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转过脸对徐海东说：“海东同志，你说说，是不是这样？”
徐海东点点头说：“是这样，毛主席两次和我谈话，都说要我们向东发展，一直到黄海边。”他洪亮的声音，把拥护的会场都震动了。
徐海东接着说：“我们现有的根据地方圆不到十公里，敌人几颗炮弹就打穿了。我们还要像在大别山时那样：招兵买马，扩大新四军，扩大根据地。向什么地方扩大？敌后、日本鬼子的后方，不能坐在国民党的怀里，等靠要。我们要独立息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向东、向东，不到黄海边，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徐海东说着，手指向了东方。
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新四军，特别是第四支队的大部分干部，都是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时，由高敬亭领导留下的红军指战员。时隔几年，他们又见到往日的“徐老虎”的雄姿，又听到他那洪亮激昂的声音，这些老部下、老战友无比激动，好像有无穷的力量要爆发……
坐在刘少奇左侧的张云逸，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他刮掉了左右江起义时留的大胡子，显得格外年轻。刘少奇和徐海东的到来，增添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力量，他今天精神抖擞，眼睛闪出喜悦的光芒。他最后总结说：“胡服同志和海东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明确了我们江北新四军的斗争方向和战略目标。我相信，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夜晚。徐海东宿舍。
一盏油灯，驱走了满屋的黑暗。
“尽管四支队的领导有些不好，我们也还是要革命的呀！”第四支队的一名干部放声痛哭，“为什么党中央不信任我们呀？！”
徐海东遵照中央精神，首先是“整顿”好第四支队。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他的肺病复发了。但是，他不顾病痛，刚到指挥部，就紧张地工作起来。他了解到：新四军第四支队是鄂豫皖红二十八军改编的，军长高敬亭是四支队司令员，因他在思想上过分对国民党妥协，其实也受当时的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影响，又因敌人从我内部挑拨离间，致使高敬亭被错杀。从此，四支队名声扫地。四支队内部有很多人为高敬亭抱不平，但敢怒不敢言。只能和上边统一口径：高敬亭犯了严重错误。
徐海东根据了解的情况和以往对高敬亭的了解，对这位哭泣的干部说：“十年内战，高敬亭不管斗争环境多险恶、生活多艰苦，都不肯向敌人投降。他对革命还是有功的哩！”
那个干部不再哭了，怔怔地望着徐海东，半天才说：“党还是信任我们呀？！”
“信任！怎么会不信任呢？你相信党，党就相信你！”徐海东接着说了在延安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他说，“那时，有很多人说我是张国焘的部下。可是党中央、毛主席一样信任我嘛！毛主席跟我说，四方面军广大的同志是好的！”信任，会消除隔阂；信任，能增强团结；信任，同样也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徐海东和其他一些同志，带着党中央的信任，带着中央军事家委的信任，在四支队中进行着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这支革命部队立时有了明显起色，内部越来越纯洁、斗志越来越旺盛，同时，还不断地扩大着新的力量。
可是，随着青年学生参军的增多，部队中“文人”和“武人”的对立，又逐渐突出出来。一方说，“只会冲杀，莽张飞，屁事不懂！”一方说，“纸上谈兵，枪炮一响，腿肚子转筋！”
徐海东也是地地道道的“大老粗”，曾经骂“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他崇尚“武举”，认为革命的胜利是靠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到了延安，经过学习理论，并得知党中央的大部分干部都是知识分子，还有些喝过洋墨水，这才认识到知识的力量。他深知：正人先正己，批铁需靠本身硬。他带头新生有知识的青年，热心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谈心，开生活会；同样鼓励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学文化，讲革命道理，讲知识的作用。每天晚上，他宿舍的灯都亮到夜间一、两点钟。
经过他对干部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四支队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干部战士们传颂着：我们的“老虎军长”也变成了大知识分子啦！在徐海东领导下，这支队伍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并沿着革命的轨道胜利前进！
1939年12月19日晚。四支队指挥部。
战场，是检验勇敢和智慧的真正舞台。新四军四支队的指战员在徐海东、张云逸、罗炳辉和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下，迅速成长壮大。徐海东常说：“枪炮底下出干部、见英雄！”
12月18日，侦察员带来敌情：驻南京、明光、蚌埠一带的日伪军，共抽出两千多人，进到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打算“扫荡”我新四军。
徐海东立即提出要打个漂亮仗，为指战员们鼓鼓劲儿。一拍即合，几个领导经过精心研究，拟定了作战方案：诱敌深入，把敌伯一路放进周家岗一线，在通往复兴集的要道上，打伏击。确定部署之后，徐海东与往常一样，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出发了。警卫员担心：“司令员的病可别再加重呀！”
第二天夜晚，驻滁县的日伪军四百余人，分两路出发，一路经赤湖铺、关山店、珠龙桥，进攻施家集；另一咱经官庄、占领施家集后，进攻周家岗。驻全椒之敌七百余人，一路经东旺集，向大马厂进攻；另一咱三百多人，经石沛桥、枣岭集，与滁县之敌合击周家岗。一心想和新四军决战的狡猾敌人，却落入了徐海东布下的天罗地网。
战斗从21日打响，在二十四小时内经过两次激战，打垮了合击周家岗的敌人一个营。这次战斗，我军只伤亡十一人，却毙伤俘敌蚕六十多人。不仅活捉了一个日军分队长，而且当场击毙卫个叫毛高十穗的日本指挥官。
敌人见势不妙，仓惶逃窜，十分狼狈。徐海东率领新四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丁、西河等地，粉碎了敌人向皖东的第一次大扫荡，这对进一步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人民群众、干部战士眉开眼笑，奔走相告：
“新四军四支队打了大胜仗！”
“胡服同志和徐司令一到，四支队就翻了身！”
“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
但是，徐海东却很不满足：敌人跑得像兔子一样，太快了，歼敌太少；八十发子弹打死一个敌人，太不合算了！
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徐海东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带病坚持工作。
1940年1月28日，四支队营以上干部大会就要召开了。晚上，徐海东拖着病体坐在木炭火盆边，和指挥部的同志交换完意见。他坐在那里、望着火红的木炭，陷入了沉思。他不时伸出双手去烤烤。他不用笔、不用纸，全凭个人的记忆，在头脑里写下会上讲话的提纲。
第二天一早，警卫员送来早饭时，徐海东看着饭菜，一点食欲也没有。他只喝了几口稀粥，就放下了碗筷。警卫员瞅在眼里，疼在心头，他低声说：“首长，你的病又犯了，今天别去开会了！”
徐海东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在加重，不过他相信自己能挺得住，硬撑着对警卫员说：“别瞎说，哪来的那么多病？！走，会议就要开始了！”
会场设在一所学校的大教室里全体营职以上的干部都到齐了，屋里屋外全是人！大家紧盯着指挥部的首长们，以一种肃穆的气氛，迎接副总指挥兼司令员徐海东作总结报告。徐海东以他一贯洪亮的声音，讲了周家岗战斗的经过，经验及其教训。
徐海东越讲声音越高，越讲越兴奋。突然，他觉得有一股东西从口里翻滚出来，但他尽力压制着，仍旧亮着嗓门说：“这只是头一次战斗，我们要继续打下去。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不停顿地向东、向东、我们……”突然一口鲜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他昏倒在桌子旁边。
近些天，徐海东的病情严重恶化。经常大口咳血，然后就一连昏睡几天，他从此一直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动。
1940年春，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李品仙、韩德勤集中主力攻击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指挥部。地方武装，也纷纷出动。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同志一起，率主力声东击西，与敌人周旋。为了徐海东的安全，组织上决定派一个连近百人保卫他。他躺在担架上带领这支小连队，在相对安全的津浦铁路以西地区转战。他们夜晚行动，白天休息。徐海东每天咳血不止，没有药物治疗，听说陈咸菜水能止血，就让周东屏找点来喝；又听说卤水能止血，他又让人找点来用，结果都不起作用。徐海东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支撑着。
一天夜晚，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分两路过来，企图夹击我们！”部队顿时有些慌乱。徐海东马上把警卫连长和侦察员来，他边听情况，边看地图，不时用手指着地图说：“从这边山梁下面插过去，向西转移！”
“那正是敌人兵力最强的地方呀！”警卫连长忙说。
“哪里最危险，往往哪里最安全！”徐海东果断地说，“我们这支小队伍，是完全可以钻过去的！”
“万一被敌人发现，我们就惨了！”警卫连长争辩说。
“为什么你只想万一，不想一万呢？那边一座大山，就是我们的一万人的援军啊！”
黑夜，借着微弱的星光，徐海东坐在担架上，指挥这个连，从敌人两路合围的缝隙里，悄悄地进了一座大山。这位善于游击战的“山大王”，多次从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圈里安然无恙地跳进跳出。诡计多端的日伪军明知徐海东就在附近，却对他无可奈何！
秋去冬来。大雪纷纷扬扬，地上的积雪已过半尺，雪还是不停滞不前地飘落着。
徐海东被安置在一个远离前方的山区村庄，他的担架上有直通指挥部的电话，文件、电报天天都送给他，他也能经常听到前方指挥员的声音。但他知道的，大都是大喜事，小而槽糕的信息就不传给他了，领导要给他创造一个愉快、安静的养病环境。
前方已有三天没磅战报来，电话线也断了。电旖同在雪地里跑来奔去，找不到线头。两次派出去的交通员，有去无回。夜里，徐海东把妻子周东屏叫到担架前，对她说：“电话不通，文件也看不到，我都变成聋子、瞎子了！快派人去！”
“不要急呀！明天雪停了，就派人去！”
“不行！”
“看你脾气！明天一定去就是了！”
“不行！”徐海东大声吵嚷，“今晚上，你给我亲自到前方去！”
周东屏看着茫茫雪夜，叫她一个女同志怎么走？她犹豫地说：“派出去的人，恐怕快回来了！”
“你是共产党员吗？”徐海东严厉地责问。
“是呀！”
“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关心党的事情！”徐海东嚷起来，“今晚，一定要把电话线接通！要和前方联络上！你去传达我的命令，完全不成任务，开除你的党籍！”
周东屏了解徐海东的性格。他关心党的事业，关心作战部队，关心连队战士，这一切胜过关心他自己妻子、孩子，更胜过关心他自己。徐海东病中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工作！”周东屏不想让自己的丈夫，在承担病魔折磨的同时，再遭受精神和心理上的侵扰。她二话没说，立即穿上大衣，带着两个通讯员，踏着半尺深的积雪，消失在茫茫的雪夜里。
天亮时，电话通了，文件战报也取来了。徐海东心平气和地微笑着向周东屏道歉：“不要生气啦！谢谢啦，我的好同志！”
“谁生气啦！也不要你谢我！”周东屏故意说，“人家敢丢了党籍呀！”
“那是气话嘛！”
徐海东，这位往日驰骋于疆场的虎将，现在却不能脱离担架，不能带兵打仗，还要别人照顾着、陪着。他心急如焚，烦躁不安，常常敲着担架床的边沿叫喊：“医生，你有本事快把我的病治好，没有本事，给我滚！”
“周东屏，你也到前方去！”
“秘书！你不要再天天念文件，上前线去！”
……
炊事员送点好吃的，他嚷嚷是“浪费”；管理员打人从城里买点桔子，他不吃，嫌贵；不好的消息，瞒着他，一旦被他发现，就大发脾气……
1941年1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干部和徐海东谈心，不时流出眼泪，徐海东说：“大丈夫只许流血，不准流泪，你有什么伤心事？！比我这更伤心的，我都没掉过半个眼泪渣！”在徐海东追问下，那个干部把上级领导严令禁止让徐海东知道的“皖南事变”告诉了他。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九千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伏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同志牺牲。徐海东一听，如雷轰顶，一马鞭子抽断身旁的一颗小树，大叫一声：“抬我回部队，为死难烈士报仇去，死，我也要死在前线……”一句话没说完，大口鲜血喷涌而来，当即昏迷过去。
徐海东的病情加剧了。
1941年5月，党中央从延安发来一份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电报全文二百多字，全篇多是安慰之语。电报的最后八个字是：“安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手拿电文，热泪盈眶。毛主席日理万机，在百忙之中还关心我这个病号，真愧对党中央，愧对毛主席啊！徐海东把最后那个个字写在日历牌上，放到枕头边。他多么盼望早日恢复健康，好为党工作……
刘少奇和新四军所有领导都很关心徐海东的病情。他们派最好的医生守在他的身边，并多次嘱咐医护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恢复健康，他想吃什么，就一定要想办法给他买到，选派得力干部随同他。
1943年11月，谭震林同志选派一名团级干部程启文，到徐海东身边去工作。临行前，谭震林再三叮嘱说：“要竭尽全力，保护好海东同志！”身患痔疮不能行动的陈毅军长说：“你的任务很重要，很重要啊！海东同志是我党、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他，我们大家也盼望他早日康复，抗日战争需要他！你照顾好他，就是为党做了一件大事！他重病在身，为党工作心切，脾气急，一定要多体谅他。告诉他，我不能去看他，要他静下心，好好养病！”
“我一定完成任务！”程启文心领神会地说。
程启文要告辞了。陈毅同志又把他叫了回来，最后叮嘱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海东丢了，只要警卫连有一个人，包括你在内，就必须有海东同志存在！记住！一定记住！有什么困难，随时向我们提出，要兵派兵，要钱送钱，你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海东同志休息好，养好病！另外，你自己要加紧学习，还要给海东同志读书，读报……”
程启文是鄂豫皖的老红军战士。对徐海东很了解，但没想到他病得如此严重：日夜卧床，每天只能有二三个小时可以坐起，连被子也不能贴身盖，用一根铁丝做的支架，把几床棉被严严实实地捂在支架上。徐海东见程启文来了，乐不合嘴。他问了前线的战况，少奇同志的身体，陈毅的病情，部队的状况，等等。他微笑着说：“你来了，我们一块谈谈打仗的事，我心里轻松多了！”
按照陈毅军长的意见，程启文首先整顿了警卫连；徐海东每天的日程活动都由创新 自安排；派人到南京去给徐海东买药；听说徐海东想要看〈红楼梦〉，他也当成大事，认真去办…… 坚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是战胜困难和疾病的一剂良药。但是，它的作用必意有限。就在程启文到来的第四天，徐海东突然大吐血，病榻前放着一个二号洋瓷盆，一次吐了半盆，连续几天，高烧不减，温一直在四十度以上。他每天都处于昏迷状态，军医和周东屏束手无策，领导同志纷纷前来探望，悄悄地准备着后事。
深夜，周东屏守在徐海东床边，泣不成声。徐海东从昏迷中醒来，他也知道自己真的不行了。他低声说：“哭什么？你是个新四军战士，又是共产党员，不能哭哭啼啼。人总是要死的，有许多有才能的干部，中午一块吃饭，有说有笑，上了前线，晚上就……你见得多嘛？！死，是不可怕的，只可惜我为党做事太少了……”又昏迷过去了。
突然，地方党的干部带来个老中医，他叫沈默，鹤发童颜，虽已六十，但脚步轻盈，谈吐不俗。
“草药是治不了大病的，我们要对党负责，不能让他乱下药！”
“要吃这个人的药，一定得报告中原局！”
……
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意见书，不能让这个“土医生”下药。
周东屏从小在农村长大，虽对中医医理不懂，但见过土中医治好很多病。她断然决定：立即请沈老先生出药方，马上派人去抓药。
徐海东昏迷醒了后，表扬了周东屏的果断，他说：“在药不会吃坏人！”
无名的土医生，并不一定没本事。徐海东三副中药下腹，高烧退了。当沈老中医得知这个病人不是地方党说的“杨副官”，而是大别山大名鼎鼎的徐军长时，心里有些后怕。守着徐海东一天一夜之后，自己背个筐，到山上去采中草药。
“沈先生，我很感谢你！”徐海东握着老中医的手，激动地说，“没有你，我早已命归西天了！”
“大别山的老百姓都感激你！”沈老中医诚恳地说，“从前你率领红军帮着穷人闹翻身，如今又领着老百姓打日本鬼子，你真是我们的救星啊！”
“很惭愧呀！我现在不能带兵，不能打仗，”徐海东难过地说，“成了废人……”
“你会好的，你会好的！”沈默望着这张和蔼可亲的脸说，“只要静心养着，再吃些草药就会好啦！”
沈老中医临走时，留下几个药方，并说过几天还会来，调皮的警卫员问：“你怎么把徐副总指挥的病治好的？”沈老中医也诡秘顽皮地说：“我是太上老君专门派来给徐副总指挥送神药的！”
病情一天天好转，徐海东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每天听文件、报纸，精神好了，再听读几页书。顽强的生命，继续和无情的病魔斗争着……
凡是熟悉徐海东的人都说：“真可惜，他病倒了，很难熬到抗战胜利呀！”然而，他顽强的生命力，奇迹般地战胜了死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华中战场，徐海东在病床上、担架上抱病度过了八年抗战的后五个春秋。
这是一座修缮颇讲究的古寺——湖兴寺，山门前是挺拔的松柏，院中奇花异草，品种繁多，错落有致。很有名望的长老，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对抗战也是一片赤诚。
“徐长官，敝寺室陋曾贫，不请海涵！”长老亲自端着一盆昙花走到期徐海东卧室，恭敬地说，“特送一盆昙花，请笑纳！”
“谢谢长老，快请坐！”徐海东对宗教界的人士一向都很尊重，“我们前来贵寺，已经够打扰的了，你还……”徐海东没有说完，又咳嗽了两声。
“听说长官五年来抱病抗战我们深为感动。您不愧为国人楷模，民族英雄啊！”长老诚恳地赞叹道。
事情也巧。长老送来的那盆昙花当晚开放，许多人都跑来观赏。
寺中的长老身披袈裟，双掌合十，向徐海东祝贺道：“长官真是福星，你一到敝寺，多年不开的昙花开了，国家民族和平有望，指日可待呀！”
“俗话说，昙花一现，但愿这和平不要像昙花一样，转瞬即逝呀！”徐海东笑笑说。
“不！不！”长老说，“国共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人们的议论，从赏花的吉祥，转向了和平还是内战的问题。长老走了，全是新四军和地方党的干部战士了，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大多数人都认为，和平建国是有可能的，不愿意再打仗了。可唯独徐海东以他战略家的头脑拿出了自己的观点：外战结束，内战将要爆发。
从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老病号”徐海东就准备着跟国民党打内战，他在病床上，每天都向来人宣传他的看法：战争会打起来。多数人信他的话，也有人认为他是个“经验主义者”。直到党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准备自卫反击战的紧急通知，话多人暗暗敬佩，“老病号”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这时，徐海东病情虽有好转，但是仍不能骑马。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飞机到处狂轰滥炸，难得一个安全地方。徐海东从华北到苏北，从苏北转向陇海路北，又转到山东诸诚和胶东一带。
许多老战友都了解，对“老病号”最大的安慰是战争胜利的消息。每打了胜伏，陈毅、粟裕、谭震林、许世友等同志就派人把情况详细告诉他。1947年5月，孟良固战役刚结束，许世友带着些罐头、饼干等战利品，来到徐海东住的村庄，一进屋就大声说：“我送药来喽！”
徐海东看到许世友高高兴兴地来了，以为真的搞来了什么秘方，笑着问：“许司令，到底是什么药？”
“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彻底完蛋了！”许世友把帽子扔在徐海东床上，露出了光头，笑着说，“你说是不是一副好药！”
徐海东听到这个喜讯，别提多高兴啦！他脸上的酒窝又深深显露出来，连声说：“陈老总和粟裕指挥得好！你们指挥得好呀！”
两个老战友，面对面坐着。一个绘声绘色地讲前线作战的情景；一个听得入神，神还不时提出对方答不出来的问题。猛地，徐海东对许世友说：“我不能上前线，还麻烦你来看我，心里真惭愧！”
许世友和徐海东的性格相近，他理解徐海东的心情，笑着说：“我们这辈子，有打不完的仗，你安心养着，有你的仗打！”说着向周东屏说：“嫂子，我还没吃饭，给熬点稀饭喝吧！”
山东农村，此时上好的稀饭算是小米绿豆稀饭了，只因战事紧迫，没等绿豆煮烂，许世友就等不及了。
许世友边喝边说：“嫂子想害我，让我吃生绿豆！”
周东屏笑着说：“心急喝不了绿豆粥！等你再打胜仗时，我给你煮得烂烂的！”
临出门时，许世友说：“徐大哥，你随我们一块转移，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也会保护你的！”
话语不多、字字千金。它既表达了老战友生死与共的真切感情，又说明形势严重和战斗到底的决心。徐海东握着老战友的手说：“我一定好好养病，要亲眼看着蒋介石下台。万一你们转出外线，给我一个连，我也要在沂蒙山区打游击！”
山东是蒋介石两个重点进攻的地区之一。中央为了徐海东的安全，命令徐海东和部分家属撤往东北大连。1947年9月徐海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威海卫海港。
将星陨人民痛 浩气贯长空
大连。文化街七十五号。
这座幽静的住宅，近邻老虎滩海滨。风景优美，空气新鲜，中央为徐海东选了这个很好的疗养场所。
徐海东几年没领兵打仗，仍是敌人情报机关追踪的目标。为了保密，从威海卫港上船后，徐海东化名为余立仁。但是，敌人还是很快知道了他的行踪。刚到大连第三天，大连市公安局的一个同志来说，美国电台今天的广播说：“中共重要军事领导人徐海东到了大连，企图不明！”
徐海东又惊又怒地说：“我这老病号，什么企图不明！我的企图很明白，就是养病！”接着他问道，“从山东撤下来的其他干部家属都安置好了吗？”
“虽说困难些，但都安置了！”大连市委的同志说，“你别担心了，都由我们办！”
徐海东对身边站着的秘书说：“你去把组织上拨给我的养病款，送过去，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属！”
大连市委的同志瑞三推辞不接，秘书知道徐海东的脾气，向来说一不二，别人不听，他就会生气，可能会加重病情。在秘书的解释下，大连市委的同志把组织给徐海东养病的钱拿去补助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家属了。
一位留美的肺科病专家和苏联红军的一位上校军医，经过化验、透视等详细检查和会诊，断定：严重肺结核并带有多种并发症，肺部的绝大部分失去功能，没有完全治愈的可能。
在化验室里，当周东屏得知这个消息后，痛哭一场。
“以前主要吃些什么药？”苏联军医问周东屏。
“主要是靠吃一些中草药，维持着。”她泣不成声地说，“每天还要工作、读书、看文件……”
“这简直是个奇迹！”苏联军医惊奇地说，“我不能理解他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
两位医生在周燕屏的要求下，答应不把真实病情告知徐海东。
徐海东自从病倒以来，从不认为自己的病有多么严重，总是满怀希望和信心，像在战场上蔑视敌人一样蔑视病魔。他始终相信自己会好的，九次负伤没有死，病也决不会夺去他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权利。医生一进门，他就乐呵呵地问：“我要养多久，才能上战场？”
两位肺科病专家互相望了望，只好说：“你的精神会使你俩恢复健康！”
“你是老布尔什维克，又是名军人，军人是最了解军人心理的，我还想参加战斗！”徐海东说。
上校军医面对这位解放军拘将，强做微笑、连连点头：“是的！你会的！”
可事与愿违，三年国内解放战争于1949年基本结束。徐海东空有一腔热血，却难赴重任。
徐海东两肺功能严重损害，听诊器下湿性锣音像水泡样随着吸气鸣响，可是，徐海东对自己的希望从没破灭过，只要病菌情略有好转，就写信向党中央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同志关怀他，也希望他能重新工作。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了大连：
海东同志：
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页。）
徐海东把党中央的关怀记在心里，把毛泽东的信放在枕边，作为鼓励和鞭策自己的精神食粮。他每天坚持起床，加紧锻练身体，争取早日恢复健康，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徐海东永远铭记徐海东的一句话：“我看过〈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的人，不算个中国人！”他在学习马列著作和阅读文件、报刊之余，也常常反复读这些书。他不太喜欢〈红楼梦〉，其中的人物和他这个一生征战的武人性格、爱好毫无共同之处，但他还是把它读了两遍，他要做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1951年5月30日。徐海东住所。
阳光灿烂，春潮乍起。湛蓝的辽东海湾，泛起汹涌的春潮，海水一次次向海边的沙滩扑来，不时泛起白白的浪花。被妻子周东屏搀扶着和徐海东，站在门口，已经多时，他的心也随着海水一起澎湃。想到周恩来总理要来大连亲自探望他，他的心情就无比激动。
一辆吉普车在徐海东面前停下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敏捷地下了车，大步向站在门外、等了很久的徐海东夫妇走来，徐海东也三步并做两步，迎了上去，两双久别重逢、凝结着深厚友谊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徐海东激动而有些歉意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你完成了任务，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周总理诚恳地说，“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都想念你！”
徐海东说：“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是战争结束了！”
周总理说：“胜利了，条件好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呀！”
当周恩来发现徐海东卧室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服装时，对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补丁加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大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海东坚持穿。他说，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周东屏解释着，“不过，不时候苦日子过惯了。没客人的时候，穿好衣服也是浪费！”
周恩来眼睛模糊了，心情有些激动。他心想：“这是为中国革命立过汗马功劳的将军，革命胜利了，怎么能让他过这种寒酸的生活，当即批条，给徐海东增加养病款、衣食款。
徐海东久居大连达九年，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来探望。
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总理去大连，又到了文化街七十五号。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周恩来一向钟爱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欣赏他的军事才能，喜欢他的坦率性格，热爱他的光明磊落和赤胆忠心。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是对徐海东的功勋、才能的准确评定。
周恩来第三次来到大连徐海东住处时，发现徐海东还住在那所低矮简陋、潮湿的旧房子里。周恩来当即批条、拨款，把徐海东的卧室加高。
徐海东听说需要很多钱，坚持说：“我感谢总理关怀，房子不修也能住！”
“你是个病人，需要更多的新鲜空气！”周恩来关心地说。
“我要以总理为榜样，要永远艰苦奋斗，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这是徐海东的座右铭，也是他常常教育身边工作人员、教育孩子们的话。
抗美授朝战争爆发后，徐海东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从报纸和文件中了解战况。远离战场，他不能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那样，找前线指挥员谈话，于是，他就经常找当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老战友郭述申谈谈，和他共同说说战局，讲讲如何做好战备。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是徐海东常常挂在嘴边的两句古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提出：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见〈毛泽东选集〉第上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76页。）
为了保持谦虚慎谨，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了“六不规定”：
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页。）
这些话，徐海东常给家人说，给同志们讲。有一次，听说一个干部闹离婚，把在一块抗战八年的妻子无故甩掉，另寻新欢，他气愤地骂了好多天。从此，每逢多年不见的同志来看他，不管对方高兴不高兴，都问一下：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
周东屏提醒他说：“多年不见的老同志，怎么开口就问这些？！”徐海东却认真地说，“问问有什么不好，提醒他们别犯错误！”他鄙视争名、争权、争利的人。
1956年9月。北京观音寺一号。
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房子虽不新，但古朴典雅；四周的房子红檐绿瓦，院子中间大方砖铺地，很是气派。这是清朝末期给一位德高望重进士建造的。组织上决定，徐海东搬进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956年9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不久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
徐海东在参加八大期间，见到了许多老战友，老同志，看到他们个个精神焕发，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各自的岗位上朝气蓬勃地工作。他渴望着也能走上工作岗位实在不甘心“只当官、不做事”。他的心扉，一直是朝着整个国家，向着全世界。他手上总是提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国际新闻，国内新闻，解放军专题节目，学习讲座，他都认真收听。对家里人来说，他既是热心的历史讲解员，又是受尊重的“时事评论员”。医生阻止他看书、看文件，只允许他听读，可旗偏做不到，只要身体状况稍稍好一些，就职自己看文件，看报，有时还看些文艺书籍。他说：“吃饭不能找人代替，学习一样不能让人代替。听读三遍，不如自己看上一遍。”
徐海东期望着能工作。身体略好些，每天能起床三四个小时，在别人搀扶下能走出卧室了。他就主动承担了中央军委委托他主持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他身编写战史的执笔人一再嘱咐：
写历史，要写党、写毛泽东思想，写人民群众，不要把我个人写成英雄。没有党，我仍旧会是个穷窑工！（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
他的头脑，简真是一台电子计算机，多年的重病，丝毫没有损伤它的敏捷和记忆，令人惊叹！三十多年前的大小战斗经过，敌人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指挥官的姓名、外号、习惯，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军的作战经过、行军路线，爬过的山头，驻过的村庄，以及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在他的口中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由别人执笔，他口授，先后写出〈保卫红色土地〉、〈会师陕北〉、〈奠基礼〉等革命回忆录；又凭他细心的回忆，绘制出十多幅战例地图。这些，都为现在研究历史、研究红二十五军战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徐海东做出了超负荷的贡献。许多老战友对他惊人的记忆力，钦佩不已，纷纷称他为“活资料”、“活地图”，有的称他为“天才的记忆”。他自己却幽默地说：“不是我记忆好！而是那些事和人太动人了，我想忘都忘不了！”
1960年春。广州疗养院。
北京的树枝刚刚有点绿意，广州已进入枝繁叶茂、百花盛开的仲春了。
在广州疗养院的一间套房里，暂时养病于此的徐海东正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的董必武亲切交谈。
“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呀！”徐海东和董老寒暄几句后，谈上了国际国内形势，“中国人就是有骨气，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被威胁摧垮！”
“是呀！苏想致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迎着困难上，争取比有他们的帮助时搞得还好！”董必武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曾在武汉首创“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人之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现处在中国政坛最高领导层，为中国加速实现“共产主义”而不知疲倦地到处奔忙。谈起国内外形势，他说：“我们要有自己的钢铁厂、汽车厂、远洋轮船制造厂，我们还要有自己的导弹和卫星……”
交谈了一阵，董老要走时，高兴地握着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我很钦佩你。你病了二十多年，没有落后于形势，这是不容易的。有的同志养病一、二年，思想就跟不上了！”
徐海东摇摇头，笑着说：“我还得向董老学习，请董老多多指教呀！”
在病中，徐海东生怕自己落后太远，只要身体能支持，就学习，就尽可能争取参加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只要有可能，他就坐着手推车参观一些地方，看看工农业生产，主动和工农群众接触交谈。他听到、看到生产上的好形势，就舒畅、高兴。碰到相反的情况，他就睡不好觉，吃不下饭。
1959年庐山会议（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彭德怀旨在纠“左”的万言书，被批为右倾。随后，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的政治运动。）后，徐海东对党的一些决策，难以理解。他感到，越是担心自己落后，好像时代的列车越是跑得更快，总也跟不上似的；越是害怕犯“右”的错误，思想上却越来越“左”不起来。“老病号”和许多老朋友一样，意识到有一种潜在的危险。
1966年5月23日晚。徐海东寝室。
儿女们坐在徐海东床边，说起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大字报，还给他读了一些传单。其中有一张油印传单写的是林彪如何“一贯紧跟，一贯高举”，还说“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
“放屁！”徐海东突然火了，手拍床边，气呼呼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份嘛！红军时期，我两次带领队伍到过林家大湾。他家十几台织布机，是我们分给穷人的。他家怎么是贫农，哪一家贫农，有那么多织布机，还有那样多的瓦房！”
徐海东突然联想到，儿子给他读过的中央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文件，觉得林彪最近言行反常。他不顾此时又加重的病情，叫儿子把文件全部拿过来，亲自一字一句的仔细读两遍。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心潮随着中国社会主义这条航船起伏。
由批判〈海瑞罢官〉而点燃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之火，通过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由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全国各条战线。瞬间，这场红色浩劫将要席卷具有五千年文化的神州大地。
犹如一股暗火，虽然它已经炽热地燃烧了，但当它还没有把整个大厦化为一团火海的时候，总不是会被一般的人所注意。
然而，经受过无数次激战和政治风波的共和国大将，却超人地嗅到了火药味。是秉笔直抒、进谏中央？还是安心养病、天塌不管？中央委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共和国大将赤胆忠诚；“徐老虎”的刚直坦率；……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贯作风驱动着他绝不能袖手旁观。
夜间2时。徐海东的寝室仍然灯火通明。
“文伯！文伯！”徐海东呼喊着已经熟睡的儿子徐文伯。
徐文伯为了便于照顾久病的父亲，就睡在隔壁。他应声而到。
“取过纸、笔。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徐海东吩咐道。儿子一切准备就绪后，提笔待写，徐海东深吸了一口氧气，口授道：
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
……
趁毛主席、刘主席和中央各位领导健在的情况下，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
……
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的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
……（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
徐海东望着天花板，思路清晰，观点明确，他不时的被迫吸口氧气，语言不能连贯，然而，字字斩钉截铁，句句直言不讳。
一封代表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信，飞向了中南海。
“文化大革命”这场在神州大地上突然刮起的一股飓风，横扫中华人民工和国的所有城市和乡村，就连长年卧床不起的“老病号”徐海东也未能幸免。
“修正主义分子”、“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守总参党委的权”、“‘二月兵变’的幕后支持者”、“想要毛主席交权”、“对林副统帅不忠”……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一封封逼供信，一顶顶“反革命”大帽子，压得只靠氧气罐维持生命的徐海东喘不过气来。徐海东陷入了空前的苦闷之中。
凛冽的寒风，使徐海东卧室四壁挂满了白霜。周东屏从邻居借来的小火炉里，含硫量很高的劣质煤，散发着微弱的热量。
周东屏和儿子，既是炊事员，又是看护员。徐海东呼吸艰难，嘴唇、手指甲变成紫色，生命垂危！他抓住周东屏的手，喃喃地说：“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个战俘都不如了！”
“我得想办法去找总理！”周东屏难过地说。
“不要去找总理，他忙啊！他也难啊！”徐海东说，“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这场大运动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们再挺一挺，度过这最难的日子，一切都会好起来！”
周东屏望着奄奄一息的丈夫，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高级将领，革命胜利，却遭到这样的下场，她心里翻江倒海，泪如泉涌。她不甘心就这样让丈夫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她背着丈夫，让大儿子徐文伯想方设法找到徐海东的老战友王震，看看有没有办法。
1936年10月，徐海东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徐海东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两位虎将虽不曾相识，但互相久闻其名。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无所不谈。由于性格相近，出身相同，对革命前途观点一致，对张国焘同声谴责……真是相见恨晚。徐海东称王震为“王老弟”，王震称徐海东为“徐大哥”，几十年都称呼如初。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晋西，徐海东率领三四四旅和王震率领三五九旅互相配合，使骄横的日伪军首尾难顾，屡遭痛歼，敌后老百姓拍手称快。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困难共同商量克服，打了胜仗纯朴勉励，真可谓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亲密战友和兄弟。
1956年，徐海东在大连休养，王震专程从北京去看望因战争不断而阔别二十年的“徐大哥”。王震高兴地说：“徐大哥，您能有今天真是九死一生呀！您是死不了的人！”徐海东激动地说：“王老弟，我们能见面是多么不容易呀！我相信您能活到百岁！”……他们畅谈了两天两夜。
“文化大革命”使人性扭曲，“友谊”一词在字典里失去了位置。往日情同手足的兄弟，反目成仇；多年恩爱夫妻划清了界线；征战多年的战友，成了敌对派；……但徐海东和王震的友谊之树却更加根深蒂固。后来据徐海东的长子徐文伯回忆说：
在风雨如磐的十年中，父亲和王叔叔的友谊也经受了考验。林彪、江青一伙把我父亲和王叔叔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污蔑为“黑关系”、“搞串联”、“搞阴谋”。早在1966年9月，林彪、江青一伙就开始诬陷王震叔叔，强加种种罪名，给他挂黑牌子进行批斗。一天，王叔叔砸了黑牌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讲了事情的经过。父亲非常气愤地说：“王老弟，你砸得好！我们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顶得住。要说你王老弟是反革命，那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父亲尽力地安慰王叔叔，要他注意身体，坚信乌云总是要过去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抓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徐海东”的标语，污蔑我父亲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父亲感到实在冤枉、憋着一肚子的火到王叔叔那里，倾诉衷肠。王叔叔对父亲百般地安慰，并说：“徐大哥，要说你是反革命，那我王震就是反革命。你要多加保重身体，相信问题一定要搞清楚的。”王震叔叔又对我说：“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其他地方都不要再去了，我不怕牵连，徐大哥的事我要管到底。”（见胡小欧编《大将交往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9-130页。）
聪明的徐文伯甩掉盯梢，终于找到了王震，急切地说：“我父亲肺部功能已失去百分之八十，二十四小时都离不开氧气，没有氧气和药品怎么能活下去呢？我们向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这紧急情况，结果都是不管不问。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他们整死呀！被迫无奈，我又找您来啦！”
王震知道，徐海东现在患有严重的肺病，心脏病、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症，他十分着急，果断地说：“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徐大哥的生命！”
王震冒着风险把徐海东的情况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他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嘱咐把徐海东同志的医疗关系转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海东同志的氧气和药品供应。
徐海东在昏迷中，听说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喃喃自语：“总理，总理，我们的好总理啊！” 1969年3月31日。
徐海东心急如焚，忐忑不安。
第二天中共“九大”就要开幕了，可他这位“八大”的中央委员，直到现在还没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
徐海东从早晨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晚上，从晚上继续等到第二天早晨，仍然没接到通知，这使他彻底绝望了。他原来总是坚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了解他，现在他怀疑起来！
这天夜里徐海东彻夜未眠。天好像真的要塌下来了，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在问到出席会议的同志时，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使这位老将军感到深深的慰藉，似乎久缠于身的病痛也好了许多。
多少年的革命情谊、多少次难忘的战斗，难道说，由于一场“文化大革命”，就统统被毁掉了？徐海东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
1960年春节，徐海东在广州一个叫机颈坑的地方疗养，当时，正好和毛泽东住隔壁，相距只有几十米，他夜晚有工作，乘车外出，每次都要司机把汽车从上坡滑到下坡，然后再发动机器，毛泽东嘱咐司机说：“海东同志住在隔壁，他是个病人，要让他休息好！”周恩来对徐海东的关怀和体谅，更是难忘。有一回，在北戴河，徐海东去看望总理时，总理正在理发，见徐海东来了，头发理了一半，便叫停下来，陪着徐海东谈话四十多分钟，送他走后，才又坐下来继续理发。
……
漫长的黑夜，徐海东的心里也一片茫然！
与此同时，人民大会堂北侧小会议室。
一个大吊灯，照得会议室如同白昼。
周恩来正在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用低沉的语气宣布：“毛泽东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建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讲完，大多数人同意，也有人提出疑问。周恩来解释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 会场沉静了片刻，发出一个个回声：
“同意！同意！”
虽然仍有少数人抱着敌意和怀疑，但是他们无法阴挠党中央毛主席的提议和多数人的意愿。
4月1日中午。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的一名负责人来到了徐海东病床前，向他传达了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道：“你能出席今天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去，可向中央请假！”
绝望中的徐海东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4月1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内庄严肃穆。
周恩来见徐海东来到主席台，紧走几步迎上前去，与徐海东握手问候，并亲手扶起徐海东，将他安排在座位上，然后，又转身对大会一位服务人员说了一句：“小推车一定要放到海东同志身边！”
党的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异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徐海东对大多数代表和主席团成员，都很陌生。尤其是党代表，大都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的。……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先确定“九大”代表身份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是在火车上突击入党的。而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被排挤在“九大”之外，被剥夺了参加“九大”的权利。
许多应该出席大会的同志，没有参加；有的同志是刚刚从“牛棚”出来，像徐海东一样，匆匆赶到会场的。这些代表们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滋味。许多老同志听说“老病号”也受了折磨，对他格外关注，都向他投来亲节问候的目光，用手势跟他打招呼……
这时，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款步走入主席台。会场立即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站在毛泽东座位旁边的林彪，拿着“小红书”，领着全体代表，长时期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就坐后，习惯地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侧身问道：“海东同志来了吗？”
“到了，到了！”徐海东又一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忙答了一句。不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竟然站了起来。毛泽东向他招手致意！徐海东久久望着毛泽东和他身边的林彪。林彪也回头看一眼徐海东，四目相对，一束莫名其妙的火花碰撞出来！
大会选举那天，徐海东那双微微颤抖的手，提着铅笔，在一个个名字下点着、数着。坐在他身边的一位，看到他在朱德、陈毅、徐向前等人的名字下面划了圈，急忙向他耳边低语：“这些都是‘老机’！”
徐海东明白“老机”的意思，是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这种场合，他不便和那人辩论，只回答了一声：“他们是毛主席提的名，难道你不相信毛主席？！”说得那人哑口无言。
投票时，徐海东向附近的王震招招手。王震走了过来，徐海东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
王震深情地向徐海东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
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向徐海东和王震点头。三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尖下颏、短眉毛，有些三角眼的林彪，也看到了这一情景，他却狠狠地瞪了王震一眼。王震也没示弱，也狠狠地回敬了林彪一个“白眼”！
徐海东在“九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对徐海东的迫害，依然没有放松。
1969年10月20日深夜。北风嗖嗖，黑夜沉沉。
军委“办事组”的两名成员来到徐海东床前，严肃地向他宣读了由林彪签发的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准备打仗，要“疏散”。最后，下驱逐令似地说：“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战争会不会马上爆发，徐海东确实说不好。但“战争”一词，对在战争中长大的徐海东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就像家常便饭。徐海东面对没有好脸色的两个办事员说：“我身体虽不好，不过，打起仗来，也不用你们保护！”
“不行！必须走，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徐海东，一向崇敬毛主席，相信毛主席，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或命令，他从不怀疑坚决照办执行。这位年近七十的老战士、老共产党员沉思片刻，说：“毛主席的命令，我执行！”
这一夜，徐海东没有睡觉。一个人躺在床上，一声不吭。周东屏几次走近他，劝他不要多想，他也没有言声。直到妻子再三劝慰，他才说：“我不是怕离开北京，我更不怕死，我在想会不会发生战争？”
第二天上午，徐海东换上新衣服，刮了刮脸，准备和几位老同志告个别。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是王震在吵骂不让他进门的卫兵的声音。
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一见面什么也没说，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原来，王震也接到了所谓的“一号命令”，是来向徐海东告别的。
“徐大哥！”王震说，“我们俩都是工人阶级出身，我们是不会反党的，是拥护毛主席的！”
徐海东含泪点点头。他从老战友的话语中听出了他有满腹的冤屈。他说：“兄弟，你说得对，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话既是安慰“王老弟”，也是在安慰自己。
“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同志’两字！”王震悲伤地说。往日开辟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旅长、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南征北战，赫赫功绩，革命成功了，却被“疏散”到江南，没有什么要求，唯一奢望的是要党、要人民承认他是一个“同志”。这多么凄惨和悲哀！
“这次分手，恐怕再难见面了。徐大哥，我是不会忘记你的！请你多保重……”王震泣不成声。
两位老将军，紧紧握着手，都不言声了。这无声的场面，比千言万语更让人动心。周东屏，这位红军老战士，从不当着徐海东和老战友的面落泪，此时，也忍不住不停地擦着眼泪。
1969年10月21日晚。徐海东被送上了一列南下的普通客车。躺在车上的徐海东困难地偏过头来，最后望了一眼被沉重的夜色笼罩的首都北京。
徐海东被“疏散”到河南郑州郊区的一个干休所里。临时为徐海东腾出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暖气已坏，水流满地。时值10月，天气乍寒。徐海东得了感冒，病情加重。医药无保障，连他每顿饭后必须服的酵母片都不能保证。住在干休所的老同志看不过去，有人送药，有人送菜，他们都被指控为“划不清界线”。
周东屏向党中央求援、向北京求援，可是，电话打不通，信交不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手里。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剩下的唯一信靠，便是徐海东生命的超然精神。他对妻子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也不要怨下边人，是‘他’！”他说着，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头。周东屏和孩子们都明白他的手势，指的是“二号人物”——林彪。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将军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昏迷中还重复说：“我想见毛主席！我是林彪害……害死的……”
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发出五条禁令：《人民日报》不登消息；《解放军报》登消息，不登照片；不写评语；骨灰盒上不覆盖党旗；不送花圈。
他们什么都可以“不”，但却有一条他们无法“不”，那就是，他们怎么也不能抹去徐海东大将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的丰碑。
1979年1月25日。全国政团协礼堂。
春天，又重回中国大地。明媚的阳光，照在金碧辉煌的政协礼堂上，放出夺目的光彩！
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徐海东等八位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革命家主持了庄严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悼词中写道：
徐海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的信任、人民群众和文大指战员的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
要学习他大公无私、襟怀坦白、爱憎分明的工人阶级高尚品质；学习他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94页。）
徐海东，一代名将，永垂中国革命史册的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网上资料
徐海东的青少年时代 潘怀淦
徐海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勇将领，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一位能征善战英勇顽强的英雄。
徐海东在旧社会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欺压，有着悲惨的经历。他的聪明才智，完全是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在革命实践中学习、在集体奋斗中凝成的。
“臭豆腐”的来历
“臭豆腐”是徐海东的浑名。要知道他这个浑名的来历，得从他的家庭出身谈起。
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徐家窑（今属大悟县）一个窑工家庭里。他祖孙六代以烧制陶器为业，没有田种，只有两小块旱地。他有两个姐姐、五个哥哥，还有四个堂兄、一个堂姊，连同父母叔婶、侄儿侄女，全家共三十二口人。父亲徐忠本、叔父徐忠聘和几个哥哥都是做陶器的师傅，全家开办烧制陶器的作坊。他们成年累月的活计，就是把黄土挖起来捣细晒干，用水和成泥，做成各种盆、罐、缸、钵的坯子，然后放进窑里烧制成成品出售。这是一种很累人的活路，但是没有多少钱赚。遇到好年景，买窑货的人多，收支略有盈余；如果年景不好，买窑货的人少，就要忍饥受冻，逃荒借债。
徐海东出世时正遇灾荒，家无存粮，外无救援，生活十分困难。母亲没有奶水，父亲急得团团转。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准备把么儿子溺死，免得挨饿。幸亏几位嫂嫂耐心劝说，并常常把自己不多的奶水匀给小弟弟吃。这样，徐海东才活了下来。
徐海东小时候没有穿过新衣服。天冷了，他把哥哥们不能穿的旧衣服捡来穿；到热天，他干脆一丝不挂。由于大人没有工夫管他，他成天盘泥土，和泥巴，时常把身上糊得很脏，从头到脚沾满了泥土。嫂嫂们和他开玩笑说：“老么啊，你简直像筒臭豆腐！”他听了，觉得很好玩，不禁嘿嘿直笑。以后嫂嫂们帮他料理时不叫名字，迳直喊：“臭豆腐，你过来，我帮你把身上洗洗！”他对嫂嫂们非常尊重，不称嫂，而叫姐。所以嫂嫂喊他臭豆腐，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感到很亲切，声叫声应。后来，这样喊的人逐渐多起来，“臭豆腐”也就成了徐海东的代号，他的本名反而不为人们注意了。一直到他长大了，参加了革命，人们依然这样叫他。
他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军长以后，有一次带领部队从家乡经过，遇到段家畈一个绰号叫“豆渣”的老乡，这位老乡见他当了大官，很拘谨地喊他“徐军长”，他一把把那位老乡的手拉住，开玩笑地说：“你忘了吗？我两个是伙计呢，你是‘豆渣’，我是‘豆腐’，不是又连根又同心的伙计吗？”说得两人都笑了。
因为徐海东英勇善战，国民党反动军队都很害怕他，一听说“臭豆腐”这个绰号他们就感到“臭豆腐”沾不得，一沾就跑不掉了。这样“臭豆腐”在敌人心目中就成了另外的意思。
学堂里的风波
徐海东小时候机敏好学，大人们都很喜爱他。在他八岁那年，父母商议生活再苦些也要送他去念书，学点文化。
海东上学那天，母亲特地为他缝了件棉布长衫穿着，亲自把他送到学堂会。他可高兴呢，一路上又是蹦又是跳，把路旁树丛中的鸟儿都惊得飞起来。学堂就在对面山下喻家祠堂里，离徐家窑只一里多路，他们很快就到了学校。这是堂私塾，只有一个老师，三十几个学生。学生中年龄大的已有大人那么高了，小的同海东差不多，大多数穿着很讲究。海东正好奇地打量着他们，母亲拉他去拜见老师。原来老师就是他的舅父吴学伯，母亲要求舅父对他严加管教，舅舅满口答应。母亲临走时又叮嘱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学生了。要好好听舅舅的话，用心读书，别再淘气啊！”他快乐的直点头。
徐海东自尊心很强，学习非常认真，不到一个月就把《百家姓》背熟了，并且能认能写，接着读《三字经》、《教儿经》和“四书”。虽说这些书宣扬了些啥东西他不明白，但读书识字进步很快，老师在学生面前夺过他。
然而徐海东小时候自由自在惯了，他那好奇爱动的性格无论怎样攻读“圣贤”书也改不了。一次放学后，他搭着桌子板凳上到祠堂的神龛上捉蝙蝠，因为神龛架子被虫蛀朽了，一碰就垮，这下子闯了大祸。姓喻的绅士说污辱了他喻姓的祖宗，找着老师大发雷霆，要老师严惩肇祸的学生。老师一询问，徐海东说是他干的。老师气的不得了，骂他“不成器”，还把他打了一顿。之后，老师出钱赔了神龛，豪绅才算作罢。
起初，学生中的富家子弟见徐海东是老师的外甥，不敢欺侮他。自海东闯了祸，他们看见有钱老板一干涉，老师也害怕，便放肆起来。有的从海东身边经过时，故意掩着鼻子说：“臭豆腐臭，好臭！”有的把手指伸进他衣眼破了口的地方，一边撕一边说：“让我看看臭豆腐长毛没有？”
徐海东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他去报告老师，指望得到老师的保护。可是老师不但没有责怪那些学生，反说：“你不惹他，他会惹你？快老老实实读书去！”
那些富人子弟见老师没把他们怎么样，就更拿徐海东开心。
一次，一个姓喻的财主子弟见徐海东光着脚板上学，便拽了一把柏树刺撒在海东的坐位周围。海东没提防，一脚踩下去脚板上扎进好几根刺，痛的难受。他很快觉察到这是别人欺他，便咬着牙拔掉刺，没有吭声。他知道报告老师也没用，不如自己想办法报复。不久他就从穷朋友那里打听到了放刺的人。他决心以牙还牙。下午上学之前他到拓树丛里掰下几支拓刺带着，这种刺一头尖，一头钝，尖头朝上，一放就稳。课间休息时，趁那学生未进教室，悄悄把刺放在他的坐椅上。上课时那学生一坐下去，被刺扎的哇哇直哭。教室里的秩序乱了。老师严厉追问：“刺是谁放的！”徐海东站起来说：“是我。因为……”老师不等他说完就瞪起眼睛训斥他：“又是你！”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海东的手掌打了三板子。
徐海东挨打后心里愤愤不平。他埋怨老师不问情由，处事不公，更恨那些财主子弟仗势欺人。他想：如果他们再欺侮我，我拼着不读书也要和他们干一场；哥哥没读书不是一样能生活吗？
过了几天，那个姓喻的富人子弟又把一位穷家学生的脸挖破了。徐海东便邀喻文卿、吴朗清等几个穷学生一起商量报仇的办法。他们每人摘了一袋青松球，放学后埋伏在山路两旁的矮树丛里，等那姓喻的学生进了“埋伏圈”，便一齐向他投掷青松球，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然后一哄而散。
徐海东觉得这回出了气了，高高兴兴跑回家。他见饭熟了，盛了一碗几口就吃光了。他想那个姓喻的学生回家以后必定告诉他的财主老子，财主会不会到我家里来大闹呢？徐海东开始紧张起来。他立即扔下饭碗出门观察动静。一出门果然看到姓喻的财主正领着儿子朝徐家窑走来。他慌忙跑进屋去，悄悄把老人使用的猎枪灌上火药，从侧门背到村前，搁在一个树叉上，对着财主大声吆喝：“站住！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财主一看这架势，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拉着儿子转身就跑。
财主是吓跑了，但是惊动了自家的大人。父母哥嫂都跑出来问出了什么事。当父亲知道他拿猎枪干仗时，狠狠把海东揍了一顿。母亲也责怪他说：“你把猎枪拿出来，打死人了么样办？”徐海东已经认识到自已的行动太冒失了，但是内心里还受着委屈呢，便赌气地回答：“打死人了，我填命！”父亲一听，更火了，摸起棍子又要打。母亲把他拦住了。末后，父亲要海东到喻家去赔礼。海东说什么也不肯去。父亲只好自己去了。
海东的父亲到财主家赔了礼道了歉，并没有使财主发善心，他们背地里议论，说徐家的孩子太野蛮，不能让他在这个学堂里继续读书。财主子弟听见他们的大人这样议论，更加有恃无恐。不久，地主的儿子黄守本纠集了一群富家子弟围攻徐海东，把徐海东和几个穷学生赶到墙角落，用树枝抽打。他们被迫自卫。恰好徐海东甩出的石头把黄守本的头打破了，鲜血直流。黄守本报告了老师，又回家向父亲哭诉。老师还没来得及处理，黄家地主已经赶来，蛮横无理地对徐海东拳打脚踢，并要老师把海东赶出学校。否则，他就要另请老师。老师怕砸了他的饭碗，不分青红皂白拿起板子责打徐海东。满肚子委屈的徐海东没处申辩，心里难过极了。他夹起书本，头也不回，径直走出了校门。不满十二岁的徐海东辍学了。
三年多的学习生活，使徐海东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也使他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富人坏透了！
艰难的窑工生活
休学之后，徐海东便跟随哥哥学手艺、当窑工。他想，只要把手艺学到手，生活就不患愁了；财主再坏，我不沾他，他能凭白无故把我怎么样！
开始，学做盆盆罐罐。一些小件活路的技术，他只花了一年多时间便学会了。他又向哥哥要求学做缸，哥哥说：“你还没有缸高呢，哪能学做缸？”海东说：“过些时我不就长高了吗？”硬是赖着学。
做缸难度比较大。做的人得用两只手各拿一把捶子向着泥坯内外夹击，一直把泥坯敲打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缸体，要厚薄一致、没有缝隙，而且周正饱满、不偏不瘪。要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师傅也得精力充沛、全神贯注、用力匀称、一气呵成。这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徐海东下决心要干的事，纵使十八匹马拉也休想把他拉回头！
开始，臂力不够，捶子不听使唤。一有空他就爬树、举重，锻炼臂力。臂力增加了，他先学着捶小缸。缸体捶起来后，手伸不到缸底，他就在脚下垫些砖头，立起身来干，缸体报废了，又将泥坯和挑重新捶。紧张的劳动把他累得腰酸腿胀，两手磨起了血泡，他不吭声，不泄气，反复苦练，只用了两年多的工夫把做大缸的全套技术学会了，身体也长结实了。他觉得现在可以大显身手帮助父兄做事，让生活过得好一些，便使出最大的力气干活，力求多挣几个钱。别人每天只能捶三口大缸，他却坚持捶四口，而且质量好，每口缸比别人捶的轻十多斤。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在周围几十里地出了名。
可是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受着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购买力非常有限，加上连年灾荒，买窑货的人越来越少。尽管徐海东和他的父兄使出了全身力气，也没能使生活得到改善。相反，连起码的温饱也渐渐成了问题。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门，家里断粮，全家老小都为生活发愁。徐海东挑起窑货在冰天雪地里四处串乡，寻找顾主。一路上，他饥肠辘辘，几次晕倒。幸亏一位善良的老婆婆给了他一碗稀粥填肚，才坚持往返六十多里，用窑货换回两斗大米。
在吃糠咽菜也难以为生的情况下，弟兄们商议把家分开，各逃生路。徐海东只身外出，流落异乡。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找职业十分困难，他只得不要工钱替人打短工，只求把肚子吃饱。辗转流离，到了沔阳，遇到一位早年迁来的同乡，经这位同乡介绍帮人家放鸭子。从春到秋，除了吃喝落得两吊工钱，他便急忙回家看望父母。回家后，看到弟兄们依然缸里无米，灶门缺柴，他便提议重新合家，把自己挣的钱全部拿出来买粮。这样，一家人总算过了个团圆年。
年关过后，春暖花开。日子再怎么过呢？大哥提议暂时向财主借点债，解决目前吃饭问题。其他人都说向财主借债等于伸着脖子让他捏！过去吃过这个亏，万万不能！可是又都提不出个好办法来。正在作难的时候，海东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可不可以分头到亲戚和熟人家里去商量，把他们空余的坛坛罐罐借出来变卖，等我们做出了新的再还他们呢？”弟兄们一听，都说：“这个法子好！”父亲也夸他“有心窍”。大家分头到各家，果然借出了不少窑器，变卖后做本，烧起窑来。邻村黄家窑地主黄明南已经看着眼红，便生着法子来敲诈。他硬说徐家窑本名黄家老窑，这里的上地是姓黄的祖基地，诬赖徐家占了黄姓土地，逼迫徐家搬走。如果徐家不搬走，他就要来拆屋砸锅。海东的父亲见黄姓势大，有口难辩，被迫设宴把乡绅们请来说情，并把借坛坛罐罐变卖的钱拿出一大部分备办礼品送给黄明南，才算了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年三月间，海东的四哥徐元海出去赶庙会，听说黎元洪的小老婆也来看戏，便和许多农民一起围着那女人看稀罕。豪绅田泽廷是黎元洪的老表，认为农民围观他表嫂太不成体统，马上令家丁驱赶围观的群众。元海被抓住打了一顿，并被勒令赔款请客，为“夫人”压惊。海东家里又出了一笔冤枉钱。
徐海东对富豪逞凶、穷人受辱，异常愤慨。他几次都要出面与豪绅讲理，都被家里人阻止了。但他怎么也想不通：都是一样人，为什么穷人要受富人的欺侮？富人的狠气是哪里来的？为什么穷人都痛恨富豪却又不敢反抗？他觉得穷人太老实了。他对弟兄们说：“以后对富豪不要忍让，越忍让他越欺压你！”
在徐海东二十三岁那年，他家里又遇到一件受欺侮的事。起因是孝感县一个人贩子拐骗一位妇女到徐家窑，卖给徐海东的叔伯哥哥徐元亮做媳妇。徐家拿不出钱来，人贩子就买通李家咀的大劣绅李廷觉，出面干涉。李派人到徐家窑要带那妇女走，那妇女青中了元亮，不肯走。徐海东的五哥徐元波便同来人一起到李廷觉家里说明情况，要求让女方留下。李廷觉恼羞成怒，把元亮扣押起来，限三日内把女方交出，否则将元波押送孝感县衙门问罪。
徐海东听说元波被扣，坚决反对忍让，主张把元波抢回来。他二姐也说弟兄这么多，还能让他们把元波押走？于是海东作主，派侄儿打听了押送的具体时间，便邀了几个弟兄赶在人贩子前头，来到他们必经的路口周家冲。徐海东在周家冲把事情经过讲给当地一位老人听，得到老人的同情和支持，召唤了一、二十名年轻小伙子帮忙拦截，终于把元波从人贩子手中夺回来了。后来李廷觉知道了这个情况，也没有理由发作，只装不知道。这次斗争胜利了。徐海东从中得到一个启示：豪绅财主并不可怕，只要穷人抱成团，就能对付他们。
找到了救星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夏季的一天，海东吃过晚饭洗完澡，刚到窑棚外面的场地上纳凉，一个穿长衫带礼帽的青年从对面山上向窑棚走来。还没等徐海东看清是谁，来人打招呼道：
“元清兄弟，你好啊？”
徐海东站起来：“你是……”
“你忘了，我是你同学--吝积堂。”
“啊！是你回来了，稀客，稀客！”徐海东忙从工棚中拿出小凳让坐。接看，两人便互相询问别后的生活，开始攀谈起来。
原来，吝积堂曾经与徐海东一起在喻家祠堂读书。之后，他到武昌在董必武主办的武汉中学读书，在武汉中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初，吝积堂受党的派遣，和省高级农校学生、共产党员李树珍一起，回原籍作调查研究和革命宣传工作。回家后，受聘在严家湾教书。他知道徐海东出身贫苦，读书时便嫉恶如仇，现在依然对封建统治阶级具有强烈反抗精神，便找上门来做他的工作。
吝积堂向海东讲了别后的生活，接着又介绍他在武汉的见闻，特别提到武汉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惨景和帝国主义军舰在长江里横冲直闯的情况，斥责军阀统治的腐败和黑暗。最后他把话题一转，询问起海东的近况来。
徐海东向吝积堂叙述了他当窑工的苦难经历，讲到豪绅财主欺压穷人的卑鄙行径，愤愤不平地说：“我当了十三年窑工，起五更睡半夜干活，却吃不饱穿不暖，财主还平白无故地欺侮我们，你说这公平吗？”
吝积堂对徐海东的遭遇非常同情。他说：“在如今的世道上，工农大众哪一个不受地主资本家的欺压！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地主阶级像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得想个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海东说：“你读的书多，见识又广，你说穷人能不能找到出路？”
积堂说：“有办法呀！现在俄国共产党已经领导工农大众推翻了反动统治阶级，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俄国革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出路！”
徐海东还是头一次听说俄国发生了革命，也是头一次听说穷人有了出路。他兴奋极了，一个劲地向吝积堂打听十月革命的情况，直谈到明月当空，鸡叫头遍才邀吝积堂一起在窑棚中休息。
以后，徐海东经常与吝积堂来往、交谈，还从吝积堂那里得到了《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响导》等书刊。他如饥似渴地学起来，有时连饭都忘了吃。一次，他坐在一口新做的缸坯旁边看书，当看到“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的时候，他高兴得挥动拳头说：“讲得好！”不觉一拳把缸坯敲破了。他哥哥说：“老么不晓得看的么子书，简直着了迷。”
革命导师的著作和十月革命的情况，像强劲的东风，吹进了徐海东的心扉，使他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前途，振奋了精神。他急切地去找吝积堂，问他：
“俄国有共产党，中国有没有？”
吝积堂回答：“有哇，听说武汉就有党的组织。”
徐海东说：“你有共产党的书，就必定晓得党的组织在哪里，你能不能帮我去找党？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粉身碎骨也不怕！”
吝积堂很高兴地答应了，他说：“我正准备过了年到武汉去，我们一起去找吧。”
一九二五年春天，徐海东把自己喂的一只羊牯卖了做路费，与吝积堂、李树珍一起到了武昌。吝、李两人被党组织安排在小学教书，徐海东暂时挑水卖，维持生活。不久，吝积堂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徐海东的情况。经党组织批准，由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徐海东于这年四月八日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宣誓那天，徐海东激动得一夜没有睡觉。他回想着自己的苦难经历，联想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劳苦大众，是多么需要共产党人去组织和领导他们起来斗争啊！他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也意识到革命征途上的困难一定很多。但困难再大，也要去战胜它。他想从今天起，我就是党的人了，我应该更勤奋地学习，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
大革命的洗礼
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用挑水挣来的钱交了第一次党费。但是，光挑水卖不是办法呀！党组织确定送他到军队中学习。
那时，北洋军阀部队盘踞着武汉。徐海东的同乡同学、共青团员田道生有个亲戚在武汉刘佐龙部任职。党组织通过田道生找他的亲戚，让徐海东到刘佐龙部，顶替已去职的柳金彪担任副班长。
吝积堂代表党组织对徐海东说：“将来革命需要动刀枪，你要好好学习军事，准备打仗。”徐海东向党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此后，徐海东便兢兢业业地学起军事技术来。
徐海东所在的那个班，班长叫陈德金，是个老兵痞，但受过正规训练，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徐海东便虚心向他请教。陈德金待人刻薄，常常克扣士兵军饷。徐海东每月为数很少的一点津贴全被他刮去了。为了学到军事技术，徐海东不去计较这些。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把学来的军事技术常识记了密密麻麻的一本子。半年后进行军事考核，徐海东名列全连第一，被提升为中士班长。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消息传来，徐海东马上找吝积堂、李树珍商量。他们都说为革命出力的时机已到，决定去广东参加北伐军，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便一同秘密南下。
他们走到韶关附近，正好碰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张发奎部，三人一起参加了这个部队。当时，徐海东对北伐战争竭诚拥护，认为北伐军一到，旧社会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就会一齐推倒，新的社会制度就会随之产生，穷苦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了。因此，他对北伐军的将领非常崇敬。
徐海东参加北伐军后，作战非常勇敢，很快升任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代理排长。不久，攻打汀泗桥，他带领自己的一个徘，采取迂回偷袭的战术，一举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四个炮兵连，缴获十二门大炮，受到全师的通令嘉奖，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
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国民党里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批反动分子背叛国民革命的活动日益猖撅，共产党内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果也日益显露。许多英勇奋战的共产党人被无故清洗或拘捕。这使徐海东受到极大震动。特别是“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传来，使他深深感到国民革命的旗帜已被国民党反动派丢掉了，指靠北伐军解救劳苦大众已经没有希望了，必须另找出路。就在这时候，党组织通知他，尽快离开部队，离开武汉。于是，在党小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他利用值日机会逃出了兵营。
一九二七年六月，徐海东由武汉乘火车到应山杨家寨车站下车，步行回到黄被北乡。一路上，他见到“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拥护国民革命！”的标语依然写满墙头，农民协会仍然很活跃。家乡的老熟人还高兴地告诉他：“夏区最大的劣绅李旭亭被镇压了，财主们再不敢像过去那样逞凶了！”乡村的形势比他预料的好得多，农民热烈的革命情绪使他深受鼓舞。他想，如果党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领导广大农民起来战斗，革命仍有成功的希望！他马上打听县委的情况，要求接受任务。不几天，他找到了县委成员田道生，田道生兴奋地说：“你回来得正好，县里正缺军事干部。”黄陂县委确定给徐海东十三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任命他为河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
徐海东领导河区农民自卫队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捉拿土豪劣绅，大长了农民的志气，河区农民运动更加高涨。但是不久，风云突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黄陂县委遭到破坏，县委书记吴光荣牺牲。县城的工人纠察队和乡村的农民自卫队相继被强行解散。以前逃到外地的土豪劣绅纷纷还乡，建立起“铲共会”、“大刀会”等形形色色的反动武装，向人民反扑。城乡一片白色恐怖。
在黄陂北乡，大劣绅李旭亭的儿子和外甥纠集一批流氓恶棍，自称“三十八老子”，歃血为盟，发誓专门与共产党作对。他们贴告示，出通缉令，要捉拿徐海东。徐海东带领几名不愿解散的自卫队员，巧妙地与敌人周旋。
一次，所谓“三十八老子”在金鼓（地名）与徐海东相遇。当时徐海东是商人打扮，穿的长褂，戴的礼帽。自卫队员扮作挑夫，担着箩筐。敌人蛮横地搜查了一遍，没有找出破绽，便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徐海东答：“我们是做生意的，刚在金鼓集上销了货，现在回河口镇上去。”说着掏出烟来，一人一支。
敌人见他态度自然，换了口气，问道：“你们见到徐海东没有？”
徐海东回答：“没有。”又故作惊讶地反间：“你们见到了？”
“听说他到金鼓来了……”敌人发觉不该泄“密”，刹住了后面的话，摆了摆手说：“你们没有见到就别打听，快走！”
徐海东一行走过一个山头，队员们“噗哧”一声都笑起来，骂敌人是一群笨蛋！徐海东说“莫笑，我们还得留条标语给他们作纪念！”说完，拿条扁担在路上写道：“打老子，捉老子，看见老子，不认得老子！”大家看了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这段趣闻很快在金鼓一带传开了。
但是，敌人的镇压越来越严重。在河区，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些人经不起严峻考验，当了可耻的叛徒，给农民自卫队的行动增加了困难。区委决定分散隐蔽，保存力量。徐海东不得不由河区重返自己的老家。
揭竿而起
深秋的陂北山乡，依然天高气爽，满山遍野，万紫千红。重新干起窑工的徐海东，无心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忧心忡忡地在考虑着革命的前程。回想三年的国民革命，一幅幅壮丽村图画，一幕幕受挫折的教训展现在眼前。他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过失败的苦痛。“为什么好端端的革命被葬送了？”他想：全国工农大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又是那样热烈的拥护革命，党为什么不去依靠他们、领导他们与反动派作斗争呢？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反而要共产党员退出军队，并且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收缴农民自卫队的武器呢？他觉得大革命的失败，不是人民不赞成革命，不是共产党人没有牺牲精神，而是党的领导太软弱了！他相信，只要党接受这个教训，端正路线，革命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他没有悲观，没有气馁，决心在家乡扎扎实实地做革命的串联发动工作。
徐海东首先在窑工中秘窑宣传革命道理。为了避开反动势力的耳目，他常常以搞抹牌赌博的名义进行串联，夜晚在窑棚中或山沟山岔里开会，向窑工讲穷人受苦的根源和十月革命的故事，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
不久，他从窑工中打听到附近了家大湾的了彩光也在群众中宣传革命理论。丁彩光是武汉中学学生，共产党员。在他的串联发动下，已经建立了“贫民救济会”。接着，徐海东又听说四道生也从外面回来了。他很快与丁彩光和田道生取得了联系。
田道生回乡后，把在乡的共产党员秘密地找到一起，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精神。大家根据党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加紧发动群众，准备夺取敌人武器，建立革命武装。
徐海东听了“八·七会议”精神，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增添了必胜信心。他按照党员会议的决定，积极在窑工中发展党员，先后在徐家店、上屋湾和邓喻咀建立起党的支部。
与此同时，田道生、田耕三也在河背咀、徐家桥建立了党的组织。丁彩光在丁家大湾一带组建的“贫民救济会”也发展到十八人，并且从逃兵手上买到一枝汉阳造步枪。
他们有了初步的工作基础，便确定联合起来揭竿起义，打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把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动员和聚集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他们把暴动攻击的目标定在夏店雨坛寺“缉私营”。暴动由徐海东和丁彩光指挥。
“缉私营”又名“盐卡”。它是湖北地方反动当局为了强制推销硝盐而设立的武装机构。这种机构在鄂豫两省边界的各个要道隘口都有。它的任务是阻止北盐南运。因为硝盐味道涩、价钱贵，老百姓不愿买硝盐而千方百计买北盐（即北边运来的海盐），为此，常常遭到“缉私营”的拦截和惩罚，他们对“缉私营”恨透了。听说要干掉“缉私营”，党员和组织起来的群众个个磨拳擦掌，坚决拥护。
十月上旬的一天，徐海东与丁彩光扮作卖窑货的人，到雨坛寺周围察看了地形，侦察了敌情，弄清“缉私营”只有一个班，新换了武器，但士气低落，没有打过仗。他们根据这些情况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第二天夜晚，他们分头在党员和“贫民救济会”中进行动员，并挑选了十八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作为偷袭行动的基本队伍。武器除了丁彩光有枝长枪和徐海东有校短枪外，都使刀叉。此外，他们还自制了四枝木手枪用红布包起来，以壮声势，迷惑敌人。
第三天傍晚，偷袭雨坛寺“缉私营”的队伍按计划在水竹沟集中。晚饭后，徐海东检查了大家的行装，再次宣布了纪律和注意事项，然后选择僻静的山间小路悄悄地向雨坛寺进发。约莫半夜时分，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这时，万籁俱静，“缉私营”的官兵已经熟睡，只有一个哨兵在门外踱步。徐海东和丁彩光将队伍分成几个小组，逐步接近雨坛寺。待敌哨兵倚靠在一棵树干上打盹时，他们从背后猛扑过去抱住哨兵，迅即将早已准备的毛巾塞进哨兵嘴里，拖到旁边捆好。他们随即进入庙里收缴枪支弹药。待敌人醒过来时，都已成了俘虏。徐海东命令俘虏原地不动，然后锁上大门沿着原路返回了水竹沟。
这是一次漂亮的偷袭行动，没有遇到抵抗便缴获了十枝崭新的长枪，队员们个个欢天喜地。他们回到水竹沟后，搞后勤的人特地杀了七只鸡犒劳他们。
在水竹沟，他们整编了自己的队伍，仍然称为农民自卫队。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黄陂北部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武装，也是后来组成鄂豫皖红军的最初来源之一。这支革命武装建立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土豪劣绅十分恐慌，三天后，附近罗山、黄陂、孝感三县边界的地主保安团队即勾结起来联合进攻水竹沟，妄想一举把这一武装斗争的火种扑灭。徐海东和同志们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确定转移到陂孝交界的苎麻岭大山区打游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存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不久，黄麻起义的消息传来，他们立即确定到黄安汇合。走到四姑墩附近，听说黄安城正遭敌人围攻，他们便跑步前往援助。到达黄安时，起义组成的鄂东军已由城内撤出，他们找到副总指挥吴光浩，将部队编入了鄂东军。后来，鄂东军由黄安北部转移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黄陂重建党的工委，徐海东被分配担任工委领导下的游击大队分队长。
年关暴动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徐海东担任黄陂县委军事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回家乡以烧窑做掩护，从事秘密的革命领导工作。
这年是个荒年，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一半，而地主、民团逼租索债却有增无减。眼看着一群群穷苦农民拖儿带女逃荒讨饭，有的甚至被迫自缢，家破人亡。徐海东心急如焚，他把夏区党的干部召集到段家畈窑棚讨论对策。
这次会议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一个白天举行的。窑棚外面山头上放了暗哨，窑棚里面正在开展热烈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农民已被地主、民团逼得走投无路，党应当立即组织群众举行暴动，开地主的仓，分地主的粮，和敌人拼了！也有人认为，硬拼不是办法。他们说，黄麻起义以后，国民党派到鄂豫两省边界的部队有两个军，地方反动民团也不少，而农民群众手无寸铁，要开仓济贫，岂不是送肉上砧板！他们主张继续串联发动，聚集力量。徐海东虽然觉得后一种意见有道理，但是他认为不能等敌人力量弱了、群众武装好了再暴动，应当从斗争中把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于是，他站起身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同意暴动夺粮！”工棚里顿时静下来。他继续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现在不少农民被反动阶级逼得死的死，逃的逃，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应当公开领导群众斗争。否则，就会脱离群众。”接着他又分析了群众没有武装力量作后盾的困难，主张报请上级派特务队前来支援。会议按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了决定，拟订了暴动计划，上报黄陂县委审批。
一九二九年元月下旬，黄陂县委批准了他们的计划。鄂东特委也应他们的请求派来了特务队。徐海东再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建立了年关暴动指挥部，制订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暴动的具体动员和组织工作也随之秘密地展开。
农历腊月三十日，年关暴动如期举行了。这天天刚亮，备地的贫苦农民共一千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河背咀，由特务队长江竹青发表演讲。大家情绪激昂，“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演讲完毕，暴动指挥长了彩光便走在队伍前面，沿途吆喝：“今天我们要开地主的粮仓，凡是没有年饭米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到财主家里去背粮！”这样一来，暴动队伍越来越大。附近的财主吓得躲的躲、逃的逃。这一天，先后开了黄家窑、段家畈、细张家田等地四户地主的粮仓，粮食衣物都分给了贫苦农民。
在暴动过程中，徐海东没有公开出面做领导工作，只是和农民一样参加了暴动队伍。这是党组织决定的。
这次暴动夺粮，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了暂时困难，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但是很快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暴动队伍刚散，夏店的民团便扑过来了，黄陂县的反动武装也赶来逞凶作恶。这时，我方特务队已转移到外地执行任务。暴动中公开了身分的共产党员遭到敌人通缉，许多基本群众被刑讯受罚，党的干部吴安照被捕牺牲，徐海东也不得不暂时离开家乡。这次暴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徐海东怀着沉痛的心情总结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干革命不仅要敢闯，而且要会闯。作为一个指挥员，如果不能通观全局，没有可靠的措施，即使主观愿望再好，也会招致损失。他想：敌人凶狠，无非是因为他们手上拿有武器；我们要站稳脚跟，也必须把建立人民武装放在第一位！他由家乡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以后便着手组织游击队，从此他就一直从事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在工作中，他始终牢记年关暴动的经验教训，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科学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而打出了威风，开创了新的局面。
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徐海东同志把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顾大局、识大体，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一九三○年春，徐海东带领游击队在陂孝北山区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方反动豪绅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孝感十二区民团头子蒋少瑗趁徐海东带的游击队转战到陂安南县的机会，纠集罗山姚老约民团和反动红枪会联合进攻徐海东的家乡，实行阶级报复。当地党组织得到情报，率赤卫队掩护群众作了转移。反动民团抓不到人，便放火烧毁了徐家窑、徐家店、上屋湾等处的房屋，把家具财物抢掠一空。待游击队赶来，敌人已经逃走。战士们站在山头上，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大家都为徐海东家里的困难担忧。徐海东却哈哈一笑，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得！”
徐海东没有忙着找家属，却先把农会干部找来，一户一户地询问房屋被烧的人家都找到地方住没有。当他知道受害群众都住下了以后，才到亲戚家慰问自己的亲属。
家里人见他回来了，都问他：“房子烧了怎么办？”他笑笑说：“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办法吗？”他妻子嗔他：“一家人都愁的不得了，你还笑！”他回答说：“愁能愁出房子来？你愁死了民团才欢喜呢。”他见大家还是皱着眉头，又说：“我知道在亲戚家挤着住，两家都不方便，但是，现在哪有能力盖新房子？就是盖起来了，敌人未消灭，你能担保他不再烧？要看到现在的形势好得很哩，敌人疯狂是暂时的，他越是烧、杀、抢，起来革命的人就越多，他们完蛋得越快。我们只有克服困难，齐心革命，早点打垮反动派，才有好日子过！”他讲的条条在理，一家人都决心克服暂时困难，积极支持革命。
一九三二年秋，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边区转移之后，国民党把黄陂、孝感北部和罗山南部、黄安西北部的边缘地区划为礼山县（即今大悟县），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法西斯统治，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由皖西转战到家乡一带时，徐家一族先后有几十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嫂嫂向他哭诉这些悲惨遭遇时，他内心十分哀痛。他想：亲人们已经牺牲了，革命需要自己的不是悲哀，而是战斗！要说服活着的人挺起胸来，继承先烈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抑制住感情，没有掉一滴眼泪。他平静地安慰嫂嫂说：“大姐，别难过！阶级斗争嘛，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记住这笔血债，把孩子哺育好，为前辈们报仇！”这时，正好他的侄儿文治的媳妇生了小孩刚满月，要他给孩子起个名字。他想了想说：“就叫个‘守’吧！”侄媳妇明白他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文治已经为革命牺牲了，要把这个烈士的后代守护好，让他长大了继续革命，便表示决心说：“好！我一定把他守大，再难再苦我也能顶住！”后来她确实历尽艰辛，一直把孩子哺育成人，让他参加了革命队伍。
他曾对亲属讲过：“无产阶级要推翻整个旧世界，想不付出代价行吗？人人都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如果都舍不得贡献出来，革命哪有成功的希望？共产党人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了，他只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义务，没有半点徇私苟且的权利。要是遇到困难就回头，要这样的党员干什么？”正因为他有这样崇高的革命情操，他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奋斗，一往无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一代名将 功著中华 王祖训
——纪念徐海东同志诞辰100周年
今年6月17日，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徐海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徐海东同志，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一个贫苦的六代窑工家庭，曾当过11年窑工。1925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坚定志向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黄麻起义和创建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曾历任农民自卫军队长，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县赤卫军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红25军副军长、军长、代理政治委员，红28军军长，红15军团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中，他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党内，他先后担任过黄陂县区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委员，鄂豫陕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陕甘晋省委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徐海东同志率部驰骋疆场，身经百战，足迹遍及大别山区、黄土高原和华北、华中诸省。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他娴熟地把握革命武装斗争的客观规律，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曾率部参加和指挥了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屡立战功，充分展示了一位杰出军事家的大智大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一生立党为公，清正廉洁，光明磊落。无论职位高低，对党、对人民，始终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的无私品格和高尚情操。他40多年的革命生涯，战功卓著，深得党的信任，受到人民群众和全军指战员的崇敬与爱戴。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徐海东同志都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邓小平同志赞扬他“对党是一颗红心’’；江泽民主席给《徐海东纪念文集》题词，赞扬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徐海东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30年，但他为中国革命所建立的不朽业绩将永载史册，他的高尚品质、革命风范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他一生光辉的革命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东西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特别要重视学习他的革命品质和治军、打仗及作战指挥艺术方面的建树。徐海东同志毕生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在参与领导人民军队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听从党的指挥，坚定地执行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他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信赖。他说，我们革命队伍只有时刻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我们的行动才有正确方向、才能打胜仗。他强调革命军人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这些，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徐海东同志注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风趣地说自己是“青山大学毕业生”。在战争实践中，他刻苦探索各种战役战斗的基本规律，总结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具有很高的指挥艺术。他坚持认为进行任何一次作战，没有把握或得不偿失，坚决不打。在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斗争中，他根据陕南地区地理、民情和敌情，主张实行“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与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以非凡的胆略，指挥弱小的红军与十倍于己的强敌周旋，在险情困境中运筹帷幄，巧妙布势，出奇制胜，取得了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发展红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徐海东同志是我军众所周知、素以勇猛著称的高级指挥员。他在长期的征战中，始终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哪里最困难，哪里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这种不畏艰险、知难而进、敢打必胜的革命意志和英雄胆略，对于我们贯彻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教育作用。徐海东同志是我军严格治军的著名将领之一。他经常教育部队说，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战斗力。为此，他治军非常严格。总是要求部队培养勇猛顽强、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同时，他又十分关心爱护部属，在艰苦的转战中，配备给他的马匹，常常让给体弱有病的战士。每次战斗后，他总要去看望和组织安置伤员。在他的培育和影响下，所属部队遵纪守法，拥政爱民，内部团结，无坚不摧。徐海东同志的严格治军实践，给我们新的期依法从严治军，不断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供了光辉的典范。徐海东同志的军旅生涯，功勋卓著。今天，我们纪念徐海东同志，就要像他那样，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时刻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人民军队永不变质；就要像他那样，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不谋私利，处处率先垂范，大力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就要像他那样，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努力做好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我们军事科学院作为全军最高军事科研机关，更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徐海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宝贵精神遗产，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决按照江主席关于“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推进军事科学事业跨世纪发展，更好地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服务。
徐海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军事科学院
在共和国十大将中，徐海东其名如雷贯耳，其事震古铄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红25军和红15军团主要领导人，徐海东的名字在大别山区、秦岭脚下、黄土高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当敌人听说他们与之作战的对象是徐海东时，不是惊慌逃窜，便是缴械投降。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其实，徐海东并不神秘。在参加革命前，他不过是个苦大仇深的普通窑工。然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塑造了他坚强、勇敢、无私、诚实的品格。在敌人面前，他英勇无畏、冷若冰霜；在同志面前，他肝胆相照、温暖如春；在名利面前，他居功不傲、淡泊明志；在邪恶面前，他刚直不阿，一身正气。
我们党三代领导人对徐海东大将的一生都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邓小平同志说，徐海东“对党是一颗红心”；江泽民同志最近为《徐海东纪念文集》题词：“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值此徐海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深切怀念。
大别山区留英名
1900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廿一），徐海东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一个贫苦窑工家庭。9岁时入私塾念书，12岁时因受富家子弟欺侮，他奋起抗争，结果被赶出了学堂。从此他走进窑厂做工，一干就是十几年。艰苦的窑工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给了他坚强的性格，同时也使他饱尝了人间的苦难，阅尽了世上的不平。1925年春，他在共产党人吝积堂的影响下，毅然离开家乡，前往武汉参加革命。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党组织派到军阀部队里学习军事。一年后，他投身到北伐战争的洪流中，参加了汀泗桥战役和武昌战役，曾经率领一个排一举击溃敌军四个炮兵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受命返回家乡，组织起黄陂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开展轰轰烈烈的反霸斗争。曾先后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黄陂县委军事部长兼夏店区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鄂东警卫2团团长等职。反动武装多次进行疯狂反扑，烧了他家的房子，杀了他家族66口人，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增添了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更加坚定了他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队伍几次被打散，他又几次顽强地把它拉起来。1931年春，所部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此时的徐海东已成为红军中的一员猛将，“徐老虎”的威名开始不胫而走。他常常挥舞着大刀率先冲入敌阵，战士们见了勇气倍增，敌人见了胆战心惊。担任过红4军第12师师长的陈赓大将曾风趣地对人说：“这辈子挺光荣的一件事，就是当了几天徐海东的领导。他是著名的‘徐老虎’，我当他领导，他没咬我，却帮我打了许多硬仗。”
的确，徐海东敢闯险境，善打硬仗，多次使部队转危为安，为保卫苏区和人民群众做出了卓越贡献。1932年2月在商潢战役中，他指挥第36团担负正面阻击任务。营连长们阵亡了，司号员也牺牲了。他甩掉上衣，抡起大刀，在白雪皑皑的阵地上奔跑着，呼喊着：“共产党员们，牺牲也要向前倒！”随着这一声喊，退下的战士又冲了上来，倒地的伤员又站了起来，失去的阵地又夺了回来。这就是徐海东的战斗作风，临危不惧、百折不挠、英勇不屈、万难不却。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国民党30万大军“围剿”下决定离开鄂豫皖苏区。当时在英山地区打掩护的红27师师长徐海东在与总部失去联系、部队又遭分割的情况下，带领第27师一个团顽强奋战，摆脱了10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同皖西北道委及部分地方武装会合，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当时，留在苏区的几千红军处在20万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环境极端艰苦，形势极其险恶。敌军所至，白骨露于野，数里无鸡鸣。红军队伍里，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革命完了”。徐海东听了，挥动着拳头大声喊道：“谁说革命完了？革命永远完不了！革命就像这大别山，风吹不倒，地震不摇！”旋即，他率领新组建的红27军第79师经一个多月艰苦转战，左冲右杀，突出重围。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徐海东连续23天没有上床睡过觉。一到目的地，他便一头倒下睡着了。30多个小时后，他才睁开眼睛。当他翻身坐起来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1933年2月，徐海东升任重建后的红25军副军长，协助军长吴焕先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但在随后的七里坪围攻战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以及中共鄂豫皖省委执行“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红25军在接连失利、减员过半的情况下，被迫从鄂东北转至皖西北，接着又决定返回鄂东北。当时，徐海东正重病在身，躺在担架上随特务连及部分勤杂人员走在队伍的后面。10月初，部队通过潢（川）麻（城）公路时，突遭敌人截击，队伍被切为两段，前后失去联系。徐海东身陷险境，但他处变不惊、指挥若定，集合起被冲散的连队边打边撤，折回皖西北，在那里同道委书记郭述申又树起红28军的旗帜。敌人惊呼：“剿共，剿共，越剿越多，一个红25军没剿灭，又剿出一个红28军！”当时的皖西北地区经敌人多次蹂躏，田地荒芜，庐舍成墟，鸡犬无声，猪牛绝迹。徐海东率领仅有2000多人的红28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同近10万国民党军周旋于大别山区。“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这首传诵在红军中的歌谣，是红28军将士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有人这样描述徐海东的指挥艺术：“在他所指挥的战役中，失败的时候很少。而他最喜欢的战法，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总是从对方的侧后方去攻击其中心，使敌人措手不及地溃退。他这种战法，叫做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