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凭借巨大的财富实力和客户资源，非金融企业也可以创造信用软财富，既满足社会的需要，也顺便把原本属于别人的资金收入（利息或其他资金）占为己有。
非货币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有时也会产生宏观的财富分配效果。比如，21世纪初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以及相关的证券化资产和衍生工具创新。为了让美国的穷人有钱买房子，美国的住房信贷机构大量给信用较低（所谓次级）的穷人发放购房按揭贷款。大批中低收入的美国人甚至无需支付首付款，就在信贷支持下购买了房子。而这些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一转手就把次级按揭贷款变成证券化资产卖掉了。购买了这些证券化资产的金融机构，又用金融技术创造出CDO13、CLO（抵押贷款权益）、ABCP（抵押支持的商业票据）、CDS（信用违约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再卖给其全球金融机构。结果全球金融机构都陆续直接或间接地向美国地产和相关金融衍生品市场投资，推动了美国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繁荣，帮助美国建造了大量的住房。而当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时，这些钱大部分都随着次级债券及相关金融衍生品的下跌而蒸发了。但是全球金融机构出钱帮美国人修的房屋却依然留在了美国。
同样的财富分配游戏在美国和海外投资者之间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大量的欧洲资本涌到美国投资铁路股票，造成第一次铁路热潮。当这些欧洲资本帮助美国人修了十几万公里的铁路之后，终于发现迅猛增长的铁路超过了短期商品运输的需求，于是铁路股票和债券剧烈下跌，欧洲的投资者被迫在低价位卖出他们持有的铁路证券，而铁路却已留在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富裕的日本人也曾经到美国高价购买地产、高尔夫球场，甚至高价买下洛克菲勒大厦，然而一段时期后不得不低价卖出。
相反，美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却屡战屡胜。比如在1992年英镑危机中，美国的套利基金不仅打垮了英镑，而且赚取了大量的财富。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套利基金更是利用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发动立体攻击，卷走了上万亿美元的财富。
国际货币发行权
国际货币发行者的巨大利益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的20多年内，美国国内的物价上涨了很多，美元汇率却没有贬值。因为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定，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以按照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
当各国意识到持有的美元被严重高估时，纷纷用美元去美国兑换黄金。结果，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宣布停止按照固定比例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汇率大跌，境外美元持有人的财富价值量严重缩水。
尽管如此，在没有其他可替代的支付手段的情况下，美元仍然是全球货币。目前在全球各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达4万多亿，约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70%。各国积累了这么多美元，并不是用本国货币从美国人那里换来的，而是用商品、服务或资产换来的。也就是说，美国通过发行全球货币软财富，就可以得到价值4万多亿美元的其他国家的商品、服务或资产。除了这些官方美元储备，各国企业和居民持有的美元，也是用商品、服务或资产从美国换来的。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13）
当然，除了征收国际货币税、用货币换取他国财富，货币发行国还拥有在国际贸易中的巨大利益。凡是用本币结算的国际贸易商都可以有效地规避汇率变化带来的风险，而被迫使用外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的企业都会暴露在更大的汇率风险中。显然，美国的进出口商所承担的国际贸易风险要远远小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商，因为中国的贸易商都是用美元结算，须兑换成人民币才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而美国的进出口商则不用承担这样的汇率风险。
美元坚持不懈打败英镑
鉴于货币发行的巨大利益，大国都想取得国际货币发行的主导权。而取得国际货币发行权，不仅需要强大的国家财富实力，还需要足够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强大的国际政治地位来保证。伴随着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对国际货币的需求也必然呈增长态势。如果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和财富增长速度不能支持越来越多的国际货币投放，要么流通中货币不足，要么这种国际货币贬值，并逐步被其他货币取代。
当然，任何一种国际货币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都不会是自愿的，新的国际货币的确立过程也不会是自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镑一直是主要的世界货币。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崛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打乱了以英国为领袖的金融秩序。为了尽量维持英国的金融领袖地位，1925年，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宣布把英镑固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旧金本位制价值上，即一盎司黄金等于3英镑17先令10便士，一英镑折合美元。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海外领地逐渐减少和狭小的国内总需求，英国的经济繁荣越来越依赖海外市场。只要英镑略微高估，就会影响英国出口；反之，若英镑低估，别国就会拿英镑来英国兑换黄金。所以在大萧条后的1931年9月，英国被迫放弃了金本位制。而美国却固守着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这使英镑兑美元第一次大幅贬值。而直到1933年，美国才放弃了美元与黄金挂钩。
1948~1949年，“美元石油”与“英镑石油”的斗争又造成英镑兑美元第二次大幅贬值。从1948年起，接受“马歇尔计划14”的大部分国家，都被要求用美元从美国石油公司进口石油，此外，进口美国石油设备、租用在美国和巴拿马注册的油轮，都必须支付美元。由于欧洲国家美元有限，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石油价格上涨，进口“美元石油”造成了很多欧洲国家美元经常项目恶化。当时，中东地区石油的2/3仍然属于“英镑石油”。为了节省美元，一些欧洲国家转而购买一部分由英国荷兰壳牌集团生产的“英镑石油”，这直接导致了“美元石油”和“英镑石油”的斗争逐渐升级，英、美石油巨头争夺西欧市场的斗争，演变成英、美两国货币在欧洲主导权的较量。
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综合实力提高，以及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英国在巨额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能力与美国争斗的。加上英国与伊朗的石油纠纷导致其失去了对伊朗石油的垄断地位，从而也削弱了英镑的地位。结果到1949年第二季度，英国对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集团的贸易赤字高达亿美元，相当于马歇尔计划给英国的美元援助的两倍。1949年7月，英联邦国家财政部长决定采取一切措施，把美元支出从1948年的支出水平上减少到25%15。8月和9月，英镑危机尖锐化。1949年英镑被迫贬值。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14）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美国又一次利用美元的主导地位对英国进行货币制裁，通过控制美元发行量，抛售英镑，造成英镑贬值、货币信用下降、金融环境恶化。
1967年，当时已经成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兑黄金的比价严重高估。于是法国、西德、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比利时等国除了到美国兑换黄金之外，还掀起了三次黄金抢购风潮。在几次黄金抢购风潮之后，伦敦黄金市场被迫关闭。英国受累于以美元为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货币与黄金挂钩的体制，支撑不住黄金储备的流失，宣布英镑再次大幅贬值。
1992年英镑遭受美国共同基金的狙击，再次大幅贬值，被迫退出欧洲货币联盟体系。经过上述几次贬值后，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从1925年的美元，最低跌到美元。
美国利用其经济、政治以及国际金融中的优势地位，不断培育、强化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主导权，积极利用每一次金融危机打压英镑，从而导致英镑长期贬值，于是国际货币的地位逐渐被美元替代。
来之不易的欧元
在英镑黄金本位倒闭之后，尤其是在以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时代，欧洲国家一直不放弃它们的国际货币主导权。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千方百计地维持着英镑区、黄金集团和法郎区三个准国际货币集团。
英镑区成立于1931年，以英联邦国家为主，区内各成员国储备资产主要是英镑，各国的货币也盯住英镑。但是，由于英镑本身也是盯住美元的，所以该货币区是一个跛行的货币区。1967年爆发英镑危机后，英镑区逐步走向崩溃。尽管如此，作为金本位倒闭之后英国维持其国际货币发行地位的抵御措施，英镑区也曾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崩溃以后，法国为了同其他国家对抗，维护法郎的国际货币地位，组建了法郎区。非洲法郎区由15个非洲国家组成，这15个国家独立前多为法国殖民地，最初使用法国法郎作为通用货币。1945年起，开始使用非洲法郎（与法国法郎保持固定平价）为通用货币。非洲法郎初期由法国政府负责发行，1955年发行权移交给法属西非殖民地和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地方政府。20世纪60年代初这些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继续使用非郎作为法定货币，其中原法属西非殖民地国家组建成西非货币联盟，联盟成员国使用的非郎全称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由联盟下属的西非国家中央银行负责发行；原法属赤道非洲国家组建成中部非洲关税和经济联盟，联盟成员国使用中非金融合作法郎，由联盟下属的中非国家银行负责发行。这两种统称“非郎”（CFAF）的货币，除发行银行不同外，其相互比价及与法国法郎的比价固定且可自由兑换。法国国库对非郎的币值和汇率提供担保，担保的条件是非洲法郎区国家将其外汇收入的65%存入法国国库。经过几十年的运作，“非郎”逐渐成为一种相对稳定、信誉度较高的货币。2002年欧元和欧洲中央银行正式运作，原本锁定挂钩法国法郎的“非郎”便顺理成章地挂钩欧元，1非郎=欧元的比价一直没有改变。毫无疑问，法郎区不仅曾经为扩张法国的海外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法郎区的货币稳定和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也成为欧元建立后最坚定的拥护者。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15）
黄金集团是由西欧各国组成的一个不太正式的货币区，区内各成员国的主要储备资产是黄金。但是，因为区内各国货币还同美元保持着固定比例，所以它也是一个跛行的货币区。1957～1967年，成员国黄金储备的增长额占到全部储备资产增长额的3/4强，而外汇储备的增长还不到1/4。1968年，美国实行黄金双价制后，各国兑换美国黄金的可能性遭到严重削弱，黄金集团走上逐步解体的道路。1967～1971年8月，各成员国的黄金储备反而减少了亿美元，外汇储备却猛增了亿美元。尽管如此，西欧各国强大的黄金储备仍然为若干年后欧元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欧洲能拥有自己统一的货币，德国马克发挥了核心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财富的迅猛增长，以及其所拥有的巨额黄金储备、贸易顺差共同支撑了联邦德国马克的不断升值—坚挺的马克是欧元建立的核心和基础。在1948年6月20日，德国西部宣布货币改革的当天，在法兰克福火车站是45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到晚间为10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几周之后，大约10～15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到1949年2月为6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当时官方的汇率为3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随着联邦德国经济的恢复，降为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兑换率可自由浮动，一般为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161990年与实施货币改革的1948年相比，联邦马克对美元的比价翻了一番，对法郎的汇率涨了3倍，对英镑的比价提高了7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字，1989年世界外汇储备总额为6280亿美元，其中世界各国和各大金融机构以联邦马克储存的外汇额高达1300亿美元。德国马克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
1989年，在与东德合并以后，德国的财富和经济基础更加强大，再加上英镑、法国法郎和瑞士法郎等欧洲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欧洲已经不甘于屈服在美元本位之下，它完全有实力联合创造、发行一种新的国际货币。
1992年2月17日，欧洲共同体1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第一个阶段，强化“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成员国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最迟于1999年1月18日，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
尽管面临很多困难，然而1999年，欧盟成员国最终如期建立了欧洲中央银行，发行了欧元。在欧元建立初期，很多国家对欧元的未来持怀疑态度，瑞典、丹麦和英国都决定暂时不加入欧元区。很多人认为，成员国必须有协调的货币政策、相近的经济增长水平和通胀水平等条件，而这几乎是难以满足的。再加上欧元建立不久就爆发了科索沃战争，当时美国经济增长率较高、利率水平也高于欧洲，刚刚面世的欧元汇率一路走低，最低跌到1欧元兑美元。
然而，试运行满3年的欧元，坚定地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于2002年正式运行，发行了欧元硬币和纸币，欧元区国家各自的硬币和纸币也按照计划于2002年的前2个月退出流通。拥有强大经济实力、财富实力和储备基础的欧元，开始对区域经济发挥积极的作用，欧元建立后成员国的经济运行稳定、通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欧元区域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徘徊在外的英国。于是欧元汇率开始逐步升值。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16）
随着美国网络股泡沫的破裂、“9·11”事件之后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美联储不断降息，各国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增持欧元，全球贸易中用欧元结算的比例也持续上升。伴随着全球对欧元的信心不断上升，到2008年7月，1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已经上升到，比2002年初几乎升值了近一倍。而那些错失机会的成员国，比如英国，虽然后来也企图加入欧元区，然而由于欧元汇率越来越高，加入欧元区的成本也已经越来越高了。
如今，欧元已经成为主要的世界货币，那些愿意持有欧元的政府和商业机构也必须向欧洲央行缴纳国际货币税。2002年以来，欧元投放量的增幅事实上远远超过美国，可是美元汇率却不断下跌，欧元汇率却不断上涨。到2008年7月，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欧元对美元汇率已经高估了15%～30%。
欧元的出现不仅扩大了欧洲的贸易、减少了使用美元的兑换成本、创造了软财富而取得“国际货币税”征收权，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欧洲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影响力。
目前欧元区已经有15个国家，分别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在欧元的成功和积极作用下，欧盟的运转也越来越成功，影响力与日俱增。欧元建立以来，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捷克、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已先后加入欧盟。土耳其、克罗地亚、马其顿等国也正在申请加入欧盟。
人民币能否走向世界
在美元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不仅对英镑进行坚持不懈地打压，而且致力于在全球范围的“美元化”推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向*地区的渗透过程中、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白银危机”期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扶持过程中、在全球军事和政治扩张中、在对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经济援助条款中，美国政府都没有忘记关于美元支付和美元推广的内容。
美元独霸全球以后，美国通过调控美元货币发行量和美元利率，取得了极大的经济运作自由度。美国不仅可以根据国内经济需求实现本国经济的自由调控，而且还可以利用灵活的美元政策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施加影响。
尽管如此，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投放中也面临着很多难题。
为了使美元走出美国，在境外流通，美国必须用其创造的货币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或者到其他国家投资。这样就必然给美国带来国际收支逆差，导致美元币值不稳。如果美国想减少逆差，稳定美元币值，就要少向海外投放货币，可是这样就不能满足国际经济对美元的需求，造成世界通货紧缩。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特里芬难题”原本用来描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国际发行困境，而这种两难困境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并没有消失。
其实，“特里芬难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国内货币税和国际货币税有本质区别。具体地说，是因为美国承担了全球货币创造者和国际货币税征收者的角色，却没有履行类似于国内货币税征收者所履行的公共职责。美元的海外发行既不是一个双向流动、完整的商业循环，也不是一个双向流动、完整的财政循环，更不是各国用自己的信用货币直接到美联储换取美元的纯金融循环，而是一半商业购买对应另一半美国财政金融收入，即美国用美元到其他国家购买商品或投资。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17）
设想，如果美国征收的“国际货币税”能够上缴给一个国际组织（比如一个全球中央银行），然后用这些货币发行收入为被征收货币税的国家提供公共投资、为国际福利组织提供经费。这样，美国就不会出现因为执行了全球中央银行职能而导致出现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美元也不会因为持续扩大的逆差而贬值。
再设想，如果各国获得美元的途径不是用商品换美元，而是用本国的信用货币到美联储交换等价值的美元，从而使各国在拥有美元储备的同时，美国也拥有各国多样化信用货币，美元也不会存在“特里芬难题”。
如果上述两种假设是美国不可能做到的，还有第三种假设可以解决“特里芬难题”。那就是美国经济必须保持高于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美国国内进口需求增长速度必须高于全球贸易对美元需求的增长速度，或者美国政府和企业必须保持海外投资扩张速度，或者美国必须有能力通过债券市场持续向海外借债并按期支付利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增长与美元投放增速的一致，否则美元就会持续贬值。
显然，不仅美国经济难以满足这样的要求，而且欧洲经济也难以满足上述要求。这就意味着，美元遇到的“特里芬难题”同样将在欧元身上发生。当各国政府和商业机构调整完货币资产配置结构、全球对欧元的需求趋于正常的时候，欧元在海外投放过程中造成的贸易赤字问题也会造成欧元的贬值。如果欧洲央行不能够持续增加其他外币储备、不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创造足够的内需来增加进口或用足够的海外投资把欧元带到其他地区，那么欧元必然会像美元一样贬值。
当美元和欧元都遇到“特里芬难题”之后，要么两种货币最终都贬值，要么流通中的国际货币不足，这就必然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机会。
中国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一枝独秀、经济总量和财富总量足够大、拥有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而且开始有越来越强烈的海外投资需求。一旦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所造成的进口增长速度开始超过出口速度，中国就开始具备向海外投放国际货币的条件。也就是说，人民币不仅具备了成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基础，而且随着海外投资增长和贸易顺差的减少（最终必然变为逆差），人民币还将具备海外投放的实际渠道。如果中国能够适时推动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推动各国政府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资产，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人民币必将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之一。
总之，要公平地分配“国际货币发行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建立一个全球中央银行和全球中央政府。如同早期货币发行是富人的专利一样，国际货币发行也永远是富国的专利。历史上，每隔一定历史时期，都会有新的大国崛起，承担起国际货币发行者的角色，并获取国际信用软财富创造的巨大利益。
任何世界货币软财富的创造，都必须有足够大的、不断上升的经济和财富实力作为保证。如果走过了经济和财富实力迅速上升的阶段，这个国家再发行更多的国际货币，其货币就会不断贬值，比如美元。在贬值的过程中，持有美元的国家的财富缩水，发行美元的国家则进一步向持有美元的国家征收“通货膨胀税”。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18）
为了保持国际支付手段的稳定和国际财富流动的相对公平，有必要推动各大国之间相互交叉持有对方的货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尤其是美联储，应该持有欧元、人民币等作为其外汇储备及美元信用的保证。在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下，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和贸易增长的迫切需求。
然而，美国既不会自动停止向全球征收“国际货币税”、“通货膨胀税”，也不会自动增持欧元和人民币作为美元的信用基础，而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不会自发地实现。
金融主导权
金融主导权的利益
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平稳发展，需要稳定的金融制度和规则。好的金融制度和规则，本身就是人类财富源泉之一。然而，以谁为主导、建立何种金融体制，就不可避免地将主导国的利益渗透进来。金融制度软财富的创造者，往往在财富的流动和分配中占尽优势。
当今的国际金融，仍然是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黄金的国际储备功能和货币功能被削弱。“牙买加体制”倡导的特别提款权（SDR）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推广，所以美元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依然掌握着世界金融规则的制定权。
在世界银行，美国的投票权为，行长一直由美国人出任。世界银行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时，往往要求其接受很多美国标准的附加条件。发展中国家在得到一定贷款时，往往也为美国势力的进入敞开了大门。
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对于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国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因此美国有绝对的否决权。所有想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都必须要和美国等国进行谈判，接受各种苛刻的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条件。虽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有帮助成员国稳定汇价、在国际收支失衡时提供短期信贷的责任，但是在实践中，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在其他国家申请信贷时，提出一系列开放市场的要求和各种干预成员国国内政策的计划和方案，迫使求援国最大限度地让步。
国际清算银行（BIS）除了为各国央行之间的相互清算提供便利，也不得不为主导国家的利益服务。例如，在巴塞尔协议上制定的8%的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标准，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被高调执行。这种资本杠杆限制在为全球银行业提供监管依据的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日本银行业对欧美商业银行的冲击—巨大的国内储蓄是日本银行的绝对优势，然而8%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却迫使日本银行迅速把业务缩回岛内。然而，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金融业混业经营中，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却失去了效力。很多大型欧美金融集团，资本杠杆倍数远远超过倍，核心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8%。尤其是美国的投资银行，2001年净资本平均只占其总资产的，2008年贝尔斯登在倒闭前的资本杠杆甚至超过40倍。欧洲的很多全能银行的资本杠杆有的高达50倍以上。对于中国商业银行而言，每年10%的GDP增长速度、16%以上M2增长速度，以及庞大的国内储蓄和旺盛的信贷需求，如果严格执行8%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么约束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么每过一个阶段就会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不足。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19）
除了上述宏观的金融制度和规则之外，在微观金融领域，美国的华尔街依然领导着全球金融创新的潮流。
比如，创业板市场、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管理技术等一系列金融创新，不仅有效地推动了美国和全球的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且也成功地为美国金融市场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资本。
同样，证券化资产市场，各种创新金融衍生品，也都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和全球资产市场的壮大，同时也把更多财富聚集到美国。甚至连前文提到的以次级按揭贷款、次级债券、次级债券为基础的CDO、ABCP等结构融资工具这些金融创新，在酿成信用危机之前，也曾成功地吸引了全球金融机构的资金来帮助美国中低收入者买房子，一度推动了美国地产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繁荣。
总之，如同货币和金融虚拟资产一样，金融制度本身就是软财富。每一种创新的金融制度和规则，都是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条件。而它们的创造者和主导者，都在这些金融制度和规则主导的财富分配和流动中获益。
美国金融推广模式
为了推进并维持有利于美国财富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游戏规则，美国一方面坚定地推广、强化美元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鼓励金融创新，保持领先的金融制度优势，并利用其他国家每一次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制度渗透并获取财富，有时候甚至不惜制造区域性金融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金融扩张模式和扩张行动更多地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结合起来。从1982年、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的阿根廷经济和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巴西金融危机，世界上任何地区每发生一次金融危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那里的金融影响力就随之增强。除了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应比较及时，提供的援助和贷款也比较多之外，在其他金融危机中所提供的援助、贷款既谈不上及时，在数额上也是杯水车薪，并且附带大量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条款。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等政府提出的政策要求，甚至还起到了阶段性恶化危机的作用。
就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言，金融开放的速度、外资引进的方式、汇率体制等都值得反思。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对新兴市场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不信任，以及利用多种金融手段的综合进攻，可以瞬间卷走数十年兢兢业业积攒起来的财富。经济增长、贸易比较优势都不能抵御这种强大的金融力量对财富流失的影响。
拉美和东南亚等国家作为金融开放、自由化、美元化的受害案例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不得不接受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导的金融体制和规则的同时，也必须适当考虑本国的经济和金融具体情况，保持捍卫本国金融利益的手段，并且致力于建设自身长期稳定的金融发展战略。
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和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国，美国不但可以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控制美元发行、抛售英镑让英镑按着美国的意愿贬值，也可以通过增加美元投放，在20世纪80年代逼迫日元升值，并用同样的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
对日元汇率的干预集中体现在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升值。1985年以后，由于在较短的时期内日元迅速升值，美国的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都因免于日本产品的持续冲击而逐步走向复苏，而日本经济则长期陷入缓慢的增长中。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20）
2005年以来，美国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大。人民币汇率升值虽然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如何把握这一进程，使之既能提升本国的财富总量和国家利润总量，又使制造业免受过度冲击，的确是对中国政府的严峻考验。
除了推行美国的金融制度，干预别国的汇率政策和汇率水平之外，美国的联邦储备利率变动也已经成为引导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最重要的方向标。除欧洲和中国等经济大国之外，日本、印度以及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资本流动状况、利率走势都同美国的金融市场状况息息相关。
总之，通过主导全球金融制度、制定金融规则、引领金融产品创新、干预全球汇率、影响全球货币政策，不仅美国本土的经济发展可以得到全球资本的支持，美国的金融资本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利益，而且美国可以综合利用美元发行、汇率和利率调整等手段，掠夺他国财富，保持本国市场的繁荣，并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转嫁危机。
国际金融发言权与国内政策独立性
在开放的金融环境下，全球大部分国家都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金融体制和金融规则，货币政策无法保持完全独立性。任何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就业政策、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政策都很难确立独立的政策目标，单独发挥作用。事实上，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要受到美联储利率变化的影响。
比如，2007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为了遏制资本市场泡沫和抑制通胀，不断提高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从逐步提升到以上。同期，美国为了稳定国内金融市场，联邦基准利率却从4%以上下降到2%以下。人民币利率的提高和美元利率的降低，诱使大量美元热钱涌入中国，购买人民币。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被迫发行大量人民币来购买这些外汇，结果造成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一度反而助长了通胀和资本市场的泡沫。2008年，随着资本市场泡沫破裂、经济增速逐渐下滑，中国人民银行最终加入全球降息的行列。
可见，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如果不考虑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利率政策，仅仅立足于本国国内情况进行利率调整，货币政策效果不仅可能“打折扣”，而且可能与预期的效果“南辕北辙”。反之，如果盲目跟随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整，也会完全丧失货币政策的主导权，有可能伤害自身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
汇率变化的主导者与接受者
在不同的时代，美国内政和外交的不同重心主导了美元的高估或低估。而无论高估或低估，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都是受益者。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全球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化工、通信、电子等产业处于革命阶段，高估的美元不但不会影响美国的产品出口，而且保持了美国厂商较高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连续几十年的美元高估，不仅帮助美国廉价地进口资源和原材料，而且支持其完成了全球资源的占领、资本输出和全球产业的布局、全球军事基地的布局。30多年的美元高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的连续贬值中充分体现出来，黄金兑美元的价格从一盎司35美元，最高上升到850美元。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21）
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国家，美国可以在本国主要产业竞争力强的时候，通过高估本币的政策扩大本国利润总量；在全球生产过剩和本国经济低迷的时候，通过货币贬值政策，维持本国经济的繁荣。当美国需要购买资产的时候，美元高估；当美国需要扩大出口的时候，增加美元投放、促使本币贬值，可以扩大国际货币税，直接导致美国购买力和财富增加。
其他国家作为世界货币的接受国以及汇率的接受者，就常常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来自外部的变化。而这种外部变化造成本币升值或贬值，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和财富效应。
比如，如果一国产业领先，国内需求旺盛，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那么本币升值更有利，因为升值不仅不会严重影响出口，而且能够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扩大出口利润；同时升值还会极大地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增加本国福利。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美国虽然实际汇率有所高估，但是并没有影响它们本国经济的发展。
又比如，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产品没有国际竞争力或者处于国际产业链的底层，国内生产也不需要外需来刺激，那么本币升值有利于少出口原材料和资源、留住国民财富，减少进口成本，增进本国福利，尤其是在全球生产不足的特定历史时期。而对于垄断产业和垄断经济而言，越是高估的货币，越有利于财富向本国流动、积累。对于以OPEC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而言，就是这样。
反之，如果一国经济的主要产业竞争力不强，必须依靠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解决国内需求不足问题，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那么适当的贬值政策虽然会贱卖本国产品、要素和资源，但是却有利于更多的国民财富创造。比如在2005年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低估，就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刺激了中国财富生产能力的提高。
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个国家并不能自主决定本币的贬值或升值。那么，如何使汇率的被动变化有利于财富的增长呢？这就要看各国在开放经济背景下用什么样的国家财富战略来应对了。
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被迫大幅升值。日本的出口和制造业遭受了损失，国内经济增长下降。于是，日本趁机扩大对外投资、用升了值的日元在全世界购买资产、成倍扩大对海外消费，所以尽管连续20年经济低迷，日本人依然过着富足的生活。
然而，2000年以来，中国面对人民币升值的长期趋势，尚缺乏系统的财富战略。
比如，中国一直把吸引海外直接投资（FDI）作为地方政绩指标，而未能在升值前通过增加海外外币债务来扩大本国投资。结果，输入货币流动性过剩，大量热钱以虚假贸易、虚假FDI的形式进入中国，套取人民币升值的利润。设想，如果在升值前引进的不是外国直接投资，而是本国企业借的外币债务资本，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就会归本国企业所有。
再比如，中国目前缺少系统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如果能通过政治、外交等战略推动人民币走向世界，在升值前和升值过程中调整本国外汇储备结构，促使中国企业进出口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那么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就会减少负面影响，避免国家持有的外汇资产大幅贬值。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22）
随着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阶段性告一段落，以及兑欧元升值的加速，中国正迎来海外投资的良好时机。而此时，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应该尽快完成大规模海外投资的体制准备。如果不能利用升值后的人民币进行海外投资或购买各种战略储备资产，那么人民币升值的财富效应就会弱化；如果仅仅购买美元国债、美国“两房”债券，甚至美国投资公司股权等美元资产，就会继续遭受财富贬值的损失。
总之，如果中国不迅速培养金融软财富意识，忽略国际金融的财富分配效用，那么勤劳的中国人民就只能用中国的土地、劳动力、储蓄和其他金融资源，继续成就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的富足，促进美国的繁荣，并帮助欧洲和澳洲人悠闲地生活。
后次贷时代的国际金融格局
若金融因经济的需求而生，则它能促进财富创造；若金融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则它就会沦为纯粹掠夺财富的工具。
重构金融创新产品体系
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之所以演变成华尔街投资银行危机，又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再造成全球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就是因为金融的过度发展超越了财富创造本身的需求。
金融信用软财富的创造不能超出信用所能承载的范围。商业银行或信贷机构向消费者提供信用也应该以能够偿还为前提。而次级按揭贷款却把信贷提供给那些没有良好信用记录、没有支付购房首付款能力、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的人—这种金融活动本身已经背离了金融软财富创造的基本原则。
在次级抵押贷款基础上，这些贷款做成证券化资产（MBS）卖掉，可以加速现金的回流速度；在MBS基础上，重新打包做成CDO，可以满足不同风险和收益偏好的投资者的要求。然而在此之后的金融衍生品就离经济和财富创造的需求越来越远了。比如：在CDO基础上衍生出CDO2、CDO3、CDO4……乃至CDS等担保合约，再用ABCP去抵押融资—这些金融衍生工具满足了金融机构相互赚取利润的需求，人们却不知道它们为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做出了何种贡献，甚至连购买者都不知道这些金融工具对应的现金流到底从哪块资产里来！
结果，虽然按照2007年底的价格计算，美国的地产规模也不过25万亿～30万亿美元，其中只有约10万亿美元是跟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相关，其中又只有不到2万亿美元是次级按揭贷款，以房贷为基础的MBS也不过4万亿美元，然而各种CDO衍生品的规模却达上万亿美元，CDS的总规模则超过60万亿美元。
显然，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资产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和欧洲GDP总额，是投资银行业净资本的数十倍。一旦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倒金字塔”的底部（地产）有一定幅度的波动，规模巨大的塔顶产品就会全部轰然倒塌。
正是由于上述“倒金字塔”型的金融衍生品体系，所以次贷危机一旦爆发，所有持有相关衍生品的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这次在2007年4月开始从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已经发展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金融机构直接损失已经接近6000亿美元，大量按揭贷款机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破产倒闭，全球股市暴跌，累计下跌幅度仅次于1929年大崩盘。
毫无疑问，华尔街主导的金融机构开始思考次级按揭贷款本身的危害性，并且总结金融杠杆过大的教训，反思金融衍生品体系的巨大危害性。当危机的冲击最终过去之后，全球的金融机构一定会重新思考金融衍生品的本质意义。那些有利于财富增长的金融信用软财富依然会大行其道；为了满足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和收益偏好需求，适度的金融衍生工具也会继续得到发展；而那些远离经济发展需求、远离实体财富、建立在一堆复杂假设和数学公式基础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可能在很长时期内不再有市场。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23）
重构投资银行体系
在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有的倒闭，有的被收购，有的被迫转型（雷曼兄弟倒闭，贝尔斯登、美林被收购，高盛、摩根大通被迫转型），人们都说美国投资银行时代结束了。
事实上，投资银行时代结束不仅仅指这些大投行的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还意味着投资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创新体系的终结。
投资银行的本源性业务是证券承销业务和证券经纪业务，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是以证券承销业务起家；美国的美林公司、嘉信证券，日本的野村证券，中国绝大部分本土证券公司大多数从证券经纪业务起步。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崛起，使美林等以资产管理业务为主的投资银行迅速崛起；共同基金和债券业务的兴起同时也为所罗门兄弟、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交易主导型券商提供了黄金发展机遇。80年代，欧美的投资银行并购业务开始崛起。9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NASDAQ为主体的互联网经济迅速产生，投资银行的风险投资业务、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等买方业务开始崛起……可见投资银行的每一次发展都源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且极大地推动了财富的增长。到2002年，美国的投资银行发现：新的上市承销业务已经不多了；随着经济的成熟，并购咨询业务机会也越来越少；网络泡沫破裂之后，资产管理业务也很难获得高额回报；在低利率的背景下，可参与的债券业务也没什么利润可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才粉墨登场。
显然，投资银行大规模地放大资本杠杆，交叉持有这些与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已经完全脱离了投资银行的本源性业务，也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需求，纯粹沦为华尔街攫取财富的工具。
所以，即使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结束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还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值得深思。即使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需要证券承销、并购咨询、证券经纪和资产管理，这些业务也会被其他金融机构、咨询机构、资产管理机构瓜分。投资银行的业务角色不但会回归上述本源业务，而且其金融产品结构、资本杠杆倍数、业务风险控制、股权结构和监管框架都将重构。
监管，稳定，国有化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漏洞。早在2008年初，次贷危机的第二阶段，美联储等机构就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协助收购贝尔斯登；在雷曼濒临倒闭时又企图组织金融机构收购雷曼，结果却发现其亏损面远远超出众多金融机构所能承受的范围。
事实上，多年来，华尔街发展起来的大量柜台交易债券和衍生金融品完全游离于美国证交会、美联储等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外；各投资银行的资本杠杆也完全由其自行掌握，并没有纳入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范畴；美国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早已在过去10多年的混业经营趋势中，深度参与了投资银行业务，比如美国花旗集团在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就远远大于那些倒闭的投资银行；欧洲的全能银行资本杠杆也早已直接或间接地突破了巴塞尔协议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个别欧洲银行加上表外业务，资本杠杆已经在50倍以上……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24）
次贷危机彻底暴露了西方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如何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加强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是危机过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各国政府都出台了空前的救市措施。除了各国央行联手降低利率之外，各国政府和央行还利用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融资担保、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等方式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甚至直接出资收购金融机构股权。
截至2008年10月，美国政府计划累计注资计划已经近9000亿美元，英国政府出资6914亿美元，德国政府出资6810亿美元，法国政府出资4910亿美元，西班牙政府出资1362亿美元，荷兰政府出资2724亿美元，奥地利政府出资1140亿美元。
如此力度的政府干预模式，彻底否定了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由于各国政府和纳税人都为这次金融危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一旦危机结束，全球金融机构过度放纵、为所欲为的年代必将结束。各国纳税人、政府、金融监管当局都将更加重视金融稳定，把自由市场经济约束在金融稳定的范围之内。
除了上述影响之外，美国和英国政府都不小心成了金融机构的股东。美国政府接管房利美、房地美两大房贷机构，还出资收购了最大的保险公司AIG。英国政府则掏出真金白银成为苏格兰银行、骏懋银行与巴克莱银行的股东。显然，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之后的第一次金融国有化。尽管这种国有化是被动发生的，但也势必对西方的金融股权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事实上，整个欧美的金融机构都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原有的合伙人体系早已瓦解。而正是这种股权结构造成了西方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严重。内部高级管理人员为了取得高额奖金，宁愿让股东的资本承担较高的风险，这也是次贷危机影响如此巨大的体制原因之一。
显然，本次金融危机结束以后，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还会进一步演化。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股东监管机制，国有股权不但不会很快退出，甚至还会在一定阶段内进一步强化。
总之，加强金融监管、维持金融稳定、不要再让纳税人为金融机构埋单，将成为西方国家的长期任务。金融国有化和金融机构股权重构将成为未来某个时期内，西方金融机构深入探索的课题。
没有人民币，世界经济将踟蹰不前
如前文所述，全球货币体系已经经过了6个重要时代。
世界市场形成之前的贵金属时代。那个时候中国是全球白银大国，却没有掌握全球货币主导权。尤其是16世纪以后，全球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换走了中国巨大的国民财富，加速了中国的贫困化。
英镑黄金本位时代。英国取得世界霸权之后，确立了英镑黄金本位，白银大幅贬值。在英国霸权与金本位时代，黄金和英镑作为国际货币有效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为英国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铺平了道路。虽然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但是英镑向全球各国征收的国际货币税远远小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
跛行的金本位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逐步瓦解。全球贸易的飞速发展客观上需要足够的支付手段，因此，产生了很多跛行的金本位制度以及法郎区等区域性贸易货币。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25）
美元固定汇率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虽然表面上各国可以用持有的美元按照固定汇率向美国购买黄金，但是各国持有的美元数量显然远远大于美国可用于兑换的黄金数量。因此，当美元的发行越来越多，造成单位美元的价值含量远远小于固定的黄金兑换价格时，各国纷纷到美国兑换黄金，从而造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美元浮动汇率时代。20世纪70年代的雅尔塔体系并未建立起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大幅贬值后的美元仍然是世界货币。于是美国开始利用这种国际货币地位，以扩大对外发行国债、扩大对外贸易逆差等方式，超规模向全球投放美元，以换取其他国家的财富和资本。
美元和欧元并行时代。2002年以后，欧元正式流通。由于欧元的贸易逆差和对外负债规模远远小于美国，于是各国纷纷增持欧元，美元开始大幅贬值。到2008年下半年，当各国认识到欧洲也在像美国一样向全球征收国际货币税之后，欧元也开始贬值。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欧洲和美国都开始大量向本国的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最终必然会转化成欧、美的国家债务，要么迫使欧洲和美国央行动用发行世界货币的特权，要么直接造成美元和欧元的贬值，结果不仅是欧美的纳税人要承担这种救市的代价，全球持有美元和欧元资产的政府、企业和平民都要适当分担救市的成本。
如果美元、欧元两大货币都已经向全球征收了足够的国际货币税，到了货币发行的极限，那就会造成全球贸易支付手段不足、全球货币信用不足，从而制约全球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
稳定美元、欧元的汇率，限制两大货币的滥发，同时又要创造足够的全球货币信用手段，是摆在当前世界各国面前的一大难题。
显然，真正全球中央银行的建立仍然是人类的一大梦想，但是这个梦想还不到实现的时候。欧盟和欧洲货币的成功是基于基本相同的政治体制、相似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速度、通胀水平，以及各国愿意出让部分国家主权的政治意愿。全球中央银行的建立看来是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以后的事情。
如果面对危机，各国能够成立一个股份制的“准全球中央银行”，倒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案。比如，各国政府拿各自的外汇储备入股，根据股本金的多少成立董事会，按照一定的资本杠杆发行一种叫做globaldollar的全球货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显然，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必将成为最大的股东，这未必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
如果不能创造真正的globaldollar，那么恐怕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进程就要加速了。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洲两大经济体的货币流动速度严重放缓、商业银行体系货币乘数缩小，资本市场对财富的毁灭使未来几年货币流动性严重不足。而此时的中国，不仅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快速的增长，还坐拥2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向世界提供足够信赖的金融软财富，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手段乃大势所趋。
可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正储蓄国家，一方面拥有足够的本土资本，不需要向海外借债，另一方面每年仍然有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说无论是从资本项目，还是从经常项目来看，人民币都没有向海外投放的必要。从金融角度来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世界需要中国，中国并不需要世界。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26）
看来，中国人还得继续攒钱，一直到2030年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时代来临，中国才可能通过贸易逆差、海外发债来向全球投放人民币。那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许早超过10万亿美元了，即使每年有2000亿美元的逆差，也可以消耗50年，然后开始像美国一样，开动印钞机，赚取国际货币税，来维持本国的富裕生活。
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前，全球货币流动性不足就像捆在欧美经济上的一根绳索，必将造成其经济增长缓慢、踟蹰不前。
亚洲的世纪，香港的世纪
创造金融信用财富是富人和富国的专利，如果滥用这种权利就会掠夺他人财富，长期必然难以持续。目前，美国和欧洲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而全球的正储蓄国家几乎都集中在亚洲，包括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都拥有巨额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毫无疑问，21世纪，在国际金融领域握有主导权的肯定是亚洲。
目前，美国和欧洲仍然把持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权”和主导地位，并且在过去每一次救助过程中都不忘记推行它们所主导的体制和规则，榨取最大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急需中国、日本、中东等拥有金融资源的国家来支持、恢复、重建全球对当今货币体系的信心。那么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在适当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有必要改组当前的国际金融机构，以谋求权利和义务的均衡。
因为需要亚洲金融资源大国的参与，华尔街的全球资本中心地位必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未来必将孵化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币升值潜力依然巨大的背景下，尽管全球资本都想涌入中国，然而，中国大陆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准备还不够，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时机仍然不成熟。如果资本市场不能完全开放，不能吸引全球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到中国上市，太多的资本涌进来，必然造成中国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形成资产泡沫，危害国家经济。
另外两个亚洲金融中心—日本的东京和中东的迪拜，一个受到本土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一个受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都不可能担当21世纪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此，作为“亚洲世纪”的金融中心之一，中国香港最有可能依托中国大陆的金融资源和高速增长的经济腹地，成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中国政府应该在继续保持大陆金融市场免受外部冲击的前提下，积极培育香港地区的金融优势地位，把香港发展成人民币外汇交换中心、全球最大的证券交易所、金融产品创新的领导者，以及全球金融体制和规则的制定中心。
注释
1.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120。
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64。
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23。
4.王锦瑭，钟文范，李世洞．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51。
5.楚铁雁．巅峰—知识经济挑战中国．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18。
6.利昂·霍勒曼．日本的衰退不是偶然的．原载1998年7月27日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译文参见1998年7页30日《参考消息》第2版：《亚洲华尔街日报：日本的衰退不是偶然的》。转载自《国际金融战》，149。
7.亚当·斯密．《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487。
8.M0=流通中现金；
M1=流通中现金+可交易用存款（支票存款\转账信用卡存款)；
M2=M1+非交易用存款（储蓄存款\定期存款)；
M3=M2+其他货币性短期流动资产（国库券\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
9.参见《货币的非国家化：对多元货币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冯·哈耶克，1976。
10.周林．1948年的币值改革．国际金融信息报：1999年1月1日第6版。
11.周山淞．国际金融战．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33。
12.赵士刚．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52。
13.CDO，抵押债务权益。假设某投资银行购买了一笔到期收益率为7%、违约风险为2%的房地产按揭债券，它可以把这笔资产拆分成几个“资产包”，其中，有的到期收益率高于7%，但是违约风险较高；有的收益率低于7%，但是违约风险也较低。这样该投行就可以加上自己的费用和利润，把这笔抵押债券资产分成几个“资产包”转卖出去—这些被转卖的资产包就叫做CDO。如果另外一个投资银行购买了CDO之后，再把这个“资产包”与其他资产包混合，再拆成数个“子资产包”，来满足不同收益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那么这个“子资产包”就叫做CDO2，依此类推。
1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一揽子经济援助计划。
15.江红．为石油而战．东方出版社：225。
16.姜德昌，吴疆．马克骑士——再度崛起的德意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157。
第二部分 中国的严峻挑战（1）
2008年，中国人均GDP第一次超过3000美元。也恰在这一年，中国经济面对着多周期叠加所造成的经济下滑和外部冲击的双重挑战，同时又面临着长期财富增长动力衰退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者在谈论经济增长的时候，无不将“投资、消费、净出口”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所谓“三驾马车”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仅仅是一种从需求角度计算的统计方法。那么人类财富的源泉和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在走过“斯密增长”阶段、“库兹涅兹”增长等“植物性”增长阶段之后，中国是会像某些拉美国家一样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会战胜周期，转向“熊彼特增长”，从此踏上长期增长之路呢？
第5章中国的严峻挑战
多周期叠加
2008年的第三季度，随着全球金融危机逐渐演变成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企业赢利能力大幅下降。除了西方经济衰退可能带来的影响之外，造成中国这轮经济下滑的真正因素是什么？这轮经济下滑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存货高峰与产量过剩
存货是衡量企业产品供给是否过剩的重要标志之一。每当企业的存货增长达到一个相对高点的时候，就意味着产销率下降，产品出现了明显的过剩，经济将进入下行周期。
从图5-1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存货增长率第一个高点出现在1996年，当年的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达到26%，之后就是一轮经济增速下滑。第二个高点出现在2004年，存货增长率也超过25%，同时伴随着工业增加值的下滑以及投资的打压。
2008年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在8月份攀升到。到2008年第三季度，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中78%的公司库存超过去年同期，其中341家公司存货较年初增加50%，133家公司存货同比增加一倍。增幅最大的四个行业则为公用事业、钢铁、建筑建材和商业贸易，存货同比分别增加、、和。
图5-1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与存货增长速度1
如此高的存货增长足以证明本次经济下滑要比以往来得严重，因为很多行业都出现了实实在在的产能过剩。虽然工业企业存货消耗的周期要比房地产存量房需要的时间短，但是也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之后企业的开工率才能逐渐提高。而观察存货周期是否结束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看全国工业企业用电量是否开始稳步回升，这恐怕是1年以后的事情。
置业周期造成地产投资下滑
从2002～2007年，全球房地产都经历了一个历史罕见的景气周期。5年时间里美国的平均房屋价格上涨了55%，俄罗斯涨幅最大，上涨380%，新西兰上涨97%，澳大利亚上涨67%，韩国上涨44%，英国上涨80%，东京涨幅较小，上涨27%。中国上涨了84%，排在第4位，中国香港上涨69%。
随着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一步步深化，全球房地产价格都出现普遍回落，中国房地产景气在2007年达到顶峰后，销量也大幅下滑。2008年前9个月商品房和住宅销售同比下降15%以上，商品房空置面积去年下降，今年前9个月增长。虽然我国房价并没有出现大幅下跌，但是过去几年累计的库存至少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逐步消化。
地产投资的持续萎缩，必将影响到上游的钢材、水泥、建筑、装修、家具、地产广告等一系列产业。由地产下跌造成的投资下滑，至少还要持续2年以上，并成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部分 中国的严峻挑战（2）
设备投资周期与产能过剩
设备投资周期既是决定未来产能的标志，同时也是拉动投资需求的重要因素。
2005～2008年，中国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万亿元、万亿元、万亿元、万亿元，每年增速都在30%以上。2005年以前，中国企业的设备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大部分年份在30%～40%之间，其余是房地产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2005年工业企业投资份额突破到40%，最近4年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分别是、、和44%。
连续4年的设备投资高速增长，已经造成中国企业产能的大量增加。如果说存货周期仅仅代表了短期产量的过剩，那么设备投资周期则意味着长期产能的过剩。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这一轮长期产能过剩的调整时间应该在3年以上。
尽管中国计划从2009年开始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已经出台了4万亿元的扩张投资计划，但是每年不足2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还无法弥补地产投资和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落。实体经济的增速下滑可能要持续2～3年。
证券市场的“负财富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