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就职“国关中心”（3）
到该年８月１５日上午，吴俊才返台后找到李敖，两人长谈了７０分钟。吴俊才同意他辞职，但执意邀请他去《中央日报》任主笔，至少做特约编审，并说“给社长待遇”、“是最高薪水”，“先做一年，然后接任总主笔”。李敖笑着说：“烦老师操心了，还是让我自生自灭罢！”
吴俊才说：“观点不同并非不能共事，戴杜衡、王新命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但他们不照样在《中央日报》做事？你做主笔后，可以获得安全保障，治安人员再也不会骚扰你，当然日后也就减少了许多麻烦。”
李敖说：“我这个人很不祥啊，一定会连累老师，还是让我自生自灭罢。我不会给国民党做打手的，谢谢老师啦！”
吴俊才见李敖去意已定，也无可奈何，便说：“你可以为《中央日报》写文章，并希望用真名。”
李敖说：“行啊，如果你们能开放专栏、不改文章，允许公开批评国民党，我就写。”
吴俊才又说：“不去《中央日报》也行，你认为哪个地方合适，我都可以设法帮忙。”
李敖开玩笑地说：“我准备去开野鸡车啦。”
吴俊才翻看着李敖收集的有关印度的资料，也笑着对李敖说：“你去做甘地吧！”
临走时，他对李敖说：“中央都说你很有才干，但是没法处理，也没人敢出面处理，大家都说太可惜了！”
就这样，到国关中心１３个月后，１９７８年８月２０日，李敖收到蔡维屏签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离职证明书”。“离职原因”栏填的是“辞职”，“离职日期”栏填的是“１９７８年３月１日”，但证明书签发日期却是“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８日”。可见这一辞职，是经过好几个月的折腾才成功的。李敖说：“合理的推测是：官方想以‘弼马温’之职羁縻我，并显示双方关系没恶化，但是这种‘优遇’，对李敖是无效的，李敖还是千方百计地跑了。离开‘国关中心’显示了我的两点风格：第一，我不爱钱，薪水是副教授待遇，纯领干薪，每年也不少钱，如老老实实，可领二十多年，为数可观；第二，我爱惜羽毛和自由，主动求去，不像……他们贪领薪水，最后因竞选被扫地出门了。”①
第五部分就职“国关中心”（4）
李敖的信仰和人格注定了他不可能与国民党同流，为求心灵的自由，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国关中心”，一心要去过一种平静与苍茫的生活了。
就在李敖就职“国关中心”期间，他在经济上有了奇迹般的变化。
李敖出狱后，尚有坐牢前留下的两户房子，但在他坐牢时，他的母亲和弟弟因借钱抵押给了华侨银行，后因交不起利息房子被对方扣住，要不回来。出狱后，在吴俊才老师帮助下，“逼迫”华侨银行以２３０万元买下水晶大厦房子，李敖用这笔钱还了该行的１００万元欠债，和另一户房子的３０多万元欠债，最后手头上还剩不到百万元。他想靠这些钱东山再起。
此时，李敖的手头还有“中国合成橡胶公司”的一批股票２５万元。因公司负责人辜振甫在股票上捣鬼，侵占股东的利益，被李敖发现，李敖以其“伪造文书”、“侵占”、“欺诈背信”等理由要求其谢罪并赔偿。辜振甫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特请小姨子华严与李敖谈判。华严说：“这次纠纷，的确公司方面不对，现在愿意以一倍的价钱，由我出面，买回股票，我是你‘师姑’，请给我面子。”李敖说：“我老师被捕时候，严师母带了三个小孩到台北投靠亲戚，可是到处吃闭门羹，谁给了她面子？其中辜振甫最可恶，我今天要跟他算二三十年的旧账，绝不轻饶他。”经华严好说歹说，最后李敖答应以八倍价钱，让对方买回股票，以作“答复、谢罪并赔偿”，拿到了２００万元的赔偿，李敖说，这“才算出了我累积二三十年的一口恶气”。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９日，李敖请来了已经十多年不见的严师母，当面送了十万元即期支票给她。李敖说：“这个钱你可以拿，这就是３０年前对你闭门不见那人的钱，今天我总算给你出了这口恶气了。”严师母激动得哭了，她收下了钱，收下了李敖对老师的温情和旧情，也收下了李敖式的正义。后来她特别亲手做了西点请李敖吃，来表达她的谢意。
从严师母和严方、严正口中，李敖得知了严侨死前的一些情况。严侨死前六年，已遁入密宗，１９７４年７月３１日，他因心肺衰竭去世。
辜振甫的２００万台币使李敖的生活有了大转机，他除送了十万元给严师母外，又给了弟弟十万元，然后以余款买了东丰街一家小店面。结果没多久赶上了房地价大涨，他把这家店面一出手，便有了翻一番的本钱，再加上“文字之业”的收入，使他从此立于经济上的不败之地——他自我感叹说：“人间‘致富’，可以阴错阳差，时来运转到这一复杂又交错的程度，想来不胜离奇。”他终于实现了他上大学时便有的“经济独立”的梦想。
第五部分幽居金兰（1）
二、幽居金兰
李敖退出了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又有经济基础做后盾，他在金兰大厦自己的寓所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潜心读书与写作的隐居生活。
这是李敖精神与意志的调适期。在这一时期，李敖刻苦自励，以罕有的勤奋和耐力，为未来独立自足的“长期抗战”奠定了心理上的基础。
自己已经４３岁了，下半生该怎么过？李敖不止一次地想到这个问题。
回首过去，那投身社会的奔波与曲折，那战斗中的喜怒哀乐、收获和浪费，走上坦途和误入歧途，认识了好人和误交匪类，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一切的一切，都像过电影一样从他的脑海中闪过，不止一次地闪过。他想：真应该算他几天账，根据这本账，重新决定自己下半生应该怎么过。
他开始很少外出，不见客人，不接电话，一个人孤独地自得其乐。什么出行、探视、友情、琐闻，一概减少，甚至拒绝。他力求从心所欲地自控一切，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于生命的大业，珍惜余春和时机，使自己锤炼成为“纯粹的持久的不惑不忧不惧的完人”。
他要写出“生命的产品”。他所谓的“生命的产品”指的是，产品的内容是有生命的（可读的、世界性的、永恒的），而且值得自己用下半生的生命去完成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为自己制定了“六百字纪律”：
一、笑脸第一，平静起码，痛恨起码以下的情绪。起码以下的情绪是自己整自己。我决心做到太上忘情的没有起码以下情绪的境界。
二、起码以下的情绪其实只是一种Ｂｙｒｏｎｉｃｕ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坏习惯，是一种娘娘腔，一种多愁善感，我从千锤百炼中活过来，我全用吴汉式的态度骂走起码以下的情绪（“须是一刀两断，萦萦的他妈的讨个什么！”）ｉｎｓｔａｎｔ造出起码以上的情绪（林肯的情绪可造论）。
第五部分幽居金兰（2）
三、时时刻刻做ｉｎｓｔａｎｔ（按：刻不容缓）价值判断，像个将军一样的立断。
四、用信仰和气势去ｂｕｌｌｄｏｚｅ（按：压倒一切），以发誓、不信邪的精神力量加强这种气势。①
他要求自己努力克服任何有害于生活的负面情绪，不管任何情况发生都要用训练的忍耐与达观乐观洒脱境界化掉，以不信邪的悍气和奋发的生命力去面对一切。
在困居的日子里，李敖的女儿小文被王尚勤从美国送回台湾，先是住外婆家，后与奶奶、爸爸住在一起。在李敖的日记里，便多了与小文一起生活的记录。如：
小猫“无礼”，竟一再睡在书桌正中央，前晚睡在小文枕头正中央，小文无枕而眠，为老太所见。今日起老太随手关厕门，使猫不得方便。（１０月１１日）
小文被罚禁看电视一个月，今天届满，她的小朋友来，大看特看一下午一晚上。（１０月１４日）
小文气色差，她说睡眠不足，乃解必须六点起之禁，准七点起。她趁机讨价，以七点半起成交。（１０月２１日）
有女儿同住对李敖和母亲自然都增加了一份欢乐。每天上午精神好的时候，他书房里埋头读书写作，下午精神稍差，便干其它活计，或整理房间，或散步，或运动，或洗浴，或看电影录像……且看他在隐居一年时重订的生活表：
六点起床。六点半到一点半七小时保持完整（绝不误用生命，这七小时不用来出产品，其他都是误用生命）。一点半午饭看报散步到三点半。三点半到四点半事理存件一小时。四点半到六点半清洁运动洗澡。六点半到八点半副产品及书面杂务。八点半晚饭（少吃）、清洁、分类到十点。十点半前洗澡后睡。①
第五部分幽居金兰（3）
他已习惯这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生活。他在文章中写道：“大丈夫不能靠别人掌声活，大丈夫自己给自己鼓掌。大丈夫不怕别人封锁他——人能从容把自己封锁的人，没人封锁得了他。”②他不止一次地想到王安石的那首诗：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这首诗所表现的那种孤高与卓绝，曾鼓舞他度过了大学时代那段最孤独的时期，如今他已变得自由而豪迈，他有一种“身在最高层”、“无为而无不为”的感觉，他感到周围的“浮云”再浓也挡不住自己的存在，具有高境界的人从不在乎荣枯得失、进退疾徐，他会从容无比地去走一条特立独行的路。他交代家人：所有找李敖的人，除萧孟能外，都不准进门，可告知说：“李敖到中部的一座庙里休息去了，住在哪儿和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也无法转话，你可写信到‘台北邮箱二六——二六四’，也许能找到他。”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台湾远景出版社老板沈登恩来访，留条而去，李敖让家人电话告知，不便相见，后会有期。
第五部分幽居金兰（4）
他认为：“必须牺牲这个，才能成全那个。”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在自己的余生中，什么是自己能做也愿意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也不肯做的。“畸形的环境使我认清实际政治活动已与我无缘（帝乡不可期也），富贵也非吾愿，案牍劳形的学院生活也讨厌，与人的任何交往格于环境，不能施展。除非海晏河清，我余生将过一种休斯式（隐）、爱因斯坦式（孤、愉、淡、高）、萧伯纳式（一世之雄，但独来独往）、威尔斯式、罗素式、丘吉尔式等大量立言家，也是立德家的生活。”①因此，他一个人在自己的书房里，每天不抽烟、不喝酒、不养猫、不见客，也不见三分之二的家人，从不午睡，以全套的翻江倒海的作业，遁世（又大破又大立）、救世（又悲天又悯人）、愤世（又呵佛又骂祖）、玩世（又尖刻又幽默），就像是以色列复国前的犹太人，忧患余生，满怀仇恨，但又斗志不衰。他开始进行小说和剧本的创作，并拟用影射法来与国民党的专制作斗争。他给自己规定每天专注十小时，写作不少于２０００字，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写作上，“因写而看、随看随写”，以此来要求自己、强制自己，使自己的作品达到“世界性、永恒性、普遍性、代表性、生命性”的目标。
１９７８年月１２月１６日，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
李敖收听了当天上午１１点的新闻广播，新闻说早上两点钟，美国大使将此消息通知蒋经国，蒋经国即时提出最严重抗议。
听到这一消息，李敖的心情是激动的。他回顾１９４９年以来国民党所走过的道路，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到在联合国失位，到蒋介石死去，到美国承认中共，这个专制政党在国际上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每况愈下。他似乎已看到了国民党必然灭亡的末日。和这样一个政党酱在一个岛上，自己又能做点什么？“当它变得什么也不是，你跟它同在一起，你也变得什么也不是。你不必对陨石做什么，如果你不与陨石同碎，你还是做你自己的世界性普遍性永恒性生命性的工作罢。”①
在一年半的隐居生活中，李敖曾有过五个半月不下楼的记录。在独居长考中，他已有了个人修养的全套理论，并努力施之于行，在实践中强大自身，终于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有着丰富精神生活的充溢着刚毅和悍气的“千手千眼”的“大怪物”。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1）
题记
落落何人报大仇，
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
我以我血荐蚩尤。
——《李敖回忆录》
一、“二进宫”与“忧患之书”
在国民党官方的一手操纵下，李敖因萧孟能告其财产侵占罪被复判有罪。
按照国民党的出版法，发行人坐牢，就要变更发行人，重新登记。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可以“合法”地因判李敖坐牢而封杀《千秋评论杂志》于胎中。
于是，国民党用舆论和法律对李敖形成的双杀局面——从斗臭到斗倒，就这样前后完成。
按照判决，李敖将于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４日起再坐６个月的牢。
这是李敖已经预料到的事情。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７日，李敖在准备第二次入狱的前夜，再一次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成长道路，充满激愤地写下了长文《被封杀的“人民公敌”》。他写道：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2）
《文星》被封杀以后，我陷入１４年的大霉运，欲卖牛肉面而不可得，这是又一段一个人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的历程。这段历史，凄楚而惨烈，结论是：我还是我，李敖没有变。前年我复出后，有两次跟一堆大学生谈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当场指摘我，我笑着说：“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正好２０年，不论环境怎么打击我，我顽强得很、坚定得很，我没有变。我一个人，在跟团体斗，２０年下来，我还在斗。你们呢？毕业后能继续斗五年，不改本色，还要斗下去，还能斗下去，我就服你们！”
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我低眉自诩、我横眉冷对、我细嚼黄连不皱眉！
３２年来，在这个岛上，在东方之滨，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独行的大丈夫、男子汉，作为一个永不自满的人，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但是，一位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①
此心无悔，此心不改，任何的艰辛和苦难都不能改变仁人志士的初衷。
李敖不怕苦难的折磨，不怕把牢底坐穿，他惟一的悲哀是不能被人民所理解：
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５０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５０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而作为“人民公敌”的我，也能苟活一点。
罗素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萧伯纳“易卜生主义精华”（Ｔｈｅ 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ｂｓｅｎｉｓｍ）给他的印象。萧伯纳这本书，出版在１８９１年，是论易卜生最精采的一本。书中论易卜生《人民公敌》一节，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敌》剧本，写斯铎曼为了宣传真理，遭遇到愚昧势力对他的全面迫害——从报纸拒登到印刷厂拒印，到演讲会上被赶下台，被撕破衣服，被丢石块，写尽了一个特立独行先知的孤立与悲哀。①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3）
面对周围令人无奈的环境，李敖的心中在淌血，在流泪，他无法理解这一切，只有从中外的先贤那里寻找寄托了。他认为，自己如今的处境，一如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势力的全面误解与夹击。他联想起了在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代严侨老师对自己的劝告，想起了那篇《十三年和十三月》，在那篇文章中他曾写道：“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们看！我还有一杯毒酒！’”如今，他真的要继续喝下那一杯苦酒了！他在文星沉没之后写下的一首小诗《我们相信》，现在成了他的碑记和鼓舞：
我们相信：
他们只是一种气候，
像一阵阴天，
他们总要过去。
面对荒谬的判决，李敖并没有屈服。他开始仔细研究继续战斗的对策。他找到了国民党出版法的一个漏洞，即若违犯当局出版法规定，对“新闻纸类”的刊物可以“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使你无限期停止；而对“书籍类”则只能出版一本查禁一本，而不影响下一本书的出版。按照官方“出版法”第１６条至２２条之间的规定，作者可以自己出书，并且不需经过书店的登记。他想，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在某种形式上不就与杂志一样了吗？而每月一书，十万字的写作量，且要坚持下去，显然对一般作者来讲是难以做到的。但要继续战斗，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不再办杂志，而是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每月出版一本，这就是变相的《千秋评论》杂志了。国民党当局除非重新修改出版法，不许作者每月出一本书，否则他们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多只有期期查禁，根本无法吊销杂志执照。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4）
李敖想到了街头那些流动不居的摊贩，心中暗笑，觉得自己真要做一名文化界里的摊贩了。
此时，李敖在情场上又有了新的变化。他在与胡因梦结束了短暂的婚姻后，先是由林清玄、陈彩鸾为自己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女秘书武慰先，之后不久，又结识了一位叫“汝清”的女子，是某留学生的新婚夫人，于是在坐牢之前，他与“汝清”有了１６天的同居生活。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和有夫之妇私通”，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是达到了罗素《婚姻与道德》一书中的境界。并有诗为自己变化不定的性爱生活张目：
花开可要欣赏，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花谢，
才能记得花红。
有酒可要满饮，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大醉，
才能觉得微酲。
有情可要恋爱，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恋得短暂，
才能爱得永恒。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5）
李敖以自己的行为实践着自己那许多人不敢苟同的奇特的爱情观。
与胡因梦离婚后，由于李敖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女人身上，他写作的文章并不太多。在与“汝清”短暂的同居生活里，李敖编好了６本《李敖千秋评论丛书》，请好友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告之要每月一本，如同拆开锦囊一般。这样，虽然自己身处黑狱，可是锁链岂能阻挡自己的存在。
就这样，在他入狱后不久，《千秋评论丛书》第一期《千秋•冤狱•党》顺利与读者见面。
入狱后的第二个月，他结识了狱中人员石柏苍，在石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起，每期都有李敖的新作出现在杂志中。如有新作，就通过隐秘的渠道把他在牢中写出的新稿送出来。这样，在后几期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里，竟期期有新文章出现。如《题泰国漫画》、《中国式好人》、《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党外是谁喊出来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梦做骆马的自由》、《李诗四首》、《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我的殷海光》、《“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从大轨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喜欢的与该做的》等等，总计有１７篇之多，这１７篇从秘密管道流出来的文字，是《千秋评论丛书》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
第五部分他坐的是政治牢（1）
二、他坐的是政治牢
李敖第二次坐牢，相对来说吃的苦头要少些，因为此时“李敖名气太大”。
台北共有两所监狱，一个是土城台北看守所，一个是台北监狱。由于台北监狱囚犯爆满，台北看守所便成为分监，按定员可以接受刑期一年以下的人犯５００名，代执行。与台北监狱相比，看守所离市区较近，探监方便，也不像台北监狱那么拥挤，所以，对犯人来说一般都愿意留在看守所。但是人太多，超过５００人后，谁去谁留，就有许多舞弊现象，留下来的也有超过刑期一年，而被拉到台北监狱的，也有少于刑期一年的。李敖被留在看守所，表面上是“优待”，其实是因为台北监狱太挤，不能一人独居，国民党认为李敖跟别人杂居，会知道得太多，所以他被安排在台北土城看守所孝一舍３２号囚房（此监共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栋，孝一舍又叫保护舍，人犯中身份极特殊的，像外国人、重要公务员、警察人员等，都“保护”在此免生意外）。
李敖到看守所报到的那天，看守所为李敖特别清洁房间，抹掉以前人犯留下的字迹，把铁床锁紧等等，不一而足。据说这是看守所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事。
清洁后，副所长汪本流亲自检查，看到一切都无差错，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对身边的看守人员说：“严格规定，安全第一，安全包括不使李敖搞鬼，也不许别人搞李敖的鬼。”说罢后又一再嘱咐孝一舍主管：“绝对不能有流氓对李敖动拳头事件，李敖名气太大，闹出事来大家都要完蛋。”那主管拍着自己的胸脯表示“请放心”，然后又叫几个流氓出来拍胸脯。流氓们说：“我们佩服李敖，绝不会出事。”汪本流这才放心地离去。
于是，李敖报到当天晚上，就有人偷偷送来香烟讨好他。他们还以为李敖抽烟，其实李敖早已戒了。到了第三天，已经是一派“天时地利人和”气象，流氓们虽被警告不准同李敖多说话，可是李敖还是逐渐了解了许多看守所肮脏的秘密和冤情。
孝一舍主管看到李敖在狱中如鱼得水，不禁惊讶地说：“你这样吃得开，这样拉风，我真没想到。美丽岛那批人住在这里的时候，可没你吃得开，你真有一套！”
第五部分他坐的是政治牢（2）
在狱中，官方严密监视李敖，根本不把他当一个半年刑期的普通犯人看待，李敖与外面来往的信件，都要经过孝一舍主管、第一教区课员谭润吾，以至安全部门特别检查、登记、抄录或影印。
为了抵制这种令人恐怖与痛恨的“保护”，李敖就一封信也不通过他们。所以，在他入狱的半年中，他们只见来信，不见回信。惟一一次例外是一位空中小姐（按：武慰先）要来看李敖，李敖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数语，除此之外，他们无法从信上罗织出李敖的思想问题或其它任何问题。
有一次，一封来信因为手续失误，所方漏了影印，结果他们趁李敖在篮球场放风时，故意延长放风时间，以便潜入李敖的房里，找出影印后又再放回。
这些例子，都说明李敖坐的是政治牢，而不是所谓的“侵占”罪名坐牢。
在监狱里，不整天关在舍房中，而能在白天出来做工，是一般犯人梦寐以求的事。
关在舍房里寂寞难捱，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们要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最好的方法是出来做工。做工除了容易打发时间外，工厂活动范围大，人也多，有种种方法可以胡扯或消遣。
李敖只是判半年的轻刑犯，却关在独居房中，其实这是典型的虐待，绝非优待。在这种“苦其心志”的状态下，在这种遁情与遁世的独立作战中，面对孤独无助的状况，多数人会自悲自怜，烦燥不安，精神恍惚，智力衰退，但李敖对此早已毫不在乎。况且他要努力看书，也没有闲功夫去浪费。他在狱中依然读书，了解情况，观察事实，他要积蓄力量继续与国民党战斗。他认为，坐牢是非常唯心的，自己显然不属于多愁善感的那一类人，而是属于比较强悍的一类。因此，如同他第一次坐牢时一样，他做到了放开心境，干脆利落地与外界隔绝。不必靠外力的支援，避免自己成为外界的函数。
第五部分他坐的是政治牢（3）
因此，李敖的狱中生活依然过得平静而有规律。
有一天，身居“法务部”要职的施启扬以陪同监委考察狱政之便，提出要看看在这里坐牢的老同学。他约李敖到朱光军的办公室会面，李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在国民党官员面前就是要摆自己的架子：“想见我吗？不屈尊前来那是办不到的！”
李敖的难友刘峰松曾有文章专写李敖此时的狱中生活，其中有“囚房权充书房”一段：
囚房才一坪多，里面有一张铁床、一个马桶、一个水桶、一座洗脸台、一张小桌子和一盏２０烛日光灯。大师的囚房跟我们一样，但经他精心布置后，就是不一样。第一，他土灰色的四面墙，都贴上白纸，就连铁床下，也用白纸隔开，看不见床下的龌龊；房间洁净，光线充分。第二，他在洗脸台上搭架子，放好几包卫生纸和一些杂物，充分选用空间。第三，他有好几套书，如《二十四史》之类，摆放在靠窗的一面，有如小书橱。第四，他的棉被有三尺高，占铁床的１／３；用纸箱、棋盘（摸来的）做的桌子及两个放剪报资料的纸箱，又占铁床的１／３，室内显得特别狭窄。
看大师的囚房，让人有无地容身之感，不过物品虽多，却不零乱，凡去过他家的，都能想象到他是怎样地把两坪不到的小囚房，变成雅致的小天地。他的囚房不仅洋溢着书香，也散发着一股庄严而不可侵犯的正气，任何人参观他的囚房，都要肃然起敬的；据说每周抄房时（检查房间），“戴帽子的”（狱吏）都不敢弄乱他的房间，李敖虽坐牢，并不失大读书家的风格和气派。①
第五部分他坐的是政治牢（4）
由于过去早已领教了李敖文字的力量，此次坐牢，国民党官方对李敖可谓陪尽了小心，上至“法务部”次长，下至监狱主管朱光军，给他新被单，给他新毡子，给他保温杯，给他洗热水澡，给他炖排骨，大小牢头又常去拜码头，去嘘寒问暖，去效犬马之劳，恭恭敬敬，客客气气，但李敖却丝毫没有为这些表面现象所打动。《千秋评论丛书》每月一书，风雨无阻。此外他还完成了四万余言的《李敖自传》。１９８２年２月，在出狱前夜，他又写下了长达４万余言的坐牢手记：《监狱学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记：“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披露了监狱的黑暗、肮脏的秘密以及无数的冤情，造成翻天地覆的大震撼。
李敖的“实验室”就在土城看守所。在牢中，他看透了国民党，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也对自身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在牢中，他听到过人类最惨裂的嘶叫，看到过野兽般凶残的嘴脸，忍受了最不堪忍受的孤寂。从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呻吟中，从那些没完没了的思想洗脑的吆喝声里，他思考上下古今每一个主题，甚至每一个谚语都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考，以求得自己的一个结论。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思想道路：“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事实证明，李敖的确没有白坐黑牢，他又以在黑牢中积蓄的力量给了国民党一记重拳。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1）
题记
残山剩水我独行——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李敖在这个岛上，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应邀演讲，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
——《李敖回忆录》
一、“刁民”闹衙
早在李敖参加大专联考时，便与法庭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不到一年的法律系的学历，在他的人生道理上埋下了“斗法”的伏笔。１９６２年，他被胡秋原告上法庭后，不请律师，自我解决，并且从此讼性大发，打官司也就成了家常便饭。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或代理，频频出击。１９８９年，他的好友苏荣泉到泰国旅游被枪杀，李敖凭着超人的胆识和义气，替苏的遗孀从８家保险公司讨到了高达２亿３７９０万新台币的人身保险金（约合８６万美金），引起轰动。但最令李敖难忘的还是他同台湾“政府”的几场官司，他认为，他以老百姓身份走上法庭，与法官辩法，同官衙斗法，最具施教意义。
１９８５年４月２５日，李敖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４３期《五十•五十•易》（上下册），其中的下册因《从杀人灭口到抓人脱罪》一文“混淆视听”遭台北市警备总部查扣。
在查缴过程中，部分下级执行人员搞不清楚上下册的区别，索性见书就查，结果该书上册亦遭查缴，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查扣收据，满载而归。两月之后，李敖由龙云祥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了《损害赔偿请求书》，指出：“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扣压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４６本外，其余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期之利益６９０１元（内含已扣押的４６本书价６９００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１元）。”台北市“政府”收到这份“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来者不善，于８月２９日上午，在“市政府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与李敖达成了《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并于当日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６９０１元”。其中，６９００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１元部分就是优待的罚金。李敖大获全胜。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2）
几乎是与此同时，李敖与高雄市“政府”的一场官司也在进行中。早在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５日，李敖出版了《我给我画帽子》一书，高雄市方面由盐埕区大仁路１４１号孙慧珍代为销售。６月２７日，警员王聪琰将其书查扣，并出具编号第０３９３３４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该书并未在查扣之列，李敖感觉到又有戏唱了。
８月１０日，李敖去函高雄市长苏万成。他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１３４条、第２９条及第３０４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七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负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到信后，半年多时间未予理睬。于是，李敖于次年３月１３日由龙云祥律师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高雄市“政府”收到后，无法再赖，于５月９日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与李敖达成了“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除了撤销所开票据、退还查扣的两本书外，象征性赔偿请求人新台币一元，并将王聪琰调职处分。
在协议当天，警方命王聪琰当场向李敖报告事情经过。这位大块头警员满面羞愧，吓得话都说不清楚了。警方问李敖对王的处分“是否满意”，李敖网开一面，大大咧咧地说：“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王聪琰听了，赶忙向李敖鞠了一躬表示感谢。
就这样，高雄市“政府”于无奈之中开出了一张壹元额的“国库”支票，李敖把它作为战利品保存了下来。
就在台北、高雄皆被李敖罚款后，官方在查禁出版物方面谨慎了许多，李敖的生意也似乎更加好做了。但没过多久，台中市“政府”又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２日，李敖得到消息：台中市军警宪及情治人员一大批，趁妈妈张桂贞在“国外”探亲之时，在头一天找锁匠开锁，闯入她在台中一中的宿舍，搬走大量书籍。李敖赶忙从台北赶到台中，料理善后。他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后，根据官方开据的三联单上的大印，将目标对准了台中市“政府”。
７月１日，李敖以请求权人张桂贞的代理人身份，向台中市“政府”寄出了《损害赔偿请求书》。
五个月过去了，对方没有反应。李敖又以原告张桂贞诉讼代理人身份，在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庭将台中市“政府”告上了法庭。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3）
次年２月１０日，台中地院二庭推事黄秀得判决台中市“政府”败诉。但台中市市长张子源不服，代表市“政府”提出上诉，认为扣押事宜系台湾中部地区警备司令部签发搜索票并予执行，倘有差误，责任不在台中市“政府”。而李敖认为此理由难以成立，他的理由是：盖有市“政府”大印的三联单如何能交给警备总部使用？如此作为，在逻辑上、行政程序上、行政责任上，都是无法卸责的。对方说“收据上有‘中部警备部文化专员’孟启正的签名。”这并不能说明问题，票据上确有“孟启正”三字，但并无“中部警备部文化专员”头衔，受害百姓从何得知‘孟启正’是军职人员？即使“孟启正”是军职人员，将盖有台中市“政府”印信之空白收据，供非台中市“政府”所属人员使用，被告又焉能不负责？
半年后，此案在台中高分院开庭。在法庭上又出现了一则怪事。孟启正作为证人到庭，并在作证时公然表明身份，说他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小组官员”，“本案由台中市‘政府’主办、由中部警备总司令部协办。”话犹未了，台中市“政府”职员和律师马上向法庭表明：“孟启正并非台中市‘政府’职员，他是中部警备司令部政二科的人。”李敖听了，立刻向庭上表明：“这里面涉及伪证或不当提示证人的问题，务请书记官详细记明笔录。”就这样，两个衙门当庭互赖、争先卸责，闹了场大笑话。
李敖对这场官司胜券在握。他的主要依据是：即使按照当时的查禁政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规定“出版物有本办法第二条或第三条之情事者，对其出版发行人应依有关法令予以处分，并扣押其出版物”，明定扣押对象是“其出版发行人”，而张桂贞只是一位雅好收藏禁书的老太太，人既非“出版发行人”、住所亦非“出版发行人”住所，怎能查扣她的书？关键是，按照“出版法”第３９条，只禁止“出售及散布”，并未禁止“持有”。单纯之“持有”并不犯法。本案对私人住宅破门而入，抢走“禁书”，其行为，在模式上与破门而入，抢走“黄金”、“美钞”并无二致。所以台中市“政府”要赔张桂贞才成。
看来事实明确，但在判决中，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翁其荣等却判了台中市“政府”胜诉。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4）
李敖又上诉。最后，经“最高法院”法官刘焕宇等法官判决，台中分院三法官判决错误，要求分院更审。从１９８９年５月３日起，该案更审。更审了一年三个月，此时，台中市长张子源也下台了，法定代理人换成了新市长林柏榕，原来的法官也换了，于是由黄奠华等法官判决原告张桂贞胜诉。但林柏榕不服，又提出上诉，案审分到“最高法院”法官李锦丰等人手中，竟认定台中市“政府”胜诉。此时，该案已历时三年四个月。
法庭在判决书中以书非张桂贞所有为由判其败诉。李敖母子决定据法力争。他们认为，所争者，除民事责任、司法公正以外，更着眼于宪法中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杨秉钺等法官认为张桂贞胜诉，于是又发回台中分院更审，台中高分院法官楚汝聪等审理了此案，听着李敖在法庭上义正词严的指控，法官们为之动容。退庭后，听到审判长楚汝聪出门时的大声赞叹，李敖感觉到自己赢定了。
终于，法官楚汝聪等以长达１２页的判决书详述了张桂贞胜诉的理由。林柏榕虽然又上诉，但“最高法院”法官范秉阁等予以驳回。
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２日，李敖前后打了五年七个月的“国家”赔偿官司，终于胜利了。他大喜之下，立刻致信林柏榕：“你们官司打败了，快赔钱来！”在林柏榕采取拖延政策后，李敖又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声请状》。４月１９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赵春碧下达了执行命令，５月１２日，台中市“政府”终于开出了“国库”支票，全部赔偿（包括利息）总计新台币２３４８６５６元整。
第五部分“刁民”闹衙（5）
李敖执票在手，兴高采烈。他对人笑着说：“张桂贞老太太真后悔家里只收藏了１４７０８册禁书，要是多收藏十倍，那台中市‘政府’不就多赔了十倍了吗？这样子，每册照定价十足收款，不打折扣，简直比卖给书店、卖给读者还划得来呢，这么好的买主，又哪里去找啊！台中市‘政府’万岁！台中市‘政府’万岁！”
在法庭上，李敖一连打败了三个“市政府”。在法庭外，他见到了那个参与查扣作业的派出所主管警员杨三共。他开玩笑说：“一个‘共’（共产党）就把国民党给整垮了，你三个‘共’，怎么得了，警备总部不该先抄我妈的书，应该先抓你打屁股才对啊！”杨三共满脸通红、摇头苦笑说：“李先生请原谅，我是小人物，一切奉命办事，李先生请原谅。”
在风波不断的官司中，李敖始终坚持坚定的斗争信念。他认为，自来衙门欺负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能得以形成，与老百姓的消极配合有很大关系。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逆来顺受，给以配合，这样才使这一欺负作业完成。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戒讼”的传统，这种传统实际上是在助长统治者的威风。西方人为了一文被欺，往往千金兴讼；为了一句被诽谤，往往告进公庭，涉讼经年，这种勇于抵抗、据理力争的精神正是一个进步民族的标志。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举世畏讼的社会就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表率，引领人民步出“忍气吞声”的思想窠臼。因此，他感到一场官司下来即使只赢了“一圆钱”，其意义非凡。在打官司的心态上，自然有了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超迈，“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法官苟有异数，同我一边，是谓‘欣然’；法官同流合污，不同我一边，但他们的判决书可以被我遗臭万年，留为历史活证，这也不错，是谓‘可喜’”。①因此，他以做“刁民”为荣。
第五部分白眼看“台独”（1）
二、白眼看“台独”
“台湾独立运动”（简称“台独”）是特指以否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以争取“台湾独立建国”为目标的一切政治活动。“台独”最初起源于５０年代，由于长期以来台湾当局的镇压，台独分子只能在海外的少数地方活动。进入８０年代以后，岛内政治反对派进入活动高峰期，随着当局对“台独”的宽容放纵态度，“台独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发展，滞留海外的“台独”头面人物几乎全部回到了台湾，把岛内当成主要舞台，从言论层面上升到“实施阶段”，民进党公开把“台独”列为“政见”，一些“台独”激进分子进入了台湾的权力机构。在国民党内亦有人提出了要求当局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统独之争也自然成为台湾政治思想界的一个焦点问题。
在与党外人士的联合作战中，李敖几乎无役不投，成为党外的主帅之一。但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一些党外人士逐渐地滑向了“台独”的深渊，李敖便毫不犹豫地表露出自己的不同观点。１９８６年９月民进党成立，党纲草案中写有“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决定”，态度还较暧昧。但四年后在民进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就有人提议将“建立产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的条款（即“台独条款”）正式写进党纲。李敖在批判民进党的政治“缺德”、迷信无知、派系斗争、藏头缩尾、奴颜媚骨等特性的同时，亦尖锐地批评了以民进党为主流的“台独”思想。
早在６０年代，李敖在批评文学创作中的“乡愁情结”时，就已表露出他对一个中国观念的固守。他说：“许多外省的朋友，他们写诗填词，俨然以‘作客’的姿态出现，这是很不得体的小气派。他们一提笔，就满纸是‘他乡’、‘旅次’、‘客次’、‘逐客’等等的立场，这是绝对不妥的。这简直是有意划分中华民族的共同血液与山河。”①在他的思想视野中，“中国”从来都没有局限在小小的台湾版图之内，而是一个宏大的概念。这从他在中学时代写下的言志诗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到八、九十年代，党外势力兴起，当一些人提出“台独”的口号时，他的这种意识更加明确。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祖国统一最终必将实现。他在答记者问时预言：“台湾未来将被中共取得，国民党会消失，‘台独’空忙一场。”①１９９１年７月６日，台湾《联合报》登一消息，称“今年四月底海基会首次大陆行，中共媒体一开始亦称其为台湾‘省’海峡交流基金会，后来改称台湾海基会；这次用语如出一辙，是否有意凸显海基会的地方性色彩，值得注意”，“中新社、新华社口径一致”，“与上回用语如出一辙似又玩‘矮化’游戏”。
第五部分白眼看“台独”（2）
李敖认为，《联合报》的报道是不公正的，“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国民党伪政府并不争执……台湾既是中国的一个省，海基会不是台湾省海基会，又是什么？台湾之于大陆，明明是一个省的孤悬在外、明明是一个省的地方割据，在事实上与逻辑上，称做‘台湾省’，都是名正言顺的，又何‘矮化’之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台独”思想是心胸狭窄的表现，是“岛国的褊狭之见”（ｉｎｓｕｌａｒ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只有实现统一大业才有大中华的气象。他在《怀念郭国基先生》一文中借这位民族英雄的话说，“‘大陆这么大的财产’，是共同的祖先开垦的，‘财产未分，大家有份’……他没有因为对国民党的厌恶而影响到他基本方向的清明，而影响到他对整个中国的热爱，而影响到他采用狭小的眼光舍弃他对整个中国的关切。”“为正确目标而奋斗的人，要有‘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的气象，不要因苍茫而小家子气，只求跟偏安的、自私的一党独大共存，而忘了河山千里的指顾。”
在《拿破仑与台湾独立》等文中，李敖具体阐述了这一思想。拿破仑在少年时代便参加科西嘉岛的独立运动，他的父母都是“科独”的激进分子。在一次斗争失败后拿破仑醒悟了，他认为“科独”并不能带给科西嘉真正的独立，当包力将军提议勾结英国以反抗法国的时候，拿破仑拒绝了，他说：“这样做，等于把科西嘉由法国转卖给英国。”这自然不应该是科西嘉的前途。李敖由此论述道：“拿破仑献身‘科独’运动，他可以举出一千个科西嘉应该独立的理由，但是，一朝他有了世界性的眼光和‘大陆’的胸襟，他觉悟到他不该再以一个小岛褊狭之见来夜郎自大，当然也毫不自卑，你看，他以一个又矮又小的科西嘉人，最后统治了‘大陆’；真正有大志的人，他不怕‘大陆’统治小岛，而要用小岛统治‘大陆’。”“３６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台湾，只不过比８７００平方公里的科西嘉大一点点儿，有眼光和胸襟的台独豪杰们，不妨想一想。”
第五部分白眼看“台独”（3）
他在《没有国是孤岛》一文中说，一个医学院的教授教学生实验，教授把大便放在杯中，伸手用指头沾了一下，就朝舌头上一放，并加以品味，然后说：“学科学要有实验精神，我现在尝大便，就证明这种精神。现在你们每一位都照我这样做一次。”学生无奈，都照做了，可是做完后，教授讲评说：“事实上，我用的是食指沾大便，可是朝舌头上放的却是中指。我根本没尝到大便——你们实验精神是好的，可是观察力太弱了。”李敖由此引申说：“有一个强大大陆政权的存在，‘台湾’独立就没有可能。以为负隅顽抗可以维系小朝廷的人、以为这种强大不足以拿下台湾的人，他们实验精神是好的，可是观察力太弱了！”在《与其做好梦，不如做大梦》一文中他又说，“如果没有中国大陆‘宗主国’似的泰山压顶、隔海磨刀，在现实利益上，台独是一个好梦；但是，有这一压顶与磨刀现象而不予重视，只是关起门来一厢情愿以为‘台独’可行，就太不识世界大势、不明敌我关系了，也太天真了。”
在“台独”思想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人当年从英国移民到新大陆，但并不妨碍其建立独立国家，“看到美国独立后如此风光，如此跟祖国（英国）友好，台湾独立的前程岂非似锦哉？”对此，李敖在《美独与台独》一文中详细追述了美国独立建国的经过，指出美国独立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其素志也不过是在争取“英国人的权利”而已，他们是“因做完整的英国人而不可得，才愤而离家出走的做了美国人，他们的独立是很勉强的。”最后说：“美国大陆离开了英国小岛，在两百年前的世界里，都真情不过如此；两百年后的天真人士，居然以为台湾小岛可以离开中国大陆，并引美国为证，他们真昧古而不知今了！”
第五部分白眼看“台独”（4）
他在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民进党人士中严重的“夜郎症”，即盲目的自大。在《台湾的“夜郎症”》一文中，作者以民进党“立法委员”张俊雄为例说：“张俊雄在竞选演说《台湾客栈？美丽乡土》中，公然说：‘台湾的面积占世界第３２位，比以色列大好几倍！’我看了这种大言不惭，真吓了一跳！苟有一点世界常识，都知道纵使台湾独立成国，它的面积排名，也在１０８名以外，又何来第３２位？至于说‘比以色列大好几倍，也是笑话。台湾面积３６０００平方公里；以色列面积２０７００平方公里，连半倍都没有，又何来好几倍？”作者说：“古代夜郎的自大，在于交通不便，因而不知别人之大和自己之小；现代夜郎的自大，却是狂妄无知，抹杀别人之大和膨胀自己之小。世之比夜郎还夜郎者，吾在台湾见之。”
不难看出，李敖的眼光是宏大而宽广的，在统独问题上，他不仅认识到了海峡两岸同文同种的这种血浓于水的关系，而且也注意到了台湾的历史发展、现实情景和未来前途，只有经济、政治的一体化，才可能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具有稳固的地位。主张“台独”，一方面意味着泰山压顶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把自己由一个大国交给另一个大国，就像拿破仑所认识到的“科独”的前途一样。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世界性眼光，在世纪之交的“总统”参选演说中，他堂堂正正地提出了拥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主张，认为“一国两制”承认台湾现有的制度，保证５０年不变，“我们可以有５０年的时间，为什么不要？台湾明明可以有谈判的机会，为什么又不去争取？”他认为，只有在交融与碰撞中，优越的制度进步的思想才能显示出威力，我们应该大胆地在“两制”中去影响对方。再说，台湾一定要有腹地才会有发展。“政府”过去的南进政策，搞得华人被杀，为何不拿同文同种的大陆作为发展腹地呢？而且台商比台湾政客聪明，早就到大陆投资。若他当选“总统”，一定马上两岸无条件开放三通，相信卅年后以台商在大陆的经济实力，一定可以影响大陆，如同犹太人在美国影响美国一样。
２０００年，李敖在参选中提出“出卖台湾，买回大陆”的口号，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中华一统的远大的胸怀和气魄。
第五部分结帐（1）
题记
虽然如此，我仍旧自勉我自己一段话：“当它变得什么也不是，你跟它同在一起，你也变得什么也不是。你不必对陨石做什么，如果你不与陨石同碎，你还是做你自己的世界性普遍性永恒性的工作吧。”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也是我余生的方向。
——《李敖快意恩仇录》
最难忘，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２日的清晨，自从那声惆怅的汽笛响起，李敖来到这个奇特的小岛已经整整５０年了。
５０年来，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岛。在这方曾被李鸿章称之为“伤心之地”的小岛上，他从惨绿少年到玩世青年，从文坛慧星到“人民公敌”，从论战英雄到黑狱重囚，从“笑傲江湖”到竞选“总统”，他与之同生、与之共恨，他在这里跋涉、驰骋、呼啸、叫战，口诛笔伐，纵横捭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这位文化思想界的孤星，在蒋介石偏安一隅的孤岛之上，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残山剩水之中，在举世滔滔、众神默默的时代，生根、滋叶、开花、结果，度过了驭风而行的青春岁月，迎来了如火如荼的人生的秋天。
５０年来，面对周围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他率真、他坦白、他自负、他自大、他凶悍、他狂傲、他好讼、他愤世、他玩世、他骂世、他勇敢、他侠义，他痛恨伪善、他树敌八面、他快意恩仇、他穷情极性、他温柔敦厚、他随缘入化、他有口无心、他放浪形骸、他穷凶极恶、他横睨一世、他哗众取宠，他怀救世心怀、他存烈士肝胆、他与时代颉颃、他大难来时不皱眉、他打碎牙齿和血吞，他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他理来情无存、“流水无情草自春”，他自诩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还是黑白分明、天马行空的文章大家。他在坦然面对和顽强对抗中，坚信反独裁是一时之举、反暴政才是千秋大业，时代会变、反抗的精神永恒，他以目空一切之人，做手不停挥之事，用笔如刀，六亲不认，以直报怨，鞭及枯骨，朝夕不保，死生以之，弹指之间，他已经６５岁了。
用他的话说，一般人“６５岁以后，大家在等你退休，静养天年；你变成一个不满现实、满腹牢骚、走路一瘸一拐的过气人物”。但他却无职可退、无止无休，他乐观而快乐、愈老愈激进、一袭红夹克、“人生八十才开始”，他看破红尘又回到红尘，出世以后又回向人间，他要对面前的世界进行一番结账的工作了。
第五部分结帐（2）
账目分两项，一项是思想探索，一项是艺术实践。
中国人的思想与观念，中国人的活动与行为，中华民族的过去、今天与未来，他要把整个中华民族摊开，要对这一切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与梳理。它不是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思想的联缀，而是真正以中国人的思想来作为中国的历史，这便是他所说的要下大功夫完成的世界性永恒性的大手笔——《中国思想史》。
这项工作纷繁而复杂，但他却要一个人完成它。
他要以此作为自己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一件礼物，使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变得清楚而清醒，使人们从此调整未来的行为和方向。“上帝从最初造人类开场、到最后审判落幕，他只管首尾两头；而我却管中间，要清清场，检讨一下上半场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后可以审判我，但在最后没到以前，我要检讨一切，包括上帝先生在内。”
他已完成的《中国近代史新论》、《中国现代史正论》、《中国现代史定论》等著作，也许算是这场大盘点中的一个子项目吧。
他有一句名言，许多人都不会忘记，当然许多人也不以为然，那就是：“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用数千万字的《李敖文集》和《李敖大全集》说明了这一切。如今，他又要为中国人的语言定向了。１７世纪的约翰生曾经编写英语辞典为英语定型，他却干脆要编写一部《中文大句典》了。他认为，比尔•盖茨的工程化译写出来的视窗中文，可能为我们的下一代带来中文能力全面退化的威胁，他要以一世功力，借累积阅读古今典籍的经验，选择、辨识、分析漂亮的中文句子语法，为下一代句法作示范。
１９９９年初，他与远流出版公司签订了三年交稿的《中文大句典》的出书计划，字数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字。这是他在语言艺术上要进行的一项大工程，也是一场总结算。
他在第一次政治犯坐牢期间，曾经构思出数部小说的腹稿，《北京法源寺》只是这数部中的一部，人们亦在翘首期待着那史诗性的著作问世。
２０００年春天，他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谭璐的采访时说，他要写一部“男女关系”的小说，“会谈到情、谈到性等很多方面的命题”，以此对自己阳刚风格的小说做一个补充。这便是他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上山•上山•爱》。
第五部分结帐（3）
新千年里的李敖，春风得意马蹄疾，在千禧之年的第一个春天，又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北京法源寺》的情节并不复杂：作品写１８８８年康有为北上谋求上书变法失败，后南下广州，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培养自己的班底。十年后终于上书成功，与谭嗣同、梁启超等协助皇帝变法。以太后、荣禄为代表的落后势力对此百般阻挠，并图谋易位。谭嗣同等欲杀禄挟后，搞宫廷政变，被袁世凯告密。谭嗣同欲“死事”不逃，与其他五位维新人士被杀于菜市口。数年后，康有为、梁启超、佘法师的徒弟李十力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救国道路。应该说，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形象早已被历史定型；“戊戌变法”亦是人们熟知的前尘影事，发生过程已家喻户晓，成为常知；民国以来，以“戊戌变法”为题材的戏剧、小说、电影及其它形式的文艺作品亦不乏其例。这一切，构成了《北京法源寺》的阅读视野和艺术创造的形式参照。《北京法源寺》的奇特之处也正在这里，在作品中，这种对人物性格内涵的直接展露，人物的性格行为和情节冲突显然已经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作者避开了小说惯常的叙述方法，大胆发挥文学家的想象力，运用“百川归海”式的宏大结构，详人所略，略人所详，避开历史文本的常知部分，把笔墨的重心放在了人物文化思想的纵深挖掘上，放在了对人物的思想基础和思想因素的剖析上，通过人物对话、内心独白以及铺陈扬厉的论辩语言，为我们展境鲈谥泄最幽暗的历史时期一段段动人心魄的思想巨人的心灵历程。从总体上讲，《北京法源寺》的书写技巧是传统的，但作者的创作视野却是现代的。他在继承传统创作理论的基础上，以其渊博的史识、精深的思考，创制出超越传统叙事规范重在表达思想的新式文本，语言汪洋恣肆，气势磅礴，既有汉代大赋的铺张扬厉的气势，又有孟子文章的尚理善辩的文采。《北京法源寺》，不失为我国当代历史小说中一部优秀之作。?
第五部分结帐（4）
当然，作为历史小说的探索之作，这部作品并非白璧无瑕。比如，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有时过近，导致小说中的一些议论和抒情成为作者情绪的渲泄，以致一些“李敖式”语言的出现。作者走向前台，使本应含蓄的“影射”显得直露，作者和作品失去了距离，也就失去了文学的时间性和历史感。也许正因如此，《北京法源寺》的提名，才在海内外引起一场“风波”。
但在提名问题上，李敖有自己的理解。他谑称，被提名诺贝尔奖证明在台湾受排挤的可向世界进军。“不是我想要这个奖，而是这个奖该给中国人了。”“诺贝尔文学奖１００年来只有４个亚洲人获奖，印度１人，以色列１人，日本２人。中国人从未获过奖，诺贝尔的其他奖，比如物理奖和化学奖，曾经给过中国人，但是他们得奖的国籍已经是美国了。”他认为《北京法源寺》是一部合乎理想主义的小说，自己的著作超过１５００万字，坐过６年两个月的牢，被软禁１４个月，可以说为理想主义受尽苦难。自己有资格获得这个奖。
李敖恨的是文人气短！
李敖争的是民族气节！
有论者谓，中国人首得诺贝尔奖者，非李敖莫属。但也有人对此产生非议，甚至有人不屑一顾，认为李敖是自我炫耀、自鸣得意、在炒作自己，并且对此感到“困惑不解”①。这真是太不了解李敖了！
对于一个为自由而呼啸叫战的斗士而言，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区区一奖于他何有哉！
其实，对于一位向东方强权终身战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能否入选并不重要，单就获得提名这件事本身，便具有一种浓厚的象征意义。它预示着在社会文明发展缓慢的东方，人民的民主意识正在悄悄萌芽、生长，那种“不自由，毋宁死”的为信仰而战的精神正在潜移默化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它是人类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希望。
第五部分结帐（5）
大陆《中国图书商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８日曾发表焦国标先生的一篇文章，颇能道出李敖“提名”的意义：
中国人在文学的箩筐里扒抉１００遍也没有谁挑出来李敖拿正眼看看，甚至压根没有谁将李敖放进文学的箩筐。的确，即使是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拿来说事儿的《北京法源寺》也更像论政论学之作。梁启超与谭嗣同论佛学，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与谭嗣同关于去留、死生的交锋，皆是其最精彩之处，也是此类著述里的精彩之最，除了李敖，别人谁也写不来。在这里，他的语言不像他写杂文那样肆无忌惮，可是并不精雕细刻，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粗鄙。这就对了！在一个粗粝、野蛮的社会，一切纯文字上的经营皆是罪孽，一切自命为美文的作家皆是罪人。李敖驱遣污言秽语，并世无二人，人皆诟病，我却理解。中国强人不跟人讲理，世间举凡民主、自由、人权、正义、天良、人道、报应，没有他们怕的，惟一对他们能构成一点刺激的就是污言秽语，这跟原始部落里人们的认知水平完全一样，妖邪怕污秽，只有以污秽才能驱妖邪。李敖天性大雅大义，不弱于任何人，之所以做此下作相，实不得已也。几千年的汉字，几万年的汉语，蕴藏巨大能量，就像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水电资源，是李敖第一个开发利用了污言秽语这项潜能。
我心目中有七位贤人。他们是梁启超和胡适、甘地和曼德拉、李敖和柏杨，以及金庸。梁启超和胡适，贤在德才学识，贤在于浊恶世中爱惜羽毛，洁身自好，即便高官厚禄唾手可得，甚至不伸手去取就有人硬塞，你不接住就是看不起我的情势下仍然不失良知的底线。甘地和曼德拉，贤在教主般坚不可摧的钢铁理念，一次次的绝食之苦（甘地），漫长（２７年）的牢狱之灾（曼德拉），不以为畏途，终至事功惊天地。李敖和柏杨，贤在于黑云压城、文网密布中快意恩仇，独戟刺天，为台湾社会撕开重重黑幕。金庸之贤，在于风靡的文字成功（给许多人带来阅读的快乐同样是一项大功德，我不是精英主义者，我只崇拜多数原则）和创办新闻实业的成功。之所以排列这七贤，只是想让您知道李敖在我心中的分量。
第五部分结帐（6）
２０００年５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获奖者不是李敖。
这不禁又要使所有的中国人大发感慨了。
但李敖没有感慨，他不会因为评奖而改变自己，他一如既往地工作、工作、工作，他正在忙于结账、结账、结账。
他要面对的是人类的古往今来，是古往今来的中国人。
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李敖是一座孤峰。
他阅历了太多太多的人世沧桑，立地顶天破苍穹，挺拔威武而不屈；他在一个充斥着畸形与变态的小岛上，神驰于人类忧患，情系于底层民众，用一支铁笔，禀一腔奇情，披荆斩棘，身先士卒，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辟了一条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斗争的血路；他身系宝岛，心灵却飞翔于遥远的文化思想的时空，那里是大陆的故乡，是中华民族的根，它虽然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他却要以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使那片土地苏醒，苏醒，苏醒……
五十年来，五百年内，如此壮士，复有几人？
五十年来，五百年内，如此猛士，复有几人？
五十年来，五百年内，如此烈士，复有几人？
大哉！李敖！
奇哉！李敖！
壮哉！李敖！
伟哉！李敖！
第五部分李敖大事年表（1）
李敖大事年表
１９３５年
４月２５日，生于哈尔滨，时日本占领东北，在日操纵下，溥仪立“满洲国”，成傀儡王。父亲李鼎彝自１９２６年北大毕业后，任吉林六中校长，为了生计，又任教于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等校。他与吴焕章等人组织黑龙江青年抗敌会，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理事，进行地下抗日活动。
１９３６年　１岁
在哈尔滨。时年春，日本于东北大肆屠杀进步知识分子，东北处于白色恐怖中。
１９３７年　２岁
为免遇难，李鼎彝举家逃至北京，数次搬迁后，住内务部胡同甲四十号。不久，“七七事变”，国民党弃城而去，日本占领北京。经地下组织同意，李鼎彝入北京汪精卫政府法部任科员，并负责北京地区地下抗日协会工作。
１９３８年　３岁
在北京。
１９３９年　４岁
在北京。
第五部分李敖大事年表（2）
１９４０年　５岁
李鼎彝任太原市禁烟局长。５月随父赴太原，游太谷等地。并在性格上受到耿直的男佣温茂林影响。
１９４１年　６岁
得盲肠炎，住北平东华医院。受伪政府内部争斗的牵连，李鼎彝以“贪污罪”被日军逮捕，六个月后无罪释放。李辞职回北京闲居。
１９４２年　７岁
入北平新鲜胡同小学。
１９４３年　８岁
暑假后，升小学二年级。
１９４４年　９岁
暑假后，升小学三年级。学校设日语课，始学日语。
１９４５年　１０岁
抗日战争胜利。暑假后小学四年级，因日本投降，停学日语。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李鼎彝在东北营城子煤矿任总务处长。
１９４６年　１１岁
新鲜胡同小学改为一区九保国民学校。７月初小毕业。暑假后入高小五年级。已读到《黑奴魂》等翻译小说。
第五部分李敖大事年表（3）
１９４７年　１２岁
暑假后入高小六年级。当选班上自治会主席、“模范儿童”，并做学校图书馆学生馆长。在家中辟有“李敖实验室”。并投稿《好国民》杂志，发表《忘心》、《人类的冷藏》两篇文章。时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
１９４８年　１３岁
暗恋同学张敏英。暑假后小学毕业，以总分第一名考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拟写《东北志》，并开始收集有关资料。时国共之争，北京危急，李鼎彝决定分批南下避乱。冬，李敖与三姊、四姊，由五叔陪同，转天津赴上海。途中满目疮痍，亲身体会到了内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１９４９年　１４岁
１月２５日，考入上海市立缉规中学，重念初一上。读到开明书店大量左派刊物。
１月３１日，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主要军事力量被摧毁，国民党政府企图划江而治。
３月３１日，以刀伤同学脚，被记大过一次。经历国民党“金圆券”风潮。
４月１０日，上海危急。李敖一家登船离开上海。１２日，抵台湾，居台中市。跳班考入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是月，解放军占领南京。
５月２７日，解放军占领上海。
第五部分李敖大事年表（4）
１１月，参加台中市第四届国语演说竞赛，获初中组第二名。本月２０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胡适任发行人。
１２月８日，国民党迁台。并开始为时３８年之久的“戒严”。
１９５０年　１５岁
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处于美国“保护”之下。
暑假后入初中三年级。与赵天仪等办“初三上甲组报”，发行人陈正澄。读到《胡适文选》。
１９５１年　１６岁
暑假后入高中一年级。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与数学教师（共产党员）严侨开始有交往。
１９５２年　１７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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