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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可汗

_5 班布尔汗 (当代)
  首先是对俄国。1716年,策妄阿拉布坦派自己的堂弟大策零顿多布率军一万包围了俄国亚梅什湖地区的亚梅舍渥要塞,并将俄国所派的援军全歼。强令俄国拆除要塞,撤出自己的领土。俄军3000余人被围困,苦苦支撑,最后撤走时,仅剩700余人。
  大策零顿多布是准噶尔的一代名将,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父子两代对外战争的辉煌,都有他参与其中。
  亚梅什湖之战,是他第一次崭露头角。
  俄国见状连忙派使者切列多夫到准噶尔谈判,可策妄阿拉布坦“对俄国使者的事连听都不想听,而把这位使者扣押了整整五年”[39]。
  俄国惊讶于这位珲台吉突然的强硬,像叶尔羌地区渗透的步伐只好先慢了下来。
  
  其次便是对清帝国。
  策妄阿拉布坦与噶尔丹不同,他没有从小受到浓厚的宗教熏染,对他来说,利用宗教成就霸业,比因为宗教的虔诚而发动圣战重要的多。如果说噶尔丹是为了建立一个以黄教为国教的大帝国而奋斗终身的话,策妄阿拉布坦便是希望让黄教帮助自己成为强大帝国的统治者。
  可他没有噶尔丹那样在黄教教廷无以伦比的威望和丰富人脉,噶尔丹那种与教廷鱼水交融,共同进退的关系对策妄阿拉布坦来说完全不可想象。何况,几乎在噶尔丹走向败亡的同时,他的同窗好友,和硕特汗国第巴桑杰嘉措隐匿五世达赖圆寂的秘密被戳穿,引起教廷动荡。到和硕特汗国第四任汗王拉藏汗继位后,对于教廷的控制逐渐加强。1705年,更是杀死桑杰嘉措,废黜其拥立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从新选定阿旺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原本独立的教权如今已经完全掌握在和硕特汗廷手中。
  当务之急,控制教廷,号令蒙古各部,是针对清朝最好的策略。这要比直接与清朝进行单挑有利得多。而局势也有可利用的变化:青海诸和硕特台吉不满拉藏汗擅自废黜达赖喇嘛,在青海找到格桑嘉措宣布为六世达赖喇嘛,与拉藏汗对立。
  策略应当如此,时局可以如此,虽然自己的妻子之一是拉藏汗的妹妹,自己的女儿又嫁给拉藏汗长子,策妄阿拉布坦也只能拿自己的大舅哥兼亲家公开刀了。
  
  1716年底,经过缜密策划,策妄阿拉布坦命大策零顿多布率军6000以护送拉藏汗长子噶登丹衷及其妻子回藏的名义向西藏进军,同时另派300人的队伍前往青海塔尔寺,准备劫持被青海诸台吉拥立的格桑嘉措一起前往西藏。
  这本是大有可为的计划,但策妄阿拉布坦却太过忽略了清军的警惕性,格桑嘉措在清军的监护下哪里是300人便可以劫持得了?结果,当大策零顿多布率领铁骑飞渡万里关山,到达西藏那木错湖的时候,与他同时出发的小分队却被清军击溃。
  准噶尔最后未能控制西藏,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拉藏汗虽然接到麾下将领的警报,但对于准噶尔军会袭击自己根本未做准备,结果,大策零顿多布一路上宣传自己是拥立格桑嘉措回藏,获取了西藏人心,沿途关隘无不望风而降。
  已失先机的拉藏汗想在当雄草原迎战准噶尔军,但又接受了属下错误的建议,全军回师拉萨固守待援,完全放弃了战略主动。
  1717年11月,准噶尔军兵临城下,将拉萨城围得水泄不通。拉藏汗众叛亲离,各大寺的喇嘛以及下属官员纷纷投降准噶尔军。月底,大策零顿多布指挥全军攻城,不费吹灰之力便攻陷拉萨。拉藏汗战死,长子被杀,次子被俘,和硕特汗国覆亡。
  可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大策零顿多布却是个政治上低能儿,进入拉萨后,纵兵抢掠,甚至连布达拉宫都进行洗劫。原本人心所向的局面,顿时成为人心离散。
  再加上劫持格桑嘉措的计划失败,“护送格桑嘉措回藏”也成了谎言,藏人对于准噶尔更是深恶痛绝。
  
  黄教是清廷赖以安定众蒙古的重要保障,黄教圣地被准噶尔控制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康熙皇帝迅速做出了反应。
  1718年3月,西安将军印务总督额伦特率军7000与四川提督康泰所率1000偏师分别从青海的库库赛、拜图和四川打箭炉进入西藏,欲图驱逐准噶尔军。
  大策零顿多布再次发挥了他的军事天才,先派轻骑引诱青海一路清军主力,后又派人诈降,带着清军一步步进入自己精心布置的包围圈。额伦特为了速战速决,沿途之上不设兵站,一路急行军,使得人困马乏,后援也完全无法保障。
  7月17日,额伦特所部6000余人到达那曲,才发现上当,但大策零顿多布已派部队切断清军归路,将其包围。额伦特无奈,只得命军士用大石砌成临时工事,坚守待援。可由内大臣策旺诺尔布率领的1000后续部队被准噶尔军挡住,跟本无法前进。四川方面的清军则更是窝囊,提督康泰入藏不久便被当地黑帽喇嘛诱杀,所率清军除500人被俘外,早已全军覆没。
  额伦特彻底陷入绝境,大策零顿多布不着急进攻,只是一味包围。一月过后,清军粮尽,所有的马匹都被宰杀,士兵饿的连刀枪拿不动。大策零顿多布这才发起总攻,轻而易举的将所有清军斩杀殆尽。
  两路人马几乎无人生还,清廷大为震惊。多数大臣都认为“藏地远且险”,不宜动兵,打算就此作罢。而康熙皇帝虽然已进入暮年,但壮心不已。认为若西藏控制在准噶尔汗国之手,不但青海、云南边境不宁,蒙古诸部也难以相安,于是力排众议,决定第二次对藏用兵。
  
  是年10月,康熙皇帝命自己十四子固山贝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调集兵马20000余人护送格桑嘉措入藏。同时,命四川护军统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岳钟琪为副将军,率军7000由四川入藏以为策应。
  为了配合这次进军,康熙皇帝还充实了驻扎在清准边境的傅尔丹驻军,并命富宁安率军袭击吐鲁番。
  与康熙相比,策妄阿拉布坦棋输一招,也许是看到堂弟在西藏全歼清军感到欣慰,竟一直没有再派援军。当得知清军很快便又组织新的攻势,准备派援军时,又面对着清军在边境增兵,为了确保本土,只得按兵不动。
  而西藏本地藏人为了反抗准噶尔军,也先后有拉藏汗部将康济鼐、颇罗鼐分别在阿里和日喀则起兵,进军拉萨,阿里布巴在工布地区起兵袭扰。大策零顿多布除了本部6000准噶尔军外,再无法调动其它军事力量。
  
  1720年,清军兵分三路进入西藏。
  孤立无援的大策零顿多布只能尽力而为,派小股部队沿途骚扰清军,并频频发动偷袭,给予清军重大杀伤,仅在卜克河畔偷袭清军大营,便斩杀千余人。
  但清军人数众多,齐头并进,并先期占领拉萨,对准噶尔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寡不敌众的大策零顿多布只得放弃与清军决战的计划,率军撤回准噶尔。
  
  策妄阿拉布坦经营三年的西藏被清军夺得,控制教廷计划最终成为泡影。非但如此,清军挟战胜之威屡屡骚扰准噶尔边境,一度占领吐鲁番,俘虏驻守在边境的杜尔伯特台吉垂木伯尔以下2000余人,掳掠大量牲畜、物资,甚至践踏了乌兰呼济尔的军屯区,践踏毁坏大量庄稼。准噶尔军前去迎击,清军却又迅速撤走远遁,并不接战[40]。
  更让策妄阿拉布坦恼火的是,得知自己在西藏失败消息的俄罗斯,竟然又开始蠢蠢欲动,派利哈列夫率领450名装备有新式枪支和火炮的“考察队”进入斋桑湖准备建立要塞。策妄阿拉布坦把在西藏失败的怨气全部撒在俄国人头上,命长子噶尔丹策零率军与俄军激战三天,最终将其击退。
  
  1722年12月20日,清帝国“圣祖”康熙皇帝病逝于北京,健康状况业已不佳的策妄阿拉布坦也没有过多的精力与清军纠缠,双方边境一直持续不断的摩擦终于停止下来。为了缓和关系,策妄阿拉布坦派垂纳木喀为使臣前往北京。
  继承康熙皇位的雍正皇帝仍然坚持康熙的强硬政策,并没有召见垂纳木喀,只是派理藩院尚书特古忒传谕道:“若尔台吉即遣亲信之人,诚恳陈词,朕即宽宥,以宁尔土宇。若冥顽不灵,仍构兵端,亦可名言其意”[41],虽然傲慢,但却表示只要准噶尔方面不主动挑衅,自己也不会再兴兵端。
  
  东线已经无事,策妄阿拉布坦本想休整兵马,治愈战争创伤。岂料,1723年,他得到消息,哈萨克大玉兹和中玉兹的统治者准备联合俄国进攻准噶尔。
  每次汗国遇到危机,哈萨克便会趁火打劫,屡屡被教训而屡屡不吸取教训。策妄阿拉布坦“无奈”,派自己的次子罗卜藏索诺率军进攻哈萨克。
  分裂的哈萨克果然极为窝囊,罗卜藏索诺轻而易举的占领了土尔克斯坦和塔什干,并缴获大量人口和财物。
  这次战争收获颇丰,多少弥补了争夺西藏失败的损失,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却是得不偿失。
  
  原来,在在清军进兵西藏过程中,康熙皇帝向青海诸和硕特首领许诺,评定西藏后从他们当中选贤者继承和硕特汗国汗位,诸部首领于是积配合清军攻势。但在大局安定之后,康熙皇帝及其继任者雍正皇帝都没有履行这一诺言。
  汗国恢复无望,诸部首领对清廷日益不满,最终酿成了1723年罗卜藏丹津领导的以“恢复先人霸业”为口号的反清大起义。这次起义有各族僧俗20余万人参加,声势浩大,如果准噶尔能够派军予以协助,控制青海并非难事。可就是由于对哈萨克的远征,只能坐视其在清军的镇压下归于失败。青藏都为清军所控制,东线边境的压力更为沉重。
  尤其是经过这次远征,原本并不显山露水的次子罗卜藏索诺获得了政治资本,起了觊觎汗位的野心,与长子噶尔丹策零处处相争。汗国宫廷内部又开始了明争暗斗。
  儿子争夺储位,是司空见惯的。但策妄阿拉布坦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两个儿子的争斗,竟然会使自己这个父亲身罹惨祸。
  
  (十)噶尔丹策零时代
  
  俗语道“治国容易治家难”,看似奇怪,却是真理。古今中外不知多少英雄在治国上政绩斐然,家庭却是混乱不堪。
  策妄阿拉布坦与康熙打了半辈子交道,各有胜败,但在家庭问题上竟然都没能处理妥当,以至于最后连善终与否都为人所怀疑。
  
  从1723年以后,策妄阿拉布坦的健康便每况愈下,逐渐不太过问汗国事务,大部分由其长子噶尔丹策零代行职权。
  噶尔丹策零的母亲贡嘎拉布丹是和硕特汗国拉藏汗的妹妹,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大妃,虽然母国被丈夫所灭,但也三从四德,没有对丈夫离心,一直受到信任。再加噶尔丹策零自己智勇双全,储君的地位本是无可动摇的。
  可在1723年,贡嘎拉布丹去世,土尔扈特汗国公主出身的侧妃色特尔扎卜便在后宫中地位显赫起来,其所生的罗卜藏索诺在攻打哈萨克立下战功后,母子二人便开始积极运作夺取储位。
  噶尔丹策零有着汗国大多数贵族的支持,而罗卜藏索诺除了有外祖父家土尔扈特汗国的支持,也有部分贵族,如罗布藏丹津、罗布藏车凌等把宝押在他一方。
  兄弟二人明争暗斗,除了公开翻脸,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但所幸策妄阿拉布坦虽然身体衰弱,神志还很清晰,始终没有让两个儿子火并起来。
  可汗位只有一个,做父亲的再想公平,在这个问题上也终究会彻底偏向一方。噶尔丹策零颇负人望,但外祖父家无所依仗,罗卜藏索诺虽然才能不如兄长,但却有着强大的外援。要把一碗水端平,实在是太难了。
  
  1725年,兄弟相争的结局似乎揭晓了。罗卜藏索诺一系列夺权活动让策妄阿拉布坦最终下了决心,对次子的势力进行打击,甚至想将其处死,罗卜藏索诺仓皇出逃。按照噶尔丹策零的意思,应该兴起大狱,彻底铲除弟弟和后母的势力,但策妄阿拉布坦年事已高,不愿把事情做绝,没有听从。罗卜藏索诺虽然出逃,他的支持者们仍然留在汗廷。
  这个优柔寡断的决定很快便引发了准噶尔历史上一个重大疑案的爆发,而案件的受害者,便是策妄阿拉布坦自己。
  
  1727年,一支土尔扈特汗国使团来到了伊犁,他们的任务,是代表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前来商议两国和亲的。可是,使团到达没有多久,准噶尔帝国的统治者,在中亚舞台上叱咤风云38年的策妄阿拉布坦便突然去世,毫无征兆的暴死在宫帐之中,享年62岁。
  这是一起类似于“玄武门之变”的宫廷惨剧,因为这是兄弟相残,但也是类似于“烛影斧声”的悬案,因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不明不白的死亡。
  
  大多数史书倾向于是侧妃色特尔扎卜从来自娘家的使团手中获得了毒药,毒死了策妄阿拉布坦,并命自己的党羽准备发动政变,处死噶尔丹策零,让自己的儿子罗卜藏索诺夺取汗位。噶尔丹策零利用自己的威望,获得了大多数贵族的支持,平定了叛乱,处死了后母和她的三个女儿,并将土尔扈特汗国使团成员逮捕,处死了大半。原本属于罗卜藏索诺一党的罗布藏丹津、罗布藏车凌等人也遭到了审判[42]。
  但这种说法的来源,都是噶尔丹策零在登上汗位后对父亲的去世和自己的继位所作的解释,虽不能说完全不可信,但胜利者的诉说总是让人有些怀疑。另一种说法,是色特尔扎卜原本是想毒死噶尔丹策零,却误毒死了策妄阿拉布坦,这也看起来有些离奇。
  历史上的疑案最吸引人的地方便是有多种可能性,且每个可能性都是既合理又能挑出毛病的。
  没有更多的史料让我们了解过程的细节,但结果却是实实在在的。那便是,噶尔丹策零成为这场惨剧的最大获益者,铲除了弟弟和后母的势力,成为了准噶尔汗国第五代汗王,而准噶尔汗国也进入了鼎盛的噶尔丹策零时代。
  
  策妄阿拉布坦在位时,汗国在与清朝的战争中,虽然有胜有败,但失去的总是比获得的多。而继承康熙皇位的雍正皇帝在针对准噶尔的问题上也是一如既往的强硬。噶尔丹策零要想维持汗国的生存乃至于超过父亲,就必须比父亲更能整合汗国的力量。
  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策妄阿拉布坦时代,准噶尔汗国的属民分为十二个鄂托克,由汗王册封的台吉掌管,而当噶尔丹策零继位时,由于人口的增加,掌管各鄂托克的台吉们变得位高权重,隐隐对汗权产生了威胁。噶尔丹策零于是另设十二个鄂托克,从旧鄂托克中分出属民,规定各鄂托克属民都在6000左右,以散各台吉之势。同时,困扰准噶尔几代汗王的吉尔吉斯人,噶尔丹策零也妥善处理,在其中设立三鄂托克,并给予一定的自治权,保证他们留在汗国内而不再反复。
  为了应付对外作战,噶尔丹策零还设立了独立的军事组织“昂吉”,整个汗国设有二十一昂吉。昂吉不是传统的军民合一组织,而是完全的常备军,不从事生产,所有军需均由锡尔河、阿姆河、撒马尔罕、塔什干、布哈拉等地的城镇供应,平日里便是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搏杀疆场。
  另外,噶尔丹策零还继承和发扬了叔祖噶尔丹的战术,请瑞典人列纳特教自己的人民铸造火炮,并让他组建了1000人的专门炮兵部队——“包沁”。这个列纳特是俄瑞战争中被俄罗斯俘虏的,后在俄军中服役,1720年斋尔湖之战中又被准噶尔军俘虏。噶尔丹策零使他成为汗国的科技顾问,在他的指导下,准噶尔人掌握了制造轻型火炮的技术,结束了火炮进口的历史。
  从巴图尔珲台吉至今,准噶尔的汗王中除了噶尔丹,最有治国才能的便是噶尔丹策零,这一系列改革竟然在他继位后一年中便完成了。汗国不但没有因为策妄阿拉布坦的暴死而发生内乱,反而更加团结和强大。
  
  这对于远在北京的雍正皇帝,实在不是好消息。而更为糟糕的是,雍正皇帝对于这一切懵然不知,还以为噶尔丹策零年少可欺。
  当噶尔丹策零派使者通知他自己继位,并希望友好相处的时候,雍正皇帝傲慢的提出必须将青海反清起义的领导者罗卜藏丹津绑送北京,才能“始建友好之谊”[43]。同时,以宗主国皇帝的身份册封噶尔丹策零为“珲台吉”。
  
  1728年夏,噶尔丹策零接见清朝使臣,明确的表示,罗卜藏丹津是自己父亲在世时前来投奔的,自己将他出卖是背叛父亲,因此不能满足清朝的要求。同时,准噶尔并不是清朝的臣属,不能接受册封,雍正皇帝的谕旨不开封退回。
  被扫了面子的雍正皇帝自然不会讲这口气生咽下去,立即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征伐准噶尔。1729年3月,命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沿额尔齐斯河进军,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进驻巴尔库尔,分北、西两路向准噶尔进军。
  
  清朝的反映如此之快,来势如此之猛,出乎了噶尔丹策零的意料。为了争取时间,他派使臣前往清军大营,谎称自己已经打算将罗卜藏丹津送往北京,但没想到清军来犯,只好又将其送回伊犁。西路军总指挥岳钟琪信以为真,将使臣送往北京,攻势停了下来。1730年三月,使臣到达北京,雍正皇帝也被蒙骗,认为噶尔丹策零已经服软,便将“进兵之期,暂缓一年”[44]。
  获得了充足准备时间的噶尔丹策零在汗国进行了总动员,命大将马木特和堂侄策凌纳姆扎尔率军26000驻扎木鲁河,防备西路清军;堂叔大策零顿多布和堂弟小策零顿多布率军30000驻守额尔齐斯、乌龙古、博克塞里一代,防备北路清军,并命令频频骚扰,暂时不与之决战。
  原本占尽先机的清军顿时陷入全面的被动挨打,个个边境卡伦屡屡遭袭,兵员、牲畜、物资损失无算,西路军的岳钟琪左支右绌,狼狈不堪。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北路清军总指挥傅尔丹奏请在科布多筑城,作为进攻准噶尔的桥头堡。雍正皇帝认为可行,予以准奏。
  1731年五月, 傅尔丹率军20000进驻科布多,开始筑城。
  这对于准噶尔来说,清军此举等于是卡住了自己在阿尔泰地区的咽喉。为了阻止清军,骚扰之类的小打小闹已不能解决问题,只能用一场决战来迫使其退回。于是,大小策零顿多布这对叔侄于六月率军30000前进至从阿尔泰山博克托岭到科布多的必经之地——和通脑儿。
  
  这对叔侄都是智勇双全的将领,为了能够一举摧毁清军主力,两人将主力埋伏,只派两千轻骑前往科布多诱敌。
  傅尔丹毕竟也是清军方面大员,并没有马上被诱,仍然坚守营盘,加紧筑城。
  一计不成,策零顿多布叔侄又派出一名探子故意被清军抓住,忍受严刑拷打后,“勉强”供出准噶尔军人马不足的“机密”。
  这一次,一直希望能够重创准噶尔军挽回颓势的傅尔丹终于坠入彀中,9日亲率主力10000余人出城寻敌,18日与准噶尔军诱敌的2000人遭遇,准噶尔军且战且退,将清军引诱至博克托岭。
  20日,当一路劳顿的清军还在“乘胜追击”的感觉中洋洋自得时,早已经枕戈待旦的准噶尔军在大小策零顿多布率领下对清军发动了总攻。
  由瑞典人列纳特指挥的炮兵对清军狂轰乱炸,待炮火停止后,准噶尔骑兵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已经被火炮轰击得晕头转向的清军顿时大乱,无法保持队形。傅尔丹连忙指挥全军后撤,可已经混乱军队的撤退很快演变成了溃逃,自相践踏,死伤枕籍。准噶尔军乘胜追击,在和通脑儿将清军追上,将之分割包围,清军的指挥系统完全混乱,将领们只能各自领兵拼死抵抗。在大兵团作战中,这样的境况无异于毫无还手之力。
  很快,清军的抵抗被粉碎。散佚大臣达福、将军常禄、副将巴塞、查弼纳、马尔萨等战死,前锋统领丁寿、参赞苏图、副都统戴豪、印务侍郎永图、觉罗海兰、将军马尔齐等突围无望而自尽,士卒战死4000余人,被俘5000余人,北路军主力荡然无存。只有主将,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在亲兵的保护下突围,率残军逃回科布多。
  和通脑儿一战,使得雍正皇帝不得不停止在科布多筑城,命傅尔丹撤退至察罕叟尔。
  西路军被牵制无所作为,北路军惨败,雍正皇帝的战略全然破产。而挟得胜之势的噶尔丹策零则开始了自己的战略——吞并喀尔喀。
  
  1732年6月,小策零顿多布奉命率30000军队向喀尔喀腹地挺进,噶尔丹策零给他的任务是占领额尔德尼召,劫持哲布尊丹巴活佛,以便号召喀尔喀蒙古各部共同反清。
  不能不说噶尔丹策零这次派将的选择很欠考虑,舍弃老成持重的大策零顿多布而用年少气盛的小策零顿多布。后者虽也是出色的战将,但独立领军经验不足,身边又没有值得依靠的参谋人物,很难保证不出闪失。
  一路之上,小策零顿多布屡战屡胜,先后击溃从察罕叟尔派出的3000清军和额驸策凌、将军马尔岱率领的万余人马,直抵额尔德尼召。但哲布尊丹巴活佛已经被清军转移到内蒙古,毫无所得。小策凌顿多布无奈之下,只得驻扎下来等候下一步命令。
  屡战得志的小策凌顿多布放松了警惕,人马牛羊散置四处,也没有派出哨骑侦查清军动向。而屡屡战败的清朝额附策凌为了血洗前耻,不待清朝当局命令,秘密调集了20000人马,向准噶尔军迂回逼近。
  8月5日,毫无准备的准噶尔军遭到额附策凌的偷袭,准噶尔军仓促应战,人不及弓,马不及鞍,被打得大败,损失近万人。所幸小策凌顿多布临危不乱,命军士将辎重、牲畜丢弃在山谷中堵塞道路,才摆脱了追兵,避免了全军覆没。
  额尔德尼召之战,准噶尔汗国控制喀尔喀的意图也成了泡影,人员物资损失巨大,不得已转入防守。双方形成对峙,谁也再无力发动进攻。
  
  清准双方战斗了数年,各有损失,而清军常驻塞外,后勤补给困难,耗费的钱粮更为惊人,财政已经不堪重负。无奈之下,雍正皇帝主动提出议和。
  1734年8月,雍正皇帝派内阁学士阿克敦和都统罗密为谈判代表前往准噶尔与噶尔丹策零商谈议和。噶尔丹策零派图什墨尔接洽,双方对边界问题进行商谈,但没有达成协议。
  1735年正月,准噶尔使臣垂纳木喀前往北京进行再次商谈,提出将整个阿尔泰山岭、哈达青吉尔、布喇青吉尔归还准噶尔,并以阿尔泰之东,科布多之南的哲尔格拉希拉胡鲁苏为喀尔喀西部边界,不得越过。
  雍正皇帝同意归还哈达青吉尔、布喇青吉尔的土地,但坚持以克木齐克、汗腾格里、上阿尔泰山梁、索尔毕岭、下哈布塔克、拜塔克之中,过乌兰乌苏,直到噶斯口为边界。双方各持己见,谈判无果。
  这一年,清帝国第三任皇帝雍正暴卒于北京,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边境的晏然无事。
  
  继承其位的乾隆皇帝也不愿继续徒费国帑的战争,决定将谈判进行到底。
  马拉松似的谈判继续进行,双方的使臣来往于伊犁和北京长达四年之久。直到1739年冬,双方在谈判桌上也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其实早已决定的谈判底线终于成为最后的结果:清归还准噶尔哈达青吉尔、布喇青吉尔土地,准噶尔同意以清的要求划定边界。同时,清允许准噶尔以俄罗斯为例,每四年到北京和肃州贸易一次,另开放准噶尔与西藏的边界,准许准噶尔人到西藏熬茶礼佛。
  两个帝国终于停止了刀兵相见,和平降临中亚,虽然这次和平并不长久。
  
  乾隆继承了祖父和父亲打下的基础,使清帝国达到极盛,但要说到极盛的原因,乾隆只能居于次要位置。
  而噶尔丹策零时代的准噶尔汗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国,虽有前人的努力,噶尔丹策零的功劳则更显得重要要。
  他的改革,在父亲留下的基础之上让准噶尔上了一个决定性的台阶,在他的治理下,史书载达到“控弦近百万人,驮马牛羊遍山谷”[45]的局面。首都伊犁“人民殷庶,物产饶裕,西陲一大都会”[46],并且在中亚一片伊斯兰教的海洋中,成为佛教中心。
  从策妄阿拉布坦开始,准噶尔人便在伊犁河北建有扎尔固寺,河南建有海努克寺,均是“绕垣一里许”的大寺庙。到噶尔丹策凌时,由于国势强盛,更是将之修建的“高刹摩霄,金幡耀日,栋瓦宏敞,象设庄严”,“每逢岁首、盛夏,其膜拜顶礼者远近咸集,往往施珍宝,捐金银以事庄严”[47]。
  上天让满清一连出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有作为的帝王,而同时也给了准噶尔三个智勇双全,而不愿屈服的英雄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这才使得两个原本不在一个重量级的对手在历史舞台上激烈缠斗近一个世纪。
  
  1735年,25岁的乾隆登基,这个时候的噶尔丹策零已经40岁,对于寿命均不长久的游牧民族汗王来说,已经不能算是壮年了,而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寿命最长的皇帝。
  在比拼寿命的战场上,准噶尔一方毫无优势。
  1745年,准噶尔汗国爆发大瘟疫,年已50岁的噶尔丹策零虽然到哈萨克地方避痘,但仍然没能逃脱瘟神的加害。9月在回到伊犁后,染病去世。
  这可算是瘟疫又一次帮了清帝国的大忙。亚洲最后一个可以和它对阵的人物倒下了。
  
  (十一)演绎无数次的故事
  
  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
  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内部动乱而导致国家灭亡是被演绎了无数次的故事。
  准噶尔汗国在噶尔丹策零去世后,迅速进入这些故事当中。
  
  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原本毫无悬念。他有三子,长子达尔扎19岁,因曾经当过喇嘛,故被称为喇嘛达尔扎,虽然年长,但却是婢女所生,没有继位资格。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13岁,年纪小却是嫡子,合法继承汗位。三子策妄达什只有7岁,自然无话可说。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被称为“阿占汗”,继位之初,是一个“人们寄予希望的年轻人”[48],虽然他没有父亲的勇气、能力和胸襟,但只要安分得做好一个守成的君主,准噶尔汗国仍会继续存在。
  可惜,年少轻狂的他一心玩乐,淫乱不堪,不理政务。而此时汗国的元老宿将如大小策凌顿多布等已经相继去世,长辈中无人能规劝这个不懂事的孩子。
  
  于是,一个女人在男人们都冷眼旁观的时候站了出来,这便是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的同母姐姐鄂兰巴雅尔。她一面负责起弟弟荒废的政务,一面屡次“善言相劝禁其淫乱”[49],可这种规劝起不到任何作用。
  继位之初的四年中,几乎所有的国事都由鄂兰巴雅尔负责,这个贤惠的女人承担起了父亲留下的重担。在蒙古历史上,女人主政并不被看作难堪和不祥之兆,而在蒙古风俗中,一个家庭的兴旺与否都要看女人是否贤能。蒙古帝国时期,先后有海迷失、乃马真两位皇后摄政,北元时,更有巾帼英雄满都海皇后使国家复兴,卫拉特联盟时期,也有阿拜可敦在其夫去世其子年幼时主持联盟事务。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年纪还小时,虽然听不进姐姐的规劝,但也乐得姐姐帮助自己处理国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贪玩淫乱的程度与对权力的欲望一起与日俱增,终于再不能忍受姐姐的越俎代庖。
  
  1749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自立为“扣肯汗”(女皇)为罪名将鄂兰巴雅尔逮捕,拘禁到南疆阿克苏城,并将姐姐主政四年中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大臣贵族全部诛杀。亲手引爆了汗国大乱的火药桶。
  多年的胡作非为早已经天怒人怨,这次拘禁姐姐,杀戮大臣更是火上浇油。鄂兰巴雅尔的丈夫萨因伯勒克为给妻子出气,密谋拥立喇嘛达尔扎,事情败露后,干脆发兵突袭伊犁。
  在汗国已经中央集权半个多世纪之后,只是一个鄂托克之长的萨因伯勒克仅用亲兵便要袭击可汗,攻陷首都无异于自杀。但因为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不得人心,在与其合谋者中,有掌管汗国兵马印记的宰桑鄂勒哲依,因此行动极为顺利,萨因伯勒克顺利进入伊犁,轻松将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擒住,刺瞎双眼,囚禁到阿克苏。这个荒唐的年轻人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惨重代价,从他囚禁姐姐到自己身陷囹圄,仅几个月时间。
  
  喇嘛达尔扎被拥立为汗,并从七世达赖那里得到了“额尔德尼喇嘛巴图尔珲台吉”的封号。
  虽然有了教廷的承认,可由于他庶子的身份,众多贵族仍是不服。1751年,一些有着显赫身世的实力派密谋拥立噶尔丹策零幼子策妄达什。这些人的首领便有大策零顿多布之孙达瓦齐,小策凌顿多布之子达什达瓦以及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睦尔撒纳。
  但这密谋很快败露,不等他们采取行动,喇嘛达尔扎便监禁处死了弟弟策妄达什,并发兵攻打其他密谋者。达什达瓦被杀,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投靠了中玉兹的统治者阿布赉苏丹。
  喇嘛达尔扎不肯干休,派兵三万进军哈萨克,要求阿布赉苏丹交出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阿布赉苏丹顶不住压力,决定将他们交出,二人得到消息连夜出逃,潜回准噶尔。
  
  达瓦齐远没有爷爷大策零顿多布的才能,势孤力单之际一筹莫展,而阿睦尔撒纳却是个不世出的枭雄,回到准噶尔后便暗杀了自己的哥哥和岳父,夺得他们的部众,扩充实力,并暗中联系喇嘛达尔扎身边的重臣准备举事,把颠覆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753年,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率1500骑兵偷袭伊犁,因为有人策应,喇嘛达尔扎毫无防备,被执杀。达瓦齐在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成为新的准噶尔统治者。
  
  四年当中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个珲台吉,战乱不息,生灵涂炭,而志大才疏的达瓦齐上台后,不是马上恢复安定,而是继续杀戮,对喇嘛达尔扎的重臣进行清洗,处死了杜尔伯特部的达什诺延。达什诺延德高望重,他的被杀使得杜尔伯特部举部反叛,著名的“三策凌”: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蒙克率军攻打达瓦齐,战败后率3177户1万余人投奔清帝国。
  杜尔伯特部一直是汗国耕种和手工业的主力,这次叛逃让汗国元气大伤。
  
  不等达瓦齐缓口气,扶持他登上汗位的阿睦尔撒纳便又出来捣乱,提出自己功劳甚大,要求平分汗国。
  这个阿睦尔撒纳的母亲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女儿博洛托克,原本是和硕特汗国拉藏汗之子葛登丹衷的妻子,两人两小无猜,情意深长。但和硕特汗国被准噶尔汗国灭亡后,葛登丹衷被杀,博洛托克便回到家乡嫁给了辉特部首领韦征,据说举行婚礼时已经怀有阿睦尔撒纳。传说中,阿睦尔撒纳出生时浑身鲜血,哇哇大叫,犹如复仇天神降世,生来就是要为祖父和父亲报仇。从他一直策动准噶尔汗国内乱来看,传说俨然确有其事。
  
  达瓦齐的珲台吉宝座还没有坐热,自然不会答应这种要求,两个昔日的盟友走上了战场。达瓦齐比阿睦尔撒纳无能,但毕竟可以调动整个汗国的力量,阿睦尔撒纳感到兵力不足,向哈萨克的阿布赉苏丹请援。
  近百年来,哈萨克一直被准噶尔欺辱,见到有机会雪恨自然不愿放弃。阿布赉苏丹派大军协助,阿睦尔撒纳也趁机进兵。
  达瓦齐不敌,放弃首都伊犁退往博尔塔拉。哈萨克人在伊犁大肆烧杀,焚毁了金碧辉煌的扎尔固寺和海努克寺,从策妄阿拉布坦时代开始经营的中亚最后一个佛教中心只剩断壁残垣。
  
  1754年春,从汗国各地调集了近四万军队的达瓦齐发兵攻打阿睦尔撒纳。阿布赉苏丹没有再派援军,阿睦尔撒纳孤掌难鸣,一路败退。这个枭雄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达成野心,于是制定出疯狂的冒险计划——投奔清朝,借助清朝的力量打垮达瓦齐。
  是年七月,阿睦尔撒纳率所部20000人进入清帝国边界,向清军投诚。十一月,到北京接受乾隆皇帝册封,成为清帝国的亲王。
  希望能够在武功上赶超祖父的乾隆皇帝一直对准噶尔的内乱极为关注,对准噶尔内战的军队不时侵入帝国边界也倍加注意。但因为事态并不明朗,仍然对臣下表示“近日准夷内乱,堂堂天朝,固不肯乘衅发兵攻取”,但为了留下日后出兵的借口,也认为如果准噶尔“倘恣意妄行”,便要“自当以逸待劳,尽为剿绝”[50]。
  随着三策凌、阿睦尔撒纳等人先后投奔,乾隆皇帝明白了,昔日的强敌已经四分五裂,混乱不堪。再加上阿睦尔撒纳一再要求为前驱攻灭准噶尔,终于认为“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了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51]。
  
  1755年2月,乾隆皇帝以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科尔沁亲王色布滕巴勒朱尔、郡王青滚扎布、内大臣马木特参赞军务,由乌里亚苏台出兵,为北路军;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从巴里坤出兵,为右路军。两路各拥兵25000人,马70000匹,齐头并进向博尔塔拉进发。
  山雨欲来之际,达瓦齐浑然不知,“终日饮酒,事物皆废”。待到清军前锋进入准噶尔国境,众多贵族纷纷不战而降,举国震动的时候,这才仓促向各地征调兵马,但是,早已经人望尽失的他,各鄂托克、昂吉都拒绝往援。众叛亲离之下,只得随少数部队退出伊犁,到今新疆昭苏县境内的格登山固守。
  5月,清军占领伊犁,随后向格登山进发,与达瓦齐的军队对峙。
  夜里,阿睦尔撒纳仅率十几人偷袭达瓦齐军营,原本就心无斗志的准噶尔军全营大乱,溃退奔逃者十之七八。
  军事天才大策零顿多布的孙子竟然无能至此,真是让人可悲可叹。
  
  一仗下来,达瓦齐主力无存,天山以北又没有了立足之地,只得收拾残部2000余人逃往南疆喀什噶尔。
  南疆一直是准噶尔汗国的属地,但各城之所以服从统治,仅仅是因为准噶尔强大的武力,如今物是人非,哪里还是可以凭借的力量?得到清军晓谕的南疆各城伯克都等着用达瓦齐作为给新主子的见面礼,可达瓦齐却全然不知,到达乌什城,将兵马留在城外,只待少量随从进城。
  乌什城伯克霍集斯早就暗通清军,表面上设宴招待,等到将达瓦齐等人喝得大醉,便将其及其子罗布扎等70多人擒获送往清营。
  达瓦齐的被擒,标志着称雄中亚120余年的准噶尔汗国灭亡,甚至没有一次像样的战斗。
  
  但上天并不甘心就这么结束一个曾经桀骜不训的国家,仍然安排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亮剑,挥出不亚于他们英雄祖先时代锋利的剑。
  而这最后一搏,将是无比的惨烈,乃至让准噶尔不仅是亡国,也从民族谱中永远的消逝了。
  
  (十二)准噶尔的吴三桂
  
  阿睦尔撒纳其人的生平,与另一位历史人物有惊人的相似,那便是吴三桂。
  他们都是投靠了自己的敌人,作为前锋攻灭自己的国家,而又是在已经获得高官厚禄之后,再次反叛。
  只不过,吴三桂的再叛是因为清廷的相逼,而阿睦尔撒纳则是从一开始便只是想利用清军实现自己的野心。
  
  作为清帝国亲王、定边左副将军的阿睦尔撒纳从作为前锋进入准噶尔开始,便着手进行自己的计划。
  进兵过程中,他不穿戴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印信,也从不对准噶尔人声称自己已经投降清朝,而是做出借兵平乱的姿态。仿佛跟在身后的清军并不是征服者,而是来帮忙的志愿军。
  谎言起到了预想的效果,原本对达瓦齐不满的贵族和百姓纷纷投效,“无不携酒牵羊以降,兵行数千里,无一人敢抗者”[52]。清军的其它将领只以为是人们向慕王化,陷入到“箪食壶浆迎王师”的迷梦中,真拿自己当成了解放军,根本没有深究其中的根源。
  随着达瓦齐的迅速败亡,乾隆皇帝认为“竟先朝数十年未竟之绪”,只顾着高兴,赏阿睦尔撒纳亲王双奉,将两路大军撤回,只留定边将军班第、副将军萨喇勒、参赞大臣鄂容安率500兵丁镇守伊犁。阿睦尔撒纳于是以“珲台吉菊形篆印”向各部发号施令,集结兵马,准备武力驱逐清军。因为他出身高贵,又有推翻达瓦齐的声望,准噶尔人都把他看作了新的珲台吉,无不向从。
  1755年8月,阿睦尔撒纳正式宣布自己为准噶尔汗,发兵包围清朝驻军,原本被乾隆加封为绰罗斯汗的噶勒藏多尔济,封为辉特汗的巴雅尔等大贵族也群起响应。伊犁的清军孤立无援,班第、鄂容安自杀,萨喇勒被俘。
  不到三个月,清军在准噶尔获的胜利全部付诸流水,乾隆皇帝引以为傲的武功成了天大的笑话。上至乾隆皇帝,下至前方将领都恼怒不已,立即发兵进剿。
  
  吴三桂起兵初期,势如破竹,将大半个中国控制在手中,若不是企盼裂土封疆而坐失良机,恐怕历史真要改写。而阿睦尔撒纳的军事能力却远不如吴三桂,原本的大好形势在清军开到之后便不复存在。
  1756年春,清军兵抵伊犁,阿睦尔撒纳抵挡不住进攻,于3月退出伊犁。
  10月,再次被清军击败,退往尼雅斯山。
  秋末,在哈萨克地区休整后,阿睦尔撒纳返回准噶尔,准备策应喀尔喀青衮扎布领导的“撤驿之变”,但因为事变迅速失败而作罢,再次返回哈萨克。
  1757年,清军再次大举进剿,原本与阿睦尔撒纳结盟的哈萨克阿布赉苏丹也背盟投清,而准噶尔军中内部分裂,自相残杀,未战先乱,7月被清军彻底击溃。阿睦尔撒纳仅率20人逃亡哈萨克,后因阿布赉苏丹决定将其出卖,便又与8个随从逃亡到俄罗斯。
  是年9月21日,阿睦尔撒纳因天花病死在俄罗斯托尔斯克。
  这个准噶尔的吴三桂最终连一场胜利都没有获得便身死名裂,两个相似的人物在这结局上有了不同。而更大的不同还在于,吴三桂的作为毁灭了自己的国家和家族,而阿睦尔撒纳更进一步,毁灭了自己的民族。
  
  长达百余年的对抗,归附后又如此齐心的反正,乾隆皇帝再也没有了“柔远”的雅量,“实因伊等叛服无常,不得不除恶务尽也”[53],于是下令“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对准噶尔人进行大屠杀。
  一时间,天山草原到处是“呼壮丁出,以次斩戮……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54]的景象。在空旷之地屠杀一个人口本就不多的游牧民族,很难如“扬州十日”之类惨案一样出现尸体枕籍,血流成河的景象,但最后效果却相当显著。准噶尔人无论是“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55],还是“犯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56],最后的结果都是“厄鲁特种类尽矣”。
  直至数十年后,在一代文豪龚自珍笔下,仍然是“准噶尔故壤,若库尔喀喇乌苏,若塔尔巴哈台,若巴尔库勒,若乌鲁木齐,若伊犁,东路西路,无一庐一帐是阿鲁台(即厄鲁特)故种也”[57]。
  1759年,准噶尔彻底被清帝国平定,乾隆皇帝亲书《准噶尔全部纪略》,志得意满的在他的“十全武功”中增加了两个条目。
  
  准噶尔人与他们的汗国一起消失,准噶尔成为中国第二大盆地的名称。至此而后,游牧民族再也没有在世界舞台上担当过主角,成为彻底的陪衬。
  鲜血被大风吹尽,曾经的辉煌也已经无人谈起,人们只能从落满历史尘灰的故纸当中点滴地看到他们曾经的亮剑,以及这“虽败犹荣”之后的无尽悲怆。
  
  第九章:迁徙时代的终结——土尔扈特汗国
  
  迁徙,对于农业民族来说,是最无奈、最痛苦的选择。开拓一片土地,建屋、耕种,要付出无尽的艰辛,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以耕种为生的农民一旦迁徙,就预示着残酷的天灾和毁灭的战火已然来临。
  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迁徙虽然有时也有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无奈,但更多时则象征着生机与希望。在迁徙之后,获得的辉煌往往比从前更为耀眼。大月氏人被匈奴击败,国王的头骨成了饮器,但在迁徙中亚之后,崛起了强盛的贵霜帝国;汉匈争霸,匈奴人最终失败,远徙欧洲,从而出现了“上帝之鞭”阿提拉的匈奴帝国;保加利亚人在度过多瑙河之后,才出现了让东罗马帝国都不得不纳贡的保加利亚王国……
  这样的例子,着实太多了。当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如狂风一般对外扩张的时候,那何尝不能看作是一次又一次迁徙呢?
  而在17、18世纪之间,火器的时代来临,定居民族的科技已经足以抵御马上民族的彪悍,游牧民族的迁徙已然进入尾声。
  可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合时宜者,他们不愿意向命运低头,他们想固守自己的生存方式,他们无视潮流。
  你可以称他们为蠢人,也可称他们为英雄。
  吐尔扈特人,用他们两次迁徙向世人证明了他们的执著、勇敢与坚韧,完成让时人和后人的都瞠目壮举,同时,也以他们的鲜血和泪水宣告了迁徙时代的终结。
  
  (一) 西迁——去寻找安乐的牧地
  
  当成吉思汗的子孙所建立的国家一个接一个衰落和灭亡之后,黄金家族之外的蒙古人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登台表演的机会。而最为人所瞩目的明星,无疑是卫拉特人。
  
  俗语云,合则强,分则弱。但卫拉特人的历史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四部卫拉特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也有也先获得蒙古帝国汗位的辉煌,却也只是昙花一现。在面对蒙古正统势力的进逼下,节节败退,重新回到了边缘地位。而在分开各自发展后,倒是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雄霸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国,与清朝争雄的准噶尔汗国便都是在卫拉特联盟崩溃后,先后崛起的。
  土尔扈特人是在卫拉特人纷纷自奔前程时,最早独立书写自己故事的部族。
  
  17世纪二、三十年代,四部卫拉特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作为盟主的和硕特人越来越受到重新崛起的绰罗斯家族准噶尔部的威逼,地位日渐不稳。而地位摇摇欲坠的盟主是无法维持联盟中的秩序的。准噶尔“恃其强,侮诸卫拉特”[1]的事件频频发生。
  吐尔扈特部既不愿受准噶尔人的欺侮,但又没有力量与之抗衡,最好的办法似乎只有效法祖先,进行迁徙。可迁徙到哪里?众多的人畜如何统筹?这都是费时费力的,首领和鄂尔勒克仍在犹豫。
  1625年,一场大的战乱,使得和鄂尔勒克下定了决心。
  
  这一年,准噶尔部首领哈喇忽拉的儿子们因为财产发生内讧,各自领兵互相攻杀。这原本只是家族内讧,但因为准噶尔的强大,其它部落包括土尔扈特也被卷入其中,从而出现了四部卫拉特的大战乱。盟主和硕特部束手无措。
  这样毫无意义杀伐内讧,和鄂尔勒克厌恶至极,为自己的部族找一块安乐的牧场,远离战争和死亡,已经刻不容缓,他下定决心准备迁徙了。
  而在此时,早在1618年派出寻找新的栖息地的家臣回到了卫拉特,向和鄂尔勒克报告,在远离天山草原的伏尔加河下游一带,也就是在伏尔加河与厄姆巴河之间有一块宽阔草地,那里水草丰美,人烟稀少,以前虽然是诺盖汗国的领地,但现在诺盖人“离开了伏尔加河中下游的游牧区,迁往亚速夫草原,甚至希瓦草原”[2],已经是地道的无主之地了。
  安乐的牧场在向自己招手,和鄂尔勒克眼前一片光明,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西迁。
  
  1628年,和鄂尔勒克率领本部落的属民以及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等部的部分属民,共计5万户19万人,离开故乡塔尔巴哈台(塔城)向西迁徙。
  这支庞大的迁徙队伍向着心中安定的生活前进了,但向往着安定并不代表不经过战斗。在托波尔河上游,他们打败了无端袭击他们的鞑靼人,当拐向西西伯利亚,经过哈萨克草原,越过乌拉尔河时,又经受了诺盖人几次突袭。一路上,诺盖人、哈布奇克人、吉普恰克人、吉捷桑人的包围和堵截接连不断,土尔扈特人将他们一一击退。
  1630年,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和浴血奋战,队伍终于到达伏尔加河中下游沿岸的草原上,这里果然天高地阔,果然水草丰美,而且,没有其他的敌人与他们抢夺。
  
  属民们清洗了一路的风尘,开始安置毡包,放牧牛羊。和鄂尔勒克也开始了政权的建设,他将牙帐设于伏尔加河支流的阿赫图巴河。在这里,他遵循古老部落组织的习惯和观念“置鄂拓克,设宰桑”管理部众,按照传统政治制度建立的议会组织“札尔固”,由8名贵族组成,为最高的议事、决策和权力机构,辅助自己处理国政。
  一个统治中心在伏尔加河与乌拉河之间的马怒托海,领土东至乌拉尔河,与哈喇哈尔榜为界;西至顿河,比邻土耳其;南至黑海北岸哈萨克地区;北至萨拉托夫,接俄罗斯国境[3]的土尔扈特汗国诞生了。
  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子民们在这里度过了10年安定快乐的时光。
  10年,无论对于人还是国家来说,都不算长,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强大而富有征服欲望的俄罗斯帝国带着难以承受的压力扑面而来。
  
  1640年,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任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开始实行限制土尔扈特人通商和游牧的政策。作为报复,和鄂尔勒克将牙帐迁往阿斯特拉罕城附近,进行武力威慑,汗国和俄国的关系急剧恶化。
  1644年,也就是中国大明王朝崇祯皇帝自缢的那一年,和鄂尔勒克为了争取更为自由的贸易和自主游牧,又将牙帐迁到了卡巴尔达镇,这里已经离乌发、喀山和基辅等俄罗斯腹地很近了,这是将对抗推倒了极致。很自然的,汗国遭到了以扩张立国的俄国军队不断的袭击。
  除了战争,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解决双方的冲突了。
  
  1645年,和鄂尔勒克调集了汗国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对阿斯特拉罕城发动全面进攻,以此来表示自己和自己的汗国“从来不曾有一丝一毫臣服俄国的想法”[4]。
  然而,这已经不是当年哲别、速不台两万蒙古军横扫俄罗斯的时代了,装备精良的俄国军队部下了埋伏,土尔扈特人伤亡惨重,几乎所有战士都战死沙场,其中就包括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几个儿子。
  这是一场决定性的失败,这标志着这个游牧汗国无法用武力保持自己迁徙后所获得一切了。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有更灵活的手段。
  和鄂尔勒克之子书库尔岱青继承了汗位,但却无法继承父亲曾经许诺属民的自由安乐的生活。他必须在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身边小心翼翼。
  迁徙之后,曾经力图摆脱的阴影更为厚重的笼罩在了土尔扈特人头上,并要持续笼罩140余年,直到他们决心再次迁徙。
  
  (二)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
  
  书库尔岱青接手的是一个遭受重创之后的残局。父亲战死,武装力量损失殆尽,汗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虽然他向俄国表示,土尔扈特人“从没有在任何人那里做过奴隶,除神之外,他们不怕任何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在草原游牧,在河流航行”[5],但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不过是表明一种态度,一种倔强。
  没有实力,这些都只是镜花水月。
  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接连五次与俄国进行谈判,被迫表示臣服,向沙皇宣誓效忠,虽然他的作为从来不受誓言的约束[6],但这还是给自己的国家套上了枷锁。
  在仆臣国的外衣下,书库尔岱青积极巩固汗权,发展生产,繁衍人口,重建了汗国的军队,使常备军达到8 万人,逐渐具备了和俄国讨价还价的资本。
  
  1667年,书库尔岱青去世,其子朋楚克继位,继续父亲的政策,使得所有非土尔扈特部的卫拉特人都完全归属汗廷管辖,使得汗国进一步获得了巩固。
  在位三年后,朋楚克去世,其子,土尔扈特一代雄杰阿玉奇继位,在他的统治之下,土尔扈特人几乎将自己身上的枷锁摆脱。
  
  继位伊始,阿玉奇便击溃了和硕特贵族阿巴赖和与自己有隙的堂兄弟杜噶尔,将身边的隐患剪除。之后,他出兵进攻亚速、克里木、希瓦、卡拉卡尔伯克等地,使得汗国在其“两侧的亚洲和高加索高原的伊斯兰教中取得了毋容置疑的优势”[7],从而扩大了领土,“东西可行三十日,南北可行二十日”[8]。
  在面对俄国时,他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希瓦汗国等俄国的敌人修好关系,促成对俄的统一战线。同时,排遣使臣到北京谒见清朝康熙皇帝,确立朝贡关系,并在1714年迎来康熙皇帝钦命大臣图理琛率领的使团。这无疑为对抗俄国增加了筹码。
  这一系列努力,可以让他对沙皇表示,自己是俄国的“同盟者,而不是他们的臣民”[9]。俄国对这个日益强大的游牧汗国也不得不表示尊重,1722年,俄罗斯大帝彼得一世远征波斯时,在阿斯特拉罕以元首之礼会见阿玉奇汗。
  一些史学家也认为阿玉奇时代,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的关系是平等的。但这只能看作是后人对弱者的同情,正处在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一个游牧汗国来说都具有绝对的优势。不管阿玉奇如何努力,如何不情愿,也必须向俄国宣誓效忠,虽然和爷爷一样,这种宣誓仍然是“口是心非政策”[10],但枷锁仍然套在脖子上。
  
  1724年,执政长达54年的阿玉奇汗以84岁高龄去世,他的一生被评价为“帮助了许多国家和部落,没有让卡尔梅克人衰弱和受欺。比他强大者尊重他,与他相衡者惧怕他。名义上是俄罗斯臣民,可是一切事情均由自己做主,所以,他是伏尔加河卡尔梅克汗王中最有威望的一位”[11]。但是,在他去世前两年,他骁勇善战的汗位继承人,长子沙克都尔扎布去世,给这个垂暮的老人以重大打击,也给汗国的未来带来了厚重的阴霾。
  沙克都尔扎布临终前希望父亲立自己的儿子达桑格为汗位继承人,阿玉奇汗虽然哀痛于长子的早逝,却不能不拒绝他最后的恳求。按照蒙古人的传统,必须是长者继位,所以只有将汗位传给次子车凌端多布才能保证汗国的稳定。
  
  事与愿违,阿玉奇汗所作的安排在他刚刚离开人世不久,便把汗国推上了内乱的漩涡。
  次子车凌端多布“才能有限,难负重任”[12],根本没有能力稳定国家。各方势力纷纷起而角逐汗国最高权力,而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完全控制土尔扈特人的俄罗斯也趁机介入其中,一时间风云突变,天下大乱。
  
  争夺汗位的主要有四派实力,第一便是有着阿玉奇汗遗命的车凌端多布;第二是阿玉奇汗的外甥道尔济.纳札洛夫,背后有着俄国的支持;第三便是达桑格;第四是阿玉奇汗的另一个孙子敦罗卜旺布,有着自己的奶奶,阿玉奇汗遗孀,汗国“太后”达尔玛巴拉的支持。
  道尔济.纳札洛夫虽然是俄国最认可的人选,但他不愿意受俄国人摆布,更不愿意按照俄国人的命令让自己的儿子去做人质,主动放弃了竞争汗位。达桑格年轻气盛,四面树敌,被敦罗卜旺布击败,逃到俄国,也失去了竞争资格。敦罗卜旺布实力雄厚,颇有威望,但他一贯的反俄立场让俄国极不放心。两害相较取其轻,俄国最后转而支持阿玉奇汗指定的继承人车凌端多布。
  懦弱无能的车凌端多布在俄国的支持下成为了新的可汗,汗国的独立地位岌岌可危。非但如此,内部各个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属民和领地的战乱此起彼伏,车凌端多布根本没有力量恢复秩序。敦罗卜旺布趁机起兵,于1731年一举击溃车凌端多布的汗廷武装,夺取了最高权力。1735年宣布自己为汗。
  
  敦罗卜旺布在位的七年中,用铁腕手段压制反对派,“无论对领主、对贵族、对下流人、对僧侣、对任何男人和女人都格杀勿论”[13],可这并不能将所有的反对派都压服,阿玉奇汗另一个孙子,沙克都尔扎布之子敦罗卜剌什便一直拥兵自重与之对抗。两者的针锋相对贯穿了敦罗卜旺布的执政期。
  与兄弟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敦罗卜旺布又在自己阵营内部制造了分裂:他指定自己爱妃贾恩所生之子兰杜勒为汗位继承人。废长立幼,即使是在并不特别讲究礼法的游牧国家中也是会引起纷争的。他的长子,正妻所生的葛尔丹诺尔莫对父亲发起了进攻,虽然失败,但使得敦罗卜旺布的实力受到很大削弱。
  1741年,敦罗卜旺布去世,他所指定的儿子,年仅十岁的兰杜勒继位,由母亲贾恩摄政。孤儿寡母本就实力不济,再加上贾恩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卡尔巴金人,对于笃信佛教的土尔扈特人来说,根本无法接受她来做自己国母。一直在积蓄力量的敦罗卜剌什趁机而起,在俄国的支持下夺取了汗位,成为土尔扈特汗国第六任可汗。
  
  此时,内乱基本上都平息了,但这并不是情况好转的开始。
  俄罗斯对汗国的控制大大加强,从彼得一世时期就一直想要获得的任命可汗的权力终于在土尔扈特人的内乱中获得了,可汗不得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俄国作为自己效忠的人质。
  原本以《蒙古卫拉特法典》作为根本大法的司法体系也被俄国人所侵入,《俄罗斯帝国法令大全》成为众多案件的审理依据。
  同时,东正教也在俄国的有意识推行下逐渐为一些土尔扈特人所接受,“仅阿斯特拉罕省的城市就有1446户卡尔梅克家庭加入东正教,计达5282人”[14],一些贵族也接受了洗礼,如失去了权力的贾恩母子,便成为了东正教徒,改姓敦杜克夫。
  而更直接的威胁还在于俄国对于伏尔加河流域的移民。1731年至1732年间,俄国鼓励成千上万的顿河两岸哥萨克举家迁徒到伊罗夫河和伏尔加河流域之间居往,并为此建立了伏尔加河的哥萨克军队,自18世纪40年代以后,俄国的居民点也渐渐增多,土尔扈特人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生存条件也日益恶化。
  敦罗卜剌什面对俄国的步步紧逼,也作了相应的反抗,制定《敦罗卜剌什补充法规》以抵制俄国的司法侵入,用武力禁止贵族和平民接受东正教,同时,对乌发、喀山、萨马拉、萨拉托夫、察里津和阿斯特拉罕等地的俄国定居点不时派兵骚扰,阻止移民潮的进入。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原本就处于弱势,又被撕开了口子,亡羊补牢已经太晚。
  
  1761年,敦罗卜剌什去世。他执政的20年中,没有能够阻挡俄国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但总算保住了国家的实际独立,维持了汗国上层的团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就看后人的了。
  继承汗位的,是他年仅19岁的幼子渥巴锡。
  
  (三)当枷锁已经成了绞索
  
  19岁,是个可大可小的年纪。
  若说大,俄国彼得大帝17岁便囚禁了自己的姐姐,成为了帝国的统治者;清朝康熙皇帝16岁便铲除了权臣鳌拜,独揽大权。他们到19岁时已经相当成熟。
  若说小,不知多少帝王在已经超过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只是别人的牵线木偶。
  而19岁的渥巴锡所面对的,是自己部族的生死存亡。
  比他成为可汗晚一年,俄国第二个享有“大帝”称号的沙皇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土尔扈特人的命运从而悬于一线。
  作为汗王,是整个汗国的晴雨表,西北方传来的寒冷渥巴锡是第一个感觉到的。
  
  第一丝凉意,是俄国对于汗廷“扎尔固”的改组。
  “扎尔固”也就是议会,按照传统,扎尔固的成员由可汗选定,一般不超过八人,作为辅佐可汗处理政务的机构。“对所有卡尔梅克人的统治都取决于这个扎尔固,在那里起草汗给卡尔梅克各领主的有关公众事务的命令,草稿传给可汗核准,然后眷写清楚,盖上汗印。汗印是由最好的和最信任的宰桑保管”[15]。
  1762年8月12日,俄国在正式承认渥巴锡为可汗的同时,颁布了改组扎尔固条例。根据条例规定:“扎尔固由代表全体卡尔梅克厄鲁斯的诺颜组成,而不是只是一个可汗的扎尔固。扎尔固的组成必须经俄国政府批准,扎尔固内的一切事务现在应该按照多数来表决,并且当汗自己不同意时,也不能用自己的权力独自取消已经作出的决议,而后者提请沙皇撤消或改变它”,而且,“俄国政府还在帮助土尔扈特人处理案件的名义下,指派一名俄国军官参加扎尔固”[16]。
  看起来,这样的条例倒是很有“民主集中制”风范,只不过,民主要渥巴锡来执行,而集中要靠俄国的沙皇。渥巴锡刚登上汗位,就已经失去了对自己汗国的管理权。
  第二丝凉意,则来自于俄国对敦杜克夫家族的扶持。
  敦杜克夫家族也就是渥巴锡父亲敦罗卜剌什的政敌敦罗卜旺布的儿子们,他们皈依东正教后,不但改了姓,还成为沙皇忠实的仆人。相对渥巴锡来说,敦杜克夫家族无疑是更好的代理人,于是俄国便计划“让敦杜克夫重建土尔扈特部政权”[17]。所幸,汗国的贵族们坚决反对异教徒来做可汗,全部站在渥巴锡一边,俄国的计划没有实施。
  这两丝寒意,已经让渥巴锡寒彻骨髓了,不久,普通的土尔扈特人也和自己的可汗一起感到了刻骨的寒冷。
  
  叶卡捷琳娜二世比彼得一世更为热衷于对外扩张,登基不久便频频对外用兵。用兵,便要募兵,骑术娴熟而善战的土尔扈特人首当其冲,俄国“屡征土尔扈特兵与邻国战”[18]。
  可想而知,以枪炮为主的近代战争,让还是冷兵器时代的土尔扈特人参战会是什么样的场景,而俄国还“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惊人的伤亡自然不可避免,“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者十之一、二”[19]。
  在渥巴锡初掌汗国的10年中,俄国对土尔扈特征兵达32次,征畜达56次,青壮年在战争中死者高达8万余人,征去战死的大牲畜高达40万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哀叹:“土尔扈特人的末日来到了!”[20]
  从和鄂尔勒克时代便套上的枷锁已经越来越紧,眼看便要成为了绞索。这已经不仅仅是亡国,而是要灭种。忍受下去,必是死路一条,而面对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武装反抗只会加速灭亡,不会求得生机。
  
  除了走,渥巴锡和土尔扈特人已经没有选择。走到哪里?渥巴锡的回答是“让我们到太阳升起地方去”,也就是回到故乡,回到祖先曾经繁衍生息的地方。可那里曾经是土尔扈特人迫切想离开的地方,如今还回得去吗?
  沧海桑田,一百多年的风雨,故乡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1755年,清朝大军击败并俘虏了准噶尔汗达瓦奇,1757年,最后一个敢于反抗的准噶尔贵族阿穆尔撒纳败亡。清军对于准噶尔人进行了种族灭绝的屠杀,曾经让土尔扈特人畏惧的准噶尔汗国已经烟消云散。就如当年的伏尔加河河畔一样,已经是人烟稀少地方了。
  清朝皇帝虽然对准噶尔人手段残忍,但我们土尔扈特人一向恭顺,回到故土成为皇帝的藩属,皇帝是应该接纳的。
  出于这样的考虑,1767年,渥巴锡开始积极而秘密的筹备再一次的举族迁徙,汗国中的青年男女不得婚娶,甚至牲畜都不得交配,这是为了避免弱小生命过多而耽误迁徙的行程。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要比祖先的迁徙更为险恶。
  为了组织迁徙,渥巴锡绕开扎尔固,召集了一个包括自己在内的六人集团,进行策划和准备。
  从渥巴锡招纳的人选,足可看出他的知人善任。
  仅次于渥巴锡的核心人物是他的堂侄策伯尔多尔济,是扎尔固的首席贵族,其人足智多谋但也野心勃勃。曾经想要依靠俄国的力量取代渥巴锡,失败后决定归顺渥巴锡,帮助他完成东归。渥巴锡不计前嫌,对其委以重任。
  还有舍楞,是和鄂尔勒克叔父的后裔,其先祖当年没有随和鄂尔勒克西迁,留在伊犁归附准噶尔汗国。准噶尔灭亡后,他逃到土尔扈特,因为对沿途道路和故乡情况的了解,也被渥巴锡留在身边。
  其次还有巴木巴尔、洛桑丹增大喇嘛、达什敦多克三人,都是渥巴锡的堂兄,分别负责收集情报、鼓动宣传和物资准备。三人都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到1771年大迁徙前夕,行军路线的计划,对于人民的鼓动宣传都已经准备完毕,而储存的粮食、奶酪、肉干,制造的稻、矛、火枪等已经堆积如山。
  
  在这一切都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俄罗斯却被蒙在了鼓里。虽然有不赞成渥巴锡的贵族扎木扬的告密,但阿斯塔拉罕省长别克托夫和负责土尔扈特事务的基申斯科夫之间矛盾重重,互不信任,以至于对这个关系到自己前程命运的情报并未给予重视。而渥巴锡则更表现的恭顺服从,1769至1770年亲自率领2万军队参加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这一举动,让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甚为满意,在诏令中说道:“对他们(土尔扈特人)所持的一切猜疑都要归罪于扎木杨领主玩弄权术”[21]。
  叶卡捷琳娜大帝根本没想到,这个她从没看在眼里的弱小民族很快就会给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了。
  
  (四)死亡之旅
  
  1771年1月3日,俄国在土尔扈特驻军的指挥官杜丁大尉接到了顶头上司,帝国掌管土尔扈特事务的基申斯科夫的命令,告知他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正在集结军队准备和哈萨克人作战,要他设法劝阻,并查明土尔扈特人的用意究竟何在。
  基申斯科夫的命令源于在12月26日渥巴锡写给他的信,告知他自己将要去集结军队,为的是要应对前来袭击土尔扈特人的哈萨克军。
  傲慢的基申斯科夫向来把渥巴锡看作“是一头用链子拴着的熊,赶你到哪里就到哪里,而不能想到哪里就到哪里”[22],但这一次也不得不有些怀疑:从来没有得到哈萨克人有军事行动的情报,渥巴锡到底要干什么?
  除了给杜丁大尉下命令之外,基申斯科夫还派百人长纳巴托夫、一名通译及15名哥萨克前往协助。
  在基申斯科夫心中,也许还认为这只是土尔扈特人擅自动兵的事件,他的处理也是轻描淡写。
  但这是一场让他,甚至连他的女皇都五雷轰顶的事件。
  
  杜丁大尉接到命令后仅2天,1月5日,渥巴锡麾下将领桑杰策凌便率军袭击了他的兵营,俄国驻军全部被歼。而前来协助杜丁大尉调解的纳巴托夫等人也被早已等在路上的另一位土尔扈特将军马尔哈什哈截住,糊里糊涂的掉了脑袋。
  1月15日,面对已经集结完毕的军民,渥巴锡宣布了东返的决定:“为了摆脱俄国的压迫,别无他法,只有回归祖国,就可以‘生活在古老的国教、国语的中国同胞那里,和决定今世来世幸福的崇拜之地,盛满宗教佛法神水的汪洋大海的中国,以及赐大福于万民的活佛身边’”[23]。人们抛弃了所有不方便携带的物品,而渥巴锡则亲手点燃了自己的宫殿。
  土尔扈特人三万三千户近十七万人,以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的精锐部队为先锋,达什敦多克和洛桑丹增大喇嘛率领的其余领主队伍为两翼,渥巴锡和策伯尔多尔济率军殿后,浩浩荡荡的启程了。
  游牧民族最后一次的大迁徙正式开始。
  
  1月29日,队伍到达乌拉尔河沿岸。30日和31日,先锋部队烧毁库拉多斯卡亚、卡尔梅科夫、莫达山区和索罗奇科夫等防线的哥萨克据点。
  2月1日,全部队伍渡过了乌拉尔河,进入了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向恩巴河挺进。
  
  面对这场突然的变故,俄罗斯帝国虽然震惊,但仍然迅速做出了反应。基申斯科夫被叶卡捷琳娜女皇下令逮捕,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惨痛代价。处理责任人的同时,女皇急令奥伦堡总督莱英斯多尔普和军团指挥达维多夫少将出兵截击,接着又派出特鲁本堡将军率领由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组成的骑兵团紧紧尾追。可由于渥巴锡的行动迅速,俄国军队被远远的落在了后面,女皇的命令成了空文。
  但此时的俄罗斯帝国的势力已经达到了中亚,军队虽然没有追上,但还有藩属可以指挥。女皇的谕旨迅速传达到哈萨克小帐首领努尔阿里汗的手中,命令他堵截土尔扈特人。这离渥巴锡率队进入哈萨克草原,仅相差6天。
  
  土尔扈特汗国在阿玉奇汗时代曾经帮助准噶尔汗国征讨过哈萨克,让其丧城失地,两家早有深仇。如今看到土尔扈特人在沙皇大军的追击下扶老携幼举族东迁,正好是报仇的良机。
  努尔阿里汗立即组织军队向土尔扈特人发动了进攻,土尔扈特人猝不及防,为了保护老幼妇孺,不等部队集结起来便与敌接战,这是东归路上第一次也是最为惨烈的激战,9000余土尔扈特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
  
  2月中旬,队伍抵达伊什姆河附近的木哥扎雷山口的奥琴峡谷,这里是东进必经之路,但已经被哥萨克骑兵所扼守。渥巴锡派一支精悍的队伍绕过山涧峡谷,迂回到敌军背后,两下夹击,全歼守军。
  队伍虽然得以继续前进,但沿途不断受到哈萨克人的袭击骚扰,人员、牲畜不断损失。当3月间到达巴恩河东岸时,又遭到严寒袭击,冻饿而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英国作家德昆赛在他的《鞑靼人反叛》中写道:“往往早晨醒来的时候,几百个围在火堆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已经全部冻僵而死去”。虽然这只是作家的描述,但凡是在冬天到过草原的人,都会明白,这种惨况决不会仅仅是想象而已。
  惨重的伤亡让队伍人心浮动。渥巴锡为了安定人心,让洛桑丹增大喇嘛向部众传达七世达赖的语言“1770年—1771年,是土尔扈特回到佛召唤的中国最好的时机”[24],在信仰的鼓舞下,所有人最终坚定了决心。
  
  4月中旬,经过休整的队伍继续前进,击溃俄国和哈萨克联军,但在作战中再次损失大量人员,随后继续不断遭到哈萨克人小股部队的偷袭,倒下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躲避袭击,土尔扈特人进入了沙腊乌孙大草滩,这里缺乏洁净的饮用水,人和牲畜都不得不饮用草滩里的积水,结果,人、畜均染上痢疾,死者旋踵。这里的经历成为土尔扈特人心中永远的痛,直到现在,土尔扈特人之间除了“您好”、“家人可好”之外还有“肚子怎么样”问候语。
  
  灾难仍没有结束。
  6月中旬,当土尔扈特队伍行军到姆英塔湖时,陷入了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与中账阿布赉苏丹5万联军的重围,通往准噶尔的道路被切断。渥巴锡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迅速派出使者与哈萨克人谈判,并同意送还在押的1000名俘虏,从而争得了3天的喘息时机。在养精蓄锐,调整兵力后,“就在第三天的傍晚,猛攻哈萨克联军,经过浴血奋战,牺牲了无数英勇战士的生命,成功突围,越过了姆英格地区”[25]。
  “牺牲了无数英勇战士的生命”,这诗化的语言所隐藏的,依然是遍野的尸体和血泊。
  为了避免再遭袭击,土尔扈特人绕巴尔喀什湖西南,走戈壁逾吹河、塔拉斯河一线,沿沙喇伯勒抵达伊犁河流域。
  经过半年的跋涉,土尔扈特人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1771年7月8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相遇。清军所看到的,是一片凄凉景象:“皆为老弱孤独,妇女幼儿甚众,摇晃行走而来。至其游牧处观之,则饥馑疲惫者甚多。……看来已是甚为窘迫”[26]。
  这支启程时17万余人的队伍,仅剩下66073人[27],几乎所有的财物、牲畜都丢在了身后一万多里的路途上,而每一里道路,还有着十几个土尔扈特人的亡魂。
  死去的人是为了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故土已经出现在眼前,他们能够如愿以偿么?
  
  (五)被忽略的当事者
  
  同样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写史要力求忠实,而论史则千差万别了。
  土尔扈特的东归,在现代的大部分历史学家眼中,都是悲壮而富有正面意义的事件,是“中华向心力”的有力注脚。
  而在清朝,学者们的看法则大不相同。
  在魏源眼中,土尔扈特东归是因为舍楞“盛言伊犁空虚可据状……渥巴锡惑其言,……伊犁将军舒赫德严兵备边,遣人迎诘之。渥巴锡与众台吉等计议数日,始以慕化归附为辞”[28]。
  俞正夔则更不客气:“三十六年,土尔扈特乌巴锡闻绰罗斯、和硕特、辉特皆亡,可以窃据伊犁游牧也,即弃俄罗斯,率众南来。六月,至卡伦,知伊犁规模已定,不敢逞,乃藉众来归”,“来归之由,实由舍楞唆抢伊犁,继至而知其不可逞也,舍归顺更无他法”[29]。
  现代史家要迎合民族团结的国策,必定要找出历史上的例证,悲壮的东归故事自然是最佳选择。
  而清代学者则是对与清朝争斗百年的准噶尔汗国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连同宗同源的土尔扈特人也充满不信任。
  他们说得都有道理,但却忽视了当事人,也就是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人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皇帝。
  
  先说渥巴锡和土尔扈特人。
  若说是渥巴锡是在听说准噶尔汗国崩溃后,冒着俄罗斯的围追堵截,用全部族17万人的生命来做抢夺已经被清朝占领的伊犁地区的赌博,就太小看了渥巴锡的智慧。准噶尔是土尔扈特的宿敌,并且一直处于上风,一百多年来在中亚驰骋纵横,但最终被清朝军队荡平,以至于连人口都被屠杀殆尽。俄罗斯帝国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强者,乾隆时期的清朝难道就是任人宰割的弱邦?把自己置于一个强敌的尾追之下,去进攻另一个强敌,只能是神经错乱的表现。
  但若说渥巴锡和土尔扈特人把自己看作“中华大家庭”的一员,不远万里来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却又是拿着现代政治理念来意淫前人的笑话。清朝作为以征服立国的帝国,无论对于汉人还是蒙古人来说,都是征服者,对于臣服者不会吝啬怀柔之赏,而对于敢于反抗的,也从来是兵威相加,犁廷扫穴。土尔扈特人虽然与清朝一直有贡使往来,关系较为亲密,但把清朝看作是“祖国母亲”,如现在的海外游子一样充满着亲情,决不是当时土尔扈特人所能达到的“觉悟”。
  渥巴锡率众东归,他所希望的,是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求得一个独立藩属的地位,这样不仅维系了部族的生存,也可延续汗国的国祚。
  
  再说清朝。
  清朝皇帝从顺治开始,便积极的对外进行扩张,对于未归顺于己的蒙古汗国都采取恩威并施的方针,并在其中折冲樽俎,拉一派打一派。到乾隆中期,周边的蒙古汗国,漠北喀尔喀、青藏和硕特、新疆准噶尔相继灭亡。而对于已经得到的疆土,清朝皇帝无论哪一个都不允许再出现独立的国家,即使是愿为臣属也不允许。和硕特汗国灭亡后,和硕特诸部台吉协助清军驱逐了占领西藏的准噶尔军,原本是获得了康熙皇帝事成之后帮其复国的许诺。然而,在西藏落入清朝掌握后,曾经许诺便全部作废,从而激起了罗卜藏丹津的反清起义。准噶尔汗国的崩溃是在阿穆尔撒纳为清兵带路之下完成的,可当阿穆尔撒纳希望自己继续作准噶尔汗的时候,清朝却予以拒绝,使得阿穆尔撒纳再次反清。
  因此,吐尔扈特人的东归,对于清朝来说,决不会从一开始就毫无疑虑,悉心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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