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里安回忆录
坦克指挥官 [德]古德里安
闪击英雄 [德]古德里安
前言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已久，后人只能通过相关的战史、回忆录、传记等等来回味与凭吊。不过，我们所能看到的，绝大多数由英美等战胜国的作家、学者们所著述；而战败国德国的意见，却鲜见视听。然而，他们毕竟是这场战争的主角，他们对于这场几乎卷进了整个世界的战争持何观点，他们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发动、进程，以至自己的失败的——我们推出这套《德军观点》丛书，就是希望读者能从更全面的视角，来了解这场战争。
这套丛书包括了德国“名将”古德里安、隆美尔、曼斯坦因的作战回忆录，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而作为本套丛书译者的钮先钟先生，也是一位军事大师。两相配合，应是相得益彰。
在书中的一些段落中，作者给与了德军和德国将领一些极高的评价，但这些评价都是从纯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角度出发的，与这场已有历史定论的战争的正义性与价值判断无关。
不过，他们毕竟都是德国军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立场，他们的军人使命感和荣誉感要求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胜利。因此作者难免流露出一些未能实现个人目标和国家目标的遗憾，以及烙上“德国立场”标记的观点和判断。
我们既应该对逝去的作者和历史作品表达尊重，也要在阅读时，对于其表达的历史观、价值观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前言目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回忆录重印前记
德国三大名将再版前记
译者赘言
序言
第一章　背景与青年时代……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第三章　希特勒一帆风顺……
1938年，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
德国吞并奥地利……
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
情势再度转劣……
第四章　战祸的开始……
战争的酝酿……
波兰战役……
波兰战后……
第五章　西线战场上的战役……
战争的准备……
从突破到海峡……
海峡港口的占领……
希特勒突然叫停……
向瑞士边境突破……
休战……
第六章　1941年苏联的战役……
战争的背景……
战争的准备……
序战……
渡过第聂伯河……
斯摩棱斯克-艾尔雅-罗斯拉夫尔……
是莫斯科还是基辅呢？……
基辅之战……
奥廖尔与布良斯克之战……
向图拉和莫斯科进攻……
我第一次被免职……
第七章　投闲置散……
第八章　装甲兵的发展（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
第九章　装甲兵总监……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
哥尔德内博士的来访……
卫城作战计划……
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
决定性的一年……
第十章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
第十一章　参谋总长……
东线的作战……
阿登攻势……
东线的防御准备……
苏军的攻势……
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第十三章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
希特勒……
纳粹党魁……
中央与地方的控制者……
希特勒的心腹……
德国的政府……
第十四章　德国的参谋本部……
附录：古德里安生平大事年表……
前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回忆录重印前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战争，尽管已经是50年前的旧事，但其经过直到今天仍然还是一种非常值得留恋的回忆。在大战中德国固然终于失败，但其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则真是可圈可点，所有其他交战国的人员也都无不自愧弗如。至少，在作战的层面上，德军真可以说是盖世无双。因此，他们的确是虽败犹荣，甚至于更可以问心无愧地说非战之罪也。
平均说来，德国的将领都相当优秀，他们在战争中大都能够忠勇任事，恪尽职守。不过若就全部过程加以精密的评审，则根据许多战史专家的意见，可以断定有三位是大家一致认为真正符合所谓“名将”的标准。他们就是号称“闪击英雄”的古德里安、扬威北非的隆美尔和以“曼斯坦因计划”留名青史的冯·曼斯坦因。尽管他们都已经作古，但研究战争的人仍然会感觉到他们的将星还在战略的天空中发出闪耀夺目的光辉。
古德里安和冯·曼斯坦因在战后都有回忆录。古德里安的书出版最早（1952年），书名为Panzer Leader，若直译为中文应为“装甲领袖”；当年为求生动传神起见，遂意译为“闪击英雄”。冯·曼斯坦因的回忆录直到1955年才出版，原名为Lost Victories，译为“失去的胜利”。从其书名上看来，可以显示出这位元帅的确认为德国本应赢得胜利。隆美尔在1944年即已被迫自杀，所以不可能有回忆录，但所幸他生前留下不少的文件，于是在战后由英国兵学大师李德哈特负责编辑，并由其幕僚和家人提供补充资料，而在1953年以“隆美尔战时文件”（The Rommel Papers）为书名出版，就实质而言，也几乎无异于回忆录。
这三本书都是50年代由我译成中文，首先在《军事译粹》杂志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说起来这已经是40年前的往事，现在要想看这些书可能只有向旧书市场中去寻找。现在有出版社有意将三书重印发行，我感到非常高兴并乐观其成。为什么这些回忆录仍然有重印的价值呢？我想以一位花了40年光阴钻研战史和战略的学者身份来提出若干解释。
欲通兵学必读历史，因为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只能透过前人的经验来学习。回忆录又是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部分，能够提供其他历史著作所不能提供的资料。战争的主角还是人，而尤其是指挥作战的人，即所谓“将”。最好的历史对于各将如何指挥，如何决策也只能做客观的描述或分析，但无法真正表达其内心中的思想。只有当事人现身说法，始能使真相大白。简言之，历史的记载往往不免简化、浓缩、生硬，好像没有血肉的骨架，但回忆录却是由血、泪、汗交织而成的真实故事，具有启发性和人情味，对于心智的运作、意志的发挥，都有其详尽的自我表白。
所以只有读名将的回忆录始能了解名将之所以为名将。诚如李德哈特所云，读古德里安的书就好像是坐在他的指挥车中，亲自看他如何指挥一样。凡是喜欢研究战争的人，而尤其是青年朋友，我敢凭我个人40余年来的治学经验向你们推荐这三本德国名将回忆录。它可以帮助你们了解什么是真实的战争，同时也让你们亲自感受到战争的滋味。经常有人指出历史比小说更奇妙，而我则说读名将回忆录要比看任何小说都更过瘾。
钮先钟
1994年4月写于台北
前言德国三大名将再版前记
《闪击英雄》，即德国古德里安上将回忆录；《隆美尔战时文件》，即隆美尔元帅未完成手稿，由英国兵学大师李德哈特编辑成书；《失去的胜利》，即冯·曼斯坦因元帅回忆录。这三本名著都是我在过去所译出，并先后由本社（编者注：军事译粹社）出版的。
凡是略有军事知识的人都一定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真是名将辈出，其人才之盛实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尽管德国终于还是失败了，但从纯军事的观点上来看，那的确有一点输得冤枉，大有“非战之罪”的感想。无论如何，德国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至少是可以名垂青史，永为后世的楷模。
尽管一般德国军人都很够水准，但在优秀中再挑最优秀的，据我个人和一般评论家的看法，有三个人似乎真可以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们不仅是一时之选，而且即令置于古今名将之林，也都还应居于名列前茅的位置。他们是谁？也就是我所介绍的这三位德国将领。
概括言之，这三个人都是军事天才，而且其成就也很难分出高下，分别言之，则他们之间却又多少有一些差异。古德里安的专长是在装甲兵方面，不过他在战略方面的见解也自不平凡，所可惜的却是并没有机会让他去一展抱负。许多比他差的人都拿到了元帅的权杖，而他却只能以上将终其身，这的确是有“数奇不封”之感。
隆美尔也许要算是最幸运的，尽管他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虽然是在一个次要的战场上作战，但他却有指挥的全权，可以任意发挥他的天才，这是其他德国将领都很羡慕的机会。一般的看法都认为他是战术优于战略，但从他自己所写的文件上来判断，连李德哈特也不能不认为他是具有极高深的战略修养的。
以“曼斯坦因计划”而在军事史上取得不朽地位的冯·曼斯坦因元帅，是德国当年军事界所公认的伟大战略家。但事实上，他并非只能运筹帷幄，而不能冲锋陷阵。虽然不是装甲兵出身（实际上上面那两位也都不是），但他对于装甲兵的运用也一样的内行，尤其是他在东线战场上对于大兵团的作战指挥，更可以说是已达超凡入圣的境界。
总的来说，这三位名将都的确是值得后人景仰。而他们自己所撰写的回忆录，也的确能够把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很详细地表现出来。这些书已成为世界军事名著，其价值也可以永垂不朽。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回忆录的价值也许不如经过编撰的战史。因为前者是以个人的观点来写的，自然难免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则可以利用多方面的资料，所以比较客观。但是从研究战争艺术的立场上来说，回忆录的价值却远较重要。因为战史的内容往往会过分的简化、浓缩和生硬，变成了一个没有血肉的骨架子。反之，回忆录却是由血、泪、汗所交织而成的真实故事。它不仅具有人情味和启发性，而且更有如李德哈特所云，对于一位专家的“心”，和这颗“心”怎样工作，有很详尽的自我表白。
作为一个职业军官，尤其是青年军官，其最大的责任就是应该学习怎样作战，兵者国之大事，虽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怎样学习作战呢？拿破仑所告诉我们的，钻研古今名将的记录实为不二法门，因此这三本书是值得一读，再读，三读，甚至于无数读的。
这一次再版这三本书，可以说是所费不赀，真是出了一身大汗。为了便于读者获得完整印象起见，现在把它们并成一个合集，定名《德国三大名将》。我们诚恳希望此一努力对爱好军事学术的社会青年能有极大的贡献。
钮先钟
1974年7月20日于台北
前言译者赘言
中国古代历史上说：“李广数奇不封”，读完了这一本《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之后，所得到的感想也正是这样。丢开历史上的功过不谈，古德里安这一个人，诚如李德哈特所说的，总真可以称是一个军事上的天才。可是这个世界上，天才的遭遇总是悲剧性的，古德里安又何能例外？
曲高和寡，他的理想始终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是当他以“装甲兵领袖”的姿态，指挥着那史无前例的巨型车队，横扫欧陆的时候，那真是够得上“风云变色，山川震眩”的形容语。装甲车的履带碾遍了大半个欧洲，“闪电战”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古德里安也实在是很可以自豪了。
不过，对于古德里安本人而言，却并没有能够满足他的抱负。假使战争真是能够完全照他的理想去打，那么今天也许历史就要重新改写过，地图也要重新改画过。自古到今，都是庸臣误国，古德里安的理想一再地受到意外的阻挠和打击，他一生事业的过程中，得意的时候少，而不得意的时候多。等到他最后出任参谋总长的时候，那已经是独木难支大厦，而终于无力挽回第三帝国的灭亡了。这是天乎抑人乎？是古德里安的不幸呢？还是世界的大幸呢？
蒋百里先生曾经说过：参谋总长是一定要有三分疯狂的气质，不怕他偏，偏到极点也就是正了。古德里安正是这样一个有偏见，有疯狂气质的名将。他的偏见也就是他的特点，这一本书最令人欣赏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古德里安在战后虽然是一个“败军之将”，但是却深为美英两国军事学界所推崇，他一度曾留驻美国，而成为美国国防当局的高级顾问。他这一本书出版之后，真可以说够得上“洛阳纸贵”的标准。在美国出版的时候是1952年7月15日，当我们一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去电订购，但是不久书店就回答我们说首版书已卖完，俟再版时再寄，结果两个月后书来了，却已经是第三版了。
为什么这一本书——相当专门化的一本书——会如此的畅销呢？不仅是因为古德里安是一位当代的兵学大师，他对于战略战术——尤其是装甲兵方面——的见解，深为人们所重视；也不仅是因为这一本书可以算是由德国方面所发表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惟一信史，所以为研究战史和兵学者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这本书实在是一本对苏联作战的标准教科书，当年一口气打到莫斯科把克里姆林宫里的人骇得面无人色的，就是这位古德里安上将。所以他对于这一次战役的成功和失败，真是一本账完全在他的肚子里面。这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分。
我们在准备翻译这本书时，所看到的还是他的德文原本，英文本还没有出版，本来就准备照德文翻译，但是因为这一本书在台北只有一本，而且不是我们自己的，书的主人是一位外籍人士，他自己也要用，所以无法动手，直到我们准备去设法订购德文本的时候，英文本却已经出版了。于是为了订购和翻译便利起见，就决定采取英文本来作为翻译的对象，好在英文本对于原文是十分忠实的，而且还有李德哈特的序文和一些注解是原文所没有的。
一本好书的价值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来加以介绍的，这是一本经典型的名著，它的滋味需要读者去慢慢地咀嚼，它的意义需要读者去慢慢体会。不过，千言万语，却是孙子所说的一句话：“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似乎是可以当作本书的总结论。
前言序言(1)
在这本书里面，一个曾经大规模创造历史的人，亲自把他怎样用一种新观念来形成历史的真实故事讲给我们听，而这一段历史的结束却也完全在他个人意料之外。古德里安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是一个具有极重大影响的人物。没有他，也许希特勒在刚刚发动战争的时候，就可能早已失败了。因为在1930—1940年之间，一般说来，德国的力量是并不足以击败任何强国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胜利，其惟一的原因就是装甲兵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古德里安一手建立和训练成功的，而且在战争中，他不顾希特勒个人的疑惧和他上级的警告，独立大胆地去领导装甲兵作战，所以才终于获得了空前的大胜。古德里安的色当突破战，和他那直趋海岸地区的迅雷追击，事实上就完全决定了法兰西战役的命运。
一年以后，他在东线战场上所领导的追击几乎又促成了苏联陆军的总崩溃，但是这一次又由于上级的迟疑延误，以至于寒冬到了而仍没有把敌人解决，所以坐令苏联人得到了一个喘息恢复的机会。斯大林可以卷土重来，他的实力与日俱增，而德国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了。希特勒在1942年的攻势虽然也很可怕，但是已经远不如前一年了。在斯大林格勒失败之后，德国力量的衰竭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等到美国人参战之后，他们的覆亡就已经是定数难逃了。
所以古德里安所制造的初期胜利，其所引起的后果比不胜利还要更坏。太早的开花在最后结实的时候就变成了苦果了。
古德里安本人对于这个苦果的味道早就尝到了，因为在1942年的年底，他就主张暂行退守而与希特勒冲突，遂被免职。以后局势日非，他才又被召用，到了他出任参谋总长的时候，战局是已经绝望了。所以他是命定了要做败军之将的。
这似乎是一种报应，但是却不影响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应用一种新观念来重铸了这个历史，而这个观念是他发起的也是由他个人来执行的。西欧的征服固然不能垂之于永远，但是它却改变了历史的形态，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将来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很清楚的，虽然我们还不能够预言将来会怎样的演变。
古德里安的书对于一个专家的“心”和这个“心”是怎样工作的，有很详尽的“自我表白”，这也是最有趣味的一部分。他比一般的专家具有更多的幻想力，但是这个幻想力的实施却几乎完全是在他职业范围之内，而他那疯狂的热心更增加他集中力的强度。
古德里安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他倾全力去发展一种技术，正好像一般工艺家一样的冷静。要了解他，就一定先要能够了解一个纯粹技术家的心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他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希特勒欢喜新的军事观念，尤其是战车的观念，所以古德里安最初对于他当然会表示好感。一直等到他最后和希特勒有了密切接触之后，他才打破了他的幻想。
凡是读过他这本回忆录的人都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战争的原因从未表示过怀疑。军人在尽忠职守的时候，是不会有怀疑的。他是一个标准军人，他只会觉得他的国家是对的，他是为了抵抗可能的侵略者而战的。他这种观念也许会为读者所不能谅解，但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军人多数都是持和他一样的看法的。
而且，全世界的军人都是一致服膺“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一句古训的，所以他们对于攻守二字的看法，不过只是两种可以互相交换运用的战术观念而已，对于侵略与否的问题，却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君子可欺之以方，在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压力之下，军人们是最容易闭口不言的。军人们所受的训练就没有教他们去拆穿国际纠纷背面的真相，假使他们一心想去研究最后的结果，那么眼前的工作也就无法做了。固然在研究和指导整个战争方面，需要有军事哲学家的存在，但是在军事组织以内，一颗过分博考深思的心却是不太适宜的。
在战场上作战的指挥官，对于他的行动不应该想得太远，即令他有时间那样做，过分深远的思虑只会使人引起麻木之感。在实战的时候，为了达成任务起见，他们的思想应该只以如何有效地完成目前的工作为限。诚如古诗中所说的：“他们不研究为什么的理由，只是埋头工作和视死如归。”任何国家的军事组织都不能够违背这条经验律。当军人们开始对于他们为什么而战的理由表示怀疑的时候，这支军队不久就会崩溃了。
要指摘古德里安的思想是一种“至死不悟的黩武主义”，那是太容易了，但是我们却最好还是承认他这种基本想法正是一个军人所应有的态度。他在今天也并不放弃他的旧观念，以来阿好取容，这正是表示他为人正直的地方——这种个性使他过去和他的上级及希特勒发生过很多次的争执，但也因为具有这种刚强不屈的个性，才使他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军事改革家和指挥官。
这本书是德国方面所发表过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充实、最真实和最富有启发性的个人回忆录。它的内容是如此的详细，具有史料价值，而在写作方面是如此的坦白和热情，使人读下去有一种轻快之感。
古德里安在开头各章中，说明了当他草创装甲部队和发展闪击战技术的时候，曾经遭到许多的阻力。这对一般的读者来说一定会感到惊异，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德国的参谋本部一向是以具有远见和行动统一著称的。
前言序言(2)
他对于1940年各次战役的描写，使人觉得就像坐在他的指挥车里看他如何指挥装甲部队，如何紧迫敌人。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更像是一个梦境的重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发生以前，我就已经想象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象，可是大家却都说那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古德里安对于1942年侵苏战役的叙述，为历来所仅见的最详细的记录。对于德国高级指挥部里的意见冲突和苏联的冬天都有极生动的描写。以后他就被免职了，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他又重被召用，负起重新改组装甲部队的职责。他对于德国为什么未能阻止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原因，也有新的解释。
当情况已经变得毫无希望的时候，他才做了参谋总长，这个时候他的指挥范围还只限于东线战场，而且希特勒又遇事都要加以干涉。所以古德里安事实上是已经回天乏术，但是这却也让他获得了一个接近希特勒的机会，而使他对于战争末期的希特勒，有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古德里安对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其他要人都有一个详细的个性分析——这一章可能是全书中最有趣味的一章。
这种分析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古德里安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虽然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时常的直接表现出来。幽默感在德国军人圈内是不常有的，所以就更难能可贵了。
虽然古德里安并不能够挽救第三帝国的灭亡，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足以使他在军事方面建立一个不朽的名誉。对于“立功”的人们而言，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由他们所能形成的历史影响而来加以决定的。古德里安的成就——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争本身的影响——已足以使他成为第一流的名将了。虽然在名义上，他始终没有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但是他把装甲兵力独立使用的观念应用得如此的充分，而且得到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在战争的记录上都是无可比拟的。
很明显的，他具有了历史上一切“名将”所共有的气质。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随时能够找到奇袭的机会使敌人措手不及；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迅速无比使敌人无喘息之余地；他懂得如何把战略和战术配合使用；并且他能获得部下的拥戴，使人乐于为他效死。此外他还有许多惊人的成就，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除此以外，古德里安还具有创造性的幻想力——这是一个“天才”的基本条件——在军事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多数的名将都只是以使用他那个时代所已经习惯的工具和技术为满足，只有极少数的天才会去追求新的工具和方法。新武器的发明常是由于“圈外”的发明家所引起的——常常是文人。新战术的发展常是由少数的军事思想家所领导，逐渐地把他的影响传播给下一代的具有进步头脑的青年军人。所以创立理论的人是很难有机会试验自己的理论的，可是古德里安却偏偏得到了这个机会。把他的幻想力和精力结合在一起，就使他对于这个机会可以充分地加以发展——因此就获得了一个革命性的结果。
李德哈特
第一部分 背景与青年时代背景与青年时代
1888年6月17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维斯瓦河（Vistula）边的库尔姆（Kulm）出生。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Friedrich Guderian），他当时是第二波美拉尼亚轻步兵营（Pomeranian Jaeger Battalion）的一名中尉，1858年8月3日生于图霍拉（Tuchel）地区的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我的母亲，闺名是卡拉娜·克尔齐霍夫（Clara Kirchhoff），1865年2月26日在库尔姆附近的尼姆克瑞克（Niemczyk）出生。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而追溯我的先世，所能发现的也只有地主和律师这两种职业。只有我的父亲才是惟一一个正规军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里兹（Fritz）也降生了。
1891年，我的父亲因为军职的原因，调驻阿尔萨斯（Alsace）州的科尔马尔（Colmar）地方，我自六岁起就在那里入学读书。到了1900年他又调驻洛林（Lorraine）州的圣阿沃尔德（St.Avold），由于那是一个小地方，没有高级中学，所以我父母就必须将我送入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里去求学。因为我的父亲收入有限，而且又希望他的两个儿子未来都以军人为职业，所以他就决定把我们俩送到军校就读。1901年4月1日，我们弟兄两人就进了巴登（Baden）地方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幼校，一直读到1903年4月1日，我才转学到柏林附近，大光野（GrossLichterfelde）的中央军官学校，两年后，我弟弟也转到这所学校就读。1907年2月我毕业了。当我今天回忆起当年教我的教官们，就不禁满怀感佩之情。我们在入伍生团中所受的训练，当然是以严格的军事纪律生活为主，但是它的基础却是建立在仁爱和正义上面的。我们的课程是以最新式的实科中学为标准，特别注重近代语文、数学和历史方面的学习。这些课程为学生们的人生提供了一项良好的准备，使得军校毕业生的文化程度绝不比一般学校毕业的稍有逊色。
1907年2月，我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比奇（Bitche）的第十汉诺威（Hanoverrian）轻步兵营，充当见习官，这个营的营长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直到1908年12月才被调走。这个意外的好运使我在离家六载之后，又可以暂时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1907年4月间到12月间，我在梅斯（Metz）再受了一次短期训练之后，就于1908年1月27日接到了少尉的委任。从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我都过着一个很愉快的低级军官的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们的轻步兵营被调回它的故乡，汉诺威省，去担任驻防的工作。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格丽特·哥尔尼（Margarete Goerne）订了婚。我们在1913年10月1日才结婚，自此以后她就一直是与我共甘苦的贤内助。
我们新婚后的快乐生活不久即为战火截断，自1914年8月2日起，在以后4年中，我一共只回家度过一次短短的假期。1914年8月23日，上帝赐给我们第一个儿子海因茨·顾恩特尔（Heinz Gunter），1918年9月17日，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Kurt）。
我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病故了。他的逝世使我在军人典型和人格上失去了效法的楷模。我的母亲比父亲多活了16年，于1931年3月间逝世，结束了她充满慈爱的一生。
当休战条约签字的时候，我正在东线战场方面担任防御任务。最初驻扎在西里西亚（Selesia），后来调往波罗的海地区。在本书所附的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到我半生戎马生活的大致经过。年表中记载着，一直到1922年为止，我都在队职与幕僚两者之间讨生活，我本是步兵出身，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我在驻科布伦茨（Koblenz）的第三通信兵营服务的时候，负责包括无线电作业在内的诸多工作，我由此学会了不少有关通信的知识，这项经历在我日后着手建立一支新兵种的时候，充分发挥了它的价值。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
我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日子里，主要的活动都与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原是轻步兵出身，而且也未受过任何的技术训练，但是命中却注定了我一定要和“摩托化”的问题发生密切的关系。
1919年秋天我从波罗的海地区回国之后，有一个短时间是在汉诺威的第十旅中服役。在1920年1月，我又回到我从前的轻步兵营中担任一名连长。虽然我在1920年1月以前曾担任过参谋本部的工作，但是当时我实在不敢妄想再重回到那种职务，因为第一，我离开波罗的海地区的时候，国家的处境非常恶劣；第二，在一个军备受限且总额仅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要想迅速地升迁更是绝对的不可能。所以当1921年秋天，我那可敬佩的团长，阿姆斯贝格上校（Col.von Amsberg），问我是否愿意重回参谋本部去工作的时候，那简直使我感到惊喜过望。我立即表示我愿意去，可是以后却仿佛石沉大海，好久都没有消息。一直等到1922年1月，斯徒普朗格中校（Lt.Col.J.von Stulpnagel）才从国防部的陆军参谋本部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慕尼黑去报到。从他的口中，我才知我已经被调到运输兵总监部（Inspectorate of Transport Troops）去工作，因为该部总监柴希维兹将军（Gen.von Tschischwitz）曾经要求调派一个参谋本部军官到他那里去服务。我的调职命令是自4月1日开始生效，但是为了使我在任职之前先对运输部队的实际业务有相当的了解起见，所以先派我到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去实习；因此我马上就要去到任。
我对于这个新职务感到非常愉快，于是我立即到慕尼黑去向该营营长鲁兹少校（Maj.Lutz）报到。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和他常常在一起工作，这个人深得我的敬佩，他对我的态度一向是非常友好的。我被派到第一连去服役，连长是魏末尔上尉（Capt.Wimmer），他原是一位空军人员，后来还是回空军去了。鲁兹少校在我到任的时候就向我解释说，将来我在国防部内的工作一定是与摩托化运输部队的组织及使用有关系的。我在慕尼黑的工作就是为这种业务做一个基础的准备。鲁兹和魏末尔都尽其所知的把他们的一切业务知识传授给我，而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的新东西。
1922年4月1日，我到柏林去向柴希维兹将军报到，非常热切地想知道他对于我这个新幕僚的工作有些什么指示。他向我解释道，他原先是准备以摩托化运输部队的使用作为我的工作范围。但他的参谋长皮特少校（Maj.Petter）却另有主张：说我应该先去研究摩托化运输的各种问题，例如工厂、加油站、技术工作，最后甚至于还包括公路的工程问题以及其他的运输工具等等。我当时不免吃了一惊，我就向将军报告说，我对于这些专业的技术问题实在是毫无准备，而且以我的能力也绝对无法胜任。将军却回答我说，他本来的见解也是与鲁兹少校相同，但是他的参谋长却以条文法规为根据，坚持参谋人员的工作支配是他的权限，连总监也无权过问。我要求仍准我重回步兵营去服务，但是也被拒绝了。
于是，我开始踏上了一个技术性军职的生涯，我只好努力奋斗寻找出路。除了几件没有办完的公事以外，我的前任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惟一的救星就是有几个资深的同事，他们不仅精通业务而且对于档案也十分熟悉，并且他们都肯尽量地帮助我。我的工作极富教育价值，在这个岗位上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在以后对于我都有极大的用处。不过最有价值的事情却还是柴希维兹将军所主持的有关用摩托化车辆运输军队的研究计划。由于这种研究和小规模演习的结果，才使我第一次认识了摩托化部队的实用性，并激励我全心投入这项研究。柴希维兹将军是一位要求严格的长官，他对于极小的错误也不肯放松，他最注重“精确度”，为他工作实在是一种极好的训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摩托化车辆运输部队的例证非常的多。不过这种部队的运动却大多都是使用于一条固定战线的后方，从来没有在运动战中直接紧跟着敌人来运用。德国现在是处于无防御的状态中，所以假使有任何新的战争发生，则势必无险可守，因此就必须要依赖机动性的防御。针对在机动战中摩托化部队的运输问题，不久就又引发出对这种运输方式的保护问题。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办法就是“装甲车辆”，所以我就想从战史中去寻找使用装甲车辆的先例，因此我就和福克汉中尉（Lt.Volckheim）发生了接触。他是在我们这个小型陆军中，惟一搜集装甲兵资料的专家。他汇集了一些运用极有限的德国装甲车资料，和敌军战车兵力在大战期间广泛运用的情形。他把某些资料提供给我用，虽然在理论上还是不够，但是却使我获得了一个工作的起点。英法两国对于这些问题具有更多的经验，而且所发表的文献也很多。我就把这些书都搞到手，仔细地加以学习。
在此领域最主要的还是英国人的著作，福勒（Fuller）、李德哈特（Liddell Hart）、马尔特（Martel）等人的著作最能引起我的兴趣，因此成为我的重要精神食粮。这些有远见的军人对战车有着一番新的见解，而不仅仅是将之当作一个步兵支援武器看待。他们能认识到所处时代已有逐渐摩托化的趋势，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时代的先驱者，发展出来一种大规模的新型战争理论。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2)
从他们的书上我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使用，例如康布雷之战（The Battle of Cambrai）。李德哈特强调使用装甲兵作远距离的突击，向敌人的交通线发动攻击，而且他还建议成立一种结合战车和装甲步兵单位的装甲师。这些观念深植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就企图将它加以发展，以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陆军。所以我们以后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要感谢李德哈特上尉的建议。
在一个盲人的国家中，有一双明亮眼睛的人就有资格做皇帝。因为还没有别人研究这些问题，所以不久我就居然获得专家之称了。我曾在《军事周刊》（Militar-Wochenblatt）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也更使我薄有浮名。这个周刊的主编阿托克将军（Gen.von Altrock）常常来看望我，并且鼓励我就这一方面多写文章。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军人，非常希望他的刊物能够多发表研究当代军事问题的文章。
通过这些活动又使我们认识了奥地利人黑格尔（Fritz Heigel），他是《战车手册》的著者，我曾经提供他一些有关战术的资料，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正直的日耳曼绅士看待。
在1923年到1924年的冬季，勃劳希契中校（Lt.Col.von Brauchitsch）——就是未来的陆军总司今——主持了一个演习，其目的就是要试验使用摩托化部队与空军合作的可能性，这次演习引起了“陆军训练处”的注意，而最后的结果是我被提名担任战术及战史的教官。在经过了一次考试之后，我就被轮派到各部队中去担任教官的工作。在1924年的秋天，我又被派到第二师师部，那时的师长正好是柴希维兹将军，这是他第二次又做了我的长官。
不过在没有去到任之前，我却还要在纳兹美尔上校（Col.von Natzmer）——现任的总监，领导之下负责进行一个整套的演习——纸上和地上的都有。其目的是要证明战车可以和骑兵配合担负搜索的工作。在演习中我们所仅有的装备就是一种“装甲部队载运车”，这种车辆是凡尔赛条约所准许我们拥有的。它虽然是四轮驱动的，但是由于重量和它原有设计目的的限制，使它只能在道路上活动。可是我对于我的演习结果还是深表满意，在报告书的结论上我表示，我希望由于我们的努力，在将来可以把我们的摩托化部队由勤务兵种转变成战斗兵种。不过，我的总监却并不同意我的见解，他很粗鲁地向我说道：“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
于是我就到驻什切青（Stettin）的第二师部去报到，我的任务是教导那些将来准备担任幕僚工作的军官们战术和战史。我对这个新职务感到相当的吃力，需要很努力地工作。我的学生都是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所以我给与他们的练习都事先需要做周详的考虑，一切答案都曾经慎重地加以设想，而我的讲授也是以清楚扼要为原则。在战史方面我特别注意到拿破仑在1806年的战役，这个战役在德国方面是不太为人所重视的，但是由于德国人在这场战役中的惨败，并且它是一个在机动战中指挥部队的好战例，所以实在是一场深具启发性的战役。我同时也讲到1914年秋天，德法两国的军骑兵的战史。把1914年的骑兵战术做深入研究，对于我自己的理论发展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我在战术练习和兵棋演习中常常借机会发表我的新观念，结果使我的顶头上司霍林少校（Maj.Horing）也注意到了，所以在他的报告中就提到我在这一方面的特殊专才。由于这个原因，在三年教官生活之后，我又被调回国防部，在运输司服务。我的这个职务是新设立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用卡车运兵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当时所仅有的运输工具。很明显的，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此领域获得极佳成就——例如凡尔登（Verdun）之战——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都是在固定阵线掩护之下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中，一个师并不需要把它的炮兵或其他的重装备都一同送到战场上去。而我们的问题就更困难，在机动战争中，连同炮兵在内的全师一切装备，都要用卡车装运，那么车辆的数量将会增加太多。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的人比较占多数。
1928年秋天，运输部队的训练主管斯托特迈斯特上校（Col.Stottmeister），要求我去兼任他们的战车战术教官。我的上级也批准了我的此项兼职。所以我又回来研究我的老问题，虽然仍旧只是从理论方面来着手。我对于战车完全没有实际的经验，到这个时候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辆战车的内部是怎样的。而现在居然叫我去担任战车战术的教官，所以我事先必须仔细地准备，把一切可以弄得到手的资料都加以详细地研究。现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已经有很多，而其他国家的最新发展也在他们的操典教范中可以找得到，因此我这一次研究战车理论就要比上一次容易得多。至于实际经验方面，我们在演习中所使用的都只是“模型”。最初所使用的是帆布制的模型，用人力来推动，现在至少我们已经有了铁制的模型，而且是摩托化的。感谢第九步兵团第三营的协助，使我们在战术演习中获得很多的便利。在这些演习中，我又认识了一个人，第三营的营副温克（Wenck），以后他与我在工作上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系统地进行我们的工作，用战车排、战车连、战车营等等的组织，显示把战车当作一个战斗单位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3)
虽然我们在实地演习方面的机会是如此的有限，但是它已经足够使我们明了战车在近代战争中的地位，并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更明确的概念。使我更快乐的，是我被派到瑞典去做四个星期的访问，在那里使我有机会看到德国最新式的LK-Ⅱ型德制LK-Ⅱ型战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才开始制造，但是在战场上却并没有使用过。这种战车以后卖给瑞典人，在1918年，瑞典人就用它们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战车部队。的演习，并且亲自驾驶它。
我和我的妻子经过丹麦到瑞典去，途中在哥本哈根和它美丽的郊区度过了几天有趣味的日子，我们对于托尔瓦德森（Thorwaldsen）的雕刻的美感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而站在埃尔西诺（Elsinore）的花台上面使我不禁回忆起《哈姆雷特》（Hamlet）中的诗句。
在天地之间有许多东西，霍拉提阿（Horatio），那是你的哲学中所梦想不到的。
当我们站在花台上的时候，日光正照在海峡的上面发出闪闪的光亮，使那些古老的铜炮都现出碧绿的颜色，不过却并没有幽灵出现。
我们自穆塔拉（Motala）坐船，经过了约塔（Gota）海峡和瑞典的湖沼。有一天晚上我们离船去访问弗内他卡尔卡（Vreta Chyrka）的著名古修道院。第二天我们就到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美丽的北欧威尼斯。
我被派到约塔防卫部队第二营去考察，营长布仑上校（Col.Buren）很友善地对我表示欢迎。我又到克林斯波尔上尉（Capt.Klingspor）所指挥的连部中去，这个军官后来与我发展出极密切的友谊。凡是与我有所接触的瑞典军官对于他们的德国客人都一致采取坦白和真诚的态度，他们对我们的招待十分周到。当我们出外演习的时候，常常被邀请住在他们的宿舍里。
我对这一次访问瑞典的经过，始终具有愉快和感谢的记忆。
我在1929年逐渐确信无论单独使用战车，或是与步兵协同作战，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根据我的战史研究、英国人所做的演习，以及我自己用模型演习所得来的经验，使我明了除非其他一切支援的兵器也都具有同样的速度和越野能力，否则战车绝不能够产生充分的效力。在各种兵种的组织中，战车应居于主要的地位，其他的兵器则都应配合装甲兵的需要而居于辅助的地位。把战车编在步兵师里面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所需要的是一种内含一系列支援部队的装甲师，使战车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战斗威力。
在1929年的夏季纸上演习中，我曾经以构思中的装甲师部分兵力作基础，拟定一次极为成功的演习，使我自信所走的路是正确的。可是现任运输兵总监斯徒普纳格（Gen.Otto von Stulpnagel）将军却禁止在理论上使用超过一个团以上的装甲部队。照他的看法所谓装甲师（Panzer Division）简直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梦。
1929年秋天，总监部的参谋长鲁兹上校，我在慕尼黑时候的老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去担任一个摩托化营的营长，我说我愿意去，于是在1931年2月1日，我就做了第三摩托化营的营长。这个营一共辖有四个连：第一连、第四连和营部驻在柏林的兰克维兹（Berlin-Lankwitz），第二连驻在多贝利兹-艾尔斯葛伦特（Doberitz-Elsgrund）的军事训练地区内，第三连则驻在尼斯（Neisse）。当我就职之后，鲁兹上校就帮助我解决了装备问题：第一连所使用的是装甲搜索车，第四连所使用的是机车，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装甲搜索营的核心。第二连的装备是模型战车，而第三连则被改编为战防炮连，所配备的武器也是木制的假炮。虽然第一连具有足额的老式装甲部队载运车，那是凡尔赛条约准许我们可以保有的，但是为了避免它们的耗损，我们在演习的时候，总还是使用模拟的模型装备，只有第四连的装备是全新的而且备有机关枪。
利用这种七拼八凑的单位，我现在就开始集中全力来进行各种的野外演习，虽然我所指挥的是这样小的一个单位，但是我仍然非常的愉快，因为我至少可以有自主的机会。所有的官兵对于他们的新任务都十分的热心，他们对于在这个10万陆军之中担任单调的供应勤务，实在是已经够腻了，不过我的上级的态度却很使人失望。现任的运输总监对于这个新单位极度缺乏信心，他甚至禁止我们和这个地区所驻的其他部队举行联合的演习。当第三师举行演习的时候——在建制上我们是隶属于该师的——我们所使用的单位被限制不得超过一排以上。第三师的师长斯徒普朗格将军，就是那个打电话通知我到慕尼黑去报到的人，对我甚表同情。这位杰出的将才对于我们所想做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尽量地给予我们以协助。在演习完毕之后，他以公正的态度对我们的成绩施以相当的好评。不幸得很，1931年的春天，斯徒普朗格将军因为与国防部意见不合而退役了。
在同一个春天中，我们的总监斯徒普纳格将军也离开了我们。在他临走的时候向我所作的临别赠言是这样的：“你是太性急了。请相信我的话，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别想能够看到德国的战车会做正式的行动。”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的怀疑主义却阻止了他做任何决定和采取行动。他对问题有完整的认知，但是却找不到解决的要点。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4)
继任的人就是他的参谋长，鲁兹将军。鲁兹也是一个聪明人，他具有丰富的技术知识和优越的组织才能。他认清了我所努力提倡的新战术发展的优点，并且完全支持我的意见，他任命我做他的参谋长，1931年秋天我就去接任了这个新职。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是在努力的工作之中，并且不时遭遇到工作上的瓶颈，但无论如何，这几年的收获很丰富，这也是我们的装甲兵开始成形的时候。
我们确信装甲兵的未来发展，其指向必定是使它们变成一种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武器。所以它们的组织应以装甲师为基准，再进而组成装甲军。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说服其他的兵种和陆军总司令都承认我们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没有人肯相信这个摩托化的部队——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勤务部队——能够在战术上，甚至于战略上产生一个新型有效的观念。那些资格较老的兵种，尤其是步兵和骑兵，仍然自视为陆军最主要的兵种，步兵仍然自称为“战争中的皇后”。因为10万人的德国陆军中根本上就不准保有真正的战车，所以没有人曾经实际看见过我们所大吹大擂的新武器。当我们利用那些铁皮所制成的模型从事于演习的时候，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感觉非常好笑，他们觉得我们很可怜，对于我们所说的话当然更认为无认真考虑之必要。其结果是他们最多只是把战车当作一种步兵的支援武器，而对于战车是一种主要的兵种的新观念，则完全持否定的看法。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骑兵总监部，我广泛地向骑兵当局们征求意见，问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准备担任其他部队的搜索兵力，还是计划组成重骑兵，准备自己单独作战。当时的骑兵总监黑尔希堡将军（Gen.von Hirschberg）表示他们的目的是重骑兵，并且愿意把战略搜索的工作转移给摩托化部队。于是我们就决定训练我们的装甲搜索营来担任这种工作。最后，我们希望在每一个步兵师的建制中，都成立一个摩托化的战防炮营，因为我们认为要想有效的对付敌人的战车，所有的战防武器就应该具有同等的速度和机动性。
不久，克罗亨豪尔将军（Gen.Knochenhauer）继任了骑兵总监，他是步兵出身，他对于他的前任所已经让与我们的地盘，就想加以收回。在10万人的陆军中，一共有三个骑兵师，他把它们组成一个骑兵军，同时企图把战略搜索的任务再抢回去，并且还想接受我们的新发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有很多的骑兵军官渗入了我们这个年轻的单位，这种争斗时常变得很激烈。但是最后，新观念的建立者还是战胜了反对派；内燃机还是战胜了马匹；大炮还是战胜了长矛。
与组织和使用同样重要的就是装备问题，它使我们放弃了理论而走上实际的途径。在技术方面先就曾经做过一些准备工作。自从1926年以来，在国外就已经设立了一个试验站，使新型的德国战车可以在那里试用。兵工署曾经和几家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制造两种中型的战车和三种轻型的战车。每一种型式都已经制成两辆原型车，所以一共已推出10辆战车。中型战车上的炮是75mm口径，而轻型则为37mm。这些样品不是用装甲打造的，而是由软钢制成。它们的最高速度都在每小时22英里左右。
负责监造的军官是皮尔纳上尉（Capt.Pirner），他曾经煞费苦心地把一些近代化的要求应用到这些新模型上面去，其中包括高效率的引擎、能够全向位射击的炮塔主炮和机枪、足够的底盘距地高度和优良的机动性等等。这些目标大致都已经达成。在另一方面，这些模型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车长都坐在紧临驾驶员后方的车身里面，他的后方和两侧几乎完全没有视界，而且很容易受到履带前段阻隔，同时也没有无线电设备。固然20年代的战车构造，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旧式战车，已经有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但是对于我们理想中的战术要求却还是差得很远。我们不能轻率下令照着这种试验的模型展开大量的生产，新型战车的构造必须要精益求精。
对于装甲师的最后装备，我们认为需要两种型号的战车：一种是轻型的战车，它配备一门可以洞穿装甲的火炮和两挺机关枪，一挺装在炮塔里面，一挺装在车身里面；一种是中型的战车，它配备有一门大口径火炮和两挺机关枪，配置方式和轻型战车一样。一个战车营的编制是三个轻型战车连，和一个中型战车连。中型战车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支持轻型战车作战，另一方面射击那些轻型战车上小口径火炮所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在炮的口径问题上也与兵工署和炮兵总监部的意见不同。他们都主张轻型战车使用37mm口径的火炮就足够了，可是我们强烈主张采用50mm口径的，因为我料想不久外国的战车都会采用较厚的装甲，所以火炮口径较大则可以较占优势。不过，因为步兵早已装备着有37mm的战防炮，为了生产上的便利和装备单一化起见，我和鲁兹将军只好放弃我们的主见。大家都同意在中型战车上装置75mm口径的火炮。这些战车的总重量都不超过24吨，主要的限制因素就是德国公路桥梁的载重量。速度的要求被定为每小时25英里。每一种战车的乘员都是五个人：一名炮手、一名弹药手和一名车长都位于炮塔里面（车长的坐位比炮手要高，他拥有一个全向位视线的特制小型指挥塔），驾驶员和无线电员都坐在车身里面。人员在战车中的联络都使用喉头麦克风。战车与战车之间则都有无线电的联系。把这种新型的战车和旧式的战车模型做一个比较，就可以认识到战车在未来的战略和战术中将会要居于一个什么样的新地位。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5)
当我们拟定这些长期的计划时，我们心里十分明了可能要等很久的时间，我们的新型战车才会正式问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建造一种训练用的战车。我们自英国所购入的卡登-路易式（CardenLoyd）小型战车的底盘就很适合于这种用途，实际上它本是为了作20mm高射炮的载运车而设计的。它的尺寸仅能加装配备有机枪的小型炮塔，虽然有这样的弱点，但是它在1934年就可以开始使用，至少可以供我们作演习之用，以候我们真正战斗战车的出现。于是我们就决定生产这种号称“Panzer Ⅰ”型的战车。在1932年的时候，绝对没有人会料想到将来我们还会使用这种小型的训练战车来作战的。
我们所规划的主要型式的战车，因为生产上的困难，拖延的时间远超过我们原来的想象。所以鲁兹将军就决定制造第二种应急的战车：这就是所谓“PanzerⅡ”型，它配备一门20mm炮及一挺机枪，由MAN公司负责制造。
在1932年的夏季，鲁兹将军第一次组织了一个包含加强步兵团和战车营的混合演习——当然，战车营所用的装备仍然还是模型。不过，这是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后，德国第一次拥有了正式的装甲搜索车，这种车辆是照我们的规格所建造的，车上配备装甲，使用六轮卡车的底盘。从前小孩子们总是用他们的铅笔戳穿我们模型战车的帆布外壳，以窥察它内部的究竟，但是这一次却使他们失望了。从前步兵们也总是利用棍棒和石头来防御我们的假战车，如今也被装甲车制服了。甚至于刺刀也不是战车的对手。
在这一次演习中对于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所有可能性都曾经加以试验。骑兵方面对于我们的演习曾经发出过一些相当不客观的批评，但是我们的成功是如此的明显，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人肯去注意他们那些滥调。事实上，有许多清醒的青年骑兵军官也对我们这种新发展极表兴趣，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他们认清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骑兵只有配备新兵器和采用新方法，才能够使那传统的骑兵战争原理获得返老还童的机会。
1932年的大演习是老迈年高的兴登堡元帅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演习。在讲评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使我很感钦佩的，就是这位老元帅非常清楚地了解错误所在。在谈到骑兵军的领导能力方面，他曾经这样说道：“在战争中只有简单才可以获得成功。我曾经视察过骑兵军的司令部，我所看到的却一点都不简单。”他这段评语的确非常中肯。
1933年希特勒做了德国的国务总理，德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2月初，在柏林汽车展览会的开幕典礼中，我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并听到他的讲演。德国的首揆亲自主持这样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已经是一件不常见的稀罕事，而他所说的话又更与其他的要人在这种场合所惯说的完全不同。他宣布取消对于汽车的捐税，谈到新的国道计划和准备大量生产廉价的“人民汽车”。
勃洛姆堡将军（Gen.von Blomberg）的出任国防部长，和赖兴瑙将军（Gen.von Reichenau）的出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对于我的工作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位将军都喜欢近代化的观念，所以至少在国防部的最高层，对于我的这个装甲兵的理想是表示同情的。此外，我不久就看出来希特勒本人对于这个摩托化和装甲的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我第一次获得印证是在库默斯多夫（Kummersdorf）的兵工署近代兵器展示会上。在这一展示会中我分到了半个钟点的时间，将有关摩托化部队的一切最新发展展示给希特勒看。我展出的兵力有一个机车排、一个战防炮排、一个战车排（所用的就是Panzer I型的轻型战车）、一个轻装甲搜索车排和一个重装甲搜索车排。希特勒对于我们部队动作的敏捷感到十分的满意，他一再地说道：“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一次展示之后，我就深信只要有机会再当面陈述意见，那么这位政府的首脑就一定会批准我这个组织近代化国防军的建议的。我们陆军中严格的公文程序，和反对我的上级长官——这些人隔在我与勃洛姆堡之间——才是我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物。
这一次的军力展示在德国政治上也是一个有趣的插曲，自从1890年俾斯麦亲王曾经到过库默斯多夫访问之后，其他的首揆就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这里。这一次希特勒亲临军事演习场，就可以证明他是和俾斯麦一样的重视军事装备的发展。这也代表过去德国的政策仍够不上“军国主义”的标准。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授权法案，把完全独裁的权力交给了这个新任的首揆。只有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他们的这种勇气是很值得称赞的。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法案在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那些投票赞成的政客们对于以后所发生的灾难是绝对难辞其咎的。
1933年的夏季，纳粹党卫军的摩托化兵团的领袖胡恩莱（Adolf Huhnlein）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中的一个宴会，据说希特勒也允诺亲临的。有机会看看希特勒与他的忠实信徒们，应该是件极有趣的事，又因为胡恩莱本人倒也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在宴会上希特勒发表了一个讲演，内容是分析革命的历史。这个演说家似乎对于历史是很有研究的，在长达数小时的讲演中，他举例说明任何革命在达到它的目的并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必定会演变成一种进化的程序，现在纳粹党的革命也已经到达历史上的这个转折点，所以他提醒他的信徒们对于将来应该作这样的看法。若是希特勒所说的真正能够实现，那才真是大家所馨香祷祝的了。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6)
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在建立之中，在1933年这一年有相当的进展。利用模型战车所作的一系列试验和演习，已澄清了战车与各种兵器间的关系，并且也更加强了我个人的信念：把战车当作陆军的主要兵器，并且充分配合摩托化的支援部队，这样它们才能够在近代化的陆军组织中完全展现威力。
如果说战术的发展还算是差强人意，那么装备方面却是相形见绌了。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的工业已经有数年都没有生产军用的物资了，不仅缺乏熟练的工人，更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因此无法将我们的理想变成现实。尤其是制造高硬度装甲钢板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第一块交货的钢板简直和玻璃一样的脆弱。同样的，我们所需要的无线电装备和光学仪器——凭良心说，那的确需要很高级的技术——也是在经过了相当的时期后，其品质才符合了我们的要求。虽然如此，我仍然坚持战车上所使用的观察和指挥工具都必须是第一流的产品，尤其是后者，因为这项产品我们一直都远比敌人优越，这种优势在将来可能会抵补许多其他的弱点。
1933年的秋天，弗里奇将军（Gen.F.von Fritsch）做了德国的陆军总司令。陆军得到了一个好领袖，他是全体军官团一致认可并完全信任的一个人。他具有优美的骑士风度，是位聪明谨慎的军人，对于战术和战略都具有健全的观念。他的技术知识固然并不太丰富，但是他却毫无偏见地准备接受新的观念，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雅量。由于他有这些优点的缘故，每当我和他谈到装甲兵的发展问题时，总觉得他是所有陆军高级军官中惟一的知己。从前他在陆军参谋本部担任第一厅厅长的时候，就对于装甲摩托化的问题很感兴趣。现在他已经跃居高位，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热心。以下这一段小故事很能表现出他平常做事的风格。有一次我正和他谈论到某些有关战车发展的技术问题，他似乎有一点表示怀疑地对我说：“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技术专家都是骗子。”我就回答他说：“我也承认他们是会说谎的。但是只要经过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的技术理想不能变成具体事实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西洋镜也就拆穿了。战术专家也一样会说谎的，但是他们的西洋镜就一定要等到下一次战争被打败之后才会完全被拆穿，到了那个时候却已经是后悔不及了！”弗里奇照平常的老习惯，用手指头转动他的单眼眼镜，然后慢吞吞地回答道：“你可能是对的。”他在大庭广众之间似乎是很害羞的，但是他在知己的朋友面前，却真是议论风生。他具有一种超人的机智，使他的态度真是如春风佳酿一样的醉人。
相较之下，那位新任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Gen.Beck），却是一个很不容易接近的人。他的个性很正直，态度非常冷静，也许太冷静了。他是一个旧派的思想家，是毛奇元帅（FieldMarshal Graf von Molthe）的信徒，他希望把这个新陆军的参谋本部改组一番，他认为毛奇在地下有知也会表示首肯。他对于近代的技术问题是一点都不了解，对于参谋本部中各重要位置所提出的人选，当然都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人，所以久而久之，就在陆军的核心当中，自然建立起来了一道反动守旧的障碍物，这才是一个非常难于克服的大困难。他反对建立装甲兵的计划，他希望战车只被当作步兵的支援兵器，而他所同意的最大单位就只是装甲兵旅。他对于装甲师的组建丝毫不感兴趣。
为了使贝克将军能够同意建立装甲师和印行装甲部队的训练教材，我在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后终于获得了胜利。最后他甚至于同意成立两个装甲师，可是我却早已坚决主张要同时成立三个师了。我尽量地在他面前夸耀这种新组织的优点，尤其是在战略方面。他却回答我说：“不，不，我不想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对我而言，你们实在是走得太快了。”当我说到，由于近来无线电的发展，尽管用极高的速度前进，也照样可以保持着指挥上的联系，他却完全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在我们的训练教范上面，常常一再重复要求，所有各级的指挥官一定尽可能地身临前线，愈前进就愈好。这个观点他也完全不赞成，他说：“你没有地图和电话，那么你又怎样指挥呢？你读过施里芬（Schlieffen）所著的书没有？”至于说到身为一个师长，即便不实际突入敌阵，也应该尽量接近前线的理论，对于他则更是分量太重了。
放下装甲兵的问题不谈，这位贝克将军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军事方面，也都抱着遇事拖延的态度。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随时打算浇人家一瓢冷水。总会因为各项困难而主张一切从长计议。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就是他最自鸣得意的“迟滞防御”（delaying defense）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就已经风闻这种战术的大名。在那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这种战术成为一种基本的原则，甚至于一个步枪排也都要演习这种贝克式的防御战术。这种作战的方式实在是混乱不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令我满意的范例。在装甲师成立之后，弗里奇就完全放弃了这种落伍的观念。
1934年春天又成立了一个摩托化部队的司令部，由鲁兹将军兼任司令，我还是担任他的参谋长。此外，鲁兹还同时兼任摩托兵总监和兵工署第六处的处长。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7)
在这同一时间内，希特勒到威尼斯去对墨索里尼做了第一次的访问，结果似乎并不太圆满。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召集在柏林的将官、纳粹党的高级干部和冲锋队（SA）的领袖人物训话。那些冲锋队的领袖对于他所说的话反应冷淡，当我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我偶然听到有人在说：“希特勒还得学习学习。”当我发现了党以内的意见都有这样严重的分歧，大感惊异。到了6月30日终于出事了。冲锋队的参谋长罗恩（Rohm），和其他许多的冲锋队中高级人员都被枪决。不仅是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虽然与冲锋队毫无关系，但是因为偶然有
反对纳粹党的言行，也都同时被枪决。在这些人中间有前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施莱歇将军（Gen.von Schleicher），他是和他的夫人及僚属布内多将军（Gen.von Bredow）一同遇害的。想为这两位将军提出公开的辩护的企图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仅仅是在1935年施里芬纪念日会餐的时候（这是参谋本部军官一年一度的集会），年老的麦根逊元帅（Marshal von Mackensen）曾经提到这两位将军的荣誉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希特勒在国会中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当时人们都希望纳粹党以后绝不要再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回想起来，当时陆军中的领袖人物未能坚持查明事实真相，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假使他们当时能坚持这样的做法，则不仅是对于德国的陆军，而且对于德国的人民，也都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1934年8月2日，德国又遭受了一个极沉痛的损失——兴登堡元帅逝世了！把他的人民丢弃在一个国内革命的中途上，这个革命的结果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在那一天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
那位年老的绅士已不存在了。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都极感悲痛。他对于整个民族，尤其是对于陆军，好像是一个慈父一样，他的逝世在我们民族生命上留下了一个极大的空隙，这必须要经过一段长久艰苦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填满。他的存在对于外国人而言，比任何条约和外交辞令都更有价值。全世界对于他都有信心。我们一向爱戴他，他的死让我们感到万分的伤心。
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于希特勒。这个誓词将具有严重的后果！祷祝上帝，希望双方为了德国的福利都能信守不渝。陆军是惯于遵守誓约的，希望这一次陆军也能够光荣地遵守。
你的意见是对的。假使各个组织的领袖都利用这个机会无限期地停止一切的典礼和庆祝仪式，并且从此少发表讲演，那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现在所需要的是忠实努力地工作和少说废话。
这是我在那一天所写出来的观感，不仅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且也可以代表当时我们大多数军人的意见。
1934年8月7日，德国的军人们把这位不朽的元帅和总统的遗体，送到坦能堡纪念场（Tannenberg Memoriae）去举行奉安典礼。希特勒最后所说的两句话是：“死去的战士呀！他现在已经魂归天上去了！”
早在8月1日那一天，以授权法案为根据，内阁总理就已经宣布说，在兴登堡逝世之后，总统和内阁总理将立刻并为一体。所以在8月2日那一天，希特勒同时做了国家的元首和三军的大元帅。而且他仍继续兼任内阁总理，所以全国的一切政权就都完全抓在他的手里。从此，他的独裁权就再没有什么限制了。
经过了一冬的艰苦努力，到了1935年的3月，我们就知道德国的重整军备是已经确立了。所有的军人对于这个消息都一致表示欢迎，因为这等于是把凡尔赛和约中最屈辱的一部分取消掉了。在英雄纪念日（Heroes’ Memorial Day）那一天的阅兵仪式是由麦根逊老元帅主持，各兵种都有代表去参加这个仪式，新成立的装甲兵也派了几个营去出席盛会，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他们却没有把车辆开去，因为这只是一个徒步的检阅。在筹备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反对装甲兵参加阅兵的仪式，有一位负责的参谋军官向我解释说：“他们所用的是那种短的卡宾枪，恐怕连举枪的动作都不一定能够合于标准。”虽然具有这样“严重”的弱点，我还是选派了大量的人员参加这个盛会。
在3月16日那一天，英国武官请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饭。在我准备动身出门之前，我偶然地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个政府公告的广播，那是德国恢复征兵制的命令。那一天我的英国朋友和另外一位陪客，瑞典武官，与我所谈的话大部分都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这两位绅士对于我在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的心境似乎是很能够了解的。
在理论上说，我们加速扩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想与我们那些武力充足的邻国，保持平等的地位。但是就实际方面来说——至少在装甲兵这一方面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数量和素质上，都赶不上外国装备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从优秀的组织和领导方面来入手，以期弥补那些缺陷。我们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编成较大的单位，由装甲师以至装甲军，希望用这种组织来抵消我们在数量上的劣势。
首先，必须说服我们的军事首长们，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路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极为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934年6月在鲁兹将军领导之下，摩托化部队司令部决定把现有的各单位拼凑起来组成一个装甲师，并对它实施四个星期的训练。这个计划在1935年夏天就开始付诸实行。这个训练师由魏克斯（Gen.von Weichs）将军指挥，它在明斯特-拉格尔（Munster-Lager）演习地集合，照着四种不同的战术任务进行有系统的演习。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训练下级的部队指挥官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战术问题，主要是为了表示大规模的使用战车和它们的支持武器的作战行动，在事实上是绝对可能的。勃洛姆堡和弗里奇两位将军对于这些演习的经过非常有兴趣。鲁兹将军曾经请求希特勒亲临指导，但是由于他的侍卫人员的消极反对，遂终于没有来。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8)
这一次训练演习的结果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满意。当那表示演习结束的黄色气球升空的时候，弗里奇上将就开玩笑地说道：“就只是漏了一件事。这个气球上面似乎应该印上‘古德里安的战车，顶好！’的字样。”鲁兹将军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装甲兵司令部的司令。我们原先希望这个司令部也和其他主要的兵种一样，能够获得总司令部（General Command）的权限，但是因为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的反对而没有成为事实。
1935年10月15日，三个装甲师就正式成立了：
第一装甲师由魏克斯将军任师长，驻在魏玛（Weimar）；
第二装甲师由古德里安上校任师长，驻在维尔茨堡（Wurzburg）；
第三装甲师由费斯曼（Fessmann）将军任师长，驻在柏林。
关于1935年一个德国装甲师的编制可以参看表1。
〖〗10月1日我离开了柏林，由中央的幕僚工作又转到部队指挥官的岗位。装甲兵司令部留在鲁兹将军的手里，使我很感到放心。因为参谋本部以内有一部分人是极力反对我们的，我很担心我的继任参谋长是否能够坚强不屈地去反抗他们的压力。新参谋长是鲍卢斯上校（Col.Paulus），他后来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之役升为元帅，并在那里成为苏联人的俘虏。此外我还更担心陆军最高司令部（OKH）中的装甲兵总监部是否会改变我们原先所拟定的发展计划。果然一切不出我所料：参谋总长又获得了胜利。他为了达到密切支援步兵的目的，又成立了所谓“装甲旅”。在1936年成立的第四装甲旅就是被指定担任这种任务。此外，由于骑兵方面也希望对于摩托化部队能够获得更多的控制，所以预定将要成立的新装甲师就暂行停止成立，而另外成立了三个“轻型师”（Light Divisions）。这种轻型师的编制包括有：两个摩托化的步兵团、一个搜索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战车营和其他种种的支援单位。
除了“轻型师”以外，又成立了四个摩托化的步兵师，这就是把一个正规的步兵师完全加以摩托化，所以需要相当数量的摩托化运输工具。最后这些摩托化的步兵师被编成了一个陆军第十四军，轻型师则被编成为陆军第十五军，而装甲兵司令部则改为陆军第十六军，下面直辖三个装甲师，而这三个军则又由第四军区所统辖，它的司令部设在莱比锡（Leipzig），司令为勃劳希契将军，今后一切的训练和发展都由他负责指挥。
各兵种都有它特殊的颜色，这是表示在肩章上面的。在这个时候，所有战车团和战防营所用的颜色还是原有的红色；装甲搜索营的颜色先改成黄色，以后又改成褐色；装甲师中的步兵团和乘机车的步兵都佩绿色的肩章。轻型师中的骑兵团则仍保持骑兵的黄色；而摩托化步兵团则仍继续用步兵的白色标识。这些事都使步兵总监部和骑兵总监部之间发生过很激烈的争执。
我对于这种把我们的摩托化装甲兵力分割使用的办法表示十分遗憾，但是那时候，我却没有力量能够制止这些现象的发展。这些损失在以后也只是补救了一部分而已。
由于其他兵种在编制上所犯的各种错误，更使我们在摩托化方面所拥有的有限资源受到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举例来说，陆军总监弗洛姆将军（Gen.Fromm）就曾经命令把所有各步兵团中的第十四（战防）连都加以摩托化。当我向他说明这些连是要和步兵在一起作战的，最好还是保留用马牵引的时候，他却负气地回答我说：“步兵也希望有几辆汽车呵！”我又要求不要把第十四连加以摩托化，而改以将重炮兵营加以摩托化，但是这个建议却又被否决。所以重炮却始终还是用马拖，这个在以后的战争中，尤其是在苏联战场上，造成了许多不幸的后果。
发展其他各种有履带的车辆以供战车支援部队应用的理想，始终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顺利。在步兵、炮兵和其他师属单位的密切配合下，战车的野战效能将会明显增加。我们希望有一种轻型的装甲半履带车辆，以供步兵、战斗工兵和救护人员使用；有一种带装甲的自行火炮，以供炮兵和战防营使用；另外还需要数种各种型式的战车，以供搜索营和通信营使用。但是我们各师的装备却始终都没有达到充足的标准。尽管德国的工业界，凭着它那有限的设备，已经是尽量地提高产量，但是它的产品还是不够正在扩张中的摩托化国防军、党卫军和工业界本身的需要。虽然专家们曾经一再地提出警告，但是最高统帅对于某些在政治上有特权的人们所提出的要求，却从不加以限制。当我谈到1941年的军事情势的时候，会再度地提出这个问题来加以讨论。
在这个时候我正在维尔茨堡的师部里，和这些问题都只有间接的关系。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我这个新成立的装甲师加以编组和训练，它里面的分子相当的复杂，具有各种不同的军事背景。1935年到1936年的冬天平安无事地度过了。我在维尔茨堡的人缘儿很不坏，而且这个地方的风景又很秀美，我准备在那里买一栋小房子，作久住的打算。
在1936年的春天，我们都被希特勒决定重新占领莱茵河地区的计划所骇倒了。因为这种占领只不过是一种军事上的姿态而已，所以并没有使用战车部队。虽然我的装甲师也接到了警戒的命令，并且把兵力集中在明辛根（Munsingen）军事训练地区中，但是战车部队却还是留在正常的后方位置，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紧张现象。在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又都回复到平时的状态。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9)
那年8月1日我升任了少将。
在那年秋季大演习中，惟一参加的装甲部队就只有一个第四战车团。把这样一个单独的战车团配合在步兵师的结构以内，当然使我们的战斗能力无从表现出来。
这一次演习时，许多来宾中间有一位是新自远东归来的泽克特上将（Col.Gen.von Se
eckt），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将这种新型装甲部队的观念讲给他听，这是他以前完全不知道的。此外我也和新闻界应邀参观的代表们，谈论到这种新兵种的组织和作战的方法。
1937年又平安地度过了。我们正在忙于训练我们的装甲部队，以整师的兵力作各种的演习。在鲁兹将军的指导之下，我在1936年到1937年的冬天写了一本书，书名为《注意！装甲车！》（Achtung!Panzer!）。这本书对于装甲兵的发展历史和我们对于德国装甲兵建军的基本意见，都有所阐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比正常的公文程序，使我们的计划获得更广泛的同情。此外，我为了驳斥一些反对者的意见，又常在专门的军事刊物中发表见解。在1937年10月15日出版的德国军官协会的会刊上面，我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由于其内容把我们的努力和当时各种不同的意见做了生动的描述，所以我认为可以在这里加以节录。
使用火力和运动的战车攻击
一个外行人每当他想到战车攻击的时候，就一定会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康布雷和亚眠（Amiens）战役中的钢铁巨怪。他会想到许多层层叠叠的铁丝网在战车压力之下，像稻草一样被碾得粉碎；他会记得那些战车如何地突破了堑壕，碾碎了机关枪；他还会记得当那些战车在战场上犁过的时候，排气管中发出红色的火焰，形成一种恐怖的景象，这种“战车的恐怖”常被人认为就是我们在1918年8月8日溃败的原因之一。这种碾路的战术只不过是战车所能担任各种工作中的一种而已——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因为上一次大战在许多评论家的心中所产生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所以使他们仅获得极为皮相的认识，以为战车攻击就必定是把大量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勇猛直前的攻击，将敌人轧碎在它们的履带之下（这对于敌人的炮兵和战防炮的火力都构成一个良好的目标）。不管高级指挥部的企图是怎样，也不管地形是怎样，都应该这样的硬攻。战车的火力一向被低估，战车被当作是一个又聋又瞎的东西，容易因故障而被敌军捕获。同时大家也认为防御者在防御战车方面享有较大优势，所以大家认为使用战车的奇袭已经是不可能了。的确，战场上有许多不利于战车操作的因素，如有烟雾、树木、地形上的种种障碍物，而战防炮和普通的炮兵却可以不顾自己的死伤，而找到他们的目标；而且防御兵力的位置一定是正对着战车准备进攻的地区；他们可以利用强力望远镜透过烟幕和黑暗，而发现敌人，何况虽然他们也戴着钢盔，但是却还是能够听得清楚。
照这样看，战车的攻击似乎已经不再有前途。那么是否应该像某一个批评家所说的，战车应该被当作废铁卖掉，所谓战车时代就这们被简单跳过了吗？假使的确是如此，那么一切在战术上翻陈出新的顾虑都可以没有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候1914年到1919年间的阵地战的重演了。不过当你对于地面的情形还没弄清楚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鲁莽地跳下去。除非我们的批评家能够发明一种更新和更好的陆上攻击战术，否则我们必须明确认知，只要运用适当，战车至今仍是一个最好的陆上攻击武器。不过为了使战车攻击的性质更易于明了，我们首先要介绍近代战车的特征。
装甲
凡是要准备进行激烈战斗的一切战车，其装甲的程度至少要有防御机关枪所射出的穿甲弹的能力。若是为了对付敌人的战防武器和战车，则这样的防护还嫌不够，所以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诸国，它们现在所订制的战车都是具有相当强度的装甲的。举例来说，为了要击穿法国“Char 2C”型战车的外壳，至少要用75mm口径的火炮。假使在第一波的攻击中，攻方的战车能够不为敌人的防御火力所击毁，那么这些战车就可以说是已经克服了它们最危险的敌人，并发挥了战车的威力。由于战防武器多被战车的火力所摧折，所以敌人的步兵和工兵就不会再有多大的抵抗力，甚至连轻型战车也可以很容易地把他们扫荡干净。不过，假设守方能够产生一种有效的战防武器，它的力量可以击穿所有攻方战车的装甲，而且又能够不失时机将这种武器配置在具有决定性的地点，那么战车攻击要想成功，就必须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若是敌人的防御力量不仅集中而且又有足够的纵深，那么这种攻击就可能会完全失败。“矛”与“盾”的争雄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装甲兵也和过去的要塞部队、海军和最近的空军一样，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有精密的计算。事实上，这种争雄的现象将会永远存在着，不过结果却可以时常改变，但若以此为理由而取消战车在陆战中的地位，那么实在是毫无道理。假使我们不用战车，那么难道步兵身上所穿着的军服会比钢甲的抵抗力更强么？
运动
曾经有人说过：“只有运动才能获得胜利。”我们同意这种说法，所以就想利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技术工具来证明这条真理。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军与敌军接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利用人与马的脚腿、铁路，而最近又有汽车和飞机。一旦与敌军接触之后，则运动能力一般即为敌军火力所限制。为了解除这种限制，所以就必须击毁敌人使之不能发生作用，或使之撤出原有的位置。这个目标可以用优势的火力来达到，在优势火力之下可以使敌人的抵抗崩溃。在静止位置的火力具有一定限度的有效射程。这就是步兵所能利用的掩护火力的极限，当步兵一到了这个极限之后，重武器和炮兵就必须要移转它们的阵地，以使步兵在继续前进时能继续获得火力的支援。此种作战方式需要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因此要准备这样的攻击就一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由于不易掩敌人的耳目，所以奇袭的效果（制胜的重要因素）就很难于达到。即令在最初发动攻击时，敌人尚不知晓，但是一经发动之后敌人就必然会将预备兵力集中起来，以图阻止攻方的突入。因为现在的预备兵力可以摩托化，所以要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其工作比之以前就要容易得多了。因此，在今天以步炮协同为基础的攻击要想成功的话，其机会要比上一次大战更小了。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0)
所以要想成功的话就必须这样：不顾敌军火力的阻挠，尽可能迅速移动，并一直向前运动，使敌人无法建立一条新的防线，最后把攻势深深地带到敌人防线的后方去。主张战车战术的人，认为在有利的环境之下，战车是可以达到这种理想的，而持怀疑论的人则认为“奇袭”已经不再可能，而使战车攻击成功的条件也不会再存在。那么是不是战车真的不能够向敌人实行奇袭呢？不管兵器和技术的新旧，假使能够收到奇袭之效，那么在战争中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1916年，库尔将军（Gen.von Kuhl）曾经向德军最高统帅部建议，要想突破敌阵，则在发动攻势的时候就一定首先要注意到奇袭的因素，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新的兵器和技术能供他来达到这种理想。虽然如此，但是由于奇袭成功，1918年的3月攻势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效果。假使除了普通的“用奇”以外，再加上新的兵器，则奇袭的效果更会大量增加，不过新兵器却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相信战车可以比从前的一切方法，更具有较大的运动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一经突破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向前进展，不至于停滞下来。我们相信只要条件许可，这种运动就一定可以继续下去，这些条件也就是战车攻击成功的条件，例如地形适当便于集中兵力、敌人防线上有漏洞、敌人的战车兵力居于劣势的地位等等。有人指责我们不能在任何的条件之下，都可以获得胜利，有人认为战车没有力量冲破要塞。但是我们却要指出其他的兵种，在许多方面具有的攻击力量比我们还要少，毕竟任何兵种都不会是“万能”的。
有人曾经说过，任何武器只有在它新出现和不害怕守方对抗工具的时候，它才会发挥出来它的最高效力。所以炮兵是可悲的了！它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空军也是可悲的了！防空武器的效力日益增强。我们相信任何武器的效力都是一个相对的因素，要看对抗它的兵器效力的大小来决定。假使战车对优势之敌作战——敌人具有更多的战车或是更优越的战防武器——则它可能一样会被击败，会减低它的效力。假使情况正相反，则它可能又会获得惊人的成功。任何兵器的效力不仅是要看对方的力量大小来决定，而且还要看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愿意把最新技术的发展立即作最大限度的利用，使你在这一个时代中总是居于最优越的地位。从这个观念来看，战车就不会自认它已经被其他的武器所压倒了。曾经有这种说法：“守方炮兵的炮弹，其速度要比攻方战车中所射出的为快。”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事实的究竟。可是远在1917年到1918年之间，就已经可以把几百辆战车马上集中在步兵战线的后方，在敌军火力之下一直突入敌阵，为十几个步兵师或骑兵师开路。在达成这种任务时，甚至完全不用炮兵的掩护射击，那就是说敌人的炮兵在事先是一点损失都没有的。仅仅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之下，敌人的炮火才能够对于正在运动中的战车加以重创；而且只要战车突破敌阵之后，敌人的炮兵不久就完全销声匿迹，甚至于对后续的步兵都不会有杀伤力。在上一次大战中，炮兵曾经使用一种准备射击的战术，将所有的炮火都完全事先集中瞄准在假想的危险地区，但是结果也还是失败了。防御的炮火可以使尘土飞扬，烟雾纷起，使战车中的乘员的视界受到相当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是可以忍受的，甚至在平时训练中我们已学会了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事实上现在战车在黑夜和大雾中都可以靠罗盘来定方向，照样的前进。
所以在以战车攻击为基础的攻势中，胜利的主角就是战车本身，而并不是步兵。战车攻击失败了，则全部攻势也失败了；若是战车攻击成功，则胜利就已经成为定局。
火力
装甲和运动不过是战车武器的两个战斗特征而已，而第三个最重要的特征却是火力。
战车上的火炮在战车静止和运动时，都可以开炮射击。在两种情形之下都是使用直接瞄准的方法。当战车静止的时候，射程可以很迅速地加以调整，所以只要消耗极少量的弹药就可以把目标击毁；当战车在运动的时候，因为观测上的困难，所以就很难认清目标，不过战车却也有一个长处，就是它的炮位离地面相当的高，在地面上有草木的掩护时，对攻击特别有效。这种高车身，虽引起人家的批评，认为容易成为敌军火力的良好目标，但是对于战车炮手的利益却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运动中要是有射击的必要，则短射程的精确度还是很好的，但是射程一长，速度较高或是战车在不平的地面上行走的时候，精确度就会大幅减低。
在任何情况之下，战车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那就是在它向敌阵推进时能带着本身的火力一同运动。我们当然也承认在静止位置的炮火具有更高的精确度，但是只有运动才可以获得胜利！现在战车的攻击是否还是采取过去的碾路战术，对着一个配备着强大步兵、炮兵和战防武器的纵深敌阵，一头直撞过去呢？绝对不是这样的。作这样想法的人，所认识的就只是一种号称“步兵战车”的武器，这种武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完全是以配合步兵为主要的着眼点，这种观念我们实在保持得太久了。我们不能够也不愿意用几个星期甚至于几个月的时间，专门从事于搜索的工作，我们也不愿意消耗过多的弹药。我们所想要做到的，就是利用极短的时间，尽量地深入敌后，以控制敌人的整个防线。我们十分明了战车的火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作“有计划的炮兵准备射击”和“集中火力的轰击”；我们的企图恰好相反，希望用一颗单独准确的炮弹，在一击之下就把目标击毁。因为我们并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教训，即使用最强大的炮兵向敌人轰击达一个星期之久，却依然无法使步兵获得必胜的保证。我们的敌人曾经教会了我们，叫我们了解到，一个成功而迅速的战车攻击，在一个够宽的正面上，从各方面纵深地突入敌人的防御体系之内，其所能获得的胜利要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采取的有限进攻法为大。我们的炮弹一定要对着特定的目标才开始发射，不能像从前那种无的放矢的办法，用弹幕来掩护步兵的爬行。当我们的攻击具有足够的集中、宽度和纵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暴露出来的敌方目标，都完全加以击毁。于是我们就能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足以让我们的预备兵力迅速地钻进去，这是在1918年所不能够办到的。我们所需要的预备兵力也一定要采取装甲师的编制，因为我们不相信其他的部队会具有足够的战斗力、速度和机动力，足以充分发挥出这种攻击和突破的威力。所以，我们并不把战车当作一种辅助性的兵器看待，不再认为它只是帮助步兵进攻的工具。因为假使还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又要回到1916年的情况，而未来的战争在一开始就会形成阵地战，绝无速战速决的可能性了。不管未来敌人的武器是如何的优越，各种口径的火炮在射程和精确度上是如何的进步，炮兵运用在技术上是如何的发展，也都不足以动摇我们的信心。相反的，我们却仍然认定了战车是现代攻击战中的最好武器，我们绝不改变我们的信心，除非技术专家能够把一个更好的武器拿给我们看。虽然有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只有火力才能够为运动开路”，但是我们却还是反对那种耗费时间的炮兵准备射击，因为它将奇袭的效果完全都丧失掉了。相反的，我们相信，结合引擎和钢板的力量，在诸如适当的地形、奇袭和集中运用的重要条件配合下，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准备射击，就能把火力带入敌阵。
第二部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1)
把大量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也是引起批评的一点。他们说：把所有的战车都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攻击的力量，这种观念是不是正确的呢？如果把战车分配给步兵使用，是否也是值得加以考虑的呢？假使说在今天步兵没有战车就不能够实行攻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种结论说：凡是有攻击能力的武器，凡是能帮助其他兵种前进的武器，自然就应该算是一种主要的武器。至于说战车是否应该配属给步兵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下列的假想战例来作一个澄清的说明：
红蓝两军正在对战之中。双方都有100个步兵师和100个战车营。红军方面把所有的战车都配给各步兵师，而蓝军则将其集中编成装甲师，由最高统帅部加以直接的控制。假使战线的长度是300英里，其中100英里是战车所不可能通过的，100英里是战车很难运用的，另外100英里则是适合于战车活动的地形。那么在实战的时候就会有下列的现象发生：红军因为把战车分配给各师使用，所以有一部分战车被配置在战车所不能活动的地区，结果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另外一部分战车虽然可以活动，但是受地形的限制太大，也使它们成功的希望变得非常的微弱。结果在战车最便于活动的地区，红军所能使用的战车却不过只是它的全部兵力的一小部分而已。反过来看，蓝军的情形则完全不一样，它可以把全部的装甲兵力都集中在一起，用在最有利的地区，以求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它在这个地区的战车数量至少可以为敌人的一倍，而在其他取守势的地区，也只会受到敌方的小规模的战车攻击。假使说一个步兵师具有50门战防炮，那么它对付50辆战车的攻击，就要比对付200辆战车容易得多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把战车分配给各步兵师的观念，只不过是重新回到1916年到1917年的最初英国战术的旧路，事实上这完全是失败的，一直等到康布雷之后，英国战车使用大量集中的战术，才算是获得了成功。
利用战车的装甲，迅速地攻入敌阵，把我们摩托化的大炮直接地打中在目标上面，我们相信这种办法一定可以获得胜利。有人说：“摩托车辆并不能算是一种新武器，它只是一种运输旧武器的新方法而已。”当然内燃机是并不能够发射炮弹的，假使我们说战车是一种新武器的话，那么实际上的意义就是说它是一种新的兵种，正好像海军中的潜水艇，也被称为新武器是一样的。我们相信我们是一种新武器，将来的成功可以在战史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迹。假使我们的攻击一定要成功，那么所有其他的兵器在空间和时间上就一定要完全和我们相配合。因此为了使我们的武器能够充分地发挥效果，我们要求一切必要的支援部队都一定要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机动性，甚至在平时，这些兵种都应该由我们直接指挥。为了得到最大的决战机会，所需要的不是集中的步兵，而是集中的战车。
1937年的秋天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和一些外国的贵宾们都来亲临参观了，这些贵宾中有英国的元帅地弗内尔爵士（Sir Cyril Deverell），意大利的元帅巴多格里奥（Badoglio）和墨索里尼本人。参加演习的装甲部队有费斯曼将军所指挥的第三装甲师和第一装甲旅，至于我本人则在统监部担任装甲演习的裁判工作。
这些演习的正面结果都足以证明装甲师是可以被当作一个单位使用的。补给和修理设备似乎还不够充足，这方面需要迅速地加以改善。我对于这些现象都曾经向装甲兵团司令部提出建议，但不幸未立即获得上级的采纳，所以在1938年的春季演习中，这些缺点又再度被公开暴露出来。
在演习的最后一天，为了展现实力给外国的贵宾们看，所以就又举行了一次总攻击的演习，所有的战车都集中在一起由我负责指挥。虽然所使用的不过只是训练用的小型战车Panzer Ⅰ型，但是其景象却已经够动人了。
在演习完毕之后，就在柏林举行了一次游行，接着就由弗里奇上将招待外国贵宾午餐，我也被邀请出席。我曾经获得了一个机会和许多外国贵宾们谈了一些话。巴多格里奥谈到他在埃塞俄比亚（Abyssinian）的作战经验。那位英国元帅问我对于摩托化的意见。至于英国的青年军官们则对于在未来的战场上，是否也可以像这次演习中一样地把许多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的问题，特别感到兴趣。他们似乎不太相信此种战术的可行性，他们比较倾向于把战车当作步兵支援武器的理论。无论如何，这些谈话都是在非常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第三部分 希特勒一帆风顺1938年，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
展开这个不平凡的1938年序幕，第一件大事就是我意外的升了中将。在2月2日的夜间我获得了这个消息，同时就接到命令，叫我出席定在2月4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由希特勒亲自主持。当我在2月4日的清早，在柏林街上走过的时候，有一个熟人从电车里面向我打招呼，并且恭喜我已经升任了陆军第十六军的军长。这对于我才是一个完全的奇袭，我赶紧去买了一份早报，打开一看就更使我惊异非常，有大批高级将领都被免职，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和我的好朋友鲁兹将军。这个事件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在总理官邸中的会议上可以听到一点端倪。三军的高级将领都集合在一间大厅里面，成半圆形的坐着。希特勒走进来向我们报告说，他已经把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元帅免职，原因是由于他那个不名誉的婚姻。同时他也必须要将陆军总司令弗里奇上将免职，因为弗氏已经触犯了某种罪行。关于其他的被免职人员，希特勒并没有一一加以解释。当时我们大家都呆住了，因为我们都深知我们的老长官在人格上是毫无弱点的，这种严重的打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创痛颇深。这似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实，但是身为德国首揆的人照理是不应该信口开河的。希特勒把他的话说完之后，就离开了大厅，而我们也就接着解散了。当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因为我们实在无法判断事件的真相，所以当然有无从说起之感。
勃洛姆堡的事件比较清楚，他的留任当然是不在考虑之列。至于弗里奇上将的事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是一个必须成立军事法庭来侦讯的事件。军事法庭组成之后，由戈林充任庭长，尽管如此，判决还是认为弗里奇完全无罪，这种诬赖的指控完全是无事实根据的。在定案后又过了好几个月，我们又被召集，听取最高军事法庭庭长海兹将军（Gen.Heitz），宣读这个案件的判词。在那冗长的判决书之前，希特勒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为这次事件向我们表示歉意，并且表示今后将不会再犯这种过错。我们就要求把弗里奇上将完全复职。可是继任的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上将却只是做到了让弗里奇恢复现役，被命令担任第十二炮兵团的荣誉团长，却再没有给他一个实缺。这对于他所受到的损失真是不能补偿于万一。那个制造伪证进行诬告的人，希特勒固然已经命令把他交付军法审判，但是在幕后策动这次卑鄙行为的人却还是安然无恙。那个诬告者被判了死刑，也不过是一个烟幕弹而已。8月11日在葛洛斯邦（Gross Born）地区举行的军事训练中，弗里奇上将担任第十二炮兵团的指挥官，13日，希特勒在该地视察演习，但两人始终不曾见面。
在等待证实清白的几个月间，弗里奇上将始终有尊严地保持沉默，获得大众一致的尊敬。姑且不论这种面对政敌的态度是否正确，但在真相大白后，使一般人对他的人格更为尊崇。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自称陆海空军总司令。由于国防部长一席一直虚悬着，常务次长（或译部长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Gen.Wilhelm Keitel），就一直代理部务，不过凯特尔却并无指挥权。他自称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军务总监（Chef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简称为OKW与OKH大有区别。OKW为三军统帅部，OKH为陆军统帅部。——译者注）。第四军区的司令官已经换成了赖兴瑙将军，他控制着三个摩托化军，他倒是一个思想进步、智力优秀的军人，不久之后我们之间就相处得非常的友好。
1938年2月4日是陆军高级指挥体系的第二个“黑日”，第一个“黑日”是1934年6月30日。德国的“将官团”在这两次事件中都没有所表示，这是常为人所责备的。不过这种责备也只有用在少数最高级人员身上才可以说是恰当，因为多数的将领都是如堕五里雾中。即以弗里奇事件而言，整个事件开始之初，一般将官根本无从了解，必须要等军事法庭判决之后，真相大白，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大家虽然曾经要求，甚至于催促新任的陆军总司令采取行动，但是他却并没有决心那样去做。同时，在这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外交方面也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德奥合并”事变。所以陆军方面采取行动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不过弗里奇事件却的确可以证明德国元首与陆军将领之间严重缺乏共信。虽然我官卑职小不够资格晓得内幕的秘密，但是我却已经有了这种感觉。
从我那可敬的老上司手里，我接受了我的新职。第十六军的参谋长还是鲍卢斯上校，他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是一个聪明努力的标准好参谋长，他的纯洁和忠诚是毫无可疑的。以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这位不幸的第六军团的司令被俘之后，曾经有许多人批评攻击他。照我个人的看法，除非鲍卢斯本人能够有机会将他不幸的遭遇公布出来，否则我对于这一切的流言都一律不接受。
这个时候，我手下的三个装甲师也都换了新的师长：
第一师师长：施密特将军（Gen.Rudoff Schmidt）。
第二师师长：法伊尔将军（Gen.Veiel）。
第三师师长：希魏本堡将军（Gen.Geyr von Schweppenburg）。
第三部分 希特勒一帆风顺德国吞并奥地利(1)
在3月10日16点钟的时候，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突然召见我。从他的口中我知晓了一个高度机密的计划，就是希特勒决定兼并奥地利，所以有一部分部队都会接到进军奥地利的命令。他对我说：“你还是暂时亲自率领着你的老第二师。”我就指出来，这种办法会使现任师长法伊尔将军很难堪，而且法伊尔本人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将官。贝克回答道：“那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上级的命令要你指挥摩托化部队执行任务的。”于是我就建议可以动员第十六军的军部，那么除了原有的第二装甲师以外，还可以再临时编入其他的部队。贝克同意了我这一建议，并且决定将另外一个也指定担任占领任务的党卫军装甲师交给我指挥。最后他还和我说：“假使要想吞并奥地利的话，这也许就是最好的时机。”
我回到军部之后，马上就下达准备行动的命令，并且考虑如何来完成这个任务。大约在20点钟的时候，贝克又再度召见我，他命令我在21点到22点之间，要通知第二装甲师和“希特勒近卫师”在帕绍（Passau）附近集中。现在我才知道所有准备进军奥地利的部队都由博克上将（Col.Gen.von Bock）率领，在我军南面的步兵师将渡过莱茵河，其他各单位则直趋蒂罗尔（Tyrol）。
在23点到24点之间，我一方面用电话通知第二装甲师的师长，另一方面我也亲自和“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接头。各单位都立即向目的地帕绍开动。近卫师对于奉行这个命令并不太感困难，可是第二师却不那样简单，因为它的师长率领着一部分幕僚正在演习旅行之中。首先要把他们接回师部，虽然如此复杂，命令还是很快地付之执行，部队也就立即开始行动。
从第二师驻地维尔茨堡到帕绍平均距离是250英里，由帕绍到维也纳又是170英里。从柏林到维也纳则为598英里。
迪特里希离开我的办公室以前，曾说他要立刻去见希特勒，向他请示。我几乎已经料准，这一次兼并的行为是不必经过任何战斗就可以完成的。我觉得两国的人民都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所以我就想到为了表示我们友好的感情起见，所有的战车上面都应该悬旗结彩。我就请迪特里希代向希特勒请示，希望他能够批准我这样的做法，半个钟点之后，迪特里希报告我说已经获得批准了。
在3月11日大约20点钟的时候，第十六军军部人员到达了帕绍。在那里我们接到命令，定于12日上午8时开入奥地利。到了深夜的时候，法伊尔将军才率领第二师到达了帕绍。他不仅没有奥地利的地图，而且所拥有的燃料也不够再前进的需要。关于地图方面，我找到了一本普通旅客所用的旅行指南，交给他去应急。燃料问题就比较难于解决。固然帕绍地方有一个陆军燃料仓库，但是它却是指定给防守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的部队使用的，并且曾经有命令说除非下了动员令，否则绝对不许动用。那个负责的主管不仅事先不晓得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深夜之中也找不到人。仓库的管理员忠于他们的职守，当然拒绝把油交给我们使用，最后我只好用威胁的手段才算是勉强地达到了目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机动的供应纵队，所以也必须临时想办法。帕绍的市长帮助我们征调了一些卡车，我们就利用它们匆匆忙忙组成了一支油料运输队。此外，我们前进的时候，也要求奥地利的一切加油站都开放供我们使用。
尽管法伊尔师长用尽了一切的努力，他的部队还是没有赶得上能够在整8点钟的时候越过边界。一直等到9点钟的时候，第二装甲师的第一个单位才爬过了高起的边界障碍物，受到了奥地利那一面人民的欢迎。师的前卫部队是由第五、第七两个装甲搜索营和第二机车步兵营所组成。这个前卫部队很快就通过了林茨（Linz），向圣珀尔滕（St.Polten）进发。
我本人和第二师的主力一同前进，而近卫师从柏林出发，现在也赶上了，就做了我们的后卫。战车上悬旗结彩的办法似乎十分成功，奥地利人民都把我们当作朋友看待，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都把从前的勋章挂在胸前，当我们驾车经过的时候，都向我们举手敬礼。只要战车一停下来，马上就被鲜花所盖满，同时有许多人都拿出食物来硬要送给那些士兵，他们与士兵握手，与士兵接吻，有许多都流出了欢乐的眼泪。一路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本来是一家人，由于政治上不幸的错误使他们分离了这么久，现在终于团圆了。
我们沿着一条路线前进，在12点钟以前，我就到了林茨，我马上就去拜会当地的首长向他致敬，并且匆匆地吃了一顿午餐。正当我离开这个城市准备继续向圣珀尔滕前进的时候，我遇见了党卫军的总司令希姆莱盖世太保的头子。 （Himmler）和另外两个奥地利的阁员。他们告诉我元首大约在15点就要到达林茨，所以就要求我负责当地的警戒。于是我就命令我的前卫暂留圣珀尔滕待命，另外命令第二师开始部署警戒的工作。奥地利陆军的驻防部队也要求参加这个工作，我马上就允许了他们的要求。不久街道上就挤满了6万多民众。这些群众都非常的热心而紧张，他们一再对着德国军人高声的欢呼着。
差不多到了暮色苍黄的时候，希特勒才进入了林茨市。我就在市界以外迎候着他，亲眼看到他以凯旋的姿态进入这个城市的全部经过。我也听到他在市会堂的阳台上所发表的讲演。在这几个钟点之内，我所看到的热烈景象，似乎是我一生之内所仅见的。希特勒在讲演完毕之后，就到医院中去慰问前几天在暴动中负伤的人，然后才回到旅邸休息，我就在那里向他报告，准备立即向维也纳前进。从他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于这种民众所表示出来的热情，也是深为感动。
第三部分 希特勒一帆风顺德国吞并奥地利(2)
我大约在21点钟离开林茨，到了半夜就抵达圣珀尔滕。我命令我的前卫部队立即前进，并亲自在这个纵队的前头领导，在大雪迷茫的黑夜里，奔向维也纳。在3月13日的夜间1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维也纳。
进入维也纳的时候，维也纳所举行的庆祝合并的火炬大游行才刚刚结束，街上还挤满了快乐而兴奋的人民。所以当第一个德国兵被他们发现的时候，那个热烈欢迎的情形真是难于想象的。这个前卫部队从维也纳歌剧院前走过，前面由奥地利的军乐队引导着，接受了奥地利维也纳驻军司令司徒福尔（Gen.Stumpfl）将军的检阅。在部队通过了之后，四处又发出了一片欢呼的声音。我被人抬起送到了休息的地方，我大衣上面的扣子马上给人扯光了，当作他们的纪念品。我们全体都受到极友好的招待。
在稍事休息之后，第二天清早我就去拜访奥地利陆军中的高级将领，结果在各处都受到极有礼貌的接待。
3月14日这一天都完全忙于为定于15日举行的大阅兵仪式进行准备工作。我负责主持，这是我第一次和那些新的伙伴们合作，使我十分的愉快。不久我们就拟好了一切计划，从这次阅兵仪式中就可以看出来德奥合并是如何顺利。在阅兵仪式中，由奥地利部队领头，接着就是德奥两方面的部队间隔着走过，群众的热烈情绪简直是无以复加。
接下来的一天晚上，我请了一些奥地利将军们吃饭，希望从个人的接触中更增进我们的联系。以后我又出发到各地去视察奥地利陆军中的机械化单位，并且研究如何把它们合并到我们的部队里面来。我对于奥地利的机械化部队印象颇佳，他们的士气和纪律都很良好，若是把他们和德国的陆军合并在一起，则双方都可以互蒙其利。
我们希望德国人能够了解奥地利，也更希望奥地利人能够了解德国，这样才可以加强统一的情感。所以有一部分旧奥地利陆军中的军人，被送到德国各地去作短期的访问旅行。其中有一部分也到了维尔茨堡，那是我过去的驻地，我的太太在那里安排了如何招待他们。
不久以后，我亲爱的太太也到维也纳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3月25日这一天一起庆祝她的生日。
德国装甲部队在这一次占领奥地利的行动中学得了不少的重要教训。
一般说来，进军的情形算是相当顺利。普通的车辆抛锚的很少，但是战车方面却比较多。准确的数字我已经记不清楚，不过至少它们还没有超过30%。到了3月15日阅兵的那一天，所有的战车也都修理好了。由于它们所走的距离那样远，而行军的速度又是那样快，所以这个故障的数字实在并不算太高。可是对于那些并不了解战车性能的人，连同博克上将在内，就不免要大惊小怪。所以在大阅兵之后，这个年轻的装甲兵种就从某些方面受到了不少的严厉指摘。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可以证明战车不适宜作为执行长期持久进攻之用。事实上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要正确地评估装甲部队在这一次“维也纳进军”中的成就，那么首先就要明了下列各点：
（1）装甲部队对于这一次的行动可以说是毫无准备。在这一次进军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只刚刚开始“连”级教练。至于幕僚人员在理论上的训练也都还没有完成。谁都没有想到会突然来了这样一个“师”级的冬季大演习。
（2）较高级的指挥部也同样是毫无准备。这一次的行动完全是希特勒一个人所发动的。对于装甲兵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临时性的考试，事实上装甲师是在1935年秋天才正式成立，所以一切都感到十分的困难。
（3）这一次临时发动的“维也纳进军”对于第二装甲师而言一共行进了大约420英里里程。对于近卫师而言则大约为600英里，而时间则不过48小时左右。可是大体说来，一切任务都要算是圆满完成。
（4）装甲兵自己所感到的最大弱点就是保养设备不够充足，尤其是在战车方面。这个弱点在1937年秋季演习中就已经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不过要求改良的建议到了1938年3月间却还没有完全付诸实行，这个错误以后永远不可再有。
（5）燃料的供应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基本问题。这一次的弱点应该立即加以改善。因为这一次根本上没有使用弹药，所以弹药方面的补充无法加以考察，不过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6）无论如何，这次任务已验证了装甲师在运用上的可行性，并证明我们原先对它所抱的理想并没有错误。
（7）这一次进军告诉我们沿着一条路线移动一个以上的摩托化师，并无什么困难，我们关于摩托化军的组织和战略运用的看法似乎都是对的。
（8）这一次经验使我们对于战车部队的运用和补给方面，学得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有关战车战术的基本理论，却并没有什么新的收获。从现在到将来，都可以证明德国装甲兵所走的路线是一条正确的路线。
丘吉尔在他那本既珍贵又极具意义的回忆录中，对于德奥合并的经过，曾经有过一个完全不同的描写，值得在此加以引述。
凯旋地进入维也纳一向就是这个奥地利籍的“小班长”的梦想。在3月12日星期六的夜晚，奥地利首都里的纳粹党人已经计划好了要举行一个火炬大游行来欢迎这位大英雄。但是入侵的德军却没有一个士兵到达，只有三个坐火车来的设营人员先行到达，于是这三个人就被他们举起在街上游行了。……这个事件的内幕原因很迟才泄露出来，原来德国的“战争机器”越过国界之后，就慢慢开不动了，到林茨附近更完全停顿了下来。尽管天气良好，道路也很平滑，但是多数的战车却都抛了锚。而摩托化的重炮更显出了它的弱点，从林茨到维也纳的公路上完全给重型车辆挤得水泄不通。第四军团的司令，希特勒的宠臣，赖兴瑙将军对于这一次暴露德国陆军弱点的事件，应该完全负责。
第三部分 希特勒一帆风顺德国吞并奥地利(3)
希特勒本人的座车从林茨经过时，看到这个交通阻塞的情形，就不免大光其火。之后轻型战车在混乱之中勉强前进，到了星期天的上午才到达了维也纳，而重型战车和摩托化的重炮则都改用火车装运，一直等到阅兵大典将要开始的时候才刚刚赶上。希特勒在兴奋过度的群众拥护之中，进入维也纳，这是举世皆知的镜头。可是在这个神秘的光荣的背面，却有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内幕。事实上，“元首”对于他的军队这样的丢脸，是大为震怒，他痛骂他的将军们，可是他们却也反唇相讥。他们指出希特勒没有听信弗里奇的忠告，因为弗氏早就曾经提出警告说，德国的力量还不足以冒险一战。不过外表上却还是粉饰得很好，一切的仪式和典礼都还是照样进行……
很明显丘吉尔不免有一点道听而途说之。据我所知在3月12日那一天从巴伐利亚（Bavaria）到维也纳之间根本上就没有火车行驶，所以那三个设营人员除非是天上飞去的。德国的“战争机器”在林茨附近暂时停顿的原因，就是因为等待希特勒的缘故，这是我的命令，并无其他的内幕。否则当天下午就可以到达维也纳。那天的天气不好，在下午就开始下雨，而在夜里更有强烈的大风雪。从林茨到维也纳只有一条公路，而且正在翻修之中，所以路面的情形也是十分的恶劣，不过大多数的战车还是平安地到达了维也纳。至于说到有关重炮兵的弱点，那根本上就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的重炮兵单位，同时道路也从未被阻塞。赖兴瑙将军接任第四军团司令的职务是在2月4日，他一共只到任五个星期，所以对于他所属部队的装备问题，事实上很难说要他负责的。至于他的前任勃劳希契上将任职的时间也很短促，因此也很难说他应该负有什么责任。
如我上文所记载的，我在林茨曾经遇见希特勒，他似乎一点都没有光火的模样。我见过他许多次，这一次也许是他最为感动的一次。当他在阳台上向那些情绪热烈的群众讲演的时候，我就站在他的旁边，可以对他观察得很清楚，他的眼泪流在他的双颊上面，看起来并不是在“演戏”。
那个时候我们也就只有轻型战车，重型战车也和重炮一样，完全不存在，所以当然更不需要用火车去载运它。
没有哪一位将军挨了痛骂，至少我是不知道。同样的，将军们也没有和希特勒吵过嘴。以我个人而言，在这次进军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林茨还是在维也纳，希特勒对于我都是优礼有加的。惟一曾经对我找过麻烦的人就是占领军总司令博克上将，原因是因为我命令在战车上面悬旗结彩，他认为这不合规定。不过当我向他解释说，希特勒已经批准了这样的做法，他马上也就不再追究。
那个被认为开不动的战争机器，经过部分改良之后，在1940年的春天即展现它的威力，把西方国家的落伍陆军打得落花流水。很明显的，丘吉尔的意思是想证明，假使1938年英法两国的政治家要是敢于一战的话，那么也许胜利就很有希望。可是英法的军事领袖们却比较理智化，抱着怀疑的看法。他们知道自己陆军的弱点，但是却不知道怎样去增强自己的实力。德国的将领们也同样爱好和平，不过他们却并不是因为本身有弱点，或是害怕什么新发明；他们只是相信他们的国家用和平的手段也一样可以达到国策上的目标。
第三部分 希特勒一帆风顺德国吞并奥地利(4)
第二装甲师就留驻在维也纳地区，从那年的秋天起，就开始接管奥地利籍的补充兵，党卫军近卫师和第十六军的军部在4月间就返回柏林。现在维尔茨堡地区空起来了，所以在1938年秋季，就又成立了第四装甲师，由赖因哈特将军（Gen.Reinhardt）担任师长，此外第五装甲师和第四轻型师也都先后成立。
在1938年的夏季中，我担任承平时期一个军长所负责的工作，主要的就是轮流视察我的部队。这样就可以使我对于所辖的官兵都有深切的认识，并且建立在战场上的互信，这种互信是我最感到骄傲的。
8月间，我才迁入了在柏林的官舍。在这同一个月当中，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Adm.Hortiny），偕同他的夫人和首相，到柏林来访问。希特勒招待这位贵宾的各类仪式我都参加了。在宴会之后，希特勒在我的桌子旁边坐了一会儿，和我谈论到战车的问题。
希特勒对于这次霍尔蒂访德的政治结果很表示失望。毫无疑问的，他是想引诱霍尔蒂签订一个军事条约，但是却没有成功。不幸得很，希特勒这一次却喜怒现于辞色。在他致词的时候和宴会以后的态度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9月10日到13日，我和我的太太一同到纽伦堡（Nuremberg）去参加纳粹党的大会。在这个月里德捷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顶点，气氛沉重而具有威胁性。在希特勒的大会闭幕词中更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前途危险的凶兆已经很明显。
大会闭幕后，我就直接到格雷芬（Grafenwohr）训练基地去视察，第一装甲师和党卫军近卫师都在那里受训。以后几个星期中，我都忙于训练和校阅的工作，到了月底我们就开始准备进军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的计划。因为捷克人可能拒绝让步，所以战祸就迫在眉睫，情况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可是，慕尼黑会议却开辟了一条和平解决的途径。于是德国人又可以兵不血刃地兼并了苏台德地区。
在这种政治情况之下，我个人也有一点小小的牺牲，10月1日是我和我太太的银婚纪念日。我一个人在训练基地，而我太太也一个人留在柏林，因为我的两个儿子也都在他们各自的部队中，不能请假回家。但是总算是万幸，我们收到了一件最好的礼物——那就是“和平”。
第三部分 希特勒一帆风顺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
在向苏台德地区的进军当中，第十六军所指挥的部队有第一装甲师，和第十三与第二十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占领的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10月3日第十三步兵师由奥托将军（Gen.Otto）指挥，占领了埃格尔（Eger）、阿希（Asch）、法朗曾斯巴德（Franzensbad）等地；10月4日，第一装甲师进入卡尔斯巴德（Carlsbad）；到了10月5日，三个师都抵达了分界线。
在占领期的头两天当中，希特勒都一直停留在我的军中，在30日到1日，1日到2日这两天的黑夜里，第一装甲师和第十三步兵师都在迅速地向边境推进，以期能够一举完成不流血占领的任务。从行军的观点上来看，这次的表现的确很不错。
10月3日，我在距离阿希不远的国界上遇见了希特勒，并且能够有机会向他报告我所指挥各师的进展。因为我和希特勒两个人都需要吃东西，于是我就找到了一个野战中的炊事班，而那里所有的就是一般士兵所吃的口粮，当希特勒发现了这种口粮里面含有猪肉，他就只吃了几个苹果就算了，同时他也要求我在第二天为他准备没有肉的伙食。我们进入埃格尔的时候，人民都穿着很美丽的代表当地民族风味的衣服，非常热烈地向希特勒表示欢迎。
10月4日，我又在第一装甲师师部中和希特勒一同用餐。我坐在他的正对面，当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边就随便闲谈，大家对于没有发生战祸都感到非常满意。当希特勒的座车从街上经过的时候，沿途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部队。他向他们打招呼，并且对他们精壮军容的印象极佳。一切的景象都充满了欢乐，也和向奥地利进军的时候一样，战车上堆满了鲜花和绿叶。我驱车向卡尔斯巴德进发，在那里有一个仪仗队正在戏院前等候着我们光临，这个仪仗队由三连人组成，第一战车团、第一步兵团和党卫军各占一连。在战车连的右翼方面，指挥官的旁边，站着的是我的长子，他现在正担任第一战车团中第一营的营副。
刚刚把警戒工作布置好，希特勒就到了。他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就步入戏院，在那里接受民众的欢迎。当时大街上正下着大雨，可是戏院里面却正在热烈的狂欢。穿着当地民族所特有的服装，许多妇女们都流下了眼泪，许多人跪在地上祈祷，欢呼的声音更是震耳欲聋。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一直是在穷困、失业、迫害中讨生活，许多人都已经丧失了一切的希望。但现在天亮了！我们立即命令军需方面开始散发食物，一直等到正式救济人员接替之后，我们才停止这项工作。
在10月7日到10日之间，我们又继续占领了一些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地区。每到一处，我们的军队都受到同样热烈的欢迎，战车和机车上面都堆满了鲜花。那些男女青年挤满了街道，有时使我们简直无法前进。有数以千计的日耳曼血统的士兵，从捷克的陆军里面被释放了回来，现在都徒步走回他们的老家，其中有多数还都是穿着他们捷克陆军的制服，在背上负着一个包袱或一口箱子——形象极为狼狈，这就是一个不战而败的陆军的缩影。我们经过了捷克的第一线国境要塞，它们并不像大家以前所料想的那么坚固，这都没有什么关系。最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并没有经过血战就把它们克服了。
不过，真正使我们愉快的是这个政治情势居然能够急转直下，而趋向和平。否则战端一开，这一小块日耳曼人的领土一定就会受到很重的打击，而许多日耳曼人的母亲就要承受很大的牺牲。
在特普利兹（Teplitz）我暂时住在一位波希米亚（Bohemian）的旧王室的别墅里，那位王子和他的王妃都热诚地招待我。因此我就认识了很多的日耳曼贵族，使我很高兴的是他们还继续保持着真正日耳曼的风格。我相信云西曼勋爵（Lord Runciman）对于捷克情况的判断是很正确的，而他的意见对维护这段时间的和平，具有很大的贡献。
当政治情况一经松懈之后，我们大家都很快乐。我现在有机会去猎鹿了，在两个星期之内我进行了几次狩猎，收获颇丰。
这个不平凡的1938年快要岁云暮矣，像我这样一个与政治毫无关联的军人，真希望在惊涛骇浪之后，能够有一个短期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认为德国现在应该安定下来，以消化新近获得的领土和人口，这个工作可能是很繁难的。我们又相信德国现在在欧洲是已经够强大了，所以今后它应该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达到在国策上的目标。我曾经亲眼看过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一些情形：尽管当地的人民是那样热烈欢迎我们，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情况却是十分的恶劣，同时它们的行政制度也与德国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必须有一个相当长久的和平期间，才足以使这些地区完全同化。慕尼黑协定似乎已经显示出来有这样的可能性。
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上的伟大成就已经把2月危机所引起的坏印象都完全一扫而空。甚至于在9月间，哈尔德（Halder）代替贝克做了陆军参谋总长，由于苏台德地区的成功也使这个事件丧失了它的意义。贝克辞职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赞同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认为那样太危险。当贝克提议全体的将官应发表一个拥护和平的宣言的时候，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却拒绝参加，所以其他的将官就根本不曾知道贝克还有这样一着棋。因此当我从苏台德地区回到柏林的时候，心里还满以为会有一个长期的和平。不幸得很，我完全预料错误。
第三部分 希特勒一帆风顺情势再度转劣(1)
快要到10月底的时候，魏玛市的大象旅馆（Elephant Hotel）有一部分新屋落成，当地的区党部就借机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希特勒居然也光临了，而我以魏玛地区驻军最高级将领的身份，也恭逢其盛。当希特勒向群众发表露天讲演的时候，这个庆祝大会的气氛就达到了最(禁止)。在这一次讲演当中，希特勒特别尖刻地攻击英国，尤其是挖苦丘吉尔和艾登（Eden）。由于我前些日子都在苏台德地区，没有听过希特勒最近言论的内容，所以对新的紧张情势感到十分的诧异。在希特勒讲演完毕之后，大象旅馆准备了一个茶会招待贵宾。希特勒请
我坐在他身边，于是我就有机会和他做了两个钟点的谈话。在谈话中我就顺便问他为什么要那样攻击英国人。结果我就发现，是因为张伯伦在哥德斯堡（Godesberg）对他有失态的地方，同时另有某英国贵宾在见他的时候，也有礼貌不周的事情发生，所以才刺激他采取这样的报复态度。他曾经当面对英国驻德大使韩德逊（Henderson）说过：“下一次你们英国人要是再这样衣衫不整地来见我，那么我就会命令我的大使穿着睡衣去见你们的国王。请你把我这些话转达你的政府好了。”他认为英国人是有意侮辱他，所以大发雷霆，他又说英国人对于与德国重建友谊关系一节并无真正诚意。这些事都使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因为他一向是梦想着两国之间是可以密切合作的。
尽管有了慕尼黑会议，但是德国今天所处的环境还是不轻松，它还是一定要面对着这些失望和烦恼的事实。
在那天晚间，魏玛戏院还上演了歌剧以娱嘉宾，我又和希特勒坐在一个包厢里看戏，并且共进晚餐。这个时候谈话的对象多半是以艺术问题为主。不久希特勒就又坐在演员的席位上，去和他们周旋了。
当我回到柏林之后，陆军总司令就召见我。他告诉我他想建立一个机关来统辖摩托化部队和骑兵，作为这两个兵种的最高监督机构，照他的说法是称之为“机动兵”（Mobile Troops）。他对于这个机关的职务和责任都已经拟定了一个草案，他就将这个草案交给我看，希望由我出任这个主管。从这个草案上面可以看出，那个负责主管的人具有视察权，每年都要提出报告。但是他却没有指挥权，对于训练勤务规程的编辑和发行也没有控制权，对于组织和人事两方面也无权过问。我当时就拒绝接受这个有名无实的新职。
几天以后，陆军人事处处长——凯特尔将军（Gen.Bodewin Keitel），他就是OKW主管人的弟弟——跑过来看我，并且代表陆军总司令敦促我重新考虑，接受这个新职。我就把我的理由完全讲给他听，并且再度表示绝对不干。于是凯特尔就告诉我设立这个新职的苹⒉皇遣拖Ｆ跛ㄒ榈模窍Ｌ乩毡救说囊馑迹运坪跷沂遣挥Ω镁芫摹Ｎ业笔北硎韭骄芩玖畈⒚挥邪咽率档恼嫦喔嫠呶遥饬钗曳浅２宦猓还一故敲挥懈谋湮业某踔裕虼宋揖鸵罂囟揖芫苊睦碛勺锵Ｌ乩眨⑶也钩渌担偈瓜Ｌ乩杖衔写吮匾幕埃乙部梢缘泵嫒ソ馐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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