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去做新闻吧。”我对自己说。
“可是，新闻节目有什么好做的呢?不就是别人写的稿子，你照着念就完了吗?这有什么意思?”我常常想象当我遇到难以选择的事情，我的脑海里会有两个小人打架。如今，这样的情形真的出现了。
我苦着脸去找文涛：“你得帮我出出主意。”
正是傍晚时分，我和文涛坐在黄埔花园的大排档里，四周一片嘈杂。
“你说，我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我鼓起勇气，把自己近乎疯狂的想法告诉了文涛。
“当然可以啊!”文涛专心致志地看着菜单，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
“可是，万一我说不下去了，没词了，怎么办?”
“慢慢说呗!就像你现在和我聊天一样，也没有稿子，不是说得挺好的吗?再说，咱们哪一次直播是有稿子的呢?”文涛一边说一边招手叫过服务员，抓紧时间点了菜。
“那不一样啊!直播的时候通常是咱们两个人，都处于平常自然的说话状态，说错了也很容易纠正，不会觉得尴尬。做新闻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跟观众聊不就得了。”文涛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滴溜溜地四下乱转。
“那，观众不烦啊?万一我说得嗦了怎么办?”
“语言精练点，你绝对没问题。”饭菜上来了，文涛不再理我，低头忙着喝汤。
我夹着一筷子芥蓝愣在那，心里突然有一种起跑前的兴奋和恐惧。
第二天，我对院长说：“好，我做。”语气很是悲壮。
3月31日晚上，老板在尖沙咀一家韩国料理店请内地来的同事吃饭，庆祝凤凰中文台成立两周年。大家忙着烤肉、倒酒、吹牛，热热闹闹地像是在过节。
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身体在不停地发抖。第二天一大早，《凤凰早班车》就要和观众见面了，也许，我的主持人生涯也将就此终结。
饭桌上没人注意到我的异样。
我不停地看表，如坐针毡。9点钟，我终于忍不住了：“各位，我先走一步了，明天早晨4点就得起床!”
同事们于是七嘴八舌地和我告别：
“祝你明天好运!”
“别紧张!”
“开玩笑，她怎么会紧张呢!”
……
走出餐厅，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上发呆。晚上9点的香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可我，从此就要和这缤纷喧哗的夜晚告别了。
回到家，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一直到凌晨1点钟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
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真的连上吊的心都有。
凌晨4点的香港一片寂静。
我机械地起床、穿衣、洗漱，始终低垂着双眼，不敢看镜子。刚刚睡醒的脸总是惨不忍睹，更何况没睡醒呢?
刷牙时，我还是偷偷地瞟了一眼镜子，我的样子果然可怕。
4∶30，我走出家门，外面仍是一片漆黑。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慢悠悠地晃过去也不过5分钟。凌晨时分的街道在路灯的映射下显得格外静谧，真没想到，香港还有这么沉静的时刻。平常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此刻只能听到我的皮鞋踩出的咔咔声，一股淡淡的海腥味从不远处的维多利亚港湾飘过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微凉潮湿的空气，心境渐渐地平静下来。
来到公司，眼前热闹的景象吓了我一跳。
演播室的门开着，技术人员进进出出地正忙着调灯光、查线路。毕竟是《凤凰早班车》的首播，大家心里都没底。
我有点紧张了。
直播前的一个星期，我曾经和《早班车》的工作人员一起演练过两次。结果是一塌糊涂。
我的老板有一个很好的创意：香港每天有十几份早报，内容丰富、及时，可以补充早间电视新闻报道的不足，又能为各地观众尤其是内地观众提供一个了解香港的窗口，建议在《早班车》里引用报纸内容。于是，如何在电视上“读报”就成了我演练时的重点。
第一次演练前，我跑到报摊对摊主说：“把每种报纸都给我来一份。”
到了办公室，我把所有的报纸摊在桌子上，才发现精明过人的报贩子把《朝日新闻》、韩国、菲律宾报纸一股脑都卖给了我。
两个小时后，我恍恍惚惚地从报纸堆里抬起头来，突然意识到，我看得太过投入，完全忘了看报纸的目的是为了“读报纸”。
第一次演练，以我对着镜头张口结舌而告终。
第二次演练前，我一再告诫自己：报纸别看得太入迷，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这一回，我吸取了前车之鉴，拿出了记忆力好这个杀手锏，把每一家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都背了下来。可是，导播急了：“鲁豫，你念一份报纸就用了5分钟，我们整个节目的时长只有半个小时啊。”
“怎么办，我完全找不着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说新闻的感觉。”这就是4月1日凌晨4点35分，我看见公司里忙忙碌碌的直播景象时，内心惶恐。
我恨不得临阵脱逃。
不过，害怕归害怕，我知道，到了真正直播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
7∶15分，我走进了演播室。
从化妆间到演播室，要经过一条窄窄的走廊，50多米，还有个拐弯。平时，我总是连跑带颠地，常常和从另一个方向拐过来的同事撞个满怀。可今天，我迈着四平八稳的台步慢慢地朝演播室走去，连头都不敢晃一下，生怕动一动就把刚刚记住的新闻忘掉。
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站在摄像机前，嘴里还在念念有词。
这时，老板和院长走了进来，两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我面前一站，小小的不到20平方米的演播室显得更狭窄了。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给我做战前动员：
“别紧张!”“没问题!”
我已经进入了直播状态，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若无睹。看见老板和院长，也没什么反应，仍然呆呆地在那自言自语，像个精神病患者。
7∶30分，《凤凰早班车》准时开播。
半小时后，直播结束了。老板立刻召集所有主创人员开会。
我先去化妆间换了衣服，才端着咖啡杯一溜小跑地冲进了会议室。我急不可耐地想听到别人对我第一天直播的评价。
推开会议室的门，我的眼睛立刻被明亮的光线晃得闭了起来。早晨8点钟的阳光正穿过会议室的落地玻璃窗，暖暖地照在每一个角落。
原来，天，早已在我忙碌之间，悄悄地亮了。
老板微笑着看看大家，说了三句话，我永远都记得：“《早班车》很成功!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鲁豫，就这么做!”
开完会回到家，我在客厅里站了5分钟，一动不动。
我突然觉得后怕：“如果刚才的直播我做砸了，可怎么办?”
这么一想，几天来的压力、焦虑、睡眠不足一下子全反映出来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放声大哭。
等情绪平复下来，我走进洗手间开始卸妆。我一边抽抽噎噎地擦着哭花的双眼，一边喃喃自语：“我做成了。”
这一来，眼泪又哗哗地流了下来。
这个女孩好奇怪
在香港，每一座公寓大楼的大堂都坐着一个保安。说是保安，却多是些年过半百的香港大爷，真不知道凭他们的体格怎么能保居民的平安。不过，我倒挺喜欢我们楼那些大爷。他们态度友善，看见我大包小包地回来总是热情地帮我开门。但我从不和他们聊天，因为大爷们都听不懂普通话，我又不肯入乡随俗，一句广东话也不会。于是，我和大爷们只能用点头，微笑进行沟通。保安大爷平常大概只看粤语影片，所以并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在大爷眼里，我是一个经常出差的大陆女孩，没准是空姐吧!
我开始做早班车了。第一天凌晨4∶30大爷见到我端着咖啡杯，睡眼惺忪地走出电梯时，吃惊得甚至来不及冲我微笑了。我呢，那么早起床，人又紧张，根本没心情和他打招呼，只是直眉瞪眼地晃出了大楼。
第一天的直播很成功。八点半钟，我带着焕然一新的心情回家了。在大门口见到上早班的大爷，我咧开嘴冲他乐着，又破天荒地用广东话说“早安!”
大爷看见我，样子有些吃惊。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没卸妆呢，和平日里素面朝天的样子大概有些距离。我倒没多想，乐呵呵地进了电梯。
早班车顺利地开通了，我也过起了和别人的日程表截然不同的生活。保安大爷们开始觉得奇怪，这个女孩突然不出差了，每天早晨4点，外面还黑咕隆咚呢，她就披头散发，神情恍惚地出门，见人也爱搭不理的。到上午8、9点钟，正是别人出门上班的时间，她倒浓妆艳抹地回家了，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大爷们仍然冲我微笑，但笑容中多了一丝忧郁和担心。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大爷们的表情愈来愈忧伤。我知道他们有话想问我，但又不好意思打探别人的生活。于是，我们就在尴尬中保持着沉默。
时间大约过了半年。
有一天，我最喜欢的大爷“我心狂野”(这是我和许戈辉给他起的名字。因为他是所有保安中最害羞的一个，脸上总是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但我和许戈辉却认为他是那种外表冷漠，但内心火热的人。所以起名“我心狂野”。)在我下楼取信的时候，一直在我身边溜溜达达，那天我的信又特别多，我正一封封地翻看，顺便把垃圾邮件扔进废纸箱，大爷突然冒出了一句广东普通话：“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愣住了，不相信大爷居然有勇气说起了国语，我大为感动，一字一句地说：“我在电视台工作!”
“电视台!”大爷大声重复了一下，神情明显轻松了许多。“你早晨返工好早咯!”大爷又问了一句，这回广东话又出来了。
“对，因为我是做晨早新闻的!”我也用普通话的发音加进了广东话的词语。
“哦……!!!!”大爷一定是粤剧票友，那一声“噢”足足拖了10秒钟。从那声音里，我听到了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读懂了“我心狂野”的潜台词：“我说我一把年纪，见多识广，不会看错人的，这个女孩是个好女孩!”
这下我倒不好意思了。我红着脸，说了句“唔该噻!”(谢谢!)注解就抱着信冲进了电梯，大爷一直看着我，脸上笑开了花。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乐了。
“完了，我长针眼了!”
我的同事梁冬在广州过完周末回到香港，星期一去公司上班，一见到我就兴奋地说：“我最近见了一个大师，算命特准，我请他帮你也算了一卦，我给了他一个鲁字，但没告诉他是陈鲁豫，真神了，他想都没想就说：‘你这个朋友工作很辛苦啊!你看，鲁字分开来，就是刀在田上，日在线下，也就是说，你这个朋友和农民差不多，天不亮就拿把刀下地干活去了。’”
梁冬说到兴奋处，胖乎乎的手在我眼前比比划划：“鲁豫，难怪你早班车做得那么好，你天生就该主持《凤凰早班车》啊。”
我被他气得直翻白眼，一口气眼看就要喘不上来了。
这场对话发生在1999年底，正是我的体力接近崩溃的时候。从1998年3月31日开始，我一个人主持每周5天的清晨直播节目《凤凰早班车》，凌晨4点就要起床，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一年半下来，我能感觉得到，我的身体就快散架了。可人的意志力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始终支撑着我急需大修的身体，而我的身体也很给面子，总是乖乖合作，从不罢工。慢慢地，我也不知天高地厚起来，真以为自己有着金刚不坏之身。
直到那天凌晨4点整，追魂夺命的闹钟铃声把我从沉睡中叫醒。
我躺在黑暗中，根本动弹不得，已经清醒的意识里满是绝望。刺耳的铃声足足响了1分钟，更衬托出外面的一片死寂。
5分钟后，我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心里万念俱灰。一个只睡了不到5小时的人，她在凌晨4点起床的那一刻，对人生的态度不会太积极、乐观，没有自杀倾向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闭着眼，一步三晃地进了洗手间，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说不出哪不对劲。平常，我在凌晨4点的时候，除了头疼，心慌，胸闷，四肢发沉，浑身哪都不舒服以外，也没什么特别难受的地方。而此刻，我的左眼一跳一跳地又涩又疼，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还是不以为意，低下头开始洗脸。冰凉的水一浸到脸上，我这才完全清醒过来。仰着湿漉漉的脸，我眯缝着眼睛伸手去够架子上的毛巾，突然，我浑身哆嗦了一下，两只眼睛瞪得老大，镜子里的景象令我惊恐万分：我的左眼上眼睑红彤彤的、一个模样狰狞的肿块清晰可见。
“完蛋了，我长针眼了!”
6点整，珍姐走进了化妆间。她是凤凰的化妆师，有着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一见到她，我好像没娘的孩子看到了亲人：
“珍姐，”我的声音发抖而且带着明显的哭腔：“怎么办哪，我的眼睛肿了!”
珍姐使劲盯着我，一向沉静温和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
“肿得好厉害。没办法，我多扑些粉试试吧。”珍姐的脸上也是愁云密布。我知道，她技艺高超，又一向对自己要求甚严，如今我的眼睛肿得像水蜜桃，她的本事再大，也回天乏力了。
我愁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闭着眼，任由珍姐的手指一遍又一遍轻拍在我的左眼上。
6点45分，我准时坐在了主播台上。一戴上耳机，我就听到导播室里一片惊呼：“有没有搞错，鲁豫的眼肿成这样!”
事已至此，我也只有坚强面对：“请把景别拉得再大一些。”我不停地鼓励满脸愕然已经慌了手脚的摄像：“对，再拉开一些。”
摄像猛然间回过神来，从镜头后探出半个脸：“鲁豫，景别不能再大了，现在从镜头里已经看不出你是谁了。”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漂亮，这一刻，我更是希望我的“聪明”，“才华”，“人格魅力”能够挡也挡不住地由内而外散发出来，让观众在清晨7点睡眼惺忪的时候，被我的内在美迷得一塌糊涂，根本无暇顾及我左眼睑上硕大、丑陋的麦粒肿。
8点钟直播一结束，我就接到了老板的电话：“鲁豫，昨晚没睡好吧，眼睛有点肿。”
自从做了《凤凰早班车》，我的人生目标变得单纯明确：有朝一日，我要是当了老板，一定天天睡到自然醒。可我就不明白了，我的老板已经是老板了，为什么每天7点的早班车他从来没落下收看。文涛的评价一针见血：所以人家才是老板。
这么多年了，我很了解老板。表扬你的时候，他绝对是夸你没商量，自信心不强的人还真扛不住。这一点我很认同，因为谁都需要肯定。而批评一个人的时候，老板则是委婉的，既指出你的不足又不伤害你的自尊。所以，我听出了他实际的感受：你的眼睛怎么搞的，简直惨不忍睹。
我于是立刻痛下决心：上医院，找最好的眼科大夫，动刀动枪，在所不惜。
一个朋友向我推荐了全香港最著名的X大夫。他行医多年，是国际眼科界的翘楚，不少达官显贵都是他的病人。近年来，由于娶了某社交界名媛为妻，更是跃身而为城中名人，每天报纸娱乐版新闻里，总能看到他和太太恩爱甜蜜的样子。两人郎才女貌，真是一对如花美眷。
“他很贵噢!”电话里，朋友的那个很字拉得极长，听上去怪吓人的。
再贵也要去!我平日里糊里糊涂的，但关键时刻还分得清主次。
挂上电话，我直奔X大夫在中环的诊所。才上午10点钟，宽敞的候诊室里已满满当当地坐了20几个人。等了一个多小时，X大夫西服革履的俊朗身影才出现在诊所的门口。一瞬间，所有病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那场面着实让我感慨：这年头，当医生都要当偶像级的，开处方，动手术时，旁边最好也安排些FANS(追星族)惊声尖叫：看哪，他割阑尾的样子好有型噢!
我正胡思乱想，突然听到护士在叫我的名字，赶紧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低着头跌跌撞撞地跟在护士身后。之所以跌跌撞撞，是因为我在室内也戴着酷酷的溥仪式墨镜，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可是，在我的眼睛痊愈之前，我只能以这副德性见人了。
“陈小姐，请坐!”X大夫的声音低沉有磁性，国语好得惊人。
我慌忙摘下墨镜，乖乖地坐在椅子上，脊背挺得笔直，一动不动。
X大夫开始专注地凝望我的眼睛，好像在看着自己的情人。这时如果隐去诊室的背景，把我俩搁在蓝天白云的布景板前，你看到的分明是我被白马王子的深情凝视羞红了的脸颊。
“大夫，我的病危险吗?要不要开刀，开刀要打麻药吗?会留下疤吗?”我脸上的表情，有如世界末日。
“陈小姐，你的眼睛不需要动手术。等肿块再长两天，让它自然成熟，流水，然后，你再来看病。好，再见。”
X大夫温和的声音让我一下子从浪漫爱情影片的女主人公变身回《急诊室》注释里的女患者。
“可是，我，我，好，再见。”我磕磕巴巴地来不及说什么，就被护士小姐领到了付款台。
坐在回家的船上，我越想越觉得吃亏。都说X大夫英俊非凡，我坐得离他那么近也没顾上看他一眼，相反，被他盯了半天，我还得给出一张港币1000元的支票。我真是比窦娥还冤。
我长了针眼的消息很快就在公司传开了，不断有各地的同事打电话表示慰问，最后总不忘加一句：“你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了吧。”
我真是有口难言。我是不该看的没看，该看的也没看。
当然，幸灾乐祸之余，同事们也提供了千奇百怪的偏方：在手指上系根红线、拼命喝凉水、把痔疮膏涂在眼皮上等等。
我眼睛肿得老高，心里倒还明白，封建迷信的事情，我不能试。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左眼红肿得只剩下一条缝，视线都窄了许多。可是，不管什么事，只要习惯了就好。
珍姐见到我，已经不再长吁短叹了。她现在每天提心吊胆的是如何不让尖尖的眼线笔弄破已经透明的肿块。摄像，导播也都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他们大概看惯了我的样子，竟然敢给我推大大的特写了。至于观众，一大早都睡眼的，也没人像看情人般地紧盯着我。我自己呢，慢慢地也敢大白天不戴墨镜在街上走了。香港的小孩子好像特别坚强，马路上、超市里猛然间看到我，也没人哭闹。
几天后，我再去复诊。
和上次一样，英俊的X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和颜悦色地说：“还没熟透呢，再等两三天就差不多了。”
我又恍惚着被护士小姐领到了柜台去结账，短暂的一面，再花去我港币1000块。
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值了。”
两天后，是个星期天。
我一觉睡到了中午才起床。人睡够了，心情就特别好，我哼着歌在洗手间里刷牙。突然，那个硕大无朋的包，破了。
我吐掉嘴里的牙膏，开始深呼吸，可人还是紧张地发抖。
我从家里常备的药箱里拿出纱布，轻轻地擦干净左眼眼皮，然后，下楼打车，直奔X大夫而去。
谢天谢地，星期天，他竟然也在，当然，是要按周末急诊收费的。
X大夫看到我很高兴。他戴上白色医疗手套，拿出两根棉签，动手挤那个包。我微仰着头，一动也不敢动。
“好了。”一分钟都没有，X大夫已经大功告成。“这里是一盒防感染的药膏，回家记得涂喔。再见!”
那天，我的账单是1500港币。
她折磨我整整3个小时
1999年10月28日晚上7∶00，我拖着两个无比沉重的大箱子来到香港赤蜡角国际机场，准备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耶路撒冷。旅行社发出的指南上特别注明，乘以航飞机一定要提前3个小时到达机场。我虽然觉得没必要，可还是乖乖地照办。毕竟，目的地是以色列。
她折磨我整整3个小时
我相信，人的着装颇能反映人的心境。那天，我一身戎装：军绿色卡其布连衣裙，高统皮靴，像极了电视上看到的以色列女兵。
以航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前是两条长长的人龙，一队是以色列公民，一队是外国人，队伍长得令人绝望。还好，我坐的是公务舱，多少有些特权，不用排队。
我正在暗自庆幸，一个以航工作人员走过来用英语请我出示机票和护照。这是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孩，她深陷的眼窝、鲜明的五官轮廓、特别是挺直的鼻子和一头卷曲蓬松的褐色乱发，像极了年轻时的芭芭拉·史翠珊(Babara Streisand)。
想想真可惜，我没有和她拍张照片，也忘了问问她的芳名。毕竟，她折磨了我整整3个小时。
以下是我们之间最初的一段对话：
问(面无表情地)：“你去以色列做什么?”
答(心不在焉地)：“拍节目。”
问(仍然面无表情地)：“拍什么节目?”
答(开始不耐烦)：“千禧之旅。”(大费周章地介绍了千禧之旅，但故意漏掉了行程中的伊拉克。)
问(她一直低头翻看我的护照，脸上的表情我看不见，但突然变大的声音说明她极为不满我的态度)：“你在以色列准备拍些什么呢?”
答(我的声音也开始冷淡，语气更强硬了)：“不知道。”
问(她从护照上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着我)：“那谁知道呢?”
答(我微微地扬起了下巴，挑衅似的迎住她的目光)：“我的同事。”
问(她停顿了一下，好像是叹了一口气)：“他们在哪?”
答(开始气她)：“在以色列。”
问(她不再看我，目光掠过我望向我的身后)：“你在以色列住哪?”
答(我故意把头往旁边歪，去找她的目光，语调逼人地)：“不知道。”
问(她的脸涨得通红)：“谁来接你呢?”
答(拿腔拿调地)：“不知道。”
问(几乎崩溃，但仍然死扛)：“你在以色列会呆多长时间?”
答(我都不忍心了)：“不知道。”
……
我们这段剑拔弩张的对话进行了40分钟，我始终是一问三不知，不是我不合作(我的确是不合作)，我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天地良心，这是真话)。女孩认定我虽然极不友善，但并没危险。第一关盘查我总算通过。
女孩把护照、机票还给我，转过身，用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跟我来”，就自顾自地走了。
我愣了一下，意识到前途叵测。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我推着行李车一路小跑跟在女孩的身后，在我看来，她的背影写满了复仇二字。
“我刚才对她那种态度，她一定想把我关到小屋里单独盘问吧?算了，大不了误飞机，什么鬼地方，哭着喊着求我去我还不想去呢。”我一直胡思乱想。
我跟着她左拐右拐走出候机大厅，来到了停机坪上。一辆7座面包车正停在我的面前。女孩伸出右手，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我心一横，抬腿就上了面包车，我的箱子和巨大的双肩背包就堆在行李车上，我连看都不看。我心里有数，护照机票都在我手里，钱和信用卡我放在了小布袋里，袋子是我花了5块钱人民币在大理洋人街买的，我去哪都拿它来装“巨款”，挂在脖子上。有了这几样旅行必备的东西，其他的，真要丢了，就看本小姐心情如何了。心情好，丢了就丢了；心情不好——比如现在，那我一定把航空公司告得倾家荡产。
我沉着脸坐在车上，一动不动，余光能看到女孩和从车上下来的司机在奋力搬我的箱子。
车子在停机坪上转了一大圈，停在了一排外表好像飞机检修库的平房前。
平房里热火朝天地挤满了人。
我铁青着脸冷冷地扫了一眼屋里的人：七、八个高大魁梧的以航工作人员，还有十几个和我一样已经疲惫不堪、听天由命的外国旅客。
女孩丢下我，和一个长得挺像内塔尼亚胡的以航同事嘀嘀咕咕地讲起了希伯莱语，“内塔尼亚胡”不时地向我这里看上一眼。我直直地站着，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堆满了我的行李。
“内塔尼亚胡”微笑着向我走来，“Shalom!”(希伯莱语你好的意思)他冲我点了点头，弯腰拎起我的两个巨无霸箱子，转身放在了一张比乒乓球台还要宽大的桌子上。
“芭芭拉·史翠珊”不知从哪端出两个硕大的透明塑料箱，倒进开水，滴两滴泡泡浴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泡个澡。她把澡盆也放到了乒乓球台上。
我饶有兴味地看他们忙着，想知道这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
“打开箱子!”
“打开箱子。”“芭芭拉”不看我，而且，连个请字也没有。
我蒙了一下，有那么两秒钟吧，我特别想扑过去求他们：“我不玩了，让我回家吧。”虽然心里想变成浦志高，可脸上的表情还是和江姐一样大义凛然。
我开了密码锁，向后退了半步，皮笑肉不笑地对“芭芭拉”说：“箱子太重，我打不
开。”
废话，要杀要剐随便，但别指望着我会帮你们磨刀。
还是“内塔尼亚胡”怜香惜玉，他帮“芭芭拉”打开了箱子。这下，我的宝贝全都大白于天下。
我飞快地扫了一眼两个箱子，谢天谢地，内衣、女性用品大概是在箱底，我担心的难堪场面没有出现。
最上层花花绿绿的是我的战略储备：方便面、榨菜、话梅、口香糖、咖啡、巧克力和维他命。所有的食品全部真空密封包装，绝对符合卫生检疫条例。这一下，我更加气定神闲。
“这么多吃的，你是要去野营吗?”“内塔尼亚胡”指着一大盒金莎巧克力冲我乐。
“不，我很馋。”我也笑了，人家“内塔尼亚胡”一直对我不错，可我心里还是打鼓。这些食品我是为了在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过苦日子预备的，被他们猜到总不太好。
“对不起，按规定，现在我们要把你箱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拿出来放进这两个塑料箱，请你监督。”“内塔尼亚胡”的话让我的头嗡地一下，刚刚对他生出的好感立刻荡然无存。
我咬着嘴唇，无助地看着“芭芭拉”把我的东西一样一样拿起来，左右端详一番，再漫不经心地放进塑料箱。
20分钟后，两个箱子变得空空荡荡。我花了3天时间才整理好的毛衣、牛仔裤、护肤品、化妆品和准备到伊朗后入乡随俗用来包头的几块披肩凌乱地堆在塑料箱里。
我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芭芭拉”大概良心发现，自始至终低着头，没有乘胜追击再甩什么风凉话。
两个身材魁梧的以色列小伙子一人一个把塑料箱搬到了检查行李的X光机上。平心而论，今天我见到的以航工作人员，女孩漂亮，男士英俊，颇给以色列长脸。就像眼前这两个大力士，换上苏格兰呢西装和皮靴，活脱脱就是一幅Ralph Lauren秋季时装广告。可惜，愤怒蒙住了我的双眼，我看他们，个个都是乔装打扮的摩萨德。
“好了，你可以装箱了。”“芭芭拉”站在X光机旁边冲我招手。我的两大堆宝贝已经被摊在了另一张乒乓球台上。
哀莫大于心死，我已经懒得和他们理论。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开始叠衣服。突然，我尖叫起来“This is not mine!”(这不是我的!)在榨菜和被拆开包装的一大罐蔬菜粉中间，我竟然看见一盒已经抽掉大半的555香烟。
用外语说粗话我觉得不算什么，好歹也是练习口语啊!
“这叫什么×××安检!”我开始用英语骂人了。各位同胞请相信，我平日十分的淑女，语言总是优雅而得体，但用英语说起粗话来，面前真站个美国人、英国人也未必是我的对手。反正，用外语说脏话我觉得不算什么，好歹也是练习口语啊。
“对不起，香烟是我的。”旁边一个包头巾、穿长袍，模样酷似阿拉法特的阿拉伯男子凑到我旁边，伸手去够香烟。
“慢着!”我挡住他，回过头去找“芭芭拉”和“内塔尼亚胡”，“安检这么严肃的工作，你们竟然如此地掉以轻心。真要出了事，谁负责?”我声色俱厉，语言风格像极了党小组会议上语重心长的支部书记。
“芭芭拉”狠狠地看了一眼“阿拉法特”，这才相信那烟的确不是我的。她自知理亏，于是红着脸，表情又哭又笑地看着我，嘴张了张，却什么也没说。
“我们来帮你装箱吧!”呼啦啦，我身旁一下子围了5、6个高大威猛的以色列小伙。
“Dont touch my stuff!”(我看谁敢碰我的东西!)我委屈极了，不争气的眼泪正在一点点地涌上眼眶。
我只是想看看以色列，仅此而已。何苦这么舞刀弄枪的?
我拼命忍住眼泪，埋头整理箱子。
刚才还闹哄哄的房间突然变得很安静。“芭芭拉”、“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道歉。我谁也不理，只是专心地叠我的披肩。
不知过了多久，我忙忙叨叨的手终于停了下来，低头看看箱子，又满满当当、整整齐齐的了。我这才抬眼示意“芭芭拉”：“还查吗?不查就关上。”
又是“内塔尼亚胡”，识趣地扣上箱子。
我不说话，等着看还有什么好戏。
“我们可以走了。”“芭芭拉”的话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愣了一秒钟，然后好像怕谁反悔似的，转身就往外走。都快到门口了，才听到身后叮叮咣咣地有几个人跟了上来，想必带着我的行李。走出大门我才意识到，其他的老外已经不见了。
天黑透了。我看了看表，荧光指针指着9：45。
我恍惚地坐上面包车，又被“芭芭拉”带回了机场候机大厅。我乘坐的班机正在做最后一次召集。眼看磨难到了尽头，可我对即将展开的旅程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一个又高又胖的黑人裹在一件雪白的袍子里，从远处急急忙忙地跑来，身上左右各挎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后边气喘吁吁地跟着比他还胖的太太，手里还领着个5、6岁大的小男孩。一家三口要飞的是纽约，登机口就在隔壁。
我很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赶飞机，不像我，身后老有“芭芭拉”像影子一样跟着。
我今天的计划全被他们打乱了。
平时，从香港出差去外地，我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机场，托运行李、领登机牌、过关，所有的手续办完之后，还会有40多分钟可以闲逛。我会先到书店挑一堆杂志在飞机上消遣，再去免税品店帮朋友买些香烟，然后，我一定要去卡蒂亚专卖店看看他们又来了什么新的货色。最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会去休息室，喝杯咖啡，打几个电话。我喜欢这样，不紧不慢地。可现在，我什么也来不及做了。
登机口的香港地勤人员一再地向我这边张望，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想跑去几十米外的书报亭买本杂志，否则，这一路上，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打发。
我转身正要走，却差点撞上紧挨我站着的“芭芭拉”。
“What???”(你想干吗???)我冲她大叫了一声。她的大眼睛忽闪闪地看着我，目光里满含着请求，我恍然大悟，他们对飞以色列的外国旅客采取的是一对一的全程盯人战术。
“我现在是不是除了上飞机，不能去任何地方，否则，你们又要重新查我?”
她苦笑着点了点头。
我彻底崩溃：“好吧，我登机了。”说罢转身就走，好像听到“芭芭拉”咕哝了一句谢谢你。
登机口的地勤人员见到我都长出了一口气，看样子，我的确是最后一名乘客。
公务舱今天满员。我不知道该坐在哪里，也懒得查票根，看到靠过道还有一个空位，于是也不等空中小姐领路就径直走了过去，然后，一屁股坐下。这才感觉到，自己已是心力交瘁。
“Shalom! Im your neighbourui. My name is……”(你好，我是你的邻居，我叫……)我迷迷瞪瞪地顺着声音望过去，这才注意到我的邻座是一个50多岁的男子，是犹太人，而且是以色列的犹太人。
我从不种族歧视，但今天，某些人真的是得罪我了。我把手一挡，不客气地说：“Leave me alone. Im not in the mood for chitchat. For the past three hours I was interrogated and searched by the airline, which is something Ive never seen before. I dont think I even want to go to Isreal.”(别理我，烦着那。刚才，你们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人审了我快3个小时，真是活见鬼。鬼才要去你们国家。)我心里想说的其实是中文版本，可英文一出口，我还是本能地采取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文风。说到底，人家老大爷对我客客气气地，我总不能太失礼。
虽说如此，他还是被我突如其来的一顿抢白弄愣了。过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对不起，我只是想打个招呼，因为我们是邻居。我没注意到你的情绪，很抱歉。你可能不太了解，所有去以色列的人都要被细细地盘查，当然，对外国人会检查得特别仔细。可即便是以色列人，如果刚刚去过一些敏感国家也要被查个死去活来。”
他的英文很好，一句死去活来让我的嘴角动了动算是微笑。见我有了笑模样，他的语气更慈祥了：“请你谅解，我们以色列是个特殊的国家。这么多年来，我们安身立命的原则就是，在确认你是朋友之前，先假设你是敌人。这是我们的生存方式。”
这就是以色列，还没见到它，已经感受到它的紧张气氛了。
恶劣的环境在10小时内改变了我，带出了我性格中强硬的一面
我声色俱厉地用英语吵了起来，这一段余秋雨老师有过描述“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发的火比刚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峻厉的中国男人。”
可我就是想采访萨达姆。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邪恶的方法：出钱。
这个题目或许会引起误会。
1999年，我在伊拉克呆了10天。10天的时间很短，根本无法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异国绯闻。不过，那10天我的确是全心全意、朝思暮想地渴望见到一个人，见到他的照片我会兴奋地想象我们见面的样子，那份痴狂倒是和热恋没什么区别。
我说的是萨达姆，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
恶劣的环境在10小时内
改变了我，
带出了我性格中强硬的一面
1999年的伊拉克，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巴格达通往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他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们天不亮就从安曼出发了。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它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们天不亮就从安曼出发了。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
死亡公路不是闹着玩的，大白天还常常出事呢，晚上开车无异于自取灭亡。
11月初，中东地区的早晚温差已经很大了。中午的阳光火力十足，能烤死人；可天一黑，就得在毛衣外面再加一件厚外套。
那天起得早，外面天色漆黑。想到整个白天我都要在车上和边境度过，就只穿了件T恤衫和长过膝盖的短裤，出发前才在身上又套了件羽绒服。
出门的时候，果然是天寒地冻。
一路顺利。
6点才过，我们的5辆吉普车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约旦一方的边防检查站。这一路，对约旦这个小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约旦人并不富有，但热情、善良而正直。已故的侯塞因国王个子不高却是个政治巨人，把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打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在中东这样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约旦不仅安然生存着，而且在众多国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约旦海关的工作人员个个温和有礼，将护照还给我们的时候，一再叮嘱，进入伊拉克后一定要小心。我们嘴上应着，心里已经兴奋得不得了，恨不得一步跨进伊拉克。
头天晚上，我们“千禧之旅”全体成员开了个战前动员会，中心思想是要大家对伊拉克做好最坏的准备。不知道别人的心境如何，我只是对第二天的行程满怀着憧憬。不过，憧憬归憧憬，我还是仔仔细细把全部行李翻了一遍，销毁了一切和以色列以及“邪恶的西方社会”有关的痕迹：在耶路撒冷老城区买的死海泥面膜得撕掉包装，那上面全是希伯莱文；我的两个旅行箱跟着我走南闯北，箱身上贴满了各国机场、航空公司花花绿绿的标签，走到哪都会引来啧啧赞叹：“箱子够酷的，还真去了不少地方。”虽然舍不得，我还是狠狠心把不干胶的标签撕了个乱七八糟。看着瞬间变得丑陋不堪的箱子，心疼得要命。
“没什么可怕的！”我是带着这个念头入睡的。
8点整，我们已越过约旦边境，进入了伊拉克。
伊拉克的边防检查站就是荒郊野外几排孤零零的平房，我把车窗摇下来，将整个上身探出去。高远清朗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干枯土地，我的脑海里一下子蹦出一句英文：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我在一个鸟不生蛋的荒凉之地。)
每到一地，车队里负责和边防海关打交道的丽丽捧着大家的护照办手续去了。谨慎起见，其余人员一律在车上等待。
天开始热了，我脱掉羽绒服，把它叠成枕头，倒在后座，开始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揉揉眼睛醒了。车厢里热得像个蒸笼，我的脸上、身上全是汗。我呆呆地躺了有一分钟，搞不清这是什么地方。
“呦，鲁豫醒了，睡得还挺香。”我坐的5号车司机勇哥从车外伸进头来。
“几点了？咱们到哪了？”
“一直没动窝，都快一点了，还等着呢。”
“什么？”我一下子坐了起来，起得太猛，头昏沉沉的。
这还了得，如果天黑之前到不了巴格达，摸黑走死亡公路，是闹着玩的吗？
我开门下车，看到同伴们正三三两两躲在房檐下。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晒得我根本睁不开眼。
“怎么样？”我问丽丽。
“他们封了咱们的电脑、手机、照相机，一上午把我支来支去的盖了无数个章。现在，还得等他们的主管，听说一会儿就到。”
正午的太阳晒得我眼发花。我靠着墙坐在了地上，抬头看着丽丽：“他们这么拖着我们，该不是想要钱吧。”
丽丽叹了口气：“该给的钱早给了，不该给的也给了。”
我立刻不说话了。
早就听说伊拉克的边防官员已经被惯坏了。1998年“沙漠之狐”之前，给每人塞个几美元的买路钱已是富富有余。可1998年战事最激烈时，据说有记者为了顺利过关，眼都不眨一下地给了每个伊拉克边防官员100美元。因为有人哄抬价格，结果伊拉克边境地区行贿受贿一下子有了市场。
“这要是在香港或北京，我不到廉正公署、反贪局告他们才怪。”我在心里恨恨地想。
咕噜咕噜，我肚子饿了。
“你要吃点什么呢？我去买。”我站起来，拍拍屁股。
丽丽苦笑了一下：“我早被他们气饱了。再说，这什么也没有，连热水都不提供。咱们只能吃饼干了。你去1号车拿吧。”
听到饼干，我的肚子又咕噜了一下，这回算是拒绝。
我回到车上，关上门窗，开足冷气，拼命给自己灌矿泉水。
等待真是无聊。我懒懒地靠在后座上，把两条腿伸直，高高地架在前座的靠背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同伴们也都受不了毒太阳，陆续回到了车上。我把早就搁麻了的双腿搬下来，一边用手捶，一边和勇哥、摄像袁白聊天。
勇哥可是有着丰富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了，但这会，他有点一反常态，不停地长吁短叹：“这都4点了，今天肯定得走夜路，够悬的。”
我听着心里一阵阵发紧。我很清楚，当着我的面，勇哥已经是在轻描淡写了。
坐在前排的袁白回头看着我：“鲁豫害怕了吧，脸都白了。”
我是属鸭子的，嘴上永远逞强：“没什么好怕的，咱们那么多人呢。”一聊起天来，时间总是好打发些。突然，袁白的手表叫了起来。他的表定点报时，这意味着，现在是巴格达时间下午5点整，而我们，已经在这荒郊野外等了9个小时。
我的忍耐到了极限。
“我得去看看。”我边说边开车门跳下了吉普车，四下望望，见平房前已经聚集了不少“千禧之旅”的同事，于是拔腿向他们跑去。听见身后车门又“砰砰”响了两下，知道勇哥和袁白也跟来了。
十几个同伴正围着三个看不出是农民还是边防官的伊拉克人，大家都铁青着脸。
“怎么了？”我挤进人群，用英语问眼前一个肚子圆滚滚还留着油亮八字胡的伊拉克人。他旁边还站着两个瘦子，我看都不看。这种场合，得看人下菜碟。那胖子绝对是这儿的头，别人，不必搭理他们。
我的声音又大又急促，胖子有些愕然，他愣了一下，用手摸了摸八字胡，慢条斯理地说：“We have to check all the luggage.”(我们得检查全部行李。)
我的火一下子窜了上来。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开始扯着嗓子，声色俱厉地用英语吵了起来，这一段，秋雨老师在他的著作《千年一叹》里有过描述：“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暂时压住满腔愤怒，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鲁豫说，一队早就由他们政府批准的外国传媒，被毫无理由地在这里阻拦了十几个小时，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吃饭，也不知如何走600公里的夜路，现在又要重新开始检查，这种情况，能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吗?我们不是私人旅游，请问，中国对伊拉克，还算比较友好的，是吗?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发的火比刚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峻厉的中国男人。”
在秋雨老师的生花妙笔下，我显得斗志昂扬又张弛有度，语言掷地有声，态度不卑不亢，简直是女中豪杰。其实，我最后还有一段话，那真是孤注一掷。
我是咬着牙说的：“你们真的要查我们的行李?好，我们有5辆车，15个人，鬼知道多少件行李，我以你们真主的名义起誓，我会一直呆在这，看着你们一件一件检查，查不完，你们谁也别想走。咱们开始吧!”
胖子彻底呆住了。他听懂了我的话，他知道，我豁出去了。一个急红了眼的人，你千万别招惹他。
“Its OK, you can go now.”(没事了，你们走吧!)胖子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Are you sure?”(你真的让我们走?)我心里怦怦直跳，生怕他们反悔，脸上可还是刚才那副凶神恶煞的表情。
“Yes! Yes! Yes!You can go now.”(对对对，你们可以走了。)胖子不住地点头。他心里一定在想，算我今天倒霉，出门没看黄历，结果碰上你这么个外国来的母夜叉。
我转身豪迈地冲同伴们摆摆手：“咱们走吧。”然后我飞快地跑回5号车，一上车，我就放声大哭。
我平生没有那样恶狠狠地教训过别人，那和我的性格、教养格格不入。但恶劣的环境却在10小时内改变了我，带出了我性格中强硬的一面，这让我很委屈。
我做梦也想不到，我是一路哽咽着来到巴格达的。
你能安排我采访萨达姆吗?
恋爱中的人都知道，想念一个人，他的形象就无处不在。你看山，山就是他的影子；你看水，水中也有他的倒影。而在巴格达的街头，我目光所及，看到的都是萨达姆。街心公园里树立着他一身戎装的雕塑；5、6层高的大楼外墙上是他的巨幅画像。我回到酒店打开电视，屏幕上是伊拉克的民歌手深情演绎一首歌颂萨达姆的歌。我听不懂歌词，但从画面能猜出个大概：萨达姆在阅兵，萨达姆在亲吻小朋友，萨达姆和伊拉克民众在一起。
萨达姆，萨达姆，这是我在伊拉克一心一意渴望见到的人。
我请陪同我们的伊拉克新闻官穆罕默德帮我想办法：“你能安排我采访萨达姆吗?”
老实的穆罕默德被我的疯狂吓了一跳：“采访总统很难。他上一次接受外国传媒的访问是10年前，1989年，CBS的Dan Rather。”
我也知道萨达姆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了。有人甚至说，偶尔几次露面也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要想采访他，真是比登天还难。
可我就是想采访他。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邪恶的方法：出钱。
我竟然丧心病狂地引诱忠厚的穆罕默德：“只要能访问萨达姆，多少钱都没问题。你放心，这笔钱凤凰要是不给，我自己掏腰包。你说吧，打通各个环节需要多少钱?”
穆罕默德叹了口气：“鲁豫，曾经有个记者要给我4万美金，被我拒绝了。因为我们的总统不可能接受任何访问。”
“4万美金!”我嘴里念叨着，“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不过，我有几张旅行支票，还有VISA和美国运通的金卡。信用卡，你收吗?”
穆罕默德摇了摇头，嘴里嘟囔了一句“真主保佑”就不再理我。
我还在算账给他听：“你看，我这有500美金，还有1000港币，4张旅行支票等于2000美金，这张VISA卡的信用额是16万港币，运通卡可以透支10万港币，我只有这么多了，其余的等我回到香港再寄给你，怎么样?”回身一看，穆罕默德早就溜了。
我变成了花痴，每天俩眼发直，一看见萨达姆的画像就恨不得扑上去。一个在联合国驻巴格达机构工作的中国农业部女官员有些担心，她提醒我，最好不要说萨达姆3个字，因为中文、英文、阿拉伯文念起来差不多，别人会知道你在说谁。说这话的时候，她和我正在巴士拉的香格里拉酒店房间里聊天，我注意到，她说话的声音不大，而且从不说人名，提到谁了只用官阶，比如他们总统、他们外长。她甚至拔掉了电视的插销，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难道电视机里会有窃听器?”
她不置可否。不过，她小心谨慎、语重心长的样子让我意识到，我的革命警惕性太差了。
我不再缠着穆罕默德要找萨达姆了，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终于移情别恋准备采访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
采访地点是巴格达市中心一座戒备森严的总统府(这是穆罕默德告诉我的，但我想，应该是副总统府才对吧。)荷枪实弹的伊拉克士兵把我和摄影队请进了一间会议室，屋里只有长条会议桌、椅子和一幅萨达姆年轻时代的黑白照片。我和同伴们轮流在画像前照了相，想象着开会时萨达姆就坐在这指点江山，这让大伙都颇为兴奋。
半小时后，端着长枪的士兵又把我、两个摄像、穆罕默德和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资深记者顾正龙老师领进了旁边的一间会客室，采访就在这进行。
拉马丹的架势挺吓人的。贝雷帽、呢子军装、腰间别着把手枪，尤其是他的目光，直勾勾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如果和我为敌，你就死定了。
对拉马丹的访问绝不是我采访生涯中值得称道的一次。不客气地讲，他很平庸。原因很多，首先，语言不通。幸亏顾正龙老师精通阿拉伯语，而且肯替我这个晚辈做翻译，才使访问能够顺利完成。但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使我没办法进入拉马丹的内心，连最简单的追问都做不到。再加上当时的我实在稚嫩，承受不了剑拔弩张的压力，所有的问题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拉马丹给的答案就像是伊拉克外交部发出的通稿。
当然，外部的原因也很重要。1999年11月，正是海湾地区较为平静的时候。多年的禁运、禁飞虽然使伊拉克的经济千疮百孔，但经历过两伊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1998年“沙漠之狐”的伊拉克老百姓却再一次将战争的创痛抛在了脑后，收拾心情重新开始了生活。和平就像健康，它在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只有失去了，你才懂得它的可贵。而身处和平的环境中，一身戎装的拉马丹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说些什么似乎也并不重要。
虽然，我对访问很不满意，但顾正龙老师却很兴奋：“这是伊拉克最高层官员第一次面对中国传媒。”
几天后，我带着没有见到萨达姆的遗憾离开了伊拉克。
我有预感
当萨马兰奇念出北京的名字，我的朋友花立刻兴奋地尖声叫了起来。北京电视台正在现场直播的画面里，主持人和嘉宾也激动地抱在一起。有那么一秒钟，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我的心里可是重重地咯噔一下，然后屏住呼吸等着萨马兰奇把话讲完。
“我要感谢北京、柏林、伊斯坦布尔和曼彻斯特对奥运会的热诚和积极的参与，可惜，赢家只有一个，悉尼。”
又有那么一秒钟，电视里一片死寂。
这是1993年9月2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蒙特卡罗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时的场景。萨翁也许太希望北京赢了，所以他在感谢各申办城市的时候，把北京排在了第一位。这个善意的举动却让无数中国人错以为北京赢了，然后在一眨眼的时间里，从狂喜跌入痛苦的深渊。
那个晚上，我和花买了一大堆麦当劳，在我家看电视转播，等候庆祝北京的胜利。花的英文不好，她一直求救似的看着我：“真的是悉尼吗?”
我点点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我有预感
8年后的2001年7月11日，我坐在从香港飞往莫斯科的班机上，脑海里仍然不断地浮现出北京泪洒蒙特卡罗的痛苦画面。
机舱里暗暗的，大部分乘客放倒了椅子睡觉，只有我和文涛的座位上亮着灯，两个人都在埋头看面前的小桌板上摆着的厚厚一摞资料。
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将在莫斯科召开第112次会议，并投票选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经历了1993年的失利，北京用了8年的时间卧薪尝胆，厉兵秣马，这回是志在必得。7月13日，全球的目光将聚焦莫斯科，凤凰卫视和北京电视台将联手直播这一天的盛况。我和文涛是莫斯科现场的主持人。
同机的还有台湾歌手李玟，她是凤凰邀请的嘉宾。
另一位嘉宾周星驰早上也兴冲冲地带着助手赶到机场，却在航空公司的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被拦住了。他的俄罗斯签证第二天才生效，帮他订机票的工作人员没有注意到护照上的日期。没办法，周星驰只能扫兴而归。来机场送行的凤凰工作人员立刻帮他改签第二天的机票，香港到莫斯科的直飞航班是没有了，他只能像走跳棋似的先飞德国再前往俄罗斯。
忙忙乱乱的过程当中，幸好狗仔队不在现场，否则报纸娱乐版上不知道又会登出什么新闻来。
除了李玟和周星驰，凤凰还邀请了成龙，希望他也能去莫斯科担任我们的直播嘉宾，为北京助威。成龙很想去，但他的档期始终排不开。直到两天前，他的经理人才从美国打来电话，表示成龙终于腾出了几天的时间，可以和我们一块飞莫斯科。偏偏那几天世界各地飞莫斯科的航班都爆满，而且短短的48小时也来不及办理签证，于是，成龙只能遗憾地留在了美国。
飞机到达莫斯科机场是当地时间11日下午2点钟。我们和其他来采访国际奥委会大会的外国传媒都被请进贵宾休息室，统一办理入境手续。
休息室里很热闹，大家说着中文、英文、法文、日文……所有申办城市的语言都有。
我忘了旅途的疲劳，变得兴奋起来。
再过42个小时，也就是7月13日早上8∶00，凤凰将开始北京申奥莫斯科的直播。我有预感，北京这次一定能赢。我的预感一向很准。
突发变故
在下榻的乌克兰酒店安顿下来，我赶忙抱着资料去找先到莫斯科打前站的同事。
我在香港临出发前，高雁就从莫斯科打电话告诉我，已经在新闻中心租了直播场地，布景、灯光机器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我和文涛一到，和北京台的主持人、导演一起开个会，再确认一遍早已安排好的直播流程，就可以屏气凝神静等7月13日的来临了。
我兴冲冲地敲响了803室的房门。
803美其名曰总统套房，其实不过是把两间普通的套房从中间打通而已。凤凰租下了这间总统套房，权作在莫斯科的办公室、会议室和编辑机房。
来开门的是小宋。很奇怪，看到我她没有任何表示，只顾皱着眉对着手机讲话：“直播方案可能要改，等定下来我再通知你们。”
“怎么了?”我看了看屋里其他的人，高雁、刘璐，大家都是一脸的严肃。
“咱们和北京台合作直播的事，上面没同意，公司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我们都等着呢。”高雁简单地说明了情况。
我看看手表，已是下午5∶00，离7月13日上午8∶00还有38个小时。38小时，够干什么的?如果要重打鼓另开张准备一场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电视直播，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抱着资料沮丧地坐在了沙发上。
这时，高雁的手机响了。“好，好。”她沉着脸静静听了5分钟，然后挂上电话，“713直播咱们自己做。新闻中心的演播室给北京台用，咱们得赶紧找个地方。”
我再看看表，5∶30，只剩下37个半小时。直播前千头万绪的工作竟然要在短短的一天里完成。
困难太大了。
一、没有直播场地。
二、已经租好的卫星时间给了北京台，重新再租谈何容易。7月13日全球多家电视台都将转播国际奥委会莫斯科大会，卫星线路早就被征订一空。
三、按照和北京台合作的计划，摄像、设备由他们负责，现在自己直播，我们要人要机器都没有。
其实，以凤凰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这些问题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香港，不一会儿就能解决。只可惜，我们现在不是在自家的地盘上。莫斯科虽然是堂堂的俄罗斯首都，但离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尚有一段距离。通讯设施，人员办事效率还处于大陆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怎么办呢?
我从来都相信，人在巨大的压力下能创造出奇迹。
从7月11日下午6∶00到7月13日上午8∶00间的36个小时里，凤凰创造了奇迹。
首先，寻找新的直播场地。
“红场，要不然就在莫斯科河的岸边；或者在克里姆林宫的前面，背景最好是圣瓦西里大教堂。”我一口气把我能想到的莫斯科著名的景点和地标性建筑都提了出来。
其实，就凭我那点支离破碎的地理知识，我根本搞不清楚红场、克里姆林宫在什么地方。
“鲁豫说的有道理，我也建议在莫斯科市内找一个露天的地方，既有现场感，还能给北京代表团造声势呢。”文涛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
“国际奥委会有规定，所有申办城市不得在奥委会投票前在莫斯科市内做任何宣传活动。咱们可不能帮倒忙。”高雁边说边起身去拿皮包：“老板刚才有命令，接下来兵分几路，鲁豫、文涛你们在家里看资料，我们导演组现在去找场地和工作人员。”
36小时
接下来的36个小时里发生的一切是后来同事们告诉我的。
莫斯科时间7月11日下午6点—8点，老板和院长率队在莫斯科市转了一圈，他们对陪同选景的莫斯科当地的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是：要选择高层建筑，房间要足够宽敞，能容纳200人；要有落地玻璃窗，窗外能看到莫斯科的著名建筑。根据这几项要求，他们选中了俄罗斯大酒店22楼宴会厅“克里姆林宫”。
这真是个绝佳的选择。
宴会厅足有五、六米高，摆上20个圆桌供200人同时用餐富富有余。最棒的是餐厅的整整一面墙都是落地玻璃窗，而窗外就是红场、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河。
还有比这更理想的直播场地吗?
地方有了，下一步是工作人员和设备。
这相对比较简单，到莫斯科电视台，一口气租下他们转播车一辆，包括车上工作人员、摄像机6台、摇臂一架、调音台一个、麦克风、照明灯若干以及摄像师、音响师、灯光舞美、勤杂工近60人。
人有了，问题也随之而来。语言不通，怎么交流?还好，一到莫斯科，凤凰就雇了两个在当地念书的中国留学生做翻译，其中一个男生叫虎子，小伙子人很帅，俄语说得叽里咕噜的，十分流利。虎子成了香饽饽，在将餐厅改造成演播室的30个小时里，不停地有人在喊虎子的名字。
“虎子，跟老外说，主播台要贴上凤凰的标志。”
“虎子，告诉他们，灯要架得再高一些!”
“虎子，你跟餐厅老板说，租金多一分钱也不加。他好像是车臣人吧，这回还不表现积极点，为中俄友好做点贡献!”
可是，虎子和另一个做翻译的中国女孩分身乏术，虽然虎子忙得满场飞，可翻译人手还是不够，我的同事王酉年倒是有办法。
酉年是摄像出身，大型纪录片《邓小平》就是他的作品。虽然在凤凰已做起了管理工作，可现在直播人手紧，他就负责协调俄罗斯摄像，告诉他们什么时候镜头要推上去，什么时候要拉成全景。酉年的要求很高。他希望自己的命令一出，摄像能立刻完成他的意图，可是中间经翻译的转达，时机就耽误了。于是酉年拿了一张大大的硬纸板，在上面画出推、拉、摇、移、甩等摄像基本技巧，需要1号机器推上去，他就指指硬纸板上画出的“推”，摄像立刻领会他的要求，唰地就把镜头推成特写。
负责联系卫星时间的是Bobby和崖子。
Bobby是香港人，注重穿衣打扮。平常，喜欢卷着舌头说儿话音极重的普通话。
崖子是我广院的校友，85级的，大名叫崖国贤。崖子是毛南族人，他是毛南族第一个大学生。平常，碰到凤凰以外的人，我们都习惯这样介绍崖子：“崖子是咱们毛南族的小伙子，毛南族目前人口两万，其中正值生育能力的青壮年男子只有两千，所以崖子身上担负着毛南族繁衍生息的重担。崖子是毛南族的骄傲，他的一小步，就是毛南族的一大步。”
我们把毛南族的人口不断缩减，只是为了突显崖子的重要性，希望不要引起误会。
再说Bobby和崖子一起去找卫星时间，两人威逼利诱，软硬并施，就差出卖色相了，终于东拆一块时间，西抢一块时间，凑够了直播所需的卫星线路。
事后，我可以这样轻描淡写地回忆Bobby和崖子的工作，其实，他们的工作难度和压力之大，外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之所以能够体会，是因为当直播结束后，Bobby这么矜持的香港绅士竟然会抱住小宋放声大哭。
我知道，他们很难。万一卫星时间租不下来，大家的努力，就将前功尽弃。
正所谓祸不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