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远程贸易对农牧业技术的传播，仅仅依靠信息不对称、贸易线路垄断和不同地区之间的贩运，而在单个商品上赚取十倍、百倍利润的可能性逐渐减小。聚集人类财富的手段逐渐转移到那些能够促进社会分工、提供差别商品的规模制造能力方面，人类开始进入硬财富时代。
第一部分 贸易优势聚集财富（7）
制造业硬财富时代，商业和贸易对创造财富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首先解释这种作用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亚当·斯密是个天才的思想家和名副其实的怪人。他不但从小就喜欢独自出神和自言自语，而且终身未娶。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可以说是大器晚成。1773年，当他完成《国富论》时已经50岁了，之后又花3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国富论》最终出版，立即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并影响了欧洲、美洲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亚当·斯密后来被人们尊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说”，最朴素地证明了市场交换对于财富创造的作用：假设与葡萄牙相比，英国在布的单位生产上，需要投入较少的劳动时间；在酒的单位生产上，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动时间。那么，英国在布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而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该专业化生产布并出口，葡萄牙应该专业化生产酒并出口。通过专业化生产“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国外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两国福利都能得到明显改善。
与亚当·斯密不同，提出相对优势说的大卫·李嘉图是一个天才的商人。他出生于1772年，14岁就开始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1793年开始独立进行证券投资，25岁时已经拥有200万英镑的财产—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于这个暴富的青年而言，金钱似乎已经没什么意义。27岁那年，在他偶然间读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他就开始专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最终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
大卫·李嘉图最著名的理论是他的“相对优势理论”，该理论证明，不具有绝对优势，也可以通过贸易获利。
在表1-1中，英国在一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12加仑酒或6码布；葡萄牙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8加仑酒或1码布。英国在两种商品中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是英国如果多生产1码布需要损失2加仑的酒，而葡萄牙则需损失8加仑的酒，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上有相对优势。
表1-1相对优势
酒（加仑） 布（码）
英国 12 6
葡萄牙 8 1
假设让英国增加1小时布的生产而减少1小时酒的生产，它将多获得6码布但减少12加仑酒；而如果让葡萄牙增加2小时酒的生产，减少同样时间布的生产，它将多生产16加仑酒而少得2码布。结果，在两国劳动时间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酒生产增加了4加仑，布增加了4码。随着生产时间的延长，这种财富总量的增幅会不断增大。
显然，没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商业和交换也能促进财富和福利总量的增加。
在亚当·斯密最初的理论设想中，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应该是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商业和贸易。商业和贸易应该在农业和工业生产的绝对优劣势比较基础上发展起来。
然而，当亚当·斯密详细考察了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原来分工不是天然形成的，商业和贸易更不是在天然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恰恰相反，欧洲国家的历史现实证明，社会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是商业改变了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分工格局。
第一部分 贸易优势聚集财富（8）
也就是说，历史并不如假想的那样，先有布和酒的区域生产分工，然后产生贸易，而是由于贸易商不断地寻找贱买贵卖的机会、压低采购成本，迫使那些能够高效率、低成本生产酒的地区集中精力生产酒。而那些不具备成本优势的地区在面临大量来自其他地区的廉价酒时，被迫放弃酒的生产，转而生产本地区擅长的产品，比如布。于是，酒和布在两个地区的社会分工就逐渐形成了。其他产品的分工也一样。贸易就是这样破坏了各地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让低效率的生产者退出，让高效率的生产者更具有生产规模，从而一步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
欧洲的商业革命比工业革命早几百年，没有几百年的商业革命，就没有后来的工业硬财富革命。欧洲的财富革命次序表明，商业是产业资本的先驱，是推动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动力之一。
中国明代以后的历史则从反面证明，不重视商业就不会有良好的社会分工，财富创造的效率就很低。没有分工、没有专业化，就会缺少技术和制度进步的动力，最终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财富创造能力增长缓慢。
显然，商业必然参与财富分配。而进入硬财富时代之后，欧洲商业和中国商业的不对称发展，正是造成两地区财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旦这种商业地位差异造成社会分工的地位差异，比如欧洲变成硬财富生产中心，东方国家和新大陆变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给基地，那么区域之间的财富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
贸易如果不能促进分工，就会加速本国衰落
如上所述，硬财富时代贸易创造财富的可持续性，不在于暴利掠夺，也不在于贱买贵卖本身，而在于商业和贸易对社会分工的促进。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贸易活动并没有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社会分工，而是促进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分工，培育起其他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结果必然是其他国家财富的崛起和本国贸易地位的衰落。
比如，葡萄牙曾经营北方的鱼、盐、酒，非洲的黄金、奴隶，东方的香料，美洲的糖料、咖啡，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葡萄牙却不生产殖民地所需的货物，而是购买英国货物并支付越来越多的费用，最终将越来越多的黄金从巴西等地转送到伦敦，并造就了英国的繁荣。
又比如，西班牙的资源和人口比葡萄牙有优势，然而西班牙同样没有在制造业方面积累起任何比较优势。因此西班牙经营的棉纺织品、羊毛、丝绸、服装、玻璃等逐渐都被爱尔兰、法国、美国等国家替代。大量的美洲白银流入不但没有转化为制造业资本，反而导致了通货膨胀和支出转移，加速了西班牙的衰落。
荷兰的例子更加典型。支撑荷兰强大贸易的产品不是本国产自北海的鲱鱼和产自农村地区的黄油和奶酪，而在于别国的产品。它从波罗的海运来粮食、木材和海军补给品，交换英国的羊毛制品、西里西亚的亚麻制品、比斯开湾和依比利亚半岛的盐和酒。荷兰还从事远东和西属美洲的奢侈品贸易，并经营东印度以及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然而，荷兰的商业资本一直都没有大规模地转移为制造业资本。尽管荷兰在渔业和造船业方面的优势，早在16世纪末荷兰人打败“汉撒同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一直到1880年，荷兰都未能向近代工业过渡。值得称道的工业仍就只有造船业，以及酿酒、榨油、炼糖、制肥皂等简单工业。
第一部分 贸易优势聚集财富（9）
而那些在商业中赚取的资本，一旦转化为工业硬财富投资，就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硬财富革命和早期工业国家的崛起。比如，在欧洲、亚洲、新大陆发了财的英国商人很快把他们赚来的钱投资到纺织业等领域，并且把新大陆、印度等地变成英国的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出口国，从而奠定了其在硬财富时代全球分工中的核心地位。
显然，贸易如果不能促进本国社会分工，就会加速本国经济的衰落。那些从其他地区赚取的金银早晚会像“浇在屋顶上的水”一样，瞬间流逝。
贸易政策主导国家财富
开放还是保护？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证明贸易能够促进分工、增加国民财富。从全球财富增加的角度分析，自由贸易政策显然能够促进人类福利的增加。新古典贸易理论揭示了相对优势的源泉在于不同地区的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制成品贸易理论则证明，即使在要素禀赋完全相同的前提下，只要有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需求，各国仍然能够通过自由贸易获得利益。但是自由贸易思想却没有说明贸易利益应该怎么分配。然而，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的出发点，恰恰是自身利益是否能增加，而不是都想着如何为全球总福利做贡献。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和各种相关政策。
“重商主义”是最早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是商业革命后期国际贸易竞争激烈的产物。欧洲早期的重商主义政策主要禁止本国金银出口，鼓励国外金银输入；而晚期重商主义受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不再追求绝对的金银流入，而争取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地位。
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是最早系统提出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家。李斯特一生颠沛流离，曾经因为组织德国工商联盟而受到*，也曾经因提出激进的*改革主张而被判监禁。移居美国以后又因为经营矿山倒闭而破产，他曾拒绝俄罗斯政府聘他担任要职的邀请，也曾因健康原因错过了担任《莱茵报》主编的机会。由于无法养活妻儿，李斯特在57岁那年开枪自杀身亡。
为了追求德国经济上的统一和强大，李斯特多次抨击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思想，竭力反对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他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程度，把经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处于农业阶段的国家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有利于农产品的自由输出和自由输入外国的工业产品，以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并培育工业化的基础。处于农工业阶段的国家，虽然本国已有工业发展，但并未发展到能与外国产品相竞争的地步，故必须实施保护关税制度，使它不受外国产品的打击。而处于农工商业阶段的国家，由于国内工业产品已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国外产品的竞争威胁已不存在，故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享受自由贸易的最大利益，刺激国内产业进一步发展。
显然，无论是重商主义的全面贸易保护思想，还是李斯特的分阶段保护主义思想，或者之后的保护局部“幼稚”7产业的思想，都会引发贸易战。假设世界由A、B两国组成：（1）A、B两国都相信重商主义，都希望从对方获得金银流入或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国际贸易呢？（2）A国处于农工业阶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B国处于农工商阶段，实行自由贸易，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有国际贸易。（3）A国希望出口布，而B国认为布是本国的“幼稚”产业需要保护，于是又不会产生国际贸易。
第一部分 贸易优势聚集财富（10）
毫无疑问，如果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国际贸易消失，那么对大家都没好处。所以，各国都在寻求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平衡点：一方面对外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一方面偷偷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一方面希望自己的优势产业永葆优势地位，死死压制其他国家同类产业的成长，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政策保护自己的劣势产业；一方面在处于贸易劣势地位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采取全面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在处于贸易优势地位的时候，通过各种手段强迫别国“门户开放”……总之，尽管全球都在高唱自由贸易赞歌，可是谁也没有放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各国都在寻求开放和保护之间的利益平衡点。
那些高唱自由贸易赞歌的家伙都曾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先驱
英国是最早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之一。16世纪下半期，英国开始禁止进口金属制品、皮革制品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工业品。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织品。1700年，英国议会禁止从印度、伊朗和中国进口棉织品。一直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印花棉布征收高达的进口税。到182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确立了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地位—直到这时候，英国为了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才转而逐步取消本国关税，执行自由贸易主义政策。
法国也是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之一。从17世纪开始，法国就实行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一直到18世纪末的“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政府、1815年以后的波旁王朝、“七月王朝”，都把对外贸易政策的原则定在保护关税上。这样的政策一直坚持到19世纪中期，使法国制造业逐渐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一度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富国。
美国是后期工业化国家中最早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美国独立后不久，1789年，开始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18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明确的保护性关税法案，对进口的棉花、羊毛制品和某些铁制品课税30%～40%。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而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整个世界工业生产总量的36%。在这样高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在实行高额的保护关税。尤其是《1890年麦金来关税法》使美国整体关税率从38%提高到，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才放弃了保护关税政策，逐步转向了自由贸易。当然，在美西战争取得胜利以后，美国就开始利用全球市场，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而积累起巨额财富。在甲午战争后，美国也是逼迫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主要“自由贸易”代表之一。在20世纪美国取得全球领先的生产和贸易地位，成为自由贸易的领袖之后，本国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抬头。在21世纪，面临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商品冲击、尤其是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造成本国经济衰退的时候，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表现得尤其明显。2008年大选结束后，美国新一届政府很有可能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德国的贸易政策一度摇摆于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之间。19世纪前半期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所采纳的温和保护关税，就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折衷：对出口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基本免征关税，对制成品进口征收10%的关税，对奢侈品征收20%～30%的进口税。受英国在19世纪上半期转向自由贸易的影响，德国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曾经致力于转向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和取消了许多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但是，1879年俾斯麦重新回到保护主义关税政策，重新征收、并不断提高了许多工业品的进口税。贸易保护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自从建立了关税同盟以后，德国的工业化就明显加快了；而在1879年重新转向保护关税政策之后，德国则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等工业强国。例如，德国工业在1870～1880年间还只占世界第4位，在1880～1890年间就超过了法国而上升为世界第三位，1910年又超过了英国而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业产量大约占全球的15%。
第一部分 贸易优势聚集财富（11）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就宣扬“殖产兴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一直坚持“产业立国”、“贸易立国”。然而，日本一贯坚持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主义思想，取得了对亚洲以及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地位。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的商品一度涌入日本，但是日本人很快扶持起自己的企业，并通过文化、卫生条款等非关税贸易保护手段确立了本国商品的市场主导地位。
颇值得研究的是，在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的19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执行扶植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关税政策，德国开始执行关税同盟下的保护主义政策。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实行了进口关税接近于零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却在1857年后不断提高保护性关税，德国在1879年后也连续提高各种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税率—而恰恰正是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分别上升到全球工业产量第一、第二的地位，把英国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甩在后面。
可见，贸易保护主义在上述国家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安排下，各国才基本上能够相对公平地逐步消减关税，并建立了一定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使以高关税为代表的普遍的保护主义逐渐成为历史。
如今，一个个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在融入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上述国家在享受自由贸易福利的同时，千万不能忘记：那些近代工商业大国，虽然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是都曾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先驱，并且至今也仍然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路线上摇摆。在听信他们的要求，敞开每一扇大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否则就会像中国汽车业一样—绝大部分汽车厂都被外资控制，从而压制了本土技术研发能力和民族品牌，以致在美国汽车公司几乎都濒临倒闭的年代，中国汽车的消费价格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贸易体制和政策的衍生财富效应
在普遍的高关税政策成为历史之后，贸易体制、贸易规则及其衍生出来的定价权、贸易利益分配权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问题的焦点。
美国等主导国家为了取得贸易体制和贸易规则的主导权，更多地以经济援助为手段拓展自身的海外经济利益，促进形成有利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贸易体制和规则。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援助方案，又称为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不仅有力地支持了美国主导的以GATT、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形成，而且大大地促进了美国对西欧国家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使西欧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当然，作为回报，“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总额达170亿美元的援助，实实在在地支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经济的重建和恢复。
此后，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GATT）逐渐成为富人俱乐部，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成员的加入。每一次新成员被批准加入前，都必须付出一定的商业利益，并须经过艰苦的谈判，被迫接受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各项贸易规则。
当技术和知识产权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出口收入来源的时候，就有了专门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来保护上述发达国家的出口商业利益。当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取得竞争优势以后，却有类似于《纺织和纤维贸易总协定》来阻止、限制这些国家的产品出口。尤其是在商品和资源大部分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劳动力流动却受到发达国家的严格管制。不仅如此，在出口商品方面也附带着有利于贸易规则主导国的各种细则，如劳工条款、卫生和环境保护条款等。
第一部分 贸易优势聚集财富（12）
垄断贸易规则和定价权被政治性地应用到大国财富分配中。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受到石油危机冲击的时候，恰恰是前苏联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主要出口创汇来源的时候。此时，美国里根政府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努力引诱沙特*等国家不顾OPEC的配额限制，大量超限额开采和销售石油，从而使1985年国际原油价格下跌50%。这种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强烈干预是后来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低油价不仅有效地缓解了美国、欧洲的经济衰退，而且导致了前苏联巨额的财富流失，迅速枯竭了其外汇资源。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和印度等能源短缺国家的崛起，国际垄断势力开始操纵石油、铜、大宗商品的价格扶摇直上，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仅一直坐视不管，而且漠视本国投资银行、套利基金参与上述大宗商品操纵和投机。直到石油上涨10倍达到140美元之后，发达国家发现不仅仅中国遭受了大量财富损失、输入了通货膨胀，而且美国等其他国家经济也受到负面影响，才在2008年7月召开的G8峰会开始一致干预油价，美国参议院也开始调查油价操纵，从而使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逐步回落。
在表面的自由贸易思想和自由贸易体制下，那些从资源垄断、需求垄断、技术垄断、政策和行政资源、规模经济、沉淀资本、商誉等延伸出来的定价权能够合法地成为超额利润的来源。于是，拥有竞争优势与定价权的一方急切地推动该商品的自由贸易政策，而被动接受价格的一方则依靠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来减少自身的贸易利益损失。
在实践中，所有关于倾销与反倾销、垄断与反垄断、补贴与反补贴、幼稚产业的定义和相关争端的裁决都是有关当今国际贸易体制争论的焦点问题。然而，大部分贸易争端往往并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演化成贸易国之间相互的报复行动。结果往往是大国对世界商品供求关系施加影响，从而保护了自身利益；小国作为国际价格的接受者而处于被动地位。然而，如果不能有效利用现有的贸易规则，不能掌握贸易体制和规则的主导权，不能利用贸易条件（价格）的内生性来捍卫本国厂商和居民的福利，大国也会在国际贸易中遭受巨大的财富损失。比如，在21世纪初的世界市场上，凡是中国出口的商品都跌价，凡是中国进口的商品都涨价。结果，在全球享受中国提供的低廉商品的同时，中国厂商、居民和政府财政遭受着巨额财富流失。
总之，由于贸易利益分配的复杂性，扩大的自由贸易也可能有害于某国经济发展；反之，贸易保护虽然是为幼稚工业的逐步发展而设计的，但是掌握得不好却常常保护了衰老、落后的产业。此外，由于资本、土地、资源、劳动等财富要素交易范围的不断拓宽、流动速度加快，制成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与之相互影响，贸易的过程更多地同跨国投资、国际金融结合起来，供求关系和价格形成变得更复杂。各国在争夺国际贸易体制和贸易规则主导权方面的斗争，进一步延伸到了金融等领域。
注释
1.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100。
2.彼得·杰伊．财富的历程．杨建民，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214。
3.陈平．文明的分叉、经济混沌和演化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1。
4.同第3条。
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237。
6.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205。
7.虽然落后产业或幼稚产业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在实践中各国往往打着“保护幼稚产业”的旗号保护落后产业。—作者注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1）
第2章金融优势“双刃剑”
金融与大国兴衰
金融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提高财富创造的效率，也可能削弱一个国家的实力。在金融诞生以来的几百年里，金融优势先后成就了荷兰、英国、美国等国的财富崛起，而金融的过度发展也无一例外地把这些国家一步步推向深渊。
金融扩张与西班牙的财富漏出
西班牙控制的波托西银矿在1545年被发现，之后在秘鲁发现银矿，于是世界白银的年产量从1521～1544年的290万盎司，增加到随后15年的1000万盎司，并在17世纪前20年增加为1360万盎司。1由于白银大量流入，结果使西班牙的“农民放下犁耙，商人摆出贵族的姿态”，农业、工业、商业统统因为金融的悠闲得利而更加不受重视。
不仅如此，白银的增加还导致西班牙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甚至工资上涨的速度超过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1500年到1630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升2倍，农业、制造业和贸易进一步受到挤压。
银行家和食利者很少向国内工业贷款，而是较多地向外贸行业贷款，或者向布鲁日、里昂、伦敦的王公贵族和国王贷款。如果对外国王公贵族的贷款超过了其实际的税收，则可能无法履行债务。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把西班牙的海外贵金属增加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比喻为“浇在屋顶上的雨水”，随即就流走了—建立在国外来源基础上的财富增加大部分都变成金融产业或直接变成金融资产，一旦海外贷款难以收回，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财富总量必然严重衰落。这种状况发展到1620年左右，西班牙逐渐开始其衰退的历史。
人口不足百万的荷兰何以成为富国
不可否认，泥炭和鲱鱼资源对16世纪荷兰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自然人口增长以及从欧洲其他地区移民来的技术工人、教师、手艺人和资本家，提供了各种人力资本，因此荷兰的工业远比西班牙和葡萄牙发达，不仅当时的造船业领先世界，糖加工、冶金、蒸馏、酿造、缫丝、制陶、玻璃、军工、印刷、造纸等行业也有发展。
然而，以1622年的67万人口2规模而言，真正使荷兰聚集起财富的只能是贸易和金融。
同商业的繁荣路线一样，最早发明金融技巧的是意大利人、佛兰德斯人以及布拉班特人。之后伴随着商业重心的逐渐北移，1585年开始，这些金融技巧逐渐传播到荷兰。1590～1609年，荷兰的商业扩大到地中海、远东和波罗的海等地区，形成大量贸易利润，最终创造了规模巨大的储蓄，超过了荷兰发展各项事业之所需，从而使荷兰对外贷款和资本市场都得到迅速发展。到17世纪中叶，荷兰各省开始尝试直接向富有的个人出售国库券。其意义同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杰伊·库克直接而不是通过银行业机构向北方储蓄者销售债券一样。
荷兰人从尼德兰引进金融技巧，同时也从安特卫普人身上继承了赌博的嗜好，这种特点走到顶点，就诞生了1636年历史上著名的“郁金香热”。如同阿姆斯特丹18世纪末盛行博彩一样，期货、期权、商品投机、股票投机、政府债券投机等各类市场都非常繁荣，甚至连鲱鱼被捕获前的买卖，也有很多投机者参与，买方和卖方实际上从未见过真实的货物，而是在“空对空”地进行交易。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2）
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成为17世纪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阿姆斯特丹银行吸收金属货币存款，再据此发行“银行票据”。它不仅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提供贷款，而且对德国各城市提供贷款。在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认购者中，荷兰人的名字占据显著地位。荷兰的金融以一种越来越刺激的方式繁荣起来，最终在1763年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英镑本位与英国实力扩张
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在引领世界贸易发展方向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向世界各地投资和贷款，并且确立了英镑黄金标准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英国的全球金融霸权的地位。
当荷兰处于强盛时代时，英国被迫用白银与荷兰进行贸易。但是当英国处于强盛时代时，英国则用英镑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建立贸易联系。即便是德国在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银行以后，仍然必须从伦敦市场购买英镑以及其他外汇。19世纪巴黎曾是伦敦的竞争对手，但是由于1870年法兰西银行在法普战争期间中止黄金的兑换权，英格兰银行却一直在欧洲其他中央银行的协助下，维持着黄金兑换标准，因此无论是德国还是俄罗斯、美国，那时候想进行国际支付都必须用黄金购买英镑。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英国的巴林兄弟银行为法国政府向同盟国赔偿7亿法郎提供资金。从那时起，英国的对外借贷就开始了。19世纪20年代，拉美殖民地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独立，南美国家的政府开始更多地从伦敦得到贷款。1904～1913年，很多外国证券市场上的价格暴跌，把将近英国一半的存款和5%的国民收入吸引到国外。英国资本大量流向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是流向英联邦国家。
当海外资产脱离英国金融控制
作为全球金融资源的中心，英国与当初的西班牙相同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更加关注金融和资产的买卖；与西班牙不同的是，英国的工业仍旧保持着增长。
尽管如此，英国海外投资的工业增长速度还是常常超过了本土投资增速。此外，因为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资产的买卖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而商品、服务以及按部就班地享受逐期投资收益，却成为影响财富变化的次要方式。这就使英国本土的竞争优势逐渐弱化。
到1914年，英国拥有195亿美元左右的海外投资，约占当时世界对外投资的43%。3这些资产虽然能够向英国贡献可观的财富增值，但是却随时可能脱离英国的控制。
显然，如果英国能够一直占领它所培育起来的殖民地，能够一直控制其海外投资并保证财富流回英伦三岛，那么英国就可以一直以其拥有的金融资产享受高额回报，不会衰落。然而随着美国的独立对英国在加拿大、南美洲利益的冲击，俄国的扩张对其在中亚、南亚利益的冲击，英国在清帝国的利益受到其他列强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海外资产不再为英国本土贡献财富—也许这时候英国人才感受到还是基于本土竞争力的工商服务业对于国家财富的意义更加可靠，然而英国经济毕竟开始衰落了，而它的海外投资却成就了其他国家的富足。
日本、美国正在步西班牙和英国的后尘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仍旧保持了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长期从贸易伙伴和金融伙伴身上赚取铸币利差。金融优势既是美国财富崛起的结果，也成为其利用强势货币和优势金融地位继续集聚财富的手段。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3）
日本金融业兴盛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体现为商业银行信贷的扩张，而没有国际化的成分。进入80年代以后，日元大幅升值，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升值的日元虽然削弱了该国某些出口产业的贸易竞争力，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和原材料进口国之一，也同时降低了其进口成本。此外，作为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和海外债权国之一，不断升值的日元也直接增加了日本的国民财富。简单地说，日元的升值削弱了日本的贸易和加工优势，却强化了其金融优势。
美国、日本作为现代财富强国和工业大国，都面临着本土产业竞争力的削弱和金融优势的加强，显然这两个国家正在走西班牙和英国的老路。
1947～1980年，美国金融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上升到，而制造业则从下降到。1990～2001年，金融在美国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又从35%上升到50%左右。庞大的金融业源源不断地把全球财富输入到美国，供美国人享用。然而，进入21世纪，美元在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和巨额外债背景下不断贬值，金融也开始在美国的国力衰退中“添砖加瓦”。直到2008年，次级按揭贷款危机造成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并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全球对美元的信任。
日本的金融优势也在日元升值、日元国际化、扩大海外投资中不断积累。这种金融优势既帮助日本聚敛财富，也削弱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同样是一把双刃剑。1971～1984年，日元累计升值达30%。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250日元上升到1988年初的1美元兑120日元的水平。日元的升值，使日本人的购买力迅速膨胀起来—仅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元升值的几年间，日本在海外的净资产就超过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积累的20%以上。1981年日本购买的外国证券数目为150亿美元，1986年暴升到26000亿美元，5年内扩大了175倍。5日本人用日元收购旅馆、大厦和高尔夫球场，如同别人在超级市场上买东西那样：“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日本即将成为靠股息过日子的国家，使其人民能靠海外投资的利息和红利过日子。”6
金融优势是一把“双刃剑”
金融业的兴起一般始于贸易和工业的财富积累和财富形态转换，同时金融又通过商业银行的资本借贷或者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作用促进贸易和工业升级，有助于商业资本或者产业资本的扩张，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然而，金融业超出产业发展阶段以后的过度兴盛，就容易把经济的重心由产品交易逐渐转向资产交易。随着金融过度发育，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财富而非产品和服务，那些昔日的创业者也逐渐从风险承担者发展成为食利者，更多地使用资本和储蓄收入进行消费。结果，投资和消费的活力、企业创新的活力都会在金融的过度兴盛中逐渐减退，最终导致财富的转移。
从国际范围看，从贸易和工业优势向金融优势的转变过程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从上述国家的兴衰中，可以发现这种转变带给不同国家的财富影响却大不相同。
对于西班牙而言，直接从海外掠夺金银而来的金融优势几乎没有培育出任何产业优势。以贸易和战争贷款为主的海外金融资产，最终成为一种资产流出渠道。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4）
英国的金融优势极大地支持了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在形成绝对金融优势以后，伦敦并没有成为国际资本聚集的中心，反而成为资本输出的中心。这种资本输出在有政治和贸易优势保证的前提下，是有利于本国财富积累的。但是一旦政治和军事方面受到打击，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不断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以海外投资为主的金融优势同样成为财富漏出的管道。此外，在贸易比较优势地位丧失后，勉强维持黄金与英镑的固定兑换比例，也使英国付出巨大的财富代价。
2002年欧元正式取代各成员国货币之后，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发展，而且也向海外投放了大量国际货币，推动了欧元区的财富积累。然而仅仅经历了短短的5年货币扩张，它就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金融机构倒闭风潮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被迫给金融机构注资，欧盟必将无法坚持原有的稳定汇率、稳定物价的强势货币政策，这不但危及全球对欧元的信心，也将给未来欧盟各国的政策协调埋下矛盾的种子。
日元的升值以及日本海外投资的增加，虽然弱化了其本土产业优势，却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的金融优势。因此，我们看到日本的经济连续20年低增长，人民却依然过着富足的生活。
如果日本都能够依靠金融优势连续20年过着低增长背景下的富足生活，那么美国也能。次贷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必将步入长期衰退，少则三五年，多则等到下一轮新技术革命的出现。然而这并不妨碍美国利用其金融地位赚取国际货币发行税，利用美元结算的便利推动本国贸易和跨国投资，甚至继续消费亚洲的储蓄和财富。
那么，究竟金融的财富本质是什么？如何把握金融发展的程度才能保持财富的持续增长呢？当金融走出国界，它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财富的流动，或增强或削弱国家的实力呢？如果日本、美国在步昔日西班牙和英国的后尘，那么后次贷时代的金融格局该如何构建？……让我们一层层揭开谜团。
金融资产是不是财富
如果不承认货币和金融资产是财富，那么那些账户上拥有巨额数字的人，难道都一贫如洗吗？如果承认货币是财富，那么一个国家增加货币投放，难道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增加吗？
货币软财富
亚当·斯密说：“国民财富不是由不能消费的货币财富组成的，而是由社会劳动每年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组成的。”7亚当·斯密的时代还是金银和铸币的时代，如今金银尽管已经不是货币，只作为工业和储藏用途，但是它们的价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提高。这足以证明，古典经济学家否认金银的财富价值是错误的，因为财富并不像他们所定义的那样仅仅局限于消费品，更不局限于有形的物质产品，财富是一切具有储藏、交换、比较意义的效用和使用价值。
如果说金银和铸币本身就有价值，而且因为商业交换中需要贵重的载体作为中介而成为货币，那么纸币呢？纸币是财富的符号，还是财富的一部分？而进入信用卡和电子时代后，更多的货币只是信息系统里的一个符号，连纸张和印刷的成本都没有了，那么这些电子货币是财富的符号，还是财富的一部分？
传统经济学一般把纸币或者电子货币当成财富符号、交换的媒介、现实经济的映像，认为纸币或电子货币本身不是财富。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5）
笔者认为，货币的确是财富的符号、交换的媒介，但是却未必是现实经济的映像，因为货币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与现实物质世界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事实上，货币对家庭而言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资产，对货币发行者（本国央行）而言则是债务。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外汇储备也一样，对本国来说是一项资产，对货币发行国而言，则是一项债务。从整个全球经济而言，所有的货币资产的总和永远等于各国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债务的总和。每一次货币发行，在增加货币持有人的资产的同时，必然增加货币发行人的债务—两项相抵等于零，所以货币发行不增加真实财富。
虽然如此，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一个家庭持有的货币资产是其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是其国家财富的一部分。只不过货币资产是软财富，而家庭拥有的房屋、消费品是硬财富。货币发行虽然不能增加真实的消费和服务产品，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信用财富。
因此，与硬财富不同的是，货币作为软财富的价值不在于它们的物理成本，而是它们所承载的信用—这种信用一旦得到社会的认可，立即就成为人们心中的效用体现，并具有使用价值；纸币或电子货币就成为一种独立的财富载体，并成为财富的储藏手段和储藏对象，成为金银一样的实际存在，并能随时转化为各种物质产品。承载着社会信用、商业信用或者国家信用的纸币和电子货币,还可以作为资本带来利息回报。总之，纸币或电子货币作为一种信用财富、软财富，尽管相对于物质财富而言具有特殊性，但绝不是虚幻的，而是现实财富的一部分。
虚拟资产非虚幻
有人认为虚拟资产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纯粹是幻想的”。
然而，我们却无法否认，虚拟资产的价格变动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财富变化。比如，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许多亚洲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虚拟资产价格相应下跌—在这场危机中破产的企业和倾家荡产的投资人不计其数，这难道不意味着财富总量的减少吗？比起20年前，日元的升值难道不意味着日本这个国家购买力和财富总量的增加吗？如果说虚拟资产的“价值”无论增加多少或减少多少，都绝不直接意味着实际财富的增加和减少，那么，很多科技企业诸如微软、雅虎、阿里巴巴、网易、搜狐等，它们在纳斯达克的股价所代表的财富难道是虚幻的吗？
显然，回答虚拟资产的财富本质，还要回到会计学上来。任何人持有的股票资产都是其他股东让渡的股权，任何人持有的债券资产都是另一方的债务—复式账簿、一增一减：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在创造的过程中的确并没有增加物质财富，但是却扩张了信用，创造了软财富。
在制造业硬财富时代，很多企业都没有对应的虚拟资产存在；而在软财富时代，大部分金融企业、网络信息企业的实体经济表现形式很小（无非是一些租用的办公场所和电脑设备），其主要价值表现形式就是虚拟经济—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否认虚拟经济是财富，就否认了它们的财富主体和主要价值存在方式。
实体经济的“波长”
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创造信用，发行货币、股票或债券。每一种金融资产后面都有雄厚的非金融财富和强大的信用作为支撑。一旦非金融财富的拥有者发展到可以创造信用、发行货币或者虚拟资产的阶段，他的财富总量就会自然延伸：富人可以聚集更多财富，企业资产就会升值，国家就可以获得税收之外的货币发行收入。当然，如果滥用这种软权力，恣意扩张信用软财富，也会造成货币和金融资产的贬值。比如，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滥发货币，就并没有增加“软财富”而是造成所谓“金元券”贬值。又比如，最近几年美国利用其国际货币地位，通过“双赤字”向全球大幅举债，结果不但没有增加软财富，反而造成美元贬值。近年来，欧盟也开始利用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向全球投放欧元，最终欧元也会贬值。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6）
所以，金融资产是实体财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信用延伸所衍生出来的“软权力”和“软财富”。任何金融资产一旦产生，就不再完全依附于它的本体，而是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一种金融资产估值的提高，就意味着该金融资产拥有者财富的增加；一国货币的升值，也意味着该国财富总量的增加。货币和虚拟资产的估值变化，本身就是财富价值创造或毁灭的源泉。
如果这样解释太抽象，那么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即便是木头，经过照射以后也会发热？为什么当我们盯着别人的眼睛时，能够感受到其中丰富的含义？因为构成木头、眼睛的每一个微观粒子都有它的特定波长。物质既是“粒子”也是“波”，“波”的特性和“粒子”的特性叫做物质的“波粒二象性”。物质世界尚且有“波粒二象性”，经济也不例外。金融软财富不是实体经济的“映像”，是实体经济的“波长”—“映像”是虚幻的，“波长”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理存在。
“波”是物质的一部分，金融资产也是财富的一部分：股票是上市公司的“波长”，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波长”，货币是国家财富的“波长”。金融资产都是软财富，是实实在在的价值存在，是不可否认的财富组成部分。
创造货币不是银行的专利
富人的专利
最早的纸币本质上就是富人的一个支付承诺。拿着这个写有富人“承诺”的纸张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兑换金银或购买东西。这个富人的信用所能达到的范围就是这个“承诺纸币”的流通范围。
在固定路线上做买卖的商人，首先把这种信用承诺书发展到不同的地理区域。为了减少携带金银的成本和风险，商人A可以在内蒙古的包头把货物卖给一个有信用的商人B，然后可以拿B在包头开出的信用承诺书，到他的山西省太原商号中提取金银。如果B足够富有，信用足够大，A甚至还可以用B的信用承诺书在太原购买C的商品，然后C再去B那里兑换金银。这样就产生了最早的商业票据—纸币的雏形和信用货币的鼻祖。
当这些在固定路线和区域内做买卖的商人足够富裕的时候，承载着他信用的一张张承诺货币，就成了那个区域的支付手段和交易媒介。于是，这个商人就成了中国早期的钱庄经营者或欧洲早期的私人银行家。
中国的钱庄和票号最早由富裕的山西商人建立，欧洲最早的私人银行家则是意大利人、佛兰德斯人、荷兰人。这些富贾商人发行的银票或钞票，一开始不超过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总额。可是慢慢地他们就发现，原来前来兑换金银和实物财富的总是存款人的一部分而已。当有人为了利息前来存钱，有人又前来借款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实物资本已经变得相对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维持他们的信用—对金融这个行业而言，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支撑它的硬财富意义就开始下降，“信用软财富”的意义开始成为主要载体。
从私人银行到国家银行
从贸易中赚了钱的商人，如果走过了持续扩张生意的阶段，很可能会转向金融。因为金融是富人身上自然衍生出来的专利，也因为金融所需要的精力较少，而利润却足够高。
从贸易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换路径，对于15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或者清末的中国而言，基本类似：商人首先经营商业汇票这一解决大额贸易和远程贸易的支付手段，然后就逐渐转向金融汇票。本来只向商人提供信用和贷款，逐渐开始向其他消费者提供贷款服务，在欧洲甚至还向王室贵族贷款，为航海家提供以船只为抵押的风险贷款以及战争贷款—对于风险高、数额大的贷款，由商业资本组建的银行往往不能承担，于是出现了私人银行联合贷款，并且进一步发展起投资银行等多种金融组织形式。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7）
最早的威尼斯银行、稍后的荷兰银行都是由富裕商人组建的私人银行。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如同商人赚了钱会逐渐转向金融一样，工业资本家也开始转向金融。
无论是从商业还是工业转去组建私人商业银行的富人，他们所创造的银票和钞票的价值都在于他们所创造的信用。他们发行货币的成本并不仅仅限于纸币的印刷成本，而是必须依赖于一定的黄金或者实物资本作为信用的保证。
尽管如此，隐蔽地发行远远超过银行资本的货币，在不破坏自身信用的前提下，的确可以获得数额巨大的“软财富”。通过发行货币而聚敛财富，比任何直接的财富聚敛手段都隐蔽而有效。私人银行这种通过发行货币挣钱的买卖实在是太“肥”了，因此，政府开始以“货币税”的形式对私人银行发行现钞课税，以作为货币发行特权的交换。
由于向发钞银行征收的“货币税”很难把握，同时也为了避免私人银行的信用危机造成的挤兑风波，很多国家开始逐步把货币发行权收归国有，由国有的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于是，人们开始把中央银行凭借其发行特权所获得的货币面值与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叫做“货币税”。货币税的征收形式一般包括现金净投放量和准备金的增加额。货币发行给货币当局带来货币收益税，可作为政府的收入来源之一。
货币自发地出现
中央银行通过发行钞票、向商业银行再贷款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等方式来创造金融软财富。商业银行也能够以资本金或吸收的存款为基础扩张信贷。商业银行发放信贷的过程也是信用软财富的创造过程。
假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0%，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必须把10%的存款依法存在中央银行以保证其信用，那么中央银行每投放10元的货币，商业银行体系就能够创造出100元的贷款—第一家取得这10元的银行，可以把1元存在中央银行，创造出9元的信贷货币；取得9元贷款的人把它支付给其他人，其他人又会把得到的9元钱存在商业银行，然后商业银行又可以创造出元的信贷……如此循环，最终10元的货币投放可以创造出100元[=10+10×(1-10%)+10×(1-10%)2+10×(1-10)3+…]的信贷货币。
可见，商业银行的信贷货币创造能力虽然取决于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以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商业银行体系创造的信贷货币总额远远大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
如果说商业银行创造的金融软财富的总额仍然受到“货币乘数”（在10%的存款准备金下是10倍）的限制，那么资本市场信用软财富的创造则更加社会化。股票的发行、债券的发行一般不受中央银行控制，而是取决于发行企业和承销的投资银行机构的信用，是纯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
在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的发行过程中，金融市场吸纳了大量货币，从而减少了实体经济中流通的货币，整个国家的货币量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但是接下来，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变化却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假设在牛市中，一个人从银行取出100万元购买股票，一段时期后把股票卖掉得到150万元，当这150万元的货币回到商业银行体系时，商业银行存款余额比他投资股票前增加了50万元；反之，如果一个人取出100万元购买股票，一段时期后股票下跌，卖出后只剩下50万元，商业银行的存款余额就净减少了50万元。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8）
由此可见，资本市场的涨跌也是影响一个国家货币扩张或者收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繁荣的牛市中，即便中央银行不增加货币投放，流通中的广义货币量也会自行扩张，因为资本市场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信用软财富；反之，在不断下跌的熊市中，一个国家流通中的货币量会自行收缩，因为资本市场每天都“蒸发”掉大量信用软财富。
除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信贷机构、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能够创造信用软财富、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之外，很多财力雄厚的商业机构也能够创造信用财富，增加流通中的“准货币”量。比如，中国很多大型商业企业发行了大量的礼品券和购物券，持有人可以拿这些购物券到旗下的连锁超市购买商品。这种购物券本身就是一种“准货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代替货币流通。其他还有经过背书的商业票据等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通，具有“准货币”的功能。
总之，纸币和电子货币的财富价值，并不在于纸张、印刷制作成本、它所依托的电脑设备或软件程序，而在于支撑它们的信用。金融软财富的创造过程，就是社会信用的创造过程。随着社会信用的飞速发展，除了传统的M0、M1、M2、M38之外，各种股票、债券、基金、回购协议、衍生合约、商业购物凭证，以及资本市场的涨跌等等，都能影响或直接创造信用软财富。因此，现代经济体系的货币创造，也早已超出了传统货币银行学所描述的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范畴—包括资本市场、投资银行和企业机构在内的任何经济主体，如果能够创造为社会所承认的信用凭证，就都是货币和信用软财富创造。因此，哈耶克说：“货币并不是必须由政府创造的法定货币。像法律、语言和道德一样，它可以自发地出现。”9
金融的财富创造效应和分配效应
在社会没有发展到需要金融的时候，金融的作用主要是财富再分配；当金融软财富的创造远远超出实体经济需要的时候，金融的作用也是财富再分配—而在这二者之间，不仅金融活动本身是软财富的创造，而且离开必要的金融活动，整个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都会止步不前。
金融因何而生
在农业生态财富时代，财富创造的方式以自给自足的农户单独作业为主，不存在大规模社会分工和商业交换。因此，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就能够满足小规模集市贸易的需求。这个时候如果政府强行推广某种纸币，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纯粹是对居民财富的掠夺。
例如，中国北宋时期就曾经发行叫做“交子”的纸币，流通时间不长就夭折了。这种画蛇添足的金融创造，除了纯粹的财富掠夺之外，没有别的意义。
而在商业社会、制造业硬财富时代和数码经济主导的软财富时代，金融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其财富意义就不同了。
如果没有钱庄、票号和早期商业银行，中国的晋商就不会发展壮大，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和欧洲北部的汉撒同盟就不可能有那么繁荣的商业。
如果没有资本市场和股票、债券等虚拟金融工具，早期欧洲的探险活动、航海活动以及各国东印度公司的综合贸易活动就可能因为不具备足够的资本和风险承受能力而胎死腹中。
如果没有威尼斯银行、荷兰银行、英格兰银行等机构的金融支持，意大利、荷兰、英国也不会有那么强大的资本聚集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9）
如果没有杰伊债券、铁路债券等金融工具，美国南北战争的统一就很难实现，美国的铁路也不会在19世纪得到飞速的发展。
如果不能够及时从“金本位”的货币体系中解放出来，整个世界的商业和贸易活动都会受到货币总量不足的限制。
如果没有1944年7月开始，44个国家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没有之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后来的国际贸易组织），以及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结算体系，也就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
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共同基金以及NASDAQ为主导的风险资本市场，世界上高科技、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就会大大减少，互联网、计算机信息、医药开发等行业就不可能有迅速的发展，微软、谷歌等现代财富巨头能否诞生，诞生后能不能存活，都很难说。
当然，任何金融制度、金融活动、金融软财富，无论它是否促进整个社会的财富拓展，都会对财富的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主导社会财富的分配。
黄金、白银主导的财富再分配
早在6000～6500年前，古埃及文献中就有关于黄金流通的记载。距今4000年前的法老时期，人们开始发现并大量开采黄金。当时就有关于黄金储量的地图，上面准确地标出了尼罗河与红海间的金矿位置。古埃及最大的金矿发现来自努比亚（现在的苏丹，在古埃及语中，努比的意思就是黄金），在法老的古墓中，还有努比亚黑人酋长向法老供奉黄金的图画。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849年，古埃及统治者先后对努比亚发动了4次战争，占领了那里的全部金矿。公元前1525年～公元前1465年又通过2次战争，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掠夺了大量金银。
古埃及人由于拥有了黄金这种原始的金融支付媒介，不仅可以吸引大量的奴隶人口发展农业，还可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商品。他们的贸易活动最早在东部地中海和克里特岛一带进行，随着古埃及造船业的兴起，贸易范围逐渐扩展到红海，甚至走出红海到靠近亚丁湾的东非索马里沿岸开展贸易活动。
以黄金为支付手段的区域贸易活动不仅增加了古埃及的财富，还使它有能力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发展农业、建筑业。因此黄金史学家格林说：“古埃及和古罗马的文明是由黄金培植起来的。”
黄金和白银等原始金融媒介在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也发挥了财富集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早期殖民时代的秘鲁、巴西先后发现银矿、金矿，极大地支持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经济繁荣。英国在印度、中国垄断贸易中获取的黄金、白银，以及它在南非发现金矿后的巨大黄金掠夺对于维持其英镑黄金标准的国际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等地的金矿是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得到的巨额白银赔款则直接帮助其完成了向金本位制的转换。甚至中国台湾经济的起飞也得益于蒋介石政府在逃离大陆时运走的黄金、白银储备。
然而，作为曾经的全球金融巨头、19世纪全球第一白银大国，中国却在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吃尽了苦头。
由于19世纪大部分西方国家实行了金本位（日本也于甲午战争后完成了金本位的转换），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全球黄金不断升值，白银不断贬值。而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直到20世纪初也没有改变。此时中国的经济背景是以农村自然经济为主，制造业处于萌芽状态，基本上没有制造品出口能力，因此白银贬值并不能刺激中国出口，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在进口机器设备和西方工业品方面支付了更多货币，而在出口原材料方面又少赚了大量利润，用黄金支付的部分战争赔款价值也相应增加，结果在被动卷入世界经济和分工体系的背景下，因为白银贬值损失了大量社会财富。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10）
1934年，由于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通过了《购银法》，并于8月9日开始执行，下令白银国有化并从世界市场购银。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的飞涨，从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美元涨至10月份的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涨至美元。由于用升了值的白银购买进口货物再卖出，时间较慢，而直接出口白银获利更快，因此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由于鸦片战争前后100多年的不平等贸易和战争赔款，中国白银持续外流，中国作为白银大国所拥有的白银总量相对于国内贸易结算需求已经略有不足，因此美国《购银法》引起的白银外流迅速使中国陷入通货紧缩状态，银行银根吃紧、市场萧条、商家纷纷破产。
在“白银危机”后的1936年，中国政府被迫进行了“法币”改革。美国则趁机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规定了中国的售银所得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中国将在美国铸造含银量为72%的一元和半元辅币；以中国存在纽约的5000万盎司白银作抵押，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外汇基金等条款。
总之，由于在19世纪开始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作为白银大国的中国，不仅没有用金银（尤其是白银）作为国际购买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手段，反而不断损失白银资源，最终失去了国内金融的主导权。
信用货币主导的财富再分配
一个国家为了满足流通和交易的需要，可以通过国家信用创造发行货币。然而，如果超出流通和交易的需要，大量印刷钞票或者通过再贷款增加货币投放，就会造成国家信用降低、纸币贬值。在纸币贬值的过程中，软财富的价值总量并没有增加，但是货币税却会提升，有财富再分配效应。
例如，前文提到，国民党政府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利用法币改革，向全国征收巨额货币发行税。由于大量发行法币，造成法币的连续贬值，迅速使货币持有人手中的财富流向货币发行人。其中，1948年8月20日～10月28日，政府仅通过发行“金元券”，就在上海得到黄金万两、银元369万元、白银96万两、美钞万元、港币1100万元。10
解放区政府也曾经用发钞的办法解决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1949年，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的价值相当于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相当于303亿斤小米，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11人民币的发行额从1948年开始大幅度增加。1949年7月底，人民币发行达到2800亿元（旧币），9月底达到8100亿元，10月底达到11000亿元，11月增加到16000亿元。12
如果一个国家发行的纸币仅在本国流通，那是当局向本国居民征收货币税；如果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可以在国外流通，那就是向外国的企业、居民、政府征收国际货币税。
在中国、西班牙、荷兰作为金融大国的时代，当时的国际贸易支付手段主要是黄金和白银。一般而言，某一地区的标准金属货币通常只在本区域内具有支付能力。而国际范围内的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通常必须以足额的金银来实现，所以“国际货币税”的概念在现实中的意义还很少。在荷兰等国的商业银行发明了汇票、票据等金融支付手段并用于跨国经济贸易活动以后，在很长时期内，银行汇票仍然是以足额黄金为支付基础的，仍然谈不上“国际货币税”。只有在中央银行成立、国家成为发行货币主体，某些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金融软财富创造能力超越国界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税。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11）
因此，历史上首先发行国际货币、并向其他国家征收国际货币税的国家是英国。虽然英镑本位与黄金挂钩，但并不是所有的英镑都以足额的黄金为基础，也就是说，黄金兑换条件只是一种必要的信用保证。超出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量而发行的境外英镑，就是英国向外国征收的国际货币税。显然，我们既要看到英镑海外发行的巨大利益，也要看到英国这种国际货币的创造能力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而这种巨大的软财富创造能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英国经济和庞大的黄金储备。
如前文所述，早期的纸币不过是富人的兑换承诺；而在国际范围内，国际货币就是富国的一个支付承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替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富的国家，人们更愿意相信美国这个富人的“兑换承诺”，于是美元替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虽然以黄金兑换为基础，但是，超过美国黄金储备量的境外美元，都是美国向全球其他国家征收的国际货币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国际支付地位之后，美国可以用发行创造美元的方式，消费别国的财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购买其他国家资源、支付海外军费开支，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财富扩张和政治、军事扩张。
当然，也只有美国人愿意用美元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或服务，或者到海外投资时，美元才能投放到海外，国际贸易才有足够的支付手段和交易媒介。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美国作为世界货币发行国可以享受巨大的财富利益，同时也要看到美元这种软财富的创造，对于全球经济的积极意义。
其他金融软财富的财富分配效应
除了货币之外，商业信贷、股票、债券、证券化资产、信托凭证、货币市场及商品市场合约、衍生金融工具等金融软财富的创造过程、价格变化过程都具有财富再分配效应。与货币发行、货币流通范围扩张、货币价值变化不同的是，这些金融资产的财富分配效应不像货币的财富效应那么宏观，而是微观和具体的。
就商业信贷市场而言，利率的变化是决定存款人和贷款人利益的主要杠杆。毫无疑问，较高的利率有利于存款居民，而较低的利率有利于贷款企业。如果保持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较大的差额，则有利于商业银行等垄断金融机构。
资本市场的繁荣常常使持有证券资产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更加富裕，而让那些不持有证券资产的贫穷居民更感觉到囊中羞涩。常常因为资产市场价格上涨而水涨船高的房地产市场，虽说并不能让那些只有一套住房的居民口袋里冒出更多货币，却能让那些没有房屋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更加拼命地工作。商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化，也会把财富在套利者、投机者、套期保值者之间分配来分配去。
而那些能够大量创造信用软财富的商业企业，也能够占用大量免费的资金，从而赚取金融利润。
比如，几乎所有大型商业连锁企业都通过给供货商延迟付款而占用几十亿、数百亿的资金。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时都是即时付全款，而大型连锁超市给厂商付款却有平均60～90天的账期。长期占用的这笔没有成本的资金自然可以用来投资获取利润。又比如，许多发行购物卡的大型商业企业，在货物没有销售出去之前就占用了大量购卡者的资金，也有准金融的免费资金来源。还有很多房地产企业在房子只有一个图纸的时候就开始收钱销售，从而占用了数以亿计的资金。甚至某些大型连锁房地产中介公司，都可以要求购房者先把钱交给中介，然后等房产过户手续完成后再把房款交给卖房者，只需要平均3天的收款、付款时间差和足够的客户交易，就可以长期占用上亿元的资金。
第二部分 金融优势“双刃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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