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攀登(2)
父亲和邓小平、胡耀邦、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的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大厅里观看发射实况。
“30分钟准备！”指挥员发出了指令。
“发射！” 指挥员发出了最激动人心的指令。
指挥所大厅里，人们聚集在宽大的彩色屏幕前，紧张而又兴奋地倾听着那一连串清晰的报告声、指令声、调度声，大家的心随之不停地跳动。一排排荧光屏上，一组组数据、图表不断地交替显示，屏幕上清楚地描绘出火箭飞行的轨迹。从“远望”号测量船队发回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到指挥所里。
此时此刻，我就蹲在父亲、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身旁，几乎是含着热泪介绍着每一个应答口令的含义。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远程打击能力的国家，它表明我国液体火箭技术又攀登上一个新高峰，也为我国将来发射重型卫星和飞船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同时，中国也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具有海上跟踪能力的国家。
在场的人，都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又一重大进步而欢呼，而流泪。邓小平立即向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胡耀邦振臂高呼：“同志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父亲情不自禁地向在场的全体工作人员挥手，高声说：“一弹震全球，感谢同志们！”
那天回到家，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随手展开纸张，挥笔题写了贺词：“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运载火箭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
在这次试验任务中，丁衡高负责火箭落点精度鉴定工作。那一天我们全家和父亲办公室工作人员如同过节，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
“三抓”中的“第二抓”——潜射导弹试验，于1982年10月7日在大连海域进行。父亲非常关注这次重要的试验。但是前方传来消息，试验失败了。本来导弹发射时是正常的，但点火后不久，导弹失控翻转，在空中自毁。
父亲得知情况后，嘱咐秘书给在现场的指挥人员打电话，传达他的意见：“既是试验，就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要像我国女排争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大家不要泄气，更不要埋怨，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更好地进行技术检验，找出问题所在，以利再战，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当时，丁衡高在试验现场。据他回忆，父亲的话传达后，现场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深受感动和鼓舞。其实，多年来在尖端武器研究试验中遭遇的失败也不仅这一两次，父亲都是以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的态度鼓励大家。当年钱学森他们试验导弹失败，他不就这样说过吗？
大家说：还是聂帅懂得科技工作和理解科技人员，这种时候鼓励比责备更重要。
果然，在全体人员努力下，5天之后，第二次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获得成功。这又是一项震惊全世界的伟大壮举。
美国《海军学会会报》写道：“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一支以海洋为基地具有威慑力量的核大国。”
1984年的任务， 是“三抓”中的“第三抓”——发射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父亲密切关注着发射情况。后来我在《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中，看到书中写着：“在紧张的发射准备工作中，迎来了1984年的春节。节日前夕，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向全体研制试验人员表示致意和问候，并祝新春佳节康乐。这代表了老一辈革命家对航天战线全体人员的关怀和爱护，代表了中央对卫星通信工程试验任务的关心，鼓舞着全体试验人员以科学态度继续努力，奋勇拼搏，去夺取胜利。”
卫星发射期间，父亲正在301住院。他不顾自己的病情不能激动的要求，问这问那，那着急的样子，恨不得上第一线去指挥。4月8日发射后，他就急于知道卫星飞行进展的情况，报纸每天也有简讯报道，但父亲不满足。于是，就让丁衡高和我到病房给他介绍试验的进展情况。
丁衡高参与了这次发射试验的组织协调工作，走遍了执行发射、测控任务的各个单位，发射前后在指挥所住了一个月，对各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父亲对我们汇报的情况听得很认真、很仔细，我们告诉他，卫星在大椭圆轨道上运行正常，他似乎不太明白椭圆轨道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丁衡高就给他画图解释。我告诉父亲，地面测控站跟踪卫星很好，星上仪器工作也完全正常，他点头微笑。
卫星进入静止轨道时，我们去告诉父亲，说入轨精度很高，通过遥控，卫星正按预定的速度向定点位置漂移。他赞叹我们专家、技术人员的知识和技能的高超。反正每天进展情况都要及时去汇报，我们稍微去晚了，他还着急催唤。当然，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险情，那是一点都不能说的，不能让老人家担惊受怕。
新的攀登(3)
直到4月16日，告诉他卫星成功地定点在赤道上空了，他高兴地笑着说：我是相信我们这支科技队伍的，是一支攻关队伍。那天夜里他睡得很好，医护人员也放心了。
父亲4月1 8日给张爱萍写信祝贺，信中说：“我素知这支科研队伍是一支坚强的攻关队伍。从指挥员到战斗员都身经百战，百炼千锤，基础扎实，善打硬仗……此次试验成功，对我国四化建设将起重要的促进作用，使我国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等都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为我们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我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三万六千公里高空的同步轨道上，终于有了中国的一席之地。美国宇航局局长祝贺中国同行：“你们完全可以为中国航天计划中的这一重要里程碑感到自豪，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性能感到自豪，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次发射所显示的技术能力。”
至此，“三抓”任务全部胜利完成。这是“两弹一星”之后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又一次飞跃，是新时期新的伟大攀登。它所体现的，是创新的过程，它跟以前的“两弹一星”精神一脉相承，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继续和发展。
父亲在新时期虽不能上第一线指挥了，但他时时刻刻关怀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满腔热情地鼓励大家攀登新的高峰，他的心始终和科技人员在一起。
永远的牵挂(1)
父亲的后半生，牵挂最多、最忧心的，就是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问题。
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前，父亲住院四个半月，大病初愈，他就在考虑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觉得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还不够好，二是应该总结一下科技工作的经验，以利再战。
恰在这时，《光明日报》社为配合十二大的召开，打算派记者采访父亲，听听科技战线老统帅的意见。父亲闻知报社意愿，欣然接受了该社三位记者董克恭、邹安寿、宋光明的采访。
谈话进入正题后，父亲直截了当地说，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的利益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记者马上就问：“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怎样？”
父亲认为远远不够，因为现在不只是摘掉“四人帮”给知识分子扣上的种种“帽子”，困难的是如何尽快地把知识分子队伍组织好，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把工作做好。
记者又问：“现在如何才能调动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父亲说，基本上是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使知识分子学以致用，专业对口。这就牵扯到教育部门和人事组织部门，要从招生到教育培养、到合理分配、使用等一系列工作都得跟上，做好，不浪费一点人才。其次，就是做好科技工作的后勤工作，保障他们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1984年5月29日，父亲与著名科学家王淦昌亲切交谈
父亲严肃地说，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可现在有的还是解决不好。一个科技人员开展研究工作，还要自己去跑仪器，买材料，这怎么行呢？后勤部门一定要树立为科技工作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父亲深情地回忆说：“五十年代，我就讲过，我就是一个大管理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当我看到科技人员安心地集中精力从事科技工作时，我的心也安逸了。”
父亲还说，科研单位一定还要设法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现在主要是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多，他们任务重、工资低、住房少、家务多。这些必须逐步给予解决。
此外，父亲还谈到老专家的退休问题。他不主张让老专家和行政人员一样，到时候就退。
父亲从发挥知识分子才能的角度，还谈到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问题，谈到知识分子任重道远，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那天，父亲语重心长，再次对知识分子深寄厚望。
这次采访报道，《光明日报》有意选在9月1日发表，因为那天正好是党的十二大在京开幕的日子。打开那天的报纸头版，除十二大的重要新闻外，就是父亲谈知识分子问题，宣传效果出奇的好。
十二大闭幕不久，《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来采访时，父亲又重点大谈了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这比与《光明日报》记者谈此问题时更广泛深入了。
父亲说：“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本来是愚昧和落后的表现，作为旧社会的一种遗产，在我国社会上有很长的历史。在我们党内也有反映。再加上‘左’的思想影响，在我们一些干部的头脑里，就存在着轻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这也有很长的历史了。”
父亲说，为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一些错误言行给予批评，甚至斗争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能没有正确的政策，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知识分子。而在很多部门和地方，他们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就是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应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知识分子的学衔、职称问题要很好解决，生活待遇也要研究逐步解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收到不少知识分子来信，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收到信后，父亲不是原信照转，而是把他的看法和意见同时提出，有时他甚至大声疾呼，为尊重知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摇旗呐喊。他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说：建国后，我们培养的中年科技人员已成为科技战线上的主力军，他们已是50岁左右的人了，“要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其时也！否则老之将至，悔之晚矣！”
对当前群众意见较大的评定职务级别的问题，父亲说，对科技干部的职务晋升，不要“片面强调有何著作，发表过什么论文……据说在此风影响下，有的医生不愿看门诊管病房，有的教师不愿上课教书，有的科技人员不愿动脑子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却埋头写论文”。
父亲主张：“晋升的条件还是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则。首先看他对本职工作完成得如何，服从分配、安心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也是一条重要标准。一个工人在实际锻炼中，达到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就是没写论文，也应提为工程师。”
永远的牵挂(2)
父亲的这封信，后来在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学院的文件上，及一些报纸上，都全文或摘要发表了。可见它是有说服力的。
1982年6月，父亲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反映老专家退休问题。他认为反映的问题需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便立即给胡耀邦写信。信中说：茅以升和京、沪一些老专家，对动员他们退休，思想波动，意见很大。中国科学院也有类似反映。建议对“研究员、工程师、医生、教授等所有专家、学者、文艺家，在不担任行政领导时，除非自己因种种原因提出退休要求外，一般仍可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工作。而且，这项著述任务同样列入单位的计划里，同样给予保证和支持，配备必要的助手。不要称他们为退休人员。有些还可以授予荣誉职务。因为从专业上说，没有什么退休的问题，年岁越老，造诣越深，贡献越大”。
胡耀邦阅后，即安排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书记处原则上同意父亲的意见，只是强调还是要有退休制度，要有一个年龄限制。
半年后，父亲从简报上看到植物生态学家、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侯学煜又对退休提出意见。父亲坐不住了，当即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说：“我再次表示对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有造诣的老专家，不宜采用行政干部定退休年龄到时一刀切的办法。对他们的行政领导职务当然可以按规定年龄退出。但对他们参加第一线的科技工作，不要规定何时一定退出。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允许，本人又自愿干下去，应该给予照顾支持……因为他们都还能继续工作，带研究生，搞课题，著书立说等，这些都不会影响机构老化和提拔中青年干部。这方面的政策，请再斟酌。”
父亲办事认真执著，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一定会据理力争。这次为老专家的事，又牵扯到政策问题，所以他更是坚持己见。他说，像钱学森、钱三强、茅以升、华罗庚这样的老专家，在海内外都是影响巨大，是“国宝”，绝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退休干啥？只要他们身体还行，就不要让他们离开科学研究岗位，就要让他们继续发光发热。
1983年9月，国务院终于发出《关于高级专家离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其中对离退休的年龄、待遇都有了新的明确规定。而且对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高级专家，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暂缓离退休，继续从事研究著述工作。延长离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其原担任的行政领导或管理职务应当免去，特殊情况经批准的除外。符合规定情况的，退休费可以适当提高。
国务院的这一规定，基本上满足了老专家的意愿，也让父亲感到安心了。
那段时间，父亲帮助不少科技人员解决了实际困难，以至有些事，他做过了，时间稍长就淡忘了。但是，那些得到过父亲帮助的科学家，却一直难以忘怀。1984年春节前夕，周培源、周光召等科学家来家里看望他。坐下后，周光召拿出几个猕猴桃给父亲看，说：“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李钰，您还记得吗？”
父亲摇摇头。周光召说：“在您的支持下，李钰解决了猕猴桃的保鲜问题。”
父亲仍是一下子想不起来。周光召又说：“李钰同志很感激您，特意托带几个经过保鲜的猕猴桃给您看看。”
父亲端详着仍很新鲜的猕猴桃，似乎记起来了，忙说：“那就请他再把荔枝的保鲜问题也解决了吧！我支持他的研究，有什么困难还可以找我。”
八十年代初，几位优秀的中年科学家相继早逝，曾经轰动一时。像长春光机所的副研究员蒋筑英、航天部的工程师罗健夫，国家气象局气象学专家雷雨顺等，他们的英年早逝，是我国科技界的重要损失。父亲为此感到十分痛心，他说：“我们应当从这些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得到教训，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是不是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一切，就是没有更好地关心爱护他们呢？”
1984年国庆前夕，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来看望父亲，父亲问华罗庚身体如何，并关切地说：“70岁的人了，要多保重啊！”谁知仅仅一年之后，华罗庚竟去世了！父亲闻讯，即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致函，请转达他的深切哀悼之情，信中说：“华罗庚同志一生勤奋不倦，奋斗不息，即使在受到严重挫折、屈辱时，其为学术、为祖国的赤诚之心丝毫未减。”后来，华罗庚家乡金坛县写信来，请父亲为他们纪念华罗庚题词，父亲当即命笔，以慰藉群众对科学家的思念。
那些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更是时常牵挂着父亲的心。1986年，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患了不治之症。87岁的父亲知道后，深感惋惜和焦虑，通过我不断地进行问候。我几次去医院看望他。邓稼先弥留之际，父亲又派周均伦秘书连夜去301医院，代表他转达对邓稼先及其亲属的问候。
永远的牵挂(3)
当时癌痛已经把这位大科学家折磨得昏迷过去，他的夫人是许德珩先生的女儿许鹿希，周均伦对守在病床前的许鹿希说：“聂帅讲，邓稼先同志对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听说他病重，派我代表他连夜来探望，希望他能转危为安。”
许鹿希握住周均伦的手说：“请转告聂荣臻元帅，我们一家谢谢他老人家。稼先讲过多次，他永远铭记聂帅对他的关怀和帮助。他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因为有聂帅的好领导。谢谢聂荣臻元帅，谢谢聂荣臻元帅。”
1988年12月5日，是我国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郭永怀逝世20周年。郭永怀早年留学美国，1956年响应祖国号召回国效力，1960年经中央批准调进核武器研究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是有功之臣。不幸的是，1968年在“文革”的混乱中，他于飞机失事中罹难。那时父亲成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正遭受猛烈批判，但他仍然为郭永怀的不幸去世深感痛惜。后来又多次向我们谈起英年早逝的郭永怀，为他，也为我国的力学事业感到惋惜。郭永怀逝世20周年的日子，父亲题词纪念，缅怀郭永怀为我国空间技术和核武器研制做出的重要贡献。
北戴河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周恩来、邓小平都曾念叨过，要给科学家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也有个休息避暑的机会，每年不能只有领导同志来这里。父亲生前也是多次关心、牵挂这件事，他希望有朝一日，把国防科委系统的专家，以及边疆基地和基层的同志分批请来，让他们都体验一下北戴河的美好风光，下到海里游游泳。遗憾的是，父亲生前，这个愿望没能全部实现。
1993年，父亲去世一年之后，母亲到北戴河度夏，当她听说海边有一片刚建成的房子时，动开了心思。她和我商量，能不能请国防科工委把这批房子买下来，办个疗养院，好让基地、基层的同志有个疗养休息的地方。我当然赞同。但是去找当地政府联系时，才知道当地政府已经决定将这片房子卖给北京的一家大单位。母亲听说后，不想罢休。她说，基地、基层的同志太辛苦了，应该给他们创造个机会，到海边来看看，你爸爸生前多次谈起过这件事，但因为以前没有条件，没能办成，这回一定得试一试。
母亲让我陪她去找北戴河区的区长阎树德做工作。阎区长听了母亲的讲述，当即改变原来的决定，把这批房子全部卖给国防科工委。就这样，国防科工委在北戴河有了自己的疗养院。
1995年，也就是母亲去世那年，疗养院建好了。从当年开始，盛夏季节，每年都有大约3000名来自基地的科技人员和基层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来这里度夏。1998年，国防科工委改为总装备部之后，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
2006年夏天，我在北戴河见到了一批批来自基地、基层的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疗养院的宋新明院长告诉我，10年来，已经有大约3万人来这里疗养，他们中很多是从边疆，从戈壁滩上，从艰苦的地方来这里的，虽然每一批次的时间只有10天，但他们尽力安排，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休息好，游览好，留下个美好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总装备部机关的同志却没有来疗养的份儿，他们把机会全让给基层的同志。有人对我说，像这样完全面向基层的疗养院，真是太难得了！
站在海边，沐浴着凉爽的海风，望着在海水里尽情搏击和嬉闹的总装各系统的疗养人员，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闪现出父亲当年在海水里游泳的身影，还有母亲为了建这个疗养院而奔走的情景。大海的涛声，浪花的响声，人们的欢笑声，仿佛都在告诉父亲母亲：两位老人家的愿望，早就实现了，你们放心吧……
想到他们对科技人员的那份永远的牵挂，想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那份不舍的感情，我的眼里渐渐蒙上了一层泪光……
山高水长 晚霞别样红
“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1)
写回忆录，是父亲晚年做的又一件重要事情。
1980年3月5日，著名作家魏巍来家里见我父亲，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组织班子，编写各位老帅的传记。父亲传记的编写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军区很重视，确定由他牵头，成立传记编写组。
父亲当即谦虚地表示，自己没什么好写的。魏巍再三说，这是组织上交待的任务。父亲说，他考虑一下再说。
父亲反复思考后，决定先不写传记，因为为他写传，而要他本人谈情况，这不好谈。他说：还是搞回忆录好，搞回忆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较灵活，文责自负，我自己对历史负责。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把看到的想到的历史经验教训写出来，供后人参考，这是我应尽的历史责任。
从此以后，两年多的时间内，父亲近百次找写作组的同志谈话，他一次次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似乎又回到了那远去的岁月，他激动、兴奋、赞叹、惋惜、痛恨、遗憾……各种情绪交织出现。那时节，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医生和我们建议每次谈话不超过一小时，但话题一打开，父亲就很兴奋，实际上每次都刹不住车，有几次甚至一气谈上两个多小时。
1981年11月初，父亲因病住进301医院，前后4个多月。那次他的病情十分危险，中央领导纷纷来医院探望。父亲做事历来讲要善始善终，决定了的事情他轻易不会放弃，因此，重病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回忆录的整理，多次向秘书交待，哪些章节应该怎么写，怎么修改，并要他转告魏巍，一定请代笔的同志抓紧写。
病情危重的时候，他对秘书说：告诉魏巍同志，万一我的病治不好，现有的初稿还很不成熟，可以作为资料，提供给别的同志研究党和军队历史时参考。
也就是说，父亲不愿意把不成熟、不准确的东西拿去出版，他要对历史负责。
还好，在301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他从死亡线上闯了过来，身体又一点点恢复了。于是，继续进行回忆录的撰写工作。他多次对写作组的同志讲：“写回忆录，一要实事求是，二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还说：“我们写回忆录不要单纯讲事情经过，更不要借写回忆录吹嘘自己，而是要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初稿写成后，父亲非常认真地审查，每个章节至少看4遍。不实之处，尤其是对自己有所夸张的地方，坚决更正和删除。
那时，父亲的记忆力还很好，对事情的叙述详尽而准确，特别是对牺牲了的战友，他的记忆尤为深刻。他说，毛主席过去经常讲，我们是幸存者，是从先烈堆里爬出来的。写回忆录，不应该遗忘先烈们的英雄事迹，能够提到的先烈要尽量提到。所以，在他的回忆录里，你可以看到大批先烈的名字和事迹，既有领导干部，也有普通战士。
1983年5月，50万字的《聂荣臻回忆录》出版了。父亲在自序中说：“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以垂暮之年孜孜于此者，无非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寄热望于年轻同志，为他们学习党史军史提供一点参考而已……我写这些，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高明。相反，自己在几十年的工作中，虽然自认为尚属勤勉，但仍不免有缺点错误。”
《聂荣臻回忆录》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撰写的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回忆录。从这以后，写回忆录就成风了。父亲自己也没想到，他的回忆录出版后，反响会那么强烈，那么受读者欢迎。
1984年12月29日，胡耀邦告诉父亲：“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
邓小平看了，说不错，并且对别人讲：写回忆录就要像聂帅那样，注重实事求是，总结经验。
父亲85岁生日那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带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家，给父亲祝寿，他对父亲说：“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还说：“过去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看了才明白。”
胡耀邦在祝寿讲话中，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尼克松的《领袖们》，一本是《聂荣臻回忆录》。
那天，杨尚昆对父亲说：“上个月金日成访华，你签名的回忆录我及时转给了他。他特让我向你转达他的谢意，并说，聂帅的书，他一定认真看。”
《聂荣臻回忆录》一版再版，一共发行了40万册。1986年，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特等奖。1988年，由总参二部主持，请国家马列主义编译局译成英文版，向全世界发行。1991年，担任香港明报集团董事长的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看了后也热情赞扬，经与我们联系同意，由明报集团将书改编成繁体字竖排本，在海外广大华人同胞中发行。应广大读者的要求，2005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又一次再版了父亲的回忆录。
“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2)
关于林彪的问题，是父亲写回忆录时无法回避的话题。他和林彪前后共事达五六年之久，应该说是比较了解他的。林彪个性极强，心机重重，话又太少，很难和他交流，一般人难以与他合作。可是，父亲和他虽然时有矛盾，偶尔也比较激烈地争一次，但总的来说，还能相处下去。林彪也比较尊重他。这可能与父亲的性格比较温和，以及父亲采取的处事方法有关。就像他在回忆录里说的，尽量支持他的工作，原则问题不让步，非原则问题少争论。
据父亲回忆，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大军南下时，林彪曾私下动员父亲，跟他一块干，到四野来当政委，把罗荣桓给换掉，因为他跟罗不好合作。父亲当然是拒绝了，说：你点一下将，要谁我都给，我却不能去，除非中央有命令。
“文革”期间，应该说，林彪对我父亲是念了一点旧情的，否则父亲的处境可能更糟。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父亲只分管科技工作，手中没握有兵权，没挡他的路，所以他手下留情了。否则他也不会客气的。一个想篡党夺权的人，是不会顾及什么情面的。
父亲在写回忆录时，如何写林彪，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林彪属于历史上必须否定的人物，但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也有长处，首先他有很多战功，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不然他怎么会到副统帅的位置上面？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每到关键时候，毛泽东就会想到林彪。长征，一军团是最主要的主力军团。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三军团合并到一军团，毛泽东仍然让林彪当军团长。西征的时候，彭德怀去指挥，毛泽东让林彪去办学校，当红军大学的校长，这似乎是个更重要的岗位。抗战开始，一军团改编为115师，115师是三个师里面人数最多的，林彪又来当师长了，而且开赴华北前线时，115师首先出征，另两个师在后面跟进。抗战结束，中央决定抢占东北，全国支援东北，毛泽东又把因伤久疏战阵的林彪派过去了，如此的重担交给他，说明毛泽东十分相信他。平津战役，林彪的部队唱主角。之后，大军南下，又把林彪放到了重要方向上，打湖南、广东、广西方向，因为敌人有战斗力的部队，大多在这个方向，截断了这个方向，就等于把敌人海上、陆上的通道堵住了。到了抗美援朝，毛泽东首先想到林彪，林彪托病不去，才派彭德怀去的。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拿下了彭德怀，又想起了林彪，把他扶上来了。到了“文革”，毛泽东把他树为“接班人”。这充分说明，林彪在毛泽东眼里，是堪当大任的，他一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
面对复杂的林彪，面对复杂的历史，在写回忆录时，父亲定下的指导思想是：林彪的长处糅合在历史进程中，分散开来写，免得写集中了，有“歌颂”他之嫌，他的短处、错误一小部分也是分开来写，大部分集中来写。这就有了成书后的一节：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回忆录出版后，父亲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有些读者说，你聂帅没有实事求是，林彪出事了，你就把林彪说成一无是处，林彪坏，是后来坏。也许，林彪的几个问题也糅合在历史进程当中来写就好了，集中起来写，似乎给人一个印象：聂帅不实事求是，光说林彪的坏话。
其实，父亲说了他不少的优点，只是分散在各章节中，不显眼罢了。
那是八十年代初，政治上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能够写到这个份上，也有读者说，已经比较实事求是了。
后来许多书籍和影视剧，写到林彪时，就源自于父亲的回忆录。人们认可它，说明父亲讲的故事是真实的，可信的。
靠一本回忆录，能够影响那么多的读者，能够给大伙提供学习和批评的资料，是父亲晚年感到欣慰的事情之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父亲老家的远房堂弟、在四川省担任领导工作的聂荣贵来看望他，他问道：“我送你的书你看了吗？”聂荣贵说：“看过了。”这里说的书，就是他的回忆录。
他对聂荣贵说：“这是我的历史交待，革命那么多年，我对党没作出什么重大贡献，但是党交给我的任务都完成了，我没有做什么对不住党的事情。我已经90岁了，比毛主席、周总理、许多老帅，活的时间都长。我的回忆录写好了，我的历史交待清楚了，现在我去见马克思，死而无憾了。”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1)
1992年5月16日，父亲逝世的第二天，治丧委员会收到两封来自日本的唁电。一份是宫崎县都城市市长岩桥辰也发来的——
惊悉将军阁下不幸逝世，不胜悲痛。
聂将军是居住在本市的美穗子的救命恩人，一直是美穗子的精神寄托。美穗子先前访问贵国后，我曾高兴地听到了有关聂将军当时非常健康的介绍。聂将军虽不幸离开我们，但他帮助日本幼女的事迹，作为中日两国之间一个美好的故事，将继续被传诵。
另一份唁电是美穗子本人发来的——
由于那场可怕的战争，使我在中国内地沦落为孤儿，承蒙聂将军相救，才使我有今天。从回国之日起到今天，我一直崇视聂将军为我心灵的依托。忽接父亲去世的噩耗，而因相隔甚远不能前往凭吊，甚感遗憾。
两份唁电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尤其是美穗子，她称我父亲为“父亲”，足见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关于父亲与日本孤女美穗子，多年来，早已是一个在中日两国间广泛流传开来的动人故事，并被拍成了电影。
2002年9月23日，我来到河北省井陉县洪河漕村寻访父亲的足迹。当年就是在这里，父亲指挥过百团大战，还救护过日本小姑娘美穗子。这个故事是大战中的插曲，它就像一首委婉温情的歌，在时光中传送了60年，并且还会继续传唱下去。
我站在山冈上，望着传说中的“送孤处”，体验着一种久别的温情，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情景……
1940年8月中旬，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中，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团一营的战士们在战火中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她们的父亲是井陉煤矿火车站的日方副站长，名叫加藤清利。一分区部队攻占了井陉煤矿新矿，他们撤走之前，盘踞在岗头老矿的日军向新矿猛烈炮击，加藤清利和妻子加藤麻津就是被他们自己的炮弹打死的。战士们从瓦砾中把两个日本女孩救出来，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把电话打到父亲的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请示如何处理这两个日本孩子。父亲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要把孩子照顾好，马上派人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父亲似乎不放心，又补充一句：“要快！注意安全。”
参战部队先把孩子送到四分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再由战委会派专人用箩筐挑着两个日本孩子来了。父亲看到，那个大一点的女孩有五六岁的样子，剪着短发，穿着长条花纹衣裳，显得清秀而可爱；小的尚不满周岁，还在襁褓之中，穿的也是小花衣，不幸的是，她的脚部被炸伤，伤势很重，我们前方的医务人员已经对她进行了抢救和治疗，使她暂时脱离了危险。
面对这两个日本孩子，父亲心潮难平。他身经百战，耳闻目睹了无数八路军官兵奋不顾身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抢救落难百姓的场面。可是这一回，他的部队救下的，却是日本侵略者的遗孤。在这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分子不知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孩子，而现在，他们的孩子却安静地躺在八路军战士肩上的箩筐中，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
父亲走近箩筐，蹲下来，亲切地抚摸着这两个敌国的女孩。参谋长聂鹤亭和一群参谋也围上来，大家静静地看着父亲与两个孩子进行默默的交流。他们都知道，父亲特别喜欢孩子，只要有空，他就要逗逗老百姓家的孩子。他们也都知道，父亲的独生女儿丽丽——也就是我，已多年没有音讯。父亲格外地喜欢孩子，疼爱孩子，是不是就寄托着他对失散多年的女儿无限深情的思念？
父亲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他便嘱咐身边的医生和警卫战士，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子里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一个警卫员赶紧跑开了。
父亲看到两个箩筐里各放着几个雪花梨，还放着为孩子赶苍蝇的苍蝇拍子，满意地点点头。他问送孩子来的民兵：“孩子来之前，在你们那儿是怎么安排饮食的？”
来人说：“我们四分区政治部的袁心纯副主任规定，按团职干部负重伤的标准特别照顾，供给奶粉、罐头、白糖、水果。我们用西瓜沾白糖，一口一口喂这个受伤的小姑娘。”
父亲高兴地说：“你们做得对！”
这时候父亲并不知道，那位一路上精心照料和护送日本孩子的民兵，其母亲尽管是个瞎子，也竟于不久前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捅死；而那位半夜还打着手电为日本孩子查铺，送走孩子前还叮嘱路上要注意驱赶苍蝇的袁心纯同志，后来竟被日军用马刀砍了头！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2)
父亲拿起一个雪花梨，送给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她不肯接。父亲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赶紧用清水冲干净，她这才高兴地接过去，吃了起来。父亲笑了。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后，父亲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他把那个大点的女孩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慢慢地，她不再拘束。父亲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父亲听了，感觉像个日本女孩的名字，就此把她叫做兴子了。
两个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那个叫“兴子”的女孩像个影子一样，一直跟着父亲，常常用小手拽着父亲的马裤腿，父亲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那两天里，父亲把本应给自己女儿的深沉的父爱，给了那两个战火中的敌国遗孤。同时他一直琢磨，怎样安置这两个孩子？他真的很想把她们养起来，但又考虑到战事频繁，整天东奔西走，而且边区环境太艰苦，照顾她们有不少困难，尤其是大一点的兴子已经懂事，把她们留在异国的土地上，将来也许会给她们造成痛苦和隔阂。渐渐地，父亲倾向把她们送回去，虽说她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她们日本的老家总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她们吧？……
父亲最终决定，把她们送走。他亲自安排送孤事宜，派人找来可靠的老乡，请他帮忙，用箩筐挑着两名日本孤儿，送往石家庄的日军兵营。为了防止孩子在半路上饥饿啼哭，他特地准备了各种食品，放在挑子里。孩子要走了，他依依不舍地抱起她们，摸摸她们的小脑袋，以示祝福。兴子似乎意识到要与这个她已经熟悉的大人分别，所以紧紧皱着眉头，神情有些忧郁。
恰好这时候，著名摄影家沙飞从前方回到了指挥所，他被眼前的场面深深地打动，拿出照相机，拍摄下一组照片。就是这组照片，后来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一切都准备好了，父亲拍拍老乡的肩膀，说：“老乡，请把这两个孩子送到敌人那里去吧。”
说完，他交给那位老乡一封自己的亲笔信。信没有封口，便于沿途的敌人阅看。信中写道——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老乡挑着孩子走远了，父亲心情复杂地收回目光。几日后，老乡回来了，说已安全送到，并且带来了石家庄日军的一封感谢信。父亲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
父亲后来说：“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
40多年里，父亲一直记着那个大一点的孩子的名字——兴子，一直牵挂着她们姐妹。
40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似乎被岁月遗忘了。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它却又来到了人们面前，并且一下子感动了无数的人。
1980年4月25日上午，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等人来向父亲汇报事情，汇报结束后，随同前来的《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来到父亲面前，拿出3张照片，请父亲过目。父亲眼睛一亮——3张照片均是百团大战期间，著名摄影家沙飞拍摄的，内容分别是：父亲身着八路军军服，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父亲望着一名战士给另一个小女孩喂饭；一位老乡肩挑箩筐，筐里坐着小女孩，父亲慈爱地抚摸着孩子的头。
父亲端详着照片，微微点头。姚远方问：“聂帅，您还记得这几张照片吗？”
父亲说：“记得，记得。这是在百团大战中我军从井陉煤矿救出的日本小姑娘。”
姚远方说：“您的记性真好，都过去快40年了。我写了篇文章，可就是不知道日本小姑娘的名字，您还有印象吗？”
父亲略微愣了愣，说：“大点的女孩好像叫兴子。对，就叫兴子！”
姚远方满意地走了。
5月，《解放军报》和《解放军画报》相继刊登了姚远方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在中国和日本产生了强烈反响。5月29日，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全文转载了姚远方的文章，同时编发了一篇题为《战火里救出孤儿，聂将军四十年后呼唤兴子姐妹》的报道。30日，该报又通过两名驻京记者星野和荒井约见姚远方，详细询问此事的经过，表示一定要设法找到当年的那两个小女孩。一时间，两国人民都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兴子。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3)
奇迹很快发生了，不到10天，《读卖新闻》的记者居然真的找到了那个五六岁的女孩，她真正的名字叫加藤美穗子（现名美穗子）。那年美穗子43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住在日本九州宫崎县都城市，与丈夫经营一家小商店，日子过得还不错。
6月10日，《读卖新闻》以《真的是“兴子”，她写信给聂将军，盼望着再会》为题，报道了已经找到日本小姑娘的消息，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很快，《读卖新闻》转来了美穗子希望访华看望父亲的亲笔信。
当父亲确认兴子就是美穗子时，非常欣慰。在日语中，“兴子”和“死了”的发音较为接近，而在当时，父亲问小女孩叫什么，也许是小女孩年纪太小，受到惊吓，答非所问地一个劲地说：“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对日语不太精通的翻译就此译成了“兴子”。她的那个襁褓中的妹妹送到石家庄后，因伤势过重，死去了。
父亲看过美穗子热情洋溢的来信，高兴地对我们说：“我看了她的近影，很像她小时候的样子。阔别40年，终于找到了，很难得。这件事能够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父亲又对我说：“我又多了一个女儿，你多了一个妹妹。”父亲的这个说法让我感到特别的温馨。
解放军总政治部转来了日本“日中合作战友会访华团”赠送给父亲的日本古代武士盔（又名鎏金狮子兜），还转达了一段话：“赠送古代武士盔，是日本传统的崇高礼节，我们谨以此向聂荣臻将军阁下40年前在战火中救出日本小姑娘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我们中不少人曾在华北地区与八路军作过战，对聂将军很钦佩，一定要反省自己的侵华历史。”礼品单上，有很多日本旧军人的签名。
父亲看过之后，嘱咐向日本朋友转达：“这是化干戈为玉帛，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那个金光灿灿、十分精致的日本古代武士盔，办公室根据父亲的意愿，送交军事博物馆作为永久的展品。
短短几天内，来自日本各地的感谢信、贺电，堆满了父亲的办公桌。有人称父亲为“活菩萨”，有的旧军人在信上说：这件事更使他们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深深地表示感谢和道歉。
6月12日，父亲应约会见国内新闻记者，回答了当年救日本小姑娘的情况。很快，中日友协向日方发出了邀请信。6月30日，父亲收到日本宫崎县知事松形祐尧、都城市市长泷正内的来信。信中说：“在不幸的战争中，美穗子在童年生命受到威胁时，蒙中国人民和阁下的热情关怀，被救了出来，现在又被邀请访华。这件事在日本国民中受到很大的感动，并已成为中日友好的佳话而被传颂。谨代表县、市人民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我们敬佩贵国注重人道、爱惜生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方针。”
1980年7月中旬，应父亲和中国有关方面的邀请，美穗子偕全家来华访问。这是美穗子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与前一次相比，这一次有着天壤之别，充满了幸福。
日本各地的人民托她给父亲捎来了干贝、瓷坛、木刀、弓箭、绢人、唱片、诗词、题字等礼品，以表达对父亲和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和感谢。礼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4位旧军人随信分别捎来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从中国得到的一张“晋察冀边区地图”、一份油印的抗日小报《洪钟》第五期、一本署名“民渝”的青年于1938年5月写的抗战日记、一张父亲在抗战初期身着军装的照片。这些礼品后来均按父亲意愿送交军事博物馆收藏。
父亲让我去机场迎接“日本小姑娘”一家。见面后，我俩都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相拥而泣。小时候，我们俩的命运多么相似啊！她的父母在战争中死去，她成为孤儿；我的父母不知在何方，我在上海独自挣扎，过着没有父爱母爱的苦日子。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一见如故。
回到家后，我向父亲讲述了在机场与美穗子相见时的情形，父亲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感觉出，他的心情也很激动。
7月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父亲会见美穗子一家。见到父亲的一刹那，美穗子话未说泪先流，竟“呜呜”地哭出了声。我也受到感染，眼窝里蓄满了泪水。美穗子弯下身子，用额头触摸父亲的手，以此大礼来表达对父亲的感激之情。
父亲拉着美穗子的手，说：“很高兴见到你和你的全家人。当年我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女孩儿，只有这么高。”
父亲的话令在场的人都笑起来，美穗子的拘束感也消除了。那天，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日本驻华大使吉田健三也参加了会见。中、日两国的许多记者到会采访。落座后，美穗子送给父亲一件礼物，是一个高约一尺半、用玻璃罩子罩着的栩栩如生、身穿日本和服的姑娘。美穗子告诉父亲，日本人称这种物品为“人形”，是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4)
美穗子坐下后，她15岁的小女儿留美子突然起身跑到父亲面前，送上一个精巧的小白兔玩具，逗得父亲哈哈大笑。父亲收下小白兔玩具，招呼我们拿来一幅我国著名画家程十发先生画的《岁寒三友图》，送给美穗子。父亲事先还在画卷上亲笔题写了“中日友好万古长青”八个大字。指着画卷上的“三友”，父亲对在座的人说：“到了严寒的冬天，百花凋谢，只有松树、竹枝、梅花可以经受住考验，保持勃勃生机。我祝愿中日友谊像松、竹、梅一样经得起考验！”
随后，父亲详细询问了美穗子回国后的情况，他一遍遍打量美穗子，像打量一个失散多年的女儿，然后满意地颔首。美穗子说：“我到中国来的时候，许多日本人，特别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旧军人，托我带口信，他们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和谢罪。”
1980年7月14日，美穗子带领全家来北京面谢父亲。
父亲表情有些严肃起来，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灾难，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次看到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很高兴。救你的事已经过去40年，这只有在中日建交、中日友好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够找到你。日本新闻界的朋友做了很大努力，特别是《读卖新闻》的朋友，要感谢他们。”
美穗子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救了我，才有我今天这样幸福美满的家庭。”
父亲说：“救你的事，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讲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没有理由不友好，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坐在一旁的日本驻华大使吉田接过话题，说：“聂将军为促进日中友好作出的新贡献，是有历史意义的，要向你们学习。”
会见进行了大约40分钟。分手时，美穗子眼含热泪握住父亲的手说：“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希望您能到日本都城市去访问。”
回到家后，父亲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说：“看来美穗子是个勤劳朴实的好姑娘，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她的几个女儿都很活泼可爱。今天来这么多记者，想不到这事竟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说明了中日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啊。”
美穗子一行回国之前，父亲又应她和女儿的请求，分别为她和丈夫、她的女儿、她的堂兄加藤定雄题了字。从这以后，美穗子把父亲当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和精神动力，后来她对我说，在她的心中，我的父亲也是她的父亲，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亲。
回到日本后，美穗子对新闻界发表访华观感：“聂元帅真像我的慈父，聂力就是我的亲姐姐。见面时我总是控制不住感情，泪流满面。”
这以后，美穗子又多次来到中国。1986年5月，父亲母亲在家中会见了她和访华团的主要成员。父亲说：“以后你就像探亲一样，多到中国来看看。”母亲也说：“你就是我的女儿，记得以后常回来看看。”这话让美穗子好一阵感动。
就是这一次，父亲当场对日方代表团团长、都城市副市长深川岩提议：如果有可能，都城市应与父亲的家乡江津市结为友好城市，以增进中日友好往来。深川岩当即表示赞同。父亲的这个愿望，在他百年诞辰的1999年得以实现，江津与都城缔结为友好城市，每年两座城市都派出学生和代表团互访、学习，经贸往来也逐年增多。
1989年5月，美穗子随团第三次访华。父亲母亲再次在家中会见了她。1992年父亲去世，正赶上她丈夫突发脑血栓，卧病在床，需要照顾，她实在难以脱身，因此没有赶来吊唁。她不懂中文，我听不懂日语，她只好通过中日友协转告我，请求我的原谅。
时光如流水一样过去。1998年4月，我以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身份，率团去日本访问。其间，我带着全家人的祝福，曾专程到美穗子的家中看望她。那次出访，令我惊讶的是，每到一地，只要提起那个被中国聂将军救护的“日本小姑娘”，人们都能说出她的名字和她的故事，可见那件事情影响是多么大。一路上，很多日本记者追着我采访。在高知县，当地的妇女会热情接待我们，她们再三让我讲述自己童年的经历和美穗子的故事，当我动情地讲完后，很多人流下了眼泪。高知县妇女会的田中会长哽咽着说：“您的父亲聂荣臻阁下把美穗子当作女儿，您把美穗子当作妹妹，我十分感动。请允许我代表高知县的妇女界，向你们全家，向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我们终于来到了美穗子的家乡都城市。在机场，我与美穗子紧紧相拥。在她家的客厅里，我看到了父亲送给她的《岁寒三友图》。她告诉我，日本的房子都比较低矮，挂上这幅两米高的画总觉得不相称，她咬咬牙把原先的屋顶掀掉，重新加高了屋顶。还说，平时不舍得挂出来，一直珍藏着，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才特意挂上的。她的话令我好生感动。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5)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我把准备好的《聂荣臻元帅画册》赠送给美穗子一家，对她说：“他老人家生前很想念你，我今天来看望，如果父亲母亲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你是我的妹妹，永远都是我的妹妹。”
美穗子听后，眼里闪烁着泪花，握住我的手，说她全家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恩情。
1999年12月，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美穗子与都城市市长、议长等一行6人来江津参加纪念活动。按照活动安排，他们去江津之前，先到北京我家中小聚。进入我家的院子后，美穗子一行先在父亲的半身铜像前三鞠躬，并献上两个花篮，美穗子献的那个花篮上写着：“您的孩子献给敬爱的爸爸妈妈！”
2002年8月，美穗子第5次来到中国。她去了井陉县洪河漕村，也就是当年父亲救助她的地方。她特意在当时的送孤处留影纪念，还捐给村里的小学校3万元人民币和两台微机，其实她家仅仅开了一间杂货铺，丈夫又卧病在床，家境并不宽裕。
美穗子离开洪河漕村一个多月后，我又来到这里寻访父亲的足迹。想起父亲与美穗子的故事，想起我们两家的交往，并由此联想到曲曲折折的中日两国关系，真是感慨万千。6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段穿越了历史时空的战地插曲，随着时光流逝并未减弱，也许它还会感动更多的人。
说到这里，我还要诚挚地感谢一个人——著名摄影家沙飞。没有沙飞，就不会有那3张照片，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故事。是沙飞，为历史留下了久远的见证。
沙飞最早是上海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1936年认识鲁迅后，他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逝世前十几天的活动和最后的日子，《鲁迅先生遗容》等一组珍贵照片，让世人知道了沙飞，也使他屡遭反动当局的迫害。抗战爆发后，沙飞携带摄影器材，毅然奔赴华北前线，随八路军115师采访。父亲便与他认识了。他拍摄的许多生动感人的照片，令父亲对他大加赞赏。五台分兵后，沙飞愿意留下来，更让父亲对他厚爱有加。他向父亲提出，要求参加八路军，父亲当即批准，任命他为军区政治部的专职摄影记者。不久，他创作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挺进敌后》《塞上风云》《沙原铁骑》等优秀作品，引起轰动，奠定了他作为革命摄影家的历史地位。
1937年底，晋察冀军区创办《抗敌报》，虽然沙飞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但父亲还是破格任命他为报社副社长兼编辑科长。沙飞不仅把报纸办得图文并茂，他还深入前线，拍摄了大量照片，使更多的人认识了晋察冀边区。
百团大战打响后，沙飞跟随一分区杨成武部亲抵前线采访，拍下《围攻井陉矿区》《工兵爆破井陉矿区》等战斗场面。这些照片后来都成了珍贵的历史瞬间。这时，父亲得知沙飞去了前线，为他的安全担心，着人通知他赶回来，随指挥部行动。事情就是这么凑巧，沙飞赶到洪河漕村，恰逢父亲派一位老乡去石家庄送两个日本小姑娘，他被眼前意想不到的场面深深打动，敏锐地抓拍了《将军与孤女》（即后来中日两国间广为传颂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以及《被八路军营救的日本小姑娘》《聂荣臻派人把日本小姑娘送交日军》等一组照片。沙飞当时就预言道：“这些照片，现在不算什么，30年后，会发生作用的。”
父亲非常关心沙飞的家庭生活。父亲在延安参加整风期间，偶遇沙飞的前妻王辉，得知他们1936年由于误会而离婚。父亲支持他们破镜重圆。同时在周恩来、邓颖超和我父亲的共同关心下，沙飞明确表示愿意复婚。1945年6月，王辉在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后，在父亲的关照下分配到晋察冀工作，二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父亲从延安返回晋察冀后，想到沙飞的两个孩子仍在延安学习，沙飞已经8年没见孩子，非常想念。于是就拍电报，请还在延安的母亲和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回晋察冀时，顺便把沙飞的大儿子王达理、大女儿王笑利从延安带到张家口，使他们父子团聚。从此，沙飞一家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我从上海辗转回到张家口父母身边后，沙飞带着全家来我们家串门，我清楚地记得，沙飞一进门就说：“恭喜！恭喜！祝贺司令员找到女儿，这真是个大喜事儿呀！”父亲抿着嘴笑。母亲高兴地说：“彼此彼此，你们一家不也团圆了吗？”两家人都沉浸在欢乐中。
十分遗憾的是，解放战争后期，沙飞病倒了，似乎精神上也出现了问题，住进石家庄和平医院。他痛恨日本鬼子，因为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晋察冀推行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那种惨烈的场面一直让他如入梦魇。医院有一批国际友人从事医护工作，沙飞对医院用日籍人士想不通，终于在1949年12月15日那天，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外籍人士之间，产生了不良影响。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依法判处沙飞死刑，并于1950年3月4日在石家庄执行枪决。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6)
沙飞的遭遇令父亲极为惋惜，极为痛心。许多年里，一提起沙飞，父亲就摇头不语。种种迹象表明，沙飞当时患上了精神病。1982年，有关部门重新审查沙飞的案件，父亲说：当时我不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重新作出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随后，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了恢复沙飞党籍的决定。
消息传来，父亲高兴地说：“解决了好嘛！沙飞是好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是有贡献的。”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沙飞，没有忘记沙飞对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2004年5月，应沙飞亲属的邀请，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出席了在石家庄举行的沙飞塑像揭幕仪式，参观了沙飞摄影展。在展室里，我又看到了沙飞拍摄的父亲与美穗子姐妹的照片。我站在那几幅照片前，久久地望着画面上正值壮年的父亲和幼小的美穗子，感叹着时光流逝，物是人非。是的，逝者已逝，活着的人，只有做得更好，才不辜负先辈的期望和嘱托……
“我最爱中国女排”(1)
我常常想，父亲这一生，其实是拼搏的一生。早年，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凭着一种信仰，在异常险恶的情况下，冒着随时会杀头牺牲的危险，一往无前地拼杀，义无反顾地冲锋，用20多年的时间，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建立了新中国。
解放后，他们仍然在不停地拼搏，这一回父亲打的是科技仗，他率领广大科技人员，白手起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向科学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攀登，短短的时间里，爆响了原子弹，飞起了导弹，卫星上了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的奇迹。
这一切，全都是拼搏而来的。
不知疲倦的父亲，最欣赏的就是那种舍生忘死的拼搏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八十年代初，体育界有一支团队成为中国人的偶像，那就是中国女排。鼎盛时期的中国女排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
父亲对女排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到底为什么，后来我弄清了，那就是女排的顽强拼搏精神正是父亲所钟爱的。那几年，父亲一直关注着女排，他对女排的自强不息和奋勇拼搏精神，备加赞誉，女排代表了一种活力，一种健康向上的气质，还有不服输、不怕苦、不畏强敌的勇气。在父亲眼中，这种精神在新时期，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之时，尤为需要。女排精神和两弹一星的拼搏精神都是相通的，都是弥足珍贵的，都蕴藏着民族复兴的生动力量。
1983年初，曾经为中国夺取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和世界杯冠军的孙晋芳、曹慧英、陈招娣、杨希等老队员光荣退役，3月初，国家女排调整阵容后，在北京与匈牙利国家队比赛的最后一场，父亲一直看到最后，中国队获得了三比零的胜利。关上了电视机，父亲仍然是兴致勃勃，连声赞叹。我想，既然父亲那么喜欢女排，我们不妨邀请她们来家过“三八”节。
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父亲表示赞同。
“三八”妇女节那天下午，经过联系后的国家女排部分队员，在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和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的带领下，来到我家，看望父亲。
姑娘们尚未来到时，父亲就在客厅里等候，桌子上摆上了家乡的米花糖，以及花生、瓜子、水果等好吃的东西。女排姑娘们到了，她们一进门，父亲就满面笑容地大声说：“欢迎你们，常胜军！”
这真是一次节日般的聚会，姑娘们个个笑容灿烂，格外招人喜爱。父亲和客人们一一握手。我在一旁注意到，父亲就像当年接见战斗英雄一样，眸子里流露出亲切、自豪、疼爱的神色。他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爷爷，在欢迎自己的孙女凯旋归来。
袁伟民代表国家女排，把一个全体队员签过名的排球赠送给父亲，大声说：“女排全体同志问您好，祝您健康长寿！”
父亲接过排球，双手捧着。这个动作多少带有天真的稚气。他对着签名仔细辨认一会，连声说：“谢谢大家！”
话音未落，又认真辨认着球上的名字。看得出，84岁高龄的父亲，视力已经衰退了，但他仍渴望着辨认出那些平时念叨了许多遍的名字。
大家坐下来后，父亲询问女排的训练、生活等情况，荣高棠和袁伟民一一作了回答。父亲听得很认真、仔细。谈到梁艳是成都人时，父亲便接过话茬，说：“我也是四川人。”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那天，父亲高度赞扬了女排姑娘在赛场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并且应姑娘们的请求，答应给中国女排题词。第二天上午，父亲写下一句热辣辣的话：“我最爱中国女排。”据说这幅题词送到女排驻地后，女排姑娘们像在赛场上取得了一场胜利那样，高声欢呼起来。
客人走后，父亲叮嘱工作人员，把女排赠送的排球，挂在办公室的挂衣墙上，为的是大家一进门就能看到，提醒走进来的人，永远学习女排的拼搏精神。
记得那几年，父亲是女排忠实的观众，一有赛事，他就要看。有时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医生们多次提醒，说父亲年事已高，尤其是心脏不好，看比赛容易激动，少看为佳。可是，父亲却说他会保持正常心态，不致大喜大忧而影响身体。在他的坚持下，医生们只好让步。
其实，我明白了，父亲本人何尝不是在默默地学习女排精神？晚年，他身体状况差，多种疾病缠身，他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这也是一种拼搏。他在咬牙坚持。坐上轮椅以后，他仍然每天坚持锻炼，不能拄着拐杖散步，他就扶着轮椅或由人架着散步，做体操时站不住，就由人在身后抱着他做各种动作。后来实在站不住了，就在轮椅上、躺椅上、病床上做各种动作，活动四肢。
正是依靠这种顽强的拼搏和坚强的意志，体弱多病的父亲活了93岁。
“我最爱中国女排”(2)
父亲说，他非常感谢中国女排，给他带来精神力量，带来战胜疾病的力量，带来愉悦和陶醉。
而我们的女排，在20年后又夺得雅典奥运会的冠军，给国人一份新世纪的惊喜。
关于女排姑娘赠给父亲的那个排球，父亲去世后，军博的人来家里搜集文物，一下子看上了那个排球。他们同时拿走的，还有不少珍贵的东西，都是父亲生前的纪念物品。有人说我“傻”，没留个心眼儿，把那么多好东西白白送掉；也有人说我像父亲一样厚道，不计较这些。
现在我想，把那个代表着拼搏精神的排球放到军事博物馆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它，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激动，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父亲的生日(1)
1979年12月29日，对于父亲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他80岁寿辰。
早上起来，像往常一样，吃过简单的早饭后，父亲接受了医务人员的例行检查。上午，天气很好，没有风，没有雾，阳光普照，草叶上的霜雪很快化掉了，院子里一片暖融融的。入冬以来，这样的好天气并不多。父亲望着院子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坐到办公桌前，稍作沉思，提起毛笔，蘸上墨汁。谁也不知道他想写什么，母亲和工作人员都专注地望着他，没人说话，房间里静悄悄的。
只见父亲运笔写道：“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八十自题。”他满意地放下笔。大伙都鼓掌祝贺，一片欢欣。父亲点头微笑。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展示他一生的气度和人格追求，后一句是他对祖国的良好祝愿。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父亲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对于一个人来说，80岁寿辰是个大数，值得好好庆贺一番。要不要到外面找个饭店，订一桌菜，好好庆贺一下？人活八十不容易，80岁的老人了，大张旗鼓地办一回生日宴，全家轰轰烈烈地热闹一下，也属正常啊！再说，也有这个条件，打个电话，就成了。
但是，父亲还是依照惯例，特别交待：“关起门来自家过。”
那天，父亲请医疗组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在一起吃了顿欢乐的便饭。母亲里外张罗，忙上忙下，倒是把她累得不轻。
父亲的80岁生日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几天后，父母亲来到广州。按阴历算，阴历的11月27日，公历是1980年1月14日，那天，也算是父亲的八十大寿。那天，父亲可能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四句诗：“八旬在广州，好似更年轻。行行重行行，长征复长征。”
碰巧，叶剑英伯伯当时也在广州，他给父亲题诗祝贺。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叶伯伯八十寿辰时，父亲写了一首诗祝贺他。那天我也去看叶伯伯了，在座的人知道后，都要我当场朗读给大家听。
现在，父亲八十寿辰，叶伯伯也写诗祝贺他。叶伯伯引用了董老董必武的两句诗为父亲贺寿：“绿树多生意，白云无尽时。”又附了几句感慨之言：“八十之年，忽然而至，公为始满，剑犹过二。录必武同志句，为荣臻同志寿。”
寥寥数语，抒发了真挚的革命感情和兄弟般的友情。叶伯伯题诗祝贺，算是父亲八十大寿的一个高潮吧。
做寿、贺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全世界普遍的习俗。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铺张。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专门为自己做寿。解放后，他忙于工作，后来又经历“文革”风暴，很多的生日都搁到脑后了。在我的记忆中，大凡他过生日，无非是关起门来，由母亲操持，全家吃一顿长寿面。就这么点简单的表示，有时因为他外出，有时开会忙，寿星不在，只好免了。好在我们习惯了，也没觉得遗憾。
我认真回忆了一下，父亲在80岁前曾有几个生日，虽然没专心做寿，但过得很有意义。记得1956年12月29日，父亲57岁寿辰那天，他主持召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圆满结束，这是他于一个半月前任副总理，接替陈毅主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后，第一次召开科学家的会议。这一时期全国科技事业出现了很多新气象，因此，尽管生日那天父亲连一碗长寿面也没顾上吃，但他的那个生日过得很愉快。
父亲60岁寿辰那天，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他以国防科委的名义上报军委，建议批准成立国防科委第六研究院（航空）、第七研究院（舰船）和第十研究院（无线电电子学）。次日，军委常委第九次会议一致同意再组建这三个研究院。实践证明，这三个研究院的成立和当初成立五院一样，对于我国国防事业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后来一想起父亲的60大寿，就想起这三个研究院。
1969年12月29日，是父亲70大寿。这时的父亲正处于“文革”的凄风苦雨中，他“疏散”在邯郸。他无心过生日，也忘了自己的生日，他苦苦思索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时的父亲却得到了意外的惊喜，母亲从吉林的“五七干校”千里迢迢赶到邯郸来看望他，母亲的到来令父亲感到欣慰，患难中的感情更是弥足珍贵，因此这个生日也是很值得纪念的。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社会的逐步安定，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情人性的逐渐回归，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父辈之间，老友往来，表示一下祝寿之意，成为自然。在父亲这里，每逢生日，多数是精神上的表示，偶尔有人送个蛋糕，算是隆重之举了。晚年，父亲健康更差，常年麻烦医护人员，让他深感歉疚。每于岁末年初，父亲往往借机请大家吃顿便饭，表示他的谢意。而这时候正好是他的生日时间，所以大家既拜年又祝寿，两相结合，喜气洋洋，家里欢声笑语不断，让老寿星着实地开心一回。
父亲的生日(2)
改革开放之后，大街上高级酒店多起来了，何不到外面大吃一顿山珍海味？也有这个条件。可是，父亲坚决反对，他痛恨铺张浪费。在家里吃顿便饭，既节省又实惠，他认准了这个，所以，一辈子他都没到外面摆过生日宴席。
至于中央领导同志和老战友、老部下来贺寿，也都是热情道贺畅叙心怀，一杯清茶而已，父亲从未因做寿宴请过领导人。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用不着吃吃喝喝套近乎。
每年过生日，他就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张扬操办什么，在家吃顿便饭吃碗面就行了。
1983年，父亲生日之前好几天，就有人把电话打到家里祝贺。父亲责问：“谁那么嘴快，外面怎么知道生日的事？”
秘书说：“这还用我们宣传吗？您的回忆录开篇就写了您的出生日，人家自然知道了。”
父亲听后笑了起来。这倒是他没想到的。
1984年12月29日，父亲85岁诞辰。按照父亲的设想，仍然是关起门来简简单单地庆贺一下。这一天，我和丁衡高照常去上班，女儿照常去上学，我们一切都照常。但是，上午10点钟，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下午4点整，中央领导和有关同志要集体来给聂帅祝贺85岁大寿，大约30多人。并说，这是耀邦同志定的。今后凡中央领导同志满85周岁的，就采取集体贺寿的办法，到家里来拜寿。现在健在的中央领导同志中达到85岁的，聂帅是第一人，所以就从聂帅这里开始。
对于这个安排，父亲确实感到进退两难，拒绝吧，不好；接受吧，自己又不是很情愿。只好勉为其难了。
接到通知后，全家立即行动起来，研究接待。客厅是家里最大的一间屋子，就那么几个沙发，平时来十几人还可以，这次要坐30多人，怎么坐？最后，大家的意见是把原有东西搬走，沙发、茶几、电视机都挪走，换成长条桌摆在客厅中间，然后围桌放木椅和折叠椅，再在剩余空地放十几把折叠椅，客厅门口也放几把折叠椅。至于折叠椅、茶具、桌布等，家里没那么多，只好去机关借用。
忙乎了半天，终于把现场布置好了。下午4时，中央领导和有关同志集体坐大轿车到了家里。据工作人员当时的登记，计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几方面的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彭真、杨尚昆、薄一波、姚依林、王震、万里、习仲勋、乔石、李鹏、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王平等，邓朴方和邓林是代表邓小平、卓琳来的，叶帅女儿叶楚梅、叶帅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是代表叶帅来的。
大家请父亲坐在正中间的位置，左边是胡耀邦、赵紫阳，右边是彭真、杨尚昆。这一天，是我们家最热闹的一天，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的人，真是高朋满座，陋室生辉。大家谈笑风生，济济一堂，气氛非常轻松活跃。胡耀邦代表中央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寿讲话。后来话题扯到了父亲刚出版的回忆录上，众人给予了充分的赞扬。
谈笑一阵，喝杯清茶，吃点水果，人们告辞了。院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1989年12月29日，父亲90岁诞辰。说心里话，我能看出，父亲不喜欢他85岁那年搞的那么声势浩大的祝寿活动，也许他觉得，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忙，大家都应该忙于国家大事，不应当为他个人的生日牵扯精力。所以这次90岁生日，提前好几天，他就吩咐办公室向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报告，转达他的“不做寿、不受礼、不请客”的“三不主张”。他是节俭惯了，不想因此而造成浪费，他反对铺张，反对大操大办。别的不说，一个花篮得花多少钱？不顶吃不顶喝，过几天花儿就蔫了，钱就白白浪费了。那都是国家的钱啊！
他的“三不主张”起到了一点效果。以后再也没有出现那样规模的集体祝寿之事。但是给老人祝祝寿也是人之常情，不可能完全禁止，也不能禁止。父亲有时候办事过于认真，表现在祝寿上，也显得有点不近人情。
事实上，父亲90大寿的前后几天，同志间的来往非常正常，我们没有发帖请客，人家也没有送礼送物，也没有集中在29日那天大庆一番，而是在那几天分散着来的。
12月27日，军委和三总部领导秦基伟、洪学智、迟浩田、赵南起等同志提前来拜年，也是来给父亲拜寿的，两相结合，倒也自然。
29日，中央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虽然是集体来的，但比85岁时，来的人少多了。只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姚依林、宋平、杨尚昆、刘华清、丁关根、温家宝和杨白冰。大家都关心父亲的健康，说：聂帅一定多保重，老帅们的健康长寿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卓琳说，今天是聂爷爷九十大寿，快给聂爷爷磕头
父亲的生日(3)
江泽民等人走后不久，卓琳阿姨带着儿子、女儿和小孙子、小孙女来给父亲祝寿。一进客厅，卓琳阿姨就大声地说：“今天是聂爷爷90大寿，快给聂爷爷磕个头！”
两个小家伙很好玩，扑通一声，真的跪在了老爷爷面前。我母亲急忙说：“快起来，快起来！现在不兴磕头了！”
小家伙跪在那里不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父亲笑得特别开心。
卓琳阿姨对父亲说：“小平同志让我代表全家来祝贺你90大寿，祝你健康长寿，超过一百岁！”
卓琳阿姨的话又引起一片欢笑声。
30日，父亲生日过后一天，航天部在京的各研究院的院长和书记，他们都是父亲的老部下了，相约前来，既是拜年也是祝寿，没有送礼，而是各自带来很有意义的纪念物品——一些导弹、卫星小模型；一些航天方面的图片、照片等。看到这些东西，父亲非常高兴，引起他许多回忆，所以那天父亲和大家谈得兴致盎然，沉浸在美好的往事和对未来的憧憬中。
父亲90岁的生日，就这样过去了。
1991年7月1日，是建党70周年纪念日，是党的生日。自己的生日，父亲不往心上放，党的生日，尤其是70周年这个大的纪念日，父亲牢牢放在了心上，纪念日到来之前，他就念叨，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一定得隆重一点，党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怎么庆祝？把工作人员组织起来，以父亲的名义请大家吃顿家常便饭，大家唱唱歌，说说话，气氛搞热闹一点就可以了。父亲同意这个安排。
7月1日下午，我当时所在的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召开庆祝建党70周年座谈会，钱学森、朱光亚、程开甲等老科学家都参加了。我从单位开完会，想到要在家里搞个纪念活动，就把单位用过的纪念会的会标卷起来拿回家，然后挂在了走廊里，这么一来，气氛马上就出来了。
工作人员特意为党的70岁生日订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写着几个红色数字：“1921—1991”。家里的人，还有全体工作人员都来了，大家唱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后，有人说：“请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聂帅讲话。”
大家鼓掌欢迎。父亲坐在轮椅上，沉默了一会，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只见他抬起颤抖的手臂，紧握着拳头，坚定地伸向上方，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他嘶哑的声音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人们眼睛湿润了。这是父亲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声音。他是真心地爱这个党。他为这个党奋斗了一辈子，他喊口号，绝不是虚情假意啊。
半年多之后，父亲就过世了。每年，在他的生日到来之际，我就备一杯薄酒，洒在家中他的那尊雕塑前。每每想到我所经历过的父亲的生日活动，我就想起父亲的俭朴。一个连自己过生日都俭朴的人，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俭朴，就可想而知了。
点点滴滴暖心怀(1)
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讲过，他晚年体弱多病，之所以每次重病都能转危为安，主要靠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在他的临终遗言中，没忘记感谢专家、医生、护士，还有在他身边辛勤工作的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他服务的同志。父亲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父亲的体质原本不错，解放前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枪林弹雨，几乎没有病倒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身兼六职，度过了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1952年秋天终于病倒了，确诊为高血压、心脏病、脑神经功能失调。毛主席关心他，指示他到杭州疗养了一段时间，身体有所恢复，这为他1956年后主管全国科技工作，任务虽繁重，但能够坚持下来，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期间，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批“二月逆流”时，他犯了更为严重的心脏病，心房扑动达60多个小时。1970年从邯郸回来以后，心房扑动频繁发作，最多的一次持续72个小时，对这种心律失常，除了用药物纠正，十分严重时就用电刺激转复。不知有多少次，医生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他一辈子爱科学，相信科学，他也沾了科学的光。对于治病，如何用药，采取什么治疗措施，他向来请医生大胆决定，从不提个人要求，从不说自己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无论是输液、打针、吃药，还是做其他治疗，他都很配合，心态平稳，接触过他的医护人员普遍反映，这个老人好伺候。
他也不让我们家属提不同意见，更不让我们干涉医生的治疗，一切听医生的。每次会诊时，他只让我们听医生说，不许我们插嘴。有些老干部生病，家属干涉医生的治疗，你一言我一语，问三问四，总是不放心的样子，结果把病情耽误的情况并不少见。他吸取了这种教训，决不干涉，所以给他看病的医生也感觉心情愉快而放松。
他的身体不算强壮，是有名的老病号，不知报过多少次病危，谁都觉得他很难高寿。可是，眼看着同时代的人，一个个走了，他却仍然顽强地活着。
他自认为，自己多活了十几年。当然，这主要是医护人员的功劳，我记得，董承朗、陶寿琪、吴杰、吴阶平、方圻、陈在嘉、黄宛、牟善初、曾诚富、黄大显、王士雯、李炎唐、董建华、蒲辅周、高辉远、赵冠英、赵夷年、赵毅刚、陶国枢、牛光明、董仲勋等著名专家及医生都多次给父亲治疗过，他们为了父亲的健康付出了很多心血。
尤其是父亲的保健医生、医疗组副组长陶国枢，工作认真细致，医术精通，责任心强，深得父亲信任。陶国枢为了做好保健工作，原在他家中照顾家人生活的老母亲，得了脑梗塞病偏瘫后，他断然将老母亲送回山东老家，请老家亲人照料。老家亲人们曾有非议：老人能劳动时留在北京，有病了不在北京治，送回老家，这是甩包袱。陶医生以歉疚的心情请求家人谅解，仍然坚持把老母亲留在了老家，以便安心为我父亲做保健工作。
还有的护士推迟婚期，有的推迟怀孕，一心一意护理父亲。这些都令父亲和我们全家深为感动。
2005年6月，我住进301医院检查身体，偶然遇到当年在家里护理父亲的部分护士。见到她们，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父亲在世时，她们尽心尽力护理父亲，父亲也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她们，与所有曾经照料过他的医护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从父亲去世算起，一晃10多年过去了，春去秋来，草荣草枯，世事变迁，我以为很多事情都会淡忘，可是，与那些当年来我家护理过父亲的医护人员聊过几句之后，我猛然发现，很多事情她们仍然牢牢地记着，她们居然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些细节。这些善良的医务工作者，忘不掉父亲曾经给予她们的点点滴滴的关照，并把那种关爱看作是一种荣耀。
我甚至感觉到，有些事情能够影响她们的一生。
家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年轻人，都称呼我父亲为“爷爷”。我问过大家，为什么愿意这样叫，他们认为，这样叫显得特别亲切，爷爷和孙子孙女，这样的关系，是多么纯净啊！
护士梁洁回忆说，刚开始接触父亲的时候，她心里特别紧张，因为像元帅这种级别的首长，她从来没有护理过。她曾经听老护士们私下念叨过，有的首长是很难打交道的。可是，来到驻地以后，完全出乎她的想象，她很快发现，父亲特别和蔼，虽然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护士，父亲对她讲话时，却非常注重礼貌，没有一点架子，不管让她做什么事，开头都要说“请你”。梁洁就觉得，这一来顿时把距离拉近了，她很快适应了环境，不感到紧张了。
护士朱焕改1986年来我家时，父亲正在发烧，烧到40度。陶国枢主任吩咐她给父亲输液。她一切准备好后，拿着器械和药瓶来到父亲身边。说实在的，给老年人输液，经常是一针扎进去，找不准血管，很多老干部为此多挨针扎，有的就发脾气骂人。护士们一遇到这种事就很紧张。那天，初来乍到的朱焕改见到许多工作人员围观在旁，她突然也紧张起来了，额头上沁出了汗。父亲觉察到了，就说：“小朱，我的血管细，你又是第一次扎，扎不准也没关系，别紧张。”
点点滴滴暖心怀(2)
听到这种宽慰人的话，小朱放松了些，居然一针见血地扎入血管，顺利地输完了液体。这以后，父亲总是夸奖她。一次，她的孩子病了，父亲听说后，让人准备了一大包好吃的东西，放在冰箱里给她的孩子留着。想到老人连她的孩子都关心，小朱心里说不出的温暖。
1987年，孙蕴君来到父亲的医疗组，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经常给她讲当年打仗的故事，这使她非常崇拜他。来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对她说：“你工作得还行，不错。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福音。”听到这话，她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梁洁记得，有一段时间，父亲心脏病频繁发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总是想着别人。一次她感冒了，带着口罩给父亲摸脉搏时，细心的父亲发现了她正在病中，就问：“你的感冒好点了没有？要当心身体呀！”
当时，父亲的病很重，说话很吃力。梁洁见状，心里一动，感激地说：“好多了，请首长放心，您自己要好好休息。”
王德龙是父亲的医疗小组里唯一的一位男护士，因为父亲洗澡时需要男同志帮他，所以301医院特配一名男护士来。父亲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洗澡时都要躺在热水中泡一泡，这也是医疗组专家的意见，对父亲的身体有好处。父亲年龄大了，行动不便，每次洗澡需要人照顾。王德龙来了后，承担起了这一特殊工作。王德龙记得，每逢过年过节，不论是谁在值班，父亲都要把他们请到一起吃一顿饭，如同一家人一样。父亲还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关心他。他住的房间在走廊旁，父亲有时在走廊散步，只要知道小王在休息，总是会放慢脚步，对陪同他的工作人员说：“轻一点，小王昨晚上夜班，不要大声说话。”有一次，正在补觉的小王听到了这句话，感动得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朱焕改说：“我觉得爷爷在我印象中，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形象。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成自己家里的人，每个人都是家里的一员。比如说一吃饭，他就问：谁谁到哪里去了，怎么缺个人啊？”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不把工作人员当外人。每次在一块吃饭，谁吃得多他就夸奖谁，就像老祖父对待亲孙子的感觉一样。
护士孙蕴君回忆道：“凡逢八一建军节，他都要请我们吃饭、喝酒，谁喝得多他就高兴，谁吃得多他就喜欢。看到我们喝酒的样子，他就‘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就像孩童似的。”
赵建华护士是23岁那年来到父亲身边的。父亲觉察到小赵已到谈恋爱的年龄，很是关心，生怕因为照顾自己，而耽搁了人家姑娘的终身大事。他时常幽默地和赵建华她们几个女孩子开玩笑，说，谈恋爱是很正常的事，用不着对他保密。还说：“如果需要我帮忙，一定会尽力。”
有一年，小赵患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父亲执意让秘书用车把她接到玉泉山休息，说：“小赵没结婚，没人照顾。玉泉山条件好，在这里有人照顾，可以吃好，睡好，又凉快，身体恢复得快。”
后来小赵的婚姻有了着落，父亲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刚结婚时，爱人在首钢工作，离她上班的地方远，又没有房子。父亲知道后，特意交待秘书，想办法给小赵在驻地附近找一间房子，暂时住一阵。很快，房子安排好了，小赵夫妇搬了进去。
一天，父亲问她：“你满意不满意啊？”
小赵红着脸回答：“谢谢老爷爷，很满意。”
父亲还向其他人交待说：“小赵刚结婚不久，你们要帮忙把房子布置得像新房一样。”
父亲给小赵留下的印象是：老爷爷很会关心人，尤其是对女同志。父亲常说：“比起男同志，女同志更辛苦，更劳累，她们的付出是很大的，所以要特别关心她们啊。”
赵建华回忆说——
我们医疗组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聂帅年纪虽然那么大，身体又不好，但是他心里特别清楚明白，如今天该谁值班啦，谁的家里有事啦，谁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啦，等等，心里都明白着呢！据我所知，凡是在聂帅医疗组工作过的人员，无论是谁结婚，都得到过他送的红包和礼品。在我怀孕几个月后，组织上调我暂时离开驻地回医院上班。这期间，聂帅很是放心不下，有时把我叫过来，说要看看我变成啥样子了。当他见到我时，如同长辈对待自己的孙女，关爱地说：“怀孕时千万别摔着，自己想吃点什么就吃，一定要保证营养啊。”聂帅对待我们实在是太关心、太好了。
说到父亲给身边工作人员送结婚的红包或礼物，我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些年里，不断有保健医生、护士，或者是秘书、警卫人员、司机等人来到他身边工作，每次，遇到谁结婚了，或是听说谁家里有困难了，他都提前向母亲或者秘书要钱，然后揣在衣兜里，到时候悄悄地拿出来，亲手送给人家，以表示祝贺和慰问。这个方面体现了他的细心和细致。
点点滴滴暖心怀(3)
1980年，梁洁要结婚，本来不想声张，但却被父亲知道了。父亲把她叫到身边，递给她一床重庆出的真丝被面，天蓝色的，很好看。我知道，这是父亲专门托重庆方面的人买来的，一共买了两条，另一条送给了另外一位准备结婚的护士谭耕文。梁洁感到，这床被面是一件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礼物，结婚那几天用过后，就保存起来，不舍得再用，一直珍藏到今天。
1983年，王德龙准备结婚。一天，父亲坐着轮椅散步，在路过小王的房间门口时，停了下来。小王看到，父亲从右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30元钱，说是从秘书那里，知道了他要结婚。又说，这是大喜事，给他一点钱，买件纪念品吧，算是对他的祝贺。小王早就听说，每逢身边的工作人员结婚，父亲都要送点钱或是纪念品，他就收下了。20多年后，已是中年人的王德龙谈起这件事时，说：“在80年代初期，30元钱已经不少了。聂帅总是像待孩子那样对待我们每一个医务人员。平时他比较严肃，但是特别爱关心人，对我们特别好。”
1989年1月初，孙蕴君要结婚了。一天早晨，父亲起床后，拿过纸和笔，题写了四个大字：“幸福之家。”孙蕴君注意到，父亲的手颤抖得厉害，但他神情特别专注，写完后，他望着孙蕴君说：“这是我90岁做的第一件事。送给你。” 孙蕴君马上意识到，父亲进入90岁了。捧着题字，她当时感动得眼圈红了。下班回到家，她把父亲的题字珍藏在纪念册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父亲俭朴的生活，以及对自己严格的要求，也令大家记忆深刻。有件事情对梁洁触动很大：父亲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离开时，总要问警卫参谋：“去结账没有？”所谓结账，就是去交价值两毛钱的一杯龙井茶钱。就这么一杯茶水钱，细心的父亲都记得这么清楚，公私分明，公家的便宜一点都不沾。梁洁认为，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和做到的。对这件小事她一直忘不掉，后来时常给儿子谈起，教育孩子不要沾别人的便宜。
孙蕴君一直忘不掉一件小事：1989年，工作人员们陪同父亲到北戴河度夏。8月底的一天，下起了大雨，天气突然变凉了，正在值班的孙蕴君把所有衣服都穿上还感到冷。父亲看见她，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拿了出来，说：“你把我的毛背心拿去穿上吧。” 孙蕴君记得非常清楚，那件毛背心是浅褐色的，上面还有一个小洞洞，是虫子咬的。穿上毛背心，她感慨不已：堂堂一位元帅，居然舍不得丢掉一件穿了不知多少年的毛背心。老爷爷的简朴让孙蕴君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父亲喜欢孩子，工作人员不管谁家的孩子来了，他都欢喜的不得了。警卫参谋杨何的的儿子杨帆他格外喜欢，那个小家伙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常来我家玩，他戴大盖帽，扎腰带，穿自制的“军装”，异常活泼可爱，而且不怕生人，“天生不怕大官”，父亲非常喜欢他。每次他来了，都叫到跟前说说话。父亲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要考上大学。
后来听说这孩子很有出息，18岁那年考上了杭州的大学。他家里有父亲的像片，每逢父亲的生日和忌日，他就对着相片磕个头，算是对老爷爷的纪念。
在医疗组工作了10年的护士长王显聪回忆说，有一年，她带着5岁的儿子到驻地来，父亲见了孩子高兴得问这问那，特别疼爱，给她儿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每次坐车路过驻地，他都会指着院子说：“我去过那个老爷爷家，老爷爷可好啦。”孩子当时虽然小，不知道老爷爷是谁，叫什么名字，然而老爷爷那慈祥、亲切的神态却在他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工作需要，来家里护理父亲的医护人员经常变动。每逢离开时，大家都恋恋不舍。
梁洁离开医疗组之前，父亲对她说：“你把纸和笔给我。”当时，她不知道老爷爷想干啥。待他写完字递给她，看一眼她就激动了，没想到老爷爷会给她写下这么一句话：“梁洁同志，感谢你六年来对我的关心和精心护理。”
她把父亲的这帧题字，收藏到影集里。她说：“聂帅就像一棵不老的青松，永远活在我心里面。因为我感到，在聂帅身边学到的东西，是最真实、最朴实、最实在的，我永远忘不了首长的一言一行。”
1984年底，王德龙要离开我家了，父亲把厨师叫过来，说：“小王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做几个菜，叫医生也过来陪陪。”父亲觉得小王这么长时间护理他不容易，非常感谢。
王德龙永远也忘不掉，父亲说这话时，他感觉老人就像是他的爷爷，他的长辈。他感慨地说：“很难忘啊！”
护士吴淑芬说：“我离开老爷爷的时候，是流着眼泪，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走的。”
除了上面的那些人，徐淑清、崔媛、唐丽君、朱财兴、刘立明、刘冰等人，也曾在父亲的医疗组工作过。在时光流逝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忘不掉在父亲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我也从内心里感激这些为父亲做出过奉献和牺牲的医务工作者。
点点滴滴暖心怀(4)
说到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忘记陈兆保、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李常海、杨曙光、杨何的、张宝信、戴钰书、罗晓霞、张程荣、丁绍武等同志，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他们与我们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形同骨肉。
陈兆保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个子高高的，为人忠厚，任劳任怨，1953年就到父亲身边担任警卫参谋，深得父亲的信赖，家里的事，尤其是父亲生活上的事，均由他来管。他是名副其实的大管家。为了工作，陈兆保没有让家属随军来北京，平时也很少回老家探亲。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没有休过假。他不仅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父亲，就连我们家生活上的事，他都管。有一次我女儿菲菲发高烧，他二话没说，抱起菲菲就去了医院。可惜的是，他47岁时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记得陈兆保患病期间，父亲很难过，亲自到医院看望他，鼓励他战胜病魔，派人一次次给他送营养品。陈兆保病逝后，父亲让周均伦给组织上写报告，请求批准陈兆保为烈士。有一天，周均伦见到叶剑英，叶帅突然很不客气地说：“周秘书呀，我对陈兆保有一个意见。”
周均伦急忙问：“您有什么指示呀？”
叶帅说：“陈兆保跟了聂帅那么多年，聂帅最困难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回家去？”
周秘书解释道，实际情况是，父亲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后，陈兆保思想不通，心情很不好，正巧他老家要盖房子，父亲就给了他几百元钱，让他回老家看看，也借机散散心，就这样，多年不回家的陈兆保回去休息了两个月。叶帅听完周均伦的汇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亲自批准陈兆保为烈士。
陈兆保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他的抚恤金一直由父亲办公室代领转寄他家，直到几年前他的妻子病逝，才停发了抚恤金。
秘书们忠于职守，工作认真，为人正派，待人谦虚，并且善于与人共事，办事讲原则，从不搞歪门邪道，都有个好名声。他们说，这都是跟父亲学的，是父亲影响了他们，是父亲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结果。
他们辛勤地在父亲身边工作，父亲母亲也时常关心他们。就说上世纪60年代最困难的时候吧，二老若知道谁家有困难，总要给予帮助。刘长明家里孩子多，粮食紧张，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给他一些粮票。有一次，东北来人送父亲一条大鳇鱼，有10多斤重，母亲赶紧张罗着把它切成段分给工作人员，三年困难时期能吃到鱼，大家太高兴了，所以几十年后，老同志们提到那次分鱼，仍然念念不忘。
陈克勤秘书患了脑膜瘤，确诊后要立即开颅摘除。这是个大手术，父母亲非常为他担心，父亲亲自给医院的领导交待，要精心组织手术。手术当天，又派周均伦守候在医院，并随时向他报告进展情况。手术成功的消息传来后，我注意到父母亲长出了一口气。母亲又张罗着每天派人往医院送营养食品。4个月后，陈克勤出院回到驻地，父亲嘱咐他先恢复身体，不要急于上班，以后上班也只能量力而行，殷殷之情，溢于言表。10多年过去了，至今谈起此事，仍然令陈克勤感动不已。
父母亲对驻地的警卫战士，也一样地关心爱护。驻地的警卫战士虽然属卫戍区管理，但在父母眼里，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父亲去世后，早已复员回山西家乡的战士索文彬，写了一篇名为《在聂帅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的文章，他写道：“平时，聂帅不仅从政治上关心我们，而且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我们……在当时电视机尚不普及的情况下，聂帅将一台当年苏联赠送给他的电视机送给我们看。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他总要送一些水果之类的食品让我们吃。记得1975年建军节时，他正在外地疗养，特意给我们捎来了哈密瓜等水果。” 索文彬还谈到，1977年他们复员离开驻地时，父亲特意把他们几个战士叫到身旁一起合影留念，并且嘱咐他们，将来不论到了哪里，都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遵纪守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索文彬说：“那个场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父母亲所关心的人里面，还有一个老职工，他叫李炳元，是北京军区北戴河281疗养院的职工。解放后，中央在北戴河为一些领导同志安排了住处，盛夏时节一般都来这儿办公。281疗养院就把李炳元派到父亲的住处，由他负责搞环境卫生，帮助干一些杂活，冬天时照看房子。老实能干、性格耿直的李炳元得到了父亲的肯定，几十年下来，父亲从来没把他当外人。五六十年代，父亲见李炳元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每年来北戴河，离开的时候都让母亲或者是秘书给他留下二百块钱，这些钱在当时顶得上李炳元5个月的工资。
点点滴滴暖心怀(5)
六十年代初，父亲看到李炳元跑来跑去的，家里连个自行车都没有，决定帮他买辆自行车。正好父亲从北戴河去天津开会，那里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挺有名，管理员就和李炳元商量，由他出点钱，父亲替他补贴一部分，买辆自行车带回来。不久，自行车买来了。那辆车子李炳元骑了很多年，他说他如今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辆自行车来。
李炳元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的一些事情，比如他说道，父亲每年到北戴河，一下车就去附近的渔村，问村里有没有挨饿的，社员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要求。三年经济困难期间，群众生活很苦，父亲告诉大家，等我们把欠苏联的账还完了，日子就会好过的。五六十年代，父亲早晨起床后，喜欢到海边散步。那时海边到处都是渔船，碰到渔民出海，父亲就上前帮着往水里推船，边干边和大伙拉家常。对此，李炳元感叹道：“聂帅不怕群众。那时的干部好像都不怕群众。”
父亲曾对李炳元说：“北戴河是你的家，北京也是你的家，欢迎你来北京做客。”因此，在我记忆中，李炳元师傅多次来北京，到了家里，父亲和他聊天，和他一起吃饭。如果不说，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元帅，居然和一个普通的职工成了忘年交。
父亲去世十多年了，当年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与我们的联系一直未断。现在，那些老秘书们还在为“聂荣臻研究会”工作和忙碌着。他们对父亲的这份真挚的感情令我十分感动。
重温往事，无论是医生护士也好，秘书们也好，一般的工作人员也好，他们与父亲之间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情，虽然年代已久远，却仍然能够令人感到穿越时空的温暖，我想，这既是他们与父亲母亲的一种缘分，也是老前辈留给他们的一笔小小的精神财富吧。
山高水长 最后的关怀
黄埔情深(1)
黄埔，是广州郊外珠江上的一个小岛，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倡导建立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当时恐怕谁也想不到，这所军校会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师生同心协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北伐，为结束军阀割据立下大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师生再度携手，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殊勋。在中国现代史上，黄埔军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父亲的晚年，把能够辞掉的职务全都辞掉了，惟独一个职务他愿意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顾问。这是父亲此生的最后一个职务。说起来，父亲的军旅生涯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他又是在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这个职务上辞世的，因此可以说，他与黄埔的缘分太深了。
说起与黄埔的缘分，还不止这些。我母亲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由此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批女兵，晚年她还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事。像我家这种情况的，据我所知，只有徐向前元帅家，徐帅是黄埔一期学生，他夫人黄杰阿姨和我母亲都是武汉分校的同学。
198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60周年校庆纪念日。在邓小平亲自倡议下，6月1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主要目的是利用黄埔军校师生情谊，团结共勉，共同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中央任命徐向前元帅为会长，父亲和许德珩为顾问。同学会成立后，即为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方针和“一国两制”构想，做了大量工作。
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前后，父亲两次题词：“纪念黄埔，促进祖国统一”、“团结共勉，统一祖国”。1988年3月，黄埔军校同学会创办了会刊《黄埔》，父亲在创刊号上再度题词：“海峡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黄埔校友自当共促祖国统一。”
祖国统一，是父亲他们这代人最大的心愿啊！
那几年，父亲心系祖国的统一大业，心系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开展。需要他做什么，二话不说，立即支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岸统一的呼声更高。1990年初，89岁高龄的徐帅和91岁高龄的父亲，联名向海内外的黄埔师生发表了春节谈话，主要历数了黄埔师生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但现在“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须努力”，号召海峡两岸及旅居海外的黄埔师生，当以和平奋斗、“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为新的历史使命。
这次谈话被海内外称之为“两帅春节谈话”。谈话立即得到在台和旅美黄埔同学的热烈响应。5月初，在台的黄埔一期生邓文仪以及陈舜钦、周乐军等同学，首先组团来北京访问，在京的黄埔一期学生侯镜如会长、一期学生郑洞国副会长、十六期学生杨荫东副会长兼秘书长等陪同他们看望了两帅。5月10日，与徐向前名誉会长会见，11日，父亲在家里热情接待了他们，当时气氛热烈，畅所欲言，充满了师生久别重逢的喜悦。父亲鼓励大家，黄埔同学就是要发扬黄埔精神，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以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为己任。现在就是要两岸多交往，多沟通，多做工作。
会见后，父亲及时将情况通报给邓小平，促成邓小平也亲切会见了邓文仪等人，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0年9月，海外归来的黄埔一期学生李默庵在杨荫东陪同下，来会见了父亲。父亲寄语在台黄埔师生，希望他们敦促中国国民党早日与中国共产党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商谈祖国统一问题。李默庵认为父亲的话语重心长，对黄埔师生寄予很大希望。他又表示完全赞成徐、聂两帅春节向两岸黄埔师生发表的重要讲话，他激动地说：“您对我这个漂泊海外几十年的老黄埔如此关爱，我万分感谢！”他们还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抗战初期著名的忻口战役，回忆起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并肩战斗的情形。李默庵说：“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取灭亡。台湾的出路在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出路在于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中国早日统一，更富强起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李默庵的话道出了黄埔同学的心声。
1991年元旦，在台的黄埔同学成立了“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简称黄埔会），明确提出以“联合黄埔同学，推动祖国统一”为宗旨，积极回应了邓小平和两帅与他们的会见。父亲闻知，备感欣慰。2月初，“黄埔会”的执行长张琦来京，就两岸同学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父亲当时已91岁高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还是抱病会见了“黄埔会”负责人，对他们热心两岸同学密切交往深表赞许，并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扩大交流。
黄埔情深(2)
4月初，由邓文仪、刘璠等组成的“黄埔会”谒陵代表团来大陆，晋谒中山陵和祭拜黄帝陵。代表团一行到京后，父亲身体不适，实在无法参加活动，就委托母亲代表他出席欢迎会并致辞，母亲在致辞时说：“希望在台同学众志成城，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努力奋斗。”同学们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当父亲从报纸上看到江泽民总书记会见谒陵代表团的消息时，十分高兴。中央对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重视可见一斑。
父亲对在大陆的黄埔同学也很关心，尤其是对参加过两次国共合作的老黄埔印象很深。1990年，他会见了侯镜如、郑洞国，殷切希望黄埔师生应本着革命初衷，团结起来，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奋斗。他还说，黄埔同学的工作很重要，主要是做在台黄埔同学的工作。
父亲的晚年，可以说一直心系祖国统一大业，他们这代人抛却身家性命干革命，图的就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至高利益。即便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国家统一的那一天，但竭尽全力做点工作，为后人打下个好基础，便成为父亲执著的追求。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在临别遗言中，他提到四个希望，其中一个就是“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这是父亲美好的向往，也是对黄埔同学的最后重托。
父亲逝世的那天下午，在听到一条有关台湾的消息时，他还对秘书说：“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在台刘璠、刘咏尧、邓文仪、王叔铭、刘安祺、张炎元、何志浩、张琦等八位同学联名发来唁电：“百战沙场，功耀华夏，星沉南海千古恨；一代人杰，勋尊元帅，月冷西山万民悲。”此外，旅美黄埔同学蔡文治、中南美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罗大诚也发来唁电。海内外黄埔同学为父亲这位黄埔前辈的谢世深表哀痛！
父亲逝世后，母亲同样抱着病弱之躯，关心同学会的工作，参加有关活动，直到她逝世前最后一次住院时，还在关心台湾同学来北京访问的情况。
在父母的感召下，作为黄埔后代，我也成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热心参与者。2001年6月9日，在黄埔军校建校77周年纪念大会上，我作了发言，收到很好的效果。现在，老一辈的黄埔人大多不在了，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使命传给了下一代，子孙相承，使分裂主义者的阴谋不能得逞，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想，也许不久的将来，祖国完全统一之日，父亲母亲在天有知，当会含笑于九泉！
操不完的心(1)
父亲老了，在他85岁以后，就不能走路了，他坐上了轮椅车。那辆轮椅车是邓朴方送给他的，坐着很舒适。
坐在轮椅车上的父亲，仍然仪容严整，风纪扣系得紧紧的，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哪儿不平整，自己够得着的，自己动手整理；够不着的，就喊别人帮忙抻平。他仍然爱干净，爱整洁，这与他历来讲究军容风纪，早已形成习惯有关。当年在晋察冀，没人敢在他房间里丢烟头，更没人敢在他的房间里吐痰。他一辈子爱干净，到老了，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邋遢。
这还不算，他看见谁的衣服皱皱巴巴，他就要提醒人家注意。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这点都做不到，做不好，那你做事情可能就会粗心大意。
坐在轮椅车上的父亲，仍然有操不完的心。他爱操心，操了一辈子心，所以，不让他操心，那是不可能的。每天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听秘书们念报纸、文件，重要的地方，他要反复听。只要醒着，他的脑子就不停地转动，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说，脑子越用越好用，脑子懒惰的人都是蠢人。想到某些问题，一旦深思熟虑，他就吩咐秘书记下来，或者给中央反映，或者给有关部门写信、打电话。总之，他不会让问题白白溜掉。
他关心部队军衔制的问题。早在1983年，他就向中央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85岁那年，他又给杨尚昆写信，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度。信中说：“军衔制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干部评定了军衔，有利于他们开展工作和提高责任感。军衔又是终身荣誉，老同志退下来或转业时有了军衔，对他们也是一种安慰。”
1988年，我军终于恢复了军衔制。
听说社会上对高干子女反映比较大，88岁那年，他给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写信，希望部队的高级干部对子女严加管教，他写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这些极易引起义愤……群众对这类子弟的义愤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
有人说，这封信显示出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晚年，除了黄埔的事情，他还热心支持我国的老龄事业。老龄事业在中国发展较晚，1982年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才成立。有一天，父亲从保健医生那儿看到一本新创刊的《中国老年》杂志，引起他的注意。当他得知该杂志很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时，他便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祝贺《中国老年》的创刊与发行，希望“把老龄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做好这项工作”。
老龄委正想找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出来支持他们的工作，见父亲“自投罗网”，高兴坏了，因此极力报请国务院，聘任父亲为全国老龄委的名誉主任。父亲慨然应允。1984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聘任书。
老龄问题是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比例逐年上升，而且百分之八十生活在农村，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父亲认为，必须妥善解决老年人的各种问题，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此，他先后14次致信或题词，予以支持和指导，并两次会见老龄委的领导同志，探讨老龄工作的情况和问题。
父亲担任了6年的名誉主任。直到1990年3月12日，他约见陈丕显，提出自己实在年迈体衰，不能再担任这一职务了，恳请陈丕显继任此职。4月27日，国务院批准父亲的请求，并任命陈丕显担任该职。
虽然辞掉了这一职务，但父亲仍然关心老龄事业。1992年3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已经病情危重的他，得知《中国老年》要搞创刊100期纪念，不顾医生的劝阻，硬是让秘书代写一封贺信，并经他推敲后，才同意发走。
父亲一辈子钟情于科学事业，在他的晚年，他依然痴迷于此。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的全面发展，为了调动广大群众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等人的热心组织下，1985年10月，由包括钱学森、王大珩、金善宝等几十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和胡锦涛、王兆国、倪志福等关心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的领导同志发起，成立了中国发明协会。父亲获悉后，立即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担任国家科委主任时，就在科委设立了“发明局”，主管全国发明创造工作，他对组织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一直大力支持。因此当武衡向他汇报，并请他担任名誉会长时，他当场欣然允诺。
1985年10月16日，中国发明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父亲向大会发去贺电。贺电中说：“这是促进科技工作发展的又一条重要途径”，相信协会将“使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他祝同志们“团结奋斗，再展宏图”。据国家专利局原副局长、中国发明协会副董事长明廷华回忆，父亲的贺电宣读完毕后，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明廷华从中感受到父亲在科技界的威望和影响。
操不完的心(2)
1987年，第三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在长春市开幕后，反响空前强烈。消息传来，父亲备感欣慰，他说：“这次展览会，是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举办的，这是全国发明家对十三大的献礼，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科学技术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战略意义，号召全党抓科学技术。”他勉励大家：“鼓足干劲，再接再厉，把发明创造的群众活动更有力地向前推进。”
据武衡回忆，父亲虽然已是久卧病榻，但他一直关心、询问发明协会的工作情况，每次听到发明协会取得的新成绩，新进展，总是由衷地高兴，喜形于色。一次，有一位青年发明家，请武衡代送一套他发明的煮茶的炊具给他们的名誉会长，父亲在轮椅上拿起来看看，连说：“很好很好，谢谢他，告诉他以更多的发明贡献给祖国，为劳动人民服务。”
武衡后来感叹道：“这就是一位革命老人对青年人的最真挚的爱和最殷切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