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下宽世事艰将军初出山
　　1916 年。
　　湖南湘乡。
　　山峦绵延起伏，楠竹郁郁葱葱。一条山间小路，弯弯曲曲长又长。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年绅士埋头前行，他的儿子紧跟其后，还有一个人挑着一担行李远远地跟在后面。中年绅士一边走，一边忿忿不平，埋怨世道多舛：“这世道真是越变越不像话了，千年古训也是可以随便亵渎的么？世世代代的读书人，读的全是《千字文》、《四书》、《五经》。什么‘洋学堂’，尽讲些什么政治，宣传什么‘革命’，学习民族英雄。照这样子下去，读书的学生，岂不都成了‘乱世’英雄？”中年绅士这番话是讲给后面的儿子听的。“还有那个黄先生，”中年绅士接着说，“简直是离经叛道，教得学生荒了学问，足了野性，误人子弟呀！”中年绅士一路走，一路数落“洋学堂”的不是。乡间蒙馆改学堂已经两年了，看来这位中年绅士思想蛮保守的。
　　儿子大约十岁上下，父亲的话全然没有听进耳朵里。一双黑亮的大眼睛东瞧西望，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这是楠竹山村通往二都柳树铺的乡间小路。时值初夏，艳阳高照，微风习习。山间峰回路转，小溪流水潺潺，路边青青稻谷，鸟语花香。十岁的儿子第一次走出偏僻的楠竹山村，一切新鲜无比，开心极了，哪有心思听父亲的唠叨。何况，儿子幼小的心里有一本和父亲不同的帐：以前在蒙馆读书，之乎者也，成天摇头晃脑读死书，直读得昏昏噩噩。现在读初小，那位黄笃植黄先生不教读古文、啃八股，而是使用白话文的《国语读本》，他讲历史、地理课时，总是结合课文讲些有趣的故事，什么戊戌变法维新，什么英国侵略者向中国倾销鸦片，林则徐禁烟等等，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另外，蒙馆改成初级小学，还增加了算术、自然课。父亲怎么说“洋学堂”不好呢？
　　中年绅土回头看了看儿子，见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更加忧心忡忡。他本是个乡间绅士，又是主持谭氏家族祠堂的族长，受过正宗的儒家教育，骨子里流的是封建文化的血，还曾经教过私塾，所以如今这废“读经科”、兴小学堂，实在有违孔孟之道。眼前自己的长子离孔孟之学越来越远，唉，世道乱哄哄的，学问也乱哄哄的。自己为此伤透了脑筋，生怕儿子学坏，于是多方打探，东奔西跑，终于得知二都柳树铺还有个没有被查禁的私塾。他决心把长子送往二都柳树铺的私塾，让儿子学好孔孟之道，以解天下，出人头地。这不，他正领着儿子去二都柳树铺。十岁的儿子，哪里知道父亲的一片苦心，他只知道，终于离开家门，走进了一个新鲜的天地。“世名，二都柳树铺到了。”中年绅士回头告诉儿子，并用手向前一指。那个叫世名的孩子眨眼望去，二都柳树铺近在眼前。那是一个铺面不少，比较繁华的村镇。中年绅士带着儿子世名来到了一幢宅院前，敲响了大门。这是一幢旧式建筑的宅院，前排三间房，后排三间房，共两进，两边则是横堂屋、卧房、厨房、杂屋之类。看得出，这是个大户人家。中年绅士与这户人家乃是至交，他知道这家老太爷陈益怀是个传奇人物，他自幼武艺高强，因家贫无以为生，年轻时投入湘军，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一直做到了湘军管带。后来，他对湘军充当朝廷帮凶、赶杀太平军将士的做法不满，认为与民为敌，与国无益，于是愤然弃官，携带夫人，解甲归田，成为这一方名士。老人性格豪爽，乐于助人，闻名乡间。而且，中年绅士知道，老太爷的夫人也是女中豪杰，曾出入军中，跨马挥刀，飞骑射雁呢。自中年绅士父亲这一辈，两家便结为至交，现在他与老人的儿子陈绍纯也关系甚密。陈家长孙庶康还是他介绍，在谭家祠堂蒙馆读过几日私塾呢。如今，儿子来二都柳树铺读私塾，他打算让儿子寄住在陈家，自己也放心。 “你找谁呀？”一个俊秀的小姑娘开门问道。“我是楠竹山村的谭润区，来探访培芝大叔和绍纯兄的。”“啊，请进！”小姑娘领客人进了后院。一边走，一边喊：“爷爷，楠竹的谭叔来看您老人家了。”中年绅士谭润区进了正屋。
　　恰好，老太爷陈益怀与儿子陈绍纯都在。三人寒暄一番，便一一落了座。“秋葵，给谭叔端茶来！”陈绍纯向开门的小姑娘发话。小姑娘应声而去。“这是我的四女儿秋葵。”陈绍纯又向谭润区介绍。不一会儿，秋葵端茶来了，她用双手将茶递给了谭润区：“谭叔，请用茶！”“哦！”谭润区接过茶杯，忍不住向陈绍纯称赞道：“这孩子小小年纪，这么懂礼貌。绍纯兄，你家教有方啊！”“哪里，润区兄过奖了。”一阵攀谈过后，谭润区谈起了长子世名上私塾的事。陈益怀老人一听，立即一口应承下来：“成啊！世名的祖父不在了，他孙子念书的事我还能不管？”“绍纯，”他转头告诉儿子，“既然润区舍得把世名送来念书，就收下他吧！”陈绍纯点头称是，并说：“润区兄，请放心，我会把世名当亲生儿子对待的。”于是，谭润区将儿子谭世名留在二都，回家去了。那个叫谭世名的孩子开始了在陈家的寄宿生活。陈家大院。谭世名正与秋葵等弟妹嬉闹。陈家人丁兴旺，秋葵兄弟姐妹一大群。
　　谭世名感到，与这么多小伙伴生活在一起格外地快活。有时候，老太爷陈益怀还打开话匣子，讲述一串串征战拼杀的精彩故事，谭世名每次都听得如痴如醉，而且不停地问个究竟才作罢。放学回家时，陈家小伙伴常常是在老祖父老祖母的指点下，舞棍弄棒，谭世名就在旁边喝彩观战，好不快活。谭世名很快融入了陈家那充满亲情的氛围里。一天，谭世名正在听老太爷陈益怀讲故事。忽然，陈家长孙陈庶康从东山学堂回来了！谭世名一听，赶紧去找庶康大哥。世名曾与庶康大哥同在家乡楠竹七星桥蒙馆读私塾，后来，庶康大哥去了东山学堂读书。世名羡慕极了，但是父亲不许他读这种洋学堂，却把他送到二都读私塾。世名一见庶康大哥，亲热地握住了他的手。陈庶康早就听说世名来自己家寄宿读书了，他与世名少年朋友，亲密无间，如今久不相见，十分高兴，两人立刻攀谈起来。世名早就有报考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愿望，他很想从庶康大哥那里听到有关东山学堂的情况。“康兄，我早就想考取东山学堂了，可是父亲不准，又把我弄到了二都啃古书、做文章！”世名急切他说道。“世名，”庶康说，“你不要性急，要慢慢地做父亲的工作。”
　　“不过，”庶康话题一转，“这个东山学堂你还是要争取考上。”接着，庶康详细介绍了东山学堂的情况。他最后说：“在这个学堂读书，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最有教育意义。我们在学校学的是白话文，还有数学、自然科学、英语、音乐课、体育课哩。另外，学校还附设了军事课，早点名，晚训话。学校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为什么中国受穷的道理，讲封建皇帝腐败，丧权辱国，所以外国人侵略我们，中国人民遭受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双重压迫！学校还有一些书刊、报纸，专门讲全国发生的事情..”世名听得入迷，更加向往这所高等小学堂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取东山学堂，像庶康兄一样。陈庶康还告诉世名，他现在已经改名叫陈赓了。不久，陈庶康——陈赓因反抗父母包办婚姻，毅然出走，投奔湘军。后来，他考入黄埔军校，从此揭开了人生历史上的辉煌篇章。1955 年，他步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之列。春去春又来。转眼间，谭世名已经在陈家寄宿三年了。楠竹山村。山青水秀，竹林丛丛。几幢灰色瓦房矗立村庄中央，分外醒目。这院落，庭院宽敞，小院套大院，正房厢房、书屋厅堂，屋后还有个小菜园。院子的大门是牌楼式的，两扇红漆大门上雕刻着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谭世名兴冲冲迈进了这院落的大门，三年私塾期满，他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了。母亲听说长子回家了，抹着眼泪笑了。欣喜并没有持续几天。谭世名向父亲谭润区提出要考东山学堂。父亲又一次一口拒绝了。父亲有父亲的打算。
　　他与兄弟刚刚分了家，自己一家六个儿女，加上他们夫妻，八口人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长工解雇了，但自己这个“秀才”不会使牛耕田，家境出现困境。
　　世名是长子，自然要负担一份责任。当然，这是次要的。关键是他觉得世道混乱不安，把儿子放出去，是不会回来的！谭世名又不得不按着父亲的意愿，啃读古文两年。这两年里，谭世名学会了“斗争”，他不甘心被关在家里读死书，钻“古董”，做文章，而是趁父亲不在的时候，走出家门，到七星桥小学找黄老师探听消息，借阅报纸，观察时局的变化。谭世名求学报国之心更加强烈。每年东山学堂招考新生，他与父亲总要发生一个回合的斗争。日子一久，他开朗的脸上逐渐失去了笑意，变得沉默寡言了。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丈夫的脾气她又知道，怎么办呢？这时，父亲谭润区为拴住儿子的心，决定为儿子找个媳妇。谭润区相中了二都柳树铺好友陈绍纯的四女儿秋葵。他哪里知道，儿子谭世名在陈家寄宿三年，与秋葵姑娘两小无猜，互生恋意，早就好上了。有时，秋葵的小弟弟来谭家找谭世名玩，实际上是为秋葵和谭世名互递情书和信息！父亲不让自己上学堂，谭世名就写信给秋葵诉说自己的心情。而秋葵便让小弟给世名捎信安慰。如今，听说父亲准备托人到陈家说媒，谭世名既高兴又有点失落，因为父亲是不想让他上学堂，才给他提亲的。谭、陈两家门户相当，又是世交，因此时间不长，谭世名就和秋葵订了婚。转眼到了五月，秋葵的祖父陈益怀因病卧床不起。老人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便对身旁的儿子陈绍纯留下话：“世名是个好后生，将来世名和秋葵是一对好夫妻。对于世名升学的事。你要出面管一管。润区这几年家里有点困难，他和你己是儿女亲家了，他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你应该想办法接济，如果世名升学有困难，你就给包下来！”不久，老人溘然去世。
　　陈绍纯遵从父亲遗愿，亲自来找亲家谭润区，商量世名求学的事。陈益怀老人的遗言令谭润区十分感动，他终于答应让世名去考东山学堂，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世名必须先和秋葵完婚！世名很快将消息转告给秋葵，秋葵是个十分懂事、贤惠的姑娘，她羞怯地答应了。这年五月，谭世名和秋葵结了婚。接着，谭世名投入紧张的复习中，准备考东山学堂。
　　湘乡城外东台山脚下。林荫大道，古木参天。一座有圆形围墙的古色古香的建筑掩映其中。这就是东山学堂。东山学堂的前身是清朝时候的东山书院。
　　学堂的匾额上就有记载，上书书院于清朝某年某月创建。1898 年废科举，兴学校，东山书院更名为东山学堂。后来，它又被列为湘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1922 年深秋。秋风和着蝉鸣。十六岁的谭世名，带着入学通知书，告别新婚妻子秋葵，喜气洋洋跨进了校门。他无心欣赏那古朴典雅的校园，不顾一路劳乏，更是无心吃饭饮水，而是径直奔向了新生张榜的地方。终于他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谭世名。他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终于走进了这所梦寐以久的殿堂。他知道，自己能进入学堂读书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家里也为此承受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后来，他在自传里回忆道：
　　我之所以迟迟才入高小有两个原因，一国父亲守旧，不相信洋学堂，直到以后邻里的人外出读书的增多，才不得已趋趋潮流。另一原因是家境不甚宽裕，读一年高小需花费五六十元之多，这个问题到族祠里成立决议，奖励族中子弟入学，规定入高小入中学者各津贴义谷若干担之后，经费才得到解决。①宁静而又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开始了。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所紧跟时代潮流，崇尚进步的学校。在这里不仅能够听到、学到许多革命理论知识，而且还能读到进步的书报杂志。谭世名如饥似渴地投入了书堆之中，汲取营养。谭世名从阅览室借到了1918 年、 1919 年的《新青年》。
　　他专心致志地研读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谈政治》等。这些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文章，在这里他是第一次看到，感到格外新鲜与亲切。他爱不释卷，彻夜不眠，聚精会神地学习着。他在努力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
　　不久，“五四”运动革命浪潮波及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谭世名参加了校内外学生运动的行列中，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之一。
　　“五四”这天，学校里集会，开展纪念“五四”青年节活动。集会后，东山小学的师生们，为配合全国学生运动的行动，打起标语旗帜，高喊着“打倒军阀！”“禁止仇货！”走出校门，蹚过一条河，浩浩荡荡走向湘乡县城大街，示威游行，支持北京、上海、武汉、济南、青岛、长沙等地的工人大罢工。
　　五月的湘乡，人歌潮涌，车水马龙。游行的队伍如一条长龙高歌猛进。贴标语，呼口号，作讲演，学生们向广大群众作宣传。谭世名也在其中。他本来性格文静，读书刻苦，素有“白面书生”之称，可他自参加学生运动、学生自治会以后，性格大变，人也大变，成了学生运动的带头人，成了革命运动中的勇士。此时，他正用一口湖南话在向群众作讲演。
　　他在向群众解释为什么要抵制日货时说道：“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东洋鬼子利用经济、文化掠夺中国！北洋军阀吴佩孚不抵制东洋鬼子的侵略，反而镇压起来示威游行的群众，血流成河！”他举着拳头高呼：“打倒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打倒列强！打倒吴佩孚！”为了查禁东洋“仇敌”运进中国的“仇货”，东山高小学生自治会号召全校师生不购买、不使用“仇货”
　　即日货。学生自治会还专门成立了“查禁小组”，谭世名便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学生运动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了商铺老板，把摆在商铺的仇货全部收拾了起来。二都柳树铺。二都柳树铺是通往湘乡县城的心经之地，所以世名每次往返学堂，必到二都柳树铺探望岳父陈绍纯以及少年时的好友。岳父陈绍纯知道女婿终于进入东山学堂读书，非常高兴。陈绍纯是个十分开通的人，乐于接受新事物。为世名上东山学堂他可操了一份心，是他先为世名介绍了一位东山学堂的党老师，这位党老师是陈绍纯少时好友。通过党老师，世名了解了东山学堂的情况，然后他又向父亲谭润区说：“东山学堂不错，还设有古文课。那课程表上还有《左传》、《国语》、《战国策》。还有，您说过，我不是将来要做教员么？学堂里的党老师说，就是想当一名小学教员，也得有高等小学堂或者中学的毕业文凭才合格。”谭润区一听，打消了心头的一些顾虑，觉得有道理，这才开始心动了，最后同意儿子读学堂。陈绍纯在东山学堂有老朋友，自从女婿考进东山学堂，他便让女婿捎书信沟通情况。
　　一天，谭世名从学堂返家，途经二都柳树铺，给岳父捎来一封信。陈绍纯打开一看，是东山学堂的陈碧纯老师写来的。他在信中说，同班同学毛泽东正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等组织了一个“新民学会”，专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个新民学会对会员提出要求：改造中国的世界！
　　要做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民”，你佩服不佩服毛泽东的雄心壮志和胆量呀？陈碧纯还在信中说，毛泽东还创办了一份《湘江评论》，前几天寄来了一份，很有新意哩..信是谭世名读给岳父听的。毛泽东他可听说过，因为他还是东山学堂出来的哪。陈绍纯对女婿说：“世名呀，你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吗？”谭世名点点头。“这个人雄心可大啦！”陈绍纯提高了嗓门，“像你陈碧纯老师所说，毛泽东本来是湘潭韶山人。可是，他听说咱们湘乡东山书院清末改革为学堂，就来湘乡求学了。那时他在东山戊班读书。
　　他的弟弟毛泽覃后来也到了东山学堂读书，比你庶康大哥低一级。毛泽东这个学生可不简单，在学堂念书的时候，他就不‘安分守己’，经常与几个思想守旧的先生争论。先生们说，这个毛泽东，不管什么时候道理总比别人多！
　　有一次，他在学堂呆不下去了，你陈碧纯老师就把他带到了我这里‘避风’。”
　　正说着，岳母端来了饭菜，一边放饭菜，一边喜笑颜开他说：“几天不见，爷俩儿哪来这么多话。世名，快，先吃饭。”“唉。”谭世名应了一声，但是没有动碗筷，而是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岳父：“那，毛泽东和您挺熟吧？”
　　“可不。”陈绍纯兴致更高，“我呀，年纪大了，手懒嘴也懒，不愿意和人通信。不过，毛泽东后来做什么事都捎个信告诉我这个老头子。”“这不，毛泽东在湖南要搞个什么调查，来信问我同意不。还有一次啊，他来湘乡，还在我这里坐了一会儿哩。”陈绍纯说着，从壁橱里拿出了一封毛泽东给他的信，让世名看。岳父的这些话，让谭世名激动不已。他暗暗地想：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什么时候能够亲眼见到他？你万万没有想到，以后他不仅看到了毛泽东，还有幸成为了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白驹过隙，岁月匆匆。转眼间，三年过去，谭世名从东山学堂毕业了。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所具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把一个个书生培养锻炼成一个个爱国志士。谭世名在这里三年不平凡的学习生活，结识了许许多多同学、朋友，斗争的意志受到了锤炼，素质与能力得到了培养与提高。东山高小的三年，胜过以往的十年，十五年..热烈而充满激情的东山高小三年学习生活，转眼过去了。
　　谭世名告别了母校、老师和同学，回到了他阔别三载的故乡楠竹山村。1926年。湘乡楠竹山七星桥族立初级小学。一位面色文静，声音清脆的青年正在给学生上课。他正用新式的教学方法，讲授新式的内容。这位青年就是从东山高小毕业不久被聘来任教的十九岁的谭世名。从东山高小毕业在家的谭世名，此时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人生之路。本来，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前夕，谭世名是很想继续升学读书的，但因家境日拙，加之父亲的反对，未能如愿。他依照父亲的愿望，接受聘请，在楠竹山七星桥初小当了一名教师。然而，这井非谭世名内心所愿。此时他想干的，是如何成就一番大事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机会终于来了。
　　而这一机会确实要感谢同学、朋友加大舅哥陈赓了！谭世名在东山高小读书期间，陈赓已投身军营。他多次写信给谭世名，鼓励他要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他在信中写道：“救中国，不能光靠政治斗争。因为，我们的敌人是有枪杆子的，要想革命搞成功，革命的人民还得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次高小毕业，按谭世名的愿望，除想升学外，还想学军事，报考黄埔军校，走陈赓走的道路。谭世名与妻子秋葵商量后，给陈赓写了信，表达了自己迫切的心愿，询问黄埔军校下几期招生的时间和地点。为了这个心愿，谭世名一面暂从父命教书，一面天天注意报纸上的新闻。1926 年7 月，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谭世名为之拍案叫好。他把这几天的报纸带回家里，瞒着父亲，到点灯睡觉的时候，拿出来给妻子秋葵看，高兴得喜形于色。妻子秋葵问谭世名：“有什么喜事，你今天这么高兴？”谭世名神秘地回答：“你看看头条新闻，就清楚了！”妻子反问道：“头条新闻是什么？你给我先说说不行吗？”谭世名急不可待他说：“北伐军，十万人，从广东出师北伐！”
　　妻子不解地喃喃自语：“什么北伐南伐的，不知道你说些什么。”
　　谭世名急忙解释说：“上次，陈赓哥不是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的斗争吗？消灭了陈炯明的主力军。这次北伐，规模比上次大得多，打击敌人不光在广东，是从广东向咱湖南，还有湖北、河南方向来了。这个地区的军阀是吴佩孚，二十多万人。北伐军先攻的是这个地区，把吴佩孚的二十万人消灭光了！你说这不是件喜事吗？”
　　妻子明白了，接着说：“说不定这北伐军里还有咱陈赓哥呢！”
　　谭世名高声他说：“肯定有他！讨伐陈炯明的战斗都有他，大哥作战英勇，还负了伤，这次哪能少了他！”
　　妻子突然果断地说：“大哥要是真的打回老家来，你就跟他走！”
　　谭世名高兴他说：“那当然！”
　　不久，北伐军的叶挺独立团果然打到了湖南。北伐军路过楠竹山村时，谭世名领着学生在路边欢迎。遗憾的是，陈赓这次没有打回湖南老家，谭世名也没能跟他走出家门。后来来信才知道，陈赓本来在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参加了北伐。但出师后不久，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去苏联学习去了。这次，谭世名自然白欢喜一场。谭世名与妻子秋葵就是在这种幻想与期盼中，度过了将近两年难熬的时光。
　　1927 年2 月。楠竹山村。南方的早春虽不像北方那样还寒天冻地，但除了和煦、明媚，仍有阵阵凉意。山间的丛丛翠竹，伴着竞相开放满山遍野的鲜花，楠竹山村变成了五颜六色多彩的世界。一封从武汉寄出的满载深情、情系人生的珍贵的信件，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寄到了湘乡楠竹山村。这是在武汉的陈赓写给妹夫谭世名和四妹秋葵的信。谭世名的机会终于等来了。谭世名看完信喜出望外地对妻子说：“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唐生智部，正是陈赓哥誓师北伐时的那支部队。”妻子急迫地说：“快给赓哥回封信，把你想去北伐军当兵的事说说。”谭世名担心他说：“我要是走了，可你以后的日子怎么熬啊？”其实，秋葵早就看透了丈夫的“心病”。她知道丈夫为了她而放心不下。然而，秋葵又何曾不为丈夫担心呢！一个书生，要成为一个武士，必然要经受一番磨难。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秋葵支持了丈夫的这种举动，这罪过如何补偿？可是，秋葵又反复想过：“如果这个时候拉住丈夫的后腿，丈夫又怎么能冲出这封建制度传下来的家窝？他那为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冲锋陷阵的心愿，又怎么能实现？”秋葵下定决心对丈夫说：“你的心事，我全明白，你放心地走吧！离开这个封建的家庭，去冒一冒险，到社会的风浪里去闯一闯，对你这个‘书呆子’倒是个锻炼。百炼成钢嘛，说不定将来你会成为个有出息的男子汉！”秋葵抚摸着丈夫的脸，眼含热泪深情地对丈夫说：“名哥，说心里话，我也不愿你我分开。可想到将来，你还是快点出去，去闯天下，总比窝死在这个‘家’里强得多！别看你整天默不作声，可你心里想啥我知道。牺牲我一个就够了，咱俩不要都死在这个‘家’里。”妻子秋葵这番哲理加人情的不寻常的话，不由得使丈夫谭世名感到惊讶：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啊！她的心胸是那样的宽阔，她的性格是如此的豁达！谭世名激动他说：“秋葵呀，秋葵，你真是我的好妹子，又是我的好妻子！”秋葵抢过话说：“快别说了，快给赓哥回封信，信里再加上一句，就说你的行动，是四妹秋葵支持的！”谭世名和秋葵给陈赓写信的事，一直瞒着世名父母。他们知道秋葵的父母会支持世名的作为的。
　　于是他们在信上告诉陈赓：“如有结果，回信寄二都柳树铺！”一封饱含谭世名心愿、热望、理想、信心、勇气、深情的信件，从偏僻的楠竹山村，飞向了繁华的城市武汉。信寄出后，秋葵借故回了二都柳树铺。此时，谭世名任教的七星桥初小寒假刚过，业已开学。谭世名原计划在新年头开学时把教师工作辞掉，可父亲坚决不答应，谭世名只好暂时从命。几天过去了。傍晚，当谭世名下班回到家中时，惊喜地发现妻子已经归来。晚上，妻子把陈赓哥从武汉来的信递给了他。谭世名迫不及待地打开信，一口气把它读完。陈赓哥信中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为谭世名作好了安排。谭世名与秋葵的兴奋是无法言表的。绵绵的长夜，他们的悄悄话说也说不完。“你这个圈在笼子里的鸟儿，不是早想飞出去吗？现在是时候了！”秋葵语重心长他说。谭世名接话道：“我飞了你还不是笼子里的相思鸟，乱蹦乱跳，干着急，想呀，想呀！”突然，秋葵亮莹莹的泪珠不由自主夺眶而出，不知是难过还是高兴？
　　世名和秋葵悄悄地等待着，焦急而幸福地等待着..三月初的一天。楠竹山村谭世名家宅。谭世名的弟弟、妹妹正在家宅门前玩耍，两个身穿灰蓝色军服的军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军官模样的军人问：“小朋友，这是谭世名家吗？”
　　弟弟、妹妹惊愕地齐声回答：“是！”那人又说：“请传话，我们是找谭世名的！”弟弟、妹妹高声喊道：“爸爸！来客人了！”谭世名的父亲在屋里应了声：“好！马上来！”谭世名的父亲从屋里迎了出来。一看是两名身着“中山服”式灰蓝色军装的，头戴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大檐帽，系着牛皮腰带，打着绑腿，威武中带有潇洒。父亲一看，便知是国民革命军的人。
　　可军人为何来找世名？老人困惑而惊奇。但是，既然是找儿子的客人，又不得不热情接待。原来，这两名军人正是陈赓从武汉派来招兵、顺道接谭世名去武汉的。陈赓上次信上说：“不几天，将有两军人前来家乡招募，顺便接世名来汉投笔从戎！望候！”这两名军人就是陈赓信上所提的那两位军人。
　　一名军官姓邹，另一人是侍从。宾主落坐。老伴端来了茶水。谭润区打破沉默问道：“官长，尊姓？”军官模样的军人回答：“不敢，姓邹。”谭润区又问道：“请问官长，找我儿子世名何事？”那军官回答道：“鄙人奉命来湖南招募，陈官长要我来接护妹夫谭公子赴汉口。”一切全明白了。谭润区忍住满腹怒火，把儿子谭世名从学校叫了回来，接待客人，安排食宿。次日，国民革命军的两位军人先去湘乡县城。他们约定：转回来接世名到省城长沙，然后同赴武汉。并说：“这是陈官长给我下达的命令，完不成任务不准回营。”
　　送走了客人，谭润区家里闹翻了。秋葵为丈夫准备行装等待起程。谭润区训斥：“抛弃列祖列宗，骨头要往外乡扔！”世名不管父亲说什么，就是默不作声。他主意已定：无论如何，即便与家里闹翻了，这次也要走出家门去闹革命！二都柳树铺。谭润区火冒三丈，跑到了亲家陈绍纯家，准备拿亲家试问。他指责陈绍纯，说是他的儿子陈赓把他的长子“勾引”走的。
　　陈绍纯知道亲家的脾气，也不与他分辩，而是心平气和、不慌不忙地接待了他。陈绍纯先是让坐端茶，然后让老伴做了几个菜，拿来一壶酒，亲家俩说长道短地斟起酒来。起初，谭润区还是气呼呼的，无理找三分，对陈绍纯说：“你的儿子不争气，没出息，不安分守己在家做学问，当了兵。今天你的女婿教书好好的，你的儿子偏要把他‘勾引’走，去当兵送死！何等用心？良心何在？”陈绍纯平静他说：“润区兄，先喝酒，慢慢说，别急！别急！”“喝！”亲家俩又对干了一杯酒。酒过三巡，陈绍纯开口了。“润区兄，话可不能那么说。世名出走之事不在今日。在咱兄弟攀亲之前，孩子们从小时起，就扎下了根基。他们这一代人，不像我们这一代受封建殖民地思想的愚弄，遵从旧礼教，不敢反朝廷。他们的思想时刻都在变化。他们在觉醒，他们不甘心国人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凌，也不忍心再受皇帝朝廷势力的压榨，所以，想去拼搏一番。我说润区兄，不知你想开想不开？我是想开了，就让他们闯去吧！当然，也有风风雨雨的危险时候，而润区兄就是把儿子硬留在身边，在这动荡变化的乱世年月，你能管保儿子不受一点伤害？”经陈绍纯这么一开导，谭润区的头脑真的有点开窍了。谭润区的火气消了，暗想：
　　亲家的话，有点道理。然而，谭润区还是坚持说：“绍纯弟，你怎么还不了解我父子断肠的心情呢？”陈绍纯又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润区兄，世名走，不是先走这么一个吗？你看我已经走了几个？长子陈赓走了，老二、老三也走了，连他们的妻子、我的两个儿媳，也都在外头东奔西跑、走南闯北。他们身下带有一群年岁小的，你有四、五个，我还有三、四个。你一个个都去管、都去拦，哪能操劳得了？”陈绍纯停了一下用眼瞟了他一下接着说：“至于这次世名走，与陈赓有关系，这我也承认。但也要看到世名这孩子也有个人的理想与追求。让他去闯一闯，说不定比你把他关在家里还能出息。再说，陈赓和世名，他们是小时的同学和朋友，亲如同胞兄弟，现在又是妻兄与妹夫的关系，陈赓接他出去共事，润区兄还有什么下放心的？”亲家的一席话，使谭润区口服心服了。陈绍纯举起酒杯说道：“润区兄，把这最后一杯酒干了！”谭润区应道：“干杯！”一场轩然大波就这样被陈绍纯平息了。当谭润区返回楠竹山村时，心中的怒气已经烟消云散了。只是一心一意准备着酒菜，为即将远游的儿子送行。一切准备就绪，谭世名来到了湘乡县教育局，辞去了楠竹山村七星桥初小教师的工作。静静的楠竹山村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谭润区的长子也投笔从戎了！出发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谭世名眼含热泪，与妻子秋葵依依话别。秋葵的眼睛红红的，默默地把一个包着换洗衣服的小包袱递给丈夫，帮他挎在肩上。“世名哥，山高路远，你可要保重。”
　　说着说着，鼻子一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掉了下来。谭世名强忍离别之苦，轻声道：“秋葵，我家人多嘴杂，
　　家规严厉，你要忍着，等我回来就好了。”谭世名知道，自己家规严厉，秋葵又是长子的妻子，不仅要侍奉公婆，还要关照年幼的弟弟妹妹，十几岁的秋葵一下子挑起这么重的家务担子，可不轻啊！“你放心走吧，别惦着我。”
　　秋葵是个贤惠妻子，为了让丈夫放心，她说道。“秋葵妹妹，山再高，水再长，可是隔不断我俩的情，我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会心里装着你。你也在心里装着我呢。”“我晓得，世名哥，你别说了。”接着秋葵又叮嘱道，“见了大哥，问一声好。”“哎。放心吧。到了地方，见到大哥，我会写信来的。”
　　分手的一刻终于来到了。谭世名在舅舅的陪送下，跟随接他的两位军人，踏上了北上的征程。他一边走，一边回头挥手与家人告别。秋葵迎风而立，目送丈夫身影消失在路尽头。秋葵哪里知道，丈夫这一走，竟是永决。谭世名也不晓得，这一走，他再也见不到那个善良美丽的秋葵妹妹、他的恩爱妻子了。谭世名离开故土，便改了名字，他认为世名这个名字带有封建色彩，于是改名叫谭政。数十年后，谭世名——谭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名彪青史。1927 年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汉口。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特务营营部。一位身穿国民革命军灰蓝色军装、佩带军衔的军官，正在营部里来回踱步。他浓眉大眼，英俊潇洒，显得十分英武。他就是年方二十四岁的特务营营长陈赓。此时，他正在等待着从老家湖南湘乡远道而来的妹夫、少时的同学——谭世名（谭政）。不一会儿，两个显得疲惫的军人将谭政带进了营部。陈赓见了谭政，先是一愣，接着，他立即上前，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喜悦，兴奋，激动与昔日别离的思念之情，顷刻间都融化在这紧紧的拥抱之中。许久，陈赓与谭政才分开。陈赓让谭政坐下，勤务兵端上了两杯热茶，两人的激动之情平静下来。谭政向陈赓诉说了自己出走前后的简要经过。同时，他告诉陈赓，他已经为自己改了名字，叫谭政。最后，他高兴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今天总算冲出来了，冲破了封建家庭这一关！
　　但还不知怎么革命？”陈赓笑着对自己的妹夫谭政说：“你这个绅士家庭的书呆子，能摆脱家庭的束缚走出门来，这本身就是一大革命。”武汉，国民革命的中心。谭政一入伍，便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特务营第二连，任上士文书。谭政，这个名字出现在二连花名册上。不久，营指导员设立办公所，谭政升任营指导员办公所的准尉书记官。谭政下连队的第一课，便是真枪实弹地操练。他穿上了一身灰蓝色的国民革命军军装，从昨日的书生、教师变成了今日的革命军人。春夏的武汉，时而阴雨绵绵，时而骄阳似火，烈日炎炎。然而，作为军人的培养与锤炼，是不能以天气的阴晴、气候的冷暖为转移的。愈是恶劣的环境，愈是训练军人的好场所、好时机。谭政整日跟连队严格操练，无论什么恶劣的环境，他都坚强地坚持着。各种制式教练，持枪、瞄准、起卧，每一课程、科目，他都刻苦地学习着，操练着。
　　他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应该是个名副其实的武士，随时准备打仗。可是，严酷的现实告诉谭政，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光知道怎样打仗是不行的，更重要的必须知道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这就是政治。特务营二连驻地。操练完毕，谭政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痛。但是，他顾不上休息，提笔连写了两封家书。
　　他先给父母写了一封信：父母大人台鉴：
　　儿已抵达湖北省城——汉口。陈兄分配我于国民革命军营充军。儿不孝远离父母。但又得先卫国不受倭寇欺侮，而后才能报效父母，此乃国民之责矣！
　　儿克军，整日操练习武，生活紧张不惯，数日后，军队生活即习以为常，望大人勿须惦念！
　　儿
　　世名敬上
　　然后，他又给爱妻秋葵写了一封信：
　　葵妻：我已顺利抵达汉口，来到陈赓兄所在兵营。赓兄已按我之意愿让我在二连担任文书。来汉口，人生地又不熟，加上我无出过远门，承蒙陈兄关照；又，陈兄多年未见葵妹，又闻身体不佳，陈兄对妹挂念至极。入伍前，我已把咱商定了的“谭政”大名填报连上。从此，我的名字将改为“谭政”，不再叫那个封建主义的“谭世名”。好不？入伍之后，操练繁忙，唯军事生活尚未习惯。但特务营与其他不一般，这里书报刊物齐金，有《响导》、《中国青年》、《共产党ABC》，等等，这些从来没见过的书刊，我如多日不食，狼吞虎咽阅读。走后，仍挂念弱体多病，望不过分劳累，注意保健！
　　兄
　　谭政 启
　　就在谭政发出家信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叛乱，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于是，谭政非常理智地与家人中断了联系。父亲谭润区与母亲挂念长子，忧心如焚，不免牵怒于媳妇秋葵。秋葵更挂念丈夫，回娘家打听，连赓哥也杳无音信。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秋葵终于病倒了，这一病，就再也没有挺起身子来。临去世前，她还一直默默呼唤丈夫的名字。家中发生的一切，远在千里之外的谭政并不晓得。直到全国解放后，家人才有机会向他当面诉说妻子秋葵临终前的情景。谭政听了忍不住悲从中来，泪洒衣襟。他对妹妹说：
　　“可惜啊，你秋葵嫂子死得太早了，要是看到全中国的解放，她该多高兴啊！
　　你秋葵嫂子性情温柔，性格爽朗，什么事情都没见她犯愁过。真是个贤妻啊！”
　　谭政来到汉口，一进兵营，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还没有对外开战，就闻到军队内部的火药味儿了。在谭政入伍下连队以前，陈赓就根据自己同反革命斗争的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诫过他：“谭政弟，在这个地方可不像在学校读书，也不像你在小学校当老师只管一群娃娃。斗争在即，尖锐复杂，说不定哪个时辰脑袋就会搬家！你下连队，可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书呆子气！这个部队基本上还是军阀的部队。我们党往这个部队只派来少数军官，力量很小；原来的军官，大部分都很反动。所以，你要特别提高警惕。”谭政点了点头，把陈赓的话牢记在心底。陈赓、谭政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原是唐生智任军长的第八军。唐生智，湖南东安县人，早年在军校读过书，参加过辛亥革命。1914 年从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后，由见习官到排、连、营长，在湘军中担任过各种军职。1924 年1 月国民党改组后，广东的革命浪潮很快波及湖南。唐生智为保全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经亲自去洛阳会见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请其支援；又派人前往广西和广东联系，窥测南方形势。
　　1926 年初，湖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吴驱赵运动，唐生智乘此时机取代赵恒惕，表面声称驱赵，但实际并不坚定。3 月12 日赵恒惕通电辞职后，唐生智即派部队进入长沙，自行代理省长。此时，广州国民政府派唐生智在保定军校的同学陈铭枢和白崇禧前来同他联系，中共湖南省委也对他们作争取工作。唐生智表示拥护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同年5 月下旬，北伐军第四军、第七军进入湖南，援助唐生智打退了吴佩孚的反扑。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6 月1 日，唐生智在衡阳接受了广州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和湖南省主席职务。7 月9 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 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以第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主攻，7 月11 日占领长沙，三天后他正式就任省主席，并率全军宣誓加入国民党。鉴于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和对北伐战争的有力支持，为了巩固在湖南的统治，他采取同中共合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容许开展工农运动。8 月12 日，北伐军总司令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先攻取武汉，然后向长江下游发展。唐生智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统帅第四、七、八军沿粤汉路北上，9、10 月间相继攻占武汉三镇。第四、七军随即转入江西战场，第八军留驻两湖整训。1927 年间，唐生智统治了两湖和豫南，成了武汉国民政府中权势最大的人。这时，他向各方进行拉拢，对中共表示友善，甚至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中共党组织把陈赓安排到唐生智的特务营任营长，除因当
　　时唐生智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友善，还考虑到陈赓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毕业的时候，党组织通过陈赓和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的友谊关系，曾经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第八军去工作。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誓师以前，陈赓也被派到这个部队里来，以后才前往苏联。唐生智总部的这个特务营是独立的，共有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步兵连有二百多人，四个步兵连加上机枪连的人数，全营就有一千多人。这些部队主要是由富有革命传统的安源工人组织起来的，军官里面共产党员不少，几个连长都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共产党员。广东革命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经过西北回国时，党组织叫陈赓从特务营抽调一排人护送他，挑出来的全是共产党员。这个营的武器装备也特别好，步兵连都是清一色的汉阳造新式步枪，每连还有二十一支美造新式汤姆式步枪。陈赓率领的这个特务营，好像是党中央的一个警卫营一样，随时承担保卫中央机关的任务。此外，武汉市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名义上归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领导，实际上也由陈赓直接指挥，这就保证了中央机关的安全。陈赓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因他比较活跃，在武汉接触的人很多，除了同周恩来等中央的负责同志保持联系，随时接受指示外，还继续同宋庆龄、邓演达以及汪精卫等一些国民党的上层人物直接接触。这对陈赓在武汉开展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然而，就在这条件较为有利、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紧要关头，一直玩弄着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者支持和怂恿下，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接着，反革命政变在全国相继发生。
　　谭政在汉口入伍时和此后不久，正是“4·12”政变发生的前前后后。在这革命形势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的风雨飘摇时期，各种思想与风浪，也必然要在武汉，在第八军，在特务营反映出来。特务营里虽然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但毕竟还是少数。特务营毕竟还是唐生智管辖下的国民党军阀的队伍。这个队伍的反动分子也在磨刀霍霍准备向共产党下手了。武汉，这个国民革命的中心，现在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中。这些天来，谭政对国内政局的变化十分担忧，他比往常更注意报纸上的新闻了。报纸一来，他就报不离手。谭政在分析研究形势，认识到蒋介石在上海的政变，只不过是镇压革命运动的开始，而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不已经蠢蠢欲动了吗？
　　几天来，国民革命军中反动的旧军官也在四处活动。仅特务营里，人来客去，过往匆匆，拉拢势力，以图结党营私。1927 年5 月的一天。特务营营部静悄悄的。谭政料理完公务，正在专心地看着报纸。突然有人报告。谭政问道：
　　“有什么事？”来人答道：“张之为团长让你立刻去一趟！”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使谭政感到迷惑不解。他跟着那人走出营部，边走边捉摸：特务营是个独立行动的单位，你张团长对我营无指挥权，叫我这个营部书记官去干什么呢？可这些天来，政局变幻多端，人心思动，拉帮结伙准备反共的大有人在..想到这些，谭政的思想作了应付的准备。他们拐了几拐来到了张团长的住处。“报告！”接谭政的那个士兵喊了一声。“进来！”房里传出了回声。
　　“报告团长，特务营的书记官谭政来到！”
　　“请坐！”张团长伸手打招呼，让谭政坐了下来。
　　然后，他开始先来个自我介绍：“本人张之为，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现任国民革命军团长！今日，特地请来谭书记官，叙谈叙谈！”
　　接着，他拉起长腔，装腔作势，显示出颇有文化素养的样子兑：“谭书记官很有文才，为何不当地为官，远来从军，与我军专职共事？”
　　谭政见状，心中十分讨厌。但既然是斗争，就要讲究策略与之周旋，看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谭政回答道：“中国，封建专制两千余年，落后贫穷，封建皇帝，荒淫无耻，不顾百姓死活，丧权辱国。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打倒军阀封建割据，以使中国统一，经济繁荣富强，中华民族兴旺。学生前来从军，即为实现孙中山革命宗旨而奋斗！”
　　张团长假惺惺地接话道：“谭书记官忠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敬可佩。至于联共，必当深思。共党煽动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实与党国对立，制造内乱，故蒋委员长下令镇压骚乱！”
　　听到这里，谭政心里怒火中烧。但为弄清虚实，他压下怒气，忍气吞声地听下去。
　　为了尽快引这位团长亮相，谭政转了话题：“团长先生，你我素不相识，而且你是上官，我是小官，不知找我来有何事吩咐？”
　　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啪！”把桌子一拍，露出一脸狰狞的凶相说道：“原谅本人直言，好！直说了吧！”他停了一下，眼珠子一转，接着说：“你听说了吗？汉口的共产党也在动员工人起来造反，在国民革命军里的共产党也在策划哗变呢！”谭政假装不解地回答：“我一个教书先生来从军，是为实现三民主义，哪里知道这些事情？”他暗自高兴知道了敌人的底细。这位老谋深算的张团长见谭政不愿上钧，就又软硬兼施、敲山震虎式他说道：“听说谭书记官入伍后拿着共产党散发的传单、宣传红色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不撒手！咱俩是老乡，看在这乡亲的面子上，我要拉你一把，可不要上了共产党的当，中了共产主义的毒！”
　　张团长叫他来的用意，谭政现在已知道十之八、九，但还不知道目前武汉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了进一步摸清底细，谭政随声附合了一句，问道：“张团长，在武汉会不会发生类似上海那样的流血事件？”这位自作聪明的张团长以为谭政这个人伍只几个月的“书呆子”上钩了，当即向谭政发问：“如国共战端发生，你将跟谁走？”谭政严肃地回答：“这，我得想一想。”这时，张团长起身靠近谭政几步，神秘兮兮并带有几分威胁他说道：“明着告诉你谭书记官，不几日，国民革命军里面的共产党将被清除干净，不留祸根。你如与共党同谋，也将一并清除！”张团长边说边作手势，把伸平的手掌砍向桌面“啪”一声：“刀切！”这一声响使谭政猛然一惊，更加清醒了。以往的分析、研究与判断，已被证实：武汉的敌人要向共产党下手了。谭政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营部，心情无比沉重。想不到这个国民革命的中心武汉，现在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尽快地把探听来的消息告诉陈赓，谭政焦急地等到熄灯号吹过的夜深人静，才轻轻敲响陈赓的房门。陈赓听这敲门声非比寻常，没有回话，警惕地拉开门缝观察动静。一看来人是谭政，陈赓悄悄把他放进来。陈赓刚要去找灯，谭政一把按住他的手：“陈赓兄，不要开灯！”陈赓忙问：“谭政弟，有什么紧急事情？”谭政把当天张团长叫他去的前后经过对陈赓讲了一遍。陈赓由此证实了这几天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是可靠的。听谭政讲完后，陈赓嘱咐道：“我知道你被张之为叫了去。你要学会同敌人作斗争！谭政弟，你要利用你无党派的身份主动与张之为接触，缠住他不放，了解敌人的行动计划！”谭政点了点头，匆匆离开陈赓的住处。
　　当他躺在自己的宿舍里的时候，夜，已经很深很深了。他透过窗口凝视着那漆黑无际的夜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思绪与感叹。武汉的黑夜来临了！他默念。1927 年7 月15 日。武汉三镇，骄阳似火。警笛尖叫，军警遍地。汪精卫丢开了他借以发家的三大政策，公开反共，到处搜查共产党。“无限苍生临白刃”。上海龙华寺、南京雨花台、长沙浏阳门、武汉关山口展开了杀人比赛。早在1927 年春天，武汉的形势就己发生变化。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政府内部以投机政客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假左派也动摇起来。5 月21 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统治江西的朱培德脱离武汉政府宣告独立。6 月29 日，武汉内部反动军官何键（三十五军军长）发出反共训令。7 月15 日，汪精卫集团举行分共会议，通过“分共决议案”，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7 月15 日以后，汪精卫又密令何键进行反革命大屠杀，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个漏网”。霎时间，革命中心武汉成了反革命的根据地，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此时，何键看中了陈赓特务营机枪连的几挺新式重机枪，他不愿意让这支力量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便派部队用机关枪对准陈赓的门口，逼他只身离开特务营并被软禁，营长职务被撤销，原来掌握在陈赓手中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也被汉口卫戌司令李品仙下令缴械。陈赓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同时，特务营连、排长大部分被撤换，指导员办公室解散，身为书记官的谭政，因为没有顺从团长张之为的意愿，被视为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而失去自由。
　　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陈赓沉思着，并果断地作出决定：“逃！不能坐以待毙！否则就意味着被反动派捕杀！”陈赓下定了决心并悄悄通知了谭政，确定了行动约定的时间、地点和计划。他们准备在四更时分自己人站这班岗时出营门，过江去武昌寻找已转入地下的党中央。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陈赓和谭政按着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悄悄地逃离了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队军营。陈赓领着谭政，穿过汉口的大街小巷，左转右拐，来到了长江江岸。汹涌的波涛，低吟着悲歌，带着不平与惊愕，滚滚东去。这两位生死与共的朋友、兄弟与战友，沿着江岸向上游又走了好长的一段路程..突然，陈赓放慢了脚步，对谭政说：“慢走！”然后拉住谭政的手，钻进了江边漂浮的船坞。这里，是我们党的秘密联络站，有自己的船只，经常转运地下工作人员，往来于汉口、武昌之间，也用不着出示什么证件。撑船的一老一少，对陈赓和谭政的到来，十分热情，不一会，木船载着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中流击水，缓缓向对岸——武昌驶去。武昌，中国革命中心城市之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发源在这里，中共最早在这里建立了党的组织，国共合作时期曾在这里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为我们党所控制的叶挺部队也驻扎在此。这里的武昌警卫团，原来也是叶挺的部队。后来，叶部主力移防南昌，武昌尚没有叶挺第二十四师司令部留守处。三个月前的中共五大曾在这里举行。陈赓在小船里低声向谭政介绍了武昌的有关情况。经历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对于谭政来说，这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次”。他听着陈赓的讲述，凝视着东方逐渐发白的夜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与兴奋：“咱这真是黑夜辟光明啊！”想到这，他“哈哈哈”大笑起来！笑的是那样真诚，那样痛快！陈赓见此景不解地问道：“世名，你在想什么？大难临头竟如此快活？”谭政不加掩饰地回答说：“庶康兄，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和历史上的探险家一样在漂洋过海吗？多有意思！”
　　陈赓若有所思、意味深长他说：“是的，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几座大山，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去做历史的探险家还没有尝试过的冒险——取得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把中国由黑暗引向光明！”小船载着未来共和国的两位将军，在阵阵欢歌笑语声中，从汉口驶向了武昌，由黑夜驶向了黎明。武昌督军府。警卫团驻地。四周矗立着高大宽厚的灰色围墙，宽广的阅兵场平布在府中央，阅兵场的前面，是戒备森严的督军堂，后面和两侧，是整齐的营房。督军堂为军队最高统帅的军事机关所在地。远远望去，武昌督军府显得既神秘莫测，又威武壮观。武昌警卫团驻在武昌督军府。这里现在是武昌国民政府所在地，警卫团担任国民政府的警卫任务。这个团是以叶挺部队为骨干组建起来的，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该团的领导干部都是我们党派去的优秀共产党员。团部里，一个个头不高，但却气质高雅、派头十足的小伙子，在训练有素熟练地处理着军务。他，就是警卫团团长卢德铭。
　　卢德铭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参谋长，是由叶挺提名走马上任的。他生龙活虎，具有军事家气派，在北伐军中指挥机智，作战勇敢，堪称智勇双全的典范。“报告！”谭政在一名卫兵的带引下来到了警卫团部。“进来！”
　　团部里传来了团长卢德铭的回声。“我叫谭政，..”谭政扼要地作起自我介绍。“哦，我知道了，陈赓已向我说过你的情况。”说罢，卢德铭叫来卫士并告诉他：“你把谭政领到九连交给张连长！”这样，谭政便到九连当了文书。原来，陈赓和谭政来到武昌后，先落脚在第二十四师司令部留守处。
　　陈赓对谭政说：“咱先在这里歇个脚，明天我去联络。下一步怎么走，等我回来再跟你说。”此时，虽然武昌的党中央已转入地下，并筹划迁回上海，但周恩来仍在这里。由于情况的变化，我们党正在策划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
　　陈赓将被派赴南昌，协助周恩来等组织南昌武装起义。陈赓接受任务，兴高采烈地回到驻地，他告诉谭政：“我将赴南昌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我已经和卢德铭团长说好了，把你安排在武昌警卫团，跟随警卫团随后赶来南昌。”
　　接着，他又嘱咐说：“南昌暴动，将是中国革命走向用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始。记住，谭政弟，在这条革命的道路上，无论怎样坎坷崎岖、艰难险阻，也要坚定意志，走下去！”谭政听了陈赓这耐人寻味的深情话语，轻轻地点了点头。这句话后来成了谭政的座右铭。当谭政按着陈赓的安排找到卢德铭，卢德铭根据陈赓的介绍，得知谭政文化水平高，但军事知识少，而九连张连长也是我们党派到这个团的共产党员，但他没有文化，要求团长给他配一个文化程度高的干部。就这样，谭政便来到了武昌警卫团，安排在九连担任文书。8 月2 日深夜。“嘀嘀嗒！嘀嘀嗒！”当警卫团战士已进入梦乡的时候， 紧急集合的军号吹响了。“军人的天职是打仗。今晚，我们要到武昌城外举行一次
　　军事演习。用当兵的话说，我们打野外去。依照作战预备命令，立即出发！”团长卢德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训话声，划破宁静的夜空，在督军府内外回荡。全副武装的警卫团开始行动了。部队在武昌城郊绕了半圈，转到长江岸上的一个码头。部队封锁了通往长江码头的所有路口。秘密地、有秩序地开进了靠在码头的船舱。“怎么打野外打到船上来了？”战士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谭政没有吱声，因为在当天下午九连张连长与他的谈话中，他已经知道了这次行动的目的。行动之前，张连长问谭政：“部队要开拔了，你知道吗？”谭政假装不解地问：“上哪儿去？”张连长说：“我也不知道，你还看不出？武昌不是咱们的家，不走，内战爆发也得被枪杀！”谭政说：
　　“对！要把部队拉出去，不在武昌城内和敌人打。先要保存自己的力量，才是长久之法！”张连长说：“谭政，你说得对，我们要把部队拉出大城市，扩大队伍，吸收农民参加。力量渐渐强大，将来才有力量‘争夺天下’！”
　　张连长的一番话，使谭政又联想起陈赓以前说过的那些话，谭政隐约猜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开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满载警卫团官兵的轮船，没有笛鸣，没有喧闹，劈波斩浪，顺流急进。谭政回望武昌，渐渐消失在静寂的夜色中。两天后。轮船忽然停止了前进。“发生了什么情况？”战士们不禁相互低声询问起来，眼里闪烁着惊诧的目光。船舱里出现一阵骚动。“大家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下级军官们力图稳住战士们的情绪。警卫团的几个高级军官正在商议着什么。显然，是出现了什么不测。一会儿，轮船不再顺江而下，而是转舵靠岸，停在了湖北黄石港。“背起行装，扛上枪上岸！”
　　“急行军，徒步前进！”命令迅速传达下来。队伍急匆匆向湖南方向开去。
　　原来，8 月1 日深夜，团长卢德铭接到两份电报：一份是周逸群从南昌发来， 说南昌已经起义了；另一份是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命令警卫团星夜赶往九江待命。卢德铭看完电报，立即找来团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研究，最后决定去南昌，不去九江，但是可以利用警卫团调往九江的命令出发。于是，便有了这次军事行动。然而。就在武昌警卫团采取紧急军事行动，参加南昌起义时，汉口汪精卫集团发觉了警卫团的行踪，通报驻九江张发奎的部队封堵了江口。船行两天以后，警卫团才得知这一情况。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才出现了停泊、转舵、靠岸这一幕。部队在黄石港上岸后，随即经武宁、靖安向南昌方向疾进。行军途中，部队又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远去闽、粤。
　　于是，警卫团再次改变计划，决定西进修水，休整待命。部队途经武宁时，遇到了一支平江农民军，于是警卫团与他们合兵一处，相约同赴修水。经历了将近一个月的奔波，警卫团终于进驻修水，休整待命。一个月疲于奔命，后有敌人追兵，前有高山峻岭相阻，困难可想而知！一开始，许多战士脚板磨起了血泡，有的人途中病倒了，然而大家的意志没有消沉，不仅没有人掉队，而且没有人逃跑。但是，当队伍沿着江西九岭大山与追敌周旋时，警卫团里不少士兵，经不起长途行军的折磨，加上脚上打了泡、化了脓，便掉了队。谭政，这个刚出来当兵不到半年的书生，也因此掉了队。艰难地追赶大部队。看到不少掉队士兵意志消沉，谭政自然而然担负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做起了掉队士兵的工作。他边走边给战士们讲故事，讲革命的道理，讲革命的前途，从而坚定了掉队战士的革命意志，大家一块儿抵达了修水，追上了大部队。有一天，晚上宿营的时候。夜深人静，谭政听到几个战士小声说话，像是商量着集体逃跑。领头的是个旧军人。谭政就找到这个人谈话，接着又说服了其他几个想开小差的人。后来，这几个人也参加了日后的秋收起义。
　　井冈山斗争时期，这些人中的一个见到谭政时，曾感激地说：“多亏谭书记①的帮助，不然早就脚底板抹油——溜了。”谭政却说：“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没有个底，摸不着头脑嘛！”修水县城。警卫团进驻修水后，为合法地开展斗争，编入省防军暂编第一师。这时，团长卢德铭等前往武汉向党中央报告工作，部队由第一营营长余洒渡指挥。夏日炎炎。师部书记（即秘书）谭政在师部接待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身材高大，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身旧中山装，一副知识分子模样。来人自我介绍道：“我叫罗荣桓，是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谭政急步上前，握住了来人的双手，连声说道：“我知道了，这不正在这里等待您的到来呢。”
　　“听口音，你是湖南人吧？”谭政略微停顿了一下问道。“我是湖南衡山人。”
　　“哎呀，真巧，我也是湖南人。我是湘乡人。”谭政笑着说。两个人认定了是老乡，更加亲热，进而攀谈起来。罗荣桓是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这次是专门来修水与警卫团取得联络的。罗荣桓遇到谭政，一见如故。
　　当他知道谭政是个知识分子军官，便向谭政介绍起了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相结合的经验。谭政也根据自己在来修水途中做战士思想政治工作的体会，向罗荣桓谈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最后，他得出结论说：“如果没有政治工作，部队就得不到巩固，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罗荣桓听完谭政的话，不禁颔首。他觉得谭政虽不是党代表，但想的问题可不少，是个政工干部的好材料！罗荣桓也向谭政介绍了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两人谈得十分投机。这是谭政与罗荣桓初次相见。然而，这次相见却注定了他们之间的不解之缘。后来，他们一同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又一同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井冈山时期，又一同做政治工作，出席著名的古田会议。
　　解放战争时期，两人同在东北野战军工作。解放后，又先后担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革命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纷飞的战火中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接上联系后，罗荣桓立即返回农民自卫军，并率部来到修水，加入了武昌警卫团。8 月下旬，警卫团与平江、浏阳农军负责人在修水的山口召开会议，决定把这几支武装力量会编为一个师，由余洒渡任师长，静候中央指示。不久，卢德铭从中央返回部队，并且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9 月9 日，将要举行秋收起义！驻扎在修水的警卫团，投入了紧张的整训之中。他们焦急地盼望着秋收起义的到来。
第二章 当秀才不怕难领袖在身边
　　1927 年9 月9 日。江西修水渣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驻地。明媚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警卫团驻扎的院落，留下参差斑驳的树影。南国的秋风吹过，使燥热的空气透出几分凉意。警卫团的战士们步履匆匆，收拾行装，准备出发，攻取平江，会合其他各地的义军，发动秋收起义。大革命失败以后，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决定，“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在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有系统有计划的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九月间在湘赣边界举行秋收起义。8 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员兼中共前委书记毛泽东回到长沙，组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制定起义的具体计划。接着，毛泽东抵达江西安源，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起义在修水、铜鼓、安源三处同时发动，然后三路大军合击长沙。9 月9 日，秋收起义爆发。按照计划，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编为四个团，组成中国工
　　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全军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起义总指挥为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卢德铭，师长为余洒渡。这样，按照既定计划，现驻修水的武昌警卫团及其相汇合的其他农军，被编为第一师第一团，并且即日暴动，向平江进发。
　　滴嗒！嘀嘀嗒！”紧急集合的军号吹响了。警卫团的战士迅速集结起来，整装待令。起义总指挥、老团长作了简短讲话，向第一团授旗，宣布秋收起义开始，命令部队向平江进发。这时，谭政担任第一团团部书记。谭政闻听秋收起义的消息分外激动，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的行列。
　　第一团以收编的第四营打前锋，作为右翼，第二营为左翼，第一、三营和师部居中。从修水县城出发，经马拗、渣津、朱溪厂，越过平、修边界，占领平江县龙门厂。就在起义部队向平江推进时，敌人增派一个团驰援平江。第四营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埋伏在长寿街，反攻起义队伍，第一团腹背受敌，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铜鼓方向转移。在这次战斗中，谭政亲眼目睹了发生的一切，部队临阵叛逃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同时，卢德铭等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模范行为有力震撼了谭政的心。他也冒着枪林弹雨，在部队中来往穿梭，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救护伤员，掩埋牺牲的同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秋收起义失败了。1927年9 月20 日清晨。
　　初升的太阳照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操场沐浴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中。
　　宽阔的操场中央，一千五百多名秋收起义撤退下来的指战员列队静立，他们面容憔悴，连日来的奔波，使他们显得十分疲惫。但是，他们脸上充满刚毅之色，一动不动，正在聚精会神地聆听队伍前面一个人的讲话。
　　那人身材修长，蓬松着满头长发，身着老蓝布农民装，脚穿草鞋，黑红的面孔，看上去三十多岁。
　　他左手卡着腰，挥动着右手，操着地道的湖南口音，面向大家说道：
　　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谭政怀着崇敬的心情，专心聆听并且注目着讲话者，因为他知道，讲话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谭政完全被毛泽东的话语吸引住了，那耐人寻味、富有哲理的话语，那充满激情的手势，无形中让人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秋收起义失败的阴影逐渐在人们心头淡去。谭政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他为毛泽东在失败面前那超人的胸怀，坚韧不拔的毅力所折服了。谭政暗下决心：不管今后革命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曲折，也要跟着毛泽东于革命！队伍出发了，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前进着。1927 年9 月29 日晚。江西永新三湾村。浓黑的夜幕伴着连绵的秋雨，将湘赣边界九陇山区笼罩在漆黑的雨雾中。三湾，这个只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在摇曳的风雨中，显得形单影只。枫树坪一座破旧的古庙里，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正在微弱的灯光下，紧张地进行。会议提出井通过了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的问题。原来，就在谭政跟随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从文家市里仁学校出发后，部队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进军，爬山越岭，道路崎岖难行。再加上疟疾、痢疾蔓延，病员大量增加，疲劳、疾病威胁着整个部队。9 月21 日，部队到达萍乡县芦溪镇宿营。次日清展出发，行至距芦溪镇十五华里的山口岩，遭到江西军阀朱培德部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的伏击。起义部队仓促应战，损失很大。在此危急时刻，总指挥卢德铭亲自率领一个连，占领路旁高地，阻击敌军，掩护部队转移。敌军人多势众，抢占了附近的山头，居高临下，向起义军阵地猛烈射击。起义部队损失严重，死伤数百人，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二十三岁。芦溪受挫后，起义部队中弥漫着消沉情绪。不少人看到失败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瑟瑟的秋风染黄了路边的树叶，身穿五颜六色便服的起义部队，越走越显得稀稀拉拉。有的人干脆跑到队列外，一屁股坐在路旁休息；有的人擅自跑去采摘树上的野果子；有的三五成群，咬着耳朵瞎嘀咕；有的干脆开小差逃跑了。
　　有的干部军阀作风严重，以错对错，对士兵的错误，开口骂人，动手打人。
　　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回忆说：
　　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这一切，毛泽东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当然，促使毛泽东决心进行三湾整编的还有很多因素：首先，起义军队伍秋收起义有五千余人，现在，经过短短半个多月的战斗，只剩下不足一千人了。虽然还保持着师、团、营、连的架子，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事实上处于组织涣散的状态；其次，从部队的成员看，各地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从旧军队出身的人，他们怀着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美好向往，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在严重的考验面前，多数人表现是好的，然而也确有不少意志薄弱者悲观动摇；最后，从党的组织看，过去党以城市为中心，主要在工人阶级中活动。现在到农民中来，一部分党员干部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思想上产生了混乱，认为这样槁，革命前途无望。等等。为此，当部队到达三湾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毅然作出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第一，对部队进行组织整编。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第一、第三两个营，每营三个连，加上原来的特务连，共有七个连队。多余的干部组成军官队。伤员与战斗员分开，成立卫生队。谭政被编入军官队。经过整编，人员虽然减少了，但队伍却精干了，战斗力有明显提高。第二，在组织整编的基础上，部队着手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根据北伐军中建立共产党组织的经验，进一步提出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为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第三，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可监督军官，废除烦琐礼节，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官兵生活待遇一样，吃一样饭菜，穿一样衣服。
　　9 月30 日清晨。雨过天晴，部队集合在三湾村的枫树坪。灿烂的朝霞映红了雨后的三湾村。偌大的三湾村显现出从未有过的生机与活力。毛泽东站在队伍正前方，准备向大家宣布改编命令。首先，大家静立为秋收起义阵亡烈士致哀。站在军官队行列中的谭政悲从中来，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他想起了团长、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卢德铭是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他作战机智勇敢，对待部下亲如兄弟，深受全团官兵的爱戴。秋收起义，卢德铭作为总指挥，一直冲锋在前。当三路起义大军出师进攻长沙受挫后，卢德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率部退却萍乡。在芦溪，部队遭到敌人伏击，卢德铭挺身而出，亲自指挥，掩护部队转移，不幸中弹牺牲。他才二十三岁啊！谭政想到这里，潸然泪下。“弟兄们，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卢德铭一直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又在谭政耳边响起。卢德铭，是谭政崇敬的对象，斯人已去，谭政无比地怀念，怎能不失声痛哭呢。致哀完毕，毛泽东向起义队伍讲话，鼓励大家，乐观向上，他充满激情他说道：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说完，他又大声宣布。起义部队的人，完全是自愿的。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三至五元钱的路费，开证明信允许离队。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如果愿意回来，部队仍然欢迎。
　　毛泽东的话语，像阵阵春风，把战士们心中的火苗又吹旺了。谭政默默地站在军官队的队列里，敬慕地聆听着毛泽东的教诲，回忆着秋收起义以后的日日夜夜。胜利，失败，挫折，困难，奋斗，牺牲..“啊！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谭政的热血在沸腾，他的眼睛又湿润了，跟毛泽东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更坚定了！
　　10 月3 日，金色的阳光洒满枫树坪。改编后的部队又一次集合在枫树下，整装待发。火红的枫树，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像一支支燃烧的通天火炬。枫树下，革命战士精神焕发，红光满面。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一声出发令下，在三湾群众的热烈欢送下，谭政紧跟部队，迈着雄健的步伐，迎着朝阳，向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军，跟着毛泽东去谱写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巍巍井冈，林海茫茫。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井冈山正处在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属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山深林密，没有大路通往山区，只有几条羊肠小道连结峭壁间。同时，井冈山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因而，井冈山的确是个屯兵之地。井冈山地区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力量，毛泽东及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通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工作，袁文才亲自前来迎接工农革命军入山，部队进驻茅坪。接着，工农革命军在水口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遂川县靖卫团团总肖家壁的耳中。遂川靖卫团是一股反动地方武装。团总肖家壁，人称“肖屠夫”，心狠手辣，杀人如麻。风闻工农革命军在水口一带活动，他丧心病狂。纠集三、四百民团，向大汾圩扑来，妄图消灭工农革命军。10 月23 日深夜。深秋的大汾圩，寒气逼人。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已经闭门休息了。谭政也和衣而睡，进入了甜甜的梦乡。谭政是跟随毛泽东率领的工民革命军主力，来到大汾圩的。连日来，部队一直紧锣密鼓地做群众工作，十分辛苦。谭政和大家一样，躺在床上，很快入睡了。一阵密集的枪声突然从天而降，撕裂寂静的夜空。谭政从睡梦中惊醒，一个咕嗜爬了起来，下床摸枪，冲出门去。战友们都冲出屋门，探个究竟。很快，有人向毛泽东报告，遂川靖卫团包围了大汾圩向我发动了袭击！毛泽东临危沉着不乱，当即命令部队向敌人发起冲锋，夺回圩外被敌人控制的制高点，力争突出包围。霎那间，枪声四起。由于敌人发动突袭，工农革命军仓促应战，没有防御准备，在敌人的疯狂冲击下，队伍分散成了两部分，各自突围。战斗更加激烈。部队被分割后，无法联络，情况危急。谭政跟随一支突围队伍，边打边退。敌人气势汹汹，一路追击不舍。谭政又一次尝到了被敌人追击的滋味，忙乱中，简直狼狈极了。
　　一片漆黑之中，也不知跑了多少里路，枪声渐稀，追兵也不见了，大家这才停下来休息。谭政长出一口气，总算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他下意识地一摸身上，行装全无，连挂包也不见了！遭到突袭包围，又被穷追不舍，为了轻装突围，哪里顾得上背什么东西，谭政心里暗叫一声惭愧。他抬眼一看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衣衫不整，行装不全，显得狼狈不堪，不禁一笑，将刚才的危险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部队陆续集合起来了。时至晌午，大家开始点火煮饭。这时，眼前的情景令人喷饭：碗、勺早就丢光了，于是，有的人干脆提起军服前襟的一角，把饭兜在里面，手拿两根刚撅的树枝，夹着饭吃；喝水时，干脆用手捧着喝..尽管部队又一次受挫，但是不久苦尽甘来。大汾圩突围后，毛泽东率部回到茅坪。王佐率自己的农民武装前来参加革命军。工农革命军开始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艰难历程。1927 年12 月。井冈山宁冈砻市。军官教导队。井冈山的冬天，叶落草黄。寒风刮过，荒草落叶随风飘舞。刚刚扎根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缺米少粮，顿顿吃南瓜汤；缺布少衣，天天穿的是当初那身单军衣。军官教导队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这个一百多人的教导队，名曰“军官连”，实则是个集训队，过的是士兵生活，吃的是大锅饭，睡的是地铺，黄土地上铺稻草。一座大房子里，整班整排的人各睡一席地。铺头的稻草常常冒出铺外，他们便弄来根木料或砖头挡住。这种“挡头”同时兼作脑袋底下的枕头。地铺上靠西墙一角的稻草窝里睡着两个人，合盖一床又薄又小的毯子，四只脚全部露在外头。稻草窝里、毯子底下这两个人，一个叫王大年，另一个便是谭政。原来，自1927 年10 月27 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以来，为了训练下级军官，提高指挥员政治、军事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1927 年12 月，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创办了军官教导队，由吕赤任队长。教导队的学员，除了来自军队中的班、排长以及有培养前途的基层战士外，还有来自地方武装的指挥员，训练时间一个半月。受训的内容既包括军事方面的，也包括政治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内容有：
　　政治形势的分析，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群众工作的策略与方法、人民军队的宗旨任务的学习与教育，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与研究等。受训期间，学员们还争分夺秒地学识字，学文化，还通过解释“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
　　建立红色政权”、“扩大革命武装”、“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等政治口号的学习，既了解它们的政治含义，懂得了革命道理，又学会了识字，提高了文化水平，把学政治和学文化结合起来。军官教导队的学习，很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学习群众工作的策略与军事技术方面内容时，不仅在教导队内讲授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同时还组织学员到附近乡村实地开展群众工作，学会如何做好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使学员们在巩固、深化课堂上所学内容基础上，提高实际工作能力。遇到战斗时，学员们拿起武器上战场，在战争中实践所学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谭政本来就是个“书生”，入伍后也一直做文书、书记之类的文职工作，没有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更没有带兵打过仗，但却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于是，经组织推荐便参加了军官教导队。在刚上井冈山时，由于地方反动武装靖卫团突袭，谭政与同志忙于突围，他把随身带的行装丢了精光，于是现在便和战友王大年合睡一床。王大年出身贫寒，是秋收起义时农民自卫军的排长，作战非常勇敢，但没有文化。在军官教导队正巧把谭政和大年编在一个班。两人各有所长和不足，相互取长补短。大年教谭政学军事，谭政教大年学文化，相互帮助，亲如兄弟。谭政没有了行李，大年便让谭政钻进他的毯子里面。毯子又短又小，盖不了身子，二人便用稻草捂着透风的两边，这也难以抵住井冈山秋冬的严寒。半夜里，谭政冻得难忍难熬，无法入睡，他便悄悄溜到了伙房，帮助炊事员烧饭，借以烤火取暖，熬过寒冷的长夜。一个多月军官教导队的生活，使谭政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与磨炼。每天“三操两讲”，谭政毫不含糊。早晨出操，谁也没有谭政去得早。学习军事，他拼命地苦练。练持枪，练跪、立、卧三式射击，练投掷手榴弹。学习战术，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
　　学政治，练演讲口才。在政治课的演讲会上，谭政演讲的题目是：《‘马日事变’和它的历史意义》。他的演讲获得了第一。在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立足的艰难岁月里，谭政经受住了有生以来的最严峻的考验。在军官连不平凡的学习生活中，军官连党代表宛希先和廖春芳的介绍，谭政光荣地加入了中共产党。这是一个多么难忘而又庄严的时刻啊！入党的仪式党代表宛希先住的房子里举行。墙上挂有写着“CCP”的鲜红旗。入党的誓词是：“..阶级斗争，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党纪，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从此，谭政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优秀战士。他决心在更加残酷和火热的武装斗争环境中经受更加严峻的锻炼与考验！1928 年1 月初。遂川。国民党县政府驻地。山区的寒冬早已来临，蜿蜒起伏的群山覆盖着皑皑的白雪。座落在赣西南、井冈山脚下南侧的国民党遂川县政府驻地——遂川县城，已是兵临城下，危在旦夕。本来，上井冈山不久，毛泽东曾考虑工农革命军向北侧永新发展。永新是一个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县，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群众基础好，党的工作开展得早，战略地位重要。然而，鉴于当时永新敌人驻军较强，遂川却没有多少敌人驻军，只有地方上的靖卫团，战斗力较弱。因此，毛泽东决定先打遂川，日后条件成熟时再向永新发展。在砻市，毛泽东向整装待发的工农革命军作了战前动员。之后，毛泽东、张子清、何挺颖等率千百人的队伍，离开砻市，翻山越岭，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层层积雪，向遂川挺进。此时，红军部队已扩大了。原“三湾改编”的秋收起义部队已改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井冈山争取过来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成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这时，军官教导队的集训也已结束，谭政调回红一团任宣传队队长。此次攻打遂川的军事行动，谭政自然也在其中。1 月4 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向遂川城西北重镇、由遂川县靖卫团头子肖家壁苦心经营的反动巢穴——大坑发起进攻。由于工农革命军全体官兵的英勇冲杀，不到三个小时，肖部全线崩溃，狼狈向各处逃窜。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次日兵临遂川城下。
　　守城敌军无心恋战，弃城而逃，工农革命军随即占领遂川县城。工农革命军进入遂川县城后，店铺紧闭，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偌大的遂川成了一座死城。
　　显然，这是由于地主豪绅的反革命宣传所造成的。由于群众受反动宣传的蒙骗，一时不了解工农革命军，所以纷纷躲了起来。看来，军事行动没有政治工作的配合，是难以发生效力的。此时，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真的要大显身手，走进军事舞台的神秘殿堂。工农革命军在前委领导下，组成一支支小分队，立即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工作。谭政也带领他的宣传队，如鱼得水似地在遂川县城走街串巷大搞宣传。他们手持小红旗，逐家逐户地进行宣传。
　　他们还采取大会宣讲、文娱表演等多种形式，对群众进行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宣传。宣传队在向群众作口头宣传时，揭露了敌人的种种罪恶和欺骗政策，宣传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和宗旨，宣传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宣传工农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只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一定会翻身得解放，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宣传队等还在墙上、门上写满了各种标语、宣传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工农要武装起来！”“工农革命军是保护穷人的军队！”“欢迎遂川工农起来参加革命！”等等。这时的谭政，身着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军装，身上斜挎着一枝盒子枪。腋下夹着一捆写好的标语，带领宣传队在大街小巷张贴。他还教少年儿童唱歌子：“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反侵略！反侵略！”站在石阶上打拍子。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基础上，谭政又和工农革命军一起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刚开始，群众怕反动阶级的报复，对于地主的不义之财，往往不敢接受。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们就采取新的工作方法，待夜深人静时，把豪绅的浮财送到群众家里。起初只是送一些粮食、现金等没有标记、群众又经常需要耗费的东西。这种作法深深地感动了群众。没过几天，很多群众走出家门，兴高采烈地挑着箩筐，跟着部队到各处打土豪、分浮财，出外躲避的群众也陆陆续续回到了县城，工作的局面很快就打开了。这样，由于军事行动与政治工作双管齐下，遂川县城的人民得到了解放。他们欢欣鼓舞，编了歌子高声地唱：
　　过新年，
　　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
　　土豪劣绅哭连连。
　　过新年，
　　过新年，
　　你拿斧子，
　　我拿镰，
　　打倒肖家壁。
　　活捉罗普泉..
　　在解放遂川的过程中，谭政的政治才能首次得到充分的体现。1928 年1月下旬。遂川县重镇草林。春节的烟火尚未散尽，草林的早春已经来临。由谭政带队的工农运输委员会一路和一个营的工农革命军及部分赤卫队，踏着带冰的春寒，满怀火热的激情，开进这居住六百余户的集镇，分散各乡，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乡村红色政权，开辟新区斗争。原来，就在遂川县城解放、政治局面打开，遂川县城军民欢庆胜利、共度新春佳节之后，毛泽东、张子清、何挺颖、宛希先等领导人，又带领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和地方政府，分成三路行动委员会，开赴草林、左安等乡下地区，广泛开展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分田地的游击暴动。在很短的时间内，遂川全县迅速掀起了一场打击豪绅地主阶级、肃清封建势力、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红色风暴。在遂川江两岸的辽阔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土崩瓦解了。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惶惶不可终日，成了过街的老鼠。广大人民群众，昨天当牛马，今日作主人。
　　席卷遂川全县的革命风暴，扫荡着一切污泥浊水、渣滓余孽，呈现着一派人类新世界的大千景象。谭政恰在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时调工农运动委员会工作，不久，便带队开来草林圩，分赴乡村开展工作。此时工作刚刚开始，地主恶霸毫不示弱。他们勾结民团进行抵抗，分散粮食，隐藏贵重物资，以保护他们的家产和田园。有的恶霸地主还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切莫上当。说什么“红军来了呆不久，国军马上就来收复遂川”。
　　说什么“红军一走，粮米没收。谁要是吃了分得的一粒粮，鸡犬不留全杀光！”
　　面对敌人的反宣传，谭政带领的武装工作队则是针锋相对。他们一进村便开始了正面的宣传攻势。在村头墙壁上，他们用石灰刷写了醒目的大标语；在村头的稻谷场上，他们说歌谣，唱歌曲，演出小剧目和打倒地主豪绅、戴高帽游街的活报剧；在群众会上，宣传“埃先生”（即苏维埃）和革命的道理。
　　谭政带领的工作队与劳苦大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到几户地主恶霸有血债，有民愤，便把他们抓起来公审，又把地主的粮仓打开，把粮食分给挨饿受冻的农民。群众慢慢被发动起来，揭发地主恶霸的罪行。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复杂，需要谭政的果断处理。打开地主粮仓的粮食，可以分发给农民群众吃，但从地主夹壁墙里翻出的衣物、银元等浮财怎么处理？请示上级时间已来不及，因为当时已得到情报，敌人来攻遂川，上级团部已先行转移，谭政只好“自作主张”了。谭政拍了板，这是他生平头一次。
　　他通知各乡工作人员，分头召开群众大会，把搜出来的衣物，全部分给群众，并告诉群众，地主的这些东西，连同分给大家的粮食，都是地主剥削农民血汗的铁证，这些东西应该归还给农民。至于银元，就作为红军部队的薪饷，用于革命的需要。在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的热浪中，遂川的冬雪悄然融化，草林的草坪一片碧绿。工农革命军解放了这块土地，武装工作队开辟了这块新区的工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草林的早春，阳光明媚，和风煦煦。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了草林圩这片辽阔的草坪。这是草林镇前所未有的盛大万人集会，他们在庆祝草林镇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在万人群众大会上，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军装、头戴军帽、脚穿草鞋、腰系皮带、盒子枪、腿打绑带、脸色黝黑的年轻军官，威风凛凛地登上了主席台，操着纯正的湖南腔，开始了他铿锵有力的演讲。他不是别人，正是谭政。谭政宣讲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伟大成果，宜讲了共产党的基本主张。然后，谭政郑重宣布：
　　老乡们，遂川草休圩区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区政府的正式名字叫“工农兵苏维埃”。那么什么是“苏维埃”呢？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新政府的名字，就是“人民”的意思。我们在“苏维埃”前面又加了“工农兵”三个字，就是说，我苏区人民经过和地主阶级的斗争，有了苏维埃自己的新的政权！①接着，谭政又拉大嗓门宣布：遂川草林圩区工农兵苏维埃，属于井冈山苏维埃的组成部分。井冈山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家作了主人！谭政的讲话结束了。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在无垠的草林圩大地、在井冈山区回荡..1928 年2 月18 日。宁冈新城。初春的晨风，夹着寒意，不时地刮着。座落在宁冈东北面、距茅坪二十余里的新城，四周被高大坚固的城墙围绕着。城内有数百户人家，三百多国民党驻军，二百多地主靖卫团。这是国民党宁冈县政府所在地。远远望去，新城显得格外阴森与威严。在城外已埋伏了一夜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正寻机向新城发起进攻。不一会儿，新城南门慢慢打开。蒙在鼓里的敌军和往日一样，照常出南门操练。待他们放下武器准备做操时，突然喊声震天，埋伏在南门外的工农革命军一齐向敌军袭击。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敌军晕头转向，慌忙逃回城内紧闭城门。随即，第一团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守城敌军发起攻击。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加上城墙牢固，一时敌我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原来，正当工农革命军攻下遂川县城、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掀起红色风暴的时候，江西敌军蠢蠢欲动，老军阀朱培德增调第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一个营至宁冈新城，妄图会同该地的靖卫团，伺机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张子清在遂川得知敌人的意图后，决定攻打新城，击破赣敌的第一次进犯，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于是，他们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迅速从遂川赶回宁冈茅坪。第一团返回茅坪后，与刚升编的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第二团会合。2 月17 日上午，前委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打新城的作战计划。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由第一团第一营担任主攻，攻击新城之东门；第三营攻击南门和北门，以配合第一营的行动；袁文才带领第二团第一营埋伏在西门外，利用开阔地形，待机歼灭溃逃的敌军；王佐率领第二团第二营留守井冈山，密切监视遂川方向的敌军。2 月17 日深夜，大地沉睡，四周异常地寂静。做好充分准备的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张子清、袁文才等率领下，踏着冰凉的露珠，由茅坪出发，分两路向新城奔去。到达新城脚下，按照原定的部署，各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待机进攻，从而才引发了刚才这场激战。在棋山高地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张子清等，决定佯攻南北两门，吸引敌人的火力，然后集中第一团的兵力猛攻东门，以打破缺口，迫使敌人全线崩溃，取得战斗的胜利。根据指挥部的意图，人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搬来了许多梯子、煤油、稻草。工农革命军一同用机枪向东门敌军密集扫时，并用煤油、稻草火烧城门，一面架起梯子，让突击队的战上们奋勇爬越城墙。在第一团的奋力攻击下，东城门被攻破，接着，南门和北门也相继被攻下，守城敌军被迫向西门溃逃。敌人发现西门外火力转弱，便产生错觉，误以为西门外工农革命军兵力不多，于是便打开西门，妄图向外逃窜。早已在西门外埋伏起来的第二团，已布置好了一张严密大网，待溃逃的敌人进入包围圈后，会同前来围剿的第一团，向敌军猛烈攻击，把逃跑的敌人打得死伤遍地，很快结束战斗，胜利地占领了宁冈县城——新城，击毙、击伤包括营长王国贞在内的敌军三百多人，生俘一百多人，活捉敌县长张开明。新城战斗，从清晨打到傍晚。在战斗中，谭政英勇善战，特别是发挥了他政治攻势的本领。
　　谭政和他的队员们，从这个山头转到另一个山头。一会儿把红旗插在山巅，一会儿又插在山坡，引来城里敌人的往意与火力。并声东击西，以假乱真，干扰敌人的判断力，以显示我军人多势众。当午后敌人准备突围时，谭政带领宣传队，在我军战士掩护下，开始对新城敌军喊话：“弟兄们，快投降吧！
　　你们已被红军牢牢包围，你们逃不了啦！”敌人无力还击，但不作声。谭政等又换了个位置大声喊：“红军优待俘虏，红军就要攻城了，快反正投诚吧，投诚过来才是活路！”开始，对于谭政等人的喊话，城里敌人的回答是谩骂，尔后便是沉默、无人回答。后来，敌人一个两个地跑了过来。谭政等对投诚者以诚相待，感化了投诚者，于是投诚者又返回敌群做守城敌军的工作。这样滚雪球，敌人三五成群一个班一个排地跑过来了。攻打新城的这场战斗，对于谭政的锻炼和提高是破天荒的。他不仅把在军官教导队学来的知识（军事的和政治的），巧妙地运用于战斗实践，而且在实践中又有发明创造。新城战斗的对敌喊话，对谭政来说是头一回。这使谭政深刻认识到做好敌军工作的重要性。此后，谭政担负政治领导工作中，便把瓦解敌军，作为军队政治工作原则之一。1928 年2 月下旬。井冈山砻市毛泽东住所。一轮朝日从东方慢慢升起，春意盎然的井冈山川、翠竹绿树，正沐浴在这春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雄伟壮观。可是，在宁冈砻市一幢草屋——毛泽东住所里，又是一夜，灯火通明。伏案疾书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此时正在吸着纸烟，深深地沉思着。可能是过于劳累，乌黑厚厚的长发，使早已瘦削的脸庞显得更加憔悴。
　　“砰！砰！”一个身着整洁军装的年轻军官，正匆匆敲响毛泽东住所的房门。
　　此人就是二十三岁的谭政，他接受组织的指派，前来毛泽东住所担任前委即毛泽东秘书来的。毛泽东打开房门，热情地迎了出来。“谭政同志，你从草林圩回来了！”毛泽东亲切地问道。
　　“是，毛泽东同志！”谭政有些拘谨地回答道。
　　“你的老岳父陈绍纯先生还好吗？”毛泽东又问。
　　“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谭政低声回答。谭政纳闷，只听岳父说过，他认识毛泽东，可毛泽东怎么会晓得我是他的女婿？何况我又改了名。
　　毛泽东看出谭政的不解说道：“你原来的名字不是叫谭世名吗？这是调你到前委来前从你的入党志愿书上看到的。你那老岳父可是对社会、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喽！去年的上半年，我在咱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的时候，也到湘乡去了，见到了陈绍纯先生，他说得很痛快，这个世道得乱透了才能分出个高低、分出个好坏来。陈先生对我说，他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出去了，二儿子、三儿子也去闹革命了，这不，女婿谭世名近日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毛泽东看了谭政一眼，接着又说：“这以后，我就注意了你的行动。秋收起义的时候，我就从武昌警卫团部队名单里找谭世名，只看到有个谭政，没想到谭政就是你这个谭世名。还是这次我要宛希先推选个前委秘书，宛希先说，前不久入党的那个谭政，是个知识分子，湖南湘乡东山学堂毕业的，从军前是个小学教员，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来了，表现很不错。他古文基础好，字也写得工整，很适合协助我毛泽东作前委工作。随后，我让宛希先把你的入党志愿书拿来看过，看到你的现名和原名，这就对拢了。看到了你，也就想到你的老岳父了，哈哈！”
　　听了毛泽东这番话，谭政惊呆了。想不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会注意他这个小人物。过了一会他才想起自己的来意，忙说：“毛委员，我今天是来前委报到的！前委在哪里？”
　　毛泽东风趣地回答：“前委就在这儿.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实际工作就咱俩。”毛泽东又说：“你们在草林圩开辟新区发动群众工作搞得不错嘛！你先说说情况吧！”随后，谭政把他带工作队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称赞谭政：“搞得好！搞得好！”谭政觉得在草林开辟新区工作中，自作主张把没收地主的银元作为罚款带回来用作军饷的处理上没有把握，不知对错，就把事情的经过、处置的原委向毛泽东如实地作了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处理得好！处理得好！我们每人都可以发两元钱的军饷了！”毛泽东又问谭政：“工作队的事完结了没有？”
　　谭政慢条斯理回答道：“一回来，就汇报过。我带的那个工作队也归建了！”然后，谭政把复写出来的一份工作报告递给了毛泽东，并说：“这是我的工作报告，不妥当地方，请您指正！”
　　“那就把你的行李搬过来吧，你就住在外面这屋里。”毛泽东接过报告放在桌上并指着外屋说。然后，毛泽东又接着说：“你来了，就好了！我是很需要你来帮忙的。”毛泽东又指了指桌子上已写成的厚厚一沓子草稿说：“你看，这不，为湘赣边区党的二大写了个决议，还没找到人抄写呢。你来了，先把这件事办办。”
　　就过样，谭政成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这位未来的共和国主席、党的领袖与未来的共和国大将，在这幢简陋的草屋里居住着，交谈着，工作着..井冈山的日月星辰伴着毛泽东、谭政共居的草屋，从春夏走过秋冬，从黑夜迎来黎明。谭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与毛泽东共居一室，朝夕相随，他从毛泽东身上学到的东西可真不少。秋收起义部队刚上井冈山不久，前委决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由团长陈浩、副团长韩壮剑、参谋长徐庶指挥下山去攻打茶陵。当时，毛泽东没有跟部队下山。但恰恰在这次军事行动时，团长陈浩等人与国民党部队“联络”上了，令部队向湘南撤退，企图投靠国民党。这是一起十分严重的叛党、叛军政治事件。然而，毛泽东在处理这起事件的过程中，态度是十分冷静的，艺术性是相当高超的，表现了一个伟人的魄力与策略。事件发生的当时，毛泽东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亲率部队把攻打茶陵的一团接回井冈山，稳住部队的情绪，摸准事件的真相。在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在砻市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了如何处理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并果断决定：召开干部大会，公开揭露、宣布陈浩等人的叛变罪行，以教育我们的部队。在砻市干部大会上，根据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总结了部队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当众宣读了陈浩等人的十大罪状。其中一条是：阴谋叛变投降方鼎英。然后，毛泽东问大家：“大家说，对于陈浩、韩壮剑、徐庶该怎么办？”接着，按照大家的意见，将陈浩等人捆绑起来带走处决了。尔后，毛泽东又宣布了新任命团长、党代表，参谋长的名单。毛泽东对这一军内重大案件断然处理的重大举措，对谭政的教育与影响是相当大的，这对后来谭政处理某些重大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启迪作用。
　　1929 年的一天。一个被五花大绑的青年军官，被士兵簇拥春，押送到了前委办公室。这不是陈伯钧连长吗？谭政吃了一惊。
　　谭政来不及细问缘由，急忙去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不慌不忙地从屋里出来，让兵士松了绑，说：“你们先到隔壁房里休息去吧！”谭政奉命通知其他前委委员来毛泽东住所开会。会议开始了。原来，陈伯钧一不小心，枪走火打死了军官教导队队长吕赤！委员们对陈伯钧枪走火打死军官教导队队长吕赤事件，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有的说，这虽是军队内部事件，但也要严惩。
　　多数人认为，打死人就得偿命，陈伯钧应当枪毙！谭政作为秘书列席会议并担任记录，他为陈伯钧的“死罪”暗暗吃惊。按照惯例，前委会议讨论决定问题，一般都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今天，到会的除毛泽东一人尚未发言，其他人都同意从严处置陈伯钧，这不就等于判了“死刑”吗？
　　毛泽东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慢条斯理地说：“已经死了一个，还要死第二个吗？”前委会在毛泽东提议下，又研究了一番，一致同意从轻处理，但提出：“可以不枪毙，但要打屁股！”毛泽东风趣地说：“屁股也不要打了吧，要打，打个手板就可以了。”陈伯钧含着泪水走出房间，来到前委会会场中间，向在场的人深鞠了一躬，说：“我对不起吕赤同志！”陈伯钧把手伸给毛泽东，说：“毛委员，打我的手板吧！”毛泽东拍拍陈伯钧的肩膀，说：“伯钧同志，接受这个血的教训吧！手板也免了。”陈伯钧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失声大哭起来。这哭声饱含着对吕赤同志的内疚、悼念，饱含着对自己错误的自责、反省悔恨，饱含着对党的治病救人政策的感激！毛泽东对陈伯钧事件的处理，教育了陈伯钧，教育了同志们，也深深地教育了谭政。井冈山的深夜。星光灿灿，夜幕沉沉，毛泽东、谭政住所四周显得格外寂静。已经劳累了一天的毛泽东、谭政，又开始了夜间的工作，不时夹杂着轻松的问话和回答。在谈到井冈山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问谭政：“你还记得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不就地做群众工作、不打土豪筹款的错误吗？他们不懂得工农革命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有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说这是地方政府的事。而当时我们成立起来的县政府呢，又没有担负起新政权的职责，还是沿用旧政府收税、告状、过堂一套官僚老办法，不替人民群众说话、撑腰、办事情，还能不失败？有失败，才会有成功。谭政，你信不信这个话？”谭政似懂非懂，愕然地支吾着。 毛泽东看出了谭政的不解，又进一步地举例道：“你还记得秋收起义攻打县城，还准备打长沙，打了败仗那个灰心丧气的狼狈情景吗？要不是打了那些个败仗，还不会使人们认识到攻打大城市战略方针的错误！也由于吃了败仗，碰了壁，才逼迫我们上了井冈山，你说是不是？”谭政经毛泽东这么一解释，心中顿时悟出了道理。毛泽东紧接着又问谭政：“要不是总结工农革命军打茶陵的经验，纠正了茶陵新政府的错误，你谭政能把遂川打土豪得来的钱带回来做军饷吗？”谭政心中的疑团，被毛泽东这深入浅出的比喻化解了。谭政还断断续续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红军的政治工作问题，红军的成份问题，对士兵的政治教育问题，对俘虏敌军官兵的改造问题，红军内部的民主问题，等等。对此，毛泽东都耐心而又说理地给了满意的回答。时光一分一秒地过去，问题一个又一个地提出。当他们还你来我往谈兴未尽的时候，清晨的霞光，已遮盖了那暗淡的灯光。又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不眠之夜。
　　1928 年5 月4 日。宁冈砻市溪河滩。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鲜艳的杜鹃花，盛开在山山岭岭，弯弯曲曲的砻溪河，唱着歌儿，流向远方。宁冈砻市的砻溪河滩，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今天，井冈山军民庆祝朱、毛两军胜利会师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即将在这里举行。一大早，穿着整齐军装、佩戴着红袖章的毛泽东、朱德两部指战员，以及数千名湘南农民自卫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进入会场。从宁冈、井冈山、遂川、永新、灵县等地赶来的人民群众，也兴高采烈地涌入了会场。会场周围，贴满了五彩缤纷的标语。主席台上，插满了鲜红的旗帜，为大会增添了热烈的气氛。整个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大会由陈毅担任执行主席。在一片锣鼓声、鞭炮声、军号声、欢呼声中，陈毅首先向全体军民庄严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已胜利成立。接着，他宣布了第四军的组成及领导人名单。在庆祝大会上，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时，代表军委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要求每一个指战员认真执行，付诸行动。谭政坐在主席台的一角。他此时虽不是名见经传的部队领导人，但也感到格外的快活。为了布置会场，迎接红四军新的领导人，谭政跑前跑后，忙个不停。你看他平日严肃、紧绷的面孔，今日也笑容可掬。此刻，他看到朱、毛两军的胜利会师，看到这会场的盛大景观和欢乐气氛，激动之情无法言表。他想道：此前只是跟随前委书记毛泽东一个人工作，以后将在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军委书记陈毅三人统一指挥的红四军委集体领导下，协助他们办事、工作。红四军有了如此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有了如此强大的队伍，有了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革命的形势何愁不会加速发展。
　　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多次粉碎了敌人的“会剿”，接二连三地打了几个胜仗。然而，在胜利的凯歌声中，红军内部政治工作基础薄弱的缺点也日益暴露出来。对此，谭政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给以妥善解决。对于红四军在永新县城违反城市政策和部队内部违纪等问题，负责检查、整顿这一问题的谭政，在深入调查了解研究的基础上，写了给前委的报告，强调了军纪的重要性。毛泽东对谭政的报告十分重视，他看过报告后批示道：“军纪是军队的命脉！”
　　1928年11 月。
　　茨坪。
　　毛泽东住所。
　　呼啸的北风，夹着片片雪花，飞飞扬扬，吹落在这茫茫无际、重重叠叠的荒郊野岭。井冈山的冬寒，已经降临。在茨坪一所简陋的房子里，有两个人正在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忙碌着。里屋，毛泽东在全神贯注地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井冈山的斗争》。外屋，谭政在聚精会神地抄写。半年以前，即5 月2 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曾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朱、毛会师后的基本情况，并提出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和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建议。6 月4 日，中共中央收到由江西省委转递的毛泽东5 月2日的信件后，并于当日复函朱、毛并转前委诸同志，该信题为《中央对前委的指示信——关于目前形势及今后的任务与工作》。中央六月来信，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肯定了朱、毛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制定了边界党的工作方针、原则和政策，指出了边界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与壮大起了重要作用。为使井冈山根据地党组织收到这封重要的信件，中央复写了四份，两份由湘赣两省委各转边界一份，两份交两省委阅看、保存。
　　由于交通不便，中央6 月4 日指示信，经过江西省委与吉安县委， 11 月2 日才到达边界。接到中央重要来信后，正在遂川开展群众工作的红四军立即返回井冈山。11 月6 日，边界特委召集三十余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了中央来信。经过热烈讨论，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主张废除党代表制与游击区域过宽之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特委还把这封信交给军队及地方各级党组织传阅、学习，以便共同遵照执行中央来信的正确指示。根据中央来信的指示精神，在11月6 日的会议上，重新组成了前委，以毛泽东任书记。以前三月份，因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至今，遵照中央的指示，又重建前委，以领导红四军军委与湘赣边界特委，使井冈山根据地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正是在这一变故下，毛泽东在接到中央来信后，代表前委写长篇报告给中央，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历史经验，阐述红色政权理论，答复中央来信。毛泽东在写这篇报告时，谭政正在前委即给毛泽东当秘书。此时，井冈山已经历了八月失败的考验，井冈山的冬寒使人格外难以忍受，部队的生活异常艰苦，缺衣少吃。这篇报告，毛泽东是断断续续写成的。部队一面打仗，毛泽东一面写报告，部队转移一个地方，毛泽东写一部分。写成一个部分，谭政便用工整清晰的字体抄写一部分。抄写完了，再交毛泽东修改。这样毛泽东反复修改若干次，谭政抄写多次，《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谭政几乎背得下来。
　　1928 年11 月25 日，经过近一个月的昼夜奋战，毛泽东代表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答复信，即《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写完了。谭政用很薄的纸复写了两份。这两份报告，也是谭政派人送走的。谭政的秘书工作，做得十分认真。
　　他抄清的报告与原稿校对两遍，真是一字不差。毛泽东校阅后夸奖说：“你谭政抄得好啊！两套文稿，上面写上：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最后，谭政找来送报告的交通员，当面告诫：“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把这件东西让敌人拿到！”这样，谭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将近一年。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工作多么劳累，他总是兴高采烈，精神焕发。一年的时光，在谭政的一生中，是多么短暂，可又是多么的难得，多么宝贵呀！
　　一年里，毛泽东对他的教诲与启迪是具有历史性的。1929 年1 月中旬。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彭德怀率红五军和红四军的一个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以扩大根据地。1929 年春节刚过，因工作需要，谭政依依不舍，挥泪告别共居一载的“老上级”毛泽东，调回了阔别一年的红四军第三十一团，任团党委秘书。
　　“谭政——‘谈政’，名副其实喽！”这是毛泽东在谭政受命第三十一团党委秘书时，同他开的一句玩笑。实际上，这注定了谭政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谭政虽说是团党委秘书，实际上已是独当一面的团一级党代表了。谭政就任团党委秘书，部队就要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作为一个团党委秘书，他深知这次军事行动的艰难和自己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艰苦性。谭玖一次又一次地深入部队，给部队讲政治课，作政治动员，进行队前讲话。他不拿讲稿，不用提纲，两手叉腰，不时地用手比划，或拳头一挥，给部队讲形势，讲战略“远征”的必要。他操着一口纯正的湖南话，时而参杂几句江西“老表”
　　的方言，滔滔不绝地演说着：“这次打仗，和以前不同，不是打新城，也不是打永新，是要打出去，打到敌人的后院里，给敌人放上几枪。点一把火烧起来。在他的大后方，发动群众，闹起革命来。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
　　道理很简单，你蒋介石、朱培德可以派出两万人的军队，来围攻我井冈山根据地，你的大队人马都出来了，后方空虚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捣’你的后方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转到敌人的后方一打，敌人担心后方不稳，就不得不撤退围攻井冈山的兵，这样敌人对我们井冈山的‘会剿’不也就落了空？”“讲得好！讲得好！”听讲的战士发出响亮的欢呼声、掌声，这声音像春雷，回荡在井冈山的川川岭岭。这时，谭政话题一转，说道：
　　“要是打到敌人后院去，是不能走大路、走直道的，而是要迂回绕圈子从大山里钻出去。这就要求大家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还要多准备干粮和草鞋。”谭政停了停，收拢了一下精神接着说：“我们这次行军路线是山区，那里的人民还不了解咱红军，所以，大家在行军途中，一定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就是当初毛委员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罢，谭政从上衣兜里掏出了毛泽东为这次军事行动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读给大家听。并说：“这布告和标语口号都是毛委员亲自拟定的，大家就照着去宣传。团宣传队准备了石灰水和刷子，沿途村庄墙壁上都要刷写新标语。”在谭政“谈政”的鼓动、教育下，将要出征的红四军第三十一团战士，个个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决心做好思想、物资准备，打好这一大仗。谭政在进行战前动员的时候，突然发现大个子战士张更生站在队伍里，两眼直盯着自己，像有什么心里话要跟他说。队伍解散后，谭政走到张更生面前，与他握了手，拍着他的肩膀说：“张大个儿，没想到我们又要一起战斗了！”
　　张更生眼含泪水，久久说不出话来。张更生从小是个穷孩子，十八岁被江西军阀抓去当兵。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开进的时候，他开了小差投奔工农革命军。然而，张更生由于受旧军队军阀习气的影响，当红军占领永新城，违反了纪律，拿了群众的衣物，商店老板给他两块银元也放进自己的腰包。红军撤出永新城，谭政奉命来整顿纪律，张更生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把得来的衣物、银元也交了公。对此，谭政表扬了张更生：“知错改错就是好同志！”
　　并说：“张更生同志，上井冈山以来，战斗中勇敢杀敌，该是英雄；打新城，他冲锋在前，抓到了敌人的县太爷张开明，该是勇士；打永新，他头一个爬上城墙，为部队扫除前进的障碍，该是尖兵！”自此，张更生受到了教育，结识了谭政，交上了朋友。此次，老朋友重逢，百感交激。张更生从衣兜里掏出早已写好的决心书，递给了谭政。谭政顺手接过去，打开一看，是请人代笔、歪歪斜斜地写了一句话：“保证遵守执行好群众纪律！”他俩的眼睛湿润了，声音哽咽了。两双粗大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地没有松开。1月14 日，谭政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悄然离开日夜相伴的井冈山，千里驰骋在这广阔无垠的赣南、闽西大地。1929 年10月31 日。广东梅县。深秋的凉风拂面。这时的北方已是黄叶遍地，而地处南方的梅县，仍然绿荫如春。红四军三个纵队攻打梅县的战斗正在激烈的进行。
　　这是红四军第二次攻打梅县了。早在10 月上旬，前委接到中央指示，要求红四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之机，向东江地区出击。当这一指示到达红四军前委时，两广军阀的混战已经停止。然而，由于消息闭塞，红四军前委仍然按照中央指示执行，率红四军三个纵队开赴东江地区。这时，红四军番号已有所改变，团改纵队，营改支队，连改大队。三十一团遂改称三纵队，司令员为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党委秘书还是谭政。
　　10 月25 日，红四军攻入梅县后，随即撤出休整。31 日，再次来围打梅县城。谭政跟随三纵队， 投入了二打梅县的战斗。由于敌人拼命抵抗，红军队形拥挤，一时间，红军伤亡了二百多人。梅县北门。三纵队九支队打进北门，冲上了城内大街。敌人凭借街道两旁的房屋，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就在这时，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率队冲了过来。突然，随着一声枪响，罗荣桓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当时倒在地上，昏迷过去。随同冲锋的谭政刚好目睹这一幕，他急忙向罗荣桓倒地处猛扑过去。到了近前，他立即卧倒，慢慢扶起昏迷中的罗荣桓，背起他就跑。子弹嗖嗖而过，谭政毫不理会，一口气跑了下去，直到一家小院子里，才停下脚步，将罗荣桓轻轻地放下来。然后，为罗荣桓包扎好伤口，向老百姓借了块门板，与另外一名战友，抬起罗荣桓，继续随部队前进。罗荣桓身负重伤，谭政便接替他，负责三纵队收容工作。
　　汀州府衙，古色古香，高墙楼阁，富丽堂皇，院内初冬的腊梅含苞欲放。已经升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训练部长的谭政，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等待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的到来。自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以来，虽然取得了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城、攻占上杭的卓著战绩，但也打过一些败仗，暴露出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问题。1929 年6 月22 日在福建龙岩县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毛泽东等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结果不仅问题未解决，而且毛泽东又落了选，失去了前委书记之职，于7 月8 日与贺子珍、江华等去上杭县的蛟洋、苏家坡、永定合溪等地从事地方工作。1929 年9 月下旬在上杭县太忠庙召开的红四军“八大”，朱德等力图解决这些问题，但会议“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7 月下旬，陈毅离开部队经厦门、香港， 乘船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10 月22 日回到驻在闽粤边界松源的红四军前委，带回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委员会议定由陈毅起草，于中央政治局9 月28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11 月23 日红四军重占汀州，根据中央指示派人到蛟洋， 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复职。这时，谭政已升任为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和政治部训练部长，军委办事机关就设在历代的汀州府院内。在这里，谭政先是接待了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红四军“七大”当选），陈毅是由上海回来后，返程取道汀州的。陈毅对谭政说：“这次我到上海找到中央，向周恩来同志详细汇报了四军的情况，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指示，要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当前委书记”。接着，陈毅指示谭政，要求派一个连部队，接毛泽东回红四军负责前委工作。
　　谭政得知毛泽东要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的消息，紧绷的圆脸，又露出了笑容。当一个连的部队出发前去迎接毛泽东的时候，谭政便指令行政后勤管理干部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妇，在汀州府内安排出一套宽敞的住房。同时，谭政又昼夜不停地整理材料，列汇报提纲，准备向毛泽东反映自己对加强红四军政治工作的意见。阳光煦煦、暖风轻轻，汀州的寒潮虽已降临，可今日却春意三分。11 月26 日，在中央的指示和朱德、陈毅等红四军其他领导人的再三催促下，毛泽东与贺子珍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从蛟洋抵达长汀汀州府军委营地，同朱德、陈毅会合，重新主持前委工作。谭政兴奋地迎了上去，与毛泽东等亲切握手，然后把毛泽东、贺子珍带进了准备好的住房。毛泽东刚坐定，便急不可待地要谭政汇报部队的情况。什么“单纯军事观点”呀，什么“严重的军阀主义”呀，什么“非组织观念”呀，什么“走州过府的流寇思想”，什么“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错误倾向，谭政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一古脑合盘端出。毛泽东惊讶道：“哦！这么短时间，红四军中的问题竟如此严重！”尔后，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对谭政说：“近日，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准备召开红四军‘九大’，请你为我组织几个座谈会，有各类干部战士参加，时间、地点由你决定。但要注意，开座谈会，可不是把人叫到军委来，是下去，到各纵队去开，希望你和我一起去，你也作些发言准备！”最后，毛泽东亲切而又严肃并带几分恳求之意地对谭政说：“你能不能把罗荣桓同志接到军委来？请你和罗荣桓助我一臂之力，作些调查研究，帮我起草红四军‘九大’决议草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谭政爽朗地答应了。
　　由于战局的变化， 12 月3 日，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汀州， 前往闽西红色区域的腹地连城的新泉。前委、军委机关以及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驻在苏区主席张育才家——“望云草室”，在这里领导了著名的为期十天的“新泉整训”。在“望云草室”的小厅里，谭政、罗荣桓协助毛泽东召开了各级、各类干部和各种小型调查会，了解问题，分析原因，研究解决办法，酝酿和草拟文件。同时，谭政、罗荣桓还带头发言，揭发错误，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12 月中旬，由于敌金汉鼎部再占汀州，进逼连城， 毛泽东等又率红四军主力由连城新泉移驻上杭县的古田。前委、军委机关设在八甲村，四个纵队分别布防于周围的赖坊、竹岭、溪背、菜屋等村。在古田，谭政、罗荣桓继续协助毛泽东开好红四军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各级党组织干部联席会议和战士座谈会，帮助毛泽东起草决议。战局紧迫，寒风凛凛，红四军‘九大’的筹备工作正在加速进行。各类座谈会开完，毛泽东留下了谭政，对他说：“这一段时间的各种座谈会，你都参加了。你看是不是把揭露出来的问题，大家提出的解决办法，加上你的意见，一类一类归纳一下，形成几个材料，争取‘九大’形成个决议案，部队才好贯彻啊！”时间如梭，“九大”在即，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谭政已把座谈、调查来的材料，分门别类地整理了出来，整齐地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前，为毛泽东起草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1929 年12 月28 日。闽西上杭古田廖氏祠堂院内。纷纷扬扬的鹅毛雪花，伴着阵阵春雷，飘落下来，连绵起伏的山岭、平川，披上了洁白的银装，鲜艳的午时莲，在晶莹、滋润的瑞雪映衬下，像一支支燃烧的火炬，放射出耀眼的红光。古田地区好大一场雪啊！这天，闽西古田溪背村的廖氏宗祠人如潮涌，热闹非凡。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红四军“九大”，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纷飞的大雪，为古田会议，增添了庄严肃穆的气氛。会场是一间普通的厅堂即小学教室，北墙上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的横幅，下面是鲜红的党旗，党旗下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主席台是两张拼在一起的方桌，桌上放了几只喝水用的陶土碗。代表们的席位就是学校的长条凳和长条课桌。为了随时准备应付战斗，代表们都背着背包进入会场。大会开幕后，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政治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就禁止枪毙逃兵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大会决议草案是会前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因此很顺利地为会议所通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虽然只开了两天，便胜利的落下帷幕，但它所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却为我党我军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谭政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且担任会议记录。后来，谭政回忆说：
　　在此以前，在党内、在红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例如：流寇主义、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等，而这次会议上，在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决定》中，才明确指出这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危害的严重性。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并使在我军已经形成的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以及军队中的民主制度，等等，都已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
第三章 人基层徒步走动员为故斗
　　“古田会议”以后，红军再次转战赣南。革命之火燃遍赣南闽西，红色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略具雏形。
　　1930 年12 月初。
　　蒋介石抵达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布置进剿红军方案，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
　　面对猖狂的敌人，毛泽东和红军总部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率红军主力实行大步战略退却，秘密移师黄陂、小布一线，隐蔽待机。
　　敌军毫无阻挡，长驱直入。特别是敌第十八师在师长张辉瓒的率领下，求功心切，孤军冒进，直逼龙冈。
　　一时间，风云滚滚，尘土飞扬。
　　龙冈，江西永丰县南端的一个小镇。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峻，前有河道，中有峡谷，正是个设伏迎敌的好地方。
　　遵照上级指示，红十二军在龙冈南端的万功山隐蔽多时了。
　　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抓紧时机，进行战前动员。
　　谭政说道：“..我们的敌人是很凶恶的。不要忘记敌人在这以前对井冈山的几次‘会剿’的教训，红军在反击敌人‘会剿’的斗争中，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许多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红军的指战员，还有保卫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赤卫队员们，都英勇牺牲在与敌人搏斗的战火之中！苏区的人民群众，坚持斗争，他们顽强不屈，与敌人生死搏斗。我们要向英雄致敬，向壮烈牺牲的人们致哀！”说到这里，谭政脱帽低下了头，动情他说：“这是中华儿女的光荣！苏区人民的光荣！苏区人民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挠！”①战士们的情绪立刻鼓动起来了。谭政接着说：“这次敌人前来‘围剿’的总兵力有十一个师、两个旅，总共约十万多人。他们的前线总指挥是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只要我们有战胜敌人的信心，斗争得法，这大于我们一倍数量的敌人，也一定是可以战胜的！”②12 月30 日，敌第十八师慢慢蠕动，终于钻进了红军布下的“口袋”。情绪激昂的红十二军如猛虎下山，直冲敌人左翼。霎那间，枪炮声震天动地，回荡在山谷间。红军各部队迅速占领了各个要道与制高点，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张辉瓒第十八师成了瓮中之鳖。下午4 时，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突变，迷雾遮天盖地而来。
　　全线溃乱的敌军根本摸不清东南西北，成了迷途的羔羊。红军如有神助，从四面八方压向敌群。总攻的号角撕裂山谷上空。枪声、爆炸声、“缴枪不杀”声连成一片。
　　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乱了方寸，全线溃败下来。
　　黄昏时分，龙冈战斗全部结束。
　　红军全歼敌第十八师，连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当了俘虏。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失败了。不久，红十二军与红二十二军合并，谭政担任了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
　　谭政跟随红二十二军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1933 年1 月，红二十二军与红一军团合编，取消了军的建制，改为直辖师，谭政又转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4 年9月的一天。高兴圩以北红一师阵地。秋风夹着硝烟、带着浓烈的火药味，时而掠过被敌人打得千疮百孔的红一师阵地。在阵地的最南端高兴圩高地上，师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向接受任务、坚守这块高地的红一团指战员，作战前动员。谭政拉大嗓门道：“高兴圩是兴国苏区的前哨阵地，是敌人妄想吞并兴国苏区的咽喉。只要我们守住这块高地，敌人的阴谋就休想得逞。而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求我们必须紧密依靠苏区人民群众，发扬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在他的政治鼓动下，红一团的指战员，个个磨拳擦掌，严阵以待。原来，自1930 年8 月至1932 年5 月对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发动的四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以后，蒋介石更加气急败坏。1933 年9 月，他以五十万的兵力分北、南、西三路，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其兵力部署是：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线总指挥蒋鼎文，辖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共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担任主攻，准备经黎川、广昌直取瑞金。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四个保安团，外加五个空军队，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协助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辖九个师又三个旅，“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相机东进，配合北路军作战。经过六个月的战争，虽经苏区军民的浴血奋战，但由于错误军事路线的指导，中央苏区的处境，日益恶化，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的大片地区，均被敌人占领。1934 年6 月，蒋介石又重新调整部署：以北路军第八纵队六个师，由泰和向兴国方向推进；以第六路军第七纵队四个师，由龙冈向古龙冈方向推进；以第三路军第五纵队四个师，先占头陂，尔后汇合东路军第十纵队，共九个师，向宁都、白水镇、驿前、小松市、石城方向推进：
　　以东路军第二路军，由朋口、连城向汀州方向推进：以南路军三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雩都方向推进；另以三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7 月上旬，上述各路军完成筑垒、修路等任务后，便又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在这种严峻的态势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没有采纳党内、军内的正确意见，实行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策略。其兵力部署是：以红三军团第六师和第六十一团、第六十二团、赣江独立团，抗击向兴国推进的北路之敌；以第二十三师及江西地方武装，抗击向古龙冈推进之敌；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抗击由头陂向宁都推进之敌；以红三军团（欠第六师）、红五军团（欠第十三师），抗击向石城推进之敌；以红一、红九军团和第二十四师，抗击向汀州推进之敌；以第二十二师，抗击向会昌、零都推进之敌。
　　9 月1 日、3 日，红一军团（含红一师）在连城西南的温坊，以七百人伤亡为代价取得温坊大捷，毙伤敌二千余人，俘敌二千四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械一千八百余支（挺），迫击炮六门，各种子弹四十四万余发，迫击炮弹三百四十一发，手榴弹三千余枚，骡马五十匹，西药十一担，以及各种通讯器材等。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少有的好成绩。但是从此以后，红军步步退却，情形日益窘迫。不久，红一师便奉命，日夜兼程，赶往兴国以北的高兴圩、狮子岭开始了为时一个月、艰苦卓绝的防御战。此前几月，在国民党北路军主力进逼宁都、石城方向时，国民党军第八纵队六个师，从泰和出发，准备经沙村、车背坑、老营盘、高兴圩、狮子岭等，占领兴国。这时，早已布防在这个方向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和第六十一团、第六十二团等部，在陈毅、袁国平等指挥下，在沙村及其以北地区，连续进行了十多次反击战，但我部队伤亡多达二千余人，未能阻止敌军的推进，被迫退守兴国西北、以北的万安、老营盘一线，沙村、车背坑等阵地，均被敌军占领。8 月28 日，敌第八纵队又向老营盘进攻，红军又受重创，陈毅负伤，不久，老营盘又失守。在这种战局下，仓促进入阵地的红一师，担负坚守兴国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任务的艰苦程度与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加之，高兴圩、狮子岭的战略地位重要，是夹在两座大山之间的丘陵地带，是进入兴国的门径，是敌我双方必夺之地，这就更加剧了高兴圩、狮子岭防御战的艰巨性、重要性。战云密布，炮声隆隆。高兴圩、狮子岭，要遭受一次血的洗札！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等师领导的精神压力很大。按照中央“左”倾军事指导者单纯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死守根据地的指导方针，而不是大踏步的前进与后退，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此役是必败无疑的。但军令如山，只好竭尽全力，争取打好这一仗。师长李聚奎把坚守高兴圩高地这一最艰巨任务，交给了红一师战斗力最强、素有“能攻善守”称号的由杨得志任团长、符竹庭为政委的红一团。在目前严峻的情况下，谭政的心情格外沉重。他清楚地知道，一个政工领导干部现在的职责。他先是召开了全师连以上政治工作干部会议，部署打好高兴圩、狮子岭战斗的政治工作，尔后来到坚守高兴圩高地的红一团，作了激动人心、鼓舞士气的简短政治动员。时间就是生命，阵地就是战场。红一师部队进入紧张的构筑工事阶段。谭政带着几名师政治部的干部来到红一团，进一步深入了解该团战前动员的情况。“以团为单位的连以上干部会开了没有？”“以营为单位的活动分子会议开了没有？”“以连为单位的党团员大会、军人大会开了没有？”“有哪些思想反映和思想顾虑？”等等，谭政一一进行询问。
　　又来到红一师的其他团队，激励战士们：“工事挖得快，筑得好，敌人来了早有防御准备，就能减少伤亡。”谭政发现有的战士怕苦怕累，对修筑工事的意义认识不足，就动员说：“只有保护自己，才能消灭敌人。现在多流一滴汗，战时就可少流一滴血！”根据红一师部队成员构成的复杂情况，谭政指示有关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把政治上动摇的人员留在后方，在前沿阵地担负警戒、作战任务的，大多是政治坚定、作战勇敢的老战士。党小组长、支部委员、政治战士，更是重要、关键部位的骨干力量。每当战斗间隙时，谭政便指派“青年队”来到前沿阵地，为战士唱歌、跳舞、表演各种“活报剧”、组织战士猜谜语等，活跃战地文化生活。后来，这种形式又慢慢发展到红一师阵地上的文化娱乐活动和露天晚会，成了瓦解敌军、对敌斗争的一种方式。他们时常对敌人喊话：“弟兄们，过来吧！一块唱歌，一块玩吧！”
　　有时，指战员还把苏区人民送上阵地的慰劳品，扔给对面阵地上的敌人。由于战地生活的漫长，红一师阵地周围，布满了大便、小便和各种污物，蚊蝇四起，臭气扑鼻，流行疾病也时有发生。谭政发现这些问题后，命令红一师各级有关于部，加强战场管理，规定大小便的位置，挖掘倒污物的深坑，清除掩埋脏物，消灭蚊蝇，动员后方机关、部队给阵地上坚持战斗的部队送开水，送最好的饭菜，送洗脚、洗澡水等。各种形式的政治工作，都是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谭政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谭政的政治工作显现了威力。在整个阵地上，红一师战士个个勇敢战斗，拼搏顽强，重伤不叫、不哭，轻伤不下火线。坚守高兴圩高地的红一团，真是可敬可佩。
　　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任务怎样艰危，只要是上级的命令，他们便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执行。他们铁一般的组织纪律性，坚强不屈、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创我军传统作风之先，在火红的军旗上，添上了永不消失的光辉。兵力数倍于我的穷凶极恶的敌人，天天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有时一天连续攻击几次，都被我红一师的指战员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有时白天阵地被敌人占领，晚上红一师又组织反击，再把丢失的阵地夺回来。就这样，红一师部队在高兴圩、狮子岭与敌人死拼了一个月，未丢一寸土地。萧瑟的秋风，吹过苍凉的山野，许多牺牲的指战员静静、无悔地躺在那焦土翻起的荒坡上，鲜血染红了整个山岗。
　　高兴圩以北红一师战斗中的政治工作是极为突出和成功的，它对启发指战员的觉悟，提高战斗力，激励他们英勇献身意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为了总结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经验，谭政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写出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为我军政治工作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
　　1934 年10 月中旬。兴国东南靠近瑞金的一个村庄里。红一师师部。波浪翻滚的绵水河，泛着银光，在深秋洁白的月色下，默默地绕过瑞金城。油灯下写完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的谭政，伸了伸疲惫的身躯，走到窗前，目光久久地凝视着月夜皎洁的东方。远处，不时传来早已听惯了的隆隆炮声和嗒嗒的枪声。谭政陷入了深思。他所想的，已不再是保卫兴国外围的防御战，而是如何说服红一师部队撤出苏区，实行重大的战略转移——长征。明天，红一师指战员就要离开中央红色根据地，告别血肉相系的父老乡亲，这时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原来，正当红一师指战员死守高兴圩、狮子岭防线，不让敌人前进半步，战斗打得正酣的时候，红一军团长林彪突然来红一师师部。他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战况，尔后对师领导李聚奎等人说：“你们回去马上布置一下，把阵地交给五军团的第十三师，你们撤下来，把队伍带到兴国的东南地区集结。”稍停片刻，他又小声而神秘他说，“可能有大的军事行动。有什么行动，以后再说。”这里林彪所说的“大的军事行动”，就是即将开始的长征。哦！红一师撤出高兴圩以北战斗，原来是为长征作准备，然而，长征一事在当时是一个绝对保密的军事行动。
　　10 月15 日，刚刚收拢集结于这个小村庄，军团司令部便派机要参谋给红一师领导送来了要师长、政委亲收的绝密信及中央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命令和行军路线。信中指定红一师（附红一军团供给部、卫生部）为红一军团右翼队，于10 月16 日（即明日）向信丰县属的新田、固陂前进。当天，上级又给红一师补充了几百名新战士、一批子弹和五百块大洋，红一师长征就此起步。以往，部队转移，只要条件允许，军团首长总要开会，讲明情况，面授任务。即便遇到情况紧急，不便开会，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一反常态，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红一师按照行军路线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且，每天所要到达的地点，是一天一天的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所要到达的地点，第二天指定第三天所要到达的地点。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便不得而知。其实，由于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强调保密，不但师一级领导蒙在鼓里，就是军团一级的领导也不了解这次转移的全部意图。这样，就给专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师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工作，带来许多困惑和烦恼。几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苏区生活，军队和人民已结成了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现在，要莫名其妙地离开，离开后，苏区人民的处境将会如何？
　　怎样做通战士的思想工作，如何说服情深似海的父老乡亲？是的，这块用鲜血换来的土地，怎么能忍心丢弃？这些勤劳、勇敢、善良的人民，怎么能与他们离别？怎能放那些凶恶的敌人进来，让地主恶霸复辟，来共同蹂躏、屠杀我们的人民？想到这，谭政的泪水夺眶而出。对于红一师的撤离，战士们不会满意，群众也不会同意的。但红一军团的命令已下达，又不能不执行啊！
　　现在关键是做通部队的工作。营级以上的干部会就要开始了，谭政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稳定一下激动的情绪，走迸了干部会的会场。然而，会场的气氛，却使谭政吃了一惊。一个个低着头，哭着脸，好像有一种说不尽的委屈。见此情景，谭政心想：营级以上干部都是这个劲头，战士们的情绪又会如何？
　　处于这种思想状况的部队何以能战胜敌人？谭政下意识地骤然扭转了自己的伤感情绪，提高嗓门说：“同志们，抬起头来！”空旷的室内寂静无语，大家依然低着头。谭政义恼火似地大声说：“怎么搞的！都霜打啦？”突然，刘得胜营长打破沉寂，首先开了腔：“谭主任，请允许我先提个问题。”“你说吧！”谭政干脆地回答。刘营长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敌人如此凶狠地进攻苏区，咱红一师接到的命令不是到前线打击来犯的敌人，而是什么‘准备出发’？”紧接着，又有几名干部也表达了与刘营长类似的意见，并要求谭主任回答。谭政一见会场开始活跃起来，便因势利导地开始了他的发言：
　　“我也向大家提一个问题，是保存下来红军这颗革命的火种呢？还是让目前凶狠的敌人，大兵压境，把这颗种子一口吃掉？让咱们的脑袋统统搬家？”
　　经谭政这么一问，会场的气氛顿时平和了起来。本来，会场在座的都是红一师部队营级以上的领导骨干，都是水平很高的中高级指挥员，都有指挥部队作战的丰富经验。对于这次反“围剿”阵地战的战术，他们早就有意见，只是上级命令不可违反，只好硬着头皮执行。对于目前的战局，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敌人兵多、枪多、弹药多，而我们是兵少、枪少、弹药少。敌人步步为营。重重封锁，紧缩包围圈，如果红军不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革命的火种也只能就此熄灭。这事实和道理是明摆着的。所以，谭政把关键问题一挑破，用不着再说很多大道理，大家便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会场上，干部们的头抬起来了，精神也振作了起来，愁云和牢骚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啊！有这么多懂道理、顾大局、识大体的好干部，何愁战士工作没法做？谭政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开始向干部们布置工作：
　　“同志们，散会后，大家分头检查部队出发时的各项准备工作。不，同志们，我们不光是准备‘走’，还要准备‘打’！这是最最重要的！要知道，我们的敌人不是钢铁石头，但也不是豆腐一块。我们一旦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他们还会组织力量后追前截的。所以，我们的作战行动，不仅要敏捷，还要似箭穿梭，打垮敌人的阻挡！”散会后，干部们便深入部队，分头去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去了。第二天拂晓，嘹亮的军号响彻了兴国的山野。红一师部队，正紧急集合，整装待发。苏区的群众，早已站在村口，欢送即将离别的子弟兵。本来，当红一师决定撤离苏区时，不但来不及召开驻地群众的告别会，有的干部连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属也来不及通知。这除了因为时间仓促之外，还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会那么久，那么远。
　　但是，苏区的人民群众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还是从红一师的行动上感觉到这次转移不是一般的战斗转移。因此，他们闻讯后，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村口和路旁为红一师送行。乡亲们一面跟着队伍往前走，一面将鸡蛋、糯米团等往战士们口袋里装。有的拉着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
　　有的止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一时间，队伍成了军民汇合在一起的人流。
　　此时，红一师指战员的心情异常沉重，大家都为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人民群众的安全担忧，许多人泪流满面与乡亲们依依惜别。为检查部队纪律，并适当向群众做一些红一师撤离苏区的解释工作，谭政与几名干部留在后面，最后出村。部队已经开拔很远了，群众还没有散去，他们还要欢送谭政等人出庄，目送着红一师的亲人远去。不一会儿，谭政带领着几名干部出庄了。大家立刻围了上来，并再三嘱咐谭政：“打败老蒋后，你们一定要回来！”谭政眼含热泪激动地回答：“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东方的霞光，已悄悄地散出。火红的朝阳，正冉冉升起。谭政等人率领红一师这支用钢铁铸成的队伍，踏着南国金秋的晨露，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长征。1934 年10 月21 日深夜。江西信丰新田。火光四起，喊杀声震天。红一师的红一团、红二团配合作战，向新田敌人据点发起了急袭战斗。新田，是红一师长征起步后奉红一军团首长之命向敌人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它地处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关键部位，守敌是国民党广东陈济棠部队的一个团，敌人在这里修筑了许多碉堡群，与沿桃江向北的王母渡、经大埠等据点构成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用以防止中央红军进入广东的，是主力红军向湘西转移首选的突破口。虽然我党曾与陈济棠秘谈，他已答应适当“让路”。但敌人的话是不能轻信的，更不能因轻信敌人而丧失战斗力、延误战机。这样，对于新田据点的敌人，还是立足于打。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政治部主任谭政，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并分头去部署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以杨得志为团长的红一团为前梯队，采取长距离奔袭的战法，而且要在夜间急袭，给敌人以措手不及；万一红一团急袭战斗受挫，那么，红二团紧接着强攻夺取新田据点不能迟疑。而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也必须紧密配合军事行动，设立宣传站、宣传鼓动棚等、做好部队和沿途群众的政治工作。
　　一声令下、部队的作战行动开始了。
　　部队从苏区的北侧向苏区的南头开进，目标瞄准敌新田据点，部队要经零都穿过整个苏区，行程多日，这样，秘密是守不住的。因此，红一师在苏区境内的行军，应该是大张旗鼓，浩浩荡荡的，这可以大长苏区群众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谭政首先召开了连队党支部以上政工干部开会，布署部队开进时的政治任务，同时派出政工组沿途设置宣传鼓动棚，运用讲话、唱歌、呼口号、化装表演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以提高战士士气。尔后，谭政又与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商量，派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各宣传站的工作，动员和指导沿途群众配合部队各宣传站的活动。一切布置妥当之后，政治宣传工作开始了。当红一师部队开过兴国时，在师政治部派人带领的宣传队在兴国城边设立的宣传鼓动棚的宣传、鼓动下，兴国城里的各界群众上万人，出城热烈欢送。城边路旁红旗挥舞，人如潮涌，歌声、欢呼声、讲话声、锣鼓声、鞭炮声，震耳欲聋。红一师行军途中，每隔几里，都有欢送的群众在村旁等候，送吃的、喝的和各种慰劳品。鲜艳的政治之花，结下了丰硕军事之果。
　　在上述多种形式的宣传、鼓动、激励之下，红一师部队的战士，各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满怀豪情地日夜兼程，准备去拿下敌人新田据点。红一师在苏区的行军和宣传另一个军事目的，就是企图造成“保卫苏区”而不是突围的假象，使新田的敌人放松警惕，以达到夜间奇袭新田的目的。故此，红一师在苏区以外的行军，则是十分隐蔽的。红一师经过两天的急行军，秘密集结于新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深秋的赣南，宽阔无际的田园风光。红一师部队潜伏在这个不大的村落里，表面一派宁静景象。在村落里，红一师指战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堆堆等待夜间点燃的于柴，已经备好，各个连、排、班的“诸葛亮会”正在三个人一堆、五人一伙地纷纷举行。他们焦急地在等待着新田夜幕的降临..战斗终于打响了。在火光和喊杀声中，杨得志率红一团战士向新田据点的敌人猛冲猛打。敌人开始神气十足，满以为红军撤退已“溃不成军”，结果一碰上英勇善战的红一团，犹如锈铁碰上了利钢，顿时阵脚大乱。不到三个小时的战斗，红旗就插上了新田据点。红一师夜袭江西信丰的新田的战斗成功了。同时，红二师六团袭占了金鸡。随后，红一师又攻占了版石圩，追歼敌人至安息。至此，被敌人吹嘘为“钢铁封锁线”的第一道封锁线，被我红一军团红一师摧垮了。为了总结红一师夜袭新田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谭政在紧张的作战之余，又写下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为我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11 月25 日。湖南道县潇水西岸。初冬的北风，夹着潇水的寒气，阵阵向潇水西岸袭来。岸边的红一军团红一师指战员和红三军团红六师的指战员，阻击敌人的战斗打得正酣。敌人一只又一只向西岸冲来的渡船，被我军一只只打沉。敌人一批又一批企图泅渡过河的部队，被我军一批批消灭。潇水成了敌人不能逾越的障碍，敌人只好望河兴叹，不能前进一步。自红一师在江西信丰新田战斗于10 月25 日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以后， 11 月8 日随一方面军在广东境北仁化的城口附近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 11 月14 日在湖南境南宜章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向湖南的嘉禾、蓝山前进。越过嘉禾、蓝山，红一师面前有两条由南向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江堵住了去路：
　　一条是潇水，另一条是湘江。两江相距百余华里。这时，敌追兵薛岳、周浑无的几个师已尾追上来，湖南何键、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也从西边步步紧逼。当我军主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继续前进后，蒋介石十分震惊，立即亲抵南昌行营，部署第四道封锁线。11 月12 日，蒋介石命令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部、周浑元部，统归其指挥，并率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红军。蒋介石的计划是：第一步，堵截我军于流水以东地区，把我军消灭于道县与天堂圩之间；第二步，万一第一计不成，就调集湘、桂军和“中央”军阻击我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把我军消灭在湘江之滨。这两步计划，构成了敌人大兵云集、部署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还怕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以西，深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或由黔人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他又拟定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第三步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蒋介石急电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要他们全力堵截红军。广西军阀即将他们的两个军全部调往桂北防堵。
　　同时，湖南军阀何键在就任“追剿”总司令以后，即于11 月13 日下令调集十五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第一路，以湘军刘建绪的四个师，由郴县急调广西的黄沙河、全州；第二路，以蒋介石嫡系薛岳的四个师，由茶陵、衡阳向零陵推进。这两路的主要任务，是防堵我军去湘西。担任追击我军任务的是第三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的四个师；第四路湘军李云杰的两个师。而第五路湘军李韫珩的一个师，则在我军南部跟进，以配合粤军、桂军围堵我军。就在红军主力通过嘉禾、蓝山后，薛、周、李、白准备合击红军于潇水之滨的紧急关头，先敌占领潇水的大渡口——道县，迟滞追赶之敌，则成了我军的当务之急。这时，红一军团首长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红二师，把迟滞、阻击追敌的任务交给了红一师。11 月22 日，红二师四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以日行百余华里的速度，长途奔袭潇水西岸的道县，获得成功。红一师指战员抵达潇水西岸后，立即展开队伍，在四十华里长的正面阻击敌人周浑元部。11 月25 日，当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后，红一师的一、三团又和红三军团的红六师一起，在潇水西岸阻击敌人。
　　此时，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带师政治部几名干部穿梭往来于这四十华里长的正面战线上，进行频繁、有力的思想动员，鼓舞战斗士气，不准敌人上岸，坚决把敌人消灭在潇水江里。
　　初冬的寒气阵阵逼人，可是，阵守在潇水西岸的红一师等指战员，却打得热火朝天。滞水涛涛，激流滚滚。敌人在火力掩护下，船渡过江。严阵以待的我军，以这潇水为天然屏障，用机枪、步枪、小炮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的船只中弹沉没了，尸漂半江。敌人又组织新的进攻，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次次溃败。敌人的渡船没有了，又组织泅渡过江。被谭政等政治工作鼓动起来的红一师等指战员，哪能容得敌人阴谋得逞。他们怒不可遏地在等待着敌人靠近西岸。敌人靠近了，再靠近，再靠近..“打！”一声令下，机关枪、步枪、小炮，再一次向敌人猛烈射去，仇恨的子弹射进敌人的胸膛，手榴弹在江面开花，泅渡过江的敌人，也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死在潇水中。奔腾不息的滚滚满水，顿时成了万恶敌人的葬身之渊。红一师等潇水西岸的阻击战胜利了。阻击敌人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三个昼夜，红一师等指战员都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饭。只是在战斗间隙时间，方能痛饮后勤部队送上阵地的开水。激战中，虽然我军付出的代价也很沉重，但红军的斗志却越战越强，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层出不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与敌人拼搏，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有很多指战员在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一次，敌人登岸靠近红一师的前沿阵地，英勇的我军战士毫不示弱和胆怯，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最后把登上岸的敌人全部消灭在阵地前沿。11 月28 日，红一师等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星夜出发，昼夜兼程追赶红军主力，投入了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谭政与红一师的战士浴血奋战在一起，共同抵御了敌人的“追剿”。潇水西岸红一师等的阻击战，一件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谭政都亲历目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写给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红一师政治工作报告里，写成了新闻报道，刊登在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上。1935 年1月下旬。贵州遵义土城附近猿猴场红一师集结地。隆冬的寒风带着赤水河的冷气，吹向待命渡河的红一帅指战员。一个个头不高、威风凛凛的首长，正在向红一师全体指战员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这位首长不是别人，正是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原来，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河前，当红一师准备在猿猴场渡口渡河时，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奉毛主席之命，来到渡口，请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红一师政委黄甦、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等，去毛主席那里一下。
　　谭政、黄甦在李聚奎的带领下，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快步向毛主席住处走去。他们在渡口边上的一所小房子里，找到了他们思念己久的毛泽东。这是谭政等红一师部队首长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是1934 年11月3 日前后在粤北的九峰山一带，红一师一个团掩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纵队经粤汉线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第二次是1934 年12 月19 日（黎平会议后）向贵州剑河前进的行军途中，在一个小镇上休息时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中央纵队首长在一起吃饭。这第三次见是在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前。每次见面，在长征历史上是三个不同的情况，毛泽东三次都因身份不同而流露出三种不同的情感。第一次，他勉强被同意随军转移，参加长征，在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的危急时刻，却流露出难言之隐。第二次，虽然他的领导地位未被恢复，但因他的意见已被采纳，而显得特别乐观。这第三次，在他的亲切幽默中，又有一种肩负重任的劳瘁之感。毛泽东一见到谭政等红一师三位从最前线下来的指挥员，立刻热情招呼坐下。谭政又见到他多年跟随的老上级，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首先向他们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讲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如何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特别提到周恩来在会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接着，毛泽东又讲了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高度地评价了红一师在长征途中所取得的成绩。他高兴他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尔后，毛泽东谈到了红一师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谈完了上述三件大事后，又问了些红一师部队生活和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及师政治部政治工作情况，然后亲切地送走三位师领导。
　　谭政等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毛泽东，兴高采烈地返回了红一师集结地。这样，从与毛泽东谈话获得有关遵义会议最权威信息的谭政，便在全师部队面前，传达贯彻了遵义会议的精神。谭政绘声绘色地论述了遵义会议解决军委领导问题的意义。他指出：“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又有政治工作强有力的保证，哪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哪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哪有不取得长征胜利、革命不最后胜利的道理？”是啊，谭政这个政治工作的能手，从多年的政治工作中，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它的重要性。
　　想当初，在中央苏区，红三团四连有个战士叫戴有标，操练进攻动作没有做好，连长要他重操，他不干，说：“操鬼！操了又不打，看见敌人又跑回苏区！”收操时，连长在队前讲话点名批评说：“今天连上的戴有标练兵时不认真操，大家说要得吗？”连队全体回答：“要不得！”连长又点了他的名字，要他出列队前作检查。戴有标拒绝检查，说道：“要我讲话检查，就拿刀杀死我！”回到排里后，排里处罚戴有标在太阳下站立正，他又拒绝，排长动手打了他。戴有标自己觉得委屈、窝火，趁全连上政治课的时候，他借机去伙房喝水，持枪自杀。此时，正是古田会议以后，红军中贯彻决议精神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时候。谭政来到红三团，对四连战士戴有标自杀事件作了详尽的调查。显然，这个连长和排长对战士戴有标采取了严重的军阀主义作风。对于这种军阀主义习气的复发，谭政毫不手软，他在四连队前讲话，严厉地批判了军阀主义，说它是红军建设的一个大敌，论述了红军开展民主运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深远意义，并当众宣布了对那个连长和排长的处分决定。谭政的这一政治举措，有效地制止了军阀主义习气在红军中的蔓延，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为了检验政治工作的作用与威力，谭政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中，曾专门考察了一个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看党团员在困难危险情况下的模范带头作用。谭政考察1930 年8 月份的一次战斗，党团员都能带头冲锋勇敢杀敌。有一次，红一团一个排的兵力在枫坪一带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团团包围。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向这个排连攻三次，未能得逞，而这个排坚持战斗长达七个小时之久，最后终于安全脱险。谭政仔细分析这个排如此特别能战斗的原因，主要就是党团员在战斗中起到骨干、带头、模范作用，坚定了全排战士的斗志。1933 年12 月，第五次反“围剿”时，红一师在五都附近的一次战斗，红一师所面对的敌人是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谭政很了解吴奇伟这个敌军首脑人物的反革命历史，他是镇压广州暴动、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此时正是12 月11 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前后，谭政想利用广州暴动纪念日活动来激发部队的战斗情绪，以增强对吴奇伟的愤恨，提高战斗力。主意已定，谭政立刻叫来师部政工干部，通知集合队伍，召开纪念广州暴动六周年、消灭吴奇伟动员大会。大会开始了。红一师全体指战员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谭政慷慨激昂的演说，不时爆发出阵阵的掌声和呼喊声、口号声。谭政说道：“大家还不知道我们红一师面前之敌吴奇伟的真面目吧！六年前的今天，他手持反革命屠刀，镇压了中国共产党12 月11 日举行的广州暴动，杀害我们无数革命群众。今天，他又带着反革命军队，来进攻我红色根据地，‘围剿’我们红军来了！”“但是。”谭政几乎愤怒地喊了出来，“吴奇伟他瞎了眼，今天的红军已不再是广州暴动时的起义军了..”最后，谭政发出战斗号令：“同志们！我们的红军战士同志们！举起刀枪，勇敢战斗，以战斗胜利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暴动六周年，以吴奇伟的头和血来祭奠广州暴动牺牲的英灵！我们要为保卫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谭政的政治动员奏效了。雷鸣般的掌声、呼喊声，震撼了五都冬季的山岗和村庄，震撼了红一师指战员的心！第二天，红一师与敌军吴奇伟部的战斗打响了。红一师指战员仇满胸，枪满膛，各个像下山的猛虎，向敌人阵地冲去。战斗结束，战绩记录在由师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谭政签署的战斗报告中：
　　这次战斗所歼灭之敌军，是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红军挫败之敌军伤亡数百，放军恐慌万状，军心愈加动摇。
　　为了提高政治工作的质量，谭政还清醒地意识到部队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部队领导干部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部队政治工作的巨大意义。然而，红一师部队广大指战员，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甚至师长李聚奎、团长杨得志，写个战斗情况报告也很困难。红一师战土许多人还是文盲。鉴于红一师部队这种文化状况，谭政下决心要改变这一文化落后的局面。于是，谭政动员和号召全师干部和战士学习文化。学习文化的时间，主要来自战斗间隙和部队行军过程及其休息时间。学习文化的教员，基本是部队中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的组织，是依照识字多少编成不同的班次，由各级政工部门统一领导。学习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部队行军时，“识字条”贴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跟在后面行进的战士，边走边识字。途中休息时，战士们互相提问，有的用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
　　战斗间隙，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都要参加识字班活动。部队短期休整，各团除加紧识字学习活动外，都要举行识字测验，评比成绩，表彰先进。红一师部队的这些卓有成效的学习文化活动，谭政都写进了每个月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在一份月终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清晰地记有下面一段文字：
　　一团团长杨得志，以前一个字不识，现在能写简单报告了。还有些干部从前一个字不认识，现在认识20 字以上了。战斗员中还有二十分之一不识字的，识50 字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五。
　　回想起这些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谭政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劲头更足了。1935 年5 月23 日清晨。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朝霞的余辉还没有散尽，以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为基干组成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便踏着蜀西南初夏的晨露，从冕宁出发，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准备直奔大渡河畔安顺场。
　　大凉山，山峦重叠，峰峦峭拔，岩嶂奇险，怪石凌空，道路崎岖，荆棘丛生，带刺藤蔓，左缠右绕，苍黑葱茏的林木，覆盖着遍布山涧的洞壑泉苔。
　　彝族区，就分布在这大凉山深山野岭之中，交通阻隔，文化落后，彝民百姓的生活，缺衣少吃，贫寒交加。由于国民党在彝族区实行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使贫穷落后的彝民视汉人为仇敌。
　　为了和平通过彝族区，队伍出发前，谭政等领导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深入细致的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他们的目的，不仅要顺利、和平地通过彝族区，还要给彝族兄弟留下好的印象，并规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不得开枪。
　　先遣队以工兵连为先导，手攀带刺的藤蔓，脚踏厚厚的腐叶，眼观陡峭险峻的山峰，艰难地爬行在这阴森恐怖的密林之中。
　　本来大凉山的天然险阻，已使先遣队步履艰难，加上彝民兄弟误听谣言，把汉族红军与汉族国民党军同样看待，听说汉族军队来了，就搬开溪流里的垫脚石，拆毁山涧上的独木桥，这就更加剧了先遣队的行进困难。
　　先遣队决定让工兵连在侦察连之后，在大部队前面跟进，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由于工兵连一边行军，一边修路搭桥，因而逐渐从先遣队的前面慢慢地落到了后面。当他们穿行到一个山谷里时，突然有许多拿着土枪、长矛、弓箭、大刀的彝民向他们蜂拥而来。把他们团团围住。工兵连同志向彝民解释，彝民根本不理。
　　彝民开始动手了。他们把通信员小刘按倒在地，用脚踩住他，扒光了衣服，抢走了武器。连长王耀南一气之下，下意识地拔出了手枪，战士们也跟着拉开了枪栓。突然，他想起了总部的命令，想起了谭政主任等领导的亲切而耐心的民族政策教育，立即大声地对战士们命令道：“不准开枪，执行民族政策！”他马上收起了手枪，战士们也立刻把枪收了起来。
　　彝民兄弟见战士们收起了枪，就蜂拥上来把工兵连同志的衣服扒光，把武器、工具全部抢走。工兵连的同志只好光着身体退回到大桥镇，兄弟部队的同志凑了衣服给他们穿上。当时红一团一、二营走在前边，杨得志团长带领三营掩护刘伯承、聂荣臻等，走在后面。王耀南连长赤着身子回来见到了杨团长，汇报了衣服被扒、武器、工具被抢的经过。杨团长说：“赶快找衣服穿上，我去向刘、聂首长报告。你要把部队带好，前面还要你们开路哪！”王连长回答道：“请杨团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我看彝族同胞不错，他们光扯着嗓子喊，却不开枪。可惜语言不通，不然，讲讲道理，我看他们是会让我们通过的。不过王连长不好意思笑笑说：“我们红一军团的工兵连，这还是头一次‘打’这样的‘败仗’哩！”的确，一个红军连队，被不了解红军的彝族兄弟剥光了衣服，“缴了械”，这种事不仅在工兵连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在红军战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后来，王耀南连长见到刘伯承时，他检讨说：“司令员，我们没有完成任务，还..”刘伯承打断他的话，表扬说：“你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完成了一项大任务。”
　　后来，刘伯承同志派了稍懂彝族语言风俗的工作队员丁伯霖前去联系，请来了彝民首领小叶丹，按照彝民风俗，刘司令员与他同饮鸡血，结为兄弟。此后，小叶丹派人护送红军部队。同时，由于红军部队又作了广泛动员，准备了一些银元衣物沿途发放，部队才顺利、和平地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地区，并给彝族兄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小叶丹等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谭政等人的政治工作在先遣队执行民族政策上结下了丰硕的成果。
　　1935 年5 月25 日上午7 时。四川康定大渡河安顺场。夏日的朝阳冉冉升起，大渡河畔安顺场还一派雾气茫茫，加之大渡河如雷灌耳的汹涌涛声，更给这迷离的自然景观，增添了神奇莫测、险恶恐惧之感。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古名涐江，别名叫铜河。它从高山峻岭奔泻而下，水流湍急，水深莫测。两岸的悬岸险滩，劈波阻流，激起排空巨浪，搅成无数漩涡，使人间声胆寒，触目惊心。大渡河安顺场这一段，河宽约二百米左右，水深约十多米，流速每秒约四米，水中礁石很多，急流咆哮声音很大。对岸高山连绵，易守难攻，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杨森的部队据险扼守。这是中央红军及其红一军团红一师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三道天险（第一道天险乌江，第二道天险金沙江），也是一道最险峻的天险。集结在这里的谭政部下，即红一师红一团红一营红二连的十七勇士，在遵义会议精神和谭政政治工作的鼓舞下，正严阵以待，整装待发。原来，自以红一师红一团为主力的中央先遣队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以后，于5 月25 日凌晨3 时来到了大渡河畔，顺利地夺得了敌人的一只小船并占领了渡口安顺场。占领安顺场后，杨得志团长立即来到大渡河边观察地形。经过请示后决定靠夺得的那只小船并在一位四十多岁的老船工等帮助下，靠船渡河。天明后，杨得志团长再次来到河边观察对岸敌情。通过望远镜，他看到对岸离渡口一里左右有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并有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周围全是黑岩石。估计敌人可能把主力隐蔽在这个小村子里，以阻挡我渡河部队登岸。在观察敌情时，杨得志决定：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他立即作了渡河部署：令配属红一团的军团炮兵连将三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布置在阵地上，轻机枪也进入阵地掩护。令有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机炮连的三个特等射手也进入阵地。当时渡船只有一只，乘不了多少人，杨得志决心组织一支坚强精悍战斗力特强的渡河奋勇队，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营。在谭政等领导多年精心用政治工作培养出来的红一师每个战士的脾气是：遇到困难顶着上，碰到战斗任务抢着上。
　　这次一营战士听说要组织渡河奋勇队，战士们一下子围住了一营营长孙继先，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孙继先请示杨得志后决定：集中到二连选派，然后由营长批准。开始，选定了十六人。这时，二连通信员陈万清哭着喊着争着要去。他是遵义会议后入伍的新同志，参军不到半年，年仅十六岁。刘伯承、聂荣臻等首长到达安顺场时，他正在要求。聂荣臻和杨得志都说：“由你们营长最后下命令定吧，叫谁去谁就去。”当孙继先批准他参加奋勇队时，陈万清破涕为笑了。最后确定的十七名渡河尖兵强渡成功，后来成了红军历史上的著名十七勇士。1935 年6 月中旬。蜀西夹金山以北藏族游牧区。风和日丽，草原青青。红一师主力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夹金山，来到夹金山脚下草场辽阔的藏民游牧区。这一带的藏民信奉喇嘛教，每个圩镇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喇嘛寺，晚上一家人均团聚在一起烤火念经。他们生活简单，以牛、羊肉和青稞为主食。红一师主力来到这个地区，开始大家很高兴，以为到了游牧区，吃肉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由于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不但把牛、羊赶走了，而且人也跑光了，粮食也埋藏了起来。而我们所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顿时部队的口粮无以为继，饥饿严重地威胁着部队。部队到达马河口时，已经断炊两天了。怎么办？有人提出说，地里的豌豆苗可以采摘充饥。师政委黄甦觉得这是违犯群众纪律，不同意。然而，人总是要吃饭的，红军指战员也不例外，就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也要吃饭，活下来，行军，打仗。后来，师政治部主任谭政想出了个主意，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基本上不违犯群众纪律。谭政说：“为了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又可以用豌豆苗充饥，我们可以在采摘群众的豌豆苗后，在地头上放上几块钱作为赔偿，并插上木牌说明。”大家觉得除这个办法外，也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家也就按这一办法去做了。谭政的这一发明，初步解决了部队缺粮的问题。
第四章 新岗位经常变进谏一万言
　　1935 年9 月中旬。甘肃迭部县哈达铺藏族农牧区。秋高气爽，红日当空， 万里蓝天飘着朵朵白云，辽阔的甘南藏族草原一片翠绿，阵阵凉风拂面掠过，好一派祖国西北的自然风光啊！草原上，一场藏族同胞盛大的欢迎宴会，正在隆重地举行。他们以藏族风俗的最高规格和礼节，设宴招待了长征途经这里的红军领导干部。谭政也出席了藏民这次盛大的宴会。自红一师随中央纵队强渡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横跨泽国茫茫的草地以后，于9 月18 日来到了甘肃南部迭部县的哈达铺，并在此进行为期数日的休整。这里是藏族农牧区，草原辽阔，居民极少。虽然此时9 月中旬，正值牛肥马壮、秋粮成熟的季节，但是长征快要结束，北上抗日在即，红军只能路过，不能久留。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很好地遵守了藏族的风俗习惯，严格地执行了民族政策，秋毫无犯，得到了藏民兄弟的拥护和支援。为此，现在藏民兄弟在盛情款待红军领导人。多少天来，红军指战员都是靠野菜、草根皮带等充饥，米面从未沾唇。现在一看到藏巴团子，肚子饿得直叫，口水快要流了出来。谭政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还不觉得饱，但却不敢再吃了。
　　谭政在后来回忆那难忘的一幕时，万分感慨他说道：
　　当时，觉得藏巴团子可真香啊！可是，不能再吃了。这是因为：我们也在教育部队，饿过头的胃不能吃得过饱，吃多会胀死的！所以，我吃了八个藏巴团子以后，便克制自己，不能再吃了；尽管肚子饿得很，可我们终归是红军的领导干部呀，要是没完没了 地吃，连受苦的藏族同胞也会笑话饿瘪肚皮的红军的！ 这大概也是红军长征路上艰苦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吧！不，我一生是把它作为红军长征中的一次很有纪念意义的活动！
　　1935 年10 月19 日傍晚。陕北苏区保安县吴起镇。陕北秋日的晚霞，带着落日的余辉，慢慢洒落在这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洒落在群山环抱、炊烟缕缕的小镇。此时，中央红军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这个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的吴起镇，最终找到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属地，传说是为纪念古代名将吴起而命名的。在周围窑洞里住着一百多户人家，七百多人口。当红军到达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前来骚扰，男女老幼，牵着牛羊、逃避一空。我军便四处寻找群众，找着几个老弱病残者，但因语言不通，一问三不知。为此，谭政等政治领导人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在他的发动指挥下，战士们开进宿营地后，首先打扫街道卫生，清除垃圾，到处张贴“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红25、 26 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标语。老人们判断这是红军无疑，就去叫老百姓回来。
　　很快，吴起镇的党支部书记和乡政府主席回来了，第二天，全镇男女老少都回来了。一见红军，他们就高兴他说：“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自己人！”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乡干部们和部队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部队的各种需要，介绍周围的敌情。广大指战员兴奋他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在吴起镇，红军根据当时的敌情，部队的需要和当地物质条件的可能，决定在这里休整七天，进行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整训和准备。在政治工作方面，经谭政等人的组织与发动，深入解释、宣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抗日新根据地及陕北红军会合的重大意义，宣告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动员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保卫陕北苏区而战。在军事工作方面，训练新兵，刷擦武器，调整弹药，整顿军容，严格军纪。在物质准备工作方面，补充服装，加编草鞋，洗澡，洗衣，理发，整顿内务等。
　　这样，中央红军及其红一师从1934年10 月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历时一年，长驱两万五千里，途经十一个省份，长途转战跋涉，历尽艰辛，今天，终于胜利地到达陕北苏区，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广大指战员的激动、兴奋、喜悦、欢乐的情怀，是语言无法表达的。整个吴起镇，沉浸在无限美妙的欢歌笑语声中。谭政，作为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一师的政治领导者，不仅自始至终参加了长征，亲身经历了长征途中的每一个艰难险阻，接受了来自敌人和大自然的严酷考验，而且还亲自领导了红一师的长征，使红一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建立了功勋。参加红军长征，不知在何地、何时，谭政身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就是脚掌上留有一个很硬的东西，说是枣刺，可又不是，它好像就成了“化石”，走路碰上这个硬块，非常痛。到延安后，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手术虽不大，但很复杂，没能把那块硬物挖掉。建国后，医疗条件改善了，医术提高了，也没有做掉。但诊断的结果是，那块硬物是一截木棍在里面，被肌肉紧紧包缠着。据医生分析，估计是谭政在长征路上扎进脚掌上的枣刺。后来谭政富有风趣他说：“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就让它永远在我的脚上长着吧！当做长征纪念吧！我的脚掌有时痛得难忍，但是，一痛，倒使我想起了艰苦年代的长征路！”1935 年12 月27 日，陕北重镇瓦窑堡龙虎山脚下，基督教礼拜堂。黄土高原凛冽的寒风，卷着稀稀拉拉的雪花和黄土高坡特有的沙尘，更给这灰白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寒气。在陕北，瓦窑堡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繁荣、体面的城镇。镇上石窑洞、砖瓦窑洞较多，瓦窑堡因此得名，镇上千户居民都住在这些窑洞里。镇子周围有陕甘苏区的兵工厂、造币厂、弹药厂。镇东不远的清涧（秀延）有苏区的机械修配厂、被服厂、镇南百里延长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石油，镇西与保安、吴起镇相望，镇北是波浪翻滚的大理河。瓦窑堡当时是陕甘省委所在地，陕北苏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中共中央临时驻地。中共中央礼堂就座落在离镇不远的龙虎山脚下。
　　中共中央礼堂（原是基督教的一座礼拜堂）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这里正在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毛泽东系统、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场的前部中间，坐着一位三十上下年轻、潇洒的红军将领，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的报告，不时地低下头记录着报告的重要内容。这位红军将领就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谭政。
　　自1935 年11 月10 日中共中央迁至瓦窑堡以来，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辗转回国，带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共策略转变即由内战到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关精神。在这一精神的影响与推动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2月17 日至25 日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张闻天、刘英夫妻住的窑洞里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十二人。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即《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12 月25 日决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议》为六个部分：1. 目前形势的特点；2.党的策略路线；3.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4.苏维埃人民共和国；5.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6.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会议及其决议基本上确立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开始了中共政策的重大转折或者转变。
　　为了传达与贯彻上述会议精神， 12 月27 日，党中央在瓦窑堡龙虎山脚下中共中央礼堂即西北办事处的礼堂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议上，谭政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及其对瓦窑堡会议精神的传达。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毛泽东报告富有鼓动性的话语，还不时在谭政的耳际回荡：“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陕北的腊月虽然寒冷异常，可是，红军和陕北的父老乡亲仍然忙着杀猪宰羊，沉浸在春节前的欢快、忙乱气氛中。然而，谭政却无心留意这中国古老传统的宝贵时光，多少天来，他苦苦思索，思绪万千，他在惦量毛泽东报告和瓦窑堡会议决议的份量。“政策要转变，红军政治工作该怎么办？”“如何使党的政治工作适应党的策略转变的需要？”谭政在不停地思索着。最后，谭政决定起草一份“万言书”，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关于新时期、新形势下红军政治工作的改进意见。1936 年正月，谭政在瓦窑堡度过了来到陕北的第一个春节。然而，他无心观赏陕北高原的明媚春光，却专心实施他业已定下的写作计划。白天，他伏案疾书，夜晚，又在窑洞昏暗的灯光下，彻夜不眠，继续写作。他的眼睛熬红了，他的脸颊消瘦了，他的计划终于完成了。1936 年3 月26 日，一份字迹工整、脉络清晰、思想鲜明的“万言书”——《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终于上报了党中央。
　　谭政在意见书中写道：
　　根据新形势下党的政策的改变，目前红军在军事战略性质的意义上，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鉴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路线、策略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当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矛盾，国年的阶级矛盾降五次要地位。红军的政治工作即应由阶级矛盾跟上民族矛盾这一新的形势，由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在红军政治工作转变后的历史时期，加紧对部队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教育，就成为红军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同时指出，不管红军新形势下的任务怎样改变，组织形式不能不有某些变化，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是不能改变的，部队的管理教育不能放松，严格的纪律不容破坏。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战争性质的改变，部队基本的政治教育，主要是提高其民族感，发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坚定革命的意志。基于今后抗日战争作战任务和作战对象的改变，政治工作仍然是以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为前提，使红军部队走上近代军队的地位。发扬红军固有的特长——迅速、秘密、灵活机动，善于速决战，又善于持久战；善于攻击，还要善于山地战，还要善于平原作战、村落战、巷战，以及河川战斗。军事训练中，着重于干部素质的提高和指挥艺术的发挥，并开始指导战争规律的研究。红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在一定的战略任务之下，确立政治工作的方针。从一个战役计划，过渡到另一个战役计划，使政治工作领导，始终以党的工作为基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如果不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成为一块，政治工作必然偏离方向。
　　谭政的意见书，最后对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的作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
　　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不仅要要求他们能够完成指定的任务，而且要培养他们具有单独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敢于负责解决问题的毅力。整个政治机关的工作，必须真正建立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使工作有计划地、系统地从组织上来推动，能够指挥如意地去领导部队的工作。随着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和军队所担负任务的改变，要求政治工作有高度的集中与严格的政治纪律，反对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保持红军政治工作优良的作风，求得创立政治工作统一的意志，整齐的步调，协同一致地为着工作的目标去努力奋斗。①谭政的“意见书”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载发了谭政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书，并加了重要按语。按语写道：
　　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杭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②谭政的“意见书”也曾提出过错误的意见，如“为了遵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的统一行动和编制体制，建议取消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对于这样的意见，中央没有批评指责，只是在转发谭政“意见书”的按语上指出，除政治制度的改革意见尚待研究以外，谭政所提红军新时期政治工作改进意见是正确的。谭政的《意见书》深得毛泽东、朱德、罗荣桓等领导同志好评。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曾风趣地问谭政：
　　“谭政呀，给你十发子弹，你能命中十个敌人么？”谭政回答：“打死靶子差不离，打运动目标一个也不保险。”这位领导说：“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你那支笔用好了，战斗力是不可估量的。”春天的温情尚未散尽，夏日的炽热已经来临。在这阳光明媚、景色宜人的季节里，陕北瓦窑堡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
　　1936 年6 月1 日。陕北瓦窑堡米粮山。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临时堆起了一个土台，土台上放着一张长方桌，几张木条凳，一条横幅悬挂正中，上面写着“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旧庙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整个会场简朴而又隆重。主席台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一一落座。主席台下，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盘腿而坐，阵容整齐。谭政有幸成为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坐在主席台下的学员队里，出席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
　　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之事，早在1936 年初就开始了，当时党中央决定以“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红军大学”，并立即着手筹备。
　　二月间，毛泽东、彭德怀签发了西北红军大学招生布告。5 月14 日， 毛泽东等出席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了创办红军大学的问题，并且强调应抽调大批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5 月20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讨论决定建立“红军大学”，并决定将校址设在瓦窑堡米粮山。于是，选派干部进入红军大学的工作立即展开。红军各军团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将一大批优秀干部选送到红军大学，保证了6 月1 日红军大学按时开学。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红军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开始了。毛泽东向红军大学学员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接着，他又鼓励大家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泽东两手时而叉腰，时而举起和挥动右臂，给红军大学一期的学员们，作了一次生动、慷慨激昂的演讲。毛泽东的讲话深入浅出，着重阐明了创办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红军大学的教育任务，给正在聆听讲话的谭政很大鼓舞。他感觉身上的担子格外沉重，一种解放民族、争取光明的使命感、责任感油然而生，在谭政内心荡起无限涟漪。他禁不住想起了不久前党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指出的，面临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红军大学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担任红大政治委员，林彪任红大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担任训练部部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红大第一期在成立当天正式开学。
　　第一期学员共有一千零六十三人。分为一、二、三科。第一科为军团一级、师一级的干部，第二科为团、营一级的干部，第三科是连、排职的干部。谭政进入了第一科，这一科最为引人注目，招收的三十八人虽然在三科中人数最少，但质量高，全部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刘震、王平、莫文骅、耿飚、贺晋平、陈士榘等和林彪、黄永胜。
　　科长是陈光，政委是罗荣桓。这些同志平均年龄仅二十七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平均每人身上就有三处伤疤！1955 年，当人民解放军初次授衔时，这一科的毕业生。最低的是中将，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将军科”。第一科的课程较重，教师阵容也相当强大。军事课，主要由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役学，主要由林彪讲授；战术学，由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主讲；政治课，主要由凯丰、吴亮平讲授；哲学则由王稼祥、艾思奇等主讲；中国革命问题和马列主义与联共（布）党史，则由张闻天、博古主讲；文化课是徐特立讲授。红军大学的校园生活开始了，谭政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他深知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的自觉性和热情很高，学习十分刻苦。每天除上课外，都抓紧时间阅读、讨论、研究问题。保安，地处陕北的西部，北靠长城，南望洛河，东邻安塞，西接吴起，在秦朝和唐朝时，是防御北方游牧部落南侵的边防要地。六月的保安，景色秀丽，风光迷人。远远望去，起伏婉蜒的山峦，犹如茫茫之海中奔腾澎湃的云涛。座落在山谷里的保安古城，犹如镶嵌云涛中的金色项链，在午后阳光的辉映下。一片火红。走近保安，一切像变了一个样，举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只有破庙烂窑洞，马厩牛棚，不到四百人口的小城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牛屎马粪。难怪当地有句民谚，“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1936 年6 月21 日，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瓦窑堡， 红军大学主动撤离，于7 月3 日来到了保安县城，红大随即在城东南的一座半山坡上准备建设新校舍。一进保安，举目疮痍，真使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来到新校址，大家一看，破烂窑洞像是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代，沉积了厚厚的一层羊粪、腐草和兽骨，人走进去，臭气难闻。谭政和他的同学们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们自己动手开创红大新校舍的战斗开始了。谭政与战友们，这些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一下子变成了打扫垃圾的清洁工，变成了劈石弄土的泥瓦匠。大家清理完垃圾，修整好洞穴，又自己凿石、挖土，自制了教学和生活用的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做的。有的同志开玩笑说：“嗬！我们又回到了石器时代啦！”毛泽东来红大看望大家时，高度评价了同学们这种艰苦创业、因陋就简地建立陕北“最高学府”的精神，同时还风趣他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内修炼，可以成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毛泽东所说的“参禅”，就是“参”马列主义之“禅”；毛泽东说的“悟道”，就是“悟”中国革命之“道”。
　　这就是说，毛泽东要求红大的学员们，在这里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以便将来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并带着马列主义这个锐利武器投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洪流中去。红军大学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垒起的石头就是挡风墙，草帘子就是门窗，几个小石洞是卧室，讲台和凳子是用石头砌成的，晴天时大家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石洞上课。上课用的讲义则是利用废纸甚至敌机撒放的传单背面油印的，有的红绿纸油印得很不清楚，难以辨认。艰苦的学习环境并没有影响谭政学习的兴致。他白天听课，看书，校对，整理笔记，晚上摸黑与同志们讨论问题，联系自己实际，总结亲身经历的战斗经验和教训。据莫文骅回忆，“当时谭政的学习极为刻苦，他的刻苦学习精神，真是令人钦佩。”1936 年12 月12 日。
　　陕北保安，红军大学驻地。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伸延在狭长山谷里的边陲要塞保安古城，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座落在城外山壁上的孔孔蜂窝似的窑洞——红军大学“教室”，显得格外肃穆与庄重，这是古城保安冬日少有的艳阳天。红大一科的学员按六个组，在各组组长刘亚楼、彭雪枫、谭政、杜理卿、张纯清、杨成武的分头主持下，各自在窑洞里讨论战略问题，忽听窑洞外有人喊道：“同志们，蒋介石被抓起来了！被张学良、杨虎城活捉了！”谭政及其第三组的同志们顿时惊愕了。他们相互用目光询问：会是真的么？窑洞内顷刻开始寂静，寂静得只听见每个人粗重的呼吸声。谭政的心激动得嗵嗵跳个不停。但大家谁也不开口，他们在沉默，在倾听，在判断。窑洞外那个狂喜的喊声，还在响着，其他窑洞各组的同志已经隐约传来阵阵的欢呼声。是真的！谭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拳头往炕上一捶，大叫道：“真好啊！”一呼百应，三组的同志们同声欢呼起来，争先恐后挤出门，要去外面打听个究竟。谭政等学员跑到一科科部洞口，一科政委罗荣桓同志满脸喜色地走了出来，挥舞着拳头激动他说：“蒋介石被抓住了，在临潼抓住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立了大功！”随后，红大校领导也证实了这个喜讯，并向全体学员传达了“西安事变”的大致经过。红大领导还说，中央领导目前正在开会，准备立即派一个代表团赶赴西安。
　　听到这些，谭政和大家欣喜若狂，笑啊，跳啊，把帽子抛到了天空，人在雪地里打滚，有的人竟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他们想起了被蒋介石杀害的战友和父母兄弟。回想起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回想起陕北苏区的巩固与发展，艰苦创业，联系今天蒋介石被捉的惊人喜讯，谭政陷入了无限的暇思与感慨之中。“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通电全国，希望联共抗日，党中央将如何解决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呢？时光如流水，岁月似烟云。谭政和他的同学们在保安，这近似原始部落的泥土夹缝之间，度过了为时半年的窑洞大学生活。“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坚持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方针，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标志着历时十年的内战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与发展，全国进入了一个准备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形势的发展，各方面都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这样，中央军委决定，红大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分赴红军各主力部队以及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1936 年元旦刚过，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的毕业典礼， 在保安一座旧戏台上隆重举行。清晨，谭政和第一期的学员们早早地整理好内务，穿起洗得整洁的军装，列队来到了旧戏台前。听说毛泽东今天也要来出席这次毕业典礼，谭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一直盯着主席台，希望能看见毛泽东那伟岸的身影。毕业典礼开始了，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他颧骨微凸，双眼有些下陷，身上的棉袄也显得宽松。无疑，这是由于操劳过度造成的。听说，自“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每日只休息几个小时，文稿、电报、会议一下子增加了几借，百忙中还三天两头地了解“红大”学员的各种情况，毛泽东可以说在日理万机地工作着。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开始讲话了。他一开口，大家就感到，他心情很好，仿佛有什么喜事。
　　他声音洪亮，笑容满面，举止洒脱。他刚一走上主席台，就朝学员们扬手道：“祝贺同志们从红军大学毕业，我代表中央来给大家送行！”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一停，毛泽东又着重讲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形势发展的趋向。他说：“‘西安事变’带来了两种可能。一是国民党加剧内战，二是促使蒋介石抗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看来，情况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听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抓住后，红大里头不少同志主张杀蒋。请同志们说，杀一个蒋介石好，还是形成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好？
　　现在还有不同意放蒋的同志没有？站起来发表你的主张嘛，我可以把这个讲台让给你。”毛泽东幽默的问话唤起了满场的笑声，他自己也笑了。最后，毛泽东说：“现在大家要到前线去了，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部队搞好联合。要知道，你们联合得越好，对抗日越有利。希望你们那里将来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希望发展以后，我们中央和你们用无线电联系，而不是用骑兵通信员联系！同志们，抗战到底，前途光明！”听着毛泽东有力的话语，看着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和面容。谭政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半年不平凡的红军大学生活结束了，谭政更加成熟了。
　　他身负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踌躇满志地奔向了新的工作岗位。
　　1937 年5 月下旬。延安师范学校旧址。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长谭政就住在这里。延安，这座陕北古镇沐浴在和煦的春光里，四周山峦上杏花、桃花竟相开放，争奇斗妍，春日的陕北一改冬日的凋零，焕发出勃勃生机。谭政简陋的住所里热闹非凡，不断有人出出进进，每一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红光。谭部长要结婚了！这消息早就像长了翅膀，传遍后方中央机关和部队。今天，人们专程向谭政和妻子王长德贺喜来了。老上级罗荣桓、他的同事胡耀邦、肖向荣等及其夫人也来了，大家欢聚一堂，祝贺谭政新婚之喜。谭政穿着一套整齐干净的军服，眉头掩饰不住喜悦之色，新婚妻子王长德脸红红的，微露羞色。他们热情地招待着前来贺喜的同志们。谭政自爱妻秋葵病逝，长年奔波征战，一直没有娶妻。革命重任在肩，他哪里有时间顾及儿女情长？上井冈，转赣南，建设保卫中央苏区，万里长征，谭政一直沉浸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总算有了一段相对较为安定的时光。这时，父亲多次来信，开始催促谭政赶快成家。父亲娶妻生子的观念很重。有一次，谭政忍不住把父亲的来信给莫文骅看了，莫文骅一看，只见信中这样写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希望你早日成婚，为谭家留下一儿半女云云。自从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开始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于是部队中的一些大男大女也都相继结了婚。一直未娶的谭政也被热心人盯上了：
　　罗荣桓有个老战友叫许建国，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位女同志刘桂兰相识并结了婚，经过许、刘二人介绍，罗荣桓与刘桂兰的同学林月琴结成了百年之好。于是，罗荣桓古道热肠，给谭政操持起了婚姻大事，他把一位叫王长德的女同志介绍给了谭政。这样，今天谭政与王长德终于结成百年之好。王长德是川北人，出生在四川阆中的一个小村子里，全家人靠父亲当长工维持生计，生活十分窘迫。
　　十岁时，王长德就开始提着篮子，卖咸鸭蛋补贴家用了。因为生活困难，她只在村里勉强读了一年半的小学，十五岁的时候，她开始给人家当童养媳。1934 年底，红四方面军来到川陕边地区，王长德参加了革命，由于工作积极认真，她很快参加了阆中县妇女委员会，不久又调任县委妇女干事，还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 年3 月， 嘉陵江战役期间，红军伤员增多，红军部队扩充医院，王长德就被调入了工农红军总医院，担任连长，由此她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她曾任大金川省妇女部巡视员、省委侦察队队长。有一次，亲自带领侦察队侦破并缴获敌人大批金银、麝香等贵重物品，受到了上级的奖励。1936 年7 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王长德又随部队第三次穿越草地，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不久，她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并且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就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王长德结识了林月琴——罗荣桓的夫人。王长德可以说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好同志，谭政的老上级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一直为谭政操着心，夫妇俩一商量，就把王长德介绍给了谭政，撮合成了这段姻缘。战争环境下，一切只能因陋就简，谭政和王长德的婚礼极为简单。两个人经组织同意，便筹办起了婚事，王长德利用一个星期天把谭政的被褥洗了洗，当作了新婚铺盖，就这样结了婚。婚礼当晚，政治部所有的同志包括警卫员在罗荣桓的带领下，都来讨吃谭部长的喜面。王长德、谭政一阵张罗，便做好了面。面条里油很少，只放了点白菜、萝卜，然而大家仍然吃得分外有味，都觉得香喷喷的。婚礼虽然简单，但是气氛十分热烈。同志们纷纷祝贺新郎和新娘并肩携手，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来临，为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闪动着昏暗灯光的新房里，不断传出阵阵笑声。1937 年6 月。延安王家坪。八路军后方政治部。
　　延安座落在黄土高坡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谷里，西面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顶，环抱小半个延安城。东边的宝塔山，在半山腰高高矗立，西侧的凤凰山，树木丛生，绿荫浓浓，东北端的清凉山，坡身漫漫，窑洞密布。绵长的延河水，由北而来，恰好在延安城内调头东去，又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一份鱼光山色。军委后方政治部的窑洞里，一位三十多岁，身着灰布军装的中年人，正在整理着桌上的文件，并且不时地提笔写些什么。他就是从红军大学毕业不到半年，刚刚就任后方政治部主任的谭政。从红军大学毕业以后，谭政被任命为军委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长，配合后方政治部主任、红大同学，也是老上级罗荣桓处理日常工作。后方政治部主管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工厂、陕北军事部、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及独立师等的政治工作，中心任务是对部队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批判张国焘退却和逃跑、军阀主义的错误，统一思想。后方政治部只有三十多人，任务较为繁重，因此，谭政一到这里，就投入了处理日常工作的繁忙事务中。谭政出色的政治工作才能很快为同志们所了解。在他的积极努力下，红军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为红军东征山西、西讨二马，立下了汗马功劳。1937 年初，遵照中央部署，红军各部厉兵秣马，积极准备东征山西。2 月间，参战部队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
　　被派往红一军团开展政治工作。他大张旗鼓地开展各项活动，一会儿给有关于部作报告，一会儿找有关干部谈心，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他深入基层连队，摸情况，作工作，卓有成效。
　　东征结束后，谭政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又被任命为后方政治部主任兼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回到了延安王家坪。初夏的微风，带着些许凉意，吹进窑洞。谭政放下手中的文件，伸了个懒腰。接着，他点燃了一根烟，抬头向外面望去，窗外金黄色土坡上的片片、点点绿荫，令人赏心悦目，有沁人心肺的感觉。谭政觉得红军大学六个月的学习的确大有裨益，无论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还是在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各方面，他都感到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更是给谭政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的讲演，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批判了“左”右倾错误，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战略方法，这些不仅开阔了谭政的视野，提高了思想认识和领导水平，而且为他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的任务与方向。陕北的夏天是迷人的，在这万物生长的季节，谭政仿佛嗅到了收获的气息。全国各地抗日斗争如火如茶。谭政也因工作需要，不断变换着工作岗位。1943 年2 月，他调任陕甘宁晋绥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5 年4 月，他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6 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五章居后方细运筹政工显身手
　　1937 年8 月下旬。陕西三原，红一军团驻地。秋日的晨露尚未消尽，金色的阳光已洒满宽敞的土坪上，一阵嘹亮的号声之后，一队队刚刚换上新军装的战士们，精神抖擞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排成方阵。只见会场周围挤满了当地的群众，熙熙攘攘。台下战士们议论纷纷：“喂，这一下咱们可以和国民党一起打小日本鬼子啦，打他这个狗娘养的！”“唉！你瞧这个帽子，那国民党帽徽多难看，青天白日，真别扭！”“唉，穿什么衣服不能打鬼子，都一样！”“咱们穿上国民党服装，不就是向他们投降吗？”“同志们，和国民党合作，共同打日本侵略者，是党中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就已决定的，这个决定，对打败日本鬼子很有意义，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现在，党内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同志们千万要注意，不要受干扰。”这时，只见罗荣桓主任走上了主席台。
　　主席台下战士们热烈鼓掌。罗主任用两手做了一个往下按的手势，用湖南口音大声说：“同志们，父老乡亲们，东北三省已陷入敌手，现在华北危在旦夕。日军还想过黄河，侵占全中国。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为了不亡国灭种，每个中国人都要奋起抗战！红军就是抗战的先锋！”在罗荣桓的鼓动教育下，想到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冲上心头对日寇恶魔的怒火，掩盖了内战时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情绪，全体指战员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只见罗荣桓情绪昂然地拿出《红军抗日出征誓词》在烈日当空下，率领高举拳头的战士们，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坚决抗战到底！..浴血奋战，拯救中华民族。发扬红军光荣传统，誓做抗战先锋..
　　誓师完毕，部队便开向抗日战场。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谭政千方百计地对部队进行各种宣传教育。
　　1937 年8 月下旬。
　　毛泽东住所。
　　“主席，这次改编部队番号，肯定会在部队中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谭政说。毛泽东站了起来，来回踱着步子，说：“他们原来是红军，现在要穿国军服，他们就以为我们要变成国军了呢，是不是啊？”谭政点点头。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党内也有一种右的倾向，搞什么统一口号，统一任务，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等等，无非是想把我们领导权交给他们，这是很右的错误。另外，部队中‘左’的错误也不少，他们要凭借自己单独力量把日本打败，要建立纯而又纯的队伍，不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孤家寡人政策，自高自大，不愿与友军友党往来；有的不愿下山改编，这是‘左’的错误，不管是‘左’还是右，都对抗日有害，要及时纠正。”谭政说：“听说部队中有一种认识，就是说戴了红军帽子，又来戴国民革命军帽子，将来又戴什么帽子呢？”毛泽东主立即说：“这是一种‘左’的思想表现，你们总政要研究研究，抓紧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谭政说：“我看首先可以重点对各部队政工干部进行宣传教育，然后再推进到整个部队！”毛泽东点头说：“行！我同意你的意见！”陕北。军委总政治部会议室。谭政主持会议。
　　他语气激昂他说：“同志们，这次我们出台的《关于东进抗日行军中政治工作的提示》，符合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意图，此次行军中的中心任务是要以政治工作，提高我们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发扬战士们高度的抗战热情，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要有严明的纪律与抗日行动，影响友军，发动广大人民参加抗日战争。”说到这里，一位同志插话说：“我们必须要提出恰当的口号。”“对！”谭政肯定他说，“我们的口号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而战！’‘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谭政接着说：“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编几本书来激励我们战土的斗志，《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新战士课本》、《八路军军人必读》等，作为统一战线教育的基本教材。这些教材在教育内容上主要要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我们抗战的正义性，要坚定部队抗战必胜的信心，用中华民族伟大历史、英雄事迹和我军光荣传统，来教育与激发部队抗日热情和敢于井善于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信心。”“同时，各地还可以根据行军、作战情况，因时因地制宜，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恶现场，利用上课、誓师大会、班排讨论、标语戏剧等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使战士们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谭政主持下，这几本书很快编印出来，下发到各部队，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八路军总政治部会议室。谭政主持会议。“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会，军委要求我们搞一个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分总则和细则两部分。你们看怎么样？”王稼祥说：“我看可以，搞一个条例，也好使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有章可循嘛！”谭政说：“我们抓紧把这个条例搞出来，让主席给看看，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了。谭政接着说：“我已写了一段总则，请诸位听听，再修改，我念给大家听。”接着，谭政就把总则在会上读了一遍：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第一部分，总则：中华民族已经万分危急，只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团结和动员全民族一切抗日的力量，坚持长久的抗战，去争取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与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八路军最中心的任务，也就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
　　读完后，谭政征求道：“你们看，行不行？”“哎呀，太好了。”
　　另一个同志说，“你这个总则，就连老蒋看了，也不会有意见的，民族、民权、民生那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大家都鼓起掌来。谭政说：“那好，我们大家分头去写，越快越好！写好了，送给中央看！”
　　为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教育广大的部队干部战士，谭政日夜写作，接连发表了四、五篇文章。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有一次，他和谭政讨论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时，对他大加称赞。“谭政者，谈政也！”毛泽东说，“你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我都看了，有《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有《华北己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有《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你写得很好嘛，有理论、有例证，很有说服力。”
　　谭政不好意思他说：“哪里哪里！还要请主席多指导，我着重谈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应积极走在前线，使自己成为抗战模范，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人民抗日，要建立和不断扩大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力量同日本侵略者斗。坚决反对相互倾轧、低毁和妥协。”
　　毛泽东说：“很好，要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统一战线中，我们要独立自主。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加强政治工作是党的一贯要求，各部队要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把民族教育阶级教育结合起来。这是当前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谭政认真地听着，不时地还记着什么东西。谭政说：“我们搞的政治工作条例，已发下去了，各部队反应还好。”
　　毛泽东说：“当前越是处于困难时候，越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使八路军新四军协调行动。要特别强调我军的革命性。政治工作历来是我们的优势，有一个条例，对于加强政治工作，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极为重要，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落实，并提出修改意见。当然，要因时因地而宜。”
　　谭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说：“听说部队里有的不愿戴国民党军帽子，有的说共产党部队戴国民党帽子，这不是投降吗？”
　　毛泽东说：“这不仅仅是个帽子问题，这是关系到统一战线问题，要求各部队加强对统一战线的教育与宣传，这是能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关键。要让战士们懂得我们的战略策略。我们的目的是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不是为了戴帽子。”
　　谭政说：“各部队都搞了誓师大会，进行了生动深刻教育，加上我们条例的下发，这种错误认识正在缩小。”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1937 年9 月30 日。陕西富平。一二九师誓师大会上。刘伯承根据总政治部有关指示精神，生动深刻他讲了“换帽于”的问题。他用手推了推眼镜，拉着四川腔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他们烧、杀、抢，中华民族十分危急，面对这个凶恶的敌人，我们就要和国民党联合起来，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换个帽子算得什么！我们虽然换了帽子，我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红军的优良传统决不能丢。我们要戴这顶帽子，和国民党军一道，打败日本侵略者，当然，国民党军队也有可能不真心真意地抗日，那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推着他抗日。同志们，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请戴上这顶帽子吧！”说完，刘伯承首先把缀有国民革命军帽徽的帽子戴到头上，顿时，全场一片掌声。谭政身在后方“小天地”，胸怀全国大世界。他出色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即政治工作，已在全国抗日战争的前线，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初见成效。我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人民，进行坚决抗战。
　　而国民党军队却大力散布“失败论”、“亡国论”。助长了日寇侵华气焰。日寇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吞井中国。国民党在华北、沪宁战场上虽有一百五十万兵力，但接二连三地丧师失地。很多被击溃的国民党士兵说什么：“日本鬼子太多了，太厉害了，他们的武器太好了，中国人打不过他们。”一时间，失败情绪笼罩在国民党军队里。
　　在军委总政治部教育宣传与鼓动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大胆地深入敌后，放手发动人民群众，配合友军，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政治工作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显出了极大的威力，每战中，各连党支部都讨论如何完成任务，如何英勇善战，结果取得了重大胜利。1937 年9 月下旬。一一五师以一部在灵邱、沫源阻击敌人增援部队、用三个团的兵力昼夜行军，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9 月25 日早晨，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进至设伏地区。
　　“打，狠狠地打！”我一一五师战士居高临下，发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往哪里逃，到处遭到子弹的射击。敌人死伤过半。就在这时，几个团的冲锋号在山谷里吹响，我一一五师战士端起枪、上起刀，如下山猛虎，同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白刃战。经过一天激战，歼敌一千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这一仗，有力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打击了日军侵略气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一二九师取得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击毁敌机二十四架，一二○师在雁门关伏击敌人汽车五百余辆，切断敌人进攻太原的交通线，有力配合友军太原保卫战。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三个师配合了国民党忻口战役。接着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一一五师开辟了晋察冀根据地。一二○师开辟晋绥根据地，一二九师开辟了晋冀豫根据地。
　　新四军在华东华中也开辟了广大根据地。各根据地依靠山地、河湖港汉、青纱帐，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进犯。江南新四军利用敌人在上海、南京胜利后看不起中国军队的心理，大胆地设伏于镇江至句容公路的一段，伏击日军车队，击毙日军少佐和大尉以下十三名，击毁汽车四辆。一位被击散的国民党士兵问，“陈司令，国民党军队武器那么好，都经常吃败仗，你们就凭这武器能打败日本人？”陈毅哈哈大笑说：“能，一定能打败日本人！”“那你们凭什么？”那个士兵不解地问。“就凭这个嘛！”陈毅指着头。一个党员战士说：“就凭我军有强大的政治工作，凭严格的纪律，凭广大战士的勇敢。”“好，说得好！”陈毅夸奖说。“报告，陈司令！”一个参谋来报。“我军在伏击战中，击毙敌少佐，大尉各一名，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大批日钞！”“好，让部队好好休息一下，加点餐！”此后，陈毅高兴地赋诗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就这样，通过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努力工作，使我军统一战线工作、政治教育工作有声有色，上下一条线，左右一大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谭政总觉得还有点不满意。
　　1937 年10 月12 日。延安凤凰山麓。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塞外陕北的寒风，卷着黄沙不停地吹打着延安小城。军委总政治部窑洞里，一盆炭火在燃烧着。窑洞内温暖如春。毛泽东和谭政这两个湖南老乡正持着相同的口音聊天。“主席，我想，部队还是要恢复政治委员制度，这样保证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对保证我军抗战胜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你意向如何？”“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的想法和你完全相同。”
　　毛泽东说：“现在党内有一种右的倾向，认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要给国民党、蒋介石统一指挥。我看这种倾向有危险，它有害于我军独立性，恢复政委制，就避免党放弃武装力量领导权。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是啊，我们已吃过一次亏了，这次再也不能像大革命时期那样了。我们要记住历史教训啊！”谭政深深叹了一口气。
　　“是啊！”毛泽东点了点头，把手放在火盆上方烘了一烘。
　　“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写一份报告给党中央，要求恢复政治委员制度？”
　　“我看可以！”
　　 1937 年10 月19 日，八路军总部关于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度致电张闻天等。后来，张闻天、毛泽东批复：
　　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今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
　　洛甫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接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就发布了由毛泽东、谭政签署的一道命令：
　　目前抗战已走上了新阶段，为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巩固党在红军中的影响，争取抗战的胜利，特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恢复原来名义。
　　这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留守处，各医院学校边区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责统一领导。此时，谭政实际上具体主持了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及各留守部队的政治工作。
　　时令进入了冬天，陕北的大地不时刮着风、下着雪。谭政在窑洞里来回踱着步子，尽管是深夜，可他却没有睡意。勤务员在炭火边的椅子上已经睡着了。谭政在思考着：这方圆八百里的陕甘宁边区，出征在外的八路军、新四军，后方的各部队；国内急剧变化的形势，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思想倾向；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部队团结，等等；他都在考虑，这份担子确实不轻！他一会儿坐下来，把手烘一下，一会儿又站起来，为小伙子盖上大衣，他想：只要在党领导下不管工作多么艰巨，任务多么繁重，生活多么艰苦，都要担下来，只要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克服一切困难。他决心更加深入细致地做好党交给的一切工作。那时，八路军、新四军分散在全国各地，各战略区几乎都是独立自主作战的，后方的总政治部很难直接了解和掌握各部队的思想政治情况，为军委总政治部的有关指示精神及时有效地在各部队执行造成了相当的难度。面对这些情况，谭政经常思考着如何开展政治领导工作。当然，各部队政治委员的任命，政治机关的设立，也为政治工作的落实，奠定了组织基础。1938 年5月26 日。抗日战争研究会驻地。五月的陕北，到处披着绿装。延安， 依偎在绿色怀抱之中。抗日战争研究会的礼堂里，挤满了人。毛泽东正在给抗战研究会及后方干部战士作《论持久战》的报告。谭政，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目睹着毛泽东的演讲风采。只见毛泽东不时地比划着。他时而挥手，时而把手插在腰间，时而又在黑板上书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战争发生发展规律，系统地提出了我军的战略任务、战术原则，科学地预示了持久战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前途。同时，毛泽东论述了政治工作的极其重要性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当讲到了政治工作的根本性问题时，谭政入了迷，他时而举头凝视，时而低头速记，他完全被毛泽东那深刻、精辟的报告和多姿的风采所吸引。在讲述战争与政治关系时，毛泽东说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谭政被这精辟的论断折服了。他不停地写着，连一个字都不想漏掉。最后，毛泽东说：政治动员即政治工作“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就要靠它取得胜利。”毛泽东这一轰动延安、震撼全国、影响世界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谭政。他决心在今后的政治工作中把这篇光辉著作作为指针，井在实践中开始落实。1938 年6 月上旬。
　　总政治部会议室。谭政主持了会议，研究如何改进政治工作，落实毛泽东的政治工作的有关思想。谭政说：“同志们，主席的论持久战，写得特别好，很精辟、透彻，特别是关于政治工作的论述，应当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针。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研究一下如何落实加强政治工作。”另一位领导同志说：“主席特别强调政治动员，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扩大军队，我看，我们政治工作就要围绕这些工作来开展。”“对！”谭政肯定他说，“我们的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颁发布告，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召仟群众大会，召开各类代表会议，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申明我党我军抗战之决心，特别要利用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罪行，来教育群众，激发广大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抗日决心。
　　我们宣传群众的目的，是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形成千军万马。要把各阶层、各团体的力量调动起来，建立抗日救国会、抗敌协会，还有工会、农会，妇救会等，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共同抗日的政治局面。”他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完全领会了。接着，他又说：“我们还要武装群众，不断扩大武装力量，建立与扩大地方武装力量，使它能配合我主力部队作战，摧毁一切伪政权，肃清汉奸，消灭地方土匪，把敌人后方变成前线。我们不要怕，要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国民党方面抗战，害怕与不愿武装工农群众，这就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毛主席说了嘛，战争力量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目前，党内有一种右倾思想，强调由国民党指挥，这是很危险的。要认真克服。”谭政喝了一口水，又说：“我们还要加强建党建政工作，这也是党中央的决定。各部队都要积极协助地方党健全各地党的领导，在没有建党的地方，则负责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没有民主政府的地方，加快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要加紧培训地方干部，发展和培养地方领导骨干。抗日民族政权建立后，各部队要维护它的权威，保证各项法令政策得到执行。”另一位同志插话说：“现在，有少数地方，政府不健全，一些地方农民对现有的苛捐杂税很不满意！”“我们要认真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实在利益，这样，他们才会体会到共产党好，他们才会拥护我们，跟着我们干，这一点特别重要。”谭政说，“我们军队每到一地，都要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坚决反对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乱杀牲畜、践踏耕地等现象，要时刻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要扩大军队，发展党员，这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基础。在军委总政治部的具体指示下，各地部队都相继开展了扩军工作。太行山区。一二九师师部驻地。根据总政治部和军委扩军指示，一二九师在师部驻地进行扩军动员工作。只见征兵处红旗招展，应征青年踊跃参军，个个都显得格外精神。在一杆大红旗下，放了两张桌子，几名干部在紧张地忙着。只听喊道：“下一个！”“哎？你叫什么名字？”“李..”
　　这个小家伙有点紧张。“噢，他叫李二蛋，是我家老二！”“哈，哈！”几个工作人员笑了起来，尤其是两个女兵笑得更是合不拢嘴，使李二蛋很不好意思。接着征兵人又问：“多大了？”“十六！不，十七了！”“那不行，年龄不够，再等年把吧！”一个征兵的干部看了看这位老大娘，笑着说。“呃，八路军同志，我这个孩子，说起来是小，他倒是有劲，准能扛起你们那枪，求你们帮帮忙吧。”
　　正说着，刘怕承师长从远处走了过来。刘师长乐呵呵笑着，问到：
　　“怎么回事啊？”只见一个女兵在老大娘耳朵旁说几句。老大娘一乐，便转过声来，“哎，刘师长，咱求求你们，收下我这个孩子吧，他保准能扛枪打..”没等老大娘说完，刘伯承看了看那小伙子，说：“嗬，这小伙子倒是很结实嘛，多大了？”“十七！”
　　“那不行，太小了！”
　　“呃，师长，你们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就收下他吧，我给你们磕头了！”
　　说着老大娘就跪下身来。刘师长赶忙扶起老大娘，“唉？快起来，大娘！我跟您说实在话，你的孩子还小，不够参军年龄。这样吧，把他登记上，先到我们师部，呆上两年再说，不过，下不为例！”“哎，谢谢刘师长。”大娘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忙嘱咐道：“孩子，你就跟师长去吧，他是个好人，往后要多多做事，多多打日本鬼子为你爹报仇。”小伙子一个立正，说着：“妈，您放心，我一定要多做事，多打日本鬼子，为咱爹报仇！”1938 年初春，总政治部，谭政办公处。“报告，这是一份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汇报材料，其中，特别讲到部队某些连队贯彻三大原则不力的情况。”“哦？”谭政接过材料，迅速地看完。说：“看来，这是政治工作不力造成的。要赶快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同志说：“恐怕有少数基层干部对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原则认识不力。特别是一些新入伍的同志，对其理解不够。”
　　“对，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三大原则是红军的优良传统，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我看要下一个文件，重新强调三大原则。”“是的，这项工作即刻就要开始。”一位同志说。1938 年4 月底，晚上，谭政住处灯火通明。他正在紧张地赶写他的文章，着重要强调我军工作中的三大原则。“谭主任，已是晚上12 点了，您得睡觉了！”一个小同志，端了一杯开水过来， 递了过去。“小鬼，你还没睡啊！”“我刚才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你先去睡吧！”“不，您不睡，我就不睡。”“哎？我有重要的事要写嘛！”“再重要的事，我看明天也能写。”谭政写文章思考问题时，不大喜欢别人打扰，为了让小同志先睡觉，他就同意睡觉了。不一会儿，小同志进入梦乡，可谭政还在思考着问题，他看小同志睡着了，就又点亮了灯，把自己被子盖在小同志被子上，喝了口水，又开始写了起来，直到黎明，他才起来伸伸腰，打了一下哈欠。只听到外面的鸡开始鸣叫起来。1938 年6 月，谭政办公室。“报告，谭主任，这上面有你的大作。”谭政一抬头，看见一个女兵，是主编派来的。就赶忙问：“什么大作？”“不就是你那篇文章，洋洋洒洒，观点独到，哈哈！”“不好意思，只怕是又长又臭，我只是重申毛主席，朱总司令反复强调的治军原则，可不敢有什么新观点。”“可对不起你啊！”“怎么啦？”“肖总编说没有稿费！”“哎，要什么稿费！”“肖总编说，以后，等革命胜利了，经费好转了，再付。”“嗬，你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嘛！”
　　“当然啦！有毛主席中央军委领导，有你们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还能不胜吗？”“那好，感谢你们发表我的文章！请把这本书带给你们主编。”还没等谭政说完，那个女战士一溜烟似地跑了。1938 年7 月，总政治部。“谭主任，国民党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不少爱国人士。各界十分重视，代表们提出了许多抗战议案，还发表了宣言，都承认国共合作，表示要实行民主政治，保障民生，要求各党各派各界合作起来，建立统一战线。”“只怕是国民党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一个同志疑虑他说。“哎，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不过，我们可以利用他合法承认，加大宣传力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有利。不过，要特别警惕国民党反动派摆弄花招，要绝对保证我军独立自主权、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这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团体。”“对，就要利用这种合法性，加强宣传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党要加强对这个协会的组织与领导，使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1938 年8 月，延安，总政治部组织的联欢会上。红旗迎风招展，灯火照在人们脸上通红通红的。“大家请安静，请谭主任讲话。”一个主持者大声说道。在一片掌声中，谭政走上台，大声说：“同志们，现在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纵深阶段，日寇气焰十分嚣张，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都应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为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斗争。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宣传力量，到群众中去，到前线去，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拿起武器，勇敢地跟日本侵略者决战。”接着谭政和大家在一起合唱了抗战歌曲：《全民抗战》、《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等，嘹亮高亢的歌曲响彻在延安上空：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这嘹亮的歌声，从延安上空，飞到大行山，飞到晋察冀，飞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形成了一股宏大的抗日潮流。
　　1938 年9 月初，总政治部。
　　“报告谭主任，这是全国各地开展扩军与发展党员情况的材料，请您过目。”
　　“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力量发展如何？”
　　“报告，八路军由原来三万二千人发展到十五万六千人，新四军由一万二千人发展到二万五千人！”
　　“部队中建党情况？”
　　“八路军、新四军中党员数已由原来三万五千人发展到十万人！”
　　“另外还有几万地方武装力量。”
　　谭政听了这一数字，点了点头，说：“要通知各部队，继续做好扩军与发展党员工作。要放手发动群众，武装广大人民，把大批先进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大胆吸收到党内来，还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员质量，不断提高我军政治素质。”
　　“可新四军中有一种认识..”
　　“那是右倾思想在作怪”，还没等那位说完，谭政就生气他说：“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否则在新四军中影响特别不好，将会影响我军战斗力的。”
　　“你看，这是长江局的杂志，有王明的文章，这里面思想与总政治部精神不大合得上。”
　　谭政接过杂志，一眼看到王明的“统一行动、统一服装、统一指挥，统一番号..”谭政气得一把将杂志扔得老远，“什么统一不统一，这分明是放弃我党对武装力量领导权，要把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让给老蒋，我们吃的亏还少吗？”另一位同志捡起杂志，心情有些沉重他说：
　　“看来，这个问题是到了解决的时候，否则，将会影响八路军，特别是新四军工作全局的。”谭政点了点头。夜，已经深了。杨家岭军委窑洞里，灯火通明，灯光下，谭政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览着各部队政治机关送来的汇报材料。
　　他一边阅读，一边思夸，他想得很多很多：他从事革命工作己很多年了，既有经验，又有教训，难道是自己错了吗？为什么王明老是强调统一，放弃自己独立自主，这不是束缚自己手脚吗？王明这个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不能团结同志，搞“左”倾机会主义，现在，他又来了180 度大转弯，由“左” 向右，眼中只有国民党，看不起我八路军、新四军，说我们还没达正规军，只是流寇主义，这是肯定不对的，可党为什么又不解决这个问题呢？对，明天，我得给主席他们提一提这个问题，我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不过，又一想，王明这个人在共产国际中挺有背景，是不是共产国际支持他这样干，他喜欢把苏联经验绝对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这是错误的根源，我看我们党现在完全有能力解决好自身建设问题。想着想着，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手里还拿着一份材料..
　　杨家岭军委窑洞。
　　谭政起草各部队政治工作任务。
　　谭政在通过撰写文章，宣传毛泽东、朱德有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实践工作中具体贯彻毛泽东、朱德有关政治工作的思想及三大原则。早在八路军东进之时，由谭政参与制定、由军委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东迸抗日行军中政治工作的指示》，就己体现了这三大原则的内在思想（如前述）。
　　1937 年10 月29 日，就在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过后四天，由谭政参与制定、由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部队进行地方动员工作的指示》，又一次体现了这三大原则。《指示》要求“军民一致”，“动员整个部队的指战员，用最高的热情进行地方工作，创造抗日的根据地，做到人人能做宣传工作，每个干部时刻不忘创造根据地的任务。为完成每一动员计划而斗争”。同时，《指示》还体现了“官兵一致”、“瓦解敌军”等原则。
　　1938 年底，由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参与制定八路军总部颁布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又把毛泽东。朱德提出的八路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郑重地写入了《条例》的总则，成为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
　　同时，谭政领导军委总政治部积极贯彻、落实，并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工作有关思想，来充实、完善已有的政治工作计划。
　　这一期间，以谭政为副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紧紧围绕两项政治任务，开展工作。首先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在谭政等军委总政治部推动下，部队主要开展下述政治工作，使部队政治工作生动活泼：宣传群众。每到一地，部队便以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颁发布告，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召开群众大会，举行各类人员座谈会等方式方法，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我军打胜仗的消息，申明我党我军抗战到底、与民众共存亡的决心。在宣传工作中，还特别注意利用日寇奸淫、烧杀、抢掠和伪军、伪政权的暴行，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对日伪的仇恨，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坚定群众的胜利信心。组织群众。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普遍建立各界群众的抗日救国会，抗敌协会，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在“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的口号下，形成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同仇敌汽，一致抗日的生动局面。武装群众。努力培植与发展自卫队、游击队等群众抗日武装，帮助他们进行军政训练，使其担负起侦察、警戒、放哨、坚壁清野等项任务，并配合我主力部队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摧毁一切敌伪政权，肃清汉好，消灭土匪，把敌人的后方变为抗日的前线，并不断向敌寇占领区的纵深扩大我抗日根据地。建党建政。在军委总政治部的号召下，我军各级政治机关还承担了建党建政的任务。积极协助地方党健全各地党的领导；在没有建党的地方，则负责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时，对有旧政府的地方，进行团结争取，逐步加以改造：在旧政府人员逃遁一空的地方，则迅速建立完全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并加紧对地方党政干部的培养训练，开办各种训练班，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培养骨干。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部队则进行爱护根据地、尊重抗日政权的教育，规定抗日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模范地遵守执行。贯彻经济政策。各部队各级政治工作团、服务团认真宣传与贯彻我党提出的减租减息、停征田赋、废除各种苛捐杂税等经济政策，并将没收的汉奸财产分发给群众，使群众从经济利益上亲身体会到我党我军的正确。同时，我军所到之处，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帮助群众恢复田园，发展生产，反对随意支差、轻易砍伐树木、杀害耕畜、践踏耕地等浪费民力物力现象的发生。通过这些实际的行动，使敌后广大群众紧密地团聚在我党我军的周围，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战到底。另一项任务是扩大军队，发展党员。
　　在谭政为副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的具体指示、部署下，各部队以政治工作人员为基干，组成各路工作团，分赴各地开展扩军工作。各路扩军人员同各地党、政、抗日民众团体密切配合，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各种宣传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型飞行会议，以及个别谈话、组织群众到日寇摧残过的地方参观等方法，向群众说明抗战的形势和求生之路，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使群众明确要想自身不遭受日寇蹂躏、迫害，只有拿起武装，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战斗到胜利。同时，还特别强调，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与当地人民建立密切的关系，经常举行军民联欢会，请群众代表到部队吃饭、参观，以我军严明的纪律、团结和谐的内部关系，给群众以最切实的影响；推动政府和民众团体，慰问抗日军人家属和欢送新战士上前线的工作。从而在群众中造成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上前线打日本侵略者的光荣感。使命感，从而激发出蕴藏在民众之中的抗战热忱，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
第六章 纠右倾反顽敌斗争更艰巨
　　1938 年9 月29 日，延安桥儿沟。
　　萧瑟秋风，轻轻掠过。
　　路边，田园的庄稼。野草虽有点变黄，可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远望去还是绿草如茵，郁郁葱葱。
　　今天，桥儿沟显得格外漂亮，坐落在沟门右侧山脚下的大主教堂，肃穆、典雅。这一座典型的欧洲哥特式建筑，屋顶又高又尖，直插蓝天，跟陕北窑洞相比，风格明显不同。1937 年1 月，中共中央党校从定边县迁至延安东郊桥儿沟以来，这座教堂便被用作中共中央党校礼堂。
　　教堂的前面，沟门外，不远望去，奔流不息的河水，匆匆流过。
　　下午，阳光明媚，秋高气爽。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陈云、刘少奇、彭德怀、王明、博古、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还有中央各部和各地的主要领导人吴玉章、林伯渠、罗瑞卿、林彪、贺龙、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涂海东、王首道等陆续步入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这是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全会。
　　作为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中共中央全会上，全面总结了抗战以来党和军队的工作，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情绪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突出强调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对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重申了党的政治工作基本原则，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这次全会持续了一个多月， 11 月6 日全会胜利闭幕。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为谭政在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立下了新的坐标。
　　会议结束后，谭政立刻离开桥儿沟，勿匆返回杨家岭军委总政治部驻地。1939年11 月7 日，总政治部。“王主任、谭副主任，你们都回来了！”当谭政他们从会场返回杨家岭总政治部时，很多工作人员都迎了上来。“有什么新精神吗？”一个工作人员问。“嗬！你还真急！”谭政说：“来，把这些东西放好。”谭政把一包东西交给了他。“老谭啊，”王稼祥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及时很重要啊！”“是啊！”谭政说：“伟大的行动，需要有伟大的思想来支配，这次会议，对王明右倾思想进行了系统批判与纠正，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军事中右倾倾向，是太重要了，如果按照王明那一套搞下去，准会吃亏，出乱子。我就担心这一点。”王稼祥点了点头，又说：“许多同志的发言很有力度，值得我们思考。罗荣桓提出的要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力度，特别是加强党支部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作用，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威信，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今后，不能随意抽调部队政治机关的干部，要保证政治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谭政说：“对，政治机关工作一削弱，就会出现像老罗所讲的思想麻痹、土匪主义及贪污腐化现象。这种情况值得重视。”
　　王稼祥说：“六中全会己胜利结束，全党都要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我们总政也要着手制定工作计划，逐步落实。我的身体不太好，你就担起这担子吧。”
　　谭政点了点头说：“稼祥同志，你放心，凡重大事项我都会去请示你的，你是主任。”①
　　“哎？！你放心大胆于吧，党中央对你的工作很放心，很满意嘛！”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
　　夜已经深了，可谭政却兴致正浓地在制定军委总政治部下一步工作计划。
　　他想，六中全会已经结束，下一步任务就是要布署宣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的任务。这几个月来，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危害很大，想一下子清除影响，恐怕不可能，因此，他想，要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抓起。经过一夜的思考，他拟好了下一步工作计划，准备报请明天会议上讨论。
　　“喔喔喔..”外面的雄鸡开始鸣叫起来，东方的鱼白映入了谭政窑洞的窗前，谭政吹灭了伴他一宿的灯，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1938 年11 月8 日。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刚走到办公桌前，一个工作人员把一份材料递到他手里说：“彭总，这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材料，要求八路军各部队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检查政治工作，井要求您在前敌政治部作传达报告。”“好的，你把这份宣传教育大纲电发给各部队，要求各部队在传达学习六中全会精神中努力结合自己的实际，改进工作。”
　　“是！”
　　1938 年11 月中旬，一二九师师部，党员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操着很浓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一二九师党员代表大会。
　　根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八路军前敌政治部指示精神，我们要学习六中全会文件。刚刚下发的两本书，一本是《论新阶段》，这是毛主席写的，一本是《六中全会组织工作大纲》，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克服轻视政治的观点，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更要讲党性，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反对一切右倾倾向。这次，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的领导地位，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对我们顺利取得抗日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坚定有力的讲话，赢得一二九师党员同志们阵阵掌声。刘伯承开始讲：“同志们，刚才邓政委讲得好，共产党员最要讲党性，我们一定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轻视政治领导的军阀主义错误。我们这些人，离开了党的领导，都
　　没有出路，都要犯错误的。现在，六中全会，要求我们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武装，又要坚持团结友军，共同打败日军。因此，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新的情况表明，我们虽然坚持团结友军，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对派对我们扩大武装怀恨在心，因此，我们时时警惕，千万不要上当犯错。”刘伯承那激昂的演说，给战士们增添了无穷力量，更加坚定他们抗日必胜的信心。邓小平又说：“现在总政治部要求我们采取措施，从组织上加强政治机关的整顿，健全组织，恢复制度，改善政治工作领导。
　　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者都必须是党员。总政治部要求对政治工作进行巡视检查，各师相互检查，总政也派检查团巡视，因此，我们要做好工作，接受兄弟部队及上级检验。”1938 年12 月，总政治部。
　　“喂，小鬼，给我要抗大。”谭政一边看材料，一边说。只见那个小战士摇着旧式话机，转了两圈拿起话机，没有回声，又摇了几下，这回接通了，只听见对方声音：“喂，是哪里呀？”小鬼赶忙把话机交给谭政，“喂，我是谭政！”“哦，你好，我是老罗啊！”“哦，罗大个子，还好吧！有个事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总政报请中央批准，准备要请抗大再开一个政治干部训练班，从各师抽调干部去学习，你看怎么样啊？”“可以是可以，只是现在我们校舍太紧张！”“哎，挤一挤嘛，只要不出毛病就行！”“喂，就怕挤出毛病来呀，哎，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呀！”“哪里，哪里！”说完，谭政把话机放下。然后吩咐下去：“把这份文件发下去，要从各师抽调政治干部到抗大学习。”1939 年2 月，总政治部。“谭主任，这是新四军第二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好的！”谭政接过材料，认真看了起来，只见他的眉头紧皱，越来越不高兴。最后把材料往桌上一放，就说：“怎么能把国民党的言论编成材料呢？”“又怎么啦？”
　　王稼祥问。“他们的纲要，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却把蒋介石的言论、宣言编成材料，教育部队，这样搞下去，那就不是共产党的部队。”王稼祥接过材料，认真地看过，他感到问题的严重。1940 年5 月初，总政治部。“稼祥，中央对新四军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我们总政治部对其提出具体整改意见，你看，这是我昨晚写出的《总政治部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你看行不行？”王稼祥接过材料，一看，上写：
　　我们根据中央五月四日对新四军的指示，看了新四军的政治部的少数比较旧的林料之后，对新四军政治工作有以下意见：（一）我军的政治工作是根据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因此，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二）在鼓动宣传教育工作中，我们应当依照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与目前策略路线出发，必须把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正确地适当地联系起来。
　　在目前特别着重说明投降妥协的危险，以及反对这种危险的斗争的必要，说明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两重性与动摇妥协性。不应把国民党首领的演说宣言编成讲话材料，这种方法是不妥当的。（三）在组织方面，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基本上现在仍适用。你们起草的政治工作条例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与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该坚决拒绝之。对战区政治部的命令，绝对不应服从，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工作完全是反共的特务工作。（四）在居民中的工作应当根据党的政策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央指示已提及，兹不赘述。（五）总之，政治工作是共产党党的工作，我们应公开的说明我军的政治工作这种特殊性，对抗战是有利的、必需的，我们不能向落后看齐，而应当是落后的向进步的看齐。八路军、新四军中之有共产党与其工作，正如其他军队中之有国民党及其工作一样，所以我们政治工作的原则、内容、口号与方法都是光明正大的，有理由的。因此我们政治工作不应当有对外对内的两套，不能对外迁就国民党，对年说共产党私话。我们的立场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以上请讨论，并电复结果总政治部①
　　“这个文件写得很好，我完全同意立即电发。”王稼祥说。1941 年1 月中旬，总政治部。“稼祥同志，新四军出事啦！”谭政低声他说。“啊？”
　　“项英他们大约九千人在皖南径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他们经过七昼夜殊死战斗，只有二千人突围，项英遇难，叶挺去谈判被扣押。”“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王稼祥愤恨他说。“这与新四军有关领导放松警惕也有关系。”谭政说。“我们要彻底揭露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真面目。
　　要利用全国电台、报纸，群众会议，广泛地宣传这件事情真相，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罪行，让全军都要记住这血的教训。”王稼祥说。“现在，全国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国民党爱国人士、海外华侨、中间阶层都转而支持共产党，蒋介石现在已经孤立了。中共中央已准备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并要向国民党提出惩办何应钦、顾祝同和上官云湘三名战犯。释放在上部的新四军和枪支。释放叶军长。”王稼祥点了点头。1939 年2 月，总政治部， 整军会议。谭政主持了会议，他对整军工作的形势任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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