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人有一种迷信，认为自我实现只有在人生的第四个时期，即遁世期，才有可能①。但是谁都知道凡是把这种宝贵经验的准备工作拖到人生的最后阶段的人，就得不到自我实现，而是衰老之年，犹如再度经历可悲的儿童生活，成为人世间的一种负累。我清楚记得我在教书的时候，即1911—1912年，还有这种观点，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以相似的语言表达出来。
①印度教徒分属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阶级）、刹帝利（帝王、武士阶级）、吠舍（农商阶级）和首陀罗（奴隶阶级）。前三大种姓的人又统称为再生族，一生分为四个修行期，即“梵行期”（学生生活）、“住家期”（社会生活）、“林栖期”（修行生活）和“遁世期”（游方生活）——译注。
这种精神训练究竟应当怎样进行呢？我教孩子们熟读和背诵圣诗，我也将有关德育的书念给他们听。但这远不能使我满意。当我同他们有了比较密切接触的时候，我才晓得精神训练不能靠书本。正如体力训练得之于体力运动，智力训练得之于智力运动一样，精神训练只能通过精神运动才能得到。而精神运动完全要靠教员的生活和人格表现出来。不管他是不是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他总得留心他的一言一行。
一个住在几里以外的老师，要以他的生活方式影响学生的精神，还是可能的。如果我是一个撒谎的人，要教孩子们说实话，那是白费力气。一个怯弱的教师决不能教出一个英勇的学生来，一个放纵的人也不能使他的学生懂得自制的价值。因此我明白，我必须永远用以身作则的方法来教育同我住在一起的男女儿童。这样他们便成为我的老师，他们使我懂得我必须有正直纯良的生活，即使只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我可以说我在托尔斯泰农场不断加强对自己的纪律和限制，大半是这些委托给我管教的儿童所促成的。
其中有一个粗野难管、好撒谎、爱打架的孩子。有一次他大大地发作起来。我气极了。我从来没有处罚过孩子，可是这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设法同他讲道理，但他却象金刚石一般坚硬，甚至还想哄骗我。最后我拿起旁边的戒尺在他手臂上打了一下。我打他的时候，手里发抖，这情形，我敢说他是看见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完全新的经验。那孩子哭起来，求我宽恕。他之所以哭，并不是因为打痛了；如果他存心报复，他尽可以回敬我一拳，因为他是一个十七岁的体格结实的青年。他懂得我不得已而使用暴力的痛苦。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违抗过我。可是我仍然懊悔那一次使用了暴力。恐怕我那一天在他面前所表现的，不是我的精神，而是我的粗暴。
我一直反对体罚。我记得只有一次我对自己的一个儿子使用过体罚。因此时至今日，我还不敢断定我那次使用戒尺是不是正当。也许那是不对的，因为那是出于激怒和处罚人的欲望。如果它只是我自己难过的一种表现，我认为倒可以心安理得。然而那一次打人的动机是复杂的。
这件事情激发了我的思想，并且教会了我纠正学生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我不知道那个方法在当时是否有效。那个青年不久便忘记了那件事，而且我并不认为他以后有过多大的进步。然而这件事使我更加了解教师对学生的责任。
这以后，男孩子们还常常发生犯规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使用过体罚。因此我从在我管教之下的男女孩子们所经受的精神训练的体验里，越发了解了精神的力量。
第三十五章良莠之分
就在托尔斯泰农场的时候，克伦巴赤先生引起我注意一个从前我没有理会过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农场里有些不规矩的坏孩子，其中还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我的三个儿子天天同他们接触，别的孩子也和我的儿子一样，天天同他们在一起。这使克伦巴赤先生大为不安。然而他所注意的是他以为我的·儿·子不应当同这些不守规矩的儿童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说出来了：“你让你的孩子同那些坏孩子在一起，我不赞成，这只能有一个结果：他们将来一定要学坏的。”
我不记得当时这个问题是否使我为难，但是我记得我对他说的是什么：
“我怎能把我的孩子同那些游手好闲的孩子分开呢？我对于他们负有同样的责任。这些儿童是我请来的。如果我发一点儿钱把他们开除了，他们立刻就会跑回约翰内斯堡又回到他们的老路上去。说老实话，他们和他们的监护人大概以为他们到这里来，倒是给了我一份人情。他们在这里感觉很多不方便，这一点你我都很知道。但是我的职责是清楚的。我必须把他们留在这里，因此我的孩子也必须同他们在一起。你一定不会要我教我的儿子从今天起觉得他们比别的孩子优越。叫他们有这种优越感就会把他们毁了。叫他们同别的孩子来往对他们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他们自己就会分别出善恶来。如果他们真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他们对别的孩子也会有好影响呢？无论如何，我不能不叫他们在这里；如果这也算冒险的话，我们只好冒这个险。”
克伦巴赤先生摇头不答。
结果我想不能算坏。我的儿子不会因为这种试验而变得更坏。反之，我倒看出他们实在有所收获。如果他们有过一点点自高自大的心理，这种心理是被打破了，他们学会了同各种各样的孩子相处。他们受过考验，懂得纪律。
这一次和其他类似的试验使我晓得，如果把好孩子和坏孩子合起来进行教育并将他们混在一起，好孩子是不会有所损失的，只要这种实验是在他们的父母和监护人的细心监察之下进行的。
用消过毒的棉花包起来的孩子，未必就能使他们免受诱惑或污染。诚热，若把受过各种教养的男女孩子放在一起进行教育，就会使父母和教员受到一种极为严重的考验。他们必须经常保持警觉才行。
第三十六章把绝食当作忏悔
我越来越发清楚，把男女儿童抚育成人并以正当的方法教育他们，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如果我要成为他们真正的教师和监护人，我就必须触动他们的心弦，分担他们的欢乐和忧愁，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问题，把他们青年时代的奔放的热情纳入正轨。
某些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从监狱出来之后，托尔斯泰农场差不多没有人了。剩下来的几个人可以说都是凤凰村的，所以我叫他们全都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必须经历一次激烈的锻炼。
当时我必须往来于约翰内斯堡和凤凰村之间。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得到一个消息说，书院里有两个人有堕落的行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显然失败或挫折我倒不在意，但是这个消息的到来，却象一个晴天霹雳。我当日乘火车赶回凤凰村，克伦巴赤先生一定要和我同行。他看到我当时的神情，不忍叫我一个人独往，因为带来那个令我难堪的消息的恰巧就是他自己。
一路上我对自己应负的责任似乎清楚了。我觉得被监护人或学生的堕落，做监护人或教师的总得承担一部分责任。于是我在这个事件中的责任便象白书一样的清楚。我的妻子早就警告过我，但是因为我秉性易于相信别人，并没有理会她的话。我觉得要使犯罪的人晓得我的痛苦和他们自己堕落有多么深的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进行某种忏悔。因此我便决定绝食七日，并立誓日食一餐，为期四个半月。克伦巴赤先生想劝阻我，但是没有效果。最后他也赞成这一种忏悔的表示，并坚持要同我一起绝食。我不能拒绝他这种毫无掩饰的关怀。
我感到大大地轻松了，因为这个决定使我释去心中的重担。我对犯罪的人的忿怒消退了，而代之以纯粹的怜悯。我的心情因此大为轻松，并且带着这种心情到达凤凰村。我对这件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并了解了其他一些必须知道的细节。
我的忏悔使每一个人都难过，但是气氛因此清朗了。大家都明白犯罪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而我同那些男女孩子的关系也就更加坚固而真实了。
不久以后由于这件事而发生了一种情况，使我不得不绝食十四天，获得了连我也没有意想到的结果。
我叙述这些事情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当学生有败坏道德的行为，教师就应当绝食。不过我以为，有时候的确需要采取这种断然的办法。但是这要有清晰的眼光和精神素养。如果师生之间没有真正的爱，如果学生的罪行没有打动教师的心弦，如果学生对教师缺乏敬意，绝食就不适当，甚至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宜于绝食固然可以怀疑；但是教师应对学生的错误负责，却是没有疑问的。
第一次忏悔对我们大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我日常的活动并没有受什么影响。读者大概还记得，我在进行忏悔的整个期间，是完全吃水果的。第二次绝食的后期却使我相当难受。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懂得“罗摩那玛”的惊人效力，而我忍受痛苦的能力也因此而减少。而且我还不懂得绝食的技术，特别是绝食时需要多喝水，无论它是多么令人恶心和淡而无味。此外，第一次绝食那么容易，也使我第二次绝食更加粗心大意。第一次绝食的时候，我天天按库赫尼的方法洗澡，但是第二次绝食期间，洗了两三天澡我便不洗了，水也喝得很少，因为太不好喝，喝了心里又不舒服。因为水喝得少，喉咙干燥，身体虚弱，最后几天我只能以低微的声音说话了。虽然如此，在工作上需要写字的时候，我还能够口授写作。我经常听《罗摩衍那》和其他的经典。凡是紧急的事情，我还有足够的力气进行讨论和提出意见。
第三十七章应戈克利之召去伦敦
关于南非的许多回忆，我必须从略了。
1914年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斗争结束的时候，我接到戈克科的指示，要我取道伦敦回国。于是嘉斯杜白、克伦巴赤和我便于七月间乘船赴伦敦。
我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期间，便开始乘坐三等车船旅行。所以这一趟航行，所买的也是三等舱的船位。不过这条路线的三等舱位和印度海岸的三等船位以及印度国内的三等火车座位有很大的不同。印度车船的三等座位往往位子不够、睡铺很少，而且很不干净。可是这一回去伦敦，船上不但有足够的舱位，而且很干净，轮船公司还特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便利，给了我们一个专用的盥洗间，因为我们是素食者，厨房特别供给我们水果和干果。而按照常规，三等舱的旅客是吃不到什么水果和干果的。这些便利使得我们十八天的航行过得很舒服。
这一次航行发生了一些值得记述的事情。克伦巴赤先生很喜欢望远镜，他有一两只很值钱的望远镜。我们每天总有一次谈论这个问题。我竭力使他明白，带望远镜是和我们想要达到的简朴生活的理想不相符的。有一次我们站在船舱里靠窗的地方，发生了热烈的讨论。
“与其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之间引起争论的题目，为什么不把它们丢下海去呢？”我说道。
“倒霉的东西当然可以丢掉，”克伦巴赤先生说道。
“我指的是这个，”我说。
“我也是指它，”他立刻答道。
于是我便把他的望远镜丢下海。这个望远镜价值七个英镑，但是它的价值比起克伦巴赤先生对它的喜爱少得多了。然而克伦巴赤自从舍弃了它，从来没有后悔过。
这不过是克伦巴赤先生和我之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之一而已。
我们天天都用这办法学到一点新东西，因为我们两人都想遵循真理的道路。为了向真理进军，忿怒、自私、憎恨等，自然要加以克服，否则就达不到真理。一个被感情支配的人可能有很好的意图，言语可能是真诚的，但他永远找不到真理。要胜利地寻找真理，就是要完全从爱与憎、福与祸的双重包围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起程的时候，我才停止绝食不久，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常常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作一点运动，以便恢复我的胃口和消化我所吃的东西。可是我连这一小点运动都受不了，两腿酸痛不堪，以致我到伦敦的时候，情况比在南非的时候更坏。我在伦敦认识了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我把绝食和后来所感觉的不适都告诉他，他说：“如果你不彻底休息几天，恐怕你的腿就没有用了。”
这时我才明白，一个绝食很久的人，不能急于要求恢复体力，而且对于胃口还应该有所节制。停止绝食也许比进行绝食需要更加小心和更加节制。
船到马得拉的时候，我们便听说世界大战有随时爆发的可能。当我们进入英吉利海峡，便得到消息说，大战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船停了好久。船要通过整个海峡所布下的水雷是很不容易的，整整花了两天才开到南安普敦。
战争是在八月四日宣布的，我们于六日到达伦敦。
第三十八章我在大战中所做的事
我一到伦敦便听说戈克利因为健康的关系曾去巴黎，现在被阻于巴黎了。由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交通已经断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见不到他我是不想回国的，但是谁也不敢肯定他什么时候会来。
那么我这时候做什么好呢？我对于大战有什么责任呢？当时有一个曾和我同狱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加者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正在伦敦学习法律。因为他是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坚强的参加者之一，所以被送到英国留学，以便取得律师的资格以后，可以回到南非去代替我的工作，他的费用由普兰吉望达斯·梅赫达医师负责。我同他，并且通过他的介绍，还同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以及其他当时留学英国的几个人一起开会。和他们商量之后，我们便召开了一个英国和爱尔兰的印度侨民大会，我把我的意见向大会作了陈述。
我觉得侨居英国的印度人在战争中应当做一点工作。英国学生已经投笔从戎，印度人也不应该落后。这种主张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说，印度人和英国人有天渊之别：我们是奴隶，他们是主人。主人有急难的时候，奴隶怎能同他合作？做奴隶的，难道不应当乘主人之危以求得自由吗？当时我并不以这番议论为然。我了解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我并不相信我们已沦为奴隶。我当时觉得错误在英国官员个人方面的远比在英国制度方面的多，而且我们可以用爱感化他们。如果我们想利用帮助英国人并跟他们合作来提高我们的地位，那我们便应当在他们有急需的时候，支持他们以博得他们的同情。虽然制度是错误的，我并不以为它是不可忍受的，就象我今天的认识一样。然而要是我今天对那种制度失掉了信心，因而不肯同不列颠政府合作，那末当时那些朋友不但对制度失掉了信心，就是对官员们也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他们又怎么办呢？
当时反对我的朋友们，认为这正是大胆宣布印度人的要求和改进印度人地位的时候。
我则认为我们最好不在这个时候乘英国之危，而且我以为在战争期间不以我们的要求相胁，是更合适、更有远见的。因此我坚持我的意见，并号召那些愿意参加的人登记为志愿队。响应的人很多，差不多各省和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在志愿队中都有代表。
我于是给克立威勋爵写了一封信，把这些事实告诉他，表示我们愿意受训以担负救护工作，如果这也算是接受我们这个要求的先决条件的话。
克立威勋爵经过一番迟疑之后，便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并由于我们肯在危难关头为帝国服务，表示感谢。
志愿人员开始在著名的康特里埃医师的手下接受看护伤兵的基本训练，为期六周，时间虽短，初步的课程却也全部学完了。
我们这一班一共有80人左右，六周以后进行考试，只有一个人不及格。这时政府提供了军事的和其他的训练，贝克上校奉派负责这项工作。
伦敦在这些日子里的情况是值得一看的。大家没有惊慌的样子，但是大家都忙着尽力帮助做一点事情。健壮的成年人开始接受战斗员的训练，可是老弱的人和妇女可以做什么呢？如果她们愿意的话，工作有的是。例如她们可以为伤兵裁制衣服和裹伤布等。
有一个妇女俱乐部尽了最大力量给士兵们做了很多衣服。沙罗珍尼·奈都女士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她全心全意投入了这个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她。她把裁好的一大堆衣服拿给我设法去缝制，然后再还给她。我欢迎她的要求，我在受看护训练期间由于朋友们的协助，尽量设法缝制了很多衣服。
第三十九章精神上的难关
我和其他的印度人为战争服务的消息一传到南非，我便接到了两个电报。其中一个是波拉克先生打来的，他责问我的行动如何同我的“非暴力”的信仰求得一致。
这种非难我本来就有点预感，因为我在我所主编的《印度自治》的刊物上已有所讨论，在南非也常日夜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全都承认战争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不打算杀害我的敌人，我更不应该参加战争，尤其是在我并不明白这次战争的原因及其意义的时候。朋友们当然都知道我从前在波耳战争中服过役，但是他们以为我的观点从那时以来就已经改变了。
其实当时促使我参加波耳战争的那种说法在我这次的行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很清楚，参加战争和“非暴力”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责总是搞不十分清楚的。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常常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
“非暴力”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原理。我们都是生活在互相残杀的火焰中的无助的凡人。俗语说生命依生命而生，这有很深的意义。如果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进行对外界的杀害，人是不能生存的。人的生活本身——吃、喝和行动——必然造成某种杀害，即对于生命的摧残，那怕是多么微小。因此，凡是信奉“非暴力”的人，只要他的行动都是出于怜悯，只要他尽力避开了对于微小如虫的动物的摧残，并设法加以营救从而不断地致力于从杀生的可怕的樊笼中解脱出来，那他就算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在自制和悲痛中会不断地成长，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对外界的杀生。
还有，因为“非暴力”包含着一切生命的统一，一个人的错误就不能不波及其余，所以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杀生。只要他依然是一个社会上的生物，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社会的存在本身所进行的杀生。一旦两个国家发生了战争，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他的职责就是阻止战争。凡是承担不起这种责任的，凡是没有力量抗拒战争的，凡是不配抗拒战争的，就可以参加战争，同时则竭力设法把他自己、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从战争中解救出来。
我早就希望依靠不列颠帝国改善我和我国人民的地位。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受到了英国舰队的保护，并且在它的武装力量的庇护下求得安全，我直接参加了它的潜在的暴力。所以如果我希望保持我同帝国的关系并在它的旗帜下生活，我的前途只有三条道路：我可以宣布公开抗拒战争，而且按照非暴力抵抗的法则，对帝国实行抵制，直到它改变其军事政策为止；再不然我就采取不服从那些可以不服从的法律的办法而以不文明的罪名而入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站在帝国这一边参加战争，从而取得抵抗暴力战争的能力和锻炼。我正缺少这种能力和锻炼，所以我想除了为战争服役之外，再也没有办法了。
从“非暴力”的观点来看，我分不清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有什么不同。凡是志愿参加匪帮的人，不管他是为他们搬东西，还是在他们行劫的时候为他们放哨，还是在他们受伤的时候为他们看护，他所犯的罪是和土匪们一样的。同样的道理，那些在战争中只为伤兵当看护的人，也不能逃避战争的罪过。
我在接到波拉克的电报以前，就已经这样地把这件事情作了通盘的考虑，一接到他的电报，又把这些看法同几个朋友进行了讨论，结论是我有责任为战争服役。时至今日，我还看不出我那种说法有什么缺陷，我也不懊悔我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因为我到现在还赞成同英国人保持关系。
虽然我当时也明白，要叫所有的朋友都相信我的立场的正确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是很微妙的。它承认各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我就把我的见解向那些相信“非暴力”和那些认真在各界促其实践的人作尽可能清楚的说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不应当置习惯于不顾，他必须永远保持谦逊，只要一发现自己错了，就必须不顾一切承认错误并作补偿。
第四十章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虽然我就这样当作一种责任参加了战争，可是我不但不能直接参加，事实上在那个紧要关头，我还被迫进行了可以说是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我已说过，我们的名单一被批准便有一个军官被任命来负责我们的训练事宜。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印象，即这个指挥官之作为我们的首长只是就技术事务而言，就其他事务来说，我算是这个队的队长，也就是说，我直接负责内部纪律的事务，这个指挥官要处理队里的问题，就得通过我进行。可是这个军官从一开始便打破了我们这种想法。
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先生是一个机灵的人，他警告我说：“要留心这个人，他象是存心要来当我们的太上皇，我们可别听他的。我们准备把他当作一个导师，但是他所派来指导我们的那些年青人也象自以为是我们的上司似的。”
这些年青人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来训练我们的，是这个指挥官派来当我们的小队长的。
我并不是看不出这个指挥官的强暴来，不过我劝索罗布吉不要着急，并设法使他平静。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你太相信人了，这些家伙会用假话欺骗你的，到了你最后看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叫我们进行非暴力抵抗了，那你又要难过了，而且还要叫我们同你一起难过。”他笑着说道。
“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那么除了难过以外，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说道。“一个信奉非暴力抵抗的人，是天生要受人欺负的。就让那个指挥官欺负我们吧，我不是告诉过你无数次欺人者终归是自欺吗？”
索罗布吉大笑道：“那好吧，你就继续受人欺负吧。总有一天你会死于非暴力抵抗的，背后还拖着象我这样的可怜人。”
这些话使我想起了已故伊弥丽·贺布豪斯小姐写给我的一封关于不合作的信：“你要是有一天为了真理而走上绞刑架，我是不会感觉奇怪的。愿上帝指示你正确的道路并保护你。”
同索罗布吉谈这一席话是在那个指挥官奉命到我们队里不久的事情。不到几天我们同他的关系便到了爆发点。我绝食十四天以后，体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我刚参加部队的时候，我常常要从家里走两英里左右的路到指定的地点去。我因此得了肋膜炎，身体很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参加周末露营。别人都留下了，我却回家，这就发生了非暴力抵抗。
这个指挥官开始执行他的权威，多少有些过于随意。他叫我们清楚地了解，在所有的问题上，不管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都是归他负责，同时给我们尝一尝他的权威。索罗布吉急忙来找我，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要来忍受这样粗暴的做法。他说：“我们一定要所有的命令都通过你发下来，我们还在训练营里，就给我们下了这许多没有道理的命令。那些被派来指挥我们的青年和我们之间有着许多令人厌恶的差别。我们必须把这一点同指挥官讲清楚，否则我们就呆不下去了。参加我们救护队的印度学生和其他人都不愿意服从任何不合理的命令。要人们放弃他们为了自尊而从事的事业，是不可想象的。”
我去找指挥官，陈述我所听到的意见，提请他注意。他写了一个条子叫我把意见都用书面写给他，同时叫我“通知那些有意见的人，提意见的正当程序是通过业已任命的小队长，他们会通过指导员告诉我的”。
对于这一点我答复说，我并不要求什么权力，就军事意义上说，我和别的任何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我曾经认为，作为志愿队的主席，我应当被允许非正式地充当他们的代表。我还把人们提醒我注意的一些困难和要求向他陈述，即任命小队长而不照顾他们的情绪所引起的不满；这些小队长应即召回，并请救护队自己选举小队长，然后提请指挥官批准。
这并没有说动那个指挥官，他说小队长要由选举产生是不合军纪的，撤销业已下达的任命尤为一切法纪所不容。
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进行抵制，我把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严重后果告诉大家，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即除非撤销业已任命的小队长，并给救护队队员机会选举他们自己的队长，大家就将被迫停止军事训练和周末露营。
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指挥官，告诉他，他拒绝我的建议的回信令人多么失望。我向他保证，我并不追求什么权力，我热切希望的是做事。我还举了先前的例子给他。我指出，波耳战争期间，我在南非印度救护队里虽然并没有官衔，葛尔威上校和救护队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不团结的事，上校要采取什么措施，总是先征求我的意见，以便弄清楚队里的愿望。我还把头天晚上所通过的决议附给他。
这对那个指挥官并没有产生什么好结果，他认为我们的集会和决议对于纪律是一种严重的破坏。
我因此给印度事务大臣写了一封信，把全盘经过都告诉他，还把决议附给他。他回信解释说，南非的情形不同，还要我注意，按规定，小队长是由指挥官委任的，不过他向我保证，以后如再委任小队长，指挥官应当考虑我的推荐。
以后我们的信息往还很多，可是我不想多谈这件痛心的事。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即我所得到的经验，同我在印度日常所得到的经验是一模一样的。指挥官连威胁带哄骗地把我们的救护队分裂了。有几个举手赞成决议的人在指挥官的威胁或劝导下屈服了，在他们的允许下又回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大批伤兵意外地运到尼特利医院里来，马上需要我们的救护队去工作。那些接受指挥官的劝告的，都上尼特利去了，别的人都不去。我因害病躺在家里，但和队里的人员保持着通讯。副国务大臣罗伯滋先生在那些日子里还来看了我几次，他竭力对我诱导别的人去工作。他建议这些人单独成立一个救护队，到尼特利医院后他们只对指挥官负责，这样就不存在有失自尊心的问题了，政府是会调解的，但同时救护队应该到医院里去照料那一大批伤兵。我的同伴和我都很同意这个意见，因此那些没有到尼特利去的也都去了。
只有我没有去，躺在家里养病。
第四十一章戈克利的仁爱
我已说过我在英国害了一场肋膜炎。不久戈克利便回到伦敦来了。克伦巴赤和我常常去看他。我们谈的大部分是关于战争的问题，由于克伦巴赤对德国的地理非常熟悉，在欧洲到过很多地方，他常常在地图上为他指出同战争有关的一些地点。
我害肋膜炎的时候，这种病也成为我们日常讨论的题目。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的饮食实验也在进行。我的饮食包括花生、煮过的和新鲜的香蕉、柠檬、橄榄油、西红柿、葡萄等等。我完全戒绝了牛奶、谷物、豆类等食物。
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为我治疗。他老是要我喝奶吃饭，我却坚决不干。事情传到戈克利那里。他不大理会以水果为生的理由，要我遵照医生为我的健康所指定的食物饮食。
不听戈克利的劝告，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是不容许人说一个不字的，我要求他给我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那天晚上克伦巴赤和我回到家里，我们便商量我究竟怎么办才好。他一直同我进行这种实验。他喜欢这种实验，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的健康需要的话，他是赞成我停止实验的。所以我得按照我内心的声音自己作决定。
我一夜未眠，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停止实验就无异于抛弃我在那个方向上的一切理想，可是我并不以为这些理想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对戈克利的爱的压力，我应该接受多少和为了所谓健康，我的实验可以有哪些修改。最后我决定还是坚持这种实验，因为进行这种实验的动机主要是宗教的；我决定凡是动机不纯的地方，就听从医生的劝告。我戒绝牛奶主要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我眼前有着一幅关于加尔各答的养牛人怎样从耕牛身上挤掉最后一滴奶的悲惨景象。我还有一种感觉，认为肉类既不是人的食物，那么动物的奶也不应当作为人的食粮。于是第二天早晨，我便带着坚决不喝牛奶的决心起床。这使我大为轻松了。我有点怕见戈克利，不过我相信他会尊重我的决定。
那天晚上克伦巴赤和我到国立自由俱乐部去见戈克利。他辟头第一句话便问我：“好，你已经决定接受医生的劝告了吧？”
我轻轻地但是坚决地回答说：“所有的意见我都愿意接受，只有一点我请求你不要勉强我。我决不喝牛奶，牛奶做的东西或肉我也不吃。如果不吃这些东西我就会死去，我觉得我宁可死去。”
“这算是你最后的决定吗？”戈克利问道。
“我恐怕不能作别的决定了，”我说道：“我知道我的决定会使你难过，可是我请求你的宽恕。”
戈克利带着相当难过但是厚爱的心情说道：“我不赞成你的决定。这里面我看不出有什么宗教来。不过我也不再勉强你了。”他说完这话便转过头去对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说道：“请你别再让他操心了。在他自己所规定的范围内随你开什么方子都可以。”
这位医师表示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他劝我喝“豆汤”，加一点阿魏树脂，这个意见我接受了。我喝了一两天，可是痛楚有增无已。由于我觉得不对症，我又重新吃起水果来了。当然，外敷药还是继续使用的，这多少减轻了我一些痛苦，但是我的清规戒律确实给医生造成了很多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戈克利回国了，因为他受不了伦敦的十月重雾。
第四十二章肋膜炎的治疗
肋膜炎的长期不愈多少有些令人不安，不过我知道要治好这病，靠内服药物是不行的，应该改变饮食并辅之以外敷药物。
我去拜访有名的素食者艾林生医师，我在1890年见过他，他用调剂饮食的方法为人治病。他为我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我向他解释我如何发誓不喝牛奶。他为我打气地说道：“你用不着喝牛奶。其实我想叫你停吃几天带脂肪的东西。”他于是劝我吃黑面包，生菜如甜菜、萝卜、葱和其他的青菜，还有新鲜的水果，主要是桔子等。蔬菜不用煮熟，如果我不能嚼碎的话，只须捣碎了吃。
我这样吃了三天，但是生的蔬菜对我并不怎么合适。我身体的情况使我不能对自己的实验保持完全公正的态度。吃生的蔬菜使我心神不安。
艾林生医师还劝我把房里的窗子尽夜都打开，用温水洗澡，用油在伤痛处摩擦，露天步行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这些意见我都很喜欢。
我房里的窗子是法国式的，如果全都打开，雨水就会淋进来。扇形窗不好开，因此我把玻璃打破，使新鲜空气进来，并把窗子开到雨水淋不进来的程度。
所有这些办法多少改善了我的健康情况，但是并没有完全治好我的病。
谢西丽亚·罗伯滋夫人有时来看我。我们成了朋友。她极力劝我喝牛奶，但是因为我坚决不接受，她便到处为我物色代用品。有一些朋友向她推荐麦芽奶粉，不自觉地向她保证，说是同牛奶毫无关系，是一种化学制品，具有牛奶的一切营养价值。我知道谢西丽亚夫人对我的宗教顾虑极为尊重，所以我绝对相信她。我用水冲一下奶粉试喝一口，发觉和牛奶的味道完全一样。我看一看瓶子上的说明，才知道所谓麦芽奶粉就是牛奶制成的，可是已经太晚了。于是我只好放弃。
我把这个发现通知谢西丽亚夫人，请她不必介意。她连忙赶来向我道歉。她的朋友根本没有看那说明。我请她不要担心，并为我不能接受她费尽心机弄来的东西向她表示歉意。我还向她保证，由于误会而喝了牛奶，我一点也不介意，而且也不觉得是违反誓言。
我同谢西丽亚夫人的往来还有许多好的回忆，但是不得不从略了。我还记得我在受考验和失望之中，有许多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凡是有信仰的人，都能在考验和失望之中，从这些朋友身上看到上帝的慈悲，他于是就会化悲愁为欢乐。
艾林生医师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放宽了他的尺度，允许我吃花生酱或橄榄油以吸收脂肪，如果我爱吃的话，还可以煮饭菜，这些改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远不能完全治好我的病。极其细心的照料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不得不以大部分的时间在床上休息。
梅林达医师有时也来为我诊视，他提出了一个永久性的治疗建议，假如我有意听取他的劝告的话。
情况是这样日复一日地拖下去，有一天罗伯滋先生来看我，他极力劝我回国。“看这情形你大概不能到尼特利去了。我们往后还有更冷的日子呢，我极力主张你回印度去，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完全好起来。等你身体好了，如果战争还在打着，那你还有很多机会贡献你的力量。即使现在这样，我认为你已做的事已经是一种不小的贡献了。”
我接受了他的劝告，开始作回印度的准备。
第四十三章回国
克伦巴赤先生伴着我到英国原是想去印度的。我们住在一起，当然也想搭同一只船。然而德国人正受着严格的监视，我们怀疑克伦巴赤先生能不能弄到护照。我尽力为他想办法，罗伯滋先生也很想为他弄个护照，他曾为此给印度总督打了一个电报。但是哈定基勋爵干脆回答说：“印度政府歉难冒此危险。”我们全都明白这个答复的力量。
我很难过不得不和克伦巴赤先生分离，但是我看他比我还要难过。要是他到印度来，他今天一定是过着简朴而快乐的农夫和纺织者的生活。现在他在南非度着原来的生活，他是一个建筑师，生意很好。
我们原想搭三等舱，但因为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轮船没有三等舱，我们只好买二等票。
我们随身带着从南非带来的干果，因为船上有的是新鲜水果，但是很难买到干果。
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给我的肋骨绑上石膏，告诉我到了红海以后才能取下。头两天我还勉强带着，但是最后实在受不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石膏取下来，从而重新获得了进行必要沐浴的自由。
我的食物主要的是干果和水果。我发觉我在天天好起来，当我们的船驶入苏伊士运河时，我感觉好多了，我仍然很衰弱，但是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了，于是我便逐渐增加了我的运动。我的身体所以好起来，我想主要是由于温带空气清新的缘故。
我不知道这是由于过去的经验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理由，但是我发觉船上的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距离，是我从南非回来的途中所没有见过的。我同少数几个英国人交谈过，但是大都限于一般的寒暄。象我们在南非的船上所进行的诚恳的谈话可以说没有过。我想此中原因大概是由于英国人有意无意地有一种感觉，自以为属于统治的民族，而印度人则感觉自己是属于被臣服的民族。
我实在巴不得回到家里以摆脱这种气氛。
船一到亚丁，我们便感到好象到了家了。我们因为在杜尔班认识了克科巴·卡瓦斯吉·丁索先生并且同他和他的夫人有过密切交往，所以对亚丁人是很了解的。
几天以后我们便到孟买了。阔别十载，一旦回到祖国，那种欢乐的心情实在说不出来。
戈克利在孟买为我发起了一个欢迎会，他的身体虽然不好，却也赶到孟买来接我。我是怀着一种同他合而为一的热切希望到达印度的，因此觉得非常轻松自若。然而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
第四十四章当律师的一些回忆
在我叙述我回到印度以后的生活以前，我觉得似乎需要把我曾经故意略去的在南非的一些体验追述一下。
有几个当律师的朋友要我把当律师的往事谈一谈。这类事情是太多了，要是全部写下来，就得占一本书的篇幅，那就超出了我的叙述范围了。但是如果把那些带有真理之实践的性质的若干事情追述一下，也许不是不妥当的。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已经说过我在职务上从来没有做过不老实的事情，而我的律师业务大部分是为了公益事业，我为这些事所收的费用从不超过实际开支，甚至实际开支有时还是我自己贴出来，关于我的律师业务，我想说到这个地步算是说到头了吧。然而朋友们还要我多谈一些。他们大概以为，如果我轻描淡写地谈几件我不愿意放过的事情，干律师这一行的就可以得到教益了。
当我作学生的时候，就听说律师这个行业是撒谎的行业。然而这种说法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并不想以撒谎致富盗名。
我的原则在南非受到了多次考验。我知道我的对手常常唆使他们的证人；只要我鼓励一下我的当事人或他的证人撒谎，我们就会打赢官司。但是我总是拒绝这种诱惑。我只记得有一次已经打赢了一场官司，我疑心我的当事人骗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老是希望我胜诉的案子总是正当的。我从来没有在确定收费的时候，把胜诉当作一个条件。不管我的当事人是胜还是败，我并不指望多收或少收费用。
每一个新的当事人来找我的时候，我首先就是警告他，我不受理欺诈的案件，他也别指望我去钻证人的空子。我这样做的结果，使我的声誉大增，没有一件欺诈的案子前来找我。事实是有一些当事人愿意把清白的案子交给我办，而把一些可疑的案子找别人去办。
有一件案子是我最好的一个当事人交给我办的，这真正是一次严厉的考验。这件案子牵涉到一笔极复杂的账目，而且拖了很久。有几个法院受理过这件案子的一部分。最后由法院将有账目的部分交给几个有资格的会计师去仲裁。结果对我的当事人是完全有利的，但是仲裁人在计算时不小心出了一个差错，数目虽然很小，案情却很严重，因为他们把借方误列为贷方了。对方因为别的原因反对这个仲裁。我当时是当事人的助理律师。当主事律师发现这个差错时，他认为我们的当事人不应当承认这个差错。他的意见显然是：做律师的当然不能承认任何违反当事人利益的事情。我却说我们应当承认这个错误。
但是主事律师反驳说：“如果这样做，法院很可能取消整个仲裁，这是任何稳健的律师所不愿意干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极易冒这种危险的。如果这个案子还得送上去再开一次庭，我们的当事人究竟要花多少钱，最后的结果究竟是什么，那就说不定了！”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当事人也在场。
我说：“我觉得我们的当事人和我们双方应当冒这个险。仅仅因为我们不承认错误而指望法院支持一个错误的仲裁是靠得住的吗？如果由于我们承认了致使当事人吃亏，那又有什么坏处呢？”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承认这个错误呢？”主事律师说道。
“我们凭什么可以肯定法院里找不出差错，或者我们的对手就发现不了呢？”我说道。
“那么，你愿意辩论这件案了吗？我可不打算按你的说法同人家争论。”主事律师以决定的口气答道。
我谦虚地回答道：“如果你不愿意申辩，那么我就来干，只要我们的当事人同意这样做。如果错误不改正过来，我在这个案子里就没有什么好办的了。”
我说这话时，一面看着我的当事人。他有些为难了。这件案子我从头就参与了的，当事人完全相信我，而且对我有充分的了解。他说：“那么好吧，你就去申辩这件案子，把差错改正了吧。失败就失败，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上帝是保护正当的。”
我感到高兴。我所指望于他的，不过如此而已。主事律师又警告我，怜悯我的固执，但是还是同样向我祝贺。
结果如何，且听下一章分解。
第四十五章狡诈行为？
我并不怀疑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我却非常怀疑我对这件案子是否能处理得十分恰当。我觉得要在高等法院辩论这么棘手的案子是一种极为冒险的行为，而当我在陪审员的面前出现的时候，我都害怕得发抖了。
我一提到账目中的差错，便有一个法官说道：
“这不是狡诈吗，甘地先生？”
我听到这种诬蔑，心里便发火。无缘无故地指责人家不老实，实在是不能容忍的。
“从开头就遇到了这么一个有成见的法官，这件棘手的案子成功希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我自言自语道。但是我已理好了我的思路，于是回答他说：
“阁下还没有听我讲完就怀疑人有狡诈行为实在使人惊异。”
“不是指责的问题，”那个法官说道：“这只是一种设想。”
“这种设想在我看来不啻是一种指责。我请求阁下听完我的话，然后若有根据再来指控我。”
“我打断了你的话，实在对不起”那个法官答道：“请你继续说明差错的原因吧。”
我有足够的材料支持我的说明。由于这位法官提出了这个问题，使我能够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法院注意我的辩论。我感觉大大得到了鼓舞，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法院细心听取了我的发言，使我有可能说服那些法官相信账目的差错是完全出于疏忽。因此他们并不觉得需要取消花了很大力量才做出来的整个裁决。
对方的律师相信这个错误纠正以后并不需要进行多少辩论，似乎因此感觉安心。然而法官们继续盘诘他，因为他们相信这个错误是很容易核对出来的。那位律师极力攻击这个裁决，但是那个最初有怀疑的法官现在肯定地站到我这一边来了。
“如果甘地先生不纠正这个错处，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他问道。
“要我们再找一个比我们所指定的这个会计专家更有能力和更公正是不可能的。”
“本法院必须假定你对自己所处理的案子最清楚。如果你不能指出任何会计专家都不可能避免这种疏忽的理由，本法院只好强迫双方重新进行诉讼，为一个显然的错误再花一些钱。如果这样一个错误能够加以改正，我们就用不着下令再听双方的申诉了。”法官继续说道。
那位律师的意见就这样被撇开了。法院究竟肯定了那个纠正了错误以后的裁决，还是下令仲裁人进行复查，我已记不住了。
我很高兴，我的当事人和主事律师也同样高兴。我因此坚定了我的信念：对真理不加执拗就不可能当律师。
然而，请读者记住：就在职务的实践中保持诚实，也挽救不了实践中的根本性的错误。
第四十六章当事人变成同事
在纳塔耳当律师和在德兰士瓦当律师不同：在纳塔耳有一种一身兼二任的律师，只要取得了辩护士的头衔，同时也可以当状师：而德兰士瓦的情形就和孟买一样，辩护士和状师的范围是有区别的。作为一个律师，他有权选择充当辩护士或状师。所以我在纳塔耳的时候，已经取得了辩护士的资格，到了德兰士瓦，又得申请当状师。因为作为一个辩护士，我不能和印度人进行直接的联系，而南非的白种人状师是不会找到我头上来的。
不过就是在德兰士瓦，状师也可以出庭县法院。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县法院里受理一宗案子，发现我的当事人欺骗了我。我看他在证人席中完全站不住脚，所以未经任何辩论我便要求县长取消这个案子。对方的律师觉得惊奇，而县长却很高兴。我指责当事人叫我受理一件虚假的案子。他知道我从来就不受理虚妄的案子，当我把这事情向他说明以后，他承认了他的错误，而且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请县长作了不利于他的判决，他并没有对我生气。我在这件案子中的行为事实上并没有使我的业务恶化，倒反使我的工作更加顺利了。我还看到我对于真理的忠诚提高了我在同行中的声誉，而且尽管由于肤色歧视的阻力，在某些案子里我甚至还赢得了他们的厚爱。
我当律师的时候，还有一种习惯：凡是我所不懂的，我从不隐瞒我的当事人或同事。每当我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便劝我的当事人去另请高明；如果他一定要找我，我便要求他让我去请教别的大律师。这种坦率的态度赢得了无限的好感和当事人的信任。如果必须找大律师商量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承担费用。这种好感和信任对我的公众工作大有帮助。
我在前面几章已经表明，我在南非当律师的目的是为了给侨团服务。即使如此，争取人们的信任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心地开阔的印度人很善于从事挣钱的职业，可是当我劝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去尝一尝坐牢的滋味时，许多人欣然接受，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懂得这样做是正确的，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好感。
当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心里涌现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成千的当事人变成了公众工作中的朋友和真诚的同事，他们的配合竟使本来是充满了艰难困苦和危险的生活转变成美好的生活了。
第四十七章一个当事人如何得救
读者现在对巴希·罗斯敦济的名字该很熟悉了吧。他就是一个来找我打官司而立刻成为我的同事的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先成为我的同事，然后才成为我的当事人。我得到他的信任达到这么一种程度，就连私人的家务事他也找我商量并听从我的意见。甚至他在害病的时候，也要找我帮忙，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土法医疗。
有一次这个朋友陷入一种很不好的境地。他虽然把他大部分的事情都告诉我，却竭力隐瞒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大进口商，常常从孟买和加尔各答办进口货，有时不免搞点走私的勾当。但因为他和海关官员的关系很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由于对他的信任，他们往往凭货单收税。有的也许是默许走私的。
古递拉特诗人阿科有一句话说得好，小偷象水银一样难于就范，巴希·罗斯敦济的情况也不例外。这位好朋友有一天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泪流满面地对我说：“老兄，我瞒了你。我的罪过今天被发现了。我走私了，现在完了。我一定会坐牢，一切全完了。只有你一个人说不定还可以把我从这个绝境里拯救出来。我什么也没有瞒过你，但是我以为我不应当拿这种做生意的手法烦扰你，所以走私的事，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可是现在，我多么后悔！”
我安慰他说：“能不能救你完全是上帝的事情。至于我，你是了解的。我只能用坦白认错的办法来救你。”
这位善良的波希人深深地感到绝望了。
“难道我在你跟前认错还不够吗？”他问道。
“你是对政府而不是对我犯了错误，你向我认错有什么用呢？”我温和地答道。
“当然我一定遵命行事，但是你看要不要找我的老法律顾问××先生商量一下？他也是一个朋友。”巴希·罗斯敦济说道。
经过调查以后，才知道走私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这次被发现的，钱数很小。我们去找他的法律顾问，他看过文件以后说道：“这件案子应由陪审员审判，而一个纳塔耳陪审员是不会轻轻放过印度人的。不过我决不绝望。”
我和这个律师不怎么熟悉，巴希·罗斯敦济插口说：“谢谢你，这件案子我想请甘地先生帮忙，因为我们彼此很熟。当然，需要的时候，还得请你给他指点指点。”
这么堵住了法律顾问的问题以后，我们便到巴希·罗斯敦济的店里去。
这时我对他说明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案子根本不必要弄到法院里去。控诉你或者是不了了之完全要看海关官员的态度，而他又得听检察长的指示，我打算两个人都去找一找。我建议你缴付他们所规定的罚款，或许他们会同意。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那你就得准备坐牢。我认为丢脸的不是坐牢而是犯法，丢人的事已经做了。你应当把坐牢当作是一种忏悔，而真正的忏悔则在于不再重犯错误。”
我不敢说巴希·罗斯敦济完全接受我的意见。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他当时勇气不足。他的名望处在危险中，而且如果他费尽心血所构筑起来的高楼大厦一旦摧毁，那他又将如何是好呢？
“好吧，”他说道：“我已经答应过你，我完全听你处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为了这件案子，我费尽唇舌。我去找海关官员，把整个事情无所畏惧地告诉了他。我还答应他把所有的账目都交他审查，并告诉他巴希·罗斯敦济感到多么懊悔。
那个海关官员说道：“我喜欢这个老波希。他自己干了这么一件傻事，我也难过。你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必须遵照检察长的指示，所以我劝你去竭力说服他。”
“如果你不坚持把他拖上法庭，”我说道：“那我就感谢你了。”
他答应了以后，我便写信给检察长并且去看他。我很高兴地说，他很欣赏我的毫无保留的坦率，并且相信我没有隐瞒什么。
现在我已记不起来是因为这个案件还是由于别的事情，我的坚持和坦率得到了他这样的评语：“我看你永远不会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
巴希·罗斯敦济的案子就这样调解解决了。他得交出两倍于他所承认的走私款项的罚款。罗斯敦济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装在一个镜框里挂在他的办公室，借以经常引起他的后代和同行的警惕。
罗斯敦济有几个朋友警告我，要我别上他的当，说他的这种悔悟是靠不住的。当我把这种警告告诉罗斯敦济的时候，他说：“如果我骗你，我还有什么前途呢？”
第五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告别
现在该把这几章告一段落了。
我从此以后的生活便完全公开了，差不多没有什么事情是人们不知道的。而且，从1921年以后，我在工作上同国大党的领导人有着那么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在描述此后生活中的任何事件时，不能不提到我同他们的关系。今天，史罗昙纳吉、德希班度、哈钦·萨希布和拉拉吉虽然已与我们永别了，我们很幸运地还有很多其他老练的国大党领导人同我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国大党的历史，自从有了我上述的重大改变以来，依然还在创造的过程中。而我在已往七年中的主要体验，都是通过国大党进行的。因此，如果我要继续描述我的体验，我便不能不提到我同这些领导人的关系。而这一点我是不能这么做的，即使是为了礼貌的缘故，至少在目前是不能这么做的。
最后，我对于现在所进行的试验，还不能下确切的结论。因此，我觉得把我的叙述就此结束，很明显是我的责任。事实上我的笔已经本能地拒绝继续往下写了。
我不得不向读者告别，心里自然不无感触。我对自己的体验有很高的评价。我不晓得我是否能够公正地对待这些体验。我只能说，我为了忠实的描述，从来不敢马虎将事。把我所感觉到的和我所确切得到的结论，据实刻画出来经包含在主词中的宾词明白地表述出来。这种判断虽具有普，一直是我孜孜以求的。这种尝试给了我心理上一种无法形容的宁静，因为我的宿愿就是要使动摇的人皈依真理和非暴力。
我的一贯经验使我确信，除了真理以外，没有别的上帝。如果这几章的每一页没有向读者宣示实现真理的唯一办法就是非暴力，我就会觉得我写这本书所费的心血全都白费了。即使我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读者也应当明白，过错在于方式而不在于原则。我对非暴力的追求，不论是多么诚挚，究竟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因此，我在一瞬间所瞥见的一点真理，很难把它的无法形容的光辉宣泄于万一，这光辉的强烈，实百万倍于我们日常亲眼看见的太阳的光辉。其实我所抓到的只不过是这个伟大的光明的最微弱的一线而已。然而我可以保证说，根据我这一切体验的结果，只有完全实现了非暴力的人，才能完全看到真理。
要和普遍的和无所不在的真理的精神面对面地相见，人们必须爱护最卑微的生物，一如爱护自己，而一个有志于此的人，便不能对生活的任何方面采取超然的态度。这就是我追求真理而不得不投身于政治的缘故。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并以最谦逊的精神来说，凡以为宗教与政治无关的人，其实是不懂得宗教的意义。
如果不进行自我纯洁的工作，要和每一件生物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没有自我纯洁，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则也必然是一种梦想；一个心地不纯洁的人，决不能认识上帝。因此，自我纯洁必须包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纯洁。而由于纯洁是富有感染力的学说，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个人纯洁的结果必然使周围的环境也纯洁了。
然而自我纯洁的路程是艰难而崎岖的。一个人要达到完全的纯洁，就必须绝对摆脱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感情；超越于爱、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三方面的纯洁，虽然我在这方面一直进行着不倦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赞誉不能使我动心，有时反而使我难过的道理。在我看来，克服微妙的情欲比用武力征服世界要难得多。我自从回到印度以后，总感到情欲一直在我的内心潜伏着。这一种感觉使我感到惭愧，但是并没有使我气馁。这些经验和尝试使我得以支撑下去，并给我以极大的快乐，然而我知道我的面前还有一条艰难的道路。我必须把我自己降为零。一个人若不能自动地在同类中甘居末位，就不能解脱。非暴力是最大限度的谦让。
在和读者至少作暂时的告别的时候，我请读者同我一起向真理的上帝祈祷，求他赐给我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暴力的恩典
甘地年谱
1869年10月2日生于印度南部卡提亚华邦波尔班达城，即苏达玛普里地方。
1876年随父迁居拉奇科特。入小学读书。同嘉斯杜白订婚。
1881年就读于拉奇科特阿尔弗烈德中学。
1882年与嘉斯杜白结婚。
1885年父亲逝世，享年63岁。
1887年中学毕业，升入巴弗纳伽城沙玛尔达斯学院。因学习困难辍学回家。
1888年9月赴英就读于伦敦大学，攻法律。遗妻、子于家。
1891年6月考试及格，获得律师资格，离伦敦回国。1892年去孟买当律师，因无收入，不到半年即重返拉奇科特，依靠乃兄分给的律师业务生活。
1893年4月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之聘赴南非处理债务纠纷。
1894年为南非杜尔班印度侨民起草请愿书递交纳塔耳立法议会，反对规定具有50英镑不动产才有选举权的歧视印度侨民的规定。甘地在纳塔耳登记为第一个有色人种律师。
5月22日南非印度侨民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的组织下成立。甘地写了两本小册子：《向南非英国人呼吁》和《印度人选举权》，进行宣传工作。1896年夏甘地回国，先后赴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孟买、浦那、马德拉斯、拉奇科特等地广泛结交新闻界名人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宣传南非印度侨民的疾苦，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1月携妻、二子再度赴南非，一子留国内。
1897—1899年在南非当律师。注意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
1899年10月英国人发动的殖民战争——波耳战争爆发，甘地组织了一个300人的印度救护队赴前线为英军服务。
1900年2月救护队解散。英国政府对甘地的效劳甚为赏识。
1901年12月应国内友人催促携眷返印度，并赶赴加尔各答参加第十七届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提出一个有关南非印侨的议案，并获得通过。
1902年12月应邀赴南非准备向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递交请愿书，请求给予印度侨民平等的待遇，但是没有结果。
1903年在南非研究印度契约工人的问题。
1904年在南非创办《印度舆论》周刊，并在杜尔班附近花了1000英镑买下100英亩土地建立“凤凰村”，志愿参加该村者都得参加体力劳动，维持同样简朴的生活，开设印刷厂，自行印刷《印度舆论》。
1905年致力于印度侨团各教派的团结工作。
1906年4—6月朱鲁人反英起义，甘地倡议以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名义组织救护队为镇压“叛乱”的英军服务。但英军叫他去照料朱鲁伤员，这使甘地对被迫害的朱鲁人发生了同情。甘地从前线回来后，即与凤凰村人员讨论节育问题，并把他的决定告诉他的妻子。从此甘地实行了1900年以来从未坚决实行过的绝对节育的生活。
8月德兰士瓦政府规定印度“苦力”（对一般印度人的蔑称）居留八年以上者始可定居德兰士瓦，并须办理登记手续，否则将受处罚。甘地组织侨民为取消此一规定而斗争，无结果。
10月甘地参加南非印侨代表团赴伦敦请愿，会见了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和首相，终于取得他们同意停止此项政令。
1907年德兰士瓦与奥朗吉殖民地合并为自由邦后，这个法令又被议会通过了，并定于1907年7月实行。后因受到抵制，政府又延期一月，仍受抵制。在这次斗争中，甘地初次运用了“非暴力抵抗”的办法，而于12月最后一周被传讯，并被判驱逐出德兰士瓦。但甘地拒绝离境。旋即入狱。后来南非政府建议如印度侨民自动进行登记，该法令即可撤销。甘地接受此项建议。
1908年1月31日甘地获释。但是那个法令并没有取消，甘地即劝印侨将居民证焚毁，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并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政府背信弃义。
9月29日甘地再度被捕，并判处罚款25英镑或做苦工两月。他接受后者，拒绝前者。
12月初甘地出狱。
1909年2月甘地又回德兰士瓦，因无证件，又被判处徒刑三月，于5月24日获释。
6月23日甘地率代表团到伦敦请愿，但是没有结果。旅英期间同印度各界人士和英国朝野有广泛接触，“印度自治”的概念开始形成。
11月13日离英返南非。印度国内对甘地领导的斗争予以大力支持。
1910年5月甘地在约翰内斯堡近郊办托尔斯泰农场，并开始同托尔斯泰通讯，深受托尔斯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1911年为了抗议南非歧视印度人的移民法，甘地组织了非暴力抵抗运动，并于5月间同史沫滋将军达成了临时协议，双方暂时妥协。
1913年9月甘地再度组织印度侨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以抗议歧视印度侨民的立法，嘉斯杜白也参加了，并因此被捕。
10月甘地领导2000多印度矿工进行罢工，徒步自新堡至伏尔克斯鲁斯特，要求政府取消征收三英镑人头税的法令，甘地因此被捕，监禁九个月。
1914年史沫滋将军在印度侨民和舆论的压力下与甘地取得了临时协议，取消了三英镑人头税，承认印度人的合法婚姻，同意印度人按了指模之后，即可进入南非。7月甘地离南非取道伦敦回国，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甘地即为英国政府组织印度救护队，他自己则因病于12月回国。
1915年甘地回国后到处旅行，以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并在阿赫梅达巴创立非暴力抵抗学院。
1916年甘地继续旅行全国各地，在贝奈勒斯和马德拉斯大声疾呼，反对不可接触者制度，主张经济自主。
10月甘地参加阿赫梅达巴印穆（斯林）政治领袖联合会议，力主印穆团结。
12月国大党在勒克瑙会议中通过了印穆合作公约。1917年甘地赴三巴朗调查靛青工人受剥削与折磨的情况，促使政府成立委员会进行调查。比哈尔省政府后来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废除靛青工人的契约制度。
1918年甘地赴阿赫梅达巴组织纺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甘地并以绝食迫使资方让步。阿赫梅达巴罢工结束之后，甘地又赴凯达县组织农民进行抗税运动，迫使政府同意免征歉收农民的田赋。1—4月参加印度总督召开的作战会议，并应总督之请积极为大英帝国招募新兵以应欧洲前线之急需。
1919年为了抗议政府通过的剥夺人民民主的劳莱特法案，甘地在孟买成立了非暴力抵抗大会，并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定于4月6日举行全国总罢市。甘地因违禁进入旁遮普被捕押解回孟买。旁遮普阿姆里察发生了英国军警屠杀集会群众的惨案，孟买和阿赫梅达巴等地群众为抗议英国当局暴行，发生暴动，捣毁警局，各地纷纷宣布戒严法。甘地认为群众行动有违非暴力原则，亲赴阿赫梅达巴宣布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为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原理，在孟买创办《新生活》周刊并接编《青年印度》周刊。
11月甘地在德里主持基拉法会议，第一次提出抵制英国的“不合作”主张。
1920年8月1日为了抗议英国所加于土耳其的苛刻和约，甘地发动了一次不合作运动，号召受封者退回爵位封号，抵制学校、法院等，提倡纺织土布，不买英国布。其后甘地到旁遮普、信德、马德拉斯等省旅行，宣传基拉法问题，力主印穆团结。
9月国大党在加尔各答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在修正案中加上自治的要求，把印度自治同印穆团结联系起来。甘地宣称，如果按他的计划行事，印度可望在一年内获得自治。
11月甘地在阿赫梅达巴创办古遮拉特国民学院，宗旨是印度统一，保存固有文化。
12月国大党在拿格埔举行年会，修改党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甘地提出一年内自治的口号，再度获得支持。
1921年1月加尔各答3000大学生罢课响应一年内自治的口号。
2月甘地赴加尔各答为国民学院揭幕，全国各地创办国民学校之风大盛，学生纷纷离开英国学校，抵制英国式教育。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和不合作运动，甘地同时宣传社会改革、印穆团结，特别是不可接触者问题。全国有五十万人举行罢工，局势极为紧张。印度总督李定勋爵于5月邀见甘地，但是没有结果。
7月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在孟买通过决议提倡纺织和服用土布，抵制英国布，并决定抵制威尔斯王子的访问。甘地则旅行全国各地宣传服用土布。
9月甘地削发，上身裸露，从此始终保持此一装束，丘吉尔讥为“半裸体的游方僧”。
10月甘地等五十人发表宣言谴责印度政府迫害穆斯林领袖阿里弟兄，后来由于他们被判处两年徒刑，全印国大党会议还通过决议支持甘地等人的宣言。
11月17日威尔斯王子抵达孟买，全印举行总罢市，孟买发生大规模骚动，甘地则以此种行动有违他的非暴力主张，遂进行绝食，以示“忏悔”。全国许多省份的国大党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政府并开始大规模的逮捕。
1922年2月1日甘地向印度总督李定勋爵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举行全国各党派圆桌会议讨论印度地位问题；要求释放被捕的不合作运动者，公开宣布不干涉非暴力的活动；要求开放言禁；限期于七日内加以接受，否则即将展开全国规模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2月6日政府发表公报，完全加以拒绝。
5日联合省乔里乔拉村农民举行示威，警察开枪，群众即纵火烧毁警局，21名警察被烧死。11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应甘地请求推延全国展开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计划，而以纺织、改革和教育活动来代替。12日甘地进行五日的绝食。甘地的决定引起了党内外的普遍不满和攻击。但是英印政府并不以此为足，于3月10日将甘地逮捕，并判六年徒刑。全国反英运动进入低潮。
1924年2月5日甘地因盲肠炎施行手术获释。
3月22日甘地开始同罗曼罗兰通讯，并重新主编《青年印度》和《新生活》，重新宣传印穆团结的重要性。
6月国大党在阿赫梅达巴举行年会，甘地提出四个议案：
1．党员每日至少须纺织半小时，每月十五小时，至少须向党组织交纳纺纱三英两；
2．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被视为出缺，而由他人递补；
3．凡忠实履行下列五种抵制者，始得被选为党的负责工作人员：机织布，政府法庭，学校，封位和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4．谴责政治暗杀的行动，确定此种行动有违自治目的和非暴力的原则。上述提案遭到自治派的强烈反对，但仍以多数通过。摩迪拉尔·尼赫鲁批评甘地此举极为专制，引起国大党内部的分裂。
9月科哈特印穆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死伤155人。甘地为了促成印穆团结，进行了21天的绝食。26日在德里举行了印穆团结会议，甘地因绝食未参加。会议的第一个决议即重申印穆将致力于团结事业，要求甘地停止绝食。但会议充满分歧，特别是在护牛问题上。
11月国大党年会开会。甘地和达斯、尼赫鲁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停止不合作运动，但以后国大党员必须交纳2000码土布以代替四安那的党费。
12月26日国大党在贝尔关举行大会，甘地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1925年初甘地旅行卡提亚华、中印度、孟加拉、马拉巴和特拉凡哥尔、马德拉斯；下半年旅行比哈尔和联合省，大力宣传土布运动和废除不可接触者制度的主张。各地集会通过决议抵制洋布。
9月国大党在巴特那举行年会，在甘地倡议下成立全印纺织者协会。
12月甘地开始在《青年印度》周刊连载他的自传。1926年甘地退居阿赫梅达巴非暴力抵抗学院，一方面休养身体，一方面整顿该学院并进行巩固全印纺织者协会的工作。
12月甘地赴阿萨姆省戈哈地参加国大党年会，提出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决议，并把它同取消国内不可接触者制度的主张联系起来。
1927年上半年甘地又旅行孟加拉、比哈尔、中央省、马哈拉斯特拉、卡那达克等省邦；下半年旅行迈索尔、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等地，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消贱民阶级、统一言语等问题。
10月甘地应印度总督邀请赴德里商谈英国政府即将宣布成立西蒙委员会调查政府系统工作情况的问题。
11月甘地访问锡兰。
12月赴马德拉斯参加国大党年会。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刚从欧洲和苏联访问归来，提出印度独立和反帝决议，甘地认为过激，未参加讨论，但同意穆斯林联盟划分选区的建议以促进印穆团结。
1928年2月西蒙调查团到达孟买，全印各地纷纷举行总罢市和示威游行，发生流血事件。
5月甘地参加马德拉斯国大党全国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并决议召开全国党派会议，以抵制西蒙调查团。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人则要求完全独立，并在党内成立“印度独立同盟”。
12月国大党举行全国委员会会议，甘地提出自治领议案，并限期于1930年12月31日以前接受，否则将重新发动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少壮派加以反对，要求同英国断绝关系。最后甘地的议案修改为一年内获得自治的议案。
1929年2月甘地访问信德省。
3月访问缅甸。
3月底甘地返加尔各答，参加一次群众集会，会上焚毁英国布，甘地因此被拘留。政府还在全国逮捕工会领袖，构成所谓米鲁特阴谋案，全国各地罢工罢课风起云涌，暴动四起。
5月甘地赴安德拉旅行六周。
5月底甘地参加孟买国大党全国会议，决定于1930年8月以前组织750，000人迎接革命高潮。
6—11月访问联合省各地。
9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开会，甘地支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10月印度总督艾尔文勋爵宣布英国政府准备召开圆桌会议讨论印度政府组织法问题。同时，印度各党派领袖集会德里，要求给予自治领地位，并发表共同宣言，甘地也参加了。
12月艾尔文总督邀请甘地等人商谈自治领地位问题，无结果。国大党全国会议在勒克瑙召开，由于新任主席尼赫鲁的坚持，甘地同意将党章宗旨之“自治”改为“完全独立”，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1930年1月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定于1月26日全国举行大示威，支持完全独立的决议。但是甘地并没有积极参加，因为他认为印度还没有得到自治，谈不上独立。他提出11点要求，如禁酒，减少田赋、盐税，释放政治犯，取消罪犯侦缉局等，如得到满足，即可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2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展开文明的抵抗运动，甘地建议以争取削减盐税为主要内容。
3月2日甘地致函印度总督，提出上列要求，否则即将展开全国性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总督加以拒绝。
3月12日甘地挑选了来自全国各地的78名志愿人员，亲自率领自沙尔玛第出发至丹地海边淘盐，成千上万的人随行，各省纷纷响应。甘地便到各个滨海地区向群众进行动员教育。政府则加以残酷镇压。5月4日深夜甘地在苏拉特县被捕，全国举行大罢市和罢工抗议政府暴行，抵制英国布，形成革命高潮。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禁止集会游行。
7月英国政府为缓和矛盾，宣布将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印度地位问题，吁请各党派领袖参加。
1931年1月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国大党无人参加。1月26日英印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等国大党领袖，并取消对国大党的禁令。
2月17日甘地赴德里与印度总督艾尔文会谈，提出六点要求，作为和谈条件：大赦，立刻停止迫害，发还没收的财产，恢复因政治理由被撤职的人员，准许自由制盐，调查警察暴行。会谈无结果。镇压仍继续进行。
2月27日甘地二次应邀与艾尔文会谈，仍无结果。
3月1日甘地三次应邀与艾尔文会谈。艾尔文同意减轻监视，释放政治犯，但拒绝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和处分警察暴行。艾尔文还同意在下一次圆桌会议上讨论印度政府组织法，但拒绝讨论独立问题。甘地加以接受，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勉强通过了甘地的意见。
3月5日甘地与艾尔文签订“休战协议”，革命高潮转趋低落，这个协定引起强烈反对。3月底甘地赴卡拉奇参加国大党会议时，有人在车站上组织了反对甘地的示威。大会重申要求独立的决心，并委派甘地为代表参加伦敦的圆桌会议。会后甘地赴各地解释国大党的政策，并呼吁印穆团结。
8月由于政府在联合省、西北边省等地仍继续镇压政策，屡经甘地呼吁无效，甘地等国大党代表取消赴伦敦开会的决定，以示抗议。
8月25日甘地赴西姆拉会晤印度总督威灵顿。28日发表声明说，政府承认原协议有效，答应对破坏协议事件进行调查，甘地遂决定代表国大党赴伦敦参加圆桌会议。9月甘地赴伦敦参加圆桌会议，在会上提出自治要求和大选建议，英国政府则坚持殖民地政策，但同意建立议会制、
12月5日甘地离伦敦返印度，途次法国，会见了罗曼罗兰，并访问了罗马。
1932年1月甘地回到印度，发现政府对孟加拉、联合省、西北边省的国大党及其他党派仍进行迫害，甘地向总督呼吁无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乃通过决议抵制英国布，关闭酒店，进行非暴力的抵抗。
1月4日甘地被捕，大规模的迫害又展开了。但反英运动仍继续开展，头四个月被捕者达80，000人。
8月17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宣布印度少数民族选举法，各省议席增加一倍，孟加拉和旁遮普的少数民族和穆斯林另立选区分别选举，贱民阶级的选举权也得到承认，但须自立选区分别选举，并保留一定的席位。
18日甘地致电麦克唐纳，对贱民阶级的选举法提出抗议，并表示政府如不收回成命，将自9月20日起绝食至死。
9月19日全国各地集会要求英国政府撤销上述决定。9月20日甘地开始绝食。全国各地寺庙均为贱民开放，为甘地祈祷。
9月25日国大党领袖与贱民阶级代表就议席和选举法问题取得协议。甘地于27日停止绝食。英国政府终于同意。反英运动转为要求废除贱民阶级运动。
1933年2月甘地创办贱民周刊《哈里人》。
5月8日甘地为呼吁取消贱民阶级绝食21日，印度政府立即加以释放，甘地即宣布停止文明的抵抗一月，并吁请政府释放政治犯。
6月26日甘地宣布解散沙尔玛第非暴力抵抗学院，以便学员分别参加各地的不合作运动。
8月1日甘地以煽动治安罪被捕，4日获释，但不准离开浦那，后因违禁再度被捕，判处一年徒刑，但因甘地绝食又予假释，甘地即赴各地宣传哈里人运动，并募款进行社会改革。
1934年3月甘地赴比哈尔参加救济地震灾民的工作。
4月甘地决定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5月甘地在国大党全国会议上提出国大党参加大选的议案。
6月印度政府下令解禁国大党。
10月28日甘地宣布自国大党退休，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工作。
12月14日全印农村工业协会在瓦达成立，它的宗旨是遵照甘地的指示从事农村改组和复兴工作。
1935年甘地通过全印纺织者协会、全印农村工业协会、甘地哈里人之仆社和《哈里人》周刊，并亲自到全国各地宣传禁酒、基本教育、责任与义务、新旧秩序、医药卫生、节制生育、文学艺术等工作，为1937年国大党在大选中取得胜利打下基础。
1937年2月英属印度举行大选，国大党在11省的7个省份获得绝对多数。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达开会，研究大选形势，甘地参加了，但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其后根据甘地建议，国大党通过决议，定印地语为印度国语，以代替英语。
3月国大党通过甘地草拟的决议，要求各省英国省督保证不干预国大党政府，否则拒绝组阁。英国政府最初加以拒绝，但最后不得不同意同国大党政府合作。甘地这个时期在《哈里人》所发表的文章，被认为是国大党政府所遵循的指示。
8月国大党在瓦达召开全国委员会，各省国大党总理都参加。甘地提出禁酒决议。国大党政府组成后即释放政治犯，撤销紧急权力，恢复许多组织的合法地位，解禁许多被封的报纸。
1938年4月甘地赴加尔各答参加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并提出决议草案，指责英印政府歧视印度商人。
4月28日甘地赴孟买与真纳会谈印穆团结问题，无结果。
10月甘地访西北边省，与“边疆甘地”加法汗讨论国内形势问题。
1939年1月31日国大党第一次以竞选方式选举主席，孟加拉少壮派苏巴斯·鲍斯击败了甘地所支持的候选人当选。甘地自认为是一大失败。这时印度各土邦正在加紧镇压国大党人，使甘地特别伤心的是，拉奇科特当局也采取同样的镇压措施，甘地夫人因此被捕，引起全国骚动。
2月甘地亲赴拉奇科特与政府谈判，提出政治改革和释放政治犯的要求。
3月3日甘地开始绝食至死，抗议土邦的高压手段。4日，孟买、比哈尔、中央省国大党政府致电印度总督要求干涉土邦的高压政策，林里资哥总督立即致电甘地，答应派人斡旋。
3月15日甘地赴德里与印度总督会谈印穆关系问题，无结果。
4月16日甘地在拉奇科特广场上做祷告，有一群穆斯林在场外示威反对他，祷告后甘地徒步通过示威群众，遭暴徒殴打。
4月29日国大党在加尔各答举行全国委员会。但是由于甘地的抵制，鲍斯未能成立新的工作委员会，而旧的工作委员会又拒绝同他合作，结果导致鲍斯辞去国大党主席职务，在国大党内另组前进集团，与甘地相抗衡。
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未与印度各党派会商，径自宣布对德作战，5日始邀请各党派领袖会商。9月14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达开会，讨论印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通过了有名的决议，谴责英国政府越权为印度人民决定和战问题，反对法西斯和纳粹，表示印度人民与德、日人民无隙，对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决议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起草）。
10月17日林里资哥总督宣布承认穆斯林联盟对印度穆斯林有发言权，宣布战后可以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声明反对，并呼吁各省国大党政府辞职抗议。10月底国大党政府全体辞职，各省政府的国大党职位即为穆斯林联盟所代替。
1940年3月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的会议中通过要求成立巴基斯坦的决议，同国大党的关系益趋对立。
8月8日林里资哥总督发表声明，同意战后给予印度自治，但是有两个条件：“少数民族的利益不容忽视”，宪法问题战后另议。国大党对此加以反对，仍坚持完全独立。
9月27日甘地赴西姆拉与印度总督会谈印穆关系和印度未来地位问题，无结果。
10月13日甘地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提出展开非暴力的抵抗运动的建议。
10月17日甘地授权文诺巴·巴维发表反战演说，展开个人的不服从运动。21日文诺巴被捕，政府禁令报刊透露任何有关反战活动的消息。
11月10日甘地主编的《哈里人》被迫停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继文诺巴之后，准备展开反战宣传运动，也被逮捕。11月中旬，甘地展开第二阶段的所谓“代表性的非暴力运动”，由国大党各级负责人领导进行，这些人也都先后被捕。
12月24日至1941年1月4日甘地下令暂停非暴力的抵抗运动，作为对圣诞节的善意。
1941年1月5日开始了甘地所组织的第三阶段的非暴力的抵抗运动，规模较前更大。
4月开始第四阶段的斗争，被捕者达两万人。
6月中旬德军侵略苏联，国际形势更为紧张。
7月印度总督宣布扩大执行委员会，企图取得印度人更大的支持，国大党仍坚持抵制。
10月国大党各级领袖几已全部入狱，纷纷要求停止这种无效果的斗争，但甘地仍要坚持下去。
12月3日英国政府在战争形势更为紧迫的情况下，宣布释放贾瓦哈拉尔和国大党主席阿沙德。4日全部非暴力抵抗被捕者约二万五干人也被释放了。但是国大党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12月中旬甘地发表有名的“建设纲领”，力主印穆团结，取消贱民阶级，禁酒，服用土布，兴办农村工业，农村卫生，基本教育，成人教育，提高妇女地位，普及国语等。
12月2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八度里开会，讨论日本扩大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对策，通过决议对被侵略国家和人民表示同情，但仍坚持印度独立，否则就不可能保卫自己。
1942年3月7日仰光陷落。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派遣克利浦斯赴印，提出成立印度联邦，具有自治领地位，战后制定宪法，但各省和土邦有权决定是否参加印度联邦。克利浦斯同甘地等各党派领袖举行会谈。穆斯林联盟因为没有满足它成立巴基斯坦的要求，拒绝克利浦斯方案。国大党和印度教大会党多少是满意的，但是因为没有规定时限，也加以拒绝，据说坚决主张拒绝的就是甘地。因为甘地反对任何战争。
4月甘地开始宣传英国“滚出印度”的主张。
8月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正式通过英国人“滚出印度”的决议，要求英国人交出政权。9日，甘地被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也被捕，全国骚动。到1942年底，全国有250个火车站被破坏，500个邮电局受到袭击，150个警察局被攻击。政府采取高压政策。从8月到11月，据官方统计，死伤群众900人以上，被捕者逾60，000人。
1943年2月10日甘地为抗议政府的高压政策，开始绝食三周。全国骚动，纷纷要求解放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袖。
1944年2月22日甘地夫人嘉斯杜白死于狱中，全国各地举行大罢市，抗议政府的镇压措施。
5月6日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袖全部获释。
9月8日甘地同真纳举行最后一次会谈，试图解决印穆关系和印度未来地位问题。会议继续到9月27日，无结果而散。真纳仍坚持印穆分治，成立巴基斯坦，甘地则坚决反对。
10月2日甘地75岁生日，全国各地热烈庆祝。
1945年6月14日印度总督魏菲尔发表广播演说，建议给予印度自治，成立印度人的政府，英国只保留总督和陆军总司令的职位，制宪问题待对日战争结束后另议。魏菲尔还建议在西姆拉举行党派会议，协商组织部长会议问题。甘地谢绝参加会议，建议改请国大党主席阿沙德参加。
6月25日会议在西姆拉举行，甘地未参加会议，但他仍赶赴西姆拉，幕后指导国大党。关于部长会议成员和席数问题，因国大党坚持为全国性政党，有权派穆斯林党员代表穆斯林参加政府，而穆斯林联盟则坚持穆斯林代表席位应由联盟包揽，双方相持不决，会议宣告破裂。
7月26日英国工党政府成立。
8月21日印度政府宣布全印度举行大选。
9月21日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在孟买举行，甘地因病未参加。大会通过决议指责魏菲尔方案不明确，说明英国仍坚持殖民地统治。
11月甘地赴孟加拉视察饥荒灾区。
12月7日甘地在加尔各答参加了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该会通过的决议之一就是开除国大党内的共产党员，借口他们“违反1942年英国人滚出印度的决议”。
1946年1月甘地自孟买转赴阿萨姆视察饥荒灾区。
2月甘地赴马德拉斯视察饥荒灾区。
2月19日皇家印度海军印度籍官兵在孟买提出独立要求，英国政府不但加以拒绝，而且派兵镇压，于是发生兵变。甘地发表声明谴责印兵行动，认为违反非暴力原则。
5月2日甘地抵西姆拉参予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同英国政府内阁代表团关于成立制宪会议和国民政府问题的谈判。但是由于穆斯林联盟仍坚持分治，这次谈判又告失败。
6月底英国内阁代表团提出一个新建议，以教派为基础成立制宪会议，组成印度联邦，各省于10年后可以决定是否留在联邦之内，国大党接受此一建议，穆斯林联盟则加以拒绝。
7月印度总督建议组织临时政府，国大党接受，并建议同穆斯林联盟组织联合政府。穆盟不但加以拒绝，且于8月16日宣布直接行动，在加尔各答发生大规模的印穆冲突。
9月2日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首的临时政府组成，甘地给这个政府规定了四大任务：争取独立；解决教派冲突问题；消除不可接触者阶级；服用土布。
10月尼赫鲁再度与真纳谈判组织联合政府事，真纳终于同意穆斯林联盟参加临时败府。甘地希望这将巩固印穆团结，但对穆盟参加临时政府是为了争取成立巴基斯坦事表示遗憾。甘地赴加尔各答，企图平息穆斯林的教派火焰。但这火焰不但没有平息，反面蔓延到奥里萨和比哈尔。甘地到处宣传和平团结，但效果不大。
1947年1月—3月甘地在比哈尔进行一日一村的徒步旅行，继续宣传教派和平和团结问题。共走访47村，116英里。
4月1日甘地赴德里参加亚洲关系会议。
4月15日甘地与真纳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停止教派冲突，认为武力不能达到政治目的。
6月3日印度总督蒙巴顿、尼赫鲁、真纳相继宣布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方案，甘地不加反对，他说他虽然不承认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的理论，也不向暴力屈服，但不得不向环境的努力屈服，因此他建议全印国大党会议接受此一方案。
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领宣告成立。
8月15日印度联邦宣告成立。当时甘地则在加尔各答绝食一日，从事纺纱。
9月1日由于加尔各答发生大规模的教派冲突和屠杀，甘地在加尔各答开始绝食，要求国内各民族保持团结与和平。至3日印度教大会党和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领袖签发互不仇杀宣言后，甘地乃终止绝食。
9月7日甘地到德里。德里也发生了印穆冲突和流血事件。各省邦也有类似情况，大批难民涌入首都。
10月2日甘地度过78岁生日，接受各方的颂扬和祝贺。
10月27日克什米尔宣布并入印度联邦，印度空运部队入克邦抵抗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进攻，甘地加以支持。
11月15日—17日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举行独立以后第一次会议，大会根据甘地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印穆关系、难民、教派组织、土邦地位和粮食配给的决议，重申以平等对待穆斯林，呼吁已逃亡的穆斯林重返印度。
1948年1月13日—18日甘地进行最后一次绝食。印巴分治以后，甘地集中全力于促进教派之间、特别是印穆之间的和睦相处。但是教派之间的冲突和屠杀始终不能平息。印巴两国的关系由于克什米尔的战争而趋于紧张。德里印穆冲突也日形激烈。甘地在绝望之余，再次试图运用个人威望以绝食促成教派冲突趋于平息。
18日德里的印、穆、锡克人三派领袖签订宣言，答应甘地的条件：和睦相处。
1月20日甘地停止绝食两日之后在祷告场上发生了炸弹爆炸案，凶手是一个西旁遮普难民，印度教徒。
1月27日甘地写了一篇题为《国大党的地位》的文章，指出国大党虽然以“非暴力”的方法为印度争得政治上的自由，但是还没有为印度取得经济、社会和道德上的自由，而这远比取得政治上的自由困难得多。他要求国大党为完成这些建设工作而斗争。
1月29日甘地为国大党草拟了一个新的党章。他认为国大党应致力于经济、社会和道德建设工作，不应与其他党派竞争政权，因此应当解散，另行成立农村五老会，并为这种组织规定了具体任务。
1月30日下午甘地在赴祷告场途中被一个印度教徒所枪杀。
（根据德·格·丹达尔卡著八大卷英文版甘地传编辑而成）
『全书到此结束』
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