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汽车司机夏尔·布勒靠在他那辆动不了的汽车上，站在路边，一面看着手表，一面骂人。时间已经中午一点半了，该吃午饭了，而他却在到依格尔顿去的路上动弹不得，断了轴。他不停地骂他妈的也没有用。他打算把汽车放在这儿，自己步行到前面的村口去搭公共汽车，先回到依格尔顿，然后等到傍晚时，再找一辆卡车来修理它。可这样一来，他这个星期赚来的钱就都得花光。再一想，这辆汽车门上没有锁，他的全部财产又都在这辆又破又旧的汽车上。村子里的孩子们说不定还要来偷点东西，还是别离开为好，耐心地等着吧，等一辆卡车路过这儿把它拖回到依格尔顿去。可他今天没有带午餐，只有一瓶酒藏在小箱子里，也差不多喝完了，爬在汽车下面干活实在渴得很。他只好爬进汽车后座去坐着等候。这时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不等到傍晚凉快一点，是不会有卡车来的。农民们这时也都在午睡，他想他也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吧！
瓦伦丁局长对着电话筒叫嚷着：“他还没有回来？这家伙到哪儿去了？”
他这时在依格尔顿警察局，与一个等在出租汽车司机家里的警察通电话。对方似乎有点抱歉的意思，瓦伦丁也只好把电话放下。
从早晨到中午，那些在公路上设置路障的警车不断地用无线电报告已经完成任务的消息，但是在依格尔顿四周20英里的圈子里，没有发现一个浅黄色头发高个子英国人的踪迹。中午时天气很热，小镇上的人不管那些忙乱的从于塞尔和奥弗涅省首府来的二百多名警察，都回家去休息了。
到了下午4点钟，欧内斯蒂再也坐不住了，她对路易森说：“你得再爬上去把夫人叫醒，无论什么人也不能整天睡觉的。”
路易森的嘴噘得老高，很不愿意再上去。但是他知道欧内斯蒂下定决心之后，是很难改变主意了，他也只好照着去做。他又把梯子搭到墙上，比上次更慢吞吞地爬上去，又打开窗子爬了进去。欧内斯蒂站在下面望着。
几分钟后，路易森的头出现在窗口上，急切地叫道：“欧内斯蒂，夫人像是死 了。”
他打算再顺着梯子爬下来。欧内斯蒂叫他赶快从里面打开房门。
他们俩从盖在男爵夫人脸上的被单边看去，只见她瞪着眼，直勾勾地看着枕头。
欧内斯蒂先开口了：“路易森！”
“怎么啦？”
“快些到村里去把马休大夫请来，要快！”
过了几分钟，路易森使劲地迈动着他那颤抖的双腿，跑了出去。
马休大夫在夏伦尼高地行医已经十年了，这时正在花园的杏树下打瞌睡，他答应路易森立即就去。到了4点半，他的汽车开进了山庄。又过了15分钟，他在床边直起腰来，转过身对站在门口的一对老夫妻说：“夫人是死了，她的脖子断了。一定得去找个警察来。”
警察盖罗是一个按规定办事的人，他知道一个公务人员面对这样一件事的严重性，也知道得赶快把事情搞清楚。他找路易森、欧内斯蒂和马休大夫到厨房里围着桌子坐定后，又拿出铅笔本子把他们的话都记录下来。
当大夫在记录本上签了字之后，警察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件谋杀案件，显然最大的嫌疑犯就是那个浅黄色头发的英国人。他在这里住了几天，现在又偷了夫人的汽车不见了。我得立即向依格尔顿警察局报告。”
说罢，他骑着自行车下山去了。
6点30分，克劳德·勒伯尔从巴黎打电话给瓦伦丁。“分局长，有消息吗？”
瓦伦丁说：“还没有。从上午开始，我们就在这条公路上设置路障，即使小路也看住了，他一定在包围圈内的某个地方；要不然，他是在扔掉汽车后，就逃出去了。星期五送这个人到依格尔顿来的出租汽车司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已经派人到沿途去找了……等一会儿，别挂电话，又来了一个 报告。”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勒怕尔只隐约地听见瓦伦丁在跟另一个人讲话。一会儿之后，瓦伦丁又对着电话说：“我们这里不知道怎么啦，又出了一桩谋杀案。”
勒伯尔急忙问：“在哪儿？”
“在附近的一个山庄里，刚才一个乡村警察送来的报告。”
“被杀的是谁？”
“山庄的主人，一个妇女，等一会儿……她名叫科勒特·夏伦尼，夏伦尼男爵夫人。”
卡龙在一旁看到勒伯尔的脸色变了，只听他说：“瓦伦丁，听我说，就是这个人干的！他从山庄里逃走了吗？”
瓦伦丁说“等一等”，就又和警察说了几句。瓦伦丁对着电话说：“是的，今天早晨他开走了男爵夫人的汽车，是一辆小型雷诺汽车。是山庄的花匠在这天下午发现的。开始他以为他的女主人还在睡觉，后来他从窗口爬进去才发现她已经死了。”
勒怕尔问道：“你已经掌握了汽车的外貌和牌照号码了吗？”
“是的，已经有了。”
“马上开始一次总动员！现在就不需要保密了，现在我们是要破获一起谋杀案了。我在这里再发出一个全国动员令，但请你在那里要格外使劲，力图找出他是从哪个方向逃跑的。”
“好的，现在我们算是真正的开始了。”
勒伯尔挂上了电话听筒。“天啊！我年纪大了，反应也慢了。夏伦尼男爵夫人的名字明明是和杜根同一天在舍尔夫旅舍的旅客登记簿里的。”
雷诺汽车是下午7点30分在蒂尔的一条小街上被一个派出去的警察发现的。7点45分，这个警察回到警察所，7点55分，蒂尔警察所又用电话通知了瓦伦丁局长。等到勒伯尔知道时，已经是8点零5分了。瓦伦丁告诉勒伯尔：“在离开火车站约500米处发现的。”
“你那儿有火车时刻表吗？”
“我这里有一本。”
“请你查一下，蒂尔到巴黎的早车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到达巴黎的奥斯特列茨火车站，请你快一点。”
瓦伦丁查看了火车时间表，说：“每天两班车，早车大概下午一点钟开出，到达巴黎是晚上8点10分。”
勒伯尔让电话听筒挂在那里，转身就往外跑，一路上叫卡龙跟他来。
8点10分到达巴黎的快车准时停靠在奥斯特列茨火车站。列车还未停稳，在灯光照耀下车门就都打开了，旅客们纷纷下车到了站台上，有几个人显然有亲属在接，有几个则直接走出车站，到了出租汽车停靠的地方。其中之一是个牧师装扮的深灰头发高个儿，他站在最前面的几名候车人中，这时他正在把三件行李放进一辆“奔驰”轿车的后座上。司机拨了一下里程计数器，离开了站前出口处滑行到下坡驶向大街。车站广场有一个半圆形的汽车道，一头进来另一头出去。出租汽车正驶向出口处，这时，司机和乘客都听到一阵警车的警笛尖叫声，意思是要引起出租汽车和等候的乘客们注意。当那辆出租汽车开到路口，准备汇入车流时，有三辆警车和两辆“黑马丽亚”汽车飞快地驶人车站广场，到进口处停下了。出租汽车司机说：“嘿，今晚这些家伙够忙的了。牧师先生，你到哪儿去？”牧师给了他一个大奥古斯汀码头上的一家小旅馆的地址。
克劳德·勒伯尔在9点钟回到他的办公室，找人接依格尔顿警察局要瓦伦丁局长说话。5分钟后他回来接电话，一边说一边做记录。他问道：“你搞到汽车上的指纹吗？”
“当然搞到了，还有山庄房间里的，有几百个指纹完全吻合。”
“请尽快送来。”
“好的，你要不要我把蒂尔车站上值勤的那个共和国保安队员派到你那么去？”
“不需要了，谢谢你，他除掉知道的以外，不会知道得更多了。不管怎么说，得谢谢你，现在你可以把你的人撤回去了。他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这里，就该由我们来处置他了。”
“你肯定他就是那个丹麦牧师吗？可能是个巧合呢？”
勒伯尔说：“不会的，这就是他。他已经把一只衣箱扔掉了。你可能会在夏伦尼山庄到蒂尔车站的途中找到它，请找河流或山谷。其他三件行李是完全对的，无疑就是他。”
他把电话挂上了。他感到很苦恼，对卡龙说：“这次变成牧师了，一个丹麦牧师，不知姓名。这个保安队员居然把护照上的姓名忘记了。是人为的因素，总是人为的因素。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在路旁睡大觉，一个花匠让女主人睡过了六个小时而不敢去叫醒她，一个值勤人员不记得护照上的姓名。卡龙，我对你说，这是我处理的最后一个案件了。我是太老了，又老又迟钝。请你把我的汽车准备好，又到夜间受煎熬的时刻了。”
在部长会议室里，气氛十分紧张。勒伯尔花了4O分钟时间对参加会议的人一步一步地叙述了经过情况。从清查依格尔顿周围的森林开始，到那个出租汽车司机不回来，山庄里的谋杀案，直到深灰色头发高个儿的丹麦人从蒂尔搭乘火车来到巴黎。
森克莱冷冷地说：“不管怎么说，这个凶杀者已经在巴黎了。他现在有一个新的姓名和新面貌。我亲爱的警长，你这次又失败了。”
部长插进来说：“让我们等几天再互相责备行吗？查一查今晚有多少丹麦人住在巴黎。”
“可能有几百个。”
“我们能够搞清楚吗？”
勒伯尔说：“那要等到明天早晨，等到旅馆登记卡全部送进巴黎警察局时才能搞清楚。”
巴黎警察局长建议说：“我想安排一下，在午夜2点钟和4点钟的时候，到所有的旅馆里去检查。用‘工作需要’这个名义，并说明我们要找一个‘牧师’，否则旅馆里的人会怀疑的。”
会议室里的人都感到有点希望。
勒伯尔说：“假定他脖子上围一块围巾，或者干脆把牧师圆领拿掉，而用某某先生的名字写在登记卡上那又怎么办呢？”
有几个人瞪眼看着他。
部长说：“这一点很重要。现在还得做一件事，我想再和总统谈一次，请他在我们找到这个人或者处理掉这个人以前，取消一切公开露面。明天早晨第一件事，要一个一个地查问所有今晚进入巴黎的丹麦人。我把这个工作交给你们——警长，还有巴黎警察局长。”
勒伯尔和帕彭点点头。
“先生们，会议到此为止。”
这天晚上勒伯尔回到办公室后，对卡龙说：“有一件事始终使我难以接受。他们坚持认为这都是他的运气和我们的愚蠢。对的，他是够运气的，但他也实在太狡猾了，而我们的运气也确实太坏了，而且还犯了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但依我看，一定还有旁的原因。有两次，我们几乎只差几个小时就能逮住他。第一次是他把汽车重新油漆后，在紧急关头，逃出了嘉普镇。第二次是在‘阿尔法’汽车被发现以后，又是在几个小时之内，他杀掉了那个妇女，从山庄里又逃走了。而且每次都是在我晚上向会议报告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的下落以后的第二天早晨发生的，本来我们很有可能在12个小时以内逮住他。伙计，我想我要行使部长给我的权力了，我要装一个小小的窃听器了。”
说话时他靠在窗框上，望着窗外的塞纳河。河水正缓慢地流向灯火明亮的拉丁区，阵阵笑声荡漾在水面上。
大约在300米以外，有一个人也靠在窗框上，望着司法警察署的大厦，它坐落在被聚光灯照亮的圣母院尖顶的左侧。这个人穿着一条黑色裤子和普通的皮鞋，圆领丝汗衫外面套了一件白衬衫和黑色的胸围。他吸着长型的英国式过滤嘴烟卷，依然显得年轻的头上，有一头深灰色的头发。
这两人互不相识，却都凝望着塞纳河的流水。
巴黎教堂传来钟声，此时已进入8月22日了。
策
第二部 追捕
第十九章
克劳德·勒伯尔上床后，却怎么也睡不着。到1点30分时刚有点睡意，卡龙把他摇醒了。
“长官，很抱歉，把你叫醒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这个豺狼，他有一张丹麦护照，对吗？”卡龙说。
勒伯尔清醒了一下。“说下去。”
“他从哪儿搞到的呢？不是假造的就是偷来的。可是他为了要用这张护照，他把头发染成灰色，看来他是偷来的。”
“有点儿道理，说下去。”
“6月份他曾到巴黎来探路，可是他的基地在伦敦。所以，很可能他的护照是从这两个城市偷到的。一个丹麦人出来旅行，把护照丢了，或者被偷走了，他怎么办呢？他一定先去找领事馆。”
勒伯尔从行军床上起来了，他说：“伙计，我想你考虑得很周到。请你马上给我要一个电话到托马斯警长的家里，然后再要一个电话给巴黎的丹麦领事馆。”
他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把对方两个人分别从床上叫起来，还要他们都到办公室去。
大约凌晨3点钟的时候，他又躺到床上。
4点钟，巴黎警察局来电话说，午夜和两点钟从旅馆收回来的旅客登记卡共有980个丹麦人，现在正在按“可疑”、“可能”和“其他”三类进行统计。
勒伯尔直到早晨6点再也没有睡觉。正当他喝咖啡的时候，电话来了。他在午夜时布置给电话监听站的工程师一项任务，现在他打电话来说，他们逮住了一个。勒伯尔立即要了一辆汽车和卡龙一起到了监听站。在地下室里，他们从录音机里听到了一段录音带。
开始时，有一个“咔嚓”的声音，接着有一连串呼呼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拨电话号码，一共七下。然后听到电话铃一阵阵在响，最后又听到另一个电话机的“咋嚓”一声，有人拿起电话筒。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谁啊？”
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这里是杰奎琳。”
男人的声音又说：“这是瓦尔米。”
女人的声音很快地说：“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丹麦牧师。他们正在收集午夜、2点钟和4点整巴黎旅馆里的丹麦旅客的登记卡，看来他们将要一个一个地找。”
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男人的声音说：“谢谢你。”他把电话挂上了，女人也这样。
勒伯尔还在看着仍在转动的录音带盘，向工程师问道：“你知道她拨的电话号码吗？”
“知道，我们从拨电话时拨字盘回到零的长短来判断，这是MOL5901。”
“你查明地址了吗？”
工程师递给勒伯尔一张纸条。勒伯尔看了看，对卡龙说：“走，让我们去拜访这位瓦尔米先生。”
早晨7点钟，中学教师瓦尔米正在煤气炉上煮早餐和咖啡时，有人在敲门。他皱皱眉头，关掉煤气炉，走过起居室去开门。有四个人站在门口，即使他们没说话，他也知道他们是谁，要干什么。两个穿制服的好像要向他扑上来，但另一个看上去很和善的小个子拦住了他们，然后很平静地说：“我们录下了你的电话，你是瓦尔米吗？”
中学教师脸上毫无表情，他往后退了一步，让他们进来。他问道：“让我把衣服穿好，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两个警察站在他旁边。他连睡衣也不脱，用不了几分钟，就穿上了衬衫和裤子。
比较年轻的便衣站在门口，年岁大一点的小个子在屋里转来转去，翻翻那一堆堆的书籍和报纸。他说：“得花很长时间才能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
门口的人说：“反正不是我们这个部门的事。”
小个子问中学教师说：“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把他带到汽车上去。”
当他们把他带走后，勒伯尔留在房间里，翻看那些纸张。显然这位中学教师昨晚工作得很晚，这些都是他正在看的学生考卷。他把工作带回来做，是因为他得守在这里等候豺狼的电话。
7点10分，电话铃响了，勒伯尔看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把听筒拿起来。“喂？”
对方说话的声音很平淡。“这里是豺狼。”
勒伯尔一听到这个名字，不禁怒火中烧。他停了一会儿，说：“这是瓦尔米。”他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
对方的声音问道：“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他们在柯雷兹丛山中断线了。”
他的前额在出汗。他想最重要的是希望这个人在那儿再多待几个小时
“咔嚓” 一声电话挂断了，勒伯尔也放下电话听筒，跑下楼，跳上停在路旁的汽车，对司机说：“回办公室！”
塞纳河旁一家小旅馆前厅的电话间里，豺狼从里面透过玻璃窗向外看了一下。电话里说“没什么”，我看一定有事。他想，这个勒伯尔警长不是傻瓜，他们一定已经找到依格尔顿那个出租汽车司机，然后找到夏伦尼高地。他们一定找到了山庄里的女尸，又发现不见了一辆雷诺汽车。他们会在蒂尔发现那辆雷诺汽车的，并且盘问了火车站的人。他们一定已经……
他跨出电话间，走过前厅，对管理员说：“给我结账，过5分钟我就来。”
7点30分，托马斯侦探长打电话给勒伯尔说：“很对不起，耽搁了不少时间。我把丹麦领事馆人员找回办公室可做了不少工作。你们的推论是对的，7月14日有一个丹麦牧师报告领事馆，说他丢失了护照，他怀疑这个护照是在伦敦西区的一家旅馆里被窃的，但不能证实。为了不给旅馆经理添麻烦，他并没有报告警察局。丢护照的人是哥本哈根的佩尔·詹森牧师，身高6英尺，蓝眼珠，灰头发。”
“警长，谢谢你！”勒伯尔把听筒放下，对卡龙说：“给我接巴黎警察局。”
8点30分，四辆“黑玛丽亚”汽车驶抵大奥古斯汀码头的那家小旅馆。警察在第37号房间里翻箱倒柜，搞得房里像遭了一场龙卷风似的。
“很抱歉，警长先生，”旅馆老板对那个领头的不修边幅的小个子侦探说，“詹森先生在一小时前结完账走了。”
豺狼在街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回到他头天晚上到达的奥斯特利茨火车站，因为他估计现在已经在到处搜捕他了。他把装着枪和假造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的军大衣和服装的箱子寄放在行李存放处，身边只留下那个装着美国学生马蒂·舒尔勃格的服装和证件的箱子，以及装着化装用具的手提袋。
他还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但是用一件高领套衫盖住了脖圈。他拎着两件行李走进了车站附近的一家简陋的旅馆。办事员让他填写登记卡，但是过于疏懒，竟没有按照规定去核对客人的护照，结果登记卡上甚至都不是护照上的名字。
豺狼一进房间就开始在脸孔和头发上下功夫。他用洗涤剂洗掉了灰色的染发剂，金黄色又显露了出来。金黄色被染成马蒂·舒尔勃格的栗褐色。蓝色隐形眼镜仍然保留，但金框眼镜却换成了美国式的粗框眼镜。黑色软底鞋、袜子、衬衫、围领和牧师服装连同哥本哈根的詹森牧师的护照一起装进了箱子。他换了这样一身打扮：平底便鞋、短袜、蓝斜纹布裤、短袖套衫和风雨衣，完全成了一个从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城来的美国大学生。
近中午时分，他在一只胸袋里装上美国护照，另一只胸袋里塞进一卷法国法郎，就准备行动了。装着詹森牧师的最后剩余物品的箱子被扔进了衣柜，衣柜的钥匙则丢进了抽水马桶。他利用防火梯逃出了那家旅馆。几分钟后，他把手提袋寄放在奥斯特利茨火车站的行李暂存处，把第二次存件的行李牌同第一次存件的行李牌一起塞进裤子的后兜，扬长而去。
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回到罗纳河左岸，在圣米歇尔大街和于歇特街的交叉口下了车，消失在那一大群居住在巴黎拉丁区鳞次栉比的房屋里的学生和青年之中。
他在一家烟气腾腾的小饮食店里吃了一顿廉价的午餐，然后坐在那里考虑该到哪儿去过夜。他毫不怀疑勒伯尔这时该已经发觉佩尔·詹森牧师的把戏了，而他留给马蒂·舒尔勃格的时间只剩下最多24小时了。
“那个该死的勒伯尔！”他暗地里咬牙切齿地咒骂，但却满脸堆笑地对女侍说：“谢谢，宝贝儿！”
勒伯尔在上午10点钟时又打电话给伦敦的托马斯侦探长。他的要求使托马斯发出了轻声的叹息，但是他极有礼貌地回答说他将尽力而为。
电话挂断后，托马斯叫来了上周参与过调查活动的那六名探员。“请坐，”他说，“法国佬又找回来了。看来他们又断了线。豺狼现在深藏在巴黎，他们怀疑他可能又有另一个假身份。我们现在可以到伦敦的各家领事馆去收集7月1日以来外国客人报失或报窃的护照名单。别管黑人和亚洲人，只注意白种人。我首先要知道身高。凡是5英尺8英寸以上的都算涉嫌。快点干起来吧！”
在巴黎，内政部里的例会提前到下午两点就开始了。勒伯尔报告情况时口气和缓，一如往常，但是反应却极为冷淡。
“该死的家伙，”部长半途插嘴道，“他真是太走运啦！”
“不，部长先生，这不是走运。至少不全是走运。我们工作进程的每一个阶段他都了如指掌，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匆忙地离开嘉普，为什么他杀掉夏伦尼的女人并且恰好在罗网收拢之前逃之夭夭。每天晚上我都在这个会议上报告情况，我们三次都只差几个小时没有逮住他。今天早上是因为瓦尔米被捕和我未能在电话里冒充瓦尔米，才使他离开了藏身之地，并且换了另一个身份。但是头两次是我在这个会议上作了汇报后，而他在凌晨时得了消息。”
全场陷于沉默，空气紧张。
“我仿佛记得你以前作过这种暗示，警长，”部长冷冷地说，“我希望你能说得具体些。”
作为回答，勒伯尔举起一台微型录音机放在桌上，按了一下播放键。从电话上录下的谈话声在鸦雀无声的会议室里听起来更觉得刺耳。录音放完后，全场的目光都死死盯住桌上的那台机器。
森克莱上校脸色灰白，在把文件收拾进卷夹时双手微微发抖。
“那是谁的声音？”部长最后问道。
勒伯尔一声不吭。
森克莱慢慢地站起身来，全场的目光都转移到他身上。
“部长先生，我遗憾地向您禀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声音。她目前和我同居……请原谅我。”
他离开会场，到总统府去写辞呈。
会场上的人都目不斜视，默不作声。
“很好，警长，”部长的声音非常安详，“请继续谈。”
勒伯尔继续汇报，提到了他已请托马斯在伦敦追查过去五十天内报失的每一张护照。
“我希望，”他最后说，“今天晚上能知道结果，可能最多有一个或两个符合豺狼的那些我们已经掌握的外貌特征。一有眉目，我就要提请那些在伦敦报失护照的游客的所属国提供那些人的照片。因为我们敢肯定豺狼现在的外貌将更符合他的新身份，而不再是格尔索普或杜根或詹森了。搞得好，我明天中午就该拿到这些照片。”
“在我这方面，”部长说，“我可以向诸位报告我同戴高乐总统谈话的情况。他已毫不含糊地拒绝出于躲避这个凶手的目的，而改变他今后的任何一项计划。老实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不过我得到了一个让步，现在至少可以解除不准宣扬的禁令。因为豺狼现在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他在夏伦尼男爵夫人的家里谋财害命，目的是抢劫她的首饰。据信，他已潜逃来巴黎躲藏。对吧，诸位？今天的午报，至少是晚报将如此报道。警长，你只要一有把握确定他目前正在冒用的新身份，或者可能选用的两种或三种身份，你就有权力向报界宣布那个名字或那几个名字。这样，各家晨报就能报道案子的最新线索。明天早上收到那些在伦敦报失护照的倒霉游客的照片之后，你可以印发给各家晚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作为缉凶案的第二条最新消息。除此之外，我们一拿到名字，巴黎的警察和保安队员将全体出动，在街头无一例外地检查护照。”
巴黎警察局长、保安部队的首脑和司法警察总监都忙于记下要点。
部长继续说下去。
“边防检查站将在中央档案局协助下，把已经掌握的‘秘密军队组织’的支持者逐个检查一遍。清楚了吗？”
边防检查站和中央档案局的负责人使劲地点头。
“司法警察署的全体侦探人员要一律停止手头的工作，全部投入这项缉凶行动。”
司法警察总监马克斯·费尼点点头。
“至于爱丽舍宫，我显然需要一份总统的活动日程表，详细开列总统从现在起打算进行的每一项活动，为了保护他而采取的特别措施甚至不必告诉他。我们这次是为他着想，即使惹得他发脾气也在所不惜。当然，我要求总统警卫队空前加强对总统的卫护。是这样吧，杜克勒队长？”
戴高乐的警卫队的首脑让·杜克勒点头称是。
“刑警大队，”部长的眼光停在布维埃身上，“你们在黑社会层有大批眼线。我要求全体动员，搜索这个家伙，你把名字和外貌特征提供给他们，行吗？”
莫里斯·布维埃不情愿地点点头。他心里颇不痛快，缉凶之类的事情他没有少见，但这次却规模空前。勒伯尔把名字和护照号码（且不说外貌特征）提供后，从保安部队到黑社会将出动十万人左右到街头、旅馆、酒吧和餐馆去搜捕一个男人。
“我还遗漏了什么吗？”部长问。
罗兰上校飞快地扫了纪博将军一眼，然后看了一下布维埃。他干咳了一声。“还有科西嘉公会呢！”
纪博将军端详着他的指甲，布维埃则瞪着眼睛，其他人也大都是表情尴尬。
科西嘉公会是科西嘉人的同乡会，他们的祖先世代仇杀，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法国最大的犯罪集团的操纵组织。他们已经控制了马赛和地中海沿岸的大多数城镇。有些专家认为他们比黑手党资格还老，也更危险。他们不像黑手党那样自吹自擂，闹得家喻户晓，所以也没有像黑手党那样不得不在本世纪初叶移居到美国去。戴高乐派曾跟科西嘉公会两度携手合作，而且两次都发现它固然有用，但有损名誉。因为公会总是要求给点酬谢，还要求警方对他们的敲诈活动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公会曾在1944年8月帮助盟军进攻法国的南部，此后就一直在马赛和土伦称霸一方。它从1961年4月起又曾帮助打击阿尔及利亚殖民者和“秘密军队组织”，并因此而把触角远远伸进北部，侵入了巴黎。作为一名警察人员，莫里斯·布维埃对这帮亡命徒是恨之入骨的，但是他知道罗兰的行动分局离了科西嘉人是办不成事的。
“你认为他们能帮忙？”部长问。
“如果这个豺狼果真诡计多端，名不虚传，”罗兰回答说，“那我认为惟有公会才能在巴黎找到他。”
“他们在巴黎有多少人？”部长将信将疑地问道。
“大约八万来人，分散在警局、海关、保安部队、特工部门，当然还有黑社会。而且他们是有组织的。”
“那么用吧。”部长说。
参加会议的人不再有其他建议了。
“好，就这么办吧。勒伯尔警长，眼下我们要求于你的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容貌特征、一张照片。从现在起，我再给这个豺狼六小时的自由。”
“事实上我们还有三天时间。”勒伯尔说。这时候，他的眼睛望着窗外。
会议室里的人有点吃惊。马克斯·费尼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勒伯尔眨眨眼睛说：“我必须表示抱歉。我太傻了，前几天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一星期来，我一直认为豺狼的行动是有计划的，他已经选定了某一天要刺杀总统。当他离开嘉普镇后，为什么他不立即化装成詹森牧师？为什么他不把汽车开到蒂尔而立即搭火车到巴黎来？为什么他进入巴黎后，还要慢吞吞地混一个星期？”
有人在问：“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特定的日期。”勒伯尔说。“他自己知道他应该什么时候动手。杜克勒警长，我问你，今天总统有没有到爱丽舍宫以外的地方去参加会的计划？明天或者星期六有没有？”
杜克勒摇摇头。
勒伯尔又问：“那么星期日，8月25日呢？”
坐在会议桌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哦”了一声。部长说：“当然，那天是解放日，1944年的这一天，大部份在座的人都和他在一起。”
勒伯尔说：“正是这样。这个豺狼似乎是个心理学家，他知道每年总有一天戴高乐哪儿也不去，就在巴黎。因为这是法国的一个伟大的日子。这也就是豺狼选定的日子。”
部长兴奋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非抓住他不可。现在他的情报来源已经断绝了，巴黎哪一个角落他都无法躲藏，我想在巴黎是不会有人收容他并把他保护起来的；即使强迫他们，他们也不会干的。勒伯尔警长，把这个人的名字快些告诉我们吧！”
克劳德·勒伯尔起身朝门口走去，其余的人也站起来，准备去吃午餐。
部长叫住勒伯尔说：“噢，还有一件事。你怎么知道要去录下森克莱上校家的电话？”
勒伯尔在房门口耸耸肩说：“我没有专门录他的。我把你们在座的诸位家里的电话都录下来了。再见！”
当天下午5点钟，豺狼戴了副黑眼镜，坐在奥第昂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喝啤酒。他忽然有了个主意。
他付过啤酒钱，站起来离开了咖啡馆。走了几百米，他找到了他的目标。这是一家卖妇女化妆用品的商店，他走进去买了一些东西。
傍晚6点钟的时候，巴黎的各家报纸都在更换头版头条新闻。晚报出来时，头版的通栏标题是《男爵夫人被杀，凶犯逃到巴黎》，下面有夏伦尼男爵夫人的照片，这是她五年前在参加巴黎的一次晚会时拍摄的，后来登在某家社交杂志上的照片。这是在一家图片社的资料室找到的，各家报纸都抢着用它。
6点半，罗兰上校夹着一份《法兰西晚报》，走进华盛顿路的一家小咖啡馆，一个面色黝黑、颧骨突出的服务员看着他，并向店堂深处的一个人点点头。那个人走过来跟罗兰打招呼。“罗兰上校吗？”
这个保安总局行动分局的领导人点点头。
“请跟我来。”
那个人带他经过咖啡馆后面的一扇门，到了二楼的一间小的起居室门口，这里可能是老板的私人住宅。他敲敲门，里面回答说：“请进。”罗兰上校进去后把门关好。
房间里的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出手来。“是罗兰上校？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是科西嘉公会的卡博，我听说你们正在找一个人……”
托马斯侦探长晚上8点钟来了电话。听上去他很疲倦，因为这一天够他忙的。他说有几个领事馆合作得很好，其余的很不愿意帮忙，费了不少周折。 他说除掉女人、黑人、亚洲人和矮个子，在过去的五十天内，有八个外国人的护照在伦敦丢失或被窃。他已经把这些人的姓名、护照号码和外貌特征列了一张表。他向勒伯尔建议说：“在这八个人中间，我们找出几个人似乎可以排除在外的。有三个人丢失护照的时间，正好是豺狼化名杜根离开伦敦的那段时候，我们查了所有从7月1日起出售的飞机票存根，看来这个人是7月18日搭夜班飞机到哥本哈根去的。再根据比利时航空公司提供的资料，他是在8月6日从布鲁塞尔的售票处用现款买飞机票回伦敦的。”
勒伯尔说：“是的，你们的检查结果是对的，我们发现在这段时间里——7月22日到31日，这个人在巴黎。”
托马斯接着说：“那么，当他不在伦敦的时期内丢失的三张护照，我们就不算在内了，好吗？”
勒伯尔说：“好。”
“其余五个中间，有一个特别高，有6尺6寸，用你们的说法，已经超过两米了。此外，这是个意大利人，他的护照上是用米和厘米来标明身高的，你们法国海关官员马上就会发觉的，这个尺寸和他本人差别太大，除非他踩上高跷。”
“我同意，这个人一定是个巨人，可以排除。那么其余四个呢？”
“有一个特别胖，体重240磅，已经超过120公斤了。那么大一个豺狼，走路都很困难了。”
勒伯尔说：“这个也不算，还有呢？”
“有一个太老了，身高倒是对的，只是他已经70岁了，除非剧场里的化装人员做精细的工作，否则豺狼不可能扮成这样的老头儿。”
勒伯尔说：“也排除掉，那么最后两个呢？”
托马斯说：“其余两人中，有一个是挪威人，还有一个是美国人，都符合条件。身材高大，肩部宽阔，20岁至50岁之间的年龄。但那个挪威人有两点不符合你要找的那个人，其一，挪威人是浅黄头发的，我想这个豺狼在扮成杜根以后，不至于再用他原来的头发颜色，因为这样看起来，就更像杜根了。此外，那个挪威人还报告他的领事说，他是在一次与一个女朋友同去划船时不慎落水，护照是从口袋里滑出去丢失的。他发誓说护照是在他外衣的里口袋的，15分钟后他爬上岸时护照不见了。而那个美国人也发誓，他对伦敦机场的警察说，他是在候机室里时他的手提包被偷走的，里面装有他的护照。你认为这些情况如何？”
勒怕尔说：“请把这个美国人的一切资料都传送给我们。我准备到华盛顿的护照办公室去要这个人的照片。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的协助！”
这天晚上10点钟，部长会议室举行了当天的第二次会议。这是一次最简短的会。大约在一小时以前，所有法国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部门都已经收到有关马蒂·舒尔勃格详细资料的复制件，他是个谋杀在逃犯。第二天早上可望能得到他的照片，赶得上登在上午10点钟在街上出售的报纸上。
部长站起身来，他说：“先生们，当我们第一次在此地集会时，我们同意了布维埃警长的意见，要查找这个化名豺狼的刺客基本上是侦探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这个判断仍表赞同的。过去十天来，我们很幸运有勒伯尔警长担任这项工作。尽管这个刺客经过三次改装，从格尔索普到杜根，从杜根到詹森，又从詹森改为舒尔勃格；尽管接连不断地从这个房间有消息泄露出去，但勒伯尔都能设法查明，并且紧紧地追踪着这个人。我们对他表示感谢。”
他说着向勒伯尔点点头。勒伯尔看上去有点不安。
“从现在起，这项工作要转移到我们肩上了。我们现在掌握了刺客的姓名、外貌，以及他的护照号码和国籍；几小时以内，我们还将有他的照片。我深信，凭借我们所能动员的人力，我们在几小时内是能够找到这个人的。全巴黎的每一个警察、每一个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和侦探，都已经得到有关这个人的资料。明天早晨以前，或者最晚到中午，这个人将没有藏身之处了。现在，勒伯尔警长，让我祝贺你。我将把这副重担从你的肩上卸下来，同时你也不必再为侦察这个案件而操心了。至少你应该休息几个小时。你的任务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我们感谢你。”
他说完以后，勒伯尔很快地眨了几下眼睛，也站了起来。他对着那几位在法国能统帅成千成万士兵和调动上百万法郎的权力人物们点点头。这些人也对他微笑着。他转过身出去了。
十天来克劳德·勒伯尔第一次回家去。当他开门进屋，面对着充满责备神色的妻子时，挂钟敲响十二下，已进入了8月23日。
策
第三部 谋刺
第二十章
午夜前一个小时，豺狼走进一家酒吧间。里面很暗，刚一进去时，他有几秒钟几乎辨认不出屋内的一切。过了一会儿，他看清酒吧左侧靠墙是一溜柜台，后面是一排镜子和酒瓶，酒吧侍者用毫不掩饰的惊奇目光看着他。
这个酒吧间狭而长，右侧沿着墙是一排小桌子，最后面的房间稍宽一些，是个沙龙，有几张可以围坐四到六个人的大桌子。在柜台前面有排独脚圆凳，坐着不少夜间常来的顾客。他进门后，离门较近的一些人都停止了谈话，仔细观察着他。他们看见他又高又健康的身材，不禁喝起彩来，接着又窃窃私语，并伴随着放肆的笑声。他看见柜台最远处有一张空着的圆凳，就往里面走过去。等他坐上去以后，听见背后有人低声议论着。“嗨！你瞧，这身肌肉！亲爱的，我从没见过。”
酒吧侍者走过来站在他面前，盯着看他，涂了口红的嘴唇露出媚人的微笑。他说：“晚安，先生！”接着他背后又传来了一阵笑声，有点不怀好意。
“给我一杯威士忌酒。”
酒吧侍者跳着华尔兹舞的步子走开了。他想，这是一个男子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今晚可热闹啦！看得出远远望着他的那些疯小子们都在摩拳擦掌啦！这些人中间有的是在等着他们的老主顾，有的并无约会正在碰运气。侍者想，这个新来的男子汉一定会引起很大的骚动。
坐在豺狼旁边的那个人，也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这个人的头发完全是金黄色的，很小心地梳到前额上，一缕缕地挂着，好似刺绣的古希腊神像，眼睛上还装着假睫毛，嘴唇上涂着口红，脸上抹着脂粉。这样的打扮，也掩盖不了他衰老的倦容，假睫毛也无法给空洞的眼神增加生气。他用法语说：“你请我喝酒吗？”这声音带着女孩子的嗔气。豺狼慢慢地摇摇头，这个家伙只好耸耸肩转过去和他的同伴搭讪。他们的讲话声音很低，时而发出惊讶的尖叫。
豺狼已经脱掉了那件外衣，当侍者送来酒时，他伸出手去接，短袖汗衫里的肌肉鼓鼓囊囊的。酒吧侍者看着也觉得眼馋，心想，这真是个“人物”！他是不是愿意留在这儿呢？一个男子汉总得找个伴儿，那为什么他不肯请可怜的柯琳喝杯酒呢？他一定是 ……多棒！这个年轻漂亮的男子汉一定在找一只“老蟹”带他回去，今晚可真够瞧的了！
午夜时分了，嫖客们开始上座了，他们观察着周围的人，不时地跟酒吧侍者轻轻地说几句话。侍者便回到柜台旁，对某一个“姑娘”说：“宝贝儿，比埃尔先生要跟你说几句话，别再装腔作势像上次那样哭哭啼啼啦！”
午夜过后，豺狼在酒吧间里更引人注目了。坐在他背后的那两个人已对他挤眉弄眼了好几分钟。两人都已40岁开外，一个是胖子，一对小眼睛包藏在肥厚的眼皮底下，脖子上的肉卷鼓出在领子外面，长相粗俗，活像一口猪。另一个是细长个子，风度优雅，长长的脖子，秃脑袋上几根稀稀疏疏的头发还抹得油光锃亮。他那一身衣服做工精细，窄裤管，上衣袖子在袖口边上还微微露出花边，脖子上花哨地系一条轻飘飘的印花绸巾。豺狼暗地里想这个人的职业大概是搞艺术、设计时装或发型之类的。
胖子招手叫侍者过来，凑着他的耳朵悄声说了几句话。一张大票滑进了侍者的紧身裤。侍者穿过店堂回到柜台后面。
“那位先生说，你是否可以赏光陪他喝杯香槟？”侍者轻轻地对豺狼说。
豺狼放下他的威士忌。“告诉那位先生，”他一板一眼地说，好让酒吧里的那些男妓们都能听见，“他对我没有吸引力。”
酒吧里的空气紧张起来，几个身材纤细的年轻男子从高脚凳上溜下来，走到豺狼身边，想听他们说些什么。
侍者吓得睁大了双眼。“他是请你喝香槟，亲爱的。我们认识他……”
作为回答，豺狼从高凳上滑下来，拿起他的威士忌，一步一摇地走向那另一个爱男色的老家伙。“能让我坐在这儿吗？”他问，“有人在纠缠我。”那个风度优雅的细长个子家伙高兴得几乎难以自持了。
几分钟后，那个受了侮 辱的胖子悻悻地离开了酒吧，而他的竞争者则把他那只瘦骨嶙峋、皮肤干枯的手懒洋洋地放在他桌子上的那个年轻的美国人的手上，告诉他的新朋友说，有些人的行为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豺狼和他的新朋友在午夜一点过后才离开酒吧的。那个男人——他的名字是朱尔斯·伯纳德——在几分钟前曾问豺狼的家住在哪里。豺狼很不好意思地承认他无家可归，因为他身无分文，是个命运多蹇的穷学生。至于伯纳德，他倒觉得运气简直太好了。他对他的新朋友说，他恰好有一套布置精美的漂亮住房，并且相当清静。他是单身汉，从来没有人去打扰他，跟邻居也从来不打交道，因为他们过去对他的态度异常粗暴。如果年轻的马蒂待在巴黎的期间愿意和他同住，他将非常高兴。
豺狼换了一副表情，这次是深表感谢，接受了邀请。他在即将离开酒吧时溜进厕所（那儿只有一个厕所）去待了几分钟，出来时眼睑上已厚厚地涂上一层染色油，两颊敷了脂粉，嘴唇搽了口红。
伯纳德面有愠色，但在离开酒吧之前，他没有发作出来。上了人行道后，他表示抗议说：“我不喜欢你搽这些东西。这不就跟店堂里那帮死不要脸的男妓们一个模样了吗？你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小伙子，你不需要这些东 西。”
“对不起，朱尔斯，我以为这样会讨你喜欢的。我们到家后我就把它擦掉。”
伯纳德这才高兴起来，带着他上了他的汽车。他答应先送他的新朋友去奥斯特列茨火车站取行李，然后回家。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警察走到路中心拦住了车。当警察俯下脑袋，从司机座一边的窗口往里看时，豺狼扭亮了车里的灯。警察瞅了他一分钟之久，然后厌恶地缩回了身子。“走吧！”他下令说。当车子开走时，他咕哝说着：“死不要脸的兔子。”
车子刚到车站时又被拦住了一次。警察要求看证件。豺狼浪声浪气地笑了起来。“你只要这个吗？”他问。“去你妈的！”警察骂了一声，走开了。“别这样惹他们，”伯纳德低声抗议说，“他会把我们抓起来的。”
豺狼从行李存放处取回他的两个箱子时，值班的管理员只是厌恶地看了他一眼。他把它们装进了伯纳德的汽车的后座。
在去伯纳德住所的路上还被拦住了一次。这次上来的是两个保安部队战士，一个是上士，另一个是一等兵，他们在离怕纳德的住所才几百米远的一个路口拦住了他们。一等兵走到客座一边的门旁，瞪着豺狼的脸孔，然后他退缩了。
“哎哟，我的天哪！你们上哪儿去啊？”
豺狼撒起娇来。“你说呢，小妞儿？”
“你这副下流劲儿真叫人恶心。走吧！”
“你应当让他们出示证件。”当伯纳德的汽车的尾灯在街边消失时，上士对一等兵说。
“嘻，得啦，萨尔热，”一等兵表示异议说，“我们要找的是一个跟男爵夫人睡了觉又杀了她的王八蛋，而不是一对疯疯癫癫的搞同性恋的家伙。”
伯纳德和豺狼回到房间时已经两点了。豺狼坚持要在客厅里的三用沙发上过夜，伯纳德嘴里不说，心里反对，他在那个年轻的美国人脱衣上床时，从卧房里偷瞧了几眼。要把那个肌肉发达的纽约大学生勾搭上手，显然将是一场煞费心思然而令人兴奋的追逐。
豺狼在夜里察看了一番设备精良、装饰雅致的厨房里的冰箱。据他判断，里面的食物足够一个人享用三天，但两个人就不够了。
第二天早上，伯纳德要出去买鲜牛奶，但豺狼制止了他，非说自己更喜欢在咖啡里加炼乳。于是他们俩就在房里聊了一上午。快中午时，豺狼坚持要看看电视新闻。
第一条新闻是48小时前追捕谋杀夏伦尼男爵夫人的凶手的情况。朱尔斯·伯纳德吓得尖叫起来。“哎哟哟，杀人之类的事情我可受不了。”他说。
刹那间，一张脸孔占满了整个屏幕。这张脸年轻、漂亮，栗褐色的头发，架一副宽边眼镜。解说员说，这就是凶手的脸，是一个美国大学生，名字叫马蒂·舒尔勃格，凡是看到过这个人或有任何线索的……坐在沙发上的伯纳德抬起眼睛，他最后的一个念头就是解说员说得不对，因为他说舒尔勃格的眼睛是蓝色的，而此刻掐住他脖子的钢铁般的手指后面俯视着他的那对眼睛却是灰色的。
几分钟后，双眼直视、头发凌乱、舌头外伸、五官不正的朱尔斯·伯纳德被塞进了大衣柜里。豺狼从客厅里的架子上取下一本杂志，安安稳稳地住下来，再等上两天。
在这两天中，巴黎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搜索。每一家旅馆，从最漂亮、最豪华的星级酒店到妓女接客的最下等的旅店，都无一幸免，旅客名单都经过核查；每一所膳宿公寓、公共宿舍、廉价客店和学生宿舍都遭到搜查。便衣人员出入各酒吧、 饭店、夜总会、餐厅，他们都拿着一张照片，向服务员、酒吧侍者和这些地方雇用的保镖们打听。“秘密军队组织”的同情者们的住宅或公寓都受到了彻底搜查。有七十余名青年由于和这个凶杀犯相似而被拘留和查询，最后都道了歉释放了。这些人几乎都是外国人，而对待外国人总得比对待本国人要更有礼貌些。
在街上，成千上万辆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被勒令停车检查，并查看证件。在主要马路上，还设置了路障。一些深夜回家的人步行一二里路，就得受到几次查问。
大概有十万名属于官方的人，从高级侦探一直到宪兵和士兵都动员起来了。有五万名黑社会及其边缘行业的人士，也到街上来了，专门辨认人们的外貌。学生们常去的咖啡店、酒吧间、谈话俱乐部以及其他学生活动场所，都有年纪比较轻的侦探渗透进去；一些专门管理和照顾外国留学生的法国家庭也都给予了严加注意的警告。
科西嘉人也展开了活动。他们静悄悄地去到男妓、女娼、皮条客、扒手、无赖、小偷和骗子手之类出没的场所，警告一切人等凡属知情不报者均将受到公会严惩。
克劳德·勒伯尔在8月24日星期六下午，穿了一件羊毛背心和一条打补丁的裤子，在自己的花园里消磨了半天。傍晚，从内政部来了电话，要他到部长办公室去。有一辆汽车6点钟的时候来接他。
当他见到内政部长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这位掌握着全法国内部安全事务的生气勃勃的领导人，看上去倦容满面，而且是那么紧张。在48小时内，他好像苍老了不少，眼圈上明显地露出缺乏睡眠的黑晕。他摆手势要勒伯尔坐在桌子前面，他自己则坐在他常坐的转椅上。平时他喜欢望着窗外的景色，有事时才转过来坐在桌子边，但今天他并不看窗外，而是注视着眼前的这个人。
他对勒伯尔说：“我们没有找到他，他失踪了，哪儿也找不到。我们认为‘秘密军队组织’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对他不太了解。黑社会里的人说既没有听到他，更没有看到他；科西嘉公会的人则认为他根本没有在巴黎。”
部长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下去，沉默地望着桌子另一边的侦探。勒伯尔则眨着眼睛，并不开口说话。
部长接着说：“我想我们对于你追踪了十几天的这个人现在究竟在哪里，丝毫没有把握，你以为怎样？”
勒伯尔说：“他是在巴黎，躲在某个角落。明天你是怎样安排的？”
这位部长看上去很苦恼。“总统不同意有任何变动，甚至连程序也不让改。今天上午我和他谈了这件事，他很不高兴，因此明天的日程将和已经公布的内容一样。10点钟他将在凯旋门点燃这神圣的火焰，11点钟在圣母院做弥撒，12点半在蒙特瓦勒里昂死难烈士纪念堂进行默祷，然后回爱丽舍宫去午餐并休息。下午只有一项纪念活动，就是把解放勋章授给公认的在抵抗法西斯战争中有功的十名退伍军人。这项活动安排在下午4点钟，地点是蒙帕纳斯车站前的广场上，这是他自己选定的地方。这个车站即将改建，如果提前动工的话，这将是我们利用它作为背景的最后一次解放纪念活动。”
勒伯尔问：“打算怎样维持群众秩序？”
“我们已经拟定了一个方案。每个活动进行时，群众应该比往常离得更远些。每个活动开始前几小时，周围就放上钢制的栏杆，然后把栏杆内的上上下下进行彻底的检查，包括阴沟在内。附近的每幢房屋和公寓都要进行搜查。在每个活动的仪式开始以前以及在仪式的进行之中，附近的屋顶上，都将有荷枪实弹的守卫人员监视着街对面的屋顶和窗户，任何人不得通过栏杆，除非是有关的官员和与活动仪式有关的人。我们还作了更周到的安排，圣母院的屋檐下和里里外外都将布满警察，包括屋顶和尖顶在内。参加弥撒的每个教士和合唱团的歌童，都得经过搜查，看有没有暗藏武器；即使警察和共和国保安部队的战士，都得有特别通行证。为了防止豺狼扮成保安人员混进来，通行证要到明天早晨才发。在过去的24小时中，我们还把总统坐的汽车换上了防弹玻璃，这当然不能让他知道，否则他就会火冒三丈的。仍然由马鲁驾驶这辆汽车，我们要他把车开得快些，万一有人开枪也可以避得开。杜克勒还打算在总统身边安排不少身材高大的官员和军官们，但并不让总统知道。除此之外，任何人要进入离总统200米范围内，都必须受到毫无例外的搜查。这必然引起外交界的反对，而报界也会造反的。为此，所有报界和外交界的通行证，都将在明天早晨突然更换，以免豺狼冒充他们混进来。至于任何人如果携带包裹或长形的物件的东西，一看见就把他赶走。你看怎么样？”
勒伯尔想了一会儿，像一个小学生坐在老师面前回答问题似的，双手在膝盖上揉弄着。说实在的，他现在感觉到在第五共和国内，警察的权力也实在太大了，而他毕生在执行搜捕罪犯的工作时，仅仅是把自己的眼睛比别人睁得更大些而已。
最后勒伯尔说：“我想他不至于再来自投罗网了。他是个贪财之徒，他是为了钱才来干的，因此他干完后一定要逃出去，才能活着去花那笔钱。他在7月间到巴黎来探路时，一定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如果他对于逃生的途径没有预先考虑好，或者没有把握的话，他早就回去了。为此，他必然胸有成竹，他早就知道戴高乐总统在这一年一度的解放纪念日这一天，会不顾任何危险出来而不愿待在家里的。他可能考虑到当局会采取的安全措施，特别是当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暴露之后，当局更会加强保卫，但他还是不肯回头的。”
勒伯尔站起身来，不顾部长办公室里的规矩，来回地踱起步来。
“他还是不肯回头，他也不想回头。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得逞，而且能够逃走。为此，他一定有一个想法，这是别人所想不到的，这可能是远距离控制的炸弹，或者一支步枪。但是一个炸弹是容易被发现的，而且它的破坏性太大。因此，他一定是用一支枪，这也是他乘汽车进入法国的原因，他的枪就在他的汽车里，可能焊在车架上或其他地方。”
“但他无法带着枪接近戴高乐。”内政部长大声说。“那一天除少数几个经过检查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接近总统。豺狼怎么能带着枪进入钢制栏杆的范围里面来呢？”
勒伯尔停步望着部长，耸耸肩说：“我也不知道，但他认为他能进来。过去的这几天，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周折，可他都侥幸没有失败，并且在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国警察力量的追踪下，他还是到达了巴黎，而且还暗藏着枪支；也许又改扮成另外一个，弄到了另一份假证件。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不论他目前在哪里，他明天一定会出来的。等到他出来时，我们一定能够发现他。这就需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侦探的一句老格言：把眼睛睁大。对于安全措施的安排，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这些安排都很周到，并且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了。因此我想在明天的各项活动中，我都要在场，看看能不能找到他，行吗？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做到这样。”
内政部长有点失望。十几天前布维埃推荐他的时候，说他是法国最优秀的侦探。部长原本希望他能再提出些好主意，而现在他却说只能睁大眼睛。 部长只得站起来说：“当然，警长，就这样做吧！”
这天深夜，豺狼在朱尔斯·伯纳德的卧室里做准备工作。
放在床上的是一双旧的黑皮鞋，灰色毛袜，旧裤子和敞领衬衫，还有一件长军大衣，上面装饰着一排参加各种战役的缓带勋章和一顶黑色的军便帽。这些都是为了假扮成法国退伍军人安德烈·马丁用的。口袋里面还有他在布鲁塞尔找人伪造的证件，这样，假扮退伍军人的准备工作就都齐全了。
衣物旁边还有他在伦敦准备好的绳索，以及装有枪托、弹膛、消声器和望远瞄 准镜的五根表面像铝质的钢管，还有一块黑色的橡胶块，里面有五粒爆炸性的子弹。他从橡胶块里拿出两粒子弹，用厨房工具箱里的钳子把子弹头去掉，再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他把火药留着，然后把空子弹扔在垃圾箱里。还留下三粒子弹，他认为已经足够了。
他已经有两天没有刮胡子了，脸颊上留着浅金黄色的短茬。他准备明天用一把不很锋利的刀刮掉，再故意留下些胡子茬。在浴室里还有一个香水瓶里面装着原来改扮詹森牧师时用的灰色染发药水和洗涤剂，他洗净了扮舒尔勃格时染成的栗褐色头发，正坐在镜子面前把他的浅黄色头发剪得短了又短，直到头发都能像刷子毛似地矗立起来为止。
最后他又作了一次检查，看明天早晨需用的东西是否都已齐备，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份蛋包菜作为晚餐，坐在电视机前看文艺节目，直到想睡的时候才去睡觉。
1963年8月25日，星期日，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可以说是夏季热浪的高潮。一年零三天以前巴斯蒂安·蒂尼中校和他的伙伴们准备在小克拉玛附近谋刺总统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以后怎样，但实际上，在这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而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酷热的星期日下午的这次行动，才是最后一次了。
当整个巴黎在庆祝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赢得解放十九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差不多有75000人穿着蓝色斜纹哗叽制服，满头大汗地在维持秩序。由于报刊上热情的宣扬，这天的解放日庆祝活动，参加的人真是人山人海。但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到总统的，因为总统的周围总是被一大群警察包围着。
那些文武官员们这天被邀请参加庆祝仪式，并为能站在总统的周围感到荣幸，但他们都没有觉察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些高个儿。他们和警察们始终站在总统身边，像是一道人墙，除此而外，还有总统的四名保卫人员，形影不离。总统是近视眼，而他在公开露面时，又不肯戴眼镜，因此看不到在他的身边还有四个大个儿，他们是罗杰·德西埃、保罗·考米迪、雷蒙·沙西亚和昂里·德儒戴。这四个人，新闻界给他们的绰号叫“猩猩”。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看上去确实像猩猩。实际上，不如说他们走路的模样更像。他们都是精通各种打斗形式的能手，每个人的胸部和两肩的肌肉都十分发达，他们的两臂不能紧靠身体，而只能往外张开，加上他们每人的左膊腋下都藏有武器，使他们更像猩猩了。他们走路时，手掌都是张开的，这是因为便于在紧急时刻能立即抽出武器，投入战斗。
这天上午，在凯旋门的仪式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没出什么意外的事。广场周围的大厦屋顶上，有数百人拿着望远镜和自动步枪偷偷地躲在烟囱后面守卫着。直到总统的车队离开广场，进入香檄丽舍林荫大道，驶往圣母院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爬了下来。
教堂里一切如常。巴黎的红衣大主教在教士们的伴随下主持了仪式。在他们穿上法衣的时候，也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在教堂奏风琴的楼厢里，也埋伏了两名带枪的警察，监视着楼下的群众，这事连大主教也不知道。至于教堂里一起参加祈祷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便衣警察混在里面。他们并不下跪，也不闭眼睛，但他们也诚挚地进行祈祷，这是警察们传统的祷词：“上帝啊，请不要在我值班时出事儿！”教堂外面的观众，虽然都站在离大门200米以外，但只要谁把手伸进自己的衣服，立即就会被赶走。其中有一个是为了要在身上抓痒痒，另一个则是为了要取他的香烟盒子。
还是没发生什么事。屋顶上的自动步枪没有声音，更没有什么炸弹爆炸。警察们不但监视着群众，还互相监视着，他们注视着伙伴们是否都佩带规定的胸章，以免豺狼混在里面。有一个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由于遗失胸章，被当场抓住，带到附近的警车上。他的轻机枪当然被缴械了，直到傍晚才被释放。而且，还找来了二十名他的同事来证实他的身份。
在蒙特瓦勒里昂纪念堂，气氛更紧张。但即使总统看得见，他也未做什么表示。在这个工人住宅区里，这些保安人员估计，只要总统进了纪念堂就安全了。但当总统的车队在这狭小的街道上驶来，在转弯的地方慢下来时，他们又感到很危险，害怕会有刺客伺机行动。
实际上，这正是豺狼选中的时机和地方。
比埃尔·瓦尔雷觉得烦透了。他又热又渴，军外套紧粘在脊背上，半自动冲锋枪的皮带勒在湿淋淋的衣服上，把肩膀擦得生疼。现在正是开午饭的时间，他知道又吃不成了。他开始有点儿后悔，真不该参加共和国保安部队。
他本来在家乡卢昂的一家工厂里工作，后来被解雇了。当他在劳工介绍所等工作的时候，办事员指着墙上的广告画，劝他考虑考虑。画上有一个身穿制服的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并且注明这是一个有希望、有前途而且很有意义的职业。画上这个人所穿的制服，做得像是巴黎时装专家的杰作。
于是瓦尔雷便报名入伍了。去后才知道住的那座营房外表像是监狱——过去也确曾是监狱，才知道要操练，要夜间演习，要穿上刺得皮肤发痒的哔叽军外套，要在大冷天或大热天气里在街角上一站几小时，搜捕永远也不会落网的犯人。人人都证件齐全，干的也无非是些世俗的和无伤大雅的事情。 而现在却到了巴黎，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卢昂。他本来以为可以观光一下这个美丽的城市，但没有希望啦！在巴比克特上士负责的小队里当差还会有好事吗？无非还是老一套。
“看见那个挡人的栅栏了吗，瓦尔雷。好，就站在它旁边，看着它，别让人挪动它，没有经过特许的，谁也不准通过，懂吗？你的岗位责任很重大呢，小伙子！”
责任重大？嘿！他们为了这个巴黎解放日，真有点兴师动众啊。从外省调来了数以千计的人来补充巴黎的部队。昨天夜里，他的营房里有来自十个不同城市的人，巴黎的士兵谣传说可能有人想搞什么名堂，否则干吗要小题大作呢？谣言总是谣言，结果屁事也没有。
瓦尔雷转过身子，朝雷纳街那边望去。他看守的栅栏只是一道长栅栏中的一段，它横贯整个街面，从一边的建筑物直到另一边的建筑物，从这里沿着街道到“六月十八日广场”约有250米左右，离火车站的正门高广场还有200米左右。车站正门是举行仪式的地方。他远远地看见有些人在广场里标出老战士们、各级官员们和共和国卫队应该站立的位置。还有三个小时，天哪！还有个完吗？
最早到场的群众开始在栅栏前面聚拢。他心想有些人的耐心真是大得出奇啊！你想想，就为了在300米外看看那一大堆脑袋，而据说其中有一个是戴高乐的。
当铁栏杆旁聚集有一百多人的时候，他看见一个老头儿走过来了。他一步一拐地走着，似乎再走不了半里路他就得倒下。那顶黑色军便帽上已经渗透了汗水，那件长长的军大衣在他膝盖下面左右摇摆，胸前还挂着一排纪念章，铁栏杆旁有几个人充满怜悯的心情望着他。
瓦尔雷想：这些老家伙总是珍藏着他们的纪念章，好像他们毕生就只有这点财产；可能他们中有些人真的只剩下这些东西了。像这个老头儿，连一条腿都牺牲掉了。瓦尔雷望着老头儿从街角拐过来，他想老头儿年轻时一定有两条健康的腿，那时他一定跑过不少地方。这使他回忆起当年在家乡海边时，看见一只老海鸥用一只脚站在沙滩上时的情景。天哪，如果你在垂暮之年只能靠一条腿一瘸一拐地过日子，再也离不开那根铝制的拐杖，该有多惨啊！
老人跌跌撞撞地走到他面前。“我可以过去吗？”他畏畏缩缩地问。
“好啊，老爹，看看你的证件吧！”
退伍老军人在衬衫里摸索了一阵，衬衫已经旧得经不起再洗一回了。他掏出两张卡片，瓦尔雷接过来一看：安德烈·马丁，法国公民，53岁，出生于阿尔萨斯省科尔马城，现住巴黎。另一张卡片也是属于同一个人的，卡片上端横写着一行字：残废军人。
“嗯，不错，你是残废人。”瓦尔雷想。他把两张卡片上的照片都研究了一番。它们都是拍的同一个人，但不是同一时间拍的。他抬起眼睛，说：“把帽子摘掉。”
老军人摘下帽子，把它捏在手里。瓦尔雷把他眼前的那张脸跟照片上的脸对比了一下，是一样的，不过他面前的人满脸病容，他在刮脸时割破了好几处，割破的地方贴了些小块的纸，斑斑血迹还明显可见。灰扑扑的脸上汗水淋漓，一簇簇灰色的短发凌乱地矗立在脑袋上，因为帽子摘得太急，更加乱成一堆。
瓦尔雷把卡片还给他。“你要上那儿去干什么？”
“我住在那儿，”老头儿说，“我靠养老金过日子，我有一间顶楼。”
瓦尔雷一把抓回了卡片。证件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区雷纳街154号。瓦尔雷抬头看看他面前的那所房子。门牌上的号数是132，154号当然还要朝前走一段。他想，没有命令说禁止一个老人回家啊！
“好，走吧。可是别乱闯啊，总统过不了几小时就要来啦。”
老人微笑着，他在收起证件时差点跌倒在地。瓦尔雷伸手去搀扶他。
“我的一个老伙伴今天要领勋章，我是两年前领的。”他敲敲胸前的解放勋章。“不过那天授奖的只是国防部长。”
瓦尔雷看看那枚勋章，原来那就是解放勋章啊！为了它丢掉一条腿可真不值得。他想起了他的职责，便大模大样地点了点头。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瓦尔雷转过身去拦住了一个想乘机溜过栅栏的人。“行啦，行啦，走吧，站到栅栏后边去。”他朝那个老兵看了最后一眼，只见那件大衣闪了一下，就在远处街道尽头紧靠广场的一个门道里消失了。
贝特太大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吃惊地抬起了眼睛。今天的日子真不好过，警察来察看了所有的房间，她不知道那些房客们要是在家的话该作何反应。幸好除了三户以外，其余的全都去欢度8月的节日了。
当警察走了以后，她总算可以坐在门旁的老位子上织点毛线活了。两小时以后将在离她100远的车站广场上举行庆祝仪式，对此她毫无兴趣的。
忽然听到有人在说话：“对不起，太太，我想你能否给我一杯水，我是在等候举行仪式，可又是那么热。”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老头儿，穿着一件军大衣，和她那早已去世的丈夫过去穿的完全一样，左胸前的一排缓带下有几枚纪念章在摆动着。他很沉重地支撑在那根拐棍上，大衣下面只有一条腿。他那憔悴的脸上冒着汗。
贝特太太把毛线活叠起来放进她围裙的大口袋里。“哟！可怜的先生，你就是这样走来的吗？天气那么热，庆祝仪式还要两个小时以后才开始呢。你来早啦！进来，进来。”
她站起来走向门厅后面的厨房去倒水。这个老兵拐着跟在后面。当她在厨房里放自来水的时候，根本没有听见关门的声音。她隐约觉得有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抓住她的颚骨，她头部右侧耳边的乳突骨下方被一只骨节粗大的手指使劲掐住，顿时只觉得眼前冒金星，手上拿着的玻璃杯掉下来打得粉碎，她失去知觉的身体无声无息地瘫软了下来。
豺狼急忙解开他的大衣，伸手到腰上把本来绑在臀部的右脚上的绳子解开。他把腿伸直，又把膝关节舒展了一下，只觉得一阵疼痛。过了好几分钟后，血液才慢慢地流回到小腿和脚踝部位，不过这只脚暂时还不能着地。
又过了5分钟，贝特太太的手脚被捆了起来，嘴上贴了一大块橡皮膏。他把她塞在洗碗槽的下面，关上门走了出去。在会客间桌子的抽屉里，他找到了各套公寓的房门钥匙。他重新扣好大衣钮子，拿起那根拐棍，像十二天前在布鲁塞尔到米兰去的途中那样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从门缝中往外望，门厅里没有人，他走出会客间把门锁上，慢步爬上楼梯。
到了六楼，他先选定贝郎瑞小姐的公寓，敲敲门，没有声音。一会儿，他又敲了几下，无论是这一家，还是隔壁房间的夏里埃先生的公寓里都没有声音。他拿出钥匙，找到了贝郎瑞的名字，然后把门打开，进了房间，立即把房门锁好。
他走到窗前往外望。在马路对面的屋顶上，穿蓝色制服的人都已陆续进入各自的岗位上，他到得正是时候。他伸出手打开窗子，把两扇窗页轻轻地往内拉开，直到都碰到墙壁为止。然后他往后退了几步。太阳光照进窗户，在地毯上有一个方形的亮影子。这样一来，房间的其余部分就显得更暗了。 如果他站在暗处，那么对面屋顶上的人是决不会看见他的。
他走到窗户旁边，躲在拉开的窗帘后面往下看，可以看到130米外的车站广场。他又往回退了几步，把一张桌子搬过来，拿开了上面的桌布和一瓶塑料花，又从沙发上拿来了两只靠垫，用这些作为枪垫子。他脱掉了军大衣，卷起衬衫衣袖，把那根拐棍拆成几节，着地的一头的黑橡胶塞也被旋了下来，露出里面的三颗子弹。为了造成恶心和出虚汗的病弱现象，他曾吞下了从另两颗子弹里取出的火药，直到这时，恶心和冒汗的病象才渐渐消失了。
他从几根管子里拿出了消声器和望远瞄准镜，在最大的管子里拿出枪的主要部分，接着就组装了起来。
他坐在桌子后面，把枪放在靠垫上，从望远瞄准镜里看出去，沐浴在阳光下的广场看得清清楚楚。他看到广场里有一个人正在安排庆祝仪式时各人站立的位置，就用枪瞄准他。在望远瞄准镜里，这个人的脑袋看上去就像他在布鲁塞尔郊外森林里树干上挂着的西瓜一样大。最后，他满意了，又把三粒子弹放在桌子上像一队士兵似地排列着。他用拇指和食指拉开枪栓，装进了第一枚子弹。他想，一枚子弹足够了，其余两枚是备用的。他又推上了枪栓，直到顶住了子弹的尾部，然后固定住。
一切就绪之后，他把枪放在靠垫上，伸手到口袋里拿出香烟和火柴。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第一根香烟，靠在椅子上。他还得等待一小时零45分钟。
策
第三部 谋刺
第二十一章
克劳德·勒伯尔觉得自己仿佛一辈子都没有喝过水似的。他口内发干，舌头贴在上颚上，就像焊住了似的。不光是因为天热他才有这种感觉，而是有点儿慌，许多年来他第一次真正着了慌。他肯定下午会出点事，但是怎么出、什么时候出，他却还没有找到半点儿线索。
这天上午，他去了凯旋门，也去了圣母院和瓦勒里昂山，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天中午，他在部长那里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他感到这些人的紧张情绪已经消失，几乎有点轻松愉快了。只剩一个仪式有待举行了，地点在“六月十八日广场”。他们确信，那里是经过彻底搜索和无缝可入的。
他们这一伙人是在离爱丽舍宫不远的一家饭馆里用午餐的，而这时，戴高乐在宫里进午餐。当他们从饭馆出来时，罗兰上校说：“看来这个人已经走了，已经滚蛋了，其实这是他最聪明的办法。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在什么地方冒出来，那我们的人一定能把他逮住。”
这时，勒伯尔一个人心烦意乱地在离蒙帕纳斯大道200米远处的一群人中间徘徊着。由于距离太远，他看不清广场上有什么事。他一路向站在栏杆边的警察或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提出同样的问题，回答也是一样的：自从12点钟栏杆装起来以后，没有人进去过。
主要的大道上交通已经中断了，小路和胡同里的交通也断绝了，屋顶都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车站本身布满保安人员，因为那里有许许多多可以俯视院子的办公室和顶楼。保安人员还爬上了巨大的机车车库的房顶，居高临下地监视着静悄悄的车站月台，那儿的全部火车已在当天下午转移到了圣拉扎尔车站。
警戒区内的每一幢建筑物都经过搜索，上至顶楼，下至地下室，一处不漏。绝大多数房间都空空如也，住户们已去海滨或山上度假。
一句话，“六月十八日广场”地区是无缝可入的，正如瓦伦丁局长所说的，“比耗子的屁眼还要紧密”。一想起奥弗涅省的那个分局长的这句话，勒伯尔不禁笑了起来。突然间，笑容消失了。瓦伦丁并没有截住豺狼啊，他想。
他穿过小路，凭着他的警察通行证抄近路来到了雷纳街。到处情况都一样，离广场200米以外的道路全部封锁，人群停立在栅栏外面，除了巡逻的保安队员以外，街上空无人迹。
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吗？没有。有人进去吗？没有，先生。他听见车站广场上的乐队正在给乐器调音。他看了看手表，总统在这段时间里随时都会来到的。
他看见广场上人声鼎沸，看见蒙帕纳斯大道上的另一端有一个车队已经闪进“六月十八日广场”，看见他们驶进车站广场时，警察们都在敬礼。所有街这边的人都盯住这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大轿车；站在栏杆外面的人群，都想往前挤。
他又抬头看看屋顶。小伙子们真不错！屋顶上的监视人员根本不理会他们脚底下的场面，他们俯伏在胸墙上，眼光不停地搜索着街对面的屋脊和窗户，不放过每一个窗户里的微小的动静。
他到了雷纳街的西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纹丝不动地站在132号附近的铁栏杆旁边。他把证件显示了一下，这个战士站得更挺直了。
“有人过去吗？”
“没有，先生。”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值班的？”
“12点钟，先生，就是开始中断交通的时候。”
“没有人从这个口子进去吗？”
“没有，先生。对了，有一个老年的跛子进去了，他住在那边。”
“什么跛子？”
“一个老头儿，先生，他病得很厉害，他有身份证和残废军人证，住址是雷纳街154号，我只好让他过去。他真的病了，那么热的天气，他还穿着军大衣呢！”
“穿军大衣？”
“是呀，长长的军大衣，像那些老兵穿的一样，这时候穿大衣也太热了。”
“他有什么病？”
“我看他一定是太热了，是不是？先生。”
“你说他是残废军人，他怎么啦？”
“只有一条腿，先生，还拿了根拐棍，一瘸一拐地走路。”
在远远的广场上，歌声已经响起来了。“前进，祖国的健儿们，光荣的日子来到了……”人群中有些人也在跟着唱这大家都熟悉的《马赛进行曲》。
“拐杖？”勒伯尔自言自语地说，他的声音很低，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
那个保安部队战士局促不安地望着他。“是的，先生。一根拐杖，就像一条腿的人常用的那一种，铝制的……”
勒伯尔跳了起来，他大声招呼那个战士跟着他向街里冲去。
车队在阳光下进入广场，一辆辆汽车首尾相接地停在车站门口。就在汽车前面，顺着栏杆站着正准备接受勋章的十位退伍士兵。广场东边是政府官员们和外交界人士，几乎都是深灰色的服装，偶尔有人佩戴着红色的荣誉勋章。广场的西边是戴着闪亮头盔以及有红色羽毛的共和国警卫队，乐队则站在他们前面。在车站门前的一辆汽车周围，聚集着一群文职官员和总统府的人员，军乐队继续演奏着《马塞进行曲》。
豺狼抬起枪，眯着眼睛朝广场看去。他选中离他最近的那个退伍军人，也就是将第一个获得授勋的那个人。他是一个身材矮小、体格健壮的男子，站得笔直。他的脑袋清晰地出现在瞄准器里，几乎是一个完整的侧像。几分钟后，这个人面前高出大约一英尺的地方，将出现另一张面孔，傲慢、专横，戴一顶咔叽布的法国军帽，上缀两颗金星。
“前进，前进，万众一心……”国歌的最后几个音符消失之后，全场肃静无声。共和国卫队长的吼声在车站广场的上空回荡：“举枪……致敬！”戴白手套的手一齐拍击步枪的枪托和弹夹，脚跟一起相碰，发出三次清脆的僻啪声。围在汽车旁边的人群向两边分开，从中间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形，开始大踏步地走向排成一列的退伍军人。跟在他身后的人群在离那排退伍军人50米远的地方停了步，只有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和另一名官员继续跟着他前行。部长将向总统介绍那些退伍军人，而另一名官员则托着一个丝绒垫，上面摆着十枚勋章和十根级带。除开这两个人之外，就只有夏尔·戴高乐在朝前行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