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农村农民的抗租、抗粮、抗税等斗争也有所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阶级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
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影响下，由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工农红军有了很大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增多、扩大。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看，总体上说，革命斗争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败时，有了明显的好转。
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来看，矛盾进一步激化，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兼之李立三受到共产国际一系列“反右倾”指示的影响，头脑开始逐渐发热了，他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敌人统治的危机、崩溃和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从而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
当时，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一个十分乐观、十分狂热，但又十分虚幻的估计：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迁都北京，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权；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
1930年春，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多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的观点。
193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领导“五一”示威活动。总行委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上海“五一”示威工作计划大纲。指出，“五一”示威总的路线是：坚决组织全市的政治罢工和同盟罢工，扩大武装拥护苏联和苏维埃运动，加紧反对改组派、取消派和黄色工会的斗争，发展赤色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健全支部生活等。并要求“五一”前增加党员520人，其中产业工人成分占半数，每个支部要建立一队工人纠察队，4月12日以前全市应建立170个纠察队。
3月30日全国总工会、互济总会、上海工会联合会等7个革命团体，联合召开上海“五一”总罢工筹备大会，讨论罢工和游行示威等事宜，并成立了全市“五一”纪念筹备会。
4月20日，上海工人纠察队在杨树浦路举行大检阅典礼。《上海报》指出：“上海工人纠察队检阅成功，是四次暴动胜利的信号。”
李立三在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准备“五一”工作的报告。他说：“ 世界革命的发展，一天天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并确定了“坚决执行城市中组织政治罢工示威，农村中组织地方暴动，士兵组织兵变，红军极力扩大向着中心城市、交通要道进攻”的策略。他还规定今年“五一”要根据党的中心策略去“组织全国总的示威运动”，“促进直接革命形势更快地到来”。
5月，在国民党各军阀之间爆发了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的三场战争；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双方共投入了100万以上的兵力，波及中原和华南的广大地区，既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也减轻了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据此，李立三越发兴奋地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
6月11日，由向忠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关向应、项英等，温裕成、李维汉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革命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他在文章中曾写到：“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士兵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的严重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李立三在对形势的估量时，还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他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中国将会在这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他说，“认清这一点是解决目前党的路线的基础。如果中国革命不能掀动世界的革命高潮，则党的一切路线将成为不正确的，如果不能引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则中国革命最后还是失败。”
第二，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量，李立三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力量和准备革命的主观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他认为，只要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过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
第三，关于革命道路问题，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他强调“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他认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政权。”他批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转变过来”。
第四，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上，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他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而错误地认为“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此他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在城市“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在农村消灭富农经济；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阶级专政”。他认为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要求全国各地举行武装暴动，“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李立三心目中的战略“总方针”大致是这样的：
关于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准备组织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还计划组织哈尔滨、大连、抚顺、北京、天津、唐山、郑州、开封、广州、香港等各地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2)
而为了配合上述南京兵暴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江南省委计划组织徐州、海州、蚌埠、南通、泰州、如皋、芜湖、安庆、杭州以及皖西北和浙西南地区的武装暴动；
为了配合武汉暴动，长江局计划组织信阳、黄陂、宜昌、沙市、阳新、大冶、安源、常德、重庆、万县等地的武装暴动，并截断京汉路、陇海路、武长路等铁路线；
为了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北方局则计划组织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天津六大纱厂同盟罢工、北京四大铁路同盟罢工和四大城市的同盟罢工。
关于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力争武汉首先胜利。规定：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九江，夺取整个江西，切断长江；湘鄂赣地区的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西地方暴动，占领大冶，切断武长路；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帮助鄂西和鄂西南地方暴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配合武汉暴动，占领武汉。
同时命令右江地区的红军进攻柳州、桂林、在广东之小北江地区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敌军向北增援，最后配合东江红军，夺取广州。
与以上计划相联系，还要组织全国性的政治大罢工。
6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政治决议：组织全国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示威运动。
同日，李立三署名在《红旗》上发表“准备七月十六日反军阀战争的大示威”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七月十六日举行全国的反军阀战争的政治罢工与示威行动，特别号召全国各大产业中心的无产阶级要来广大地参加这一行动……七月十六日要在这些全国大城市举行总政治罢工，要以反军阀战争为最中心的政治口号。”
7月16日，李立三在《红旗》署名发表了“再论革命高潮是名词的争论还是原则的争论”的社论，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逼迫革命高潮——暴动形势，我们已经处在伟大事变的前面，中央正在动员全党同志坚决英勇地去领导广大群众，向敌人做猛烈的进攻，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做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这样严重的历史任务的当前，每个同志都应当在中央领导之下，特别努力来完成伟大的任务。”
这且不说，李立三的冒险计划甚而还包括要掀起“世界大革命”。
7月19日，李立三在《红旗》署名发表了“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的社论。文章一开头，李立三首先引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0次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第三时期的解释：第三时期，是所谓“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同时还引用莫洛托夫所说谓“在‘这个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好像战后资本发展的各时期中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的发展。这种复兴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发展成为直接革命形势。”
李立三据以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不会是中国革命单独胜利”的结论。
为完成上述任务，李立三要求组织行动委员会。
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八十四号通告》，要求“各省需成立行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来发动目前的工作，同时必须积极地动员全党，使同志们了解革命形势的转变，坚定对于策略执行的决心。”
7月28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根据中央命令一度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城(8月5日被迫退出)，李立三闻听更是兴高采烈，认为他的主张和计划是完全正确的。进而认为长沙的占领，象征着“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客观形势已经成熟了。”因此，坚决要求加紧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强调这些暴动的胜利，便是“蒋介石的倒台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严重问题。”
8月1日、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决定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还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的数十万中国工人应迅速武装，“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提出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也应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的反动派。
李立三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地前进”，其错误逐步发展到顶点。
在8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第一部分是“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的危机”；第二部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第三部分是“两个政权与两个战争”；第四部分是“反革命的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第五部分是“中国革命的总要求”。其中提出了29点要求，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李立三29点纲领”。(1)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2)没收帝国主义一切银行及各种公司、企业；(3)否认一切外债；(4)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5)驱逐一切外国海陆军；(6)收回一切租界、租借地、割据地……(15)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士兵……(21)实行民兵制度，创建工农红军……(28)实行全国的免费义务教育……第六部分是“积极的全国武装暴动的准备”，提出“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都积极地组织起来，准备着全国之伟大的武装暴动，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最后的决战。尤其在红军占领长沙，迫近武汉，及武汉工人积极准备暴动的时候，中国革命马上便有在武汉附近省区首先胜利以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可能。我们极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完成工农劳苦群众的解放。”……
这次史称为“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时间虽然只有3个月(6月到9月)，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勉强发动了总同盟罢工，或者搞飞行集会和武装暴动，而遭到失败；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11个省委，遭到部分或全部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使刚刚恢复起来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摧残，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苏区和红军也遭受到严重损失。如红二军团奉命进攻长沙、武汉的结果，部队由1万多人减到只有了3000多人，被迫退往鄂西山区；红七军奉命转战中，也由6000人减到2000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红一军西进后，皖西根据地被敌侵占；红十军在进攻九江等地战斗中，部队损失很大；川东游击军进到房县被敌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苏北红十四军奉命进攻南通等地，主力被打败，丧失了根据地；闽西红二十一军和东江红十一军、浙南红十三军也都先后遭到失败，陷入艰苦的斗争。
对于李立三所犯的这一严重错误，已经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李立三在生前也始终是“认账”的。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3)
二、立三路线的纠正与中止
周恩来在参加了共产国际7月16日和23日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后，离开莫斯科于8月19日或20日回到上海。
在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也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周恩来把向忠发、李立三说服了。在8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说：“听了伍豪(即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承认自己“确是不妥的”。向忠发在结论中也说：“在今天讨论后，应有一电报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伍豪回国后，政治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
8月2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向忠发名义给国际的电报，表示：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
8月26日，瞿秋白也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进一步承认了错误。
从9月1日起，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9月上旬，中共中央接连给长江局发出三封指示信。9月1日的信上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
9月4日的信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你们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不仅是先进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需计及)弄清。”
9月9日的信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干部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
这三封信，停止了武汉暴动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9月4日，中共中央还决定恢复被李立三撤销了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决定停止武汉、南京的暴动和上海的总同盟罢工。
此时，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共产国际，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
电文说：“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地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中央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坚决反右派及调和派的斗争，立三同志坚决，因此，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准立三暂不来国际，可否××盼复”。
经过酝酿和准备，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
首先，由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报告。
向忠发在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称：从二中全会到1930年1月，是“革命开始新的高潮时期”，党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是“坚定的”。从1930年2月到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新高涨更加成熟的时期”，党中央的路线仍证明是“正确的”，是“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的”。
周恩来在传达了国际路线的要点之后问道：“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计，遂至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中央在检查了自己工作后的批评是很深刻的，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指导的，负责问题是整个的。当然，我们也批评到立三同志负责是要多一些。”批评了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周恩来在全会上发言的这个基调，完全来自于1930年7月16日和23日他参加的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会议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的决议案的批评还是很温和的，甚至到8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然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
接着，李立三发言，勇敢地承担了责任，诚恳地作出了自我批评。李立三在发言时一开头就说：“听了特生(即向忠发)同志(所作的)中央工作的报告，少山(即周恩来)同志(传达的)国际决议案的报告，的确使我们感受到必须在国际指示下来充分检查我们的工作上与各方面的策略。在两个报告中都已指出中央过去在某些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这些，我完全是同意。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责任)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在国际指示之下，来检查工作，应先把我自己所已经了解到的错误在何处——不仅在表面的，而且应当检查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只有如此，才能根本肃清这些错误，切实改良和学习。特别是我们没有经过列宁主义好的训练，更是容易犯错误。如果没有学习教训的精神，那就更是莫大的危险……同时要知道也只有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才能更有力量巩固正确的路线。”
随即，李立三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问题、非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革命的转变、总行委组织以后、党内斗争等9个方面作了检查。指出“对三中全会郑重说明自二中全会以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不少错误，这一次更加明显，在三中全会上，必须要使这些错误彻底肃清。我对错误应多负责任。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使党以后在策略上能够稳定。我们已经知道进攻，但进攻策略知道太少，我们必须切实讨论与学习进攻策略，检查过去工作来学习进攻的策略。”李立三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有改正的决心，受到大家的好评。
1940年李立三在回忆中曾经写道：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4)
在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报告后，我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最近几个月来，政治局犯了一些策略性的错误，首先应该由我负责。我犯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原因是我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形成了错误的看法，过高地估计了革命运动的来势和发展速度，所以产生在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组织起义的错误方针。我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不理解、也不重视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和巩固红军的重要性……”“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了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想起给党造成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犯错误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点：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努力向党、向人民赎罪补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全会接受共产国际7月23日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案》，肯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指出：“在全国革命新高潮的形势之下，中国党一年来又有了大的发展，中央的工作有了大的进步。”这表现在：“党员增加到12万以上，《红旗》销一万份，赤色工会发展到10万以上，苏区将近300余县，红军10万，农民赤色卫队百万以上。”
《决议》承认过去“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全会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为中央委员；补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改选后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10月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以及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工作。
这样，经过周恩来，瞿秋白等的努力，在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地位，武汉、南京的暴动和全国准暴动的计划已经被取消，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已不再执行，中央和地方的革命行动委员会组织已经被撤销，党、团、工会组织已经恢复，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已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总之，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经得到了纠正。这标志着李立三的错误已经得到纠正和克服。
三、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
那么，立三路线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形成这条路线的理论基础及其源头在哪里？从实事求是地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很值得探讨并梳理一番。
“立三路线”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因素。
从主观上说，是由于李立三本人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能严格地把握住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从客观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隶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要听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挥。就连中共中央1929年11月1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的决议案，也都是遵照共产国际1929年10月26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而办的。该指示信说：“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
在1930年6月11日以前，李立三对来自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一般来说，不仅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始终都是步步紧跟，而且在可能情况下还必然会“创造性”地“更积极”地执行。
因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产生，在客观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 的理论和策略直接导致的。
之一、“立三路线”与六大的决议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李立三提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直接来自于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
中共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有一点就是虽然承认广州暴动为“退兵时之一战”，使“革命降低于低潮”，但仍然认为“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的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因此，要求“宣传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以准备新的高潮。”可见，六大并未完全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而继续走着“左”倾的错误路线，不但秋白的盲动主义未被明确清算，而且为尔后的“立三路线”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也指出：“六大错误的方面也不少……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中共六大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亲自领导的，所通过的决议都是经斯大林亲自审定的。不言而喻，中共六大决议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斯大林是分不开的。
之二、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李立三“左”倾错误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第三时期”理论，是布哈林根据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精神，于1928年8月28日在共产国际六大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来的。
这一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18年至1923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时期”，即革命高潮的时期；第二时期是1923年至1928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和局部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复兴’的时期。”各国革命运动失败，是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自己斗争的时期”；第三时期是1928年以后，认为“在第三时期中，生产力发展与市场缩小二者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因此，它必然要导致一个新的时代的产生。”在这个时代中，“一切帝国主义矛盾都越发尖锐起来”，会爆发一系列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总之，“这一时期将通过资本主义的稳定日益动摇，并使资本主义总危机必然走向极端恶化的地步。”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
“所谓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与战争时期。斯大林所担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也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斯大林认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
“第三时期”理论成为一个时期内共产国际指挥世界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它夸大了帝国主义之间和帝国主义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夸大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革命力量增长的形势。为使全党接受这种对形势的分析，李立三本人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讲话，不止一次地复述“第三时期的理论”。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5)
1930年7月19日，在《红旗》第122期发表中央6月11日决议的同一期上，李立三署名发表了《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的社论，文章一开头他就首先引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第三时期”的解释：第三时期，是所谓“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
李立三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应当特别注意两点基本认识：“第一，资本主义是普遍的危机，而不只是在某一国的危机；第二，目前世界的形势要发展成为世界直接革命形势——世界武装暴动的形势，是必然的，并不只是可能的。李立三还引用莫洛托夫的话：“在这个‘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好像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时期中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的发展，这种复兴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发展成为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据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不会是中国革命单独胜利。”
1930年8月6日，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第三时期”理论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说：“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世界为资本主义之一切内外矛盾的紧张，整个经济制度之严重的危机，显然表示要急剧走向崩溃与死亡，是整个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种“全世界普遍的逼近于直接革命的形势”之下，对于“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的中国革命来说，由于“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因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大爆发。”“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在空前猛烈的斗争，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
基于上述对形势的过高估计，所以制定了城市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调动红军攻打大城市，在白区普遍号召总同盟罢工，动员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以便建立苏维埃政权，“首先争取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进而过渡到全国的胜利。
立三路线对形势的分析、估计，正是来自“第三时期”的理论，这是李立三“左”倾路线错误产生的基本理论根源。
之三、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对立三“左”倾错误的直接影响。
中共六大闭幕后，紧接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于7月17日至9月1日举行。大会对中国革命斗争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以及当前革命性质斗争策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布哈林在7月18日的报告中指出：“种种客观迹象证明，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现在已具备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前提。这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一项中心任务：必须把群众团结成一个整体，使敌人无法逐步地、各个击破地消灭我们这支无产阶级大军……转变到最有胜利把握地准备群众起义的立场。”
关于中国革命的成就及其国际意义，会议决议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目前明显地反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起义和革命上……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充分显示出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决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指出：“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因为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惟一道路。”决议要求中国党“使力量的对比变得有利于无产阶级，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收回外国租界，把外国铁路、外国银行等收归国有)，使尚未统一的国家实现全国统一；推翻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剥削阶级的政权；组织工农苏维埃和红军，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尽管共产国际不恰当地把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列为当前的革命对象，过早地提出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确定为中国革命的当前目标，但是对于作为共产国际隶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来说，自然是要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才是，否则就是对共产国际的不忠。这些都是对李立三盲动路线的直接影响。
之四、共产国际4次来信，坚持开展“反右倾”斗争，直接催生了立三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中共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止一次地指令中共开展反右倾斗争。斯大林曾经写道：“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着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
在192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幕后操纵大反共产国际内部的右倾，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被视为右派。会后，布哈林再不露面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共产国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曾写道：“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库西宁宣称：‘斯大林本人是中国问题的最高权威，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目前应予中共中央以何种补充的指示的问题，也极有兴趣’。接着，他提议组织一个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秘书，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
1928年11月初，即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找张国焘、瞿秋白去会谈，商讨指示信的内容。
斯大林在国内大反布哈林的右倾，同时也在“各国共产党内更疯狂地反右倾。这就抹煞了各国的实际情况，似乎只有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人，才能算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从1929年2月起，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4封指示信，都是着重反对右倾的，把“左”倾进攻路线转输到中国党内。以下是事实：
(1)“本来，李立三任常委之初，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1929年1月他为中央起草了一个说明当时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通告，公开提出了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在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李立三的这个观点，很快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被批评是一种“悲观情绪” 。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就党的策略和当前的主要任务作了明确指示：“告诉中国共产党注意在革命低潮情况下，由于悲观主义情绪和一部分党员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而产生的右倾危险。”重申“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要“消除幻想，揭露国民党的政策，动员劳动群众去反对这个政策，发动群众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必须始终记住一个实际的目的，即尽可能使党和广大劳动群众做好准备，以便将来完成革命高潮中的任务，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
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盲目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信，跟着共产国际一起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比如：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6)
192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2月8日要求反右倾的来信后，决定接受国际训令，并由周恩来起草议案。5月1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决议案《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2月8日训令的决议。决议一开头就指出：“国际2月8日来信是指示中国党应针对着现时情形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于一切工作上。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指示(除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还没收到外)足以成为中国党内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党目前“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训令“足以端正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领导”。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的二月来信作出了政治决议案。决议案在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以后指出：“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证明(中共)六次大会与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的指示信所指出的，目前党的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是完全正确的”。“党应更坚决地继续执行这一争取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明确提出了“准备武装暴动的路线。”
决议案进而明确提出了当前党的任务是：1、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反对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2、坚决领导反对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展一切群众的斗争；3、扩大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4、加强领导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5继续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坚决斗争……9、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10、加强(军阀中的)士兵运动的工作……15、加强党员军事化与群众的武装训练组织。“党的策略路线是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来争取公开的活动”。
(2)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重新强调指出：在中国农村存在着“掀起强大的农民运动新高潮”的长期因素，存在着发展农民的组织和使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革命化的长期因素，“这种前景现在已经展现出来了”。
为此，共产国际作出了一个极端反对富农的建议，强调既反对地主、又反对富农的剥削形式。建议“不必考虑富农，不必担心富农会离开革命”。来信还规定了要发动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即使富农也参加反赋税、反军阀的运动)。要求在分地主土地时，不分给富农土地。这不仅为限制而且消灭富农的政策开辟了道路，也为侵犯雇工的和想发家的中农的利益开辟了道路。
共产国际在建议中再次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指出：“在党的面前，摆着这样的任务，就是要在斗争的本身过程中，准备和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战。因此，党就应当真正用革命精神去尽量发展成千上万群众的革命毅力和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政治局于9月1日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此，通过了“接受国际农民问题的指示的决议”。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在过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问题，就是富农问题”，指出：“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以消灭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以摧毁乡村中之封建基础”；“应坚决地反对富农”，“因此，这一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应当从雇农起到中农止”，“与富农争夺领导权”；“党在目前农民斗争的策略，是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他们的斗争，以走向新的革命的高潮”；“提出群众一切迫切要求的口号，反对捐税，反对民团，反对高利贷、减租、抗租、借粮、分粮、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等，来发动一切被剥削压迫的群众斗争”。
(3)1929年7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在目前这个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共产党有可能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尾巴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动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这些落在后面的倾向，这些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残余的反映，因为除非把这些倾向克服，共产党就不能完成作为工人运动中先锋队领导工人阶级走向新战场夺取新胜利的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9年7月3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的政治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资本主义危机第三时期理论和全世界革命高潮的形势，强调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对“立三路线”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中共代表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陆定一等出席了会议，在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时，开展了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斗争，瞿秋白、邓中夏发了言。库西宁作了报告。在讲到中国革命局势时，他说：“中国工农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先决条件，在农业危机尖锐化的基础上趋于成熟。任何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平静的’，‘基马尔式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在中国，现有的基本矛盾不是克服了，而是尖锐了，这就必然导致新的革命总危机。而这个危机将具有比1926年—1927年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性质”。
米夫(中国问题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在7月10日的发言中也强调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失败了，但直到现在，中国在殖民地世界中仍然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一个最狭小、最薄弱的地方”，“中国仍将是这些帝国主义的矛盾最有可能爆发为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地方”。“由此可见，提出新高潮必将到来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它的征兆”。米夫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克服目前在其队伍中出现的那种右倾性质的动摇”。
1929年7月20日，共产国际第十次执委会关于中国的决议，就当时中国爆发的三派军阀内战——蒋桂战争与蒋冯战争的形势指出：“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工农革命运动新的强大高涨”，“无疑义的是正在增长着，而这个高涨结果，不能不建立苏维埃——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机关”。指示中共“应该建立斗争委员会，并利用这种委员会来在没有革命的阶级工会的地方建立起工会，并且使秘密工会冲出秘密状态”。这就是李立三在1930年8月初提出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的理论根据。
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会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一开始就说：“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经过详细的讨论后，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体会议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并且深切感觉全体会议的路线与一切决议都极适合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特别反对党内右倾取消派及调和派的论断是给中国党战胜取消主义与调和派的最锋利的武器。”认为“右倾的危险仍然是党内最严重的问题”，要求“更迅速地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坚决地接受国际全体会议的指导，以最坚决的精神，反对这种反映社会民主党遗传的尾巴主义倾向。
(4)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关闭了北满的苏联领事馆，7月10日又逮捕驱逐了几百名苏联铁路人员，夺取中东铁路，没收电报设施，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和贸易关系，即所谓的“中东路事件”。7月18日，共产国际发表了关于中东铁路争端的声明，更加“左”倾冒进。因为中东路事件的发生，苏联迫切需要中国国内出现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保证苏联能够赢得对张学良东北军作战胜利和防止日本乘机发动反苏战争。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期已经成熟。要求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发动群众支持苏联、保护苏联，一方面领导群众斗争走向革命高潮。这充分反映在它于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指示信中。这封信是作为6月7日就农民问题和工会问题两封指示信的补充，是对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产生，都是影响最大的一封信。
指示信指出：“中国最近的事实，迫着我们在没有接到你们关于党在现时条件下的行动和路线的消息的时候，就来说一说我们对于中国时局的估计，就来预先指出你们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公然宣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并列举了危机的十种表现。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7)
指示信指出：“工人运动的新潮流正在高涨，这是革命新浪潮的发动；”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游击战争运动，也“正在复兴”。虽说现在还不能预言全国革命危机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然而“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地展开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
指示信严厉批评了中共“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软弱无力，即革命工会运动和党本身的组织程度落后于发展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对中国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乃是最主要的危险”。并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所谓“最近的任务”……
指示信还说：“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都纠正过来了……现在要以全力鼓励更加紧阶级的冲突，领导群众的愤怒情绪，按照阶级冲突的向前发展而提高要求，把革命的斗争日益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上去。”
最后特别强调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心理倾向……这些倾向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倾向就是否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就是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抱尾巴主义态度。如果共产党不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它就不能起到发动、组织和领导新革命高潮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这些不正确的分析和要求，并不断作出决议要各级党组织努力贯彻，命令全体党员用尽一切力量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实行武装保卫苏联，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力争中国革命和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信使李立三的头脑发热起来，1929年11月26日他在江苏省党代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为此，就得发动全国的武装暴动。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提出了城市工人暴动、农村红军进攻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计划。
决议在规定党的任务时指出：“党必须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必须在一切宣传鼓动上，最大限度地暴露国民党一切派别的反革命作用，必须在群众一切日常斗争中联系到目前两大任务，发动群众斗争到更高度经济的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斗争。应准备群众，破坏一切军阀派的政权，破坏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之一切企图，‘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成为党在群众鼓动中主要的紧急的口号”。
继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之后，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个通告，即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的《中共中央通告第70号》。
《通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不恰当的判断：“目前全国危机是在走向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发展”。“工人斗争是走上了政治的直接斗争的形势。加之农村斗争的发展和深入，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和胜利，敌人军队中的兵变之惊人的发展，更足以说明全国群众斗争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整个中国从广东到直隶，从四川到江苏”，“都笼罩着危机和革命运动。因此，我党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加强政治领导，加强主观力量以反抗和冲破反动统治的压迫与进攻，以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要求各地“组织工人的政治斗争，各地区的起义和军队的暴动”，“使城市工人政治罢工与示威的发展做成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要求“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会合。”
《通告》说：“目前的形势很清楚，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省，特别是在武汉及其邻近的一些地区取得胜利”。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士兵暴动同起义的计划结合起来”，“调到各大中城市去的红军能在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能把党变为直接推动革命高潮的因素”。强调指出，“目前总的政治路线是积极进攻的路线”，即“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
李立三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思想和要求，就在2月17日这次会议上，李立三在报告中说：“全国大混战又要爆发了。这一战争是比较持久的战争；今天在全国范围内固然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但这一混战有可能爆发一个直接革命的形势。在某几个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首先就是湖北问题。”
1930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讨论了进军武汉和加速武汉起义的计划。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之下，李立三在3月26日的《红旗》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文章。他引用中共六大决议案说，因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所以他主张在一省或几省中先建立革命政权，他写道：一次柏林暴动，也许会引起全德国的支持；革命在巴黎的胜利，也许就是全法国的胜利；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这样的城市。上海是工业的中心，如果暴动成功，也许会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然而即使到那时，“反动势力”仍旧可以撤退到另一地域，继续作战。因此，中共的任务，就是要首先在一省或数省中争取政权，然后再成立革命政府，完成全国的革命胜利。
5月24日，李立三又在《红旗》上刊登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一文，不相信依赖当时的红军能取得城市基地。他说，“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的领导者，农民不过是它的盟友。一切战略路线都不能离开这一原则。”
这就不难看出，李立三这个思想是直接来源于共产国际一系列指示的结果。正是共产国际一再强调的反右倾斗争，严重地助长了立三“左”倾错误的发展，从而一步步地把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推向了“左”倾的轨道。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8)
之五、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是李立三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共产国际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经验加以模式化、绝对化，机械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照样模仿，一再指令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比如：
1928年2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写道：“党在领导各省的自发的农民游击运动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运动只有在跟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的条件下，才能变为全民起义的胜利的起点。党在这方面也应当看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邻近省份组织互相配合的普遍的起义，而且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起义。”
在中共召开的六大上，共产国际继续以城市中心论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缺乏深入的分析，更没有把这一“不平衡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因而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以及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共产国际不懂得应该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因而错误地把农村斗争看做城市斗争的配合力量，把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看做城市武装起义的辅助手段，甚至认为“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阶段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对正在兴起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农村游击战争的估计很悲观。他认为农村游击战争“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如果集中，则会伤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是不会满意的”，“到这个时候，农民一定要起来反对红军”。因此，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虽然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还是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时，国际指责“不要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国际认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只是一个支流，是举行城市武装暴动的配合力量，念念不忘要红军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城市暴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案》就指出：“必须反对对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从而必至失败的游击战争的迷恋(这种危险，在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方都曾经发生过。)”
1929年10月26日国际给中共指示信中也说：苏维埃区域“以及南方的绵延不断的游击战争——这便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的雄伟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的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1927年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无产阶级的经济罢工斗争，正在发展着……这种斗争大有转变为政治战斗和游行示威的趋势”。
李立三就是根据共产国际不要“离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的指示，把组织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等同起来。他认为，如果不在城市里搞工人武装暴动，那就等于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1930年3月，李立三在《红旗》第88期上发表的《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中说，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工人的争斗，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工人的武装队。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命。”而“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斗争，主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斗争——武装暴动”。这是李立三坚持和照搬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既形象又典型的语言。
同年4月5日，李立三发表在《红旗》第90期上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也写道：“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是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他批评说：“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李立三特别强调“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胜利的条件，特别要加紧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策略”。
所以，中共中央在1930年6月11日的决议中规定要“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关于向城市进攻的指示，是李立三提出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之六、李立三主张的革命转变，来源于共产国际“不断革命”的影响。
早在1927年中国还处于革命低潮时，中共中央于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指导。罗明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他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明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是有影响的。
会议接受了罗明那兹的“左”倾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无论在性质上还是速度上，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提出了一套“左”倾的理论和政策。
共产国际反复强调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完成”。国际六大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转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革命营垒，因而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1930年4月，《红旗》发表了李立三所写的社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社论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柱石”。
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杂志(1930年第415期)发表文章指出，“或者是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一道，消灭帝国主义，或者反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苏联和帝国主义同时存在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当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而世界革命处于暂时静寂的时候，否认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必然导致否认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就是否认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帝国主义的朋友，无产阶级的叛徒才能这么做。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现在，我们正处于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爆发革命的前夕。如果在这一时期不提出夺取世界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而只向无产阶级提出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的问题，那么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迅速高涨的时期到来了。在全世界孕育了直接革命的形势……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保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1930年7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然而中国革命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这不仅是因为革命动力成分之不同，不仅是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同着资产阶级一块和更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且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在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中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所以，“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底条件所预料的，要大大缩短，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速度，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的条件所预料的，要迅速的多”。
李立三接过共产国际的这些观点，在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战争”。
李立三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9)
之七、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还来源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实际支持。
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错误指导与支持，给李立三“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当晚，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讲道：“革命在两个高潮之间”。他画了一个M形，说“工作做得好，高潮就会到来”，给大家很大鼓舞。
1930年2月，斯大林在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提问时说：“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不能说‘在这条线之内是革命高潮，一过这条线就是直接革命形势的飞跃’。只有书呆子才会这样提问题。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后者的。任务在于立即准备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战斗，不要等待所谓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到来’”。
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尔斯基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南京政府的没落”，“不允许自己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农民运动只有在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积极行动下才能取得成功”。
1930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世界劳动运动高潮已经到来，米夫直接参与起草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并着重说明武汉、长沙、南昌都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推动中国党内“左” 倾冒险主义的发展。4月26日米夫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迎接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一文，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高潮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罢工工人的组织与觉悟都是很高的”，“同工人运动并列的就是日益高涨及扩大的农民游击斗争的浪潮”。他断言中国革命正在成熟，中国反动统治即将结束。
米夫于4月28日发表在苏联《真理报》的文章《走向中国革命的风暴》中批评中共：“党还未消灭其缺点，未消灭其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党未能解决它面前一切复杂的任务，但党很坚固的不断在组织上政治上向上发展，一天天增加它的战斗力，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坚决的决斗”。
马基亚尔也发表文章说：“在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是最尖锐的”，“这一危机使得城市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农民战争和农民反抗的浪潮比工人罢工和示威还要高”。
总之，在斯大林、曼努尔斯基、米夫等人看来，中国已经出现了“直接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已经达到新的高峰，中国共产党应该立即举行武装暴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斗争”。共产国际这些领导人的这些论述也就是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理论依据，给了李立三以最有力的支持。
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的支持鼓励下，李立三要大干一场的劲头越来越大，调子越来越高，最终走上了“左”倾冒险。
1930年5月22日发表的《中央通告》第78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指出：“党要独立的领导反帝国主义运动，独立号召，组织独立反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演讲、飞行集会，农村中的武装示威。各苏维埃区域及暴动游击区域，必须坚决的领导群众，没收帝国主义财产、教堂，驱逐帝国主义，造成反帝国主义政治运动。”
之八、共产国际与中共6月11日决议没有根本分歧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后，12日即向共产国际呈报，要求批准此决议。信文如下：
恩来同志并转共产国际主席团：
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宣传运动。
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国的代表，德国人罗伯特表示不同意将此决议下发，引起李立三的不满，说他右倾，妨害中国党的领导工作。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名义打电报给周恩来，请他转告共产国际，说罗伯特是“一贯的右倾路线”，要求共产国际撤他的职，并向共产国际呼吁，由于国内工作异常紧张，要求周恩来、瞿秋白迅速回国。
6月25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罗伯特面说，发出这个决议，是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由中共中央负责”。
6月下旬，李立三在未接到共产国际批准其决议的情况下，擅自将决议加以公布。共产国际得知后非常不满。但由于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存在着“左”的理论和政策，当他们看到并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后，只是认为“有许多不正确的说法”，说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以及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于是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转告中共中央，表示决议应该停发，武装暴动应停止，并没有说它是同国际路线相对立的路线错误。他们还认为“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只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犯了部分的错误”。批语的口气是温和的、含蓄的，没有点出任何人的名字，而且还表示同意撤回远东局代表罗伯特。
共产国际只是不满意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不尊重的态度，竟然不顾远东局代表的反对，不等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将6月11日决议公布了，这是破坏共产国际纪律的严重错误。
李立三在没有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于7月13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全国配合。
7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上述武装暴动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计划，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信中特别要求“联共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中央为贯彻上述计划，成立了北方局(贺昌任书记)、长江局(任弼时任书记)、南方局(李富春任书记)和江苏总行委(李立三任书记、李维汉任江苏总行委的组织部长)。
共产国际于7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应邀列席了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7月18日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发去电报，请求国际执委会准许中共在武汉、长沙、上海举行起义，在南京实行总罢工。
国际接到请示电报后，于7月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作出了正式回答，这个决议“同李立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