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心很强的萧珊望了一眼巴金，眼里顿时汪起了珠泪。她喃喃地说：“扫街本来也没什么，可是，我不愿意在自己的家门前扫街，唉，真怕碰上里弄中熟悉的人啊……”
巴金说：“没什么，如果大家都知道街是你扫的，也就见怪不怪了。”
巴金的心在流血。每天他见萧珊一个人在冬天的大清早，悄悄离开家到冰冷的大街上去，他就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巴金是想和她做伴，不过他只能守在铁门内，悄悄望着那个病弱而单薄的身影，在晨色蒙胧中奋力的扫着扫着。他却不敢走出来陪她一起扫街。
让巴金无法面对的现实是，妻子就是在这扫街的过程中，精神受到了莫大的剌激。尽管她坚持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床扫街，可是街道和里弄仍然有些人知道扫街的人就是巴金的妻子。特别是一些孩子们，当面对萧珊出言不逊，尤让她心里难过。巴金记得那是个阴蒙蒙的早晨，他在院子里见萧珊又浑身疲惫地回到院子里。当她把目光投向院里的玉兰树时，恰好与站在树下的巴金目光相遇了。她发现巴金不敢正眼看她，巴金当时如此，是因为他本身怀有一种难言的负罪心里。他后来才知道，也许正是当时自己的这回避眼神，构成了对妻子精神上的剌痛！
他记得萧珊的病，也就是在那一年出现病灶的。巴金心里清楚，在那种非人困境中长活的人，很容易染上疾病。萧珊会不会就是在压抑和精神折磨面前生病的？
“唉，蕴珍，你为什么这样脆弱呢？你为什么不能想开一点？”巴金是在两个多月后在干校听说萧珊得到了病。他急忙从乡下赶回上海，见了萧珊不禁暗暗吃了一惊，发现从前那么文静白皙的萧珊，如今竟然变得面庞削瘦，而且她的肚子经常疼痛。他上前紧紧把萧珊抱住，关切地凝望她那尽管深陷进眼窝、却仍然美丽的大眼睛，半晌才说：“你要挺住，在这时候咱们大家都要挺住才行啊！”
“没什么，先生，我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了。”萧珊躺脸上仍然挂着笑。不过她那笑容与从前巴金熟悉的笑容毕竟大不一样了，她笑得很凄美，也很勉强。他知道萧珊心里的伤太重了，她也太累了，现在她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所以，巴金回家后就不断催促她到医院去看医生，萧珊确实也去了几家医院，不过她的病情始终得不到彻底的检查。后来巴金假期结束，不得不一步三回头地回到干校，而萧珊的病情也就这样一拖再拖。女儿女婿尽管想尽了办法求医，可是在当时那种年月，哪个医生会关心像萧珊这样的女人呢？
晨曦中不敢与她的目光相遇(3)
武康路13号小院里的两棵玉兰树在风中摇动着巨大的树冠，发出飒飒的轻响。小院里静极了，巴金静静伫立在广玉兰的阴影下，忽然发现自己在风中落泪了。
第四章 大梦终有醒来时
大梦终有醒来时
人生如大海，出海越远，然后愈感到浩淼无边。
——茅盾：《人生的警句》
A， 巴金望着面前那部厚厚的《往事与随想》，心里有些跃跃欲试。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摸起一支钢笔来，想在面前的稿纸上写什么，却迟疑着不敢动笔，因为他目前想做的事情太重要了。
B， 巴金确也有点苍老了。不过，他心情却比两年前好得多，他不再终日陷入忧郁与反思之中，呆望着写字台前那镶嵌在像框里的萧珊遗照出神，巴金开始一步步走出笼罩在自己头上快十年的愁云惨雾。
C， 十月里的一天，多年来始终不敢轻易上大街，更不敢到人多地方去的巴金，这天晚上他竟然壮着胆子去淮海路襄阳公园附近去看大字报。这是因为他听说那里的大字报很多，有一些与江青等“四人帮”被逮相关的信息。
D， 巴金和於梨华的见面，给他心灵的震憾是出乎意料的。此前他虽然已经走出了“文革”的阴影，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写作与工作的自由，但是真正感到春天到来了，还是他有了会见外宾自由的这一天。
赫尔岑——40年前的夙愿(1)
黄浦江上飘扬起棉絮般的落雪。
这是巴金在上海生活几十年来见到的惟一一场大雪。1975年冬天，在他家的小楼上向里弄的街道翘望，可以看见那些千楼万宇都被蒙在一片琉璃般的世界中。皑皑大雪染白了大上海。让巴金有些惊奇的是，楼前两棵高大玉兰树的枝枝桠桠也都落满了雪朵。在微微吹来的北风中，美丽的雪朵在枝头簌簌抖动着，然后随风飘落在幽静小院的甬路上。地面上也随之积下厚厚一层雪。刹时巴金好象忽然隐身进一个世外桃园般的皑皑雪乡里。
“下雪真好啊！”巴金蹒跚着从木楼梯上走下来。他显然为刚才透过窗口望见的雪景所感，在江南住惯了的老作家，从前只从萧红和萧军这北方人写的小说里，领略到下大雪的滋味，而今他在上海竟也亲眼目睹了下雪的盛况。他发现在都市里下雪的时候，小楼四周竟是一派恬静无声。所有邻居们都躲在自己家里享受着室内的温暖。巴金真想到户外去，一个人站在飘飘大雪中，让自己全然沐浴着纷飞的雪朵之中。可是，家里人却劝止了他。
巴金感到现在的家有一点温馨之感。
这是妻子病殁后巴金刚刚感受到的一丝温馨。他女儿小林在“文革”后期被分配到杭州工作，尽管女儿和女婿离开了他，可是她们的小端端却始终留在老人的身边。更重要的是经过巴金的努力，他在安徽乡下插队的小儿子棠棠，终于如愿以偿地调回了上海。加上家里原有的成员，巴金的两个胞妹，现在仍然是四世同堂。巴金身边有了亲人，特别是小儿子的归来，尤让他那曾经受过剌痛的心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荒废时间了。这几年我的手由于不经常握笔，写起字来有些笨了。蕴珍，现在我要利用人生的仅有时间，再做一点什么。”巴金回到他的房间里，一人坐在小书桌前，又开始像往日那样，面对那个小相框里的萧珊，与她悄悄地对话了。在妻子故去的几年中，巴金始终保持着每天都看上萧珊照片一眼的习惯。他知道她人虽然不在了，然而在他看来萧珊的灵魂是永远都不会离他而去的。巴金每当心里忧愁，或是心情愉快的时候，老人总会面对萧珊的遗像，喃喃地对她说心里话：“我总不能让一日闲过呀！”
巴金望着面前那部厚厚的《往事与随想》，心里有些跃跃欲试。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摸起一支钢笔来，想在面前的稿纸点写什么，然而却迟疑着不敢动笔，因为他目前想做的事情太重要了。他是早年在巴黎留学的时候，就喜欢上面前这部厚厚英文著作的。在几年前家里多次遭到抄家的时候，这部英文著作竟然得以幸免封存。它被萧珊小心藏在楼下那个箱子里。如今巴金把它找了出来，翻开书的扉页，竟然有种隔世之感。
他终于在稿纸上写下：“往事与随想——赫尔岑”一行字！
“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著作啊！当年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就已暗暗地发过誓了，将来我一定要把它翻译成中文，让我们中国的读者也读一读赫尔岑这部回忆录！可惜我始终没有太多的时间。”巴金迄今还清醒记起，1938年他在桂林那风景如画的漓江之滨，曾经对萧珊发过这样的感慨。
“那么，现在不行吗？”当时的萧珊神色凝重，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深幽幽的望着他。他们都静静倾听着不远处漓江那汩汩流淌的水声，心里充盈着对这部重要著作的寄托与向往。
“现在我必须要把《秋》和《火》两部书写成。”巴金见萧珊也象自己一样对《往事与随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心里的创作欲望就变得更加强烈起来。
萧珊接过巴金手里捧着的厚厚英文原著，信手翻了几页，她有些茫然，说：“中国的读者会喜欢赫尔岑的这部书吗？”
巴金说：“当然会喜欢，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也想过这个问题。中国人到底需要不需要读这样的书？回国以后，有一次我把这部书拿到鲁迅先生家里去，请他看一看，究竟这部书有没有价值？鲁迅先生对我说，它的价值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只是谁能去系统地翻译它呢？”
萧珊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她没想到巴金竟然还和鲁迅谈起这部外国人写的《回忆录》。便说：“鲁迅也肯定了它的价值，这就说明赫尔岑的《回忆录》有文学价值？”
“当然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巴金娓娓地对她说：“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包含着赫尔岑一生的写作精华。其中既有他的政论，也有随笔，散文、书信和日记。所以，我看了以后，感到赫尔岑真正把他一生的见闻，心得以及对世事的感想，都清楚无误以记载在这部书里了。赫尔岑一生都在反对沙皇君主制，他为奴隶们大声疾呼，他的政治主张和我们中国的今天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也许这正是我想把这部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初衷吧？”
“是吗？”萧珊那双眼睛里忽然充满着激动的希冀。因为她从巴金的感情冲动中，听出和看出他原来是从心里喜欢赫尔岑反抗君主制的思想。便说：“你觉得赫尔岑所处的环境，和我们今天中国的抗日有某种关联吗？”
“当然，历史有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呀！”巴金感到他的心与萧珊产生了共鸣。从国外回来这么多年，他和许多人先后谈起过赫尔岑这部巨著，然而多数人对此都不感兴趣。特别是写传统文学的作家们，对这样的《回忆录》几乎丝毫也引不起冲动。别说无人理解和支持巴金的翻译冲动，就是让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人随便读一读这部百余万字的巨著，也怕难以找到知音。他对她说：“蕴珍，我之所以喜欢它，就因为现在的中国太需要它了。读者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对日本强敌太愤恨了。当然，读者也太软弱了。特别是抗日群众，他们现在多么希望读到这样振奋人心的作品。任何一个作家，他之所以写作，当然并不主要为了生活，而是为着自己的理想在奋斗和工作。我一生的写作目标也恰恰在此，我现在的生活尽管还很困难，可是我决不是为了生活才写作的。”
赫尔岑——40年前的夙愿(2)
“我懂了。你的心，我懂了！”萧珊对他投去会心的一瞥。她在感佩着巴金才气的同时，又敬重他的人品。忽然，她蹙紧了眉毛，叹息一声，说：“李先生，只是，这么多的外文，你如果有一天能够翻译出来呢？我想，即便你有时间，也怕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吧！”
巴金笑了笑，信心十足地对她说：“没关系。蕴珍，人这一生如果能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就不算白活了。翻译《往事与随想》就做为我一生想做的几件事之一吧，等我写完了《激流三部曲》以后，我就会翻译它的。我情愿用后半生去做这件事，总是可以的吧？当然，我现在的能力还有些力不从心，不过我有信心翻译它。我准备边学边译，要加的注译还很多，我可以慢慢地译，因为译也是学习的过程啊！”
现在，巴金已经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写完《激流三部曲》以后，他并没有真正静下心来翻译这部巨著。在战争结束前后，他又先后写了许多书，建国以后他的工作变得更忙了。身为上海作协主要领导的巴金，不仅仅要完成他应该完成的写作任务，同时，他的社会活动也相当多。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他从奉贤干校回上海以后，始终处于无所事事的工作状态，如果不是这次组织上把巴金分配到刚刚恢复不久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那么，巴金即便有此夙愿，也怕没有充足的时间让他着手实现抗战期间就对萧珊信誓旦旦的翻译计划。
1973年夏天，上海作家协会编入的五七干校第四连党支部，分别对所在的“专政人员”一一作出了结论。四连党支部对巴金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
这是巴金自1966年夏天失去写作自由，受到“专政”以来，一级党组织对他作出的惟一结论。巴金屈指算来，已经整整七个年头了。这七年对于他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不仅仅是妻子萧珊，更重要的是时间。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那么对于以著述为生命的巴金来说，他失去的就是宝贵的生命价值啊！没有什么比再次得到重新工作、重新恢复写作自由更重要的事了。当党组织征求巴金在作出政治结论以后，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巴金只提出：“能不能让我作一点翻译工作？”
也就是从当年8月起，巴金再也不必象从前那样每天到作协来，只是无休止地听读当天的报纸，学习毛泽东语录和打扫卫生了。他可以安下心来作一点翻译工作。这样的日子又隔了两年，到了1975年秋天，上海市作协决定把作协内部几位专业作家统统转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这样，巴金就在新的工作单位里进了外文编译室。当然，这时候的巴金眼神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每天到出版社去“坐班”。他有充足的时间在武康路家里从事写作。当然，他的写作在那时还仅限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范畴。
也就在这时候，巴金才真正有时间翻译那部著作，他年轻时就喜欢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现在他终于如愿了，巴金每天都游弋在赫尔岑智慧的海洋里。如果说当年巴金在法国读书时第一次接触到这部神奇著的时候，只感到书中有那么多哲理式的漂亮语言，那么他回国后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三十年代又局部地翻译了《往事与随想》的片断之后，巴金更加珍爱这部书了。因为他从翻译中进一步理解了赫尔岑在书中倾注的智慧。
巴金真正坐下来了，认真地翻译这部传奇著作，他忽然感到自己确是在走进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他知道在中国了解这部书的人并不多，它是属于那种“阳春白雪”的东西，巴金也清楚他即便翻译出这部书，在当时的中国也绝不可能有人出版它。而且即便有人出版，也决不会有多少青睐它的读者，更不会畅销。然而，有一种神秘的冲动感始终鼓舞着巴金必须把《往事与随想》变成他的母语。与其说这是在完成自己40年前发下的宏誓，不如说他在是在实践对亡妻萧珊的诺言。
正由于巴金在心里把这部书的翻译当作他对萧珊的一种纪念，所以才没黑没昼地伏案挥笔了。他这样做不仅可以让自己重新畅游在赫尔岑智慧的海洋里，享受一下那丰富的感情世界，同时也可让巴金少思念一点萧珊。少想一点亡妻，他心里就会少一点痛苦。这样一来，他从1975年秋天开始，直到1979年春天，已经把这部厚厚的外国著作译出了三分之一。巴金看到桌案上那逐渐积厚的稿纸，他那多年不见笑容的脸上才渐渐露出了一丝欣慰。
惊悉喜讯泪沾襟(1)
1977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上海外滩的游人逐渐多了起来。巴金在家里呆得实在烦闷了，有时也会一个人悄悄离开武康路，在傍晚时分不引人注目的来到黄浦江边，隔江眺望着那混黄的江水，悠悠地向东方流淌。他发现江面上的货轮比前几年多了，他已十几年没有到江边上来看晚景了。
现在他好象是一个隔世的旅人，周围尽管有那么多在春天傍晚来江边游览的年轻人，可是他们大多都不认识自己。巴金那白白的头发和忧郁尚存的面容，让所有从他身边走过的男男女女，无法把这位背部稍稍有点微驼的老人，与曾经在中国文坛红极一时的大作家巴金连系在一起。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也不认识他了，他们虽然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受过巴金《家》、《春》、《秋》和《雾》《雨》、《电》等作品的影响，然而巴金历来是一位不想抛头露面的作家。即便那些在“文革”前夕看过由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的人们，也不会想到此时在江边那黑压压游人中间悄悄走来的老人，就是那部风靡一时电影的原著者！
巴金确也有点苍老了。
不过，他的心情却比两年前好得多。他不再终日陷入一个人忧郁与反思的幽居环境，呆望着写字台前那镶嵌在像框里的萧珊遗照出神。巴金开始一步步走出那笼罩在自己头上快十年的愁云惨雾。在过去的十年中，巴金好象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以笔耕为生存工具的作家。这十几年，凡是大陆上公开的出版物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社论和八股文，除八个样板戏和凤毛麟角般的几本书之外，谁也见不到任何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了。巴金的心情之所以变得好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工作渐渐有了一点变化，离开奉贤干校那干打垒宿舍以后，回到上海也见不到那铺天盖地而来的可怕大字报了。疾风暴雨似的政治运动终于走向了它的终点，继之而来的是一个让巴金闻之惊喜的消息：江青和当年在上海打击他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在北京中南海一夜之间成了瓮中之鳖！
巴金在听到这一喜讯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他正在出版社里参加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在走廊里恰好遇上一位从前作协的党员领导。那人悄悄在巴金耳边说了一句话：“江青被华国锋给抓起来了！”当时，巴金吓了一跳，在十多年中他对那个叫江青的女人尽管恨得要命，但他无法把一言九鼎的她与刚刚听到的传闻联系在一起。巴金心里将信将疑，想转回去再向那位领导打听一下详情，却发现那人带着满脸的喜悦走远了。多年在行动上受限制的巴金，见状也就只好作罢。因为他知道在这人多眼杂的环境里，自己是不该打听这异常敏感消息的。
巴金又回到楼上会议室。他仍然坐在原座沉默着，心中的惊喜不能表露在脸上，这是巴金在1966年以后养成的习惯。坐在那里他一言不发，自他到奉贤干校以后，每当参加这类以读报为主的会议时，巴金就始终以沉默相对。有时别人在那里口若悬河地发表宏论，巴金就一人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现在巴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了。他知道那位作协领导决不会无缘无故对他吹那样的风儿，可是，江青真会遭到逮捕吗？这会不会又是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他知道自“文革”以来，这类来自民间的消息是时常有的。特别是北京发生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学生运动以后，民间咒骂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政治传闻如终没有绝迹。这次难道是真有其事？如果再发生1971年秋天那让人振奋的大事，该有多好呢？！
这一年巴金已经72岁了。尽管得来的喜讯稍晚一点，可是，巴金心里仍然很高兴。现在他的处境毕竟比萧珊活着的时候好多了。那年秋天，巴金还没有写作的自由，可他就在英国式的小楼里，利用了半年的时间，一个人用钢笔悄悄把他从前翻译的《处女地》又抄了一遍。巴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手不会因为多年不握笔而不会写字。巴金已经看到了一点淡淡的曙光，他知道有一天定会允许他重新杀上文坛的。这样，他后来才决定翻译那部早在三十年代就曾译过一部分的赫尔岑多卷本《往事与随想》。
巴金不喜欢再听那些哄哄的议论声。他讨厌把宝贵时间都浪费在这小会室里，报纸本来可以让人阅读，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读报也成了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心里有些发烦，暗想如果把这么多时间留给自己，也许会把赫尔岑的著作再译出一节来。
他记得1971年9月，当时正在校里劳动。有一天，他发现一些连部里的党员，特别是那些“工宣队”中的党员们，都神秘地参加各种秘而不宣的会议。党员们参加会议以后，回来的时候人人脸上都现出了紧张的神情。巴金不敢向那些悄悄在一旁咬耳朵的党员打听，可是他已从连部少部党员脸上的反常神情中，隐隐感受到好象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后来，他在厕所里遇上一个从前在作协工作的老友，他对他悄悄透露了信息：“林彪摔死了！”
“啊？……”巴金当时也象刚才突然听到江青被华国锋逮捕的消息一样，心里暗暗一惊。那时他根本无法把林彪与毛泽东对立起来。因为就在他们干校内外，还到处都竖着高大的林彪巨幅画像。这样一个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的副统帅，怎么可能有一天折戟沉沙呢？后来，干校里这样的小道消息越传越多，“工宣队”就开始“追查谣言”。由于林彪刚刚在温都尔汗一命呜呼，所以中央当时只限于在党内传达。而对于在干校中接受改造的“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仍然严加封锁。所以这一追查谣言，又闹得人心惶恐，直到后来中央关于林彪叛逃的文件在全国人民中公开传达以后，巴金才从紧张的心态中解脱出来。如今江青被逮一说，会不会确有其事呢？
惊悉喜讯泪沾襟(2)
巴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出了出版社。
他忽然发现上海的天空变得格外湛蓝，太阳也比从前变得明亮起来。纵然深秋已至，可是，巴金却发现路上到处都是些穿着艳丽服装的少女们。姑娘们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春天般的喜悦，男女老少好象在过节日一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巴金不时被兴奋得忘乎所以的人流冲撞着、推搡着，他不知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喜事。十年了，他在上海见到的大多是些愁锁双眼的人影，而今天究竟是怎么了？男男女女都好象焕发了精神，不管认识与不认识，彼此相见时都会主动说几句话，巴金老人对此有些愕然。
他在经过一家水产商店门前的时候，发现那里拥挤着许多购买海鲜的人群。老人竟然也凑上前去，他发现那些争先恐后的人们，都在争购着盆子里的螃蟹。而且一定要“三公一母”，然后再用一根细细的柳条把四只螃蟹串了起来。轮到巴金的时候，他自然也不例外，买了同样的四只蟹，然后就乐颠颠回到了武康路13号。
“爸爸，出了大喜事了！”巴金刚进家门，就发现儿子兴冲冲地迎了出来，随手接过他手里的螃蟹，然后问道：“莫非您老人家早就知道‘四人帮’被粉碎了吗？”
“什么，‘四人帮’？”巴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四人帮”的称谓。他抬头向楼内一看，发现两位妹妹也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了，她们脸上也都洋溢着笑容。这个自从萧珊去世后始终寂静的小楼，第一次出现了让人振奋的喜悦氛围。让巴金见了心情顿时兴奋起来。
小儿子兴冲冲地对他说：“就是‘四人帮’嘛，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和王洪文，这四个狗东西，已经在北京被逮了起来！这真是天的报应啊！”
“啊？”巴金怔在门前，他简直不敢相信儿子说的话是真的。但是，老人又不能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让他无法怀疑的事实。从上午他在出版社第一次听说江青被逮捕的传闻，到他在回家路上遇见万民欢腾的场面，都证明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困扰他近十年的四个人，如今都走向了她们本应得到的归宿！特别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个坏蛋，在巴金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和北京始终以“文革要臣”的特殊地位，多次发号施令，甚至想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今天他们和江青一起都成了党和人民的阶下之囚，这件大事对于巴金来说，简直比当初他在干校里初闻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还要高兴！巴金把手里的四只螃蟹交给儿子，一个人站在门前的阳光里，激动得颤动口唇说：“报应，真是报应啊！……”
上海的街头再次嚣闹起来。当然，那些在街上组成秧歌队的欢乐人群，不再是从前“四人帮”横行期间官方组织的庆贺“最高指示”的游行队伍，在几条大街上扭着欢乐歌舞的人们，都是民间自发的行动。这是巴金从来没见过的沸腾场面。当年战胜日本法西斯和1949年的上海解放，在这素有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也曾出现过万众欢腾，载歌载舞的场面，不过那时的秧歌也没有今天扭得欢快，扭得多姿多彩！巴金在感受到人间喜悦之后，曾经提笔写下这样的话：“他们压在我的头上，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上气来。……中国和人民的前途十分光明，个人的问题也容易解决。……”
巴金走在黄浦江边那沐浴着晚霞的人群里，他雪白的头发尤其引人注目。
1976年秋天，巴金才真正从“四人帮”的阴影里走出来。
他感到自己在过去十年里始终窝居在一个冷冰冰的角落中。自己非但被人搏夺了写作的权力，而且在这十年中他甚至连给友人写一封信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倒不是有人命令他不许写信给朋友，而是巴金看到了“文革”和“文字狱”的可怕。当然，在那种时候，巴金的许多老朋友，也大多不敢给他写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文坛上结识的一些朋友，大多都先后谢世了。而五十年代文坛上的友人，如今大多都陷入和他相同的困难境遇。巴金印象最深的是，最困难的时候收到了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他记得那时是萧珊生病较为严重的时候，他还在奉贤干校接受“改造”。有一天，他从奉贤回到家里探望生病的妻子，忽然听说沈从文来了信。他见了沈的信以后，顿时满面流泪，巴金太感动了。这么多年来他和所有友人都分隔两地，简直就是生死两茫茫！沈从文竟敢在这时候主动给他写信问候，显然要冒一定的风险。
可是，巴金不敢给沈从文复信。并不是他无话可说，而是担心自己写信会给他和沈从文惹事生非。因为巴金和朋友从来不说假话，然而如果他在信上写了真话，万一信落在别人的手里，那么肯定会株连友人。所以巴金只好把想对沈从文倾吐的话，积郁在心底了。
如今巴金又开始写信了。当然，那时的巴金仍然心有余悸，即便偶尔写一封信寄出，也要倍加小心。这是因为“四人帮”虽然粉碎了，可是他的问题毕竟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1973年上海作协对自己的那个结论，还留有很大的尾巴。这个由不实之词组成的所谓结论，仍然压得老人喘不上气来。
不过，巴金毕竟开始从阴影中走出来。他开始给在杭州工作的女儿写信了，父女之间的信件是巴金恢复通信自由的起点。不久，他就可以给一些老朋友复信了，一些从前对他敬仰与关注的读者来信，也时不时地寄到武康路那座幽静的小院来。巴金的心里话多么想变成他喜欢的铅字？几十年来都在以自己的笔向读者们倾吐心里话的巴金，那时尽管在上海出版社工作，然而他仍不能在正式报刊上公开发表一字一文，这也许就是他在阳光映照进那个角落以后，仍然无法真正舒展自己双臂的原因吧？
惊悉喜讯泪沾襟(3)
十月里的一天，多年来始终不轻易上大街，更不想到人多地方去的巴金，有一天晚上，他竟然壮着胆子到淮海路襄阳公园附近去看大字报。这是因为他听说那里的大字报很多，有一些与江青等“四人帮”被逮相关的信息，都被一些群众抢先抄在大字报上，在那里公开了。巴金是第一次去看别人的大字报，从前他在作协机关看到的那是有关他的大字报，而今他扬眉吐气，融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悄悄向前挤来，他发现这里果然人山人海。像他这样怀着兴奋心态急于了解“四人帮”粉碎内幕的群众，竟然比他想的还多。巴金发现人人脸上都溢满着兴奋，因为那里公开贴着叶剑英的讲话。这位老帅已经把华国锋如何逮捕江青等四人的内幕，如实地公开在群众的面前！真是大快人心！
环境正在悄悄发生改变。尽管巴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但是，他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露面了。巴金所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允许巴金出席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允许他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在座谈会上发表意见和谈话。他周围的群众开始给老人以和悦的笑脸，那种在楼道里见面连招呼也不肯和他打的尴尬境遇，再也见不到了。更多的人们发现巴金老人在经过大风大雨之后，又渐渐露出他那与生俱来的慈爱微笑。也有人开始重温巴金的历史与他那些即便在风刀霜剑中依然闪耀着不灭光辉的著作。大家这才发现，已经结束的“文革”对所有人来说，包括那些在浩劫中一度成为显赫人物的造反派们，也不过是经历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噩梦！
1977年2月，对于居住在那有着两棵玉兰树小院中的作家巴金来说，意味着他人生第二个春天的开始。绚丽的春日透过百叶窗投进他楼下的客厅里。巴金老人终于可以回到二楼写作了。他发现1966年秋天抄家时被贴上封条的几个房间，如今终于都一一拆封。特别是爱妻萧珊曾经住过的卧室，巴金亲自进去打扫了一遍。那里的床榻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他小心地一一清扫，然后再把一只花瓶放在床前的小柜上。瓶里栽上一束雪白的花儿，那是萧珊生前最喜欢的白色玉兰。淡淡的清香很快就弥漫了整个房间，巴金感到心情好了许多。
毕竟是春天来了，灿烂的阳光终于驱散无边的阴霾，又投映进萧珊当年住过的地方。这是巴金心中最最感谢的。他真想马上动笔，给自己逝去的妻子写一点什么，以做为他对她的一种纪念。然而，巴金纵然心里有许多话要向萧珊倾吐，却又感到这个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不现实。上海所有报纸和刊物，依然没有他巴金公开发表纪念亡妻文稿的一席之地。休要说发表这样的文章，即便他想写点抒发情感的散文、随笔或者小说，也还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到萧珊在那黑暗笼罩大地时候染病而殁，巴金又心中悲楚，眼时泪光闪动了。
巴金毕竟走出了困境。窗外的暖流在巴金眼里就俨然是不可阻挡的春风，十分顽强地吹进他的小楼。5月里的一天，邮递员给他送来一个白色的信封。拆阅后才发现竟是个陌生的名字：徐开垒！
原来他是上海一家大报的副刊编辑，在那个年代里，巴金已经十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来信了，徐开垒在简短的便函中，首次向这位早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在上海和全国文坛上纵横驰骋的著名作家约稿了！这件事对于已被世人渐渐淡忘的巴金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的惊喜！
“啊，世人终于没有把我忘掉啊！”巴金把徐开垒这封普通的约稿函，反反复复读了几遍。三十年代他刚刚成名的时候，像徐开垒这样的约稿信，有一段时间曾纷至沓来，那时巴金并不感到为奇。到了五十年代，这类洋溢着编辑热情的短函，就更加不胜枚举，可是在今天，在大梦初醒的巴金看来，徐开垒在粉碎“四人帮”后突然给他寄来这样一封短函，无疑是让人激动的喜讯。它预示着冰封大地的复苏，也证明他巴金仍然没有被世人淡忘。
老人很兴奋。没有什么比一位以写作为终生事业的老人，见到约稿信更快乐的事了。他那天非常高兴，巴金特别重视徐开垒的约稿，已经好久不曾写稿子的他，这一天从早到晚都在想着这件事。有时他感到写稿好象是上一世纪的事了，后来当他真想拿笔写稿的时候，也不知该给《文汇报》副刊写一篇什么文章才好。这十年来巴金在干校里劳动，在作协机关里打扫卫生，什么样的脏活累活他都干过。手也磨出了茧子。只是疏忽了写稿。当然巴金在这期间也不是没动过笔，动笔就是无休止地写检查。当他决定应徐开垒的要求写一篇文章时，竟然又感到心乱如麻，一时找寻不到从前写文章时的创作灵感和感情冲动了。
就这样巴金在他的小楼里整整思考了两天。最后，他还是决定以《一封信》作为稿件的题目。可是当他真要动笔时，忽又感到两眼茫然，写了撕，撕了再写。巴金发现无从下笔了，服的脑子里几乎都是“文革”时的字句。那时的语言都成了套话，个人的写作风格早已淹没在极左思潮的简单文学语汇之中了。好在巴金头脑深处毕竟还有那与生俱来的文学细胞，他尽量让自己的出山之作，多少带有一点巴金的风格。写着写着，巴金就淡忘了身边一切，他习惯于以自己的真诚和善良来对待读者。所以他就把心里话都诉诸笔端，留在他那横格的稿纸上了。
惊悉喜讯泪沾襟(4)
上海《文汇报》很快就发表了巴金的文章《一封信》。
这虽然是一篇千余字的豆腐块儿，可它毕竟是巴金的作品。毕竟是沉寂了十多年的巴金在写文章啊！这样一来，《一封信》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就非同一般。那么多读者就是从《文汇报》一角，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巴金还活着！
在经历一场动荡的岁月之后，一般普通的读者都无法了解中国许多作家的现状。尤其是对写过小说《家》的巴金，更不知他在十年中的吉凶祸福。即便一些从前对巴金非常熟悉的文学界人士，也由于南北不通音讯，无法获悉巴金在“文革”结束后的今天，究竟是否幸免于难。现在读者们是从上海有影响的《文汇报》上又见到了他！
“谢谢，谢谢读者们还记着我！”广大读者在奔走相告的同时，都纷纷写信给巴金。由于不知道巴金的地址，这些信都是通过《文汇报》代转的。北京和巴金的故乡四川，早就有一些期盼巴金音讯的老朋友们，在寻觅着巴金的下落了，现在他们看到《一封信》的发表，才知道老人在动荡中安然无病，于是在读者群里开始传说巴金还活着的喜讯。巴金开始收到一些由《文汇报》代转的读者来信。他们中多是些中年读者，他们给劫后余生的巴金写信祝贺他的《一封信》面世，同时也祝贺巴金劫后余生。老人看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读者来信以后，眼里汪着感激的泪花。他发现读者并没有忘记他。
尤让巴金高兴的是，北京文艺界人士何其芳等人来信，他们也是看到《一封信》以后，才知道巴金的近况。叶圣陶还为巴金特别赋诗一首，遥祝平安。这是老作家在读过巴金《一封信》后即兴填写的词：
诵君文，莫计篇， 交不浅，五十年。
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
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
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
杜云古稀今犹壮，伫看新制涌如泉。
巴金读了叶圣陶和来自全国各地友人的贺信诗柬，顿时百感交集，忍不住老泪潸然，捧读书信，无声地抽泣起来了。当年6月11日，巴金写的《第二次解放》一文，又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上。金秋十月《上海文学》复刊，在复刊号上，巴金发表了他“文革”后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冬天，巴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除恶务尽》书面发言。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四川老作家沙汀，专程从成都来到黄浦江畔，走进了武康路的寓所，和老友巴金阔别重逢，一对饱受磨难的文坛至友，相拥泪下。
小院里的海外来客(1)
1979年7月25日清早，巴金早早就起床了。
夏天的清晨，天亮的很早，从前在5点钟他才会起来的，而今天早晨巴金是4点刚过就穿衣起来了。他来到晨曦洒落的院落里，看到小甬路两厢的绿茵茵草地里已经现出了早春的芬芳。几丛鲜花在晨光里正露出馨香。他知道今天将有一位美籍华人作家来到他这幽静的小院作客。他必须把小院里的一切打扫干净。巴金知道这是自己“文革”后外事活动的开始，这意味着十年前那写作之外的紧张外事活动，随着他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随着他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已经悄悄地开始了。
“巴金先生，於梨华小姐这次专程从美国到祖国大陆来，她想见到的第一位作家朋友就是您！”巴金记得几天前，上海市作家协会组联部的同志，曾亲自来到他的寓所，关照对旅美女作家於梨华接待的相关事宜。
“於梨华？”巴金对於梨华的名字显然有些陌生。也许他在这十多年中很少读海外文学刊物了，特别对这位早年从台湾前往美国读书继而又从事写作的女作家所闻有限，所以一时感到难以适从。
作协的干部向老人介绍说：“巴金先生，於梨华女士是近年在美国较为有名气的华裔作家之一。她是五十年代从台湾去美国留学的，据说於梨华在洛杉矶读大学的时候，无意中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THE SOKROW AT END OF YACTSERIVER 》的短篇小说。没有想到她竟因此获得了校内举办的文学大奖，从此她就和文学结了缘。以后於梨华就以华文和英文同时写小说和散文。现在成了美国很有名气的作家。当然，她所以想面见您，是因为她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对您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很感兴趣了。”
“哦哦，”`巴金对这位台湾旅美女作家的成就格外重视，同时也希望马上会见她。於梨华在国外的自强自重，让巴金蓦然想起他从前在法国的留学生涯。他说：“只是，我这些年来很少读书，特别是英文作品读得更少了。不知能否替我找一些於梨华小姐的作品读一读，以便和她见面的时候有所准备。”
负责接待的同志表示愿望代为寻找，并补充说：“於梨华近年的代表作，主要有《梦回青河》、《归》和《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其中一些作品国内有些期刊已经作了转载。当然，於梨华的早期作品有些不好找，如她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的几本集子，《变》和《也是秋天》等等。暂时怕无法让巴老来读了。”
“好好，我能读多少是多少，接见外宾总是要严肃的。”巴金尽管堪称中国文坛的著名大师，可是，当他听说要会见一位从美国来的作家时，仍希望自己在会见对方之前能够先读一读她写的作品，这样才能在会见时彼此有共同的语言。
巴金已到耄耋之年。可他并没有在一个晚辈作家面前表示出自傲与清高，他仍然利用在会见於梨华的前两天，抽空戴着眼镜读了她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在巴金对於梨华有了初步了解以后，才决定在这幽静的小院里会见刚刚从美国飞到上海的於梨华。
“巴老，我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出生的，我父亲是勤工俭学留法的，回国以后在光华大学教书了。”於梨华在巴金这样的大师面前，是以小学生的谦虚在叙说自己的经历。她当然知道坐在面前的白发老人的资历与学识，几乎可以作为她的师长。这因为在於梨华出生的时候，巴金已以他那部著名小说《家》在上海滩扬名一时了，所以她才十分渴望与巴金见面。而於梨华在读到那部《家》的时候，已是她随家人到台湾以后的事了，所以於梨华当然知道巴金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於小姐的父亲也是留法学生？”巴金没有想到他和於梨华的谈话，会比预想的还要融洽。作为从“文革”地狱中走出来的巴金来说，他对如何参与外事活动已感到万分陌生，他在来访的客人面前暗暗要求自己尽量谨言慎行，“文革”的硝烟尽管早已消散，然而在老人心中仍然残留着余悸。在他听说於梨华的父亲也曾和自己当年的经历一样时，他和客人的距离忽然缩短了：“那么你的祖籍也在上海？”
“不不，我的祖籍在镇海。”於梨华感到能和巴金在家里对话是一种荣幸。她在美国多年就期盼这一天。现在她回来了，万没想到会这样顺利地拜见小时候崇敬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她吃惊的还有，在海外一度风传早已在红卫兵冲击下自杀身死的巴金，如今不但仍然健在，而且老人还记忆惊人。她对巴金说：“我在上海住到7岁，才回故乡镇海，后来我父亲失业了，我们全家就到福建去，我在福建读了小学以后，因为战争又流亡到湖南。抗胜利后我们又去了宁波。至于去台湾，那是1947年的事了，那时我刚刚高中毕业。”
“於小姐在美国的写作很顺利吗？”巴金在谈话中不想涉及政治，他想谈的还是文学和写作。
“巴老，坦率地说，一个华人在异国它乡从事写作，决不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女作家在巴金面前倾吐心事，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宾，於梨华与其是来宾造访，不如说是位远在海外的女学者兼女作家，回到国内向久仰多年的大作家请教。她把巴金带入了一个曾经心仪的陌生天地：“在美国决不是作家的地位很高，而是很低。我在那里主要是以教书为主，其余时间才能写作。而且我喜欢的并不是英语写作，而是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为什么？就因为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要给熟悉她的读者来读才行。”
小院里的海外来客(2)
巴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他没有想到这次和於梨华的会见，竟然找回他心中久违了的东西。曾在经欧洲飘流过的他，和於梨华的心情大有同感。听了她的话，巴金才忽然感到自己当年走的路并没有错误。他情不自禁地问：“为什么？”
於梨华说：“我在洛杉矶读书的时候，虽然因为用英文写小说获得过一次奖，可是，后来我却接连遭遇到几年的写作失败，退稿一度成了我心中最难以忍受的事情。直到1961年我写《梦回青河》的时候，才认识到我虽然在美国写作，可是我仍然还是中国人啊！因为我的读者其实始终都是中国人！”
巴金很激动地说：“这是因为你头脑中的艺术构思、素材，多数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祖国，对吗？”
“一点不错，巴老，我的灵肉始终离不开自己的祖国呀！”於梨华感到和巴金谈话很随便，她们的交谈并不是官方安排的会晤，而像是一老一少两代作家，坐在巴金那间宽大客厅里在谈创作体会。她告诉巴金：“素材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积累的，人离开家乡多年了，就始终怀念家乡。我曾把我的苦恼告诉给一个朋友，他说既然你用英文写作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母语来写？写出以后给谁来看呢？这也是个问题。后来我想还是给自己的同胞们看，我就把稿子交给了台湾的皇冠公司，果然我在自己的国土上获得了成功，《梦回青河》发表以后，在台湾首先轰动。台湾的电台和报纸都连载它，后来又拍了电视剧，巴老，这也是我此次为什么要回祖国大陆寻根的原因啊！”
“对呀，於小姐，还是自己的国家好啊！”巴金和於梨华的会面，给他心灵上的震憾是出乎意料的。此前巴金虽然已经走出了“文革”的阴影，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写作自由。但是，巴金还没有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这场灾难给自己带来的挫折和伤害，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他也曾以博大的胸襟努力要求自己忘掉过去。特别是妻子萧珊的不幸之死，留给他心灵深处的伤痛太深太重。然而他真正认识到祖国——母亲与自己血肉相融的关系，还是在奉命会见於梨华这个“外宾”之后。巴金感到於梨华对他讲的全是肺腑之言。在会面中，他也从这位成功女作家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巴金知道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和非人待遇，尽管一度让他痛断肝肠，然而祖国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啊。
在此后的频繁外事活动中，巴金始终抱着这一原则：决不会在任何外籍作家面前“诉苦”，当然，老人更不想多谈“文革”遭际。他想说的都是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痴情。1980年5月22日，巴金又在他那座飘荡着玉兰花香的小院里，会见了从美国回祖国访问的著名女作家聂华苓。
她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华裔作家，聂华苓虽然也是从台湾去美国从事写作的女作家，但她和於梨华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这位湖北籍的女作家，曾在台湾主持过与蒋介石对峙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国》，在祖国大陆发生浩劫的前夕，她就毅然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任“作家工作坊”的访问作家。近几年来，聂华苓在美国极力主办旨在团结包括中国大陆作家在内的“国际写作计划IWP”活动，联络了许多海内外华裔作家。聂华苓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她——一个中国女人，1977年竟然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在华人作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那天上午，聂华苓是和她的丈夫、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瓦尔一起来到武康路13号小院的。巴金和她谈的主要是海外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现状等问题。聂华苓告诉巴金：海外的中国作家无时不在读国内作家的作品。她本人在三、四十年代在台湾时期，因为无法读到国内作家的著作，特别是像巴金等人的早期著作而倍感焦虑。那时的台湾最多只能读到徐志摩和朱自清的书。她开始研读鲁迅的著作大约是五十年代，所以她那时的写作就象孤儿一样地摸索着。
聂华苓认为：在台湾写作很困难，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那时台湾的古典文学还是有的。她们那些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的作家，也觉得是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聂华苓认为：我们现代中国人应该有现代中国人的处境，而且还必须要有现代中国人的文学。她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了美国的。她对巴金说，她到了美国以后，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就更加忧国怀乡，总希求将现代风格的写作融化在自己的传统文学氛围之中。
巴金通过和於梨华、聂华苓这两位海外女作家的交谈，使他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十一年的封闭和幽禁，麻木了老作家的神经。可是，当他对从海外来的客人谈起自己的写作时，巴金仍然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真诚之爱。他说：“我的写作也有曲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去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就写得比较少了。有一个时期我到了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朝鲜那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非常突出。人们习惯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我发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所以，我感到在中国写作是最大的幸福。”
小院里的海外来客(3)
来访的外宾们听了巴金的谈话，都无法相信他是在浩劫中九死一生的老人。因为巴金心里没有任何阴影，他的话语充满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巴金对来访的客人说：“我经常会想起我在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变得善良一些，纯洁一些，对别人有用一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都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了。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了。”
来访的客人都希望巴金谈一点“真话”。他对“文革”也毫不避违，巴金再不是从前在牛棚里连话也不敢讲的人了，巴金的性格决定巴金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讲真话：“‘文革’前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Ｋ’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剥夺了发表文章的自由。有一个时期，我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福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协分会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地照他们的训话去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所有在巴金客厅里听他谈话的外国友人，都不能不承认老人的心水晶般的透明。从巴金坦荡的谈话中，几乎看不出他对“文革”有半点怨恨与隐痛。特别是巴金在谈起刚刚结束的那场风暴时，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就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就准备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每天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各国朋友友好的交谈了。现在，我又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
沉默的巴金又复活了。
他再不是从前在牛棚里敢怒不敢言的“牛鬼蛇神”，他是一个有胆有识，有骨气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
第五章 作家的战场在斗室
作家的战场在斗室
巴金反复强调，应该给“文化大革命”做总结，〈〈随想录〉〉就是这样的历史性纪录。
———柯灵：《〈随想录〉三人谈》
A， 巴金把那字迹已经有点模糊，纸页也已泛黄的信笺读了又读。他想起那是自己1952年前往朝鲜参加中国作家赴朝创作组时，在北京前往东北前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还会存留迄今。
B， 巴金读到这里，心仍然在流泪。他在离开奉贤五七干校回上海后，已从红卫兵散发的小报上，获悉了彭德怀的近况。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这些艺术家的志愿军司令员，在“文革”的飓风中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想起彭德怀，巴金忽然感到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C， 巴金的《三同志》，曾经几历寒暑，增删多次，几乎浸透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血。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回来，脑际中始终都在构思这部稿子，他希望把《三同志》写成一部催人下泪的作品。
D， 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吃惊。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删改巴金的作品，潘际垌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自然更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而今当巴金为了一篇文章表现出老人少见的震怒之时，报社的上上下下都为此震惊了。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并没有非要删节的必要。
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1)
巴金感到他又年轻了许多。
1977年夏天，他在武康路住宅里，继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来访之后，巴金的外事活动开始逐渐增多了。美籍华裔著名人士时钟雯来上海访问的时候，上级也请老作家巴金出面参加会见，因为那时的巴金已经显露出他那魅人的风采。特别是经历“文革”风雨之后的巴金，他在外事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不久，瑞典《火星报》一个访华团也来到了上海，他们指名要求会见中国的大作家巴金。巴金那矍铄的英姿和从容谈吐又一次让外国人惊讶。从香港来的作家参观团抵达上海，巴金也参加了座谈会，他再一次畅谈文学，畅谈人生。人们感到巴金还象从前一样健谈，一样文思敏捷，老人的心里洒满了阳光。总之，巴金还是从前的巴金。他幽静小院门前重又响起了汽车的煞车声和热闹的笑语。
巴金在繁忙的活动中，萧珊病逝后积郁在心头的悲伤与痛楚，直到这时才渐渐淡化。让老人高兴的是“文革”期间被人抄走的一些什物，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都逐渐发还给巴金。在这些什物中不仅有他的东西，也有妻子萧珊的一些物品。巴金见到亡妻遗物，又忍不住想落泪。他在心里暗暗地说：“蕴珍，如果你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唉唉，可惜，你走得太早了呀！……”
巴金在翻阅那些幸存之物的时候，有见到了许多文稿和信件。现在他感到这些本来普通的东西，如今变得格外珍贵。忽然，巴金的眼睛一亮，发现一封他从前写给萧珊的信。仔细一看，旧信竟然勾起了许多回忆：
蕴珍：
我们已经领到衣服和通行证，明天下午便出发了。我们搭下午5点40钟的火车，后天上午11点光景到沈阳。在沈阳大约还有五天的勾留。有一位前些时候因公回国的志愿军某部的参谋长陪我们同去平壤。出国后的日程和行止，现在还未决定。总之，这是一封在北京发的告别信。在沈阳我还有信寄回。
珍，拿着一管新华笔，在明亮的电灯下，对着从抄本上裁下的纸，我不知道写些什么好。你明白我这时的心情。我的确有千言万语，却无法把它们全倾泻在纸上。从明天起我们离得更远了。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在沈阳我照样会寄信给你。然后，我又往前走，在平壤，大约还有信寄出，但是我恐怕抽不出写长信的时间了。
到3月下旬那才是我的新生活的开始，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分别的开始。即使在几个月内我无法跟你通信，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会很健康地回来。以后信少，一则因为机会难得；二则，因为到部队以后我得先多跑多看，过一个时候才能够住下来，就是住下来时，也会有很多的工作。我会在工作中把自己锻炼得坚强，有用。我会吃苦，也会学习。
起初一个月的生活大约不容易过，我得咬紧牙齿。但以后就不要紧了。我有决心。而且想到你，想到孩子，想到大家，这会给我增加勇气，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在任何环境下我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
再见，现在是6日夜11点半，你应该安睡了。愿你安安稳稳地睡到天明。
祝 好！
芾甘
1952年3月6日北京
巴金把那字迹已经有点模糊，纸页也已泛黄的信笺读了又读。他想起那是第一次前往朝鲜参加中国作家赴朝创作组时，在北京前往东北时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他做梦也没想到还会存留迄今。当初他在北京和朝鲜不知给萧珊写过多少信，可是，在历经大难之后，巴金没想到这封家信竟然还能幸存。
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见到给萧珊的信，巴金就会想起亡妻。他已经暗下了决心，他没有忘记萧珊临死前对自己的叮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巴金知道他既想好好生活下去，就要以坚韧的毅力忘记苦难的过去。然而，他力求自己在新时期到来的日子里，尽量少去回想往事。然而往事又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仍然顽固地浮现在他的脑际；巴金越是不想回想萧珊，妻子的影子越是在他的眼前萦绕；事隔多年以后，当他再看到入朝前写给萧珊的信时，巴金的思绪又情不自禁飞回那难忘的抗美援朝年代……
1952年的春天比以往来得早，特别是祖国的北方更是春寒料峭。当时，巴金刚刚结束一个跨越半个中国的长途旅行，回到上海时已是1月上旬了。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他就率领一个艺术家采访团，前往革命老区去访贫问苦。巴金和代表团成员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整个华东地区，特别是在山东境内的访问，尤其让巴金心中感动。他看到老区的民众尽管生活艰苦，然而他们仍象战争年代一样拥护共产党取得的胜利！
看惯旧社会腐败天地的巴金，正是在这次从南到北，再从东到西的访问过程中，亲眼看到了解放区那明朗灿烂的天！虽然人民的生活仍然贫困，可是巴金却从心里感受到一股振奋的力量。他知道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能够真正做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而中国老百姓之所以从心里支持共产党政权，在于他们从执政党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巴金回上海后，就准备把在华东数省参观得到的感受诉诸文字。那时，他有一系列写作计划。然而就在这时候，他忽然收到剧作家曹禺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曹禺向巴金建议，希望他最好暂且放放手边的写作，投身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去。因为那里有许多动人的故事等待巴金去发掘。
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2)
巴金当然不会知道曹禺这封信，是代表中宣部某位领导的意见。不过他已经感受到，曹禺的信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自己，都是最及时最诚恳的建议。巴金知道没有什么比在战争打响的时候，勇敢投身朝鲜前线更为紧要的事了。于是，他马上决定到朝鲜去！
萧珊听到巴金的主张后，当然是无条件支持。无论是在抗战期间，还是她们结婚以后的漫长日子里，巴金和萧珊始终处于聚少离多的生活状态。现在好不容易赢来了和平，萧珊没有想到巴金反而比从前还要繁忙了。尽管巴金经常有写作之外的社会活动，可是萧珊对此感到高兴。她对巴金说：“你去吧，家里的事都有我来管。两个孩子也不用你操心，我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回来！”
巴金与萧珊洒泪而别，然后他乘上向北京飞驰的列车。在古都北京，很快就组成了以巴金为组长的中国艺术家赴朝创作组。副组长是从延安来的著名版画家古元，而参加这个赴朝创作组的所有成员，也多是来自国内各地的著名作家和画家。这些颇有造诣的艺术家都在巴金的领导下，进行了赴朝前的紧张学习。巴金感到他此次赴朝，不仅仅是为着写作，更重要的是他负有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代着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感情，前往朝鲜战场去慰问中朝两国抗美前线的战士。
让巴金感到惊喜的还有，他在那些旧信件中，居然发现了一封萧珊亲笔写给他的信。他仔细一看，发黄的信竟然也是他在去朝鲜期间中收到萧珊寄自上海的家书。这样的信竟然在“文革”以后重新看到了，这对巴金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这封信太珍贵了！”巴金情不自禁地感叹着，他看着妻子1952年给他的信，眼睛竟又湿润了！这原来是他刚从上海到北京时萧珊从上海写来的信。今天读到它，巴金就会想到他与萧珊曾经有过的爱情生活。
李先生：
今晚上小康请我们去吃面，出去之前以为有你的信来，没有等着，小妹吵着要看对面的电影，我把今上午写的信寄了。回家读到你的信，一时感情很波动，无法自制，我多么想能紧紧的拉住你的手，让你了解我心情之万一。上海自你走后尚未有阳光，你把雨帽丢在家里，如果你们不另发雨衣的话，我劝你立刻买一项，这里每天在下雨。刚才马弟弟出去时我让他戴你的雨帽。我陪了他们看二次电影，《中国杂技团》大家都满意。小妹，老太太都想看第二次，但最近不演了。你能留北京至月底，很好，至少我们离得很近一点，离开北京后，你会不会没有时间给我写信呢，我真怕没有你的信的日子。没有你的信，我怎能想象你的生活？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多么的需要你，我多渴望你能更爱我一点，我好像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子。
刚才十二小姐没有回来，老太再三的对丁香她们说：后门别上锁，小娘娘没有回家！现在谁会这样的关怀我呢？有的只是需要我照料或关心的人，我得硬。一天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小妹很好奇的问：“妈妈，你为什么流眼泪了？”
我能对一个小女孩说什么呢。而且我最不愿意别人看到我的眼泪，或看见我哭。刚在小康家时，大家都以汝及人没有回到为奇，“家”还是非常温暖的地方。成都大嫂、三三都有信来，钱都收到了。译协抗美援朝的收据也寄来，我把几张收条放在一块儿。
雨还在落着，我真不喜欢。你猜我在哪儿给你写信？--我睡在床上，躺着给你写。今天天气又变了，外面好大的风。小妹听说你又有礼物给她。很快活。今天她一直问我，乌克兰是不是一个人，无论如何解释不清，这孩子主观也很强。冷得很，不写了，现在是十一点零五分，小弟还没有醒！
1952年2月 珍
往事依如电影镜头一样在他的眼前闪回。
1952年3月的一个晴天，他坐在驶往东北的火车上，巴金是平生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塞外关东。当他望见横跨在鸭绿江上的大铁桥时，心情顿时激动起来。朝鲜的土地已在他的眼前了，战火硝烟已在这位作家的面前弥漫和缭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巴金的生活阅历中又有了赴朝这段非凡的经历。
巴金在翻阅从造反派手里退回来的查抄物品时，忽然发现一个小册子。那是一本他珍藏多年的纪念，虽然年深日久，杂志封面早已经褪色，然而他仍然下抻手就翻到那篇自己在赴朝第四天夜里，在朝鲜战场一个坑道里，就着昏暗的油灯写下的文章：《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时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可是，当年他在朝鲜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元帅的情景依稀如昨。巴金发现彭德怀确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时至今日巴金还在心里暗暗赞佩着这位了不起的湖南汉子。他翻阅自己从前写的文稿，现在忽然感到有点陌生了。然而，自己当年笔下的文字，让他现在读起来，仍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正午以前，见到了志愿军的彭司令员。外面开始在飘雪。洞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屋子，却在靠门的这一头，在低矮的石顶盖下，悬了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明半暗的甬道。我们等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人民都愿意在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的贡献来说，拿他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太缈小了。所以听到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感觉使我们忽然紧张起来。
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3)
他进来了。我们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来的。没有挂任何勋章，一身简单的军服，显得很高大，年轻。他给我们敬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着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旁边坐下来。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了。我们刚刚坐定，他又带着笑说：‘你们里头有几个花木兰？’我们中间的三个女同志都笑了。他问我们：‘你们跨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一个同志说：‘我们觉得是离开祖国了。’另一个同志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我们是坐着车过江的。’他带着笑纠正说：‘不，是跨过的。’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像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的对我们从容的谈起来。他开头说：‘朝鲜人是个可尊敬的优秀的民族。他们勇敢、勤劳，能吃苦，能忍耐。我们来朝鲜以前对这一层了解得还不够深刻。他们给日本帝国主义榨取了几十年，现在又是遇着像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他们现在是在苦难中，因敌机轰炸，有不少的人没房子住，也有缺粮饿饭的，我们应该尽力援助他们。他们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中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
巴金读到这里，心里似在流泪。
那一年，在离开奉贤五七干校回上海以后，巴金已经从红卫兵散发的小报上，得到一点有关彭德怀的消息。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这些艺术家的志愿军司令员，在“文革”的飓风中同样受到了冲击和迫害。想起彭德怀，巴金忽然感到他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他是一个作家，而彭德怀却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共和国元帅啊！他也知道彭德怀其实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动荡之前，就已在庐山上因为一份万言书失去了人身自由。想起彭德怀，巴金心里的沉重感忽又增强了。他的目光又移向那篇早年在朝鲜写的文稿上去。
他写道：“听着他浅明详细的反复解说，望着他那慈祥中带有刚毅和坚定的表情，我感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恳切的表情上闪露出对胜利的信心。他不倦地谈着，他越谈下去，我们也越感到温暖，越充满信心。我的整个心都被他吸引去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忘记了时间的早迟。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阴暗的甬道。忘记了汽车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我只看见眼前这样一个人。他坐得那么安稳，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他忽然发出了快乐的笑声。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了。我们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他，甚至于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别的同志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这种尊崇的表情一定让他看出来了，所以他接着说：‘作战主要靠兵，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强将不过是利益和士兵利益一致的指挥员。指挥员好比乐队的指挥，有好的乐队没有好的指挥固然不行，可是单有好的指挥没有好的乐队也不行。个人要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他便是很缈小的。’……”
巴金读到这里落泪了。因为这篇稿件让他在二十多年以后重温，心情竟然是沉痛的。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的彭德怀司令员，如今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也和自己一样遭受过非人的待遇。想起彭德怀在那场风暴中的惨死，巴金忽然感到自己反而是一个幸运者了。
巴金现在想起来，当年他把那篇文章写成后，又应邀参加了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巴金又一次见到了彭德怀，再次听这位湖南籍将军讲的话。他晚上回到驻地，又把前天晚上写好的《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一稿进行了补充。他把今天在会上听到的彭德怀讲话，加入了前一篇文章。他认为这样才让文稿更加丰富了。巴金并不是简单从事的人，为了慎重，他又把这篇文稿交给身边的同志们传阅，征求意见以后才交给新华社的同志回国内发表。
让巴金十分意外的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写的稿子，居然惊动了战事繁忙，军马倥偬的彭大将军。巴金更没想到彭德怀会给自己写来一封亲笔信。原来彭德怀是看到新华社转交他亲自审阅的稿件后，才决定向文章的作者说几句话的。他希望巴金对这篇文稿加以修改。彭德怀这样写道：
巴金同志：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致以
同志之礼！
彭德怀
三月二十八日
巴金很感动。他没想到彭德怀会如此谦逊，如此虚怀若谷。他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所以马上就对自己的文章作了订正。
“我要振奋起来，一定要利用幸存者的有限时间，再给读者们做一点事情。我要重新拿起笔来，写一些我熟悉的人和事，”巴金想起他在受到“专政”期间，就是因为这篇题为《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曾经受到造反派无数次的质问与刁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这篇几千字的文稿还被造反派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受到批判。上海一张报纸上还刊载了一篇《评彭德怀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结》的文章，就是直接对巴金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而来的。
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4)
有人甚至说他是在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涂脂抹粉！在那漫天乌云散尽之后，巴金忽然感到自己当年在战地写下的稿子，是一种自豪！他能够有幸为彭德怀这样的当代英雄大唱赞歌，莫非不是一种骄傲吗？
也是在那些被退回来的查抄之物中，巴金看到了他当年在朝鲜归来写的小说稿《三同志》。这无疑也是一篇来自真实生活的作品，那是巴金在朝鲜战地采访和“深入生活”过程中，从无数志愿军战士的群像中发现的先进典型。
从朝鲜回到上海以后，他用一个月的时间，醮着泪水用笔写下了这篇《三同志》。然而，由于“文革”前夕他的社会活动过于繁忙，所以始终没有时间加以润饰及修改。这样，《三同志》便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现在，巴金把这历经劫难竟没有丢失的《三同志》反复看了一遍，他忽然感到这应该感谢那些来家里查抄的红卫兵小将们了。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在“文革”中他也许早把这样的稿子付之一炬了。而《三同志》居然幸免于劫，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1)
武康路13号在1977年盛夏将临之时，焕发出一股勃勃生机。
巴金感到他又像建国初期那样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知道写小说和翻译别人的著作大不相同。写作要有灵感和冲动，否则他笔下便不会涌现文彩辉煌的文字。在过去十多年里，巴金已经绝少在心中产生这样的冲动了。创作欲望随着一次又一次无情的精神打击已变得黯然失色。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文艺作品也不想看，因为那时的所谓文学作品，不过是江青允许出版的几本。除了《红岩》尚有一定的文学品位之外，绝无仅有的几本小说，大多参杂了“文革”时代特有的“假大空”文风，那样的小说即便勉强他读下去，也会让人如同嚼蜡、兴味索然的。
而今巴金是从《三同志》的旧稿中，又一次品味到五十年代那场战争的硝烟气味。他心中的创作冲动在与日俱增着，巴金知道自己应该尽快从消沉与悲哀的心态中挣扎和解脱出来。只有自己重新开始写作，才能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亡妻萧珊。他究竟写什么呢？“文革”时期他是没有生活感受的，即便有生活，也大多是灰暗色调的东西，善良的巴金不希望在他的笔下过多再现那些阴暗面的作品。
虽然“伤痕文学”在那一时期相当盛行，不过巴金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赶时髦的“过往云烟”。他这一辈子的写作宗旨，始终恪守不写则已，一但动笔他就必然要写自己熟悉和感人的东西。也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巴金才感到他有必要对“文革”前写的这部《三同志》进行必要的加工和修改了。他太留恋朝鲜战场上的那段生活经历了。他现在越加感激当年自己受命前往朝鲜前线的历史，他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怀恋的时光。
“离开平壤的那个夜晚，同志们都上车了，我还站在文化宣传省的门前，我最后一次望着对面月光下的牡丹峰。苏军解放朝鲜纪念塔和牡丹峰国家剧场炸毁后的门墙还看得见。一层朦胧的银白色笼罩了整个平壤城，牡丹峰下面的白色中闪出来几点灯光。对这英雄的城市，这美丽国土和这勇敢、热情的人民，我感到一种不能用语言说明的热爱。我真愿意在这里多留一些时候。可是嘎斯车戴着我们缓缓向下面的市街驶去。穿过那些砖瓦堆，穿过那些断墙残垣，经过那些颜色鲜明的衣裙、头上顶着包袱的朝鲜女人的身旁，经过那些矮小，简单的店铺门前，我们的嘎斯车走出了平壤。迎着那不断的人流和车流，沿着那条被美国飞机永远炸不断的公路跑去。……”
巴金的思绪又找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同样写于朝鲜前线，发表在1952年《人民文学》6月号上的短文《平壤，英雄的城市》，现在就摆放在他的面前。当他想重新修改《三同志》的时候，必须重新阅读过去的文字纪录。经过漫长的浩劫之后，巴金的藏书仍然没有不允许拆封，所以，巴金就只好设法在上海图书馆里寻找他从前笔下出一的朝鲜。
那时候图书馆所有藏书都还不能公开对外阅读，巴金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他想读的资料。当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竟然在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作家面前，再现出他当年在朝鲜的经历。那无疑都是灵魂深处弥足珍贵的记忆！
巴金静静伫立在小楼的落地窗前。面对着院子里两棵枝繁叶茂的玉兰树，在想他早年在朝鲜会见金日成的片断。他和他的创作组成员在平壤只住了4天。和金日成见面竟然是在一间没加修饰的普通房间里，穿着马裤和军衣的朝鲜人民军领袖，就在这里工作，他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和巴金等人谈了一个多钟头。金日成说的话，在事过多年后巴金已经无法记得了，他现在仍有印象的是金日成那年轻圆脸上洋溢着的笑容。那是自信的微笑，他笑容里似乎有一种凭任何力量也难以转移的坚定意志。巴金知道金日成和彭德怀一样，也让他心中感动和激动过。也许正因为他和这样的伟人有过交谈与会见，所以才让巴金对朝鲜、对那场战争产生了一种必胜的信心！
事过几十年以后，留在巴金记忆中的金日成还像当年一样鲜活，一样栩栩如生。他现在只记得金日成说过的一句话：“朝鲜可以引为骄傲的是，朝鲜的妇女是英雄的妇女！”
“我为什么不能把朝鲜的英雄人物再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呢？”这是巴金站在小楼上沉思多日才发出的感悟。巴金在修改《三同志》的过程中，才感到他的生活积累已经因岁月的磨励而消失贻尽了。批斗与游街，艰难的干校生活，以及家庭的变故冲淡了他心中所有的感受。特别是他在朝鲜的生活，大多都已经淡忘了。如果他想改好《三同志》，至少还要重新回顾和沉思。巴金决不是急于求成的作家，他每写一部作品，无论篇幅长短，都要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与构思，在对人物完全了然于胸之前，他是决不会轻易诉诸笔端的。
巴金的《三同志》，曾经几历寒暑，增删多次，几乎浸透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血。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归来后，脑际中一直在构思这部稿子，他希望有一天把《三同志》写成一部催人下泪的作品。这也是他自《家》《春》、《秋》三部曲完成以后，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小说。巴金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动笔，以便实现他的这个“朝鲜之梦”。
然而，初稿在1961年在成都写出之后，巴金自己始终不满意。他发现这部由25个章节组成的中篇小说，并没有把他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与采访到的众多感人故事包容进去。这样，他就把《三同志》暂且放在自己的抽屉里，他想先让自己从故事中走出来，经过认真的思考沉淀以后，再对此稿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然而在过了一年后，当巴金把《三同志》从头至尾再作一次认真的修改时，他自己仍然不满意。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2)
到了1963年夏天，巴金再找机会把这部稿子从头至尾看过一遍。在经历三年的时间后，巴金对书稿中的人物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巴金认为他不能轻易随便地发表这部小说。他认为自己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作家，他要把那些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英雄们，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壮烈牺牲的英雄。所以，1963年冬天他把《三同志》再次修改过后，左看右看都不满意，最后，巴金才决定对自己精心改过多次的作品进行冷冻。
在长时间的冷冻中，巴金并没有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而淡忘了《三同志》中的人物。他知道书稿中的人物，都是他从前在朝鲜战场上最好的朋友。他不希望以一部尚未成熟的作品去急于哗众取宠或换取某种实惠，凭巴金在国内外的影响，他自知如果把《三同志》拿出来，肯定会有许多家杂志社前来争抢。越是这样，巴金越要慎重。他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宁可小说不发表，也一定要把它修改成真正感人的东西。”
1964年夏天，武康路上那个小小的庭院里，夜灯常常彻夜不息。巴金是在百忙之中重新把《三同志》找了出来。他知道现在是把这部书稿推出去的时候了，已在自己抽屉里四历寒暑的中篇小说，他现已做到了字斟句酌。而且上海和北京的许多刊物，此时都正在频频向他约稿。大势所驱，巴金这次似乎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他想利用夏季的晚间休息时间，再把《三同志》加工润饰一番。他知道只要自己愿意把稿子拿出来，随时可以问世。然而经过几个夜晚的伏案修改，巴金竟然再一次停下笔来。
他发现《三同志》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而书稿中的毛病，并不是几个夜晚就可以解决的。巴金越是这样想，越不希望自己草草收兵。他有种修改不好死不休的意志，无论书中的人物还是情节，巴金都不肯轻易放过。他要求自己至少要达到自己满意的水平，才能拿出去公开发表。
秋风吹散了盛夏的严热，冬天很快就来了。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他宁可写一点随笔和散文应付那些纷至沓来的约稿，也不肯轻易把自己的《三同志》出手。到了1965年冬天，巴金又有了一点闲暇时间，这时他又想起了抽屉里那部已经被自己圈圈点点，用红笔勾划成一片红色的稿件。
这次，巴金从春节前一直改到严冬将尽，可是，他仍然还是不满意。这样巴金就只好把稿子再次放下，到了当年的5月，春风已经吹开他院里玉兰树的花蕾之时，巴金才又一次把《三同志》找出来。这次他几乎把所有不如意的地方都加了一遍功。然而，就在他准备把《三同志》拿出来发表的前几天，巴金竟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再等一等吧。与其就这样把它发表出来，不如再认真的改一下！”
本来，巴金还想在1966年春天，继续对自己倾注心血的《三同志》再作一次修改，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春夏之交，一场旷古少见的红色狂飚猝然袭击着大江南北。全国动荡的形势已经无法让巴金继续坐在桌案前，修改他这部在朝鲜战场上为英雄们写就的中篇小说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巴金即便在任何困难和情况下也没有忘记这部小说，然而那时他连自己的身家性命尚且难保，又怎能找机会接触这部《三同志》呢？好在经过大灾大难之后，这部手稿居然出奇不意地保存了下来。可是，就在巴金决定把《三同志》作为自己劫后余生的第一部小说推出的时候，他忽然又感到如若把《三同志》公开发表，自己至少还要下一番功夫。
他不能为修改《三同志》再去朝鲜了。巴金纵有此心也不便远行，他毕竟年迈了。行走也有些困难。这样，他就必须借助于第二手资料，重温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当然，重读自己的同类作品更为有益，那毕竟是他曾经经历的生活。大同江畔的三千里江山，时至今天仍在巴金的脑际里留有深刻的印象。
“下了一天的雨，到傍晚，天晴正了。夜幕落在整个山上。起先还有几缕灰白烟从近处大厨房里的烟囱里冒出来，后来它们也消失了。夜色越来越浓，只有山下开阔地里几块水田和水荡在发亮。从那里送过来鼓声似的蛙鸣。空气清爽，新鲜，这是朝鲜战地上的一个平静的春夜。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歌声，年轻的声音唱着《王大妈要和平》。起初是一个人唱，后来两三个人一齐唱起来。歌声刚刚落下去，接着就迸发出快乐的笑声，几个人用不同省份的口音在讲话。后来话声也听不到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在另一个山坡上也有人大声讲话。……”巴金翻阅1952年8月的《人民文学》，果然从中找到他在朝鲜写的散文《朝鲜战地的春夜》。他现在读起来，仍然让巴金心驰神往。没有谁比巴金更熟悉朝鲜了，那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和水洼，迄今都在他的头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把从前的生活重新活化起来，以变成自己灵感的冲动。
很快巴金就发现，《三同志》如果依照旧有的基础继续进行修改，发表之后的效果肯定难如人意。这部稿子与当年他在朝鲜写成的小说《团圆》大不相同。《团圆》有生活的原型，也有他多年在上海生活的积累，所以在自己笔下塑造出一对在战场上重逢的老战友，写起来就得心应手。而《三同志》尽管也同样来源朝鲜战场的真实生活，却由于结构等诸多问题，让巴金感到改起来力不从心。这样他就决定从《三同志》中择取一个人来写。这就是他后来写成的《杨林同志》！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3)
杨林是巴金较为熟悉的志愿军战士。他的音容笑貌在事过几十年后，仍然在巴金的眼前浮动闪现。他记得自己在1952年从朝鲜回国，在北京作短暂停留的时候，曾经在宾馆灯下写了一篇《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告别》。这篇稿子巴金早在离开朝鲜前夕就已经打下腹稿，在回国的列车上写了草稿。他那时是怀着真诚的思念之情，一笔笔记下了当时的感情。这篇文稿后来他发表在当年10月25日的《北京日报》上。现在巴金把那篇文章也找到了，看着自己从前写的文字，巴金忍不住又要流泪了。
他这样写道：“离开朝鲜的前一天，我深切地感觉到这个国土和这里的朋友们牵引我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一秒钟，一分钟，一点钟箭也似飞去的时间。我真愿意跟那许多我敬爱的朋友再见一次面，再听他们谈一次话，再和他们相处一刻。我要永远保留着我前线生活的记忆。那些兴奋日子的回忆。明天汽车就要载着我穿过敌机的封锁线向祖国驶去的时候，朝鲜秋夜的寒气会浸透我的棉衣，但是我身边带着朋友们给我的温暖，朋友们的英雄的面貌会给我照亮道路。……”
夜灯幽幽。巴金来到楼上的书房里，他在桌上铺开了稿纸，写下《杨林同志》四字！这是他在“文革”后动笔写小说的开始，因此巴金感到自己的笔非常凝重，他要求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写作，以自己的感情，以自己的热血，以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来写。
当笔下流淌出无数优美文字的时候，巴金的头脑里便会融入电影似的境界中。
他眼前好象出现了电影中的镜头。那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儿女》。
硝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英雄驱虎豹，
舍生忘死为革命。
……
老人耳畔仿佛又响起那熟悉的旋律。这支熟悉的歌曲，巴金永远也不会忘记，即便在他受到“专政审查”的黑暗岁月里，即便他一人离开了上海的家，前往奉贤五七干校参加田间劳动的日子，巴金只要在思想困苦的时候，就会一人偷偷地哼唱这支曲子。不知为什么从来不喜欢歌舞弹唱的巴金，只要他在心里哼唱这支曲子，心中所有的郁闷、苦楚和怅惘，都会随着歌曲而消逝无余。
巴金很感激长春电影制片厂。他一生中许多著作曾经搬上银幕，特别是成名作《家》，不但被搬上过银幕，也搬上过话剧舞台。然而，巴金心里最喜欢的电影，无疑就是这部根据他小说改而编成的故事片。这当然与巴金在朝鲜生活的那段难忘岁月不无关系。
想起《团圆》这部电影，巴金就不能不想起与电影中英雄群像相关的生活。那一年他到朝鲜率创作组进行实地采访，在志愿军某团六连体验生活的时候，他本身就接触到电影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六连战友们向巴金讲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最让他难忘的的，就是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整个阵地最后只剩余两个人，他们就是班长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尽管数倍于他们的美国鬼子已经挺着刀枪从山坡下冲了上来，可是赵班长和小通讯员仍然拼命抵抗，直到打得弹尽粮绝，仍然没有一丝惧色。突然，刘顺武发现美国兵已经从他们身边冲上来了，赵先友急中生智，当即举起手里的步话机，大声向团长报告：“敌人已经冲上来了，不要管我们，快向我们开炮！快向我们开炮！……”
这一壮烈的场面巴金虽然没有亲历，然而六连战士的讲述，曾让巴金为之心动。当他从团长事后的回忆中听说赵先友和刘顺武壮烈牺牲的经过时，眼前始终闪现两个英雄的身影。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尽快用小说形式把英雄六连死守开城前沿的经历写成文艺作品的念头，十分强烈地在作家心中涌动了。
巴金回到上海后，每当他想起英雄六连的经历，就会感情冲动，激情不已。但是，他这种创作欲望，直到60年代初期才得以真正渲泻。他不能单纯向读者交待一个简单的英雄死守阵地的场面，巴金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必须要把真实的历史赋予新的生命。于是，他调动自己多年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决定丰富这一素材。巴金知道上海同样有一些志愿军战士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作为上海的作家，没有谁比巴金更理解和熟悉上海群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感情了。这样，才有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团圆》的诞生。
本来，这篇小说在巴金最初的设想，只供那些没有到过朝鲜的祖国亲人们阅读。可是他没有想到，小说《团圆》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反映十分强烈。巴金更没有想到自己这篇小说，竟会引起北京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的注意。夏衍阅后即指示中央电影局，把巴金的《团圆》列入1963年的拍摄计划。中央电影局很快就把拍摄电影《团圆》的任务，落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
长影对巴金的《团圆》格外重视。他们马上组成以著名导演武兆堤为首的创作班子。开始着手对小说《团圆》的改编，武兆堤和编剧毛烽来上海拜见巴金，他们很快就对未来的影片达成了一致共识。
剧本初稿写成后，巴金非常满意，因为电影剧本中加强了许多原小说中不曾出现的情节与人物。特别是对王成形象的塑造，更加具体和突出了，毛烽和武兆堤听到巴金的介绍，他们都对那位牺牲在阵地上的赵先友，死前对报话机大声呼叫：“向我开炮！”这一细节大为欣赏。所以，王成的形象在电影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演员阵容也让巴金十分满意。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4)
长影为拍好这部重点故事片，特别从北京请来著名表演艺术家田方，出演片中我军军长王文清。由刘世龙来扮演王成，老演员浦克扮演影片中的朝鲜族老大爷。此外，郭振清、刘尚娴、周文彬、赵文瑜等著名演员，都在此片中联袂出演，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尽管《英雄儿女》一片在全国上映后，让更多没有到过朝鲜前线的观众，通过艺术形象更深一层的了解到那可歌可泣的生活，然而让巴金始料不及的是，在十年浩劫中，江青竟胡说此片是“大毒草”！巴金因此遭到严重的冲击。
现在，当巴金决心再写一部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时，《团圆》的艺术形象就会在他心中浮动。《三同志》和自己的《团圆》比较起来，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它的思想性如何？如果《三同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能超过自己曾经有过的同类作品《团圆》，那么巴金就决不会轻易发表它。
巴金几经苦思，最后决定放弃自己多年心血的结晶，他仅仅从《三同志》中选取一部分情节，另起炉灶地重新写成了短篇小说《杨林同志》！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1)
在小说《杨林同志》写作快要杀清的时候，上海的天气更加炎热起来。
这时候，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他的思路不能集中，文稿也写得不顺利。他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不断出席与他相关的外事活动和集会。1977年成了巴金最繁忙的一年。这是十几年来过惯沉寂生活的巴金意想不到的。久卧思动成了老人的强烈欲念。那年春天，当他出席上海文学界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座谈会时，多年来与世隔绝的一批文艺界老友们，第一次见到了隐居的巴金。
出现在友人面前的巴金，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虽然受到种种难堪待遇和痛失萧珊的精神磨难，然而老人脸上依然挂着温和的笑容。只是他的头发全白了，让所有劫后重逢的朋友们大吃一惊。他们看到巴金的头发尽管已银白若雪，然而头发是代表一个人性格的，那些白发依旧倔强地根根直立，似乎在告诉所有与会的友人说：“我还是从前的巴金，一点也没有变！”
巴金除和国内朋友进一步接触之外，他开始在写作之余会见外宾。夏天，他出席了一个招待日本代表团的宴会。那是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和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活动家组成的访华团。这些日本友人来前都听说作家巴金在“文革”中已经自杀了，然而当巴金精神矍铄地坐在席间时，日本客人们都振奋起来，拼命鼓掌。之后，大家纷纷过来和这位写过著名小说《家》的作者握手，祝福老人终于熬过了一场大灾大难；
不久，巴金又在他武康路寓所会见了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岛健藏。他们谈得很好，尽管那时的巴金已有会见外宾的自由，可他心中仍有余悸，所以谈起话来还相当谨慎。后来，他又出席上海市款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盛大招待会，接下来，他接受了法国客人露阿夫人的访问。总之，巴金重又恢复了从前那样的生活秩序。他的心中充满着快乐。阴影似乎正在心头悄悄消散，从前那已经习惯了的寂寞不见了。巴金也希望与他人交流，特别希望与那些多年不见面的朋友们交流。他开始不停地写信，和那些十多年里不知去向和音讯的友人又续上了关系。
巴金走出他幽静的小院以后，街头迎接老人的再不是冷漠和冰霜。可是，巴金并没有陶醉在鲜花和笑脸之中。他知道自己毕竟是作家，由于浩劫他已经整整失去了11年宝贵光阴。而今巴金清醒地意识到，他再也不能把大量时间消费在一些频繁的社交中。他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有限时间都用到写作中去。巴金不是那种情愿让时间轻易付诸东流的人。那时，他翻译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才刚刚进行了三分之一，可是，巴金的思绪却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转移到他人生暮年最重要的著作上来，那就是《随想录》的写作。
谁也不知道巴金华章浩繁的巨著《随想录》，竟然会起因于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他感到十分意外，十几年来他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是什么人会忽然从维多利亚海边寄信给他呢？怀着激动的心绪，老人拿着那封来信回到他的小楼上，坐在阳光里拆开那封特殊的函件，里面竟是一张写满毛笔小楷的约稿信。他再一看约稿者的署名，竟然是他从前在上海时结识的老朋友潘际垌。当年他在上海写小说《家》之后不久，作为文艺编辑的潘际垌就向巴金约过稿子，早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一见如故的好朋友。让巴金尤感意外的是，潘际垌前几年始终住在北京，听友人黄棠说过他，在“文革”期间潘际垌一直在北京自来水公司里参加劳动。
可是，巴金无法知道几年的音讯久疏，潘际垌如今居然忽然又到了香港，而且据他在来信中称，自己又回到了从前供职的《大公报》，受命主持副刊《大公园》。潘际垌告诉巴金，他非常想念他。早在巴金恢复自由以后在上海《文汇报》上首次发表《一封信》时开始，在北京的潘际垌就在悄悄观察与注视这位老朋友在上海的变化。他在为巴金重新回到作家书桌前执笔写作暗暗高兴的同时，也在悄悄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再象从前那样编发巴金的文稿。如今他终于如愿地回到了香港《大公报》，所以，潘际垌现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巴金为他主持的《大公园》撰稿。
巴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在国内尽管已有了发稿的空间，然而有些话在上海还不好写，也不好发。而香港《大公报》无疑是一块理想的发稿园地。于是他在翻译《往事与随想》的间歇，忙里偷闲的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作《谈〈望乡〉》。巴金所以写了这个题目，不仅仅是因为他最近看了一部当时正在国内上演的日本电影《望乡》，他也决不是一个喜欢写影评的作家。巴金之所以要为一部日本电影大发感慨，完全是针对当时国内的极左思潮。
在巴金看来，《望乡》本来是一部如实再现日本战争时期妇女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尤对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大感兴趣。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军妓们的一座座坟墓，居然都将她们的墓碑背向着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这个镜头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义，无声的画面让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这组镜头足以说明影片的拍摄者，是以正义作为全片基调的。然而当《望乡》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后，那些在“文革”中看惯了八个样板戏和《春苗》等电影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样真实的电影画面。巴金心里有许多真话，就希望在香港《大公报》上找一个可以倾吐的园地。这样，他就复信同意了潘际垌的意见，并且决定马上就寄稿过去。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2)
巴金的《谈（望乡）》便成了他《随想录》中的首篇！
此文在香港《大公园》首发之后，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声。除巴金的文笔老辣，看问题的尖锐，当然还有巴金非同寻常的名气，这一切必然都会引起熟悉他的香港读者的欢迎。于是潘际垌就再次约稿，巴金也就再写了续章《再谈（望乡）》。
接下来潘际垌决定继续约巴金撰稿。而且他还希望在《大公报》上特别为巴老开辟一个随笔的专栏。巴金那时已经对自己是否写一部数十万言的《随想录》产生了跃跃欲试的念头。他感到自己应该在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同时，也为自己写一部同类的作品，留存在他自己的身后。赫尔岑是俄罗斯人，他可以写一部让人垂青的〈往事与随想〉，卢梭可以写一部让后人惊警的〈忏悔录〉，那么，巴金为什么不能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同类著作呢？产生这种大胆的想法以后，巴金就决定把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作为他“文革”后期的练笔，再以大量随笔写成自己的《随想录》，这样两稿齐头并进，既完成了多年的夙愿，也可以让自己的写作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当在香港的潘际垌听到巴金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之后，他马上写信表示祝贺，并且当即把《大公报》上的专栏命为《随想录》，专供巴金一人定期或不定期的发表随笔。
可是，让巴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是，就在他的专栏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不久，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在上海当然会有一些反映，不过反响并不强烈，而北京则不同了，那时已经有朋友从北方给巴老写信或者托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继续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笔了。因为有些人已经把巴金当成“不同政见者”看待了。
巴金听了这些流言和非议，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写作计划，只是浅浅的一笑。他再也不是“文革”期间无所适从的巴金了，他也不再是自己在〈随想录〉自责的巴金了。他记住了好友萧乾不久前的那句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巴金当然不是因为听了萧乾的话才决定在文章中讲真话的，巴金是在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以后，就已经悟到了这一真理：“晚年了，再也不能讲假话了。从前在那些无休止的运动中，已经违心地说了许多假话，现在再也不能那样做了！”现在当巴金听到一些意外的杂音，没有更动自己写〈〈随想录〉〉的计划，他泰然处之，对自己的朋友笑道：“别人喜欢叽叽喳喳，就让他叽叽喳喳好了，我既然要写作，就要写真话了！……”
巴金在那些熟悉他的友人中，始终是一位谦和温存的老人。他从来都是低调生活，性格儒弱而拘谨，写文章当然也文如其人。很少有人见巴金为了某一件小事发脾气。然而当一些让人不愉快的叽喳之声越来越大时，巴金在他的朋友面前终于说了心里话，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也写不出它们，只有被人剥夺了自由，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我自己是个‘人’！……”
巴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是凝重的。老人眼神里好象在燃烧着一股火，那是他真实感情的流露。他激动地把自己对〈〈随想录〉〉的真情写在一封寄给友人的信上：“整整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发不了一篇文章，不过我自己有了思想准备，只要有机会就写，绝不放过，这一次我算对自己负了责，拿起笔我便走向己的路，我想说的，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巴金那如火如铁的坚韧性格，万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敏感事件上显露出来。原来他并不是一个惟命是从、没有思想也没有主观意志的人！
巴金当时并没有当真，在那种时候，“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可是极左的思潮并没有因为这四个代表人物走进历史的尘埃而烟消灰灭。所以巴金对那些发自暗中的非议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自己应该讲真话了，过去11年他不敢讲真话，已经感到有些对不起读者。如果现在他再不敢讲，那么又如何让自己心安呢？于是，巴金继续给香港的潘际垌投稿。他写的随笔也仍像往常一样如期刊发在香港《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里。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以至于让巴金知晓真情后脸色因气愤而涨红了。这是老人多年来很少发的怒火。
原来，就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巴金出于对鲁迅的热爱之情，动笔写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本来他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写任何敏感的话，只是流露出巴金对这位前辈师长的真诚感情。可是，当这篇只有几千字的随笔在《随想录》专栏上发表出的时候，巴金看了不禁暗暗一怔。
此前他给《大公报》的任何文章，几乎都是全文照登，不差分毫。可是这篇小稿居然被删除了多处，有些话巴金是不同意删节的。可是，也被人粗暴的删掉了。他知道潘际垌对自己是绝不会如此粗暴横加删改的。即便他想删改，也会征询巴金的意见。可是这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文章的背后莫非有什么不需要作者了解的背景吗？
巴金吃惊的是在这篇纪念鲁迅的文稿中，凡是他笔下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只言片语，几乎全部遭到了大刀阔斧。他实在不明白，国内已经在开始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也在报上轰轰烈烈展开了。可是，为什么有人仍然不喜欢听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抨击已经被实践验证了的“文革”呢？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3)
巴金反复把那篇遭到报社删改的文章看了又看，他一人来到了小楼的顶楼。在这里他可以居高临下俯望楼下那幽静的小院，萧珊在时的那个秋千架，现在早已经荡然无存，花花草草在经历那场灾难以后也变得稀疏凋零，侥幸保留下来的只有那两棵萧珊与他同栽的玉兰树。老人站在灰暗的暮年晚霞中，严峻的面庞上镀上一抹淡淡的金辉。他心绪很复杂，眼神里又流露出那常有的淡淡感伤。这种神情在当年抗日的烽火中曾经有过，“文革”后期巴金眼神里的忧郁早已经消逝和淡化了，然而如今他这扇心灵的窗口再一次映现出了他心底的忧虑。
“我不能这样无声面对，我要抗争。”巴金回到楼下书房，在灯下重新摊牌开了稿纸，他决定马上就给在香港的潘际垌写一封信。老人一怒之下，决定再也不给《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写稿子了。在巴金的写上有这样的话：“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批评是非吧！对于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颇感吃惊。因为他们从没有看到巴金也会发火，而且这火一旦发作就让人吃惊。他们也不希望删改巴金的作品，潘际垌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他当然更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而如今当巴金为了一篇文章表现出的少见震怒，让报社里的上上下下都为此震惊了。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并没有非要删节的必要。
潘际垌的眼前又浮现出巴金那张含笑的脸庞。早在数十年前，他就是通过向巴金约稿，才有幸与这位以《家》和〈〈寒夜〉〉蜚声海内外的大作家的。几十年过去了，巴金留给这位资深编辑心底的印象，似乎始终与微笑、温和、谦逊、宽容这样字眼不无关系。可是如今他竟为了一件小事发起火来，而且从老人来信中的字句里不难看出，巴金的火气是不可遏制的。
他似乎看到一双含怒的眼睛正在那里怒视他和无理删改他文章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莫非巴金没有涵养吗？非也！没有谁比潘际垌更了解巴金的为人了。那么，是“文革”结束以后巴金地位的看涨，他会一改多年的谦和性格而变得傲慢无礼了吗？也不是。潘际垌知道像巴金这样的慈祥老人，即便到任何时候也不会改变性格中固有的东西，那就是善良与谦逊。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宁可中断与《大公报》的联系作为发泄的条件呢？显而易见是这表面上寻常人不以为意的小事，已经深深剌痛了老作家的心。没有什么比无故擅动他笔下文字更让老人震怒的了，因为在巴金看来这是对他的一种侵害与侮辱！
潘际垌当然不肯就这样中断那个几可做为《大公报》名牌栏目的《随想录》。他仍然给巴金写信，他仍然不断向老人发出约稿的请求。潘际垌理解巴金的自尊心，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自尊心受到剌痛更为严重的了。潘际垌并不介意老人的激愤言词，他知道巴金之所以在他主持的《大公园》中设栏，并连续发表杂文、散文和文彩辉煌的随笔，当然不是为着名利。老人早在他发稿之始，就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不索取稿酬！”
老人是为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写作计划的实现，正在百忙中灯下奋笔。他要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他希望把自己60多年对人生的阅历、感受与思考，都通过笔下文字留给后人。而他潘际垌所承担的编辑重责是任何当编辑的人都无法相比的。想到巴金最后将写下几十万字的浩瀚巨篇，想到他的〈〈随想录〉〉最后要集结出版，潘际垌就决心要把老人重新拉回到《大公报》上来。他不希望因一时的不快就中止一部历史巨作的完成。那样做不仅对《大公报》不利，也会给巴金的晚年带来无法弥漫的缺憾。潘际垌心里十分清楚，巴金这样做的用意，无疑是在以毅然和坚韧维护一个作家不可侵犯的人格！
巴金在上海看了潘际垌的信，心中的火气也消了许多。
老人也心里清楚，就这样放弃自己凝聚心血的《随想录》写作，确实有违自己的初衷。并非巴金的胸襟狭窄，也决不是他以纵横驰骋文坛半个世纪的资历来面对编辑的疏忽，而是他不能继续容忍别人对他人格的挑战和篾视。既然潘际垌仍然希望把他的《随想录》继续下去，那么，巴金为什么就只有这样一点点雅量呢？
老人决定不负对方盛邀，他再次提笔写随笔了。
不过，他写的《鹰的歌》寄出以后，居然又让老人大失所望。稿件寄到香港以后，竟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当然，潘际明并非不想刊发此文，也不是他不赞同巴金在文章中流露出来的锋芒，而是，他把此稿编成以后，主编不敢签字。他对潘际垌说：“这样的文章还是暂且不要发表为好？”
“为什么？”潘际垌不理解主编的谨小慎微。在他看来这篇《鹰的歌》，是自己好不容易约来的。刚刚受到伤害的巴金，想吐吐心中的愤慨也在情理之中。他为此据理力争地对主编说：“巴金把自己比作高尔基小说中的鹰，这有什么不好呢？他是一个说惯了真话的作家，他说那折断了翅膀的鹰是因为受了伤，才不得不陨落大海，调子虽然有点悲凉，可是，他的文章仍会给读者以振奋的力量啊！”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4)
主编自有主编的苦衷。他皱了皱眉，最终还是对潘际垌叹息说：“暂时还是不要发了吧。相信巴金先生最后会谅解我们的，但是，将来他的《随想录》一但集结出书，还是可以把他的《鹰的歌》加进集子中去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呀！”
巴金对此没有计较。他已经从激愤中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恢复从前的冷静与宽容。吃过十年辛酸悲苦的他，最终又开始冷静面对身边的一切。巴金开始理解好心的潘际垌，开始理解香港《大公报》的主编和同仁们了。巴金知道自己不应该因为这一点点不愉快，就轻易放弃自己晚年最想做的事情。他的著作已经可以等身了，巴金即便不写这部《随想录》，他也无愧于当代著名作家的荣耀。然而，他有许多话又非要说不可，而这些随想的文章，能否在自己走进暮年之前一篇篇刊发出来，最后再分别集结成几部可以传世的《随想录》，则是他引为至重的事情。于是，巴金在情绪镇定下来以后，又开始频频挥笔了，他仍然还像从前那样，以平和的心态写下自己心中的随想。
古都·《家》·太平湖(1)
列车沿着一条熟悉的铁路向北方飞驰。
巴金坐在飞驶的列车窗口，眺望着从车窗前疾掠而去的山川、田畴和一排排在春风中返青的林莽。江南碧绿的原野从老人眼前迅速变幻成北方尚未吐绿的大地。时光已是1978年的5月。
巴金又来到北京。
这已是他“文革”后第三次赴京了，古老而雄伟的京城，对于巴金来说始终是魂牵梦绕的地方。自1966年6月他在这里参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回上海后，眨眼就十一年光景了。这期间巴金失去了自由，他始终没有机会走出上海，北京当然就成了他心仪的所在。1977年10月，巴金忽然得到上级的通知，要他随上海人民代表团，前往首都北京参加毛泽东纪念堂的开馆活动。他为随团赴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而倍感振奋。
这是巴金在拨乱反正后第一次来到北京。古都久违了，然而，北京的金秋仍然让老作家心往神驰。因为这里有许多文坛上的友人，也留有巴金难忘的记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虽然给他带来了灾难，然而在这位作家的心里，始终没有改变对这位伟人的敬仰。在纪念堂里巴金面对巨人的遗体，长时间的凝思着。历史烟云似乎在那一刹间在他的脑际里翻腾，又在他的头脑里定格。那些他亲身经历的历史，就构成了巴金形象思维新的灵感。他承认任何人，包括静卧在水晶棺材里的一代巨人，他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甚至会犯错误。而巴金正是从毛泽东的一生中悟出了许多人生的真缔。
巴金第二次再来北京，是在1978年2月。
那是他“文革”后期首次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多久违了的友人，都在这次会议上重聚与相逢。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在历经十几年的风雨之后，依然还象从前那样雄伟壮观。只是巴金心头感到有些悲哀的是，许多熟悉的友人都已经不在了。其中最让他怀念的人就是周恩来。也是在此之际，巴金提笔写了一篇怀念周公的文字，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他最崇敬的就是周恩来了。而今当巴金随着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走进这座熟悉的辉煌建筑时，他心中就不能不产生一种隔世之感。
这一次——距参加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仅仅过去了三个月时间，巴金再一次进京，他是为作为出席中国文联三届三次会议的代表而来的。作为中国文联的领导人之一，巴金知道这次会议对于他和所有在浩劫中幸免于难的文艺界人士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无疑是真正的解放，也是动荡过后难得的一次隆重聚会。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还有这样的机会。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四十六年来我写过好几篇序，跋和短文，谈我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谈创作的结果和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少谈到小说的缺点和它的消极作用。”巴金前往北京出席全国文代会之前，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经就再版他46年前在上海面世的成名作《家》，进行过多次的洽谈。巴金完全没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国家一级的出版社，有一天会再版他那部在“文革”中多次受到批判的小说。“文革”前他家的二楼书房中还珍藏有少量《家》原版的几种版本。“文革”期间楼上的书都被造反派们查封了。他解放以后，手边只有一本《家》，也还是解放后再版的。那时候，大地已经解冻，一些有幸来到他武康路小楼里作客的友人，多么希望索要一本由巴金签名的《家》以留作纪念。然而那时的巴金几乎无书可送给朋友。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主动要再版此书，此事对巴金来说不啻是最大的幸事。出版社希望他在此书再版之前，最好亲笔再写一个序言或后记。所以，巴金在临去北京之前就已经打好了腹稿，他不知对今天的读者该如何谈自己那部心血的结晶——《家》呢？！
巴金又住进了北京饭店旧楼。
这里他十分熟悉，“文革”以前他多次来京，大多都在这里下榻。而今天巴金来到长安街上，发现这里还像从前那样繁华与喧闹，车如流水马如龙。长安街，久违了！他记得自己在上海受到专政的时候，只要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实况转播，巴金就会想起眼前这条宽敞笔直的长街。
形势毕竟大变了。这不是梦，而是一个鲜活的现实。巴金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确实比从前年轻了许多，尽管脸上不时还会现出一丝淡淡的忧郁，那是他在怀念死去的亡妻，不过他从心底确已逐渐驱散了阴霾。自己现在74岁了，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不过巴金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身体比别人差。他在73岁的那年秋天，总算释完了《往事与随想》的第一、二卷。这说明他宝刀不老，译成以后他在北京的朋友何其芳竟然获悉了此事，便马上给巴金寄来了一封信，称他看了巴金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听说他正在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后大为感动，表示他一定要向巴金学习，要多学一种外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形势，巴金心里自然十分振奋。
巴金的上海寓所也再不是门可罗雀，许多从前不理睬他的政府高官们现在开始鱼贯而来。特别让他振奋的是，去年九月里，巴金被允许在上海会见他从前的两位日本老朋友，一位是德高望重的中岛健藏，一位是日本文坛上卓越的人物井上靖先生。
古都·《家》·太平湖(2)
让巴金高兴的事情不止这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版他的小说《家》后不久，有关部门又允许巴金的法文本《家》在国外出版发行。当他提起笔来为法译本《家》写序的时候，巴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去年十月当《上海文学》复刊的时候，编辑部主动向老人约稿，这时他决定把改了又改的短篇小说《杨林同志》拿去发表。这是他从修改了多少遍也不肯轻易出手的中篇小说〈〈三同志〉〉中，精心提练出来的一部情节。应该说这篇〈〈杨林同志〉〉才是巴金晚年小说创作中最为满意的一篇。当然，巴金希望的并不是它在文坛上引起什么的轰动，而是想圆他自己多年的一个梦！他总是认为自己欠了朝鲜战场上那些英雄们的一个债，当然是文债！现在老人总算还上了！
巴金感到在过去的一年，他在政治上也真正翻了身。十二月底，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同时举行。巴金又坐在了大会的主席台上，当巴金的电视画面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围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竟然一片欢呼：
“巴金出来了！”
“没想到他还活着！”
“你们看，巴金老人还象从前那样精神，他没有老，只是头发全白了！”
也就是在自己公开亮相不久，巴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题为《除恶务尽》的发言。为篇谈话在报上发表以后，全国读者都看到了久违的巴金！巴金又回到了久违的文坛！
一九七八年对于巴金来说，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年头。早在二月下旬，他就从上海来到了首都。巴金又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同月，他的《处女地》新译本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给赴会的巴金心中平添了无限喜悦，他感到自己又可以写作了。大会结束已是三月初，巴金回到上海马上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他感到从前的时间都荒废了，现在时间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紧了，他有一系列庞大的写作计划都摆在面前，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刚刚开始，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也仅仅写了几千字，在这时候各报的稿约又频频向他飞来，巴金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但是，他仍然抽出时间替别人作工作，例如一份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的访问纪录稿《〈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它》就摆放在老人的面前，他必须拨冗审定，老人之所以如此，是他认为自己能为别人研究鲁迅作一点工作是荣幸的。
如今，五月的春风吹绿了塞北大地。巴金只好暂且放下手边文稿，匆忙地赶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扩大)会议了。他在这次会上要发表一篇讲话，巴金已经把这个《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的发言，看了又看，改了又改。就在巴金修改这个发言的时候，他敬重的老前辈郭沫若忽然逝世了！巴金感到悲恸，本来他想利用会议休息的机会，前往北海附近的寓所去探望郭老，然而他没有想到同样经受“文革”灾难的文学前辈郭沫若，竟然在国家走向万象更新的时候挥手西去了。
在这种时候，巴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阴影末消的水平上。他希望在自己的这个后记里讲讲自己的错误。他想对读者这样说：“我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即使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象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不出治病的方子。……”
巴金仍然还在写自己的批判！他那时的思想还停留在自省自悟与对灵魂深处封建思想的反思之中。巴金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假谦虚，而是当时的历史背景留给他心灵上的烙印太深太重。他始终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有待改造的人物，尽管他的问题早已经得到了解决，写作的自由与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已让巴金重新找回了那个淡忘了的世界。然而一遭蛇咬，三年怕井绳的畏怯感与旧时代作家的“自卑”，仍然时时在束缚着他的思想理念。
后来，在《家》再版的时候，巴金果然把上面一些想法变成了文字，写进了该书的后记。让读者们读来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巴金在这篇后记中竟然如此严肃地解剖自己的灵魂：“小说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象这样的小说当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我承认，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我没有抓住要害的问题，我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我对自己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有时我因为个人的感情改变了生活的真实。……”
北京的六月是炎热的。
全国文代会期，让巴金最动感情的还不是他在会议中又见到了许多劫后余生的文坛老友。让他大伤其心的是，参加作家老舍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布置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会场，正面黑色的帷布上高悬着老舍那熟悉的遗像。巴金看到那张照片，就会想起自己和老舍生前见到的最后一面。那是1966年飓风乍起的盛夏，他奉命从上海来北京筹备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也是6月初的一天上午，他忽然在人民大会堂的某一个厅里经过，这时，他对面忽然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
古都·《家》·太平湖(3)
“老舍？！”巴金那次到北京，由于毛泽东已经接连批了两个有关文艺团体的重要批示，所以他刚到北京就有一种恐惧感。加之会议筹备的紧张，巴金很少有机会外出，探望在京的朋友。当时，他特别想有机会看望一下老朋友，其中就包括老舍。不过巴金为少给别人带来麻烦，还是让这一念头自生自灭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老舍现在竟然出其不意地来到了自己面前。
“巴金先生，你好！”与此同时老舍也认出了他，他们紧紧地握着手，然后来到大厅一隅，悄悄地谈了几句知心话。他看出老舍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紧张，尽管北京的形势已有山雨欲来之势，老舍却依旧处之泰然。他对巴金说：“请放心，我很好。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这就好！”巴金听了他坦荡自若的话，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他记得当时这样对老舍说：“我们都相信你！”
那次在人大会堂短暂而匆忙的一面，对巴金来说十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但是，他当时决不会想到的是，泰然自若、心胸坦荡的老舍，竟会在与他相见的一个月以后，就猝然惨死在北京的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如今，在阵阵哀乐的旋律中，巴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在经过老舍遗像，向老舍夫人等死者家属走去的时候，脑际里老是浮现着在大会堂见最后一面的场面。那俨然一个铭心刻骨的镜头，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上了。
巴金在一个金霞满天的傍晚，独自来到北京德胜门附近的太平湖。眼前的湖波依然泛起层层涟漪，只是当年的悲剧不会再发生了。他不知当年的老舍究竟是怎样来到这幽幽泛动碧波的湖水之畔，也不知他一个人在太平湖边默坐了多久，才决定结束自己的一生的。巴金也同样经过那种可怖的年月。他对当初在大会堂里那么有自信的老舍，最后选择这条路的心路历程，渐渐由不解而转为理解了。巴金知道他和老舍的心是相通的。他们可以没有饭吃，也可以没有车座，甚至可以忍受生活的苦难与艰辛。然而他和老舍却不能忍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人格的侮辱与践踏。不久前他在上海遭遇到的香港《大公报》删改稿件的难堪，就足以让他更加从心里理解一死了之的老舍了。
太平湖上飘起了霏霏雨丝。巴金仍然一个人静静伫立在湖边，凝思着。
血沃中原肥劲草，
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
泪洒崇陵噪暮鸦。
不知为什么，巴金在湖畔徘徊的时候，心里忽然想起鲁迅1932年写的那首《七绝·无题》。 他在蒙蒙的雨雾中凝思着，湖波依然汩汩涌动，纷飞的细雨越来越稠，巴金的衣服已被小雨淋湿了。他仿佛在雨雾中又看见了老朋友——老舍含笑向他走来，似在向他询问：“巴金先生，别来无恙？……”
第六章 法兰西,寻觅写作的起点
法兰西,寻觅写作的起点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
————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
A， 到了1975年夏天，巴金忽然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萧珊的骨灰接回家里来！老人并非无法忍受小楼无边的寂寞，而是他始终在心里惦记着萧珊。
B， 巴金从前对这个小街可谓了若指掌，这里的每一家每一户，几乎都牢记在他的心里。可是，事情毕竟过去了半个世纪。小街依旧，屋宇全非。他清醒地记得，当年自己每天清早和夜晚，都会轻车熟路地从这条小街上经过，尤其是深夜，他从学校下课回来的时候天已交子时，小街上一片昏黑。
C， 巴金的话，给在雨中飞驰的小车平添了几分神秘。此前包括贝热龙在内所有法国作家，都只是从书本上了解巴金，而今他们真正洞悉了老人的心灵世界。
D， 巴金在那间略显狭小的宿舍里，似在寻找当年伏案写作的小桌。他对法国友人说：“一个晴明的上午我从树林中散步归来，忽然接到一封经西伯利亚转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来的。……"
六年了，那双美丽的眼睛依然明亮(1)
1978年早春一月，上海多雨。
位于武康路上的那个熟悉的绿色铁门里，玉兰树在乍暖还寒的微风中，依然摇晃着它那稠密的叶冠。细雨如麻，吹打着这幢意大利式小楼的铁皮屋顶。
巴金即将出国。他将要率团飞往遥远的欧洲。在出国前他决定要为故去整整6年的妻子萧珊写一点什么。这种念头早在萧珊过世不久就在他心里产生了，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发自内心的强烈写作欲望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随着巴金境况的改变而变得越来越强烈。
巴金现在感到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萧珊走得太早，太匆忙。她没有能够留下来，和他一起共渡这阴霾过后的晴和春天。楼窗外的玉兰树又要绽开雪白的花蕾了，如果萧珊还在的话，她一定会喜欢在这温馨的季节里，一个人到院子里嗅闻那花蕾吐出的香味。然而如今她再也不能与自己同享明媚的春光了。在淡淡的春日中，巴金只能一人静静坐在二楼的卧室里，用忧郁的双眼静静打量着放在五斗橱上的那只小小骨灰盒发呆。
他知道那盒里装着自己心中的至爱——亡妻萧珊的骨灰！
休要看这小小骨灰盒，它几乎成了近几年巴金心中的精神寄托。萧珊病逝以后，她的骨灰在最初几年陈放在上海漕溪路210号的龙华殡仪馆里。在那座巨大的骨灰堂中，曾经留有巴金晚年不灭的记忆。他永远不会忘记骨灰堂二楼第六室的第8排，那里的第417号第4格里，就安放着他美丽的妻子萧珊！
没有什么比那里更让巴金熟悉的了。那间空寂的骨灰堂里留有老人的足痕履踪。巴金记得在妻子故去的最初几年，每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一个人到那里去。他面对着萧珊的骨灰盒，可以悄悄地倾吐心曲。在巴金心里她好象始终也没有死去，是因为某种意外的原因，萧珊才不得不一个人静静呆在龙华殡仪馆的骨灰架上。正是因为这样的理念，巴金就可以不时到龙华去看她了。
到了1975年的夏天，巴金忽然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萧珊的骨灰接回家里！老人并非无法忍受小楼无边的寂寞，是他始终在心里深深地惦记着萧珊。在巴金心里她永远都不会死，既然萧珊的灵魂还活着，为什么让她一人在呆在龙华的骨灰堂里呢？那是个晴和的上午，巴金在女儿女婿和小棠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存放萧珊骨灰的地方———龙华殡仪馆的二楼。大家终于把离开家里三年多的萧珊，郑重地接回了武康路13号！
这里毕竟是萧珊的家啊！
当时的情况还很不如意，由于楼上的封条没有拆除，巴金只好把萧珊的骨灰盒放在楼下的大客厅里。这楼下三间是他们全家居住的地方，从前巴金会客的客厅，如今就变成了老人的书房兼卧室。把萧珊的骨灰放在老人的床榻前面，他可以经常见到她了。两年后楼上房间的封条终于开启，这样，巴金又把萧珊的骨灰盒连同他自己的书和稿子，一齐搬到楼上来。那个五斗橱就成了萧珊骨灰的留存之地。
现在，窗外是无边的夜色，小楼下几位亲人都已进入了梦乡，巴金一人静静坐在写字台前，幽灯映照着他那饱经风霜的面庞。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再不是1966年后那种境况了。他和女儿再过一个月就将随团飞往首都北京，然后再从那里起飞前往巴黎。在塞纳河畔巴金将重温当年的旧梦，而他的爱妻萧珊则一人留守在家中，这是巴金想起来就感到万分悲哀的。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的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巴金为什么要在乍暖还寒的新春一月，就忙着为妻子写六周年祭日的稿子？只有他自己的心里清楚。并非香港《大公报》上开辟的《随想录》栏目，一定要在二月就发表纪念萧珊的稿子，巴金知道他的《随想录》之所以被称之为“随想”，就说明巴金随时随地想起了什么，就可以把自己最为真实的情感记录下来。
如今，巴金在即将赴法国访问的前夕，他心里不能不怀念亡妻。如果萧珊现在没有死，那么他肯定会带着她一起飞往青年时期向她多次描述过的法国。那无疑是个美丽的国度。那里的河流，那里的山川，那里的城市，都在巴金心里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当年他还是23岁青年的时候，巴黎和法国的其它城市，就曾经给予他以强烈的创作欲望。此后数十年来巴金的写作，追思起来，就是从那个陌生的国度起步的。所以巴金无法淡忘它。
而萧珊则是与巴金同样向往塞纳河的女人，她在世的时候，由于从巴金那里听得多了，所以萧珊始终希望有一天能和丈夫一起前往那个美好的世界。哪怕他们是自费旅行也好，总之，巴金到了人生的暮年，就十分怀旧。而巴黎就是他反思自己人生的特殊起点。如果能和萧珊一起飞往巴黎，那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然而，天不随人愿，她早就不在人世了。
六年了，那双美丽的眼睛依然明亮(2)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瑞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
巴金走笔至此，忽然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沿着他那深陷的鼻沟悄悄流了下来，然后那混浊的泪顺着多皱的面颊继续向下流淌，不知何时竟然无声地滴落在他正在写字的稿纸上。把他刚刚写下的几行钢笔字都濡湿了，变成几只无法辨认的小蝌蚪。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巴金写到这里，再也不能继续往下写了，因为老人心中已经充满了无法排遣的悲痛。他好象又在暗夜里见到了萧珊——那个与自己一道走过坎坷，一起走过战争的废墟，一起走过和平的日日夜夜，当然，也走过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浩劫的女人。而今她居然先他而去，到茫茫天国里去了。而且在巴金看来萧珊的走，又与他当年在牛棚里的经历不无关系。既然如此他又怎能在自己已经重新走进一片灿烂的阳光之后，不回头去遥望那仍然留在阴影里的亡妻呢？
巴金搁下了笔！
他一个人来到拉严了窗帷的楼窗口。他小心地伸手，悄悄把窗帷拉开了一条小缝，然后他含泪的眼睛透视着无边的暗夜。小院依然静悄悄，天籁之间都好象已经沉睡着。只有远方哪家小楼依稀透出簇簇灯火，那表明虽然是在夤夜，仍然有不睡之人。巴金自知如果任自己的思绪继续驰骋，那么他就很可能在哭声中扑倒在桌前，而纪念萧珊的文章便无法写成了。
一架大型波音客机从北京首都机场，一跃飞上了晴朗浩瀚的碧空。
时光已是1979年的4月。万里春光中巴金乘坐的国际航班正向着他那曾经有过美好回忆的欧洲飞去。巴金的情绪开始转好，不再是一月底二月初在上海寓所里埋头写那篇《怀念萧珊》稿子时，每天都处在痛楚的感情中。那篇几千字的纪念文稿，巴金竟断断续续地写了几个晚上，每一次写到满流满面的时候，他就必须强迫自己放下了笔，一个人站到楼窗前去。他不能在流泪水的时候把心里对萧珊的感情尽情倾吐。一辈子都希望在纸上写真话的巴金，在写他自己心爱的亡妻之时，当然更不可能有半句虚言伪话。在他看来写作是一种享受，而决不仅仅是一种消耗精力的劳动。巴金在写萧珊的时候，就俨如与亡妻在冥冥中悄悄的对话。他想把她殁后六年时间里人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在面前这张雪白的横格稿纸上尽情地渲泻，在巴金看来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尽管他是在流着泪和早已不在人世的萧珊进行无声的对话。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进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刁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
。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
出来，脸上还带着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也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飞机在夜空里航行。
巴金倚在沙发椅上悄悄地入睡了。他身边是一片起伏的鼾声，巴金在梦境中似乎走进一片充满阳光的天地。迎面发现有无数鲜花，正在盛开。万花丛中忽然闪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她仍然那么美丽、窕窈、就像马克思讲到他夫人死时的凄美一样：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她正在向他飘然走来，见到巴金的时候，萧珊对他说：“先生，你来了，终于来到巴黎了！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六年了，那双美丽的眼睛依然明亮(3)
巴金悠悠醒来，发现竟然是南柯一梦！他拭了一下腮的清泪，才发现机窗口透出一派剌目的光明！久违的法国终于到了！
布朗维尔——记忆中的街道(1)
出现在他面前的巴黎，是一个雨后的晴天。
戴高乐国际机场上出现了让巴金和随行人员感到吃惊的热烈欢迎场面。行前巴金一行在北京受到法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阿尔诺举行的饯行宴会的礼遇，才听说就在不久前，法国的作家同行们已经在为年迈的中国作家巴金访法造势了。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家》在法国各地隆重上演的同时，法国作家们在法国笔会名誉主席克朗西埃的操持下，抢在巴金到访的前夕，把法文版小说《家》、《憩园》和《寒夜》等三部作品，隆重地推了出来。巴金的名字也因此在在法国青年中人人皆知。电影《家》和同名小说的走俏，促成了巴黎和各座城市的“巴金热”！
“我从法国回到上海以后，住在闸北宝山路一个亭子间里。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回忆巴黎，想把我对巴黎的印象写在纸上，可是，我始终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写。尽管此前我在法国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抵达美丽巴黎的当晚，巴金一行就出席了克朗西埃主席为他们举行的盛大欢迎酒会。当主人对巴金的祝酒词告一段落的时候，克朗西埃就亲昵坐在巴金的身边，与他进行悄悄的对话。巴金的法语已经有些生疏，然而他们通过译员仍然谈得非常投机。巴金在告诉克朗西埃一个有关他自己的故事：“那是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忽然想起了在巴黎遇见的那个波兰女郎，一股火焰在我的心里燃起来。我的心没法平静下去，我的回忆要我必须写点东西。于是我就写了那篇题为《亚丽安娜》的短篇小说。”
“对对，巴金先生，这篇小说我读过，所以，我就对先生产生了敬意。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外国作家，会比先生能更真诚地描写我们巴黎，您小说里让人感动的是，一种来自东方国家的热情，这也许与先生的为人一样，即便写作也都是充满着真情。”
“是的，我喜欢法国的塞纳河，喜欢巴黎圣母院的钟声！这些年来只要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就会回想起青年时期我到过的巴黎。”巴金坐在灯光下，思绪却回到了从前。他知道自己在那篇小说里写的至少有一半是事实。他告诉法国友人说：“亚丽安娜就是那个波兰女郎的名字，小说中的‘吴’是我一个朋友，‘金’自然就是我了。那时我到巴黎不久，吴和亚丽安娜就因为所谓国际大会的事情被法国政府驱逐了。这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是吗？”夜的巴黎一片寂静。在为巴金举行欢迎宴会的巴黎第四区政府大厅不远处，就是在那条曾让巴金多年以后始终梦绕魂牵的古老塞纳河旁边。巴金的话让克朗西埃和所有参加宴会的法国作家都大为惊奇，从前他们只听说巴金在此留学，也知道他的小说是在法国一座小城里起步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巴金回上海写的那篇小说，竟然在背后还有着一段缠绵绯恻的动人故事。
巴金继续讲他的故事：“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到吴的房间去，接着亚丽安娜和她的男朋友杭可也来了。他们跟吴谈了许多话，神情都很紧张。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那天的大会被警察解散了，警察还查看了每个到会人的居留证。严厉的处罚在等着他们，这是不会久待的。我看出他们都没有恐惧，尤其是亚丽安娜，她在谈话时常常露了笑靥，我注意地看她，这是一个身材细小的女郎。她有一头浓密的金丝发，两只蓝色的大眼睛，一张红红的圆脸。这些都是一个普通波兰少女所常有的。吴告诉过我，她刚刚二十岁。”
克朗西埃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惊叹：“巴金先生，没想到事过五十多年了，您仍然记得那么清楚？”法国作家们也同时发出一阵阵惊叹。这个沉重的故事给欢迎晚宴的欢快气氛忽然平添几分凝重。
巴金继续讲道：“第二天，侦探到旅馆里来搜查吴的房间。后来听说亚丽安娜的房间那天也被侦探光顾过。以后几天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一个早晨，吴突然被传到警察厅去，领取驱逐出境的命令，又缴了他的居留证，给人强迫着打了手印，照了像，限期三天内离开法国。许多人都得到同样的处罚，亚丽安娜自然不是例外。吴从警察厅回到旅馆就忙着写信，又忙着出去会朋友。亚丽安娜来了，她送来写给吴的信。从那封信里我们知道她要回到波兰去。波兰虽是她的故乡，然而她是一个被通缉的人。她要是在波兰给人捉住，至少得关上好几年。我们不愿意她回去，但又没法阻止她。吴自己的悲哀也是很大的。他写给好些法国朋友的告别信上都说：‘我要离开法国了，我爱这个地方，而且我永远爱它。’我的悲哀也很大，失掉了这些朋友，我在巴黎的生活就更寂寞了。”
巴金的话在宴会厅里回响着。谁也不会想到作家巴金讲的故事这样感人，这样凝重，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法国友人都好象进入了他故事中的境界。巴金仍然没有从他的往事中回到现实中来，继续说：“吴读了亚丽安娜的信，默默坐在桌子旁边，用他那忧郁的眼光看我。他感到寂寞的时候，他常常是这样的。第二天下午吴约我去给亚丽安娜送行。在第六区的一家旅馆里，我们找着了她。除了亚丽安娜外我们还看见两个年轻的女人。这一次会见的情形，倒有点像我在小说《亚丽安娜》中所描写的，但是，小说里只有一部分是真的事实，其余则是虚构。小说中提到我们把亚丽安娜送到火车站，可是事实上，我们送她到一个朋友住的旅馆，不久，就跟她分手了。……”
布朗维尔——记忆中的街道(2)
仿佛是进入了一个让人难忘的电视剧情节。法国朋友都静静等待着下文，然而兴奋的巴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话讲得太多了，他见附近已经集聚一些法国女侍，她们也好象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于是他就决定把这个谈话在适当的时候停止了。
“那个吴后来究竟怎么样呢？”克朗西埃仍然沉缅在巴金营造的悲剧气氛中，他开始关注小说中人物的结局。可是巴金刚刚经过漫长的旅途，有些太累了，他发现法国同行们也有些累了。他不想继续讲下去，于是用最简短的语言结束了他讲的小说之外的故事：“后来，吴的下落不清楚了！……不过他肯定活着，我写这篇小说的原因，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再见到我的老朋友吴，当然，也在纪念我在法国当留学生的这段难忘的经历！”
“哦，巴金先生果真是一位杰出的大师，他是把在生活中发现的一点一滴，都加工成真正文学作品的大师啊！”法国友人们都从巴金的故事里回到了现实。他们感到巴金在事隔50多年后再次出现在古老的巴黎，实在是一个奇迹。他的到来无疑会让那些从《家》和《寒夜》法译本中接触三十年代中国社情的法国读者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古老的东方。
克朗西埃激动站起来向巴金祝酒，他说：“亲爱的大师、您的名字，您的作品，您的榜样，您的生活就意味着对正义和自由的热爱。从您年轻时代起，一种渴求而经久不息的激情指引着您的思想、作品和行动。用一句话来说，你是一位同旧的封建社会进行斗争的反叛者！”
宴会上所有人都鼓起掌来。掌声打破了大厅里的沉寂，巴金脸膛上也现出了欣慰的微笑，他好象刚刚从一场噩梦里回到现实，老人透过迷离的灯火，望着厅外的一幢幢古老建筑，这时他发现法国巴黎就在他的脚下。
“亲爱的巴金先生，”一大群法国作家都纷纷离座，来到巴金的面前举起酒杯，恭敬地敬了巴金一杯。为首的法国作家高举杯盏，对巴金也对所有在座的中国客人说：“我们衷心祝福巴金先生幸福，自由，期待您给中国，给法国，给全世界写出新的杰作！”
大厅里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巴金的眼睛湿润了。
巴黎，在迷茫的春雨中显得格外娇媚。
巴金一人伫立下榻的旅馆门前雨搭下，凝视着那些在雨中奔驰的各色轿车和打着五彩缤纷雨伞的匆匆行人，这时候他就会想起52年前自己初来巴黎的情景。他记得那时也是在这条街上，他呆然站在小客栈的门前，翘望着奔来驰去的小汽车。那时他和现在不同，只是个刚从中国来欧洲求学的穷学生，他对陌生的巴黎感到无所适从。巴金彷徨着，每天都从这条大街上经过，就象一个寻觅不到方向的盲人一样。
学生时代毕竟是艰苦的。初到巴黎的巴金，早饭后就匆忙离开旅舍前往大学里听课，他那时很喜欢读英文书，可是又没有钱购买。于是他只好在夜晚到图书馆去借阅，发现好段子他就动笔抄在练习本上。巴金那时心灵空虚，只有靠书本上的知识来充实。他的忧郁性格也许就是那时开始养成的。毕竟才23岁，巴金太年轻也单纯了。那时他天天在门前想着，我为什么要到法国来？中国不是很好吗？当初他从成都出来时，巴金决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鬼使神差地来到巴黎。从上海出来的时候，他曾对法兰西产生过特别强烈的向往。然而，如今当他真正来到巴黎，才感到一个中国青年在一个以法语为主要交流特点的城市里生存，竟然显得那么孤独和无奈。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那时候巴金一人无事时，常会把鲁迅的《七绝·自题小像》，写在一张白纸上，悬挂在自己的床前。没事的时候，就会悄悄默诵着，以慰藉自己孤寂的心灵。
“巴金先生，莫非这里就是您当年住过的地方吗？”在沙沙的细雨中，几辆小轿车已经按照巴金赴法前商量的日程在开始行动了。负责接待巴金一行的是法国著名作家、法中友协主席贝热龙。他和巴金坐在同一辆车里，沿着雨中街道向前驶去。不久，长长的车队便离开那条喧嚣繁华的大街，驶进一条僻静而幽深的小巷。这就是巴金多年前就熟悉的地方——布朗维尔街。五十年前这里曾是巴金眼中较为繁华的大街，而今经过战争与数十年风雨沧桑的变幻，竟然显得那么破败与古朽了。
“对，就是这条街，就是这条小街。可是，我为什么就找不到当年住过旅馆了！”巴金走下车来，站在霏霏的牛毛细雨中，极力在雨中寻觅那些小街两旁的屋舍和小楼。旧貌尽管依稀，然而巴金却发现这条街上与记忆中的街道不同了。那些鳞次栉比的民宅，竟忽然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房舍的墙壁变得班驳暗黑了。破旧的铁皮屋顶上出现了陌生的补痕，他记得1927年他在这里住的时候，住的是一家临街的旅馆。那是个第五层临街的小窗子，时至今天仍然记在心里。可是，巴金老人感到感到奇怪的是，那幢黄色法兰西式小楼，竟然不知为什么再也寻不到了。
“巴金先生，您就是从这里开始写小说的吗？”贝热龙对这位中国老作家的经历非常熟悉，他是读过巴金《自传》绝无仅有的法国作家之一。正因为他多年始终在研究小说《家》的作者，所以贝热龙对面前这条狭窄破旧的街道一往情深，因为他知道这条小街的珍贵就在于五十年前，这里曾经为一位日后震憾中国文坛的作家巴金，提供过食宿和一处可以暂且栖身的写作之地。
布朗维尔——记忆中的街道(3)
“是，就是在这里。”巴金眼睛透过眼镜的镜片，努力搜寻着前面的一楼一屋，他希望把面前的古老街道与记忆中的街道进行对比，从而发现新的奇迹。他知道当年自己就是从前面这条幽暗的街口走出去，然后再拐过几条小巷，就到了那有名的先贤祠。他每天经过先贤祠的时候，心里都充满着万分敬意。因为巴金知道那里面安葬着他从小就敬畏的哲人，其中不但有著名作家雨果，还有先哲巨匠卢梭和左拉。巴金早在上海时，就读过这些人的著作与诗文，特别是那些让他迄今想起来仍有不灭哲理的文章，曾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产生过感情的冲激。
贝热龙也在为巴金寻觅从前住过的旅馆旧址。但是他们始终也找不到，便问：“巴金先生，尽管年深日久，可是旧房子总还会保留它那特有的痕迹吧？您为什么连一点影子也找不见了？”
“是啊，我也感到有点奇怪。”巴金从前对这条小街可谓了若指掌，每一家每一户，几乎都牢记在他心里。可是，事情毕竟过去了半个世纪。小街依旧，屋宇破败。他好象记得当年他每天清早和夜晚，都会轻车熟路地从这条街上经过，尤其是深夜，他从学校下课回来的时候天已交子时，街上一片昏黑。可他一个人竟可以不用手电筒就找到那家临街的旅馆，然后他爬上了五楼，到自己租的房间里吃宵夜。这时他可以从那敞开的窗口，隐隐听到从巴黎圣母院高大的钟楼上飘来的钟声。时至现在他耳里好象仍然可以听得到那在夜深时清晰异常的钟鸣。巴金老人对贝热龙说：“我记得每天夜里，就在这条街的某一房间，用一个旧练习簿去写我的小说《灭亡》。那就是我第一次写作啊！”
贝热龙有些困惑地望着仍然站在细雨中回想往事的巴金。他有些不解地问道：“用旧练习簿子写小说？为什么用旧练习薄？”
“是啊，这是绝对不会错的。因为贫穷，因为那时写作只是为着倾吐心里的感情，而不是为了发表。”巴金谢绝别人过来给他的头上加一把雨伞，老人始终希望以平民作家的姿态出现在人群。尽管他来到了这条名叫而朗维尔的小街上却找不到自己从前最熟悉的旅馆，但是巴金的心里仍是兴奋的。他现在毕竟已经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了。巴金的思绪仍沿着自己的思路流淌，他喃喃地对法国人说：“我记得不会错，当时是我的朋友吴，在这街上的旅馆五楼给我租了房间。屋子是窄小的，窗户却整日开着，我记得下面是寂静的街道，偶尔才有寥寥几个行人通过，就象现在一样。我还想起街口有一家小咖啡店，我从窗户里可以望见人们在那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但我没有听见过酗酒或赌博的吵闹声。正对面好象是一所大厦，这古老的建筑，它不仅阻止了我的视线，还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变得更加阴暗了。可是现在我不明白，当年那幢大厦为什么忽然变矮了？”
“巴金先生，这条街上哪有什么大厦呀？”贝热龙听了有些发笑，他指指街旁那些黑黝黝的小楼说：“您也许记错了，三五层的楼在这里是很多的，也许您就把五层楼当成了什么大厦吧？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时候先生在这里生活一定清苦，因为在冬天您见不到充足的阳光，所以才有前面有一座高楼大厦的感觉，是吧？”
巴金在法国友人们的簇拥下，继续沿着那条小街向北走来。他仍然坚信这里会发生奇迹，最终他会找到当年那幢大厦。他接过贝热龙手里的雨伞，深一脚浅一脚的和法国友人向前寻去，一路上老人和贝热龙等人继续谈着往事：“我那时的生活是单调的。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枯树的卢森堡公园去散步，晚上到学校补习法文。白天就留在家里看书。我在屋里翻阅那些别人不读的书本。常在一阵难堪静寂以后，思索和结构我的作品《灭亡》，我以后才明白我为什么能成为作家，作家就是个闲人的职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