教授。奎克的著作没有任何边际效用经济学的痕迹。布鲁尔对边际效用学说的研究在其论文发表后也就停止了。他在乌德勒支大学任教到1917年，他1930年去世。
皮尔逊是边际效用学说的另一位追随者，他大半生从事商业和银行业，1877年到1884年间也曾在阿姆斯特丹任教，离开讲台后，他先任尼德兰银行主席，后任职于荷兰政府。他对价值论（特别是在他不再任教之后）具有非常浓厚的多方面的兴趣。尽管他从未成为这种新学说的完全的皈依者，但在国内却赢得了传播边际效用思想的声誉。一位荷兰经济学家写道：“皮尔逊是接受奥地利学派价值论的第一批经济学家之一”。一位同时代人说，皮尔逊的著作“是杰文斯和门格尔等人所开创的经济理论的最新成就，也是将其运用于分配问题的最新成就，他的著作已经深入人心。”
格利文1880－1915年间任莱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皮尔逊的助手和学生，又是布鲁尔的伙伴。也许应该把他也算在接受边际效用论的荷兰教授之列。荷兰有一份优秀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家》，创办于1852年，在七八十年代很兴盛，而且延续至今。在1889年前的21年间，这份杂志只有一次注意到边际效用的文献；格利文在其中著文简评了威斯蒂德的《经济科学入门》。
除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所列举的这几位以外，至少还有一位接受边际效用思想的荷兰经济学家，他就是1885年在阿姆斯特丹接替皮尔逊教授的博京，他在这所大学还教过统计学，不过这一阶段还没有显示出他对边际效用思想的兴趣，但在他去世那一年（1890年），他曾为《政治经济学评论》撰文，表明他理解和同情边际效用学说。他在该文中曾提及他在多年讲课中同边际效用有关的观点，可见他1889年前在阿姆斯特丹一定详细解释过边际效用学说。
1880年代末有一些荷兰经济学家开始用边际效用理论论证累进税制的合理性，他们转向这个方向可能是受到皮尔逊和博京的影响和鼓励。这一时期发表与税制问题有关的边际效用论的经济学家有科特·万·德尔·林登、特里布、塔斯曼。不过最杰出者当数A．J．C．斯图亚特，他于1889年发表了题为《累进所得税理论考察》的学位论文。
Ⅲ
在杰文斯和瓦尔拉斯1870年代曾指望支持他们学说体系的意大利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履行他们当初的允诺。赞比利在《农业、工业和商业评论》（1876年）中曾论及瓦尔拉斯的《纲要》，但后来再未写经济学方面的东西。另一方面，埃里拉在为《坚韧》杂志撰写评论瓦尔拉斯《纲要》的文章后仍然继续经济学的写作。瓦尔拉斯评论过埃里拉的两本书，但埃里拉并没有回到理论经济学方面来，因而也没有再写边际效用论或数理经济学的东西。赞诺在同埃里拉的通信中谈到瓦尔拉斯（发表于1874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评论》），但对边际效用论在意大利的扩展没有更多的帮助。同杰文斯有通信之谊的鲍迪欧成了政府的统计官员，无暇继续从事他当初感兴趣的效用问题研究。
只有博卡多为进一步接受边际效用论做了一些事情，他将瓦尔拉斯的4篇回忆和杰文斯的《理论》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了他们两人的著作（作为《经济学家丛书》第3种）。但博卡多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支持不是出自他对他们的学说的赞赏，而可能是由于对各方面抗议者持宽容态度的结果，因此他并没有积极支持意大利的边际效用学派。对博卡多不愿与任何一种理论为伍这一点，洛里亚有如下评论：“他的言行表明，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是一位战士，一位困难问题的研究者，或是一种理论或学派的真正支持者”。博卡多后来的著作没有边际效用论的任何痕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对这位意大利人的著作可能深感失望，因为他们一直视他为一位早期拥护者。
博卡多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著作译成意大利文的第一个引人瞩目的结果，可能就是安东尼里《政治经济学数学理论研究》的出版（1886年）。安东尼里一直在比萨高等师范大学研习数学，他在1886年为取得学位而准备了这本31页的小册子。尽管杰文斯早已把他的书列入数理经济学著作目录，但他迟迟未得到人们注意。安东尼里不仅提供了一幅边际效用的准确图画，而且为效用论增加了一些东西，当时无人认识这一点，后来很多年也是如此。他所增加的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完整性条件”。在一个准备缓慢接受一种更简单形式的边际效用理论的世界，提出安东尼里的简洁的数学理论解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完整性条件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理解，因而影响甚微。
科萨在传播边际效用思想方面发挥过一些作用，尽管他反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效用，因而不可能热情接受这一新学说。科萨的《政治经济学指南》初版于1876年，第一次修改于1878年。杰文斯在该书英译本序言中曾对它予以赞扬。该书考察了所有的经济学文献，表明边际效用学说对意大利经济思想的影响是很小的。科萨在其考察中未提效用，虽然在论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在交换论中几乎得出同一结果”时，他曾最接近于论及效用。他把布鲁尔和博卡多同瓦尔拉斯和杰文斯联系起来，但没有谈到门格尔。科萨1892年出版了《指南》第3版，书名改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论》。科萨这两本书表明，对边际效用理论和学派的赞扬，在1870年代还不存在，而到1880年代终于出现了。科萨此时（1892年）把杰文斯和效用论联系起来，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最重要的是，科萨在1892年发现了门格尔和奥地利学派，而在1876年他还没有这样多地引证门格尔。他列举了下列各位的名字和成就：维塞尔、庞巴维克、萨克斯、祖克坎德、克莫林斯基、玛塔佳、克鲁斯和费力波维奇。他还讨论了“边际效用的奥地利理论是什么”的问题，他对他们的理论是赞成的。
科萨还列举了三位创始人的其他追随者：奥斯皮茨和李宾（他们被视为来自德国而不是奥地利）；市鲁尔和斯图亚特（荷兰）；威斯蒂德（英国）；安东尼里和潘达里奥尼（意大利）。科萨说，马歇尔“从杰文斯那里接受了最后效用程度（他更愿意称之为边际效用）理论，然后指出，这个边际效用观念既解释又完善了当时流行的生产成本论，虽然有不少人一直反对这两种观点。”可是科萨没有把克拉克和埃杰沃思同边际效用学派联系起来，尽管他注意到了他们的主要著作。
Ⅳ
潘达里奥尼是在意大利开创边际效用分析最勤奋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直到1880年代末才登上舞台。他有一种世界主义背景，其母是英格兰或爱尔兰人，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过教育。潘达尼奥里本人先在德国学习，或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学系，接着在日内瓦任教3年。这种背景使他容易接近外国文艺和经济学，特别是奥地利学派和杰文斯的著作。
潘达尼奥里1889年发表《纯经济学原理》，表明他完全接受了边际效用学派的观点。他熟悉1889年前讲授过的有关效用问题的几乎每本著作。他的著作还反映了其他人的思想，他对这些人的思想都做过研究。他开头对心理学的享乐主义进行了长篇研究，并把这种享乐主义同自我保护的欲望等同起来。他详细论证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结论，称之为基本法则并就此感谢戈森、杜皮特和詹宁斯。他支持戈森使用线性函数，因为我们“几乎不知道实际的享乐曲线下跌得有多快”，尽管他自己使用的是非线性曲线。他采用了门格尔的表，并也像门格尔一样“以任意设定的数字，例如10”来表示最需求的物品的第一个整除部分的强度。
潘达尼奥里在效用问题上同样还受到詹宁斯的影响。他比其他人（甚至比杰文斯）都更热诚地接受、更充分地理解和更大地扩展了詹宁斯关于欲望性质和分类的思想。他采纳詹宁斯的看法，把人通过五官感受到的欲望满足，分为基本欲望（如饥渴）和次要欲望。他同詹宁斯一样指出，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对满足基本欲望的物品，不同于满足次要欲望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在个人之间表现基本欲望的曲线稍有不同，而表现次要欲望的曲线则可能大不相同。
潘达尼奥里强调了确定某物品的消费随着收入变动而变动的范围，以及随效用曲线的性质而变动的范围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倾向于把个人效用曲线设想为不可改变的，他对此有如下理解：“假设人类经济的各种需求的尺度在某一特定时刻由a，b，c，d（依需求的重要性排列）这几种需求所组成；再假定他后来又能满足新的需求，仍以重要性排列，表示为e，f，g，h。但是，现在，因为他已经享受到了e，f，g，b这些满足，对它们已经司空见惯，所以他未来需求的绝对尺度可能已变得如此构成了，即b，c，f，g，a，d，e，h。换句话说，他已经消费的商品，以及他的消费资料由较少变得较多所经历的间隔，在他的需求重要性的尺度上是作为一种二者择一的因素起作用的。现在，假定他的消费资料的减少同时发生，则显然他将依照新的享乐表来行动，以节省他的享乐。”
潘达尼奥里还提出了边际效用曲线在开始下降之前还上升的观点，他解释说：“如果我们假定第一个无限小的部分，我们从中得到的满足将是感觉不出来的，他通常可用很短的一段纵坐标表示。这样我们可以假定，每条曲线（表现任何商品的效用程度）皆从零开始，迅速上升到顶点，然后或快或慢地下跌，依所谈的商品而定。”1889年前得出边际效用曲线的著作家不很多。没有一人把它们画成最初的部分是边际效用的增加。潘达尼奥里的解释暴露了他逻辑上的缺陷，而不是在作曲线的上升部分方面所提出的见解不同。消费者可能从“无限小部分”得到一种“感觉不出的”满足，而不管他消费这个微小部分是起初还是最后。纵坐标的长度并不决定于增量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增量与所感受的效用增量的比例，这个比例从一开始就很有理由下跌。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六章 经济思想史著作对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描述
Ⅰ
每种历史都是由人撰修的。开始时往往只是一个大概的叙述，且由参与提出某种观点的人所写成。这种叙述继而被其他人重复与扩大，终于变成一种标准的形式，为后来者所接受。边际效用思想史的历程正是如此。
让我们从考察边际效用史最终采取的标准形式开始。通常的边际效用史的开头总是说，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在1870年代初同时而又各自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人们评论道：在相距甚远的伦敦、维也纳和洛桑几乎同时出现这种边际效用理论是令人惊异的，因而必定有当时的若干条件促成了这一发展。标准的历史著作通常还包含这样的评论：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端，因为它把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成本（或更偏重于劳动成本）转向边际效用以说明价值，并且，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从自然转向人。它还是“主观的”或“心理的”经济学的开端。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标准说法引述若干其他著作家（他们是这场革命的先驱者），最后顺理成章地叙说步先驱者后尘的这些人的著作。
边际效用学派史的这种说法已为所有著作家所接受，它无疑准确地反映了这个领域在1871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先驱者是很多的（他们总是有的）；革命发生了（如果我们不坚持这样理解革命的定义，即不考虑此革命进程实际上在20年间，直到它的一位英雄去世之前尚未被发现的话）；其他经济学家追随着这些首领们（当然不会长期不变）。不过，只要对这些相同的资料在选择和侧重点上加以适当改变，便可得出一系列实际上同样准确但又完全不同的说法。
Ⅱ
考察一下边际效用发现史的几种不同的写法是有趣的，也许还是有益的。一种说法强调同时和独立发现边际效用，但不是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在1870年代，而是由杜皮特、戈森和詹宁斯在1850年代中期。这就把经济学现代时期的开端从1871年推前到1854年。刚提到的这几位著作家在1854年没有发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初文章或著作，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也都不是在1871年发表他们的有关论著。众所周知但通常忽略的是，作为边际效用史的正式说法，“三位一体”首次公布他们发现的日期是：1862年（杰文斯）；1871年（门格尔）；1873年（瓦尔拉斯）。这些日期并不显得比另一个“三位一体”发现的日期更“同时”：杜皮特（1844年），戈森（1854年），詹宁斯（1855年）。谁也不否认后来的一组（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解释和理解要高于先前的一组（杜皮特、戈森和詹宁斯）。但是，同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相比，威斯蒂德、维色和帕累托对边际效用有更好地理解和更透彻和更周详地说明。当然，对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称赞来得比杜皮特、戈森和詹宁斯的要早一些，但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么早。一般来说，同1870年代的著作家倚重于前人相比，威斯蒂德、维色和帕累托更倚重于1870年代初期著作家，尽管我们一定记得，杰文斯曾向詹宁斯致谢，瓦尔拉斯也曾征引过杜皮特。无论谁对1870年代的各位著作家说了些什么，以支持他的观点，即认为这些人代表着边际效用论的奠基者，他都会对1850年代著作家的思想感到惊奇。这不是硬要把边际效用学派的开端放到19世纪中叶。正式的说法把开端之时放到20年后；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它无疑应延缓20年。
如果1854年不宜代替1871年作为边际效用史的起点的话，1890年也许可以这样做。强调这个日期的著作可以这样说：1890年前后，奥地利、英国、美国和瑞士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在经济分析中广泛应用边际效用，这种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在世界经济学中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应用集中在下面这些人有影响的著作中：奥地利的维色和庞巴维克，以及瑞士的帕累托。持此看法的人可能继续说，一代人以前，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著述已经预兆了90年代的著作家的著作。但是，这三人的著作－持上述观点的人会指出－在80年代末之前一直未受重视，湮没无闻，对边际效用论在伦敦、剑桥、维也纳、洛桑以及美国的活跃没有做什么工作。他们还会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把先驱者溯至杜皮特、詹宁斯、戈森以及前面这两人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影响。当然，1855年以前，甚至远在经济思想萌发之时，先驱者的先驱者已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提出过类似的思想。
还有一种说法不强调某个特定时间（1854，1871或1891年）作为边际效用论史的开端。这种说法可能否认任何单独一年同该历史的关联，而可能会侧重于这样的假设，即论效用的文章在各个时期都有，它们在经济文献中的比重的变动，比人们想象的要小。或者，持此看法的人会说，如果这种比重增加了，那么它也是一代一代逐渐增加的，而不会突然猛增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某人可能撰写一部完全矫揉造作但又是正确的并能博得一些人满意的历史，他会指出，从1834年开始，几乎每10年在边际效用史上就会发生一个事件，因而这些年份即可作为一些路标：1834年，劳埃德；1844年，杜皮特；1854年，戈森；1862年，杰文斯；1874年，瓦尔拉斯；1884年，维色；（1894年和1904年是未出英雄的时期，该时期的主要事件是边际效用学说被同行们所吸收）；1914年，斯鲁茨基；1924年，弗里奇；1934年，兰格；1944年，纽曼和摩根斯特。这种周期性无非表明边际分析已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此外，显然什么也没有说明。
如前所述，现今正式的说法无疑具有同以上提到的各种说法同样多的好处，如果不更多的话。这种说法认为边际效用学派始于1871年前后，并引导读者回溯到先驱者和追溯到后继者。也许正因如此，这种正式说法才没有受到其他说法的挑战而继续屹立在这块阵地上。
Ⅲ
关于边际效用学派的这种正式说法，对我们来说是简单、确实和几乎显而易见的，但对1870年之后的那一代人来说却不是这样。当时没有人认识到在经济学中发生了一场革命（在后来的思想史家所描述的意义上）。1880年代中期以前也没有人对这个革命的各种事件提出一种正式的说法。等到经济思想史家普遍接受这种正式说法时，又一个20年过去了。边际效用学派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一种思想的形成和扩展是多么缓慢。
现在我们就来追踪一下边际效用学派历史正式说法的缓慢发展过程。研究这个历史的第一步是对先驱者的探索。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都曾列出一些著作家，对这些人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过谢意。第二步是更困难的。它包括认识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大约同时发表了边际效用问题的著作。这一步要求认识到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实：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所写的这三本书确是存在的，他们研究了基本相同的课题等等。这并不像现在所想的那样简单。方法和用语上的差异，同时了解国际文献的经济学家为数甚少，使得在1871年后的15年间没有人认识到用不同语言撰写的这些著作的相似性。杰文斯就是一例。尽管他对边际效用的著作目录抱有强烈兴趣，尽管他同经济学界有许多联系，可是直到他于1882年去世，也不知道卡尔·门格尔在1871年所写的一本关于效用问题的著作同他自己的《理论》如此相近，以致经济思想史家们把门格尔的名字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
里昂·瓦尔拉斯第一次公开地把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在1886年的《货币论》中。其他人看到这种关联，就所有的主要语言来说，是在1886年之后和1890年之前。但是迟至1885年4月瓦尔拉斯在其戈森研究中也把戈森的思想同杰文斯的思想联系起来，而没有提到门格尔。瓦尔拉斯于1874年经J．A．布鲁尔介绍与杰文斯开始联系，布鲁尔还于1883年介绍瓦尔拉斯同门格尔相识，但是，瓦尔拉斯评价门格尔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在奥地利，公开承认上述三人同时发现边际效用价值论并不更快些。门格尔与布鲁尔早有通信联系，后者又把他介绍给瓦尔拉斯；他随后与瓦尔拉斯也有了通信往来。但是，他也许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他就是三位一体中的一员，直到瓦尔拉斯送他一本《货币论》，他才看到这一点，因为这本书包含着对他们三人观点的类似性的首次公开表述。瓦尔拉斯在1887年给门格尔的一封信中也说：“我们好几个人（杰文斯，您和我）分别获得了同一观念。”门格尔显然传布了这个说法。1887年埃米尔·萨克斯把瓦尔拉斯·杰文斯同门格尔联系起来，这是德文文献中的首次表述。他在该文中还要求注意到戈森，而且列举了皮尔逊和庞巴维克作为追随者。翌年，维色提出了一个更详细的边际效用历史。而在仅仅4年前即1884年，维色还只是引述了门格尔和杰文斯。在庞巴维克1886年的极为重要的论文中，没有把瓦尔拉斯作为边际效用思想的一位独立发现者，而这才是他的实际地位。奥地利人早已知道杰文斯和门格尔有某些共同点；他们也应当知道杰文斯已把他自己的思想完全同瓦尔拉斯的思想视为一致，因而他们应当得出门格尔与瓦尔拉斯也有许多共同点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关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基本上写的是相同的东西这一思想何时传入英国，我们尚不能非常肯定地予以确定。所有三人都出现在杰文斯《理论》第3版（1888年）中。威斯蒂德在其《经济科学入门》（1888年）序言中，曾对边际效用的发展提出一种标准的出色的说明，当然也包括承认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观点的类似性。1890年马歇尔在其《原理》中承认了这种类似性；在这里，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表述了边际效用史（在一个脚注中），列举了先驱者，并以列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而告。当然，我们知道，杰文斯（死于1882年8月）不曾知道门格尔的《原理》。很久以后（1888年），詹姆士·鲍纳在为《经济学季刊》所写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及其价值观点”中谈到了杰文斯与奥地利人的联系，但没有提到瓦尔拉斯。
Ⅳ
一旦经济学家们认识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著作有着显然类似的论题，他们观点的独立性问题就提出来了。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困难的。当杰文斯就他的优先权要求与瓦尔拉斯交换意见时，瓦尔拉斯随即承认杰文斯的著作完全是独立的。反过来，杰文斯也承认瓦尔拉斯独立地发挥了他自己的理论。当然，杰文斯不知道门格尔的《原理》，自然也就没有判断其优先权。而当瓦尔拉斯得悉他的奥地利同行的思想时，他显然认可《原理》是对边际效用论的完全独立的研究。门格尔没有公开承认其他两人的著作；实际上他在任何出版物中也难得提到杰文斯或瓦尔拉斯的名字。原因之一在于，比其他两人长寿的门格尔在其生前最后30年间在经济理论上没有什么重要建树。也许我们可以把他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在独立发现边际效用方面的地位保持沉默看作是赞同他们的优先权要求。或者也许门格尔的门徒（维色）已经十分郑重地说到了他支持他们的优先权。总之，在1890年，三位奠基人或他们的门徒已经公开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尽管他们达到的结果是类似的，但他们是彼此独立的。
确实，读一下他们的著作便会排除掉以为他们缺乏独创性的任何想法。他们在结构和表述细节上的大的差别对任何人来说都表明，这些著作彼此没有发生影响：不管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差别有多大，都没有防碍当时的所有著作家以为此人一定照抄了其他人的思想。出版日期上的不同以及这些著作研究的是同一课题这一现象，曾使M．潘达尼奥里责备门格尔有抄袭之嫌。
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发现了大量的相反的证据，使潘达尼奥里相信他自己判断有误，从而放弃了他的指责。令人吃惊的是，三位奠基人即使在认识到他们的类似之后彼此之间也极少注意。实际上，三人之中无一人考虑过自己同其他两人在理论上的分歧。杰文斯在《理论》第2版中没有引用瓦尔拉斯任何观点；在正文中末提及瓦尔拉斯的名字，只在“绪论”中谈到他，在著作目录（作为附录）中提到他。瓦尔拉斯在其《纲要》第2版中没有作什么改变以便包括对杰文斯和门格尔提出的各种不同问题的任何评论。门格尔没有再出版他的《原理》，他在别处也没有考察他自己同边际效用论的其他两位革新者之间的任何差别。
Ⅴ
在1870年到1890年间出版的所有经济思想通史著作中，只有一本提到过边际效用，这就是约翰·克尔斯·英格拉姆在这个时期之末发表的历史著作。他只把杰文斯同效用相联系，没有注意到门格尔，提到瓦尔拉斯和戈森也只是把他们作为使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他在首次发表的历史著作中写道：
他的（杰文斯的）“最后效用”概念是机巧的。但是，它充其量不过是表述同质商品的价格概念的一种方式，表示承认由无穷小增量所带来的增加。指望用这种办法把经济理论置于数学方法的支配之下是徒劳的。经过上百页的数学论证，他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版，第103页）一种所谓“精细的计算”（《双周评论》，1876年11月，第617页），据说，“整个交换理论和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基石”就在这种计算之中。它表示为这样一个命题：“任何二商品的交换率，将是消费者在交换完成后所得商品量的最后效用程度比率的倒数。”只要我们仍停留在这个完全形而上学的名词即效用的范围内，便不能证实和理解上述命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数量上去估计最后的（或任何别的）效用的心理感受。但如果我们把它译作实际生活的语言，用一个人为得到某物的效用而付出的东西来衡量该物对他的“效用”，则这个命题立刻就显示是真的。因为杰文斯称作“最后效用”的东西不过是每单位量的价格，所以上述命题所表示的是：在一个交换行为中，付出的某商品量与其单价（以第三物来估价）的乘积等于所获得的商品的相应乘积一这个真理显然不需应用高深的数学即可发现。
我们全文引证了英格拉姆的这段话，因为它是在经济思想通史中对边际效用的最初评价。对英格拉姆这位厌弃演绎法而宣扬历史方法优越性的人来说，上述论述完全是非历史的和演绎的。
1870年和1890年间只有另外两本经济思想史提到过杰文斯、门格尔或瓦尔拉斯的名字，但他们都没有把这3人联系起来。也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人同边际效用联系起来。这时期发表的许多其他历史著作连这一点暗示都没有。下列作者完全忽略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欧根·杜林，弗朗西斯科·马里奥梯，亨利希·库茨，莫瑞茨·迈伊尔，夏尔·佩林，H.艾森哈特，古斯塔夫·科恩。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附录 1890年前后经济思想史著作对边际效用的描述
Ⅰ
在1890到1909年的20年间，没有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对边际效用学派作过完整的论述。莫里斯·布洛克的《亚当·斯密以来经济科学的演进》提供了最充分的考察。他的讨论散见于两卷各处，他在第1版中既忽略了戈森，也没提到瓦尔拉斯；不过在差不多20年中，他的书在经济思想通史中仍算得上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最充分的论述。类似的著作只有早些时候问世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简史：从亚当·斯密到阿诺德·托因比》，作者L．L．普雷斯，本书是简史且限于英国。
这一时期的另外两部历史著作，L．科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论》和H．D．麦克劳德的《经济学史》，并没有把边际效用思想看作是发展经济学的宝贵的思想，因而只给了它少许论述。还有一本历史著作几乎没提边际效用。除以上著作外，1890到1909年间问世的历史著作再无提及边际效用论者，如果说其中哪一本谈到过边际效用学派的3位奠基人的话，也只是把他们同数理经济学或历史方法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在经济思想通史中加进边际效用学派在1909年前进展甚少的话，至少专家们在这个时期对该学派先驱者的了解有了增进。奥古斯特·杜波依研究了17世纪的先驱者。文森索·坦戈拉考察了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对效用的运用。阿尔弗雷德·普林什姆把丹尼尔·伯努里关于边际效用的著作从拉丁语译成德文，同时鲁德维格·费克撰写了一篇历史导论。阿瑟·鲁宾探讨了把杜能算作先驱者的可能性。不过，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应数E．R．A．塞利格曼对W．F．劳埃德著作的发现。塞利格曼高度赞扬了劳埃德：“对许多人来说，得知下述情况将是令人惊奇的：边际效用理论最早是一个英国人的发现；劳埃德教授在1834年，即先于杜皮特10年，先于戈森20年，先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再发现一代人以上，就已经提出了实质上相同的理论。”在作出这一杰出的发现的同时，塞利格曼还把下列各位著作家包括进效用的阵营：约翰·克雷格，爱德华·罗杰斯，萨缪尔·贝利，查尔斯·弗朗西斯·科特里尔，芒梯福特·朗菲尔德，伊萨克·巴特。塞利格曼的发现对经济思想史发生了一定影响，但是没有出现他所期待的全部效果，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再说奥地利价值论”。这个时期出现了价值理论的专题史，其中有些包含了对边际效用标准历史的很好的阐述。欧根·派梯特的一篇是其中最长和最好的，它是作者于1897年向巴黎大学提交的论文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在其价值学说史中对边际效用论作了相当好的论述，他们是鲁道夫·考拉，鲁约·布伦坦诺，和伯纳德·罗斯特。但他们对边际效用学派的讨论没有增添什么新东西。此外，经济学辞典中也出现了对学派的历史解说。
Ⅱ
1909年以后，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故事完全地并入经济思想通史；它以及随后出现的论述边际效用论发展的某个部分的专史，包含着两个基本成就。
最早采纳先驱者、革命和后继者这一标准说法的荣誉，为以下三部经济思想史所分享：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的《经济理论史》（1909年），里威斯·汉尼的《经济思想史》（1911年），和奥斯纳·斯潘的《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1911年）。促使他们介绍边际效用的是什么原因？一般来说是出于弥补1871年后逐年扩大而至今已几近消失的分歧，同时也保全了历史学派的说法。特殊地说，季德对杰文斯早有兴趣，从而使他倾向于效用分析；斯潘居住在维也纳，他是不能回避边际分析的；汉尼对美国经济学家中已时新流行的思潮一定抱有强烈兴趣。这三本书长期畅销不衰，发生了广泛影响。所有其他历史著作不得不同它们竞争。它们已经指明了道路，几乎所有后来的历史著作都在步它们的后尘。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出版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不下20部，其中大部头的有11部。这11部至少在1950年仍在印刷出版。在1911到1940年间至少还有同样数目的篇幅和影响较小的书问世，它们在1950年前已经绝版缺售。一些简史著作包含着对边际效用史的恰当和标准的说明，（即熊彼特和塞林的说明），但它们中的大部分解说是不完整和不详尽的。
上述11部主要著作遵循标准的说法对边际效用学派作了实质性的叙述。如果是按编年方式来写学说史，则边际效用问题通常被置于著作之末。实际上，这些历史书读起来仿佛只是在古典衰落到今天之间插进了一段同历史方法和社会主义的越轨的短暂调情以及对边际效用的领受。
当然，这11位作者在处理边际效用学派方面也表现出许多值得注意的差别。布克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的处理可以作为一个有意拉长篇幅、过分修饰和一般来说考虑周详的著作的标准。佩克的书像布克的一样包含着过多解释性资料，比任何其他人的书都显得多。威特克是按论题来写的。他把边际效用作为一个课题并作了标准论述。斯科特偏重于奥地利人，根本未提瓦尔拉斯。密契尔，罗尔，福古森和格雷全都作了适当与标准的叙述。高纳德像一般人一样对边际效用甚少感兴趣，但即使是他，也明确勾画了边际效用历史的基本轮廓。
战争期间（40年代前半期），由于出版业仍然停顿，所以手稿压下来了。战后，出版商发现对各种书籍特别是对各种教科书的需求很旺。于是经济思想史著作成倍地增加了。1943年后的10年间，新版和再版的经济思想史不下20种。
几本较老的和成功的经济思想史的出版商拿出了新的版本，有的是修订本。修订本总的来说未加更改地保留了有关进际效用学派历史的论述。这个时期大约有10多本思想史方面的雕虫小技之作上市，其中每本都包含某些有关边际效用标准说法的片断。
大约1950年代初，出现了一大批各种不同的，新的和重要的历史著作，形成了40年中经济思想史中的第一次重大变化。这些著作的出现，使季德和利斯特，汉尼和斯潘的久负盛名的著作显得陈旧了。主要的差别是，在新著作中扩大了论及比较近期的经济学发展的部分。它们的变化是直接的，明显的和早就成熟的。这种变化反映了经济学的国际需要，就像1910年发生的变化一样，因为这些历史的著作家是以不同语言撰写的，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荷兰语。在这些新的历史著作中，作者们明显地改变了重点：边际效用史的论述不再被置之最后，而被提到全书中部之前；给1870年代之后经济学发展的篇幅，同讨论1870年之前各种事件的全部篇幅一样多。在其他一些著作中，甚至全书刚过半就开始讨论三位奠基人的革命了。
在先前各时期已经讨论过的价值理论史在20年代仍继续讨论，但这方面著作的数量在减少，质量更贫乏了，没有比正统的关于边际效用论的发展的说法增加任何新东西。经济百科全书中的解说变得更长了。这一时期发表的杂志论文虽然主要是分析性的，但也澄清了边际效用史上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关于先驱者的详尽研究。从对17国1927年经济学状况的观察，可以看出边际效用深入经济学的程度。这番考察表明，边际效用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成了经济学家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不过，专门致力于边际效用史的专题著作开始出现这一事实，掩盖了这一最后时期所有其他的发展。在任何思想发展中，最后阶段必定要由这种专题史阶段所构成。奥托·温伯格于1926年写了第一部这样的著作《边际效用学派》。他在每个场合都回溯到标准的说法。哈耶克在评论该书时，抱怨它名不符实，因为该书大部分篇幅无视先驱者和奠基人的著作，也很少涉及边际效用学派。皮若的两本多次重印的书：《边际效用》（1932年）和《均衡经济理论：瓦尔拉斯和帕累托》（1934年），尽管把奠基者分成两半，尽管后一本书包括一些不相干的内容，但仍是对边际效用史资料的蛮不错的处理。爱德华·弗朗西斯·斯克鲁德的《边际效用理论在美国》（1947年）处理了这个历史的一个特定部分。对边际效用的最出色的一篇纯粹历史的论述，是乔治·斯蒂格勒为《政治经济学杂志》（1950年）撰写的两篇论文：“效用理论的发展”。作者把他的历史研究限于主要著作家和所选择的论题，但是，在这双重限制的范围内，他作了极好的历史叙述。在边际效用的历史论述中，斯蒂格勒第一次解释了帕累托时代及其以后出现的各种观点；在历史讨论中，第一次包括了效用的衡量可能性这一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