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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传
马科斯勃罗德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是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的儿子，“卡夫卡”这个名字源于捷克文，其字面意思（正确的写法是Kavka）是“寒鸦”。在赫尔曼-卡夫卡商号的公函信封上就印着这个长着漂亮尾巴的大头鸟作为标志，弗兰茨早先给我来信时经常使用这种信封。
在捷克地区的犹太人中，也就是说，在由约瑟夫二世皇帝授予姓氏的时期在捷克地区定居下来的犹太人中，卡夫卡这个姓氏并不罕见。这里并不存在民族的、政治的考虑在内。不过弗兰茨的父亲对旧奥地利的捷克民族诸党派倒颇有好感，尽管并非旗帜鲜明。他这种好感也可能与他对捷克乡土的怀念有关。弗兰茨却只上德语学校，受的是德语的教育，只是后来他才自发地掌握了准确的捷克语知识，获得了对捷克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此同时，他并未放松与德语文化的联系（在适当的地方我们还将谈到以后为他意识到的与犹太民族的联系的根本意义）。弗兰茨有个远房堂兄，跟他长得很像，比他壮实一点，除此以外，简直可以说是与弗兰茨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弗兰茨对他勇往直前的魄力和坚强的组织才能十分钦佩，这位堂兄从学生时代到后来作为大学教授和议员（在捷克议院中）一直都在德语自由党派中处于领导地位。这就是布鲁诺-卡夫卡教授，尽管他英年早逝，但他作为法律草案的批评者和有创见的撰写者，作为政治家，作为克拉诺波尔斯基学术遗著的编纂者，并以他自己的法学著述证明，他有能力开辟美好的生活天地。弗兰茨的父亲和布鲁诺的父亲是堂兄弟。
关于卡夫卡的家世，可以在卡夫卡的日记中读到如下记述：
我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是Amschcl（阿姆谢尔），正如 母系中母亲的祖父．我母亲，他是个非常虔诚和搏学 的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去世时，我母亲六岁。她还记得，人们让她抓住死尸的脚趾。请求原谅她可能对祖父犯下的过失。此外、她也记得祖父那塞满四壁的许多许多书。他每天在河里洗澡，入冬后，他就在冰上凿个窟窿照洗不误。我母亲的母亲很早就死于伤寒。从这次丧事之后， 母亲的祖母变得郁郁寡欢，不想吃饭，不同任何人说话。有一次，在她的女儿去世一年后，她出去散步，再也没有回来。人们从易北河中捞起了她的尸体。还有个比母亲的祖父更搏学的人，那就是母亲的曾祖父，他受到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普遍的尊敬。在一次火灾中，他的虔诚创造了奇迹， 大火将周围的房舍夷为平地，却越过了他的房子。他有四 个儿子，有一个改信了基督教，成了医生。除了母亲的祖父外，那三个部死得很早。她的祖父有个儿子，母亲称他为疯叔叔纳坦，还有个女儿，便是母亲的母亲。
弗兰茨的母亲死于1934年，比她的儿子多活了十年。她在世时我常与她见面，她是位安详、善良、聪明异常、可以说智慧横溢的女人，从她那里我得到了弗兰茨家世记述的补充材料。据她说，卡夫卡的父亲来自施特拉科尼茨地区（南波希米亚）的沃赛克。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是屠户。赫尔曼的青年时代是艰苦的、劳碌的，他的干劲和坚韧精神显然是无穷的。他的兄弟姐妹（三个兄弟，两个姐妹）照弗兰茨的母亲尤莉-卡夫卡的话说，也是“巨人”。弗兰茨一辈子都处于强大的、外表也强壮非凡（高个子、宽肩膀）的父亲的阴影笼罩下。弗兰茨的父亲劳碌了一生，商业上不无成就，然而也充满忧愁和疾病，留下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家庭，他怀著作为家长的骄傲，为此欣喜，售出那至今（指1937—一译者）依然存在的批发公司（位于旧城环城路）后，他还在布拉格市中心留下了一幢多层的出租楼房。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干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财丁两旺的家庭，这个家庭及其丰裕的生活供给在弗兰茨的想象力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对父亲的崇敬是无限的，这种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由像我这样不曾直接处于该家庭磁场内的，可以较冷静地旁观的人看来，这种崇敬有其符合实际之处，亦有某些夸张的因素。对于卡夫卡感情的培养来说，这种崇敬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种心理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可以从我下面摘录的（批判性的）日记片断中看出来，这段日记生动地描绘了当初的父亲形象。弗兰茨写道：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他年轻时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很不以为然。无人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一直负着好不了的伤口；他经常挨饿，十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所有这些苦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些结论：我过得比他幸福，而他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他可以从一开始就估计并断定，我不会赞赏他当时的辛劳困苦，正由于我没有体尝过同样的艰苦滋味，我就必须对他感恩不尽。我何尝不想倾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但是他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动不动就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吗？”今天他当着来看我们的尤莉姑姑又说了一通类似的话。她也长着一切父系亲戚所特有的那么一张大脸蛋。眼睛的位置和颜色有那么点不对劲儿。她十岁时就去为人家烧饭。天寒地冻之际，她穿着潮湿的小裙子东奔西跑，腿上的皮肤开裂了，小裙子结冰了，晚上上床后才会干。
现在我继续记述弗兰茨母亲的话。父系方面的祖母生于普拉妥夫斯基家，人们都说她心地非常善良，由于懂医，她在村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此外，在父系的祖先那儿代代相传的特点首先是战取生活的精神和掌握生活的能力。赫尔曼当过三年兵，步入老年后他也乐意回顾他的戎马生涯，一旦情绪较好（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他会唱起军歌来。他的父亲，即弗兰茨的祖父，能够用脚趾将一麻袋面粉从地面提起。有一次，一伙吉普赛人闯入了一幢平房的客栈，吓得战战兢兢的客栈老板把卡夫卡的祖父找了来。他将这些不速之客接了出去。假如我们掉过头来看看母系的先人，情况便截然不同了。这里面有博学多识的人，往往是些有奇异的癖好的爱幻想的人，另一些人则被这种癖好引入冒险的、异国色彩的或离奇的、隐居般的生活。
上面摘引过的弗兰茨的日记记述中提到过母亲的祖父和曾祖父的虔诚和（犹太教经师式的）博学声誉。在冰封的河里洗澡也是特别虔诚的人的一种宗教仪式，而不能理解成自然健身法，这种健身法当时还不存在，犹太人也不懂其妙用——刚才提到的这些男人出生于波利亚斯家，住在波德布拉得。祖父总是将宗教法则规定佩带的信教线挂在衣服外面，而不是塞在衣服里面。孩子门跟在他后面，嘲笑他，但他们过后便在（基督教的）学校里受到训诫。老师教导他们，不可取笑如此虔诚的人。祖父（应为曾祖父——译音）唯一的孩子死得过早，并因此而可能导致了祖母的自杀，这个孩子叫艾斯特-波里亚斯，她嫁给了雅各布-略维。这个结合产生了六个孩子，老二（尤丽叶-略维）成了弗兰茨-卡夫卡的母亲。老大（阿尔弗雷德）很早就去了外国，获得了许多勋章，后来当上了西班牙铁路总经理。他终身未娶，常到布拉格来，给弗兰茨的青年时代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首先是由于弗兰茨期待着由他引入现实生活之途。弗兰茨向往遥远的国度，母亲有一个弟弟（约瑟夫）也在国外生活，他在刚果领导着一家殖民公司，拥有一支商队，这支商队有时达到一百五十人之众。后来他在巴黎生活，同一个法国女人结了婚。舅舅的生活成了卡夫卡的创作源泉，成了卡夫卡完成的作品和计划中展现的许多异国景象。住在马德里的舅舅阿尔弗雷德应该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也是和蔼可亲的，家庭意识强烈（我认识他，但未给我留下轮廓鲜明的印象）。从给青年时期朋友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对他是多么失望。弗兰茨问他，“他是否有法子将我从这些事物中解脱出来，能否带我前往何处，使我终于得以着手新鲜的事业”。——弗兰茨始终视其法律职业为权宜之计，渴望能从事其他工作。他把他的青春愿望告诉这位舅舅，尽管十分含蓄，有保留，他同这位舅舅的关系在亲戚关系普遍的冷淡中不能说是不好的。母亲的另一个弟弟（鲁道夫）生活在科希热尔啤酒厂的会计岗位上，孤僻寂寞，由于信仰的转移加入了天主教。最小的弟弟（西格弗里德）在特里什当乡村医生，也是单身汉，后迁入布拉格卡夫卡家的房子，在弗兰茨生命的最后阶段中对卡夫卡进行一些医治，从而对卡夫卡的命运有所参与。
据弗兰茨的母亲说，弗兰茨是在麦瑟街和卡普芬街（现在是卡普洛瓦）交接的路口房子里出世的。他度过童年的其他地方是：盖斯特街（杜斯尼）上的来黑申慈善楼，“米努塔”楼，温策广场——斯梅茨基街拐角处房子。当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家住在台恩教堂旁，蔡特纳街（现在是切雷特那三号）上一套狭小、不规则的老掉牙的房间里，这些房间还算舒适。父亲的公司也位于蔡特纳街上，以后才迁入旧城环形路上的金斯基宫内的商店群里。在卡夫卡的《观察》和早期的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这家商店的场面和形势的踪影，日记中自然也不乏此类描述。不妨读一下《商人）（小说集35页）。谁是那些“难以打交道的乡下入”呢？——“商人”必须预测他们需要什么流行样式的商品，“与我的圈子里人们所需的流行样式不同”。赫尔曼-卡夫卡的批发商店经营保质商品，是卖给村庄里和小镇上的商贩的。在店里看见的东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许多厚实暖和的便鞋。有时弗兰茨在我陪伴厂到店里去，再次试着减轻在沉重的工作负担下呻吟的父亲的压力，至少试着表明自己的诚意，企望不费吹灰之力获得和善的一瞥或一句赞扬的话、然而总是徒劳一场。母亲不知疲倦地在父亲的店里当助手，她的作用显然是不可代替的。有一段时间我也在那里看到弗兰茨的一个妹妹。然而父亲远远不满意这种局面，从他的家长制出发，他恨不得全家人时时刻刻地围着他转。不过我不认为，我陪弗兰茨到他父亲店里去所得到的印象一定是准确无误的。由于年代远，回忆已经十分苍白。我倒是对他家另外两个住处记忆犹新，那是我常去找弗兰茨的地方，尼克拉路三十六号（现在是帕利茨卡），从那里可以看见码头、莫尔岛河、游泳场、桥、百乐宫的绿色斜坡，还有奥培彻楼、尼克拉路与旧城环道拐角。卡夫卡的工作室面向尼克拉路这边，他的窗子位于最高一层的最左边。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俄罗斯教堂上一座大于常人的巴罗克雕塑。
弗兰茨是最大的孩子。两个弟弟（亨利希和格奥格）亡于幼年（一个死于两岁，另一个一岁半）。六年之后，三个妹妹相继出世，她们三人始终形影相随，与她们的哥哥却保持着一段感情上的距离。后来，弗兰茨得病后，小妹妹与哥哥的隔阂被极坚决地打破了，她成了弗兰茨最信赖最亲近的人之一。——根据所有的报道，我们可以想象弗兰茨的童年过得是多么不可言喻的寂寞。由于母亲从早到晚在商店里忙碌，晚上也是父亲木可缺少的玩伴（主要是打扑克）．弗兰茨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家庭女教师和人情淡漠的学校进行的。——对一个法语女教师或法国女人的回忆表明了性的觉醒。
日记中可以找到关于少年时代的忧郁和迟钝的记叙（有一次卡夫卡在谈另一个问题时用“拖泥带水”形容过这个时期的特征），比如下面引的1911年的一段日记，这是事隔很久的回顾了：“有时我相信，我在整个中学时期和这以前的日子里思想特别敏锐，如今不能下此肯定的结论只是由于记性变坏了，然而有时我又发现，我的坏记性只是想恭维我，至少在不太重要然而后果严重的事情上，我是懒得动脑筋的。我自然记得，中学时期我经常同贝格曼以一种交流内心感受的方式或模仿他的犹太教法典方式讨论上帝及其能力范围，这种讨论不很详尽深刻（也许我那时已十分易于疲倦）。我当时乐于联系一份基督教杂志（记得是《基督教世界》）中的论题，该论题将钟表与世界、钟表匠和上帝相对照，并以钟表匠的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依我之见，我完全有把握在贝格曼面前驳倒这个论点，尽管这种反驳在我心中并无坚实的依据，反驳时我必须耐心地将各种依据收集拢来。有一次这种反驳进行了，那时我们围着市府塔楼散步。我之所以对此事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我们几年前共同回顾了这件事。”
“当我相信自己具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时（然而我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对思维能力的发挥及其效果的陶醉阻止了我产生这种要求），由于我思考得不够多，我走到哪里总是穿着蹩脚的服装，这些服装是父母让不同的顾客裁制的，最长一段时间是让努斯勒的一个裁缝给做的。我自然发现，穿得不像样走在街上是很轻松的，我也注意到其他人穿着很阔绰，不过我多少年下来也没有想到在我的服装上寻找我的外貌寒酸的原因。由于我那时已经有了自卑的趋势（更多的是在隐隐的感觉中而不是在事实上），我坚信这些衣服只有在我身上才能与这种先是洗衣板一样僵直，而后又变得皱褶繁多的身体相配。我根本不想获得新衣服，因为既然我长得难看，何必不穿得舒适一些呢？再说，既然世界已经看惯了旧服装，又何必向它展现新服装的丑陋呢？我老是拒绝母亲的意图，她总是让人给我做这种新衣服，她那大人的目光总能发现新旧服式间的区别。我的这种不断的拒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认为父母亲的行动业已证明，我的长相实在是不值一谈。
“长此以往，我渐渐习惯于我的姿势来适应这些蹩脚的服装，走到哪里我都曲背斜肩，手足无措，害怕照镜子，因为我认为它会不可避免地将我的丑相展现在我面前，而且这丑相不可能如实地映现。假如我真像镜子中照出的那样，那就会引起更大的骚动，星期天散步时我就得忍受母亲在我背上轻轻的敲击，接受与我当时现实的忧虑格格不久的告诫与预言。我主要完全缺乏为真实的未来哪怕在最低限度上预作准备的能力。我只能对当前的事物及其当前的状况加以思考。这可不是出于考虑问题的彻底性或基于某些性命攸关的利益，而是（只要不是由于思考能力贫弱）出于悲哀和畏惧，说出于悲哀，是因为我的当前处境是如此可悲，我认为在它自己的消融于幸福之前，我无法脱离它；说出于畏惧，因为正如我当前每跨出极小的一步亦心惊胆颤一样，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以我幼稚可鄙的面目来严肃负责地评价作为伟大的成年男人的未来，这种未来在我心目中多半时间被看成痴人说梦，以致我觉得自己每挪出的一步都是虚假的，而下一步则是不可企及的。
“奇迹比真正的进步更易使我接受。然而我却过于冷静，以致不能在奇迹的范围内考虑奇迹，在真正的进步的范围内考虑真正的进步。入睡前，我能长时间地沉湎于梦幻中：我身为富翁，乘坐四驾马车驶入犹太聚居区，以一句威严的话解救了一个无辜受鞭挞的美丽的姑娘，以我的车载着她扬长而去。这种自娱的信念也许是从一种已经不很健康的性感中滋生出来的，它丝毫不能使我克服这种坚定的想法：我将通不过年终考试，假使竟然通过了，那么我在下一学年中也将毫无进步可言，假使到头来竟然头晕脑涨地又过了这一关，那么我在中学毕业考试中也将最终被淘汰，反正我肯定会（不管在什么时候）以我的惊人的无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现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升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在我将自己视为走向未来的指路人时，我总是只能看到我的无能（然而我的文学工作之弱很少映入我的眼帘），这么一来，我对未来的思考便从来得不出所以然来；这种思考只是当前悲哀的延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但这样很累，再说我也看不出弯腰曲背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恶果。我觉得，如果我有个什么未来的话，一切会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选择这么一种生活准则并非因为它含有对未来的信心，未来之存在本来就不为我所相信，我这么做只是出于生活得轻松一些的目的。就如这般走路，穿衣，沐浴，阅读，尤其是闭门家中（这是我感到最轻松也最不需要勇气的事）。超过这些范围，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
“有一次，我面临不穿一件黑色的礼服无法出门的境地，特别由于我必须作出是否参加一个舞会的决断。努斯勒那个裁缝被召了来，协商裁这么一件衣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如此优柔寡断，我总是害怕通过一个明确的答复不仅被扯入下一个不愉快的局面，而且会进一步被扯入一个更糟糕的境况。一开始我不想要黑衣服，于是人们在这陌生人面前以我没有任何礼服为由羞我，于是我竟然容忍他们提出裁制一件燕尾服的建议。但我感到人们提出的燕尾服将给我的生活面貌带来可怕的转折，于是我们争执不下，最后一致同意做晚礼服，这种服装与普通西服上装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可是当我听说礼服背心必须开领，里面还得穿一件挺括的衬衫时，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坚决性表示反对。我不要这么一件晚礼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话，那么我宁要一件虽有绸料衬里坦领口却开得较高的。这个裁缝没见过这么一件晚礼服，他说，我怎么设想都罢，但这么一种上装不可能穿到舞会上去。好吧，就让它不是舞会服装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这事本来就没有定，你只要把我说的衣服做出来就行了。这个裁缝简直想不明白了，因为至今为止我总是以带羞的匆忙，没有异议也没有建议地让他给我量体裁衣，试穿新装。毫无办法，也由于母亲的的催迫，我只得陪着他（别提多难受了）穿过旧环形路到一个商人的旧衣陈列窗去，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常看见一件这样的不使人为难的晚礼服放在那里并觉得适用于我。不幸这件礼服已从橱窗中取走，圆睁双目往店里看了半天也认不出它来，要我仅仅为了看这件礼服而走到店里去我可不敢，我们便怀着先前一样的不同见解回家了。然而我却觉得这件未来的晚礼服已经受到了这段冤枉路的诅咒，我至少利用了对争执不下的恼火为借口，随便向这个裁缝订做了一件小东西，为晚礼服之事给了他一点小惠作为补偿，把他打发走了。在母亲的责备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从此永远（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远的）对姑娘们，对衣冠楚楚的出场和舞会关闭了心扉。我对此感到愉快，同时又觉得可怜，此外，我担心在这个裁缝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顾表现得都更可笑。”
弗兰茨读完了肉市场旁的德语小学，又毕业于旧城环形路旁的德语中学。这称得上是布拉格最严格的学校。学生很少，在那些宽敞的教室里，由于学生少，每个人自然会经常被叫起来提问，这种情况比其他那些较为幸运、但松松垮垮的中学要多得多。学生们怕老师。我那时在施蒂凡中学读书，还不认识卡夫卡，有时也通过其他途径听到那个学校阴暗的情况。我们施蒂凡中学的学生也可参加在金斯基宫——旧城中学所在地——中举办的自选法语课，所以我亲眼见过那些阴森而高雅的教室。卡夫卡后来有时对我说起，他是“以眼泪”通过数学考试的，还得感谢上面摘录的日记中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把作业让他抄。除此之外，他好像是个挺不错的学生。旧城中学中只有好学生，差一点的在最初几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据他母亲说，他那时是个体弱温柔的孩子，大多数时候很严肃，然而偶然也调皮捣蛋，——一个老是读书而不愿运动的孩子——这与卡夫卡后来对体育锻炼的强烈兴趣是不同的。
一张地对照片展示的是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满疑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紧闭的嘴唇显得忧郁而执拗。乌黑的头发几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简直处于危险边缘的闷闷不乐的印象，适合干这一印象的无疑是那无力下垂的双手，而不是那精心选择的水手眼、宽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兰茨很少跟妹妹们一起玩，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这一差距有时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导火线。只有在父母生日时，小弗兰茨才为妹妹们编写小戏剧。这些小戏剧是在家庭内部上演的，这个惯例一直持续到兄妹们比较成熟的年代。很久以后妹妹们还记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诗句。有个剧叫《骗子》，还有一个叫《格奥尔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个叫《照片在讲话》（这个剧讲的是挂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弗兰茨从来不参加演出，只是当剧作家和导演。后来他建议妹妹们演汉斯-萨克斯的小戏剧以取代他的剧作，由他导演。
青年弗兰茨的真正社会交往我们必须在他的同学中去寻找。他那小小的班级中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重要性以后显示了出来。除了卡夫卡外，还有；已经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后来成了有地位的哲学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教授。在中学期间，卡夫卡和贝格曼二人虽然来往不少，但看来彼此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方的价值。对于艾米尔-乌提兹来说同样如此，他后来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学教授。还有保尔-基施，文学史专家和“新自由新闻”的编辑。只有同奥斯卡-波拉克的关系才堪称密切，对此我们以后还将谈到。
在青春时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巨大的父亲形象（其巨大性无疑经过了卡夫卡的天赋的放大）处于突出的地位。作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后期的一部著作。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里布赫附近的什累申（所以我能相当清楚地描绘那些日子的气氛），他写了一封非常详尽的《致父亲的信》，这简直不能称之为信，这是一本小书，然而不是现时可以发表的书，而且是最奇异的书之一，尽管是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写成的，它是有关生活冲突的最难懂的文献之一。在此很难寻根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与精神分析学的吻合之处，但是精神分析学多半止于事实的表层，而不能及于更深处的盘根错节。由于个人风格的缘故，这封《致父亲的信》未作广泛的倾诉。然而仅那些为数不多的片断和语录（我可以摘引）已足资构成有助于理解卡夫卡发展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尽管此情长逾百页，然而我从与弗兰茨的谈话中获悉，他真的打算将它交给父亲（通过母亲），一段时间内弗兰获有意通过这封信澄清与父亲之间的这种烦人地僵持着、痛苦地冻结着的关系。事实上，此信若果真送上去，效果必然适得其反：通过此信使父亲理解自己的意图根本不可能实现。母亲也未转交这封信，而显然安慰了弗兰茨几句，将信退还给了他。从此以后，我们对这件事再也没有谈及。
“最亲爱的父亲”，信是这么开始的，“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这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的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接着便是对这个特别的父亲与这个特别的孩子的关系的详细分析，或反之，还有最尖锐的自我分析，插曲般地扩展成小小的自传，谈得最多的是那自然从中心引导出来的对童年的回顾；因此恰恰是《信》的这些段落是值得摘引之处。
卡夫卡始终将自传性的描述看得非常重，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生命中相当长的阶段坚持写日记这一事实中，而且还可以从类似下面举出的话中看出：“一旦我得以脱离办公室，无论如何将马上着手实现写自传的愿望。我在写作之初必须将这么一种重大转折视为暂定目标，以便掌握事态的发展。尽管这种转折可能性小得可怕，我却也看不到另一种可以与之并列的重大转折。再说，写自传是一大乐趣，因为它将轻易地从笔底流出，恰如把梦境记录下来一般，然而将具有另一种伟大的、永远左右着我的结果，它也将为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理解力和感觉所接受。”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向，信中“全力以赴地重温我的（卡夫卡的）生活轮廓”。这一思想获得极高的评价：“第一个结果将是，我把力量集中起来，不再东一笔西一笔地为毫无意义之事涂抹，我的目光随兴所至。”可以看出，卡夫卡非常渴望能为他那难以窥测的心灵整理出一点头绪来，何况还有那作家共有的公开最隐秘感情的愉悦，托马斯-曼有一次（在杂文《歌德和托尔斯泰》中）如此美妙地称之为作家必然犯的错误和对世界提出的连同优点和弱点一起受爱戴的无条件要求（“奇怪的是，世界证实并满足这一要求”）。卡夫卡十分艰难地进行着获得他自己的完美的斗争（他也许会说：反对他的明显的不完美的斗争），以致他根本没有动过向外界显示自己的念头。
尽管这封信只想就事论事，不偏不倚，其内容以及其主观真实与客观事实的对立却显得那样模糊不清，深不可测。我觉得这里或那里焦距对错了，未经证实的前提不时出现，同事实混在了一起；似乎寥寥无几的警句竟然构成了一座摩天大楼，其复杂之处令人揣摩不透，最终它在表达上竟围着自己的轴心转起来，驳倒了自己，却依然巍然屹立。信的结尾处他让父亲自己说话，用虚构的方式来回答这封信：“在我如此坦率，想什么说什么，把所有的过错往你身上推之时，你却要表现得‘聪明超凡’、‘温和超凡’，并宣告我毫无过错。后者你只是好像办到了（你的目的其实也就此达到了）。撇开所有关于本质和自然、对立和无能为力的‘谈话方式’不论，字里行间透露出：我才是进攻者，而你的所作所为都是自卫。现在你通过你的不坦率应该是已经得到了许多，因为你证实了三点，一、你是无罪的；二、我是有罪的；三、你纯粹出于宽怀大度，不仅打算原谅我，而且多多少少打算证实并使自己相信，我也是无罪的（这自然是与事实相违背的人这些本来已可满足你了，但你并不满足。你往自己脑子里塞进了完全靠我过日子的念头。我承认，我们在互相斗争，但是有两种斗争形式。一种是骑士式的斗争，与自立的对手较量，各归各，胜败自负。还有一种是虫易式的斗争，虫豸不仅蜇人，而且为了生存还要吸血。这是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缺乏生活能力，可是又要过得舒服、无忧无虑、不须自责，于是你便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一切生活能力并将之揣人口袋。”（顺便提一下，通过这段论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弗兰茨-卡夫卡的“虫易中篇”——《变形记》以及《判决》和其他一些小说的根源之所在。）
一如结尾处这几行，全信的主题始终一贯（只有罪责问题在最后一段中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大体上可归结为，儿子的弱小与父亲的力量之对照，父亲的一切靠自己获得，他对自己的成就和强大的不可折服的本质有所认识（他的成就便是来自他的强大的本质），把自己视为世界之准绳，这么看问题是因为他是一个质朴的、不善深思问题的，在原则问题上只根据自己的直觉行事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无清醒意识的人。这里有一种持续的认识：对立面不是这样僵直硬挺地放在那里的，这封信在努力适应生活的这一混合体时便不得不写到这种认识，在卡夫卡的一部作品中他这种认识自然而然地贯穿上下文，在结束语中表明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段话也是全文中最和解的一段：事实上事情当然不会像我的信中证明的那样相对，生活不仅仅是一场互相忍耐的游戏；这个不同观点引起了我对生活的修改，我不能，也不愿阐明修改之处，然而依我之见，通过这一修改却达到某种与真实非常接近的境地，它使我们俩都得到一些宽慰，使生活与死亡都变得更为轻松些。
撇开这个保留条件不谈，两种特性的对立勾画得十分鲜明。弗兰茨-卡夫卡出生的两个世系的遗传因素——母系（略维家）的古怪、羞怯、安静的人和现实强壮的父系一线由他自己作了下述描绘：“将我们俩比较一下：我，简而言之，一个有一定卡夫卡家族根基的略维家族人，但没有为卡夫卡家族的生活、经商和占领欲望所推动……你却是一个真正的卡夫卡，无论强悍、健康、胃口、决断力、能言善辩、自满、优越于世人之感觉、耐力、沉着、鉴别人的能力，一定的慷慨大度无一不证明这点，当然也有着附属于这些优势的错误和弱点，你的性格、有时你的勃然大怒不时将你驱入这些泥潭之中。”可以比较一下写在另一处的卡夫卡眼中的母系遗传因素：“固执、过敏、正义感、焦虑。”这与精力旺盛的父亲肖像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剑拔弩张的对立，在《信》结束部分卡夫卡谈到他徒劳不果的结婚问题时，这一点又一次显现出来。父亲和儿子被并列对比，父亲得到了一切，儿子却一无所获：“结婚最大的障碍是这种无法磨灭的信念，要维持家庭，甚至要拥有家庭，就必须具有我从你身上认识到的一切素质，而且缺一不可，好的和坏的都在内，它们与你的生理机体融合在了一起，即强悍和对他人的嘲笑，健康和一定的无所制约，能言善辩和知识欠缺，自信和对其他任何人的不满，超人优越感和专制，老于世故和对多数人的不信任，还有无任何坏处的优点，比如勤奋、耐力、沉着、镇静。相比之下，所有这些在我身上几乎不存在，或只有一星半点，就这样还要我壮着胆子结婚？我看到，就连你在婚姻中也要艰苦搏斗，甚至在孩子们面前招数失灵。当然我没有公然提出这个问题并公然给予答复，否则对此事的通常的思考就会占上风，并且向我指点其他一些男人，他们与你不同（在接近的人中就可以说出一个与你截然不同的人：R舅舅），但却结了婚，而且未被婚姻压垮——然而被压垮的例子已经相当多，对我来说已是绰绰有余。我未提出这个问题，却从童年时起就一直经历着它。并不是面临婚姻问题我才检验自己，而是在每个小问题面前都在检验；在每件小事中你都通过你的榜样和你的教育向我证实我的无能，正如我尝试着描写的那样。每件小事中正确无误并证明你有道理的，毫无疑问会与最大的事情，即婚姻，紧密吻合。”这段话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尤其是与他关于“潜意识”的论述之间的关系看来是抹不掉的。
可是我却心存疑窦，不得不对两者间如此简易顺手的联系之建立提出异议——尤其是因为卡夫卡自己熟悉这些理论，并且始终视之为一种十分不牢靠的、粗略的、不能与矛盾冲突的细节相合拍，或者说倒与其真正的脉搏相合拍的描述。下面我将以克莱斯特为例试着对事实真相作另一番阐释。首先却必须承认，卡夫卡自己的说法——那个与儿子心目中强烈感受到的父亲的优越性相关联的问题未曾公然提出，未曾向“通常的思考”方式提出，而是“从童年时起就一直经历着”——似乎在那位精神分析学家通常的观念模式中可以找到的依据。同样的还有对父亲的“教育方法”的阐述，——可是在卡夫卡许多关于他“耽搁了的教育”的日记片断中和他论及斯威夫持一个理论（“孩子们只能在家庭之外受教育，而不能由父母施加”）的“关于孩子教育的书信”中，却为另一个论题开启了门户。
几乎整封信写的都是父亲施加的教育。“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卡夫卡说道，“尽管如此，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倔强；当然母亲也宠我，但是我不相信我那时特别不听话，我不相信，一句温和的话、一个静静的握手动作、一道善意的目光会让我交出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你从根本上说是个善良的、软心肠的人（下面说的与此并不矛盾，我这里说的仅仅是你对孩子的表面态度），可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足够的毅力和无畏精神，能够坚持下去，直至大人的和善降临。你对待孩子只有一种方式，就像你自己成长的方式一样，以力量、噪音和暴怒对待。你也还觉得这种方式很合适，因为你希望培养我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勇敢的小伙子”。
这封信以异常强烈的感情回顾了幼时一次微不足道的体罚，这次体罚主要起的是精神威慑的作用，肉体几乎谈不上吃了什么苦，可却在儿子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他始终认为；“我对他（父亲）来说竟是这般微不足道。”父亲对这个孩子的小小的乐趣，对他的朋友交往，对他待人接物的整个方式作出的种种轻蔑评价在孩子心中形成了沉重的压力，最终导致自我蔑视。父亲自己对他的评价和规定并非坚执固守，而恰恰是这种不合逻辑的摇摆在回顾过去的儿子心中有如不可驾御的活力与不折不挠的意志的象征。“你全靠一己之力披荆斩棘到达了如此宏伟的高峰，因此你对你自己的见解抱有无穷的自信心……你坐在你的椅子中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任何其他意见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痴呆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心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你的言行免不必始终如一，而你无论怎么改变，你又总是有理的。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对某件事根本没有任何见解，于是有可能与此事相关的所有见解毫无例外地都是错误的。比如说，你会先骂捷克人，完了骂德国人，再骂犹太太，而且不是有选择地就事论事，而是笼而统之，一概骂人，直到除了你自己以外无人不在挨骂之列。我感到你身上有着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色彩，他们的正确性建筑在他们这个‘人’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
这段话可以使人联想到．在卡夫卡身上除了人格尊严的因素，亦即民主外，权威的原则也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诉讼》中，在《城堡》中，在所有小说中和属于《中国长城建造时》的断片中无所不在。—一人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知道，从荒谬的、无须顾及原因和矛盾之处的、互相信赖的某种人与人关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魔力，一种原因是当事者未曾认识其矛盾之处，另一种原因是当事者需要对方（比如一个心爱的女人）这么一个完整的即使有缺点的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必须能容忍对方。于是我们要以客观而傲慢的口气发问：卡夫卡为了什么而需要他的父亲？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既然他对其父亲抱着批判的态度（上面因需要某人而予以容忍的观点因此而不适合），那么他为什么不能摆脱父亲的影响呢？为什么他不像许多孩子那样，与父母保持—波距离，从而免受巨大压力呢？或不如这样来提问：他与他的父亲间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的，后期几乎不跟他说话了，那么他为什么为这段距离和关系的冷漠而痛苦不堪呢？难道他会想不到，在像他父亲与他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吗？弗兰茨是能够理解父亲的，并且以最公正的方式，此外还怀着充满爱的钦佩评价他。父亲受其性格驱使，没有任何罪责可言，这也是弗兰茨在这封信中所反复强调的，但也由于其性格而无可奈何地、毫无可能打开理解儿子内心特点的大门。在我的这位朋友在世时，尽管我未读过他的日记，我已经知道他心中最深的创伤，不知在多少次谈话中，我试图让他明白他对父亲过高估计和他自我蔑视的荒谬。全都是白费口舌，他会滔滔不绝地倒出一大堆根据来（他也经常沉默不语），那真能叫我一时间受到震撼，哑口无言。
今天我依然感觉到，“卡夫卡对父亲的首肯原因何在”这个中心问题不是按卡夫卡的想法提出，而是由外界提出的。对父亲的首肯的需要确实曾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感情，直到这些年依然余音绕梁，是“害怕、孱弱和自轻自贱的普遍压力”的表现。在信里，父亲对儿子的一切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判决被赋予了一种完全夸张了的作用（参见小说《判决》）。信中说，倘若遇到你的反对态度，或仅仅估计你有反对的可能，那么勇气、决心、信心、对此对彼的喜悦之情便不能坚持到底，说到估计你的反对态度，几乎对我作的所有事都可这么估计……只要谈到与你有关的事，你是个杰出的演说家，而我在你面前则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即使这样，你也认为过分了，最终我便沉默了，一开始也许是出于自尊心，后来便由于我在你面前失去了思考和说话的能力。由于你是我实际上的教育者，这一点便处处体现在我的生活之中。”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相同例子，不妨从下一节中（“幼稚行动”）预先抽出来提一下：克莱斯特据说也有结巴的毛病。卡夫卡说他曾给结巴巴地说话，只能与他同其父亲的交往联系在一起，在其他场合，只要他愿意开口，打破沉默，他的谈吐是自由、轻松、高雅，而且富有奇思妙想，具有摄人的力量，而这经常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且又总是自然得令人吃惊，与“结结巴巴”毫无相通之处。
这种“教育”的结果根据这封《信》的描述是这样的（这是卡夫卡自己评论他的长篇小说《诉讼》的结束语）：
“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代之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负疚意识。有一次我想起这种无穷无尽性时准确地描写了某个人：‘他担心，羞耻将在他身后继续存在下去’。”卡夫卡将他生活虚构成一系列突破父亲的势力范围、进入脱离父亲影响的区域的尝试。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最强烈反对的莫过于任何“虚构”了，他认为虚构摒弃了有机的、时有出乎意外的生动丰富的生活的呼吸，匆匆忙忙地编造想当然的、呆板的、概念化的联系。可是他自己在此却坠入了虚构的泥潭，除了符合事实的以外，也插入了半真半假的抑或夸张的情节。比如他将他的文学创作亦纳入“逃离父亲的尝试”这一总标题中，仿佛他对艺术的兴致、他创作的喜悦感不是来自自己的力量，不是自立似的。在接近他的人的眼里，从事创作的他根本不是那种挣扎在父亲魔影中的形象，而是一个为形式、创作欲望和能力、认识事物的动力、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的爱所振奋激动的形象。当然，在给父亲的这封信中他以令人震撼的话表达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的写作与你有关，我在那里仅仅是倾诉在你胸前所不能倾诉的。这是一种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告别虽是为你所通．却是沿着我所制定的轨迹发展的。”卡夫卡在这封“信”中，从逃避父亲的企图这同一个出发点来看生活的其他圈子：家庭、朋友、犹太民族、职业，以及两次意欲导致婚姻的开端。“我的自我估价受任何东西的影响，比如一个外在的成就，都远远不及受你的影响……那里，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斗败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争取换个地方去生活，然而这种努力不值一提，这是在为某种绝不可能的事努力，除了一些小小的例外，这绝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卡夫卡给他童年的状况赋予了一种压抑他自己的性质（也许由于是事隔多年的回顾，或由于在信中执拗地坚持着的虚构的影响，这种性质被描绘得过于灰暗了）、他声称，他在中学里所学甚少，甚或一无所学（出于我对他的密切关系的了解，我要就他的学识，比如说希腊语知识——一我们在大学期间曾一起读柏拉图著作——提出异议），他接着说：“自我能够思考时起。我心中便怀着这种对精神存在观的最深的忧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有点奇怪，人门在此可以遇到最不可信的言论，然而却以冷漠的、几乎没有内容的、不可摧毁的、幼稚直至可笑的、动物般自以为满足的无所谓的态度出现，这种自以为是，然而冷漠而多幻想的孩子的无所谓态度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见过，当然，无所谓态度在这地方也是保护自己不被恐惧和负疚感摧毁神经的唯一工具。”
至于“自救尝试”，我会在应该谈的地方谈到它的，当然并不完全与这封给父亲的信中意义一致。只是关于将犹太教作为逃避父亲强权的阐述还应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能反映卡夫卡青春年代的关键性问题，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不仅对认识那个过渡时期的犹太民族是如此，而且关系到卡夫卡以后在宗教上的发展：“我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面对你的避难之所。这里找到一点避难角落本来是可以想象的，然而这里更可以想的是，我们能够在犹太教中相遇而安，甚至一致地从那里出发。可是你所给我们的却是什么犹太教！我在过去的年头中面临过三种形式。
“孩提时，我附和着你，谴责自己，因为我不常去教堂，不做斋戒等等。我相信，我这么做不是对我不好，而是对你不孝，这时，一直潜伏着的负罪感也就渗透进了我的心灵。
“后来，当我成了年轻人时，我不理解：为何你对自己信奉的犹太教一无所知，毫不虔诚，却谴责我不去努力像你一样（如你所言：出于虔诚）信教。据我看来，这些谴责实际上是空话，是玩笑，连玩笑都谈不上。你一年到教堂去四次，在那里与其说像个认真信教的，不如说至少是更接近于那种不把它当一回事的人，把做祷告当做走过场，有时你居然能够将正在朗读的书中段落指给我看，使我惊讶不已。此外，只要我能去教堂（这是关键所在），我就可以在里面随心所欲地东游西逛。在那里的好几个钟头里，我不停地打阿欠，不停地打瞌睡（我相信后来我只有在舞蹈课上才感到过这么无聊），尽可能在那里偶然的一丁点儿变化中寻找乐趣，比如当约柜打开时，这时我总是联想起游艺靶场，在那地方，有谁命中了靶心，一个柜门也会自动打开，只不过那里柜门中出来的总是些有趣的东西，而这里总是那些没有脑袋的陈旧偶像。我在那里还总是非常害怕，这不仅是因为我自然为如此接近这么多人而害怕，也因为你有一次提到过，我也有可能会叫上去诵读经典的。为此我颤抖了多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消我的无聊，顶多还有那成人礼，然而那也只要求背熟文字，颇有点可笑，也就是说仅仅像参加一次可笑的考试；再就是与你有关的小小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宣你上去诵读经典，你很好地通过了这一在我眼中完全是社会活动性的事情，或者你留在教堂里参加灵魂回忆活动，而叫我先走，这事在很长时间中（自然是由于我被赶走与不能进一步参加任何活动，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几乎未曾意识到的感觉——这事有点不公平。——这是在教堂里。在家里可能更要命，欢乐局限于第一个赛德之夜，这个夜晚日益变得像一出令人笑得痉挛的喜剧，当然是在那些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氛围之中（为什么你也不得不适应于这个氛围呢？因为它是你造成的）。这些就是传给我的信仰教材，此外便没什么了，顶多还有那伸出的手，指着‘百万富翁福克斯的儿子们’，告诉我他们在高贵的节庆日子中与他们的父亲一起去教堂。这样的信仰教材除了尽快地弃之脑后，还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法，那我就不明白了；正是这种抛弃在我看来才是最虔诚的行为。
“更往后，我又改变了对此事的看法，并且懂得了，为什么你竟会认为我在这方面也恶毒地背判了你，你从那小小的聚居区般的小村镇中确实带来了一点犹太教，本来就不多，又在城市中和军队里失去了一些。无论如何，青年时代的印象和回忆还勉强够你过上一种犹太生活，尤其是因为你不需要很多这类帮助，你出身于一个十分强大的家系，对你的性格而言，宗教上的疑虑若不曾同对社会的疑虑混杂得太深，几乎是无法使你动摇的。从根本上说，引导你的生活的信念是，你相信一个特定的犹太社会阶级的观点的绝对正确性，实际上由于这些观点是你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你相信的是你自己。这里面所包含的犹太教还是够用的，然而欲将它在孩子身上继续流传下去，却太少了，你所传下去的是一点一滴聚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是不可传代的青年时期印象，一部分是你那令人畏惧的本质。而且也不可能让一个满怀畏惧而尖锐地观察着的孩子理解，你以犹太教的名义，以无所谓态度推行的那些无谓之举会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如果说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那也只是作为昔日的纪念品，你为此而要将它们传给我，由于它们即使对你来说也已不存在独立的价值，你只能通过说服或威胁来向我灌输；这一方面是不会成功的，另一方面由于你在此完全不明白你的地位之虚弱，必然使你对我表面上的固执非常光火。
“整个看来这不是什么孤立的现象，在犹太人这过渡的一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即从相对来说虔诚的农村迁入城市的人都是这样的；这是自然发生的，只是这个现象给已经够尖锐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加上了一层痛苦的色彩。在这一点上，你应该像我一样相信你是无辜的，可是要以你的个性和时间的推移来解释你的无辜，而不是完全以外界的因素为借口，也就是说不说什么，你工作太忙，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所以没有时间投身于这类事情云云。我从你毫无疑问的无事出发，习惯于以这种方式将不公正的谴责锋芒转到他人身上。这种做法无论在哪里，包括在这里都很容易得到否决。这并不是你可以给你的孩子们上的一堂课的问题，而是需要展示一条堪称楷模的生活之路；假如你的犹太教信仰更强烈一些，你的榜样也就会更有号召力一些。这是不言而喻的，完全不是谴责，而是对你的谴责的防卫。你最近读了富兰克林的青年时代回忆录。我是有意识地给你读的，然而并不是像你自我解嘲地说的，是由于一小段关于食素的叙述，而是由于书中描写的作者与他父亲的关系，以及作者与他儿子的关系，正如这本为儿子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表达的。我不打算在此提及细节了。
“最近几年来，你觉得我对犹太教事务关心得多些了，而我得到了对你的犹太教观念的一定的补充证明，由于你先入为主地对我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对我的发生兴趣的方式怀有厌恶感，所以在此也不例外。可是除了这点以外，你在这里有一点小小的例外表现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在这里活动着的毕竟是与你的犹太教同出一源的犹太教，因而也有可能使我们之间产生新的关系。我不否认，你对之表现出兴趣的事情往往反倒会使我产生怀疑。我并不是想断言我在这方面有什么胜于你的地方。但是根本就没有对之加以验证的可能。我所介绍的犹太教使你感到讨厌，犹太文字你觉得无法阅读，它们‘使你恶心”’。——这可能意味着．你坚持认为，只有你有我童年时期告诉我的那种犹太教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以外不存在别的。可是要说你坚持这种看法，似乎又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你的‘恶心’（撇开它首先并非为犹太教所引起，而是针对我个人的这点不谈）只能意味着，你无意识地承认了你那种犹太教以及给我的犹太教教育的弱点你绝不愿意回顾，并以不加掩饰的痛恨来回答一切回顾。此外，你对我的新犹太教教义的反面评价是非常夸张的；首先，这里面掺含着你的诅咒；其次，对于犹太教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因而就我的情况而言，它是有致命伤的。”
父亲是如此，而母亲“在杂乱的童年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智的典范”。儿子虽然埋怨她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然而对此表示完全理解，知道她一方面是出于对丈夫的爱，一方面是面对一个不容任何反对意见的男人的讲求实际的让步。但是父母以这种方式联合为一体，组成了对儿子的共同战线，母亲只是偷偷地脱离这条战线，以便给儿子一点爱的表示—一这在卡夫卡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随处可见，比如在很短的小说《夫妻》（载《一场战斗记实》）中便可见到相似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它堪称卡夫卡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有自我表述性质的作品之一。正确地阅读它，那么每一句话都富有启发性，从开头的生意上的抱怨直到尾声处N．先生的夫人向来访者或捷言之不速之客提到他自己的母亲时说的这几句话：“尽可以说，她（母亲）能够创造奇迹。已为我们所毁了的可由她来修复。我童年时便失去了她。”还有那结束语：“噢，竟有这样的失败的经商之路，而人们不得不带着负担继续走下去。”
奇怪之处不在于，弗兰茨感到父亲的性格是某种陌生的东西，却由于其活力和力量而对他钦佩不已。奇怪的是，他在此后的生活道路上也极其希望得到父亲的首肯，尽管这往往是根本办不到的。“你也有一种静静的、满意的、赞同的微笑方式，这种方式特别美，却非常难得一睹，可是这种微笑会使对方非常愉快，”《信》中这么写道。他算了一下与父亲接近的时刻：“这自然很少，但却十分美妙。比如当我以前炎夏午饭后在店里看见你疲倦地用胳膊肘支着柜台打一会儿瞌睡时；或者当你急匆匆地跑到我们这儿来消夏时；或者当母亲病重，你颤抖地哭着紧抓书橱时；或者当我上次生病时，你轻轻地走到我住的奥特拉的房间，停在门口，只探进头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出于好心的考虑只向我拍了招手。在这种时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来，现在，当重新写下这些的时候，止不住又哭起来了。”——他的书中的一本——《乡村医生》——是献给父亲的。父亲接受这本书时说的话（显然并无恶意）经常为卡夫卡所引用。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放在桌上吧。”
日记中弗兰茨描写一个晚上，在写到他难得真正完全感到满意一个行动的那句结束语（《日记》252页），听起来是那么的忧伤：他以极大的努力，审慎周到，确实成功地在犹太区政府中组织了一场一个贫穷的东方犹太话剧演员的朗诵会，自己讲了颇有意义的开场白（这是他作过的唯一的演讲——可记录在案的仅仅还有一次在布拉格的托因贝大厅朗诵克莱斯特的《米歇尔-科尔哈斯》）。他这番报道却是以写在括弧中的、仿佛从深深的背景中道出来的话结束的：“我的父母不在那里。”
卡夫卡父母家中的情况与普鲁斯特家里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见列昂-彼埃尔一昆特：《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父亲每天一大早离开家，几乎与儿子不打照面。”而他母亲则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对他很关心，总是原谅他的任性，原谅他习以为常的草率马虎态度。”——倘若探讨一下父母教育的共同特点，也许会找到两位作家世界观相近与文风相近的共同根源，他们俩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互相间却从未听说过——这将使那些喜欢分门别类的观察家们重新陷入世界之杂乱的昏暗之中。描述的特别细密准确，即对细节的爱好（我欲称之为“填密写作”），还有被卷入家庭的魔法漩涡中，自然还有种族（普鲁斯特的母亲是犹太人）甚至际遇的某些相似之处，所有这些都诱惑人对他俩加以对比，当然，普鲁斯特所处的世界都市环境与卡夫卡所处的小市民的布拉格导致他们的发展道路出现根本性的分岔。
对于诸如普鲁斯特、克莱斯特、卡夫卡这样的情况，终其一生不能脱离童年的印象，不能脱离家庭和家庭传统的控制力，可以用精神分析学关于无意识的恋母情结与无意识的恨父的模式来笼套。然而对天真幼稚行为的依附则完全可以（我无意否认精神分析学解释有关重要主题的同样有效性）作简单一些的解释：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须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们的讨论是一生中后来所有斗争的模式。——人投入了与生活和世界的决斗。第一场战斗：与父母。然后生活带来其他斗士：同学、老师、其他公民、观众、不可解释的反对男人的妇女世界。尽是敌人——至少可以说尽是对手，很难从他们中间找出善意来（这种“找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战斗，一种迫使人采取的行动，一个任务，一场生活考核）。人和战士是怎样通过第一场战斗的，已经指点着未来，可以视为未来的象征，倘在回顾者眼里那生活的开端真的恍若他生活的后来阶段以至生活整体的雏形或代表，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根据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第一个指出这点的是海因茨-波利策）同样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交往（或者如我在此试着指出的这么说：通过在年龄成熟一些后与面对面而来、面对面斗争的世界整体的交往）丰富了、扩展了对“父亲”的想象，使之形象丰满。
“噢，假如我知道回去的路，知道那返回童年时的可爱的路该有多好啊，”克劳斯-格罗特一布拉姆斯这样歌吟。这种渴望在一般人心中可能仅仅是一闪即逝的插曲，也许作为一个劳动后的疲劳现象出现，——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问题：难道说疲倦的人比为虚荣或为生活之必需劳碌不息的人要诚实一些吗？除了这种插曲式的“返回童年”思想，也还有真正的童真幼稚，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制约着毕生命运的思想，有的人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其制约。
孩子信赖父母，也希望父母信赖他。这一点正是最早的影响人的心灵的重大冲突之一的导火线。世界提供的往往不是相互间的信赖，而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斗争、战斗。——这第一次冲突（同父母和家庭），被多么认真、多么火热地感觉着，可以在一个典型童稚的作家—一克莱斯特——的经历中找到出色的例子。一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家里（扩展了的父母结构）对我的所为所求会怎么说？他们会信赖我吗？一方面是认为荣誉只存在于战时壮举和行政能力中的老式普鲁士家庭，另一方面是温顺的、感情丰富的、情绪不稳定而又偏偏为最高尚的伦理原则所奴役的作家，克莱斯特与他家庭的差异大得惊人。他知道，他的诗和剧作在家里人眼中不外乎是不守纲伦的邪门歪道，毫无价值可言。——卡夫卡以特别的投入阅读克莱斯特的书信，将那些证明克莱斯特家庭将那位作家视为“人类社会中一个毫无用处的、不值得再给予任何同情的一员”片断抄录下来，并以意在言外的嘲讽口气写道，那个家庭在克莱斯特一百周年忌日将一个花圈献在墓旁挽联上写着：“献给家族中最优秀的人”。
这位坚强的人一般总是耸耸肩膀，带着那么点轻蔑，他看待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看他们如何强烈地期待着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期望他们自身、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实质能得到家庭的承认，换来家庭的信赖和坦诚相待，然而却由于家里无人理解他们而精神崩溃。坚强的人在发展道路上很快就会到达某一点，在那里他们对自己说（或许有理，或许无理）：真是的，这个家庭是无可教诲、无可救药的了。可是世界是广阔的。还有其他单位团体，我将向它们显示自己的存在，家里那伙人怎么看我关我屁事……
这么一解释，自然就可窥见生活的悲喜剧了。事实上那放弃了争取家庭信赖的坚强汉子与多愁善感的人相比并未赢得过多的优越之处。以后“广阔的世界（哦，它马上就变得那么狭小）所提供的冲突，与那人生第一次为求得信赖而又不能获得的冲突相比差别总是微乎其微。不管是朋友抑或上司，是高于一切的情人抑或仅仅是同你偶尔打一个小小交道的不相干的人，你总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你的存在，你的本质，你的内心所向，然而人们关心的却总是你的成绩，从道理上说，人们也只能通过你思想的体现来检验你的思想，别无良方。你希望的却不是得到检验，你只希望人们相信你。每个人（同每个神祗一样）都希望周围全是信仰。只有当灵魂感受到来自他方的信任时，才有可能发挥其极细微的、不同寻常的能力。
一位哲学家（菲利克斯-威尔奇）将“信任决定”原则称为一切伦理学的基础，由此可见信任问题的中心地位。人们无法证明，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否有意义，是一个善的神灵的杰作，还是无意义的、凶恶的东西。这个问题只能由人们随意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或否认。究其根本，每个人的本质、道德也同样只能无证据地为人相信或否认。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无法提供准确的证据：实际成绩低于评价，最有利可图的往往源于最恶的心灵。
在第一次冲突中（无所畏惧地争取家庭的信赖）所有后来的生活冲突均已具雏形，似乎均已包含在其中。对在第一次冲突中，可以说在生活斗争的准备阶段，已经存在的童稚者的耸肩，乍看之下不是那么十分公平的。这些“不实际的人”也许会删除思想和痛苦的某些空洞无物的环节；最终人们会发现，他们不仅比别人感觉更温柔敏锐，也更接近真理和最深处的认识。因此一个“童稚”作家的世界观能够握住我们的心，克莱斯特便是这样；童稚在此并非弱点；它只是对存在的不幸的基本情状的一种比较诚实、比较认真的理解。我们大家身处这情状之中，面对着面，互不信任，每个人心中都在秘密地恳求人们相信自己，即使自己的品行无法得到证明也罢。克莱斯特和卡夫卡（在《失踪者》中）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以图表现一个永恒的场面——一个人蒙受了可耻的名声，一切外在因素都于他不利，他聚集最后一点良心，希望人们不要谴责他。不错，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克莱斯特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一点的。他的偶像是：凯特兴-封-海尔布隆。可是正如凯特兴信任她的骑上一样，潘台西利娅也希望阿奇勒斯在所有战斗性的仇恨表象下始终感觉到她的爱。托妮捆起了她的情人，把他交给了敌人，——表面上看作者是批判了她，但实际上她心底是希望他能相信她，相信她的感情。“你不曾对我不信任该多好啊，”这是她最后的话。还有阿尔克梅娜在她那发火的丈夫面前，爱菲（《碎罐记》中）在她的未婚夫面前，那看上去十分残忍的选帝候在那洪堡人面前——所有这些人都是难以理喻的、忧郁的、有罪的，或至少有不良行为的形象，却全都非常诚实，他们最强烈渴望的莫过于叫爱人认识他们深厚的爱。这是人类的基本情况，就克莱斯特来说，这是从他亲身感受的生活状况中扩展开来的。他有一个坏毛病：不爱写公文爱写诗——然而通过这个坏毛病，这伤风败俗的行为，他的家庭却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所创造的最激动人心的象征是：玛尔基斯-封-O．进入了新的境况（正如天赋将一个作品变幻推入作者的心灵一样），她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事情发生了，医生的诊断再明确不过地给她判了死刑，然而她是无罪的。克莱斯特最大的创造性表现在：他用最强有力的论据将犯罪的表象堆在女主角四周，如同在一个殉教者周围堆柴垛一样。越是这样，划破云空的闪电就越亮，照耀着令人眩目的、雪白的无辜。所以，父亲认识到玛尔基斯-封-O．心灵的纯净，并向她道歉这个场面才会具有如此震摄魂魄的感情力量。是什么样的勇气引导作家提笔写下（早在弗洛伊德前很久）这些话的啊，任何人读到这里内心都会受到极大的震动：女儿脖子后仰，两眼紧闭，静静地躺在父亲的胳膊上……他坐有椅子上，长时间、热烈地、没完没了地对着她的嘴吻着，眼里闪着晶莹的泪珠，简直像个热恋者！女儿不说话；他不说话；他坐着，脸俯在她的脸上，如同俯在他初恋的姑娘上面，拨正她的嘴，吻……这样一种充满最后的魔力的渴望之场面多么经常地晃动在克莱斯特眼前！这个场面或任何“童稚”的相似场面多么经常地与他同床共梦！
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与克莱斯特的著作有一些实质上的、完全不可仅仅以回味相似来解释的特征，尤其在散文风格上，已经为人们反复提及。可是关于他们基本立场的心灵上的接近，据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指出过。这两个人的基本立场的的确确是惟妙惟肖，甚至他们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们的童稚和纯洁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竟然也是对家庭的责任！这是打开诸如小说《变形记》、《判决》、《司炉》和其他作品中一些细节的钥匙。赋予象征以现实的生命的方式，两位作家也是一致的。那位女士在高尚的家庭眼前痛苦地变成一个羞耻地怀了孕的人的幻景，与那另一个家庭的儿子在谜一般的命运驱使下变成令人鄙视的昆虫的故事亦甚相近。
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的牵连难分难解，与家庭和一种无意识地继续起作用的严厉的传统的牵连难分难解（在克莱斯特那里由康德主义重新引起人们注意的普鲁士传统；在卡夫卡那里是由后期对犹太民族的研究重新唤醒的犹太正义伦理学）。我想以卡夫卡有一次对我讲的话来与克莱斯特肖像中的孩子模样作对比：“我将不会经历成年人的年龄阶段，会从一个孩子直接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经常强调并写入日记中：人们把他看得多么年轻。在同样的纸页上还记载着对性的作用表示了一定的、一段时间内的不信任（克莱斯特也这么报道过）。另外：对自己的高度要求，这两个人好像有负于家庭，一定得说明自己不是废物。弗兰茨讨厌任何形式的“未成年照顾”，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柏林还一直折磨着他，那是1923年那个饥饿之冬，他收到了父母从布拉格寄来的食品包裹。卡夫卡的最高生活理想没有比克莱斯特那些充满渴望的话表达得更准确的了：“耕作一块地，种一棵树，生个孩子。”这两个人的生活道路当然与他们所渴望的农家生活和简单作业的意义相差甚远。他们相似之处还可以远远地引伸下去，直至深入他的创作形式内部，当然人们不是没有注意到，卡夫卡也曾有意识地学习克莱斯特的风格。可是，除此以外，他们共同掌握着童话般的发明与寓言般的联想的独特形式，这一点与他们迷恋昔日有关，童年时代，孩子们总是将所见所闻视为着了魔的、梦一般变幻着的世界。这两个人确实认识“回归之途”，并很愿意去走，也经常去走。两个人那晶莹剔透的风格与忠于细节的现实主义则是作为平衡因素出现的，是强烈的内心自然对那种迷恋梦幻和童年的倾向的反抗。在两位作家笔下，那些一团乱麻似的、最神秘、最朦胧的现象是以尽可能明确、简单、含义清晰的词汇娓娓道来的。
第二章 大学
第二章 大学
“活像一根棍子似的从他嘴里吐出”——这是我记录在日记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论。卡夫卡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谁了）说话不容人打断的特征。
重读我的笔记，我今天仍然能产生对卡夫卡的表达方式的敬佩之情。对他来说，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总是处处以他独特的简洁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来表达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脱口而出．带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见过卡夫卡的人，丝毫感觉不到做作的、阴暗的少时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负担，感觉不到为摆脱这种负担就轻易把颓废和纳士派头视为出路，也感觉不到心灵的揪扯、侮恨。《致父亲的信》中所写下的，在外人看来似乎并不存在。或者只不过有所暗示，并且仅仅存在于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里。这种痛苦我是逐渐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健康的年轻人，显然沉静得出奇；他视察着，不引人注意。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态”、怪僻、怪诞，而是显示着自然的伟大，显示着向上、强健、健康、可靠、简朴。
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本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实（他表达思想多半用开朗的声调），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见过的人中最容易与之交谈的人之一，尽管他很谦虚，尽管他很平静。他说得很少，在大庭广众中他经常见小时不发一言。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就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运朋友们笑。这还不止，在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心地信赖于他的明达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几乎没有失误的见解。作为朋友，他能奇妙地给人以帮助。只有对他自己，他才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在同他的个人交往中，由于他有很好的自制力，人们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这个印象，而他的日记则加深了这一印象。从他的书中，尤其是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景象竟是这样的灰暗，与平常与他一起度过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来矫正与补充——这也是促使我写下这部回忆录的动力之一。留在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与他的文学并驾齐驱，有必要加入对他的整体评价。在他的情绪好的时候，他会在两个人对话的场合中编织插着想象翅膀的童话，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后来在描述我们的瑞士之旅时曾举过一个例子（作品《廉价》）他执意地扩展幻想，怀着可爱的固执，不断回到幻想上来，以各种色调的幽默赋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总是像在独特的玩耍中源源涌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在他创造力的独特性中同样碰得到这种游戏般勾勒的线条；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还发现，他的妹妹奥特拉在这点上很像他；这活跃的、想象细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属性。有一次我去见奥特拉（这时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与她商谈一件重要的事；一开始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她对她的狗的有趣观察，大约有一个小时无法同她谈其他任何问题。我经常在卡夫卡身上发现相似的情况。
我是在大学一年级时认识弗兰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间，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学期中的事了。弗兰茨比我大一岁，当时正处在第三个学期。他离开中学后，先是注册了十四天化学，然后是一学期德国文学，然后报了法学——最后这个选择只是作为权宜之计，没有爱好在先，就像我们中的有些人那样。
在慕尼黑同保尔-基什一起继续学习德国文学的计划不曾付诸实施。法学专业有着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没有方向，或者说包含着最大数量的不同方向（律师、官吏），也就是说前景的断定要向后推延，这个专业并不要求对它怀有任何特殊的兴趣爱好。卡夫卡是叹息着接受这个专业的。他从不隐瞒对法学学业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记可资为证（1911年）：“摘自一本旧笔记本：现在是晚上，我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学习，现在我发现，我的左手出于同情心已经用它的手指将右手捏住一会儿了。”
在《致父亲的信》中，这一职业选择同“被父亲战胜”，同“主要事业”也挂上了钩。这是一个属于后面的结构，可是其核心，我们青春时代的无言可遵、无章可循状态可以在卡夫卡的话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写道：“对我来说实际上不存在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一切与主要事业相比，在我的心中都显得无所谓，就像中学里的一切教学内容一样。事情就是找一个职业，只要不十分伤害我的虚荣心，这是我的无所谓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么法学便是不言而喻的对象。虚荣心和狂妄的希望与之相对的小小的尝试，比如十四天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国文学课程，都只能加强那基本的看法。于是我选择了法律。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中充分绷紧神经，精神上靠吃千万张嘴咀嚼过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觉得水粉不难吃，就像在一定意义上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工作给我带来的滋味一样，因为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处境。至少我在这里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已经对学习和职业有过十分清楚的预见。我并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经自暴自弃了。”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实情况是：我们俩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只有艺术创造对我们才有向心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承认这一点。我们对艺术也有着过高的看法，好像总想将艺术同“面包职业”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令人头疼的问题联系起来。再说也没有任何人来引导我们，给我们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话）。由于我们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们只能以为自己所不喜欢的学业是唯一的避难所。其它避难所至少在我眼里不存在。卡夫卡自然还有一种模糊的设想（这在他生命的后期重现过）——可以“离开布拉格，从事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处是“德语大学生阅读演讲厅”（这个聚会场所那时在费迪南特大街，现名纳吉德尼）。那时，只要不是民族反犹思想者或犹太主义者，加入这个规模颇大的联合会对布拉格（以及各地许多地方）德语中学的毕业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很久以后，大约在此十年后，才信仰犹太复国主义人这个“厅”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质，我们虽说不戴便帽，却系着黑红金之色带子，带子上写着革命的年份1948。不过对那场革命的怀念已是那么苍白，那么不热烈，那已是完全没入地平线后了。此“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厅委员会；在它与成员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抗，有时候甚至演化为一种“斗争”，而最后总是以成员们垂头丧气的、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这是因为每次举行全体大会时都会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联系对象，他们属于“厅”，但与“厅”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一年到头从不关心联合会的生活，在作决定之前他们却全数到达，一致给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投票（我们每一次都为这台选举机器所激怒，这台机器由委员会伟大的策略家布鲁诺-卡夫卡根据事先详尽的安排加以操纵），他们根本不能参加辩论，对受歧视的“浪荡公子”——即没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对委员会的意见不感兴趣，他们仅仅通过坚决果断的头头们的嘴来宣布他们不可逆转的意愿。而委员会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脚，未被推翻。
弗兰茨不参加这些虚荣得幼稚可笑的游戏，关于他同布鲁诺-卡夫卡的亲戚关系也是在后来才听他谈及的（同时他表露出对这个精力旺盛的人的钦佩）。——然而我们正是在这场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战中第一次见面的。——“委员会”的反对派核心是那个“文学艺术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独立性，只有其经济问题取决于季员会的意见—一这往往导致激烈的辩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邀请戴特莱夫-封-利利恩克隆来布拉格作报告，委员会不是不同意给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们提出的给他那么多。与委员会跟它的舞会委员会和节庆酒会相比，我们觉得身处文艺部即为精神的肩负者，且不论这么认为正确与否。本部定期举办讨论会和内部报告晚会。我刚脱离中学时，在这种晚会上初次登台是作一个题为《叔本华和尼采》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动，这是由于我当时是激烈的、狂热的叔本华信徒，任何对我奉若神明的这位哲学家的论点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我都一概认为是亵渎神明；而尼采则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饰地说成是个“骗子”。（我对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尽管已有所保留，内容也有所变化）。
作完这个报告后，比我大一岁的卡夫卡陪我回家。——他习惯于参加文艺部召开的所有会议，但是我们互相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注意到。其实要发现他也并不容易，他很少发言，他外在的特征是极不引人注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蓝色的西装也像他本人一样不引人注意。可是当时我好像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他比平时开朗，当然伴我回家路上说不完的话是从强烈反对我过于粗暴的措词开始的。从这出发，我们谈到了自己心爱的作家，各自为自己所爱的作家辩护。我崇拜梅林克。在中学里我学的是古典作家，拒绝一切“现代派”，到高年级的某一年里就发生了转折，现在我置身于真正的“狂飙突进”之中，欢迎一切奇异的、放纵的、不知羞耻的、玩世不恭的、无节制的、言过其实的东西。卡夫卡以宁静和智慧向我迎战。对梅休克他毫无兴趣。于是我背诵一些“优美的段落”。有一段摘自梅林克的《紫色死亡》，其中将蝴蝶喻为大本地打开着的魔法书。卡夫卡皱了皱鼻子。这类文字在他看来纯属陈词滥调，十分生厌；对一切哗众取宠、人为编造的东西，他统统嗤之以鼻（不过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明确分类的词汇）。在他的心中有某种“大自然的悄声细语”，如歌德语。他在爱他人的这一点。卡夫卡引述了他所喜爱的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句话作为反证：“房子走廊里潮湿的石头的气味。”然后他沉默良久，什么也不加补充，仿佛让这神秘的、不显眼的气氛自己说话似的。——这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依然记得是在哪条街、哪座房子前说这番话的。有的人或许会为卡夫卡作品中透出的与爱伦-坡、库宾、波德莱尔这样的人，与这些“生活的夜的一面”的作家们亲近的氛围而惊讶不已——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却是感觉的朴实和自然流露，我的这位朋友将我引导向这个方面，并从而渐渐使我从我那时为完全错误的自命不凡和幼稚的自大充斥的精神态中摆脱出来。事实便是如此。无可反驳的见证文献是下面提到的那封信，那肯定是卡夫卡给我的最早的信之一。我无法回忆准确的日期，信封已不在了。不过时间无疑是在1906年之前（卡夫卡是在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因为信里还提到听讲座。
通过读这封信可以发现，卡夫卡的天性是优雅的，他刚中有柔，是乐于去理解其他观点的。信中指责的方式十分柔和，他更多地指责当时围绕着我并视我为头目的那些人的举止（一种陈腐的罗曼蒂克和感情的突然冲动，他称之为“狼壑”），很少涉及我自身。
亲爱的马克斯：
主要由于我昨天没有去听讲座，我觉得有必要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那天晚上没有同你一起去参加舞会，尽管我也许答应过你。原谅我，我本想轻松轻松，把你和普利布拉姆请来共度一个夜晚，因为我认为，假如你即席发表尖锐的见解（你在人多的场合爱这么做），而他也以他聪慧的总揽能力（除了艺术，他几乎对什么东西都有此能力）发表相应的看法，这样一定会形成令人愉快的人员组合。可是当我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我把你所在的那个圈子，那个小小的圈子给忘了。这个圈子给局外人的第一印象是于你不利的。因为它既依赖于你，又独立于你。在它依赖于你的时候，它像一片灵敏的山区般围绕着你，准备好了现成的回声，使听众惊愕不已。当听众欲以目光静静地揣摩眼前某物时，他的背脊上遭到一阵痛打。于是对两者的享受能力都将失去，尤其是假如他不是特别机智敏捷的话。但是假如他们是独立的话，他们将给你带来更大的损害，因为他们使你的模样失真，通过他们，你现身于不合适的所在，你将在听众面前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你拥有坚定不移的朋友们而依旧享有那美好的时刻，只怕也无济于事了。友好的群众只有在革命时期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在那种时候大家一起行动。然而一旦在散淡的灯光下发生桌旁小暴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予以粉碎。他想展示你的 “早晨风光”布景，并以它为背景，可你的朋友们却认为，在此时刻还是“狼壑”更合适些，于是他们将“狼壑”作为侧翼布景置于你的身旁。自然两种布景都是你画的，每个观众都看得出来。但是在早晨风光中的草地上遮掩着多么令人惊惶不安的阴影，原野上飞翔着讨厌的鸟。我认为，事实便是如此。你很少这么说，但偶尔也有这样的时候（对此我们有点不太理解人在福楼拜那里充满了对事实的想象力，而没有情绪易燃物，你知道吗？我怎么会利用你这句话来丑化你呢，有机会时我便这么用过这个思想，你说“维持多美啊，”我说：“不过假如我们实事求是地说．里面有许多情绪易燃物。”这是一条可笑的、令人不快的评语。但是我是你的朋友，我说这话时绝无恶意，只是想给听众复述你对同一事物的同样的观点。因为对朋友的言语不再加以琢磨往往是友谊的象征。可是听众却已变得悲哀了，疲倦了。我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我觉得与其你不能原谅我未曾同你共度那个夜晚，还不如不能原谅我这封信来得好些。——致衷心的问候——你的弗兰茨-K。
且慢撂下此信，我重读了一遍，发现表达得不清楚。我想写的是：在疲惫的时候可以松弛一番，在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下，自己一步不还便被引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这对于你来说是何等的幸福，而正是这个机会能使你在一个应酬场合得到表现——我考虑的便是与普利布拉姆相聚的场合——而非如我之所欲。——这回够了。
绝对诚实是他的品质中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另一个特点是他那精益求精到令人难以想象程度的认真。Conscienta。rPu－losa。这表现在一切道德问题上，即使是一件不公正的事的最淡的阴影，他也绝不会视而不见。这会一下子就令人想起犹太圣典中所载的辩论，这种思维方法简直就像是他先天就有的；而实际上他是在很久以后才开始读圣典的。他的许多作品有着这个特征，比如“匆匆路过者”（短篇小说集第39页），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跑，但却并非追踪，讨论了导致这一现象的种种可能性；再比如《诉讼》中描述对“在法的门前”这个故事作出种种解释的伟大场面。有时弗兰茨不能消除自己的顾忌，担心会做错什么事；另一方面，他钦佩一切决断，尤其对他人结婚的决断钦佩得流于夸张。然而就他个人而言，他是勇敢的，骑马、游泳、划船都很出色。所以说他的认真精神并非产生于诸如胆小这样的原因，而来源于一种强化了的责任感。我还记得一个晚上同他一起出门的事，那是在意大利刚刚对土耳其宣战之后。我们在剧院里，弗兰茨反常地烦躁不安。休息时他突然说：“现在意大利的装甲战舰停靠在没有防卫的海岸旁了。”这时他脸上浮现着悲哀的笑容——今日人类的现状在他眼中是前景暗淡，无可救药的。可是在这深深的悲观主义之外，绝不可忽略他对一切健康的、成长的事物之喜悦心情，不可忽略他对一切改革的兴趣，比如自然疗法、现代教育方面，如蒙特索里体系。对于那些爱“夜的一面”和颓废的作者们他从未产生过丝毫兴趣。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对生活作出简单的、积极的安排。他最喜爱的书中包括斯蒂夫特的《季夏》和赫贝尔的《小宝盒》。他的内心奇异的混合着绝望和建设意志，二者在他心中并不互相抵触，而且上升为复杂到了极点的综合物。
艺术上与他的认真细致精神相对应的是他的描写的详尽性。这一点在他每一个作品中都可读到。他爱细节。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部充满细节的、篇幅宏大的、描写性的长篇小说，题为《千万种享受》，有时弗兰茨和我将它命名为《幸福的人们》。每当我给他朗读刚写好的一章，弗兰茨总是欣喜万分，催我继续写下去（1909年）。我完成了这本书，但仅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其中一章（《沉醉在书籍中》——描写的是大学图书馆），因为我觉得这整本书十分怪异可怕（卡夫卡强烈地反对）。卡夫卡对彻底性的偏爱、他那铺得很开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地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经常迟到——但不是由于时间观念差，而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觉得需要吸仔细地完成另一件事。不存在不重要的事情，不存在他仅仅“做完便完”的事。正如他不愿委屈任何人一样，他也不愿委屈日常所遇的任何事情，任何活动。所以人们在他身边会强烈地感觉到：世上根本没有平凡的和普通的事物。关于圣人和宗教创始人，流传着关于与此相似的作用力的传说——与卡夫卡的接触使我相信，这类传说是基于真实的感受之上的。
神圣的范畴（而不是诸如文学这样的范畴）是唯一可据以正确地观察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的范畴。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圣人——这种说法在他自己的眼中也是完全错误，甚至亵渎神灵的。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要求观察者每走一步也要小心翼翼，因为这是在人类最边缘处的悬崖边走路，可是即使怀着这种谨慎之心，依然可以从许多迹象中推论，弗兰茨-卡夫卡正走在通往这最后目的地的道路上。他从不以微不足道的尺度来衡量自己，总是面对人类存在的最后目的；通过这一点，才能解释他那尖锐得令人震惊的自我批评，才能解释他那给人以超自然感觉（却又是那么自然）的谦虚退让，这同时也是他不太愿意发表自己作品的主因之一。
使他归入神圣范畴的一个特点便是他的信仰。他信仰一个公正的世界，信仰“不可摧毁的”，他的许多箴言都提到过这点。要不断地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太弱小了。然而这个世界存在着。真理随处可见。它穿过所谓“现实”的人们注视着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对每一个细节对现实的每一个细小皱褶都深感兴趣的原因之所在。在日记中可以读到数页之长的记载，关于寻常人的长相、面容和其他特征，关于火车上对面坐着的旅人、路过身边的行人。同这种兴趣密切相连的是一种贯穿始终的讥讽。甚至卡夫卡作品中最酷烈的场面（《在流刑营》、《鞭挞者》）也处于审视的兴趣和温和的嘲讽这幽默双重光的交叉照射之下。幽默是卡夫卡创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成分，它透过现实的网眼指向更高的实质。他从未以公式化的或粗俗做作的语言来表达这个实质，但是他对这个实质的信仰体现在他的一切举动中，使他内心深处得以安宁；尽管他力图给自己和他人留下极不安宁的印象，他却在自身四周散播着一种甜美的自信、安全感，这是我在别的地方很少感觉得到的。
在他接触的一切机会中，卡夫卡总是寻找着来自真理的世界的重要信息。因此他是最出色的听众，最出色的提问人，最出色的读者和评论者。那些人们称为“水平”、“文学标志”、“声望差距”的东西与他的观察方法相距何止千万里。他处处碰到重要的东西。他会为副刊中的一句成语而着迷，他激情洋溢地演出随意一位作家（往往是人们轻蔑地称为伪艺术作家的人）的长篇小说中的生活气息和愉快场面。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一起住在什莱森的施图德尔公寓，他从公寓图书馆中借来一本奥内特的长篇小说，非常激动地给我朗诵一段对话，他赞赏其无拘无束的活力。一出歌剧、一部寻常的电影中的细节能催他泪下，这些细节有的是确实成功的，有的是奇迹般地（缪斯将劣等作家的笔推开，自己动手写了几行）化为出色的有机的形象的。他是一个彻底独立的发现者，丝毫不受文学史上固定等级划分的束缚。
他以一视同仁的态度评论人，评论生活关系。他既没有附和流行观点的先入为主，也没有非得与流行观点唱反调不可的先入为主。最可喜的是；他的见解完全是非悖论的，甚至是反悖论的。他的论断含有某种非常简单、实用、触手可摸的素质，简便而可靠，尽管他作出论断时是小心谨慎的，并十分愿意、简直狂热地愿意承认自己失误。
他在人们普遍瞧不上眼的人身上往往会看到一些值得钦佩的特征。可以说，他从来未对任何一个人丧失信心。而在他自己所佩服的伟大人物身上会找到可笑的小节。但是在他指出这些可笑的个别细节时，字里行间找不到一点轻蔑意味，却只有轻轻的哭泣和叹息，或者认定某种超出凡人思维能力的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对歌德和福楼拜的喜爱在我接近他的二十二年中始终不渝。对有些作家（如黑贝尔、格利尔帕策）卡夫卡喜爱他们的日记胜过他们的作品，至少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对伟大人物的不敬言语我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过，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使用血气方刚的、激动青少年感情的轻蔑口吻，而这是今日十分受人偏爱的一种虚张声势的方法。依此看来完全可以断言，卡夫卡对人的“等级制度”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过他同样知道，无论是神圣的还是邪恶的火花都能够轻而易举地逾越这类等级划分的栅栏。由于他过于认真，以致他难于简化世界的图像，以致他怀着狂热的认识欲追踪着这些“逾越”。
他的准确性从来都不是某种难以见人的胆怯的产物，也不像左拉的准确性那样拘泥于细节，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天才的准确性，其固执首先令人惊讶。有如走上了一条在此之前不为人知的通道，出人意料，然后沿着这条道路一直正确地下去——其正确性却是人们有目可睹的。这不是任性，这确实是一条自然而然的道路。《诉讼》的每一个章节，以及另外那两部长篇小说《城堡》和《美国》，那些残缺不全的中短篇小说都证实了卡夫卡创作天才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特点）。
他从来不向读者指出：看啊，这是一条好路，——甚至也不说：这也是一条路。——他只是精力充沛地迈着步子向前走，实实在在，不下哲学定义（因为他的思想正如那些美妙的日记所呈示的，多半以形象的图像来显示），仅仅写下一路上对景观的不断变幻作出的细节观察。
卡夫卡的本质和写作中的奇特性是表面现象。我必须说：谁觉得卡夫卡奇特而又别具吸引力，他就还没有理解他，也许还处于理解他的初级阶段。卡夫卡怀着强烈的爱和准确精神摸索着细小的、不起眼的事物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人们迄今未曾察觉的事物显现出来，显得奇特，却又无一不是真实。他对某一种道德职责、某种身体状况，一次旅行，一件艺术品，一个政治运动的观念从来就不是古怪的，而是非常准确、尖锐、正确，因此与日常的空话不同，也许也是因此而常常（但不是始终）与人们称之为“实践”的概念格格不入。
与卡夫卡形成鲜明对照的莫过于巴尔扎克那编造的准确性，巴尔扎克的夸张言词和一概而论手法后者可举例如：“她以轻盈的脚步走着，这是每个巴黎女人在上午十点到十点一刻之间的那种脚步”人
指出卡夫卡对巴尔扎克的许多地方持景仰态度是多余的（对于每一个从当中插进来读到上面这段话的人都是多余的）。排除种种技节不论，他从不忘记那伟大的构思线，那生命的活力。有一次卡夫卡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宁可写的是：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
在此可以列举出关于卡夫卡弱点的一长串说道来，然而这些又全都是悲剧性地从他的优点中蹦出来的。通过指出“准确性”这个特点我仅仅指出了他的本质中的一个方面。就此可以解释再解释（人们会这么干的），但是不会有结局。这就像永远沿着一道没有门的墙走动，始终进不了院子之内。当然这种无休止的、徒劳的解释也能描绘出其人品的一定的轮廓，似乎也能描绘出其人品的力量、分量和漫无头绪。顺便提一下，这也正是卡夫卡描写他的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将他们解释透彻。
我今天自然已不能仔细区分，我对卡夫卡的看法是怎样在岁月的流逝中建立起来和完善起来的，无法区分什么是一开始就有的，什么是渐渐成熟的。我知道的仅仅是我们的关系在开始时进展十分缓慢，过了若干年，我们才完全信赖。
我们关系的开端是，我们决定不让中学里学过的希腊语知识生锈。我们一起读柏拉图的《普拉塔高勒斯》，参考译文，借助我们的学生词典，常常十分吃力。那时柏拉图在我心中还未达到很久以后才达到的那种地位（这是在卡夫卡死后很久），当时我们喜欢的自然首先是关于诡辩家们的五彩缤纷的、滑稽逗乐的描写，是那种柏拉图一苏格拉底式讽刺。假如说读柏拉图是我发起的（因为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分别受到这颗伟大的星星的吸引），那么使我对福楼拜产生关注应该归功于卡夫卡。我从他那儿接受了这一强烈的爱。我们读原文的《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由于我们每周只能找到一两次时间来进行这些学习，这一共同活动进行了好几年，而时间总是给我们提供新的材料。大多数时候阅读都在卡夫卡父母住房（蔡特纳街）内他的小房间里进行，有时候也在我这里。卡夫卡的写字台上方悬挂着汉斯-托玛《犁田者》——画的复制品，画幅颇不小。这面墙的旁边是一小块古代浮雕的石膏复制品，已经发黄，上面是一个挥舞着一块肉、即一条牛腿的女祭司，衣服上精细的皱褶在这无头形象旁起舞。我的目光不知多少次掠过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闭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见它们。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对此作过描写，小说中卡夫卡作为理查德-加尔塔出现，同样是那种简单的，几乎光秃秃的房间陈设，给人以临时栖身的印象。“整个说来并非不直居住，但对于那些追求通常的装饰、豪华的住宿环境的人来说是不太舒服的。”这样的相互简单的陈设在弗兰茨所有布拉格住处是无例外：床、橱、那深褐色的、几近黑色的又旧又小的写字台，桌上没有多少书，却乱堆乱放着许多本子。最后居住的那个房间（在尼克拉斯大街）有第二个出口处，穿过厨房和浴室，卡夫卡多半走这条道进出。他不曾与家庭隔绝，这一点当然缓冲着不断啃啮他内心的冲突。在后来的年头中，他通过在陌生的环境中租一间自己的房间试图摆脱非独立性的魔力圈（而普鲁斯特直至寿终始终住在他童年时的房间里）。
上面提到托玛的画，一种《艺术守护者》的复制品证明了在我认识卡夫卡的那个阶段中他的中学同学奥斯卡-波拉克对他的影响之强烈。波拉克为《艺术守护者》杂志中的理论所迷住，这个杂志发表了阿韦纳里乌斯的著作，后来丢勒联合会便是从中脱胎而出的。波拉克起先在大学里注册的是化学专业；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学课开始他的大学生涯的，这显然也是为了波拉克的缘故。对他特殊的领导个性可以弗兰茨给他的信和中略见一斑。波拉克后来作为艺术史家前往维也纳和罗马（可在书信集中找到他的小传），巴罗克和现代艺术、布拉格和罗马的建筑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他通过特别科学的精确性，通过对来源细致入微的研究发表了重要的著述，从而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位年轻的讲师于1915年作为奥地利志愿兵亡于伊松佐前线。在他丰富的遗作中有二卷本《教皇乌尔班八世时期的艺术活动》的已完成手稿，该著作在发现后便交付出版；此外还有关于英诺森二世和亚历山大七世的任职史手稿、为编纂罗马导游书目录做的前期工作、为写关于彼得罗-达-科托纳斯的专题著作开了头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这是对战争最辛辣的讽刺之一：一个将毕生绝大部分精力献给了对意大利艺术之爱的学者恰恰在意大利的子弹下结束了生命。
在1915年8月27目的《新苏黎世报》上，J．A．F．奥尔班（日内瓦）高度评价了为“科学的光环”所笼罩的死者。他先是赞扬了死者的若干杂文，比如他那些“尖锐批判性的建筑学童话”。然后接着说：“毫不奇怪，我们热切地期待着那关于巴罗克来源的著作，他为此作了恢宏的构思，并准备自己动手写关于罗马艺术生活截面的第一卷，然后让巴格利奥尼夹叙夹议的艺术家生平介绍集在此不久之后相继出版。我们知道，我们这位杰出的同事与艺术文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罗马及其附近，这个优势不是所有艺术史家都拥有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往往吸引了文学史家们的全部精力。这一点是我们在每天与他的交往中认识到的，清晨我们会在梵蒂冈看到他那善良的、晒黑的脸，而在前一天他从拉提乌姆那些偏僻的地方带回了大量关于巴尔贝利尼的行宫和教堂的笔记与底片，收获颇丰。他会怀着同样强烈的兴趣坐在一大堆法希里卡-笛-山-彼得罗的教会管理文献集前，坐在巴尔贝利尼的藏书前，坐在教皇的总会计署档案前，坐在赛岑托那些孤本书前，他精通远古的生意经，有能力辨认去世很久的砖瓦匠和画家的拼错的词句及专业口语。同始终令人感兴趣的波拉克就巴罗克的古文字学这一边缘题目进行一番博学的交谈总会给人以收益。他在解释在管理文献中出现的、往往可随时提供有关贝尔尼尼的重要情况的几乎是速记体的记录中作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波拉克兢兢业业地从事着困难的、日复一日以定额累计的工作，研究手写的材料和有关文献，他从来不摆出那种多余的、总是慢条斯理的学者架子。他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事业，他将全部心血和精神力量给了他的工作，然而学习并没有剥夺他享受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和兴奋的能力，比如他同一位有才智的、惹人喜爱的年轻女子的婚姻便给他带来了这样的幸福和兴奋，她对他的奋斗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他们也一起参加同一个范围广大的圈子里的朋友和熟人的交往。”
这便是那个在年轻时给了卡夫卡以重大影响的人——为使这个形象更充实些，我再摘录一段胡果-伯格曼的悼词（载《波希米亚》1915年7月4日）：“他广泛的兴趣财富是取之不竭的；但是只要什么东西吸引了他，带走了他，他便献给其全部身心，从而忘了其他一切，而且马上便成为崇拜者和宣传人。他就是这样研读了《奥义书》、《圣经》、路德、阿西西的芳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他将《十日谈》朗读得多么纯洁！），他就是这样从事于琉特琴的弹奏和某些体育运动的。”我听说他是在波希米亚最早从事滑雪运动的人之一。
我记忆中的奥斯卡-波拉克是个善于发表厉的评论意见的坚决果敢的年轻人。十九岁时便已胡子满腮。我通过后来的调查获悉，他在以后刮掉了络腮胡子，而且也抛弃了他那使人难以接近的生硬的、落落寡合的性格。我也是在那个“厅”里碰到他的。他热心地向我推荐“伦勃朗的德国人”。一种不知缘何而起的再严肃不过的犹太智慧那时已经显示轮廓，这种学说发现了与一种追溯纯洁的源头的德国文化相似的一些现象，并试图向这种德国文化学习。据我所知，奥斯卡-波拉克从未探索过真正犹太文化的问题，卡夫卡和我也是在很久以后才进入我们这个家乡领域的。对德意志文化的爱有时也会导致对德意志文化完全流于表面的模仿，尽管出发点是真诚的，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所在在卡夫卡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可以读到下面这么一段话，它会使卡夫卡后来风格的识者深感奇怪：在正对着坡形葡萄园的公路旁，在深深的山谷里有一座小房子，这是这个村庄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没什么价值。对兄弟们来说顶多只值一百个可怜的古尔登。更糟糕的是，就连舒尔彻——瑙姆堡都不需要它，充其量用它来 吓唬吓唬人而已。可能把我这个所有者也列入吓唬对象之一了，我是唯一爱着这幢房子并为之梦魂牵绕的人。房子小又低矮。甚至还不旧呢。恰恰相反，最多不过五到十年。瓦屋顶。一扇小门，显然只能供爬进爬出，旁边有两扇窗。一切都是对称的，仿佛是从一本教科书中爬出来的。但是——门是用沉重的木料做的，油漆成棕色，窗板叶也漆成了棕色，总是关着，无论晴天雨日。可是这房子却是住着人的。门前有一条沉重的、宽宽的石头条凳，看上去几乎已有年头了。假如现在走来三个做手艺的小伙子，手持拐杖，背着很轻的背包，在石凳上坐下休息，擦去额头的汗，然后三个脑袋凑在一起——这一切我都可以从上面看得一清二楚——这便如同一篇可爱的、古老的、宁静的德国童话了。
《艺术守护者》宣传的艺术品和艺术价值的影响在这段话的每一个细节中都显现了出来。对于一个像卡夫卡这样的很早便发展了自己完全有个性的，几乎看不出影响痕迹的作家来说，认识其不独立的开始阶段时感到怪诞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觉便是这样的。
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写于1902至1904年间。在这个友谊关系中卡夫卡是力争者；在接替这第一个强大的精神关系中，即与我的友谊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至少卡夫卡在与我的友谊关系中仅仅通过他的宁静和审慎便占居了支配地位，尽管双方都愉快地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基础。——我惊讶地在卡夫卡青年时期给波拉克的信中读到，他自己提出给波拉克寄他的作品或朗读给他听。以后不再有这种事发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么东西，必须费劲地强求硬讨。——这种态度的基础不是骄傲，而是过分的自我批判。这很早就开始了，在给波拉克的第五封信后跟着的是一封未发表的信，我从中摘取以下几行（这么做也只是由于这几行略略谈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在我给你的那几千行中，也许只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强听得入耳。上封信中的鼓吹没有必要，不是启示而是孩童的乱涂乱抹……绝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讳（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无法卒读，假如你能跳阅一遍，我就满足了。可是你必须知道，我开始写作的时期是人们‘创造作品’的浮夸时期；没有比开始的那个时期更糟的了。我对那些豪言壮语如痴如醉。在那叠稿子下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从日历中找来的不寻常的、特别庄严的姓名。我需要为我的长篇小说选择两个人的名字，最终选定划了杠杠的：约翰内斯和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环。这是怪有意思的。”
这封信中还有卡夫卡对另一个爱用“无穷无尽的”伟大词汇的同学的尖刻评语——“那是些石块，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经心地掷出，简直是目瞪口呆。接近其内容是不可思议的，我敢发誓，我一辈子也不会像那时候那么妒忌。”接着是更尖锐的自我批评：“那些本子里有一点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奋、坚韧和所有诸如此类的陌生精神。”下面他还写道：“我缺乏的是律己。希望你浏览这些个本子是我今天对你最无所谓的要求。你有个漂亮的房间。楼下商店的小灯光忽明忽灭地闪动着。我希望你能让我每个星期六朗读半个小时，从下下个星期六开始。我想要发奋三个月。今天我特别明白了一点：艺术对技巧的需要强于技巧对艺术的需要。当然我不相信可以强迫自己生育，但是强迫自己教育孩子却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奥斯卡-波拉克的严厉的法庭是如何审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从一开始就做的那样，老实说是不得不那样地钦佩卡夫卡。奥斯卡-波拉克的兴趣范畴显然离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时显得尤其怪诞的小世界比较遥远。而我恰恰喜欢那奇异的、无可重复的新鲜的内容。卡夫卡第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很快便离开了布拉格，进入了大范畴的、科学严谨的天地。于是当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唤未获听闻；在那些信中这种呼唤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达了后来对集体的渴望的先声：“没有其他人你将一事无成”，“隐居是可厌的”。——这种呼唤还是对卡夫卡后期具有象征意义的“鼹鼠”的预言性的论战。
“我知道，两双陌生的眼睛望着什么，什么就会变得更温暖，更活泼。”我觉得这是年轻的卡夫卡在这场争夺中、在这友谊关系中的核心语句。对这一友谊，我是从书信的文献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兰茨没有对我着重提到过。也许当时仅限于建立友谊的尝试，没有形成真正的关系；卡夫卡后期对此的沉默（日记中也毫无记载）似乎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一点丝毫无损于这第一个伙伴给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义。他（波拉克——泽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先是去农村当管家，后来在罗马科坛发挥了光辉的作用。我们有时听说，他以特别亲切的态度和非常丰富的学识为我们圈子中的朋友们、去罗马的人导游，给他们介绍罗马辉煌的古迹，完全没有那种生硬的样子了。突然，他过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给我们带来了震惊。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几年，竟不知道他在写作。我自己那时已经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东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学活动的是，他告诉我，他以一篇小说参加了维也纳《时代》报的有奖征文。邮件的封面上写着；“窄巷中的天空”。可能这也是小说的题目，我记不清了。该邮件未引起颁奖者的注意，自此便失踪了。
后来，他有一次（在1909年）给我朗读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小说名叫《乡村婚事》。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拉班。在这里也可以从卡夫卡和拉班这两个名字结构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义，正如弗兰茨自己对他的小说《判决》中的主人公本得曼这个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样。在第一章中写道，拉班离开了他的工作单位，去看望住在乡下的未婚妻。第一章借着幽默昏暗不明的光，极其细腻地描写了到火车站去的一段路，一个雨点浙沥的下午，与一些不相干的熟人—一相遇。这是异乎寻常的。我既震惊又欣喜。我马上便获得了这么个印象——这里表现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为卡夫卡作品的发表进行努力——这成了我的一种不可遏制的追求，我也根本不去约束这种追求，因为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自然的。弗兰茨反对我这么做，这种抗拒有时弱些，有时强些，有时干脆拒绝。但不能说他原则上总是采取拒绝态度（上面提到的参加有奖征文一事便是证明），有时他也能感受到一点获得文学成就的快乐。有一次我看到他对“丢勒联合会”年鉴中对他的一本书的毫不理解的、贬低的评价非常愤怒。一般说来，他的忧虑和希望总是完全针对其他事情，而不是针对文学影响的，文学上的影响对他来说并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出版领域不使他很感兴趣，不能激起他感情上的大波动。因此，拒绝发表作品对于他来说（他生命后期一些阶段除外）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带有感情色彩。
我在柏林的《当代》周刊上提到了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我将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家的名字（布莱、曼、魏德金德、迈林克）放在起。这无疑是第一次公开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这狂欢节股的露面给我写了封充满幽默的信；因为我把一个未发表过一行文字的作家名字与非常著名的人物相提并论，奉献给公众．仿佛人人必须知道他似的，这似乎有点狂妄。一个没有意义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这个冬天终于迈出了一个舞步，”弗兰茨嘲笑道。直到1908年，弗兰茨的散文作品才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兰茨-布莱的杂志《徐培里翁》上（布莱为我的第一本书《给死者以死亡》的出版十分热心，以后他常来布拉格，我把他介绍给卡夫卡相互认识了），第二个发表的作品是《布雷斯齐亚的飞机》（1909年9月28日），发表于布拉格的日报《波希米亚》上，第三次于1910年3月27日发表在《波希米亚》的复活节副刊上。在《观察》（复数！）这一标题下发表了这几篇：《窗前》、《夜间》、《服装》、《乘客》、《供男骑手深思》。没有人注意到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导致这些东西的发表。（在《观察〉）一书中这些短篇分别被题为《漫不经心的观望》、《匆匆过客》、《服装》等。弗兰茨-布莱还给发表了小说《一场战斗记实》中的两段）。
1908年我青年时的朋友马克斯-鲍埃姆尔去世。
从那时起我加深了与弗兰茨的关系。我们每天见面，有时一天见两次。只要弗兰茨在布拉格（只是后来他的疾病才迫使他住在乡下，在疗养院里），这个习惯就坚持不懈。当我们俩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频率”的工作（这就是说，下午不上班）时，出现了一个巧合，从我们的办公室回家走的是同一条路。于是我每天下午两点在普尔沃塔旁等候弗兰茨——我把位于希伯纳街拐角处的州财政局房顶上那古老的、颇有艺术性的两只帝国之鹰都钻研透了，因为弗兰茨总是比我来得迟。他不是还有公务要处理，就是在与同事们的谈话中忘记了时间——我踱来踱去，肚子咕咕地叫，然而只要看见朋友那瘦长的身影和那多半挂在脸上的尴尬的笑容，我的怒火马上烟消云散。那微笑中显示出对迟到很久的过分的极度恐慌甚至是惊惧。
他将手放在胸口。“我是无辜的。”便是这个姿势的意思。此外，他跑步前来，以致实在没法子对他发出激烈的谴责。在穿过蔡特纳街到旧城环形道的一路上，总是有说不完的事情。走到弗兰茨的住房前，我们的话还远远没有结束。下午或晚上我们便再次相聚。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通过里查德-戈尔塔的形象描写了留在我心里和脑海里的卡夫卡的许许多多东西。那时卡夫卡去世刚四年，我感到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写他的传记。直到现在，又过去了九年，也就是说那场灾难已过去十三年了，我才能集中心思来做这件事。那时候我还在同这位不能忘怀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确确实实在我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或那个情况下他会说什么，会怎样评论我周围发生的事件，我向他询问，并能以他的名义作出回答。所以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需求，以活的文学形式（而不是以搜集日期、吃力地凑起来的历史性论文形式）来表现这个无可比拟的形象，亦即以叙事文学的形式来表现；首先是将他以这种新方式展现在我自己面前。只要我沉浸在这本书、这部作品中，他便没有死，他又一次与我一起生活，又一次有效地干预我的生活（读者可以发现，这部长篇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正像什么事情都会受到误解一样，此事也会被误解——人们会觉得诧异，甚至会觉得该馆与对卡夫卡的敬畏不协调，却没有想到，柏拉图也与此相似地、自然广泛得多地一生都感到他的老师兼朋友苏格拉底无所不在，将他作为共同生活、共同思索的旅伴，从而对死亡亦无所畏惧，他在苏格拉底死后写下的几乎所有对话中都把苏格拉底作为对话对象。
我在此摘取这部长篇小说中关于卡夫卡向我提到的第一批书的一段（以免重复）。除了已经说过的福楼拜，还有：施蒂凡-盖奥尔格，卡夫卡在我们两个生日时各送了一本他的书，由海尔曼以绝妙的散文翻译的中国诗歌，以后那些押韵的译本和其他作家掺了水分的译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此外还有罗伯特-瓦尔瑟。关于卡夫卡毫不强加于人地向朋友（小说中叫克里斯朵夫）推荐心爱的作家的方式、关于我们相识的头几年的整个气氛、关于马克斯-鲍埃姆尔死后我们关系的加强，我找不到比《爱的魔力王国》中的这段话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了：“戈尔塔不说服人。这不是他的性格。他也不发展什么体系，系统化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总是不断地朗读他心爱的作家的这一段或那一段文字，读得很快，全无做作的慷慨激昂，以暗暗振动的歌调大声地读出节奏和起伏，眼睛闪闪发亮完全陶醉于对人类的伟大的喜悦之中；只不过有时他轻轻地、毫无恶意地、应该说是戏游而怀疑地（“呐，呐”）歪歪嘴这是在他觉得某一句念得太不成功，不自然地夸张了的时候。念出任何艺术表达中勉强的调子，在他是罕见的。除非这种勉强作为一种使劲努力却是真实的，对于这个作家来说是必须这么写的，当然这种调子有时是作家弱点的暴露，要求读者共同感受在其他行动得到了验证的事物。简而言之，他不哗众取宠。他看问题始终很清楚，清楚性也表现在他对他人无穷的钦佩中，他从不试图驳倒克里斯朵夫；没多久，克里斯朵夫心中就为戈尔塔向他揭示的境界燃烧了，以致他觉得在有些方面要对戈尔塔的突破采取防范了。这一切发生得既愉快又严肃，这是两者间亲切的互相教导，没有一丝一毫虚荣和虚伪，两个人都有这么个感觉，此刻整个世界在他们心中不是成为纯粹的真理，便是成为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使他们为自己的责任骄傲或过分忧虑、抑郁。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感觉：——就在这里，我们有力量参与其中或（这可是愚蠢得毫无意义）将它推开。啊，谁会这么做呢！于是他们兴高采烈地进入了心灵王国，这是一个以往由于成千上万的保留、巧合、黯淡的心情、强烈的热情和顾虑而使可怜的人类子孙不得目睹，在他nl面前这个王国却轻而易举地在最明亮、最健康的光线中打开了大门，展现出它永恒的美妙，它就在眼前，向他们召唤，广袤无垠。
“然后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克里斯朵夫那共同度过了中学八个春秋的同窗好友死去了。葬礼举行完几天后，悲伤得无以复加的克里斯朵夫在一天晚上同里查德-戈尔塔一起散步。他们在窄小的一面，沿着黑暗中的宫殿石阶往上走。“你愿意取代……
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吗？”他结结巴巴地问道，心里感到重压，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多么荒唐，他明白，戈尔塔不会回答，即便是个比他刚强的人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包含着某种合乎情理的、勇敢的、善意的因素，这会完全得到戈尔塔承认的。但承认的方式只能是长时间的沉默，不能是别的。然后他们穿过了许多狭窄、混乱的街道，肩并着肩，始终保持沉默，克里斯朵夫相信自己感觉到那善良可爱的死者就在身边，其实他整个男孩子时期随着这个朋友死去了，他回忆起学校中的无数经历，回忆起最初的相识，心里产生了痛楚，裂开了窄窄的，然而深深的一道缝隙。中学里友谊是自然产生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友谊却必须靠争取，甚至靠斗争得来，最终连这也将成为不可能。这便是男人世界的法则……关于这个问题，关于那本曾作出的答复，以后再也未提及。但是从这个夜晚开始，俩人握手时更有力，时间也更长了。”
共同阅读和交流我们喜爱的作家是将我们撮合在一起的首要因素，可是除此崇高、伟大的因素外，从一开始就有无数毫不起眼的小事在起作用，使我们俩得以互相补充。倘若我不想表现虚伪的谦虚，我就不得不承认：正如我感到卡夫卡大大丰富了我一样，卡夫卡也感到我在大大地丰富了他。我的主动性和精力旺盛显然是他特别喜欢的素质。实际上，我并不像他心目中或许认为的那样鲁莽孟浪、无忧无虑。假如现在是写我的自传，我自然会铺开来详细地谈我自己。在此却只须指出，我与卡夫卡相比是大胆开朗的人；这也确实是我的写照。——不过我可以把卡夫卡使我着迷的轮廓勾画得细一些。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强大得不同寻常的素质，这我后来从未遇到过，即使在同非常著名、重要的人物相遇时也末碰到过。我经常试图对这种独特性作一番分析，这是说在卡夫卡去世之后；因为他在世时，这种素质显示为自然的，不言而喻的，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对这奇异的独特现象大体上作以下解释最为妥当。他的异峰突起的思想永远滔滔不绝，根本不会出现间断，他从不说一句没有意义的话。从他嘴里出来的话，年复一年越来越不着痕迹，他以珍贵的语言表达出的观察方式是全然独树一帜的、耐心的、有生活欲望的，而对世界上的蠢态他取讥嘲的宽容态度，因此充满了痛苦的幽默，但是决不忽视其实的核心，那“不可摧毁的，”始终与自命不凡和玩世不恭天差地远。是的，事实如此，他的在场使最平常的事物发生变化，一切给人以初次窥见的感觉，都像是新的．往往新得十分伤感，新得令人极度沮丧，但它从来不排除会有获得慰藉的可能性，因为它从来不是没有意思的，从来不是平淡的。人们会感到，各种各样的联系从成千上万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上涌向他的观察，这些联系完全是出人意料的，然而却并不含有武断的、“超现实主义的”、牵强附会的因素，而是真实的内在联系，是微不足道、然而正确的、忠于事实的认识，以这些认识建立一整套认识体系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一同时，人们也清楚，这种想要这般细微地认识世界和人的心灵的大胆行为尽管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很容易具有卡夫卡在《中国长城》或《诉讼》中所描写的那种性质，其本质决定这种大胆行为是永远不能够圆满结束的。
卡夫卡不仅影响着我，而且也影响着上述流派中的许多人。在贝尔塔-范塔夫人的圈子里，在她好客的房子中，人们力求精确地探讨着哲学，女主人也积极地参与讨论。卡夫卡在这儿享有崇高的声望。仅仅是通过他的本质、他偶尔发表的见解、他的言论，——因为那时除了我以外谁也没见过他的文学作品。其实不需要借助作品；这个人自己在产生影响，尽管他出场腼腆，却马上使那些有身份的人认出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他生平所有的时间里，女人们都深为卡夫卡所吸引——他自己对这种影响表示怀疑，可是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一种独特的魔力是如何贯穿着卡夫卡每一句关于生活的表白的！他写下的每一句话，每一行字（不管是在匆匆草就的问候明信片上，还是节庆的问安或扉页的题赠）都不能删去，这是下列管邮明信片和短笺给我的印象。这些文字的内容多半不过是不能如约的通知、道歉——由于我们每天见面，因为除了偶然不能见面外，不存在互相写信的理由。即使在写这类日常通知时，弗兰茨也从不使用一种公事公办的模式。因此，正是这些匆匆付邮的文字（产生于学习、法学考试然后是参加工作的时期）在我看来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表达了一个对于僵化、常规从来不屈从的、丰富异常的精神世界。我在此选录一些：
我终于开始学习，我感到有那么一半快乐，因此我本周不到咖啡馆去了。晚上我很愿意到那里去，因为我学习时间绝不会超过七点。可是一旦我精神吊起来，会影响我第二天全天的学习。而我不能浪费点滴时间。所以晚上我不如阅读“库格尔根”，这对一颗小小的心，对于睡眠（一旦开始）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活动。衷心祝好。弗兰茨。
2．
亲爱的马克斯：我最终几乎来不及写信告诉你，我明天不能到展览会去，过后也根本不能去了。应该说，我受了诱惑，时间定得早得荒唐，其实我那时还一无所知。这是轻率的，但却因而很不错，使我不必老是想着马上就要交给我、并令我隐退的医生证明。《紫晶》怎么样？我已经准备好钱了。你在展览会里看看，能否花少量的钱买到什么可爱的东西。也许可作为婚礼礼品什么的。你的弗兰茨。
3．
亲爱的，我现在将在一段时间内哪里都不能去了。系主任轻率地把我的日程稍稍向前挪了挪，由于我耻于表现得比他更谨慎，因此没有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最热烈地祝好。弗兰茨。
令亲爱的马克斯：
请原谅我昨天晚上的事。——我将于五点到你那儿。我的道歉会有那么点滑稽，以致你一定会相信的。你的弗兰茨。
5．亲爱的马克斯：
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昨天下午我给你写了封管邮明信片：“我在这儿的格拉本烟杂店请求你原谅，我今天晚上不能到你那儿去了。我头疼，牙齿把我捣成碎块，我的刮胡刀很钝；看上去真不舒服。你的F。”现在晚上我躺倒在长沙发上，想着，我道了歉，世界又有点恢复正常了，但是在思考过程中，我想起，我把沙仁路写成了弗拉底斯拉夫路民
我现在请求你为此发火，并因此而不理睬我。我的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我也很想避开我自己，但是由于这是不可能的，值得我庆幸的便只剩下——我毫不同情自己，最终变得这般自私。我们还得庆祝一番这个高潮，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和你。作为未来的敌人，你可以参加庆祝。
时间不早了，应该让你知道，我今天祝过你晚安了。你的弗兰茨。
6．
办公室里进展迅速，我们已经获得吃午饭的权利了。——假如我今天不能来，请你原谅，因为我本该在星期天做点事却没有做，因为星期天是短暂的。上午睡觉，下午洗头，黄昏散步，简直像个懒汉。我总是把星期天用来向娱乐进军，这是相当可笑的。有时间望给我来信，星期四和星期五除外。最好的祝愿。你的弗兰茨。
7．
亲爱的马克斯，我们在进行比谁不可靠和不准时的赛跑。当然我并不想在这个项目中获得冠军，因为我的不准时仅仅是出自傻乎乎地学意大利语的勤奋，而你却是出自娱乐的欲望。但由于你重新打算加以补偿，办法是到我这儿来（说是星期三，对吗？），于是我又安心了。可是你这么做也许只是因为推掉前去拜访的日程要比推掉在京接待的日程更容易些。你的弗兰茨。
8．我的马克斯：
我的状况真糟，我相信，只有在一周中或根据需要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中不同任何人说话才有可能获得解脱。假如你对我的这封明信片不作任何回答，我将视为你喜欢我的表现。你的弗兰茨。
9．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在一张最脏的、但却是我所拥有的最漂亮的明信片上吻你，也就是说当着全体公众的面。由于我对你的信赖超过对我自己，昨天我想，也许真的罪责在我，不过我认为，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我们还将活很长时间。假如真如你所写的，我已经再次深信了，那倒是更好，而你马上就坐电梯去。此外，今天我感觉特别好，仿佛开始了新的生命，你的明信片来得恰到好处，这样开头的互相认识是多么美好。你的弗兰茨。用日期你并不能使我害怕，因为你在此之前还会收到信的，即使没有，《女佣》会出版，再说它无论如何会出版的，那么你还需要什么呢？夜里人们会有更多的要求，但是上午呢？
10
亲爱的马克斯——看上去我不能来了。早晨我正在为下午和晚上而高兴时，人们告诉我，下午要去办公室；中午，当我仅仅还为晚上高兴时，人们告诉我，下午和晚上我都必须待在店里。事情很多，一个店员病了，父亲不舒服。假如我不在店里待到八点，也许会发生一起谋杀，在我夜里离开那里后或许这还会发生。
那么尽可能原谅我吧，求求你。
11．
最亲爱的马克斯，你瞧，这样所有我喜欢的人都会生我的气，只有那个反正不喜欢我的人除外。我昨天的生活描述很简单。我在那里一直到十点，然而在酒吧一直到一点，四点你们的音乐也许已经开始了，这时我还听见敲击声呢。父亲和母亲不太舒服，祖父病了，大伙儿在饭厅里吃饭，一家人拥在我的房间里，就像挤在一辆吉普赛人的大车里。今天下午我必须到办公室去。我没有向鲍姆道歉的勇气。别抛弃我。你的弗兰茨。
12．
瞧你的记性，亲爱的马克斯！我记得清清楚楚。星期天夜在你的家门口，我摇摇头说：星期二我要到这里和那里去。你说：星期三来吧。我：我会很累的，再说我想到Pr那里去。你：那么星期四来。好的。星期四我到你这儿来了。而且就我的状态而言，即使是合情合理的责备也会使我感到太厉害。你的弗兰茨。
13．
亲爱的马克斯，你不在家里算你走运，于是你避开了你本来想惠予我的几件美事。算我走运，这样我可以更轻松、更坚决地请求你原谅我，并为我求得世界的宽恕，假如明天我九点左右才能到鲍姆那儿去的话。我们这儿来了一些什么亲戚。此外，星期一五点我到你那里走一会儿，假如会影响你的工作，你便拒绝吧。你的弗兰茨。
14．
亲爱的马克斯，你知道，我有个工作位置，而新的一年开始了，假设我的烦恼至今是用脚走路的，那么现在它相应地用手在走了。我很希望两点半在环城路的玛丽亚塑像那儿与你见面，准时来好吗，尽可能。你的弗兰茨-K。
15．
亲爱的马克斯，写在街上，我们现在将总是这么写，因为路人的碰撞会赋予文字以活力。面前是保拉-K的照片。昨天我几次看到活生生的她。她同一个穿着打褶裥的裤子的年轻男人在一起，站了一会儿，然后面色苍白地朝希伯纳街那边走了一会儿。仅为了抓住点特征：她嘴里的牙齿处于混乱状态，只在右颊有个酒窝，脸皮皱纹纵横，覆盖层是灰土，根本不是脂粉；这皮肤白天显然在休息。——我星期四米。给我快乐，多多工作。弗兰茨。
这是些书面的偶发性表达，而正是这偶发性具有天才的闪光，使之清晰地显示，若要以卡夫卡的口头表达来补充书面，那是漂在无边无涯的汪洋大海上了。——不过举起个例子却不妨，——当他一天下午到我家来时（我那时还同父母住在一处），他进来时惊醒了在沙发上睡觉的我父亲，他没有道歉，而是仿佛让人静静地举着胳膊，边轻轻地踏着脚尖穿过房间，边以极其温柔的语气说：“请您把我看成一个梦。”有一次他同我的女友一起去参观柏林水族馆。他对接受光照的玻璃箱中的鱼说（这是她后来深为震惊地告诉我的）：“现在我可以平静地看着你们了，我再也不吃你们了。”那时候是他成为严格的素食者的时候。——假如不是听卡夫卡亲口说这些话，很难设想这是那么脱口而出、毫无矫揉造作、毫无激情（激情对他来说几乎完全陌生）地说出来的。关于素食，我在我的笔记中还找到卡夫卡的另一句话。他把素食者与最早的基督教徒相提并论，到处受迫害、遭嘲笑，窝在肮脏的馆子里。“在底下的群众中扩散着。就其本质而言应该属于最高贵最优秀的人们的东西。”在卡夫卡在世时我写下的这同一个记录中还有：“见神论仅仅是文学的替代品”（按照我们那时的说话习惯，这里的文学是指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这观点与福楼拜相合）。——“保险业相当于那些相信不祥可通过一切手段加以制止的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卡尔-克劳斯把犹太作家们锁人他的地狱，严密监视，严加管制。只是他忘了，他也同样属于这个地狱。”他将他“最美的梦”讲给我听，他“坐在一叶小舟上飞过一条干涸的河床。”——关于他的头疼——太阳穴一种可怕的紧张，他说：“这种感觉像是有一块薄玻璃在那里碎裂。”——“一个冬日同我在什莱森散步时，他说到那微微挂着雪花的针叶树：它们头疼的时间还没有我长。”那时他黝黑的头发沿着太阳穴发白了——他写了个剧本——好像《守墓人》，我们很想听他朗诵，他却对之发表议论：“这个剧本唯一不浅薄的地方是，我不朗读它。”（摘自奥斯卡-鲍姆《回忆弗兰茨-卡夫卡》，载《维提柯》1929年第三期）；1911年初我记道：卡夫卡星期天爱进行寂寞的散步，没有目标，没有思想。他说：“我每天盼望着离开地球。”“我什么都不缺，只缺我自己。”他完全不进行工作。下午他或是睡觉，或是去工艺品博物馆看杂志。在社交场合他开朗、风趣，作为评论家，他的见解深刻，出类技萃，在谈话中同样如此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把他的所有言论记录下来。当问到他的悲哀情绪根源何在以及他为什么不写时，他说：“我有千千万万错误的感觉，可怕的感觉——正确的感觉出不来——或者只是飘出一些碎片，微不足道。”我反驳道，写作时有时要经过开头那没有价值的思路，直至逼近那埋在下面的高尚的思想。他说：“这对你适用，对我不适用——这就等于让那些错误的感觉占上风。”1920年2月28日，我记下了另一次谈话。他说：“我们是上帝头脑中涌现的虚无主义思想。”我相应地引证诺斯替教关于世界的恶创造者德米乌尔根关于世界是上帝的原罪的学说。“不对，”卡夫卡说，“我相信，我们不是上帝急剧的堕落，而是他的一次恶劣情绪，一个糟糕的日子。”“那就是说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希望碑？”他微笑着：“许多希望——对上帝——无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对于我们。”
卡夫卡并非仅仅在谈到这样的大题目时才显示出杰出的形象表达力，而是始终如此，从不中断——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他的格言中令我们感到奇特之处，对他来说是自然的，舍此它没有别的生活和思想形式。他根本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说话和写作。它是自然产物，甚至有时在他的妹妹们的表达方法中也有所表现。最具他的个性的是那些梦幻般诗意浓郁的、悖谬性风趣横生的措辞。他这样半誉半讥地说到他办公室的一个同事：“他不能从长长的工作时间中有所收益。”接着沉思地说，“不过也许可以促使他这么做。”当我们滔滔不绝地又谈论了一个夜晚，天快亮时才回家去时，听到了苏醒的城市生活的最早的噪声（牛奶车等等），他倾听着说：“大城市的蟋蟀！”当他有一次需要占用我一点时间，让我帮个忙时，他说：“原谅我，因为我不原谅自己。”他最后说的话中有一句也表示出这种悖谬的特征。当治疗他的克罗善斯托克大夫不愿给他注射吗啡时，他对他说：“请您杀死我吧，否则您就是杀人犯。”关于报告肺结核产生的第一次大吐血，他说的是（他把这个疾病说成是摆脱当时的困境——指计划中的婚姻——的是合乎心意的出路）：“我的脑袋和我的肺背着我商量好了。”……
尽管列举的这些事例把事情说得如此清楚，却不足以充分地道出卡夫卡人格的全部实质。他周身散发出的最根本的素质不是其才智横溢，而是成为才智基础的深深的自信，是运动的安闲。我愿意再度求助于我的《戈尔塔》，摘录如下：“在他身边的人会直接感觉到，伟大的终将被证实为伟大，即使一切现象都在唱反调；会感觉到，世界高贵的核心将不会永远被所有弊病触犯，不会永远被人滥用。他没有说这话，很少说到类似的意思，而且也只是犹豫不决地通过一闪即逝的、听上去常是开玩笑似的形象来表达。然而他的所有举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动作，哪怕人们只是观察着他怎么梳理他的头发，一举一动都仿佛不言而喻地象征着对一种正确的、巧妙的、纯洁的、不可逆转的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它存在着。困难的只是——找到它，到达它的身边。否认这种巨大的困难是他决不会干的。相反，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密切地注视着世界上模糊不清的、滑稽可笑的事物。他明白，每迈出一步，都难免纠缠卷入，难免磕磕绊绊。然而他相信内在的优越素质会成熟起来。”
第三章 围绕职业和使命的斗争
第三章 围绕职业和使命的斗争
1906年6月18日，卡夫卡在布拉格卡尔-费迪南特皇家德语大学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然后他要按照惯例通过所谓的“法庭年”，亦即那些想要投身于律师职业的法学毕业生必须经过的无薪法律实习。卡夫卡从来没有当律师的念头——他只不过利用这一年作为紧张的考试后的喘息机会，并通过这个喘息机会寻找一个有工资的职位。因为他同父母达成了默契：一旦有可能，他不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钱包过日子。这连他父亲也完全没有明白，将他此举视为最不像话的无理取闹。我已经说到过：是否可以给这个才华出众的儿子（但是他的父母是否了解他的才华呢？这才华有没有显露出来都是问题）以一种特殊的自由，比如批准他到国外去学习几年。这个家庭的物质条件那时是充分的。但是要想获得这么一种待遇，弗兰茨必须有足够的甩开膀子闯路的精神。可是他最缺乏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他的能力仅仅是内向的，表现为执拗、消极的坚韧。从这里可以找到他悲剧性的咎由之所在。他受着罪，默不吭声。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他的才能的独特表现形式不仅仅在父母眼里、而且事实上也似乎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而实用性与弗兰茨在艺术中追求的纯洁性是从头到脚格格不久的，他在日记中称“写作是祈祷的形式”。在寻找挣钱的职业时，弗兰茨根出要求：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作为挣钱的职业在他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挣钱职业和写作艺术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从不发表教义，而只是自己微笑着退缩，声称他自己“却不能这么做”。他的这种观点给我和我的职业选择也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影响。我（像他一样）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在最可厌的、远离艺术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职业中翻来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后才走上了戏剧评论和音乐评论的道路。今天我认为卡夫卡在这一点上的严格态度是一种高尚的迷误，我后悔我自己像卡夫卡那样在办公室里任由成百上千个毫无乐趣的时辰在几乎是绝望的心情中流逝，从而亵渎了上帝崇高的造物——时间。
我们俩热烈追求的是一种“普通频率”的职业——也就是说从早晨到中午二或三点上班（我把这个“或”字写得这么轻松，其实照我们当时的想法，这一个小时决定着我们的整个内心幸福），下午空闲。私人行业的工作上午和下午上班，以致一天剩不下任何进行文学工作、散步、闲读、看戏等事项的时间。即使三点以后回家去，这才吃饭，略略恢复摧残神经的工作造成的疲劳，打算进入心中向往的自由状态——然而一天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渴望的到二点为止的频率只有在极少数工作单位存在，几乎都是国家机关，那时，在旧奥地利时期，这种机关已经是只接受由高层担保推荐的犹太人才能进入的了。我并不想在此陈述我们寻找合适的位置的希望经常遭到破灭的故事，这些故事那时每天都像幽灵般出没在我们的谈话中。好在卡夫卡经过在最紧张的私人机构（AssicuzioniGenerali）工作中的短暂序幕后，终于在1908年7月在一个半国立的公共机构找到了合乎愿望的职业，这个机构叫“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公司”。
在这两个岗位上，弗兰茨都受到上司的青睐。但是事态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许多尝试来分配时间，以便不受阻碍他从事自己酷爱的写作，然而没有成功。写作需要有衔接着的许多小时，使创作力将执笔者带入高涨的情绪，这种情绪持续上升，尔后重新消逝。然而这短暂的下午总是使人想到明天将要在保险公司度过的荒凉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不能够沉入这个过程之中；而我很快也开始过类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最高度的精力和思想最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进入这个过程。于是恶劣的时期在我们俩面前展开了。我在与卡夫卡共作休假旅行时写给这位朋友的一首诗充分表现了我们的烦恼
卢加诺湖
——给弗兰茨-卡夫卡
蜻蜓憩息在我们的腿上，
轻柔的双翼伸展得笔挺，
从的热的墙上钻入水中，
把我们当成岩石或花来想象。
高高的公路变成锯齿模样，
带着纯石灰粉，烧得像发白的太阳；
沉甸甸的葡萄串向我们把腰来弯，
葡萄叶的绿荫投下女性般的清凉。
但我们的心灵啊，亲爱的朋友，
它在为痛苦的过去激动异常，
语言的音响黑暗而遥远。
尽管我们知道，现在被晒得黑黝黑黝，
临近的日子将强压我们以同样的重量，
我们被压弯，无情地变成苍白。
卡夫卡试着下午睡觉，夜间写作。每一次这种尝试总能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却不能睡得充足（弗兰茨深受睡不安稳和对噪音特别敏感之苦），于是出现了精疲力竭的状态，迫使他不得不拿出他残存的一切力量来应付办公室内的工作。他有许多要求，包括有些物质也被他视为“卑鄙”（这是我从他那里听到过的最尖锐的表达反对意见的词），比如当时社会保险遭到颇有几分道理的攻击，而这种攻击遭到新闻宣传的围剿，卡夫卡对此便用上了“卑鄙”一词。故此他在日记中写道：“写出了一篇支持和反对本机构的诡辩文章”（这一种嘲讽，证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脱离新闻文体的写作）。
我作为邮局职员度过的那些年里，我下午和晚上常埋头写我的《图科’布拉厄》，这些年头在我的记忆中已是晦暗无光，我几乎记不起什么细节了。一切都被无形的力量填入了无意识的血盆大口。也许有朝一日还会有什么浮现。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一种直接的感觉，即对工人阶级遭遇的几乎不可理解的苦难的感觉。这种苦难抓握着所有不得不从事自己毫无兴趣的工作的人。这种苦难经由泰勒制和“流水线”更是升入了离奇的境界。这怎么能够忍受呢？也许我们只是想入非非，以为人们忍受着这种难以设想的苦难；因为实际上它超越了人的反抗力，超越了人的自卑可能性（可惜这与前一因素在此是一回事）。我完全同意那种对社会问题的设想，那种对劳动收益的合理分配，然而我的阅历还指出另一个理于更深处的问题——劳动幸福的问题，对劳动、对自己的工作的快乐的问题。就此也许还可以再说一些。
相距许多年后，几年前我又来到了位于波利契旁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弗兰茨-卡夫卡的工作地。我以前经常到这里找他，同他一起在荒凉的、响着回声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这回我与一个负责官员、卡夫卡当年的同事谈了话。弗兰茨-卡夫卡（据这先生说）受到普遍的喜爱，他根本没有敌人。他对义务的忠实堪称楷模，他的工作得到高度评价。这位先生强调指出，弗兰茨-卡夫卡能够从与众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处理问题（这位先生的这个评语非常恰如其分。他还不知道，他说话时卡夫卡已经闻名世界了）。得到强调的还有卡夫卡性格中的一定程度的天真。他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孩子”。他叙述了一段有特征性的卡夫卡轶闻：“有一次他走进房间时我正在吃黄油面包。‘你怎么吞得下这块油脂，’他说，‘营养最好的是一个柠檬’。”
他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内的职责范围是预防事故和撰写关于将企业划入不同的不安全等级的上诉书。
他自己认为他的专业工作干得并不很出色，但他的上司却对之高度赞赏。他经常以近乎五体投地的钦佩谈到他的头头（马尔史纲）的专业知识和“聪敏才智”。对他后来的上司奥斯特齐尔——著名的捷克指挥和作曲家的兄弟——的钦佩则更甚。
当他看到由于安全设施不足而致残的工人时，他的社会感得到极大的激发。“这些人是多么老实啊，”有一次他对我说，眼睛瞪得溜圆，“他们到我们这儿来请求。他们没有冲进保险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烂，却跑来请求。”
1909年这个事故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有一段是身为职员的卡夫卡写的，我将在下面引述。报告中当然没有提到卡夫卡。可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卡夫卡把这份年度报告带给我看，说明这一段是他的手笔。他的上司对草稿作了修改，然而即使在这么一篇公文中卡夫卡的风格仍确切无疑地在各个段落中显示出来。而且那位友好地接待了我的负责官员也确认了这一段，同时他还指出1910年的年度报告中的一段为弗兰茨-卡夫卡的文字。
文件的下面这一部分就是从几个角度看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我们的示意图绘出了四棱轴和圆轴在安全保护技术方面的区别。直接以螺丝固定在四棱轴上的刀具锋刃裸露，每分钟转三千八百至四千周。刀轴和台面的大距离对工人产生的危险显而易见。在这种轴旁如果处于对危险的无意识中操作，危险可能更大；或者也可能不得不在意识到始终存在的危险的情况下操作。特别谨慎的工人自然会留心在刨刀头上推移木块时手指不超出工作件，然而主要的危险对一切谨慎报以嘲笑。即使是最小心谨慎的工人也有可能在一只手把刨件按在机台上，另一只手引来刀轴的情况下，或者由于打滑或者由于并非罕见的木块反弹而致手误入刀具夹缝。木块的这种推高或反弹既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因为当木块在不同的地方合上了裂口或劈岔时，当刀具减缓了转速或方向偏离时，当手在木头上的压力分布不匀时，事故就会发生。这类事故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每次都会割掉几个，甚至所有手指。但是，不仅所有安全规定，而且所有保护设施在这种危险面前无不失灵，它们或者经证明不够充足，或者一方面虽然降低了危险性（通过铅保护推手的自动送料或缩小刀具缝），另一方面却反而使危险性上升，这是因为未给木屑以足够的存放空间，导致刀具夹缝堵塞，当工人清除缝中的刀屑时，往往造成手指受伤。假如根据史拉德专利让轴在后面旋转，对刀略呈斜面，与之找平，便可以防止轴受堵塞，同时使木块得以轻易地推入轴中，木屑也有足够的落下空间。对于保护技术方面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刀具的突出的部分是刀锋，由于这些刀同轴实际上连在一起，刀可以很薄而不必担心折断的危险。
很清楚，卡夫卡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以及他怀疑事物的悲观主义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务经历，来自与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们的接触，来自蜗牛爬行般的公务办事过程，来自公文停滞堵塞的流程。长篇小说《诉讼》和《城堡》中整章整章的外壳和现实主义的苞叶取材于作者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中亲身经历的环境。可以相提并论的还有腹稿《新灯》（日记111页）和1913年7月2日的日记：“为关于一个玛丽-阿布拉哈姆的二十三岁姑娘的审理消息抽泣了一番。她由于贫困和饥饿，解下一根她用作袜带的男人领带勒死了她九个月的孩子巴尔巴拉。完全是老一套的故事。还有下面那篇写于最后几年的一个改革草案，这篇文章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非常孤立，这是关于一个显然意志自由、几乎是修道院式的甚或纯粹清贫的工作集体的计划：
一无所有的工入群体。
义务：不占有或接受钱和贵重物品。只允许下列财产：最简单的衣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工作必需品、书籍、自己所需的食品。其他一切属于穷人。
必须通过劳动获取生活费用。不畏惧任何不损害健康的工作。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在无此可能性的情况下，服从直辖于政府的工作咨询处的安排。
工作一天的报酬不得超过两天所需的生活费（具体根据不同的地区而异）。
生活尽量节俭。只吃身体必须的东西，比如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最高薪金的最低薪金：面包、水、枣子。赤贫者的伙食、赤贫者的住处。
同雇主的关系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从不要求法庭干预。接受任何工作后要在任何情况下完成，即使遇到对健康严重不利的情况亦然。
权利：最高工作量每天六小时，体力劳动四至五小时。
患病或到了无工作能力的年龄后由国立养老院、医院负责照料。
劳动生活是良心的体现机会和同仁的相信程度的体现机会。将拥有的财产献给国家，以便建立医院和养老院。
当前至少要排除自立者、已婚者和妇女。
建议（沉重的义务）与政府斡旋。
即使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有两句话无法辨认。那是可以为他人出一臂之力的地方，在荒僻的地方，贫民房子，（当）教师
最高限度五百人。
“试用期一年”。
卡夫卡从未积极参加过政府集会。但是他以观察的方式参加所有为改善人类命运作出的一切努力。因此，他积极参加捷克群众集会和讨论会，我经常耳闻他对伟大的大众演说家如苏库普、克洛法契、克拉玛尔的具体分析（多半是尖锐的批评）。直到他死后，我在为写作长篇小说《施蒂凡-罗特》搜集第一次世界大战捷克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的材料时才偶然发现，卡夫卡与这一运动的一名幸存者——卡恰老先生熟识。根据他真实的、已得到其他方面证实的报道，我得以在我的长篇小说中写下这么几行：“在另一群捷克人中，另一个操德语的客人坐在大饭馆的桌旁，非常瘦，看上去很年轻，尽管他的实际岁数八成已经超过三十了。他整个晚上一言不发，只是瞪大了闪光的灰色大眼睛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对眼睛与浓密探黑的头发覆盖下的棕色脸庞形成奇特的反差。他是作家弗兰茨-卡夫卡。他常常不动声色地给这个团体以帮助。卡恰喜欢他，称他为‘Kitdas’，亦即‘沉默寡言者’或‘沉默的塑像’（假如人们试将布拉格行话捷克语译出来的话）。”这段话说的场所是那“姆拉迪奇”青年俱乐部的翻版。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捷克作家有盖尔纳、托曼、施特拉梅克、施坦尼斯拉克-诺伊曼、马雷斯、哈谢克等。
当然，在卡夫卡的职业生活中并非始终笼罩着阴暗色调。他有能力与同事和下属包括与他们中间思想非常简单或非常混乱的人相交。我的故纸堆中有这些先生中的一位给我的奇特的备忘录。开头的这两句话：“Nose－culesfilllEvaeInhoelacrlmarumvalle”，结尾处载着弗兰茨手书的笔记：“从开头记载的作者——一个五十岁的人——的一段经历中开了一个有弹性的、范围更广的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可通过东方犹太民族（达利雅——犹太人当今的母亲）和斯拉夫民族（乌尔苏斯——斯拉夫人当今的父亲）的结合以拯救二者，并造就西蒙——一个有宗教创造精神的新人。”弗兰茨把这篇奇特的纪念文章作者带到我这里来，我们三人一起去看了一场东方犹太人的话剧演出。关于这场演出后面还将予以报道。
在他写给我的一封取消约会的信中，他给他的职业活动抹上了一层堪称走在卓别林电影前面的幽默色彩：“我干些什么！撇开我其它的工作不谈，在我四个区域的主力阵容中，人们像喝醉了似的从架子上摔下来，掉到机器里面，所有房梁都倾覆了，所有斜面都松动了，所有的梯子都滑了下来，递上去的东西一概掉下来，送下去的东西人们自己则掉在那上面。瓷器厂的年轻姑娘们真叫人头疼，她们不停地连同手中捧着的高高的一叠叠餐具摔倒在地上。星期一我算碰到了最气恼的事情。……
“在日记中，他详细地记载了一个监督员年轻时的经历。然而他很难同高层人士合得来。——有一次，他激动万分地跑到我这儿来。他告诉我，他刚闯了一个大祸，这也许会使他失去花了很多力量争取得来的好职位（他为了父母的缘故而重视这个职位）。他被任命为设计员。理事会的一位高级人士召集了新任设计人员，向他们作了一番庄严的、教父施圣利般的讲话，逗得他（弗兰茨）突然大笑起来，不可抑止。我同心绪无法平静下来的弗兰茨共同起草了一封给这个高级官员的道歉信。事实证明这封信是写得明智的、不乏幽默感的。奇怪的是，弗兰茨碰到的总是好心人，好像是补偿他内心的障碍似的。他们促进他，至少不有意地与他过分亲近。而其他内心平衡的人一生中几乎总得同伴逆者纠缠不休。于是一切均被纳入某种秩序，这就是说：谁也别想轻松自在。
在职业生活中，精神负担日益上升，日益难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动的插曲十分罕见。关于办公室工作妨碍写作的问题，日记中写得惊心动魄，全无补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平常十分谦逊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须挣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肉一样，然后“大吃一惊”地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文学劳动而准备的，这种劳动对于我是一种神妙的轻松，一种真正的活力之表现；而在这办公室内，起草一篇该死的文版却必须从我有能力享受这种幸福的躯体上活生生地夺去一块肉。”那时他出于家庭的利益形式上接受了一家工厂的部分管理工作，后来不得不至少有时候抽时间关心一下这家企业。就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他那种语调急剧强化。这事情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他感觉到巨大的创作力在体内膨胀，却又为这种义务而压下去。他的抱怨与莫扎特答复父亲催促他接受“攻读学位”而从巴黎写给父亲的那封信非常相像，莫扎特写道：“您别以为这是懒惰——不！——而是因为它与我的天才、我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您知道，我可以说是钻在音乐里了——我一天到晚同它打交道——所以我乐于思索——研究——考虑。这里的这种生活方式（即阅读）妨碍我这么做——我当然需要几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一个人——这短暂的时间用来休息比工作更重要。”——可惜永远会有那么些庸人，认为天才有那么“几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就够了；他们不懂，白昼黑夜所有时间统统加起来才刚够使灵感和休息的交替来往保持宽阔的“振幅”，中途不受干扰。有些人认为卡夫卡出自真心地认为自己的文学工作是差劲的、微不足道的，并出于这个原因什么也不想发表；这些人会感到一定的惊讶：他居然像莫扎特在信中自封“天才”一样，以同样的自信在日记中谈到他的“能力”以及由可恶的日常办公室杂务造成的能力紊乱，这是我们接下去要摘引的。假如认为一个天才，一个目光敏锐、善于塑造的天才恰恰对他自己固有的独特力量看不清楚，那真是可笑之至。从外表看卡夫卡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自我低估；在他与所追求的目标，与宗教彻悟（说到底他的内心就是这样的）的关系中，他感到自己渺小；但这些根本不能阻止他正确地估价上帝对他的仁慈程度及这种仁慈在人间受到的阻碍的扭曲表达。他写道：
