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赋税以外，老百姓还要负担劳役，一是力役，根据汉人郑康成的解释，所谓的力役就是“治宫室、城郭、道渠”之役；二是运役。由于这段时期战争频仍，群众负担的运输劳役也十分沉重，即使在西晋时期，也并没有多少减轻。三是兵役。西晋时期，除了兵户以外，兵源还有来自编户中征召和招募的兵，《傅咸传》中傅咸所说：“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足以为证。到了西晋末期，更是不分什么兵户不兵户了，如《王弥传》中记载王弥等人攻陷魏郡等地，将所有人都“调为军士”。四是吏役。在魏晋时期，名为统治阶级的吏，其实成为了一种劳役。因此，吏也经常与士卒并称，如“吏士”、“吏卒”、“武吏”等等。五是杂役。即是说工匠服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劳役。
魏晋时期的高官豪族，之所以能够穷极奢侈，就在于这种巧取豪夺。汉代的田租额度，大多为十五税一，或者三十税一，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就增加为“以十税五、六为常”，如，《晋书，傅玄传》记载：傅玄在泰始四年上书称：“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以来，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人民群众承担的负担是比较重的。
西晋建立以后，统治者还是比较留心农事的，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一是率先垂范。如，泰始四年，晋武帝亲耕田，并颁发劝农诏书；第二年，又赏赐劝农有功的地方官员。二是鼓励引导。在平定吴国以后，晋武帝鉴于北方地广人稀的现状，鼓励吴蜀人士来北方生活，宣布给予免除20年徭役的优待。三是兴修水利。如《晋书，食货志》记载，杜预咸宁三年上书，称：“今者水灾，东南特剧。……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再如，杜预在平吴以后，在襄阳、南阳地区组织人力引水灌田，恢复生产。四是增加农业人口。为了增加帝国的人口，西晋政府下令凡是超过17岁的女孩子没有出嫁的，就由官府代为给找婆家。然而，西晋时期的农业科学却比较衰微，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的五种农家书：《汜胜之书》、《四人月令》均为汉人所作；《齐民要术》为北魏贾思勰所作；其他两本书《禁苑实录》和《春秋济世六常拟议》尚无法知道著述年代。
西晋统治时间不长，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丝织品已经有了绫、绮、纱、锦等不同品种；从考古发现上，也能印证西晋的陶瓷制造业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王濬在益州造船伐吴，所造大船可容纳2000人，上可走马，从这可以看出，当时的造船技术也是比较高的。从史书上记载的一些达官贵人因经商而致富上来看，当时的商业也是很发达的，《晋书，义阳王司马望传》称：“望性俭吝而好聚敛，身亡之后，金帛盈溢，以此获讥”。而说到他的儿子司马奇的时候，称“亦好畜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 在记载石崇的时候，称其“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描写与王恺斗富的时候，称其“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其有那么多的珊瑚树，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商业也比较发达，对外的交往也是相当频繁的。
二九五、社会生活
婚姻制度：
一是明嫡庶之别。《晋书，武帝本纪》记载：“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说的是，对于正妻即使去世以后，也不能以妾升为妻。
二是婚礼的沿革。根据中国古代的礼仪规定，婚礼不举乐、亲朋好友不来道贺。对此，《礼记》有明确的记载。至于婚礼作为大喜事，为什么不让道贺、不举乐？《礼记•曾子问》上说：“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白虎通，嫁娶》也称：“嫁女之家，不绝火三日，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感亲年衰老，代至也”。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府有禁止的规定，但是，民间却“嫁娶之辰，多举音乐。”
三是婚姻自由之风未泯。这一点，我们从《晋书，王濬传》中徐邈让自己的女儿挑选王濬为夫、从《贾充传》中看贾午私通韩寿、从《潘岳传》中妇女连手萦绕潘岳等等，可以想见当时女性的自由。同时，妇女离婚、改嫁也是不少见。《抱卜子，疾谬篇》称：“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舌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鱼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虽多指东晋以后的事情，但是，似乎西晋时期，妇女所受的禁锢也并不多。
四是广罗姬妾。对于骄奢淫欲的贵族，不仅多养妻妾，而且还喜欢男色。据《晋书，五行志》记载：“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
五是妇女在家庭中不讲敬夫的礼节。如《世说新语》称：（王戎）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 又据《晋书，列女传》记载：“王浑妻钟氏，字琰，……既适浑，生济。浑尝共琰坐，济趋庭而过，浑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故不翅如此。’参军，谓浑中弟沦也”。
门阀制度：
魏晋时期，犹重门阀。归根结底来源于九品选人法。据《晋书，张华传》的记载，以张华如此大才，仍然不免自恃大族的荀勖的嫉妒，更毋宁说他人了。当时的高门大族不仅不服劳役，而且，在车马衣服等诸多方面，与士庶相比，都享有特权。
一是车马衣服不同。庶族不能穿紫绛色的衣服，不能带锦绣的头巾。《晋书，良吏传》记载：（王宏）“太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到五胡十六国的苻坚时期，更是严刑峻法，穿错了衣裳，就要弃市。
二是平时高门与庶人不同处。《晋书，陶侃传》就记载，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因为欣赏陶侃，而与之一起去见中书郎顾荣。吏部郎温雅就曾经嘲笑杨晫，说，你为什么要和小人坐一个车子？《晋书，郗鉴传》记载：“邑人张实先求交于鉴，鉴不许。至是，实于午营来省鉴疾，既而卿鉴。鉴谓实曰：‘相与邦壤，义不及通，何可怙乱至此邪！’”不过，也有寒微之人不屑于攀龙附凤的，比如《晋书，李含传》中记载，李含就拒绝了与关中豪族皇甫重之弟皇甫商交友。总之，西晋各个阶层之间鸿沟很深。
三是高门与庶人不通婚。
由于自己的血统是如此重要，因此，在这个时期，就有人虚构自己的家谱，为了严明士庶的区别，政府对于家谱也开始了干预。比如，据《晋书，挚虞传》记载，“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到了后来，谱牒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社会阶层：
除了高门大族等特权阶级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阶层：豪右。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这一阶层对于社会危害很大，一般而言，这些人都不尊王法，危害一方，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黑社会。如《晋书》记载的刘颂、戴渊、皇甫重、鞠允等人即是。
最下层的当属奴婢。奴婢分为官奴与私奴。官奴在战时来源于俘虏，平时来源于罪人。私奴往往是因为贫穷而自卖为奴。晋惠帝元康七年，因为关中大饥，一斛米价值万钱，朝廷只好下命令，不再禁止骨肉之间相互买卖了。《晋书，忠义传》也记载，后来做到刘汉帝国太傅的王育，在年少的时候，因为是贫穷的孤儿而为他人放羊谋生，每有空闲时间就学习写字，由于太投入，放的羊给弄丢了，王育没有办法，也曾想把自己卖掉换钱还羊债。贵族可以有奴婢成百上千，如西晋的石崇，有苍头800人；私奴也可以被主人免除奴婢的身份，而成为平民。如《晋书，熊远传》记载，熊远的爷爷就曾经是石崇的苍头，性格廉洁正直，受到潘岳的赞赏，劝石崇将其免除奴婢身份，放还老家。
比奴婢身份较高的尚有部曲、门生等，不一一叙述。
二九六、日常饮食
食物：
一是主食：
北方人种麦，南方人种稻。小麦的做法有汤饼、蒸饼、馄饨等。汤饼是面片汤的意思，就是把面和好往锅里撕片，技术高的可以把面片撕得很薄，就象束皙的《汤饼赋》描绘的那样“弱如春绵，白若秋绢。”；蒸饼就类似今天的馒头，《晋书》记载，何曾只吃那种松软的开成十字裂纹的馒头，这似乎能够证明当时古人已经掌握了发酵的技术，并用之于蒸饼中。除了麦以外，北方地区，还有粟和菽（大豆）作为辅助性主食。
南方人以吃米为主。
二是副食：
猪、马、牛、羊、鸡、狗，是我国古代肉食的六畜。北方吃牛羊肉，喝奶酪。南方人喜爱吃鱼等海产品。做法上可以说“脍炙人口”，大致可以形容：南方的脍，就是吃生鱼片；北方的炙，就是烤肉串。吃起来都十分鲜美。当然，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加强，到了泰始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叫“羌煮貊炙”的做法，《晋书，五行志》记载：“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简单的说“羌煮”就是从羌人那里传来的涮羊肉，“貊炙”就是从东胡人那里传来的烤全羊。而南方吃鱼也不仅仅是生吃鱼片，还将其或做成鱼干，或腌成咸鱼。除此之外，根据《齐民要术》的记载，人们还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菜羹和肉羹。同时，在调味品方面，有甜酱，酱油、醋等。
当时，人们已经比较喜欢饮茶，最先记载于正史中的，当属于《三国志，吴志，韦曜传》，开始的时候，茶被称作荼，郭璞在注释《齐民要术》论茶时，称：“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日知录》称荼字到了唐代才变作茶。根据《广志》的记载，此时人们喝茶的方法是把茶叶碾碎，加上油膏，团成茶团，饮用的时候，把茶团捣碎，在加上葱姜之类，煎熬。饮酒，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人们都比较喜欢饮酒，主要是米酒，还有比较珍贵的来自西域的葡萄酒等。
三是饮食文化；
这一时期，贵者、老者才吃肉的遗风仍然存在，不过，根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梁州人“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可谓属于特例，一般人家吃饭不过盐菜，《晋书，皇甫谧传》记载，他的姑家表兄弟梁柳当官以后，有人劝说皇甫谧以酒肉送行，皇甫谧回答：“过去的时候，梁柳来我家，我送迎不出门，招待也不过是盐菜。贫穷的人家不一定非要有酒肉才作为有礼……”从皇甫谧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贫民招待客人也不过是盐菜而已。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的两餐制和分餐制，逐渐想现代的三餐制和合餐制过渡的一个重要时期；西晋高门豪族的穷奢极欲，从一个方面促进了饮食文化的发展，使得中国的饮食趋于精细，也促使了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关于饮食的书籍。
舆服：
古代的车，乘车人立于车上，叫做立车，又叫高车；乘车人坐在车上的，叫做安车。根据《周礼》，只有王后才有安车，即使是王也没有安车，所以，即使是王坐车也不是坐车，而是立车。汉代以后，皇帝才有安车。有十种颜色的安车，称为五帝车。《晋书，舆服志》还记载了皇帝以及社会上不同种类的车达几十种之多。
魏晋时期的冠也分很多种，都记载有不同的式样。而中国古代阴阳家认为，对于奇装异服都代表着一定的预兆，因此，《晋书，五行志》对于怪异的服饰专门设一章，叫做“服妖”，也正是因为此，使得我们对西晋时期的不同阶段的衣服变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上记载：在西晋初年，人们的衣服上面窄小，下面宽大，说明君主虚弱，臣下放纵。开始的时候，人们的木屐，妇人穿的前面是圆的，男子的前面是方的。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到了元康年间，男女木屐的前面都是方的，不再有区别；同时，士大夫竞相以柱杖行走为风尚。到永嘉年间，妇女束发，束得很舒缓，以至于发都披散在前额上，仅仅能看到眼睛而已。
根据史料和出土的陶俑、壁画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大多以宽衣博带为时尚，而一般妇女日常所服，主要为衫、袄、襦、裙等，也是上俭下丰，上身紧身，袖口肥大，下身裙长拖地，下摆宽大，飘逸，传世的顾恺之所作的《洛神赋图》上的洛神的衣着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
二九七、文化艺术（1）
西晋王朝存续仅仅50余年，在帝国的中后期，又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和“建兴之乱”，虽然如此，其在文化艺术上仍然对中国历史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魅力。
最引人瞩目的，当属盛行一时、影响深远的西晋玄学。玄学我们过去曾经较为详细地介绍过，需要补充的是，西晋玄学主要对《老子》、《庄子》、《易经》这三部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按照今人对于西晋玄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正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这是魏晋玄学的起始，主要是崇尚“无”；第二阶段为嵇康阮籍的竹林玄学，从正始玄学的关注宇宙问题，回归到自然和人的自我精神，体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深切关怀；第三个阶段为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对西晋时期玄学的总结，力图将名教与自然结合起来，使国家政治复归于原始的和谐。此外，西晋玄学在东晋时期仍然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与佛学相互结合，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内涵，玄学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价值取向、思想认识等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是西晋文学，两晋南北朝文学是文字靡丽的时代，西晋时期尚不太明显，不过，在当时的人看来，“以诸葛亮之综事经物，而人或怪其文采不艳”，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风尚使然。这一时期的代表就是所谓的“太康诗人”，主要是指：钟嵘《诗品》中称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另一说：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和一左（左思）。相比之下，作为“太康之英”的陆机的诗文成就还是高一些，但是，个人倒是偏爱左思的《咏史诗》，尤其喜欢他的第二首：“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第五首：“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和第六首：“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感情真挚，直抒胸臆，语言质朴，风骨峻拔，抒发了诗人不甘与世沉浮、不愿趋炎附势而又报国无门的复杂心情。另外，张华的《情诗之三》：“清风动帷帘，晨月叹幽房。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襟怀拥虚景，轻衾覆空床。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拊枕独啸叹，感慨心内伤。”表达的情感完整而又细腻，个人也比较喜欢。除此之外，就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的诗文，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了。
第三，就是西晋的史学。西晋史学的最高成就，当属陈寿的《三国志》。陈寿，字承祚，是巴西安汉人。年少之时，拜同郡谯周为师，仕蜀为观阁令史。谯周曾经对陈寿说过：“你肯定会以才学成名，但是，人生要受到挫折，不过，这也未必不是好事。”从《晋书，陈寿传》的记载，可以看出陈寿为人还是比较正直的，当时的蜀国，宦官黄皓一手遮天，大臣们都对其曲意依附，但是，只有陈寿不曾在黄皓面前屈服。《三国志》叙事简洁，语言质朴，剪裁得当，在唐代编纂《隋书，经籍志》的时候，就被列为正史的“四史”。《三国志》成书以后，得到了当时人的赞赏，夏侯湛当时正著《魏书》，看到《三国志》以后，就不再写下去了；张华看到以后，也十分赞赏，并对陈寿说：“将以撰写《晋书》这个重任交付给你。”在汉代，史官在东观，到了魏晋，设置的著作郎，或隶属于中书，或隶属于秘书。因此，张华就将陈寿推荐为中书郎，而当时的中书令是荀勖，他是张华的死对头，就指示吏部将陈寿远调为长广太守，陈寿辞而不去。不过，即便如此，根据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荀勖也认为陈寿为迁、固之才。对于陈寿和《三国志》，历来褒贬不一。第一，父丧丸药婢女事。就是在蜀国的时候，父亲去世，在守孝其间，陈寿有病，在陈寿的房间人们发现有丸药的婢女——这也许在暗示陈寿居丧其间，亲近女色，因此，一直受到乡党的评议和指责。第二，求米做佳传。《晋书》称，陈寿曾经问丁仪、丁廙之子要千斛米，其子不给，所以，就没有给二人立传。其实，二人也在可立不立之间。第三，对诸葛亮父子的评价。《晋书》说陈寿因为其父在马谡手下做参军，马谡被诸葛亮杀掉，陈寿的父亲也被处以髡刑，所以，陈寿对诸葛亮父子的评价不高。其实，对照《三国志》的原文，《晋书》的说法根本是无中生有。第四，对司马氏篡权之事多有曲笔。因为，陈寿依据的曹魏历史多是那位背叛高贵乡公的王沈所著的《魏书》，加上当世人写当世事，也在所难免。第五，不以母亲归葬。惺惺惜惺惺，在杜预去荆州上任以前，又向司马炎推荐了陈寿，陈寿被任命为御史治书，可是好景不长，陈寿的继母（据《华阳国志》记载）不愿意归葬四川，所以，陈寿就将继母葬在了洛阳，因此，遭到贬议罢官。元康七年297年，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不过，《三国志》也还是有些遗憾的：一是没有志和表。二是有些地方过于简略，没有后来裴松之的注引，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不太清晰。
另外，张华《博物志》多记载异闻异事，别具一格；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对左氏春秋的注释，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二九八、文化艺术（2）
书法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最为辉煌的年代，此时，隶书、楷书、草书、行书交相辉映，涌现出不少书法大家，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
当时，在社会上通行最广的当属隶书。今天能见到的西晋比较著名的隶书碑刻有：《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年），康有为认为此碑书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泰始八年，272年）；《皇帝三临辟雍碑》（咸宁四年，278年）；《齐太公吕望表》（太康十年，289年），清人刘熙载以为此碑与《孙夫人碑》皆“为晋隶之最”。
章草萌生于汉代，西晋是章草盛行的时期，著名的有卫瓘、索靖和陆机，章草的著名作品有卫瓘的《顿首州民帖》，索靖的《月仪帖》、《出师颂》和陆机的《平复帖》等。目前，中国存世的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真迹书法名帖，就是西晋时期的陆机的《平复帖》，被视为稀世珍宝。
在书法理论上，卫瓘之子卫恒所作的《四体书势》较为著名。
科学技术。
一是地图学。司空裴秀在西晋初年，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对西晋十六州的山川、城池、交通等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普查，并据此绘制出了十八幅地图，总称为《禹贡地域图》，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地图集，可惜的是，已经亡失了。
二是音乐。荀勖是西晋著名的音律家，虽然为人品性圆滑，但其人对于音律堪称天才。《晋书》记载了他这方面两件事情，很有趣：很早的时候，荀勖出行路上听到赵国的商人车上的牛铃声，就记了下来，后来，他掌管音律部门以后，在调试音韵的时候，总感觉不和谐，就说：“能得到赵国的牛铃声，就好了。”于是，就让郡县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牛铃铛，果然找到很合适的。《世说新语，术解》还记载一件事情：“荀勖尝在晋武帝坐上食笋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所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问之，实用故车脚。”其后人们用“食辨劳薪”，来形容一个人的见微知著、识见卓越。荀勖制成了发音准确的新律笛十二枚，被后世称为荀勖笛律或者叫泰始笛律。泰始笛的制作无论是音律学、乐器声学，还是在竖笛制作工艺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也表明了荀勖在音乐声学上取得的巨大贡献。
三是医学。说到西晋医学，不得不说到两位：一位是皇甫谧，另一位是王叔和。皇甫谧是安定朝那人，是东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从小跟着叔父迁居到新安生活，不喜读书，整天游荡，弄来瓜果给婶子吃，婶子哭着说：“你年到二十还整日游荡，拿这些无从安慰我。”自叹道：“你修身笃学，自己得好处，与我又有什么呢！”由此，皇甫谧感激发奋，折节苦读，手不释卷，被人称为“书淫”，称为一代大师，号玄晏先生，张轨等人都是他的门生，由于自己得了风疾，皇甫谧又钻研针灸，完成了《针灸甲乙经》，十二卷的《针灸甲乙经》，共收录穴位名349个，比《黄帝内经》多189个，逐一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介绍了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并对五脏与五官关系、脏腑与体表器官关系、津液运行，甚至是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诸多问题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中华针灸学的理论基础，对针灸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叔和官至太医令，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脉学专著《脉经》，共计10卷，总结发展了西晋以前的脉学经验，将脉的生理、病理变化类列为脉象24种，使脉学正式成为中医诊断疾病的一门科学。
术数。
相术在当时社会已经比较流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晋书》上比比皆是。比如，据《晋书，裴秀传》的记载，司马炎在没有被老爸司马昭立为世子的时候，曾经对司马昭的宠臣裴秀说：“人有相否？”把自己的超长手臂和超长头发让裴秀看，自此，裴秀等人的坚持下，司马昭才没有立司马攸为世子。再如，《晋书，陶侃传》记载，在陶侃还没什么名气的时候，遇到一位懂得相术的术士，对他说：“您的左手中指上面有垂直的手纹，能够做到三公。如果手上的竖纹，能够一直到手指尖的话，那就贵不可言了。”陶侃心存非望，就用针把那条纹往上挑，想让手纹通到手指尖，但是，把手挑破流血，陶侃把鲜血用手一甩，甩到了墙壁上，墙壁上的血迹还是一个“公”字。《晋书，赵至传》也称，嵇康对赵至说：“卿头小而锐，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矣。” 另外，《世说新语》有一篇就是《容止》，就是专门赞美人的容貌和风度的，不过，这里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赞叹名士们的风范，又与相术相似但又迥异了。除了相术以外，还有望气之术，如《晋书，隐逸传》和《艺术传》中分别记载鲁胜和台产懂得望气之术，可以预知来年的吉凶；还有卜筮之术，如，《晋书》记载郭璞“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璞门人赵载尝窃《青襄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相墓之术，如《晋书，羊祜传》记载，有术士看到羊祜家的祖坟，说当出折臂三公，后来，羊祜果然因为骑马摔断了胳膊，并位列三公；另有相物之术，如《晋书，王祥传》称当初吕虔曾经有一把佩刀，术士们说佩戴这把刀，将位至三公，吕虔将刀送给了王祥，等王祥临死的时候，又把这把刀送给了弟弟王览，并说：“汝后必兴，足称此刀。”王览一共六个儿子，王裁、王基、王会、王正、王彦、王琛。其中，王导就是老大王裁的儿子，王敦就是老二王基的儿子，王舒是王会的儿子，王廙、王彬是王正的儿子，而王羲之就是王正的孙子等等。王家在东晋可谓是人才辈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二九九、宗教信仰。
西晋时期，佛教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正如《隋志》上说的那样，“推寻典籍，自汉以上，中国未传。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灭。” 可见，在隋唐时期，就此问题，就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在汉代以前，佛教没有传入中国，根据赵朴初居士的《佛教常识答问》称，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而另外一种说法，也一直存在，那就是，在先秦以前，佛教就已经传入了中国，只是因为秦王朝的采取法家严酷的统治，才没有得以保存下来。具体而言，据朱士行《经录》及《白马寺记》，是说在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在位的同时，即秦始皇公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因为，阿育王在位时期，曾经举行第三次结集，其时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曾经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因此，前来中国也不是没有可能。另外，据日本的羽溪了谛的《西域之佛教绪论》也称，欧洲学者称在公元前425年到375年之间，自爱莉诺亚海到中国的山东、浙江沿海地带的贸易，曾经被印度人所掌握。晋王嘉的《拾遗记》也曾经记载，在公元前305年，燕昭王曾经接见过来自身毒国的使节。并且，在我国古代《吕览》、《淮南子》等典籍里，也记载了很多海外的荒诞不经的事情，如果纯粹是向壁虚造，似乎也不太容易。因此，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海外贸易不是没有可能，佛教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传入中国，似乎也是可能的。
到东汉时期，又有了汉明帝夜梦金人，迎佛之说。史料记载，东汉明帝曾经梦见了一尊金人飞过宫殿，并问傅毅是什么，傅毅说那是佛，于是，明帝于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郎中蔡愔、秦景等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并于公元 67年，带回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洛阳白马寺。自此，佛教已经作为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后来，在张衡写的《西京赋》就提到“桑门即沙门”，可见那时佛教僧徒的存在已开始成为引起文人学士注意的社会现象了。汉章帝的时候，楚王刘英以崇敬佛法而知名，三国时期，吴国大帝孙权对佛法也很崇信，并曾经在武昌建昌乐院、宝宁院等佛寺，在建业建建初寺。曹魏后期（《历代三宝记，年表》记载为曹魏甘露5年，也是曹奂的景元元年，260年），朱士行出家为僧，成为汉人出家的第一人，朱士行法号八戒，出家以后，就西行西域取经，在于阗翻译《大品般若经》，并想让弟子弗如檀将经文送回国，但是，当时，在于阗处于统治地位的是小乘佛教，因此，国王不许弗如檀出国。传说，朱士行以烧经为誓，说：“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说完，将《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神奇的是，火焰即刻熄灭，整部经典却完好无损，20年后，此经才被弗如檀于晋太康三年(282年)送回洛阳，并于晋惠帝元康元年转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水南寺，由无罗叉、居士竺叔兰等人译成汉文，取名为《放光般若经》，而朱士行却以八十岁高龄终老于阗。
到了西晋末年，由于战乱频仍，人们朝不保夕，佛教思想更是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同时，本来玄学是无神论的，追求一种自然的精神境界，与佛教各不相同，但，佛教的空无与玄学的虚无有了一定程度的共鸣，同时，佛家为了消除士大夫们的排斥心理，主动与玄学靠拢，以士大夫的玄学比附佛学，就是所谓的“格义”，于是，佛教的义理和思辨，与晋代崇尚思辨的玄学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尤其是到了东晋以后，出现了很多与跻身社会名流的高僧，如支遁等人，促进了佛教在上层士大夫中间的影响。在北方，佛教知名高僧如佛图澄等人与石勒政权结合，利用神奇的法术逐渐取得石勒的信任，取得了崇高的地位，另外，对于北方少数民族而言，佛教的非本土化与他们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如石勒就曾经说过，佛是戎神，我们也是戎人，所以，对佛教的流传并不反对，也使得佛教在北方得到迅速的发展。
佛教的发展并不代表着中国本土宗教的消亡。汉代发展迅猛的当属道教，《太平经》、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都发生在东汉时期，不过，汉末的黄巾起义失败和张鲁政权的覆灭，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此消失了，相反，从晋代的史料上看，道教在山东等不少地区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如，琅琊王家就世代笃信道教。
三○○、治乱之由
西晋灭亡的原因，固然很多，如今看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通过研读这段历史，个人也产生了一些看法，具体如下：
一是，皇权旁落。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帝个人统治能力的高低，对于整个政局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晋武帝司马炎立智力低下的儿子司马衷为帝，对于晋王朝的灭亡，也是难辞其咎的。北宋在得天下方面与西晋有些许的近似之处，当然，西晋是经过司马氏三代人的共同努力才取得政权的，并且，在西晋承接的是长期稳定、儒家思想确立统治地位的两汉，可以说，司马氏是用“钝刀”杀人；而北宋也是权臣从孤儿寡母手中篡夺的政权，不过，在五代十国那样一个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社会思潮对此的抵制力也许相对会小一些，可谓是“快刀”斩乱麻的形式。既便如此，如果在宋太祖去世以后，所立的储君是一位类似晋惠帝司马衷一样的低能儿的话，大宋江山是否能继续存续下去，是否也会发生一次类似“八王之乱”的大规模动乱，以及发生异族入侵的事情，真的也很难说。而相反的，假如司马炎能够从帝国未来前途大义考虑，采取兄终弟及的办法，早点立政治经验丰富而且为众望所归的齐王司马攸为储君的话，从目前看来，也许西晋的国祚会延续的长久一些吧。
二是，贾后诛杀太子。并不是说太子顺利地继承了皇位，西晋帝国的国祚就会延续，相反，从史料对成年以后太子司马遹的描述来看，即便司马遹继位，也不一定能够承担起正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帝国的重任，让西晋王朝顺利地渡过敏感的“瓶颈期”。现在要说的是，贾南风在帝国政坛平静了35年以后，诛杀了太子，直接激化了诸王与皇后之间的矛盾，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而连绵数年之久的内部纷争，也掏空了帝国的实力，为最终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三是，诸王权重。过去，我们分析了西晋的分封诸王，并不是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每一个王都如何了得，并最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其实，真正的原因还在于诸王都督，担任都督的，那就局限于为数不多的那几位王爷了，我们应该把诸王领兵都督与分封诸王区别开来。正是因为诸王的出镇领兵，掌握一方的大权，才导致了诸王从地方而中央，干预政局，也使得“八王之乱”成为可能。如果诸王仅仅是分封到各地，没有成为大军阀的话，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应该也是微乎其微的吧。
四是，社会矛盾。任何社会都有矛盾，关键是如何应对和妥善处理好这些矛盾，对于次要矛盾可以暂时置之不顾，但是对于主要矛盾，一定要及时处理。具体到西晋时期，影响到社会长治久安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有二：一门阀统治。即使在晋武帝时期，门阀政治已经显现出他的弊端：九品中正制被门阀世族所垄断，有为之士失去进身的希望；相反的，世族骄奢淫逸，杀人越货，广占土地，与国争利，大量给政府的交赋税的编户被高门世族所庇护，这种腐朽的门阀统治带领的社会矛盾是普遍的，在西晋末年的叛乱呈燎原之势，并不局限于异族，从这一点似乎就可以得到印证。当时的有识之士也都向晋武帝提出了社会改革的建议，但是，没有引起重视。二民族矛盾。据史料记载，将并州的匈奴和南方的山夷被掠卖为奴的事情在当时应该是不少的，这可以说，是民族压迫的一个表现，另外，因缺乏劳动力和兵员而被从塞外或者偏远的山区请进关中、陇西、汉中等地区的羌氐族人，与当地的原居民之间的矛盾也时有发生。不过，虽然西晋的覆灭以异族占领的形式出现，但是，如果没有晋帝国的内乱，相信这些矛盾也无以激化，即使激化也极有可能被扑灭。最先发难的并州刘猛，虽然叛逃塞外，但是也被诛杀就是一个例证。即使是在帝国风雨飘摇之时，处于“先乱后服”的四川李特也险些被扑灭。从这一点来说，司马炎也无法逆料到在他去世十几年以后，帝国内部会发生那么惨烈的内斗，因此，对于江统等人的徙戎并没有高度关注，似乎也情有可原。我们无意苛求古人必须对被征服的异族以“国民”待遇，其实，在晋帝国对于并州的匈奴族也基本上是按照编户进行管理的，并征收比晋人要低的赋税，石勒的遭遇仅仅是在动乱中被司马腾为解决军粮而采取的暂时性措施，似乎不应作为晋朝政府对羯族的常态。不过，仅从帝国的安全考虑，起码在并州、司州地区要加强进一步的统治。从山西处于天下屋脊这一点上看，它东面可以出太行，下冀州，南面威胁首都洛阳，西面越黄河进关中，北面直接就与拓跋鲜卑接壤，对内，一个地方就能威胁三个方面，对外又相当于是边境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决定了不能不对该地区加强统御，但是，晋帝国做得并不好。从以后刘汉帝国的发展来看，虽然其实力并不雄厚，且缺乏雄主，但是由于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理位置，最终还是勉强攻陷了洛阳和长安，由此可以反证山西位置的极端重要性。而刘猛的叛逃行动也应该对当时的晋王朝敲响警钟，但是，可惜的是，对待山西地区的安全和如何进一步瓦解匈奴上层，晋帝国并没有拿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防患于未然。
除此之外，连年的自然灾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百姓在灾害面前为了活命，不得不卖掉亲人，而得不到及时的赈济，另一方面，高门大族依然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滥杀无辜。这样的王朝，不灭亡，也难。
（西晋历史共计7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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