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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聪慧的少女
玛丽·居里的父母，都是有见识的人。父亲学祖父的榜样，在圣彼得堡大学研究高深的科学，后来回到华沙教数学和物理学。母亲把一所收寄宿生的女校办得很成功，城里最好的人家都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这一家在弗瑞达路她办的学校里住了８年，他们住在二楼，住房向着院子，窗户间有精巧得像花环的阳台。每天早晨当这位教师迈出卧室的时候，前面的屋子里已经有女孩子闲谈的声音，她们在等着上第一堂课。
到了１８６８年，乌拉狄斯拉夫·斯可罗多夫斯基被任命为诺佛立普基路中学教师兼副督学，丈夫有了新职务，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可能既保持女校校长职务，又照管她的５个孩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无遗憾地辞去自己在女子中学的职务，离开弗瑞达路那所房子。在离开这儿前几个月的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７日，玛丽·居里就出生在那所房子里，她的母亲亲昵地叫她玛尼雅。
斯可罗夫斯卡夫人用她手指抚摸她最小的女儿的前额。这种抚摸是玛妮雅所知道的最亲切的表示了。
早在玛妮雅能记事的时候起，她母亲就没有亲吻过她。
那时候，她所能想象到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偎依在多思多虑的母亲身边，并且在几乎看不出来的一些示意、一句话、一个微笑和亲切的一瞥中，感觉到有一种极深厚的慈爱保护着她，关注着她的命运。
她还不了解这些令人痛苦的原因，也不懂她的母亲为什么严格地使自己与他们隔离。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生玛妮雅的时候，她就有了结核病的初期症状，后来５年中，虽然经过多方调治，她的病情还是发展了。不过这位勇敢的基督徒总是生气勃勃，衣着整洁，照旧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给人一种身体健康的错觉。她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只用她专用的餐具，不拥吻她的女儿。那些小斯可罗多夫基不大知道她有这种可怕的病症他们只听见由一间屋子里传来的一阵阵短促的干咳声，只看见母亲脸上的忧愁阴影，只知道由前些日子起，他们的晚祷辞里加了一句很短的话 ：“保佑我母亲恢复健康！”
玛妮雅每次说到读书，一种特有的羞怯总使她双颊晕红。前一年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布罗妮雅觉得独自学字母太乏味，想拿她的小妹妹作教育试验，跟她妹妹玩“教师游戏”。 这两个小女孩有好几个星期总在一起，用纸版剪的字母随意排列成字。后来有一天早晨，布罗妮雅正在她的父母面前结结巴巴地读一段很简单的文字，玛妮雅听得不耐烦，从姐姐手上拿过那本打开的书，很流利地读出那一页上的第一句。
起初，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就继续玩这个极有趣的游戏；但是她忽然惊慌起来，看了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惊呆了的脸，又看了看布罗妮雅不高兴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就不由得哭了；神童气概完全消失，她还不过是一个４岁的孩子，痛哭着并且悲哀地重复着说 ：“请原谅我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布罗妮雅的错这只是因为它太容易了”
玛妮雅突然失望地想到，或许因为她学会了读书，他们永远不肯原谅她。在这次难忘的事发生之后，这个小孩渐渐把大小写的字母都认熟了；由于她的父母总是避免给她书，她才没有显著的进步。他们都是很谨慎的教师，总担心他们的小女儿智力发育过早，所以每逢她伸手去拿书本的时候，就叫她作别的事。
玛妮雅天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她清楚地记得上年夏天和姐姐在一条小河里划水玩，一玩就是好几个钟点记得她们秘密地捏泥饼，衣服和围裙上都溅了黑泥点；还把泥饼放在木板上晒记得那棵老菩提树，有时候七八个小捣乱——她的表亲和朋友——一齐爬上去， 他们也常把她这个手臂太弱、 腿太短的“小东西”举上树去；他们在大枝上铺着又凉又脆的白菜叶，在白菜叶上晾着板栗、生胡萝卜和樱桃等食物她记得在马尔基，约瑟夫在一个燥热的谷仓里学乘法表，他们试着要把她埋在那流动的谷粒堆里！她也记得斯可西波夫斯基老爹，他驾着大型的四轮马车的时候，总是那样高兴地把鞭子抽得噼噼啪啪地响！
她还记得克萨维尔叔父的马！
她们越走近学校，比较大的一个就越控制住自己，并且把声音放低。她大声讲着的那个自己编的故事并没有完，但是到了在学校的房子跟前，她就中止了。
这两个女孩子突然静悄悄地从房子的窗前走过，这些窗户都挂着同样的硬花边窗帘。
里面住的是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最恨也最怕的人物依凡诺夫先生，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学校范围内，他是代表沙皇政府的。
素希雅和玛妮雅散步回来，溜进父亲的书房的时候，这位教师正低声和夫人谈着伊凡诺夫。
但是不行！大人们的谈话太叫人厌烦了。“ 依凡诺夫警察沙皇放逐密谋西伯利亚”玛妮雅一到这个世界来，就每天听见这些词儿；她模糊地觉得它们有一种可怕的意义，本能地躲开它们。
这个小女孩深深沉浸在幼稚的幻想中，从父母身边走开，不去理会他们低声的亲密谈话。她昂着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且呆呆地站定在她特别喜欢的东西跟前。
那里有个架子，上面放着一个饰有路易十八的圆形头像的蓝色塞夫勒磁杯——父母上千次告诫过玛妮雅不要碰它，因此她很怕它。小女孩躲开了这个架子，终于在她最喜欢的那些宝贝前面停下来。
一个是挂在墙上的精确的气压表，镀金针在白色的标度盘上闪着亮光；到一定的日子，这位教师就当着他那几个聚精会神的孩子仔细地调整它，并把它擦干净。
再就是一个有好几个隔层的玻离匣，里面装满了奇异而且优美的仪器。有几支玻璃管、小天平、矿物标本，甚至还有一个金箔验电器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教课的时候，常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去；但是自从政府命令减少教科学的钟点之后，这个匣子就一直关着了。
玛妮雅想不出来这些极有趣的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有一天，她正踮起脚尖站着，极快乐地看着它们，她父亲简单地把它们的名字告诉她 ：“物—理—仪—器。”
多古怪的名字！
她没有忘记这个名字，她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
并且，因为她正很高兴，就反复地唱着这个名字。
玛妮雅上学后，她的样子和她的同学并没有多大差别。她坐在第三排，靠近一个高高的窗子，由窗子向外望，可以看见萨克斯花园里白雪覆盖的草地。她坐在邻近的桌子前面。穿整齐的制服，梳简朴的发型，是西科尔斯卡小姐的“私立学校”的规矩。
坐在椅子上的这位教师，服饰也并不浮华，她那黑绸上衣和鲸须领子，从来不是流行的式样；而安多尼娜·杜巴尔斯卡小姐也不美丽，她的脸是迟钝、粗鲁而且丑陋的， 不过很富于同情。 杜巴尔斯卡小姐——人们平常叫她“杜普希雅”， 是数学和历史教员，兼任学监；这种职务使她有时候不得不用强制手段，压制“小斯可罗多夫斯基”的独立精神和固执性格。
然而她看着玛妮雅的时候，眼神仍是含着很深的慈爱。她怎能不为这样一个出色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呢！
这个学生比自己的同学小两岁，对于任何科目都似乎不觉得困难，永远是第一：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教义问答第一.有一天，全教室寂然无声——似乎还不只寂静而已，这是在历史课上造成的一种气氛。２５个年轻激昂的爱国小志士的眼睛和“杜普希雅”的庄重脸色，反映出认真的热诚；讲到死去多年的波兰国王斯塔民斯拉斯的时候 ， 玛妮雅带着特殊的热情肯定地说：“不幸得很，他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
这个不漂亮的教师，正在用波兰语教波兰历史；她和那些很听话的儿童，都带着共同参加阴谋的神秘态度。
突然，她们真的都像阴谋者一样吃了一惊，因为轻轻的电铃声由楼梯平台那里传来了。两声长的，两声短的。这种信号立刻引起一种剧烈而无声的激动。
杜普希雅猛然挺直身子，急忙收拾起散乱的书籍。一些敏捷的手把课桌上的波兰文笔记本和课本收起来，堆放在５个敏捷的学生的围裙里，她们抱着这些东西，由那扇通往寄宿生宿舍的门走出去。接着听见搬动椅子，打开桌子盖，再轻轻关上的声音。这５个学生喘着气回来坐下。通前厅的门慢慢地开开了。
霍恩堡先生在门口出现，他的讲究的制服——黄色长裤，蓝色上衣，缀着发光的钮扣，紧紧地裹在他身上。他是华沙城里私立寄宿学校的督学，身材粗壮，头发剪成德国式，脸很肥胖，眼光由金边眼镜后面射出来。
这个政府督学一语不发地看着这些学生，陪他进来的校长西科尔斯卡小姐，站在他旁边，表面很镇静，也看着这些学生——但是她暗地里是多么忧虑不安呀！
今天拖延的时间太短了看门刚刚发出约定的信号，霍恩堡就在引导者前头到了楼梯平台，进了教室，天哪！都安顿好了么？都安顿好了。２５个小女孩都在低头作针线，手指上戴着顶针，在毛边的四方布上锁着扣眼剪子和线轴散乱地放在空桌沿上。杜普希雅头上的青筋有点突出，脸色涨红；教师的桌上明显地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是合法的文字印的。
校长从容地用俄语说 ：“督学先生，这些孩子每星期上两小时缝纫课。”
霍恩堡向教师走过去。
“小姐，你刚才在高声朗读，读的是什么？”
“克雷洛夫的《寓言》，我们今天才开始读。”
杜普希雅十分镇静地回答，脸色也慢慢恢复了常态。
霍恩堡象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附近一张课桌的盖子掀开；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本笔记，没有一本书。
这些学生细心地缝完了最后一针，就把针别在布上，停了缝纫活；她们坐在那里不动，两臂交叉，一律是深色衣服，白领子，表情都相同，这时２５张孩子的脸突然都变都老了，都带着一种隐藏着的恐惧、狡猾和憎恨的坚定神色。
“请你叫起一个年轻人来。”
玛丽亚·斯可罗夫多斯基在第三排上，本能地把她那恐慌地小脸转向窗户；心里暗暗祷告着 ：“我的上帝，叫别人罢！不要叫我！不要叫我！
不要叫我！“
但是她准知道一定要叫她。她知道，过去几乎总是要她回答政府督学的问话，因为她知道得最多，而且俄语讲得好极了听见叫她的名字， 她站起来了。 她似乎觉得热——不对，她觉得冷。一种不让讲波兰语的可怕的耻辱感卡住了她的喉咙。
霍恩堡突然说：“背诵祈祷文。”他的态度显得冷漠与厌烦。
玛妮雅用毫无表情的声音，正确地背出祈祷文。
沙皇发明的最巧妙的侮辱方法之一，是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俄语说天主教祈祷文。就这样，他以尊重他们的信仰为借口，却亵渎波兰孩子们尊重的东西。
又完全寂静了。
“由叶卡特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
“叶卡特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
督学满意了。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她的发音多么惊人啊！她真是生在圣彼得堡的。
“把皇族的名字和尊号说给我听。”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
她按次序说完了那很长一串名字，霍恩堡微笑了。
这真是好极了！这个人看不见，或是不愿意看见玛妮雅心中的烦乱，她板着面孔，竭力压住心中的反感。
“沙皇爵位品级中的尊号是什么？”
“陛下。”
“我的尊号呢，是什么？”
“阁下。”
这个视察员喜欢问这些品级上的细节，认为这些比数学或文法还重要。仅仅为了取乐，他又问 ：“谁统治我们？”
校长和学监为了掩饰她们眼中的怒火，都注视着面前的花名册。因为答案来得不快，霍恩堡生了气，用更大一点的声音再问一遍：“谁统治我们？”
“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玛妮雅很痛苦地说，她的脸色变得惨白。
考问结束，这个官吏离开座位，略一点头，向隔壁屋子走去；西科尔斯卡小姐随在后面。
这时，杜普希雅抬起头来。
“到这儿来，我的孩子”
玛妮雅离开座位，走到教师面前，这位教师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吻她的额头。忽然，在这个复活了的教室里，这个波兰小孩难过得哭了起来。
受考问之后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个钟点，这个小女孩仍然觉得不安。她深恨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恐，深恨这种屈辱的表演，在俄罗斯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们必须说谎，永远说谎霍恩堡的视察，使她更沉重地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的悲哀，她哪里还记得自己从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婴儿？种种不幸的事情，接连打击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玛妮雅觉得过去的４年，有如一场噩梦。
先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带着素希雅到法国东部的尼斯去了，人们告诉玛妮雅说 ：“治疗之后，妈妈就会完全康健了。” 过了一年，这个小孩再看见她母亲的时候，几乎不认识这个变老了的、被无情地刻了满脸皱纹的妇人。
在１８７３年秋的一个戏剧性的日子，斯可罗多斯基先生带着全家度假后回到诺佛立普基路，准备开课；这时他在他的桌子上看见一封公文，通知他：奉当局命令，他的薪俸减低，他的副督学头街，以及按职务分配的住房，一并撤消。这是被降职了。
这是中学校长依凡诺夫，对一个不怎么肯奴颜卑膝的属员施行的报复。
几度迁居后，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在诺佛立普基路和加美利特路转角处的一所房子里住定了。因为家境困难，他们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变。起初这个教师收了两三个寄宿学生，后来增加到５个、８个、１０个。
这些都是从他的学生里选出来的年青小伙子，他供给他们食宿和个别辅导。这所房子变得像一个吵闹的磨坊，家庭生活的亲密感完全消失了。
他们之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不只是因为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降了职，也不只是因为他须付妻子在利维埃疗养的费用。他有一个倒运的内兄弟拉他作冒险的投机，投资于一种“神奇的”蒸汽磨。这位教师素来很谨慎，这次却很快就丧失了３万卢布，这是他的全部积蓄。从此之后，他懊悔错误，焦虑将来，十分悲苦。他过度地内疚于心，时时刻刻以使家境贫困，使女儿们没有嫁妆而自责。
但是玛妮雅第一次突然认识厄运，还是在整整两年以后。在１８７６年１月，有一个寄宿生患斑疹伤寒，传染了布罗妮雅和素希雅。那是多么可怕的几个星期呀！在一间屋子里，母亲尽力要压住自己那一阵阵发作的咳嗽；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两个小女孩因发高烧而呻吟着，颤抖着在一个星期三，父亲来找约瑟夫、海拉、玛妮雅，带他们到大姐跟前去。素希雅穿着白衣服，平躺在灵柩里，脸上毫无血色，似乎是在微笑，两手合在一处，头发虽剪得很短，样子仍是非常美丽。
这是玛妮雅第一次遇到死亡。这是她第一次送葬，穿着一件素黑的小外衣。而在恢复期中的布罗妮雅，在病床上哭泣；身体太弱不能出门的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勉强地由一个窗户挪到另一个窗户，目送自己孩子的棺木沿加美利特路缓缓而去。
美丽、善良的卢希雅姑母领着她的侄女们，用轻快的步子走过萨克斯花园，这个地方在１１月的下午，差不多没有人来。她总是找各种借口让这些小女孩去呼吸新鲜空气，使她们离开那患肺痨病的母亲苟延性命的狭小住房；假如传染了她们，可怎么办哪？海拉的气色很好，可是玛妮雅脸色苍白，闷闷不乐玛妮雅向她相信的上帝祈求。她热切而绝望地请求耶酥把生命赐给世上她最爱的人。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为了救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她愿意替她去死。
玛妮雅又穿上了黑色丧服，在加美利特路住房里悲痛地游荡着。她的母亲去世了。现在布罗妮雅住母亲的屋子，只有海拉和她还睡在漆布椅上；父亲匆匆地雇了一个管家，每天来指挥仆人，分配寄宿生的食物，并且漫不经心地照料一下这些孩子的穿着。玛妮雅对于这些事都觉得不习惯。斯可罗夫斯基先生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这些孤儿身上，但是他的照料很笨拙，令人伤心，这只是男人的照料。
玛妮雅很早就知道了生活是残酷的；对民族残酷，对个人残酷。
素希雅死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死了。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保护，在差不多没有人照料的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诉过苦。
她是骄傲的，决不肯听天由命。当她跪在以前陪她母亲去的天主教堂里的时候，她觉得心里暗暗产生了反抗的情绪。
她不怀着从前那样的敬爱向上帝祈祷，上帝已经不公平地把这些可怕的打击降在她身上，已经毁灭了她周围的快乐、幻想和温存。
每一家的历史里都有一个全盛时期。受到种种神秘原因的驱使，某一代会是天赋独厚，格外活泼，格外美丽，而且格外成功，超过前代，远胜后代。
虽然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刚刚遭到灾难，却是到了这种全盛时期。在５个聪明热情的孩子中，死神夺去了素希雅；但是其余的４个却生来就有一种锐不可当的力量。他们后来战胜困难，克服阻碍，４个都成了非凡的人物。
１８８２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们聚在桌子周围吃早点。看他们的样子，都有些类拔萃。１６岁的海拉，颀长娴雅，毫无疑问是这一家的“美女”；布罗妮雅脸庞鲜艳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头发是金色的；最大的约瑟夫穿着学校制服，体格象北欧运动员玛妮雅的脸色倒是很好！她增加了体重，她那合体的制服显得她的身材并不太瘦。因为她年纪最小，当时不如她的两个姐姐好看。但是她的脸也和她们一样显得兴奋愉快，眼睛明亮，头发光润，皮肤白嫩，与一般波兰女子相同。
现在只有两个小妹妹穿制服：海拉仍穿蓝制服，是西科尔斯卡寄宿学校的忠实学生；玛妮雅穿栗色制服，她在１４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所官立中学校里出色的学生。布罗妮雅一年前由这所学校毕业，得到真正的荣誉，拿回一个金奖章来。
中学、寄宿学校、大学玛妮亚·斯可罗多夫斯基的青年时期是被这些词缠住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中学里教课，布罗妮雅由中学出来了，玛妮雅到中学去，约瑟夫到大学去，海拉到西科尔斯卡寄宿学校去直到现在，她家的样子，也是一个学校！
玛妮雅当然想象宇宙也像一个大学校，里面只有一些教师和学生，而且只有一种理想在里面统治一切：学习！
一个金奖章，两个金奖章，三个金奖章，先后到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家里第三个是玛妮雅的，就在１８８３年６月１２日她参加中学毕业典礼时得到的。
宣读得奖人名单，演说和国乐都在闷热中进行。
教师们致祝词，和俄属波兰的教育总监阿普式京先生轻轻握手，玛妮雅向他致最后敬礼小斯可罗多夫斯基按照习惯穿黑礼服，上衣上用扣针别着一束红蔷薇，致了告别词，对朋友们发誓每星期给她们写信，拿了一大堆当作奖品的俄文书，大声说这些书“可怕”。
永别了在克拉科维大道的中学，挽着她父亲的胳膊走了出来，她的成功使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骄傲极了。
玛妮雅上学很用功，甚至是非常用功。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决定在选择职业之前，让她到乡间去住一年。
玛妮雅要到斯德齐斯拦夫叔父的家里去过冬。他是斯卡罗东米亚兹地方的公证人，在加里西亚边境，离此不远。这家的主人活泼愉快，他的妻子很美丽，而他们的三个女儿整天只是笑着过日子。玛妮雅在这里怎么会觉得厌烦呢？她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极快乐的闲暇日子后，在１８８４年秋天，回到了华沙。
第二章 憧憬未来
在９月间，玛妮雅启程返回华沙，１４个月的漫游，使她眼花缭乱。她回到她家新搬的住房，这所房子就座落在她学习过的中学校旁边。
她很爱她的父亲。他是她的保护者，是她的教师，而且她几乎相信他无所不知。
父亲身为一家之主，维持收支平衡已经够困难的了，居然还找出时间来看他很费力得来的出版物，以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他觉得有许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赶上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应该知道希腊文和拉丁文，除了波兰语和俄语之外，应该还能说法语、英语、德语，应该把异国作家的杰作用散文或韵文译成本国语言，应该自己写一些诗——他把他写的诗都小心地抄在一本黑绿两色封面的学生练习本里 ：《生日赠友》、《为婚礼举杯》、《致旧日的学生》每星期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晚间都在一起研究文学。他们围着冒热气的茶炊闲谈，这个老人背诗或朗读，儿女们都入神地听着；他已经秃顶，一点点灰白胡子使他温和的胖脸显得长一点；他有非凡的口才。一个星期六又一个星期六过后，过去的名著就这样由一个熟悉的声音介绍给了玛妮雅，以前这个声音说神话给她听，念游记给她听，或是教她读《大卫·科波菲尔》。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总是打开书一面看，一面就毫不困难地用波兰语重述出来。现在，仍是那个声音，只因为在中学里教课太多，哑了一点，向四个注意听着的青年，高声朗诵浪漫作家的作品。在波兰，这些作家是描写奴役和反抗的诗人：斯洛伐茨基、克拉新斯基、密茨凯维支！这个教师翻着那些用旧了的书籍，其中有几本，因为俄皇禁止出版，是秘密印的。他高声朗读《塔杜施先生》中气壮山河的长独白和《科尔第安》中的沉痛诗句玛妮雅永远忘不了这些晚上：幸亏有她的父亲，她才能在一种不多见的发展才智的良好气氛中成长，而这在一般女孩是很少有的。有一种很强的联系使她依恋她的父亲，他以极动人的努力，设法使她的生活有兴趣、有吸引力。而她对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关切之情，也使她猜到了，在他的平静的外表下暗藏着多么秘密的苦痛。这是一个鳏夫的不能自慰的悲哀，一个不得不从事次等工作的受迫害的职员的忧愁和一个谨慎人的懊悔，因为他仍在责备自己不应该作那次倒运的投资，而耗尽他的有限财产。
玛妮雅在１６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补习教师的辛劳和卑屈：在雨天和冷天穿过市区，走很远的路；学生常是不听话或懒惰的，学生家长往往让人在有穿堂风的门厅里等很久。或者只是由于疏忽，到月终忘了付给应付的几个卢布，而这个教师是急需钱用，算准了在那天早晨一定能拿到的！
为了生活上的需要，她勇敢地接受了私人授课的劳苦生活；但是她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热烈而且秘密的生活。有许多梦想在激动她，与当时当地所有的波兰人一样。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回到华沙之后不久，结交了一些热心的“实证论者”。 有一个女子，皮亚塞茨卡小姐，给了玛妮雅很大的影响，那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中学教师，金栗色的头发，很瘦而且很丑，可是很讨人喜欢。她钟情于一个叫做诺卜林的大学生，他因为政治活动新近被大学开除。她对于近代学说，有着热烈的兴趣。
玛妮雅起初很胆小，有一点怀疑，后来被她朋友的大胆意见征服了。她和姐姐布罗妮雅和海拉以及同伴玛丽亚·拉可夫斯卡，一起参加了“流动大学”的定期聚会：有一些仁厚的教师讲解剖学、博物学、社会学，给想提高文化的青年听。这些功课都是秘密讲授的，有时候在皮亚塞茨卡小姐家里，有时候在别的私人住宅里，这些学生每次八个或十个聚在一起写笔记，传阅小册子和论文。一听见极小的声音，就都颤抖起来，因为若被警察发觉，他们就都不免下狱。
流动大学的任务，不只是补足从中学校出来的少年的教育。这些学生听讲之后，还要从事教学工作。
玛妮雅受了玻亚塞茨卡小姐的鼓励，去教平民妇女。
她为一个缝纫工厂的女工朗读，并且一本本地搜集波兰文书籍，聚成一个小图书馆，供女工们使用。
谁能想象得到这个１７岁的青年女子的热诚？她的童年是在她崇拜的神秘物品——她父亲的物理仪器面前度过的；在科学“时兴”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已经把他对于科学的热烈好奇心传给她了。但是那个世界还不能满足急躁的玛妮雅的需要，她跳入世界上别的知识部门：要认识奥古斯特·孔德！也要研究社会进化！玛妮雅不只梦想学数学和化学，她要改革既定的秩序，她要启发人民大众以她先进的思想和宽厚的灵魂来说，她纯然是个社会主义者，然而她没有加入华沙的社会主义学生团体；她热爱波兰，认为为祖国效力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当时她还不知道她要对这些梦想作出选择。她把她的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和在智力方面发展的势望，都掺杂在一种兴奋的心境之中了。
矛盾得很！这个“解放了的女孩”为了表示轻蔑艳冶，刚把她那极美的金栗色头发差不多齐根剪去，就暗自叹息，并且把一些动人而没有什么意义的诗句完整地抄录下来。
玛尼雅与玻亚赛茨卡这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
在一起，用许多时间试图作出自己的前途计划。不幸得很，阿斯尼克和勃兰戴斯都没有给她们指点办法，能在一个大学不收女生的城市里求得高深学问；也没有给她们什么神方，能够靠教半卢布一小时的课就很快地积蓄一笔财产。
天性慷慨的玛妮雅十分忧伤；这个原是一家中最小的孩子，却觉得对大于自己的人的前途负有责任。
约瑟夫和海拉幸而不用她担心，那个青年即将成为医生，那个美丽而且性情激烈的海拉正在为要作教授还是作歌唱家而迟疑不决，她一面尽力地唱，一面获得文凭，同时拒绝一切人的求婚。
玛妮雅生性要先人后己，布罗妮雅明显的焦心和沮丧，成了她时刻在念的忧虑。她忘了自己的抱负，忘了自己也迷恋那个希望之乡，也梦想走１千公里路到索尔本去满足她的求知欲，然后带着宝贵的行李回到华沙，在亲爱的波兰人中间，谦虚地从事教学工作。
她之所以如此关心布罗妮雅的事业，这是因为有一种比血统还要强的联系，使她亲近这个青年女子。
自从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去世后，布罗妮雅的友爱给了她像母亲一般的帮助。在这个很团结的家庭中，这两姐妹彼此最亲近。她们的天性真是相得益彰，姐姐的处事才识和经验令玛妮雅折服，所以日常生活的小问题无不拿去请教。比较热烈而又比较胆小的妹妹，是布罗妮雅年轻又非凡的伴侣，她有一种感恩的感觉，有一种负债的渺茫观念，因此她的爱更为深厚。
１８８５年９月的一天早晨，这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女子，在一个职业介绍所的前厅里等着轮到她；她穿了她的两件衣服中最朴素的一件，在褪色的帽子底下，她那留了几个月的金色头发是尽力用发针扣紧的。
女教师不能留短头发，女教师必须端庄、平常，外表要和一般人一样。
玛妮雅在１８８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写给她表姐亨利埃特·米哈洛夫斯卡的信中说：“亲爱的亨利埃特：我们分手之后，我过的是犯人的生活。你已经知道，我找着了一个位置，是在律师B 家里当教师；连我最恨的仇人我都不愿意叫他住在这样的地狱里！结果我和B 夫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淡，我甚至不能忍受下去，就对她这样说明了；因为她对于我也正如我对于她一样‘亲热’， 所以我们彼此极能了解。” 她生长在非凡的人们中间，她身边有３个拿到文凭和奖章的青年，他们和她一样，都聪明，都有生气，而且都热心工作；所以这个未来的玛丽·居里并不显得格外出色。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中，过人的天赋很快就可以表现出来，可以引起惊讶和称赞；可是在这一家，约瑟夫、布罗妮雅、海拉、玛妮雅一起长大，彼此竞争着求学问，都富有能力和知识，当然没有人能从这些孩子中间的一个身上，看出伟大人物的征兆，没有人被她那初现的光辉所感动。没有人想到玛妮雅的本质会和她的哥哥姐姐们有所不同，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过。
她把自己与家里的人作比较的时候，谦逊得几乎近于卑屈。但是在她的新职务把她引进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时候，她的优越性就光芒四射了。他离开了B先生家中的家庭教师职位。
１８８６年１月１日，玛妮雅在严寒中起程，这一天是她一生中的残酷日子之一。她勇敢地向她父亲告辞，又去普沙兹尼西附近的Z 先生家当家庭教师。
她上了火车。忽然间，一种莫名的孤寂感向她袭来。
这个１８岁的女孩，突然恐慌起来。玛妮雅坐在这辆笨重的把她送到异乡去的车子里，羞怯和恐怖使她颤抖。假如这个新雇主还和从前那些雇主一样，该怎么办？若是在她走了之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患病，可怎么好？她还能再看见他不能？她是不是作了一件很蠢的事？十个、二十个令人痛苦的问题袭击着这个少女。她紧靠车窗，在茫茫的暮色中含泪凝望着在白雪下面沉沉入睡的原野向后飞驰。眼泪刚用手擦干，就又流了出来。
Z 先生是个著名的农学家，精通新技术，管理２００公顷甜菜的种植。他拥有制糖厂的一大部分股票。
和别的一些人家一样，这一家最关心的事就是工厂。
玛妮雅关窗户的时候自己想 ：“罢了！我的运气不算坏！工厂确实是不好看，可是也因为有了它这个小地方才比别处活跃；时常有人从华沙来，也有人到华沙去。制糖厂里有一个给工程师和管理员预备的小住所，并不讨厌，可以到那里去借杂志和书籍。Z 夫人脾气不好，但是并不是一个坏女人；她对待女教师不甚苛求，那无疑是因为她自己也当过女教师，而且她的好运气来得较快。她的丈夫很好，她的大女儿是一个天使，别的孩子也都还不至于叫人受不了。我应该认为自己的运气不坏！”
一个孤独的年轻女教师可以写很多信，只求有回信，信里有城里的消息。日月慢慢地流逝，玛妮雅按时对亲属叙述她拿工资的生活状况，在这种生活的卑微职责中，交替而来的是“伴侣”的钟点和尽义务的娱乐。
她写信给她的父亲，给约瑟夫，给海拉，给亲爱的布罗妮雅，她写信给中学的同学卡霁雅·普希波罗夫斯卡，她也写信给表姐亨利埃特。亨利埃特已经结婚，住在利沃夫，仍是一个激烈的“实证论者” .她坦率地把自己多虑的思想、自己的失望和希望，告诉她的表姐。
这个青年女子每天在泥泞的道路上遇到一些农民，一些衣衫褴褛的男孩和女孩，在他们那大麻纤维似的头发下面，都是一张张顽钝的脸，她想起一个计划来。
为什么不把她认为宝贵的进步思想观点，在斯茨初基这个极小的天地里实行呢？去年她梦想过要“启发群众”， 这是极好的机会！村里的儿童大部分不识字，进过学校的人真是少极了，也只学会了俄文字母。若是秘密设波兰文课，使这些幼稚的头脑觉悟到自己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的美，那该多么好！
她把意见告诉Z 小姐，Z 小姐立刻赞成，并且决定帮助她。
玛妮雅为了使她的热情冷静下来，对她说 ：“你细想一想罢，若是被人告发了，我们都会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
但是勇气比什么都更有感染力，玛妮雅在布朗卡的眼睛里看到了热诚和决心。只要得到家长的允许，就可以开始在那些茅屋里谨慎地宣传。
玛妮雅不仅要听安霁亚结结巴巴地背课文，要教布朗卡做功课，等这些事都做完之后，这个勇敢的女子还要上楼去，在自己屋子里等着；楼梯上响起小靴子的响声，夹杂着赤脚走梯级的轻轻的脚步后，她知道她的学生到了。她借了一张松木桌子和几把椅子，以便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学习写字。有七八个老实青年坐在这间石灰墙的大屋子里的时候，玛妮雅和布朗卡仅能维持秩序，并且帮助那些写字完全失败的学生。他们焦急得吸鼻涕并且喘气，拼不出一个难记的字来。
这些都是仆人、农民、糖厂工人的子女，他们都围在玛妮雅周围。他们身上有一股不很好闻的味道。
他们当中有一些是不用心或愚顽的，但是他们大多数的明亮眼睛里，都有一种天真的热烈愿望，希望有一天会作读书、写字这些神奇的事。她想这种微小的目的达到了，白纸上的黑字忽然有了意义，孩子们有了自负的欢呼，坐在屋子一头看上课的不识字的父母惊奇赞叹的目光，这些都使这个青年女子的心紧缩起来。
她想到这些粗野的人里也许藏有天才。她对这个愚昧的海洋，觉得自己软弱已极，无能为力！
这些小农民决不会料到“玛丽亚小姐”常常忧郁地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无知。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教师梦想再去当学生，不知道她不愿意教而愿意学。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最希望能到法国去求学。
法国的声誉使她着迷。柏林和彼得堡都是在波兰的压迫者统治下。法国珍视自由，法国尊重一切情操和信仰，而且欢迎所有不幸的和受迫害的人，无论这些人是由什么地方去的。
Z 先生和夫人的长子卡西密尔，由华沙回到斯茨初基来度假，在几个长假期之后，他发现家里有一个家庭女教师，跳舞跳得极好，能划船，能滑冰，聪明娴雅，即席赋诗能像骑马或驾车一样地不费事，她与他认识的青年女子不同——完全不同，不同得出奇！
他爱上了她。而玛妮雅，在革命观念底下藏着一颗容易感动的心的玛妮雅，也爱上了这个很漂亮而且不很讨厌的学生她还不到１９岁，他只比她大一点，他们计划结婚。
看起来似乎没有阻碍他们结合的事情。玛妮雅在斯茨初基虽然实际不过是“玛丽亚小姐”， 不过是孩子们的女教师，但是所有的人都对她很亲切：Z 先生和她一起在田野里作长途散步；Z 夫人爱护她，布朗卡崇拜她。Z 家的人对她特别恭敬，他们有好几次请她的父亲、哥哥、奶奶到这里来。到她的生日，他们送她鲜花和礼物。
因此卡西密尔不甚恐惧，差不多有把握地问他的父母是否赞成他和玛妮雅订婚。
回答倒很快，父亲大发脾气，母亲几乎晕过去。
他，卡西密尔，他们这家的孩子，竟会选中了一个一文莫名的女子，选中了一个不得不“在别人家里”做事的女子！他很容易娶到当地门第最好而且最有钱的女子！他疯了么？
转眼之间，在这个一向自夸把玛妮雅当作朋友看待的人家里，社会界限竖立起来了，无法越过。玛妮雅不能作出离开Z 家的决定，她怕使她的父亲不安，而布罗妮雅的积蓄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记忆中的东西，现在是玛妮雅和她的父亲供给布罗妮雅在医学院求学，她每月给姐姐寄１５卢布，有时寄２０卢布，这差不多是她的工资的一半。到什么地方还能找到这种待遇？
她与Z 家的人没有直接解释，没有痛苦的争论；那么不如忍受这次屈辱，留在斯茨初基，好像不曾发生什么事一样。
恋爱的结果不幸，智力的梦想失望，物质的景况极其困难。玛妮雅试图忘记自己的命运，忘记自己永远陷进去的这个泥淖。她转向家里的人，不是请求他们帮助，也不是向他们诉苦；每一封信里她都尽量提出劝告，答应给予帮助。她愿意家里人都过上很好的生活。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拿到养老金之后，开始设法找报酬高的职务。他想帮助他的女儿们。１８８８年４月，他接受了一个既讨厌又麻烦的位置：管理离华沙不远的斯图德西尼茨地方的一个儿童感化院。那里的空气和环境都令人不愉快，什么都不好，只是工资比较高，这个极好的老人从中提出一部分月薪，供给布罗妮雅求学。
布罗妮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嘱咐玛妮雅不要再寄钱给她。第二件事是请她的父亲此后由每月寄去的４０卢布中留下８卢布，用来一点一点地归还她妹妹寄给她的那笔钱。从这时候起，玛妮雅的财产才由零开始增加这个医科学生写信，还由巴黎带来了别的消息。
她正在工作，她的考试很成功，而且她正在恋爱！她爱一个波兰人，叫作卡西密卡·德卢斯基，是她的同学，品质很好，令人喜欢，唯一不方便的特点只是不许他住在俄属波兰，他若回来，政府就要放逐他。
玛妮雅在斯茨初基的工作，到１８８９年也行将结束，从圣诞节起Z 家就用不着她了，她必须另找位置。这个年轻的家庭女教师已经有了一个位置在斟酌中，华沙大实业家之一F 家请她去。这总算是一种改变，而玛妮雅是如此强烈地需要这样的改变！
这是她初次也是末次遇到奢侈生活！夫人很优待她，所以这种接触并不讨厌；F 夫人被这个“非凡的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迷住了，到处称赞她，并且要她参加所有的茶会，要她参加所有的舞会突然一声霹雳：一天早晨，邮递员送到一封巴黎来信。这封写在四方纸上的可怜的信，是布罗妮雅在解剖室里上两次课之间草草写的；这个高尚的女子提议请玛妮雅下一年到她的新家庭里去住！
可惜布罗妮雅缺少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她太穷了，没有力量为她的妹妹付旅费，不能强迫她的妹妹上火车。后来决定，玛妮雅先履行F 夫人家的聘约，再在华沙住一年。她要在父亲身边生活，她父亲在斯图德西尼茨的职务新近解除了。她可以教课，增加她的积蓄，然后再动身经过了乡间的蛰伏状态和F 家的浮华纷扰之后，玛妮雅又回到她感到亲切的环境中：自己的家，老教师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在身边，流动大学又对她打开了神秘之门；还有一件无上快乐的，也是极重要的事情：玛妮雅生平第一次进入了实验室！
在克拉科夫大道６６号，一个种着丁香花的院子的尽头，有一座两层的小建筑，只有极小的窗户透进光线。这个地方夸大地叫做“工农业博物馆”， 这样虚夸而且含糊的名称，是专为哄骗俄国当局的一个外表，因为“博物馆”决不会引人怀疑！在一个博物馆里教波兰青年学科学，谁也不会加以干涉玛妮雅的表兄约瑟夫·柏古斯基，是这里的领导人。
到夜间很晚的时候，玛妮雅才遗憾地离开静电计、试管和精密天平，回到家里，脱去衣服，在她的窄床上躺下。但是她不能入睡。一种激动人心的兴奋使她睡不着，这种感觉是她从来不曾有过的；她长久以来不明确的使命，现在就像受到一种神秘的命令驱使那样呈现出来。这个青年女子突然感觉到迫不及待，感到烦扰。玛妮雅把“工农业博物馆”的试管拿在她那美丽的巧手里的时候，就神奇地又回到她童年时期的依稀的回忆中了：想到她父亲的那些物理仪器，那些总放在玻璃匣里不动，而且她总想拿来玩的东西。她已经重新结牢了自己的生命之线。１８９１年９月，玛妮雅在喀尔巴阡山的察科巴纳度假，她要在那里与卡西密尔·Z 会面。但是在察科巴纳，两个青年人在山中的两次散步中，已经进行了决定性的交谈。由于那个大学生又对玛妮雅吐露他已说过上百次的犹疑和恐惧，玛妮雅产生了厌烦。
１８９１年９月２３日，玛妮雅由华沙向布罗妮雅写信，请求到巴黎去使精神恢复平衡。
不久，被褥已经运走，箱子已经托运，这个旅行者还剩下一些各式各样的粗重包裹，这是她在路上的伴侣：三天在火车上的食物和饮料、坐德国火车时要用的折椅、书籍、一袋糖果、一床毯子
第三章 巴黎岁月
玛妮雅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离开了她，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雅还是头一次。玛妮雅住进了布罗妮雅的家。
因为她很兴奋，她觉得事事无不稀奇：在行人道上逍遥散步的人们能用他们愿意用的言语说话，是稀奇事；书店能不受限制地卖世界各地的书籍，也是稀奇事而最稀奇的，乃是那些微微斜向市中心的平直大路引着她，走向一所大学敞开的大门。
这是一所多么著名的大学啊！这所最著名的大学，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作“宇宙的缩影”， 路德说过 ：“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是在巴黎，它叫做索尔本！”
这次经历简直就是一篇神话，那辆缓慢、颠簸而且寒冷的公共马车，无异于一辆魔车，正把这个可怜的金发公主由她的贫寒住处送到她梦里的宫殿去。
这辆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雅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在左边的圣母教堂的那些塔。走上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驾车的马放慢了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就是那里！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她那沉重的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顶急急走下梯级，到了街上，脸色紧张，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
这座知识殿堂中，在１８９１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六年以来索尔本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在那很长的、颜色很白的新正面后边，邻近黎塞留时代的老朽建筑的工地上，不断传出鹤嘴锄的撞击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圣雅克弃置的旧屋里，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这个青年女子，用她一卢布一卢布积蓄起来的一点钱，取得了听课的权利；她可以由布告上的复杂时间表里列着无数课程中，选她愿意听的课。她在那些“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位置；那里有人领导，有人指导，她可以不必盲目摸索着运用各种仪器做简单试验了。玛妮雅现在是理学院的学生了。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名叫玛妮雅，也不名叫“玛丽亚”了，她在入学注册单上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但是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个很难说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她就很神秘地没有名字。一些年轻人在那个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常常遇着这个女子，衣服穿得朴素寒俭，脸上神气沉静严肃，头发柔软而且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 ：“这是谁？”回答总是空泛的 ：“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的时候，她永远坐在第一排她不大说话”那帮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说了一句结论 ：“美丽的头发！”
有很长的时候，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头。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
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这些人的头衔是“最高学府的教授”， 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依照那个时代的可敬的规矩，他们上课都打白领带、穿黑礼服，衣服上总带着粉笔灰。玛丽就看着这些庄重衣服和灰色胡须过日子。
前一天是李普曼先生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
昨天她听布提先生讲课，他那像猿猴的头里装满了科学的宝藏。玛丽愿意听所有的课程，愿意认识那张白纸布告上列着的２３位教授。她觉得似乎永远不满足她心里的焦渴。
在开始几个星期里，她遇到了一些没有料到的障碍。她认为自己精通法文，她错了；常有整个句子因为说快了听不清楚。她认为自己受过充分的科学教育，能够轻易地跟上大学的功课；但是她在“普沙兹尼士附近斯茨初基”那个乡下地方独自进行的研究，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通信得来的知识，在“工农业博物馆”里碰运气做的实验，都不能代替巴黎中学毕业生的扎实的教育，玛丽发现她在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上有极大的缺陷，为了要得到她时时刻刻羡慕着的理学士的华贵头衔，她必须努力用功！
这天是保罗·阿佩尔讲课，解释很清楚，说法很别致。玛丽到得很早。这个波兰女子坐在凳子上，脸上带着赞赏的微笑，她那饱满的宽宽的前额下面，极浅的灰色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醉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慧更神妙？这些非凡的现象，以和谐的原则彼此联系；这种次序，表面上无次序而实际上有次序；与它们相比，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这个青年女子的灵魂中涌现一种冲动，要向那无穷无尽的知识前进，要向物质和物质的规律前进；只有爱的感觉能与她这种感觉相比拟。
“我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
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
玛丽感到幸福极了。
玛丽热烈地投向新生活为她提供的一切。她如饥似渴地用功，并且发现有了同伴的愉快，发现大学学习造成的团结一致的愉快。但是她仍很羞怯，不敢与法国人结交，而只与自己的同胞为伍。
这些贫穷的青年人组织聚会和圣诞夜餐会，一些好意的厨子给夜餐会做华沙菜：浅紫色的热巴尔什茨、磨菇白菜、塞肉的白斑狗鱼、罂栗子糕、几杯伏特加、很浓的茶还有戏剧表演，由一些业余演员表演喜剧和正剧。这些晚会的节目单是波兰文印的！用象征的图画作装饰：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有一所茅屋，底下有一个顶阁，里面有个沉思的男孩在低头看书末了是个圣诞老人由烟囱向一个实验室里倒科学书籍。
前面是一个空钱袋，一些老鼠正在咬它玛丽参加了这些庆祝。她没有工夫学扮演或在喜剧里担任角色，可是在雕刻家瓦斯科夫斯基举办的爱国晚会中，她被选为舞台造型《波兰打破枷锁》的主角。
那天晚上，这个严肃的女学生成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女子。她穿了一件老式的衣服，周身垂着民族色彩的长纱，金色头发从她那斯拉夫式坚定的脸庞两边披下来，随意地垂在她的两肩。那些波兰亡命者，在这折纹重叠的石榴布料的衣裳里看见了他们民族的形象。
在布罗妮雅家的一场家庭紧急会议决定玛丽搬到拉丁区去住，靠近大学、实验室和图书馆。德卢斯基夫妇坚持要借给这个青年女子几法郎，作为搬家费用。
第二天早晨玛丽就开始找房，去看每一所出租的顶楼。
她离开屠宰场区的住房，觉得很懊恼；这个地方的风景虽然很平庸，房子里却充满了温情、勇敢和善意。玛丽和卡西密尔·德卢斯基的感情像是兄妹，这种感情终身不变。玛丽和布罗妮雅之间，许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很伟大的精神：牺牲、忠诚、互助。
布罗妮雅正怀着孕，身体很沉重，仍然亲自捆扎她妹妹的一点可怜的所有物，把它们堆在一辆手车上，以便短途搬运。然后，卡西密卡和他的妻子又上了那著名的公共马车，由一辆马车的顶层换到另一辆马车的顶层，隆重地伴送“小东西”到她的学生住房去。
她的生活实在也不得不像修道士的生活那样简单。
自从玛丽自动放弃了德卢斯基家供给她的食宿，就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她的进款分成一小笔一小笔来支出，她有一点积蓄，她父亲给她每月寄来４０卢布。
在１８９２年，一个异国女子怎么能够一个月只用４０卢布在巴黎过不太难堪的生活呢？这只合三个法郎的一天，而她必须支付自己的衣、食、住、书籍、纸墨等费用，还须缴大学学费。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问题是玛丽不能解决的。她有意地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与别人接触。同样她断定物质生活毫不重要，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存在。依据这种原则，她给自己安排一种斯巴达式的不近人情的奇趣的生活。
福拉特路，柏特华雅大道，佛扬替纳路所有玛丽住过的屋子都同样便宜，同样不舒服。第一处是在一所带家具的破旧房子里，许多学生、医生、附近驻军的军官住在里面。后来这个青年女子要得到安静，便租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住房的顶楼，像是仆人的住房。她用１５或２０法郎一个月找到那样极小的一间屋子，斜屋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而且由这个“鼻烟匣”向外望，可以看见一方天空。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
玛丽用她所有的东西布置这个地方：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值两个苏的灯罩；一个水桶，她用来到楼梯平台的水龙头那里去装水；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三年里她就用它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平底锅；最后是一把开水壶和三个玻璃杯。德卢斯基夫妇来看她的时候，她就照波兰规矩，用这三个玻璃杯倒茶。在她接待客人的时候还是很殷勤的。
她没有仆人，一天来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在琐碎的实用专长方面，她只会一件事——缝纫。
玛丽不承认自己会冷会饿。她不去烧那装着弯曲烟筒的火炉；在写数字和方程式的时候，她不知不觉地手指渐渐麻木，两肩也颤动起来。有一碗热汤，有一块肉，她的体力就可以恢复；但是玛丽不会做汤！
她不能用一个法郎再费半小时工夫去做肉片！她差不多没有进过肉铺，更不用说饭馆，那太贵了。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一次牙祭的时候，她就到拉丁区的一家小饭店去吃两个鸡蛋，要不然就买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水果。
这种饮食，使几个月前离开华沙时气色很好的健壮女子很快就患了贫血。她时常由书桌前一站起来就头晕，刚刚抢到床前躺下，就人事不省。醒过来的时候，她自问为什么昏过去；她觉得自己有病，但是她对于疾病也和对于别的事情一样，极为轻视。她一点没有想到，她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晕倒的，也没有想到她唯一的病乃是饥饿。
她不向德卢斯基夫妇夸说这种绝妙的生活办法。
每次她去看他们，他们问她烹调手艺进步如何，问她每天的食谱，她总是以单音字回答。若是她的姐夫说她气色不好，她总坚持说是因为用功过度——事实上，她也确认为这是唯一使她疲倦的原因。然用，用一个表示不关心的手势，推开这些忧虑，开始和她的外甥女玩，这是布罗妮雅的女儿，她很爱这个小孩。
可是有一天，玛丽在一个同伴面前晕倒了，那个女子赶紧跑到德意志路去。一小时后，卡西密尔登上楼梯，进了顶楼。这个青年女子，面色有点苍白，已经在读第二天的功课了。他检查他的小姨，尤其注意察看那干净的碟子和空的平底锅，在全屋子里只找到一种食物：一小包茶叶。
最后玛丽不得不说实话了：从前一天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她用功到清晨三点钟，睡了四小时，就到索尔本去。她回到家里，吃完剩下的小萝卜，然后就晕过去了。
２０分钟后，玛丽一口一口地咽下卡西密尔命令给她预备的药：一大块带血的烤牛肉和一盘油煎的脆马铃薯。好像奇迹一般，她的脸上有了血色。当晚十一点钟，布罗妮雅亲自到她给妹妹放了一张床的屋子里去熄灯。几天工夫，因为吃得好，照顾得好，玛丽经过适当治疗，体力恢复了。然后，牵挂着快要举行的考试，她又回到了楼顶，答应他们说她从此懂事。
但是，第二天她又开始喝风过日子。
一个学士学位是不够的！玛丽决定考两个学位：一个物理学学位，一个数学学位。她以前订的要求很低的计划扩大并且充实起来，其速度快得她都没时间、更没有胆量向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透露。这个好人正在焦急地等着她回波兰，而且是在渺茫地感觉不安，他养育大了这个独立自主的女孩，她服从与牺牲了许多年，现在毛羽一丰就自己飞了。
无论玛丽如何不爱交际，每天总不免要遇到一些人。有些小伙子对她很友善而且真挚。在索尔本，外国女子是很吃香的。这些贫苦女子差不多都有天才，她们由很远的地方到龚古尔兄弟称做“学问的奶娘”
的大学来，很引起法国青年的同情。这个波兰女子被笼络住了，她发现她的同伴大多数都是“苦学的人”——都尊重她，而且愿意对她表示亲切，甚至于愿意极端亲切玛丽一定很美，因为她的朋友迪金斯卡小姐有一天甚至于威胁着要用她的伞，打开那些围着这个女学生的过于殷勤的爱慕者！迪金斯卡小姐是一个很可爱的热情女子，自告奋勇充当了玛丽的护卫。
这个青年女子让迪金斯卡小姐去抵御那些她不感兴趣的主动接近者，她自己则去接近那些不献殷勤并且可以一起谈功课的人。她在一堂物理课和一次实验中间，同那已经是教授的保罗·潘勒维闲谈，同让·佩韩和查理·谋汉——法国科学界的两个未来领袖谈话。这种交情是疏远的，玛丽没有工夫结交朋友和谈情说爱，她爱的是数学和物理学她的头脑很精确， 智力惊人地清晰， 没有任何“斯拉夫式”的混乱能破坏她的努力。支持着她的是一种铁石般的意志，一种求完善的狂热情趣，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她有步骤地、耐心地达到她自己的目标；１８９３年，她先得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１８９４年，她又得到了数学学士学位。
七月到了，激动、匆忙、可怕的磨难，在那几个折磨人的早晨，玛丽同３０个学生关在考场里，觉得神经紧张， 字都在她的眼前跳动， 有好几分钟工夫她不能读那与命运有关的题纸，不能认清一般考题和“讲义考题”的词句。考完之后，就是等候的日子，要按照成绩优劣，在梯形教室里宣读。玛丽挤在里面，与同考的人和学生家属混杂一起，等候主考人进来，一直被人挤着，推来推去。忽然安静下来了，她听见头一个念了自己的名字：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
没有人猜想得到她的激动。她从同伴的贺喜声中脱了身，从人群中逃脱，跑远了。现在假期已经开始，回波兰的时候到了，回家的时候到了。
贫寒的波兰人回家，是有固定的规矩的，玛丽都一一遵行了。她把床、火炉、用具都存放在一个夏天还有钱在巴黎留着住屋的同胞那里。她退掉自己住的顶楼，在永远离开它之前，她把它完全打扫干净，向她不会再见到的守门妇告别，买了一些预备在路上吃的食物，然后，计算一下她还剩多少钱，走进一家大商店去买一点小摆设和一条围巾出国的人带钱回家是可耻的！伟大的习惯、最高的礼节、法律，都要人用完所有的钱给家里的人购买礼物，然后一文不带在巴黎北车站上车。这不是聪明办法么？两千公里之外，在铁轨的那一端，有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约瑟夫和海拉，有一个家，有饿了可以任意吃饱的食物，还有一个女裁缝，只要花几个格罗齐就可以剪裁并且缝制衬衣和厚毛料衣服；这些衣服是玛丽１１月回索尔本的时候要带去穿的！
但是每次到了秋天，玛丽必然产生同样的忧虑：那里去筹钱？怎样回到巴黎？４０卢布接着４０卢布，她的积蓄已经用完了；而且她一想到她的父亲为了要帮助她，连小享受都放弃了，就觉得十分惭愧。
到１８９３年，情形似乎是全无希望，这个青年女子差不多要放弃这次旅行了，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个奇迹。
去年用伞保护她，使她不受爱慕者包围的那个迪金斯卡小姐，现在又给她一次更适当的保护。她确信玛丽的前途不可限量，在华沙用尽一切办法，替玛丽请求“亚历山大奖学金”， 这种奖金是供给成绩好的学生在国外继续深造用的。
６００卢布！够用１５个月了！玛丽虽然很知道如何替别人求助，自己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求这种补助，尤其没有勇气去办必需的手续。得到之后，觉得眩晕迷惑，赶紧向法国飞去。
亚历山大奖学金来得正好！玛丽刻意节省，试着使那６００卢布能多维持一些日子，以便在教室和实验室那种天堂里可以多留一段时间。几年之后，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进行一项技术研究，她又同样刻意节省，从这第一次收入中省出６００卢布来，送交亚历山大奖学金委员会的秘书，这个秘书大吃一惊，因为委员会的纪录中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玛丽接受这笔奖学金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对她的信任的证据，当作信用贷款。在她那坚决的灵魂里，她觉得把这笔钱留得太久是不诚实的，因为这笔钱此刻也许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的救命圈。
玛丽后来大概还认识了别的快乐。但是在人与人之间无限亲切的时刻，甚至于在胜利和光荣的时刻，这个永远钻研不怠的学者从来不像在困苦和热心努力中那样自满，那样骄傲；她对她的贫寒引以自豪，把她独立生活于异域引以自傲。她晚上在她那可怜的屋子里灯下工作的时候，觉得她那还很渺小的命运，似乎已神秘地与她最为景仰的高尚生活联系起来了，她将成为过去的伟大的默默无闻的卑微者的同伴。有些人和她一样，他关在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也是离开他们的时代，才鞭策他们的才智超越已获得的知识范围的。
这英勇奋斗的四年，并不是玛丽·居里最快乐的日子，但是在她的眼里是最完美的日子，离她仰望的人类使命的极峰最近。一个人若是年轻而且孤独，完全专心于学问，虽然“不能自给”， 却过着最充实的生活。一种极大的热情使这个２６岁的波兰女子能够无视她所忍受的贫困，能够安于她的贫贱生活。到后来，恋爱，生男育女，作妻子和作母亲的忧虑，一种繁重的工作的复杂性，将把这个幻想者重新送进实际生活。但是在此刻这个有魔力支配的时期中，她虽然比以后任何时期都穷苦得多，却像一个婴儿那样无忧无虑。她轻松地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翱翔，永远认为那是唯一的纯洁世界，唯一的真实世界！
在这样困苦的冒险中，决不可能每天都是极好的日子，常有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扰乱了一切安排，几乎无法补救。如不能克制的疲乏，需要治疗的短期疾病，此外还有别的不幸，而且是很可怕的不幸仅有的一双底子有几个破洞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不得不买新鞋。这就使好几个星期的预算被打乱，这一大笔开销不得不用尽方法弥补，在食物上节省，在灯油上节省。
或是冬天比较长，七层顶楼上冰冷，冷得玛丽不能入睡。她颤抖着，煤没有了但是这算什么？一个华沙女子会忍受不了巴黎的冬天么？玛丽再点上灯，四周看看，打开那口大箱子，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能穿多少就都穿上，然后再钻进被窝里去，把其余的衣服——她的衬衣和替换衣裳都堆在被上。可是天气还是太冷，玛丽伸出手臂，拉过那唯一的一张椅子，提起来压在成堆的衣服上，给自己一种有重量和暖气的幻觉。她一动不动地等待进入梦乡。这时，水桶里慢慢结了一层冰。
第四章 居里夫人
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从她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了。
这并不十分奇怪。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因为初恋而失望并遭受屈辱，便发誓永远不再恋爱；而一个斯拉夫女学生为知识方面的抱负所激发，尤其容易决定放弃一般女子的义务、幸福和不幸，以便从事自己认为适合的事业。在所有的时代中，热烈希望成为大画家和大音乐家的女子们，对于恋爱，生男育女、规范，都是轻视的。
玛丽自己建立了一个极端严肃的秘密宇宙，由爱好科学的情感支配。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亲切感，对于受压迫的祖国的依恋，也在这个宇宙中占有地位。这就是她的全部感情！其余都不足重，其余都不足道。
她独自住在巴黎，每天在索尔本和实验室遇见青年男子，她已经这样决定了。
她的梦想萦绕在她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和闲暇的危险。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保护着她，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 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
一个有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这并不可惊；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着她，那就实在令人惊异了。
神奇得很，玛丽还在诺佛立普基路的住房里，梦想要到索尔本来求学的时候，比埃尔·居里已经在索尔本作出了几项物理学的重要发现，而由索尔本回到家里之后，竟在日记里写了这样几行伤感的话：“为生活而热爱生命，妇女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有天才的妇女很少。因此，当我们受某种神秘的爱所驱使，要走上某种反自然的途径时，当我们要把全部思想用于某种工作，远离我们所接触的人类时，我们就必须与妇女战斗。母亲最希望保有她对儿子的爱，即使他长成一个呆子，她也不顾；情妇要完全占有她的情人，觉得为一小时的恋爱而牺牲世界上最好的天才，也是一件当然的事。在这种战斗中，我们差不多永远不是她们的对手，因为妇女们有很好的于她们有利的理由：她们说是为了生命，为了天性，要试着把我们引回去。”
几年过去了，比埃尔·居里一直把身心都献给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不值一顾的或漂亮的女子；他已经３５岁，他谁也不爱。
他翻弄着他那搁了许久的日记，重读旧日所写的话，字迹已经褪色了，其中几个小小的字，充满了惋惜和莫名的忧伤，引起他的注意：“有天才的妇女很少。”
“我走进去的时候，比埃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３５岁，我却觉得他很年轻；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１８９４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密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在哪里做她的试验。
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 ：“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比埃尔·居里。”
这是平静的一晚。在那对青年夫妇的安静寓所里，立刻有一种好感，使这个法国物理学家和这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比埃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合适，无疑地，他颇有天然的优雅。他的手很长，很敏感。他那粗硬的胡须使他端正而且很少变化的脸显得长一点；他的脸很好看，因为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沉、镇静，不滞于物，真是无可比拟。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比埃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们的谈话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比埃尔·居里和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科学对话。
玛丽尊敬地问比埃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她迷惑，而毫不装模作样使她更显动人。他记起主人请他来和这个青年女子见面的时候，对他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 ：“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 ：“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我愿意在秋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祖国。”
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锋就转向俄国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情况。这三个离乡背井的人追怀故土，交换他们的亲朋的消息。比埃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不知所以地觉得不满意。
他是个一心只想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而她的前途计划，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他是一个有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５日他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他是欧仁·居里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原是不大的资产阶级人家，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比埃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比埃尔·居里１６岁就是理科业士，１８岁是理科学士，１９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５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 雅克也是一个学士 ，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 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比埃尔·居里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
玛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似乎无意听这个学者不敢说出来的决定性的话。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在６月中，将近黄昏时候，天气很好。桌子上，在玛丽预备不久应考用的数学书籍旁边，有一瓶白雏菊花，这是比埃尔和玛丽一起出去散步时采回来的。
比埃尔又有几次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步却不利。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此外没有许下他什么，让他失望着，她上了火车。
他的心随着她走，他愿意到瑞士去会她，因为她的父亲到瑞士去接她，要同她一起在那里过几个星期；或者是到波兰——他嫉妒的波兰去会她，然而这办不到于是他由远处继续写信请求她。在夏天几个月里，无论玛丽在什么地方——在克瑞塔兹、勒姆堡、克拉科夫、华沙总有一些字迹很拙而且很孩子气的信，写在便宜的信纸上，发信地址是理化学校，送到她那里去，试着说服她，引她回法国，告诉她比埃尔·居里在等她。
１０月了，比埃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人们在索尔本的课堂和李普曼的实验室里又看见了她。不过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国的最后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区了。布罗妮雅在沙透敦路３９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给玛丽一间与诊病室接连的房子。因为德卢斯基一家住在拉维垒特路，布罗妮雅只白天到这里来，玛丽可以安静地工作。
在这所阴暗而且有点郁闷的住房里，比埃尔重复提出他那柔情脉脉的要求，他的倔强并不下于玛丽，只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来的妻子有同样的信念，只是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混杂成分。科学是他的唯一目标。他把感情的活动与思想上的主要愿望融合一起，所以他爱的经历是奇特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学者倾心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同时也是出于更加高尚的需要。
玛丽对布罗妮雅谈到她的迟疑，谈到比埃尔对她提出的自己移居国外的建议。她觉得没有接受这种牺牲的权利，但是比埃尔竟会有这种念头，使她大为不安。
比埃尔知道这个青年女子对德卢斯基说到他了，就试图从这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他遇见过布罗妮雅几次，就自己去找她，争取到了布罗妮雅的全面支持；他请她和玛丽到梭镇他的父母家里去。居里大夫的夫人把布罗妮雅引到一旁，用恳切动人的语调请她在她的妹妹跟前出力成全。
还须再过十个月，这个固执的波兰女子才肯答应和他结婚。
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霁雅，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她：“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玛妮雅已改姓了。
我将与去年我在华沙对你谈到的那个人结婚，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命运注定我们彼此很深地依恋着，注定我们不能分开。“
比埃尔到玛丽的住所去接她。她们须在卢森堡车站乘车到梭镇，他们的父母都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走过圣米雪尔大道。
走过索尔本的时候，在大学理学院门口，玛丽把她的伴侣的胳膊握得更紧一点，且看到他的眼神是那么明亮，那么平静。
比埃尔和玛丽的共同生活，在开始的日子里是很别致的他们骑着有名的自行车，在法兰西岛区的路上漫游；用载物架上的皮带紧紧捆了几件衣服，因为那一夏多雨还不得不买两件胶布长斗篷。他们坐在树林中空地的苔藓上，吃一点面包、干酪、梨、樱桃当作午餐。每晚随便到一个陌生的客店里去投宿，在那里他们能喝很浓的热汤。他们独处于田野之夜的虚假的沉寂中，时常有远处的犬吠、鸟的低鸣、猫的狂叫和地板的引人注意的吱嘎声冲破这种沉寂。
他们想探查丛林或岩石时，就暂时中止自行车旅行，而去散一次步。比埃尔极爱乡村，毫无疑问，他的天才需要这种安静的长久散步，散步的平均节奏有利于他进行思考。
１８９５年夏天的几次旅游 —— “新婚旅游”，比他以前的旅游更甜蜜，爱情增加了这些旅游的美丽，并且加强了它们的乐趣。这一对夫妇只花几法郎付村里的房钱，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神仙生活，就可以享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的快乐。
快到八月半的时候，这一对夫妇在商提宜附近一个别墅里住下了。这个别墅也是布罗妮雅发现的，她把这个幽静的住处租了几个月。同比埃尔和玛丽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老德卢卡夫人、卡西密尔、布罗妮雅、他们的女儿艾兰娜——绰号叫“禄”。 斯可罗多夫基教师和海拉已经延长了留在法国的期限，也住在这里。这所颇有诗意的房子，藏在树林中，与外面隔绝，树林里满是野鸡和野兔，地上盖满了铃兰花的叶子，真是可爱极了；而住在里面的两个民族、老少三代人的情谊，也真是好极了,比埃尔·居里得到了他的妻族的永久爱慕。他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谈科学，同小“禄”很严肃地交谈，小“禄”刚三岁，好看，滑稽，愉快，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居里大夫和夫人有时由梭镇到商提宜来看他们，大桌子上就又添了两份餐具，话谈得很热烈，由化学说到医学，再说到儿童教育，由社会思想泛论到法兰西和波兰的一般观念。
这对新婚夫妇在十月搬到格拉西埃尔路２４号去住，这所住房很不舒适，唯一可爱之点，乃是从窗户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大花园的树木。
玛丽和比埃尔根本就不去装饰这三间小屋子。居里大夫提议给他们几件家具，他们不肯要；因为添一件长沙发或一把扶手椅，每天早晨就多一件东西要掸灰尘，在大扫除的日子就多一件东西要擦亮，玛丽办不到，她没有工夫！再说，长沙发和扶手椅有什么用处？这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不请人聚会也不接待宾客。
若有讨厌的人爬上五层楼，要到这个小巢来扰乱这对夫妇的生活，走进这间四壁萧然、只有一个书橱和一张白木桌的夫妻工作室，一定会很打兴；桌子一头是玛丽坐的椅子，另一头是比埃尔坐的椅子，桌子上是一些物理学的专门书籍、一盏煤油灯、一把花，此外别无他物。最大胆的客人，看见那两张椅子没有一张是给他预备的，看见比埃尔和玛丽的客气而含着惊讶的目光，也只好快逃一天八小时进行科学研究，两三小时料理家务，这还不够；到了夜晚，玛丽·居里先生在帐薄中“先生费用”和“夫人费用”两个堂皇的栏目下面记上每日支出，然后坐在白木桌的一端，专心预备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考试。比埃尔在煤油灯的那一边，埋头制定他在理化学校的新课程的教学大纲。
婚后第二年，除了玛丽因怀孕而感到不适外，健康状况与第一年没有什么不同。居里夫人愿意有个小孩，可是这样难受，不能照旧不疲倦地在仪器前研究钢铁的磁化作用，真是使她烦恼。她在９月１２日生了女儿伊雷娜，一个美丽的孩子，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居里大夫负责助产，玛丽咬紧了牙关，不哼一声。
这次分娩没有怎么声张， 也没有多费钱。 在帐簿上看到，９月１２日那一天在特殊用费项下记着：“香槟酒，三法郎。电报，１法郎１０生丁。” 在疾病项记着：“医药和看护，７１法郎５０生丁，”居里一家在９月中的总支出是４３０法郎４０生丁。支出增加了，玛丽在４３０法郎这个数目底下，画了两条很粗的线，表示愤慨。
不久，玛丽遵照医生的明确嘱咐，不再给她的女儿喂奶；但是她在早晨、中午、晚间、夜里仍替伊雷娜换衣服、洗澡、穿衣服。乳母带着小孩在蒙苏利公园散步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母亲正在实验室的仪器前面忙碌，并且起草她的磁化研究报告，后来在“全国工业促进协会报告书”上发表。
玛丽·居里的第一个孩子和第一次研究成果，同年出世，相隔仅三个月工夫这个波兰女子在１８９１年１１月的那天早晨，带着几个包裹，坐三等车到了巴黎北站。从那时候起，她走了多么远的路啊！她经过了大学学习阶段和结婚生女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发现了物理学、化学和妇女的全部生活。她战胜了大小阻碍，而从来没有想到，她所完成的事业需要无比的坚忍，需要过人的勇气。
这些斗争和这些胜利使她身体上发生以改变，给她塑成了一个新的面貌。看玛丽·居里刚过３０岁的时候照的相片，不能不感动；以前那个健壮而且略显矮胖的女孩，已经变成一个清灵的妇人。有人想说：“这是一个多么动人、奇特而且美丽的妇人啊！” 但是不敢说出口，因为她那极饱满的额部和向另外一个世界望去的眼光，会镇住他。
居里夫人与荣誉有约会。她使自己变得很美。
第五章 镭的发现
这个年轻的妻子料理家务，给她的小女儿洗澡，并且把平底锅放到火上而在理化学校的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里，这个女学者又做出了近代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
两个学士学位，考取大学毕业生在中等教育界任职的文凭，一篇回火钢的磁化作用专论，这些是玛丽到１８９７年年底的活动总结。分娩后刚刚复元，她就回去工作。
按照合乎逻辑的发展次序，她的事业的下一步，当然是考博士学位：为了这一件事，她踌躇了好几个星期。她必须选一个充分发挥的新颖的研究题目。玛丽细读物理学方面最新的著作，想找出了一个论文题目。
在讨论这个重大问题的时候，比埃尔的劝告很重要。他是玛丽的实验室主任，是她的“保护者”， 而且他的年纪比较大，经验也丰富得多。在他身边，玛丽总认为自己有点像个学徒。
她像一个计划走远路的旅行者；这个旅行者低头看着世界地图，发现遥远国度里有个奇怪的地名激发了她的想象力，便忽然决定到那里去，而不到任何别的地方去。玛丽翻阅最近的实验研究报告，注意到一个法国物理学家亨利·柏克勒尔前一年发表的一些著作。比埃尔和她已经看过这些著作，现在她再读一遍，用她习惯的谨慎态度加以研究。
自从伦琴发现X 射线之后，亨利·普安加瑞就有意研究，与X 射线类似的别种射线是否是“荧光性”
物质在光的照射下放射出来的。亨利·柏克勒尔也注意同样的问题，他观察到了一种“稀有金属”——铀盐；但是没有得到他预测的现象，却观察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并且不可解释的现象：铀盐自发地放射出一种性质不明的射线，不必先受光的照射。把铀的一种化合物放在黑纸包的照相底片上，它可以透过黑纸使底片感光；这种奇怪的“铀”射线和X 射线一样，能把周围空气变为导电体，使验电器放电。
亨利·柏克勒尔肯定这种特性并不取决于预先的日光照射；把铀的化合物放在黑暗中很久，这种特性依然存在。他发现了后来玛丽·居里叫做放射性的现象，但是这种放射性的来源还是一个谜。
柏克勒尔发现的射线引起了居里夫妇极大的兴趣。
铀化合物不断地以辐射形式发出来的极小能量，是从哪里来的？这种辐射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极好的研究题目，极好的一篇博士论文！因为这个题目还是个未经开发的领域，对玛丽更有吸引力。柏克勒尔的著作是新的，据她所知，欧洲所有的实验室中还没有人深入研究铀射线；全部关于这个题目的书籍，只有亨利·柏克勒尔在１８９６年提交科学院的几篇学术报告，玛丽只能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这样大胆地去从事一种冒险，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是令人兴奋的！
剩下的问题只是要找个地方，使玛丽能进行试验，而困难就从这里开始。比埃尔向理化学校的校长请求了好几次，得到了一个很一般的结果：玛丽可以自由使用一间在学校大楼底层装有玻璃的工作室。这是一间贮藏室和机器房，狭小局促，潮湿得冒水，技术设备很简陋，舒服更谈不上。
这个青年妇女并不气馁。虽然没有专用的电气设备，也没有开始科学研究所需的一切材料，她仍找到了办法能在这间陋室里运用她的仪器。
这很不容易。精密仪器有许多阴险的仇敌——潮湿和温度的变化。这间小工作室的气候对于灵敏的静电计是致命的，对于玛丽的健康也颇有妨害不过这无关紧要。这个女物理学家觉得太冷的时候，就在她的工作笔记本上记下摄氏温度计指明的度数，作为报复。在公式和数字之间，１８９８年２月６日的记载是“温度六度二十五分。”
六度，这真是太低了！玛丽加上了十个小惊叹号，表示她的不满。
这个博士应考人第一关心的测量铀线的“电离能力”， 即铀射线使空气变为导电体并使静电计放电的能力。她所使用的那种极好的方法，原是她熟悉的两个物理学家——比埃尔和雅克·居里以前为研究别种现象而发明的。玛丽用的设备由一个“电离室”、 一个居里静电计和一个压电石英静电计组成。
几星期后有了初步结果：玛丽断定这种惊人的辐射的强度与检查过的化合物铀的含量成正比；这种辐射， 可以精确测量， 不受化合情形或外界环境——“照度”或温度的影响。
这些发现外行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于学者们却有极大的吸引力。物理学上常有一种不可解的现象，经过几次研究之后，却可以归入以前已知的定律，这么一来研究者也就立刻失掉对它的兴趣！
玛丽的研究绝不是这样。她越深入研究铀射线，越觉得它不寻常，具有一种未知的性质，同任何东西都不相象，也不受任何东西影响。虽然它的能量很弱，却有一种特殊的“个性”。
她对这种奥秘反复思考，追求真相，同时加快步伐，不久就确定这种不可解的辐射是一种原子的特性。
她又自问：虽然只观察到了铀有这种现象，但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铀是可发出射线的化学元素。为什么别的物质却没有同样的能量呢？射线先在铀里发现也许是偶然的，物理学家心里就把它与铀连在一起了，现在应该在别的地方去找它。
想到了立刻就做！玛丽扔下了对于铀的研究，决定检查所有已知的化学物质；不久就有了结果。另外一种物质——钍的化合物，也自发放出射线，与铀射线相似，强度也相似。这个青年妇女有了很清楚的观念，这种现象决不只是铀的特性，必须给它一个不同的名称。居里夫人提议把它叫做放射性。铀和钍这些有特殊“辐射强度”的物质，就叫做放射元素。
放射性简直迷住了这个女物理学家，她毫不疲倦地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各种极不相同的物质。在玛丽的性格里，好奇心，女人的非凡的好奇心，学者的第一种美德，发展到了最高度。她不限于观察盐类和氧化物这些简单化合物，她忽然想要把在理化学校采集的矿物加工成各种标本，当作消遣，用静电计把它们用于海关检查。比埃尔赞成她的意见，并且帮助她挑选硬的、最容易碎的、奇形怪状的矿脉碎片。
玛丽的见解很简单，像天才的偶然发现一样简单。
居里夫人站在那里的十字路口，有几百个研究者曾经停留过许多月，或许多年。他们检查所有已知的化学物质之后，像玛丽一样发现了钍射线，仍继续无结果地自问这种神秘的放射性是由哪里来的。玛丽也是这样自问，也觉得惊异，但是她的惊异转化成了有结果的行动，她已经用尽所有明显的可能性，现在要转向深奥的、未知的东西。
她先就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她以为自己知道检查矿物的结果是什么：不含铀或钍的标本，一定显得完全“不放射”； 含铀或钍的矿物，一定有放射性。
事实证明了这种预料。玛丽抛开那些不放射的矿物，专心研究其余的矿物，并且测量它们的放射性。
测量中有了一个戏剧性的发现：这种放射性的强度，比通常根据其中铀或钍的含量预计的强度大很多！
这个年轻的妇女想 ：“这一定是试验的错误”
学者们对于出乎意料的现象的第一个反应，总是怀疑。
玛丽毫不动摇地重新开始测量，用同样的产物，重复测量了十次，二十次。她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这些矿物中的铀和钍的含量，决不能解释她观察到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辐射强度。这种反常的而且过度的放射性是哪里来的？这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些矿物一定含有少量的一种比铀和钍的放射性强得多的物质。
但是，这是什么物质？玛丽在以前所作的试验中，已经检查过所有已知的元素了。
这个女学者以极伟大的心智所特有的把握和极大的勇气，回答了这个问题。她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假定：这些矿物一定含有一种放射性物质，它是今日还不知道的一种化学元素——一种新物质！
玛丽的直觉告诉她自己，这种未知的物质一定存在，她也已经宣布了它的存在；但是她还须打开它的秘密。现在她必须以实验证实假定，必须把这种物质分离出来，必须做到能够公布 ：“它在这里，我已经看见它了。”
比埃尔·居里热切地关注他的妻子的实验的迅速进展，他虽然没有直接加入工作，可是时常以他的意见和劝告帮助玛丽。鉴于所得到的结果的惊人重要性，他决定暂时停止自己在结晶体方面的研究，把他的力量用来与玛丽一同找寻这种新物质。
现在奋斗的力量加了一倍，在娄蒙路的潮湿的小工作室里，有两个头脑、四只手在找寻那种未知的物质。从此以后，居里夫妇的工作中就不可能辨别哪一部分是哪一个人的成绩了，玛丽在选铀射线为论文题目时，发现了别种也有放射性的物质。她在检查一些矿物之后，已经能够宣布有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存在，它的放射性很强。这个结果的重要性，已经驱使比埃尔·居里中止他自己的完全不同的研究，而和他的妻子一起来离析这种元素。他们从１８９８年５月或６月开始合作，持续八年，直到突然发生了一件致命的意外事件，才残酷地破坏了这种合作。
居里夫妇在含铀的一种矿石——沥青铀矿里找寻这种“放射性很强的物质”， 发现未经炼制的沥青铀矿的放射性，比其中所含纯二氧化铀的放射性强了四倍；但是这种矿石的成分已经精确地知道了那么这种新元素的含量一定很少，所以一直到当时学者们还没有注意到，严密的化学分析也没有发现它！
真正的物理学家在两种可能性中，总是采取不甚吸引人的一种 ；比埃尔和玛丽就是这样， 据他们的“悲观的”计算，这种新物质在矿石中的含量，至多不过百分之一。他们想这是太少了如果他们知道这种未知的放射性元素，在沥青铀矿里的含量只不过百万分之一，他们是何等沮丧啊！
他们耐心地开始探索，用的是他们根据放射性发明的一种方法：他们先依照化学分析的普通程序，把组成沥青铀矿的各种物质分开，然后逐一测量所分开的物质的放射性。连续淘汰几次之后，他们渐渐能够看出来那种“反常的”放射性，是隐藏在这种矿石的某几部分中。他们的工作愈向前进展，探索的范围就愈缩小。这正是警察使用的方法，他们总是把一个地区中所有各点逐一搜查，以期找到罪犯的踪迹并加以逮捕。
但是，这里面不只是一个罪犯，放射性主要集中于沥青铀矿的两个化学部分里面。居里先生和夫人认为这是有两种不同的新物质存在的迹象。到１８９８年７月，他们已经可以宣布发现了这两种物质之一。
比埃尔对他的年轻的夫人说 ：“你应该给‘它’定一个名字！”
这个原叫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物理学家，默默地想了一会儿；她的心转向那已经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的祖国，她隐隐约约地想到，这件科学大事将会在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等压迫者的国家发表，于是她想把这种元素定名为“钋”， 因为“钋”元素的名词Ｐｏｌｏｎｉｕｍ的词根与波兰国名的词根相同。
在１８９８年７月科学院的《论文汇编》里，人们读到下面这一段：“我们相信我们从沥青铀矿中提取的物质，含有一种尚未受人注意的金属，它的分解特性与铋相近。如果这种新金属的存在确定了，我们提议把它定名为钋，这个字来源于我们之一的祖国的国名。”
这个名称的选定可以证明，玛丽虽然已经成了一个法国人和物理学家，并没有背弃她青年时期的热情。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点：她提交科学院的文章《论沥青矿中所含的放射性新物质》还没有在《论文汇编》上发表之前，玛丽已经把原稿寄回祖国一份，交给她从前作初步试验的工农业博物馆的实验室主任约瑟夫·柏古斯基。差不多在巴黎发表的同时，这篇文章在华沙的一个叫做《斯维阿特罗》的画报月刊上发表了。
玛丽和比埃尔·居里，还有一个合作者 G·贝蒙一同给科学院写报告，在１８９８年１２月２６日会议的《论文汇编》上发表。这篇报告宣布沥青铀矿里有第二种放射性化学元素存在。
下面是这篇报告里面的几行：“上述各种理由使我们相信，这种放射性的新物质里含有一种新元素，我们提议给它定名为镭。
这种放射性新物质的确含有很大一部分钡，虽然如此，它的放射性仍是很可观，足见镭的放射性一定是大极了。“
钋和镭的特性推翻了几世纪来学者们相信的基本理论。这些放射性物体的自发放射如何解释？这种发现动摇了全部已得概念，并且与已经根深蒂固的物质观念相反。因此，物理学家要保持谨慎态度，他们对于比埃尔和玛丽·居里的工作极感兴趣，但是还要等得到决定性的结果之后，再表示意见。
化学家的态度甚至更不含糊。依照定义，化学家对于一种新物质只有在看见了它，接触了它，称过它，检查过它，用酸加以对比，把它放在瓶子里，并且确定了它的“原子量”时，才相信它的存在。
直到现在，没有人看见镭，没有人知道它的原子量；因此，忠于原则的化学家的结论是 ：“没有原子量，就没有镭；把镭指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你们。”
为了要把钋和镭指给不相信的人看，为了要向世界证实他们的“孩子”的存在，也为了要使自己完全有把握，居里先生和夫人还须工作四年。
他们的目标是要取得纯镭和纯钋。在这两个学者已经提炼成的放射性最强的产物中，这两种物质仍只有不易觉察的痕迹。
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学生生活中最愉快的时期，是在顶楼里度过的；玛丽·居里现在又要在一个残破的小屋里，尝到新的极大的快乐了。这是一种奇异的新的开始，这种艰苦而且微妙的快乐无疑地在玛丽以前没有一个妇女体验过，两次都挑选了最简陋的布景。
娄蒙路的棚屋工作室，可以说是不舒服的典型。
在夏天，因为棚顶是玻璃的，棚屋里面燥热得像温室。
在冬天，简直不知道是应该希望下霜还是应该希望下雨，若是下雨，雨水就以一种令人厌烦的轻柔的声音，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落在工作台上，落在这两个物理学家的标上记号永不放仪器的地方；若是下霜，就连人都冻僵了。没有方法补救。那个炉子即使把它烧到炽热程度，也令人完全失望，走到差不多可以碰着它的地方，才能感受一点暖气，可是离开一步，立刻就回到寒带去了。
不过，玛丽和比埃尔要习惯室外的严寒，这也是很需要的。他们的微不足道的设备，没有把有害气体放出去的叫做“通风罩”的装置，而且大部分炼制工作必须在院子的露天里进行。每逢骤雨猝至，这两个物理学家就狼狈地忙把设备搬进棚屋，大开着门窗让空气流通，以便继续工作，而不至于被烟窒息。
从１８９８年到１９０２年，居里先生和夫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第一年里，他们共同从事镭和钋的化学离析工作，并且研究他们所得到的活性产物的放射性。不久，他们认为分工的效率比较高，比埃尔·居里便试着确定镭的特性，以求熟悉这种新金属。
玛丽继续炼制，提取纯镭盐。
在这种分工中，玛丽选了“男子的职务”， 做的是壮汉的工作。她的丈夫在棚屋里专心作细致的实验。
玛丽在院子里穿着满是尘污和酸迹的旧工作服，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周围的烟刺激着眼睛和咽喉，她独自一个人操纵一个工厂。
但是镭要保持它的神秘性，丝毫不希望人类认识它。玛丽从前很天真地预料沥青的残渣里有含有百分之一的镭，那个时期哪里去了？这种新物质的放射性极强，极少量的镭散布在矿石中，就是一些触目的现象的来源，很容易观察或测量。最困难的，不可能的，乃是离析这极小的含量，使这与它密切混合着的杂质分离开来。
工作日变成了工作月，工作月变成了工作年。比埃尔和玛丽没有失掉勇气。这种抵抗他们的材料迷住了他们。他们之间的柔情和他们智力上的热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在这个木板屋里过着“反自然”
的生活，他们彼此一样，都是为了过这种生活而降生的。
这种放射性的新科学的发展有了一个惊人的开端，居里夫妇现在需要合作者。直到这时候，只有一个叫作伯第的实验室工人偶尔来帮一点忙。这个勇敢的人，在他工作钟点以外的时间，由于他个人的热心，差不多秘密地来与他们一起工作。但是他们现在需要杰出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发现在化学领域内有重要的进展，这是必须专心加以研究的，他们愿意与有能力的研究者合作。
玛丽仍继续一公斤一公斤地炼制沥青铀矿的残渣，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矿前后几次给她运来了好几吨这样的残渣。幸亏她有过人的耐性，四年来她每天同时是学者，是专业工人，是技师，也是苦力。而仗着她的脑力和体力，棚屋里的旧桌子上放着越来越浓缩的产物，所含的镭越来越丰富。
居里夫人即将达到目的；她已经不必站在浓烟弥漫的院子里注视那装满熔化材料的大锅。把那些放射性很强的溶液提纯，并把它们“分离结晶”的阶段到了，现在应该有很洁净的地方，应该有防寒、防热、防污极佳的仪器！这个简陋的棚屋，到处通风，铁屑和煤灰飞扬，混到小心提净的产物中去，使玛丽很失望。这种事情每天必有，费去她许多时间和精力，使她很伤心。
这种无休无止的奋斗，使比埃尔极为疲倦，他几乎要放弃它。他不是想放弃研究镭和放射性，但是他很愿意暂时放弃这项特定的工序：提炼纯镭。种种困难似乎无法克服。他们不能等将来在较好的条件下再继续这项工作么？他注重各种自然现象的意义，甚于注意它们的具体现实状况；他看见玛丽用尽力量所得的有限结果，觉得烦恼，劝她暂时休战。
他没有把他的夫人的性格估计在内。玛丽想离析镭，就一定要把它离析出来。她轻视疲倦，轻视困难，甚至于视轻她自己在知识上的欠缺；这种欠缺使她的工作更为复杂。无论如何，她还只是一个很年轻的学者，没有比埃尔由二十年工作中得来的广泛知识；有时候遇着她不大知道的现象或方法，还必须赶紧搜集资料。
毫无关系！在她那饱满的前额下面，闪射着顽强的目光；她在她的仪器旁，在她的烤钵旁坚持着。
１９０２年，在居里夫妇宣布镭可能存在之后４５个月，玛丽终于打胜了这场消耗战：她提炼出一分克纯镭，并且初步测定了这一新物质的原子量为二二五。
那些不肯相信的化学家不得不在这些事实面前低头；不得不在一个妇女的过人的顽强性格面前低头。
镭正式存在了。
几个月以来使比埃尔和玛丽入迷的镭的真相，实际上比他们以前天真地希望着的样子还要可爱。镭不只有“美丽的颜色”， 它还自动发光！在这个黑暗的棚屋里没有柜子，这些零星的宝贝装在极小的玻璃容器里，放在钉在墙上的板子或桌子上；它们那些略带蓝色的荧光的轮廓闪耀在夜里的黑暗中。
她小心翼翼找到一张有草垫的椅子，坐下了。在黑暗中，在寂静中，两个人的脸都转向那些微光，转向那射线的神秘来源，转向镭，转向他们的镭！玛丽的身体前倾，热烈地望着，像观看她那睡着了的小孩那样投入。
她的同伴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
她永远记得看荧光的这一晚，永远记得这种神仙世界的奇观。
比埃尔和玛丽若是能够在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里，把他们的力量完全用于对付自然的引人入胜的奋斗，这两个研究者的生活一定是完全快乐的。可惜他们还须作别种奋斗，而在那些奋斗中他们并不是胜利者。
为了五百法郎一月的工资，比埃尔在理化学校里每年须授课一百二十小时，并且指导学生做实验。在他的研究工作之外，又加上了这种令人疲倦的教学工作。在居里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五百法郎足够家用；但是自从生了伊雷娜之后，雇了一个女仆和一个奶妈，他们的预算因此增加很多。比埃尔和玛丽开始奋斗，他们必须找到新进款。
这两个大学者，为了想得到他们缺少的一年两三千法郎，作了一些拙劣而且不幸的尝试。
比埃尔·居里在十月离开工艺学校，换了一个报酬比较高的工作，在居维埃路索尔本附设的P．C．N．学部任教。玛丽也尽她的一部分责任，申请到凡尔赛附近赛福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职。该校副校长给她送来了聘书。
他们不再希望过不那么艰苦的生活了。居里夫妇渴望的实验室既不能有，也就满足于在棚屋里进行实验；而他们在那个小木板屋里度过的积极工作的时光，聊可安慰他们在其他方面遭到的挫折。他们仍继续教学，心甘情愿地做去，毫无怨恨。许多年轻的小伙子感谢比埃尔，记得他教的课极生动，极清楚。有许多赛福尔女生对于科学的喜爱是玛丽培养的，这个拥有金色头发的教授的斯拉夫语音，把高深的论证讲得娓娓动听。
研究和工作使他们疲于奔命，废寝忘餐。玛丽从前规定的“正常”生活规则，以及烹饪治家的成绩，都被忘记了。这对夫妇并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仍旧使用着而且过度地耗费着他们那日渐衰退的体力。有许多次，比埃尔因为四肢突发不能忍受的剧痛，不得不卧床休息。玛丽有紧张的神经支持着，还不显衰弱。
她认为自己是坚不可摧的，因为她已经用轻蔑疾病和随随便便的日常生活，克服了她的亲属为她担心的结核病。但是从那本她按时记下自己的体重的小笔记本里，可以看出她的体重每星期减轻，在棚屋里过了四年，玛丽减了七公斤。他们的朋友常说她脸太苍白，气色不好；有一个青年物理学家甚至于给比埃尔·居里写了一封信，请他爱惜玛丽的身体，并且自己保重。
他这封信是居里夫妇的生活情况和为事业献身情况的惊人写照。
比埃尔和玛丽对于劝告和责备总是天真地回答说：“但是我们有休息时间，我们夏天休假。”
居里夫妇在１８９９年作了一次远游，这次远游使他们很快乐。玛丽结婚后第一次回到祖国，不是到华沙，而是到奥属波兰，到德卢斯基夫妇建立疗养院的察科巴纳。一群很亲密的人，就住在离泥瓦工工场很近的“埃瑞公寓”里。斯可罗多夫斯基教师也来了，他仍很灵活，这次看到他的四个儿女，四家人家聚在一处，这种福气使他返老还童了。时光过得多么快呀！
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华沙为当家庭教师而奔走，好像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现在约瑟夫是著名的医生，有妻子女儿；布罗妮雅同卡西密尔创立了疗养院；海拉在学校任教，工作很有成绩，她的丈夫斯塔尼斯拉斯·扎拉伊领导一家重要的照相企业。而这个玛妮雅在实验室里工作，并且已经发表研究成绩。
比埃尔·居里是这一群人里的外国人，备受关注。
他的波兰亲戚都以让他看波兰而感到自豪。
三年之后，在１９０２年５月，玛丽又登上火车返回波兰。来信告诉她，她的父亲突然患病，胆囊开刀，取出很大的结石。她先接到一些使她可以安心的消息，后来突然来了一封电报。这可完了。玛丽要立刻动身，但是护照的手续很复杂；等了好几天，那张官样文件才办妥。经过两天半的旅程，玛丽到了华沙，来到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居住的约瑟夫的家，但是太晚了。
想不到再看到父亲的脸，她简直受不了。在旅途中她知道他死了，就打电报求她的姐姐们暂缓把他下葬。她走进灵堂，只看见一具棺木和一些鲜花。她很奇怪地坚持要开棺，照办了。死者无生气的脸显得很平静，一个鼻孔流出来一点血，在脸上留下了一道淡淡的干血痕。玛丽对着这个脸告别并且请求原谅。她时常暗暗地责备自己不应该留在法国，这个老人原计划和她在一起度过余年，而她使他失望了。她在寂静中对着这个打开的棺木，低声自责，直到她的哥哥和姐姐们勉强使这令人痛苦的一幕停止。
玛丽心里有一个严格认真的魔鬼，她这样自己折磨自己是不公平的。她的父亲的晚年很快乐，并且因为她而更快乐。他一家人对他的爱，他作父亲和祖父所得到的满足，已经使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忘记了自己的不煊赫的一生的沧桑；而他的最终的、最大的快乐，是来自玛丽。钋和镭的发现，巴黎科学院《论文汇编》里署他女儿名字的惊人的学术报告，使这个物理学教师深为感动。他自己一生中日常工作太多，不能无牵无挂地从事研究。他一直随时注意他女儿的工作，他了解它的重要，料到它将来一定一鸣惊人。最近玛丽告诉他，坚持四年努力之后，她已经得到一点纯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去世前六天，用颤抖的手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大不象他一向的美丽规矩的字迹。
比埃尔和玛丽在十月回到实验室，他们很疲倦，玛丽一面在那些研究上继续合作，一面撰写她提纯镭的工作的结果；但是她没有勇气，对于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她长久以来对自己神经系统所安排的可怕的生活方式，现在产生了奇怪的反应：她患轻微的梦游症，夜间毫无知觉地起来在房子里走动。
这一年有一些不幸的事发生，首先是怀孕，后来是早产，玛丽对于这次失望觉得很悲哀。
后来由波兰又传来坏消息：布罗妮雅的第二个孩子，一个男孩，患结核性脑膜炎，几天就死了。
这些哀痛已经使玛丽的生活罩上阴影，而偏偏又有一种更严重的忧虑来破坏它：比埃尔病了。他常感到剧痛，因为没有明确症状，医生们叫它风湿症，这种病残酷地打击着他，使他痛苦不堪，整夜呻吟，他那吓慌了的妻子守着他。
虽然如此，玛丽仍须在赛福尔教书，比埃尔仍须出题考问他那为数众多的学生，并且指导他们的实验。
这两个物理学家空自梦想着的实验室还远得很，可是他们仍须继续他们的细致的实验。
一次，只有一次，比埃尔说了一句诉苦的话。他用很低的声音说：“我们选择的生活太苦了。”
玛丽想驳他的话，但是她不能掩饰她的担心。比埃尔气馁到这种地步，是否因为他的力量已将用尽？
也许他得了某种可怕的不治之症？而玛丽自己能否克服她的极端疲劳？几个月以来，死亡这个念头就在这个妇人周围徘徊，困扰着她。
“比埃尔！”
这个学者吃了一惊，转向玛丽；玛丽痛苦地喊他，她的声音象是有人掐住了她的咽喉。
“怎么回事？亲爱的，你怎么啦？”
“比埃尔如果我们俩死了一个剩下的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分开是不能活的，是不是呢？”
比埃尔慢慢地摇着头。玛丽一时间忘了自己的使命，对他说了这些女人缱绻的话，这却提醒了他，学者没有权利背弃科学这个终生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