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及时地给老部下指了出来。既肯定了他工作深入的一面，又指出了其照顾不够周全的一面。老部下心悦诚服，马上作了改进，并取得很大成绩，令群众刮目相看。周围人员也深受教益。
　　就是这样，王树声作为军械部主要负责人，在很短时间内，团结了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使军械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新中国的军械工业，是个破烂摊子，它主要从蒋介石国民党的手中接过来。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前，能破坏的又把它加以破坏，武器装备上绝大部分又缴自日本侵略者以及蒋介石的“奉敬”，种类真是五花八门。当然，这个时期，苏联也曾给予了我国军械工业一定的帮助，但在如何学习苏联上，认识却并不一致。一部分认为苏联专家水平高，苏联专家的建议都是合理的。
　　另一部分人认为苏联专家固然水平高，但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专家也有跌眼镜的时候。主张实事求是。
　　在王树声到总军械部之前，前一种人的思想占了上风。当时流行一句口头禅说：“有理无理三板子。”意思是在学习苏联、对待苏联专家建议诸事上，一旦与苏联专家相悖，不管你有理还是没理，都得挨上级三大板。
　　王树声来了之后，主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不能“打板子”。这同彭德怀的观点不谋而合。
　　一次，总军械部决定修建一个靶场。苏联专家把它设计在华北某处。总军械部多数负责人都赞同这个意见。
　　王树声先没表态，他召集各负责人开了一个会，大多数负责人仍赞同苏联专家的意见。
　　但突然一个副部长站起来说：“我认为靶场建在华北那个地方不好。”
　　众人都惊奇地看着他。有的窃窃私语：“你看，连苏联专家的意见也不如他了。”“且看他怎么说。”
　　那位副部长缓缓地说，“我说华北某处不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从射程看，不过八九公里，太近，不理想；第二，从安全上来看，那地方周围村镇密布，工厂密布，一到上下班路上挤满了人，在如此短的射程之内，安全大成问题；第三，从交通上看，华北某处交通不畅，且水网密布，有很多交叉的排水沟，这些限制了靶场。”
　　副部长的话一停，马上就有人提出异议：
　　“靶场就是八、九公里的射程也是够用了，要那长长的射程干吗？”
　　“苏联专家已提了建议，现在中途变卦，一方面在面子上对人家不好看，影响中苏友谊，另一方面又重新找地方，可谓劳民伤财。”
　　“交通不畅也可以使它变畅嘛。村镇密布，买东西也方便嘛！”
　　还有的人不满地说：
　　“你说华北某处不好，你能找一个比它更好的吗？”
　　“能！”那位副部长斩钉截铁地说：“有一个地方，是理想的靶场基地。
　　它有如下几个便利：第一，射程远，可达百余公里。这里顺带说一句，随着武器的不断改进，八九公里的射程是满足不了要求的；第二，该址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安全上尽可放心；第三，该址的一侧紧靠着铁路，距车站甚近，交通非常方便。所以，我主张靶场应选择在这个地方。”
　　王树声听后，微微点了点头说：“刚才听大家的说法，我心里有了底。
　　我想暂时先不确定下来，先坐飞机把两个地方都看看再说。”
　　散了会，王树声如实把开会经过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自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中央分配他主抓军委工作。彭德怀办事雷厉风行、粗中有细，而且一切从实际出发。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大跃进”中，他对浮夸风非常反感，亲自做实验，揭露时弊，从而导致后来庐山会议受到批判。
　　王树声很崇敬彭德怀。遇有重大问题，总请示汇报。彭德怀也非常欣赏王树声，欣赏他那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平易近人的风格；欣赏他对工作兢兢业业的务实精神。两人既是领导与下级的关系，又是亲密合作、互相支持的战友、同志关系。
　　当下，两人坐飞机，对两地作了空中视察，反复比较，最后决定支持后者的意见。异议者心中略为不快。可当靶场正式投入使用后，不但可以作陆上武器试射，而且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异议者心悦诚服，承认这个场址比华北的那个要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总军械部又要修建一个高射炮靶场。苏联专家指定的地点是在边疆某地。王树声又召集干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这一次，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支持苏联专家的建议。因为边陲某处人烟稀少，场址广阔，很适合做高射炮靶场。
　　王树声也觉得这个靶址不错，但还是有些不放心，便派人前往专门进行实地勘察，得回的报告说做靶场可以，可就是要拆一个很大的庙宇，征求当地群众意见，从地方领导到群众都不赞同。
　　王树声知道这一情况，觉得拆除庙宇不是一件小事，它牵扯到宗教信仰的保护问题，允许宗教信仰的问题，也牵涉到尊重少数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团结和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小问题，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王树声请示彭德怀，也谈了自己的感受。彭德怀也说不行。
　　于是，王树声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另择新址。苏联专家心里很不舒服，王树声亲自前往给以疏导，他说苏联专家所择的场址很不错，但很抱歉的是由于特殊情况不能不挪个场址。
　　苏联专家不解地说：“为了一个小小的庙宇就重新换一个高射炮靶场，这在我们苏联真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人非圣人。王树声在负责总军械部时，有时也出了错，但他对属于自己的责任从不推诱。
　　一次，总军械部打算修建一个炮弹装配厂。这个厂从地址选择到内部设计，都是苏联专家一手包办的，准备建在某地山区。
　　无论从军事机密，还是从地形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应该把厂址建在山窝里，但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却是在平地。我方的当事人对此提出了异议。
　　苏联专家这一段时期的建议屡屡被否决，很是不快，固执己见，并通过最高层定下了设计方案，不允许再更改。
　　我经办人员接过这设计方案，在千分之一的地图上看，原设计者与异议者的意见出入，好像不大，再说不按苏联专家意见来，搞不好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想至此，经办人员就按图施工了。
　　一落实到现场，糟糕！厂房虽依山而建，却敞露在平地。后果难以挽回！
　　这一天，彭德怀和王树声以及几个副部长前来厂址视察。彭德怀一见工厂，就动了肝火：
　　“谁负责的？这是谁负责的？为什么把厂偏偏建在平坝，靠山不进山？”
　　主管的某副部长，满脸窘色地说：“是我没尽到职责，当初只从地图上看问题不大..”
　　王树声马上接过话说：
　　“不！要说责任，主要在我。我是部长，没有调查，工作不细致。彭总要批评就批评我吧！”
　　王树声这种勇于为部下承担责任的美德，使部属们深为折服。
　　通过这次“教训”，王树声和大家共同总结经验，觉得做什么事都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尤其修建弹药仓库，地方要隐蔽，运输要方便。
　　以后，王树声派专人指导、监督各地建筑弹药仓库时，都反复叮咛，工作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王树声深深地感到：人要自强，要自力更生，搞出一番名堂，不能单纯依赖别人。他联想到总军械部设计上事事指望苏联专家，长此以往，不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吗？
　　后来，王树声还发现苏联专家所提供的军械设计图纸，相当一部分颇为陈旧，不少甚至还是三十年代的水平；他们自己先进的东两却舍不得拿出来。
　　王树声把这些情况向上面反映，在我方力争下，苏方迫不得已供应了我们一些较先进的样品和资料。
　　但当这些样品和资料到来后，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原料依赖进口，代价十分高昂。
　　因此王树声召集干部开会，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方讨论，国内要生产原材料，不再从国外进口，首先必须要足够的科技人才。没有科技人才，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一位干部说：“我们现在科技人才太缺乏。要知道生产科技人才可不像生产大炮那么容易。”
　　一位副部长说：“人才不是没有。我认为现在咱们部科技人才有不少，就是没有利用上。”
　　人人都很惊奇地望着他。
　　那位副部长说：“除了我们党内的科技人才之外，现在咱们部还有不少国民党留下的科技人才都还没有用上。”
　　此话一出，马上引起了轰动。一位同志说：
　　“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国民党的残余可靠吗？能相信他们吗？”
　　但也有另外的同志说：“对人也不要一概而论，一筐子苹果也不能都说是烂的。我看国民党留下的不少专家人品都很不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专家，戴着老花眼镜，在抗美援朝爆发的时候，他摇头丧气地问我：‘你说中国和美国打，美国有原子弹，中国能打赢吗？’说实在的，我还真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解放军无坚不摧，雪山草地都能征服，难道说还怕美国？’那老头是半信半疑。后来，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我又碰到老专家，他仿佛年轻了十岁，一看见我就高兴地说：‘奇迹呀，真是奇迹！’我被搞糊涂了。他见我不理解，解释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尽是外国人欺负咱中国人。抗战虽说胜利了吧，美国、苏联也都参加了打日本，不能说是中国一个国的功劳。这抗美援朝才真让我开了眼界。’听见他这样说，我也激动起来。我说：‘是啊，正像毛主席所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你们说说，像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老专家，我们能不放心吗？”
　　王树声听着他们的议论，虽没明确表态，但他心里也倾向要大胆利用国民党留下的专家。
　　在此之后，他审慎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不少留用的国民党科技人员，其实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不错，他们曾受到时代、环境的局限，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过，但全国解放已六、七年，通过新旧对比和党的教育，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觉悟也在逐渐提高。在抗美援朝期间，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员，参加了国民党丢失军械弹药的检查、装箱，基本上都能尽职尽责。
　　于是，在王树声支持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军械研究所。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以总军械部的科技人员为主，从外抽调了一批科技人员，又从留用的科技人员中择优录用了一部分。
　　军械研究所草创之初，设备简陋，人员还不能满足需求，可由于上下同心协力，成绩斐然，或改进，或创新，对我国军械工业，作出了可喜可贺的贡献。如国产与进口炮管的对比试验，就是一个典型。
　　当时的进口炮管是一种新式武器，每分钟可打两百发，威力很大。但缺点也很多，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滚烫发红，不能再射击了，只有重换。因而，每门炮需要三个备用管。我军大量装备这种炮，需要炮管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制造炮管的原料全依赖进口，费用相当高。
　　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通过不断摸索，最后研究出了制造这种炮管的原材料。当把样品呈给苏联专家看时，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这个能力。
　　分工经管此事的干部提出一个办法，就是拿国产的炮管与外国的炮管进行一场大“比武”，以分高低。
　　王树声同意这个建议，上报彭德怀批准。
　　高射炮靶场。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架起了两架大炮，两架大炮上两种炮管。彭德怀、王树声以及苏联专家等都在实地观看。
　　一声令下，大炮“嗵、嗵、嗵”发出了雷鸣。打到一万发时，进口的炮管不行了，中间红了，而国产的炮管仍然斗志昂扬，一直打到两万发，中间才红，经冷却之后，接着又能射击
　　这一场国产与进口炮管大“比武”，终于以国产的胜利而告结束。全场一片欢腾。
　　彭德怀深为王树声及他的下属们，以国产材料试制炮管终于成功，将给国家节省大量外汇，又给我军提供更多的优质炮管而由衷地高兴！
　　不过，总军械部，主要负责全军武器装备供应，而军械工业的生产，则由国务院直属。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脱离，价格一变动，必然造成矛盾。
　　生产部门最初与总军械部配合还比较默契、后来出现了一些矛盾。
　　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军械使用部门向生产军械部门派驻军代表。
　　这个办法好是好，但在实际上执行起来，并非一帆风顺。军代表由军械使用部门委派，他的职责是验收军械产品。验收过程中，自然而然要把握质量关。不讲质量的产品自然不过关。因此，生产军械的部门就抱怨军代表“偏心”；如果军代表不负责任地滥收，军械部门又不认这个帐，重者，可能要受纪律处分。
　　因此，军代表是“老鼠掉到风箱里——两头受气”，这个工作非常难做。
　　可舍弃军代表制度，又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当军代表制度实行后，有很多军代表来向王树声诉苦。王树声都仔细地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使他们心悦诚服。
　　王树声首先认为，军代表既不单纯站在生产者一方，也不单纯站在消费者一方。他应该既体现生产者利益，又体现消费者的利益。一句话，是体现国家的利益，体现党的利益。生产和消费是一对矛盾，它们相互离不开。没消费，生产无从进行：没生产，消费也无从谈起。但二者又有隔阂。军代表的任务就是排忧解难。作为中间调解人，消除生产军械部门和消费军械部门的隔阂。正因为如此，军代表的任务异常艰巨但也无尚光荣。军代表做得好，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都受益，做得不好，那就成为众矢之的。
　　怎样才能做好？这是军代表最为关心的问题。王树声告诫大家，做好军代表，要在工作中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要深入联系群众。王树声说，生产军械部门和消费军械部门的矛盾突出表现在质量和价格上。消费军械部门要求质量好，价格合理的军械，而现在的生产部门就是在这个方面达不到要求。所以，军代表现在任务就是搞清楚生产部门质量上不去、价格不合理的原因，然后进行改进，使其质量和价格符合要求。
　　军代表们一听，茅塞顿开，受益非浅。
　　经过调查，军代表发现生产军械部门价格之所以偏高，是因为成本高，而成本中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浪费。
　　按往常惯例，新生产的枪炮，都必须进行“高膛压”、“精密度”等多项试验，每支枪、每门炮要进行试验，打了不少弹药。如果总的加在一起，光试验耗费的弹药就成百上千万发。这样，必然增加了成本，价格降不下来，厂方的负担也不轻。
　　军代表认为经过大批量生产，工人的技术已相当精练；从过去的试验来看，绝大多数产品也符合要求。因此，可以改支支枪炮试验为抽查三分之一试验，而且还减少了某些不必要的试验项目。
　　于是军代表的办法广泛推广。生产厂方减轻了不少的物力、人力和财力，成本自然降低，价格也变得合理起来。
　　再如，往日弹药箱的制作，规定很死板：凡有结疤的或厚薄不匀的木料，一律不得使用。这样一来，就有大量的材料被选掉了。军代表看了这些被选掉的木料，觉得可惜，忽发奇想，让专家们化验一下，看到底能不能用。化验的结果，证明某些结疤井无妨碍，还有的专家提出“补疤”的建议。于是军械部有关部门遂批准，视不同情况，选择结疤木料制作弹药箱的新规定。
　　于是，厂方一下提高了弹药箱木材用料率百分之一、二十，又降低了一笔可观的成本。
　　除此之外，军代表还发现军械生产部门价格高原因，部分由于在成本核算的方法上有毛病造成的。如重炮上配的大板斧，过去定价七、八元，买方一直认为太贵。结果，军代表请来了权威的成本会计，协助生产厂家进行精细核算，找出了漏洞。厂方马上作了改正，降低了大板斧的售价。消费者也就满意了。
　　总之，驻厂军代表们，在王树声为首的总军械部的领导、关怀和支持下，通过他们辛勤地、耐心地做群众工作，沟通了产、销间的联系，消除了误解，为我军装备现代化作了大量工作。
　　当然，改进、翻新武器需要科技，降低生产成本需要科技，储存、保养武器也需要科技。王树声不断扩充军械研究所，而军械研究所也不断地出成果，从而相得益彰。
　　在王树声当总军械部的负责人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耻下问。
　　闲暇之余，王树声主要就是读书、看报、听广播，偶尔上剧院听听京戏。
　　另外，王树声也喜欢在街上散步。他衣着朴素，经常同相遇的街坊老大爷、老大娘等打招呼。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他们在一块聊家常，谈感受。但街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普通人就是王树声大将。
　　王树声对自己是克勤克俭，生活朴素，但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来了，他总是盛情款待。他工资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帮助乡亲、部下。同时，为尽量减轻国家开支，他本可以报销的一些滋补药品费，也常自己负担了事。偶尔得了稿酬，也全部交了党费..
　　在王树声担任军械部部长之初，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幢住房，用具配备齐全，装饰比较考究。王树声谢绝了。他只要求盖成一般平房，不要单独的小院，警卫人员也是寥寥几人。屋内也只是寻常的家俱。墙壁也没有特殊的装饰，一幅“延安宝塔山”油画显得挺有精神。
　　五十年代末，全国“备战”，国家有关部门计划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别的不少老干部都修了，夫人杨炬为此也兴致很高。
　　正准备施工，王树声硬是不同意。
　　杨炬说：“别的首长家都修了，为什么我家不修？”
　　“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王树声笑着开导说，“国家现在这么困难，有一分钱也好。再说真的扔炸弹，也不能说专朝我王树声头上扔。真到扔的时候，我的街坊各单位，不也都修了，还能说不让我们避避吗？”
　　夫人只好让步。
　　1956 年中共八大召开，王树声被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大是在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之后，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但此后经济建设中出现“左”倾冒进思想，出现了“大跃进”的浮夸风。
　　1959 年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此后，彭德怀被排除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之外。
　　在总军械部，王树声曾在彭德怀直接领导下作出巨大的成绩，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看见彭总蒙冤如此，王树声心中实是刺痛之极，但对党的忠诚，不容他有所异议。
　　不久，总军械部撤销，王树声改任国防部副部长，又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和党委第二书记。
　　为了方便王树声的工作，有关领导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
　　第一次，城建规划部门为他划定的地点，是西城护城河畔的一座古庙宇，并请王树声前往过目。
　　带路的人员指着护城河说：“你瞧，这地方景色怡人，将来这里盖起了新房，一可以欣赏美景，二给你钓鱼也提供了便利。”
　　王树声说：“好，确实难得。这古庙废弃不用了吗？”
　　带路的人员说：“这是某自治区驻京办事处。”
　　“不行，重新换个地方。”看到规划人员茫然的表情，王树声说，“这有悖于我们党的宗教政策。”
　　六十年代末，规划人员在东城又为王树声找到一个旧院落，很僻静。王树声感觉很满意。他问这从前谁在此居住，规划人员说是某民主党派总部所在地。
　　王树声一听，马上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
　　“早就被红卫兵撵走了！”规划人员说。
　　“那是胡闹，早晚还得请人家回来！”王树声坦然地说。
　　又过了很长时间，规划人员又为王树声在玉渊潭附近找了一个地方。此地环境幽静，风光如画，规划人员邀请王树声夫妇来看。王树声一看，喜形于色。忽然看到几间农舍，就问：
　　“建房对住户有影响吗？”
　　规划人员说：“动员他们搬迁一下。”
　　王树声稍稍想了下，说：“算了，人家住得好好的，凭什么撵人家？”
　　就这样，王树声住房一直都没找好。他在那外墙简陋、内廊狭窄的寓所，住了十八年，直到他与世长辞。
　　王树声到军事科学院上任不久，由于距家较远，每逢中午都自己打饭吃。他和干部、职工一起排队买饭，自己洗碗筷，从不借别人之手。炊事员起初不知道他是王树声，后来知道了，很感动地说：“首长，你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有一次，王树声排队买饭，只见自己前边站着一个年青的战士，手里拿着一套饭盒。便笑着问：“带这么多饭盒，来客人哪？”
　　“我给首长打饭。”战士说。
　　“哪位首长？我怎么不认识呀？”
　　“我们刚从外地调来不久。”
　　第二天，年轻战士又提了饭盒去打饭，并有意站到了昨日跟自己搭话的老头儿身后。两人一见面，便寒暄起来。年轻战士乘机问：
　　“老同志，你贵姓？”
　　“哦，我叫王树声。”
　　年轻战士一听，惊愕得背过脸一伸舌头。他回去对首长一说，首长也很不自在。此后，这位首长也亲自排队了。
　　1960 年至1963 年，王树声参加了徐向前元帅主持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再到长征，王树声或个人执笔，或与别人合作，再现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程，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他出国访问过。在1959 年4 月至6 月，他参加军事友好代表团，随同团长彭德怀元帅访问了东欧、蒙古等七国。他接待过不少国家的贵宾，也接受了不少外国政府或个人馈赠他的大小札品，但他从不占为己有，都悉数上交。他新来的勤务员不清楚他的秉性，认为礼品是送给首长个人的，有几次拿到车上，都被王树声阻止了。
　　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王树声与天下父母一样，十分疼爱自己的骨肉；但王树声对孩子们从不娇生惯养，管教甚严。
　　王树声四十得子，有三男一女：长子鲁光，中原突围后出生于山东解放区；次子楚还，出生在打回湖北的第二年；三子建初，出生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始；小女季迟（文革中改名宇红），姗姗来迟于1955 年。从这些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既有诗意，又有深刻的寓意；既体现了王树声夫妇个人活动与中国革命进程的联系，又表现了对下代的眷眷的爱和殷切的希望。
　　在王树声调到京城前后，孩子们陆续上了幼儿园和小学。这时王树声夫妇就给孩子们定些“规矩”：起初很小的时候，小手绢、小袜子都要自己洗；到了三、四年级，小衣服也要自己洗；进到中学以后，被单等也要自己洗。
　　爸爸妈妈要定期检查，决不许保姆和勤务员“代劳”。
　　这种对子女之爱，更深层次地体现了培养子女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子女自强不息的精神，培养子女吃苦耐劳的品德，以及培养子女坚韧不拔的毅力。
　　孩子们起初上学的时候，上的是干部子弟学校。干部子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对孩子的培养显然是不利的。周总理看到这一点，指示将这些学校撤掉了，干部子弟的孩子都到附近的普通学校学习。王树声对此深表赞同。
　　王树声把孩子送到了附近的普通学校，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在同学面前夸耀父母；不许打扮得与众不同；不许用小汽车接送。一句话，要同周围同学一样，不要搞特殊化。
　　王树声夫妇经常翻阅孩子们的作业，作的好的，给予表扬；作的不好，要重作或补齐。禁止孩子逃学。鲁光有次贪玩逃了学，回来后挨了父亲的打。
　　事后王树声心里很后悔，杨炬也说他教育方法简单粗暴。
　　王树声生活俭朴，孩子们时常埋怨家庭生活不好。
　　1965 年，王树声参加河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来。孩子们围拢来， 看爸爸带回来什么好吃的，果然发现了一包东西。孩子们一打开，抢着吃，太硬了！个个呲呀咧嘴。看到孩子们一副副滑稽的面孔，王树声忍不住笑了。
　　随即他收敛了笑容，严肃地对孩子们说：
　　“你们刚才吃的是白薯面饽饽，不错，是没有米面好吃。可就是这种东西，别说往日穷人难以吃到，就是如今广大农村，由于灾荒不断，不少人也吃不上呢。对老百姓来说，能吃上这，已过的是神仙的日子了。”
　　说罢又长吁短叹一阵。此后，孩子们很少在饭食上挑三捡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学校也乱了。这时，建初正读初中，季迟读小学，都回了家，不久都参了军。
　　孩子都要走了，王树声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临别之际，他勉励他们在部队要好好地干，要戒骄戒躁，不以高干子弟自居。
　　建初在青岛海军服役。不久，头疼难眠，写信给家庭，想回来治治，王树声误认为“太娇”，不让回。两年后回来时确实病了，最后落了个精神不健全的病根。一想起这，王树声就内疚，觉得有时自己做事太武断。
　　小女季迟最初在北京某部长途台当通讯兵。由于工作紧张，家虽近在咫尺却好似远在天涯。随后，她又被下放到边远山野的部队农场养猪、种稻。
　　肩挑手提，肩膀压肿了，手脚由磨破而又渐渐长了老茧，她没有怨言。唯独伙食太差，她做梦都想改善一次生活。看到其他同志家里寄来不少好吃的东西，她又不能写信朝家里要，只好背地请战友帮忙，寄来糖果“解馋”。季迟的良好表现，普遍受到好评，后来她被推荐上了军医大学。
　　长子鲁光， 1964 年考取清华大学，攻读光学机械专业。大学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某工厂，任光学产品验收军代表，工作认真负责。
　　1972 年鲁光二十六岁，堕入了爱河。快要结婚了，眼看婚期一天天临近， 全家却若无其事。为新人安排的东西，仅一间房、一张床和两床棉被而已。
　　王树声的警卫员杨伯钧心想：高干子女固然不应该大摆阔气，可也不能“寒碜”到如此程度。于是，他自作主张，跟鲁光商量好了，先将军事科学院首长休息室的两把金丝绒面椅子和一张大理石面茶几，暂时借来布置一下新房，等婚后再行归还。
　　夜晚下班时，小杨就顺便把这几件家什搬上车，不想被王树声撞见，要小杨马上物回原处。
　　鲁光心里很不舒服，王树声劝导说：
　　“结婚摆那阔气干什么？有房、有床、有被子就很不错嘛。再说，结婚是自个的事，怎么能随便动用公家的东西呢？”
　　王树声就是这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处处想到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很少想到自己的利益，他是共产党员的模范代表。他给后人留下了楷模，也留下了思考..
第十五章 临疾风抗浊浪 光彩照人寰
　　1966 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开始涌动着一股“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巨浪。
　　当时身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王树声看到国家形势像万花筒一样地变化，不由紧锁着眉头。他有一种不祥之感。
　　他看过吴晗的文章，为海瑞刚正不阿的形象拍案叫好，谁知一夜之间海瑞在姚文元的笔下竟成了彭德怀，竟成了所谓“右倾”。王树声对这种影射史学既震惊又气愤。此时，他隐隐觉得事情还没有完。
　　但王树声决然没有想到，“文革”的烈火竟如此迅速地烧到亲人和自己身上。
　　那是运动开展不久的一天。他的夫人杨炬下班回家，脸色阴沉，脚步沉重，半天不说一句话。
　　“又发烧了？”杨炬身体不好，常发低烧，王树声不由关切地问。
　　杨炬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原来，杨炬工作的三○四医院的主要领导被点了名，被群众要求“靠边站”。
　　身为副政委、副院长之一的杨炬最初尚未受到冲击。但随着大字报的不断张贴，杨炬竟越来越受到伤害，被勒令交待“罪恶历史”。
　　首先，造反派说杨炬出身于地主家庭，为什么要跑到延安？是不是军统或中统的特务？
　　杨炬讲到这里，既委屈又气愤。
　　这也难怪。早在1937 年时，当年还是少女的杨炬从襄阳跑到延安的时候，她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想不到被反复盘问，是不是国民党特务。那时杨炬的心就已碎了，但她理解党，相信党，而且在那险恶的战争年代，那种“车轮战”盘问的做法似乎也有种迫不得已的味道，况且，杨炬的革命热情很快被接受下来了，因而她后来对那次“审查”也就渐渐释然了。
　　而现在呢？“革命派”却一口咬定杨炬有“罪恶历史”，仿佛为革命奋斗几十年的历史完全不值一提。杨炬真是心如刀割。
　　王树声理解自己的夫人，早在延安就已理解了她。出身，单从出身就能武断地说一个人是不是革命者吗？革命导师恩格斯不是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吗？周恩来不也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吗？就拿我王树声来说，不也是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吗？
　　王树声又想起了从前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张国焘所搞的“肃反”运动，张国焘也是简单地用出身来划清革命与反革命。自己的哥哥、妹妹、嫂嫂都未能幸免。教训是何等的深刻！想到这，王树声慎重地对夫人说：“杨炬，要冷静。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真正反映他属于哪个阶级，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立场和行动才是他阶级属性的真正反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们要你交待历史，你就向他们讲好了。你的历史是清白的，组织上很清楚。”
　　杨炬点了点头。接着她又谈到“革命派”们造谣说她在中原突围时，肯定被捕当了叛徒。“我当时听到这不可思议的说法，真是气得浑身发抖。我给他们讲历史事实，他们连听都不听，不断打断我的话。但我还是要说。他们火了，猛地一拍桌子，吼道：‘谁叫你讲故事？是你斗我还是我斗你？’跟这帮人简直没道理可讲。”
　　提起中原突围，王树声真觉得对不住妻子。杨炬怀了身孕，行动极不方便。做丈夫的实在更应该多加体贴。谁知蒋介石团团将中原解放区围住。为了不拖累王树声，杨炬挺着肚子走了。王树声看着妻子远去的背影，心中很是愧疚。如今造反派竟如此栽赃，王树声心头很沉重，但还是叮咛妻子说：
　　“杨炬，要坚强些。对群众的态度要温和、尽量耐心听他们说。当然，做到这一步很困难，但再大的困难也要像攻克堡垒一样把它攻克掉。”
　　在丈夫的鼓舞下，杨炬紧锁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了..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王树声所在的军事科学院也无例外地受到红卫兵浪潮的冲击。
　　一天中午，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军事科学院。这是一群中央文化系统的“造反派”，他们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要揪出军事科学院某领导人，说他在“四清”时进驻中央文化系统，整了许多人，现在要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
　　那位领导人没有露面。
　　红卫兵们怒不可遏，他们张贴标语，乱砸东西，把军事科学院闹得乌烟瘴气。
　　时任副院长的王树声在警卫战士的陪同下找到了这群红卫兵首领，轻言细语地开导他。
　　后面的红卫兵们朝前拥，警卫战士赶紧阻拦，红卫兵们的拳头就朝战士们的身上砸。
　　一位战士的鼻子流出了血。
　　看到这种情况，王树声大喝一声：“住手！”
　　如晴天霹雳，红卫兵们一愣，王树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接班人。”
　　那位红卫兵首领也进行了制止。
　　王树声不厌其烦地又进行了开导。一些红卫兵惭愧地退了下去，另外的一些人却置若罔闻。
　　第二天，北京动物园门前赫然出现大幅标语：“王树声是镇压群众的罪魁祸首。”
　　王树声对此虽不在乎，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家人都替他担心。
　　周总理呕心沥血，这些日子明显憔悴了许多，眼睛布满了血丝。他找来了王树声，语重心长地说：“树声，临时交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可非同一般哪！”
　　从周总理的语气，王树声领略到这个任务的复杂性、重要性和困难性。
　　决不能辜负党的厚爱！决不能辜负周总理的期望！
　　王树声坚定地说：“听从总理安排。”
　　周总理含笑说：“这一回调你到中央国防工业办公室，任军事管制领导小组副组长。”
　　王树声领命而去。
　　下属单位的群众分为两大派，起初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接着不时出现两派的成员因一言不合而动拳脚之事。
　　在各地武斗的影响下，两派之间的对立也不断升温。
　　两派的群众各准备了齐刷刷的棍棒。这一日，双方各占了两层楼，高音喇叭刺耳地叫骂着。一些群众正在垒积着石块、瓦片，随时准备扔出去。一场悲剧马上就要上演。
　　王树声接到这个消息，迅速驱车前往。
　　到达第二设计院时，双方已经接上火了，瓦片纷飞。
　　在这种情况下，闯进去劝解非常危险。
　　王树声下了车，毫无畏惧，从石块瓦片交织的网中冲了进去。
　　一块瓦片擦着头发飞了过去，好险！有零落的两派群众惊呼声。
　　王树声面不改色心不跳。早在战争年代他就习惯了战场上的冲锋，而今他哪把这瓦片放在眼里？
　　一个身居高位的老将军如此镇定自若，武斗两派不由大为敬佩。
　　王树声找到两派头头，说是身受周总理之托而来。两派头头下令暂时休战。
　　王树声发现除一小部分人仍在鼓噪之外，大部分都有如释重负之感。他觉得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场武斗劝解掉。
　　再看两派的头头，虎视耽耽，怒目相向。
　　王树声开始了劝解。他从国际形势说起，谈到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敌视，随时都想依靠台湾，将中国周边国家作为桥头堡来颠覆中国。过去中苏结盟，现在关系在不断恶化。他又谈到中国西南边疆的不稳定，然后归结到中国发展军事工业的重要性，并谈到七机部第二设计院的地位。
　　两派的头头起初还显得不耐烦，此时渐渐安定下来。
　　王树声接着又谈到周总理日理万机，操心国事夜不能寐以及对国防的关心。
　　最后，王树声谈到武斗的危害，一严重影响军工的生产，二不可避免地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并讲到刚才暂停武斗过程中大部分群众的表情。
　　在王树声语重心长的劝解下，两派头头被说服，他们深受感动。表示要以和为主，不再武斗，不辜负首长的期望，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
　　这时夜已深，星光点点。
　　王树声坐上车，发现灯光下不少群众向他招手。他心情激动，也为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而甚感欣慰。
　　早在1966 年，林彪、江青等就开始肆无忌惮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68 年，当王树声从中央国防工业办公室回到军事科学院的时候，几位副院长、副政委已纷纷“靠边站”了。
　　由于受到林彪、江青所谓的反“二月逆流”的冲击，再加上身体不好，主要负责人叶剑英、粟裕均未能视事。所以，没有什么“小辫儿”好抓的院党委第三书记、副院长王树声主持全院日常工作。
　　王树声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清楚。
　　他尽量减少与两派之间的联系，甚至连一些生活琐事他都给予了注意。
　　夫人杨炬由于出身不好，被关进“学习班”进行教育改造，难得照顾家庭。
　　王树声平素好到食堂打饭，可如今他不再去了。因为军科院的食堂也有两派之别，这一派的人不到那一派食堂去吃饭。如果王树声到任何一个食堂去吃饭，他目前所走的钢丝就难以平衡。
　　还好，年仅十四岁的小女儿宇红由于学校乱成一团糟，很多老师被批斗，课都无法上，故一直呆在家里，成为王树声的临时“炊事员”。
　　当然小“炊事员”的手艺并不高明，只能煮稀饭、干饭和面条。但王树声并无苛求，盛上一碗稀饭，来一碟腌酸豇豆角，既是一种“享受”，又能品尝出故乡的风味。
　　每当王树声吃起酸豇豆，就想起了大别山的山山水水，就想起大别山的风土人情。每年秋天，故乡的父老乡亲将豇豆中较嫩者择起来，放到小口大腹的坛子里，然后在上面撒上盐，再紧紧塞把稻草，再把坛口朝下置于一个有水的小陶盆里，这就成了。
　　王树声打记事时起，他就喜欢吃这种腌酸豇豆。后来在大别山打游击，每当乡亲们送给他腌豇豆，他都喜不自禁。
　　一次他给徐向前吃，徐向前连连称好。他说山西人好吃醋，山西老陈醋四海闻名。作为一个山西人，长时间不吃醋，着实想念得紧。可吃上这酸豇豆，就不想醋了。
　　有一天，夫人杨炬好不容易请假回家。王树声发现她瘦多了。眼窝深陷，眼睛显得大大的。
　　原来，杨炬被关进“牛棚”里，接受思想政造。造反派们动不动把她拉出去批斗一顿，逼她供认是国民党派到延安去的特务。对比，杨炬都坚决地予以否认。
　　造反派想出新花招，每天天刚亮，就把她轰起来扫厕所，说是劳动改造。
　　另外，每天还要写两篇“罪行交待”，连张桌子都不给。
　　杨炬常发低烧。她真想家，想丈夫和儿女们。她多想能和亲人亲亲热热地在一起哟，但这却不能够。
　　现在，她如愿了，但她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她告诉王树声，医院的一个外科主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那当护士长的妻子也受到株连，被逼着“揭发”她的丈夫。她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便自尽了。
　　“也好，”杨炬略带羡慕地说，“人死了，一了百了。她也终于到极乐世界了。”
　　王树声听罢，劝慰说：“杨炬，我了解你，但你千万不可做那样的傻事。
　　像那位护士长，她被屈打成招，造反派达到了目的。可孩子们呢，背上了黑锅；丈夫的‘罪行’得到确证；死就能留得清白吗？人家怎么说，那些造反派会添油加醋地说你是‘畏罪自杀’！”
　　杨炬点了点头。王树声说：“其实，全国上下，受委屈的何止我这一家？
　　他们不仅仅是打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打叶帅、徐帅、聂帅这些老帅的主意。
　　对很多问题，我们一定要作最坏的打算。”
　　在周恩来等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下，王树声不但没被打倒，反而明确恢复了工作。
　　工作恢复后，王树声更加捍卫真理，坚持原则。
　　在“文革”那峥嵘岁月，王树声在别人遭乱时，从不落井下石，他有自己的做人原则。有人说，“文革”是对人的灵魂的一次大暴露，王树声的心灵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此时，林彪反党集团正越来越走向死胡同。
　　“九·一三”事件犹如晴天霹雳，给人们以巨大的震动，同时也引起人民对林彪一伙的极大义愤。
　　林彪一伙的败亡，对王树声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
　　杨炬简单地炒了几盘菜，王树声拿来了一瓶酒。一家人围着桌子开始庆贺起来。
　　这些日子以来，王树声难得高兴这一回。是啊，林彪反革命集团终于自取灭亡，动乱的时局有救了！
　　果然，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努力纠正“左”倾错误。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也得到恢复。
　　神州大地开始出现小阳春。
　　令王树声高兴的是，他也被确定，以国防部副部长的名义，协助周总理做一些有关外事的工作。同时也协助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像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老同志都得到了解脱。
　　在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也恢复了。王树声是临时党委的主要负责人。
　　院里有一人，在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小特务头子。后投诚参加革命，表现很积极。但“文化大革命”一爆发，他就被打入“另册”。
　　王树声在审查此人时，把他一生尤其是参加革命后的表现进行仔细评判，明确认定他不是反革命分子。
　　那时，此人已患癌症，气息奄奄。当他听到了对自己的宽大处理时，感动得泣不成声。他紧紧握住“专案”人员的手说：“谢谢党，谢谢王副院长，谢谢大家。我现在是死也瞑目了！”
　　在王树声主持工作期间，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造成冤假错案。
　　随着“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愈演愈烈，王树声内心深处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也愈积愈浓，身体明显消瘦，吃饭也少多了。1972 年长子鲁光被撞致残， 对王树声的身心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1972 年12 月26 日清晨，鲁光骑着自行车去工厂上班。为了赶时间，他骑得很快。
　　这一天早上雾气特浓，十步开外就看不到人影，而且地上还结了冰，比较滑。在这种天气下骑车是不安全的！
　　在转向一条马路的时候，一辆无轨电车疾驰而过，鲁光被擦倒了！电车来不及紧急刹车，已将他挤压在路旁。
　　鲁光很快被送进解放军总医院进行抢救。
　　王树声接到儿子出车祸电话，犹如晴天霹雳。他赶紧来到医院，儿子已在病床上。
　　看见爸爸，鲁光号啕大哭：“爸爸，我完了。”
　　王树声心里一阵刺痛，他极力克制住自己，静静地对孩子说：“孩子，坚强些，相信大夫，也要相信自己，你的病会好的。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这对恢复身体很不利。”
　　王树声坐在孩子的床头，不断地安慰他，鼓励他求生的勇气。
　　王树声走出抢救室，询问医生鲁光情况到底怎么样，大夫说脊椎骨被撞断，以后站起来怕是很困难了。
　　从来有泪不轻弹的王树声此时也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喃喃地说：“鲁光这孩子命怎么这么苦？”
　　在中原突围前夕，王树声同妻子杨炬驻扎在河南省光山县泼陂河。那时杨炬怀着的就是鲁光。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将中原解放区团团围住。王树声夫妻商量，为突围方便起见；决定把胎儿打掉。王树声的贴身警卫员李树林、白金泉受命弄来了“打胎药”。
　　但这药并没见效。原来李树森和白金泉念及首长已近四十，才有了这一“宝贝”，就私下做主弄了一些假药，将杨炬哄过了，方保住了胎儿。
　　中原突围中，杨炬随部队一起翻越平汉路，冒着敌人的炮火的轰炸，进入鄂西北。最后，为了不拖累丈夫，忍痛与他分手。在党的秘密护送下，从长江乘船至上海，再乘船辗转到了山东临沂解放区，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
　　这时，孩子也降生了。
　　为纪念这不平凡经历，王树声特意给孩子取名鲁光，对他寄予了深切的厚望。鲁光也特别争气，考取清华大学，给全家带来了骄傲。鲁光毕业工作了，有了女朋友，快结婚的前三天竟意外地出了车祸，成了残疾人。这怎么不让王树声心如刀绞呢？
　　亲朋、战友纷纷来家探望，劝王树声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
　　王树声静静地说：“闭上眼睛，想想为革命牺牲了多少好同志，我就想开了。放心吧，我能顶得住。”
　　但王树声饭越发吃得少了，而且还感觉到胃有时隐隐作痛。
　　经过杨炬的劝说，王树声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生通过胃镜一看，发现王树声的食道，增生了密密麻麻菜花状的肿瘤，已经进入了中后期，便确疹为食道癌。
　　医生悄悄地把杨炬喊到一边，告诉了实情。杨炬的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
　　儿子鲁光住院才两个多月，王树声又患了食道癌！但在王树声面前，她还得强作欢颜，以免心事被他发现。
　　但王树声还是从她红红的眼睛、勉强不自然的笑看出了问题。他问杨炬：
　　“我是不是患了癌症？”
　　杨炬一惊，赶忙说：“没有！”
　　“那你哭什么？”王树声不解地问。
　　杨炬情急生智，忙说：“我想起你和鲁光都住一个医院，不免伤心。”
　　王树声安慰说：“不两天我就出院，不就好了。”
　　可是过两天，医院对王树声进行了会诊。来的一个医生，王树声认得，他是著名肿瘤科权威吴桓兴教授，王树声明白自己的病情，也明白了杨炬为什么会哭。但他还是很乐观地说：“癌症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去见马克思嘛。有那么多战友见了，也该临到我了！”
　　但祸不单行，杨炬因操劳过度，低烧不退；建初神智不清，需要治疗。
　　这样一来，也都住了院。一家人除了小女儿宇红，都病倒了。
　　在王树声患病期间，他先后还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中共中央会议、党的“十大”和国庆24 周年纪念活动。
　　亲人们病体逐渐好转，而王树声精力越来越不济，病情日趋恶化，手术治疗刻不容缓。医生经过诊断，根据王树声心脏欠佳，锁骨淋巴腺肿大，又曾经得过胸膜炎、癌细胞显然转移等一系列情况，认为不适宜手术，只有进行放射治疗了。因此，王树声每天在小女儿宇红的扶持下，天天到肿瘤专科医院接受理疗。
　　此后，王树声行走都不方便了。
　　一天，警卫员悄悄地对王树声说：“首长，我看见彭总了。”
　　“在哪里？”王树声又惊又喜，迫不及待地问。
　　“也在这医院！”
　　“快扶我去看看！”王树声摸摸索索地说。
　　“可是..可是..”警卫员很后悔把此事说出来。因为彭德怀当时是“反革命”，看他是很危险的。
　　王树声也明白了。他也必须遵循党的原则，同“反革命”划清界线。但对彭总的思念又诱使他哪怕看一眼也好。于是，他说：
　　“这样吧，你就扶着我远远地看他一眼吧。
　　警卫员扶着王树声来到阳台上，果然，王树声远远地看到在一个病房的外边。彭德怀正在晒太阳。
　　这就是彭总吗？穿着灰色的衣服，身子已经佝偻了，一动不动地晒着太阳。这哪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彭总呢？
　　王树声心中一阵酸楚。他真想叫彭总一声，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又不敢，想起他陪同彭总，穿越茫茫的戈壁，考察巍巍的青山，进出于喧嚣的工地，又一同出国访问..而现在风烛残年，两人又相聚于同一个医院。这是缘！但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这又不是缘！世事就是这样捉摸不定。王树声注视着彭总良久，心中一片怅然..
　　王树声的病也牵动了人们的心。他许许多多的战友、上司、部下纷纷来到他的病榻前，伸出了温暖的手。
　　廖承志、谭震林来了，他们劝王树声不要操劳，好好休息。他们夸赞王树声在战场上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文革”中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王震、李先念来了。中原突围时亲密无间的战友又相聚了。他们一起畅忆在宝塔山下的岁月，一起畅忆中原突围时如何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
　　王震说：“中原突围那阵儿，敌人布好了网，你都没钻进去；这回病魔‘围剿’，你也得突围出去哟！”
　　王树声说：“我可要好好向你这三五九旅模范学习！”
　　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王树声和李先念是老乡，话语就更多了。他们谈起黄麻起义，谈起光山的柴山堡，谈起黄陂的木兰山，谈起大别山的乡亲父老和风土人情，他们的眼中都浸出了泪花。
　　王树声说：“真想念家乡呀，真想回去看看！”
　　李先念说：“等你身体好了，咱俩一块回吧！”
　　徐向前和聂荣臻也来探望王树声。徐向前紧紧握住王树声的手，这一对老战友在鄂豫皖也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曾在一起促膝谈心，曾在一起筹划打退国民党的“围剿”，他们的感情是用血筑起来的。
　　徐向前深情地对王树声说：“你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你是大别山的英雄战士。”
　　王树声说：“不，我做得还很不够！”
　　在王树声最后的弥留之际，徐向前一直都守候在他的病榻前，守候和战友在一起的最后的时光。
　　在王树声患病期间，兼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叶剑英多次到病榻前慰问王树声。他还指示医院，要想尽一切办法治疗王树声的病。
　　军事科学院的不少人也来探望王树声。他们提着鸡蛋等，坚持要王树声收下，以表示他们的一番心意。
　　湖北党组织听说王树声患了食道癌，特意选派了最擅长做“家乡饭”的厨师，守候在他的身边，根据王树声的口味，每餐都做他喜欢吃的东西。
　　将过1974 年元旦的时候，有一天王树声的胃口忽然变得格外好，人也精神了许多。当厨师问他想吃点什么的时候，他说要吃稠稠的米粥。厨师马上精心地为他熬了一砂锅。
　　王树声竟奇迹般地吃了大半碗。
　　厨师很高兴，子女们也很高兴。而杨炬在高兴之余，又有点隐忧：这会不会是回光返照？
　　果然，王树声这种较好的精神状态维持不到几天，忽然病情急转直下。
　　他呼吸极度困难，高烧四十多度，米水不能进，只好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
　　主治的医学专家们决定为王树声大量输血。军事科学院的干部们都踊跃着要来献血。王树声得知这一情况，虽然身体不能动，但他还是用微弱的声音说：“谢谢同志们。我已是快入土的人了，大家不要，不要再浪费自己的鲜血了。”
　　医生做他的思想工作，可他就是坚执不肯。
　　在医生不在的时候，他有时在病床上痛得翻滚，但也不愿轻易按一下床边的电铃，召唤医护人员。因为他知道，病情到这地步，就是医生在身边也是没有用的。
　　1974 年元月2 日，夕阳西下的黄昏。王树声昏迷了。亲人们围在他的身旁，含着眼泪注视着他。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来到王树声的病榻旁。杨炬轻轻地在王树声的耳边说了句：“总理来了！”王树声倏地睁开了眼睛，挣扎着要起来，周总理紧紧握住王树声的手，忙说：“不要起来，不要起来！”
　　王树声心情难以平静，泪光闪闪。
　　周总理说：“树声同志，我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你的！”
　　王树声激动地说：“谢谢党中央和毛主席，谢谢总理！”说着说着，泪水便涌了出来。
　　王树声太敬重总理了。是总理在文革中保护了他，他奉总理为自己的楷模。在平常，周总理召集开会，他总是提前到达。有一回理发，他刚坐上椅子，理发师拿起剃刀，忽然周总理来了，王树声赶忙站起来说，“总理时间最宝贵。总理先理！”
　　由于操劳国事，总理面庞日渐消瘦，王树声心里很难过。他在室外散步，只要听说周总理来了，便马上回避，警卫员不明其原因，王树声说：
　　“总理时间宝贵，不能打搅他呀！”
　　一天深夜、王树声刚睡下，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要他去一次。警卫员想着首长累了，就没忍心叫醒他。
　　次日，王树声会晤总理，听说昨夜打电话的事，就回来批评警卫员说：
　　“总理日夜呕心沥血，操心国事，他喊我必有急事，你不告诉我，不就把总理的时间给耽误了？以后可不许再这样！”
　　现在周总理站在王树声的病榻前，面容益发憔悴了，总理身体如此，还来关心别人。
　　周总理也注视着王树声，从前的一员猛将，现在被病魔折磨得枯瘦如柴，但昏花的目光中仍掩饰不住一股英武之气，总理的眼眶不由红了。他诚挚而又庄重地说：“树声同志，党中央、毛主席都知道你是一个好同志，战争年代，你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军长征途中英勇的战士；解放后，你是我国军械工业生产的功臣，你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党，是毛主席、周总理对一个忠诚革命战士所作的最崇高的评价。
　　王树声流出了滚滚的热泪，在临终之前，他听到这番话，觉得死也瞑目了。
　　1974 年1 月7 日9 点57 分，大别山英雄王树声逝世了，享年六十九岁。
　　他是革命家、军事家，也是实干家。
　　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早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晚年是“居庙堂之高，身忧其民。”
　　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王树声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故乡后，家乡人民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他们想起了这位共和国英雄在大别山下、汉水岸边、嘉陵江畔纵横驰骋、叱咤风云的夺目风采；想起了他漫漫西行，爬雪山过草地、血战祁连山的悲壮辉煌；想起了他和蔼朴实、一心为民的公仆襟怀..
　　大别山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儿子而哭泣，长江水为共和国将星殒落而呜咽。寒风传递着悲声，白云诉说着思念..
　　将军虽然长逝，但他那一片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挚爱之情，他那一颗为党为国操劳不息、奋斗不止的忠贞之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些后来人为祖国的富强腾飞而拼搏，为人民的安宁幸福而奋斗！
后记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深表谢忱。同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姜文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覃艺、工人日报社王舟波、作家出版社亚方等同志为此书的审编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崇高的敬意。
　　由于写作水平有限，书中定有许多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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